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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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Sachs， J. D.， Woo Wing Thye and Yang Xiaokai.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00.

［2］Jefferson, G. H., and R. G. Thomas.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4,(8, 2).

［3］吴敬琏.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M] ．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4］Tian Guoqiang.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llective Enterprises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28).

［5］Bai Chong.en, David D. Li and Yijiang Wang.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When Is Up Really Down?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7，(24).

［6］Svejnar J. Productive Efficiency and Employment. In William A. Byrd and Q. Lin, Eds.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Chou, W.L. and Shih, Y.C.Th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of Chinese Renminbi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8,Vol26.

［8］张晓朴. 均衡与失衡：1978-1999人民币汇率合理性评估 [J]． 金融研究，2000， (8).

［9］林伯强. 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估计与实际汇率错位的测算 [J] ． 经济研究， 2000，(12).

［10］Cowgill P. A. A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Analysis of Post.Reform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eogia, 2001.

［11］Song Haiyan, Liu Zinan and Jiang Ping. Analyzing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Aggregate Investment in the Reform Period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2(2001)，227-242.

［12］Snowdon, B.， H. Vane and P. Wynarczyk. A Modern Guide to Macroeconomics[M] ．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13］Hamilton, J. D. Time Series Analysis[M]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Lucas, R. E. Jr.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in K. Brunner and A. Meltzer(eds), 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M] ．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76.

［15］刘小玄，刘芍佳. 双重目标的企业行为模型――兼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J] ． 经济研究, 1998，(11).

［16］Wang Xi.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Investment Aggregate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J]．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06， (2).

［17］王曦. 经济转型中的货币需求与货币流通速度 [J]． 经济研究, 2001, (10).

篇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逐步加快。宏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管理，唯有通过适当的调节，及时地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应对才能真正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但是，在进行具体的管理和调节时，务必要对几个问题进行注意和解决，从而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不良因素，科学的认识经济管理的本质，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实现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1宏观经济管理概述

宏观经济管理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工作中都属于重点部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的使用着宏观调控手段，从而最大可能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事实证明，适量的宏观经济调控可对市场有较好的引导作用，而缺乏宏观管理措施的经济是不成熟的，也会经常遇到诸多问题。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对于市场有以下几点作用：减少垄断行为，使市场趋于公平；平衡宏观总量，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的公正；适当提供公共物品，调节经济发展；减少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但是，以上所列的宏观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优势唯有通过科学恰当的管理理论的指导，再加上严格的执行过程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重视，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的优势得以发挥。宏观经济管理，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国家为了在某个时期使经济达到一定的目标，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来对目前的经济进行影响的活动，其主要包括了决策、预警、调控、组织以及监督等活动。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含义还可用三点来叙述：第一，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使某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预期，具体来说就是尽可能达到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的目的、人民生活得到较好改善的目的以及国家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目的；第二，宏观经济管理在本质上是国家或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管理，其管理的主体也是国家本身，该种管理与政府管理有所差异，后者属于前者的一部分，在具体形式上，国家管理还包括了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管理；第三，从管理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活动主要包括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收入的分配以及经济总量的平衡等，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相对于微观经济管理来设定的，其管理不等于国家管理，后者主要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

2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理论体系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出现之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力度比较大，政府相关部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由国家来对经济进行统一的决策。该种体质虽然具有一定好处，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反而会对经济的前行造成阻碍，例如对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影响，降低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趋向于采用宏观调控的措施，也因此产生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范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关于宏观经济的理论也在不断地被完善。相关学者通过研究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在这些理论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所研究的对象较为模糊。由于研究对象关系到研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同时还对研究的最终目标造成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研究对象进行仔细合理的确定。而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各个版本中，大多没有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最终对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第二，理论体系不够合理。在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中，有太多的内容是关于具体管理措施方面的，而在管理职能的方面的内容较少，宏观经济管理本身属于方法论的科学，务必要以管理方法论来进行体系的建设。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只能作为管理活动的基础，而不能成为其主体部分，若不能对其进行合理适当的安排，将大大影响学习人员的学习效果。

2.2管理目标和内容不明确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管理目标的设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关系到所采用的具体管理手段的选择，还对管理中的资源配置等造成影响，另外，管理内容的确定也是十分重要，这会对管理工作的效率造成较大影响，对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管理目标和内容进行明确，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有序进行。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管理中，管理目标较为模糊的情况普遍存在，管理内容也不是十分正确，这就导致管理过程出现较大的混乱，进一步降低宏观经济管理的效益，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3部分相关的建议

3.1完善理论体系。

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宏观经济管理能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完善，从而保证经济管理方法所依据的各种基础理论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说，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对理论重点进行提炼和突出。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较为繁多，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这使得相关人员在使用时极为不便，通过对理论重点进行有效提炼，可大幅提高工作效率，是理论体系的脉络更加清晰；第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框架。要对理论的框架进行改进，使其更加符合一般管理理论体系的相关要求，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更加偏向于管理职能而不是管理内容；第三，进行定量分析。通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可进一步发挥宏观经济管理的应用优势，所以，有必要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建设和阐述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加以辅助，利用多种决策和调控模型来帮助分析具体理论。

3.2明确管理目标和内容。

通过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科学的考察和学习，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设定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管理目标：保证经济的稳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对国际收支进行平衡；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通过对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进行准确设定，便于进行之后的一系列管理工作，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通过参考国外先进理论，来对目前的管理内容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修改，从而确保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提升工作的效率，保证工作的效果。宏观经济管理质量的高低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具有很大影响，较好的管理工作可大幅提升经济的发展速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力的显著增强，确保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问题进行重视，设定合理的管理目标，完善管理的理论体系，最终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优势得以发挥，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仔细分析，对其概念及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最后给出了一些建议，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一定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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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分析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有着十分鲜明复杂性特点与专业性特点，涉及工业、农业以及科研等多个社会经济领域。做好宏观经济的统计与分析工作对于科学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相关的研究人员综合运用各种理论与技术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一项经济学与统计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立知识科目体系。由于统计学是经济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关系。将统计学知识与经济学知识结合起来，能够将各个领域的研究方面与研究方法统一起来，打破不同研究内容在领域上的界限，为经济决策与经济规律的探索创造良好的条件。由于我国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的起步比较晚，在该研究领域中尚未形成一个高效的研究体系，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意义才逐渐显示出来。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初期，由于统计学的有关理论沿未得到完善，尤其是在计算机技尚未成熟时，统计学分析理论在应用方面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支持十分有限，造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实际应用方面所直到的作用不够突出。随着我国社会生产部门的不断分化，越来越多的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管理与经营决策方面对于新的统计与分析技术表现出了巨大的需求，加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统计学理论在研究人员的不断探索下开始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周期性经济规划目标，根据周期性经济目标对我国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产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大幅提高我国经济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我国经济的调整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能力在已经进入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并行发展的重要阶段，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在目的划分上更加明确，在应用效率与应用水平上得到了大幅度的蚊帐，两项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也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选择计算机技术与统计分析技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电子商务领域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在网络环境下，消费群体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消费需求数据，有关单位与企业可以以用户的消费数据为资源，以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以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为重要手段，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判断，提高社会产品生产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电子商务消费用户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商品，为我国经济消费的不断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除了电子商务领域之外，银行业与服务业也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有关手段对用户名的储蓄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判断，为用户制定出更加科学的理财方案与出行方案。对于政府单位来说，则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结果，对社会公众的物流状态与交通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对社会公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的支行规律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成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已经成为分析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与发展水平十分重要的一项工具。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该领域的研究力度，为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与技术基础，真正认识到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政府及有关单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据信息的收集能力建设与处理能力建设，设置云计算中心，对各方面流动数据进行统计，了解经济数据变化的有关规律，交各方面的统计与分析结果应用到市政管理与组织决策中，为区域内乃至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自主发展

由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无论对于政府机关还是在于中小企业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在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应用范围与应用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社会各阶段与各领域工作与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有关理论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也是统计学领域宏观经济分析得到快速独立发展的重要机遇，由此可以现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进步性影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自身的独立发展前提下吸收了大量的信息数据，之后又利用统计学的思想和方法进行创新研究尝试。

结束语

先进的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重要支持，与此同时还应该配合以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先进技术和统计学专家的密切配合下可以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实现系统完善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参考文献：

[1]蔡真.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商，2015，4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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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未能结合具体的专业需求，教学内容针对性不足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我院财务、审计、采办、装备经济等不同专业的学员队，均将其作为学员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但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某一门课程在培养专业人才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教学内容安排上理应紧密结合各专业的特点和需求。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实际授课还存在不同专业的合班教学，授课内容没有更多地考虑不同专业的具体要求，因此无法实现因需施教，也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

（二）教学方法相对单一，亟待多样化

目前，《宏观经济学》授课过程中大多数还是以教员讲授为主，学员的参与相对较少。很多课堂教学中，教员的教学基本功是扎实的，但教学方法手段与军校教育的特点规律还不相适应。或墨守传统，坚持“单向输出”的“满堂灌”；或偏重形式主义，采用“图看头”“争彩头”的“花式教学”。客观来讲，教学方法手段应服从服务于教学内容，以最大化学员的学习效果为基准。因此，传统的课堂讲授不能一概否定，但应增强教学语言的感染力；多种教学方法的采用也是必须的，如案例式、研讨式、互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可以活跃学员思维，但也不能过于追求实质教学内容之外的“泡沫”。在课堂教学中，另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教员对课堂教学设计尚未达到收放自如。教学设计思路不够明晰，逻辑不够严谨，对很多学员可能提到的问题缺乏预先设置和准备，不能引导学员深入思考和讨论。这些相对刻板的教学方法，缺乏与学员交流互动，既不能充分调动学员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也会让教员和学员之间产生距离感，降低学员的学习热情。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需要脱节

选择适合于专业要求和教学需要的教材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学员的接受程度和教员的教学效果。而目前在教材选用上，我院选择的是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当然这也是地方财经类高校的普遍选择。问题在于这一教材明显模仿了外文版经济学原理等书，很大程度上带有西方国家院校教学的特点。这就使得目前所使用教材中，十分缺乏结合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或案例。而有针对性得联系现实经济热点问题教学，又恰恰是这一课程的生命力之所在。在这种现实差距下，如果教员不能充分地进行补充和拓展，学员会对所学习的知识产生与现实相去甚远的感觉，从而降低学习的积极性。

（四）教学安排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由于《宏观经济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授课量内容较多。国内知名大学的经济类专业或者专业的经济类院校，微观、宏观经济学分学期连续开课，每部分最低为80学时，而我院《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共计80学时。从教学实践来看，这一学时设置明显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教学需要，导致教学内容大量删减、省略，学员对经济学的学习了解过窄过浅，导致在后续的专业学习中，很多学员经济学基础不牢，直接影响对其他经济类专业课的理解学习，不能满足学员经济学专业素养持续培育的基本要求。

另外，由于开课时间比较集中，我们一般由多名教员各自承担不同教学班次的教学任务，每个教员在集体备课的基础上，按照个人安排完成全部内容的讲授。一些年龄较大的教员在教学经验上比较丰富，但教学方法可能稍显陈旧；而一些刚刚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员，拥有足够的教学热情和鲜活的教学方法，但教学经验相对不足，需要不断摸索和积累。这种各自授课的安排，既缺乏教员彼此间的交流互补，也不利于教员对于各自专长问题的理解和深入挖掘，不利于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二、对《宏观经济学》教学的若干建议

（一）合理安排授课内容，因需施教

教员应该认真领会授课学员所属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根据课时量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和进度。比如说，我院财务、审计专业学员较多，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相对加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内容的学习，更倾向于引导学员运用经济学原理的思维方式，结合国防费结构、军事支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等内容，注重经济学原理在本专业领域的结合运用。

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为使学员能充分理解掌握教学内容，首先根据以往教学得到的现实反馈，着重将难以理解、比较抽象的原理和模型，分散到各个现实案例中去讲解，边讲模型原理，边解释如何应用。在具体内容上，注意将当前国家宏观经济的最新数据、形势及国家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补充到课堂教学中。如将十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学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时，加入到教学内容中。类似这样的结合既便于学员理解经济学原理，也便于学员充分认识和理解支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激发学员参与讨论及学习的热情。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活跃课堂

目前的学员大多为“90后”，整体上属于个性张扬、思维丰富的群体，单一的教学方法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是教员在教学中必须下足功夫思考的问题。高效运用多媒体，制作文字内容适度、画面生动活泼的多媒体课件，并和必要的板书相结合，如一些重点模型的分析、重要变量关系的推导，需要在黑板上作详细的解释，是学员能够紧随教员的思路；一些与经济事实关系较为紧密的章节选择采用案例分析或者分组讨论的方法，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分析美国历届政府实施这些政策的背景、目的和效果，也可以分析近年来我国政策实施的情况，这有助于学员更深刻地理解两大政策的含义和应用。再比如通货膨胀和失业这章，一方面，我国近年来面临较为严峻的通胀形势；另一方面，就业、失业问题大家关注较多，具备充足的讨论素材。教员采用让学员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查阅资料、分组讨论、课堂发言等形式，容易营造师生互动的、活跃的、轻松的课堂氛围。教员在组织讨论发言的环节中不仅扮演组织者的角色，更重要的也是参与者，可在学员发言过程中提问或者辩论，在发言后进行客观的评价和总结。当授课班次的学员素质普遍较高时，采用研究性教学方法效果也不错。在新学期开始把教学内容与经济热点相结合，分成若干专题，组织学员按兴趣加入讨论小组，自行查找资料，自己设计演讲，对某一宏观经济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个人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和疑惑。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学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可以提高其科研能力，尤其有益于那些打算继续深造的学员。

（三）提高授课教员水平，组建团队

教员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员的教学理念、方法和对所授课程内容的把握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宏观经济学》这样的课程对教员的教学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更需要广博的知识面，善于捕捉各种宏观经济现象，结合到抽象的宏观经济理论当中，做到深入浅出，为学员答疑解惑。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合理搭配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年龄结构，加强团队成员的日常交流和学习，课程教学组在统一课程教学设计的基础上，多安排试讲和任课教员间相互听课活动，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及时传递共享教学信息。积极为青年教员提供锻炼的机会，如可以派出到地方相关高校听课交流，积极申报、参与相关科研教研课题等，形成分工合作，互补交流的教学团队氛围，使得每一位团队成员的教学水平都有所提高。

三、提高教学质量的拓展思考

教学和科研是每个教员的两项重要任务，从理论上讲，二者既不能有所偏废，更不会存在矛盾，“以研促教”“因教而研”本应该是浑然一体的良性循环。即便跳出《宏观经济学》的范围限制来看，我们每个教员的工作都适用此规律。那就是科研应该源于教学中发现的问题，深入分析解决问题，再指导反馈到教学当中，二者应该属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但现实工作中，由于观念的偏差及量化指标的压力，加之教学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量化收益，不少教员过于注重对学术研究的量化追求，单纯为“科研”而“科研”，学术研究既无实践来源，也无应用空间，仅仅局限于文字的堆砌和数字的推导。“科研”与“教学”毫无瓜葛，教学科研两张皮，不仅不利于教学科研成果的相互转化，也牵扯了教员的有限精力，最终造成学院教学科研整体水平上不去，人才培养质量大打折扣。

全方位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应该摆正教学的中心位置。其他一切学术研究及保障均围绕教学展开，使教学准备不间断、教学研究成体系、研究成果促教学。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将当前部队建设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梳理成“问题研讨”的教学专题，增强人才培养的岗位指向性。在教学方法上，尽快实现与部队同步，即部队怎么用、院校就怎么教，部队怎么练、院校就怎么训，营造近似部队直至实战的氛围。在学术研究上，可通过在基层部队建设教学科研实践基地，组织教员、学员去调研、实习、参加演习、代职锻炼等，使广大教员和学员能够亲历调查采访，撰写切身体会的调研报告和代职总结。这既可以为教学提供第一手的鲜活资料，又可以为全院学术研究提供部队现实问题的选题，最终研究成果一方面可用作真实的教学案例佐证教学；另一方面，还可直接应用解决部队问题，一举多得，良性循环。带着问题去调研，从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同时又在实践中发现和提炼新的问题，由此教学科研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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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孤立的、一次性的，还是普遍的，同时兼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起性质的？

两个月之前，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CPI上涨很大程度是一次性的，是猪肉和粮食价格上涨造成的。外国因此将中国的通货膨胀戏称为“小猪周期”。而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比较严重，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心。理由如下：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通货膨胀的发生一般都有一段时间的滞后，而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情形已经持续了几年。第二，现在不是个别农产品的价格在上涨，而是农产品价格普遍在上涨。不仅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而且农产品生产的投入价格也在普遍上涨。第三，现在一般老百姓中已经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上涨的不安情绪正在弥散。第四，近年来工资和薪酬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第五，中国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和长期的负利息率。第六，近两年股市非常火爆(现在似乎已开始趋冷回调)，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飙升，中国的财富效应也不可小视。第七，全世界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趋势，原材料价格在上涨，石油价格在上涨，农产品价格在上涨。中国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全球价格的普遍上涨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造成严重影响。

3.为实现相对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是多少？

目前，中国仍存在许多价格扭曲。对这些价格扭曲进行调整，在前两年不是问题，而现在却有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通货膨胀。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继续进行价格调整。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香港的货柜车继续在深圳加油，不希望农民继续承受“谷贱伤农”之苦，不希望让企业继续浪费不可再生资源、不受惩罚地污染环境。因此，相对价格调整不应拖延，时不我待。

但是，由于物价下调的刚性，相对价格的调整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中国所能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到底是多少？过去央行的参考目标是3%，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容忍度是6%，有些人则认为更高。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认为6%是不可取的，4%已经是极限了。通货膨胀率应该保持在4%以下。

4.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是否应该采取不干预政策？

关于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似乎没有进一步争论的必要，结论应该已经很清楚。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政府有无权利和义务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进行干预。现在许多人认为政府对资产价格不应该进行干预。我们可以干预通货膨胀，但对资产价格仅仅是“关注”。我以为政府确确实实应该尽可能避免干预资本市场，不应该贸然刺破泡沫。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政府不应该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该出手时就出手”。看看香港、看看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政府在股市发生剧烈波动时的政策，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在前一时期，尽管在细节上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但政府为稳定股市所做努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努力，就不会有当前股市较为平和、冷静的心态。

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否过快？

2005年底，当时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称中国的投资率是48.6%。在最近几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幅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投资率的统计数却降低了。中国的投资率到底是多少？我想至少应该是45%。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对比，这个比率确实非常高。现在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中国现在的投资率相当高。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推动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不同。它在当前创造经济过热，在未来却会创造生产过剩。

6.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是否应该用通货膨胀换取汇率的稳定？

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汇率和物价是一个多变量动态系统中的两个变量。理论上说，给定其他变量，我们可以确定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某一给定值域的时候)，两者存在替代性。在另一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另一给定值域的时候)则不存在替代性，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但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升值和通胀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汇率升值又缺乏弹性时，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实际汇率升值，直至国际收支最终实现平衡。换言之，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不升值或升值不够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恶化，但通货膨胀本身并不一定是由汇率原因造成的。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同汇率有关，但并非全是汇率之过。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问题，11.5%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范围内石油、矿产品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因此，政府不应该把汇率升值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工具。正确的政策反应应该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升值应该是货币政策的副产品，让汇率升值是为了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但贸易逆差可能会恶化)。如果政府担心贸易逆差对出口产业造成不利影响，政府可一方面紧缩货币，另一方面允许汇率贬值以避免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增加。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汇率升值以减少贸易顺差的政策目标同紧缩性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正好并行不悖。升值的加快不仅有助于实现贸易平衡，而且可以为货币紧缩留出更大空间。既然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那就没有必要弃而不用。

7.在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升值幅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是否还有提高利率的余地？

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2005年汇改前后，央行特别注意所谓的利率平价，我们希望汇率升值的年率为3%，于是努力使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年率为3%的升值预期。在这样一种预期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我们非常注意保持和美国的利差，使中美之间的利差保持在3%这样的幅度。央行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直到前不久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问题是，利率平价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首先，中国存在资本管制。其次，中国资本市场并不是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最后，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对于外国人来讲存在风险过大的问题。即便中美之间不存在3%的利差，3%的升值预期也并不足以引起大量跨境套利、套汇资金的流入。而跨境资本的流入很可能是为了追逐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20%、30%，甚至更高的资本利得。真正关心3%升值预期的大概主要是中国企业。而相应资金的回流大概主要是为了减少可能的汇率损失(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升值受益)。但这些企业一般是制造业企业，进行金融投机的能力和动机应该是有限的。过去外资进入主要是为了在资产市场套利，所以维持利差作用并不大。但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已经很高了，对外资也有很大的风险。至少在目前，为在资产市场获得资本利得而流入的外资量可能不会很大，利差也仍然不会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应该说，中国仍有一定加息的空间。所以，央行应该根据减少流动性过剩的需要提高利率，而不必过多关注中美之间的利差。

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继续升息，而美国进一步减息，中美之间的利差肯定会越来越小。如果这种利差进一步减少，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增加，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确实有可能急剧增加。到时候我们就只有三种选择：一个是加强资本管制把套汇套利资金挡在国门之外；一个是让人民币升值去吸收过剩的流动性；最后一个办法是进一步加大对冲力度(如果还有余地的话)。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8.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应该通过鼓励资本流出来减轻升值压力？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设法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国外去，由此减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过引导资本外流为升值减压同制造通货膨胀以替代汇率升值“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我同样认为，不应该把放松资本流出作为为升值减压的手段。因为这里有一个周期性问题和发展趋势问题的区别。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一旦实施是难以逆转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是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根据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涉及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国家信誉等问题，一旦实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如果周期方向发生变化，需要遏制和控制资本流出，将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我在过去一再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列世界100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但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同时，中国又担心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会给出口企业造成重要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难以改变其贸易结构，中国资本流出(通过资本项目或通过外管局和中国投资公司)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应该统筹兼顾地研究资本外向流动战略。什么类型的资本可以先流出、什么后流出？什么行业的流出应该鼓励、什么不应该？什么地区优先、什么地区禁止？是并购、参股？是债权、证券还是不动产？什么类型的企业应该成为海外投资的主体？所有这些都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有一个长远安排。如果资本外流确实能够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条件下，得到较高的回报率，那么应该制定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计划，允许资本流出，但这种流出不应该作为汇率减压的手段。

9.中国的资本管制是否依然有效，我们应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还是尽快解除资本管制？

不少人认为管制是无效的，但是外管局在其去年7月出版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外汇管制总体上是有效的。”国内外学者运用价格度量和流量度量所作的规范研究都发现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是有相当有效的，既然依然有效，我们就不要轻易放弃。

维持资本管制的根本理由是：中国的经济体系仍然十分不完善，金融体制依然脆弱，各种不平衡持续恶化。在中国，寻租、套利、套汇的机会比比皆是。在经济增长持续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如火如荼，整个社会中充斥着的浮躁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经不起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

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法律，根据中国改革的实际，根据稳定宏观经济的需要，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加强管理。资本管制的解除必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步。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大方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最终完成经济改革之前，在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之前，人民币不应该实现自由兑换，我认为五年之内我们难以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10.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哪里？

中国流动性过剩来自两个方面：货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过剩的流动性等于货币供给减需求。在供给不变的时候，需求减少也会产生过剩。资本市场的获利机会和通货膨胀造成的负利息率导致货币的需求减少，也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即便央行通过对冲政策把货币供给方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充分吸干，过剩流动性依然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