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需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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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要求，“要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虽然政府大力支持校企合作，但很多企业还是不愿参与，说明学校职业教育对于企业是缺乏吸引力的。这一现象引发我们思考：如何让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满足企业的需求？政府需要做出怎样的政策调整，以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探究缺乏吸引力的原因。

一、从劳动力需求方来看，参与学校职业教育对部分企业没有吸引力

1.学校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企业参与

企业是职校毕业生最大的雇主，也是重要的培训主体。从学校角度来看，企业有必要参与职教是因为学校无法单独解决技能形成所需要的实践环节。虽然，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并不适合所有学生和所有专业，对于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主要还是企业内部培训，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可能更愿意参与职校培养技能型人才。因此，企业是否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中能否招到满意的技工，企业招聘职校毕业生能否使劳资双方的利益获得最大化。否则，企业便会求助于外部劳动力市场。

2.企业参与职教应首先考虑企业需要

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其劳动力需求的决定必须遵循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等于工资率的原则。不同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同，一般来说，追求边际产量的企业是私企，本来3人干5人的活，那么，5人干5人的活可以，但是6人干5人的活，人就多了。因此，在一定时间段内，增加劳动力可以有效提高生产量，但达到临界点时，再增加劳动投入就失去了积极意义。如果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就会出现劳动力过剩，很多中职毕业生便会处于失业状态。

3.企业参与职教要考虑投资风险

人力资本投资是个人和企业双方的行为，个人侧重投资正规教育，企业侧重投资职业技术培训，职业技术培训作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存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而现实是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投入较大，培养周期较长。高投入要求企业有充分的资源；培养周期长，又难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即时性要求，况且学生毕业后流动性大。所以，企业无法得到及时显著的效益，而浅层次的校企合作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部分企业便不愿参与职业教育。

二、增强企业参与中职学校吸引力的建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19号》的颁布，表明政府对于加强校企合作有着强烈愿望，但是政府介入太多，做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因此，政府需要做出相关政策的调整。

1.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应发挥主导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需要从宏观管理的高度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主动参与制订校企合作的区域规划和发展途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可以设立由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多方参与的校企合作委员会。在明确校企合作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突出委员会及行业协会在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协调作用，减少政府对校企合作的直接干预作用。

2.督促中职学校提高办学质量

校企合作办学，政府应该放权，让参与校企合作的职业学校在课程设置、资源分配等方面享有自，激发职业学校自我发展的意识和潜能去主动与企业联系，走向市场。

提高中职学校办学质量，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企业需要至关重要。很多企业在转型，紧缺高技术人才，所以学校要改变固有的观念，要有培养人才的前瞻性，从而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走出来，请进去，达成共识、双赢，什么方式都是可行的。有一项调查表明，各种类型的企业都非常看重应聘者的职业品德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中职学校有必要加强对学生的德育。很多学校仅仅为了把学生推出去，而企业又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如何帮助学生应对“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职业学校有必要在学生进入企业前开设相关课程，培养职业胜任力，包括对自我的认知，形成自己的判断力等等，帮助学生应对“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关注学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

3.建立并落实多元化的激励机制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所获得的经济收益率较低，企业参与职教的意识不强，要吸引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需要相关的激励机制，比如减免税收等特惠政策，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拓展合作领域。政府对参与职业教育主体的规定应该给予政策支持，而不是法律强制，但是相关的配套保障政策还是需要严格执行，推进校企合作的各个环节。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政府既要有推动性的法案、支持性的拨款政策、保障性的平台建设政策和特惠倾斜政策，以及激励性的税收减免和奖金股利政策，以支持和促进校企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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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研究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劳动力的供求保持动态的平衡，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进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劳动力市场需求规模的研究为解决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降低失业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劳动力需求量变动的影响因素

社会劳动力需求总量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因为劳动力需求产生的直接基础是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社会各企、事业单位之所以需要雇佣劳动力，是因为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能够为市场提品或服务。因此，劳动力需求的直接基础是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通过概括以往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影响劳动力需求总量变动的因素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政策和季节性三个方面。

1.经济增长

从宏观上说，劳动力需求总量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能够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而这个数量又取决于经济增长规模、结构,以及发展的质量等。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结果是资本增加，新增资本追加投入到生产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经济增长还会带来技术进步，新技术新机器的应用取代了本来由人完成的大量工作，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劳动力需求增长的速度总是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也验证了这一点。

2.政策

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通常认为劳动力市场不同于其他商品市场。政府很少干涉普通商品市场，而往往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由于工资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信号，因此成为政府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实行最低工资政策的劳动力市场中，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很大程度上受最低工资率影响甚至由其决定，如果雇主面临成本压力，可能裁员或减少招募新员工。有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增加10%，会减少年轻人就业率1%～3%。通过调节产业结构改变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用人结构也是政策调整的手段之一，比如鼓励用人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此外，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等也会对劳动力需求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3.季节性

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季节变动指以一年为周期的周期变动，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四季变化、节日或寒暑假等。第一产业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农业生产的主要环节都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完成，而且劳动强度大，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对雇佣劳动的季节性需求。建筑、房地产、原材料开采、旅游、娱乐等第二、三产行业也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季节影响。

二、劳动力需求总量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某国10年间长期固定工作的劳动力需求数据为基础，建立了用于分析和判别劳动力需求总量影响因素的模型，并据此进行对该国劳动力市场需求趋势的判别与预测。长期固定工作具有如下特点：劳动期限不固定，雇主无法定的合理原因不能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向劳动者支付以最低工资为下限的薪金并缴纳各类保险。长期固定合同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在该国劳动力市场也最为普遍，因此最具有代表性。

某国劳动力市场1995年～2005年间长期固定工作的劳动力需求数据见表1。

数据来源为该国官方劳动统计机构

1.模型的初建

首先，我们选取影响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因素，即经济增长、政策和季节性，作为变量来建立初步的劳动力需求模型。

对于计量模型的选择，考虑到各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非独立的，再加之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因变量对于各解释变量的弹性，因此，选择对数线型模型来建立劳动力需求函数。

经过分析，建立初步计量模型如下：

LnY=at+b+∑ai*Ri*t+∑bi*Ri+∑cj*Sj

Y-劳动力需求总量

t-时间（单位：年）

Ri-政策虚拟变量

Sj-季节虚拟变量

a,ai,b,bi,cj-未知参数

i=1,2,3,4

j=1,2,3…12

其中a值大小反应劳动力需求随时间增长的总趋势，其根本原因为经济随时间的累积而增长；1995年～2005年间该国有关劳动力市场的重大政策变动有四次，分别在1996年、1998年、2000年、2003年。分别用虚拟变量R1、R2、R3、R4表示, 即1996年以后R1取值为1，之前取值为0，以此类推；季节虚拟变量S1，S2…S12分别表示一年中的12个月份。

2.初步回归模型检验。用SAS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除S1、S2、S4、S5、R1*t外其余变量都能够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表明一月、二月、四月、五月对该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总量基本没有影响，第一项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趋势影响较小，因此将它们从模型中剔除。

3.修正回归模型的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从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测定系数R-squared值为0.8744，拟合度良好。

(2)残差序列自相关性检验。在上述方程的回归结果中，DW值为2.060，可见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因此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

(3)变量显著性检验。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的拒绝概率都小于0.05，全部通过检验。经过整理后，最终建立的多元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Y=(0.009+0.121R2-0.205R3+0.095R4)*t+0.294R1-

0.471R2+0.635R3-0.063R4+0.107S3+0.068S6-0.044S7-

0.146S8+0.184S9+0.069S10-0.132S11-0.262S12+11.525

三、实证分析的经济学解释

根据上述结果，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劳动力需求随着时间的增长有微弱上升的趋势，年增长率大约为0.9%（ea-1）,假设这十年内该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则可推论该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劳动力需求增长0.18%。

2.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1998年和2003年该国出台的政策对劳动力需求起到促进作用，加速了劳动力需求随着时间的增长，分别使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提高了13%和10%, 而2000年出台的政策则减少了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减少了19%。

3.季节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三月、六月、九月、十月是该国劳动力需求最旺盛的时节，尤其三月份和九月份比平时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了10个百分点以上，而七月、八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是劳动力市场最为惨淡的季节，特别是十二月份的劳动力需求比平时减少了23%.

四、所建计量模型的意义

综上所述，该计量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变动趋势。在给出未来某时期全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相关政策等因素的基础上，依据该模型计算出劳动力需求的预测值，可大体观测劳动力需求的波动情况，为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劳动力市场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就业服务中介机构提供分析依据。有利于各方主体进行理性决策、采取有效措施，以规避风险、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推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规范化进程，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Arnaud RYS, Nicolas VANEECLOO. Econométrie: théorie et Application[M].Nathan, Pari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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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衰和产业转化是产业经济现象。产业兴衰指产业的形成、成长、成熟、衰退以及产业的创新和再生等兴衰过程。产业转化作为产业兴衰的结果，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新、旧主导产业呈现更迭的现象。所以产业兴衰和转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体现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是产业结构逐渐演化、升级的结果，是产业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发生了改变。

既然产业的兴衰和转化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不断改变的过程，那么劳动力需求也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动，实现劳动力在不同的产业和行业间的转移。劳动力需求与产业兴衰和转化是辨证统一的，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推动。通过一个产业的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可以间接地识别该产业的兴衰。在产业的形成期，其劳动力需求会迅速增加，但就业总量不会很大；成长期，劳动力需求仍是不断上升的，但就业的增长率较前期变缓；成熟期，劳动力需求总量先缓慢增加然后持平，就业增长率开始呈下降趋势；衰退期，劳动力需求显著降低，甚至为负。在产业兴衰与转化过程中，不同的产业在不同时期对劳动力具有不同的数量、素质要求和吸纳能力。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然后向第三产业移动。此外，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小，素质要求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大，素质要求可能会稍低。如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会影响其发展。例如新兴高新技术产业需要的是高素质劳动者，如果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就会阻碍其进一步发展。又如在产业衰退期，劳动力需求显著降低，如果大量冗余劳动力滞留在内部，不能及时转移，该产业就无法进一步调整， 导致“衰而不退”。一些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城市就是因为许多产业处于衰退状态，劳动力需求降低，岗位供应不足，产生了严重的失业。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取决于劳动力供给。我们可以依据产业兴衰和转化规律，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动进行及时、准确的预测，进而采取有效措施调节劳动力供给，并通过合理的劳动就业制度对劳动力进行科学的配置，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要求。还可以通过对特定产业的兴衰和转化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适当地改变并引导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使之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以及社会人口发展状况相协调。

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劳动力供求的矛盾仍将是我国就业问题的难点，鉴于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短期内无法改变，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劳动力需求方面的作用相对更大。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劳动力供给的过快增加并不一定带来失业，没有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也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所以扩大劳动力需求是关键。如果从产业兴衰与转化的角度研究劳动力供求问题，就可以更加动态地把握中长期就业问题。而建立我国长效促进就业机制的本质就是不断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劳动力需求，所以必须深化对我国的劳动力需求与产业的兴衰和转化关系的研究。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前，长期的重工业化战略造成我国工农业、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畸形的产业结构导致产业变动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剧烈波动。同时由于对轻工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限制，人为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加之“统包统配”的传统就业制度在几十年时间里统一安排劳动力，使劳动力需求较大的轻工业和服务业由于得不到劳动力而无法发展，进而强化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带来极大的就业压力。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努力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既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协调，又扩大了就业容量，从而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失业高峰起到了缓解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新的问题。农业投入的不断减少使得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工农业比例又有所失调；工业内部的加工工业迅猛发展，原材料工业和采掘工业则增长缓慢；在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和金融业的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成为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随着80年代末期的治理调整和经济紧缩，我国出现了市场疲软，传统产业中的煤炭、军工等行业普遍陷入困境，一般加工工业的产品也开始滞销，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锐减。这一时期，我国的劳动就业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 搞活固定工制度。随着企业用人方式的改变，当一些行业劳动力需求降低时，产生了困难企业职工的待岗下岗现象。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得到明确，开始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有了进一步改善，市场化的就业制度开始确立。随着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许多过时落后的产业和缺乏比较优势的传统国有部门不断被淘汰，使这些部门过去提供的就业岗位大量萎缩；而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又使多年沉积的隐性失业突现出来，成为公开而突出的问题。不过下岗失业现象主要集中在那些发展缓慢、需求相对疲软的纺织、机械等行业以及煤炭、石油等资源性产业集中的地区，那里产业结构升级任务艰巨，亏损企业多。而新兴的正在高速发展和扩张的如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则几乎不存在失业问题，这一阶段也成为我国分行业就业结构急剧变动的时期。现在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就业弹性系数有降低的趋势。农业部门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排放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中的关、停、并、转、破等措施使得下岗失业职工急剧增加；第三产业虽然成为了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但仍需进一步发展加强。

总之，从我国产业兴衰和转化的实践看，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上升，主导产业的更迭，每次产业的变动必然会带来劳动力需求和就业的波动。经过多年改革，我国现已形成三次产业共同快速增长，但第三产业增长最快的产业格局。据统计，我国一、二、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从1978年底的70.5%、17.3%和12.2%发展为2003年底的49.1%、21.6%和29.3%。总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40152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74432万人。虽然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一直增加，但仍然不能满足劳动者就业的需求，2004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实际失业率的数值也许更高。除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更重要的原因是结构调整的同时时没有创造足够的劳动力需求以及原有劳动力不符合新增岗位的能力要求。

三、依据产业兴衰与转化规律，增加我国劳动力需求的对策建议

(一)在增长的就业弹性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在产业兴衰与转化过程中应该注意发展地方产业集群

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资源共享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深化专业化分工，提升市场需求空间，而且可以增强集群内企业间的有效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有效促进一定区域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合，推动经济发展和就业。

（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

如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巨大，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为前提的，当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部门能做到总就业人数下降但总收入水平还在不断提高时，才能够持续对第三产业提出巨大需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在产业兴衰与转化过程中选择适合我国的技术进步路径

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技术进步会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加剧我国就业结构的调整。有必要对技术进步进行长期规划，选择适当的技术进步路径，对高新技术、常规技术和相对较低的技术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并逐步通过产业融合实现产业的升级。

（四）要高度重视我国传统产业尤其是衰退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与劳动力转移问题

产业衰退往往导致劳动力需求降低、裁减雇员，尤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退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最大。我们必须重视有关传统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衰退产业的变动，对其衰退过程和衰退结果进行科学分析，以便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劳动力需求的变动与转移问题，使这些产业的劳动者能够有时间、有机会为重新就业或转业做准备。

(五)提高我国企业的活力是创造劳动力需求的关键

产业是无数个微观企业的有机结合体，企业的兴衰某种程度上见证着产业的兴衰与转化，而且劳动力需求最终来源于企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状况决定了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状况。目前我国企业的生成和发展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需要转变传统思路，认真研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行为，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环境。

（六）加强对劳动力需求变动的预测

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必须通过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方相匹配才能形成实际就业。而要把劳动力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就必须强化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构和规模的预测，对产业兴衰与转化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动进行科学分析，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调节劳动力供给规模和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形成有效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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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4-0077-05

近年来，国内外并购热潮汹涌迭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并购速度加快，西方国家掀起五次并购浪潮，大企业通过并购，其规模迅速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在国内，随着市场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步伐加快，企业并购逐渐展开，我国也经历了三次并购浪潮。

因此，并购已成为一种重要投资方式，也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于是有关并购内容成为学者们重要研究课题。但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并购绩效、动机、时机研究，关于并购对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很少涉及，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更是尚未涉及。进行这方面研究可以从理论上丰富并购研究内容，拓展并购研究范围。同时，并购对劳动力需求有影响前提下，它也会影响到社会就业问题，而社会就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有助于制定合理就业政策。为此探究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关于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研究很少涉及，仅有少数学者在研究并购问题时附带提及并购中的就业问题，且所持观点也不一致。如王一(2001)认为企业并购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因素，并且他指出企业并购将有助于我国社会就业状况改善。韩峰(2002)在研究企业并购的具体目标时，指出企业并购后可以减少管理人员，如减少上层管理者、会计和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等。王玉霞(2003)认为并购后造成的垄断能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解决充分就业问题。干春晖(2004)在研究并购问题中的就业问题时，他指出一旦目标公司被其他公司并购，无论是出于自身经营活动需要还是出于经营战略、运作成本考虑，都必定会伴随着大量冗余人员下岗分流，也即是说企业并购后会使就业减少。薛有志(2004)认为通过纵向并购可减少在实现控制功能方面所需人员，进而节约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国外学者就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有益成果。国外学者有关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与欧洲国家，为研究需要，将按国别进行综述，具体如下：

美国：Williamson(1963)认为纵向兼并可能导致上游企业销售人员和／或下游企业采购人员减少；Brown et al.(1988)用Michiganes1978～1984年间的大样本兼并公司数据研究控制权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得出兼并使就业略微增加的结论；Bhagat et al.(1990)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在美国，敌意收购使就业特别是白领工人的就业减少；Lichtenberg et al.(1992)采用美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兼并使就业显著减少，并且减少的大部分是中央办公人员；MeGuckin et al.(1995)使用美国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被兼并行业相应增加了就业。

英国：Conyon et al.(2002)利用构建的1967～1996年间的数据库，就英国接管和兼并行为对企业就业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兼并使劳动力需求减少，不同兼并类型对公司就业影响有显著差异性，相关收购和敌意收购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最大；Cirma et al.(2004)通过使用英国电气行业数据，经研究发现国外接管减少就业，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就业；Amess et al.(2007)认为管理层收购增加英国就业。

奥地利：Bellak et al.(2006)研究发现在奥地利制造行业，跨国并购与就业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法国：Margolis(2006)认为在法国并购在短期对就业有负面影响。

意大利：Piscitello(2005)等发现在意大利，对比没有被并购公司而言，被国外并购方并购公司在并购后几年里增加了就业。

瑞典：Siegel et al.(2006)利用瑞典制造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并购后使就业减少。

芬兰：Lehto et al.(2008)使用芬兰公司级数据进行并购对就业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并购使制造行业就业减少，但在非制造行业这种效果比较弱；国内并购方并购国内公司对于每种行业就业都有负面影响；国外并购方并购国内公司对建筑及其他服务行业就业有负面影响；内部重组对就业也造成负面影响，这主要是针对贸易行业而言。

Gugler et al.(2004)经过研究美国和欧洲兼并收购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得出结论：在美国，并购对就业不存在负面影响；但在欧洲，并购对就业造成显著负面影响(-10％)。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在研究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时，有如下特点：首先，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美国与欧洲国家，或者对比研究美国与欧洲国家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的不同影响；其次，研究时大多以行业数据为样本；再次，研究结论多样化，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可以是正面影响，也可以是负面影响，两者也可能不存在影响关系；最后，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区分不同并购类型对公司就业影响与公司并购对不同类型员工影响。

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就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得出不同结论，根据其研究特点，他们要么选择国家为研究范围，要么选择行业为研究范围。前者我们已尝试作过相关研究，而后者可能范围略显过小，对国家制定就业政策作用不大。同时，也因为近几年我国产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不同产业的公司并购也随之而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对社会就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以不同产业为研究范围来研究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有其必要性。

二、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和定义

在总结国外学者关于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研究基础上，根据前述国内学者关于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借鉴Conyon(2002)的相关变量选择。

(1)因变量(公司劳动力需求人数)的度量指标。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员工人数来衡量并

购公司劳动力需求，但因避免数据差异过大，将员工人数取其对数值(下文中总销售收入及公司职工薪酬均取其对数值)，用符号ln l表示。

(2)自变量(公司并购)的度量。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生的并购在此采用虚拟变量，分别用符号fm、sm、tm表示，公司在并购当年其值取1，否则取O。

(3)控制变量的选择及度量。因为在公司层面上，劳动力需求调整会受到公司职工薪酬及总销售收入的影响，故将此两个变量选为控制变量。职工薪酬与总销售收入均可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相关数据，分别用符号ln w与ln q来表示。

(二)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1)模型设定。考虑并购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效应研究模型时，可将其看成是劳动力需求由一种最佳水平向另一种最佳水平转变。如图1所示，并购前，假设A公司劳动力需求水平为L1，B公司劳动力需求水平为L2，在时间t发生并购后，假定生产技术规模收益保持不变，且相关要素价格也不变，那么并购后的公司产量与劳动力需求水平应该等于并购前两个公司总和。但若生产技术使规模收益增加(IRTS)，那么并购后的公司会通过减少总劳动力需求来获得并购前各个公司产出总和。如果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与并购后公司总和不同，就必然会发生劳动力调整，使之达到最佳水平。但是要调整到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所以公司将需在迅速调整所费成本与偏离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时所费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可构造出下面的面板数据模型：

但我们在此研究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所以将自变量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个类别，以分别探讨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差异性影响。所构造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lnLit：公司i在时间t雇佣的职工人数的对数；lnqit：公司i在时间t的总销售收入的对数；lnWit：公司i在时间t支付给员工的薪酬的对数；fmit,：第一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0；smit：第二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O；tm,：第三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O；fi特定公司的固定效应，如公司间技术、管理水平的差异；εit：方程的误差项。i=1，2，…，N；t=1，2，…，T。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在以下三个模型间进行选择：

无个体影响不变系数模型：

经常使用协方差分析检验(analysis of covari-mace)来进行检验，但因本文的截面实体很多，时期较少，属于“宽而短”的数据，不宜采用Eviews中的Pool对象来处理，只能通过具有面板结构的工作文件(panel worldile)进行分析，但因利用面板结构的工作文件只宜进行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所以本文只能采用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

同时在进行估计时还需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与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之间做出选择。一般在进行这种模型设定检验时采用豪斯曼(Hausmma)检验，它最早是由豪斯曼(Hausman，1978)提出的一种检验方法。由于笔者在进行Hausman检验时，软件提示检验失效，这可能是因为稳健标准误差与Haus―man检验的协方差值的假设不一致导致的，因此不能通过Hausmma检验来判定本文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但高铁梅(2006)在其著作中指出；根据面板数据的特点，当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时，即个体成员单位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时，选用固定影响模型比较合理。但是当个体成员单位随机地取自一个大的总体时，固定影响模型不太适合，此时选用随机影响模型更好。据此，因本文选取了所有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并购样本，所以本文选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可能更为合适，也就是说采用模型(2)进行估计。

(2)模型估计方法。因白仲林(2008)在其著作中指出了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的LSDV(1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估计法的缺陷：首先，模型难以满足其前提假设，估计结果不是很有效；其次，由于引入了N个虚拟变量容易发生虚拟变量陷阱；最后对于固定的T，当N趋向无穷大时，只有斜率项的LSDV估计是一致的，而截距项的LSDV估计是非一致的，即LSDV存在着伴随参数问题。所以本文采用GLS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取并购样本来自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期间为2002～2008年。

为保证研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本文遵循以下原则选取样本：(1)剔除一年之中发生一次以上并购事件的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变量中存在极端异常值的公司。最先根据本文所限定的并购从国泰安数据库中选取2002～2008年间的并购事件1805起，再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剔除后，最终确定由发生1172起并购事件的相应上市公司7年相应指标构成平衡面板数据集作为研究样本。具体的样本分布为：第一产业的并购样本为29个，第二产业的并购样本为761个；第三产业的并购样本为382个。

(二)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采用Eviews6，O的Panel workfile对样本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2)进行固定效应变截距分析，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1　拟合优度检验。从表1的第七行可知，方程的调整可决系数达0.99，说明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为0.99，即总销售收入、职工薪酬、不同产业公司并购能够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99％做出解释。

2　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从总体影响来看，表1的第九行显示F值为502.8701，表明模型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此模型中各因素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

3　单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从单个因素来看，表1第二行系数0.23与T值53.20表明总销售收入对劳动力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常理相符合，扩大产量增加劳动力；表1第三行系数0.073与T值25.50表明职工薪酬也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常理相违背，可能因为公司销售收入增长速度大于职工薪酬增长速度，虽然职工薪酬增长，工资成本增加，但因销售更大比例增加足以抵消这种成本增加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国内学者常进雄(2005)的研究结论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资本价格一实际的利率水平对就业没有影响；劳

动力的价格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不仅很小，而且与就业弹性是同方向变动，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增加，就业弹性提高，从业人员也在增加，这与一般经济理论预测结果相反；表1第四行系数0.0248与T值0.7949表明第一产业所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正向影响，但结果不显著，即并购的发生会导致公司就业人数增加2.4％左右。这主要因为第一产业的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在短期内更多地寻求“协同效应”，即通过协同效应后，将会增强管理效果，扩大产出，从而也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表1第五行系数-0.0128与T值-2.59表明第二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二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公司就业减少1.3％左右，表1第六行系数-0.026与T值-2.657表明第三产业所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公司劳动力需求人数减少2.6％左右，这说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上市公司都是通过并购在短期内寻求“减员增效”，即通过裁减人员来达到提高组织效率与效益目的，从并购动机来说，可能规模经济动机与市场势力动机占主要地位。同时，第三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劳动力需求人数减少的数量是第二产业的二倍，说明在第三产业中，上市公司更趋向于追求规模经济与市场势力，以此来实现公司的利益。

篇5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4-0005-04

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范围内经历了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其中以上世纪80年代为标志，产业转移的特点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行业。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刚好成为这种动态调整的承接者。我国第二、三产业的规模近年来不断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为我国各行业的发展带了契机，同时也为行业业态的不断变迁提供了条件，进而促进新兴行业不断涌现。行业类别的不断增多和二、三产业行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金融保险业、贸易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日益成为国际行业转移和高校毕业生新增就业机会的重点领域。然而大学生就业不仅取决于各行业的职位供给，还取决于供需的匹配。劳动力市场结构关联着整个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的结构质量以及对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以适应社会发展为目标导向。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赋予了上述研究目标极强的代表性，金融业折射出各行业发展变迁的基本态势。目前，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以高校的本科金融学教育为主，在金融人才的培养方式上尚存在诸多的问题，如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不足、对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重视度不够、“商学院”与“经济学院”模式相脱节等等。本文基于业态发展、劳动力需求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联动的分析框架，以金融业态发展中不断呈现出的多样化、市场化、网络化、国际化、复杂化特点为切入点，剖析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并提出了高等教育金融人才培养的相应建议，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一、金融业发展新趋势及金融人才需求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日臻成熟，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种类日益增多、金融业务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增强、金融交易渠道愈加活跃。金融业态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同时对金融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1.多样化。（1）金融机构种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化，与此相伴的是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的日益多样化。非银行的金融部门的出现和不断壮大冲击了传统的大一统银行体制，并逐步成为和银行业作用相当甚至更为重要的金融业的组成部分[1]。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如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法人机构数量近年来变化不大，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则呈现出一个显著上升的趋势。五大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也不断上升。（2）金融产品的种类日趋多样化。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产品多样化的外部条件已经较为成熟，并呈现出以下特点：竞争白热化、金融脱媒化、利率市场化、需求多样化、城乡一体化、资金流动全球化[2]。金融机构的增加以及金融产品的日益多样化意味着金融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据智联招聘统计，2013年新增职位中来自银行、保险以及证券机构的金融业职位需求增长最快，比2012年增加了91%。前程无忧2013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访的500家雇主所在的16个行业中，金融/证券/投资成为亮点，金融投资人才在2013年炙手可热。在四季度金融/证券/投资行业增加社会招聘的雇主高达88.8%，而2012年四季度的调查结果为51.6%。

2.市场化。2014年我国金融改革路线图已逐步清晰，即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层次多元的金融体系。伴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与深化，我国金融发展的总趋势逐步呈现出市场化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进程，这在为金融系统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必然带来金融风险和金融风险管理难度的增大。除了因利率、汇率市场化等引起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外，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易便捷度的提高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间的风险相互传导，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具备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能力以及具备一定的财务金融知识和拥有较强数理基础的金融产品开发和投资组合能力的人才将成为金融市场最为缺乏的人才类型。

3.网络化。至2013年，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余额宝、淘宝基金店、微信支付、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以“短、平、快”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被称为“互联网金融模式”[3]。从技术、政策、需求角度而言，互联网金融的长期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在未来的金融企业中，“电子虚拟网点”将大幅替代现有的“物理网点”，“信息流”将最大限度地替代“物流”和“现金流”。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业务交易规模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融业发展的网络化趋势。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加大了对金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截至2013年10月，互联网金融人才需求同比增幅超过55%。在这一新背景下，市场对既拥有金融投资专业知识，又掌握一定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高水平复合型金融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

4.国际化。伴随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正逐渐融入到世界金融市场中。截至2013年12月，已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家银行在中国设立了40家子行、190多家的分行。保险业方面，目前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55家外商独资、合资保险公司，占我国保险公司总数的31%。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之后，中国金融人才的国际化将进一步提高，包括国际化的眼光、全球化的资本运作意识、全球化金融管理工具的运用能力、在完全市场化环境下的运作能力等[4]。

5.复杂化。伴随金融创新的需要，金融产品由于衍生品的产生而变得越加复杂化。自1992年我国金融衍生品首次在沪深股市交易以来，以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为基本形态而衍生出的各类杠杆性的信用交易产品应运而生，至今我国已涌现了大量以商品期货、外汇掉期与人民币利率互换为主的金融衍生品交易。[5]随之，金融市场对具备较高专业技能的高学历的专业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2002年至2011年，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金融从业人员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金融行业中高学历人才占比位于所有行业的第三位，前两位分别为科学研究和教育业。

二、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需求的悖逆和矛盾

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这一核心任务，围绕这一核心，高校的目标即是为各行业输送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基于以上对行业变迁和人才需求新趋势的分析，目前我国高校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金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不足。目前，金融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与企业需求不相匹配，出现劳动力供给结构性过剩。由于金融业逐渐向多样化、混业经营方向发展，越来越需要通晓金融游戏规则和能够运作全球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用人单位对金融学专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既要求从业人员提高分析市场行情、从事金融产品定价的数理能力，又要求他们拥有防范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还要求他们增强对金融法律法规的运用能力。然而，从目前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现状看，高校对学生数理基础与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重视度不足，直接导致毕业生素质难以达到金融市场和企业的要求。另外，学生的主干课程中缺少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相关课程，使金融学科未能很好地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也使得学生的能力难以驾驭未来金融市场中面临的实际金融问题。

2.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度不够。一方面，金融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更是智力密集型产业。随着我国金融企业规模、资金实力的不断壮大，当务之急是挖掘具备创新能力的金融人才，从而促进这些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竞争优势地位的形成。然而，目前高校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金融学教学方式以授课为主，一味灌输，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创新精神不足。另一方面，虽然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金融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并加大了实践教学的工作力度，对原有金融实践教学方法和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改革效果不够显著，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高校的实践教学理念还没能突破传统金融教学模式的框架。金融实践教学理念、内容、形式、条件等方面都存在较多的问题。金融实践教学内容较为单一陈旧，师资条件有限，学生素质不能满足企业要求。

3.“经济学院模式”与“商学院模式”往往偏重一方，未能发挥整合优势。在当下的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下，主要有两种金融人才的培养模式：“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部分综合类院校及财经院校更侧重于从宏观经济学视角，进行银行体系、货币政策以及信用等方面的研究，更多地遵循“经济学院模式”。而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院校则偏重于“商学院模式”，这些院校直接借鉴国外商学院的发展模式，从微观角度出发，以管理学为主，侧重以资本市场和公司财务为研究对象。现代金融的微观化趋势使得传统的以宏观金融为主的教学内容显得很不全面，说服力也就此减弱。目前的现状是高校往往只偏重一方，导致理论和实践相脱节，“产、学、研”优势互补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多元化的培养模式才能更加有利于提高人才的理论素养和应用能力，在就业方面赋予人才更多的选择权，从而更好地实现校企合作、校企共赢。

4.金融教学视野不够开阔，没有清晰的国际化教学理念与目标。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在各个层面都日益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中，这对我国金融学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虽然部分高校已逐步认识到金融教学与国际并轨的重要性，但其实施过程和条件还有待完善。目前，我国金融学专业所使用的教材国际化程度不高，许多理论和内容较为落后。另外，师资力量与国际化教学目标的要求不相匹配。金融教学模式的改革力度不够，没能突破传统培养模式的局限，对西方国家很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实践不够重视，引用率不高。对国际化教学的整体路线规划不清，在兼采众长的道路上还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方法。

三、金融业人才培养联动模式的创新机制

由于业态发展、劳动力需求及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着相互联动的关系，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方面应该始终适应这一联动模式的要求。以上探讨了我国行业变迁的基本态势以及我国高校金融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基于此，本文给出如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途径的建议：

1.搭建多学科渗透教学平台，立足培养文理兼修的复合型人才。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可借鉴的国内外经验较多。例如美国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斯坦福大学的实用教育、英国剑桥大学的综合教育以及日本大学中盛行的交叉学科教育等都为我国金融学教学改革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参考思路[6]。国内高水平大学也开始进行金融教学的改革与实践：武汉大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教学模式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创新。大连理工大学推出的“数学+金融学”教学模式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南开大学从2001年开始进行跨专业经济、管理和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试验[7]。在这些先行者的引领下，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可以在金融专业的基础上设置“2+2”课程，即学科交叉实验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兴趣选择“金融学+X”课程，例如“金融学+数学”，“金融学+金融工程”，“金融学+计算机”等。目前，这类“2+2”课程在我国的部分高校内已有开设，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这种模式的推广度和普及度并未达到预期高度，因此促进金融学科与其他学科融合将成为今后金融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其次，增加通识教育、平台大课的设置。通识教育课程中应包括社会学、中西文化概论等课程。平台大课是指学生可以在平台中选择管理类、文学类、法学类、理学类等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从而建立涉及经济学、理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多学科渗透交叉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既有金融专业特色，又拥有全面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2.注重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具备良好沟通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国外高等教育提倡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辛辛那提大学“工学交替”模式、百森商学院“创业实践”模式、加州大学“个人专业”模式、哈佛大学“校企合作”模式、斯坦福大学“产学研培养”模式[8]。与国外具有创造力的培养模式相比，国内高校目前也有了一定的实践，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已建成的金融实验室可实时接收纽约交易所、伦敦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和上海证交所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供学生实盘演练。然而总体来看，国内高校对金融人才的培养还限于比较僵化的模式。鉴于此，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型人才和富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金融人才是高校金融教育的重要目标和发展方向。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与纯粹的理工科不同，既需要拥有很强的数理功底，又需要具备创新实践能力和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本文建议在培养金融人才实践创新能力的过程中采取以实践需求为导向的IPI（Innovation-Practice-Interaction）模式[9]，即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互动模式，形成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以及创新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以校企合作和实践模拟为主要方式，强化基础课、专业课、国际交流和实践基地等方面的建设，为培养具备一定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奠定基础。目前，大连理工大学正努力推进IPI模式的实践，不断实现多元交互式教学方法，搭建学生实践平台，为学生日后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3.促进“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培养模式的融合。孤立地发展任意一种模式在如今金融业大发展、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都是行不通的，两种模式均不能有效解决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问题，因此必须走两者融合的道路，实现学术型培养模式与职业型培养模式的有机结合。“商学院”模式起源于美国，并逐步成为世界公认的优秀培养模式。“经济学院”模式以培养博士研究生为目标，更为注重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训练。目前来看，我国在金融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经验，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符合社会经济需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将宏观金融学和微观金融学相关课程全部囊括在学生的培养计划内，既要注重宏观金融理论的教学，又要强调以实践为导向的微观金融教学。

4.拓展国际视野，培养学生良好的英文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高校教育国际化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金融学教育的发展必然要符合这一主流趋势，特别是那些准备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重点大学，更需要尽快地采取积极的措施。首先，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金融学英语强化班。目前已有高校在此方面进行了尝试，例如，大连理工大学在2009年成立了金融学（英语强化）班，该班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在金融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开设英语特色课程。如：跨文化交际、批判性阅读与写作、欧美社会与文化、演讲与辩论等。另外，金融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应该摒弃一些呆板教条化的内容，开设金融专业的双语课程，鼓励学生阅读外国原版教材和读物。其次，建立国内外高校联合培养模式，鼓励学生参加海外高校交流学习项目，以帮助学生了解国际商务环境，用全球视角看待、理解和解决跨文化的问题。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之处，摒弃循规蹈矩的固有模式，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吸取外国经验的基础上，金融人才的培养仍然要立足本土，因为金融人才最终要服务于本土市场。

四、结论

以上在联动模式的框架下，本文分别从我国金融业发展新趋势及人才需求变化、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和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途径三个方面阐释了金融业业态变化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互动关系，并展开了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讨。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金融业也在近20年时间获得了超前的发展，成为虚拟经济的代表。金融业折射出各行业发展变迁的基本态势，因此以金融业为例对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完善进行探究具有明显的示范性和典型意义。高等教育改革必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配合业态发展的特点和新趋势，做到与时俱进，从而使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动态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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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明，姜洋.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特征与趋势[J].中国金融，2012，（17）：64-65.

[3]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11-22.

[4]李全敏.中国金融人才市场特点及趋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07）：93-96.

[5]蔡泳.新时期对我国金融衍生品监管路径制度分析[J].会计之友，2012，（33）：25-27.

[6]张成虎，胡啸兵，孙林娜.复合型金融人才及其培养模式探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1，（05）：5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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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1-0219-02

根据麦可思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最高的学科门类是管理学，达到92.9%。然而，作为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普通院校经济学毕业生的就业状况比较严峻。我国现阶段无论从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失业的数量还是结构分析，都存在事实上的就业难问题。产生此种情形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大部分比较理想的职位对学历要求较高，或者是经济学虽然课程设置“广”，但存在专业技能不“专”的弊端。总体来说，最主要原因是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不匹配，尤其是高校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质量与用人单位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基于此，培养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提升毕业生就业优势已成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培养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的特征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就业能力的研究有着不同的观点。在20世纪初期，就业能力通常被认为是获得和保持工作的能力。然而，到20世纪末，就业能力却被大多数学者定义为实现就业的能力。本文中的就业能力是指个体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和保持工作，在工作中不断进步，实现潜能，以及应对工作变化的能力。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是指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通过在校知识的学习和综合素质的开发能顺利就业，实现就业理想，满足社会需求，并在经济管理相关领域保持工作机会、持续发展的职业能力。目前国企和外资企业所偏好的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集中体现在：“道德力”、“思考力”、“学习力”、“执行力”、“决策力”、“组织力”和“创造力”，这些能力通常构成用人单位评判经济管理类人员就业能力的核心指标。

二、基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的设计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知识创新是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保持其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只有员工不断进行知识创新，企业才有可能实现知识创新，才能在行业中保持优势地位。员工的创新行为集中体现在善于学习、发现和创造新知识的就业能力。对于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而言，通常他们所从事的职位要求他们不仅具备单一的经济管理专业知识，而且应具备相对广博的知识，还要有整合、转化和更新知识的能力，即具有跨学科性，更好地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调查数据显示，劳动力市场中一半以上的用人单位最看重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知识广博度，其次才是专业知识，占42.5%。由此看来，用人单位更偏好复合型人才。因此，普通高校在提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方面，应注重培养他们将来在工作中具备良好的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使毕业生具备对知识进行横向联系和纵向拓展，将原有的或其他相关的知识有机融合，形成自身新的知识体系，能够将知识转化为创新技术和创新行为，并不断更新知识，使自己所在的企业保持持久的竞争力的能力。

三、加强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培养的对策

提升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就业能力需要学校、政府、用人单位和大学生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1.高校应深化教学改革，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根据调查显示，56%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高校应以劳动力市场需求为导向，按照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来调整高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人才的培养可确立“劳动力市场需求导向”战略，将学生所学专业与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的符合程度、学生所学课程与劳动力市场就业岗位的符合程度，作为经济管理专业课程设置的基本原则。实现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专业设置与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发展需求的高度关联，学生的就业能力与劳动力市场人才聘任标准的高度匹配，甚至每年对其毕业后的学生进行跟踪调查，了解学生的就业发展变化以及对自己的基本能力、职业能力的评估。此外，作为实践性较强的经济管理专业，应注重加强实践模拟训练，让学生具备较强的环境适应和社会应变能力、组织管理与决策分析能力等。

2.政府应优化配置，创造就业环境。解决本科毕业生就业问题，政府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介入大学毕业生的配置和安排活动中。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宏观干预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就业能力提升的建设，高度重视学生就业能力的开发和培养，把它作为高校专业评估的重要指标；优化配置各种资源、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环境，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拓宽各类就业渠道，健全完善各类法规体系和就业制度，维护毕业生权益，为大学生就业提供便利。当前，各省市实施的大学生志愿者西部计划、大学生村官及大学生创业等一系列计划都是缓解就业压力、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有效措施。此外，政府还应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事业单位积极配合学生社会实践。

3.用人单位应加强校企合作，提供实践平台。用人单位是本科毕业生的需求者，是学生毕业能否顺利走向工作岗位的就业能力高低的最终评价者。因此，用人单位也应积极参与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用人单位可以根据阶段发展计划和实际需求，确定人才类型和工作胜任能力条件，参与课程计划的制定，帮助高校开发学生专业核心技能，使课程内容总体上与行业发展需求相吻合。此外，企业应积极配合高校经济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实习需要，建立毕业生就业实习基地。

4.大学生应转变就业观念，加强自身建设。为提升自身就业能力，大学生应增强学习动力，刻苦钻研专业知识，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要大胆投入社会实践，最求卓越，提前适应社会，把自己培养为基础扎实、知识面较宽、能力强、素质高的经济管理类专门人才；在就业选择上，应保持良好的就业心态，多考虑个人发展空间和锻炼机会，正确处理理想与现实、自身才能与社会需要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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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3）03—0023—11

一、引言

根据赫克歇尔一俄林一萨缪尔森（H-O-S）理论，中国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会通过产出和价格效-应增加对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提高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中国进口技术密集型产品则通过生产替代效应减少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降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从而缩小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出现工资均等化趋势。然而，在非熟练劳动力相对丰裕的中国，H-O-S理论所预测的相对工资差距缩小并未完全成为事实。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深化，中国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和工资不断上升，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比例从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6年的2.06，2007年之后虽然有所下降，但200%2010年相对工资差距仍然处在1.78左右的较高水平。H-O-S理论不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相对工资差距作出合理解释，其主要原因在于价格机制和产出效应并不是国际贸易影响劳动力需求和工资的惟一渠道，国际贸易还通过技术溢出、资本与技能互补等机制引起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和工资的变动。

技能偏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以及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是国际贸易影响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相对工资差距的重要机制。国际贸易通过技能偏向的技术溢出效应，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份额，扩大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喻美辞，2012a）。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对于解释中国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现象也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如果资本与劳动力技能互补，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相对需求将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不断增加，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将不断加剧；另一方面，中国是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是资本品净进口国，资本品进口是中国实现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因此，资本品进口将引致资本积累并通过资本与技能互补机制提高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扩大相对工资差距。本文将基于资本与技能互补机制，探讨资本品贸易对中国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针对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相对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研究者们大多认为贸易自由化所导致的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是主要原因。然而，围绕贸易自由化通过何种机制增加了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学术界存在着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竞争效应。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国际竞争，为了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会进行防卫型技术创新（Defensive Innovation），出现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从而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Wood，1995：Thoenig和Verdier，2003）；二是国际技术溢出和知识学习效应。通过从国外进口先进的机器、设备等，贸易自由化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接触并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机会，由于学习技术知识是技能偏向的，发展中国家也会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Pissarides，1997；潘士远，2007；喻美辞，2012b）。三是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贸易开放后，随着国际资本设备价格的下降，发展中国家从国外进口更多的机器、设备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由于资本与劳动力技能的互补性，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与进口的资本、设备相匹配，从而导致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Acemoglu，1998；Krusell等，2000）。

Griliches（1969）最先提出了资本与技能互补性假设，认为相对于非熟练劳动力而言，熟练劳动力与资本具有更强的互补性，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将不断提高，而非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将不断下降，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将不断扩大，这一结论已得到美国制造业数据的验证。许多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工资不平等现象均可以由资本与技能的瓦补性得到解释（Lindqusit，2005）。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在部分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验证，资本积累至少通过两种途径加剧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不平等：一方面，由于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资本投资和积累将会提高熟练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工资水平；另一方面，新的机器设备通常伴随着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从而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Acosta和Gasparini，2007）。Pavnik（2003）对智利的研究发现，由于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资本品进口在相对工资差距扩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Mazumdar和Agnoli（2004）对秘鲁的研究以及Akay和Yuskel（2009）对加纳的研究表明，资本积累和资本与技能互补是解释熟练劳动力工资上升和工资不平等加剧的一个重要因素。Yasar和Paul（2008）对土耳其的研究指出，资本品的进口和计算机的使用增加了生产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提高了土耳其熟练劳动力的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这意味着土耳其的资本与技能也是互补的。

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已得到了一些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支持，为解释相对工资差距的形成和扩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然而，资本与技能的互补性在中国是否显著存在，对中国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是否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仍留有空白。而且，从已有的研究结论来看，资本与技能互补是一种瞬时现象还是长期现象，这一问题在现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深入探讨。另外，目前的大多数研究仅仅从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的角度研究相对工资差距的形成，忽视了劳动力的相对数量效应和相对效率效应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中国是资本品净进口国，资本品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对中国的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重要贡献。随着中国资本品进口的扩张和国内资本的积累，资本与技能互补性在中国是否存在？资本与技能互补现象是瞬时的还是长期的？对中国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和相对工资差距有何影响？等等，这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尝试采用更科学的方法客观地测算中国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第二，运用中国的连续时序数据和协整检验法实证检验资本品进口和国内投资形成的资本积累与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并关注互补现象的长期性；第三，将相对工资差距的变动分解为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相对数量效应和相对效率效应三个部分，在控制后两个效应的前提下实证检验资本与技能互补效应及其对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

三、中国资本品贸易和相对对工资差距现状

（一）中国的资本品贸易

根据BEC国际贸易商品分类准则，所有对外贸易的商品根据其最终用途将分为三个基本的部分：资本品、中间投入品和消费品，每个部分的具体分类及代码如表1所示。代码为41和521的商品是资本品，代码为111、121、3、31、322、42和53的商品是中问投入品，代码为112、122、522和6的商品是消费品。

按照BEC分类准则，表2统计了1995-2010年中国的资本品贸易、消费品贸易和贸易结构状况。从资本品贸易来看，资本品进口从1995年的337.51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2260.7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20.15%；资本品出口也增长迅速，从1995年的177.04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4680.7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8.24%。在资本品贸易中，机械设备进出口贸易占较大比重。从消费品贸易来看，1995-2010年间，消费品贸易也保持稳定增长速度，消费品进口和出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0.17%和15.13%。比较资本品和消费品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可以发现中国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品，出口的主要是消费品。从贸易结构来看，除2008年和2010年以外，中国的贸易结构均小于1，表明中国的资本品/消费品的出口比率小于资本品/消费品的进口比率，中国是资本品的净进口国。如果一国是资本品净进口国（出口消费品而进口资本品），资本品的进口将会导致本国资本品的相对价格下降，资本品价格的下降进一步导致投资成本下降，必然会放大贸易的效率收益，资本积累将会发生（Mazumadar，1996）。因此，资本品进口对于中国的资本积累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的相对工资差距

工资差距是指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技术水平（或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之间工资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目前的研究对中国工资差距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问、不同行业之间工资收入差距，大多认为贸易开放加剧了中国的工资不平等。本文研究的相对工资差距主要是指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平均工资之比，这个比率反映了熟练劳动力高技术能力或教育程度的超额回报，因此又被称为技能溢价。国际上对熟练劳动力的划分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按教育程度来划分，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为熟练劳动力，其他为非熟练劳动力；另一种是按工作性质来划分，不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即非生产性工人）或者白领工人为熟练劳动力，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即生产性工人）或者蓝领工人为非熟练劳动力。本文采用前一种划分方法，认为受过高中及以上（包括高中、大专、大本、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是熟练劳动力，初中及以下（包括未上过学、小学、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非熟练劳动力。

篇8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75-09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贸易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外溢并推动了我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使得我国制造业不断地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许斌经研究指出，我国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相对工资比从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0年的1.64，在这期间我国的劳动力工资差距以年均11%的速度上升。根据本文的测算，我国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相对工资差距从1998年的1.32上升到2010年的1.98，劳动力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因此，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关注的热点和理论研究的重点。

纵观国内外对该方面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经济学家对贸易开放与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关系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从传统的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s-s）可以推出，作为高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达国家，贸易开放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而作为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会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伍德（Wood）、利莫（Learner）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美国，导致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压低，从而使得美国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下降，劳动力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傅李曼和奥斯坦德博（Freeman and 00stendorp）通过对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研究表明，在英国和美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与H-0-S理论的推测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只占到OECD国家GDP总和的2%，这种情况下H-O-S效应是几乎不能产生作用的。因此，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才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的真正原因。芬斯澈和汉森（Feenstra&Hanson）分析了南北贸易带来的产业转移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模型分析了当发达国家逐渐将本国低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即进行外包时，将会减少对本国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工资差距。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承包的这些生产环节仍然是高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扩大了工资差距。阿西莫格鲁（Acemoglu）建立内生模型，研究表明贸易开放通过市场规模扩大引起的技术进步，进而通过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最终扩大了劳动力工资差距。赫尔普曼（Helpman）等在异质性国际贸易框架下，发现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要支付更高的劳动报酬，并且出口企业和高技能劳动相匹配，因而贸易开放会扩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与S-S理论结论相反，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贸易开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许斌认为在发达国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却属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贸易开放可能会增加这些发展中国家工资的差距。哈耶贝尔（Haral Beyer）在研究智利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原因时发现，贸易开放程度的扩大确实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若瑟夫（Reshef）在H-O-S理论基础上，通过提出要素密度逆转假设，从而构造了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贸易开放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的强大力量，从而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高登伯格和帕威斯克（Goldberg&Pavcnik）利用贸易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微观数据，建立了适应发展中国家跨国研究的共同模式，实证分析了墨西哥、中国、智利等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情况，并提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显著扩大。罗伯森（Robertson）分析了墨西哥的劳动力工资差距拉大主要是由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导致的，贸易开放引起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增加了工资差距。他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高技术与低技术的定义是不同的，这会导致分析的结果也会有不同，因为在美国认为是低技术而在墨西哥可能认为是高技术，结果两国都可能增加对技术的需求。格林和迪克森（Green&Dickerson）以巴西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贸易开放给巴西带来了技术的流入，并且导致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但是，由于高技能劳动所占比重较小，所以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

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贸易开放与我国工资差距的问题。但是已有的文献大部分是针对贸易开放对地区工资差距、行业工资差距的研究，比如杨全发、万广华、宋、王怀民、李凯杰、王娜、张衔、赵诗琴、谢申祥、王孝松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扩大了我国地区间工资差距；陈怡、黄央信、杨容等的研究表明贸易扩大了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由于我国没有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具体统计，因此，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研究还不多。喻美辞分别运用2000-2005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对外贸易和进口以及技术进步对行业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行业的对外贸易开放会导致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王中华、王云飞、朱钟棣、邓军、赵明亮、臧旭恒等人主要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角度人手，发现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产品内分工的加深会扩大我国工业行业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都是从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劳动力的供给考虑得较少，然而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对二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以高技能劳动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改变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作用，而这种改变是非线性的，其函数形式依赖于人力资本变量，这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中可能存在“门槛效应”。这一点的研究在中国尤其具有意义，因为，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开始“扩招”，使得我国本科毕业人数从2002年的65.58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45.54万人，年均增长率达20.76%，这导致了近些年来我国本科毕业生为主的人力资本供给在迅速增加。因此，人力资本供给在贸易开放对我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中是否有门槛效应，门槛值有多大，哪些地区跨过门槛值而哪些地区在门槛值里呢？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在综合考察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基础上建立门槛模型来分析贸易开放和人力资本对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门槛模型及数据说明

1.门槛模型的设定

在以往考察通过影响某一变量从而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差异影响的因素时，通常会采用交互项检验或分组检验的方法。但是交互项检验的方法只能局限于所测定指标的影响是单调递增或递减的，而这并不符合实际的经济情况。对于传统的分组检验方法来说只能简单地依照某个影响指标对样本进行分组，这很难准确地反映各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针对上述两种方法的局限性，近年来对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改进并产生了“门槛回归”方法，并且在很多领域研究中得到应用。门槛模型中单一门槛回归的基本思想为：在模型内的某一影响变量qi存在一个门槛水平r的情况下，对于qi≤r与qi>r两种情况而言，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将采用汉森（Hansen）发展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进而考察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即人力资本是否存在一个门槛值，当人力资本大于或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对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的差异，模型具体表述如下：为了分别同时考察出口开放和进口开放的影响，还分别建立：

1（.）为示性函数，如果括号中的表达式为真，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同理，双重及多重门槛模型可在单一门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本文不再赘述。

2.门槛变量的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衡量的样本为制造业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使用的是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计量软件为Stata11。

（1）被解释变量：劳动力工资差距（WAGE）。由于我国并没有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统计，因此，我们借鉴艾沃思（Avalos et）的方法，用制造业中工资最高的前50%行业与工资最低的后50%行业的平均工资之比进行衡量。该指标的计算主要包括以下3个步骤：第一，计算1998—2010年制造业24个细分行业的工资总额，除以各行业总的从业人数，得到各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把24个行业按工资由高到低排序；第三，把24个制造业行业分成两组，一组是排在前50%的12个行业，另一组是排在后50%的12个行业，然后计算前12个行业的加权平均工资与后12个行业的加权平均工资之比，从而得到劳动力工资差距。这个指标的计算实际表示，在行业工资分配格局中，被更高工资制造业行业雇佣的工人比更低工资行业雇佣的工人具有更高的技能。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门槛变量和门槛依赖变量。门槛依赖变量为进出口贸易开放度（OPEN）和出口贸易开放度（EXP）、进口贸易开放度（IMP）。本文中进出口贸易开放度、出口贸易开放度、进口贸易开放度分别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和进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进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为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各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门槛变量为人力资本（HUM）。度量人力资本的方法有多种，考虑本文主要衡量的是人力资本的供给情况，因此，采用各地区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其总人口的比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3）控制变量。①失业率水平（UNE）：以各地区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来表示。杰逖（Jantti）认为穷人更易于失去工作，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②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具体用各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然后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外商直接投资除以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③研发费用的投入（R&D）：采用各地区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R&D投入的提高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直接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扩大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门槛效应的回归分析

1.门槛检验

首先要进行门槛效果检验。我们需要确定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及门槛的个数，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我们依次在不存在门槛、一个门槛、两个门槛和三个门槛的设定下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F统计量和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出的P值见表1。

由门槛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考察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单一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双重和三重门槛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说明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并可确定为单一门槛模型。在考察进口开放的情况下，人力资本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下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显著性检验，但三重门槛检验并不显著，说明在所研究的样本内包含两个门槛值，确定为双重门槛模型②。如图1、图2、图3所示，从图中也可以清楚判断出门槛模型的确定。

2.门槛值检验与门槛值区域划分

在确定门槛效应模型后，具体门槛值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到对于贸易开放，人力资本的门槛值在95%的置信区间内为0.011，因此，根据该门槛值将人力资本分为高人力资本区（HUM>0.011）和低人力资本区（HUM≤0.011）两个阶段，下面列明了1998年、2005年、2010年（见表3所示）的情况。从表3可以看到，我国高人力资本的地区在不断增加，但是低人力资本的地区比重还是比较大，2010年17个省市就处于低人力资本区，即人力资本低于门槛值，其中以中西部地区的省市为主。处于高人力资本区的省市有11个，即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这其中以东部地区的省市为主。

3.门槛回归结果

在确定门槛效应模型和门槛值后，我们分别考察贸易开放、出口开放、进口开放三种情况下的门槛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考察贸易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I（HUM≤r）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显；I（HUM>r）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其原因在于，贸易开放会带来技术的外溢和国内技术的进步，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从而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即表示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较少，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则会表现为贸易开放带来的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大于本国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但是此时需求和供给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很大，所以会导致贸易开放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但同时不够显著。相反，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则会表现为本国人力资本的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明显大于贸易开放带来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此时会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地缩小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差距。

分别考察出口开放和进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当出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其回归结果与整体的贸易开放回归结果基本都是一致的，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出口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出口开放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以进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I（HUM≤r1）和I（rir2）系数仍为正，但是不显著，表示人力资本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虽然进口开放仍然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已经不显著了。由此可见，相比出口开放来说，进口开放会带来更为显著的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明显地扩大了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但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会缩小这种扩大的趋势。

从FDI、技术进步和城镇失业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FDI变量在三个模型中1%的显著水平下都为负，即FDI在贸易开放、出口开放、进口开放的情况下都会显著地缩小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途径主要包括两种：第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为了绕过贸易壁垒时，主要投资集中在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因此，会产生技术溢出的效应，推动技术的进步，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第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为了利用东道国劳动力的资源优势进行加工贸易时，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因此，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带来先进的技术，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反而会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二种类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偏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缩小了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城镇失业率增加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失业率的提高会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R&D投入表示的技术进步在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的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技术进步会带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产品生产的增加，从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因此，技术进步将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在进口开放的模型中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考察进口开放时，技术进步不会带来显著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也不会显著地拉大劳动力工资差距。

四、结论及启示

1.结论

篇9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9-061-06

近年来，“民工荒”、“民工返乡潮”等现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蔡昉（2010）、于学军（2003）、田雪原（2006）、穆光宗（2008）、姚引妹（2010）等认为是我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然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只能解释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总量变化，难以对劳动力流动的结构变化作出有力解释。我们认为，这些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异质性作用的表现，在此带动下，劳动力流动正在逐步由自发流动转为自主流动。

一、劳动力异质性及其发展

异质性原本是一个生物化学的概念，遗传异质性是指表现型一致的个体或同种疾病临床表现相同，但可能具有不同的基因型。后来，异质性被推广到生态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空间异质性是指生态学过程和格局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性及其复杂性；企业异质性资源为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和难以替代性的资源，它构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来源。劳动力是蕴藏在人体中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马克思将劳动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然而，这种体力和智力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超过另外一个人，所以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配第也注意到由于人的差异而导致的劳动力差异的存在：一个人，如果技艺高超，可以和许多人抗衡；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工作。我们将这种不同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异称为劳动力的异质性。

劳动力的异质性不仅仅来自于天赋，更多的来自于后天的教育、培训、经历等。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认为可以通过基础教育来发展人的先天能力。斯密将劳动力的异质性看作是投资的结果，并将所有社会成员后天获得的有用才能作为固定资本的一部分，“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并赚取利润。”能则直接赋予劳动力以资本的属性，他首次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强调劳动力的差异源于劳动者拥有的教育程度的不同，不仅认为教育可以使劳动与物质资本结合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而且主张将这种价值增值归因于“教育”差异导致的劳动力的不同。马歇尔虽然不主张将资本属性赋予人，但他首次将劳动力从实质上划分为普通劳动力和资本型劳动力，在使劳动力异质性的内涵更加清晰的同时，关注人作为劳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特殊性，将“具有特殊天才的人”看作是资本型劳动力的所有者，从而明确了劳动力异质性作为投资产物取得价值增殖的归属。正是由于将劳动力视为投资的结果，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同质性和资本同质性假设，提出了与物质资本对应的人力资本概念。舒尔茨认为，将“个人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看作是一种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看作是投资的产物”时，即成为人力资本。至此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主要内容。原来笼而统之的劳动力一方面分化为一般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从而使抽象的劳动力异质性通过劳动力与人力资本的区分得以表征。另一方面，人力资本也不是同质的，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有人力资本层次和多寡的区分，劳动力的异质性通过不同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的层次、多寡来体现，从而有了一般人力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管理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区分。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劳动者劳动能力的差异，然而，劳动能力是发展变化的。在农业经济时期，劳动力主要是体力，劳动力的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体力的大小；到了工业经济时代，智力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内容，智力转化为人力资本后，劳动力的异质性就体现为人力资本的层次和多寡。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或服务经济时代）后，在人力资本成为劳动力主要内容的同时，劳动力的外延发生了拓展：在劳动者体外存在又依附于活着劳动者个体而存在的以文化、制度为支撑的信任、规范、关系网络结构等社会资本开始逐步成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利于劳动者知识共享与传播，有利于声誉和信任机制的建立，从而减少机会主义带来的成本和损失，有利于信息市场传递中的沟通、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失灵，有利于集体理性的实现。拥有同等体力、智力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由于社会资本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劳动能力，从而使社会资本的积累成为劳动力异质性的又一来源。

二、劳动力异质性演变与劳动力流动阶段变迁

劳动力的异质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使得其表现方式和程度均有不同，劳动力异质性的不同表现推动了劳动力流动阶段的变迁。

1.劳动力同质化与劳动力自发流动

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严重短缺，劳动力大量过剩，生产过程表现为大量剩余劳动在激烈竞争中寻求与资本结合的过程，初级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劳动力的要求较低，导致高层次劳动者被迫从事低级的简单劳动，劳动力的异质性在竞争中被抹煞，异质的劳动力被“削平”为同质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同质化现象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体现得最为显著。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工业部门急剧扩张，产生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新增就业人口进入工业部门。然而，工业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逐步释放，且劳动力需求还受工业结构等因素影响。因此，一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的状况，就业难成为普遍现象，就业竞争加剧，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出现了大学生、研究生与高中生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高层次劳动力不得不从事一般性工作，劳动力的异质性难以体现。另一方面，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是技术型劳动力，现代化生产和精细的分工使得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要求大大降低，大量接受了中等教育的劳动力经过简单的岗前培训就可以胜任，从而使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劳动力异质性被同质化为技术工人，从事低层次工作，获得相应的薪酬。劳动力同质化在劳动力市场得到充分体现：一是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者比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更易于就业，据有关调查显示，2007年至2011年，中国中职生的就业率超过95%，远远高于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率水平；二是高级技工的工资远远高于大学生，甚至博士生，据报道，济南市2013年人才招聘会上，高级技工岗位给到8000元的月工资，仍是一才难求。

劳动力的同质化反映到劳动力流动中，使得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的特征：一是劳动力的流动是自发的。在劳动力同质化时期，劳动力仅仅作为简单劳动要素寻求与资本结合，劳动力流动仅仅是劳动者为追求更高劳动收入而自发地在不同地区、部门、行业之间的流动。二是劳动者追求的目标是收入最大化。由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低，如何提高家庭收入是劳动者追求的唯一目标，亲情、家庭生活、儿女教育等均让位于收入提高，大量劳动者背井离乡外出务工，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现象。三是工资是决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或者唯一因素。由于劳动力被同质化，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是同质的，工资成为劳动者决定务工地和从事行业的唯一因素，哪里的工资水平高就向哪个地区流动，哪个岗位工资水平高就进入哪个行业，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频繁，跳槽现象频发。四是劳动力流动具有集聚效应。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大量欠发达地区的劳动者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集聚效应，在我国表现为典型的“孔雀东南飞”现象。刘易斯劳动力流动理论描述的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力的流动就体现出这种自发流动的特点。

2.劳动力异质性与劳动力自主流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开始升级分化，劳动力需求的层次性越来越明显，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竞争的变化，中高层次的劳动力逐渐占据主动地位，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出来。一方面，有良好教育背景、受过系统教育、有较长工作经历、掌握一定技能的劳动者越来越占据主动地位，即劳动力异质性中的人力资本优势开始显现，这些劳动者不仅工资水平大幅提高，而且薪酬结构发生变化，部分高层次人力资本拥有者开始获得年薪、股权等。另一方面，劳动者的社会资本开始发挥作用，劳动者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整合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物质资源，拥有较好社会资本的劳动者获得较高的市场地位，得到了市场资源配置能力。

劳动力异质性的显现直接引发了劳动力流动的变化。在劳动力异质性时期，由于劳动力已经分层，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主流动特征。与自发流动相比，劳动力自主流动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劳动力流动呈现主动流动。劳动者运用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主动地寻求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方式、实现区域、实现领域，从而使劳动力流动的方向、方式、模式等发生重大变化。卢卡斯通过对非洲博茨瓦纳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证明受到更高教育的人更倾向于迁移到城市；赵力涛研究表明，教育促进了农民从农业部门向农村非农业部门的流动，每增加一年教育，进入非农部门就业的机会相对于仍然从事农业的机会就增加18.8%；卜长莉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中社会关系网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劳动力外出流动主要依靠亲缘、地缘等关系纽带。第二，非经济因素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劳动者对出生地的眷恋、对家庭因素的考虑、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选择、对社会认同和满意度的反应以及对自我价值的认同等非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劳动力会由于以上某一因素而做出其流动决策，经济因素的影响日趋减弱。杨荣海研究表明，城市基础设施、教育经费投入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力流动有着正相关关系。第三，劳动者效用发生变化。由于劳动力异质性中社会资本的影响，收入不再是决定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因素，幸福感的最大化成为劳动者的追求目标。2013年中国农民工“生存感受”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整体幸福感67.9分，其中社会参与幸福感52.9分，较2011年下降近5分，社会地位幸福感51.5分，较2011年下降4分左右，调查发现很多农民工都因缺少社会交往和社会地位较低而感到失望。第四，劳动力自主流动不再具有集聚效应。劳动者不再被动寻求资本，而是结合自己的主观意志，主动与各类资本相结合，选择适合的区域、部门、行业作为流动方向。由于劳动力的主体性作用，不同的劳动力会有不同的决策依据，因此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分散性，一定程度上促进区域经济走向均衡。斯卡利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南北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异质性使得尽管南北地区工资差距持续扩大，但从低工资地区迁出的劳动力几乎可与迁入的劳动力相抵消。

3.劳动力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换的条件

无论在自发流动阶段还是在自主流动阶段，劳动力的异质性都是客观存在的，之所以由自发流动转变为自主流动，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具备了劳动力异质性显现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有：第一，劳动力有限供给。在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大量剩余劳动的存在，使劳动作为生产要素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劳动力流动呈现出自发流动特征。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后，剩余劳动力规模降低，劳动由被动转为主动，工资开始上升，允许劳动者表达个人意愿的环境逐渐形成，劳动者才有了更多的选择，有了自主流动的基础条件。第二，劳动力需求升级。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基本的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断发生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创新过程”。当工业化进程到一定阶段之后，对复杂劳动的需求随着产业升级会不断上升，而简单劳动会逐渐退出核心区域和核心产业，原来对劳动力的同质化需求被打破，由简单体力劳动者为主逐渐过渡为技术型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型脑力劳动者为主，劳动力的异质性开始凸现，从而具备了劳动力自主流动的社会条件。第三，人力资本积累。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是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当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劳动力的异质性才能够体现出来，劳动者在流动中才能够拥有主导和控制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主观能动性和意愿。第四，劳动者效用多元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效用的唯一决定因素，劳动者效用最大化等价于收入最大化；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状态极大改善，劳动者追求的是幸福感的提升而不再仅是收入的增加，效用的影响因素由一元转变为多元，且非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决定效用的重要因素。此时，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劳动者的个体意志而非集体意愿，劳动者的异质性不断得到彰显，劳动力流动过程中自主性不断增强。

三、自主流动：我国劳动力流动新阶段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在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的人口红利时期，由于劳动力需求的有限，劳动力的异质性被抹煞，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典型的自发流动特征，民工潮时常引发经济社会波动。当前，劳动力流动呈现的诸多现象已经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劳动力自主流动阶段。

第一，从2003年季节性“民工荒”现象到当前常态化的用工荒，中国劳动力的供给不再无限已成不争的事实，我国劳动力自主性流动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从长期劳动力供求关系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04～2011年间呈下降趋势，据蔡昉等人研究测算，期间每年以13.6%的速度减少。根据联合国2009年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我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30年达到最大，预计为14.62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15年就达到最大值。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这种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的形势，即表明我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市场已经对这些变化的到来作出回应，工人工资的不断上涨是极具特征的反映。我国制造业的工资最近每年增长15%到20%，自2000年以来的12年中，我国制造业实际工资已经增长至原来的4倍。

第二，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对劳动力的需求在升级，根据国际经验和相关研究，从事R&D的人员总量与GDP增长呈正相关关系，我国2020年要实现小康社会人均GDP3500美元的目标，教育规模增长速度亦应与GDP增长相适应；另一方面也使劳动力分层：东部地区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对技术型、知识型劳动的吸引力和需求会逐渐增强，简单体力劳动者流向东部地区的趋势会逐渐减弱；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将吸收大量中低层劳动力。产业布局的调整与需求结构变化使得不同层次劳动者主动选择的权利和范围扩大，劳动力的异质性作用凸显，农民工大量“东南飞”的传统流动模式正在消失，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技术知识型劳动力表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且聚集于经济发达区域和高端产业，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

第三，劳动者素质大幅提高，劳动力自主流动的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都获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和发展，劳动者的资本积累水平已经显著提升。一方面，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同时，在农村拥有土地、住宅等生产要素作为其生活的物质保障，同时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劳动者对土地等物质资本的权利在不断完善。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流动过程社会网络日趋成熟和完善，劳动力也在就业地获得越来越多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并逐渐接受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劳动者的社会资本日益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资本积累程度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更为重要的是，不断加大的教育投资使得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职业与技能培训使劳动力积累的人力资本越来越丰富。据最新公布的全口径人才资源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我国人才资源总量比2008年增加780万人，已达1.2亿人。我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明显，每万劳动力中研发人员达到33.6人年，高技能劳动力占技能劳动者比例为25.6%，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12.5%。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6%。劳动者已经从简单劳动生产要素的提供者转变为携带更多人力资本的复杂劳动的提供者，劳动者已经成为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力和推动力。

第四，我国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已由经济（物质）因素转变为非经济（精神）因素。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为1985年以来最高，达到6977元，连续两年快于城镇居民。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明显改善，2010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5.7%，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1%，生活消费支出中用于教育文化、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的支出在不断上升。国家统计局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由2011年的3。13：1缩减为3.1：1。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且收入差距的不断缩小，使得劳动力在空间流动过程中满足生存性需求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适应性需求和发展性需求不断产生，包括劳动力对流入地工作生活的满意度、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对自我经济社会地位的判断以及自我的社会认同程度等。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劳动力流动的主体，其受社会记忆、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生存观，更加浓厚的自我意识，使得劳动力流动行为的经济因素作用日渐弱化。劳动者对多元效用的追求，使得影响最终决策的因素多元化，仅用工资差距难以解释的现实表现为失业与民工荒并存、返乡潮、就近就业、用工短期化、“农民荒”等现象。

四、推动我国劳动力由自发流动向自主流动转变

劳动力异质性的凸显推动劳动力流动进入自主流动阶段，标志着传统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改变。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更好地迎接劳动力自主流动，是未来我国劳动力合理流动、产业合理布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

第一，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增强劳动力异质性，提升流动能力。加强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能力。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步伐，大力推行订单培养等方式。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高层次创新人才和复合型应用人才的培养质量。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引导企业、个人等向人的全面发展投资。

篇10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河南是全国第一农业大省,也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研究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供求状况对河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都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或假设

灰色预测模型是预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理想工具。该模型以灰色系统理论为依据。灰色系统理论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这种只有部分信息是已知的系统就是灰色系统。影响农村劳动力供求量的因素很多,且各因素的作用机制无法用明确的数学模型来描述,如把它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那么这个系统就是灰色系统。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预测因此可以用灰色系统预测法来预测。灰色系统预测方法与传统预测方法相比,具有明显的优点。如预测所需的信息较少、方法简便、易于掌握,计算也不太复杂,模型的拟合精度较高等。

需要澄清的概念有以下方面:第一,“农村劳动力资源”不等于各类统计年鉴上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因为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劳动力资源”包含农村学校、医院等单位中非农村户口的劳动力资源。本文所说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应该是农村户口的劳动力资源。第二,“农村劳动力资源”不等于各类统计年鉴上的“乡村从业人员”因为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从业人员”同样包含农村学校、医院等单位中非农村户口的从业人员。除此之外,统计部门所说的“乡村从业人员”立足“从业”,把乡村待业人员排斥在外。第三,本部分的农村留守人员,指的是农村留守农业(广义)的劳动力。第四,劳动力流动,指举家外出住户的劳动力和农村常住人口中外出从业6个月以上,或为外出从业,但在本乡镇地域内从事非农产业6个月以上的劳动力。由于婚姻关系而引起的地域变化,以及由于考取大学、中专等院校和参军而离开原居住地的,都不应视为流动劳动力。

二、农村劳动力农业需求的预测

(一)农业需求指标的确定

农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是指,利用动植物的生活机能,通过人工培育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通常可分为种植业和畜牧业两个部门,包括农、林、牧、副、渔五业。狭义的农业仅仅指农作物栽培。

测算狭义的农村劳动力农业需求人数是通过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调查得来的。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就是每个农村劳动力一年能够耕种多少亩土地。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就土地情况来看,有水田、旱田、丘陵、平原等;就作物种类来讲,有玉米、水稻、棉花、蔬菜等;就劳动力状况来讲,有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的差别……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耕作水平的数据测算,条件微殊,结果迥异。本文以《河南调查年鉴》上的“常用耕地面积”为依据,运用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农业耕作能力为6.80亩/年/人,计算、推导农村劳动力的农业需求数目。测算农村劳动力的林业就业状况时,主要考虑以下3个因素:林业用地中一部分平原经济林已经统计入农业耕地面积,因此不应重复计入吸纳就业的林地面积;经济林从业人员中每年林业劳动时间约半年左右,其余时间从事其他劳动;林地分为经济林、苗圃和一般林地共3类。人均管理定额为经济林8亩/人,苗圃6亩/人,一般林地2000亩/人。

广义的“畜牧业就业”,除了包括畜禽饲养领域的就业之外,还包括畜禽屠宰、加工等领域的就业。这是畜牧行业对这一概念的一贯理解。本文所称“畜牧业就业”是狭义的畜牧业就业,仅指养殖业就业,即从事畜禽饲养的就业情况。畜禽屠宰、加工领域的就业人员被看作已经流动的劳动力,不在畜牧业就业人员之列。农村渔业劳动力包括专业劳动力和兼业劳动力。按照“新渔业指标体系”的界定,“兼业劳动力”指全年参加渔业活动时间累计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这部分人员基本上以农业从业为主,可以不把这部分人员计入渔业劳动力之内。“专业劳动力”中,有捕捞专业、养殖专业和其他专业劳动力,“其他专业劳动力”中,有少量渔业流通领域的从业人员不属农村户口。但这部分人员为数极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二)数据收集

(三)农业需求的预测及结果

1、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广义农业需求的灰色预测

应用灰色预测方法可以获得如下预测模型。乡村从业人员中农林牧渔的需求预测模型为:

x(1)(1999+t)=141615.192038-138056.592038e-0.025536t

该模型的平均模拟精度为99.71%,可以预测2006-2008年的需求分别为:3063.600万人、2986.357万人和2911.062万人。

2、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业需求人数预测

从2002年开始“年底实有耕地面积”改用“年底实有常用耕地面积”,统计口径不同(下同)。常用耕地,指耕地总资源中不包括临时种植农作物的坡度在25度以上的陡坡低;在河套、湖畔、水库区临时开发的成片或零星土地;也不包括扩列为国家和省区市退耕计划但临时耕种的土地。

农村劳动力的农业需求人数预测:

x(1)(1999+t)=222300.197383e0.006969t-220783.597383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1.1563%。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1609.8万人、1621.1万人、1632.4万人、1643.8万人、1655.3万人。

三、农村劳动力农业供给的预测

(一)农业供给指标的确定

农村劳动力指的是具有农村户口的劳动力,伴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农村劳动力广泛分布在工、农、商等领域内,本研究将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供给指标定义为农村劳动力总人数,减去流动出去的农村劳动力(既包括异地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也包括就地流动的),剩下的农村劳动力数,即农村留守劳动力人数。

(二)数据收集

(三)预测的实施及结果

1、农村劳动力总资源预测模型

x(1)(1999+t)=-1193549.547847e-0.004206t+1198557.547847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0.3286%。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4905.0万人、4884.4万人、4863.9万人、4843.5万人、4823.2万人。

2、农业人口数预测模型

x(1)(1999+t)=01851604.622291e-0.004198t+1859358.622291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0.3259%。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7595.2万人、7563.4万人、7531.7万人、7500.2万人、7468.7万人。

3、农村留守劳动力人数预测

x(1)(1999+t)=-68966.910617e-0.076969t+73731.500617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3.15%。

对未来五年的预测:3477.08万人、3219.49万人、2980.99万人、2760.15万人、2555.68万人。

4、农村劳动力的侠义农业富余数量预测

x(1)(1999+t)=-31043.365072e-0.121737t+34291.355072

模拟平均相对误差:1.9429%。

对未来5年的预测:1935.87万人、1713.98万人、1517.53万人、1343.59万人、1189.59万人。

四、农村劳动力农业供求预测的分析与结论

(一)农村劳动力的农业供求分析

如果按已有的经营水平预测,2006-2008年农林牧渔的需求分别为:3063.600万人、2986.357万人和2911.062万人。同一个时期,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分别为:3477.08万人、3219.49万人、2980.99万人。从两个数据的比较来看,农村留守农业的劳动力人数大于实际需求人数,即农村的农村劳动力仍然富裕,2006-2008农村劳动力的富余数量分别为:413.48万人、233.13万人、69.93万人。

篇11

010年以来，富士康“N连跳”事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对于富士康事件，有的学者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从工厂管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富士康事件归根到底是中国这种依靠劳动力密集优势的发展模式，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后，与面临着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人劳动强度，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所产生矛盾的结果。表明了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

一、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现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是物质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即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角度论述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社会观、经济观、技术观。①然而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力既包括物质的因素也包括人的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具主动性、创造性的因素，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物质的可持续利用，即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人口的数量、人口结构的合理，要求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实现人类社会的循环再生产。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求经济效率的提高，通过经济发展不断满足劳动力对物质、文化和生态的需要，即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公平问题。发展应是长期的、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一时的发展，即处理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既包括代内的公平也包括代际的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条件，也就是说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的基础上。当代人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后代资源的占有的基础上的，这样透支了未来的发展潜力，后代人的发展会受到阻碍。这对于后代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发展也不是可持续的。

发展的过程就是通过生产过程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的过程是人类劳动的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是人运用劳动资料加工于劳动对象，生产出符合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劳动的过程包含三个因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②从人和物的角度可以把生产过程的三种因素划分为两类，即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为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①物的因素是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人的因素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把可持续发展分为人和物的可持续发展。

物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物的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然而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即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物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现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人是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主动性的因素，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劳动力的质和量能够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的需求。从质上看，是指劳动力要不断地再生产以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即劳动的价值得到不断的补偿。从量上看，劳动力可持续发展是指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合格的劳动力。

从劳动力的质的可持续来看，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③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不仅包括本人的再生产，还包括繁育后代，以及劳动素养和技能的提高。

“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④“为改变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⑤劳动力的价值的总和由三个因素构成：劳动者本人必要的生活费用；养活家庭的必要费用；必要的教育和训练的费用。因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至少维持工人一定的工资，工人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生活、休闲、教育、繁育后代的支出，这样才能使劳动力获得充分的发展。经济发展应该是建立在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对劳动力资源的掠夺式的利用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依靠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可以暂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不利于消费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生产过程的循环进行，更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量上来看，要求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包括满足物质资料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人类社会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个社会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要合理，同时要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能投入生产过程，才能够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这就要求，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和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使社会有充足的劳动力，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当今中国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成长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和生活成本的提高，这种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正逐步面临新的挑战。

1.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然而，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中国渡过了人口生育高峰，开始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危机。目前的农村小学合并、高考报名人数逐年减少，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便是这种问题的集中反映。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如果不实现产业的升级，摆脱目前依靠劳动力密集产业的现状，将最终使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危险，最终使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面临危险和挑战。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将最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人口的老龄化。

建国后，由于摆脱了战乱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出现了几次集中人口的生育高峰，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批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又面临着集中的老龄化问题。建国初，为了实现工业化，在农村长期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产品价格低廉，大部分农民没有为养老积累起足够的物质准备。而在城市则为了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长期实行了高积累、低工资制，甚至有的人由于国有企业改制而成为了下岗工人。而且这一批人尚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因此，这一批集中步入老龄化群体的人的养老便成了未富先老的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3.劳动力的过度利用。

由于路径依赖，很多企业长期实行低工资制，甚至不足以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工人想获得更高的工资，就要不停地加班。据报道，富士康员工的起薪只有900多元，工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休息时间以恢复体力。对于劳动力的过度利用，如同资源的过度开采会造成资源的不可再生一样，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困难，给劳动力带来心理和生理的疾患。富士康事件的根源就在于过低的工资，使工人被迫延长劳动时间，超过生理承受能力。精力高度集中的劳动，使工人依附于机器，从而产生了心理障碍，最终导致了不理性事件的连续发生。

4.工资低，难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发展。

劳动力的工资应该体现满足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要求，即马克思所说的最基本的本人生活的需要、子女生活的需要以及教育和培训的需要。然而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的工资低，难以在工作地居住、在工作地让下一代受教育、在工作地享受医疗，难以支付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即无法实现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1997－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①由于无法用工资满足在工作所在地的基本生活需求，农民每年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和农村。农民工工资低，阻碍了拉动内需，阻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三、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集中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国内需求不旺、过度依赖出口等方面。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导致的国内出口下滑，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为迫切。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性。

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二产业比重太大，第三产业比重太小，而且第二产业内部产业层次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处于世界分工金字塔的最底部。另外，由于劳动者收入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36％，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近15％。多年来，美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②因此，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一是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为主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劳动力数量和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主要的是提升产业结构，改变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底层地位，更多地依靠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包括劳动者的文化素养、学习能力、技术水平、熟练程度、身心健康等方面，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准备更多、更合格的、适应新的技术需要和新的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

3.转变发展方式有利于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中的作用，即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改变过度依赖政府公共投资的局面，把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向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上，要求劳动力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这必然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

转变发展方式对劳动力消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过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劳动力消费增加以后，有利于劳动力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水平的提高、文化素养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费，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四、促进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前提，一是要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二是要合理地利用劳动力；三是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

1.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人是生产中最具主动创造性的因素。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就在于充裕的劳动力资源。由于建国后出现的两次生育高峰，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的剧增，进而造成了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改革开放以后，外资企业之所以选择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从而依靠这个人口红利，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批生育高峰的人口年龄逐渐增大，从而使中国快速进入老龄社会；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的实行，目前青壮年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出现了整个社会“老龄化”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为了防止民工荒的加剧，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改变现有的人口政策，否则，中国经济就会在尚没有成功实现产业转型的时候，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缺口。

2.提高劳动者工资。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人工资过低，工人被迫长时间加班，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高强度劳动使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损害，从而使部分工人出现了心理问题，进而走向了自杀。由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逐渐减少，也影响了内需的拉动。因此，必须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进而以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方式，使劳动力获得足够的收入，以解决消费、培训、教育、医疗、住房、甚至精神消费的需求。这样才能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更多、更合格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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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劳动力资本近况

乡村劳动力资本是指村庄总人口中具有劳动才能的那局部人口，不论其参与劳动与否。即：男16—60周岁，女16—55周岁，还具有劳动才能的人均计算为村庄劳动力。按国家计算局制订的《劳动力计算方案》规则，在村庄人口中虽然超越劳动年龄，但仍具有劳动才能并常常参与劳动的人，也要计算为劳动力。我州乡村劳动力资本丰厚，据第二次农业普查材料显示，2岁终全州村庄总户数58.24万户，乡村劳动力资本数为147.79万人，占全州村庄总人口的52.64%。从性别构造上看，男劳动力76.19万人，占51.55%；女劳动力71.60万人，占48.45%。从年龄构造上看，20岁以下占14.30%；21—50岁占63.54%；51岁以上占22.16%。从文明构造上看，文盲占15.45%；小学文明水平占47.75%；初中文明水平，占31.54%；高中文明水平，占4.30%；大专及以上文明水平占0.96%。乡村劳动力从业人员为136.92万人。按分行业看，乡村从业人员中从事第一财产的乡村劳动力占91.74%，比1996岁终第一次农业普查时下降3.81个百分点；从事第二财产的乡村劳动力占2.16%，比第一次农业普查时上升0.78个百分点；从事第三财产的乡村劳动力占6.10%，比第一次农业普查时上升3.03个百分点。

（二）乡村劳动力应用情况

乡村剩余劳动力是指在现有的生产前提下，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总量与农业生产实践需求量之差额。当时，全州乡村劳动力的应用近况如何？乡村劳动力究竟剩余几多？面临58.24万户农户和农业生产涣散功课的特点，要精确核算出乡村剩余劳动力的数据，难度很大，只要经过各类查询加予综合剖析，找出一个比拟接近实践的量或比例。

据年对63个村民小组，630户，2902人的抽样查询，共有整半劳动力1934个，占总人口的66.64%。从当前我州的普通状况看，一个劳动力每年至少可上班250个工日，算计工作日为48.35万个。查询农户从事各业生产实践投入工日数为：第一财产28.11万个，二、三财产14.79万个，总计投入42.90万个。总投入工日占全年可投入的88.73%，即有11.27%的劳动力剩余未完成转移。

我州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与社会劳动生产率存在较大差距，从黔西南州的实践动身，当时我州农业劳动力实践需求量首要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耕地上积；二是乡村劳动力本质；三是农业生产硬情况前提。我州是一个耕地少，非耕地多的山区，人均耕地上积0.75亩，劳均耕地上积1.49亩；劳动力本质偏低，小学以下文明水平占63.2%,初中以下文明水平占94.74%，劳动力本质分明低于全省均匀程度；农业生产的交通、水利等硬情况前提分明掉队于全省均匀程度，均匀每个劳动力只能耕种2.5至2.6亩耕地，比全省低15%。按劳均耕种2.55亩耕地，户均1头牛，2头猪，15只家禽的运营规划核算，年农业生产劳动力需求量93.92万人，剩余劳动力达58.54万人,减除已外出务工和当场转移到非农财产的劳动力，还有14.54万乡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乡村。

全州剩余劳动力首要存在三个特点：一是积聚性剩余。因为耕地上积的削减、乡村劳动力本质的逐年提高和农业生产硬情况的改善，劳动力需求量削减，而乡村劳动力总量逐年添加，所产出的剩余劳动力长期积聚。二是时节性剩余。因为农业生产时节性强，特殊是栽种业各项劳作多集中在“双抢”和“三秋”大忙时节，农闲时间长，大都劳动力无活干，处于半赋闲形态。三是区域性剩余。我州各县市经济社会发展不服衡，特殊是贫穷县农业生产掉队，大局部乡村农业生产只维持简略再生产，剩余劳动力较多。因为上述首要特点，我州乡村劳动力逐年添加，乡村就业情势极为严肃。

二、乡村劳动力转移的意义

我州正处在经济社会完成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期间，要加速城镇化、工业化历程，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构造调整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提高的主要动力，事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乡村不变的大局。

（一）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具体建立小康社会的需求。岁终全州常住总人口316.02万人，近80%的人口是农民。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贫穷，减少城乡差距，到达一起敷裕的小康社会，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

（二）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加速城镇化历程的需求。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是完成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先决前提。因为乡村剩余劳动力的多量转移，提高了全州城镇化率。全州城镇化率为23.5%，比2000年提高近6个百分点。

（三）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添加农民收入的需求。据抽样查询显示，年农民劳务性工资人均668.10元，比2000年添加443.71元，增进1.98倍，年均增进16.88%；年农大家均纯收入2116.09元，比2000年添加851.78元，增进55.11%，年均增进6.47%。也就是说，7年间，农民劳务性工资收入人均增进速度明显高于农大家均纯收入增进速度，在农大家均纯收入添加额中52%以上来自于劳务性工资收入。

（四）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培育人才的需求。乡村剩余劳动力外出从业，不只能发明收入，积聚资金，学习技能和治理经历，更能解放思想、改变观念、增进才干，为回籍创业做好资金、技能和信息保证。

三、我州乡村劳动力转移的近况及特点

据第二次农业普查材料显示，2岁终，全州乡村外出从业劳动力29.06万人。按农业普查材料推算，岁终，全州乡村外出从业劳动力达29.66万人，占乡村剩余劳动力的50.66%。乡村劳动力转移呈以下特点：

（一）转移历程加速，劳务收入疾速增进。年，转移的乡村劳动力占悉数乡村劳动力总量的19.58%，比1996年提高10个百分点；农大家均纯收入中劳务性工资人均668.10元，比2000年添加443.71元，增进1.98倍，占农大家均纯收入的31.57%，比2000年凌驾15个百分点。

（二）转移的地域仍以省外东部地域为主。据查询，年，外出从业的乡村劳动力转移到省外的占81.12%；转移到州外省内的占3.37%；转移到县外州内的占3.55%；转移到乡外县内的占11.96%。转移到省外的乡村劳动力中89.56%流向东部地域。

（三）二、三财产是转移的主渠道。年，乡村外出劳动力从事非农财产占悉数转移劳动力的比重高达96.12%，个中：转移到第二财产的比重为57.57%，转移到第三财产的比重为38.55%。

（四）劳动力文明水平与完成转移率成正相关。从外出务工的乡村劳动力文明水平组成看，年，初中以上文明水平的劳动力人数占外出劳动力人数的58.52%,凌驾全州乡村劳动力均匀文明程度21.7个百分点。阐明了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对象首要是乡村劳动力中文明水平相对较高的人员，文明水平越高，完成转移率越高。

（五）转移方法以自觉性为主。在我州当前劳动力市场还不兴旺的状况下，乡村劳动力首要靠“三缘”（血缘、分缘、地缘）关系向外转移，依然属于无序、自觉性的转移。据抽样查询数据显示，年经过县政府及有关部分组织的外出务工人数仅占8.63%；亲属引见外出务工人数占31.55%；自觉外出务工人数占59.82%。

（六）转移的主体是青丁壮和男性劳动力。年，在乡村外出从业人员中男性劳动力占61.30%，女人劳动力占到38.70%。从各年龄构造看，30岁以下的占70.02%,31-50岁的占28.30%，50岁以上的占1.68%。

（七）转移具有分明的兼业性或时节性。从外出劳动力从业时间看，年乡村劳动力兼业转移人员在外工作时间1-6个月的比重为14.51%，外出劳动力从业累计6个月以上的人数比重为85.49%。

四、制约我州乡村劳动力转移的首要要素

我州劳动力就业特殊是乡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对很多坚苦和问题，首要是：

（一）乡村劳动力总量规划大，供过于求。年全州人均耕地上积0.75亩，仅为全国、全省的53.6%和94.9%；乡村剩余劳动力占劳动力总资本的38.65%。农业界部充裕劳动力过多，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突出，农业界部劳动力过剩景象严厉，乡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情势很严肃。

（二）欠兴旺、欠开拓，财产构造不合理，就业需求量小。经济发展程度决定社会就业需求量，就业问题最终要靠经济发展的方法来处理。年全州人均GDP5238元，仅为全国、全省的28.1%和76.8%；三次财产构造之比为24.7:40.2:35.1，全国为11.7:49.2:39.1，全省为16.8:42.3:40.9，与全国、全省比拟，第一财产分明过高，第二、三财产，特殊是二财产分明偏低，制约了乡村劳动力向二、三财产转移。

（三）城镇化程度低，对乡村劳动力的吸纳才能弱。年我州城镇化率为23.5%,辨别比全国、全省低21.4和4.7个百分点。全州仅有兴义1个小城市，其他7个县城镇建成区规划较小，且不足支柱财产。近几来，经过招商引落户我州的企业绝大大都是本钱技能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企业较少。制约了乡村劳动力向城镇、向企业转移。

（四）乡村劳动力文明本质低，择业渠道窄。因为乡村劳动力本质、技艺的低下，招致农民工在劳务市场上不足竞争力，就业渠道窄，只能凭膂力从事简略的、粗豪的工作，难找到相对固定的工作。

（五）城乡切割的治理体系体例障碍乡村劳动力的转移。长期以来，在就业问题上存在城市优先的思想定位，招致在户籍治理和社会保证等准则上不服等的国民待遇。城乡切割的二元治理体系体例，严厉影响了乡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

五、加速乡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及建议

（一）加速经济发展措施，持续加大财产构造调整力度，发明更多就业岗位。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贯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结合我州欠兴旺、欠开拓的州情，必需用加速经济发展的方法处理就业问题。要大力发展二、三财产，特殊是第三财产。要充分应用我州天然资本、人文资本的优势，举全州之力打造“水墨金州”旅行品牌，发展旅行财产，拓宽就业空间，吸纳更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据测算，在第一财产添加值不变的状况下，全州GDP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供应8000个就业岗位。换言之，在州内转移1万个乡村剩余劳动力，将对GDP奉献约2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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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来保障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也是比较平缓的过渡?

一方面我们要特别关心这个挤出效应。在考虑财政刺激的时候,一定要适度,如果过度的话,挤出效应对新的供给形成会产生损害。另一方面,我们要创造条件,让新的供给产生成本降低。

一个是简政放权,希望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能够降低。另外,盘活现有的资产,现在很多资产的利用效率非常低,如果让这些资产利用效率提升,就可以腾出资源支持新的供给形成,一个很大重要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革。

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资产市场的形成。二是对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明确的界定,如果没有明确的界定,人们担心未来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可能什么都不敢做,盘活资产也就无从实现。

另外,降低劳动力的成本。现在劳动力成本增加非常快,工资增长的速度比GDP增长的速度要快,一方面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增长的速度减慢,但也不仅仅是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变化造成的,刚才说的挤出效应,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进行过多的刺激性投资,就会挤占很多劳动力的资源。过去建筑业扩张的非常快,建筑业的就业和工资都增加得很快,这就是挤出效应的一个体现。所以,要降低劳动力成本,一方面要减少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优先做的事,是降低社保的负担。

我们的社保缴费率非常高,对于劳动力成本影响很大。我们在十三五规划中,也提到了要考虑降低社保缴费率,如果能够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这样就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成本。在这个过程中,降低社保缴费率和降低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同时把资产划拨到社保,在存量上做调整,不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负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