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的机遇与挑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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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正在为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沉重的压力；保险公司应制定战略并采取行动来降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并把握机遇。

2012年4月24日，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瑞士再保险（Swiss Re）联合的最新报告表明，保险公司应该就相关战略的时机和实施方式制定具体计划，以充分利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

这份题为《发掘银发市场的金色机遇：保险公司如何从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中获利》的报告全面审视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重点关注中国人口老龄化为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所带来的巨大挑战。报告指出，要找到解决方案将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共同努力。报告还探讨了保险公司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克服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性现象，中国亦不例外。数十年来，“人口红利”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增长。然而，这一“人口红利”时代即将终结。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日益老化并逐渐步入退休年龄。15岁至59 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15年之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被称为“银发人群”的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0年的约1.65亿人激增至近4.4亿人，届时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4％左右。瑞士再保险中国总裁魏希霆（Robert Wiest）先生表示：“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金砖四国中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且老龄人口规模巨大。”

中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将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强制性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可能将无法跟上生活成本的上涨步伐，而自愿性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尚不完善。此外，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以及“四二一”家庭结构（四位祖父母、两位父母以及一个孩子）弱化了传统的家庭支持网络。在医疗保险制度方面，治疗范围、服务和药品仍具有局限性，同时在长期护理方面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BCG北京办公室合伙人黄河先生表示：“中国能否应对这些挑战将极大地影响到其未来数十年的繁荣程度。”

瑞士再保险中国业务发展部负责人郏京炜先生表示：“包括中国政府、企业和保险公司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需要共同努力，以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特别是保险公司将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具体而言，保险公司应重点关注以下五项措施：

一、积极推动和支持监管改革，以促进补充型养老保险和医疗/护理保险市场的发展；引导消费者以长远的眼光看待储蓄和投资。

二、与社会保障体系开展协作，帮助政府以较低的风险和成本来管理其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

三、深入洞察客户需求，对产品和渠道进行创新。

四、开发管理长期护理服务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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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3.1 【文献标识码】A

我国社会老龄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带来的医疗、养老等社会问题也日渐突出，成为当今社会的关注焦点。老龄化进程的加剧给社会各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我们在直面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发掘潜藏的机遇。虽然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起步晚，至今仅有二、三十年的发展时间，从保费规模、保险密度、保险深度、保障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巨大差距。但我们应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老龄化进程加剧、疾病谱的变化，将使人们对健康保障的需求大量增加。

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现状和机遇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自2000年我国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11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1.85亿，占中国总人口的13.7%，约占亚洲老年人口总量的二分之一，约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和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预计到2030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2.38亿（详见表1），占总人口的16.4%，人口老龄化必将催生出对养老、疾病、护理保险等的巨大需求。

表1：2005～2030年世界老龄化人口增加数量前10国（单位：百万）

社会老龄化的加剧会从社会整体层面加速疾病谱比例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慢性病已经成为当今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对人类的影响时限也随着期望寿命的增加而不断延长，成为疾病负担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我国现有“低水平、广覆盖”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下，在医疗费用的支出上，个人自付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对慢性病人来说，长期检查、配药等造成的直接疾病负担以及由于慢性病而造成的失能等间接的疾病负担也居高不下，仅仅依靠社会医疗保障的支持还是难以逃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状态，这种情况在农村居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的今天，慢性病患病人群的数量将越来越多。因此，我国商业保险公司若能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开发出适合这部分人群的健康保险产品特别是疾病相关险种，将会有一个很大的市场。

社会老龄化的加剧会增加社会医疗数量，刺激医疗、养老等相关险种需求。社会老龄化带来的老年人口大量增加，势必引起社会医疗需求递增，特别是一些慢性病的医疗需求将大幅提升。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特点，有大量老年人只能靠有限的社保来为自己的医疗费用买单。社保具有覆盖面广、保障低的特点，只能提供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保障。保而不包的社保远不能解决现代人面临的养老和医疗压力，需要机制更加灵活的商业保险来补充社保的不足。

年龄及社会条件决定老年人亟待解决的就是安全和健康两大问题。传统的险种设定往往因为老年人出险率高、赔付金额大等原因而被排除在可保人群之外，这在规避保险公司风险的同时也损失了大量的商机。如果保险公司特别是健康保险公司能转变经营思路，从提高精算能力等专业化经营手段入手，开发新的适合老年人特点的养老和疾病等相关险种，紧紧抓住占总人口10%以上的老龄人口，在合理控制公司风险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公司规模和利润的双提升以及企业的突破性发展，并有机会借此率先成为行业龙头。

老龄人口增加会加大对医疗护理的服务需求。随着老年人平均寿命的提高、卧床护理周期的延长、病程的增加，以及养老观念的逐步转变，由过去的“生命养老”（延长寿命）向“品质养老”（提高生活质量）转变，对医疗、护理等方面的健康保障需求将不断增加。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经济状况的下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随着丧失或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量的老年人口的大量增加，必将增加针对长期护理和失能方面的健康保障需求，这应该是今后商业保险公司在健康保险中的一个机遇。

老龄化导致的家庭结构变化也促进了医疗护理需求的增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住宅环境的改善以及异地就业人口大量增加，从而导致无法依赖子女而独立生活的老年人增加，“空巢”家庭（也称独居型老年家庭）大量产生，加之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老年人比以往更为长寿，需要护理的周期也逐渐延长。因此，由专业保险公司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将成为未来养老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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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问题综述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一定比例的一种人口构成，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我国，从2000年开始，我国老龄化的程度已经超过国际标准，并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还在逐年递增，其发展速度令人之惊讶，2011年人口普查时，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将达到世界老龄化人口比例的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不能否认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成果，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必然带来一系列需要妥善解决的社会问题，其解决的好坏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二、我国寿险的新发展

基于我国老龄化进程，以及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习惯，我国寿险还将有很大发展空间。人们对寿险的较大市场需求将会为我国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寿险市场带来有利发展机遇。作为新兴保险市场的代表国家之一，中国的寿险市场发展很快。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特别是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以来，我国的保险总资产和年度总保费收入一直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进入2004年后年度总保费收入增长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因为寿险保费收入增长趋缓，为了保持我国寿险市场的持续发展，在现在的社会趋势下，即人口老龄化的市场发展趋势下，对寿险需求的影响研究必不可少。

以辽宁省寿险为例：从2006年到2011年期间，辽宁省寿险保费收入及增长率和2011年的保费排名对比辽宁省寿险在全国的销售排名及辽宁省GDP排名情况，我们发现辽宁省寿险业暂时是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所以说对寿险市场的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但是我国的寿险业经营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它直接影响到寿险公司能否把握住这一有利机遇。对此我国寿险公司决不可掉以轻心。

三、人口老龄化对寿险影响

随着老年人口规模增大，人口老龄化的增长程度也在显著增强，用社会经济影响指标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影响情况，最直接的影响是给社会养老带来的压力，而压力的缓解方式之一就是购买寿险。

首先，社会保障与医疗服务压力增大，家庭的养老能力弱化，进而社会养老压力增大。当然，人口老龄化除了对经济有压力，同时也刺激了经济的增长。以2012年1-9月辽宁省保险保费收入数据为例，看一下寿险的比重。

其次，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寿险需求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寿险需求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主要针对影响寿险需求的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概括起来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是人口因素；二是经济及金融因素。人口因素主要指年龄、期望寿命、教育程度和抚养率等与人口结构相关的因素。　在保险业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直接影响保险产品的开发和保险政策的制定，尤其在当前中国已出现老龄化趋势，同时人口的收入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受教育结构等也出现明显变化，人口因素的这些变化及其对我国保险业的影响已越来越受到保险政策部门和机构的关注，分析和研究人口因素的变化与保险业发展的关系，有助于正确制定保险业发展政策，充分发挥保险业的各种功能，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快速发展。经济及金融因素主要包括收入、财富和价格水平、预期消费等与经济有关的因素。居民当前的收入、预期消费、流动性需求和消费期望程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保险的投入，而人口老龄化的提高会导致与居民养老相关的寿险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会增加。另外，人寿保险除了给投保人提供保障外，还能给被抚养人提供保障，因而抚养系数对寿险需求也在某种程度存在影响。

最后，国外对寿险需求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我们应该把优秀的理论依据与我国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结合，进而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实证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使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　借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应用，对人口老龄化对寿险业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对某些变量如LPI、PAR、DPI和IR采用多种数据和多个衡量指标，　在数据平稳性检验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进行比较研究，既而得出了人口老龄化指标、收入水平指标和寿险保费收入正相关的结论。那么，就是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人们对寿险的需求程度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利率与人们对寿险的需求负相关。

四、总结

自从2003　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　000　美元，　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社会经济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的时期，　居民的消费行为、社会结构、金融结构等都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同时，　在这一阶段，　保险业也处于高速发展时期。随着保险业规模的扩张，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寿险业在国民经济、居民生活以及金融体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责任。人口老龄化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与保障体系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对正处于上升阶段中的寿险业也可转化为机遇。

参考文献

[1]　廉晶.　人口老龄化与保险产品创新[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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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老龄化浪潮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且正在以每年3%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按照现行思维和制度政策模式,老龄时代挑战的不仅是人类的能力与资源、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模式,还有人类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是当代社会政策研究的一个重大主题。为此,2012年8月24日至26日,北京举办了第八届社会政策国际论坛,议题是“老龄时代的新思维:挑战、机遇与战略”。该论坛由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主办,并邀请了国内外从事老年学、人口学、社会工作、公共管理、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工作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及实务界人士参加本次论坛,力图通过研讨与交流,对老龄时代的概念、特征、价值观、发展方式、社会结构、政策焦点、技术特征、制度建构等基本问题提出崭新见解。

会议由中国社会学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杨团教授主持。在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锦昌、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胡晓江、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首席企业社会责任官杨钟仁分别作了致辞,表示在养老问题上,既要强调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又要警惕政府责任泛化,警惕社会和老年人对政府期待过高,防止出现福利冲动、福利依赖和福利过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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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段时期，我国区域经济经历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之后在十三五时期内，将会进入到区域发展新常态。

一、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特征

重启改革，增强市场作用。十的召开，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路线将会继续坚持，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则对改革与发展的转型做出来进一步的强调和部署，十八届四中全会则将依法治国的基本路线确立下来。国际经济增长速度变缓，国际贸易恢复较为缓慢，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态势。各个地区并不对经济高增长过分追求，上海、北京、广东等地先后出现了新常态下的中高速增长。新的区域发展思路逐渐形成，我国开始重点发展京津冀协同区、长江经济带、新思路经济带等，纵深发展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对西北地区的发展潜力深入挖掘。

二、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机遇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也是区域发展的黄金时期，需要对区域发展新形势准确判断和深刻认识，将区域发展机遇牢牢把握住，对区域发展面临的风险有机应对，以便推动区域经济获得健康稳定发展。具体来讲，区域发展面临着这些机遇：

全球经济逐渐复苏。2013年世界经济以3%的速度增长，2014年则提升到3.7%，到了2015，年，增长速度发展到3.9%。根据相关预测结果表明，未来几年内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会呈现缓慢上升态势，全球经济正在逐步复苏。因此，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对全球经济复苏机遇牢牢把握，将国外市场、资源充分利用起来。

经济体制改革日趋深入。我国在相关会议中明确强调大力实施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运行保持合理区间的状况下，加快配套领域的改革进程，如户籍制度、农民财产权利等，以便将市场活力激发出来，促使经济发展环境得到有机改善，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得到消除，区域经济发展得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全新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进入新时期后，开放型经济体制改革日趋深化；内陆沿边开放逐步扩大，要将全球产业重新布局的机遇有效把握住，协调发展贸易、投资、技术创新等，积极互通互联建设基础设施，促使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得到形成。

快速推进城镇化战略。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必然要通过城镇化这个过程，其关系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在相关的政府文件中明确指出，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分别要达到60%和45%。经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日趋加快，从物质角度促进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便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机完善交通运输网络，积极研究节能环保等新技术，快速推进信息化，支持了城镇化空间布局、形态的优化，对城镇可持续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我国区域发展面临的挑战

全球经济再平衡，要求我国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上文已经提到，近两年内，全球经济呈现缓慢上升态势，但是依然有较大差异存在于主要经济体和地区之间，全球经济增长均衡性没有实现，发展中国家、新型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会明显放缓。以亚洲为例，除了面临经济持续增长的巨大压力之外，还有其他诸多挑战需要应对，如人口老龄化、中等收入陷阱等。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受到了全球经济大环境的影响，需要积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促使可持续发展目的得到实现。

大幅度减少农村富余劳动力，提升人口老龄化程度。进入新时期后，我国剩余劳动力供给日趋减少，各地很容易出现用工荒问题，过去以人力资本带动经济增长的情况将再也不会出现。现阶段，我国老龄人口绝对值较大，在世界老龄人口总数中，可以占据到五分之一的比例；且具有较快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增长速度较快。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凸显，将会在较大程度上阻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导致区域发展中地方财政压力日趋增大。

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因素显著。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步凸显了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影响到我国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就不能够继续延续传统粗放型的生产模式，而是要将保护优先、节约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原则深入贯彻下去，将低碳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之路积极推进下去，以便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等逐渐形成，促使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趋严重。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逐步破除掉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但是某些地区却强化了城市内部二元结构，拉大了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积极解决，将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大力推进下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积极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进入到新时期后，我国区域发展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挑战；需要牢牢把握机遇，解决面前的各种困难，将国内外环境充分利用起来，制定科学的发展策略，推动我国的区域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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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8月17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出现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2.21亿，占全国人口16％。由于过去特殊的人口政策，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正呈加速增长状态。随着老龄化人口的激增，老龄化社会问题特别是健康问题将成立社会焦点问题，同时，这将推动老龄化产业特别是给医药经济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人口老龄化与我国人口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通行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2011年6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已达13.7亿，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较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较2000年上升6.29个百分点；与1999～2000年对比，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分别上升了1.77个和1.45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加速增长趋势，预计到2015年我国老年人总数将突破2亿、2025年将超过3亿、到2045年将达到4亿人。

二、老龄化人口疾病特征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各项生理机能逐渐降低，患病几率也逐渐增高。在人一生中，大约80％的医药消费是在最后20年产生的，在医药市场，老龄化人口医药消费占了医药消费总额的50％以上。

据调查，我国老龄健康人口(无重大脏器疾病)占老龄总人口的20％～25％，约82％的老龄化人口均患有慢性疾病。老龄化人口所患疾病大多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且所患疾病常不只一种而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甚至有的患病多达七八种之多。老龄化人口所患疾病多为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抑郁症等。这些疾病都具有疗程长、费用大、难以痊愈等特点。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观念的变化，降脂减肥、维生素、提高免疫力等保健品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欢迎。但是我国的医疗保健品市场发展并不规范，很多保健品还存在一些缺点，需要国家规范保健品市场，同时医药企业加大科研力度，开发出更多高品质的医疗保健品。

三、人口老龄化给医药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商机

老龄化人口的数量直接决定了医药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心脑血管疾病为例：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已超过老龄化人口的三分之一，并且致死率已超过恶性肿瘤位居第一，心脑血管疾病已成为我国老龄化人口第一杀手，其治疗药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目前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销售规模约占全国药品总销售的15％。

老龄化人口的第二杀手是恶性肿瘤。恶性肿瘤是老年人的常见疾病之一，目前全世界抗肿瘤药物的市场份额约在500亿美元左右。中国抗肿瘤药物的消费也有500亿元的市场份额。抗肿瘤药物的市场份额是如此，其它老龄人口用药的市场份额也相当地高。

过去几年，生物医药连续实现了超过40％以上的复合增长率，并且出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未来医药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在生物制药领域，特别是新特药，如多肽蛋白类药物、抗肿瘤药物、抗心脑血管病药物，预防和治疗类的疫苗等，都具有不可想象的空间。随着老龄化人口的逐年增加，医药消费也呈现飞速发展的趋势。这样的发展趋势给医药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将有力地促进医药经济的发展。

四、我国医药经济腾飞之路

1　改变传统观念，树立全新理念

以老龄化人口数量激增为契机，改变过去那种只顾生产、不顾研发，只管销售、不管服务的传统观念，打造研发、生产、流通、消费、服务一条龙的医药经济新理念，从整体上把握市场，发展特色产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促进中国医药经济快发展。

2　重视新产品研发

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民疾病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类急慢性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性疾病正逐步被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症所代替，这给我国传统医药也提出了挑战。我国医药行业生产药品很多都是仿制品，真正具有知识产权的产品并不多。随着人口老龄化及企业间竞争越来越激烈，要想使企业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加大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避免同质化价格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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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由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带来的人口转变。低生育率浪潮始于发达国家，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人口都已转变为老年型人口。同时，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生育率也已大幅度下降，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利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同时他们也在经历迅速的人口转变和老龄化过程，已经或即将转变为老年型人口。需要注意的是，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一个一次性机会，过去的迅速发展并不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必然引领一个更繁荣的新时代。是否能成功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取得经济进步，依赖于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龄化迅速发展，将彻底改变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如不能适当应对，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冲击，因此识别和防范可能的风险极其重要。

本文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这四个金砖国家――多数学者都认同这四个国家是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表现对全球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四国同为人口大国，都经历着人口转变，但各国转变速度不同。四国立体式展现了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本文将关注这四个国家不同的人口发展轨迹，以及由于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不同机遇和风险。

二、 金砖国家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

俄罗斯最早开始人口转变，1990年至今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一直低于发达地区的总体水平。中国则是金砖国家中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接近5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初的2.61，并在20世纪90年代初达到更替水平，此后持续下降。印度和巴西生育水平下降缓慢，目前巴西的总和生育率刚刚稳定在更替水平，印度目前的总和生育率为2.54，也是四国中唯一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的国家。随着人口转变的推进，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人口比重还未迅速升高，社会进入一段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度增长、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1970年～2010年金砖国家的总抚养比全部稳步下降，同时各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稳步上升。总抚养比较低、劳动力供给充沛的人口机会窗口期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遇。

从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三个金砖国家――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的经济增长情况看，中国的经济进步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至今30余年中大部分时间中国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加之这期间有效的体制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国经济以年均9.6%～9.8%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并不是每个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国家都能成功利用这一点。俄罗斯和巴西在人口机会窗口期的经济表现相对于中国逊色不少。1990年～1996年俄罗斯人口总抚养比均低于50（15岁～64岁人口=10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低于12%，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7%，正处于人口机会窗口期，但1990年～1996年俄罗斯GDP增长率均为负，2000年至今多数年份俄罗斯GDP年增长率甚至低于还未进入人口机会窗口期的印度的GDP年增长率。2002年～2007年巴西正处于机会窗口期，这期间巴西的人均GDP增长率仅为同期印度的1/2和中国的1/3。

经济增速不同的原因是各国在政策、制度、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别，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部门的规模及能力、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和政治凝聚力等。这些更广泛的外界条件将决定各国能否有效利用人口机会窗口期并促进生活水平提高。巴西繁冗的商业规章制度、过于庞大的公共部门、老旧的福利制度，俄罗斯过度依赖自然资源、人力资本遭到破坏都限制了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各国的政策、制度、环境不仅影响各国在人口机会窗口期对人口红利的利用，更重要的是这些条件将决定这些国家在人口转变末期、人口老化时能否适应更高的老年抚养负担。

人口机会窗口期给予的机遇期并不能永久持续。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展开，老年人相对数量的增长将最终超过出生人口的相对数量下降，总抚养比由下降转为上升，各国终将进入老龄化时代，并将面临与今日发达国家相同的挑战。

三、 老龄化与金砖国家未来发展

1. 金砖国家老龄化趋势。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金砖国家已经或正以惊人的速度经历由年轻到老化的人口过程。俄罗斯和中国已经或开始接近人口结构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转折点。1970年俄罗斯就步入了老龄化社会，现在正处于人口长期下降过程的早期阶段，2011年俄罗斯老龄化水平已达18.2%，老龄化程度在金砖国家中最高。中国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2011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2.8%，老龄化发展非常迅速。巴西2010年刚刚跨入老龄化社会，其老龄化步伐慢于中国，快于印度，2011年巴西老龄化水平为10.6%。印度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2011年印度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只占总人口的7.8%，未来还能享受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劳动力供给充沛的时期，并在四国中最晚、在203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人口转变的继续深入，老龄化迅速发展，至本世纪中叶，老龄化将成为金砖各国社会的常态现象。届时金砖国家中最“年轻”的印度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13.5%，巴西和俄罗斯的老龄化水平将分别高达22.5%、23.1%，中国在四国中最“老”，老龄化水平最高，达到了25.6%，与同时期发达国家的总体老龄化水平相当。至本世纪末，金砖各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各国总人口的比重均超过20%，巴西的老龄化水平更是达到惊人的30%，成为金砖四国中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210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28.2%，比同时期美国和欧洲老龄化水平还要高。老龄化的迅速推进不仅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和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各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将停滞，随后劳动力规模逐渐减小并伴随劳动力老化。

与全球化趋势一样，人口转变带来的全球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人口老龄化将彻底改变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正在享受人口红利的新兴市场国家有一个重要但在迅速或逐渐收紧的机会窗口以应对老龄化挑战。如果其未能适当应对，老龄化浪潮可能会引发普遍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

2. 老龄化与未来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多数研究认为老龄化对发达国家经济的影响总体来说是负面的。到2020年很多发达国家会经历财政危机、经济停滞和由老年人福利制度引发的政治问题。随着人口老化，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降低，养老金和医疗支出为政府预算带来巨大压力，并对教育等重要项目产生挤出效应。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滞和规模缩减，有可能发生劳动力短缺，同时劳动力老化也是必然趋势。

金砖四国中中国、俄罗斯和巴西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且老龄化发展迅速，印度也将在20年后进入老龄化社会。金砖各国已经或即将面临与今日大部分发达国家同样的挑战，但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一个重要的区别，老龄化浪潮到来之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富裕。由于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四国人口发展轨迹各不相同，制度、经济和文化环境不同，这些国家未来面临着不同的机遇与风险。

（1）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虽然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不会使中国经济增长停滞，但是必定会减缓经济增速。中国经济规模巨大，但远不是经济强国，人均生活水平不高，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实力和社会政策尚很脆弱。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推进，中国劳动力和就业增长将受到影响。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以每年2%的平均速度增加，而到本世纪30年代，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以每年0.7%的速度减少。除非生产率或劳动参与率能迅速提高，否则经济增长会无法避免地减缓。此外，通过国内迁移流动调剂劳动力布局的余地已经很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并非不竭源泉，中国正逐渐失去低技术水平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最后，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以及人们年老后依靠子女赡养的思想在逐渐弱化，经典生命周期模型关于人们在工作期间进行储蓄，退休之后用储蓄养老的效应在中国可能比发达国家更强。这意味着中国的储蓄率会在未来老龄化水平、老年抚养比攀升的时候迅速下降。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养老金制度、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未来都将受到极大挑战。

虽然中国未来老龄化形势严峻，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种种不利因素，但是中国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和老龄化浪潮全面到来要到2025年左右，那时购买力平价下中国的经济规模几乎将赶上美国，中国还有一定时间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负面影响提醒政府和全体国民，必须努力提早采取应对措施，适应人口老龄化社会的人口基础。

（2）印度。印度的人口转变不像中国那样快，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将面临不同的人口前景。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而印度的人口红利期即将开始并将持续至本世纪中叶。在较长时间内，印度的人口年龄结构将既不会太年轻也不会太老，这将是印度巨大的优势。

篇8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和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这样就导致了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变化，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要看到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对现代文明发展的体现。人口老龄化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目前有很多的老年人，这些群体可以促进消费，从而能够使经济得到增长。随着我国时代的发展，老年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兴起和发展可以为社会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能够增加经济的增长。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老龄化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也可以延缓经济的发展，这是两种对立的现象。人口年龄的变化，一定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有利的影响，同时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主要是因为：老年人口是社会功能下降时期的群体。老年人口本来就是出于弱势群体，假如，这一群体人口的增长非常迅速，就会对社会带来一些问题。不利影响具体表现如下：

（1）当儿童人口比例不变时，人口老龄化就会造成劳动人口的比例下降，也有可能会出现劳动力不足，这样就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一些问题，阻碍社会的发展。

（2）人口老龄化就会使劳动力结构的老化，从而影响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3）人口老龄化能够对家庭规模和结构发生变化，从而造成家庭养老的减弱。

（4）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的养老金不足，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二、给年轻人从事养老行业及养老产品开发提供了机会

对老龄化进行研究要从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进行分析，想办法提出老龄化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但是，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一些专家学者对老龄化这一问题进行了争论，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人口的老龄化给年轻人从事养老行业及养老产品开发提供了机会。

医疗照顾、社会关照、有关老年人的技术创新和老年人社区服务是老年人的主要需求。

一些专家指出：医学护理需求是老年人巨大的需求。当前一些国家没有做到这些，老年医护人员很少。老龄化带来的重要机遇主要表现在：老年医护的特殊培训和对老年人的教育。老年人同样需要社会的关照，老年人的社会关照主要由社会人员完成。当前，国家的社会工作者是不能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拥有高素质并且能够满足老年人需求的社会工作者是很大就业创造过程。国家要对老年人进行教育和培训来了解健康保健知识，所以，对老年人的教育和培训也是当前新兴的一门产业。给年轻人从事养老行业及养老产品开发提供了机会。

一些专家学者通过研究得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企业的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降低了，有许多的工作岗位对适龄范围不断加长，企业给老龄人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多，假如一个国家出现了老龄化，不会造成劳动力的减少，所以，经济增长不会从高处降到低处。一些专家学者还指出：老年人具有积极地生活态度，那么这个老年人积累的资本在经济市场上是宝贵的财富。

三、缓解我国老龄化问题的策略

（一）适当快速的增长

人口老龄化既是一个人口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更是经济问题。在经济发展中，不同的人群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同，所以，人口老龄化一定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产生很大的影响。面对这样的问题就要我们对生产要素的配置、平等地分配等等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样调整对于我国来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选择调整的机会正确，那么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就很小。如果调整的时机不正确，那么这个国家付出的代价就会很大，目前，我国正处于这有利的种调整时期。

（二）积累、投资政策的导向

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的存蓄、投资产生消极的影响。这样会使我国的经济在很好地时期快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是否有很好的积累和投资，因为积累和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正处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所以，保持较高的投资和积累非常的重要。

（三）延长老年人口的劳动时间

老年人依照自身有不同的情况，比如：有刚刚退休的、有专业技术的和对家庭没有负担的等等，老老龄人要在自身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发挥老年人的余热，这既是对老年人生命价值的体现，也是对国家和社会的一种贡献。

（四）法律法规完善，加大对养老行业的优惠扶持力度，发展居家养老

根据社会的发展和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像过去那种多子女家庭来共同照顾老人是不可能的。所以，随着老人年龄增长，身体功能退化，需要人照顾而身边无人照顾，这就体现了社区居民养老服务的意义所在。身边无子女或者子女照顾不过来，从这个角度，社区对老人、对家庭成员的支援就显得尤为重要。发展居家养老是对这一现象所作出的一个正确选择。

四、结束语

目前，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突出，所以，要充分保证老龄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发挥老年劳动力的潜在价值。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为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到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篇9

一、引言

近期，有关人口红利(Population bonus)的议论很多，这种学术关注热度本身就值得重视。这是一个热问题，但需要冷思考。

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经济后果。20世纪80年代前期，国内已有学者看到了人口低负担比时期所包含的发展机遇。1983年6月15日，田雪原研究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促进现代化建设》一文，文中提出“人口年龄变动的黄金时代”这一说法，即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老少被抚养人口之和所占的比例减少，劳动人口比例增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时，笔者感觉到人口低负担比所提供的机遇恐怕只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撰文阐述自己的观点，随后，在与邬沧萍教授合著的《中国人口的现状与对策》一书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理论负担比与实际负担比的差异问题。

众所周知，人口过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生育率、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重大的战略选择。那么，人口控制带来了什么变化呢?人口控制一方面减少了每年人口的出生量和增长量，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收缩，“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同时出现。毫无疑问，人口控制加快了中国人口转变的步伐，而人口红利理论的提出就是试图解释我国人口快速转变所带来的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

回顾过去的三十多年，由于人口控制和经济社会变革的双重影响，中国走过了一条有本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道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与人口转变有关。人口学的知识告诉我们，在不考虑流动、迁移的“封闭人口”假定下，影响人口数量变化有三个变量，即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人口转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到高出生率、降低的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演进过程。

由于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中国比发达国家更快地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虽然社会现代化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我国就到了一个标志着现代人口转变初步实现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时期。目前，我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已经分别下降到12.4‰和5.89‰。那么，现代人口转变的实现意味着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人口红利理论突破了三率组合类型变化的角度，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角度来解释人口转变的意义，从而丰富了人口学说史上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

二、“人口机会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1997年以来，国际上的《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人口状况》等报告不同程度地提到了“人口机会窗口”和“人口红利”的说法，但此说法在理论上并不成熟。“人口机会窗口”(Populationopportunity window)理论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负担系数降低的同时劳动力资源供给却十分充裕。所谓中间大，是指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所谓两头小，是指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

人口负担轻对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在理论上，它可能会带来三个机遇：一是创富效应，即劳动力供给充裕，价格低廉，如果就业充分，就能创造出较多的社会财富；二是投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还不太老，使得储蓄率较高，如果资本市场健全，就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三是积累效应，即人口老龄化的高峰到来之前，社会保障支出少，财富积累速度快。总之，“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有利于资本积累和财富创造。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人口负担较轻的机遇优势必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人口转变才可能产生红利。国内人口红利理论的主要推动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蔡昉研究员认为，人口红利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并且得出了一个定量的结论，即1983年至200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即笔者所称的“总负担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为26.8％。但这里有三点需要澄清：一是经济活动人口不等于劳动适龄人口，人口学角度提出的人口负担比(即0－14岁和65岁及以上负担人口之和与15－64岁劳动力人口的比率)事实上是理论负担比，而非实际负担比。实际负担比应是不在业人口与在业人口之比。二是人口负担比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有因果性。三是通常所说的“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是在1990－2030年，所以1983－2000年期间达到26.8％贡献率的说法不能笼统地理解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精确的计算不一定是正确的计算。关键是我们首先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人口红利，它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坦率地讲，目前国内外的人口红利理论并不成熟，还处在初创阶段。当然，任何学术探索都是值得鼓励的。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加上人力资源开发。能否收获以及收获多少人口红利取决于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以及我们如何去开发和利用它们。问题的关键是财富的创造，而不是财富的分配。人口红利的焦点在财富的创造者——人力资源身上。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红利。对此，我们需要坚持两点论，也就是说，不仅要充分利用黄金人口年龄结构所创造的人口低负担机遇，而且要充分开发丰裕的人力资源，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转变红利”。显然，将“人口机会”、“人口机遇”直接认同为“人口红利”是失之偏颇的。“人口机会窗口”只是提供了发展的机遇，本身并不是红利。

三、为什么说中国有窗口之美而无机会之实

在理论上，中国存在着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机遇期。从数据来看，20世纪后50年和21世纪前50年，中国的人口负担系数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如果以50％作为人口负担系数高低的“门槛”，那么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大致是从1990年打开，到2030年关闭，前后持续时间大约四十年，2010年前后人口负担系数降到最低。2007年5月，蔡昉研究员指出，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出现，当前中国正处在人口红利峰值的前期，而且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可观，只不过这个盈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之后是递减的。同时，他提出中国正在由劳动力 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届时中国城乡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里，人口低负担比被理解为人口红利。类似的看法并不少见，如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人口转变在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同时，也构造出了一个黄金年龄结构，或者说‘人口红利’”等观点。

观点不同是因为角度不同。一个是从人口负担比高低的角度说，另一个是从劳动力资源供求的角度看。其实这两个观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两者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人口红利什么时候结束这个问题。因为在笔者看来，人口红利存在一个时期，所以有一个时间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广义的人口红利实际上是人口创造财富的过程，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人口红利与其说是有无问题，不如说是大小问题。

事实到底如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处于东亚社会的日本和韩国提供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人口机会窗口期”与“经济高速增长期”是错位的，这一现象至少说明人口低负担比并非经济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日本“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65－2003年，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出现在1955－1973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9.22％。1973－2000年，日本进入了经济低增长期，年均GDP增长率为2.81％。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了近二十年(1955－1973)，与三个人口因素有关：一是出生率迅速下降，老龄化相对缓慢，人口负担系数从1950年的70％左右降到1970年的45％左右，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时期；二是战后“婴儿热”出生的人口在其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已成为劳动力人口，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却是过多)，而当时日本的经济类型属于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与经济处在和谐的状态；三是日本高度重视国民素质的提高，使日本积累了丰富的人力资本储备(中国却是太少)。仅仅有人口负担轻的因素不足以充分利用“人口机会窗口”的潜在优势。

日本的例子证明了人口低负担比与经济发展的弱相关性、弱因果性。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低、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三个条件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条件匹配性”。条件不匹配，我们就只能望“人口机会窗口”而叹，而不能用“人口机会窗口”之实。“人口机会窗口”很漂亮、很诱人，但窗口里面的机会可能并不多。无独有偶，韩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期”落在1987－2025年，而韩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出现在1962－1991年，其时年均GDP增长率为8.48％，1991－2000年则为7.18％。

低人口负担系数有助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一般意义上是通用的假设，但中国的情况却远为复杂和严峻。我国人口转变的确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挑战大于机遇，一个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就业压力，另一个是庞大人口人力资本的投资压力。未来的机会能不能把握住取决于今天的行动。如果不及早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控制的减法效应就很难转化为人口红利的事实。

就业压力巨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新成长的劳动力就业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相互交织。譬如，今后几年，城镇需要就业的人员每年仍将保持在2 400万人以上。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现有经济结构条件下，按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计算得出，新增岗位和补充自然减员只有1 100万人，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 300万人左右，矛盾十分尖锐。这意味着在人口负担比中作为分母出现的一部分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创造社会财富。

主流看法认为，农村劳动力人口过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将阻挠中国现代化的步伐。我国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为60％－70％。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为1.5亿至2亿人。1978－2005年，我国耕地减少近两亿亩，农业劳力净增近两亿人。2005年底，我国农村一产劳力仍为3.06亿人，比1978年多2 00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将长期困扰中国。为什么人口机遇时期就业压力很大呢?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控制的初衷之一也是为了减轻就业压力。目前，中国适龄就业的人口规模可达到8－9亿，是很多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的人口压力集中体现在就业压力上。现在的劳动适龄人口是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积累的结果。人口学讲究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过去的人口出生高峰变成现在的人口就业高峰和未来的老年人口退休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5月13日的报告称，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劳动力价格会上扬。这是一个惊人的判断。那么，什么叫农村剩余劳动力?1989年，笔者提出农村劳动力剩余的本质是劳动时间剩余的观点。不争的事实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相对性和隐蔽性。一个农村青年的脸上并没有“我是剩余劳动力”的标签。事实上，一个农村劳动力是否剩余只能看其劳动时间的剩余和劳动能力的闲置状况。同样一个靠土地为生的青年农民，农忙时是绝对必要的劳动力，农闲时又是相对剩余的劳动力。推而广之，中国所有的农村劳动力都具有双面性，既可能是必要劳动力，也可能是剩余劳动力，关键在具有劳动能力的前提下其正常劳动时间的剩余度和累积性。即便是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也具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是亦城亦乡、亦工亦农或亦商亦农的两栖人口，其双面性并不会因为他们融入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改变，农民工并不会因为进了城市就彻底抹去“剩余”的可能，因为失业的风险也是存在的，而“失业”正是“剩余”的另一写照。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标签化和绝对化。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规模巨大，所以很难让人相信不久的将来我国将迎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刘易斯转折点”。笔者认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反映的是权利保障的缺失。劳动力价格过低导致农民工就业积极性严重受挫，反映的是恶劣的劳资关系而不是供求关系。民工荒是一种现象，但原因不是劳动力的供给性短缺。民工荒是区域性、阶段性的现象，不能作为人口红利消失的依据。

实际上，“人口机会窗口”基本上只膨胀是理论的推测。人口转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期只是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口代际关系条件，要将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必须辅之以及时而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其中，适宜的政策和体制至关重要。正如林毅夫、胡鞍钢等经济学家指出的，中国需要实行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把扩大就业、缓解失业作为政府最优先的发展目标。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和私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开放服务业市场，扩大就业容量；取消对劳动力流动的各种限制，培育劳动力市场；积极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从乡村向城市迁移，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流动。

我们不要迷信和夸大人口负担系数的有利变化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影响，而应该同时说明在人口转变红利之外，一定还有其他类型人口红利的存在。

四、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收获人口“大红利”

俗话说，观念一新，黄金万两。我们要收获人口的“大红利”，就要重新认识人口红利的概念框架。从广义来说，笔者认为目前存在着四种人口红利，分别是人口转变红利、人口投资红利、人口转移红利和人口转型红利。以下介绍笔者对后三种人口红利的新认识：

首先，人口投资红利是在生命历程(Life course)中投资于人口，通过教育、培训和流动等人口投资的基本形式，可以使潜在劳动力和一般劳动力转变为合格劳动力、优质劳动力，从而收获红利。

在微观的层面上，孩子的成长期实际上也是孩子的投资期，当孩子长大成人成才，家庭就迎来了孩子的回报期和产出期，开始收获“人口红利”。放大到宏观的层面，假定人口平均的初次就业年龄是25岁，那么25岁之前的人口是一个被负担、被投资、被养成的人口，25岁之后的人口则是一个开始产出、能有回报、收获红利的人口。人口红利的大小取决于生命历程早期人口投资的绩效。

中国的情况是一般性人力资源过剩，优质人力资源短缺，总体人力资源含金量不高。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里，丰裕的人力资源能不能开发出来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也就是他们的素质或者说人力资本储量。中国要收获未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投资是极其重要和基本的途径。

建筑在简单劳动力利用基础之上的“人口红利”不能长久，因为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可持续的人口红利是对初级劳动力基础教育投资和中高级劳动力职业技能投资的历史回报，发达国家走过的内涵式经济发展道路展示的就是这个规律。在知识经济时代，今天的教育培训就是明天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要长久，就要在人力开发之前确保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开发效率，促进劳动生产率和工作创造性。人力资源是真正可再生、能创造的最宝贵资源，放大和延长“人口红利”的战略举措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来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确立人力资本投资的政府、社会、企业、家庭、机构和个人的共同责任制，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环境、政策和信息支持。中国需要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陷阱，及早确立以知识人口为依托、以人力资本为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机制，迎接民族复兴的壮丽时代，就要未雨绸缪地转变经济发展路径，充分开掘人口转变和人口转型带来的人口“大红利”。

其次，人口转移红利是指劳动力为主体的人口转移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逐年上升，目前总量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提供的数据，2004年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近1.2亿，比2003年增加433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在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约有20％来自工资性收入，到1999年这一比例提高到30％，其中东部地区近50％，已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调查总队的调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比重超过80％。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0％强。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既制约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是过剩还是短缺，不完全是数量与供给问题，而且有素质和供求问题。要享受人口红利，就要抓住快速的人口转变所创造的负担比较轻的人口机遇，形成的资本优势要优先投资于人，将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

一些地方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当作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采取了按需开展职业培训、实行劳务市场职业介绍、加强劳动合同管理、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拓宽输出渠道等一系列有效措施，从而促进了劳力输出人数不断增加。此外，国家应高度重视农民工中出现的贫富差异、阶层分化现象，尽早着手调节。首要的就是加大培训的投入力度，特别是增加政府无偿或微利的培训机构数量，确保农民工能接受到低廉学费的技术培训，扩大农民工接受培训的范围，从而帮助他们在城市更好就业。同时，加强有组织的劳务输出，通过劳务输出地劳动保障部门与输入地劳动保障部门的信息互通，有序输出劳力，避免无序流动带来农民工就业的不稳定和无保障，维护他们的打工权益。

再次，人口转型红利是指老年人口通过再社会化转变自身的社会角色，从赋闲的离退休人员转变为有所作为的工作者，通过再就业和续就业来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在国外，老年人口被称为第三年龄人口。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积极老龄化的希望所在。根据笔者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有近一半的老年人口属于文盲半文盲，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5％。在60－74岁年龄段，大学文化程度老年人口总量有110万。如果这些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良好的话，那么应该说这110万老年人口属于比较宝贵的人才资源，有较大的开发价值。但随着新一代人口进入老年期，今后老年人力资源的含金量会逐步提高。

马克思说过，时间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所以，老年人口的最大资源就在于他们拥有闲暇时间。2002年，马德里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战略对于我们收获老龄化时代的人口红利具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我们需要提倡新的五个“老有”，即“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从老年人口学角度看，中国在1999年就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人口地理学角度看，中国在1979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当时上海已经成为老龄化城市。但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却不是老龄问题最严重的城市。这说明老龄问题的本质也是发展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归结起来，老龄问题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道主义问题，即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是发展问题，即人口转变与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长远和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有两个命题对我们认识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和机遇可以提供帮助：一是“未富先老”，挑战大，必须做大蛋糕；二是“边富边老”，需要关注老年人群对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权利。

我们需要三个未雨绸缪：一是患不富，所以需要老年人共建丰裕社会；二是患不均，所以主张老年人共享社会成果；三是患不和，所以主张多元共生、和谐共进。这些都是和谐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和谐老龄化配合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可以保障老龄化的中国收获新的持续的人口红利。

在人口高龄化的时代，老年可能成为人生四季最长的一段岁月，它可能日渐腐朽也可能充满生机，其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的生活态度。“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才是积极老龄化的心理图景。从国内外老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老年人个体或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生活的社区和老年人生活的社会，都要大张旗鼓地推动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以及笔者最近提出的“和谐老龄化”，最后实现成功的和幸福的老龄化。老年人不仅是丰裕社会的共享者，也是和谐社会的共建者，还是多元社会的共生者。政府要确保有条件的老者能全方位继续参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活动，保护和展示他们的尊严、能力和智慧，不致沦为社会发展 的牺牲品。

综上，从广义人口红利理论出发，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收获过人口红利，只不过比重和性质不同而已。人口快速转变，国家间接地收获了人口转变红利。重视教育的国家比较多地收获了人口投资红利；城市化大力推进的国家收获了人口转移红利；重视老年人作用的国家则收获了人口转型红利。谁主谁次的结论需要定量的支持。但我们的确需要在看到人口红利的同时，也看到人口负债问题、人口风险问题，这样才能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人口红利的净值。

五、结语：人的发展是最重要的发展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人的发展是最重要、最关键、最核心的发展。如果说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就是金道理。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根本上讲取决于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和利用。如果说青少年人口是潜在人力资源，那么劳动适龄人口是现实人力资源，老年人口是可再开发人力资源。鼓励以“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有所成”为内核的积极老龄化，是否造成代际冲突?笔者的结论是：竞争不可怕，可怕的是竞争不公开、不公平、不公正。在一个以知识、能力和权利为本位的社会里，要消除两大歧视：一是性别歧视，二是年龄歧视。在就业市场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各有优势，一个是经验多，一个是知识新，所以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相互补充、并无冲突的。要说矛盾，那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有秩序、有道德的竞争是化解矛盾的好办法。只有在竞争无法化解矛盾的时候，才凸显出“调和”的价值。

篇10

中图分类号：F426.8

健康产业是国民经济中极具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健康产业作为一个“朝阳产业”，世界各国纷纷将其作为支柱性产业来加以重点扶持。近年来，辽宁省健康产业虽然发展迅猛，但市场竞争也十分激烈。可以说，辽宁省发展健康产业，既存在发展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辽宁省健康产业的发展机遇

目前辽宁省健康产业的发展已迎来了良好的机遇，具体因素包括如下几点。

（一）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辽宁省健康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被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为此要求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要达到8%左右。

生物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早在2009年，国务院便出台《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将生物医药列为医药产业重点发展领域。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又明确地把生物医药列为七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2013年3月，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其中生物医药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领域共有32个：包括新型疫苗、生物技术药物、化学药品与原料药制造、现代中药与民族药、生物分离介质与药用辅料等制药子行业的重点产品和服务领域共18个；医学影像设备、先进治疗设备、医用检查检验仪器、植介入生物医用材料等医疗器械子行业的重点产品和服务领域共14个。

为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在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中，“十二五”时期，国家计划投入400亿元，在此基础上，“十三五”期间将再投入750亿元资金进行扶持。据此计算，“十二五”开始的未来十年间，我国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扶持资金总额将近1200亿元[1]。国家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既为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战略性转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也为辽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加快及其相关政策的实施，为辽宁省健康产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新医改推行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不断加快，相关改革政策连续出台，尤其公立医院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以及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广泛覆盖，不仅使医疗卫生事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为辽宁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新医改以来，辽宁省共支持了943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全部实行“零差率”销售；辽宁城镇医保参保人数达到2120万人，参保率94%，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3%。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报销比例分别提高到85%、70%和70%；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2]。

新医改及其相关政策的实行与取得的显著成效，为辽宁健康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注入了原动力。一方面，政府通过大幅增加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会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从长远看，医改政策的实施，也有助于改善国民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预期，从而拉动健康市场的消费需求。

（三）经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人口老龄化加剧，为辽宁省健康产业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人民经济条件的改善与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群众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关注健康问题。健康需求是一个相对刚性的市场需求，当慢病增加、亚健康蔓延与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其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并非仅仅是保健意识、“治未病”观念与养生理念的变化，而且也是医疗需求与保健需求的变化。即一方面，会因经济条件的改善而产生大量的个性化非基本医疗服务，使医药健康产品的市场需求量进一步扩大，推动非基本药物器械的加工生产；同时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拓宽医药健康产业的发展空间，给营养保健品业、商业医疗保险业等健康服务产业带来无限商机。

目前，辽宁省65岁及以上人口457.3万人，占总人口的10.6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预测，到2039年，辽宁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30%以上[3]。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老年人群对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总量日益增大，使健康养生、健康体检、预防保健与康复护理等相关产业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面对辽宁省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医疗保健服务业，以适应市场需求，满足老年人对医疗、预防、保健、护理、康复等方面的需要，不仅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也会在加快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四）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加大与自身产业基础优势，使辽宁省健康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由可能变为现实

辽宁省健康产业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落后于国内其他省份，但作为工业大省，依托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雄厚底蕴，在健康产业发展上，却有着基础较好与资源丰富的天然优势。尤其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辽宁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大力建设健康产业园区，不断搭建健康产业发展平台，从而为辽宁健康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009-2011年的3年间，辽宁医改总投入达到334亿元[2]。巨大的财政投入主要用于推进全民医保、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等方面。除此之外，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上，“十一五”期间，辽宁省还每年拿出2000余万元投资于重大科技攻关专项[4]；而在健康产业园区建设上，2008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做出举全省之力加快本溪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战略决策的推动下，各市地都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相继建立生物医药产业园，通过加大生物医药的资金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给予重点支持。这样，就使辽宁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工业基础与中医药和海洋生物资源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使辽宁健康产业在有利的发展平台上能更健康地发展。

二、辽宁省健康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辽宁省健康产业虽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来自国际健康产业市场竞争的外部挑战

健康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健康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普遍超过15%[5]。国外健康产业发展迅猛，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强，产品研发的技术垄断优势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的健康产业安全。目前，“国外健康产品在中国市场以7%的品种占有40%以上的市场份额”[5]。从辽宁健康产业市场看，最严峻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生物制药业与医疗器械业两大产业领域。

在生物制药产业领域，辽宁医药市场面临跨国药企的激烈竞争。近年来，辽宁医药新产品的开发越来越难，而老产品市场则受到进口产品的严重冲击。辽宁省生物医药市场已出现逐渐萎缩的态势。一方面是医药创新成果适应不了生产发展需要，另一方面是企业买不起国外药物研发技术，买了转化成产品也难。现在，省内各开发区都在紧锣密鼓地建厂房，搞GMP改造，但却面临着可投产的品种太少和企业开工不足的危险[6]。

在医疗器械产业领域，由于国内高端医疗器械市场中，基本被GE、西门子、飞利浦等几家跨国企业垄断，因而，虽然辽宁有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的科技研发优势，但目前辽宁医疗器械仍然主要以进口为主，进口医疗设备主要来自日本和美国，基本为高端医疗设备。而出口企业多是为国外医疗器械生产厂商提供配套零部件和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中低端设备，自主研发高端医疗器械的能力相对较弱，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不强[7]。2012年，辽宁医疗器械出口持续负增长，全年完成出货值21.8亿元，同比下降0.5%[8]。

（二）来自国内健康产业市场的省际竞争挑战

健康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起后，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把医药产业作为重点或主导产业加以扶持引导，辽宁省健康产业的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的省际间的竞争压力。

虽然，辽宁省中药及生物制药产业在全国优势明显，医药产业总量也占有一定比例，但发展的相对速度却逐年下降，落后于山东、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省际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发展形势十分紧迫。

2011年，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河北等省份，医药产业年销售额达到1000亿元～1600亿元以上。山东省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761家，17家进入全国医药百强企业，2010年销售收入达到1691亿元，2015年目标为3800亿元。上海、浙江、江苏等长江三角洲地区内外资企业联手打造中国最大、世界著名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生物医药产业飞速发展。而辽宁省医药产业在2011年，销售收入仅为680亿元，占全国医药工业销售收入的4.5%。近年来，辽宁省医药工业在全国排名第10位，与辽宁省在全国的地位极不相称[6]。

（三）来自辽宁省健康产业竞争劣势的内部挑战

辽宁健康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还有诸多不利的自身因素。主要表现在，健康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医药产品竞争力较弱；高端科技人才匮乏，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等方面。

目前，在辽宁省生物医药产业领域，仍然缺乏具有国际国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就全行业来讲，进入全国百强企业只有3家，而且比较靠后；号称百亿集团企业仅有1家，而且经济形势还不太景气；超10亿元内资企业只有9家，其中包括较大型的外商投资企业5家[6]。企业竞争力不强，科技研发投入不足，也导致辽宁医药市场缺乏优秀名牌产品，极大地影响了市场占有份额。例如，辽宁省乳癖消、沈阳红药、木鸡冲剂等大宗中药产品，在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上，还不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医药标准和规范，尚未合法进入国际医药市场。辽宁医药市场的一批老品种，不仅市场份额越来越小，而且甚至面临被迫退出市场的危险。

如何科学地发展辽宁健康产业，做大做强医药企业，尽快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而打造辽宁医药品牌，不仅是辽宁健康产业发展中将要面临的来自于自身的挑战，而且也已成为辽宁省健康产业发展所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发展辽宁省健康产业的主要对策

综合以上分析，发展辽宁省健康产业应做好如下几点：

（一）政府相关部门必须转变发展理念

目前，辽宁省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仍在延续，第二产业仍为带动辽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政府相关部门必须首先转变发展理念，正确认识发展健康产业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意义。只有顺应时势更新发展理念，才能制定出推进健康产业发展的科学的应对举措。

（二）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

当前，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性转变，需要辽宁省偏重投资的需求结构必须优化调整，但改变偏重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即摆脱所谓投资“依赖症”，则不能失去第二产业的发展优势。即在保持辽宁经济发展特色前提下，仿效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通过依靠第三产业，来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由于健康产业兼跨第二、第三产业，并且辽宁健康产业发展方面，还有其自身产业基础与发展优势，未来的健康市场需求前景也极为可观。因此，发展辽宁健康产业，必须依托发挥辽宁的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以走特色发展道路为引领，不断出台相应的产业发展配套政策。

（三）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健康需求是国内消费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一个相对刚性的消费市场。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消费需求，特别是广大群众的消费需求。近年来，辽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持续增长，而经济条件改善下所产生的健康保健需求，已经形成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并且，辽宁省自1995 年进入人口老龄化后，老龄化比例已高于全国平均线。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变化，必然带来预防保健、健康体检、家庭健康护理等新的市场需求。所以，发展健康产业对拉动辽宁健康市场消费需求的作用已毋庸置疑，问题关键是如何释放健康消费需求。释放健康需求以扩大居民消费，必须以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为基本前提。只有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真正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才能释放拉动相对刚性的健康市场消费需求。

（四）不断加强法制建设与社会管理

健康产业是极具发展前景的万亿市场，只有加强法制建设与社会管理，才能在严格规范与科学引导下，不断永续健康发展。从辽宁保健品产业发展现状看，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经营不规范、市场秩序混乱、行业标准缺失、监管缺位错位等方面。例如在沈阳，经营保健品店只要在食药监局备案登记、到所在地工商所申请办理即可，而不再需要卫生局负责审批的养生保健行业的“食品卫生许可证”；经营保健酒类产品，则更是处于监管盲区。可以说，辽宁保健品行业乱象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法制建设与社会管理的落后。同时也表明，加强科学引导、进行立法规范、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已成为辽宁省健康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刘国锋.十二五400亿十三五750亿 国家投重金扶持重大新药创制[N].中国证券报，2012-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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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楠，刘柏霞.健康老龄化与辽宁医疗保健服务业发展研究[J].当代经济，2009 （12）.

[4] 科技部网站.辽宁省积极发展生物医药产业[EB/OL]. （2007-07-24）.http：//.

[5] 中国食品科技网.中国健康产业现状分析[EB/OL]. （2013-01-15）.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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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是管理学的一种战略分析方法，通过了解被分析的对象在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资源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所面临的机遇（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四个方面，调整战略战术，以保障被分析的对象采取有效的措施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

二、高职院校开展老年护理专业的现状分析

1.优势

就目前的形式来看，高职院校开展老年护理有着诸多有利因素：

首先，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高职院校的办学变得更加灵活多样化，形成了目前在国家教育部宏观管理下，以地方为主，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的体制。这种模式下，高职院校可以有更充分的资金来源，再加上灵活的办学模式可使得高职院校更能根据职业市场的变化进行专业设置，培养出市场所需要的实用型人才。

其次，职业教育体系及办学规模的持续扩大，加之逐年增加的高考人数（我国2014年高考报名人数已突破900万），为开展老年护理提供了充足的生源。

再次，目前许多高职院校都采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培养人才，注重人才的实用性与实效性。校企合作是一种注重质量，注重在校学习与企业实践，注重学校与企业资源、信息共享的“双赢”模式。该模式能更好地培养老年护理相关的专业人才。

最后，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形成了较完善的专业资源，如涉外护理、康复护理、口腔护理、助产护理等。

2.劣势

相对于普通高等院校，高职院校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受到传统的以学科为本位的教育观念影响，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非正规”“低层次”的教育。

其次，虽然目前许多高职院校都有自己的校企合作项目，但是尚不够充分，他们与劳动力市场联系不够密切，与企业合作机制尚不够全面，没有做到根据市场需求办学，甚至有些课程和教材相对陈旧，学用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再次，相对于普通高校，高职院校普遍在软硬件条件上都存在不足。如高职院校的教学管理，教育经费比不上普通高校，且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技能训练条件较差，不能满足学生必要的实际动手能力培训。

最后，高职院校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不高也是其不足因素之一，表现为教师的学历偏低，缺乏熟练的动手操作能力，还有“双师型”教师缺乏，教师对新知识、新技能和新设备的了解很少。

此外，由于老年护理目前尚属于处起步阶段的新兴专业，学生因考虑到就业等问题，从事该专业的意向尚不高。

3.机遇

所谓机遇则是指外部环境的变动对组织的生存发展带来积极、正向的影响。就高职院校开展老年护理的机遇来讲：

首先，是我国日益加快的老龄化进程。有资料显示，我国是目前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加上我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促使了社会养老事业的发展，这些都是开展老年护理的机遇所在。

其次，我国早从十六大以来，经济就进入了新的发展调整阶段，为满足经济发展，必定需要更多专业技术人员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目前我国的情况则是专业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比如专业的老年护理人才短缺，这为高职院校开展老年护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再次，国家越来越重视高职教育的发展。以乐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我校立足川西南，面向西南诸多少数民族地区，加之国家多少数民族的多项优惠扶持政策，可为开设老年护理提专业供政策机遇。

最后，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及允许国外资本进入教学市场，使得高职类院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

4.挑战

挑战是针对机遇的一种不利的、负面的影响，高职院校开展老年护理在拥有诸多机遇的同时当然也存在不少挑战。

一是国家对高等教育采取了更加灵活和开放的办学模式，诸如民办高校，私立高校等会大量崛起来争夺教育市场，这些竞争对手势必会对高等教育产生巨大冲击。

二是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使得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老年护理是新兴的较冷门专业，使得大部分学生对该专业积极性不高。

三是目前在人们心中仍然存在名牌效应，使得社会资本更容易流向重点名牌高校，而它们也更容易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获得大量优秀高中毕业生，相比之下，高职院校则竞争力不足，面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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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内地60岁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了2.93%，近3个百分点。估计再过三十余年，60岁以上的老人会达到30%左右，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以上都会是老人。

在我居住的社区附近有一公园，公园附近有一个集贸市场。住得久了就发现：公园与集贸市场在不经意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极富生机的购物消费链。每天清晨到公园里锻炼身体的人们，经过一两个小时的弯腰踢腿散步打拳之后，就很自然地拐进了旁边的集贸市场。那里有干鲜果品、时令蔬菜、肉蛋油盐、五金文具、衣服鞋帽……几百名小商贩的叫卖和上千名顾客的熙攘，买卖场面十分火爆。而我的另一个“重大发现”则是，除节假日和周末公休日之外，到这里把晨练＋采购联为一体的，几乎全部都是老年人，即我们常说的银发一族。

此事令我颇受启发：中国60岁以上的消费群体是一股正在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只要引导扶持得得法有效，它就将会像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一样，迅速改变中国内地的市场格局，形成一个庞大的新兴的消费市场。

今天，许多发达国家都在着手迎接一个“银发经济”时代的到来。比如今天在美国，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与中青年人已没有明显的差别。中国目前的老年人与年轻人消费能力相比，可能会有一定差距，但这种追近趋势，已经日渐缩小。别的不说，仅从我讲述的前面那家集贸市场前顾客使用的交通工具就可见一斑。以往多数来晨练与采购的老年人多以单车代步，而今门前单车与小轿车已平分秋色了。

其实，如果我们把银发经济作为一个产业链来加以考察，就会明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在物质与精神上的需求其实已经客观上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并且正在形成一个新兴产业。这个产业既包括日常生活用品的生产、物流、销售，而且涵盖着养老服务业、老年卫生保健业、老年文化娱乐业、老年金融保险业、老年教育业、老年旅游业、老年餐饮食品业等等，绝不少于十几个门类。如此洋洋大观的一个新兴产业，会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一片充满诱人商机的广阔天地。

当然，一种社会消费需求，无论有多么巨大的潜在规模，如果得不到有效而实际的释放，仍然是水中月、镜中花。即便是再大的机遇，也只能算做一种“伪商机”。因此，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使潜在的老龄市场得到实质性开发，并最终产生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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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149-02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绕不开的人口再生产过程。云南省从2010年开始全面走进老龄化社会，并随着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同时，云南作为我国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省份，经济实力和物质基础比较薄弱；作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边疆大省，又具有很强的区域特殊性。超前到来的老龄化对云南省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深刻的复杂的影响，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难题。

一、云南省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现状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云南全省实际登记的人口中，0—14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73%，为952.8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07%，为508.7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大约350.6万人，占总人口的7.63%。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0—14岁所占人口比重下降了5.23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所占人口比重上升了1.90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上升了1.54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按国际标准，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7%，即可以视为进入老龄化。云南省2010年“六普”的这两项指标都已经远远超过该标准，已经全面走进人口老龄化社会。这既显示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同时也对银发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云南省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区域特点

（一）相比全国平均水平，老龄化较轻，相对滞后

从整体上看，云南省的老龄程度在全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全国2010年老龄人口系数最高的是重庆市比云南省高出3.9个百分点。云南省的老龄人口系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3个百分点，位居全国倒数第9位，属于相对较低水平。其次，从时点上观察，云南省的区域特殊性造成了人口结构转变的特殊性，相对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云南省在是2005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在2010年才开始全面老龄化，整整滞后了全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6年时间。

（二）老龄化超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

云南省处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银潮超前于城镇化、工业化到来，是我国一个典型的“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省份。云南省2010年全面进入老龄化社会时，老龄化系数位居第23位，是老龄化比较严峻的省份；然而GDP只占全国总量的1.8%，省人均GDP只为全国人均水平的52.9%。在2000年，全省养老基金赤字达6.33亿元，财政支出压力较大。截至2011年末，云南省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仅仅为8张，距离政府“十二五”规划的的目标——每千名老人30张床位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尤其是农村五保对象供养床位数严重不足，集中供养率要低全国19个百分点。

（三）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和民族差异

首先，云南省16个州市的老龄化程度差别很大。根据2010年“六普”数据，有11个达到老龄化标准，有5个未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系数超过全省平均值的只有玉溪、楚雄、大理、保山、丽江、昆明等6个州市，其余的曲靖市、红河州、普洱市等个州市都低于省平均水平。最高的是玉溪市，最低的是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怒江州，极差值达到2.69%。从民族方面来看，民族之间的老龄化进程很不平衡。云南省是民族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有25个。2010年，红河州、文山州、普洱市、西双版纳州、迪庆州、怒江州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分别达到57.20%、57.31%、61.01%、69.97%、81.66%、87.65%，都达到一半以上。然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7.72%、7.41%、7.14%、7.26%、6.24%、6.57%、6.09%，远远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7.63%。

（四）对云南省打造全国养老基地带来的机遇

无论是我国，还是云南省的人口老龄化进程都在加快，老年人口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对社会福利水平的要求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也越来越高。这些因素客观上从全国范围内给云南省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市场。再加上云南省气候宜人，有多姿多彩的多民族文化活动，极其适宜老年人的居住、疗养、旅游、精神娱乐等，发展特色养老产业具有巨大的优势。

三、探索云南省积极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公共财政政策

云南省目前实施的公共财政制度并不能给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充实的资金保障，在支出和政策扶持力度上与老龄化的需求具有严重的不对称供给。只有基于区域特殊性，积极调整当前的公共财政政策，探索出能促进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公共财政体系，才能构建出一个老龄化视角下和谐的社会。

（一）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发展民生供给型财政

民生供给型财政是以民生支出为主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其目的是通过整合财政资源、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为民众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政府应该调整公共财政支出结构，逐步提高民生支出的比重，发展民生供给型的财政。特别是要利用好云南省近年来公共财政收入一直超预算完成的良好时机，更多地把公共财政收入中超预算的增量部分投入到民生供给领域，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

（二）建立扶持“银发产业”健康发展的税收优惠体系

面对广大的老年消费市场，云南省应该抓住机遇，通过老年消费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因此，积极引导资源流向，扶持“银发产业”发展，应作为云南省税收政策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着力点。例如，专项针对老年产业发展提供信贷服务的企业经营收入，可以免征部分或全部的营业税；那些生产经营老年专用产品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那些针对老年人开设的服务机构（文化场所、旅游公司、医院等）的经营收入，可以免征营业税。

（三） 灵活运用财税杠杆，发掘民间力量，大力发展老年慈善事业

我们应该看到，破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难题的路径可以有多种，但很难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要灵活运用公共财政政策，在财政资金、税收优惠政策两方面加大引导力度，大力发掘民间力量，扶持发展老年慈善事业的发展，并以此作为解决云南省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新突破口。老年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为减轻公共财政负担作出重大的贡献，而且老年慈善事业具备政府和民间的双重特性，具备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解决公共问题的的新路径特点。

（四） 采取税收政策鼓励老年人提高自我养老能力

老年人口增强自我创收的能力，更有利于保障其生活质量。而且老年人口是一个社会的宝贵财富，具有其他年龄人口所没有的的优势。特别是在云南省，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老年人口，大都掌握着传统民族手工艺的技巧，熟知多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为此，可以建立税收优惠体系，加强政策引导，利用地方性优势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以民族聚居地为中心，发展民族工艺文化中心，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老龄人口再就业，提高自我保障能力。

（五）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把云南省打造成特色的养老天堂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我国老年消费市场越来越大，这就给养老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云南省有着四季如春的气候条件和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是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而且少数民族众多，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这些独特条件使得云南省极其适宜老年人口的居住、疗养、旅游、精神娱乐等各种活动，发展特色养老产业具有巨大的的优势。云南省要抓住这一发展机遇，加强财政支持力度，打造好“七彩云南，养老福地”这一品牌，发展云南省所特有的“养老经济”，给区域发展带来增添新的亮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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