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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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F015,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69-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背景是渐进的和全方位的经济转型。即使现在的汇率制度改革、金融体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仍然在摸索和实践之中。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沿用“试错法”（Trial and Error）的改革思路，但是“试错法”意味着改革者不能区分转型的长期影响和短期冲击。而很多经济现象长期和短期效应是相悖的（例如汇率贬值的J曲线效应、农业产量与农业基础设施投入的关系等），这必然造成改革者走很多弯路甚至错路。到了改革的深入阶段，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就目前情况来说，国内争论的一个热点，就是我国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是否是有效的，有人甚至说，这些改革总体上是失败的。以上问题的出现与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研究现状不无关联。

目前关于转型经济的研究可以归类为三种方法。（1） 制度经济学分析，采用的是制度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如Sachs、[1] Jefferson和Rawski、[2]吴敬琏。[3]（2） 微观领域的产业组织分析，主要采用静态博弈方法或厂商行为方法，如Tian、[4] Bai [5] 和Svejnar [6]( P243-254 ) 等。这两种方法的研究多采用静态和确定性分析，忽略了动态和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人是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理性人，没有理由不对未来进行预期；另外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如工资体制改革引起了收入的波动，以及教育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引起了支出的不确定性等。但它们与本文的主旨不同，这暂且不谈。（3） 宏观方面的结构性宏观经济分析及实证分析。其中，结构经济分析主要是利用国外现有理论直接构造结构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这种方法肯定是误导的，甚至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国外宏观经济理论建立的基础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与我国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渐进转型有着本质的差别。例如大多数对人民币合意变动幅度的研究（Chou和Shih、[ 7 ] 张晓朴、[ 8 ] 林伯强[ 9 ] 等），主要是套用国外均衡汇率模型。但国外均衡汇率理论一般假定分析国家为小型开放经济、产品市场自由竞争和要素国内自由流动，而这三个假定在中国无一成立。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各种计量回归，有时在模型中考虑一些制度变量，如Cowgill[10]和Song[11]等。但是该做法在加入制度变量时十分主观；另外，即使我们能够确定那些制度变量会影响宏观经济，但对于这些制度变量如何进入模型，以及如何影响宏观经济这两个问题，我们仍然是不清楚的。

总体上，目前中国经济改革遇到了一些困难，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中国经济研究在方法上落后而导致的。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首先对目前的“试错法”改革方式进行规范和科学的理论化和量化，然后阐述特定制度和转型背景下的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最后，据此科学地设计制度转型的推进进程。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是现实经济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相互作用的经济实现，而对理性的经济人行为进行规范的描述，则又是科学地阐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前提。因此，解决（或至少部分解决）目前改革困境的出路在于：把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分析方法与我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理论，再把微观研究运用到宏观经济分析。建立这样的理论或模型，会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安排起到重要的指南作用，这样的模型和方法本身在理论上也是对经济学的贡献。

二、为什么要分析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一） 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定义

所谓微观基础，应是指两个方面的含义，微观行为基础和微观制度基础。微观行为基础是指代表性的经济主体（通常假定是理性的）出于特定的动机（例如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追求利润或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公理化假定），在资源约束下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微观制度基础是指经济中现有的制度安排对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特定约束。则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就应该是指：

“在经济中现有制度安排、资源和信息的约束下，理性的经济主体出于特定的动机而进行决策、决策实施和事后学习等的行为，以及把这种约束下的行为理论化和模型化的方法。”

（二） 微观基础的重要性

近年来，在国内外宏观经济学领域，加强微观基础研究的呼声愈加高涨。那么，在宏观经济领域，微观基础到底有多重要？

对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Snowdon等[12]对主流经济学派主要经济学家的访问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微观基础十分重要，但并不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所有的宏观现象都是许多微观现象的加总；其次，没有这种研究工具，经济学就不再有许多内容，最终将演变成描述；最后，微观基础的研究能够揭示一般经济规律后面的深层次的渊源，使得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全部宏观经济学都必须从微观经济学基础出发，有很多像IS―LM模型等那样十分有用的模型，尽管这些模型并没有从单个单位出发并从此建立起来。

实际上，如果经济的结构稳定（例如完善的市场经济），政府的政策行为也具有一致性，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加上经验性的研究可能已经可以满足一般的宏观经济分析需要。例如，就短期预测而言，一些实证模型，尤其是时间序列模型十分有用（Hanmilton）。[13]

（三）为什么要分析转型经济的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卢卡斯批评”的启示

尽管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基础研究并不能代表宏观经济学的全部，但是，微观基础对于研究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它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研究唯一正确的方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借鉴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在近几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可能最有影响力的就是所谓的“理性预期革命”，“卢卡斯批评”（Lucas critique）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卢卡斯(Lucas)[14] 在其经典的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行为方式的变动，如果不考虑结构性经济模型深层次参数（deep parameters），则计量经济研究（尤其是凯恩斯式的Tinbergen框架研究）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模型分析和预测的系统性失误。

对此，Lucas举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你看到我在克拉克大街上驾车向北行使，你就猜测几分钟后我仍在同一条大街上朝北走，那么你就获得了良好的（尽管不完全）预期的成功。但是你想预测如果克拉克大街关闭以后我的反应，那就应该想想我打算去哪里以及我另外可以选择的路线有哪些。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了决策问题的本质和微观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想知道在政策的一些变化下，人的行为可能怎样变化，那就有必要研究人们做出选择的方式。

“卢卡斯批评”主要是针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方式而言的。它虽然深刻，但忽视了对经济主体赖以行为的制度背景的考虑。这可能是因为卢卡斯把分析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因而不必要过分强调制度背景。但在我国全方位和渐进的改革中，经济制度一直处于深刻的变动中。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借以发挥作用的最基本的条件也都得不到满足，更不用说政策制定者行为方式的变动了。可见，如果我们套用国外的模型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必然会导致模型的设定错误（specification error），而招致“卢卡斯批评”。而套用国外现有的理论直接构造中国的结构性宏观经济模型，正是当前研究我国宏观经济的主流方法之一。例如，刘小玄等[15]和Wang Xi[16]论证了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特殊的晋升制度和“控制者收益”效应，我国国有经济经理人同时存在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经营目标。而完全市场经济中的厂商一般被假定只具有利润这样的效益目标。这就意味着国有经济必然表现出异于完全市场导向厂商的特殊行为。此时，套用国外的厂商模型来分析国有经济行为，方法必然错误。王曦[17] 对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不单是国有经济行为与货币需求函数，类似的结论贯穿于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各个方面。

传统理论和模型之所以有效，正是因为它们是从一定假定条件（制度稳定、市场竞争性等）下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而在我国，由于经济转型的作用，这些通常是合理的一般化假定条件都不能得到满足。生搬硬套西方现成模型分析中国经济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其结论会误导。

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把现代经济理论和我国经济转型的特殊背景联系起来，重塑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建立推导真正符合我国宏观经济分析的理论和模型。

三、如何建立转型经济中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

宏观经济学本身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由于经济现象十分复杂，经济学本身又同时具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特征，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视角的观察，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学派。目前国际上代表性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派有：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是R. Lucas，T. Sargent和R. Barro等；以及新凯恩斯学派，以N. Mankiw，O. Blanchard和S. Fischer等为代表。虽然其观点不同，但若深入考察其思想体系，我们会发现各个学派在分析思路上存在着相当的一致性，即首先是建立关于经济人行为的若干公理，然后通过一定的技术模型化经济人行为从而引出结论并指导政策。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公理化和逻辑化的分析方法。从这个角度看，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问题就包括建立转型时期微观行为的公理化体系；通过一定的方法对经济人行为进行理论化并指导政策。逻辑化的分析方法通常与建模的技术相联系，可以直接向主流学派借鉴，这里暂且不谈。对经济人行为的公理化假说是微观基础分析的思想基础，它通常包含对经济人目标、预期和市场出清三个方面的先验论断。不同学派的假设不同，因而引至不同的结论。下面提出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说。

（一）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

主流宏观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追求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理性人，简称为理性人假说。

在经济学中引入理性人假说出于两种动因。一是所谓的“规范性”动因，即了解人们在既定情况下怎样合乎理性的行动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这通常与讨论人们“应该做什么”的规范性研究联系起来。第二种动因涉及到能解释和预测实际行为的理模型运用的可能性，这属于“是什么”的实证性研究范畴。经济学家首先对理进行刻画，然后基于理分析实际行为。这一动因构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主要基础。其理由是，尽管实际行为从原则上说可以采取任何形式，但有理由相信在大部分时候它可以被描述成是“理性的”。

在经济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将人类看成是在不懈地追求他们各自的私利，以代表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是一种重要的观点。虽然有许多其它的动机（例如令人满意的和有界的理性）在人类的行为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强理性人假说，长期以来在刻画个人行为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把理性人假说运用到经济学研究的方便和深刻性，“新古典学派”和“新凯恩斯学派”同时继承了理性人假说。

(注：相对于“新古典学派”比较一致的理论框架，“新凯恩斯学派”的观点显得有些庞杂，但一般认为，标准的“新凯恩斯学派”接受了理性人和理性预期假说。)

就转型经济而言，笔者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用来分析转型经济中的宏观经济。首先，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为方便的理论框架，能排除那些最明显的行为不协调。其次，经济学发展史证明，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是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可以使我们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具有更深刻的理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这里强调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理性人，是指在特有制度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经济主体。在特有制度下，“个人利益最大化”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政府福利最大化”，可能具有更特殊的形式。例如，前文已经说明，国有企业经理同时具有数量与效益的双重目标；又如，在人民币外汇市场上，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特殊的行政制度，对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的操作员甚至汇率政策的决策者都倾向于维持汇率基本不变。此时，个人风险最小化是更合适和直接的假设。

（二）市场非出清的可能

持续的市场出清（continuous market clear）是指：理性经济主体根据已有信息进行最优反应的结果，造成了在每一个时点上，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都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的观察结果都被视为是“市场出清”的，是经济主体按照他们所觉察到的价格做出的最优供求反应的结果。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不可能在人行道上存在不被人拣起的10美元钞票。

新古典学派是市场持续出清假说最强硬的支持者，并且该假说可能是新古典主义最核心的部分。它意味着，价格和工资会以极快的速度调节到均衡点，不可能存在供求的脱节和非自愿的失业。理性人假说、理性预期、持续的市场出清再加上卢卡斯总供给曲线，构成了新古典的均衡经济周期理论。其政策含义包括：政策无效性的主张、反通货膨胀的零成本和“卢卡斯批评”等。“新古典学派”对于经济理论出色的演绎，也许加上一点修辞上的优势，(注：这主要得益于理性预期中的“理性”一词，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是“非理性”的经济学家。)使得它在20世纪70、80年代极其盛行，“凯恩斯主义”似乎注定要退出舞台。但是新古典主义断言反通货膨胀政策具有零成本和市场持续出清，当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反通货膨胀的试验之后，两国经济深度的衰退似乎对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相反的证据。这使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经济学的公理化假说，尤其是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说的可信性。在反对阵营中，新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成为主要的力量。

“新凯恩斯学派”面对“新古典主义”的挑战，开始着手重塑凯恩斯主义的微观基础。他们虽然接受了“新古典学派”理性人和理性预期的假设，但对持续的市场出清假设一直予以激烈的批评。他们认为，由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劳动的非同质性、信息的不对称和菜单成本（menu cost）的存在，以及关心公平的经济主体行为，使得价格和工资的调整存在名义的或实际的刚性（nominal and real rigidity）。刚性使得价格和工资不能足够迅速地调整以出清市场，于是名义和真实的需求和供给冲击将导致产量和就业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毫无疑问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是有害的。政府因此要对经济采取干预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干预是有效的。

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不可能连续出清，甚至不可能出清。经济体制改革以前，我国照搬前苏联集中计划的模式来管理经济，国有企业内部实行物资和原材料的计划调拨分配，财务上实行统支统收；银行系统也采用条块分割的方式来实行现金发行计划和贷款计划的数量性管理。在这种体制下，市场的作用被压缩到了最低点，市场非均衡占据了统治地位，很难想象会有持续的市场出清。经济转型之后，由于我国实行渐进的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因此整体经济中的持续市场出清也是不可能的。例如，我国到目前为止仍实行固定利率制度，货币市场不存在利率机制调整货币供求，更不用说快速的调整。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意味着，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利用非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特定的问题。陈平等 [18} 对现阶段人民币汇率非均衡机制的分析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还意味着，与“古典二分法”不同，名义冲击很可能对真实经济总量造成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王曦等（2003）[19] 对我国货币市场实际运行态势的分析表明，我国货币市场的冲击作用具有波及性、永久性和持续性；货币市场失衡是普遍现象；宏观总量在向均衡的渐进调节过程中呈振荡性波动，存在超调现象。

（三）经济转型中的预期

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的思想最早可能起源于Muth，[20] 1961年他认为：“预期就是对未来事件有根据的预言，因此预期与相关经济理论的预言是基本一样的。”大约10年之后，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才正式将这个假说吸收到宏观经济研究中；随后，该假说开始被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采纳。理性预期是指在形成关于某一变量未来值的预期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会最有效地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该变量决定因素的信息。新古典和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一般使用的是理性预期的强形式，这与马思的假说相符，即认为：经济主体对经济变量的主观预期将同这些变量的客观数学条件期望一致，或者说理性预期不存在任何系统误差。如果在时期t要预测t+1时的变量Xt+1，则理性预期意味着：

Xet+1=E[Xt+1|It]

其中，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理性预期也可以表示为：

Xet+1=E[Xt+1| It]=Xt+1+εt+1

其中，ε为理性预期的误差，E[εt+1]=0，E[εt+1| It]=0。

E[εt+1]=0和E[εt+1| It]=0清楚地显示，理性预期不存在系统误差。

就笔者而言，理性预期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这首先是因为，如果我们采用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说，我们实际上就是假定，他（她）具有和真正的经济学家一样的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注：这个假定可能过强了，一个相对弱的解释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可以从公开得到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中获悉专业预测。)

这就是说，理性人没有任何理由不高效率地运用他（她）可以获得的公开的信息。其次，可以证明，很多其他的预期形式，例如适用性预期、外推型预期等，实际上都是理性预期的特例，是特殊随机过程下理性预期的特殊实现。但问题的关键是：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经济人是怎样进行预期的？

四、“试错法”改革的随机过程表述

“试错法”经济转型，其含义是：改革者在推进下一步的改革时，除了大方向以外，其依据就是当前的改革推进程度。在数学上，如果可以把某些制度改革的推进想象为一个性的随机制度向量的变动，则该制度向量刚好具有随机过程中的马尔可夫性（Markov property：是指随机向量的下一期变动只与该向量的当前实现有关，与历史无关）。这就是本文要提出的假说――“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为了使这个假说更有适用性，我们分别考虑了两种表述：

强形式：Xt+1=AXt+C+εt+1（1）

弱形式：Xt+1=AXt+C+μ(Zt)+εt+1 （2）

其中，X为制度向量， A为系数矩阵，C为趋势向量，ε为i.i.d.的白噪声，It为时间t时的信息集，函数μ(・)表示其他当前状态向量（Z）对改革推进的影响。由于μ(・)利用了额外的信息，因此式(2)的假设要弱于式(1)。弱形式的一个例子是我国政府在1988年宣布要进行“价格闯关”的情形，其中μ (・)表明了“政府宣布”的作用。

这种“试错法”的改革推进特点对经济主体的预期行为而言，就是他们缺乏或只具有很少的信息来预测未来。对式（1）和式（2）取条件期望，有：

预期强形式：E(Xt+1| It)=AXt+C （3）

预期弱形式：E(Xt+1| It)=AXt+C+μ(Ωt)（4）

式（3）表明，对改革推进的预期只与当前的改革安排有关，与改革的历史无关；式（4）虽然利用了当前改革推进的额外信息，但仍与历史无关。

以上分析说明，由于经济主体在预期时只使用了最近的信息，因此其预期表现出“短视（myopia）”的特征。

五、结语

在“试错法”的改革过程中，制度背景不同、经济结构不同导致了中国宏观经济殊的微观行为方式。此时，直接照搬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模型是误导的，必然遭受到“卢卡斯批评”，产生系统性错误。解决这个问题应从深层次着手，将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重塑转型时期的中国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作为这个工作的第一步，我们重新定义经济转型时期的公理化假定，包括对“试错法”改革的马尔可夫过程表述、特殊制度下的代表性的理性人假设、市场非出清的可能以及理性预期假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针对具体问题，利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展开分析。在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Sachs， J. D.， Woo Wing Thye and Yang Xiaokai.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Working Paper］.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2000.

［2］Jefferson, G. H., and R. G. Thomas. Enterprise Reform in Chinese Industry [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4,(8, 2).

［3］吴敬琏.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M] ．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4］Tian Guoqiang.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Collective Enterprises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0，(28).

［5］Bai Chong.en, David D. Li and Yijiang Wang. Enterprise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When Is Up Really Down?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7，(24).

［6］Svejnar J. Productive Efficiency and Employment. In William A. Byrd and Q. Lin, Eds. China’s Rural Industry: 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M]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7］Chou, W.L. and Shih, Y.C.Th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of Chinese Renminbi [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8,Vol26.

［8］张晓朴. 均衡与失衡：1978-1999人民币汇率合理性评估 [J]． 金融研究，2000， (8).

［9］林伯强. 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估计与实际汇率错位的测算 [J] ． 经济研究， 2000，(12).

［10］Cowgill P. A. A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Analysis of Post.Reform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eogia, 2001.

［11］Song Haiyan, Liu Zinan and Jiang Ping. Analyzing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Aggregate Investment in the Reform Period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12(2001)，227-242.

［12］Snowdon, B.， H. Vane and P. Wynarczyk. A Modern Guide to Macroeconomics[M] ．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4.

［13］Hamilton, J. D. Time Series Analysis[M]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14］Lucas, R. E. Jr.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in K. Brunner and A. Meltzer(eds), 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M] ．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76.

［15］刘小玄，刘芍佳. 双重目标的企业行为模型――兼论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 [J] ． 经济研究, 1998，(11).

［16］Wang Xi. Investment Behavior and Investment Aggregate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J]．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2006， (2).

［17］王曦. 经济转型中的货币需求与货币流通速度 [J]． 经济研究, 2001, (10).

篇2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逐步加快。宏观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部门的管理，唯有通过适当的调节，及时地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的应对才能真正保障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但是，在进行具体的管理和调节时，务必要对几个问题进行注意和解决，从而消除阻碍经济增长的不良因素，科学的认识经济管理的本质，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氛围，实现社会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1宏观经济管理概述

宏观经济管理在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工作中都属于重点部分，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的使用着宏观调控手段，从而最大可能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事实证明，适量的宏观经济调控可对市场有较好的引导作用，而缺乏宏观管理措施的经济是不成熟的，也会经常遇到诸多问题。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对于市场有以下几点作用：减少垄断行为，使市场趋于公平；平衡宏观总量，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保障市场经济的公正；适当提供公共物品，调节经济发展；减少收入差距，避免两极分化。但是，以上所列的宏观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优势唯有通过科学恰当的管理理论的指导，再加上严格的执行过程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进行重视，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的优势得以发挥。宏观经济管理，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国家为了在某个时期使经济达到一定的目标，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来对目前的经济进行影响的活动，其主要包括了决策、预警、调控、组织以及监督等活动。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含义还可用三点来叙述：第一，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使某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预期，具体来说就是尽可能达到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经济快速增长的目的、经济效益大幅提升的目的、人民生活得到较好改善的目的以及国家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的目的；第二，宏观经济管理在本质上是国家或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管理，其管理的主体也是国家本身，该种管理与政府管理有所差异，后者属于前者的一部分，在具体形式上，国家管理还包括了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的管理；第三，从管理的具体内容上来看，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活动主要包括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收入的分配以及经济总量的平衡等，可以看出宏观经济管理主要是相对于微观经济管理来设定的，其管理不等于国家管理，后者主要是相对于市场调节而言的。

2管理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理论体系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出现之前，我国主要采用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力度比较大，政府相关部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由国家来对经济进行统一的决策。该种体质虽然具有一定好处，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反而会对经济的前行造成阻碍，例如对人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影响，降低经济发展效率和质量。因此，在改革开放后，政府对于经济的管理趋向于采用宏观调控的措施，也因此产生了宏观经济管理的范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关于宏观经济的理论也在不断地被完善。相关学者通过研究国外的先进经验，并与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出一系列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在这些理论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所研究的对象较为模糊。由于研究对象关系到研究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同时还对研究的最终目标造成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研究对象进行仔细合理的确定。而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各个版本中，大多没有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最终对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不好的影响；第二，理论体系不够合理。在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中，有太多的内容是关于具体管理措施方面的，而在管理职能的方面的内容较少，宏观经济管理本身属于方法论的科学，务必要以管理方法论来进行体系的建设。另外，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只能作为管理活动的基础，而不能成为其主体部分，若不能对其进行合理适当的安排，将大大影响学习人员的学习效果。

2.2管理目标和内容不明确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管理目标的设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关系到所采用的具体管理手段的选择，还对管理中的资源配置等造成影响，另外，管理内容的确定也是十分重要，这会对管理工作的效率造成较大影响，对管理目标的最终实现也有很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管理目标和内容进行明确，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有序进行。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管理中，管理目标较为模糊的情况普遍存在，管理内容也不是十分正确，这就导致管理过程出现较大的混乱，进一步降低宏观经济管理的效益，对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3部分相关的建议

3.1完善理论体系。

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宏观经济管理能真正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体系进行科学合理的完善，从而保证经济管理方法所依据的各种基础理论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说，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第一，对理论重点进行提炼和突出。宏观经济管理的内容较为繁多，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这使得相关人员在使用时极为不便，通过对理论重点进行有效提炼，可大幅提高工作效率，是理论体系的脉络更加清晰；第二，改进宏观经济管理的理论框架。要对理论的框架进行改进，使其更加符合一般管理理论体系的相关要求，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更加偏向于管理职能而不是管理内容；第三，进行定量分析。通过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可进一步发挥宏观经济管理的应用优势，所以，有必要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建设和阐述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式加以辅助，利用多种决策和调控模型来帮助分析具体理论。

3.2明确管理目标和内容。

通过组织相关的专家进行科学的考察和学习，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设定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管理目标：保证经济的稳定；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对国际收支进行平衡；使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通过对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进行准确设定，便于进行之后的一系列管理工作，保证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通过参考国外先进理论，来对目前的管理内容进行一定的调整和修改，从而确保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提升工作的效率，保证工作的效果。宏观经济管理质量的高低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具有很大影响，较好的管理工作可大幅提升经济的发展速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国力的显著增强，确保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因此，有必要对宏观经济管理中的问题进行重视，设定合理的管理目标，完善管理的理论体系，最终保证宏观经济管理的优势得以发挥，保障经济的平稳运行。对目前的宏观经济管理进行了仔细分析，对其概念及发展现状进行了详细阐述，同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应注意的问题，最后给出了一些建议，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一定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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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分析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有着十分鲜明复杂性特点与专业性特点，涉及工业、农业以及科研等多个社会经济领域。做好宏观经济的统计与分析工作对于科学决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相关的研究人员综合运用各种理论与技术对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层次的研究。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概述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是一项经济学与统计学相结合而形成的独立知识科目体系。由于统计学是经济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共同发展的关系。将统计学知识与经济学知识结合起来，能够将各个领域的研究方面与研究方法统一起来，打破不同研究内容在领域上的界限，为经济决策与经济规律的探索创造良好的条件。由于我国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的起步比较晚，在该研究领域中尚未形成一个高效的研究体系，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意义才逐渐显示出来。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初期，由于统计学的有关理论沿未得到完善，尤其是在计算机技尚未成熟时，统计学分析理论在应用方面的重要意义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方面的支持十分有限，造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实际应用方面所直到的作用不够突出。随着我国社会生产部门的不断分化，越来越多的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管理与经营决策方面对于新的统计与分析技术表现出了巨大的需求，加上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统计学理论在研究人员的不断探索下开始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周期性经济规划目标，根据周期性经济目标对我国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产业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大幅提高我国经济建设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为我国经济的调整增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能力在已经进入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并行发展的重要阶段，宏观统计与微观统计在目的划分上更加明确，在应用效率与应用水平上得到了大幅度的蚊帐，两项学科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同时也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前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信息化与数字化时代，选择计算机技术与统计分析技术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在我国电子商务领域不断创新与发展的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在网络环境下，消费群体在消费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消费需求数据，有关单位与企业可以以用户的消费数据为资源，以统计学与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为基础，以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为重要手段，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消费行为进行科学、有效的判断，提高社会产品生产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电子商务消费用户提供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商品，为我国经济消费的不断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除了电子商务领域之外，银行业与服务业也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有关手段对用户名的储蓄行为与消费行为进行判断，为用户制定出更加科学的理财方案与出行方案。对于政府单位来说，则可以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结果，对社会公众的物流状态与交通状态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对社会公众在日常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的支行规律有一个全面且深入的了解，将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领域已经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成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已经成为分析国民经济发展情况与发展水平十分重要的一项工具。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该领域的研究力度，为领域的发展奠定良好的人才基础与技术基础，真正认识到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政府及有关单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数据信息的收集能力建设与处理能力建设，设置云计算中心，对各方面流动数据进行统计，了解经济数据变化的有关规律，交各方面的统计与分析结果应用到市政管理与组织决策中，为区域内乃至于国家的经济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

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自主发展

由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无论对于政府机关还是在于中小企业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尤其是在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应用范围与应用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社会各阶段与各领域工作与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有关理论将会得到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同时也是统计学领域宏观经济分析得到快速独立发展的重要机遇，由此可以现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进步性影响，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自身的独立发展前提下吸收了大量的信息数据，之后又利用统计学的思想和方法进行创新研究尝试。

结束语

先进的科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是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重要支持，与此同时还应该配合以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系统和计算机网络系统，在先进技术和统计学专家的密切配合下可以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实现系统完善的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体系。

参考文献：

[1]蔡真.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商，2015，4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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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未能结合具体的专业需求，教学内容针对性不足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我院财务、审计、采办、装备经济等不同专业的学员队，均将其作为学员必修的专业基础课。但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同，某一门课程在培养专业人才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在教学内容安排上理应紧密结合各专业的特点和需求。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实际授课还存在不同专业的合班教学，授课内容没有更多地考虑不同专业的具体要求，因此无法实现因需施教，也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

（二）教学方法相对单一，亟待多样化

目前，《宏观经济学》授课过程中大多数还是以教员讲授为主，学员的参与相对较少。很多课堂教学中，教员的教学基本功是扎实的，但教学方法手段与军校教育的特点规律还不相适应。或墨守传统，坚持“单向输出”的“满堂灌”；或偏重形式主义，采用“图看头”“争彩头”的“花式教学”。客观来讲，教学方法手段应服从服务于教学内容，以最大化学员的学习效果为基准。因此，传统的课堂讲授不能一概否定，但应增强教学语言的感染力；多种教学方法的采用也是必须的，如案例式、研讨式、互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可以活跃学员思维，但也不能过于追求实质教学内容之外的“泡沫”。在课堂教学中，另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教员对课堂教学设计尚未达到收放自如。教学设计思路不够明晰，逻辑不够严谨，对很多学员可能提到的问题缺乏预先设置和准备，不能引导学员深入思考和讨论。这些相对刻板的教学方法，缺乏与学员交流互动，既不能充分调动学员参与课堂的积极性，也会让教员和学员之间产生距离感，降低学员的学习热情。

（三）教材的选用与教学需要脱节

选择适合于专业要求和教学需要的教材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学员的接受程度和教员的教学效果。而目前在教材选用上，我院选择的是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五版，当然这也是地方财经类高校的普遍选择。问题在于这一教材明显模仿了外文版经济学原理等书，很大程度上带有西方国家院校教学的特点。这就使得目前所使用教材中，十分缺乏结合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分析或案例。而有针对性得联系现实经济热点问题教学，又恰恰是这一课程的生命力之所在。在这种现实差距下，如果教员不能充分地进行补充和拓展，学员会对所学习的知识产生与现实相去甚远的感觉，从而降低学习的积极性。

（四）教学安排的科学性有待提高

由于《宏观经济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授课量内容较多。国内知名大学的经济类专业或者专业的经济类院校，微观、宏观经济学分学期连续开课，每部分最低为80学时，而我院《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共计80学时。从教学实践来看，这一学时设置明显不能满足最基本的教学需要，导致教学内容大量删减、省略，学员对经济学的学习了解过窄过浅，导致在后续的专业学习中，很多学员经济学基础不牢，直接影响对其他经济类专业课的理解学习，不能满足学员经济学专业素养持续培育的基本要求。

另外，由于开课时间比较集中，我们一般由多名教员各自承担不同教学班次的教学任务，每个教员在集体备课的基础上，按照个人安排完成全部内容的讲授。一些年龄较大的教员在教学经验上比较丰富，但教学方法可能稍显陈旧；而一些刚刚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员，拥有足够的教学热情和鲜活的教学方法，但教学经验相对不足，需要不断摸索和积累。这种各自授课的安排，既缺乏教员彼此间的交流互补，也不利于教员对于各自专长问题的理解和深入挖掘，不利于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二、对《宏观经济学》教学的若干建议

（一）合理安排授课内容，因需施教

教员应该认真领会授课学员所属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根据课时量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和进度。比如说，我院财务、审计专业学员较多，在教学过程中，我们相对加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内容的学习，更倾向于引导学员运用经济学原理的思维方式，结合国防费结构、军事支出与宏观经济的关系等内容，注重经济学原理在本专业领域的结合运用。

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为使学员能充分理解掌握教学内容，首先根据以往教学得到的现实反馈，着重将难以理解、比较抽象的原理和模型，分散到各个现实案例中去讲解，边讲模型原理，边解释如何应用。在具体内容上，注意将当前国家宏观经济的最新数据、形势及国家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及时补充到课堂教学中。如将十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学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时，加入到教学内容中。类似这样的结合既便于学员理解经济学原理，也便于学员充分认识和理解支持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激发学员参与讨论及学习的热情。

（二）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活跃课堂

目前的学员大多为“90后”，整体上属于个性张扬、思维丰富的群体，单一的教学方法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让课堂气氛活跃起来，是教员在教学中必须下足功夫思考的问题。高效运用多媒体，制作文字内容适度、画面生动活泼的多媒体课件，并和必要的板书相结合，如一些重点模型的分析、重要变量关系的推导，需要在黑板上作详细的解释，是学员能够紧随教员的思路；一些与经济事实关系较为紧密的章节选择采用案例分析或者分组讨论的方法，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分析美国历届政府实施这些政策的背景、目的和效果，也可以分析近年来我国政策实施的情况，这有助于学员更深刻地理解两大政策的含义和应用。再比如通货膨胀和失业这章，一方面，我国近年来面临较为严峻的通胀形势；另一方面，就业、失业问题大家关注较多，具备充足的讨论素材。教员采用让学员结合我国具体情况查阅资料、分组讨论、课堂发言等形式，容易营造师生互动的、活跃的、轻松的课堂氛围。教员在组织讨论发言的环节中不仅扮演组织者的角色，更重要的也是参与者，可在学员发言过程中提问或者辩论，在发言后进行客观的评价和总结。当授课班次的学员素质普遍较高时，采用研究性教学方法效果也不错。在新学期开始把教学内容与经济热点相结合，分成若干专题，组织学员按兴趣加入讨论小组，自行查找资料，自己设计演讲，对某一宏观经济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个人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和疑惑。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学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也可以提高其科研能力，尤其有益于那些打算继续深造的学员。

（三）提高授课教员水平，组建团队

教员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员的教学理念、方法和对所授课程内容的把握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宏观经济学》这样的课程对教员的教学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具备良好的表达能力，更需要广博的知识面，善于捕捉各种宏观经济现象，结合到抽象的宏观经济理论当中，做到深入浅出，为学员答疑解惑。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学团队，合理搭配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和年龄结构，加强团队成员的日常交流和学习，课程教学组在统一课程教学设计的基础上，多安排试讲和任课教员间相互听课活动，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有利于深化教学内容，及时传递共享教学信息。积极为青年教员提供锻炼的机会，如可以派出到地方相关高校听课交流，积极申报、参与相关科研教研课题等，形成分工合作，互补交流的教学团队氛围，使得每一位团队成员的教学水平都有所提高。

三、提高教学质量的拓展思考

教学和科研是每个教员的两项重要任务，从理论上讲，二者既不能有所偏废，更不会存在矛盾，“以研促教”“因教而研”本应该是浑然一体的良性循环。即便跳出《宏观经济学》的范围限制来看，我们每个教员的工作都适用此规律。那就是科研应该源于教学中发现的问题，深入分析解决问题，再指导反馈到教学当中，二者应该属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但现实工作中，由于观念的偏差及量化指标的压力，加之教学在短期内难以实现量化收益，不少教员过于注重对学术研究的量化追求，单纯为“科研”而“科研”，学术研究既无实践来源，也无应用空间，仅仅局限于文字的堆砌和数字的推导。“科研”与“教学”毫无瓜葛，教学科研两张皮，不仅不利于教学科研成果的相互转化，也牵扯了教员的有限精力，最终造成学院教学科研整体水平上不去，人才培养质量大打折扣。

全方位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就应该摆正教学的中心位置。其他一切学术研究及保障均围绕教学展开，使教学准备不间断、教学研究成体系、研究成果促教学。在教学内容上，注重将当前部队建设中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梳理成“问题研讨”的教学专题，增强人才培养的岗位指向性。在教学方法上，尽快实现与部队同步，即部队怎么用、院校就怎么教，部队怎么练、院校就怎么训，营造近似部队直至实战的氛围。在学术研究上，可通过在基层部队建设教学科研实践基地，组织教员、学员去调研、实习、参加演习、代职锻炼等，使广大教员和学员能够亲历调查采访，撰写切身体会的调研报告和代职总结。这既可以为教学提供第一手的鲜活资料，又可以为全院学术研究提供部队现实问题的选题，最终研究成果一方面可用作真实的教学案例佐证教学；另一方面，还可直接应用解决部队问题，一举多得，良性循环。带着问题去调研，从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同时又在实践中发现和提炼新的问题，由此教学科研体系得到不断完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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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孤立的、一次性的，还是普遍的，同时兼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起性质的？

两个月之前，许多经济学家仍认为中国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CPI上涨很大程度是一次性的，是猪肉和粮食价格上涨造成的。外国因此将中国的通货膨胀戏称为“小猪周期”。而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经比较严重，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心。理由如下：第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明显超过了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一般的经济理论，通货膨胀的发生一般都有一段时间的滞后，而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情形已经持续了几年。第二，现在不是个别农产品的价格在上涨，而是农产品价格普遍在上涨。不仅是农产品价格上涨，而且农产品生产的投入价格也在普遍上涨。第三，现在一般老百姓中已经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对通货膨胀上涨的不安情绪正在弥散。第四，近年来工资和薪酬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第五，中国存在严重的价格扭曲和长期的负利息率。第六，近两年股市非常火爆(现在似乎已开始趋冷回调)，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飙升，中国的财富效应也不可小视。第七，全世界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趋势，原材料价格在上涨，石油价格在上涨，农产品价格在上涨。中国是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全球价格的普遍上涨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物价上涨造成严重影响。

3.为实现相对价格调整，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是多少？

目前，中国仍存在许多价格扭曲。对这些价格扭曲进行调整，在前两年不是问题，而现在却有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通货膨胀。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继续进行价格调整。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香港的货柜车继续在深圳加油，不希望农民继续承受“谷贱伤农”之苦，不希望让企业继续浪费不可再生资源、不受惩罚地污染环境。因此，相对价格调整不应拖延，时不我待。

但是，由于物价下调的刚性，相对价格的调整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考虑中国所能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到底是多少？过去央行的参考目标是3%，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容忍度是6%，有些人则认为更高。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认为6%是不可取的，4%已经是极限了。通货膨胀率应该保持在4%以下。

4.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是否应该采取不干预政策？

关于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似乎没有进一步争论的必要，结论应该已经很清楚。应该讨论的问题是，政府有无权利和义务对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进行干预。现在许多人认为政府对资产价格不应该进行干预。我们可以干预通货膨胀，但对资产价格仅仅是“关注”。我以为政府确确实实应该尽可能避免干预资本市场，不应该贸然刺破泡沫。但是，在必要的时候，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政府不应该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该出手时就出手”。看看香港、看看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政府在股市发生剧烈波动时的政策，我们不难找到答案。在前一时期，尽管在细节上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但政府为稳定股市所做努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当时的努力，就不会有当前股市较为平和、冷静的心态。

5.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否过快？

2005年底，当时国家统计局的负责人称中国的投资率是48.6%。在最近几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幅度继续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但投资率的统计数却降低了。中国的投资率到底是多少？我想至少应该是45%。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对比，这个比率确实非常高。现在学术界也普遍认为：中国现在的投资率相当高。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推动的。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推动的经济增长有很大不同。它在当前创造经济过热，在未来却会创造生产过剩。

6.在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之间，是否存在替代关系，是否应该用通货膨胀换取汇率的稳定？

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汇率和物价是一个多变量动态系统中的两个变量。理论上说，给定其他变量，我们可以确定升值和通胀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某一给定值域的时候)，两者存在替代性。在另一些情况下(其他变量处于另一给定值域的时候)则不存在替代性，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但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升值和通胀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

理论上说，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而汇率升值又缺乏弹性时，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实际汇率升值，直至国际收支最终实现平衡。换言之，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情况下，不升值或升值不够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恶化，但通货膨胀本身并不一定是由汇率原因造成的。中国当前的通货膨胀同汇率有关，但并非全是汇率之过。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问题，11.5%的经济增长速度、全球范围内石油、矿产品和粮食价格的上涨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因此，政府不应该把汇率升值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工具。正确的政策反应应该是采取紧缩性财政、货币政策，而升值应该是货币政策的副产品，让汇率升值是为了使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但贸易逆差可能会恶化)。如果政府担心贸易逆差对出口产业造成不利影响，政府可一方面紧缩货币，另一方面允许汇率贬值以避免贸易逆差的进一步增加。在目前情况下，中国的汇率升值以减少贸易顺差的政策目标同紧缩性货币以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正好并行不悖。升值的加快不仅有助于实现贸易平衡，而且可以为货币紧缩留出更大空间。既然是“一箭双雕”、“一石二鸟”，那就没有必要弃而不用。

7.在中美利差缩小、人民币升值幅度给定的条件下，中国是否还有提高利率的余地？

在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在2005年汇改前后，央行特别注意所谓的利率平价，我们希望汇率升值的年率为3%，于是努力使市场形成这样一种年率为3%的升值预期。在这样一种预期已经形成的前提下，我们非常注意保持和美国的利差，使中美之间的利差保持在3%这样的幅度。央行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直到前不久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问题是，利率平价在中国不一定适用。首先，中国存在资本管制。其次，中国资本市场并不是有效率的资本市场。最后，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对于外国人来讲存在风险过大的问题。即便中美之间不存在3%的利差，3%的升值预期也并不足以引起大量跨境套利、套汇资金的流入。而跨境资本的流入很可能是为了追逐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20%、30%，甚至更高的资本利得。真正关心3%升值预期的大概主要是中国企业。而相应资金的回流大概主要是为了减少可能的汇率损失(同时也是为了获得升值受益)。但这些企业一般是制造业企业，进行金融投机的能力和动机应该是有限的。过去外资进入主要是为了在资产市场套利，所以维持利差作用并不大。但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已经很高了，对外资也有很大的风险。至少在目前，为在资产市场获得资本利得而流入的外资量可能不会很大，利差也仍然不会吸引大量外资进入。应该说，中国仍有一定加息的空间。所以，央行应该根据减少流动性过剩的需要提高利率，而不必过多关注中美之间的利差。

但是，也应该看到，如果中国继续升息，而美国进一步减息，中美之间的利差肯定会越来越小。如果这种利差进一步减少，升值的预期进一步增加，套汇套利资金的流入确实有可能急剧增加。到时候我们就只有三种选择：一个是加强资本管制把套汇套利资金挡在国门之外；一个是让人民币升值去吸收过剩的流动性；最后一个办法是进一步加大对冲力度(如果还有余地的话)。除此以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8.为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自由化的步伐，是否应该通过鼓励资本流出来减轻升值压力？

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设法把过剩的流动性引导到国外去，由此减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通过引导资本外流为升值减压同制造通货膨胀以替代汇率升值“有异曲同工之妙”。为此，我同样认为，不应该把放松资本流出作为为升值减压的手段。因为这里有一个周期性问题和发展趋势问题的区别。资本项目自由化是长期性的，结构性的，一旦实施是难以逆转的。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短期的，是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要根据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而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涉及法律、制度、国际惯例、国家信誉等问题，一旦实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如果周期方向发生变化，需要遏制和控制资本流出，将要付出非常高的代价。

我在过去一再强调，中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列世界100名之后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成为世界的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但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同时，中国又担心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会给出口企业造成重要冲击。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难以改变其贸易结构，中国资本流出(通过资本项目或通过外管局和中国投资公司)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应该统筹兼顾地研究资本外向流动战略。什么类型的资本可以先流出、什么后流出？什么行业的流出应该鼓励、什么不应该？什么地区优先、什么地区禁止？是并购、参股？是债权、证券还是不动产？什么类型的企业应该成为海外投资的主体？所有这些都应该有一个通盘考虑，有一个长远安排。如果资本外流确实能够在充分考虑风险的条件下，得到较高的回报率，那么应该制定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计划，允许资本流出，但这种流出不应该作为汇率减压的手段。

9.中国的资本管制是否依然有效，我们应该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还是尽快解除资本管制？

不少人认为管制是无效的，但是外管局在其去年7月出版的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外汇管制总体上是有效的。”国内外学者运用价格度量和流量度量所作的规范研究都发现中国的资本管制还是有相当有效的，既然依然有效，我们就不要轻易放弃。

维持资本管制的根本理由是：中国的经济体系仍然十分不完善，金融体制依然脆弱，各种不平衡持续恶化。在中国，寻租、套利、套汇的机会比比皆是。在经济增长持续的同时，中国的财富再分配过程如火如荼，整个社会中充斥着的浮躁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经不起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

我们应该根据我们的法律，根据中国改革的实际，根据稳定宏观经济的需要，对资本的跨境流动加强管理。资本管制的解除必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步。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大方向，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中国最终完成经济改革之前，在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之前，人民币不应该实现自由兑换，我认为五年之内我们难以实现这么一个目标。

10.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哪里？

中国流动性过剩来自两个方面：货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过剩的流动性等于货币供给减需求。在供给不变的时候，需求减少也会产生过剩。资本市场的获利机会和通货膨胀造成的负利息率导致货币的需求减少，也会造成流动性过剩。即便央行通过对冲政策把货币供给方造成的过剩流动性充分吸干，过剩流动性依然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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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思考，2001－2002年价格总水平变动的性质及其影响值得认真分析。过去两年当中我们基本上有1％的通货紧缩，而且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包括投资品的价格指数这两年在多数时期也是负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甚至是一3％-－5％。但这似乎并没有阻碍投资进一步地增长。这和一般的逻辑分析是有差异，一般理论认为，价格总水平下降，预示着生产能力的过剩，人们预期的投资收益下降，投资水平就会下降。而当前的情况似乎并没有显示出这样的关系。这就需要分析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应该说在1996－1997年，通货紧缩刚刚发生的阶段，当时主要是由总需求的萎缩导致的。因为当时采取了宏观调控政策压缩总需求，特别是银行的坏账高到一定水平之后，货币当局紧缩了银根，采取各种方法控制不良贷款的增长，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信贷的萎缩”，出现了“银行惜贷”一类的现象。那时的价格总水平下降，是典型意义上的通货紧缩。但是物价水平下降还有另一原因，即生产率的提高。这种由提高生产率而引起的价格水平下降，严格意义上应称之为成本下降型的价格总水平下降，而不是货币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我国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在技术能力、体制效率的提高方面初见成效，遂使各种产品单位成本逐步下降，市场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包括价格的竞争，迫使价格随成本下调；这样一种价格水平的下降有其积极、健康的因素，而且不一定会阻碍投资的增长和总需求的增长。这种现象并非仅是我国刚刚发生，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因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成本下降，出现过价格总水平长期持续下降。

二、宏观经济政策的相机抉择

现在应该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过去几年实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应该进行调整：在民间投资已经有了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应该做怎样的调整？16％的投资增长率在没有通货膨胀甚至还有一些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可说是已经高于正常水平。尽管2002年的投资增长还谈不上过热，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具有恢复的性质。但是现在需要我们密切关注下一步投资增长的趋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投资增长的几个因素还都存在：第一，目前协议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率仍高达30％以上，外资的增长今明两年还会保持较高的势头，世界上各大跨国公司向中国投资的意向依然非常强劲。第二，国内受经济形势逐步向好的鼓舞，投资者对未来预期进一步乐观，投资将会进一步增长。如果这种势头在2003年继续保持下去，政府就应开始考虑适当减少政府投资，以抵消非政府投资过快增长的效应，至少今年政府安排的投资总量不应在200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保持相同的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逐步减少政府投资的比重。

2002年虽然淡不上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预期也基本不存在，甚至在上半年还有一些轻微的通货紧缩，但是应该看到一些局部产业已经出现过热的迹象。比如说2002年我国的钢铁生产从上年的1亿5千万吨提高到1亿8千万吨，而冶金工业投资的增长速度非常快，达到53％，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该产业就很可能在一定阶段出现生产能力的过剩，这显然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此外，房地产业，在最近几年大规模提高住房信贷的同时却有更多的房产商感到资金紧缺，这种现象，也值得警惕。所以，尽管我们现在还谈不上经济过热，还谈不上有什么泡沫，也应该对经济进行及时的“微调”，防止一些问题的产生。

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基本作用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在短期的经济波动过程当中“拾遗补缺”、“多退少补”--当民间投资少的时候，政府就多投一点；当民间投资多的时候，政府就少投一点，以保持总供求之间的平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是由市场、企业、民间的活动而决定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在总需求不足、增长率下滑的时候，“托住”经济（严格说来不是什么“拉动”经济），使市场的各种因素得以“复苏”；而在总需求过大的时候，则是压缩需求，使经济“冷却”下来。从政府决策者的角度来说，不要认为政府可以在没有民间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情况下支撑长期的增长；从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看，也不要指望只要政府投资，经济就一定会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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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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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的经济体制有了翻天覆地般变化，一方面要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整性，突出体制作用，另一方面要确保市场环境符合经济规律，利用法律加以完善和制约，因此，经济法便随之而来。当前，许多企业单位打法律的“球”，产品垄断、恶意投标等现象十分常见，需要国家为此做出改变，以经济法为准则，不断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力求打造一个良性竞争、持续发展的市场环境。

一、经济法对宏观调控的影响

首先，经济法为我国经济带来了监控作用。时代在变化，经济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符合自身经济实际水平的情况下走出了国门，与他国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对经济全球化来说，利弊是共存的，各国的经济联系已经成为了一个整体，也就意味着某国经济隐患一旦爆发为经济危机，其它国家难以独善其身。因此如何有效把控经济风险，是当前经济形势下不容忽视的问题。随着经济法的不断成熟与完善，国家经济存在的隐患与风险能够有效避免甚至排除，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甚小，因此可以说，经济法的作用十分显著，使我国在全球化经济的浪潮中稳如泰山。其次，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而使我国经济结构产生了质的改变，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成效固然可观，但是其中存在的客观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进行了解的。当前我国市场环境并不乐观，存在恶意竞争的现象，如企业只顾眼前利益，垄断市场后降低生产成本并以高价卖出，这种变向获取经济利益的不良行为一方面使消费者蒙受不白之冤，另一方面打破了市场原有的经济秩序，严重破坏了市场环境。经济的存在能够抵制不良商家的不法行为，政府在经济法的引导下，利用宏观调控职能保证了消费者的权益，使市场经济得以良性发展。最后，经济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体现。单就我国而言，要保证政治经济稳步前进，体现社会主义理论的构造，需要确立一个与之对应的体系，法制建设正是该体系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援助，经济法作为我国法制体系的重要一环从经济方面对法律进行查缺补漏，不仅保证了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发挥，也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二、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有效运用

政府利用经济法进行宏观调控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其一，宏观调控法规需要符合现有的法律内容，除特别情况外一般参照宪法，相关法规不能与法律及宪法有所冲突，否则该法规将不予承认;其二，相关部门监察政府收支情况，如某地政府需要投资企业、工程等项目一般先由政府人员进行科学实地认证，而后参照法定内容交予上级进行核实审批;其三。针对企业上市、分化垄断以及外企介入等经济事件，要对企业一方在法律上给予支持并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以相关法律流程执行;其四，政府对另一方进行处罚，处罚内容与方式要走法律程序，例如对被罚人给予法律允许范畴内的援助;其五，风险分析要权衡双方利弊，政府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要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采取相应措施，一方面要以维护公众利益作为第一行事准则，另一方面还要尽量减少另一方的损失，力求做到双赢;其六，政府行使宏观调控权力，相关部门要对其进行监督，避免宏观调控出现不合常理、不法等现象。此外，作为与政府对应的相对方来说，也应该具备一定的自利:其一，政府给出调控方针及手段后，在执行政策的同时要保证方案符合实际发展需求，一般来讲，相对方的赢损完全由自己掌握，拥有自选权与自行权，针对强行干预的现象允许以法律方式解决;其二，宏观调控说到底是对团体或个体进行调整与改革，相对方会因此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因此允许相对方将个体意愿纳入调控方案中，相关部门需要对合理建议进行采纳;其三，如宏观调控存在不合理行为，相对方应勇于提出质疑要求政府再次核实，同时请求监督部门给予支持，如有必要可直接介入司法调查;其四，宏观调控造成损失情况，相对方与政府应就补偿问题进行商讨。

三、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对经济法进行初步了解，研究了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及影响，并提出有关建议。除以上内容外，执法人员需要提高整体素质，坚决执行有关法律，做到不妥协、不动摇，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吕叶．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分析［J］．南风，2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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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5－0002－06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资源如何运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自身效力，在促进金融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带动整个经济的全面发展，这一问题已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直观而言。宏观金融效率表现为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功能。Greenwood和Jovanoic(1990)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积极的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的进程刺激金融市场更积极地参与从而促进金融发展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金融机构通过收集和分析从许多潜在投资者获得的信息，允许投资项目被更有效地推行，从而促进投资和经济的增长。Jose De Cregorio和Pable Guidotti(1992)对1960－1985年98个国家的分析中发现，私人部门的贷款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但12个拉美国家1950～1985年信贷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Chani(1992)以1965年的数据估计了50个国家的情况，发现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Rajan(1996)研究发现，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和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增长快于那些金融体系相对较弱的国家。Arestis等人(2001)使用5个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采取时间序列研究方法，检验了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银行和股票市场都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银行的效应更大。Hermes和Lensink(2003)的研究表明，金融部门通过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投资效率等渠道影响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模仿效应，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

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金融因素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但研究结果各有差异。周立，王子明(2002)对中国各地区1978－2000年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张兵，胡俊伟(2003)应用谱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领先与滞后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中国金融发展远滞后于总体经济发展的结论，并认为中国金融发展存在着对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模仿”，正是“模仿”产生了金融发展的时滞。林勇，禄兴能(2010)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存在从经济增长到金融发展的单一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需求跟随”的关系。

目前国内外文献关于金融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相关关系的研究，一些文献也仅限于在极有限的年度数据期区间上分析二者的线性波动关系，但用动态方法和从效率角度研究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的文献却不多见。因此，本文立足贡献度即效率角度考察金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脉冲响应模型并引入三个金融变量来全面考察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冲击影响；采用季度数据来扩大样本容量，从而弥补年度数据的不足。

二、数据及方法

(一)指标及数据

本文所选择的经济指标为国内生产总值，以GDP表示。以MR、CR、R三个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状况，MR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减现金再除以国内生产总值算得。选择CR(银行信贷与GDP之比)作为金融发展的第二个指标，因为国内信贷主要被用来为国内企业的投资活动进行融资，它代表了单一的最为重要的投资资金来源。R为一年期存款利率。

以上指标采用季度数据，样本区间为1981－2009年。原始数据来源于各期《中国统计月报》、《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中国统计》及统计局。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银行信贷以国家银行提供的贷款表示，1991年以前的季度GDP通过季度工业生产总值折算而成，1992年以后的季度GDP为实际值，所有季度GDP调整为以1990年的不变价表示。所有数据都取自然对数。

(二)方法

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时，传统上要求所用的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即没有随机趋势，否则，将会产生“伪回归”问题。为了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的现象，首先，利用Dickey＆Fuller提出的考虑残差项序列相关的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对于非平稳性的变量进行处理使之成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变量是单整的，运用Johansen提出的协整检验(JJ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得出协整检验的结果以后，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Granger Causality Test)判断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短期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基本原理是：如果变量Y2过去和现在的信息有助于改进变量Y1的预测，则说明变量Y1是由变量Y2格兰杰原因引起的(Granger-caused)。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最重要的是滞后时间长度的确定，在实际分析中检验的功效取决于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如果滞后期数随机确定，检验结果会出现错误。在该项研究中，最优滞后期数的确定是按Schwarz评价准则(SC)确定的。在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检验的基础上，最后进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以分析变量之间关系的强度。

三、实证分析

(一)协整检验

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Unite Root Test)，以检验GDP、MR、CR和R的平稳性，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对于变量GDP、MR、CR和R，水平序列的r检验值都大于临界值，一阶差分序列的r检验值则小于相应的临界值，说明这些变量存在一阶单整。

接下来对这几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为了考察GDP、MR、CR和R是否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采用Johanson和Juselius于1990年提出的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变量GDP、MR、CR和R在5％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变量GDP、MR、CR和R之间的方程为：

GDP＝7.25873＋1.36588MR＋0.69312CR－

(25.0320)(11.1429)　(17.7316)

0.16687R

(13.5957)

上式为变量GDP、MR、CR和R的长期均衡关系。括号内的数值为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在协

整基础上，考察GDP、MR、CR和R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当确定5％的显著性水平时，GDP在滞后1期情况下明显是MR、CR和R的格兰杰原因，同时GDP在滞后2期的情况下还是MR和R的格兰杰原因，而MR、CR和R却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MR的3期和4期滞后值是CR的格兰杰原因。

(二)脉冲响应

接下来进行脉冲响应分析，描述GDP、MR、CR和R四个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系统对各个变量一个方差新息扰动所产生的反应。

图1显示GDP的一个方差新息对其自身和其他变量MR、CR、R的影响，从图1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GDP对其自身的新息有较强反应，反应度高达0.04，以后逐渐回落。经济增长率GDP的新息对MR和CR有正向影响，说明经济的快速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金融的发展程度。R对于GDP的新息在第一期几乎没有反应，以后呈负向反应。

从图2可见，MR一次意外上升对各变量产生的影响是明显的。在MR一次性意外上升及其他变量的共同作用下，总的趋势是逐步下降。MR的上升使其他变量产生如下反应：(1)在MR意外上升的冲击下，GDP在第1期并没有反应，以后随时期延长会显著增加。(2)CR上升立即产生相应的变化，但随后会出现下降趋势，但从长期看，CR会恢复到最初的水平。(3)当MR上升时，利率表现出“流动性效应”。即货币供应量增加时，利率下降，但利率下降以后并没有调整到原来的水平，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利率管制政策，中央银行调整利率是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市场缺乏对利率的引导作用。

从图3可知，CR一次意外上升对各变量的影响有显著差异。CR对其自身的新息反应很明显，立即上升至O.02水平以上，但以后逐渐回落。CR的上升产生如下效应：(1)GDP短期内上升，在第2期达到高点，随后下降，并由正转负，说明贷款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信贷机制受行政影响很大，信贷的使用缺乏效率，因此，从长期来看，贷款对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起到积极作用。(2)MR在短期对于来自CR的冲击不产生反应。但在第6期以后有逐步下降趋势。(3)贷款的增加伴随银行利率的下降，说明中央银行在信贷扩张的同时，会降低贷款利率。

由图4可知，利率的一次性意外上升以后，在其他变量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回落，说明中央银行根据滞后的经济变量对利率的调整过程。利率上升会产生如下影响：(1)利率变动对货币供应量、贷款的影响显著，利率的上升使得这二个变量下降，在第2期下降到最低点，以后逐步回调并分别在第11期和第8期有微小增加趋势。(2)GDP在短期内出现很轻微的下降，随后逐步上升，但幅度很小，表明利率对GDP的影响很小。同时可以设想利率下降的相反情况，从1996年以来连续降低利率对于经济发展没有显著的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1)变量MR、CR和R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不同的变量而存在差异，说明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单一的金融发展指标难以准确反应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2)经济发展促进了金融发展，无论是MR还是CR指标对于经济发展的反应显著。(3)单个金融变量的脉冲响应说明变量MR、CR和R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MR的作用相对较大，CR在短期内有正效应，而长期即存在负面影响。利率R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微弱，这在1996～1999年连续7次降低利率表现得特别明显。

(三)方差分解

由GDP、MR、CR和R构成四个向量自回归模型，以下分别对GDP、MR、CR和R等变量预测误差方差进行分解，观察各个变量的新息对其它变量各期预测误差方差的贡献。

表4是GDP的方差分解表，通过方差分解可以考察经济发展的方差被各变量所解释的情况。从表4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方差被MR解释的部分超过了被CR和R的解释部分，在第2期，MR可以解释经济发展方差的1.7920％，而CR却只能解释经济发展方差的1.0641％，R的解释能力更小，只有0.1063％。这说明经济货币化是我国一个重要的金融发展变量，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于信贷的影响。另外，方差分解表还显示信贷变量在第3期以后对经济发展的解释力逐渐减弱，而MR的解释力却显著增加，MR的解释力在第2－10期提高了5倍多。

表5是MR的方差分解表，从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变量GDP对MR的方差解释力远远超过贷款CR和利率R的解释力，并且GDP解释力随着期限延长迅速提高，在第1期GDP的解释力为1.2402％，第3期达到9.1851％，在第10期GDP对MR的解释力已上升到37.8002％，说明GDP对MR的影响是显著的。CR和R这两个变量对MR的解释力都较小，但比较而言，利率R对MR的影响大于CR的影响，CR的解释力始终没能超过

从表6来看，GDP、MR和R对CR的解释力都较强，在5期以内MR对CR的解释力大于GDP的解释力，但从第6期开始GDP对CR的解释力超过MR的解释力。货币供应和经济发展两者对CR的解释力超过50％，利率对货款的解释力维持在4％以内。

篇10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是通过对员工进行系统及有效的技能、企业文化的培训过程，这项投资的直接收益可以提高企业人力资源个体各种才能和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整个组织的效能，增强生产能力和竞争力，实现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其间接收益是市场繁荣、社会福利改善，保障或加速一国经济的增长。

在宏观经济激变中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家，企业可持续竞争力与人力资源及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其开发和培育企业人力资本也被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所重视。这些国家中，企业在职培训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5％，早在1981年，美国企业用于职工培训的经费就达300亿美元，而现在，美国工商企业每年用于在职培训的经费已达2100亿美元，分别超过中等及高等教育的经费；英国每年用于在职培训方面的费用约为330亿英镑；法国把加强在职人员培训看作是企业生存的战略因素，在2000人以上的企业，有93％组织了内部培训(王传永，2000)，而日本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及成功更是令人瞩目和深思。

企业收益的源泉是以人力资本为主体运营物质资本创造的新价值，日本企业把人才培养看作生产竞争的关键，提出“生产靠人，人靠研修”的口号，根据产业训练协会的调查，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培训率达到100％，实行全员培训，即使在30到90人的中小企业培训实施率也在88％。在日本企业内职业训练大发展的60、70年代，这也正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这项投资在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如果日本教育有什么秘密武器的话，就是企业内再教育这个法宝(陈晖，1989)。”人力资本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特别造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与学校教育一样、企业培训极大地提高了员工的素质和潜力，合理地配置和使用了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一部日本经济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历史。长期以来成功的人才竞争战略，不仅使企业茁壮成长，更使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我国的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大致为年度350亿元，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资料显示，我国有近一半企业的员工年均培训经费为25-50元，有30％左右的企业，该项经费在25元以下(王金营，2001)。尽管企业培训能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存量的方式加速经济增长，然而我国企业长期用在培训方面的投资，总量太少、投资效益不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虽然我国的企业培训也有些经验，但与国外大量的培训投资、成熟的培训体系、良好的培训效果相比，差距显而易见。针对国际经验的比较和研究，可以为我国企业培训投资提供参考，对企业以及我国经济发展均具有现实的意义。

二、日本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比较

日本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从战略到体系十分成熟，一直以来，为众多国家学者或企业组织所研究和借鉴。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理念

在日本，经济界人士有一个共识，即：提高企业生产者的素质是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前提，良好的职业培训则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由之路。事实证明，职业培训为日本企业培养了一支高质量的劳动大军，促进了日本工业的现代化。

日本的企业向来信奉“人才就是人财”，日立公司总经理吉山博吉说：“我认为组织就是由人组成的，建立多么好的组织，没有人才是不行的，培养人是最为重要的”(张锁柱，1990)。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长期以来，日本企业就很重视人在企业经营中的能动作用，强调员工创造性、积极性和忠诚度对企业的重要作用。把人看作是生产经营最重要的因素，培训投资是最有效、最值得的投资，把企业教育定位为“塑造现代企业人的再教育”。1960年，池田内阁制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明确提出：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提高人的能力”，“而要提高人的能力，就必须提高全体国民的教育水平”。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日本对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企业内的人力资本投资更处于稳定增长的势头，即使在1973-1983年经济低速增长时期，企业内教育训练费的年增长率也维持在10％以上，平均可达11.8％，而同期的工人工资增长率仅为10.4％，前者超出后者1.4个百分点(孔海燕、阎燕，2000)。

日本企业以“全员培训”和“职层培训”为基本原则建立适应性教育培训和多层次系统培训，即对新职工和一般职工要进行教育，对于一般干部和公司一级领导也要进行教育，按照企业职能来确定合适的培训对象、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和方法。企业把培训作为“企业秘密”来看待，使之与企业的经营计划相衔接，注重连续性和长期性，因此多数企业都制定长期和年度企业培训计划，对于职工的培训，按计划进行，少数企业则根据需要随时进行培训。日本企业培训注重人才潜能开发，对人才的培养具有一贯性和长远性，有利于养成职工对企业的献身和敬业精神。“事业即人”，具有超常发展能力的企业，都表现为人才开发能力超强，人才力量推厚。决定企业发展的最终力量是人，拥有人才的企业理所当然地发展快、成效大。日本企业往往致力于本企业人才培养，从高等学府录用毕业生，长期按计划进行培训。人力资源开发能力的强弱也是企业的魅力所在，更是集聚大量优秀人才的力量所在。

(二)人力培训制度

日本实行公共职业训练和民间企业职业训练两个体系并行制，且有严格的法律法规约束。公共培训机构主要由政府建立并提供经费，也有财团资助；日本从事职业训练的行政人员全国约有10000人。其中国家级有4400人(包括雇佣事业促进团4100人，劳动省职业能力开发局和中央职业能力开发协会各100人，日本伤残人雇佣促进协会100人)，地方5600人，都、道、府、县设有职业能力开发课和职业能力开发协会。民间培训机构由企业的培训机构和社会上各类培训机构组成。民间企业职业训练，基本由企业自己负责，政府在信息、经费、政策上给予帮助。

日本的大型企业一般都建有设备良好的训练基地，用于培养在职工人和新进厂的后备工人。目前经国家认定的职业训练短期大学有12所。企业兴办的职业训练学校有1277所，其中有376个企业单独建有训练学校，其余901所学校是由39万个中、小企业联合举办或由企业联合体的职业训练协会举办。目前在校

生约有159000人。中小企业联合兴办的训练一般租用其他学校来上课。费用由政府、企业资助。据劳动省的统计，日本中央和地方职业训练预算加在一起大约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0.029％，企业内教育经费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083％，后者近是前者的3倍(孔海燕、阎燕，2000)。

日本政府劳动省用于职业能力开发的资助项目有：(1)职业生涯能力开发补助；(2)能力开发补助；(3)自我启发助成补助；(4)技能评价促进补助等。经费的大部分用于中央和地方的公共训练设施，小部分用于企业，同时还有一部分用于援助海外职业培训项目。另外，对企业的资助是建立在企业必须开展培训工作的基础上，从而促使企业积极开展职业培训工作，也促使工人积极参加适合于自己的培训。

日本政府以“职业形成促进补助金”的形式支持、激励企业内的职业培训，主要有6种补贴形式：(1)为企业提供培训经费补贴：一方面为企业员工接受职业培训提供1/4的经费补贴(中小型企业是1/3)；二方面为受训员工提供1/4的工资补贴(中小企业为1/3)。(2)为企业提供“职业能力开发休假补贴”：一方面补贴企业员工休假期间参加教育培训评估应考费1/4的工资补贴(中小企业为1/3)，二方面补贴企业员工休假参加培训时工资的1/4(中小企业为1/3)。(3)以“长期教育培训休假制度导入奖励金”的形式，对企业员工在连续一个月以上休假期间参加职业教育培训，给予30万日元的奖励金。”(4)为企业提供“职业能力评估推进补贴”，补贴企业员工3/4的职业能力评估应考费；二是补贴企业员工在职业能力评估期间工资的1/4。(5)发放“职业咨询推进补贴”，这笔费用是发给专业的职业咨询机构，用于其接收委托的职业咨询服务年度所需费用的50％。(6)发放“地区人才高级化能力开发补助金”，一是为企业员工补贴参加这类职业培训所需经费的1/3(中小企业为1/2)；二是对企业员工在工作或休假期间参加这类职业培训时补贴工资的1/3(中小企业为1/2)。企业内的教育大约提供全部培训的3/4的机会，而公共职业培训只承担1/4的服务职能，企业内的职业培训在整个体系中起着奠定基础的作用，公共职培训则发挥着补充和保障的作用。显然，日本有一个稳定的、以企业内职业培训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体系。

日本强有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战略和措施，使其人力资源素质不断提高，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发展，2002年日本人力资源总量仅占世界的2.2％，但由于劳动力的科学技术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与智力资源的增长，使人力资本存量丰富，因而日本的经济规模始终居世界第二位。由此来看，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作用是提高了劳动力的质量，而高科技、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对企业的竞争力、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三)日本的经验

日本劳动力的培养一直遵循着资本运行的逻辑。战后初期，日本的经济从百废待兴中逐渐崛起，资本经过近十年的累积进入了扩大再生产即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产业界对熟练工人，技术工人，一线操作人员的需求空前高涨。同时，作为战后日本经济支柱的钢铁、汽车等重工业和家电等超大规模生产更需要那种具有技能技巧、有忠诚心、团队合作、严格服从指示的人。与此对应，日本大力投资学校教育，实行企业培训改革，基本上按照垄断资本亦或按照这种生产方式的需要进行，从而培养出具有上述特征的各级各类人才和熟练劳动力。也就是说同学校教育一样、企业培训是与当时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和协调，成为人力资本投资推动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成功的典范。

日本企业培训是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等劳动人事制度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现在该项制度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之下有所松动，但是，日本经济起飞和发展近50年的时间里受其约束，员工基本上一辈子在一家企业工作。企业为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对职工进行不断培训，唯其雇用合同的长期性、稳定性，企业培训机会成本的风险很小，因之，有足够的企业培训激励。就员工而言，年功序列制使得训练与晋升和工资挂钩，所以受训的积极性很高。

日本企业培训还有一个极其突出的特点就是技能培训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特别注重员工的职业意识及职业道德的教育，培养员工的忠诚。注重企业精神和道德精神的培养，包括：培养员工对企业的情感；培养集体主结合作的精神；培养员工个人品德、讲究礼仪、自我约束和遵纪守法；培养平等观念和贤能致业观念；加强组织风气建设等。此外，国家对职业培训给予政策和经费支持，也是日本企业培训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日本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观点逐渐过时，实际上，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增加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得多。人力资本理论、现代企业理论以及经验的证明都可以从不同的侧面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效率进行诠释。

经济学对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有两个角度：其一，是从斯密开始的对人力资本价值与收益的研究，其二，是科斯开创的现代企业理论。

(一)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投资和收益的思想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日益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对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论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1、人力资本收益研究的评述

关于人力资本价值与收益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早期阶段(20世纪60年代之前)。以斯密为代表，在《国富论》中把工人技能的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社会福利增长的源泉，他还首次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者技能如何影响个人的收入和工资结构。第二，形成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舒尔茨和贝克尔是杰出的两位代表。1959年，舒尔茨发表《人力资本投资：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人的知识、技能、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他构建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体系，测算出人力资本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对美国1929-1957年间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33％。贝克尔在《人力资本》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类型及其收益，围绕年龄、受教育年限、收人、迁移，构建了财富和人力资本的测度方法，计算出相应的收益率。第三，应用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人力资本理论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成功应用为显著特征。罗默1986年发表了《递增报酬与长期增长》的论文，提出完全内生化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认为长期增长主要由知识积累推动。卢卡斯1988年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中，提出了“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在卢卡斯等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还可以使其他投入要素收益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

2、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

人力资本是通过投资形成的、寄寓在劳动者身上并能够为其带来持久性收入来源的生产能力。人力资本投资除了学校教育还有企业培训，经过企业培训的工人。其人力资本存量能得到充实和增加，直接反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企业对人力资本的主要投资形式是职业培训。职业技术培训无疑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熟练程度、技术等级以及对工作的热爱和责任感，标志着员工人力资本的技能存量，对企业劳动生产率起着积极的作用。没有人能够在工作之前就掌握实际工作所必须的全部知识和经验，因为每一项工作中都有非它莫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此外，也没有理由认为上完大学就学到了一生的工作知识和经验，职业技术培训投资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企业进行职业培训需要支出一定的成本，而在职培训的收益率是在职培训成本的函数，如图：

在没有接受培训前，这个工人的边际收益产量是MRP0，经过培训后，工人的生产率模型是ABCD曲线。在职培训期间，工人的边际收益产量从MRP0降到MRP1，当完成了特殊的或者一般的培训后，工人的边际收益产量提高到MRP2。培训的成本就是在培训过程中减少的产品价值。图中的AEFB部分。通过培训而导致生产率的提高使企业和员工经济收益的改善成为可能，图中FCDG部分。

如果说劳动力市场的效率有静态和动态之分，静态效率是最优配置质量给定的要素，那么动态效率则是如何通过改进要素的质量来提高要素的生产力。企业培训的功能主要在于它能够有效地增进动态效率，因为对于既有劳动力的组合所产生的效率具有一次性的特点，而对于劳动力知识和技能的提高却是无限的。

3、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首先，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物质资本使用率。以利用外资为例，一些发展中国家曾大量引进外资，以求经济迅速发展，然而20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并未生产预算的效果，与此相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遭到严重创伤的西欧和日本在利用外资方面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此，发展经济学家明确指出，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巨大差异，除了制度和结构的因素，发展中国家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极为低下，资本吸收能力低，在这种人力资本的约束下，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并不能较快地提高经济效益。美国则是另一种典型的例子，人力、特别是高级技术人力资本的收益对美国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比物质的厂房设备要大得多。发展中国家如果注意到或更加重视人力资本投资的巨大作用，增加其投资力度，其效益就会在较长的时间里表现出来，如果忽视了人力资本投资，在较长时期里经济增长就会放慢。人力资本的间接效益性以及生产效益的滞后性是发展中国家忽视其投资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国民收入增长率高于国民资源增长率的差距被称为“余值增长率”。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1967年对英、美、西北欧等九国1950-1962年的经济增长来源作了研究，发现每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率都大于其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如果其他情况不变，产出与投入同比例地增长，而且，若再考虑到报酬递减的因素，产出的增长应慢于投入的增长。那么，产生“余值增长率”的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规模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中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最主要的原因。经济学家舒尔茨也有个计算，美国1929-1959年的“余值增长率”大约是3/5，其中教育收益占这个余值中的3/5-5/10。丹尼森的计算是：教育、医疗卫生、知识增进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总，占余值增长率的60％以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罗伯特・索洛教授的统计发现是美国GDP年均增长率的2.9％中只有约一半(1.4％)是由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量的增长带来的，余下的1.49％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获得的(张抗私，2000)，GDP增长率减去要素投入带来的经济增长率被称为“索洛余额”，如上分析，美国的索洛余额高，而相比起来东亚索洛余额要小得多，技术进步是人力资本的收益，因此索洛余额的高低是人力资本收益大小的具体反映。

科学在进步，技术也在发展，培训是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这种投资直接针对企业自身的特点、生产经营计划和长期发展战略目标，使其回报远远超过成本和风险，取得巨大的收益。

(二)现代企业理论

市场里的企业，被认为是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周其仁，1996)，因此，用科斯开创的现代企业理论来研究人力资本是另一条重要的路径。现代企业理论有两个主要分支：交易成本理论与理论。

1、交易成本的解释

交易成本是“一种以交易为基本分析单位，研究经济组织的比较制度的理论”(康芒斯，1994)，1937年，科斯在其《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为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产生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随着出卖这类信息的专门人员的出现，这种成本有可能减少，但不可能消除。在市场上发生的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也必须考虑在内。”科斯所谓的市场运行成本即为交易成本，包括：(1)发现相对价格的信息成本；(2)签订合同过程的谈判成本；(3)长期合同减少灵活性，从而引起风险增大的成本；(4)政府对市场交易所施加的成本(Coase，1937)。之后，威廉姆森进一步完善这个理论，把交易成本分成事前和事后两个部分。

“事前交易成本”有四种：其一，搜寻信息的成本。其二，协商与决策的成本。其三，谈判成本。其四，契约成本。威廉姆森还深刻分析了市场交易费用产生的原因或决定市场交易费用的因素，他将这些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交易因素”包括资产的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这其中资产专用性最为重要。资产的专用性越强，越需要交易双方建立一种稳定的、持久的契约关系(卢现祥、朱巧玲，2007)。

劳动力市场上企业与员工双方都必不可少地进行信息搜寻、协商谈判、以致签定相对稳定的契约。这种交易具有不确定性、艰难性与长期契约风险等特点。社会经济生活是不确定的，它从多方面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在交易过程中，既要面临环境的、还要面临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比如在一次易中，不确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在长期多频次的交易中，不确定性的影响则较大(卢现祥、朱巧玲，2007)。这无疑是一个艰难的结约过程，而一经建立、即需要一种长期的契约来减少各种交易成本投入的风险。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契约、或制度和政策，确实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2、理论的涵义

“事后交易成本”有三种：第一，监督成本。第二，

执行成本。第三，转换成本。威廉姆森认为：“人的因素”，即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是这三种交易成本发生的风险。科斯同样认为：企业乃“一系列合约的联结”；张五常强调：企业无非是以要素市场的交易合约代替了产品市场上的合约。企业合约不同于一般市场交易的关键在于企业合约中包括了劳务的利用，因此从企业合约的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需要注意人力资本产权形式的重要特点(steven Cheung，1983)；罗森简单地概括：人力资本的所有权属于体现他的人。

无庸置疑，劳动者是其人力资本的“人”，而在长期劳动合约建立之后，企业对其员工即要进行适合公司技术和文化要求的培训，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还要将这种“专有性资本”委托给“人”，这个“委托一”的过程信息不对称，亦有增加“事后交易成本”的风险。劳动雇用的长期合约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这样的错误，因为雇用稳定使企业对既有员工可以比较放心地进行培训，员工在这样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较长时期“干中学”当中，也可以积累人力资本，为企业带来收益。同时，由企业培训所带来的员工队伍的相对稳定，使企业可以得到有关劳动力能力和劳动态度等方面的足够信息，以此来减少不确定性风险。至于“人”和“委托人”在签约时的有限理性以及签约后的机会主义风险，可能引致监督成本增加或降低经济效率，这也可以在长期合约的背景下采取激励措施来防范。激励的对象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和控制者，通过物质和精神的双向激励把人力资本专属化，这种优化了的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可以发挥巨大的价值为企业服务，日本企业在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十分有效的成功。

以企业培训与员工辞职率的关系为例可以佐证如上的论断。一般情况下，企业培训不但可以增强员工的专属技能水平，也会增强对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的了解和认识，增强员工的忠诚意识。因此，企业培训的多少与雇员辞职率成反比，即企业提供的培训越多，员工的辞职率越低。在发达国家中，日本企业提供的培训最多，美国较少。例如1991年，日本79％的人在进入企业的第一年接受正式培训，而美国却只有8％，欧洲国家也不过19％。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员工任职的平均期限长于美国。参考下表：

由于日本企业长期稳定的就业政策，他们对于员工的培训以及政策的制定都有长期的计划，这有利于提高工人的素质、技术水平以及知识的积累，而且劳资关系的全面合作也增强了员工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提高了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美国Symmetries公司在一个针对员工总数超过3万人的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长期调查后的结果显示：员工的忠诚度每提高10％，将使客户满意度提高4％，并促使利润水平增长4％(丁心基、岳中刚，2003)。

(三)经验的证明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一方面使企业获利，同时也使员工受益。通过培训，员工的认知能力和生产技能、分配技能、管理技能得到提高，从而促进生产力，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舒尔茨等的人力资本理论，阐明的就是这个道理。就宏观而言，经济增长速度与受教育者、受训练者人数和层次正相关，这一结论对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日本非常适用。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等人曾断言：在工业化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和稳定性，相应地，社会只需要少数“精英”进行发明创造，而绝大多数人只需努力学习，掌握技能技巧，在主管的监理下熟练地进行操作，即可使生产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因此，社会和企业管理人员“不满意或持批评态度的个人特征是创造性、独立性”；赞扬和倡导的个人特征是“坚持不懈、忠实可靠、始终如一、与单位保持一致、遵守时间、稳妥、推迟满足和机敏老练”等(麻生诚、天野郁夫，1980)。在工业化社会，各发达国家，特别是日本，正是按照社会和企业的这些要求来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和熟练劳动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据日本学者康津在《日本科革命的道路》中计算：在1951-1970年日本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中，约有45.4％是技术进步带来的，40.5％是由于固定资本数量上的扩大，14.1％是就业量增加的结果。而日本的世界经济情报服务中心认为，在1951-1970年的经济增长中，技术作用占50％-63％(梁忠义，1981)。1962年文部省发表教育白皮书《日本的成长和教育》，依据教育经济学的观点提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科学的创见、技术的熟练、生产者的才能等重要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增加物力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这些新引起人们注视的各种重要因素，被称之为“人的能力”，大力开发人的能力，是促进将来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人的能力开发，则依赖教育和培训的提高(丁心基、岳中刚，2003)，教育和培训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的。如在1951-1955年的经济增长率中，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的部分占58.5％，1955-1960年上升至82.1％，1965-1970年达到87.6％(丁心基、岳中刚，2003)。

现代经济发展表明，就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人力资源开发特别是人力资源文化、技术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源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多，其主要原因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可以发挥倍数效益。美国经济学家推算，1900-1957年，物质资本投资增长4.5倍，利润只增长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长3.5倍，利润却增长17.5倍，利润增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5倍(李仲生，2008)。日本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把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放在首位，由于拥有世界上高素质的、充足的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的倍数效益，使日本的经济规模始终保持世界第二位的高水平，这正是日本经济发展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本质原因。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日本企业培训及其效益的比较分析，得出如下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从我国总体来看，由于劳动合同执行期较短，而且许多相关法律条款尚不健全，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中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很多企业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不高。近年来虽然我国企业意识到了培训的必要性，但总体重视程度不够，不仅实际投入较少，执行力更弱，整体培训收效不大。我国企业培训起步相对较晚，没有一个完善的专业化的培训体系和法律支持体系，企业培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而国外企业在培训方面的成功经验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日本等国家都提倡人本管理，重视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企业培训是一种风险投资而不是一种浪费，是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环节；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贯穿于企业发展过程和员工职业生涯的始终；培训的责任分布于企业各个层面，不仅要满足组织目标，还要员工自我发展需求；把企业培训与企业战略目标相结合，注重培训的长期性和连续性，注重企业文化的

建设和融合。因此他们在企业培训方面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培训计划和培训体系。同时，日本的企业培训注重实用性。培训前都有需求分析过程(包括组织分析、人员分析和任务分析)；强调培训实施过程的有效管理；重视培训成果的实际转化；并对培训效果的客观评估，为下次培训的展开提供参考。这种有效的培训机制，能充分调动员工参加培训的热隋和实效。

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对人力的投资，其收益远大于成本投入，企业长期可持续竞争力如果依靠的是人才，那么有资本属性的人力可称为最可信赖的资源，为了拥有这样的资源和企业的未来，企业培训是一个不能缺少的投入。同时，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培训与长期雇用相互作用，而长期劳动合约与激励相互作用，不但能够使员工的专属技能水平增加，进而增强员工的忠诚意识，而且，长期劳动合约既可以降低“人”和“委托人”的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风险，减少交易成本，反过来又可以鼓励企业优化人力资本积累，获得发展的效益。日本企业以及宏观经济发展的经验证明了培训的价值及其实效。

(二)政策建议

前车之辙，乃后车之鉴。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人们的效率和财富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国家、企业亦或是个人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认识都异常深刻。尽管如此，在进一步改善和提高企业培训效益方面，依然建议如下：

就观念而言，继续抛弃陈旧的“培训无用论”、“培训浪费论”，充分认识企业培训的价值，把企业培训作为一项长期性的资本投资。重视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企业培训与员工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相联系，在建立良好的激励和考核机制，增强他们职业发展的信心，激发员工回报企业的意识和决心，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进而提高企业效率和凝聚力。

篇11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相对独立。学生对微观和宏观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思想体系有学科体系的原因，有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

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

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

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

篇12

一、引言

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体被假定存在着一个瓦尔拉斯式的“解困人”,它不断且准确无误地各种各样的市场信息,使得不同的市场参与者不需花费任何成本就能掌握和消除经济体中的所有波动,从而在瞬时间达到一种总量出清或一般均衡状态。因此,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摩擦和非均衡的世界。凯恩斯不满于这个理论只研究抽象的“价格和数量”,而对经济现实中人类的知识和努力却无能为力的事实。在“大萧条”的催生下,他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庞大的理论框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

现代宏观经济学一般以就业、通货膨胀以及商业周期和经济增长等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自20世纪40年代希克斯、汉森和萨缪尔森等新经济学家对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和传统的马歇尔微观经济体系作了著名的新古典综合以来,宏观经济学引来了30多年令人瞩目的辉煌发展。但是,各种不同思想流派的宏观经济学家之间从来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以至于有人认为,10个经济学家之间存在着11种不同的见解(其中凯恩斯两种)。到60年代的时候,“凯恩斯主义”及其反对者芝加哥学派“货币主义”之间的论争占据了经济的主题地位。而由英国经济学家A•W•菲利普斯发现的菲利普斯曲线,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等问题则一时成了各种不同学派争论的焦点。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费尔普斯、卢卡斯、霍尔特和拉宾等一些年轻又有才华的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对宏观经济动态的微观经济基础的理论构建。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均衡和波动,显然是任何经济学规范和进一步研究的丰富宝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业和通胀理论的微观经济基础》一书,正是当时这些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对宏观―微观动态机制极富原创性和深刻洞察力的研究成果。

正如70年性预期学派的主要构建者之一,提出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且目前仍然活跃在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领域的杰出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在本书的封底所言,这本书在出版的十八个月之后即被证明是一个经典,影响了整整一代年轻经济学家的研究。费尔普斯教授本人在诺奖得主自传里,也花了许多笔墨不无深情地回忆起他组织1969年费城会议和出版本书这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并不是唯一从微观角度构建失业决定模型的经济学家。…… 这么多的学者一时之间汇聚在如此一个新鲜的主题上,是一件十分令人愉悦的事情。它对新思想的开放和包容,使我对经济学研究的职业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会议论文集《微观经济基础》在1970年3月的出版给经济学领域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在书面封底的评论,清楚地表明它试图转向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典范。直到最近,我还经常听到一些经济学家告诉我他们对于拥有这本书且在此基础之上做出进一步研究的喜悦。这本书的出版是我学术经历中最大的“高度”。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项艰巨的研究却是刚刚开始。

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不仅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开创了失业和通胀理论微观经济基础的第一代研究模型,而且之后和约翰•泰勒、小罗伯特•卢卡斯等人建立了交叉工资和物价承诺模型、理性预期模型和非货币宏观-微观动态等模型,继续推进和深化了人们对失业和通胀等难题的认识和理解。今天,宏观经济学中人们耳熟能详的自然失业率、储蓄-投资黄金律、效率工资、最优通胀目标以及工资交叉设置的动态失业效应等假说,都直接或间接地出自费尔普斯众多原创性的研究贡献。

二、费尔普斯教授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1.孤岛效应和“搜寻失业均衡(search unemployment equilibrium)”

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主要研究不同经济主体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如何最大化预期目标函数的决策问题。在一个复杂庞大的现实经济体中,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意识到劳动力市场深受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知识的困扰。在导言中,费尔普斯教授即指出:“本书中的论文承载了对公共政策的真切关注。而这点,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我们引以为豪。因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一直都是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更是公共知识分子研究的普遍兴趣之所在。”同时,他也坦率地承认:“本书并不旨在为政策措施提供任何可供直接操作的药方,作者们主要致力于对政府干预行为可能产生影响的预期。”

为了修正新古典范式中关于信息和知识完美性的苍白假设,费尔普斯教授提出了孤岛效应假说,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了搜寻失业的存在。首先,我们不妨把经济体描述成一组岛屿,每个岛屿之间的信息流动存在着成本,即为了解临近岛屿所支付的工资水平,工人们必须花费时间和成本前行取样。其次,假定每个岛屿的生产者在本岛的劳动力市场上和岛际之间的产品市场上满足完全竞争条件,即清晨时,每个岛屿的工人们组成一个拍卖会来决定市场出清的货币工资和就业水平。

如开始的时候,工资水平和预期到的一样,并且人们相信其它没有取样到岛上的工资和自己所在岛屿的工资也是相等的。此时,整个经济体处于一种非瓦尔拉斯式的均衡状态,人们一般可以正确地猜测到工资水平。但是由于岛屿之间存在信息分割,不同岛屿上的均衡工资水平是相当不稳定的。所以,当总需求出现一个突然下降时,不同岛屿上的工人考虑到自己岛上独特的产品组合,可能会认为这种下降是因岛而异的。为了证实这种想法,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多地时间搜寻其它岛屿工资和就业的相关信息,且凭借观察到的实际工资水平修改自己的先前预期,从而导致了工资出现较为长期的波动。比如,一些工人发现他们目前从事工作的货币工资出现了一个不可忍受的下降(或不令人满意的上升),所以选择辞职以搜寻另外一份预期工资水平更高的工作。当然,如果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没能找到一份工作、而财富或收入存量随着不断支出急剧减少的话,那么他们一般会重新调整平均预期可接受的工资水平。所以,如果政府能够操控总需求,使平均货币水平在一个新的更低的水平上保持不变,那么搜寻将会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有效的劳动力供给和就业水平都会增加,搜寻失业规模就会缩小。而当货币工资水平被推到工人平均预期可接受水平之上时,则可能出现“过度就业”现象。由此可见,均衡是一个动态概念,费尔普斯教授将它定义为工人观察到的实际工资和预期水平相一致时的状态。显然,工人们会从自己或同事过去的经历中不断地学习和修正他们的预期,从而尽量不出现系统性的偏差和错误。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企业最优工资的设定反过来又要依赖于它们对工人任何特定工资预期的动态反应。通过孤岛效应假说,费尔普斯教授巧妙地把劳动力市场微观行为主体不完全信息的摩擦因素和自我学习的修正性预期引入到宏观经济学中,这不仅成了后来小罗伯特•卢卡斯著名的理性预期商业模型的构建基础,而且成了当前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市场基础的思想渊源之一。

2.自然失业率和“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

失业毫无疑问使得有限的劳动力资源出现闲置,它不仅给社会经济领域造成巨大的损失,对失业者及其家属而言更是一个痛苦的经历。因此,失业在任何时候都是政府政策目标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宠儿”。但是,费尔普斯教授和阿门•阿尔钦等人却认为,失业和资源闲置并非只有坏的影响,也有好的效应。

另外,从整个国民经济的某种角度分析,费尔普斯认为:“阿尔钦强调失业具有生产性的特征,因而消除失业是无意义的清教徒式的行为,就像严重的时期增加税收一样。今天的失业是对明天的投资,使得任何给定数量的就业人员都能得到一种更好的配置;像其它任何投资一样,它的机会成本是现在牺牲的消费。”

效率工资假说认为,企业为了从士气或精神上激励员工更为卖力地工作,一般会设定一个高于市场出清的货币工资水平。这样做虽然会增加企业的工资成本,但是只要企业从工人提高的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中能够获得更大的回报,效率工资既是有利可图的。这个效率工资假说解释了导致名义工资刚性的部分原因,从而成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研究宏观经济波动的微观市场结构的一个重要成果。而在效率工资假设的提出之前,费尔普斯教授等人就已经建立了一个工资调整或设定的时间交错安排模型。根据这个模型,不同企业在面临货币供给等外部条件的冲击时,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一些企业可能会首先提升(或削减)工资和价格,而其它企业却在观察到它们竞争对手的行为之后才作出相应的反应。不同企业的反应并非如理性预期学者所言的那样,在瞬时之间就能完成。存在或长或短的调整时间,这也构成了市场偏离均衡出现周期性波动(繁荣或萧条)的微观基础之一。

有意思的是,单个企业给予员工效率工资可能是有利可图的,而当所有企业都给付效率工资时,由于工人预期到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相同或相似的收入水平,从而并不能消除工作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所以这种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资所产生的激励程度也是十分有限的。它不仅可能导致一个中性的通货膨胀而并不促进就业,还可能推升非自愿失业水平。因此,正如当商业不景气的时候,人们由于预期到将来一段时间的收入会下降,从而减少私人消费和投资支出,这种做法对于他们个体而言是理性的行为。但是,考虑到所有人都采取类似的行为后,会导致社会总需求和总投资的更大不足,从而使得经济陷入更为严重的萧条,进一步延长萧条持续时间时,这种个人自以为是的理性决策实际上可能是极不可取的。可见,个人微观行为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其实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

3.“市场力量(market power)”和不完全竞争

在凯恩斯主义革命之前,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张伯伦和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在1933年已经分别发表了《垄断竞争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两本著作,他们论证了市场上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现象的普遍存在,从理论上部分冲击了古典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标准化信条。但是,对现代经济中存在企业或消费者市场力量的发现却可以归功于费尔普斯教授等人的研究。简单而言,市场力量指企业和消费者在市场上自然或不自然地存在着的某种程度的“优势地位”,它有点类似于垄断势力或不完全竞争因素。

4.最优通货膨胀政策和“缓冲储备(buffer-stock)”效应

如上文所述,费尔普斯教授认为,货币工资和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因素的变动对实体经济具有真实影响,而并非如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它们对相对物价和真实产量不产生重要影响那样。由于纳入了经济参与各方的心理因素,费尔普斯教授把通货膨胀预期当作状态变量处理。他认为,总供给和菲利普斯曲线关系是关于实际就业和工资(或产出和价格)水平和对它们的预期水平之间偏离程度的一个函数关系。因而,实行最优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主要应当考虑这些政策可能给人们的预期和短期菲利普斯工资关系带来的影响效应。所以,它最终即等同于一个跨期权衡问题,同时必须考虑到私人部门的动态学习效应,因为这些政策相当于政府对公众的一种“书面承诺”,而关于它们的“可信度”和“信誉”等问题,则仍然需要经历人们对“政府应当做些什么”和“政府实际做了些什么”之间是否存在差距的检验和评估。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降低失业等干预措施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动态博弈”的作用机制。最优通货膨胀政策并不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货币主义者所设想的那么具有一致性和简易性。

许多年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边界的不断拓广,确实使外行和普通的人们感到它甚是狂傲嚣张,但是对于真正的经济学人而言,它其实承载了一种“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不可遏制的价值标准和现实关怀。对什么样的经济才是一个好的经济以及经济学研究更高取向等问题的追索,他们从未犹豫和退缩。费尔普斯教授在2006年诺奖演说辞中说:“我的结论是,一个有着理想道德水准的经济必须有足够的活力,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和丰厚的报酬;不仅如此,它还必须保持其公正性,以确保经济体有足够的包容性。”

篇13

正文：

经济新闻从其发展前景来看是很有前途和潜力的，它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出现是时代的召唤，历史的必然，也是新闻现代意识的体现。客观形势要求新闻报道在反映社会性经济问题时，增加理性的思考，从多侧面多角度全面考察经济事实的内在与外部的联系。但是作为经济新闻，它应服务于大众，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它。"以人为本"的报道与创作，无不要求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学会打造经济新闻的立体化模式。

一、 开拓角度，宏观取材

社会主义经济包括生产、流通、消费、分配四个领域，然而，经济新闻在报道具体经济工作时，往往容易就生产谈生产，与其他三个领域很少联系。因此说到经济新闻，有人就会把它与农业"四季歌"、工业"三部曲"联系起来，认为经济新闻就是"政策条文+措施办法+数字效果"的计划报表式的报道，象八股文一样枯燥无味。经济新闻要进一步开拓新角度，不断扩大报道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已经把整个社会的经济行机制和领域联成一体，因此，从事经济新闻报道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确立宏观经济意识。确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头脑，敢于并善于抓住经济领域内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发现新的问题，开拓新的角度，才能使经济新闻报道有重大突破，取得更佳宣传与传播效果。

二、 理性分析，把握正确舆论导向

所谓新闻的分析性,就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对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进行充分阐述的种报道形式。相较于其他新闻表现方式,分析性新闻更侧重于通过运用综合分析、解释、预测等方法,它既有新闻述评的透彻犀利,又兼新闻综述的全景式勾勒,也具思辨性新闻的深度,而又不失其客观性。

1. 理性表达媒体思考

正确解读经济事件是做好分析性新闻报道的基础。通每一项经济政策出台,每一个经济事件发生,每一种经济现象流行,媒体就此作些背景或者条文解读,分析一下事情的成因或来龙去脉,以让公众获得更详细、更清晰的信息。但笔者认为,让公众"知道"仅是解读的第一层面,仅仅是一般信息提供层面。真正成功的解读,必须有第二个层面,即在解读中,更多地体现媒体的思考,并表达这种思考,进而让受众自己进行"思考"。通过这种自我思考,提升受众对经济事件、现象、政策的判断和认知能力,以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经济现象,形成共鸣和合力,同时也达到了分析性新闻的初衷。

2.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在新的形势下,"理性"正在成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报道的思想方法。坦率地讲,做经济新闻报道时常会面对很多诱惑,坚守理性意味着经常要舍弃浮夸的噱头,远离无聊的炒作,能从纷繁芜杂的新闻事件表象中找到内在脉络,更看重的是长远的社会的利益而不是只顾眼前,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而对新闻的原则态度和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坚持理性的基点。

三、 以人为本，贴近读者

人是社会的主体。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新闻，多是由人的活动引起的。人的欲望与需要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也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归宿。人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也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尺度。经济新闻同样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1.树立人为本的思想

当今时代是竞争的时代，经济新闻也有其竞争性，还有把握住人的心理，才能赢取更多的读者。这就要求每个经济新闻工作者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让自己的报道吸引更多的读者。经济报道应以人为中心，把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所求充分地表达出来，抓住经济主体人的一切活动，把写人与写企业发展、经济演变共同融于新闻中，让读者在读经济新闻的过程中感觉是在与人对话。

2.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匠心独运

经济报道应以明晰、生动、准确、迅速见长。既要避免因报道蜻蜓点水、掠影而言之无物，又要避免因报道枯燥冗长，严辞艰深而拒人千里。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群众，将经济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经济新闻采写中，处理业务性与新闻性这对矛盾时，新闻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业务于新闻性。有些记者把大量经济学术语堆砌在报道中，以为这就是以深度见长的经济报道，结果适得其反。专业术语的业务性很强，许多外行人对它十分陌生，如果我们在写新闻时注意用通俗的描写，就会使读者顺利地接受我们地宣传。运用好通俗、易懂的语言描写专业术语是经济报道贴近读者的重要手段。

作为经济新闻就用精确的数字和人物生动的语言表达经济主体。着力刻经济主体的内心世界，报道内容充满生活气息，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取得视觉效果，把最有趣的东西传达给读者，让他们对经济政策、经济活动有所感应，进而有所悟、有所知，以引起读者对经济新闻的兴趣。

3．以经济新闻的实用性和服务性贴近生活，贴近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