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需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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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要求，“要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虽然政府大力支持校企合作，但很多企业还是不愿参与，说明学校职业教育对于企业是缺乏吸引力的。这一现象引发我们思考：如何让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满足企业的需求？政府需要做出怎样的政策调整，以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探究缺乏吸引力的原因。

一、从劳动力需求方来看，参与学校职业教育对部分企业没有吸引力

1.学校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企业参与

企业是职校毕业生最大的雇主，也是重要的培训主体。从学校角度来看，企业有必要参与职教是因为学校无法单独解决技能形成所需要的实践环节。虽然，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并不适合所有学生和所有专业，对于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主要还是企业内部培训，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可能更愿意参与职校培养技能型人才。因此，企业是否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中能否招到满意的技工，企业招聘职校毕业生能否使劳资双方的利益获得最大化。否则，企业便会求助于外部劳动力市场。

2.企业参与职教应首先考虑企业需要

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其劳动力需求的决定必须遵循劳动的边际产品收益等于工资率的原则。不同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不同，一般来说，追求边际产量的企业是私企，本来3人干5人的活，那么，5人干5人的活可以，但是6人干5人的活，人就多了。因此，在一定时间段内，增加劳动力可以有效提高生产量，但达到临界点时，再增加劳动投入就失去了积极意义。如果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就会出现劳动力过剩，很多中职毕业生便会处于失业状态。

3.企业参与职教要考虑投资风险

人力资本投资是个人和企业双方的行为，个人侧重投资正规教育，企业侧重投资职业技术培训，职业技术培训作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存在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而现实是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投入较大，培养周期较长。高投入要求企业有充分的资源；培养周期长，又难以满足企业对人才的即时性要求，况且学生毕业后流动性大。所以，企业无法得到及时显著的效益，而浅层次的校企合作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部分企业便不愿参与职业教育。

二、增强企业参与中职学校吸引力的建议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19号》的颁布，表明政府对于加强校企合作有着强烈愿望，但是政府介入太多，做了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因此，政府需要做出相关政策的调整。

1.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应发挥主导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需要从宏观管理的高度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主动参与制订校企合作的区域规划和发展途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可以设立由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校多方参与的校企合作委员会。在明确校企合作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上，突出委员会及行业协会在企业和学校之间的协调作用，减少政府对校企合作的直接干预作用。

2.督促中职学校提高办学质量

校企合作办学，政府应该放权，让参与校企合作的职业学校在课程设置、资源分配等方面享有自，激发职业学校自我发展的意识和潜能去主动与企业联系，走向市场。

提高中职学校办学质量，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满足企业需要至关重要。很多企业在转型，紧缺高技术人才，所以学校要改变固有的观念，要有培养人才的前瞻性，从而能满足企业的需求。走出来，请进去，达成共识、双赢，什么方式都是可行的。有一项调查表明，各种类型的企业都非常看重应聘者的职业品德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中职学校有必要加强对学生的德育。很多学校仅仅为了把学生推出去，而企业又把学生当作廉价劳动力，如何帮助学生应对“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职业学校有必要在学生进入企业前开设相关课程，培养职业胜任力，包括对自我的认知，形成自己的判断力等等，帮助学生应对“被当作廉价劳动力的现象”，关注学生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

3.建立并落实多元化的激励机制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所获得的经济收益率较低，企业参与职教的意识不强，要吸引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办学需要相关的激励机制，比如减免税收等特惠政策，积极探索校企合作模式，拓展合作领域。政府对参与职业教育主体的规定应该给予政策支持，而不是法律强制，但是相关的配套保障政策还是需要严格执行，推进校企合作的各个环节。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政府既要有推动性的法案、支持性的拨款政策、保障性的平台建设政策和特惠倾斜政策，以及激励性的税收减免和奖金股利政策，以支持和促进校企合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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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人口基数最大、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研究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劳动力的供求保持动态的平衡，实现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进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对劳动力市场需求规模的研究为解决我国劳动力供求矛盾，降低失业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劳动力需求量变动的影响因素

社会劳动力需求总量是一定时期内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劳动力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因为劳动力需求产生的直接基础是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社会各企、事业单位之所以需要雇佣劳动力，是因为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能够为市场提品或服务。因此，劳动力需求的直接基础是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通过概括以往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影响劳动力需求总量变动的因素可以归纳为：经济增长、政策和季节性三个方面。

1.经济增长

从宏观上说，劳动力需求总量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能够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而这个数量又取决于经济增长规模、结构,以及发展的质量等。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结果是资本增加，新增资本追加投入到生产领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从而增加劳动力需求。经济增长还会带来技术进步，新技术新机器的应用取代了本来由人完成的大量工作，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劳动力需求增长的速度总是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也验证了这一点。

2.政策

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通常认为劳动力市场不同于其他商品市场。政府很少干涉普通商品市场，而往往对劳动力市场干预较大。由于工资是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信号，因此成为政府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在实行最低工资政策的劳动力市场中，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很大程度上受最低工资率影响甚至由其决定，如果雇主面临成本压力，可能裁员或减少招募新员工。有研究表明，最低工资增加10%，会减少年轻人就业率1%～3%。通过调节产业结构改变整个劳动力市场的用人结构也是政策调整的手段之一，比如鼓励用人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等。此外，对外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等也会对劳动力需求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3.季节性

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季节变动指以一年为周期的周期变动，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四季变化、节日或寒暑假等。第一产业受季节性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农业生产的主要环节都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完成，而且劳动强度大，因而或多或少地造成了对雇佣劳动的季节性需求。建筑、房地产、原材料开采、旅游、娱乐等第二、三产行业也会不同程度的受到季节影响。

二、劳动力需求总量计量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某国10年间长期固定工作的劳动力需求数据为基础，建立了用于分析和判别劳动力需求总量影响因素的模型，并据此进行对该国劳动力市场需求趋势的判别与预测。长期固定工作具有如下特点：劳动期限不固定，雇主无法定的合理原因不能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依法向劳动者支付以最低工资为下限的薪金并缴纳各类保险。长期固定合同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在该国劳动力市场也最为普遍，因此最具有代表性。

某国劳动力市场1995年～2005年间长期固定工作的劳动力需求数据见表1。

数据来源为该国官方劳动统计机构

1.模型的初建

首先，我们选取影响劳动力需求的主要因素，即经济增长、政策和季节性，作为变量来建立初步的劳动力需求模型。

对于计量模型的选择，考虑到各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是非独立的，再加之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确定因变量对于各解释变量的弹性，因此，选择对数线型模型来建立劳动力需求函数。

经过分析，建立初步计量模型如下：

LnY=at+b+∑ai*Ri*t+∑bi*Ri+∑cj*Sj

Y-劳动力需求总量

t-时间（单位：年）

Ri-政策虚拟变量

Sj-季节虚拟变量

a,ai,b,bi,cj-未知参数

i=1,2,3,4

j=1,2,3…12

其中a值大小反应劳动力需求随时间增长的总趋势，其根本原因为经济随时间的累积而增长；1995年～2005年间该国有关劳动力市场的重大政策变动有四次，分别在1996年、1998年、2000年、2003年。分别用虚拟变量R1、R2、R3、R4表示, 即1996年以后R1取值为1，之前取值为0，以此类推；季节虚拟变量S1，S2…S12分别表示一年中的12个月份。

2.初步回归模型检验。用SAS软件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除S1、S2、S4、S5、R1*t外其余变量都能够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表明一月、二月、四月、五月对该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总量基本没有影响，第一项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趋势影响较小，因此将它们从模型中剔除。

3.修正回归模型的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从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来看，测定系数R-squared值为0.8744，拟合度良好。

(2)残差序列自相关性检验。在上述方程的回归结果中，DW值为2.060，可见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因此模型的设定是正确的。

(3)变量显著性检验。如表2所示，所有变量的拒绝概率都小于0.05，全部通过检验。经过整理后，最终建立的多元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LnY=(0.009+0.121R2-0.205R3+0.095R4)*t+0.294R1-

0.471R2+0.635R3-0.063R4+0.107S3+0.068S6-0.044S7-

0.146S8+0.184S9+0.069S10-0.132S11-0.262S12+11.525

三、实证分析的经济学解释

根据上述结果，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劳动力需求随着时间的增长有微弱上升的趋势，年增长率大约为0.9%（ea-1）,假设这十年内该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则可推论该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劳动力需求增长0.18%。

2.政策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1998年和2003年该国出台的政策对劳动力需求起到促进作用，加速了劳动力需求随着时间的增长，分别使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提高了13%和10%, 而2000年出台的政策则减少了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减少了19%。

3.季节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到，三月、六月、九月、十月是该国劳动力需求最旺盛的时节，尤其三月份和九月份比平时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了10个百分点以上，而七月、八月、十一月和十二月是劳动力市场最为惨淡的季节，特别是十二月份的劳动力需求比平时减少了23%.

四、所建计量模型的意义

综上所述，该计量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劳动力需求总量的变动趋势。在给出未来某时期全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相关政策等因素的基础上，依据该模型计算出劳动力需求的预测值，可大体观测劳动力需求的波动情况，为政府宏观调控部门、劳动力市场相关管理部门以及就业服务中介机构提供分析依据。有利于各方主体进行理性决策、采取有效措施，以规避风险、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推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规范化进程，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Arnaud RYS, Nicolas VANEECLOO. Econométrie: théorie et Application[M].Nathan, Pari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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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衰和产业转化是产业经济现象。产业兴衰指产业的形成、成长、成熟、衰退以及产业的创新和再生等兴衰过程。产业转化作为产业兴衰的结果，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新、旧主导产业呈现更迭的现象。所以产业兴衰和转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体现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同时也是产业结构逐渐演化、升级的结果，是产业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发生了改变。

既然产业的兴衰和转化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不断改变的过程，那么劳动力需求也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动，实现劳动力在不同的产业和行业间的转移。劳动力需求与产业兴衰和转化是辨证统一的，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推动。通过一个产业的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可以间接地识别该产业的兴衰。在产业的形成期，其劳动力需求会迅速增加，但就业总量不会很大；成长期，劳动力需求仍是不断上升的，但就业的增长率较前期变缓；成熟期，劳动力需求总量先缓慢增加然后持平，就业增长率开始呈下降趋势；衰退期，劳动力需求显著降低，甚至为负。在产业兴衰与转化过程中，不同的产业在不同时期对劳动力具有不同的数量、素质要求和吸纳能力。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然后向第三产业移动。此外，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小，素质要求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大，素质要求可能会稍低。如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会影响其发展。例如新兴高新技术产业需要的是高素质劳动者，如果劳动力供给不能满足需要就会阻碍其进一步发展。又如在产业衰退期，劳动力需求显著降低，如果大量冗余劳动力滞留在内部，不能及时转移，该产业就无法进一步调整， 导致“衰而不退”。一些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城市就是因为许多产业处于衰退状态，劳动力需求降低，岗位供应不足，产生了严重的失业。产业的劳动力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取决于劳动力供给。我们可以依据产业兴衰和转化规律，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动进行及时、准确的预测，进而采取有效措施调节劳动力供给，并通过合理的劳动就业制度对劳动力进行科学的配置，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要求。还可以通过对特定产业的兴衰和转化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适当地改变并引导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使之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以及社会人口发展状况相协调。

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劳动力供求的矛盾仍将是我国就业问题的难点，鉴于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短期内无法改变，国家的各项经济政策在劳动力需求方面的作用相对更大。经济发展实践表明劳动力供给的过快增加并不一定带来失业，没有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也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失业。所以扩大劳动力需求是关键。如果从产业兴衰与转化的角度研究劳动力供求问题，就可以更加动态地把握中长期就业问题。而建立我国长效促进就业机制的本质就是不断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劳动力需求，所以必须深化对我国的劳动力需求与产业的兴衰和转化关系的研究。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前，长期的重工业化战略造成我国工农业、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畸形的产业结构导致产业变动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剧烈波动。同时由于对轻工业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限制，人为地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加之“统包统配”的传统就业制度在几十年时间里统一安排劳动力，使劳动力需求较大的轻工业和服务业由于得不到劳动力而无法发展，进而强化了畸形的产业结构，带来极大的就业压力。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努力发展轻工业和服务业，使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既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协调，又扩大了就业容量，从而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失业高峰起到了缓解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新的问题。农业投入的不断减少使得农业生产条件恶化，工农业比例又有所失调；工业内部的加工工业迅猛发展，原材料工业和采掘工业则增长缓慢；在第三产业内部，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和金融业的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成为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随着80年代末期的治理调整和经济紧缩，我国出现了市场疲软，传统产业中的煤炭、军工等行业普遍陷入困境，一般加工工业的产品也开始滞销，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锐减。这一时期，我国的劳动就业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 搞活固定工制度。随着企业用人方式的改变，当一些行业劳动力需求降低时，产生了困难企业职工的待岗下岗现象。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得到明确，开始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有了进一步改善，市场化的就业制度开始确立。随着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许多过时落后的产业和缺乏比较优势的传统国有部门不断被淘汰，使这些部门过去提供的就业岗位大量萎缩；而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化又使多年沉积的隐性失业突现出来，成为公开而突出的问题。不过下岗失业现象主要集中在那些发展缓慢、需求相对疲软的纺织、机械等行业以及煤炭、石油等资源性产业集中的地区，那里产业结构升级任务艰巨，亏损企业多。而新兴的正在高速发展和扩张的如邮电通讯、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则几乎不存在失业问题，这一阶段也成为我国分行业就业结构急剧变动的时期。现在我国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就业弹性系数有降低的趋势。农业部门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排放剩余劳动力；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中的关、停、并、转、破等措施使得下岗失业职工急剧增加；第三产业虽然成为了吸纳新增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但仍需进一步发展加强。

总之，从我国产业兴衰和转化的实践看，产业结构发展阶段的上升，主导产业的更迭，每次产业的变动必然会带来劳动力需求和就业的波动。经过多年改革，我国现已形成三次产业共同快速增长，但第三产业增长最快的产业格局。据统计，我国一、二、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重分别从1978年底的70.5%、17.3%和12.2%发展为2003年底的49.1%、21.6%和29.3%。总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40152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74432万人。虽然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一直增加，但仍然不能满足劳动者就业的需求，2004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2%，实际失业率的数值也许更高。除了劳动力供给的增加，更重要的原因是结构调整的同时时没有创造足够的劳动力需求以及原有劳动力不符合新增岗位的能力要求。

三、依据产业兴衰与转化规律，增加我国劳动力需求的对策建议

(一)在增长的就业弹性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在产业兴衰与转化过程中应该注意发展地方产业集群

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资源共享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又可以深化专业化分工，提升市场需求空间，而且可以增强集群内企业间的有效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有效促进一定区域内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合，推动经济发展和就业。

（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忽视其他产业的发展

如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巨大，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为前提的，当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部门能做到总就业人数下降但总收入水平还在不断提高时，才能够持续对第三产业提出巨大需求，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三)在产业兴衰与转化过程中选择适合我国的技术进步路径

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技术进步会导致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加剧我国就业结构的调整。有必要对技术进步进行长期规划，选择适当的技术进步路径，对高新技术、常规技术和相对较低的技术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并逐步通过产业融合实现产业的升级。

（四）要高度重视我国传统产业尤其是衰退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下降与劳动力转移问题

产业衰退往往导致劳动力需求降低、裁减雇员，尤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衰退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最大。我们必须重视有关传统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衰退产业的变动，对其衰退过程和衰退结果进行科学分析，以便采取有效措施处理劳动力需求的变动与转移问题，使这些产业的劳动者能够有时间、有机会为重新就业或转业做准备。

(五)提高我国企业的活力是创造劳动力需求的关键

产业是无数个微观企业的有机结合体，企业的兴衰某种程度上见证着产业的兴衰与转化，而且劳动力需求最终来源于企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状况决定了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状况。目前我国企业的生成和发展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需要转变传统思路，认真研究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行为，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环境。

（六）加强对劳动力需求变动的预测

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必须通过与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方相匹配才能形成实际就业。而要把劳动力资源配置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就必须强化对劳动力需求的结构和规模的预测，对产业兴衰与转化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变动进行科学分析，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地调节劳动力供给规模和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形成有效的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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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4-0077-05

近年来，国内外并购热潮汹涌迭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企业并购速度加快，西方国家掀起五次并购浪潮，大企业通过并购，其规模迅速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在国内，随着市场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和现代企业制度步伐加快，企业并购逐渐展开，我国也经历了三次并购浪潮。

因此，并购已成为一种重要投资方式，也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于是有关并购内容成为学者们重要研究课题。但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并购绩效、动机、时机研究，关于并购对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很少涉及，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更是尚未涉及。进行这方面研究可以从理论上丰富并购研究内容，拓展并购研究范围。同时，并购对劳动力需求有影响前提下，它也会影响到社会就业问题，而社会就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研究有助于制定合理就业政策。为此探究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关于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研究很少涉及，仅有少数学者在研究并购问题时附带提及并购中的就业问题，且所持观点也不一致。如王一(2001)认为企业并购是影响我国就业的重要因素，并且他指出企业并购将有助于我国社会就业状况改善。韩峰(2002)在研究企业并购的具体目标时，指出企业并购后可以减少管理人员，如减少上层管理者、会计和人事部门工作人员等。王玉霞(2003)认为并购后造成的垄断能推动经济增长，从而有利于解决充分就业问题。干春晖(2004)在研究并购问题中的就业问题时，他指出一旦目标公司被其他公司并购，无论是出于自身经营活动需要还是出于经营战略、运作成本考虑，都必定会伴随着大量冗余人员下岗分流，也即是说企业并购后会使就业减少。薛有志(2004)认为通过纵向并购可减少在实现控制功能方面所需人员，进而节约费用，提高经济效益。

国外学者就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有益成果。国外学者有关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与欧洲国家，为研究需要，将按国别进行综述，具体如下：

美国：Williamson(1963)认为纵向兼并可能导致上游企业销售人员和／或下游企业采购人员减少；Brown et al.(1988)用Michiganes1978～1984年间的大样本兼并公司数据研究控制权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得出兼并使就业略微增加的结论；Bhagat et al.(1990)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在美国，敌意收购使就业特别是白领工人的就业减少；Lichtenberg et al.(1992)采用美国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兼并使就业显著减少，并且减少的大部分是中央办公人员；MeGuckin et al.(1995)使用美国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被兼并行业相应增加了就业。

英国：Conyon et al.(2002)利用构建的1967～1996年间的数据库，就英国接管和兼并行为对企业就业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企业兼并使劳动力需求减少，不同兼并类型对公司就业影响有显著差异性，相关收购和敌意收购对就业的负面影响最大；Cirma et al.(2004)通过使用英国电气行业数据，经研究发现国外接管减少就业，特别是非熟练工人的就业；Amess et al.(2007)认为管理层收购增加英国就业。

奥地利：Bellak et al.(2006)研究发现在奥地利制造行业，跨国并购与就业增长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法国：Margolis(2006)认为在法国并购在短期对就业有负面影响。

意大利：Piscitello(2005)等发现在意大利，对比没有被并购公司而言，被国外并购方并购公司在并购后几年里增加了就业。

瑞典：Siegel et al.(2006)利用瑞典制造行业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公司并购后使就业减少。

芬兰：Lehto et al.(2008)使用芬兰公司级数据进行并购对就业影响研究，发现跨国并购使制造行业就业减少，但在非制造行业这种效果比较弱；国内并购方并购国内公司对于每种行业就业都有负面影响；国外并购方并购国内公司对建筑及其他服务行业就业有负面影响；内部重组对就业也造成负面影响，这主要是针对贸易行业而言。

Gugler et al.(2004)经过研究美国和欧洲兼并收购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得出结论：在美国，并购对就业不存在负面影响；但在欧洲，并购对就业造成显著负面影响(-10％)。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在研究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时，有如下特点：首先，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美国与欧洲国家，或者对比研究美国与欧洲国家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的不同影响；其次，研究时大多以行业数据为样本；再次，研究结论多样化，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可以是正面影响，也可以是负面影响，两者也可能不存在影响关系；最后，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区分不同并购类型对公司就业影响与公司并购对不同类型员工影响。

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就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得出不同结论，根据其研究特点，他们要么选择国家为研究范围，要么选择行业为研究范围。前者我们已尝试作过相关研究，而后者可能范围略显过小，对国家制定就业政策作用不大。同时，也因为近几年我国产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不同产业的公司并购也随之而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对社会就业产生影响，所以我们以不同产业为研究范围来研究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有其必要性。

二、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和定义

在总结国外学者关于公司并购对公司就业影响研究基础上，根据前述国内学者关于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借鉴Conyon(2002)的相关变量选择。

(1)因变量(公司劳动力需求人数)的度量指标。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员工人数来衡量并

购公司劳动力需求，但因避免数据差异过大，将员工人数取其对数值(下文中总销售收入及公司职工薪酬均取其对数值)，用符号ln l表示。

(2)自变量(公司并购)的度量。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生的并购在此采用虚拟变量，分别用符号fm、sm、tm表示，公司在并购当年其值取1，否则取O。

(3)控制变量的选择及度量。因为在公司层面上，劳动力需求调整会受到公司职工薪酬及总销售收入的影响，故将此两个变量选为控制变量。职工薪酬与总销售收入均可采用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相关数据，分别用符号ln w与ln q来表示。

(二)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

(1)模型设定。考虑并购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效应研究模型时，可将其看成是劳动力需求由一种最佳水平向另一种最佳水平转变。如图1所示，并购前，假设A公司劳动力需求水平为L1，B公司劳动力需求水平为L2，在时间t发生并购后，假定生产技术规模收益保持不变，且相关要素价格也不变，那么并购后的公司产量与劳动力需求水平应该等于并购前两个公司总和。但若生产技术使规模收益增加(IRTS)，那么并购后的公司会通过减少总劳动力需求来获得并购前各个公司产出总和。如果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与并购后公司总和不同，就必然会发生劳动力调整，使之达到最佳水平。但是要调整到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所以公司将需在迅速调整所费成本与偏离最佳劳动力需求水平时所费成本之间进行权衡，从而可构造出下面的面板数据模型：

但我们在此研究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影响，所以将自变量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三个类别，以分别探讨不同产业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差异性影响。所构造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其中，lnLit：公司i在时间t雇佣的职工人数的对数；lnqit：公司i在时间t的总销售收入的对数；lnWit：公司i在时间t支付给员工的薪酬的对数；fmit,：第一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0；smit：第二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O；tm,：第三产业的公司i在时间t发生并购时为1，没有发生并购时为O；fi特定公司的固定效应，如公司间技术、管理水平的差异；εit：方程的误差项。i=1，2，…，N；t=1，2，…，T。

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在以下三个模型间进行选择：

无个体影响不变系数模型：

经常使用协方差分析检验(analysis of covari-mace)来进行检验，但因本文的截面实体很多，时期较少，属于“宽而短”的数据，不宜采用Eviews中的Pool对象来处理，只能通过具有面板结构的工作文件(panel worldile)进行分析，但因利用面板结构的工作文件只宜进行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所以本文只能采用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

同时在进行估计时还需在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与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之间做出选择。一般在进行这种模型设定检验时采用豪斯曼(Hausmma)检验，它最早是由豪斯曼(Hausman，1978)提出的一种检验方法。由于笔者在进行Hausman检验时，软件提示检验失效，这可能是因为稳健标准误差与Haus―man检验的协方差值的假设不一致导致的，因此不能通过Hausmma检验来判定本文是选择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但高铁梅(2006)在其著作中指出；根据面板数据的特点，当数据中所包含的个体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时，即个体成员单位之间的差异可以被看作回归系数的参数变动时，选用固定影响模型比较合理。但是当个体成员单位随机地取自一个大的总体时，固定影响模型不太适合，此时选用随机影响模型更好。据此，因本文选取了所有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并购样本，所以本文选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可能更为合适，也就是说采用模型(2)进行估计。

(2)模型估计方法。因白仲林(2008)在其著作中指出了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的LSDV(1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估计法的缺陷：首先，模型难以满足其前提假设，估计结果不是很有效；其次，由于引入了N个虚拟变量容易发生虚拟变量陷阱；最后对于固定的T，当N趋向无穷大时，只有斜率项的LSDV估计是一致的，而截距项的LSDV估计是非一致的，即LSDV存在着伴随参数问题。所以本文采用GLS法对模型(2)进行估计。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取并购样本来自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期间为2002～2008年。

为保证研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本文遵循以下原则选取样本：(1)剔除一年之中发生一次以上并购事件的公司；(2)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3)剔除变量中存在极端异常值的公司。最先根据本文所限定的并购从国泰安数据库中选取2002～2008年间的并购事件1805起，再根据上述原则进行剔除后，最终确定由发生1172起并购事件的相应上市公司7年相应指标构成平衡面板数据集作为研究样本。具体的样本分布为：第一产业的并购样本为29个，第二产业的并购样本为761个；第三产业的并购样本为382个。

(二)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采用Eviews6，O的Panel workfile对样本数据按照预先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2)进行固定效应变截距分析，得到结果如表1所示。

1　拟合优度检验。从表1的第七行可知，方程的调整可决系数达0.99，说明回归方程的解释能力为0.99，即总销售收入、职工薪酬、不同产业公司并购能够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99％做出解释。

2　回归模型的总体显著性。从总体影响来看，表1的第九行显示F值为502.8701，表明模型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此模型中各因素对公司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影响是显著的。

3　单个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从单个因素来看，表1第二行系数0.23与T值53.20表明总销售收入对劳动力需求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常理相符合，扩大产量增加劳动力；表1第三行系数0.073与T值25.50表明职工薪酬也对劳动力需求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与常理相违背，可能因为公司销售收入增长速度大于职工薪酬增长速度，虽然职工薪酬增长，工资成本增加，但因销售更大比例增加足以抵消这种成本增加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国内学者常进雄(2005)的研究结论有相通之处，他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资本价格一实际的利率水平对就业没有影响；劳

动力的价格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不仅很小，而且与就业弹性是同方向变动，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增加，就业弹性提高，从业人员也在增加，这与一般经济理论预测结果相反；表1第四行系数0.0248与T值0.7949表明第一产业所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正向影响，但结果不显著，即并购的发生会导致公司就业人数增加2.4％左右。这主要因为第一产业的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在短期内更多地寻求“协同效应”，即通过协同效应后，将会增强管理效果，扩大产出，从而也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表1第五行系数-0.0128与T值-2.59表明第二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二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公司就业减少1.3％左右，表1第六行系数-0.026与T值-2.657表明第三产业所发生公司并购对公司劳动力需求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三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公司劳动力需求人数减少2.6％左右，这说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上市公司都是通过并购在短期内寻求“减员增效”，即通过裁减人员来达到提高组织效率与效益目的，从并购动机来说，可能规模经济动机与市场势力动机占主要地位。同时，第三产业发生公司并购导致劳动力需求人数减少的数量是第二产业的二倍，说明在第三产业中，上市公司更趋向于追求规模经济与市场势力，以此来实现公司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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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4-0005-04

20世纪60年代至今，世界范围内经历了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其中以上世纪80年代为标志，产业转移的特点由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升级为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行业。而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刚好成为这种动态调整的承接者。我国第二、三产业的规模近年来不断扩大，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为我国各行业的发展带了契机，同时也为行业业态的不断变迁提供了条件，进而促进新兴行业不断涌现。行业类别的不断增多和二、三产业行业规模的日益扩大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金融保险业、贸易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日益成为国际行业转移和高校毕业生新增就业机会的重点领域。然而大学生就业不仅取决于各行业的职位供给，还取决于供需的匹配。劳动力市场结构关联着整个高等教育。因此，高等教育的结构质量以及对人才的培养模式需要以适应社会发展为目标导向。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业的蓬勃发展赋予了上述研究目标极强的代表性，金融业折射出各行业发展变迁的基本态势。目前，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以高校的本科金融学教育为主，在金融人才的培养方式上尚存在诸多的问题，如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不足、对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重视度不够、“商学院”与“经济学院”模式相脱节等等。本文基于业态发展、劳动力需求及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联动的分析框架，以金融业态发展中不断呈现出的多样化、市场化、网络化、国际化、复杂化特点为切入点，剖析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并提出了高等教育金融人才培养的相应建议，以期对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借鉴意义。

一、金融业发展新趋势及金融人才需求的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在数十年的发展中日臻成熟，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种类日益增多、金融业务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增强、金融交易渠道愈加活跃。金融业态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同时对金融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1.多样化。（1）金融机构种类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伴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金融产品及金融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化，与此相伴的是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的日益多样化。非银行的金融部门的出现和不断壮大冲击了传统的大一统银行体制，并逐步成为和银行业作用相当甚至更为重要的金融业的组成部分[1]。我国银行类金融机构如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法人机构数量近年来变化不大，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则呈现出一个显著上升的趋势。五大类非银行金融机构法人机构数量也不断上升。（2）金融产品的种类日趋多样化。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产品多样化的外部条件已经较为成熟，并呈现出以下特点：竞争白热化、金融脱媒化、利率市场化、需求多样化、城乡一体化、资金流动全球化[2]。金融机构的增加以及金融产品的日益多样化意味着金融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量不断增大。据智联招聘统计，2013年新增职位中来自银行、保险以及证券机构的金融业职位需求增长最快，比2012年增加了91%。前程无忧2013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访的500家雇主所在的16个行业中，金融/证券/投资成为亮点，金融投资人才在2013年炙手可热。在四季度金融/证券/投资行业增加社会招聘的雇主高达88.8%，而2012年四季度的调查结果为51.6%。

2.市场化。2014年我国金融改革路线图已逐步清晰，即降低金融行业准入门槛，建立以市场化为导向、层次多元的金融体系。伴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与深化，我国金融发展的总趋势逐步呈现出市场化的特点。目前我国正在努力推进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进程，这在为金融系统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必然带来金融风险和金融风险管理难度的增大。除了因利率、汇率市场化等引起的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外，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交易便捷度的提高也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间的风险相互传导，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具备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能力以及具备一定的财务金融知识和拥有较强数理基础的金融产品开发和投资组合能力的人才将成为金融市场最为缺乏的人才类型。

3.网络化。至2013年，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余额宝、淘宝基金店、微信支付、众筹等互联网金融产品以“短、平、快”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这种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被称为“互联网金融模式”[3]。从技术、政策、需求角度而言，互联网金融的长期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在未来的金融企业中，“电子虚拟网点”将大幅替代现有的“物理网点”，“信息流”将最大限度地替代“物流”和“现金流”。我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业务交易规模情况，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金融业发展的网络化趋势。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加大了对金融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截至2013年10月，互联网金融人才需求同比增幅超过55%。在这一新背景下，市场对既拥有金融投资专业知识，又掌握一定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高水平复合型金融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大。

4.国际化。伴随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正逐渐融入到世界金融市场中。截至2013年12月，已有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家银行在中国设立了40家子行、190多家的分行。保险业方面，目前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我国设立了55家外商独资、合资保险公司，占我国保险公司总数的31%。中国金融市场全面开放之后，中国金融人才的国际化将进一步提高，包括国际化的眼光、全球化的资本运作意识、全球化金融管理工具的运用能力、在完全市场化环境下的运作能力等[4]。

5.复杂化。伴随金融创新的需要，金融产品由于衍生品的产生而变得越加复杂化。自1992年我国金融衍生品首次在沪深股市交易以来，以远期、期货、期权和互换为基本形态而衍生出的各类杠杆性的信用交易产品应运而生，至今我国已涌现了大量以商品期货、外汇掉期与人民币利率互换为主的金融衍生品交易。[5]随之，金融市场对具备较高专业技能的高学历的专业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2002年至2011年，具有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金融从业人员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金融行业中高学历人才占比位于所有行业的第三位，前两位分别为科学研究和教育业。

二、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与劳动力需求的悖逆和矛盾

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这一核心任务，围绕这一核心，高校的目标即是为各行业输送与之相匹配的人才。基于以上对行业变迁和人才需求新趋势的分析，目前我国高校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金融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不足。目前，金融学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与企业需求不相匹配，出现劳动力供给结构性过剩。由于金融业逐渐向多样化、混业经营方向发展，越来越需要通晓金融游戏规则和能够运作全球市场的复合型人才。用人单位对金融学专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既要求从业人员提高分析市场行情、从事金融产品定价的数理能力，又要求他们拥有防范金融风险的管理能力，还要求他们增强对金融法律法规的运用能力。然而，从目前我国金融人才的培养现状看，高校对学生数理基础与信息技术运用能力的培养重视度不足，直接导致毕业生素质难以达到金融市场和企业的要求。另外，学生的主干课程中缺少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等相关课程，使金融学科未能很好地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也使得学生的能力难以驾驭未来金融市场中面临的实际金融问题。

2.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度不够。一方面，金融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更是智力密集型产业。随着我国金融企业规模、资金实力的不断壮大，当务之急是挖掘具备创新能力的金融人才，从而促进这些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竞争优势地位的形成。然而，目前高校在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模式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金融学教学方式以授课为主，一味灌输，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创新精神不足。另一方面，虽然目前越来越多的高校意识到金融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并加大了实践教学的工作力度，对原有金融实践教学方法和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改革效果不够显著，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高校的实践教学理念还没能突破传统金融教学模式的框架。金融实践教学理念、内容、形式、条件等方面都存在较多的问题。金融实践教学内容较为单一陈旧，师资条件有限，学生素质不能满足企业要求。

3.“经济学院模式”与“商学院模式”往往偏重一方，未能发挥整合优势。在当下的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下，主要有两种金融人才的培养模式：“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部分综合类院校及财经院校更侧重于从宏观经济学视角，进行银行体系、货币政策以及信用等方面的研究，更多地遵循“经济学院模式”。而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院校则偏重于“商学院模式”，这些院校直接借鉴国外商学院的发展模式，从微观角度出发，以管理学为主，侧重以资本市场和公司财务为研究对象。现代金融的微观化趋势使得传统的以宏观金融为主的教学内容显得很不全面，说服力也就此减弱。目前的现状是高校往往只偏重一方，导致理论和实践相脱节，“产、学、研”优势互补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多元化的培养模式才能更加有利于提高人才的理论素养和应用能力，在就业方面赋予人才更多的选择权，从而更好地实现校企合作、校企共赢。

4.金融教学视野不够开阔，没有清晰的国际化教学理念与目标。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经济在各个层面都日益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中，这对我国金融学教学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虽然部分高校已逐步认识到金融教学与国际并轨的重要性，但其实施过程和条件还有待完善。目前，我国金融学专业所使用的教材国际化程度不高，许多理论和内容较为落后。另外，师资力量与国际化教学目标的要求不相匹配。金融教学模式的改革力度不够，没能突破传统培养模式的局限，对西方国家很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实践不够重视，引用率不高。对国际化教学的整体路线规划不清，在兼采众长的道路上还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方法。

三、金融业人才培养联动模式的创新机制

由于业态发展、劳动力需求及高等教育之间存在着相互联动的关系，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方面应该始终适应这一联动模式的要求。以上探讨了我国行业变迁的基本态势以及我国高校金融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基于此，本文给出如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途径的建议：

1.搭建多学科渗透教学平台，立足培养文理兼修的复合型人才。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可借鉴的国内外经验较多。例如美国哈佛大学“通识教育”、斯坦福大学的实用教育、英国剑桥大学的综合教育以及日本大学中盛行的交叉学科教育等都为我国金融学教学改革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参考思路[6]。国内高水平大学也开始进行金融教学的改革与实践：武汉大学“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教学模式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创新。大连理工大学推出的“数学+金融学”教学模式在复合型人才培养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南开大学从2001年开始进行跨专业经济、管理和法学复合型人才培养试验[7]。在这些先行者的引领下，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可以在金融专业的基础上设置“2+2”课程，即学科交叉实验班。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兴趣选择“金融学+X”课程，例如“金融学+数学”，“金融学+金融工程”，“金融学+计算机”等。目前，这类“2+2”课程在我国的部分高校内已有开设，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这种模式的推广度和普及度并未达到预期高度，因此促进金融学科与其他学科融合将成为今后金融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其次，增加通识教育、平台大课的设置。通识教育课程中应包括社会学、中西文化概论等课程。平台大课是指学生可以在平台中选择管理类、文学类、法学类、理学类等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从而建立涉及经济学、理学、管理学、法学、文学等多学科渗透交叉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既有金融专业特色，又拥有全面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2.注重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具备良好沟通能力的实用型人才。国外高等教育提倡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例如辛辛那提大学“工学交替”模式、百森商学院“创业实践”模式、加州大学“个人专业”模式、哈佛大学“校企合作”模式、斯坦福大学“产学研培养”模式[8]。与国外具有创造力的培养模式相比，国内高校目前也有了一定的实践，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已建成的金融实验室可实时接收纽约交易所、伦敦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和上海证交所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交易数据，供学生实盘演练。然而总体来看，国内高校对金融人才的培养还限于比较僵化的模式。鉴于此，培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型人才和富有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金融人才是高校金融教育的重要目标和发展方向。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与纯粹的理工科不同，既需要拥有很强的数理功底，又需要具备创新实践能力和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本文建议在培养金融人才实践创新能力的过程中采取以实践需求为导向的IPI（Innovation-Practice-Interaction）模式[9]，即创新与实践能力培养互动模式，形成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以及创新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以校企合作和实践模拟为主要方式，强化基础课、专业课、国际交流和实践基地等方面的建设，为培养具备一定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金融人才奠定基础。目前，大连理工大学正努力推进IPI模式的实践，不断实现多元交互式教学方法，搭建学生实践平台，为学生日后就业奠定坚实基础。

3.促进“商学院”与“经济学院”培养模式的融合。孤立地发展任意一种模式在如今金融业大发展、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都是行不通的，两种模式均不能有效解决中国金融业发展的问题，因此必须走两者融合的道路，实现学术型培养模式与职业型培养模式的有机结合。“商学院”模式起源于美国，并逐步成为世界公认的优秀培养模式。“经济学院”模式以培养博士研究生为目标，更为注重学生独立研究能力的训练。目前来看，我国在金融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上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经验，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符合社会经济需求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将宏观金融学和微观金融学相关课程全部囊括在学生的培养计划内，既要注重宏观金融理论的教学，又要强调以实践为导向的微观金融教学。

4.拓展国际视野，培养学生良好的英文沟通和组织协调能力。高校教育国际化是当前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金融学教育的发展必然要符合这一主流趋势，特别是那些准备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重点大学，更需要尽快地采取积极的措施。首先，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金融学英语强化班。目前已有高校在此方面进行了尝试，例如，大连理工大学在2009年成立了金融学（英语强化）班，该班注重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在金融学专业课的基础上，开设英语特色课程。如：跨文化交际、批判性阅读与写作、欧美社会与文化、演讲与辩论等。另外，金融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应该摒弃一些呆板教条化的内容，开设金融专业的双语课程，鼓励学生阅读外国原版教材和读物。其次，建立国内外高校联合培养模式，鼓励学生参加海外高校交流学习项目，以帮助学生了解国际商务环境，用全球视角看待、理解和解决跨文化的问题。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之处，摒弃循规蹈矩的固有模式，是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吸取外国经验的基础上，金融人才的培养仍然要立足本土，因为金融人才最终要服务于本土市场。

四、结论

以上在联动模式的框架下，本文分别从我国金融业发展新趋势及人才需求变化、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和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途径三个方面阐释了金融业业态变化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互动关系，并展开了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探讨。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金融业也在近20年时间获得了超前的发展，成为虚拟经济的代表。金融业折射出各行业发展变迁的基本态势，因此以金融业为例对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完善进行探究具有明显的示范性和典型意义。高等教育改革必须以人才培养为核心，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配合业态发展的特点和新趋势，做到与时俱进，从而使高校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动态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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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明，姜洋.银行金融产品创新的特征与趋势[J].中国金融，2012，（17）：64-65.

[3]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11-22.

[4]李全敏.中国金融人才市场特点及趋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7，（07）：93-96.

[5]蔡泳.新时期对我国金融衍生品监管路径制度分析[J].会计之友，2012，（33）：25-27.

[6]张成虎，胡啸兵，孙林娜.复合型金融人才及其培养模式探析[J].金融教学与研究，2011，（05）：5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