非遗文化的传播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非遗文化的传播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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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助于提升非遗教育的效果，扩大其影响力、覆盖面，提高其知名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但再好的资源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那它也仅仅是一种事实存在而已。将全媒体引入非遗教育，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深入了解非遗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丰富和拓展非遗教育内容，增强亲和力和说服力，在全社会形成关注、保护和自觉传承非遗文化的氛围，接受非遗文化熏陶，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方式不仅有助于个人形成正_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且也有助于在全社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有助于创新非遗文化传播载体

全媒体包括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可以让非遗文化的内容采用不同的传播渠道进行传播，方便人们在各种接收终端欣赏、学习。我们可以利用全媒体技术的全方位、多渠道的特点，把非遗文化多媒体化，实现文化的传播交流。新兴的媒体技术降低了文化信息传播的成本，扩大了可利用的内容、渠道，方便了人们以更直接有效的方式来获取循环传播的文化信息。因此，非遗文化只有创新传播载体，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得以在时代中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策略

（一）充分利用新兴媒体进行传播

1.打造“非遗”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可以将“非遗”进行数字化并得以永久保存，受众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地限制自由地查看、获取相关知识，有利于促进“非遗”研究工作的展开。“数字图书馆是对收集、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进行数字化存储的网上图书馆，包括对经典典籍、研究著作、地方文献、研讨会议记录、研究期刊、音像资料、图片展示等进行数字处理和存档，方便网上查阅者的使用。”美国早在1990年就开始启动全国性的数字图书馆“美国记忆试验计划”（American Memory），其中一部分内容记录了美国几百年的风土人情，和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类似。

建立数字图书馆，可以保留“非遗”的原始文献资料和影像素材，为人们观看、研究、利用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公共平台，是“非遗”全民共享的重要途径。由于“非遗”数量较多，任务很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可以按照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不同级别的“非遗”名录，逐步建立和健全“非遗”数字图书馆。另外，“非遗”数字图书馆可以依托并挂靠在现有图书馆上，也可以单独构建数字图书馆。

2.利用微信、手机APP等移动媒体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每人几乎都拥有一台甚至是多台智能手机，人类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且具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特点，所以应当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加大“非遗”的传播，特别是对微信、手机APP等移动终端的应用。广东省文化厅在这方面就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2015年6月13日，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APP项目《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子地图》（手机版）已经正式上线。安卓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下载并安装使用，轻松地就可了解广东“非遗”项目分布、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等相关信息。

手机应用终端不仅能够缩短沟通的时间和空间，且已经成为人们如影随形的信息媒介，微信、手机APP等应用程序可以随时更新，随时关注，互动效果十分明显。就如王隽博士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过程中注重契合碎片化、短微化传播规律势必能够提高到达率，顺应现代受众的收视收听或阅读需求。”由于“非遗”整体信息量较大，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发具体到个体的APP软件，特别是具有商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非遗”项目。像黄杨木雕、瓯绣等传统美术类型的“非遗”就可以充分利用手机APP软件，把黄杨木雕和瓯绣的历史、现状、传承人信息、活动信息、相关制作工艺、品牌推广和意见反馈等内容用移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进行推广与传播，甚至可以做成销售平台，这是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紧跟时代潮流，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提高“非遗”的海外影响力

“非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也需要走出国门，向海外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非遗”。“非遗”的海外传播有许多成功的案例，例如国粹京剧、昆曲和泥人张都在海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特别是昆曲曾一度在西方掀起了“昆曲热”。同时，“非遗”也成为海外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海外传播对温州“非遗”的传播显得尤其重要与特殊，因为温州是著名的侨乡，有将近70万人在海外生活和经商，“凡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海外温州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鲜明的特征，祖籍温州的华人华侨在海外呈现“全球分布，地区积聚”的空间分布特点，以欧美为主，主要集中在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家。所以温州“非遗”的海外传播可以根据温州人在海外的空间分布特点，有针对性地向温州人聚集的国家或城市重点推广宣传。这样一方面可以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海外温州人，因为这些“非遗”是他们成长生活中的共同记忆，有着故乡的熟悉气息和味道，是情感凝聚黏合剂，所以在当地华人中容易形成“集体认同”和“共同归属”，成为海外温州人乡愁的寄托；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海外了解温州的异域风情。

（三）“非遗”的品牌延伸传播

“非遗”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代表着城市的形象，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非遗”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DNA”，由于这些“非遗”历史悠久，在当地颇有影响力，所以自身就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品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品牌效应，对“非遗”进行适当的开发和利用，衍生出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艺术品或产品。例如，可以把瓯剧、永嘉昆曲中一些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脸谱、服装、道具、动作造型制作成手工艺品甚至是玩具，把这些“非遗”元素融入本地的服装品牌设计、家具设计、瓷器设计中，或者是旅游景区及地标性建筑物的一些装饰中，把这些元素放在显眼位置。温州目前正在规划发展轨道交通，可以把具有温州地域特色的“非遗”作为一种重要元素融入车站的装修中，不同的车站选取不同的内容，这样每一座车站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不仅可以提升建筑物、服装、家具的文化层次，使其富有鲜明地域特色，还可以扩大“非遗”传播的受众面，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篇2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第四章第三十五条规定了相关公共文化机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职责。档案部门作为“记录历史，文脉传承”的公共文化机构，应以《非遗法》的颁布为契机，积极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留存历史，弘扬文化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档案工作的社会关注度和重视度。实践中，很多档案部门都实际参与了非遗保护工作，但其工作领域及重点普遍仅限于非遗档案的建档和保存，工作较为隐性。而“传承和传播”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关键，工作更加显性，在获得重视的倾向性方面有明显优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的文化资源。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初步统计，全国各地现存的非遗项目近90万项之巨。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我国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在强势、主流文化的冲击下，现面临着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较突出的问题体现在：一是法律法规尚未健全。我国非遗还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关管理规范、保护标准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健全。二是非遗传承意识淡薄。“申报热情，传承冷漠”的两极分化局面较为突显，多项申遗项目在申报成功后呈现出传承人断层，“绝活”无人问津的局面。三是申遗档案很难得到妥善保护。由于思想意识不足或保管条件有限，大量典籍、实物等珍贵资料难以得到妥善保护，有些甚至已流失或损毁。因此，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重视和加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和需要破解的课题。

二、加强非遗档案开发利用对档案部门及非遗的传承传播的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为保护或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地记录和收集整理而形成的对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历史记录。①档案部门作为非遗保护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结合其自身特点，突显出非遗保护方面的种种优势。如：档案部门拥有完整的档案管理设备和档案保护设施，可避免资源浪费；档案部门有完善的档案管理与保护制度，可为非遗档案的管理提供保障；档案馆公共服务意识和能力的提高，有效促进非遗保护工作顺利开展等。基于以上优势，很多档案部门都实际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例如：南京云锦、金线金箔、金陵刻经、秦淮灯会是南京人耳熟能详的国家级“非遗”，江苏省档案馆已经为这四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部建立档案。又如：2011年9月，云南省通海县档案馆接收洞经古乐和“高台”艺术两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档案进馆。由此可见，档案部门在非遗档案的建档和保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档案部门也应认识到非遗档案开发利用对档案部门及非遗的传承传播的重要意义，我们需要打破传统，转变工作模式，利用馆藏和现有条件，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

（一）服务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增强责任使命感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鼓励公民、企事业单位、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给档案部门保护非遗的职责提供了政策依据。③另外，《档案法》赋予了档案部门在档案理论科学技术研究、档案保护、档案宣传等方面的组织与指导职责。文化需要记忆，历史需要留驻，做好非遗的研究、宣传、传承和弘扬等环节则主要涉及到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档案部门要将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传播，视为弘扬和传承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神圣使命，履行档案部门“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是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工作创新的契机

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真实反映了地方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民间传统工艺等显著地方特色。和馆藏的党政机关的文书档案、普通的专门档案相比，非遗档案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其特殊性，有较大的挖掘空间。此外，非遗档案需要更深入的开发利用及全面的管理要求，需要档案部门打破传统观念和工作模式，进行全新的探索和尝试，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开辟创新道路。

（三）通过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促进非遗的传承和传播，进一步提升档案部门的影响力

档案部门不应将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局限于建档和保存。虽然做好建档和保存是非遗传承和传播的前提和基础，但档案部门应在做好“幕后工作”的同时，还应加大自身工作产生的“绩效”，在非遗的传承和传播上发挥优势，突破创新。档案部门要加强非遗的宣传，展示非遗档案开发利用成果，为非遗的传承和传播工作提出合理性建议及具体措施，在弘扬文化、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等重点工作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从而进一步提升档案部门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

三、非遗档案开发利用的途径

（一）广泛收集，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

收集工作是档案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前提条件。要做好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必先广泛收集能够反映有关非遗的历史起源、表现形式、传承情况等各方面具有珍贵价值的文献典籍、影音资料、实物道具等资料。非遗档案的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民间遗存量大。因此，档案部门要更新观念，多渠道、全方位地开展非遗档案的收集工作。此外，为了更好的留存历史，为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认知和研究提供全面的支持，档案部门应在全面系统的记录基础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非遗档案数据库，为非遗的宣传和传承提供便利条件。

（二）深入编研，编写文献资料

档案部门应立足馆藏，深入挖掘非遗档案独特的文化意蕴，并对其进行系统整理和考证研究，使其形成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编研成果，充分展现非遗档案的文化魅力。目前，我国非遗资料编研较突出的成果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中国文化遗产大辞典》、《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地图集》等，均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精华。

（三）加强宣传，弘扬历史文化

积极开展非遗档案的宣传，提高公众对非遗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弘扬优秀民族历史文化。首先，档案部门可借助文化机构的公众影响力，联合举办文化艺术节、博览会等现场展示活动。例如：上海闵行区档案馆在2013年国际档案日之际，与相关部门联合举办“城市记忆·经典闵行——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特展”。重点展示了马桥手舞狮、江南丝竹、七宝皮影戏等非遗实物展品和档案资料。钩针传承者们还在现场展示了钩针编结技艺等“绝活”，使百姓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④其次，档案部门还可利用社会媒体、网络等众多宣传渠道，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例如：江西省艺术档案馆已经建立并开通了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开开通的第一网——江西省非物质文化保护网，在提高社会公众对非遗的关注程度，推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等方面起到良好的宣传作用。⑤

总之，现在全国各地已形成一股强大的申遗热潮，各部门对申遗工作都给予极大的重视。身兼“记录历史，文化传承”重要职责的档案部门，要高度重视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将其作为工作重点。虽然我们还面临着工作机制、管理经验、资金及人力支持等多方面的困难，非遗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可谓任务重、难度高、阻碍多，但只要档案部门开拓进取，全体档案工作者齐心协力，必将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做出更大贡献。

注释：

①张惠萍.档案学视角下的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研究[J].云南档案，2012（09）：34.

②摘编自新浪新闻网（来源《金陵晚报》）.四大非遗走进江苏档案馆.2006-7-12.

③王云庆，万启存.守护精神家园——谈档案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J].档案与建设，2007（02）：15.

篇3

活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是指它的表现形式时时刻刻处于一种流动与变化的状态，而非静态停滞，致使它从最初的产生，到日后被完善，被创新，最终形成体系。生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性特征是指它依托于生态环境而萌芽成长，可接受外界的信号有所变化，实现其创新与升级。当它成熟完善后，又映射出生态环境的特征。传承性。非物质文化传承的重点是形态与内涵，传承的基础是传承制度与传承方式，一代又一代人通过约定俗成的传承制度与传承方式将其形态与内涵传承下来，才让世人看到穿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变异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的过程中，伴随着环境的变化，传承人的创新与改造，衍生出很多分支，表现形式上会产生变化，而其内涵却始终如一。变异性的存在也是其“进化”和“传播”的结果。二、高校艺术教育人才在非物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一）高校艺术教育人才是非物质文化传播的重要主体人是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主体，人更是非物质文化传播的主体。正是由于“人”的存在，非物质文化才得以传承与流传。非物质文化无论具有的是何种表现形式，它都需要人来将这种表现形式保存并传递下去。当然，保存的形式可以是通过书写留在纸张之上，也可以是通过技艺的传授得以保留。非物质文化是人类特有的文化，人就是它的传播主体。高校艺术教育人才是专业从事艺术学习、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人才，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掌握艺术形式，将艺术形式通过自己的努力展现到世人面前。相对于其他专业的人才而言，他们需要更多的承担起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工作。非物质文化作为具有稀缺性、濒危性特征，这就要求高校艺术专业人才更要重视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成为它传播的重要主体。各种类型文化的繁荣发展才使我们拥有了一个灿烂的文化氛围，在这个繁荣的景象的营造过程中，非物质文化功不可没，为了继续保持我们所拥有的文化可以继续繁荣下去，就要付出更多精力来传承与保护它，而这重任就落在了高校艺术教育人才的身上。

（二）高校艺术教育人才是非物质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非物质文化之所以具有“非物质”性就在于它不是以其他“固定”的载体存在于世间的，它的载体是人。它扎根于人的思想之中，存活于人的生活之中，通过人的所掌握的表现形式来展现，经过人与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传播、延续。非物质文化被称为是“看不见”的文化，它由人来保管，由人来经营，而人这个个体成为了它的“栖息地”。高校艺术教育人才会通过系统的学习来掌握艺术的深奥内涵，在他们掌握了艺术的内涵后，学习了艺术的表现形式后，再将这种艺术进行加工传播给更多的人们。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非物质文化进入了衰落期，年轻人们一门心思扑在“世俗版理想”的实现上，没有人愿意掌握非物质文化，成为非物质文化的载体。然而，掌握非物质文化的内涵与表现形式，是当代高校教育艺术人才的责任，他们既然选择了艺术行业，就应承担起这份历史使命，成为非物质文化的载体。

（三）高校艺术教育人才是非物质文化传播的重要客体或内容非物质文化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既它可以对个体实施社会化的教育，将个体塑造为传统文化的产物，将“野蛮人”变为“文化人”。人们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文化”的传播上，既文化内涵与文化表现形式的传播，却忽视了“人性”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精髓所在。通过科学家的实验与调查研究，“人性”并非是先天形成的，它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丰富，不断完善的，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并非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人所掌握与传承，也使人性变成成熟与完满，而人性的特征也同样伴随着非物质文化的传播而被传播出去。艺术教育人才在高校学习的任务除了掌握专业的艺术技能，再者就是通过学习塑造完美的人格。学习什么文化艺术，什么文化艺术的特征就会渗透到骨子里，伴随着文化艺术的表现而一同被传播出去。那么，高校艺术教育人才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载体的同时，自身也会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客体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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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在历史上的辉煌是举世瞩目的，就拿天津的杨柳青木板年画来说，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展历经了数百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藏品著称，其传承的完整度，是目前中国遗留下来的年画艺术中为数不多的珍贵手艺。但是在现如今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传统手工艺正面临着生存危机，正在濒临灭绝。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手工艺大多是长期经验的积累，主要靠口传心记的方式传承，其本身具有多种特性，如生态性、变异性、传承性、活态性等，所以对其进行保护的难度相对较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化技术发展迅速，尤其是信息技术、网络等手段的使用使得数字化技术在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令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有了崭新的途径。

目前，保护传统手工艺面临着许多课题，其中尤以利用数字化技术采集、存储传统手工艺，建立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数据库最为重要。这样可以实现手工艺的备档和共享，进而对手工艺进行挽救、传承与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传统手工艺的现状，并深入探讨了数字化的优越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手工艺传承发展的重要作用，最后简要分析了数字化保护与传播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数字化技术为传统手工艺的采集与存储提供保障

我国的传统手工艺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然而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基本上停留在对其制作工艺进行拍照、记录、物品收藏等简单的工作层面上，这种文字、录音、摄影、录像等传统保护手段，曾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些手段都存在着不同的缺陷，如书籍容易生霉以及录像带会因为老化使得色彩蜕变等，这些都会使记录在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损伤，其信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失真。另外由于拍摄时存在角度等技术因素的限制，也会对传统手工艺的保存和使用产生影响。数字化技术为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采集记录手段和存储方式。

数字化存储技术也为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提供了新的保护手段，通过数据库的建立实现对传统手工艺资源的有效保护。不仅可以把一些传统手工艺的档案资料如前期手稿、照片、制作工艺的影像等，通过数字化的处理，将其保存在实物的介质中，如光盘、数字磁盘等，之后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多维度的扫描，利用数字摄影以及目前最先进的三维建模等技术，将文物的图形结构保存，并且有着高精度的纹理信息。另外，多媒体网络数据库对非物质文化的完整保存也有着重要提升作用，通过数据库的保存和处理，可以使文物信息有序，方便人们对其进行检索。

现如今，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已经实施了一些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利用现代科技对手工艺进行保护。通过数字化多媒体，将那些珍惜的传统手工艺记录成档案和数据库，从而全面真实地将其中的历史价值保存下来。拿杨柳青木板年画来说，年画的成品的最主要来源是工艺师直接的手工作业。在以往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工作中，通常是用文字、照相、视频等方式来记录工艺师的制作过程。但是这些措施无法将工艺师的制作工程完整准确的记录下来。摄像在录制时只是在二维空间的有限几个角度上进行，虽然能够生成录像带和电脑光盘等方便储存的数据，但是在重现整个制作工程时，还是需要工艺师参与其中。在这方面，现代数字化技术就有着更大的优势。通过现代科技获取的信息在经过数字化处理后，能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更加完整地记录下来。而且其方便整理和重现的特性，也可以达到传统保护所不具有的保真要求，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更长久的储存下去。

三、数字化技术为传统手工艺的展示和广泛传承提供了全新的平台

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利用三维场景建模，在经过渲染，最后在利用虚拟场景协调展示等动画技术，对传统手工艺品和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方式进行真实再现；第二，建立的数字博物馆。将多种媒介形式传统手工艺的信息整合在一起，通过网络、有线电视等进行传播，这样打破时间、场所的限制，综合运用现代科技，使其适应大众传媒，成为一种崭新的应用平台，充分的展示和传播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博物馆就是一种适合于大众传播的数字化展示平台，它有别于普通的博物馆，它不仅包括静态藏品的展示，而且还对传统手工艺的艺制、传播方式、原材料以及民间生活方式等数以万计的传统文化艺术的整个过程进行数字化的转换，转换成数据，存入网络中。

就拿天津的杨柳青木版年画来说，它与传真画像、寺庙壁画、石刻线画并称为正宗的中华民族绘画传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等）在创作过程中，几乎都同是要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将两者完美地高度统一。年画艺术秉承了这一传统，将巨大的魅力和无穷的艺术感染力全部融会到质朴实在的民间年画中。而当人们使用数字博物馆后，只需要点击一下鼠标，就能看到杨柳青本版年画的制作工艺。一幅完整的杨柳青年画，要经过勾、刻、印、画、裱五大工序――勾，即勾勒轮廓；刻，即将勾成的轮廓刻成版样；印，即将版样印在纸上；画，即在纸上的轮廓描绘涂彩；裱，即将成形的图画装裱起来。通过数字博物馆，使人能如同身临其境的体验整个过程。在未来数字博物馆不断地发展，大众会越来越多的接触到数字博物馆，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流传下了的众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互联网是一种新型的媒体，这种信息载体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所以数字化博物馆可以将其受众从单纯的博物馆参观人员扩展到全世界每个介入互联网的用户。

四、数字化保护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注重人才的全面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发展人才是关键，以高科技为主流的趋势不可逆转，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需要创造情感，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保护不是机械的而是富有人性化、情感化。那么我们必须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这尤其需要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投入。而工业设计本身就同时具备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双重背景，那么为了配合实现高科技生产的目标，就更加需要专业人才不但具有较高的传统科学素质，同时要具备跨学科的专业能力，并且要融会民族、文化、艺术、信息等综合资源。这就需要我们将培养复合型高标准人才作为重中之重，将其与文化产业发展相融合，建立完整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二）数字化技术与原生态的平衡

数字化技术虽然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播与重建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过于强调数字技术的运用，也会使传统文化变得数据化和遗产化，这就会造成文化的原生状态的遗失。

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传承，意即传授与继承，是一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传于后人的过程，传授者和继承者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在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定要在人文的角度给予科技以明确的方向，赋予其正确的文化立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的，不停地在发展、在变化，那么我们在应用数字化技术时，必须从重视“静态遗产”的保护，转向“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共同关注的方向上发展。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与物质文化遗产相互统一的，都代表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那么我们在利用数字化技术时，必须转变单纯关注“物质要素”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转而对“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同时进行关注，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方向。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型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只有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原生意义，那么它们才能在自己适应的环境领域中更好地生存，长久持续地发展。

（三）文化风险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把数字化应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存在这一定的风险。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条件有限，需要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来支持，这样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的内涵陈述与订正的权利。将文化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一方面，这样就为他国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对一些未能发现的传统文化进行开发，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开发的权利，造成文化遗产的丢失。

参考文献

1吴娱：《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1）。

篇5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

一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如果山水建筑是骨肉,文化内蕴便是灵魂。一个城市综合素质的整体表现,需要靠文化来支撑。城市文化是城市格调的最佳体现,城市的文化格调是指由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文化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力量构成的一种文化状态,它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力及发展模式。一个城市所具有的文化格调是在若干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是文化创新力、文化市场力、文化运行力和文化吸引力的合力呈现。要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除了发展城市文化产业、重视城市环境建设、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和标志、引进优秀文化人才之外,还必须注重城市文脉的传承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直接构成城市形象,直接影响城市的文化格调。因此,要有效地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格调,就需要多元化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我们需要通过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挖掘、整理、创造,融聚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整合凝练出能够继往开来的城市个性文化,这个性文化既包括历史积累的传统成分,又包括具有城市个性的现代元素。文化起源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与创新,通过不断的更新创造而向前发展,文化是整合和超越的结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不一样:传播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在传承中加以保护,最有效的传承方式须与现代传播手段联系在一起。应该立足现实,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寻找答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播可以是多种多样,但艺术传播是其中最有魅力,也是最有可操作性的,同时也是提升城市文化格调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32届会议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遗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文化表现形式,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以及与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这三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表现的形式并非都是非物质的,物质层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要通过人格化载体、物化载体、文化空间载体、产业化载体等有形的物质载体来实现。”①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政府一定要发挥主导作用。以重庆为例,重庆要实现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文化高地”的目标,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着力构建十大文化体系,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把重庆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大都市,具体需要:1、构建以重庆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思想支撑体系;2、构建城市文化形象标志体系;3、构建城市文化产业体系;4、构建城市文化特色品牌体系;5、构建城市文化传播体系;6、构建城市文化人才体系;7、构建城市文化公共服务体系;8、构建城市文化保护体系;9、构建城市文化研发体系;10、构建城市文化保障体系。②其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就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这关系到重庆人文精神的培育。人文精神对一个地区至关重要,它是地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直接反映大众的文化修养、精神状态和心理品味,能产生无穷的道德约束力和精神驱动力,是一个地域的内在形象和软实力,人文精神还是地区发展的内动力,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关系到重庆实现科学发展的竞争力。

“重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地域风貌和精神内涵代表着重庆人民的精神气质,是重庆城市精神培育的文化资源。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精神培育相结合,是城市精神培育的重要路径和实现手段。”③即便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贫乏的城市,也能够并且应该在普通的民俗文化环节中寻找到有价值的资源并进行富有地方色彩的艺术传播。节日民俗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重大文化事象,它紧密地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在传承过程中又不间断地延续着、创造着、发展着,构成了一部在时间和空间活动上丰富的节庆文化史。关于节日的文化记忆的传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诉诸于文字的,一种是活形态的仪式表演,美国社会学家贝格森把仪式划分为微型、中型、大型三个层次,最后一个层次的大型仪式便是需要与日常生活区别开来的集体的庆典仪式。④在这里就有可能给各个城市的文化工作和艺术传播留下了余地。尽管例如清明这样的民俗节日不是重庆所独有的,但重庆的文艺传播工作者就以此民俗节日为主题创作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既注重保护民间节日的活形态,又对这一民俗节日注入了时代的和地域的内涵,从而有效地凸现了重庆同时作为古代重要关隘,现代历史名都和革命英雄之城的文化特征与格调,培育并实践了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重庆人文精神。

这部具有独创魅力的音诗画组合,以“清明”为主题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音乐会“追思怀古、吐故纳新”,在对观众进行高雅艺术熏陶的同时,弘扬了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音乐会以“亲近传统、亲近自然、亲近生命”为线索,以音、诗、画为载体,通过交响乐、合唱、独唱、民乐演奏、配乐独诵、齐颂等多种艺术形式,梳理、传导清明与人、世的和谐关系,展现传统节日“清明”的丰富内涵,为市民献上一场人文气息浓郁的艺术盛宴。在音乐会中加入了童声合唱《放牛歌》,童声朗诵、童声小合唱让孩子们在享受艺术的同时,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除了童声合唱,现场还有交响乐《清明祭》、配乐诗朗诵《清明•思乡•春》(马思聪曲,小提琴伴奏,其中包括杜甫、韩愈、朱熹、朱自清等古今文人名篇)、民族女声独唱《风筝》、女高音独唱《清明上河图》、二胡协奏曲《红梅随想曲》、无伴奏合唱《日月共生相思魂》等。清明缅怀的哀思在现场悄然弥漫,从古代走来,经历现代,又走向未来,充盈着静穆、恬淡、舒展的神韵,尤其是原创的交响乐《清明祭》、歌曲《清明上河图》和二胡协奏曲《红梅主题随想》升华了观众对先祖、先贤、先烈的思念之情,营造了观众对传统、自然、生命的敬仰之意,同时呈现并阐释了山城重庆独特的人文和历史内蕴。

二

《清明》这一成功的艺术传播形式启示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传播设计中,应该注意几个重要原则。

(一)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进行艺术探索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有关“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新的定义中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大类: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与上述分类相关的文化空间。应该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特点,对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进行更加有效的多形式、多业态综合开发,可以通过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等“整体保护、统一展示”的形式,开发“川剧戏台”、“故事村”等,在旅游中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劳动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又是在物质文化生活交流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而集市、庙会、传统节庆活动是民族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传统聚会,也是民族民间艺术大展示、大会演、大交流不可错失的良机和舞台。因此,利用集市、庙会、节庆活动,繁荣、活跃民俗民间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中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把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这6个节日列入名录,至于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从傣族泼水节到彝族火把节,从瑶族盘王节到藏族雪顿节等等,更是丰富多彩。既要在民众节日活动中保持传统节日固有的神圣性,使其合理文化内核或文化基因得以延续,又不可过度商业化娱乐化迷信化。现在的集市、庙会、节庆活动,普遍存在重视物质利益,轻视精神文化需求的倾向。如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集市、庙会、传统节庆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必将使人赏心悦目,显示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引导已开发和正开发的遗产在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同时,逐步实现其经济价值,将我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实现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传承性和周期性是节日文化空间最突出的特征,文化记忆的形式及其在文化机制中所发生的作用,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必须保护节日的核心价值体系。传统音乐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与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密不可分,某种表演艺术既可能是民间仪式、节日、庆典等集中的表演行为,也可能是商业化的戏曲、曲艺表演行为,还可能像日常的民歌传唱那样,纯粹是一种社会风俗行为,但它们大都涉及人们在特定文化氛围中开展的特殊的集体文化活动或社交行为,也就是一种个性化的生活方式。⑤

重庆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是重庆市着力打造的几大传统节日文化品牌之一,以传承中华文明,承载历史信息与古雅风韵。《清明》的艺术传播形态既丰富了人们的民俗事象,又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格调,将清明节的“个体思念”提升统一到“社会缅怀”的轨迹上来,以清明为创作选题,用歌声颂扬品格,用音乐礼赞精神,用诗歌吟诵风物,用现代化舞台手段呈现国画风貌,最终起到振奋时代精神,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二)视觉文化传播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新的艺术形态

文化遗产与文化安全密切相关,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牢固性、积累性和继承性的特点,但也需要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加强自身的文化的创新能力,增强文化竞争力。《清明》音乐会用交响乐、诗歌朗诵、大合唱、流动画面等艺术呈现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清明”之美与蕴涵于“美”中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将音乐、诗歌、画面较为圆满地结合,选择了交响乐与民乐、西洋乐器与中国民族乐器相结合的方式来传情达意,投影背景还会根据不同的章节打出相应的画面,令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营造了一种意蕴悠长的氛围。视觉文化传播的涉入是当代审美文化的普泛性特征的体现。视觉文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以独特的传播形态来表现和完成的,广义的“视觉文化传播”意味着不是由单纯纸质文字媒介和单纯视觉媒介传播信息,而是由视听媒介或视觉媒介对广义的可视形象实施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传播形态,视觉文化传播引导现代社会走向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或者泛审美化。《清明》音乐会传播的不仅仅是音乐艺术,传播形态强调旋律、文字与图像的互补与互渗,既不妨碍各自独立的艺术价值,又拓展了意义的空间,在互动共生中求得艺术形态的审美增殖。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性与影像化生存。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些内容独特而内涵丰富的个性化博物馆,图片资料、录音带、光盘等现代影像媒介兼具艺术与传媒的双重身份,是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像川江号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纯的被动保护是保护不下来的,必须让其文化内涵实现现代转型,把它们和视觉艺术传播进行有效结合。产生川江号子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原生态的川江号子已不能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因为任何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艺术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以渐变的表现形式才能得以持续传承。我们可以对川江号子整合包装,保留老船工的原生态歌喉,请知名导演将川江号子打造为集音乐、歌舞、现代舞台技术为一体的大型实景演出,或拍成旅游短片,或者在朝天门两江交汇处设计“川江号子水道”,拉动体验“川江号子”的旅游热,提升重庆的外部人文形象,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的生命。通过典籍的整理传承自己的文化,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首部综合性著作《川江号子》于2008年5月出版,全书近300万字,系统地介绍了川江号子的特征与形状,包括图片、文字、影响等内容。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转化中要注意本体性危机的问题。

(三)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艺术传播的地域特征

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一种突出的品格。这就要求充分揭示本土的文化内涵,展示其文化特征和风貌,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强化对本土遗产的文化自觉。地域性是城市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地域性差异明显的城市文化或者说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对城市的生存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差异性这种城市文化特色其实就是一种识别标志、认同标识,它增强市民凝聚力、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是促进城市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是城市的精神内涵,是促进城市延续传承的根本。我们要辨析城市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原因,认清城市文化地域差异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努力维持城市个性,理解城市内涵,继承城市传统,维护城市灵魂,以保护个性,求得城市的最大发展和社会的最大和谐,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

《清明》特别截取了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情感高点“红岩精神”,来观照历史,呼应现实。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以及具有重庆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打造重庆文化高地的基点。《清明》音乐会中二胡独奏《红梅随想》,时而雄壮时而如泣如诉的乐曲,诉说着对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讴歌和追思,宣传了重庆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首先是一种历史传承,是一代代先民的传统意识和心理状态的历史积淀和反映,更是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特色。城市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步发展而成的,由于地理位置、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差异,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域文化又有着不同的特色。作为地域的中心,城市承载着其所在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这是城市文化产生认同感、归宿感的基础,也是城市个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城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是城市应保存的有价值的文化内涵,是城市市民对本民族与本地区和本城市的历史、传统、及其载体的一种成熟的看法及行为表现。虽然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使当代生活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和世界性色彩,但这并不能完全取消各个地区的独特文化,相反还刺激了各地的城市文化向更具有地域性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三

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虽然是保护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传世性的,但遗产可以统一规划,多层次、多渠道、多办法进行保护性开发,同时加强传播力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项目推广,提高人们对于艺术传播的关注度,促进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要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从单一保护向全面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整体性保护转变。历史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基,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一个城市不能被代替的个性内容,就在她的历史遗存之中,一旦失去了历史遗存,与历史中断,就看不清自己的城市性格轮廓而陷入迷茫,只有不断去发现、确认、抢救、保护、发展、传播、创新历史文化遗产,才能延续文脉,传承历史,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融入现代,使城市发展走向未来。(责任编辑:郭妍琳)

① 吴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化保护与传承》,《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② 李炳仁《文化强市:重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必由之路》,《重庆行政》,2007年第3期。

③ 牟延林《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风貌、精神内涵及城市精神的培育》,《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④ 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的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⑤ 廖明君、杨民康《传统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

Artistic Communication of Inheritance of No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on of Urban Cultural Style

LIANG Xiao-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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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1-0145-01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已被社会所重视，它即是本民族的传承，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中国历史文明的一部分，它不仅记录着民族历史的繁衍变迁，也融合了强大的民族精神。因此，对于我国非遗的保护及传承问题至关重要，它关乎我国民族文化对外的发扬，也可以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文化保障。许多国家接受的是我国现代化文明及发展，却并不了解我国为之坚守保护的一些传统文化，或者根本没有途径接触到这些。由此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对于抢救这些古老文明显得尤为重要。

近几年，中央电视台创作并播出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例如纪录片《中国记忆》，它是针对中国濒危的非遗项目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寻和整合，以纪录片的形式重新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该片精心挑选出30个非遗项目，以尊重原貌为宗旨，对其历史文化价值和濒危状况等进行跟踪拍摄。而《舌尖上的中国》更是以独特的视觉切入，配以精美的画面，带给观众视觉和味觉上的双重享受。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国外观众很自然地对一些传统的制作工艺产生兴趣，并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初步了解。这些优秀的非遗纪录片不仅向本国受众传播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同时也肩负起了对外传播其文化内涵的重任。

一、立体回视中国历史

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主要围绕我国故宫的稀世珍宝展开，然而每一件稀世珍宝又与历史和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能够反映出中国过去与现在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工业、农业等多个领域的状况。例如该片在讲述陶瓷组修复唐三彩马的片段中，观众得知唐三彩马作为陪葬品在唐代非常盛行，从而多方位地折射出唐朝文化的绚丽多彩；木器组修复的木雕佛像经千年岁月的冲刷洗礼，金漆虽已剥落，木胎肌理，然而辽金时期的宗教文化可由此窥见一斑。通过对器物的修复和手工艺人的描绘，当下的文物修复者与上一任修复者之间，凭借流传下来的修复技艺得到有效对话，贯穿古今，展现了我国辉煌鼎盛的历史。

二、多角度体现国家形象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这是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李西科・古兹曼的名言，其形象地道明了纪录片在国家、民族历史上的地位。[1]也正因如此，纪录片可以最直观地表现出一个国家的形象。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的文化发展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国家形象构成要素的丰富性，与纪录片题材内容的丰富多样性相一致，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塑造及传播国家形象的前提与基础。当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被认可和接受，对应的中国文化也就在国际上得到了理解，因而形成文化认同。导演陈晓卿曾说：“《舌尖上的中国》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舌尖上的感动，另一部分是正在变化中的中国，这是两个密不可分的部分。我们希望观众从中国人对美食的热爱里读到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从中国人对生活热爱里看到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进步和发展。”[2]《舌尖上的中国》虽描绘了众多平凡老百姓的厨房故事，却也代表着劳动者的伟大和一个民族坚韧不拔的精神，诸多的细节共同刻画了博大渊源的中华文化和包容稳重的国家形象。

三、国际化的文化通融

中国文化是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化，但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的文化来源并不知晓。当前我国谋求和平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传播有利于我国和平外交，也是中国文化输向世界的良好窗口。

“共同”是文化间的桥梁。在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纪录片的创作中，纪录片导演们既明白中国传统的文化该用何种方式巧妙展现，也能够把握国际化的一种接受审视方式。《留住手艺》是央视制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纪录片，其中有一集名为《神奇的万载花炮》，讲述了江西万载有一种濒临失传的制作花炮的古老技艺，让观众了解了花炮的起源与发展。花炮兴起于唐朝，后传至日本、朝r乃至全世界，其生产过程发生了许多变化，随着烟花的发明，人们把鞭炮和烟花统称为“花炮”。如今许多国家仍然会燃放花炮。该纪录片不但将古老中国的形象展现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而且也在现代化的生活中找寻到了与之呼应、能与国际范围内受众进行文化交流的契机。

参考文献：

[1]张桐，朱涵天.浅析纪录片与国家形象塑造的关系--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J].速读（中旬），2015，（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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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艺术展演策划的一种，非遗文化艺术文化遗产展演策划，立足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展现其自身特色性的文化魅力的同时，实现这类珍贵文化艺术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结合。体现在两个方面：特色艺术魅力整合策划感召。即把某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项目中所蕴含的各种特色，经过现代化的编排整合，使其具有现代社会的时尚气息，在引发人们关注的同时，感召人们积极地尝试以丰富个人与所在区域的文化生活。如针对蒙古族长调民歌专项展演的策划，把长调在蒙古族歌曲中运用的优点都用起来，让人们充分见识其形式与内涵丰富性等，推动人们积极地模仿、学习与创新等。特色艺术魅力拓展策划感召。即针对某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项目的某一种或某一个魅力元素等，进行内容丰富性展演策划，实现创新性的魅力拓展，吸引人们积极地欣赏与学习。如针对皮影戏中道具皮影的制作展演，让人们对充满神秘感的皮影其制作过程有着更加详细地认识，如选皮、制皮、画稿、镂刻与敷彩等过程，驱动自己从个人知识与技能出发加强皮影道具制作的研究。

1.2专项功能群众需求性满足吸引

由于非遗文化艺术遗产是特定地域的人们智慧与文化的传承和积累，其得以产生和丰富发展本身，就是其自身某种功能对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满足意义。在实际的展演策划中，可以抓住两个要点切入：群众健身性功能满足策划。即充分开发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表演性，尤其运用其表演的美与魅力，让人们积极地加入与行动起来，实现对某项技能的学习，达成自己健身性的需求满足。如通过井陉拉花的展演，引导人们“把井陉拉花改编为大众健身操引入全民健身的范畴之中”[1]，则具有传承、保护与促进参与者身心健康发展的多重功效。群众娱乐性功能满足策划。即在展现策划之初，就充分挖掘其精神娱乐元素，实现人们在欣赏与学习中的身心放松。如针对凤阳花鼓的展演策划，就可以充分运用动感的氛围，策划加入一些幽默或搞笑的元素，如具有戏谑性的击打动作，具有直接搞笑作用的演员表演等，达成人们欣赏过程的身心放松。

1.3文化适应性熏陶

根据文化艺术展演服务的对象性，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展演策划就要首先在确保文化适应性的基础上，来完成对受众的教育与引导。在实际的策划实践中，有两种路径：地域文化特色适应性策划。即在展演策划中尽可能地发现与创造非遗文化艺术遗产与受众所在地域文化的结合点，从文化艺术遗产自身的亲和性出发，吸引更多的群众关注，激活更多的参与与创造。如黄梅戏在蒙古族马头琴音乐故乡展演时，可以在黄梅戏戏曲中加入马头琴的元素等，以此实现不同文化遗产之间的交流和碰撞，激发创新的灵感。群众文化心理适应性策划。即在展演策划之初，就首先从群众对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兴趣需求、个人精神提升需要，以及其他的心理需要出发，做出具有针对性的策划，实现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对群众最直接地满足。如非遗聊斋俚曲进乡村的展演策划等。

2非遗文化艺术遗产展演策划类型

作为一种展演，既具有非遗文化艺术的传播功能，也具有依托非遗文化艺术为载体的表演性功能，让人们通过直观的视觉、听觉与其他的具象共鸣，实现人们内驱性地学习、活动参与及创造性丰富。

2.1非遗文艺展演

根据当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的性质不同，演出组织形式也不同，典型的演出有两类：单项非遗文化艺术遗产专项展演。主要指那些无论从外在形态、内容与发展都比较成熟的非遗文化艺术遗产种类。在当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有戏曲类、乐器演奏类、舞蹈类与其他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活动（如舞狮舞龙等），他们都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在特定的主题下对群众开展相关的文化艺术教育，如昆曲的专项演出，让群众在欣赏活动中了解到昆曲中的唱念做打、舞蹈、武术，以及其中曲词和行腔，并会根据自己对其他戏曲种类的了解，展开对比性地学习，实现展演传播的目的。多种非遗文化艺术遗产整合性展演。即按照某种科学性的程序，把多种非遗文化遗产组合起来，使其具有表演性的形式与传播的功能。如把贵州侗族大歌、广东粤剧、剪纸、皮影戏与朝鲜族农乐舞等，按照某种内容主题编排成一场文艺演出，实现对群众全面性教育与非遗文化艺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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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2-0008-01

一 研究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是人类珍贵的文化记忆，它文化内涵丰富，但面临着缺乏保护载体，展示平台和充分的资金支持的状况；而游憩商业区（简称RB”）拥有广阔的空间、人流和资金流动，却缺乏特色文化内涵。

那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拥有适宜的空间，大量的人流、资金流的城市游憩商业区，则有可能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增加非遗所需要的人员要素和资金支持，促成非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通过在游憩商业区内进行非遗文化产品的开发，则有可能将非遗资源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创造出经济效益，并提升游憩商业区的文化内涵与吸引力，从而推动游憩商业区的发展。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要想实现互动，除了具备“需求”作为内生动力外，还需要有实现二者接触的媒介。这个媒介，需要能够使非遗的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满足游憩商业区的发展需求，又需要具备非遗发展所需要的人员载体，物质载体和空间载体。本文将重点研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互动的媒介。

二 媒介的选择

对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研究发现，RBD的形成实质上是城市商业活动与旅游活动、游憩活动及休闲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文化+旅游+商业”的发展模式是适宜游憩商业区发展的理想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文化（内涵）为灵魂，以游憩（活动）为平台，以商业（盈利）为动力，既适应城市居民休闲活动以及城市旅游发展的需要，又实现“以旅促商，商旅互动”的效果。

而非遗文化能否作用其中，成为这个模式中的灵魂呢。这就取决于非遗文化是否具有商业盈利的价值，也就是经济开发价值。经济开发价值是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价值形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价值利用。通过研究发现，非遗文化具有丰富的经济开发价值，包括文化旅游开发价值，休闲文化开发价值、艺术品开发价值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价值等，因此在对游憩商业区发展模式探讨的基础上，结合非遗所具备的经济开发价值，我们认为，非遗与RBD互动的良好媒介就是利用非遗的价值，在游憩商业区开发非遗文化产品。借助于非遗文化旅游产品，休闲文化产品，手工艺品等产品或活动，实现二者的互动。通过这些活动项目，非遗实现了其向文化资本转化，产生经济效益，并满足游憩商业区文化需求，推动RBD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在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中，产生了非遗传播所需要的人流，文化空间，和物化载体。这种媒介可以从内容上来划分，也可以从形态上划分出不同的类型。

三 媒介的类型

1.从内容上划分媒介。

从产品内容上分，可以将非遗文化产品分为文化旅游产品，休闲文化产品，手工艺术品，文化创意产品等。

（1）非遗文化旅游产品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定时空关系中，是传统文化的活的记忆，是原生态的历史遗存，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对旅游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游憩商业区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空间之一，借助非遗文化，通过游憩商业区内的文化旅游开发，旅游者融入到文化旅游活动，可以从中动态地了解历史、认识文化，满足文化需求。所以，非遗文化旅游，可以满足游憩商业区旅游者对文化的需求，也可以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播。

（2）非遗休闲文化产品媒介。

学者程遂营指出，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国国民传统休闲活动的产物，我国现代国民休闲方式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着非常强的休闲价值，可以开发出系列的休闲文化产品[1]。游憩商业区也是城市休闲的重要场所。通过在游憩商业区内进行非遗的休闲文化开发，可以满足游憩者的休闲需要。非遗休闲文化产品，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和人气，是非遗与RBD互动发展的重要媒介。

（3）非遗手工艺术品媒介。

传统手工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传统手工技艺下创作的手工艺品，艺术水平高超、艺术形式独特，具有观赏价值；有些作品虽历经沧桑，但仍具有装饰、陈列等实用价值，因而完全可以进行相应的非遗工艺品的开发，利用游憩商业区的平台，在游憩商业区中销售，满足外地旅游者和本地游憩者的购物需求，既使非遗文化转化为商品，实现经济价值，为非遗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又使非遗文化有了依附的载体。

2.从形态上划分媒介。

总结起来，游憩商业区所开发的非遗文化产品，构成了非遗与RBD互动的媒介。具体而言，从形态上讲，这些非遗文化产品消费的空间，又构成了互动的空间媒介；消费活动的参与者，也就是商户，传承者，游憩者，构成了互动的人员媒介；而非遗文化的具体物化商品，构成了互动的物化媒介。

（1）空间媒介。

空间媒介为非遗文化提供了展示平台与传播空间，即空间载体，同时也是非遗文化产品得以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场所依赖；空间媒介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静态空间媒介，即一定的活动场所，包括游憩商业区的各条街道和商业街上的各种非遗文化产品商铺，这需要完善的基础服务设施作为支撑；二是动态空间媒介，即各种表演活动和游赏互动的过程，通过观看演出乃至游客亲身参与活动，完成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三是氛围媒介，游憩商业区浓厚的文化氛围，让游客置身其中，即使不购物，也是一种熏陶，此时，媒介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吸引物。

（2）人员媒介。

人员媒介包括非遗文化产品的传承者（包括生产者，经营者），又有游憩者和购物者。这些人员，既是游憩商业区的经济活动得以实现的主体，又构成了实现非遗文化传播的传播者与受众。

（3）物化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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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体育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 研究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所创造积累的重要文化财富，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力和劳动力的复合与统一的完美体现，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1]。

深挖本地域特色文化内涵，阐释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新时期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创新工程，符合河南省建立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要求，是推动中原文化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打造鲜明地域特色、展现中原风貌、提高中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1.研究目的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远流长的中原历史留下的文化印迹，体现着中原的竞争力，同时河南省的非遗文化的开展仍存在着发展缓慢的态势，为促进体育非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本文欲着重分析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以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选定体育非遗文化的角色定位（奥运机制还是群体机制？），分析制衡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发展的因素，试图通过对现代瑜伽项目的研究为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提出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谁来传承？传承什么？如何传承？”的问题。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对中原生态体育文化信息进行抢救、集聚和整理，研究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综合涉及传统的人类学，快速发展的传播学和亟待完善的体育学。通过这些学科理论知识的运用，不仅可以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一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尝试，而且还有可能为丰富这些学科的理论成果添砖加瓦，为满足该领域的教育和研究需求起到积极的意义。

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研究，可以扩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社会影响，对于其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地助推作用，还可以详尽的了解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与问题；同时，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与开发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发掘，符合河南省现阶段积极推进的把河南省由文化资源大省建设为文化产业强省的战略决策和大力实施“中原文化崛起”的既定方针，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意义，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河南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

（2）实践意义

研究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武术文化遗产，对深入认识和了解河南地域武术文化，全面地认知中国武术文化版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一方面对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体系进行整理与挖掘，探索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从而调动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引起人们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的关注，不断加大对其保护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借鉴瑜伽的发展理论和经验，探索如何在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发展之间找到对其进行保护的科学、合理、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其生命力，为河南省更好地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建议，以利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研究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具体对策，希望能够为相关部门具体实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政策实践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2005年12月，国务院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根据国务院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及文化空间。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在河南境内，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与体育相关的且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文化，是河南人们创造的体育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综合。

（二）传承和发展的概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中明确指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提出了保护与传承、发展并重的工作要求。在现代科学体系中，“传承”一词首见于民俗学中，以20世纪30年代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为标志，他提出要对普通人的日常民俗事象进行研究，从而阐释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及发展特征。国际学术界形成了其他与传承相关的理论主要有传播论学说的维也纳学派、曼彻斯持学派与傅厄斯学派等[2]。《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湖南传统武术传承研究》中提出传统武术的传承就是由传人实施的，在代际之间进行的技艺、理论、习俗等传统武术文化内容的传递和传播。

研究认为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即承袭、创新并广为传播。承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价值、文化渊源、宗教仪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和生态环境。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在传承谱系比较明晰的武术基础上，创造理论和技术体系比较成熟的武术技艺和健身、养生功效突出的套路，使其具有生存、发展的特定空间和时间维度，植根于民间的活态的传统行为方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核心就体现在它的传承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变异与创新。同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会随着社会特征、竞技生活、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发生变化，会影响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思想，因此，完善的传播方式对扩大非遗文化的影响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现状

1.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保护研究、立法研究、制度研究、现状调查等，但都侧重于本区域的研究，地域性研究体现了一定的区域特点，但从总体是显示出各地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并在保护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当地文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传承方式。

2.国内关于体育类或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观点

国内学者多以本地区的非物资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根据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追溯，相应的提出传承和发展建议。

牛爱军从全民健身和民俗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融于当地生活风俗中传承，并结合当代新农村建设，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发挥体育的健身功效，根据项目特点进行开发，提出商业开发与创意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式。

白晋湘从法律角度出发，指出健全法律保护机制，建立管理和保护体系，建立体育博物馆，开展文化普查工作，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

社会活动和社团的开展体育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姚应祥对湖州船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加强立法、加大宣传、依托学校，建立体育社团，开发旅游的传承建议。董亮在对四川少数民族体育的研究中指出要将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体育文化遗产发展成为大众健身娱乐项目，延长其生命周期。

张巧凤对非遗文化的软文化实力进行研究，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高我省文化软实力》中指出调动传承主体的积极性是对非遗文化的可持续性延伸，提升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是文化竞争力的优势所在，应打造河北特色的非遗文化品牌。

李荣芝、虞重干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指出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传承途径、竞技化途径、社会教育途径、生活化途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也针对民众缺乏民族传统知识认知现状，提出加强政府管理、加大媒体宣传、维持文化“原生”的生存环境和发挥院校优势及赛事促进等建议。王林在《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与对策》中指出应营造适宜传承的文化生态，加强传承人的名人效应，加强传承梯队的建设。徐旭对岭南醒狮文化的研究中，指出要推动武术与醒狮相结合的影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安剑群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人龙舞”的文化传承研究》提出要进行广泛地区的横向传承，和不断创新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加强群体性传承和学校传承、社会传承的方式相结合；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陈关于发展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立法、教育学、传播学、民俗、社团、社会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奠定了一定基础。

3.关于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传承管理机构的研究中，王志高的硕士论文《嵩山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强调法治机制的建立，建立有制度的组织运行方式，提出以发展武术文化产业的方式传承和发展。

在传承主体的研究中，王玉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及挖掘保护对策》提出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将非遗保护工程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本人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中提出通过对健身团队的管理和扶持，推广和传承非遗文化的技艺推广。

在传承内容的研究中，李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民族传统-以河南少林武术、陈氏太极拳为例》指出要加速多种方式的宣传，挖掘民俗文化的体育娱乐审美价值；王伟红《河南省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提出开发非遗文化的器物层产品，做大做强非遗文化品牌活动，建立省及地市“非遗展示中心”。

在传承方式的研究中，任丽萍《传承・创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校体育研究》中提出将其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体系；倪同《基于JSP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硕士论文中提出建立数据库，有效提高非遗文化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供可视化信息，用网络模式提供资源共享，数字化宣传和保护非遗文化；赖学鸿《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思考》提出政府政策导向与舆论宣传是推动其传播和发展的保证，形成主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科研之路，利用商业开发实现体育文化传承和弘扬，建设体育加旅游的产业机制，构建教育为中心的传承机制；王静的硕士论文《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资源开发研究》中提出通过培养专业的出版人才，开发高质量的传统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相结合的方式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郭鹏飞《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强调要加大普及力度，调动民众文化自觉性，在政府主导下，依托学校教育资源，提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加强非遗文化的长远规划和管理。

综上所述，对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管理有了专题的研究，但为数不多，对传承主体还仅限与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对传承团队建设的研究基本没有，传承内容上提出了对体育健身价值的延伸和器物层面的开发，传承方式聚集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晶，大多数认为多种形式及层次的广泛传播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篇10

“世界上每一分钟都有一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消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古流传至今,经过一代一代人的传承,它伴随着时展,承载了一片土地的故事与历史。现今大力倡导“可持续”发展,非遗文化同样需要,在保护中求得发展是关键。旅游业是面向大众并且具有文化特性的产业,它具有宣传力大、受众群体广、包容性的强的特点,将江西的非遗文化与旅游产业进行结合,不仅有利于大众理解和认知这些文化,而且非遗文化也可以得到发展

(1)大力开发旅游业,将当地的这类文化作为开发重点进行宣传,吸引外地游客前来观看,更多的展示机会给传承者带来了经济效益和精神鼓励,进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获得更多的经济支持与精神鼓舞。通过旅游展演,吸引更多人了解并且喜爱这些民间传统文化,这也是拓宽传承空间的一种体现。

(2)旅游产品开发使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发展工作能够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旅游业的发展势必带动旅游产品的需求增多,非遗文化产品凝聚了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具有担当旅游产品的优势。将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产品开发相结合,使传承传统文化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共同得以实现,非遗文化产品作为旅游产品进入市场,提升当地的经济效益的同时使非遗文化的保护性发展事业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

(3)旅游产品开发利于发掘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旅游产品是结合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民族民风和生活生产的产物。在将非遗文化产品开发为旅游纪念品的过程中,需要对它的传承发展、内涵寓意和突出特点等进行深入的挖掘,这一过程能够得到许多之前不为人熟知的故事进而丰富其内涵。

2.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江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方面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缺乏保护性理念,对非遗产品资源的开发和保护性措施还不够。

(1)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研究不够深入,宣传形式趋向单一

针对如何将旅游产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融合,如何保护性地利用非物质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旅游商品方面的研究还不足。当地在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方面,大部分依赖路标和展示牌这种传统的宣传形式,传播范围狭窄,缺乏网络 、影视广告方面的利用,不仅大众知之甚少,当地的群众对非遗文化也了解的很少。宣传力度不够,导致群众很难与这些传统文化产生心灵的融通,保护性发展工作进展甚微。

(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资源的开发模式有待进一步拓展

江西许多已开发的非遗文化旅游地基本上停留在以“参观”为主,与当下流行的“融入”型农家乐在这一类体验性质的旅游模式相比,缺乏创意和吸引力,“参观”旅游是供旅游者了解非遗文化发展历史和故事传说的一环,相关部门和旅游开发商对非遗文化特色旅游产品和让旅游者参与制作的模式开发还不够。

3.加强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产品开发的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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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媒介技术的进步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新的机遇与发展平台。面对现代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变迁与冲击，江汉平原皮影艺术应立足地域特色，借助多种媒介形式，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的有效传播。

一、新媒体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意义

（一）丰富皮影艺术的传播内容与形式

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不再是电视、报纸等某一种传统媒介方式的单一传播，而是集合3D技术、数字影像、虚拟现实等新兴手段的“协同”传播。基于此，江汉平原皮影艺术可以通过多种媒介形式更加全面、立体、生动地呈现在受众面前。与此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产生的社交娱乐平台，兼具娱乐化与流行化的特征，可以为固化的艺术形式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创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表达形式。

（二）促进皮影艺术的交互化传播

随着数字技术、多媒体技术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单向传播方式逐渐向双向、多向传播转变，这使得传受双方的互动性大大增强。皮影艺术的受众不再是简单的接收信息，也成为了信息的制造者、传播者和分享者。借助抖音、微博等新媒体平台，新媒体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兴趣，对皮影艺术的内容报道进行讨论和反馈。

（三）推动皮影艺术信息的广泛传播

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的传播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在这一前提下，非遗的传播可以突破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有望在更广阔的环境里被人们所知晓。2021年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较2020年3月增长8540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0.4%。可见，我国网民规模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基于互联网的线上沟通平台已然变成人们获得信息的主要方式。因此，利用新媒体传播方式，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将江汉平原皮影文化艺术传播至世界各地，使其为更多的新媒体受众所知晓。

（四）培育多元化的传播主体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播资源的丰富，很大程度上冲破了少数大众传播组织对传播资源和渠道的垄断，为社会大众进行信息传播提供了条件，这也使得信息的制作、传播变得更加便利。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亦将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主流媒体，包括传承人在内的每个个体均可发声，积极投身于皮影艺术的传播实践，这使得江汉平原皮影艺术有望重新活跃在大众视线之中。

二、江汉平原皮影艺术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传播内容和形式陈旧，缺乏深度传播

随着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变化，传统的皮影艺术与现代的生活方式存在一定的文化距离。目前，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手段大多表现为传统剧目的现场演绎、报纸杂志对传承人展开专访、皮影艺术作品鉴赏、纪录片等，上述传统的传播内容及形式缺乏新意，对置身于新媒体环境的用户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此外，由于相关传承人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资源的整理缺乏系统性、挖掘深度不够，导致媒体传播者得不到足够的信息内容资源，因而对其难以形成整体的认识，最终导致传播者不能有效地完整地把江汉平原皮影艺术呈现给受众。

（二）传播受众流失严重，存在代际失衡的现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通过生动的传播实践来实现，其存在和延续需要有受众的欣赏、分享。随着现代新兴媒体的迅速发展，数字媒介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平台，皮影艺人恪守的传统表演规范与程式已经难以得到年轻受众的认同与接受，观众资源流失问题较为严重。此外，学校在非遗文化的教育与宣传方面的工作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年轻人对中国传统非遗文化缺乏了解，也加剧了非遗文化传播受众的代际失衡。

（三）传播主体各自为政，缺乏协同机制

现如今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仍旧多依附于口耳相传与现场演绎，部分皮影艺术受众则借助新媒介以短视频、微博信息等形式进行自发传播，但由于缺乏协同机制和统一的规范引导，导致传播主体的力量分散。且由于传播者的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传播的相关信息也大多从个人审美出发，加之传播内容杂乱，因而无法规范系统地反映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演绎、雕刻和唱腔的特色，传播效果不容乐观。

三、新媒体环境下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播创新

（一）运用现代科技，创新江汉平原皮影戏的传播形式

1.将皮影声像资料进行数字化转换

传播者可以运用超清摄影、网络通信技术等新技术手段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信息内容进行数字化采集，把资料信息转变为可以度量的数据化、可视化的资料，进而存储于计算机和互联网云端，以供受众浏览欣赏。在对其进行影像化记录的过程中，需要专业的影像制作人员深入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传承人群中去，围绕学艺、工序、作品、传承等不同方面对传承人进行采访和拍摄记录，近距离地感知传承技艺、皮影文化，用影像记录、还原真实的内容。与此同时，相关团队还要邀请、组织专业的研究人员将其由来、发展、流变等方面的资料进行梳理，并使其内容符合大众文化的语境；在将相关音视频资料分类整理后，需要录入档案管理数据库，以便实现对皮影艺术的数字化保存，以为其内容创新提供借鉴。

2.搭建皮影文化艺术虚拟仿真平台

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建立仿真三维场景，将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制作或表演过程以及传承环境进行原样再现，实现受众与虚拟空间环境的近距离接触。通过建立体验式交互平台，将江汉平原皮影项目转化为数字文化形态，受众只要点击鼠标就可以感受模拟真实环境的三维动画演示作品，通过模拟制作过程可以加深受众对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了解，进而实现深度传播。

（二）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创新传播渠道

1.打造富有特色的网络服务平台

政府部门或文化部门可以运用信息化、数字化等高科技手段构建江汉平原皮影戏特色网络服务平台，在此基础上适当整合皮影戏的历史文化、影像照片、音视频资料以及相关学术研究成果等多方面的珍贵文献与资料，以满足用户不同层次的文化需要。同时，还可利用数字技术开发江汉平原皮影戏艺术创意体验应用App，借此增强传受双方的双向互动，满足用户活态体验需求。

2.有效利用自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推广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普通大众提供、分享信息将日益便捷，社会公众在传播过程中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关团队应充分利用以微信公众号、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矩阵，借助其个性化、交互性、碎片化的特点，建立起江汉平原皮影戏艺术的统一媒体账号，以H5、热门话题、动态长图等新兴表现形式同受众展开积极互动，以此提升个体用户投身文化宣传的主动性，从而孕育一批关心和热衷传承江汉平原皮影文化艺术的年轻群体。

3.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度融合

当前，发展新媒体、促进媒体融合发展，已成为传统媒体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非遗文化在打造自身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同时，应紧跟媒体融合趋势，借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有机融合所搭建的兼具公信力与新技术能量的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近年来，依托媒体融合进行非遗文化宣传的节目层出不穷，如《国家宝藏》《传承者》等节目，通过电视频道的首播和各平台的分播可以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播。江汉平原皮影戏艺术的相关传承传播工作者可参与到电视节目和新媒体宣传活动中去，结合时代文化消费的发展趋势，扩大皮影戏文化艺术影响力。

（三）实施跨界融合，推动江汉平原皮影戏产业发展

1.皮影+数字文创

基于腾讯与故宫博物院跨界融合的成功示范，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相关团队也应根据年轻社群的文化心理和消费需求，在凸显传统精神文化内核基础上，凭借生动的数字创意形式吸引受众。现如今游戏、音乐、社交等文创业态的开发使传统文化的呈现方式日趋多元化，相关团队可通过提取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典型元素进行创意设计开发，挖掘、开发出生动的影人表情包、趣味方言唱腔语录、线上DIY“设计+定制”、皮影元素定制游戏皮肤、数字明信片、数字漫画等多元化的数字产品，实现皮影文化的数字化创新。

2.皮影+影视

一是相关团队可以致力于皮影题材的动画制作与推广。将皮影艺术与动画结合，融合影人的形象特点，挖掘符合当下文化价值观的“新”产品，创造出符合现代受众审美需求的皮影动画产品。二是推动皮影艺术在影视领域的宣传推广。近年来，国产剧非常重视历史文化输出与转化，剧集中常常出现传统艺术的身影。如饱受赞誉的《清平乐》的片头、剧集中的剪纸艺术、皮影戏等传统艺术巧妙地融合在了叙事中，广受观众喜爱。此类剧集的成功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度逐渐提升，皮影艺术与电视剧的结合有望为大众喜闻乐见。

（四）加强教育宣传，培养江汉平原皮影戏的新兴消费市场

若要实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有效传播，需要培养一批新媒体传播方面的创意人才。一方面，传承人与相关从业者应主动接受新媒介，树立创新的传播意识。另一方面，广大数字用户也应该学习掌握数字技术，寻找与现代受众审美相契合的创意元素，进行高品质的皮影艺术内容创作。大学生新生代群体可以成为创意人才的重点培育对象。湖北省相关高校可开设江汉平原皮影戏相关课程，邀请传承人进入课堂开展现场教学，还可以使其前往潜江、天门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学习掌握唱腔、设计方法，专注于专业设计，以此促进皮影戏艺术的创新与衍生。在信息化时代，为了实现江汉平原皮影艺术的传承与保护，相关团队应在保留其特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多种媒介平台、多种渠道创新其传播方式，联合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探索出江汉平原皮影文化艺术的传播新模式。

参考文献：

[1]罗天.三网融合背景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依存度探讨[J].中国传媒科技,2017,(07):55-56.

[2]汪沛.皮影艺术新媒体传播研究[D].湖南大学,2014.

[3]吴俐磊.由休漠之“应该”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J].学理论,2012,(31):12-14.

篇12

一、环塔非遗文化的概述

1.环塔非遗文化概况

新疆有47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数量居全国第二，且多散居于环塔区域。环塔里木位于新疆南部，面积100余平方公里，人口1080余万，历史上曾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核心路段，又是集河流、沙漠、盆地多样自然景观。在新疆64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环塔地区占58.4%。在2013年新疆的3份总计239项非遗名录中，环塔地区占50.6%，超过了新疆总数的一半，是新疆非物质文化的聚集地[1]。

2.环塔非遗文化特点

环塔地区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决定了其文化旅游资源方面的特点。

一是多样性。历史上，满、匈奴、羌、蒙古、汉、维吾尔、突厥、哈萨克等几十个民族文化交汇于此，拥有梵、汉、吐火罗、回鹘、粟特、怯卢等多语言文化，珍贵的口头诗《江格尔》《阔布兰特》，民间故事《阿凡提的故事》，以及维吾尔的手工艺，塔吉克的吻手礼等民俗礼仪[2]。多样化的艺术、音乐、乐器等，环塔地区的文化资源丰富多样，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资源基础。

二是非聚集性。新疆地广人稀，塔里木面积大，加上沙漠环境恶劣，文化资源较分散，很难形成聚集效应。周边县、乡镇等行政单位、自然村落距离较远。

三是民族性、艺术性。众多少数民族的诗歌、音乐、舞蹈均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刀朗舞”等。

二、环塔非遗文化旅游发展不足与需求

有实证研究显示，民族文化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而游客对环塔旅游的整体评价是比较满意的。但与丰富的旅游资源相比，环塔地区旅游数量只有新疆全区的20%[3]。无论是与中东部比较还是与新疆省内其他地区相比，环塔地区文化旅游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这其中有诸多原因。

1.基础环境较差

一是经济基础较关。环塔地区周围市县均相比落后，经济实力影响旅游业的水平，承载非物质文化技艺的民间艺人生活困苦。二是自然环境较差，塔里木深处内陆，中高纬度，高海拔，形成了干燥少雨，温差大，风大尘多的气候特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游客选择和出游。三是安全问题，民族习惯差异、宗教禁忌及各种媒体上的恐怖事件报道让游客不得不考虑安全问题。

2.非遗文化损失严重

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是文化没落的根本原因，现代科技产业让许多生活习惯、生产方式、风俗礼仪都发生了变化，民间技艺、文化已经失去了原本的用途。其次是保护力度不够。从法律依据、财政金额、执法力度到人员配备上都与环塔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不相匹配。如楼兰古城的盗采、文物贩卖、传承人离世、建筑拆迁等都在侵蚀着文化资源[4]。

3.非遗文化外界获知率低

游客通常是先闻其名，然后慕名而来。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将信息开发成APP，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但环塔地区尚没有全国范围内知名景点，有关方面的信息（文字、图片）较少，电视宣传片更少，展示的质量也有待提升。

4.旅游发展资源不足

有调查显示，在环塔旅游方面，游客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交通问题。塔里木盆地尚无高铁，公路铁路多经沙漠戈壁等地区，只有巴州和阿克苏等少数市县游客数量较多。周边旅游企业整体实力偏弱，经验丰富或高端旅游人才不足，旅游经营模式相对落后。其他如酒店、公共交通、饭店等均不能满足大量游客需要。

发展环塔地区非遗文化旅游，既是开发和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也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良好契机。

三、环塔非遗文化旅游服务体系构建

要从根本上使环塔地区旅游状况有所改善，就要旅游服务体系上下功夫，建筑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灵活机制，增强当地旅游业的竞争活力。

1.环塔非遗文化挖掘与保护是首要任务

鉴于环塔地区非遗文化的处境，首先要挖掘并保护好这些旅游资源，这是旅游业务开发的前提。

①统计环塔非遗文化。通过现代信息化处理手段，存储、监控和分析环塔非遗文化的数量、种类和状态，通过数据媒体保存文化资源的海量信息，建立统一的公共数据库。②完善地方法规，加大文化保护力度，建立政企、公益多元合作保护机制。③进一步充实文化资源保护组织力量，引进、培养专业化人员。④切实保证民间技艺传承人政策性资助、津贴落实到位，保障民间技艺传承人的生活水平，给予专项财政支持，鼓励文化遗产师徒传承。⑤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力度，通过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媒体宣传保护政策，提高民众保护认识，引导外界甚至国外相关组织的关注。

2.环塔旅游基础设施体系

旅游基础设施体系是旅游业发展的前提，没有完备的基础设施将严重影响旅游质量，同时使旅游企业发展受限。政府主导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传统模式，也是证明切实有效的成功经验。环塔地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政府树立“环塔大旅游圈”观念，全局谋划、整体布局，加大环塔道路修整力度，开通贯穿核心非遗项目、著名景点的主干道；平整子路、村路、小路，使通行更加舒适、快捷。在资金上，可以走出去，去一线城市、东部发达地区，向大中小企业、各投资企业寻求合作。政府主导，不意味着政府包揽，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大到建筑工程，小到旅馆饭店，宣传名片，在一切可以市场化的部分积极推进市场化，让企业参与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享受建设成果，政企合作，公私分明。

环塔游客多数来源于中东部发达地区，他们旅游的形式、观念比较先进，泛旅游、自由行、家庭游、背包客等等，因此，环塔旅游建设不能再仅仅针对团队游，而要满足多样化的游客需要。五地州建立协调响应的旅游咨询、指导中心，帮助中心，对非团游客提供及时服务。

3.旅游信息服务体系

在口口相传的时代，人口稠密的中东部地区景点知名度较高。而偏远、深处高原沙漠的环塔文化，由于难进难出，不为外人所知。而在网络时代，发达地区网络普及，影响知名度更高，环塔地区网络普及率低，景点知晓率依然较低，这可看作是旅游上的马太效应。网络既拉大了发展差距，也带来了发展机遇。环塔地区应抓住时机，构建“大塔圈”景区网络。搭建Web2.0“环塔在线平台”，吃、住、行、门票等均可实现网络预订。直接开展自媒体营销策略，通过微博、微信、Blog、BBS等平台实现环塔信息推送、传播、分享等。与主流媒体合作，开展团购、电销、促销等营销活动，鼓励游客分享、评论旅游经历。开通旅游服务热线平台，通过语音、留言等多种形式提供咨询、指导、路线设计。在车站、旅店等设立咨询点、触屏台，发放旅游地图、安全提示、提供自动导航租赁服务等。

整合各路网络数据，建立统一的环塔旅游大数据库，通过现代云计算、大数据分析进行深入挖掘，将统计结果反馈给政府、旅游企业、宾馆、饭店等产业链条单位，供其调整政策、业务或经营策略。

4.建环塔非遗文化资源宣传体系

建立城市旅游标识系统。五地州政府充分合作，与国内著名旅游设计企业、中科院、文化创意机构、主流媒体等智力机构合作，请知名CIS设计企业规划环塔旅游形像识别系统，包括LOGO、语言、文化、组织等多方面的形象设计，树立与南部沿海沙滩旅游、东北冰雪旅游、江南园林旅游以及黑色旅游、红色旅游不同的西域文化旅游形象，让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游客都能为独特的西域环塔文化景象所吸引。

政府有责任宣传环塔旅游资源，在高收视率的电视台、知名门户网站、高速公路巨型广告牌等投放广告。环塔企业也要改变营销方式，通过微信、微商，在淘宝、美团等电子商务平台上下功夫。有调查显示，有46.2%的人是通过朋友获知旅游信息的[5]。要充分利用网络点平、社交网站如人人网、大众点评等宣传环塔文化项目，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喜欢环塔文化。要改变过去宣传资料以文字为主的局面，通过百度搜索、优酷视频等让更多的图片、视频传播。

5.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服务模式

政府顶层规划。请旅游专家、文化专家组成环塔旅游圈规划小组，召开论证会，针对环塔旅游项目设立3-5个大主题，20-30个次主题，发掘100个以上的非遗文化项目，包罗环塔300-500个景点或项目。环塔文化特点是项目小、单体优势不突出，甚至难成项目，但资源却很丰富，项目间整体规划和组合将显示出巨大的吸引力和竞争优势。

除了顶层设计，要突出非遗文化特色，增强体验和交流，不能再照抄山水风景旅游模式。旅行社还要对非遗文化项目进行精心的包装、规划、与当前已有的休闲游、观光游等结合，形成“沙漠+民俗+非遗文化+娱乐”的综合性模式，改变环塔一直以来“一流的资源”“三流的旅游”的状况。

由于环塔地区旅游企业竞争力弱，因此，先期可以与中东部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借助发达地区旅游企业的大规模定制、快速响应、延迟服务等先进的旅游服务模式，分流目标客户[6]。环塔旅游企业要充分发挥本地优势，与外部企业形成供应链，实现优势互补。

从游客特点来看，环塔游客中70%以上为自助游。要满足国外、中东部、一线城市游客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定制服务、延迟服务等方式改变单一标准化服务模式，建立个性化需求的快速反应机制。照顾家庭游的特点，提供定票、指导、路线规划和车辆服务、安全保障等方面服务。这些都要求环塔五地的旅游企业进深化旅游服务模式改革，适应当前游客的需要。

篇13

如果要问传统文化和当今年轻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答案恐怕是，“一个互联网平台”的距离。

“O2O”焕发非遗生机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线上线下结合的O2O电商模式为其打造了新市场空间。目前国内已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商平台开始运作。此前百度糯米通过其平台推出了非遗有价产品的专题活动，而在去年，国内唯一官方授权的非遗类电商平台e飞蚁也正式上线。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学院李荣鸿教授认为，从非遗传承人和企业角度来看，这类O2O平台通过借助互联网渠道优势为非遗传承人和非遗企业构建了全方位的线上推广。“他们只需要通过付出自己的手艺劳动，就能够借助线上平台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也能够借助线上平台弘扬自己的手艺文化。”李教授说。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看，目前国内真正从事这类产品的电商并不多，电商平台很容易建立自己独特差异化优势，并能在天猫、京东称霸下的中国电商市场格局“杀”出一条阳光大道来。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随着人文层次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尤其是艺术爱好者喜欢收藏一些具备传统文化价值的产品。但是很多消费者却苦于很难通过线下渠道找到非遗大师们的作品，互联网平台则打破了这种信息障碍。

“当然，O2O电商平台需要打破的是一个信任问题，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他们很难辨别非遗产品的真假，这就需要电商平台具备足够的权威来确保非遗商品的真实性。”李荣鸿补充道。

打造“线上线下”闭环

互联网优势在于凭借着低廉的连接成本为用户创造连接价值。通过借助线上平台导流，各种线下的非遗展览就得以顺利举办，比如美食节、服装节、非遗产品展览等。对于平台来说，不仅可以收取一定的门票费用，它们在为非遗继承人和非遗企业提供线下展示的同时，也能获得一定广告收益。

对于用户来说，他们通过参加这种线下非遗活动，也能够更深入了解到中国的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他们还能够通过线下活动认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朋友，非遗文化社交甚至也可以由此开启。

最后，对非遗文化的继承人和企业来说，通过这种线下活动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宣传自己的非遗文化作品，让更多的用户了解自己的非遗文化。

那么如何留住用户呢？

目前市场的应对方式是通过非遗文化相关的知识问答、在线教育和数字博物馆等。对于大多数想要学习和了解非遗文化的用户来说，这无疑可以吸引他们回到平台进行二次消费。“在未来，线上教育，尤其是直播教育将会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趋势，非遗文化教育作为垂直细分领域，同样会具备一定的市场空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的高峰对《经济》记者介绍道。

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非遗文化将在更多领域展现市场空间。中国的传统文化出现断层并非耸人听闻，但是随着互联网平台对非遗文化的推动，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会得到有效延续。最为重要的是，借助互联网，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非遗文化，既有利于非遗文化的快速传播，对于互联网创业者以及非遗文化继承人和企业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市场机遇。

娱乐至死的时代

文/本刊记者刘稚亚

萧

伯纳说过一句话，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仰赖不理智的人。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乍一看来就像是胡言乱语，然而却在当今的社会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反复验证了。

《娱乐至死》这本书讨论的是对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中最重大变化的探究和哀悼：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波兹曼认为，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

电视尚且如此，互联网呢？

在互联网的时代，任何的严肃性都变得没有意义。美国大选中发型飘逸、表情夸张、言语惊人的Trump选票居然一路扶摇直上，成为最为人瞩目的社交网络中的宠儿；英国脱欧公投结束后谷歌搜索排行榜第二位居然是“欧盟是什么”，脱欧结束后就有150万人请愿要重新公投，原因是大部分人只是“投着玩玩的”――“自由民主”仿佛成了一个笑话。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共识：政治家、教育家或者思想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和演技。

原因就在于，长期浸泡在娱乐化世界中的我们，思想结构和认知能力也完全发生了改变。

在18世纪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想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那时候的阅读和当今的阅读是截然不同的。过去，我们提到一位大师，首先想到的是他们的著作、社会地位和观点，而现在我们提到一个人（尤其是当今炙手可热的“网红”），我们想到的却是一段视频上的脸，而至于他们说过什么，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当然我们也不想知道，当时看过了一乐就行，何必去思考那么多？又费时又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