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范文
发布时间：2023-09-21 17: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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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日本是亚洲第一经济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是亚洲第二经济大国，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经济有着高度的互补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合作则两利，不合作则两败俱伤。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
本文第一节讨论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第二节讨论日中两国经济合作的历史与现状。第三节介绍中国政府对建立FTA 的态度。第四节讨论东亚金融合作问题。最后是简单结论。
第一节 东亚经济合作的传统模式与当前所面临的挑战
在过去几十年中，“亚洲奇迹”除了应归功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对内社会和经济发展政策（世界银行，1993） 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功不可没。这种合作是以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为主要特征的。“雁行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各国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生产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按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列，不同国家按产品的高度化程度，分别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形成高度化不等的产业和出口结构。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为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劳动密集型产品。另一种重要的合作形式是：高收入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密集较高的中间产品而低收入水平国家则从事劳动密集的来料加工或组装和装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比较优势的转移有关国家将相应实现本国产业和出口结构的提升。（1）
“雁行模式”的维持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
＊对于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所出口的不同产品有足够的需求；
＊后进国家对资本品和技术转让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在贸易伙伴之间存在适当且相对稳定的汇率安排；
＊相关各国都能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
＊相关国家之间能够维持国际收支的大体平衡（在短期内是国际收支平衡，在长期内是经常项目的平衡）。
但是，由于东亚地区自90 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前述条件已经难以维持。
首先，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至今仍看不出恢复增长的希望。东亚地区其他国家希望日本能够继续吸纳本国生产的劳动密集产品（如纺织品、成衣等），以及某些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较低的产品（如彩电、冰箱和洗衣机等）。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不景气状态，使东亚其他国家很难实现对日出口的增长。为了保持“雁行模式”的队形，日本除应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外，还应该使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但是，在过去十年中，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十分缓慢。在对东亚其它国家出口的吸收能力明显削弱的同时，日本对东亚其它国家的资本输出也明显减少。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使东亚通过垂直分工，作为一个整体维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模式遭到致命打击。“头雁”的停飞使整个雁队形成“失速”落地。
其次，自1985 年Plaza Accord 以来，日元对美元的持续升值，大大推动了日本企业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同时也使实行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其他国家在保持货币和金融稳定的同时，增加了对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出口。但是，自90 年代中期以来，局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先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金融危机，日本银行资金大幅度回流。而后，特别是1998 年以后，日元对美元持续贬值（有时是大幅度贬值）。东亚其他国家的出口，特别是对日本的出口受到严重不利影响。日元的贬值加速了“雁行模式”的解体。日元贬值大大削弱了日元在东亚地区的地位，而日元地位削弱所造成的金融不稳定不但严重影响了东亚其他国家的经济稳定，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再次，中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兴起很可能成为使“雁行模式”解体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最后一根稻草还是致命一击？或，是“雁行模式”的致命一击，但却是东亚的救命稻草？）。首先，中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优势是难有其匹的。其次，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队伍。在某些高科技领域甚至可以同世界最发达国家一争高下。再次，由于地域广大，经济发展水平从沿海到内陆呈现出由高到低的明显的发展梯度。东部沿海城市，如上海，其发达程度在许多方面已不让香港特区、台北。而西部内陆地区的落后程度则不让东亚最落后的国家。当东南沿海地区因工资水平上升而丧失生产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后，中、西部地区(或来自这些地区的劳工)将能很快弥补东南沿海地区因产业升级留出的空间。因而，在已经进入某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中国仍将能长时间保持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优势。最后，虽然人均收入很低，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广大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巨大的出口潜力和对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引起东亚其他国家的严重忧虑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面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日元的不断贬值和中国的崛起，传统的“雁行模式”受到严重冲击。东亚国家确实需要对东亚地区未来经济合作的道路做出选择。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东亚重新寻找发展和合作道路的种种趋向。中国加入WTO 表明，中国支持多边的和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积极参与APEC 这一事实表明，中国也支持跨地区的经济合作进程。但是，作为东亚国家，中国最为重视的是发展同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并最终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中国支持建立东亚FTA 和参与建立东盟10 plus 中国FTA，表明了中国的这种意愿。中国希望，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个东亚经济共同体或亚洲经济共同体将能够在世界东方崛起，同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美国（或未来的“美洲经济共同”）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
第二节 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
在东亚经济合作问题上，日中经济合作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几年中，日本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日中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途径。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来源国和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在过去十年中，这种关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999 年，日本在中国的出口份额中由1990 年的14. 5％ 上升到20.5％。 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在日本的出口份额中也由1990 年的2.1％ 上升到1999 年的5.6 ％。从1990 年到1999年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增长了33％。 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18.1％ 上升到1999 年的23.3％。 中国在日本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也由1990 年的5.4％上升到1999 年的14.6％。 在2000 年，日中贸易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势头（表1）。 与此同时，日本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来源国之一。在过去10 年中，日本对华投资一直名列中国投资来源国的第二位或第三位。
表1. China’s Major Trading Partners in 2000 ($US bil)
Total trade
China’s exports
China’s imports
Total
474.3
249.2
225.1
Japan
83.2
41.7
41.5
US
75.5
52.1
22.4
EU
69.0
38.2
30.9
HK
54.0
44.5
9.4
ASEAN
39.5
17.3
22.2
Korea
34.5
11.3
23.2
Taiwan
30.5
5.0
25.2
Australia
8.5
3.4
5.0
Russia
8.0
2.2
5.8
Canada 6.9
3.2
3.8
篇2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其在东亚乃至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大为提高。世贸组织的加入，为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提升到更高水平和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显示了其发展潜力。作为大国，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稳定器、推动器、加速器的作用。东亚各国在经济联系日益加强的同时，开始憧憬一个与欧洲、北美并驾齐驱的第三经济体系――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参与程度决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成败，中国的发展战略将对此发挥重要影响。
1．扩大对外开放，加强自身建设，参与和创造“多赢”的合作渠道
长期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推动东亚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是东亚地区最大的进口国和全球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最多、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这极大加强了东亚地区内在经济联系。但中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结构和相应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这需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全球化使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机遇，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提高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和交换的程度，大胆吸收国外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力资源，多渠道促进中国经济更大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把科学和教育放在经济发展的关键地位。“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加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⑴对于区域经济合作，首先应当认识到其对于更深入促进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关系和维持稳定良好的经贸环境的重要意义，根据有利原则、互惠原则，在经过充分的经济效益分析和全方位论证之后，制定我国参与区域乃至全球性经济合作的战略。同时要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要做到总揽大局，加速提高本国经济水平。充分、积极、主动地参与和建设对我国利益最大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大力推进“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创立，促进制度化的“10+3”合作，积极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一体化进程。
2．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促进东亚货币一体化
在东亚诸国经济复苏，不断走向繁荣的形势下，各国经济的发展客观上需要加强区域合作，以开拓国外市场，升级产业结构，同时利用本区域的整体力量与欧美相抗衡，争取尽可能有力的经济贸易环境。而且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是东亚各国更加认识到加强区域合作的重要性，这也就产生了进行区域货币合作的要求。区域性货币合作与货币一体化的发展将成为维系世界金融稳定的主要基础，东亚作为世界经济重要一极，要享受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所带来的利益，进行货币合作是一个不可少的手段，要防范经济全球化可能带来的风险，货币合作乃至货币一体化是东亚的现实选择。随着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和区域化，东亚各国之间经济纽带联系越来越紧密，东亚各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东亚仍将是金融危机的高发区。东亚地区无核心货币，易使东亚金融与货币市场发生动荡，潜伏着金融风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对东亚乃至世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不让汇率贬值，其言行一致的大国风范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稳定和发展东亚金融市场，中国理应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不仅要夯实自己的经济基础，强化金融监管，同国际金融接轨，加强自我防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要参与东亚各国货币和金融合作管理，实行东亚统一货币的工作。“在美国看来，没有中国的参与，任何一种新的亚洲货币基金都不可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体系形成强有力的挑战。在国际政治地位上，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地位，中国都有实力发挥东亚货币合作制度建设的领头羊作用。对于中国来讲，必须做好两件事：一是消除东亚各国对中国的顾虑(担心中国大国主义和中国地区威胁)；二是中国必须致力保持物价稳定，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赢得国内、国际声誉。”⑵当然，单极领导的东亚货币合作难以进行深层次的合作，中国要联合日本、东亚多国共同努力、共同推进。
3、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
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潜在的巨大经济能力能够推进东亚各国共同事业的完成。在推进东亚经济合作、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地缘战略是重中之重。“它包括南北两方面：在南部，建设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自由区，积极主导湄公河流域的国际合作开发，推进“克农运河”的开发建设，增进南线海路安全；在北部，将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建设成为东北亚的产业制造中心和金融投资的中心，使中国的整个东部经济成为东亚经济体系的大陆桥梁和重心所在。”⑶
伴随经济的日益强大，中国对东南亚各国经济影响力明显增强，积极与东盟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协议，积极开展同中南半岛各国就共同开发湄公河达成一致，由中国主导开发湄公河已成定案。中国同有关各国共建纵贯中南半岛的铁路和水陆交通，开发水力资源等，这将大大改善相关各国的经济地貌，推进这一地区新的经济地缘格局的形成。“克农运河”的修建将大大推动东亚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推进中国、印度等周边国对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在增进东南亚经济安全的同时，进而增进整个东亚经济安全。通过壮大东南亚地区的陆路经济与海路经济，从而形成一个大的环南中国海的经济圈。就东北亚而言，中国地缘经济战略核心在于建设“环渤海经济圈”，全面吸收日韩的产业资源和金融投资，壮大华北经济和东北经济，实现中国东部经济大发展，进而向西部渐次扩展，形成全中国超大市场经济体系。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心在于发挥中国东北地区经济比较优势，吸引日韩资金技术，使中国的“环渤海经济圈”成为托起中国华北与东北经济的中心，进而形成由中日韩共同参与的“环黄海经济圈”，使之成为西太平洋最发达经济地区。
4、中日合作是关键
中日合作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两国在资源方面有较强互补性，中国拥有价格低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资源，日本有丰富技术和国际资源。日本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是通过和中国的互补关系来实现的。中日两国日益紧密的贸易关系，推动了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过程中，中日两国应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中日合作不仅对双方都有益，对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只要两国互补经贸关系充分发展，完全可奠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中日两国关系的调整对东亚地区经济货币合作乃至一体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使东亚减少对美国依赖，若两国能像法德在区域货币合作中一样起双领头羊作用，将大大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制度化。中国一贯负责的经济政策、顾全大局的原则立场已赢得世界多数国家的信赖，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坚力量。日本也应该正确认是历史，与东亚国家建立真诚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如果中日双方能够就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达成共识，就能在这一进程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此外，加快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进程也非常重要。2003年，中国内地先后与香港、澳门签署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CFPA），为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中华经济圈形成迈出可喜一步，这是中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开端，也表明中国政府进一步开放内地的决心和诚意。推动两岸四地经济一体化进程可大幅提升我国经济地位，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完成。再有，努力同东亚各国加强政治、军事、文化合作，也必不可少。因为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是孤立的，它一方面有赖于政治上彼此信赖、军事上消除敌意、文化上互相交融，另一方面又可促进其他各方面要素的稳定和发展。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应以积极建设性姿态参与东亚事务，推动东亚合作，实现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全面区域合作，最终走向“东亚共同体”，使之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重要一极。
作者单位：河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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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55（2012）03―0―01
东北亚地区有着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经济科技实力较强，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基础良好，是亚洲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二十一世纪我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形势，因此，积极推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东北亚区域的经济合作进展
由中日韩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多边合作，将是东北亚区域合作中一面具有突出象征意义的旗帜。由于环黄渤海沿岸地缘经济的优势，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从贸易开始，然后向生产、技术合作发展，由双边关系向多边关系发展，逐步形成更多的合作机制。因此，东北亚地区有望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的一个紧密型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区，将成为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区和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二、东北亚区域经济特征与一体化动力
东北亚地区既有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又有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制度，这一地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
(一)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特征
东北亚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了高互补性、高增长性等一些特点，近年来更是呈现一种迅猛的发展态势。一、经济发展高互补性；二、经济高速增长。国际贸易和区域内经济联系加强。
(二)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
经济发展的互补性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前提条件，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梯次结构对于开展地区经济合作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东北亚经济合作对内来讲，通过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达到双赢或共赢的目的。对外来讲，合作是基于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和整体竞争力的这样一种战略性考虑。
三、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障碍
由于东北亚地区形势的复杂性，在加快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和困难。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形势不稳定，特别是朝鲜半岛。国家相互间的信任不够使区域经济合作缺乏稳固基础。
（二）东北亚区域内国家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区域经济合作中虽有互补性，但合作的基础很弱，各国利益取向不同，找不到共同合作的切入点。
（三）双方的投资环境需要改善，目前的投资大多在贸易和饮食服务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产领域几乎没有。因此，改善投资环境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西方散布的“中国”，如何加强交往，增进了解，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和担忧，排除“中国”的干扰和影响，是双方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五）东北亚区域外的国家――美国对东北亚地区影响很大，东北亚战略将严重阻碍该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
四、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一)加强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合作
中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东北亚各国在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在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在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享和平。继续深化睦邻友好，在东北亚各国进一步密切高层交往、完善各领域合作机制的过程中，在涉及各自国家、和民族尊严等重大问题上，要继续相互理解支持，共同构筑面向新世纪的全方位、高水平的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
（二）加强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汹涌而来，中国必须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应该采取如下战略措施：
第一，同东北亚地区所有国家继续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大力支持并积极参与一切有利于东北亚地区稳定的国际事务，对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起到促进作用。发展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经贸合作。
第二，积极参与“10+3”地区合作。增强对进行东北亚地区多边经济合作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的认识，积极倡导并大力推进“中日韩经济合作体”的建立。
第三，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在东北亚地区这种多层次、复合式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东北地区正处在垂直与水平分工的交叉点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国际经济结构加快重组，会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技术的转移和产业的传递。
五、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内在和外在因素以及发展过程中会遇到的障碍，进行总结，规划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并提出一些建议。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对东北亚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地区稳定、人民生活都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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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经济增长肯定要受到影响
埃及发生反政府示威动荡的前一天，1月25日的五个星期之后，阿拉伯16个国家股市市值蒸发了1240亿，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的经济遭受严重打击，评级下降。3月初，美国的龙比尼全球经济公司已经将2011年西亚北非地区经济增长预期由原来的5%调低到4.5%，为什么没有大幅下降呢？从地区经济机构和国际经济机构，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重要的经济体它的局势，还有经济走向还是比较看好的，无论从股市的表现，或投资者信心来讲还是比较稳定的，想支撑这个地区经济总体保持上涨。
（二）地区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
最近一段时间油价非常高，在3月份达到116美元一桶。油价保持高位，将使产业国收入增加，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改善民生、完善基础设施和调整经济结构，而非产油国将面临成本上升、资金短缺，推动通胀加剧、食品价格上涨、粮食危机加重，从而加剧和引发新一轮的危机。
（三）阿拉伯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出现起伏
在政策方面阿拉伯国家将更加注重引进资金和技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阿拉伯国家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和创造就业的任务更加迫切。前一段时间利比亚、阿拉伯出台了一些改善民生的措施。目前由于美法英军事介入利比亚，利比亚局势如何发展引发人们关注。
经济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和保护兼有。一方面阿拉伯国家保增长、促就业、惠民生政策力度加大。比如像沙特一千多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增加就业当中来。阿拉伯国家主要是依靠石油、依靠能源，经济结构比较单一，为了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阿拉伯国家能够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上世纪90年代多元化的主要领域是石油化工的加工，旅游、金融、服务业。现在在海湾国家、产油国里面，服务业GDP比重也是相当高的。
保护本国产业和当地就业的倾向更加严重，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将面临着上升，比如像埃及发生政府更替以来，埃及当局准备将最低工资标准从400埃镑提高到1200埃镑，大概一美元换六个埃镑。总体上看，随着阿拉伯国家政局不断变化和演进，他们的引资政策将出现时松时紧、外松内紧的可能。
二、地区局势的动荡对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的影响
（一）近期的政治风险将直接威胁到我们企业和项目的安全
在利比亚我们项目遭受重大损失，如果多米诺骨牌效应传导到阿尔及利亚、约旦，我们人员机构比较多的国家，这样我们会面临更大的损失。现在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人数大概是3.5万人，约旦大概7千人。目前中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一共有50个，涉及到合同的金额是188亿美元。由于当地政局动荡，大部分中资企业人员撤出之后，对于项目的进展和中资企业的经营状况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建立有效的海外投资安全保障机制尤为重要。
形势恶化对我们在建的在谈的承包工程和产业转移项目会有影响，我们对阿的海外业务可能会出现一定的下滑。2010年在工程承包领域的合同额出现一定额度的下降，今年恐怕幅度会稍微再大一点。比如像在埃及的中资企业，他们对市场预期普遍调低了，业务在收缩或者占据投资的计划。现在穆巴拉克下台以后，埃及的开罗成了示威之都，很多行业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在埃及的中资企业一度面临劳资关系紧张，给当地员工加薪10%到20%。当地员工对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诉求使企业经营成本有所上升。
政局动荡造成北非地区部分采购商因经营困难卷货逃走。短期内的贸易应该谨慎面对，防范贸易风险。
（二）地区局势的动荡对我们经贸合作的长期影响
1. 能源供应可能会趋紧。利比亚石油产量下降，油价上升，我们原油进口的成本有可能进一步增加，如果巴林形势再出现一些变化的话，对沙特将会产生重大影响。沙特原油都在东部，也是什叶派人口比较多的地区，局势有待进一步观察。如果沙特受到影响，将对我们的供应产生影响。2010年我们进口沙特原油4464万吨，占我们总进口的18.7%。
2. 出口增幅可能放缓，甚至下降。这次出现动荡的埃及、约旦、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这四个国家，占我们对阿拉伯国家出口的比重是22.6%，超过五分之一。阿联酋是一个转口中心，2010年我们对阿联酋的出口是212亿，占阿拉伯国家出口的33%，将近三分之一。地区动荡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四个国家的出口，可能还会影响到我们对阿联酋的出口。
三、地区局势动荡之后市场出现一些新的机遇
虽然现在面临动荡的局势，但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和分析今后局势的发展。中阿双方合作的基础较好。近年来中阿合作发展迅速，联系紧密，今后无论是阿拉伯国家政治体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民主化进程如何演变，他们加强对华经贸合作，分享我们的发展成果，促进本国经济发展，这个大的方向是不会变的。一旦政局稳定下来，就会出现一些新的机遇。
（一）第一个机遇：阿拉伯国家与我们开展战略性合作有所加强
从一般的商业合作到战略合作的意愿加强。西方抛弃穆巴拉克，令海湾国家失望，在战略伙伴的选择上向东倾斜。同时阿拉伯国家寻求稳定的外部支持，充分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加快推进产业多元化的愿望更加强烈，对我们资金、技术和经验，借助的诉求有所提高。
有北非的国家提出来，加强和我们在矿产开发领域的合作。摩洛哥是磷酸盐的主要产地，上游开发领域一般是不对外开放的，他们提出来希望在已有的贸易合作基础上，中国企业能够在矿业开发上加强合作。此外在农业、制造业、高技术人才交流领域我们也迎来战略合作机会。
（二）第二个机遇：阿拉伯国家的私有化进程
篇6
论文关键词：TPP,APEC,10+3,10+6
论文正文：
浅析美国因素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渗透的新媒介-TPP
一、美国力推TPP的背景分析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新浪潮，美国也开始采取多边合作与地区合作并重的政策。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美国并不属于东亚地区，但被美国视为根本利益之所在和财富之源的东亚多被涵盖在亚太的概念之中，太平洋两岸业已形成的经济结构依赖性，使得东亚与亚太紧密相连，这也就成为了美国构建其亚太战略的逻辑起点(宋静，2011)。东亚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经贸合作关系的强化及最终的一体化，将不可避免的对现存单级结构和国际秩序造成冲击，美国是不愿乐见其成的。因此，在东亚地区，美国一方面是采用跨区域机制和双边协定化掉该地区的一体化趋势，二是借助于APEC这样的经济合作组织合法的名正言顺的参与东亚地区事务、并取得整合东亚经济的主导权。而TPP则被视为新时期美国倡导的APEC模式的升级版或加强版。
1.为了寻求走出危机和重振美国经济的良方，美国奥巴马政府2009年3月提出了以让贸易为美国家庭服务为主题的《2010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09年年度报告》， 其目的是以5年内两倍的出口增长造就近200万个就业岗位、大幅减少贸易赤字、助力美国由消费驱动到出口驱动的转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扩大出口成为奥巴马政府应对危机的救命稻草。
2.进入21世纪以来，东亚崛起的趋势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地缘面貌。全球的经济与权力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中国(包括香港与澳门)、台湾地区、日本、韩国及东盟十国(不包括缅甸)2011年名义GDP占全球名义GDP的24.5%。东亚地区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其新兴经济体内需活力渐趋形成，潜在需求巨大，对于实现美国新的国际出口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2008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总出口额为10,095亿美元，占美国总出口的55%，但USTR办公室研究指出，尽管过去五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出口总额增长了，但其出口所占份额却下降了。美国亟需有效的FTA机制来重塑其在亚太的地区的影响与地位。
3.美国虽不是APEC的倡导者，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APEC就成为了美国合法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并掌握其主导权的重要工具。长期以来美国在APEC框架下力推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让多数东亚国家无法一致认同，因为为这些要求无异于要求成员国打开国家经济安全大门。而对于东亚国家更为关注的经济技术合作，APEC却一直未取得实质进展。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近乎落井下石的做法，以及APEC泛政治化的倾向，让东亚成员国对美国力推APEC合作模式产生戒备。2004年力图重新激活APEC自由贸易进程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虽得到布什政府的支持，但由于几经争论与搁置，最终无果。
综上，为应对经济危机、重振美国经济，奥巴马政府推出的出口促进战略亟需美国重新在东亚地区强化其主导的地位与影响力。美国原来倚重的参与并主导该地区经济合作的APEC模式发展陷入困顿，逐渐被边缘化，因此不得不尝试超越APEC体制框架的做法，先达成TPP，以达成一个在21世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高标准的贸易协定，再促使更多APEC成员加入，推动范围更广的、机制化程度更高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最终借此掌握亚太地区的经济主导权实现其太平洋共同体的梦想。
二、美国力图借助TPP实现其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
学术界对于TPP能否最终成为美国进入东亚的有效手段，目前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无可置疑的是，目前TPP以其综合性、高规格、开放性成为美国所热推的重返亚洲战略的重要媒介。
1、目前TPP文本包括：货物贸易市场准入及相应条款(如原产地规则、检验检疫措施、贸易技术壁垒和贸易救济、海关手续等);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争端解决机制等。还参照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章程，规定了劳工、环境合作的补充协定。投资协议也纳入了谈判议程。这些超WTO (WTO plus)条款开创了跨区域合作综合性之先河。而这一综合性为无疑有助于拓宽美国介入亚太经济合作领域的广度。
2、更为重要的是，TPP在实现贸易自由化方面规定严格。首先成员百分之百实现贸易自由化，没有例外。其二、贸易自由化的时间也比APEC框架下的茂物宣言的目标年度(2020)提前了。新加坡在协定生效的2006年已实现百分百的贸易自由化，新西兰、文莱、智利也与当年的贸易自由化率分别达到96.5%、92%和89.53%，而其最终实现贸易自由化的时间分别是2015、2015和2017年。三在原产的规则方面，TPP实行45%附加值标准，即享受零关税优惠的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必须超过其总价额的45%，比东亚各国采用的40%附加值标注更为严格。因而TPP堪称是高水平的FTA，被誉为FTA中的优等生。而这种高规格将有利于强化美国与其他亚太经济体联系的深度与紧密度。
3、TPP一开始就是APEC成员在APEC框架下缔结的跨区域合作组织，其坚持开放性，避免排他性。继美国之后，澳大利亚、秘鲁、越南等国也相继加入，同时东盟国家的印尼、菲律宾、泰国、北美自由区的加拿大、墨西哥也都对TPP表示了兴趣。这使得TPP有可能成为超越APEC覆盖亚太地区规格最高的国际经济合作组织。而其中，大部分成员是小型经济体，这使得在美国加入后，组织的主导权发生了变化，美国取代了原有的四个发起国。
三、美国推动下的TPP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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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5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1-0023-03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的推动下，中俄区域经济合作的规模､领域不断扩大，合作层次不断提高，这使双方原有合作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于是，郭力教授提出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伞”型区域合作的新模式。它以双方产业合作的合力形成优势为伞柄，并以此为制高点向整个东北亚地区辐射，通过伞骨――能源合作､科技合作､物流合作､人才等领域的合作，将区域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合作联结起来[1]。该模式的理论内涵与形成机理打破了以往区域合作以国家为单位的传统模式，倡导以技术贸易引领的地区国际化产业合作，通过中俄双方跨越国境的次区域产业合作形成的合力，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一､区域合作新模式的内涵机理
中俄区域合作新模式的理论内涵是以技术贸易为主导，通过技术贸易的扩散､外溢､创新等效应不断实现双方技术水平的提升，并且在技术进步作用的带动下，区域关联产业不断出现空间､地理上的集聚现象，区域产业的分工合作不断细化，这无疑为双方特色产业集群的构建形成了有效的助推作用(如图1所示)。该产业集群的构建打破了国界的限制，具有地方国际化的产业合作特色，在新一轮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过程中，该产业集群将首先通过产业合作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并通过增长极的极化与扩散效应，形成与东北亚各国良好的互动合作发展态势，从而带动整个东北亚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加快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二､区域合作新模式的机理解析
(一)技术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内在联系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术开发的种类与内容不断丰富，开发和更新速度不断加快，社会对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大，这些变化因素不仅改变了技术本身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进程，使得国际技术贸易在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现。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具有开展技术贸易的众多有利条件，如双方地理区位临近，贸易口岸发达，交通便利，贸易往来历史悠久。此外，双方科技发展水平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俄罗斯东部地区的重化工业､高新技术等产业的科技实力雄厚､潜力巨大，第三产业的技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而中国东北地区的高新技术水平相对落后，但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较俄罗斯东部地区先进。双方这种科技互补性的存在，无疑为技术贸易的开展产生极大的助推作用。
国际技术贸易的方式主要包括:工业产权或非工业产权转让及许可贸易､直接投资､技术服务与技术咨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式､国际设计领域合作开发等[2]。其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方式既弥补了一般技术贸易方式外汇资金短缺的缺陷，同时通过与技术贸易的结合，可以有效提高引进资金的利用效率。因此，我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对跨国公司的引资力度，提出了“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技术贸易发展战略。
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将通过技术扩散､技术外溢､技术创新等一系列效应对资金引入地的技术进步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技术扩散效应可以直接带动资金引入地生产力的增强和生产水平的提高;技术外溢效应可以间接地提高资金引入地相关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该地区人才的培养;技术创新效应通过对创新环境的培养，将不断带动资金引入地相关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的创造与开发，从而实现该地区整体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
(二)技术进步与产业集群的关联机理
从宏观范围来看，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生产工具､设备的改善，生产工艺原理的创新以及生产技术流程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实现以内生增长为主的扩大再生产，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过程。从技术进步的效果来看，它一方面要求创新的技术实现充分扩散和充分社会化，从而有效地降低企业之间的技术壁垒，为企业间共享同源技术(具有相同的运行原理，生产的产品具有替代性的技术)提供条件。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直接效果使得技术效率不断提高，技术内容日趋丰富，逐步淘汰落后技术，这必然会引发同质企业(指在技术谱系的某一环节上具有同源技术的企业，这些同质企业在技术上具有相通性)对新技术的模仿及二次创新，从而吸引同质企业向技术极点的集聚[3]。
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其效率的提高与分工的细化密切相关。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不仅产业分工推动着技术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产业分工的细化。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生产过程的不断专业化，而专业化的生产部门则对生产需求､生产过程的要求更为细致和精确，这必然使得生产过程中的分工程度不断细化。细化的分工部门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一方面不断加强相关企业之间紧密的合作联系，另一方面也不断降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这必然导致相互关联企业在空间､地理上集聚状态的出现。
这些同源技术企业以及产业关联企业通过在特定区域内的不断聚集，相互之间支撑与合作的不断增加，逐步形成了产品生产完整的技术链条，众多类似产业技术链聚集在一起，便形成了产业集群。从理论上说，以一条产业技术链为基础，就可以形成产业集群，但现实中更多的产业集群则是以众多相关联的产业技术链条相互交织形成的产业技术网络为基础构建的。集群内部相互关联的企业通过产业链中横向或纵向的专业化分工，在共享区域人才､技术､信息等资源条件的同时，不断实现区域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竞争能力的提高。
(三)产业集群与区域合作的互动效应
区域产业的集群化发展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不论是以市场机制形成的产业集群，还是由政府力量推动形成的产业集群，都会对区域内的生产､分工､就业､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产生一系列深层次影响，最终对有效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加深区域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其优势和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区域产业集群与区域合作的互动效应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区域产业集群的构建可以对区域间经济合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区域企业通过产业集群内产业链的联结作用，其相互之间的关联程度得到了极大加深，其相互交流与合作的机会得到了一定的拓展;其次，区域产业集群的构建，能够有效地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区域合作的档次与质量;再次，区域产业集群的构建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正的外部经济效应，促进区域间合作的健康发展;最后，区域产业集群还会通过增长极的辐射､极化效应，进一步扩大区域合作的领域和范围。
另一方面，区域合作的开展也将对区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构建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区域的垂直分工合作，有利于提高区域产业的专业化水平，是产业集群自下而上形成的直接动力;其次，区域合作有利于区域之间人才的流动，能够有效地为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再次，区域合作有利于交易费用的降低，提高产业集群的生产效率;最后，区域合作有利于产品市场的开拓，扩大产业集群的产销范围。
从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的区域效应来看，该模式主要强调中俄双方通过构建跨越国界的地方国际化产业集群，以特色产业集群形成的增长极优势为“伞柄”，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充分实现“伞骨”――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科技合作､物流合作､人才等领域的合作，进而将东北亚区域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合作联结起来，进一步加深东北亚区域的合作与交流，形成产业集群与区域合作良好的互动效应。
三､区域合作新模式的构建难点
中俄区域合作新模式为中俄双方区域合作与交流的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广阔的空间。通过以上对新模式构建机理的分析，结合目前中俄区域合作的现状，在使新模式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还存在以下难点问题有待解决。
(一)打破国家行政界限，统一制定区域发展规划
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打破了以往国际区域合作以整个国家为单位的传统经验和模式，提出了跨越国境的区域整体合作发展思想，强调了中国东北三省和俄罗斯东部地区作为整体在中俄区域合作中的重要地位。这要求中俄双方政府首先应在思想上突破国界的限制，在构建合作新模式的过程中，对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资源配置､产业布局等问题，应成立专门的部门对其进行统一的筹划与安排，避免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等扰乱正常区域市场经济秩序等问题的出现，实现双方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的优化配置。
从宏观层面上看，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差别较大，总体产业互补性较强，但在个别产业的规划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缺乏统一规划､重复建设的问题。这不仅造成了区域现有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加剧了相关企业之间的无序竞争，扰乱了区域内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利于区域规模经济的形成。因此，在新模式的具体构建过程中，中俄双方政府还应不断加强宏观的统筹合作与协调联系，积极制定既符合双方当前实际发展状况，又能不断推动双方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统一发展规划。这样，中俄双方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区域整体的资源利用效率，同时通过双方区域统一的分工与合作安排，区域内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区域整体劳动生产率将得到极大提高，区域整体竞争能力也将得到不断增强。
(二)提升科技合作水平，扩大技术贸易规模
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的主旨内涵强调了科技合作的重要性，将技术贸易作为引导双方经贸合作的新的动力来源。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科技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俄罗斯东部地区重工业技术､高新技术等科研实力雄厚，开发潜力巨大;而中国东北地区轻工业技术水平相对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较快。凭借双方技术发展的互补性以及区位､地缘优势，中俄科技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科技合作质量不高，合作水平较低，科技合作规模较小，合作深度较浅，合作方式不够灵活，合作缺乏持久性等问题。这使双方科技合作始终处于主体分散的状态，无法形成科技合作的强大凝聚力;双方技术贸易的现状与区域经济实力相去甚远，无法发挥技术贸易对经济合作的牵引作用。
因此，中俄双方在区域合作新模式的构建过程中，中国东北地区应重点积极引进俄方具有世界前沿性的技术和项目，引进俄方优秀的科技人才;俄罗斯东部地区应重点加强对中方轻工､纺织､日用品等方面技术的引进，从而使双方技术贸易合作往来的规模不断扩大，科技合作的质量与档次不断提升。此外，中俄地方政府还应加大对双方科技合作的支持力度，通过新增资金､政策扶持等方式，积极推动双方技术贸易的开展，在实现双方技术水平提升的同时，实现以双方合作共赢的合力带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共同发展的最终目的。
(三)加快区域产业融合，实现产业集群合理布局
从以上对中俄“伞”型区域合作新模式构建机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该模式还突出强调了构建地方国际化产业集群的重要支撑和凝聚作用。纵所周知，产业集群凭借其企业关联度高､交易成本低､配套能力强等优势，现已成为各国､各地区产业发展的有效形式，是快速提升国家､地区经济实力不可缺少的条件之一。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目前产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双方一直以来良好的产业合作关系来看，双方已具备了构建跨越国境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国际化产业集群的基础。但根据该新模式的理论内涵，双方在具有地方特色的国际化产业集群的构建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新产业集群与各自原有产业以及与各自周边地区的资源､产业如何统筹发展;如何实现区域内不同地区间的产业融合，防止相同产业的重复建设与低水平扩张;如何快速实现区域产业的集群式发展以及产业集群跨越国境的合理布局等诸多直接影响新模式效应与作用发挥的关键问题。
由此，中俄双方在构建跨越国境的地方国际化产业集群的过程中，首先要找准定位，在产业集群布局上提前做好区域整体统筹规划，打破地域界限，按照区域市场整体需求进行布局。其次，在产业集群的构建过程中，双方应依托已有的核心企业､支柱企业或依托双方的优势资源，严格按照产业链的关联､配套要求，对相关企业进行引进，并要求区域双方各产业部门严格按照新模式产业集群的规划布局实施，不能迫于追求短期效应，而使新模式的构建与发展偏离最初的规划目标。
综上所述，中俄“伞”型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的构建规划，不仅结合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区域合作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理论内涵与形成机理上，一方面，打破了传统区域合作理念的约束;另一方面，从全新角度探索了如何以中国东北与俄罗斯东部地区两个相对落后区域，通过产业合作形成的后发优势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发展。这不仅为未来东北亚区域经济的发展选择了新的起点，同时也为东北亚区域经济的互动合作开辟了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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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7.5%以上的增长率（1979～2004年年均增长率达到9.6%）。持续26年的高速增长已使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内外市场空间不足问题。本文试图在分析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内外市场环境的基础上，探讨通过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来拓展稳定的市场空间的战略思路。
（一）国内市场环境。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以来，投资、出口一直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也十分明显。但是，从长期来看，作为一个大国，此种经济增长方式将会给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目前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已逐渐显示出市场不足的迹象，即需求增长速度跟不上供给增长速度、总需求趋弱。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成为当务之急，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总的来看，目前这两者的形势都不尽如人意。200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为55567亿元，比2002年增长27.7%，为历史最高；但从2004年起，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逐渐呈现下滑趋势：2004年增长率（比上年增长）为26.6%，2005年为25.7%。与此同时，消费增长亦不明显。200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9501亿元，比2003年增长13.3%；但在2005年消费增长也出现下滑，增长率（比上年增长）为12.9%。与此相呼应的是，从1997～2005年9年间，除了1999年增长放缓外，人民币储蓄基本呈加速增长态势。2005年12月底，我国居民储蓄突破14万亿元，比2004年底增加2万亿，储蓄率高达40%以上。投资下滑、低消费和高储蓄的“两极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国内市场环境考验。
（二）国际市场环境。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来看，仅在国内寻求发展的动力是不够的，还要从国际关系中寻找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力量。实际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在出口的带动下，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一路攀升。据相关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的商品贸易依存度(商品贸易占GDP比重)接近60%，2005年预计上升为67%；而2004年美国的商品贸易依存度仅为25%，日本为26%，由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过度的依赖外资和外贸，使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并不令人乐观。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并呈现出扩大化、复杂化、多样化的特点。在2005年，国外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91起，其中反倾销立案调查51起，保障措施立案调查5起，纺织品特保35起。从涉案产品来看，位于前三位的是纺织品、轻工业和化学工业，占涉案产品的83%。从涉案金额来看，大案件增多，直接涉及金额上升约20%。从摩擦对象来看，目前对我国提出贸易救济的国家正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延伸，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调查目前已占我国此类调查总数的60%。
1、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集中体现在美国、欧盟上。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中美建立正常贸易关系的当年（1979年），美国就单方面宣布对我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日益紧密，两国间的贸易摩擦也日益频繁，且摩擦领域日益扩大。2005年美国共对我国7种产品发起337起调查，占其2005年调查总数的28%，涉案金额约为22亿美元，其中机电产品成为被调点。我国与欧盟的贸易摩擦主要体现在纺织品上。2005年欧盟先后对我国两种纺织品设限，对8种纺织品进行设限调查，并对另外十种产品进行监控，涉及金额约20亿美元，占2005年一体化42类产品的66%。
为了减少与美欧的贸易摩擦，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效果并不大。为抑制纺织品出口增长过快，我国政府从2005年1月1日起对部分品种征收出口关税，但欧盟仍然对我国的纺织品设限，并在2006年4月对我国纺织服装类产品实施“特保”措施；美国在2006年3月也开始对进口服装和其他纺织品实施特别监测措施。针对这种情况，我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纺织品出口关税的税率和征收范围，并在5月20日宣布从6月起要再次大幅度提高74种纺织品的出口关税。但是，欧盟在5月27日还是要求我国就T恤和麻纱两类纺织品的进口问题进行正式磋商，而我国政府在5月30日亦宣布从6月份起取消对81项纺织品征收出口关税。从此可以看出，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在短期内并不会削减，反而会愈演愈烈，且其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一种常态，将长期存在。
2、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巴西、印度等国。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巴西和阿根廷等也将反倾销的矛头指向了我国。在2005年，巴西、南非等国对我国特保调查预警不断，出现了加入WTO后第二个特保案件频发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当前我国投资增长下滑、消费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扩大内需来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是有一定难度的。虽然我国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市场环境，且其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我国商品面临着的市场不足难题进一步深化，但是由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并不一定代表着经贸关系的恶化，因此，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一难题，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最为可行的、最有效的途径。
二、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对改善国际市场环境的意义
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不仅有利于区域内各成员国间贸易的增大、投资的加强、资源和技术流动的加快，而且其实行的内外有别的制度安排，在促进贸易自由和区域统一市场形成的同时，又使成员国在区域外的市场上不至于被孤立。因此，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对改善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有利于规模经济和竞争福利效应的获取。我国的市场规模和容量正在飞速发展，但由于无法形成有效的规模经济而面临着瓶颈的制约。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为突破这一瓶颈提供了一个可行途径。在国家的主导作用下，一体化的区域经济把全球市场内部化为了区域市场，有效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为现代化工业扩大生产、享受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并且，区域经济合作本身就是一个有利于增进福利的过程，它使所有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可以在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与贸易中获利。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有利于与区域内部各成员国实现优势互补，有效地实现规模经济，也有助于我国企业在后WTO时代拥有更强大的竞争力。
（二）有利于削减我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摩擦。欧盟、美国和日本作为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虽然其前后位置已发生微妙变化（2004年，欧盟东扩后首次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以微弱优势取代日本成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从原本的第一贸易伙伴位置上退到了第三），但是在短期内这三国并不会被取代，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它们仍将主导我国的外贸格局。但是，对日美欧市场的过度依赖，使日美欧经常以经济联系的不对称对我国提出过高的经济要求；经济关系政治化趋势的加强，使我国在政治上也颇受掣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不仅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出口市场，而且更有助于削减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
首先，有利于减少我国与集团内成员如东盟间的贸易摩擦。其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合作一般是以实现区域内自由贸易为首要目标，通过不断地协商和调整，使各成员国的贸易政策逐渐趋于一致，可规避集团内成员的歧视性待遇。
其次，有利于缓解我国与集团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摩擦。由于区域经济合作一般实行内外有别的制度安排，从而能够形成相对的经济合力和比较优势，有利于我国借助集体的力量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北美、欧盟相抗衡，抵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威胁和挑战。专家预测，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后，其将成为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200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000亿美元贸易总量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而我国和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的互补性，有利于双方经贸合作的扩大。有资料显示，2002～2005年我国与东盟贸易额年均增长率为38.1%，远远超过我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如欧盟、美国和日本在此四年的年均增长率。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我国对美日欧市场的过度依赖，避免把经济安全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三）有利于密切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由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有严重的依赖性，因此我国政府除了强调优先发展与美国的友好关系外，还表示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通过“睦邻、安邻、富邻……加强与亚洲邻国的相互信任与合作，缓解热点地区紧张局势，努力实现亚洲的和平与安宁”。近年来，通过建立各种协商机制、合作机制以及加强经贸往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特别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能够在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带。这个环带的形成，不仅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而且对邻国也有利，能够进一步密切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达成，就为东盟国家寻找新的发展机遇提供了一条途径，使东盟国家与我国的互惠互利关系更加密切。
三、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取向
我国面临的严峻国内、国际市场环境，要求我国尽快建立起一套立足于长远发展需要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而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对改善国际市场环境的重大意义，又要求我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妥善、周全地处理各方关系，不能急于求成。据此，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应该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共同推进，要按照由近及远、先易后难、积极融入、循序渐进的方针，有步骤、有层次、由低到高地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一）建立一个包括两岸四地在内的中华自由贸易区。我国作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不管是从全球战略还是从地区战略出发，都应该建立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香港、澳门作为内地通向世界的桥梁和窗口，作为内地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资来源地，在长期的共同繁荣中，三者关系已达到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地步。台湾地区作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应该被纳入我国经济一体化的战略体系。因此，作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石，我国首先应该建立起一个包括我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两岸四方在内的中华自由贸易区。在2004年1月生效的CEPA，不仅将香港、澳门与内地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也为两岸四地之间构建自由贸易区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先行经验。
（二）以亚洲为重点，积极推进和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作为21世纪最具经济活力的大陆板块，亚洲是我国进行对外经济交往最有地缘优势的地区之一。我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立足于亚洲来谋求区域经济合作的开展。
1、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10+1”或“10+3”）。在当前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发展最成熟、最完善的是与东盟的合作：2002年11月我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2004年双方启动了为期四年的“早期收获”计划，2005年双方又达成了《争端解决措施》。“10+3”自启动以来，已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有效的运作机制和合作形式。它强调在推动东亚国家间的对话和合作的同时，扩大各国在经济、贸易、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10+3”经济部长会议已就推动区域内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鼓励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合作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虽然在CAFTA和“10+3”的后续建设和操作过程中，必不可少地会遇到一些难题，但是其作为我国开展经济合作最有成效的一个区域，仍然要继续创造有利条件加快其进行。
2、进一步完善与东北亚、中亚地区的经济合作
（1）积极推进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进程。韩国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与我国的政治、经贸关系良好，其应该是我国立足亚洲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战略对象。我国应在《曼谷协定》的基础上，拟定双边自由贸易的实施时间表，尽快实施中韩货物贸易的自由化安排，在此基础上，尽量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建立。
（2）进一步加强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推动我国与中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亚及里海地区自然资源贮量丰富，在能源供给上对我国具有重大意义。从2001年起，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领导下，我国与中亚五国已经展开了在能源、航空航天、冶金、化工、机械等领域的合作。我国已在2003年与中亚五国总理的会晤中，响应了创建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并提出了一些框架性构想，细化了贸易投资便利化理念。目前，双方已着手在海关体系、法律法规、投资环境、运输条件等方面进行协调合作，进一步促进我国与中亚的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
篇9
一、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的原因分析
（一）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
中亚五国与我国的金融合作最长远的目标是实现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中亚地区各国均面临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因此，应该加强地区间经济合作。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为区域金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加快金融合作提出了要求。
（二）与中亚五国的金融合作能够保证我国经济安全
随着我国与中亚五国在经贸领域合作上的快速进展，中亚五国已经通过多种方式进入了我国金融体系，开展了金融领域上的合作。我国与中亚五国的金融合作能有效整合金融资源，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从而推动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通过建立由政府主导的中亚金融合作体系，有助于实现我国金融投资的多元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形成与国际资本的竞争均衡，有助于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开放水平，确保我国能源安全，并且能够促进我国的政治稳定，对我国的经济繁荣和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实现经济良好的互补性是开展金融合作的内在需要
中亚五国独立以来尚未形成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再加上资金短缺，缺乏人才和水源不足等原因，造成了石油和天然气、矿产资源等都没有办法进行加工，绝大多数被运到俄罗斯境内加工。中亚五国经济结构畸形，工业薄弱，而且短期内很难改善以农牧业和采矿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从而形成了较高的对外依赖。中亚五国经济结构与我国的经济互补性较强，这种互补性是开展金融合作的内在需要。
（四）与中亚五国的金融合作能够共同预防金融危机
中亚五国与我国通过金融合作，可以完善金融机制来防范危机，也可以通过加强中亚国家间的政策对话来形成政策协调机制，从而形成各国共同防范金融危机的意识。因此，增强中亚地区各国防范金融危机的能力能够保证各国金融和经济的繁荣发展。
二、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现状
（一）我国与中亚五国互设金融机构增多
目前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和几个国有商业银行已经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地设立了营业性机构和代表处。同时，俄罗斯外贸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也在我国设分支机构或代表处。中国新疆的多家外汇指定银行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当地银行及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建立了行关系和账户行关系，并为双边经贸合作推出了一系列金融产品。并且已有多家股份制和外资银行在乌鲁木齐纷纷展开跨地区金融业务。
（二）与中亚国家金融合作稳步推进
新疆已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5个国家和地区办理了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2011 年6 月28 日，中国银行新疆分行正式挂牌人民币与哈萨克斯坦货币坚戈现汇交易价格。人民币与坚戈现汇挂牌有利于新疆先行先试、探索创新， 是新疆实施向西开发战略、推动人民币“走出去”的重要举措，也是稳步推进两国金融领域合作的保证；我国央行与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签署双边本币结算协议，我国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了与乌兹别克斯坦复兴和开发基金会的合作协定，同时，中国与相关国家商业银行也在积极探索合作方式，对双方的金融合作起到了支持作用。
（三）积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多边金融合作
与成员国探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及加强区域内经济金融发展等问题，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各成员行按照市场运作模式共同为合作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使其成为推动区域内合作的重要融资平台。
三、新疆与中亚五国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 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的金融服务水平低
金融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取决于金融基础实施的完备程度。目前的情况来看，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还远远不足。尤其中亚五国偏好现金交易，无论是我国还是中亚五国信用卡、支票、电子转账、ATM自动取款机等金融工具还不是很普遍，导致了金融合作过程中的服务水平较低，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双边金融合作的开展。
（二）双方未形成统一的网络结算体系
中国与中亚五国银行结算方式包含了行、清算行和NRA账户等多种形式。但双方的都是一对一的账户行关系，覆盖面不广，结算时效低，不能解决双方货币头寸平补问题。而且双方银行结算体系并不统一，金融服务上的欠缺阻碍了贸易结算的顺利进行。畅通的网络结算渠道是保证双边贸易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当企业使用多方银行跨境汇款时，在没有统一的网络结算体系之下，手续费相对会很高而且程序比较复杂。由于是多方银行不便于企业及时了解资金情况，也无法有效管理资金账户。结算体系的不统一会给企业带来诸多不便，进而会影响到两国金融方面的合作。
（三） 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的金融合过程中，经营管理体制，风险管理模式和金融开放程度等方面作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双方资金不能够自由流动。资本快速流动受到了封闭式的金融业管理模式的限制， 减弱了金融资金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健全，导致金融机构跨区域信息交流的不对称，这样资金在区域流动过程中就会给金融监管带来很大的困难。
四、新疆与中亚金融合作的对策建议
（一）要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银行联合体的积极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于2005年10月26日，有六个成员国家。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在银行联合体签署了7.5 亿美元的项目和协议，为金融合作中把握机遇和应付金融全球化挑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我国新疆应该借助上海合作联合体的桥梁作用，推动中亚地区的金融和贸易交流，创建新型的金融合作模式，发展多边行性的金融业务，大力支持信息平台与金融结算的工作，从而加强金融机构的协调发展。
（二）大力开展各种金融合作模式
1.开展金融市场方面的合作
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可以借助于金融合作的机会，改善金融合作的环境，投入到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进程中，加快金融市场的建设，使各国的金融市场间实现互动，从而发挥新疆作为中亚金融中心的区域优势。
2.政府与市场共同合作确保金融合作持续发展
中亚五国各国政府应该积极配合中国金融机构开展各项金融业务，针对中资企业的贸易和投资，开展融资、保险等业务。无论中国还是中亚五国都必须支持金融机构相互设立分支机构及子公司，实现在新疆与中亚各经济体的金融业务深入开展。
3.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
在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金融合作过程中，涉及到大型项目资金支付时，多个金融机构可以用银团大款的方式进行合作，可以引入多个机构投资者来对区域企业进行重组。总而言之，区域金融机构之间通过各种有效的互动来提供中亚地区间的跨越式金融服务，从而实现各国在经济活动中的需求得到有效的满足。
（三）加强金融合作监管
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将新疆与中亚五国的区域金融稳定地发展下去，就必须具备较强的风险防范与化解能力，良好的金融合作环境和健全的管理机制。因此，合作双方必须完善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体制，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必须建立跨越式的金融监管，风险救助等合作措施，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建立区域征信体系、区域金融信息披露管理系统、区域反洗钱合作系统等。
参考文献：
[1]罗荣.探析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金融合作新跨越[J].经济视角，2011（07）.
[2]玉素甫·阿布来提.新疆与中亚区域的金融合作[J].经济导刊，2011（06）.
篇10
当然，每个国家都希望成为轮轴国。但是，小国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它们难以成为轮轴国。
只有成为其它国家竞争的对象时，一国才有可能成为轮轴国。而一国一旦成为轮轴国，多米诺效应（Domino Effects）会进一步巩固这种地位。目前，至少有三个小国已经或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轮轴国，它们是墨西哥、智利和新加坡。墨西哥1992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已经缔结了10个区域贸易协定，包括NAFTA 、智利、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委内瑞拉（G3）、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欧盟、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以色列、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Northern Triangle ）。智利是另一个轮轴国的典范。与其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国家包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秘鲁、南方共同市场、欧盟、加拿大、墨西哥以及刚刚完成谈判的美国。与前两个国家相比，新加坡正在力图成为亚洲的轮轴国。除了其本身属于东盟成员国之外，它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日本已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欧盟、印度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此外，像南非、以色列也在努力之中。
与小国相比，大国也追求成为轮轴国的目标（像欧盟），但它们更追求成为区域内和全球主导者的目标。例如，美国有能力与西半球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但它更希望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诱导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动因是争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是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者，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还是被美国修改后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都服从美国的意志。但伴随其相对经济地位的下降，美国的主导者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在国际金融领域，这种挑战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而在国际贸易领域，挑战始于乌拉圭回合。在此轮多边贸易谈判中，美国首次无法控制谈判的进程，美欧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上的分歧而使谈判多次延期。由此改变了美国对待区域主义的立场。
对美国而言，欧盟之所以能够对它的主导权地位提出挑战是因为，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意味着欧盟的市场规模首次超过了美国。只有对欧盟继续保持市场规模优势美国才有可能拥有对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因而，当1986年欧盟决定建立统一大市场时，美国迅速做出了反应，当年就开始与加拿大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当1992年欧盟正式签署《欧洲联盟条约》时，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宣告结束。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并非偶然。
欧洲统一大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标志着美欧之间新一轮竞争的开始。大国之间的竞争由此开始演变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李向阳，2002）。欧盟在积极开展“东扩”的同时，美国也在致力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布什执政后进一步把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确立为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头等任务，并得到了国会的支持。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为了推动WTO 的“世纪回合”谈判，政府曾经多次申请“快车道”授权，但均未得到国会的批准。而布什政府之所以能在2002年获得“快车道”授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推动建设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考虑。如果2003年底能够如期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届时也正是欧盟“东扩”完成接纳首批10个新成员国之时。
除了各自完成上述扩张外，美欧在世界其它地区的争夺也不断加剧。欧盟已经与土耳其签署了关税同盟条约，与地中海国家、中东欧国家、南非、墨西哥、智利缔结了自由贸易区协定，与南方共同市场、新加坡的谈判也在进行之中；通过2000年的科托努协定（CotonouAgreement ），欧盟将用自由贸易区协定替代原有的“洛美协定”。而美国与以色列、约旦、新加坡、澳大利亚、巴林、新西兰、东盟、中东等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已经或正在商谈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
相比之下，世界另一个大国——日本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步伐较慢。近年来，日本也充分认识到了区域经济合作与大国竞争能力之间的关系。除了与新加坡已经缔结协议外，它正在与东盟、韩国、墨西哥、智利、澳大利亚商讨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可能性。尽管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日韩之间缔结自由贸易区的潜在收益巨大，但日本却一直对此持消极态度。
一个重要的担忧就是未来区域内与中国的主导权之争。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即使日本能够与一部分国家缔结自由贸易区协定，最多也只是成为一个轮轴国，无法成为一个区域内的主导国。因此，它在国际经济规则的主导权争夺中也难以和美欧抗衡。
综观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目前只有东亚地区基本上还是一块尚待开发的处女地。
未来大国将会把竞争的重点转向这一地区。在大国激烈争夺的过程中，该地区小国会从中获益。现在，这种结果已经初露端倪。
转贴于
五、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
新区域主义对国家规模的区分和非经济目标的引入大大丰富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以新区域主义为基础，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非经济目标，自由贸易区协定是如何服务于大国的非经济目标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是如何使小国获益的。从而，我们可以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和发展方向做出较全面的判断。
其一，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进一步扩大。由于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是多元的，其中非经济目标的权重上升，即使纯贸易收益不大，没有地理毗邻优势，区域经济合作也可能发生。
其二，自由贸易区协定对大国有着特殊的功能。小国寄希望于缔结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成为轮轴国，而大国则希望缔结多边自由贸易区协定成为区域内的主导者。同时自由贸易区协定又避免了大国让渡独立贸易政策（乃至整个经济政策）制定权的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自由贸易区协定将是最普遍的一种区域贸易协定形式，尤其是在大国与小国之间。
其三，大国之间的竞争日益转变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美欧各自的区域组织已经或将要形成，日本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能否形成新的三足鼎立格局要看未来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
其四，大国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小国获益。但如果以大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组织一旦形成，小国能否继续获益还是一个未知数。
本文只限于探讨大国与小国的区域贸易协定，没有专门涉及小国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因此，我们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判断不可能是完整的。
注释：
[1]这里所说的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区分仅仅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采纳联合国对小国的界定标准。例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相对于美国而言都是小国。
[2]统计显示，小国的贸易依存度普遍要高于大国。
[3]该项统计把全球划分为五个地区：美洲、亚太、东欧与中亚、欧洲与地中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五个地区之间的国家所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归入此类。
[4]与国际经济学中的多数问题不同的是，即使只考虑成员国的经济动机，经济学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通常也没有明确的结论（DeRosa，1998）。
[5]这类协定也可归入自由贸易区协定，只是它们所覆盖的领域有限，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之间。
[6]如果用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FTAs/Cus）比率来衡量，截止到1998年，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的这一比率是南―南型区域贸易协定这一比率的11~25倍（具体取决于如何界定南―北型与南―南型协定）（Schiff，2000）。
[7]2003年6月美国与智利正式达成了自由贸易区协定。
参考文献：
1.李向阳：《全球化时代的区域经济合作》，载《世界经济》，2002年第5期。
2.Andriamananjara，S.M.Schiff ，"Regional Groupings among Microstates，"World Bank，1998.
3.Balze，D.，Felipe A.M.，"Finding Allies in the Back Yard ：NAFTA andthe Southern Cone ，"Foreign Affairs ，7-12，2001.
4.DeRosa ，D.A.，“Regional Integration Agreements ：Statistic EconomicTheory，Quantitative Findings ，and Policy Guidelines，"Background Paper for the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roject Regionalism and Development，Washington ，D.C.，1998.
5.Economist，"Clouds Over Quito ，"Oct.31，2002.
6.Fernandez，R.J.Portes ，"Returns to Regionalism：An Analysis of NontraditionalGains from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Vol.12，No.2，1998，pp.197-220.
7.Madani ，D.H.，"South-South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ndustrial Growth：The Case of the Andean Pact，"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2614，WorldBank.，2000.
8.Perroni，C.，John Whalley ，"The New Regionalism ：Trade Liberalizationor Insurance？"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3，No.1，2000，pp.1-24.
篇11
多讲“倡议”和“合作”，少讲“战略”和“地缘政治”
“一带一路”是以经济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倡议，中国没有特别的地缘战略意图，然而部分国际舆论将“一带一路”解读为中国向周边及欧亚大陆推行的具有扩张性质的地缘政治战略，曲解和误读倡议的目的和意图。应更多使用“倡议”“经济合作”等软性词汇，避免使用“战略”“地缘政治”等硬性词汇，将倡议政治化和地缘战略化。各省市在表达和宣传本地区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时，慎用“排头兵”“桥头堡”“重要节点”等具有强烈军事色彩的词汇。同时，尤其应该注意在英文语境下用词的准确性。对“一带一路”的英文表达应多用Initiative、Economic Cooperation等词汇，少用Strategy、Plan、Geopolitics等词汇。
多讲“共商、共建、共享”和“对接”，少讲“中国主导”
中国无意追求“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导权，更无意谋求在地区事务上经营势力范围，《愿景与行动》文件明确提出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积极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相互对接”。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给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洲等地区的沿线国家强加落实中国版的“亚欧大陆发展纲要”、不强求签订双边或多边条约框架，也不事先预设区域一体化的具体目标，而是在自愿参与、平等协商、充分了解沿线国家发展诉求的基础上寻求优势互补、利益汇合点和最大公约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探索能够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方式及机遇。
多讲“开放包容”，少讲“中国中心”
在“一带一路”沿线，各主要大国和地区及国际多边组织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地区合作倡议，比较典型的包括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印度的“季节”计划、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多边经济合作、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推动的泛亚铁路计划和亚洲高速公路计划、亚洲开发银行牵头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欧洲―中亚交通与能源倡议等。
“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非排他性质的合作倡议，不是零和博弈和对抗游戏，更不是对已有合作倡议的排斥、挤压和替代。中国与俄罗斯、美国、印度、欧洲等在各自倡议下进行对接、形成良性互动的氛围，在主动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面的同时不回避分歧和竞争面，但没有必要夸大各方利益的对立和冲突。中国与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和地区组织在具体项目合作上也可以营造多方参与的氛围，并充分发挥现有机制和倡议的多边合作延展效应。
多讲“经济合作”，少讲“中国版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与 “一带一路”没有可比性，存在本质区别：从时代背景来看，美苏全面对立导致冷战，而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加深导致国家间对合作共赢的诉求上升；从目的来看，“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对欧洲经济援助、实现欧洲复兴以遏制社会主义阵营的地缘计划，而“一带一路”则是重点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投资便利化、金融合作的经济合作倡议；从方式来看，美国对欧洲的援助施以联合援助等附加条件，而中国在《愿景与行动》文件中明确表示将不干涉他国内政作为共建原则之一；从实施主体来看，“马歇尔计划”由政府主导，而“一带一路”坚持企业主体的市场运作。
多讲“惠及所在国民生”，少讲“中国海外利益”
篇12
2002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原亚行只有东西两个分部（分管东亚与西亚），现在被划分成了五个区域部（中亚和东亚、南亚、大湄公河、太平洋、东南亚）。亚行希望这样的细分能够更好地贴近贫困人群的不同需要。
但消除贫困的努力，在当今全球化与反全球化以及环境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变得较以前复杂许多。亚行的开发战略已经遭遇到来自许多方面的反对，集中的例子是对湄公河流域的开发。批评者指责亚行资助修建的水坝、桥梁和公路，破坏了当地的原始森林，而穷人并未从开发中获得实际的好处。2000年在泰国清迈亚行年会上，反对者已经用行动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这样的情形也许并不会在上海出现，但是扶贫开发与环保的矛盾还会在未来持续。亚行下一步将走向何方，亚行该怎样解决股东们在其发展战略上的分歧？这将是此次上海年会人们关注的焦点。
4月底，《财经》对亚行行长千野忠男进行了专访。
《财经》：你认为亚行是否应在区域经济融合方面发挥作用?如果是的话，目前关于亚洲区域合作的思路是什么？中国和日本在这个过程中将扮演什么角色？
千野忠男：区域经济合作和融合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在相邻国家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并保证区域经济的发展和金融的稳定。进一步，区域合作和融合有助于使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实现最大化，并使关联风险降至最低。
在亚太地区已经开始了几个次区域的合作，亚行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这些合作。进展顺利的比如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东亚增长区（BIMP－EAGA），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包括了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中国云南省），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增长三角区（IMT－GT），孟加拉、不丹、印度和尼泊尔南亚次区域经济合作（SASEC）项目、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等组成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以及太平洋地区的一些次区域合作行动。
这些不同的区域合作将有利于亚太的经济和社会进一步发展。亚行准备为此提供必要的支持。
《财经》：中国在亚行中是否发挥特别的作用？
千野忠男：自从1986年成为亚行成员以来，中国与亚行关系一直非常紧密。中国是我们第三大股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另一方面，中国一直对亚行的运行作出贡献，为亚行和其他发展中成员国提供有价值的关于有效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改进亚行的运作政策一直是非常重要的。
亚行每年大概向中国平均提供10亿美元的借款。项目和技术援助集中在基础设施和农业发展以及改进环境。亚行和中国还在诸如改进政策框架、法律框架和监管框架等其他领域共同合作，为私人部门提供更好的环境，并致力于加强治理结构。
由于中国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中西部省份，亚行更为关注这些地区。亚行将和中国一道，继续寻求创造性的、有效的途径去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减少贫困和提高所有人民的生活质量。另外，中国最西部的地区正在参与由亚行支持的中亚区域合作和发展的行动。
《财经》：这些亚区域的合作计划对中等收入国家会有援助吗？
千野忠男：这些次区域的组织是基于这些国家的相邻地理位置自发产生的，参与国来自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因此需要不同类型的援助。中等收入的国家在这些次区域合作中将发挥带头作用。亚行愿意为这些合作提供不同层次的帮助。
《财经》：中国持续高速发展对亚太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他国家将如何回应因此产生的挑战？举例来说，一些国家正试着为本国经济重新定位，以应对来自“中国制造”的威胁。
千野忠男：中国入世对其他亚洲国家带来的同时是机会和挑战。入世的主要效应是降低关税、贸易自由化和增加投资。外贸相关部门会进一步放开。这些挑战的效果之一是，为了保持相对优势进行资源重新分配。
WTO成员会降低关税，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进口配额也会被取消，比如纺织品、服装、电子电器产品；同时，中国对进口的壁垒也会降低。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的开放将为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出口商提供巨大商机。东亚的新工业化国家，同样可以向中国输出中国还不能生产的电子、化学和其他高科技产品。
《财经》：今年初启动的亚行重组进展如何？重组是否有效地配合亚行的目标？亚行是否会引入评估工具来评价重组后机构的效率？如果拿员工规模与其他国际多边机构相比，亚行对于目前工作效率是否满意？
千野忠男：亚行已经启动了新的组织构架，以便更好地发挥在减少贫困方面的作用，以及更有效地满足发展中成员国的需要。
直到去年以前，亚行在地理上只有东西两个分支机构。我们现在有五个按地域划分的部门，主要目的是在酝酿和实施项目时能够把整体的策略与具体的情况衔接起来，因为每个国家都有个别的、甚至有时是特殊的需要。这五个部门分别是中亚与东亚分部、东南亚分部、大湄公河分部、南亚分部和太平洋分部。这样亚行能够更迅速和有效地反馈其发展中成员国的需要，也能够更好地组织员工来了解和处理经济开发与减少贫困过程中那些错综复杂的、与特定国家状况相关的问题。
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实施的重组一直都进行得非常平稳和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积极的反馈。说到对于重组绩效的评估，我建立了一个协调小组，成员包括各地区分部、战略和企划部、可持续发展部和管理评估部的代表，这个小组一直在密切掌控整个重组进程。我们将在一年之后对重组作出评价。
我们是惟一一个总部设在亚洲的国际多边发展机构。我们与所服务的对象非常接近，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需要。我相信在推动本地区的发展方面，我们提供的这个机构是最成功和最经得起考验的。2000年，《亚洲周刊》将亚行评为亚洲最好的国际性发展机构。无论在单位项目所需的人员还是单位项目的管理成本上，都有很多数据说明亚行是最有效率的国际金融机构。
《财经》：如果新的重点是减少贫困，亚行将怎样保证其项目的效率？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监督和后续行动？
千野忠男：一直以来，亚行采取了重要的步骤来实施扶贫战略。我们已经签署了一系列的“贫困合作协议”（蒙古、孟加拉、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尼泊尔、不丹、锡里兰卡、马尔代夫和越南），现在正准备和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签署协议。我们会更加集中力量，在这过程中将提高贫穷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性。我们已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成员国进行了详细的贫困分析。
虽然要测量亚行在一个国家的社会指数提升中发挥的直接贡献很困难，我们的国家战略和项目以及“贫困合作协议”包含了一些主要的指标，可以用来监控扶贫项目的进程。除了收入水平，这些指标包括健康、教育方面的特定标准和目标，以及社会福利等其他方面的考虑。
在我看来，千年发展目标（或者中期战略）并非不现实。事实上，几个亚洲国家已经达到或者接近一些重要的中期战略。比如，与1990年相比，中国已经将贫困范围减小一半。在其他国家比如越南和锡里兰卡，减少贫困方面正取得很大的进展。小学入学率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经接近100％。
《财经》：亚行在未来是否仍然要扮演最后借款者的角色？
千野忠男：亚行是个基础广泛的发展机构，从来不把自己看做是最后借款者。亚行和各国政府紧密合作，为这些国家提供中期发展的计划和项目。亚行提供精心设计的贷款项目和技术支持，以帮助这些国家克服经济的、社会的、技术和制度上的障碍，并为穷人带来福利。亚行的援助一般是提供在私人企业不会投资或者投资不足的地方，亚行的资源常常被用来为贫穷国家的私人企业健康发展创造好的环境。亚行因此可以看做是政府以及私人企业的好伙伴。
减少贫困是亚行的奋斗目标。亚行近来采用它的长期战略框架（LTSF）来致力于应对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主要挑战（2001～2015）。亚行将通过LTSF为这些国家提供投资、政策和制度方面的支持。
《财经》：是否有迹象表明，亚行致力于减少贫困的项目将对其在国家主要信用评级机构中的信用等级有负面影响？
千野忠男：不。亚行的信用等级是三个A。信用评级机构非常清楚，亚行在进行严格而恰当的努力来实施其减少贫困的项目。这包括对这些项目的经济可行性和财务稳妥性进行广泛的评估，以及将这些项目和借贷国的经济框架和发展优先序很好地配合。重要的是，这些项目的主要部分将继续为私人部门借贷，而这些借贷是由各自的政府完全支持以及提供信用担保。在此基础上，我们预期我们的贷款组合质量非常高，这是我们优良的信用等级的关键因素。
《财经》：美国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建议世界银行把一半以上的援助以无偿赠与而不是贷款的形式来提供，亚行如何评价美国人提出的这个建议？亚行的贷款绝大部分都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美国的这一建议是否适合亚行？亚行自己会不会考虑改变援助的方式呢？
千野忠男：亚行是一个主要为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的开发银行。具体到目前有关“贷款与无偿援助”的讨论，我们需要考虑几个问题。其一，增加对于研发机构的无偿援助会导致道德风险；其二，与其它一些地方例如非洲比起来，亚洲高负债穷国的数目是很低的。另外，亚洲国家一般都愿意也能够偿还外债；其三，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在亚洲是很少见的。不过，对以无偿的援助代替贷款的建议，亚行正在认真地考虑，我们将会与所有股东一起讨论这件事。
《财经》：在项目选择上，舆论一般认为亚行比世界银行的条件更为宽松，这是否会导致一些问题？
千野忠男：一般说来，贷款在我们每年的项目支出中大概占到97％，只有剩下3％是援的技术支持。亚行有一套系统和严格的项目评估办法，根据这一评估，我们只有11％的贷款是失败的。至于说技术支持与援助，只有9％最后证明不成功。我相信这些评估结果表明，世行与发展中国家都在非常努力和确实地通过亚行资助的这些项目来达到真正的增长，当然改善的空间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
控制亚行贷款项目的计划、审批、实施和管理的所有政策、程序和管理体系，都是由代表亚行大多数成员的董事会批准和通过的。亚行贷款的准备和审核过程很复杂也很严格，我们决不会忽视对贷款项目的准备过程。整个机构的管理以及人员的储备都是为了确保亚行能够给贷款人以最高标准的服务和产品。亚行在工作中不会放松标准和要求。
篇13
中国通过20多年的内部体制改革，已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黄金发展时期。1978到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3%，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2001到2005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8.8%，也位居世界前列。从1980年到2002年的20多年里，中国的人均GNP从1980年的307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665.7美元，GDP及GNP总量已经居世界第6位。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980年到2000年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中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为4.7%，仅次于美国的14.4%和日本的6.7%。
在改革的同时，通过技术引进和技术进步，中国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研发和技术投入比例加大。在国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也体现出来，外贸和外资不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国也以自己的经济发展为世界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做出巨大的贡献。
中国占据东亚经济主导地位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2004年与1978年比，进出口贸易额增长了50多倍，年均增长15%。中国对外贸易量占世界贸易量的比重不断增加，进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1547.9亿美元，世界排名从1978年的第25位攀升到2003年的第3位。其中出口贸易从1978年的97.5亿美元增加到5933.7亿美元，从世界第28位攀升到第3位。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2004年接受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为1535亿美元，实际利用606亿美元（政府公布数据，UNCTAD数据为62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形势下，中国经济、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人民币币值稳定，汇率制度改革初见成效，使中国在世界和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处在一个世纪以来最好的时期。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壮大，中国对东亚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与主要亚洲贸易伙伴的区内进口比重有所增加，东亚各国的出口市场从欧美地区转移到了东亚各经济体。由于产业转移及中国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扩张，中国已经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基地。
中国不仅作为经济大国，也作为政治大国在东亚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处于东亚的中心地带，与中亚天然毗邻，与南亚次大陆隔帕米尔、喜马拉雅山相望，南部海陆边界均与东南亚各国相接壤，本身也是东北亚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处于亚太经济圈的天然中心地带,位居世界最大的大陆和最大海洋的边缘，海岸线长达32000多公里，特别是中纬度海岸线漫长。这样的地理位置为中国经济和政治在东亚地区的枢纽性作用提供了可能。
中国在2003～2004年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要旨在于在通过经济和社会发展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中国国内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通过中国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和自身能力的增强，来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自身经济实力为基础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
依托一体化实现经济平衡发展
由于长期的经济分工和产业结构分布，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多层性的特点。2001年，发达国家如日本人均GNP在35600美元；新兴工业经济区域从韩国的9460美元到新加坡24000美元；接下来是中国与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从700美元到3700美元；最后是越南、缅甸、蒙古、北韩、柬埔寨等国，人均GNP只有150～420美元。
面对目前东亚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础情况，笔者认为，东亚各国应当加紧推进相互间的制度性经济合作，以充分发挥各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在一体化的框架下实现东亚经济的整体平衡发展。
通过加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可以充分发挥丰富高素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发展自身的制造业，并在尖端科技上有所突破；日本可以依靠市场需求，合理调整自身产业结构，早日摆脱经济困境；韩国可以有效振兴经济，利用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优势，积极扩大国际市场；东盟各国可以将自身内部要素市场和中日韩三国要素市场结合，利用劳动力和管理经验的优势，结合自身的地理区位优势，使其外向型经济特点得到更加有效的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