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情况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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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679095人。其中文盲44664人，占6.58%；小学文化程度186493人，占27.46%；初中文化程度360646人，占53.11%；高中文化程度80078人，占11.7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7214人，占1.06%。

全市农业从业人员402296人，按文化程度分，文盲占10.11 %，小学占36.78 %，初中占47.85%，高中占5.05%，大专及以上占0.21%。

全市共有农业技术人员1313人，其中，在农业生产经营单位中从业的585人。按职称分，高、中、初级农业技术人员分别为104人、340人和869人。

农村外出从业劳动力65281人。其中,文盲占0.78%；小学文化程度占10.50%；初中文化程度占73.88%；高中文化程度占13.4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36%。

以上情况表明，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绝大部分农民缺乏工商、劳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规知识，依法自我保护的能力较差，外出务工往往处于弱势、被动地位，合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做好农村劳动力培训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培训基本情况

2009年以来，为促进城乡劳动者就业创业，莱芜市积极开展了全民就业创业培训，通过发放“培训券”的方式，组织城乡劳动者免费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将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返乡农民工及其他劳动年龄内的农民作为重要群体，纳入了培训范围，取得了“以培训促进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的良好效果，走出了一条“政府买服务、群众得实惠”的就业创业培训新路子。

1、健全就业创业培训体系。为了全面做好全民就业创业培训工作，2009年初，我市制定出台了《莱芜市全民创业培训实施办法》，明确了包括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技能培训、返乡农民工技能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农民创业培训、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等在内的全民就业创业培训实施计划，明确了免费培训的政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审计、财政、监察、农业、教育等部门相继联合制定了“培训券发放、定点培训机构认定管理、培训补贴标准、培训资金审核拨付”等一系列具体实施办法，形成了从发放培训券、报名、开班批复、实施培训、监督检查、鉴定考核、培训资金申报、审核拨付全过程的培训体系。

2、建立凭券免费培训制度。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村劳动者参加培训的积极性，我市实行了面向返乡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村劳动力及其他有培训愿望的农村劳动者发放培训券，凭培训券免费参加培训的制度。培训券实行实名制发放，一人一券，不能转让,当年有效。农村劳动力凭培训券自主选择定点培训机构和培训专业，报名参加培训。培训券由定点培训机构收存，连同鉴定考核证书等资料一起作为申请培训资金的重要资料。

3、建立社会化培训体系。按照培训机构自愿申报、集中审核审查、实地现场考察、综合分析评估、向社会公示、公布的办法，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农业、监察、财政、教育、审计六部门对职业培训机构的培训场所、培训设施、培训师资、培训效果等方面进行评估，确定了市职业技术学院、市高级技工学校、市就业训练中心等22所职业培训机构作为市内定点培训机构，同时，在市外认定了3家高校、职业院校作为市外定点培训机构，建立了社会化的培训体系。同时，根据我市产业特点、定点培训机构区域布局和劳动者培训需求，建立了定点培训机构和培训专业优胜劣汰的动态管理机制。

4、建立完善监督管理制度。一是建立开班申请批复制度。定点培训机构招收学员后，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报送开班申请、培训计划、学员花名册，经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市财政局审核批复后开班培训。二是建立监督检查制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与审计、财政部门联合组织进行定期和不定期集中抽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开班申请学员信息随时随机进行电话抽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责令培训单位纠正。三是建立“考培分离”的考核制度。为了保证考核结果的公正准确，规定考核工作由市职业能力鉴定中心负责，本人凭身份证入场考试，经与开班申请学员信息核对无误后，入场参加理论和操作考试，防止替考现象的发生。四是健全培训实名制管理制度。在培训报名、发放培训券时，详细记录培训学员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信息，在开班申请、培训、考核、培训资金申请等各个环节均附有培训学员详细信息，并依托劳动99三版信息系统，实现培训全过程信息化管理。五是健全培训资金审核、拨付制度。定点培训机构在结业考核结束后，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审计等部门报送培训资金申请审批表、学员培训券、考核合格学员花名册、考核合格学员的职业资格证书、考勤表等资料，作为审核的主要依据。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农业、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组成审核审计组，采取审核培训鉴定资料、核实培训对象等方式，对各定点培训机构申报资金的各项数据进行多方面的印证核实,按照参加培训并考核合格的人数拨付培训资金，确保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安全。

5、灵活开展培训提高质量。为保证培训质量，除要求培训机构严格执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实践操作为主的培训计划外，还根据实际情况，指导开展灵活多样的培训。一是开展创业模拟实训。改革传统的创业培训模式，在全省率先引进全球模拟公司的创业模拟实训系统，建立了山东（莱芜）赢在起点创业实训基地，采取创业知识培训与创业模拟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对学员开展创业实训，提升了参与市场竞争的综合能力。并在基地设立了创业孵化室，免费提供电脑、互联网、电话、办公桌椅等办公条件，面向、经销、广告、信息技术、创意产品等楼宇型项目，2年内免费使用，进行创业孵化。创业指导中心为培训学员提供项目开发推介、小额贷款担保、开业手续代办、员工招聘代办、劳动保障事务、优惠政策协调落实、创业跟踪指导等“一条龙”服务。初步建立了创业模拟实训、创业孵化、创业指导“三位一体”的创业实训服务模式。二是开展“送培训下乡”活动。为有效解决培训机构城乡分布不均、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不方便这一矛盾，指导有条件的定点培训机构到偏远乡镇、村设立流动培训点，开展“送培训下乡”活动，共开办电气焊、缝纫、烹饪、农业实用技术、创业培训等专业流动培训班270余个，培训学员11915人。三是开展定向培训。指导定点培训机构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定向式就业培训，实现培训与就业的紧密结合。莱城区劳动就业训练中心羊里培训基地，根据九羊公司的用工需求，开设电工、电气焊、冶炼、计算机等专业，先后培训劳动力620人，全部被九羊公司招用；钢城区劳动就业训练中心开设的行车工专业，先后培训行车操作工126人，较好地满足了当地钢铁生产加工和钢铁物流企业的用工需求。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有培训愿望的劳动力资源较少。各类失业人员绝大多数都已通过打工、灵活就业、临时性就业等发方式实现了就业，真正处于无业状态的失业人员较少，加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在执行上刚性不够，参加培训的主动性不够强。二是城乡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参加培训的积极性。三是开展中高级技能培训难度较大。劳动者只要具备了初级技能，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就很难终止工作再去参加中高级技能培训或者因为人数较少，难以开展。使得培训深度、质量等都不能很好适应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需要

对策建议

1、继续深入开展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培训。按照山东省“加强就业培训提高就业与创业能力五年规划”要求和我市就业创业工作的需求，将有创业愿望和培训要求的农村劳动者全部纳入就业创业培训范围，发放培训券，组织他们免费参加就就业创业培训，全面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本着规范调整、优化提高的工作思路，在继续开展初级技能培训的基础上，对取得初级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开展中、高级技能培训。着力提高培训层次，更好地发挥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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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数农村妇女劳动力文化程度低、综合能力差,造成了转移过程中择业面窄的问题, 只能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由于文化程度低, 又没有专业技能, 选择的就业转移机会十分有限,严重缺乏竞争能力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因此, 只能从事脏、苦、累的简单劳动, 劳务报酬少, 劳动强度大。

2、 多数农村妇女还存在思想观念陈旧、保守的问题。一是不愿在本地打工,怕所谓的丢面子。二是好高骛远, 高不成, 低不就, 不愿做一个普通打工者。三是目光短浅, 不愿接受新生事物,大多数的妇女在没有什么文化和技能, 年龄又大的情况下,仍然要求到工厂上班,而不愿意从事简单、工资又不算低的家政服务。

3、 中介服务组织不健全,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没保障, 造成了转移大军的盲目流动。目前, 虽然有一些中介服务组织,但在提供信息、就业培训、权益保障等方面, 服务方式及手段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妇女劳动力的择业需求, 真正通过中介服务组织找到工作的很少。在就业中,农村妇女的权益受到侵犯、人身财产无保障的现象屡见不鲜。

4、 乡镇企业举步维艰,吸纳农村女劳动力的能力弱化。 近年来乡镇企业由于受市场、体制、资金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优胜劣汰,乡镇企业处于不利地位。同时, 随着乡镇企业的结构升级和调整, 高新技术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吸纳农村妇女劳动力的能力逐步减弱, 原来从事乡镇企业的农村妇女劳动力就业岗位也将同时减少。

1、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努力为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主要是抓好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要把加快建立和健全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作为农业推广规模化、专业化、集约化和促进农村妇女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环节来抓。同时, 要不断加大农业招商的工作力度,通过积极引进项目, 加大各项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的力度,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和种养大户的培育,以此拉动农业发展项目对土地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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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廉价的劳动力资本所提供的巨大成本优势。张家口地区是北京的北大门，由于其特殊的军事地位开放较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所以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外特别是京津地区转移。随着80、90后的劳动力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力量，他们的现状、条件、要求、见识都与其父辈有了很大的不同。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中的龙头经济城市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这说明当今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了解农村青年的诉求、研究他们的工作状态、分析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的方式，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全民族“中国梦”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综述

1.人口学理论。人口增长的过程呈S型曲线，经历了从“多生多死”到“多生少死”直至“少生少死”的发展过程。

2.社会学理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德克里夫.布朗曾经指出，社会制度的结构决定了个人行为。处于工业发展期的中国正在从原有的静态平衡通过剧烈的转型期达到新的静态平衡。这意味着社会制度的结构正处于被打破未重建的阶段，农村的社会结构经历着比城市更加剧烈的冲击，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体现了农民个人行为对社会制度变革的适应。

3.经济学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很好的解释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机。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使农民走出农村，低效率工业化的发展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又促使农民走向城市。耐人寻味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农业生产率的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工业，从某种程度上讲，农业产量的提高并非技术发展的结果而是劳动力投入的加大，中国农业的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改变。

二、张家口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转移状况分析

1.就业的流向及分布。问卷调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选择了张家口地区13个县年龄在18周岁至40周岁的260个青年作为问卷调查的对象。调查结果显示，调查者的就业地点为京津地区的占33%，本市的占30%，除本市外本省其他城市的占21%，其它地区的占16%。

2.就业环境。就业方式中，从事建筑装修的占22%，家政服务的占8%，加工制造业的占16%，餐饮服务的占20%，售货员的占15%，个体经营的占8%，公司职员的占4%，其它的占7%（例如地铁安检员、保安人员等）。这些工作被认为是又脏又累且缺乏技术含量的。

3.就业歧视。78%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受到过一定程度的歧视，包括语言上的侮辱，态度上的轻蔑，行为上的隔离等。甚至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几乎成为了社会的参照系，如果不努力生活进入社会的中上游阶层，就会沦为和农民工一样的悲惨境遇。很多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挣钱少又得不到尊重，他们宁可待业在家也不愿意丢面子从事那些工作。

三、张家口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约因素

1.自身素质。调查结果显示，外出务工人员中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占82%。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已然很严峻，外出务工人员几乎没有可能从事高薪、高职的工作。大量的外出务工人员从事建筑业、服务行业、加工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对于外语、计算机、写作等能力几乎没有什么要求。而其它一些相对高薪、高职、低体力劳动的工作对个人的素质要求较高，需要基本的计算机、外语或写作能力。这些方面能力的欠缺极大的限制了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水平。

2.产业结构。在中国产业化的进程中，农民非农化的过程最好的方式是就地转移。然而，曾经活跃一时的乡镇企业终究由于其落后的理念，非科学化的管理方式，较低的抗风险能力而逐步暗淡。除此之外，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移才能获得生存空进，这就进一步恶化了农民工的选择权。

3.户籍制度。调查结果显示，张家口地区外出务工人员基本上采取离乡不离土的工作生活方式，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他们来说，城市只是一个工作的地方，最多不过一个美好的梦想，很难成为他们的家园，无论是生活上还是精神上，只有农村才是他们最终的依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农民非农化过程，中国的农民是个体迁移为主，而西方农民是家庭迁移为主。

四、促进张家口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对策建议

1.离农不离乡的就地转移方式。随着张家口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在本着环保、高效的理念引导下，许多大型国企甚至是外企落地建立生产基地。这是当地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机遇。

2.有效的职业教育。为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能获得真正等同于工人的工作，尤其是适应大中型企业的生产，必须对他们开展有效的职业教育，进行职业生涯规划。这种教育类似于高职高专的精华版，需要政府投入，强制执行，最终以执业资格的获得为其工作准入的门槛。

3.构建适合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我市的实际情况来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应当做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保障其因家庭变故而拥有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程度。

五、以实现农村青年“中国梦”为理想

新时期的农村青年更有知识、文化、理想，他们的就业是实现自身“中国梦”的最主要途径。实现他们的“中国梦”，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农民就业 考问中国城市化》》楼培敏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2]《多学科视野下的就业保障研究》彭薇 王旭东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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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025-05

一、引言

作为农业大国，合理解决“三农”问题是“十二五”时期的首要工作，作为农业增产、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劳动力供给应给予重视。认识当下农村劳动力供给现状，把握农村劳动力供给特点，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从就业供给类型划分，农村劳动力分为三类：一类是供给城市发展劳动力：二是本地非农劳动力，三是农村需要耕地劳动力。第一类供给城市发展劳动力受输出与回流双重因素影响，供给出现不规则变化，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对城市发展劳动力供给影响明显；第二类本地非农劳动力，供给行业属性为二、三产业，这一群体加快农村经济社会的非农产业发展。为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合理调整做出了贡献：农村需要耕地劳动力长期从事一线农业生产与劳动，这一群体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本文研究的主体。

“十二五”时期中国社会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劳动力供给也出现新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供给程度和供给现状的争论。从供给程度看，齐明珠（2010）认为人口发展将在“十二五”期间及以后面临诸多挑战，劳动力供给规模将在“十二五”期间面临转折点，届时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但杨静（2012）认为未来年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从供给结构看，姚上海（2009）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状况已经跨入“刘易斯转折区间”、“总量无限、规模供给”阶段即将结束，将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并发展为“全面短缺”，劳动力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稀缺性资源；焦克源等（2012）扩展修正“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研究认为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福利收益以及其他非经济收益等预期收益下降导致城市农村劳动力供给缺口，到2020年劳动力供求缺口达到10%以上的局面仍将维持。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刘勇（2010）认为当前劳动力供给处在正常波动范围内，新一轮农村劳动力供给潮流仍会出现；从供给现状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供给问题时呈现出从绝对过剩向相对紧缺转变、供求关系从长期“供过于求”向“总量过剩，结构短缺”转变。然而，大多数学者在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问题时仍有不足：一是农村劳动力供给结构定性分析深入，理论模型清晰，数量方法先进，但农村劳动力供给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农村劳动力供给特点的认识还不够深入；二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区域差异性大，较为突出的矛盾是东部沿海城市供给能力严重不足，都市“民工荒”与农村劳动力供给剩余的尴尬现象依然存在。哪些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还没有定论。

二、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特征

对比1996年和2006年全国两次农业普查结果，可以揭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变化和结构特点。

1.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特点

一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下降趋势明显，供给能力不足。从全国来看，1996-2006年全国劳动力供给量从6.89亿上升到7.64亿，增加0.75亿人，增加了9.8个百分点；但农村劳动力供给量却从4.2亿下降到3.48亿，减少0.72亿人，减少数量占全国农村劳动力供给量的20.6%，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整体供给能力不足，下降趋势明显；从地域划分来看，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量从1996年的1.49亿急速下降到0.95亿，减少0.54亿人，减少量占农村劳动力供给量的56.8%，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极其匮乏，东部沿海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民工荒”问题依然存在；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量从1996年的1.55亿快速下降到1.02亿，减少0.45亿人，减少量占现有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的51.9%。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中部地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出现农村劳动力短缺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大量的农村户籍劳动力资源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值得一提的是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供给量有所增加，从1996年的1.2亿人增加到1.24亿人，增加量占现有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的3%，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逐步向西部地区集中。见表1所示。

二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中女性比例呈上升趋势，成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纵向比较来看，1996年农村劳动力供给中女性占41.56%，2006年上升为53.2%，比例增加了12.64%，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上升；从横向比较来看，女性农村劳动力供给比例超过男性，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力军，2006年全国农村劳动力供给中女性所占比例为53.2%，男性占46.8%，比男性多出了6.4个百分点，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的影响，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员居多。另外，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接受过义务教育，41.1%的农村劳动力接受过小学教育，接受初中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供给比重最大占45.1%，这就意味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以初中小学为主。见上表2所示。

三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以中青年为主，劳动年龄外农村劳动力供给增加，由原有的生产辅助劳动转变为农村劳动力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农村劳动力供给年龄构成表明：中青年劳动力占总供给量的62.2%，这一群体是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主体；劳动年龄外农村劳动力（60岁及60岁以上，以及20岁以下的农村劳动力）约占16.5%，其中，超过劳动年龄的劳动力占8.8%，可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成分构成中，劳动年龄外的农村劳动力所占比重很大，这些群体由原有的辅助劳动力转变为主要劳动力，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是由于我国医疗条件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寿命不断延长的结果，同时，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留守老人”问题严峻。

2.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数量变化

图1为1952-201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化情况，从图可以看出：1952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变化总体处于“倒U”型波动态势，波动幅度大，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时期：快速上升期（1952-1975年），这一时期表现出农村劳动力快速增长的特点。1990年供给量为17317万人，到1975年上升至29456万人，13年间我国农村劳动力增加了12139万人，每年约以1000万人的增速上升，这一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国家“上山下乡”政策将大量的城市劳动力指引到农村，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大幅度增加。

第二时期：低层缓慢增长期（1978-1990年），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供给表现出低层缓慢增长特点。有两个时间段值得注意：一是农村劳动力从1975年的29456万人快速下降到1978年的28318万人：二是农村劳动力供给从1989的33225万人飞速增长到1990年的38914万人，这两个时间段是特殊的，排除在外。其他1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仅增长了4917万人，每年增速不到500万人，这一情况出现可能是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引导与户籍限制放松，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结果。

第三时期：快速下降期（1991-1995年），1991年供给数量达到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历史最高值39098万人，随后开始出现劳动力的快速减少，到1995年快速下降到35530，减少了3558万人，每年大约以1000万人的速度下降，与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第一时期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二是由于国家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高节育手段，自然生产率下降引起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通过第一时期和第三时期劳动力供给情况的对比可以看出国家政策引导着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

第四时期：缓慢增长期（1997-2002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出现缓慢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大，1997年供给量为34840万人，2002年缓慢增长到36640万人，这一时期增加了1800万人，增长平缓，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逐步进入劳动年龄，农村劳动力供给出现增长。

第五时期：急速下降期（2003-2011年），农村劳动力供给呈现出急速下降的特点。2003年农村劳动力供给为这一时期的最高值36204万人，随后出现连续八年的急速下降，平均每年大约减少1100万人，到2011年农村劳动力仅为26594万人，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减少是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结果。从这一时期看出农村劳动力供给趋势下降明显，供给情况令人担忧，农村经济实行规模经营的策略势在必行。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研究方法

偏最小二乘回归（PLSR）是一种新型的多元统计数据分析方法，1983年由伍德（S.Wold）和阿巴诺（C.Albano）等人首次提出。该方法是主成分分析、典型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三种分析方法优点的结合体。该方法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不直接考虑因变量Y与自变量X的回归建模，而是对变量系统中的信息重新进行综合筛选，从中选取若干对系统具有最佳解释能力的新综合变量（又称为成分），用它们进行回归建模。该方法的关键技术在于成分提取。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优于主层次分析，该方法提取的成分能概括自变量系统的信息，又能解释因变量，尤为重要的是能排除自变量间多重相关性的干扰，提高建模的准确性。

2.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我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影响因素较多，包括人口基数、宏观环境、微观主体和自然条件等方面，这些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化的影响程度均不相同：有些因素指标是可测的，有些因素指标很难量化，要想全面分析非常困难。本文利用1990-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以《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快速汇总结果的公报》、《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快速汇总结果的公报》为参考，选取部分定量指标分析农村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素。

从劳动力供给来源看，人口是劳动供给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人口是经济的外生变量，在相对稳定的经济环境中，劳动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因此人口是模型中不可或缺的变量；从宏观环境来看，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等因素影响劳动力供给：从微观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于农业，农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离不开收入的支撑。结合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实际情况，选取5个影响农村劳动力供给因素作定量分析：（1）农村劳动力来源于农村人口：x1为农村总人口数；（2）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x2为农村国民生产总值；（3）农村劳动力收入指标：x3为农村人均纯收入；（4）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最具代表性：x4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5）农村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假设农村劳动力主要收入来源为种植业，种植业受到自然条件影响，x5为耕地面积。以上5个因素为解释变量。将农村劳动力供给量记为y，作为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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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实证问卷调查方式，调查问卷按劳动力工作的地域进行设计，具体包括东部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等。2009年1月10日至2月10日，通过对豫中郑州市登封县宣化乡才沟村第6村民组、许昌市鄢陵县南坞刘圪垱村和平顶山汝州市小屯乡范湾村第4村民小组、豫南信阳市潢川县白术村第9村民小组、南阳市红泥湾乡竹园村第5村民小组和驻马店市遂平县和兴乡后楼村第5村民小组、豫北安阳市安阳县辛村乡南伏恩村、新乡市原阳县陡门乡安庄村、焦作市郇封镇雪庄村第6村民小组、濮阳市南乐县张果屯乡西韩森固村第6村民小组和济源市北海庙后村、豫东周口市淮阳县齐老乡杨楼大队西三刘村、商丘市虞城县城郊乡罗庄村和开封市兰考县坝头乡孟房村第2村民小组，以及豫西的洛阳市栾川县栾川乡七里坪村第9村民小组和三门峡市灵宝县马家寨村等河南省豫中、豫北、豫东、豫西和豫南五大区域的16个村庄或村民小组共2076名农村劳动力在务工企业情况抽样普查和数据统计分析，力求得出河南务工企业的规律。

2河南农村劳动力务工企业分析

2.1农村劳动力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男女比例接近，女性稍多;已婚占大多数，其次为未婚，但离异比例呈上升趋势;年龄集中在18～55岁年龄段;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和初中等较低教育层次，其次为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占比较低。

2.2农村劳动力务工企业总体分析由表1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在企业工作的人数占农村整体劳动力的33.36%。务工企业包括6成多私营企业、1成多国营或合资企业以及极少一小部分外资企业。说明私营企业仍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力军，国营和合资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相当有限。

2.3河南五大地域农村劳动力务工企业分析由表2可以看出，私营企业占据较高的比例，国营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等占比较低，说明河南五大区域中，私营企业在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方面均起了主导作用。另外，豫中地区国营企业务工人员占比较高，可能与豫中较多国营企业有关;豫东和豫中均有少量外资企业务工人员，而其他三个地区则没有，这与豫东和豫中有相对较多的外资企业有关。

2.4农村劳动力务工企业相关性分析

(1)性别与劳动力务工企业相关性分析由表3可以看出，私有企业务工的男女劳动力比例均居首位，外资企业务工的男女劳动力比例均居末位，说明私营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巨大贡献，也凸显出外资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贡献的有限性。另外，除了合资企业的女性劳动力比例略高于男性以外，其他性质的务工企业中，男性劳动力比例均高于女性劳动力比例，这说明总体上来讲，企业更愿意雇用男性员工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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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城市发展中，较多注重城市不同功能区的合理划分。城市各功能区的合理定位，能使城市范围内的各功能区在空间上和内在经济联系上紧紧相连，从而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目前，国内对城市功能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区位优势、产业集群、资源整合和传统优势方面。相对而言，忽略了已经形成的区域劳动力存量的产业分布和结构对功能区发展的影响。

北京作为中国的标志性城市之一，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合理的城市功能区划分是北京是否今后具有发展后劲的重要前提。经过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北京市已经成了中国中部和北部区的劳动力聚集中心。经过长期的劳动力流动和聚集，目前北京各区县的劳动力产业分布已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分布规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产业在不同区县的劳动力资源禀赋状况。因此，笔者站在劳动力产业分布比较优势的角度，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北京市已经形成的劳动力产业分布规律，从而为城市功能区的划分提供劳动力布局的依据。

北京市共分为13个市辖区和5个市辖县。其中，13个市辖区包括：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朝阳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海淀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顺义区和昌平区；5个市辖县包括：大兴县、平谷县、怀柔县、密云县和延庆县。本文以北京市这18个区县为单位，研究各区县的产业劳动力分布规律。

本文选取三次产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来体现三次产业的总体发展情况，同时通过各区县三次产业和产业内行业劳动力分布的相关性分析来说明北京的产业人群聚集情况和各区县产业劳动力分布比较优势情况。

一、各区县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总体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表1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各区县的三次产业人口比重。现对表1进行更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和分析。

1　各区县与三次产业人口分布的对应分析将表1中的数据通进行对应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1)各区县与三次产业人口分布的确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从输出结果可知：所有的检验都很显著。结论认为：各区县与三次产业劳动力分布的确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从此角度研究北京市的劳动力产业分布是可行的。

(2)各区县与三次产业人口分布具体关系的直观分析

运用统计方法，将各区县与三次产业人口分布的关系具体展现在对应分析点图上，得如下输出结果：

由图可知，延庆县和大兴县主要以第一产业劳动力分布为主；顺义区和昌平区主要以第二产业劳动力分布为主；宣武区、崇文区、海淀区、东城区和西城区主要以第三产业劳动力分布为主。其他区县均以两大产业的混合劳动力分布为主。具体为：房山区、通州区、平谷县、怀柔县和密云县主要以第一、二产业混合劳动力分布为主；石景山区、门头沟区、丰台区和朝阳区主要以第二、三产业混合劳动力分布为主。因此，各区县均显示出一定的产业人口分布特征。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各区县目前在发展上的产业现状，即延庆县和大兴县目前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顺义区和昌平区目前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宣武区、崇文区、海淀区、东城区和西城区目前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其他区县还未形成明显产业优势，目前均以两大产业的交叉发展为主。房山区、通州区、平谷县、怀柔县和密云县目前主要以第一、二产业为主；石景山区、门头沟区、丰台区和朝阳区目前主要以第二、三产业为主。

二、各区县优势产业劳动力产业内行业分布特征和发展优势

1　第一产业劳动力占优势的区县

第一产业劳动力占优势的区县为延庆县和大兴县。第一产业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在此不作过多分析。

2　第一、二产业混合劳动力占优势的区县

第一、二产业劳动力占优势的区县为房山区、通州区、平谷县、怀柔县和密云县。

通过表3可以直观地观察到第一、二产业混合劳动力在该组区县的相关产业内劳动力总数。为更明确地对比分析，现对表2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和分析。

(1)第一产业劳动力聚类分析

聚类结果表明：在这些第一、二产业混合劳动力占优势的区县中，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可分为三个类别：人数最多的一类是房山区和通州区，人数次多的一类是平谷县和密云县，人数最少的一类是怀柔县。同时考虑到市辖区的发展应更注重现代城市化，因此相比而言平谷县和密云县更具有发展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2)第二产业劳动力聚类分析

聚类结果表明：在第一、二产业混合劳动力占优势的区县中，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分布也可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别包括平谷县、怀柔县和密云县。对照数据可知：这3个市辖县中，制造业劳动力总数是相比其他第二产业劳动力总数中最抢眼的行业。因此，此三县具备加快制造业发展的潜力。同时考虑第一产业劳动力聚类分析的结果，平谷县和密云县具有发展农业加工制造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第二类别仅包括通州区。对照数据可知：通州区的制造业劳动力总数是此组区县中最多的。因此，应在通州区建立倾向于第三产业的制造业基地。

第三类别仅包括房山区。对照数据可知：房山区的采掘业和建筑业劳动力总数是此组县区中最多的。因此，应着重发挥房山区采掘业和建筑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3　第二产业劳动力占优势的区县

第二产业劳动力占优势的区县为顺义区和昌平区。

由表4和图1可得出结论：顺义区和昌平区应继续保持第二产业的劳动力优势，从而保持第二产业的产业优势。具体到产业内，这两个市辖区的人口优势在于制造业和建筑业。而顺义区的制造业更胜一筹，昌平区的建筑业更显优势。因此，顺义区应在加强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向制造业倾斜，而昌平区则应在加强第二产业发展的同时向建筑业倾斜。

4　第二、三产业混合劳动力占优势的区县

第一、二产业混合劳动力占优势的区县为石景山区、门头沟区、丰台区和朝阳区。

通过表5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第二、三产业人数占多数的区县的相关产业内各行业人数。现对表4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和分析。

(1)第二产业劳动力聚类分析

聚类结果表明：在这些第二、三产业劳动力总数占优势的区县中，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分布可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别包括石景山区和丰台区。对照数据可知：这两个市辖区中，制造业劳动力总数明显多于其他第二产业行业是最明显的特征。因此，此二区具备加快制造业发展的潜力。同时考虑第二、三产业对应分析的结果，石景山区和丰台区应

注重发展面向第三产业的制造业。

第二类别仅包括门头沟区。对照数据可知：通州区的制造业劳动力总数和采掘业劳动力总数均在本区行业劳动力数量中占优势。但考虑到石景山区和丰台区的制造业发展优势，因此应在门头沟区着重发挥采掘业的劳动力比较优势。

第三类别仅包括朝阳区。对照数据可知：朝阳区的建筑业劳动力总数是此4个市辖区中最多的。因此应着重发挥朝阳区建筑业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房地产业。

(2)第三产业劳动力聚类分析

聚类结果表明：在这些第二、三产业混合劳动力总数占优势的区县中，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总数分布可分为三个类别：第一类别包括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对比观察表5可知：石景山区和门头沟区的第三产业各行业劳动力总数均小于丰台区和朝阳区，在第三产业的发展上并不占劳动力优势。因此应大力发展其第二产业，使其向第二产业强区逐渐过渡。第二类别仅包括丰台区。对比观察表5可知：丰台区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整体水平明显落后于朝阳区。但在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劳动力总数方面仍然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丰台区应立足于制造业的支撑，大力促进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的发展。第三类别仅包括朝阳区。对比分析表5可知：朝阳区是本组区县中第三产业劳动力总量最占优势的市辖区。因此，朝阳区应着重倾向于向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

5　以第三产业劳动力总数为主的区县

经对应分析可知，第三产业劳动力总数占优势的区县为宣武区、崇文区、海淀区、东城区和西城区。

通过表6可以很直观地观察到第三产业劳动力总数占优势的区县的相关产业内各行业劳动力数量。现对表6进行进一步的技术处理和分析。

聚类结果表明：在这些第三产业人口数占优势的区县中，第三产业的人口数分布可分为二个类别。

第一类别包括宣武区、崇文区、东城区和西城区。对比观察表6可知：上述4个市辖区的第三产业劳动力分布情况大致相同，在劳动力总量上东城区略占优势。因此，目前上述4个市辖区发展的关键是特色的选择和突出。第二类别仅包括海淀区。海淀区是第三产业人力资源最充足的市辖区，具有强劲的发展潜力。因此，海淀区应充分发挥这种劳动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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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现象，并使我国经济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然而这一现象的区域性特征，也使我国区域间经济水平产生了较大差距，且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情况还在日益恶化。对此，我国相关人员也应对劳动力资源及其流动性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良好掌控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联动作用，促进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劳动力流动情况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3年，我国劳动力流动规模已经增长了约12倍，从原本的1912万人已经升至24500万人。流动劳动力数量已经占据我国人口总和数量的18.01%。由此可见，我国流动劳动力数量较大，且其规模还在持续增长。同时，我国劳动力流动情况总体呈现三方面特征。第一，我国流动劳动力，主要以青年人口和中年人口为主。第二，大多数流动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都在小学、初中、高中，高中以上学历的人数，在流动劳动力中占比较少。第三，流动劳动力以男性为主，且男性流向区域多为中部地区，女性则偏向东部地区。从各区域劳动力流动情况来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动规模自1995年后不断扩大，东部地区劳动力流动规模却在逐渐缩小。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流动，也给东部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二、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联动分析

（一）劳动力的流动受区域经济增长所影响

首先，一个区域本身经济增长较快，便会因其与其他区域较大的收入差距和便利的交通等优势因素，吸引大量的劳动力进入这一区域。例如上海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回归值为1.89，而公路覆盖率影响回归值为-0.43，收入差距影响回归值为3.29。由此可见，上海市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居民收入也相对较高，收入差距较大，而这种收入差距，正是吸引劳动力的主要因素。

其次，一些区域也会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而有意识的促进区域经济水平的增长。例如在我国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东部地区也曾经为了获得充足的人力资源，而运用优先发展战略，为劳动力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大大增加了劳动力个人及家庭的收入，从而促进更多的劳动力向东部区域流动。

（二）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

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联动，可以通过函数公式予以分析。其中，Y为生产总值，L为从业人员，α和β分别为劳动力弹性和资本弹性。以相关专家学者针对上海市所作出的空间联动分析为例，可知基于劳动力经济贡献率公式，能够获得上海市从2010年～2015年的外来劳动力经济增长贡献率。其中，2010年外来劳动力经济增长贡献率为0.25，2011年贡献率则提升到了0.29，2012年依旧有所提升，为0.61，2013年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01，2015年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更是达到了1.27.由此可见，外来劳动力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三、空间联动有效掌控对策

（一）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要想实现对劳动力流动情况的有效控制，我国政府还应尽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尽可能的为劳动人口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平的发展机会，从而，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发挥其引导作用，注重宏观管理，构建统筹区域发展机制，我国劳动力流动方向主要朝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因而，我国政府还应进一步促进“城乡集聚效应”的发挥，从而为区域提供充足的人力资源支持，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同时，还应注意产业布局的科学性，尽可能通过有效政策，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如采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

（二）健全劳动力流动调控相关制度

对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控制，也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予以支持，因而，我国还应积极构建劳动力流动调控相关制度，确保相关控制措施的有效执行。首先，我国应对二元户籍制度进行优化，消除农村户口与非农村户口的差异性，使劳动力的流动，更加符合实际的市场情况。同时，这一制度的优化，也能够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原则，有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应适当扩大户口迁移范围，拓展流动劳动力的流动空间，确保其能够在流动过程中，保障其生活收入稳定。

其次，应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完善。在对劳动力流动情况进行控制的过程中，也需要为劳动力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从而充分满足当前社会需求。例如完善养老保障、失业保障等。同时，应构建系统化的流动劳动力管理系统，实现对流动劳动力的统一管理，从而随时了解我国劳动力流动情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在提升劳动力资源效率的同时，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四、结论

当前我国劳动力流动速度较快，流动规模相对较大。且据相关研究表明，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联动效应，为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还应尽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并为劳动力流动控制提供完善、有效的制度支持。从而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充分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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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9-0032-03

1文献综述

从全球来看，劳动力配置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我国转型时期的劳动力配置尤其是农村劳动力配置是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之一（李厚喜，2011）。对于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影响因素，研究学者从各研究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表述。

斯加斯塔认为劳动者个体素质、年龄结构、转移距离和成本是影响劳动力配置的重要因素。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经济发展中各产业出现的收入差异，使得劳动力不断的在各产业间转移。威廉·配第则用实例证明不同产业间收入的比较利益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基本动力。而我国研究学者普遍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或预期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配置的根本动力。王凯（1990）认为，农村各行业比较利益的差别与农民的致富要求构成农村劳动力配置的内在动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自然经济的逐渐瓦解是农村劳动力流转的外部原因。徐飞等（2011）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配置的重要因素，而制度约束，素质偏低，进城务工成本较高，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由现有文献可以发现这些研究范围大多数是针对全国农民劳动力配置而言，而对林农劳动力配置驱动因素方面的研究甚少。正是基于此现状，本研究试图探讨在林改背景下的林农劳动力配置的驱动因素，并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和分析。

2研究过程

2.1样本选择

本项目对宁夏自治区3个县的农村劳动力配置情况、劳动收入差异、农户家庭特征、林业政策及土地资源进行了调查。以问卷的形式进行，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每个县抽取3个乡，每个乡抽取2个村，每个村抽取10个左右农户进行一对一的入户访谈，共收集182户样本，涉及658人（女性322人，男性336人），其中劳动适龄人口为437人，占总人数的64.41%。

被调查地区有66.48%的农户家庭参与了林业生态工程建设，参与程度较高。其中，参与退耕还林样本的数量最多，为75.05%；其次为生态公益林工程，约占9.8%；再次为荒漠化治理工程约占7%；参与天保工程、三北工程的农户家庭数量则较少。数据显示，适龄劳动人口学历为初中以上共计317人（其中男性有171人，女性有146人），占总人数的72.71%。其劳动力配置情况按占工作总时间的比例由高到低分别是打工投入（47.3%），农业投入（21.6%），林业投入（16.2%），畜牧业投入（8.5%）和自营投入（6.4%）。

2.2方差分析

2.2.1林改前后劳动力配置变化

本研究分别调查了宁夏样本地区林改前（2008年）和林改后（2011年）农户家庭的劳动力配置情况，运用方差分析中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分析林改前后家庭劳动力配置是否有变化。分析结果如下表1所示。

从上表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林改前后林农劳动力配置各变量的变化情况，农户家庭人均打工投入月数在林改后明显大于林改前（Sig.为0.038，小于0.05）。而劳动力配置的其他变量，农业投入、林业投入、自营投入及畜牧投入均无明显变化。

2.2.2林业工程参与情况与劳动力配置

关于林业生态工程参与情况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研究将宁夏样本地区的按照是否参与林业生态工程分为两类。由调查数据可知，参与林业生态工程的农户家庭为121户，未参与的户数为61户。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所得结果如下表2所示。

根据上表中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是否参加林业生态工程对于劳动力配置中的林地投入时间有显著的影响（Sig.为0.003，小于0.05），并且参加林业生态工程的农户要比未参加林业生态工程的农户林地投入时间要多。而是林业生态工程参与情况对于林农劳动力配置的其他变量均无显著影响。

2.2.3相关分析

在方差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又对劳动力配置各变量与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表3列出了各研究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

由表2可知，对于林农劳动力配置中的打工投入变量，在各影响因素中，Ln（打工收入）、家庭社会资本与林农劳动力配置中的打工投入呈显著正相关；Ln（农业收入）、Ln（畜牧收入）、Ln（补贴收入）、农户耕地面积均对农业投入有显著正向作用，而Ln（转移收入）与其呈负相关关系，且相关关系显著；Ln（林业收入）、农户林地面积、参加林业工程变量对林业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而农业收入对其有负向作用；对于自营投入变量，与其显著正相关的有Ln（自营收入）和Ln（畜牧收入），与其呈显著负相关的因素有Ln（打工收入）和Ln（转移收入）；对于畜牧投入变量，与其显著正相关的有Ln（农业收入）和Ln（畜牧收入）及农户耕地面积，与其呈显著负相关的因素有Ln（转移收入）。

3研究结论

3.1农户打工投入在林改后明显大于林改前

林改前后林农家庭在打工投入的时间方面有所变化，且林改后的投入时间要多于林改前，而在其他的劳动力配置变量变化并不显著。这是因为随着宁夏地区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以前单一的农、林、牧等第一产业逐渐向工业、服务业等第二、三产业转移。

3.2劳动收入差异、农户耕地面积与林农劳动力配置

农户家庭人均打工收入、农业收入、林业收入、自营收入和畜牧收入分别对林农劳动力配置中的打工投入、农业投入、林业投入、自营投入和畜牧业投入有正向影响作用，说明通过劳动力各配置情况获得的收入越多，则家庭劳动力针对这方面的时间投入比例就越大，劳动收入差异在林农劳动力配置中起着重要的引导和调节作用。

同时，农户拥有的耕地越多，越倾向于将劳动力时间投入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中，而在林业生产中的投入时间会相对减少。这是因为耕地面积决定了农业的生产量，而畜牧业中牲畜的饲养又主要是以农业产品为原料，因此耕地面积影响着农户家庭农业、畜牧业的投入时间，使得在林业中的投入时间相对减少。

3.3家庭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林农劳动力配置

家庭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对劳动力配置各变量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大致可看出，以上两变量对劳动力配置各变量作用方向较一致，随着农户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经验、健康及社会关系、人际网络等的提升，农户更倾向于增加打工投入的时间，这是由于社会资本决定了林农的信息获取量，而人力资本决定了林农的工作技能和工作经验，因此，提升家庭社会资本及人力资本也可以对劳动力的多元化配置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3.4农户林地面积、林业工程与林农劳动力配置

农户林地面积、林业工程对林农劳动力配置中林业投入的时间有正向影响作用，而对其他变量无明显影响。这是因为林地资源丰富的农户家庭越重视林业生产的投入，且在林业工程期间，政府给予参与工程的农户大量的林业补贴以及政策支持，农户从中获益较为明显，因此，愿意将劳动力投到林业中，促进林业投入在整体劳动力配置中占的比例增加。

4相关建议

4.1政府方面

政府应保障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各项权利，避免目前存在的农民工欠薪问题；对于在本地务农以及进行畜牧养殖的劳动者，政府给予财力、物力、人力多方面支持，促进多产多收；对于进行大量林地投入的农户，政府更应大力倡导和鼓励宣传，既利于农户增收又促进当地生态文明建设；而自营的农村劳动力无论是在资金上还是经验上都存在资源匮乏，所以政府应就这方面给予帮助。同时，政府也应建立公平报酬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合理分配，均衡与差异并进，避免两极严重分化。

4.2农户方面

林农应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参加林业科技培训及医疗、养老保险，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家庭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同时应重视女性在农林等产业生产投入中的贡献度，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从而使家庭整体增收。另一方面，林农应以长远的眼光看待林业的发展，切记仅着眼于眼前利益，而造成滥砍滥伐现象的发生。对于有条件的林农，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森林游憩产业，以有限的资源创造无限的价值。

参考文献

[1]于丽政，李卫忠，何婧娜.宁夏三北防护林建设成效与问题研究[J].西北林学院学报，2008，（4）： 228-232.

[2]李厚喜，苏礼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因素及启示[J].地方财政研究，2011，（3）： 77-80.

篇9

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确立了农村，解决了劳动者自和积极性的问题，迅速发展了农业生产。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农民成为乡镇企业工人、城市民工等非农产业农民，促进了城乡经济交流，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但近几年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城乡发展政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出现了用工荒和剩余劳动力并存的问题，引起关注。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制度因素的理论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给出的制度定义可以概括为制度是一种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制度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关键，经济中的制度因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经济中的当事人，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以政府和农民作为经济主体。研究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政府如何进行制度设计，农民如何进行转移的动态博弈。当政府设计的制度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农民选择转移的成本过大，收益小于预期，农民选择不转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转移的；当政府设计的制度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则情况相反。农民选择转移的可能性必然大于不转移的。农民视政府制度的不同而动态地变化自己的策略，进行是否转移到非农产业的选择。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或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其转型的实质就是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在中央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合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要求畅通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发挥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

二、哈尔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制度因素的计量分析

(一)制度因索量化指标的选择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作用下的城市发展进程、市场化程度、要素流动性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从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劳动力流动程度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测定制度因索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

市场化程度用非国有部门就业率指标测量(EMP)。即非国有部门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市场导向的非国有部门发展程度反映了市场发展的程度，非国有部门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主渠道，因此非国有部门就业率的高低可以反映经济成分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城市化水平用三产投资比重，即三产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的比重测量(SERI)。用三产的建设投入大致反映城市发展水平。劳动力流动程度用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劳动力占城镇新增劳动力的比重来测量(COUL)。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具有流动性，制度因素可以加强其流动性，引导其流动方向。用这一指标反映制度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二)制度因素的计量分析

选取1994年到2009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的计算用进城“农民工”人数加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的方法。即城镇从业人数减去城镇职工人数得到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减去农业就业人数得到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二者之和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

运用SPSS 11.0对非国有部门就业率、三产投资比重、劳动力流动程度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1为抽取因素标准，抽取一个因素，解释变异量为64.92％，KMO大于0.5，可以用因素分析法综合为一个制度影响因素指标(I)。

I=0.282xCOUL+0.970xEMP+0.963xSERI

(三)制度因素影响程度的检验

用SPSS 11.0X对制度影响因素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考虑到制度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影响的时滞性，采用滞后两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与制度因素进行相关性检验。在99％的置信度下SIG=0.000，相关性为0.919，相关性显著。

通过分析可见，反映较高市场化、城市化程度的制度因素指标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大于劳动力流动程度指标，可见。在劳动力流动中还存在阻碍因素，还需要设计促进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具体制度来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三、促进哈尔滨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建议

(一)加快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依靠制度，只有进行根本制度创新，才能从根本解决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难的局面。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以制度创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进行更有效率的制度设计有效率的推进农业发展的制度，促使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平稳、有序转移提供合理的推力；设计有效率的二、三产业发展的制度，促进城市经济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从而为剩余劳动力的平稳、有序转移创造必要的拉力；设计有效率的经济要素流动制度，主要是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推动和拉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加速器。

(二)作为制度制定者的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保证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

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政策，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管理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以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和确保劳动力平稳、有序的转移为原则，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档案，提供劳动力供求的预测预报信息，增加劳动力流动的有序性，减少盲目性；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培训，加快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积极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

(三)完善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

建立和完善职业中介组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给予优惠措施，减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规范市场规则，完善用工制度，在加强正式制度对劳动力的影响的同时，发挥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发挥信息网络的服务作用，加强农村基层网络设施建设，让农村劳动力享受同样方便快捷的就业信息，最大程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就业岗位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王文博，等，包含制度因素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及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2，(3)

篇10

以深化全省“人人持证、技能社会”建设为指导，以落实全省劳动力建档立卡信息化管理为目标，对全镇辖区内每个劳动者建档立卡，切实摸清底数状况，掌握劳动力基本信息，了解培训意愿，摸清就业需求，落实培训政策，开展考核问效，实施动态管理。通过对劳动力建档立卡，全面、准确地掌握本地区劳动力资源状况，为全镇劳动力培训供需数据分析和评估，为技能培训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进一步增强培训就业的针对性、有效性，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范围对象

劳动力建档立卡范围对象：镇域内1960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出生的城乡各类劳动力（包括县户籍、本市外县户籍在县工作或生活的劳动力）。

三、工作目标

按照省、市统一部署，3月底完成全县贫困劳动力建档立卡；6月底完成农村劳动力的建档立卡；8月底完成城镇劳动力的建档立卡；10月底建成全县城乡劳动力档案；11月底我县劳动力建档立卡信息系统与省同步上线测试运行。

四、实施步骤

根据“统一标准体系，统一信息系统、统一更新标准”要求，按照“查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的原则，全面铺开全镇建档立卡信息采集工作，具体实施步骤如下:

（一）前期准备阶段（3月24日-3月31日）

1、动员启动

成立全镇实施“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工作方案，并召开全县实施“劳动力建档立卡”动员会。对市县下发推送我镇的采集数据信息任务进行分解。

2、人员培训

组织所有信息采集及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规范经办流程、采集内容、指标口径等内容，培养一支懂政策、善沟通、会宣传，优质高效的数据采集队伍。

3、宣传引导

各村（居）委、各企业要切实加大宣传力度，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通过广播、微信等媒介在村、街道、集市、社区、居民小区进行广泛宣传，张贴劳动力建档立卡公告，使建档立卡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为信息采集工作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4、经费保障

县财政局负责保障全县劳动力建档立卡登记信息采集经费和工作经费，将宣传、培训、信息数据整理、网络建设、入户采集设备、统一标识等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信息采集经费按每采集一条0.5元计算。县人社局要加强信息系统软硬件建设，建立与省、市平台对接的信息系统设备。

（二）全面实施阶段（4月1日-8月31日）

1、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按照属地为主的原则。以各村（居）委、各企业为采集单位，组织专人挨门逐户地对每个劳动力对象进行线上或线下采集。主要将本辖区范围内劳动力资源基本情况、社会保险、就业创业、技能培训和求职等信息进行采集，并录入到全省劳动力建档立卡信息管理系统。

疫情期间：先行线上采集，采集渠道依托“民生”APP、人社微信公众号等采集渠道。

疫情结束：各村（居）委、各企业根据分解下达的数据信息完成采集任务，全面开展入户调查采集，填写《县劳动力建档立卡登记表》，完善信息，完成入户登记信息的录入，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录入的合格信息导入至劳动力建档立卡信息管理系统。

2、数据更新。劳动者可通过“民生”手机端、人社微信公众号等采集数据渠道对变动信息进行自主更新。通过建立健全劳动力数据质量追溯和问责机制，实现采集数据可核查、可追溯、可问责，确保采集数据真实准确及时。

3、数据应用。通过劳动力建档立卡，提供劳动力个人信息的管理服务，为全镇提供劳动力产业分布、人员结构、求职趋势等数据；为人社业务经办提供劳动力基本信息、求职意愿和就业服务跨地区共享；为劳动力提供“订单培训、菜单培训、滚动培训”等优质、精准的培训、就业服务；为全县精准扶贫提供贫困劳动力和易地搬迁劳动力实名信息、就失业信息、培训就业需求等动态监测和数据分析服务；为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均等化服务提供支持；建立数据管理使用制度，对数据更新、安全、开发、服务全流程进行监管。

（三）分析总结阶段（9月1日-10月31日）

  1、归档总结

各村（居）委、各企业要做好对劳动力建档立卡资料的整理工作，要将所有入户登记资料和纸质表单按照档案规定进行归档管理，并将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总结上报镇领导小组办公室。

 2、分析评估

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做好对全镇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的汇总、统计和分析工作，完善相关制度，建立数据动态管理机制，开展采集数据分析运用，对工作全过程进行总结评估，上报县政府和市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领导组。

五、组织领导

劳动力建档立卡数据采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业务量大，为保质保量完成此项工作，特成立镇实施“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领导小组。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政府成立镇实施“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安排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全镇劳动力建档立卡工作的组织实施和督促协调，各村（居）委、各企业要建立相应组织机构，明确专人负责，为推进建档立卡工作提供强有力组织保障。

（二）强化宣传培训。各村（居）委、各企业要按照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加大宣传力度。要把建档立卡工作的目的、意义和内容、采集方法、填报说明等相关政策宣传到每位劳动者，确保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组织采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确保建档立卡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三）注重协调配合。派出所要准确及时提供全镇劳动力、暂住人口基本信息；各村（居）委、各企业要按照分解任务，结合实际，灵活运用各种方法，制定确实可行的“线上采集+线下组织”方式，切实发挥好基层各类工作人员力量，有组织地做好线上线下采集信息工作，确保按期完成采集数据输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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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边际生产率的测定

在不同部门劳动力配置的边际生产率估计当中，通过相应函数的建立，能够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给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在GDP的研究当中，应当将其分解为农业和非农业的GDP，并且分别进行生产函数的建立。在农业GDP当中，主要是农业物质、土地、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而在非农业GDP当中，主要是资本、非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函数。在非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当中，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农业与非农业GDP的综合，等于全国GDP，所以，可以综合这些因素，进行方程组模型的联立，从而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测定。在这种函数模型当中，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评估，需要对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进行准确的计算。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处理情况，能够直接影响到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计算。对此，可以假设农村劳动力具有同质性。这样，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的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就能够进行准确的计算。此外，可以对农村劳动力的同质性进行验证。根据相应的统计检验，如果证明该条件为真，则说明农村专业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的生产率相同，因而农村劳动力总量与农村转移劳动力数量之差，就是农业劳动力的投入。而如果统计检验的结果为假，则说明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的生产率不同。那么就需要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数量利用生产率差异系数进行调整，然后在按照上述方法计算。

三、函数模型的结果评估

从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当中，能够看出，所有的结论与之前分析的结构基本一致。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农业GDP的发展来说，农业物质投入所产生的影响，要大于土地面积和劳动力投入等因素，这种情况与中国的实际国情十分吻合。正是由于中国农村劳动力剩余量十分巨大，使得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始终得不到有效的提升。在非农业GDP的生产函数估计结果中，也与之前的分析结果一致。对于非农业产出来说，资本的投入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就劳动力投入来说，其对非农业GDP的影响要高于农业GDP。通过函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于非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积极的作用，而对于农业国民经济增长来说，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对此，要想真正评价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名经济增长的贡献，还需要对二者之间的净效应进行计算。同时，这也是农村转移劳动力与未转移劳动力之间边际生产率的比较。通过对比计算发现，无论是在中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都会对劳动力生产率带来十分积极的影响。所以，由此证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良好的贡献，并且能够同时促进农业和非农业劳动力生产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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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3-0075-09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贸易自由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贸易开放给我国带来了大量的技术外溢并推动了我国技术的快速发展，这使得我国制造业不断地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许斌经研究指出，我国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相对工资比从1995年的1.17上升到了2000年的1.64，在这期间我国的劳动力工资差距以年均11%的速度上升。根据本文的测算，我国制造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间的相对工资差距从1998年的1.32上升到2010年的1.98，劳动力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因此，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已经成为我国关注的热点和理论研究的重点。

纵观国内外对该方面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经济学家对贸易开放与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关系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观点。从传统的斯托尔帕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s-s）可以推出，作为高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达国家，贸易开放会带来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而作为低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会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伍德（Wood）、利莫（Learner）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到美国，导致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被压低，从而使得美国低技能劳动力工资下降，劳动力工资差距不断扩大。傅李曼和奥斯坦德博（Freeman and 00stendorp）通过对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研究表明，在英国和美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与H-0-S理论的推测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克鲁格曼（Krugman）认为发达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只占到OECD国家GDP总和的2%，这种情况下H-O-S效应是几乎不能产生作用的。因此，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才是发达国家劳动力工资差距扩大的真正原因。芬斯澈和汉森（Feenstra&Hanson）分析了南北贸易带来的产业转移对工资差距的影响，模型分析了当发达国家逐渐将本国低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即进行外包时，将会减少对本国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工资差距。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承包的这些生产环节仍然是高技能密集型生产环节，这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扩大了工资差距。阿西莫格鲁（Acemoglu）建立内生模型，研究表明贸易开放通过市场规模扩大引起的技术进步，进而通过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最终扩大了劳动力工资差距。赫尔普曼（Helpman）等在异质性国际贸易框架下，发现由于沉淀成本的存在，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要支付更高的劳动报酬，并且出口企业和高技能劳动相匹配，因而贸易开放会扩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与S-S理论结论相反，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贸易开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许斌认为在发达国家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可能在发展中国家却属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这样贸易开放可能会增加这些发展中国家工资的差距。哈耶贝尔（Haral Beyer）在研究智利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原因时发现，贸易开放程度的扩大确实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的工资差距。若瑟夫（Reshef）在H-O-S理论基础上，通过提出要素密度逆转假设，从而构造了国际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发现贸易开放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的强大力量，从而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高登伯格和帕威斯克（Goldberg&Pavcnik）利用贸易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微观数据，建立了适应发展中国家跨国研究的共同模式，实证分析了墨西哥、中国、智利等国家的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情况，并提出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的工资差距显著扩大。罗伯森（Robertson）分析了墨西哥的劳动力工资差距拉大主要是由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导致的，贸易开放引起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增加了工资差距。他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高技术与低技术的定义是不同的，这会导致分析的结果也会有不同，因为在美国认为是低技术而在墨西哥可能认为是高技术，结果两国都可能增加对技术的需求。格林和迪克森（Green&Dickerson）以巴西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贸易开放给巴西带来了技术的流入，并且导致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从而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但是，由于高技能劳动所占比重较小，所以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显。

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关注贸易开放与我国工资差距的问题。但是已有的文献大部分是针对贸易开放对地区工资差距、行业工资差距的研究，比如杨全发、万广华、宋、王怀民、李凯杰、王娜、张衔、赵诗琴、谢申祥、王孝松等的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扩大了我国地区间工资差距；陈怡、黄央信、杨容等的研究表明贸易扩大了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由于我国没有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具体统计，因此，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研究还不多。喻美辞分别运用2000-2005年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我国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对外贸易和进口以及技术进步对行业相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行业的对外贸易开放会导致劳动力工资差距的扩大。王中华、王云飞、朱钟棣、邓军、赵明亮、臧旭恒等人主要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角度人手，发现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产品内分工的加深会扩大我国工业行业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的研究都是从贸易开放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角度进行研究，对劳动力的供给考虑得较少，然而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对二者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以高技能劳动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改变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作用，而这种改变是非线性的，其函数形式依赖于人力资本变量，这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中可能存在“门槛效应”。这一点的研究在中国尤其具有意义，因为，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开始“扩招”，使得我国本科毕业人数从2002年的65.58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45.54万人，年均增长率达20.76%，这导致了近些年来我国本科毕业生为主的人力资本供给在迅速增加。因此，人力资本供给在贸易开放对我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中是否有门槛效应，门槛值有多大，哪些地区跨过门槛值而哪些地区在门槛值里呢？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在综合考察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基础上建立门槛模型来分析贸易开放和人力资本对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

二、门槛模型及数据说明

1.门槛模型的设定

在以往考察通过影响某一变量从而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差异影响的因素时，通常会采用交互项检验或分组检验的方法。但是交互项检验的方法只能局限于所测定指标的影响是单调递增或递减的，而这并不符合实际的经济情况。对于传统的分组检验方法来说只能简单地依照某个影响指标对样本进行分组，这很难准确地反映各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此，针对上述两种方法的局限性，近年来对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进行改进并产生了“门槛回归”方法，并且在很多领域研究中得到应用。门槛模型中单一门槛回归的基本思想为：在模型内的某一影响变量qi存在一个门槛水平r的情况下，对于qi≤r与qi>r两种情况而言，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将采用汉森（Hansen）发展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根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进而考察人力资本在贸易开放对我国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差距影响中的门槛效应，即人力资本是否存在一个门槛值，当人力资本大于或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对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的差异，模型具体表述如下：为了分别同时考察出口开放和进口开放的影响，还分别建立：

1（.）为示性函数，如果括号中的表达式为真，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同理，双重及多重门槛模型可在单一门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本文不再赘述。

2.门槛变量的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衡量的样本为制造业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差距，使用的是1998～2010年28个省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计量软件为Stata11。

（1）被解释变量：劳动力工资差距（WAGE）。由于我国并没有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统计，因此，我们借鉴艾沃思（Avalos et）的方法，用制造业中工资最高的前50%行业与工资最低的后50%行业的平均工资之比进行衡量。该指标的计算主要包括以下3个步骤：第一，计算1998—2010年制造业24个细分行业的工资总额，除以各行业总的从业人数，得到各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把24个行业按工资由高到低排序；第三，把24个制造业行业分成两组，一组是排在前50%的12个行业，另一组是排在后50%的12个行业，然后计算前12个行业的加权平均工资与后12个行业的加权平均工资之比，从而得到劳动力工资差距。这个指标的计算实际表示，在行业工资分配格局中，被更高工资制造业行业雇佣的工人比更低工资行业雇佣的工人具有更高的技能。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门槛变量和门槛依赖变量。门槛依赖变量为进出口贸易开放度（OPEN）和出口贸易开放度（EXP）、进口贸易开放度（IMP）。本文中进出口贸易开放度、出口贸易开放度、进口贸易开放度分别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和进口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进出口额、出口额、进口额为按照经营单位所在地统计的各地区进出口商品总值，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门槛变量为人力资本（HUM）。度量人力资本的方法有多种，考虑本文主要衡量的是人力资本的供给情况，因此，采用各地区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其总人口的比重（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衡量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3）控制变量。①失业率水平（UNE）：以各地区城镇登记的失业率来表示。杰逖（Jantti）认为穷人更易于失去工作，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②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具体用各年度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采用各年度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进行折算，然后以1978年为基期计算外商直接投资除以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③研发费用的投入（R&D）：采用各地区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R&D投入的提高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直接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扩大工资差距。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门槛效应的回归分析

1.门槛检验

首先要进行门槛效果检验。我们需要确定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及门槛的个数，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我们依次在不存在门槛、一个门槛、两个门槛和三个门槛的设定下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的F统计量和采用Bootstrap方法得出的P值见表1。

由门槛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考察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情况下，人力资本的单一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但双重和三重门槛效果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说明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并可确定为单一门槛模型。在考察进口开放的情况下，人力资本门槛效果通过了1%水平下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的显著性检验，但三重门槛检验并不显著，说明在所研究的样本内包含两个门槛值，确定为双重门槛模型②。如图1、图2、图3所示，从图中也可以清楚判断出门槛模型的确定。

2.门槛值检验与门槛值区域划分

在确定门槛效应模型后，具体门槛值估计的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到对于贸易开放，人力资本的门槛值在95%的置信区间内为0.011，因此，根据该门槛值将人力资本分为高人力资本区（HUM>0.011）和低人力资本区（HUM≤0.011）两个阶段，下面列明了1998年、2005年、2010年（见表3所示）的情况。从表3可以看到，我国高人力资本的地区在不断增加，但是低人力资本的地区比重还是比较大，2010年17个省市就处于低人力资本区，即人力资本低于门槛值，其中以中西部地区的省市为主。处于高人力资本区的省市有11个，即人力资本高于门槛值，这其中以东部地区的省市为主。

3.门槛回归结果

在确定门槛效应模型和门槛值后，我们分别考察贸易开放、出口开放、进口开放三种情况下的门槛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考察贸易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I（HUM≤r）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显；I（HUM>r）系数为负且显著，说明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贸易开放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其原因在于，贸易开放会带来技术的外溢和国内技术的进步，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从而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即表示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较少，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则会表现为贸易开放带来的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大于本国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但是此时需求和供给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很大，所以会导致贸易开放扩大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但同时不够显著。相反，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中则会表现为本国人力资本的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明显大于贸易开放带来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此时会表现为贸易开放显著地缩小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的差距。

分别考察出口开放和进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当出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其回归结果与整体的贸易开放回归结果基本都是一致的，当人力资本小于门槛值时，出口开放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明显；当人力资本大于门槛值时，出口开放会显著地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以进口开放作为门槛依赖变量时，I（HUM≤r1）和I（rir2）系数仍为正，但是不显著，表示人力资本大于第二个门槛值后，虽然进口开放仍然会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但是这种扩大的趋势已经不显著了。由此可见，相比出口开放来说，进口开放会带来更为显著的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明显地扩大了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但是人力资本的提高会缩小这种扩大的趋势。

从FDI、技术进步和城镇失业率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FDI变量在三个模型中1%的显著水平下都为负，即FDI在贸易开放、出口开放、进口开放的情况下都会显著地缩小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途径主要包括两种：第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为了绕过贸易壁垒时，主要投资集中在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因此，会产生技术溢出的效应，推动技术的进步，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扩大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第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主要为了利用东道国劳动力的资源优势进行加工贸易时，主要集中在非技术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因此，这些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带来先进的技术，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反而会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缩小劳动力工资差距。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对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二种类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偏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缩小了我国劳动力工资差距。城镇失业率增加在三个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失业率的提高会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升，从而加剧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差距。R&D投入表示的技术进步在贸易开放和出口开放的模型中都显著为正，说明技术进步会带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产品生产的增加，从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因此，技术进步将扩大劳动力工资差距。技术进步在进口开放的模型中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在考察进口开放时，技术进步不会带来显著的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也不会显著地拉大劳动力工资差距。

四、结论及启示

1.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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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安康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安康市辖9县1区，209个乡镇。全市总面积23529平方公里，山地面积21764平方公里，占92.5%。2004年末总人口294万人，其中农村人口250万人，城镇人口44万人。全市17-50岁农村适龄劳动力154.7万人，剩余劳动力73万人。2004年外出务工人员50.15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3.65万人，增长37.4%，外出从业人员占乡村劳动力资源的35.33%。近5年，全市累计劳务输出93.8万人次，实现36亿元。统计资料显示，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增长额的60%来自外出务工。2005年劳务输出工作又有新发展，劳务输出规模达到45.5万人，其中，有组织输出17.2万人，组织培训11.6万人对策建议，实现就收入18亿元。

劳务输出成为安康农民增收、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2、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分析

近年来，围绕做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工作，市县两级农业、劳动保障、统计等部门先后多次组织专题调研，采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归纳历次调查的问卷调查情况，安康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劳动力转移主要流向省外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

（一）60%的外出从业人员在东部地区务工

目前城乡及地区依然存在很大差别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向是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从流向来看，主要是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据统计全国2004年外出务工人员的70%流向东部地区，安康转移的劳动力中流向东部地区为60.61%，中部地区为12.15%，西部地区为27.24%，具体情况见表一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表一：安康市外出从业人员地域构成（%）

 

 

 

2005年上半年

2004年

2003年

1、东部地区

60.95

60.61

59.82

2、中部地区

19.82

12.15

11.61

3、西部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