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的规划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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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市经济高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的交通出行需求急剧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小汽车保有量不断攀升，大城市的发展逐渐受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严重等城市病的困扰。城市发展的目标不再是单一经济指标的最大化，而应该是环境、人文、资源、经济等综合目标的最优化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本文针对交通规划中的城市土地利用的协调关系进行研究。

一、交通规划设计过程中的城市土地利用目标及意义

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发展，城镇化的速度对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促动和制约着城市空间的发展，影响并导向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从“十五”末至今，我国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战略越来越明确，可供参考的战略思路也越来越丰富。城乡客运一体化、多中心分散组团式发展模式、新城市主义、成长策略、TOD发展模式等都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思路，然而在解决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上从理论、评价到实践尚缺乏清晰的战略思路和理论方法。

本文拟从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出发，探讨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一体化发展理论框架，分析适合我国城市新城开发、中心城区扩张和改建的TOD发展模式，并提出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为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一）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1.概念

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正TLU）具体是指在城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准确预测远景城市发展的土地利用布局形态和规模，合理规划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和BRT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的线网布设形式，以公共交通引导土地利用发展，通过合理配置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两个子系统之间的祸合关系，调控城市土地利用的布局、规模、性质和强度，以充分体现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理念，最终实现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2.内涵

确定城市土地利用的扩展模式是护TLU的首要问题；根据不同的土地利用扩展模式，界定相应的城市土地利用发展规模；在既定城市土地利用扩展模式和发展规模的情况下，提出与之相适应的TOD发展模式。

3.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适用范围

对于土地利用开发成熟的城市区域进行土地利用的调整范围已经很小，显然不宜采用DTLU理论以及TOD开发方法；因此，IPTLU适用于城市中心区的改建、扩张和卫星城镇的开发等。

（二）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系统的内部祸合关系

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系统的两个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方式，构成了一体化系统的祸合关系。合理配置二者的祸合关系是IPTLU理论的核心内容。

1.概念明晰

中心城区：为了缓减城市的居住、环境等压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将其部分功能分离出来形成一些新兴的城镇）卫星城，与卫星城相对，原有城市及其周边连片发展形成的高度城镇化地区称为中心城区。

新城：卫星城在发展过程中，有的功能十分单一，成为城市的工业区、居住区（卧城）等；有的由于规划控制没有落实到位，致使卫星城与中心城区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卫星城己经名存实亡；有的逐渐形成功能相对完善，与中心城区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城市，即称为新城。

2.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系统的内部祸合关系

由IPTLU的概念及内涵可知，从宏观上看，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系统的祸合关系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的扩展模式和土地利用的发展规模。从微观上看，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系统的祸合关系主要包括：TOD社区的合理规模、TOD社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和公共交通发展轴的公共交通站距；新城内部的主体公共交通方式、公共交通分担率和TOD社区的组合型式。

三、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理论体系框架

从对IPTLU系统的内部祸合关系可以看出，应当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来进行构建正TLU理论体系框架。护TLU理论体系从宏观上把握城市土地利用扩展模式和城市发展的合理规模，分析适合我国城市的土地利用扩展模式和城市发展的合理规模，并建立模型探讨与之相适应的公共交通线网布设型式和公共交通方式；基于上述研究，从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适合我国城市发展的正TLU方法）TOD发展模式；最后建立我国实施TOD发展模式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体系框架如图1.所示。

微观上的源流互动反馈关系是基于土地利用开发为主导，公共交通发展则是为满足土地利用开发对公共交通的出行需求被动式发展。由于土地利用开发成熟的时间往往要滞后于公共交通供给能力达到上限值的时间，从而使得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最终无法实现协调发展。因此，要实现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必须采取公共交通供给能力控制土地利用开发的方法；宏观上的支撑关系表明采用不同的公共交通方式居民可忍受的土地利用规模不同；以土地利用开发为主导的被动式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势必造成土地利用规模大大超出居民可忍受的范围，加之，以土地利用开发为主导的被动式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忽视了公共交通具有引导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作用，导致城市的土地利用扩展模式不合理，无法形成合理的土地利用布局形态。基于此，本文提出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概念，并构建了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的理论体系框架。

结语：

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的研究现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剖析了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在微观上的源流互动反馈关系和宏观上的互相支撑关系。通过对微观上源流互动反馈关系的发展演变研究发现，这种反馈关系是基于土地利用开发为主导的，公共交通发展则是为满足土地利用开发对公共交通的出行需求而被动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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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641（2017）01-0028-04

收稿日期：2015-09-28

修回日期：2016-07-22

Abstract： Landscape planning is a broad and meaningful concept mentioned in 2009 by the global landscape convention， it pointed out that landscape planning was defined as： responsible， proactive tips or action process to manage， improve， protect or restore the scenery. Europe has a rich history in landscape planning and advanced technical system.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syste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landscape planning of Netherlands. We find out the core content of landscape planning of Netherlands is th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mating the way of using land. Besides，we take land us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to compare and analyze related content of landscape planning between China and Netherlands， in order to find a good position of Landscape planning in planning system nowadays in China.

Key word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Landscape planning； Planning system； Land use； Netherlands

1研究背景

IFLA世界理事会于2009年10月通过的《全球风景公约》（Global Landscape Convention，以下简称《公约》）明确了风景的概念，也明确了风景规划的定义。近年来，全球城市化进程减缓，改造和提升人居环境已经成为新的建设重点，美好风景的规划和保护已引发了全人类的共鸣与关注。欧洲和中国一样，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优质的自然景观基础，早在20世纪中叶各个国家就已经意识到要合理规划现有景观资源，以永续利用这种资源，而这也是提升人类生存环境质量的一种有效手段。例如荷兰将风景规划融入到土地利用规划中，保证在使用土地时就有着对风景的思考；德国的风景规划则以独立或组合两种不同的形式参与到国土规划中[1-2]。总的来说，因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早，欧洲各国都有着较为丰富的风景规划经验。

2风景规划概念释义

以土地为作用对象的风景规划，核心观点在于对自然和社会这两种属性给予同等程度的关注，并加以融合，其结果在于满足并提高人类的体验品质。这种思路并不是针对土地资源的永续利用，也不是土地视角下的社会资源合理配置。风景规划以提升环境品质为基本出发点，手段方法包括创造美好的视觉场景、保护并恢复具有历史价值的场所、提供丰富活动内容的游憩场所等。

《公约》的通过标志着针对土地的风景规划等相关行为已经得到了全球主导国家的关注与支持，这正是各国风景园林工作者走向协作式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其统一框架下，风景园林工作者能更加方便并清晰地明确自己的任务和方向。

《公约》中关于风景规划有两个关键的定义解释，一是“风景”，被解释为“土地、水系统和（或）海洋区域的总称，其面貌是自然和（或）文化因素单方和（或）相互作用造成的结果”。这句话阐述了两个关键定义，即风景的本质在于其自然属性，以及风景所表达出来的形象易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实则是描述风景的社会属性。二是明确了风景规划的基本内涵，《公约》指出风景规划的四大任务包括管理L景、提升风景、保护风景、恢复风景，以这四大任务为核心共同构成了风景规划的基本内涵[3]。

3荷兰的风景规划

3.1荷兰风景规划发展概述

荷兰国土狭小，人口密度大，高度发达的城镇化、工业化和交通网络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紧缺程度。而在荷兰入海的莱茵河、马斯河等，集水面积比荷兰本土大近6倍，由此可见荷兰在进行风景规划之初整体就面临苛刻的条件。20世纪初在颁布了多项土地整理法案后，荷兰政府开始着手实施大规模的区域风景规划和乡村土地整理，整个过程历时大半个世纪。

1924年，荷兰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土地整理法》法案，荷兰农业生产因此被提到了新的高度，并拉开了荷兰土地整理的序幕。1938年，在原有法案的基础上荷兰政府又颁布了第二个《土地整理法》，目标仍然是改善农业用地的使用现状，提出更有效的土地利用策略，增加农业产量，消除零散用地，规整划一。这一法案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奠定了荷兰大尺度农业景观面貌的基础。

1947年，荷兰颁布了《瓦赫伦岛土地整理法》，这开启了从简单的土地重新分配转向更为复杂的土地发展计划，风景规划的要求被逐渐重视起来。在借鉴了瓦赫伦岛土地整理的经验后，1954年荷兰颁布了第三个《土地整理法》，这次法案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其明确规定了风景规划是土地利用规划必须的组成部分，风景规划也因此获得制度和法律上的支持，法案还指出风景规划必须由林业部门负责。新法案的通过为发展多重目标的风景规划提供了可能，包括设立自然保护区、开展休闲娱乐等。

20世纪70 年代后，随着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多元化诉求开始占据风景规划思想主导地位。1985年《土地开发法》正式取代《土地整理法》，在新法案中这些新的需求被予以考虑，休闲娱乐场地、自然保护区等用地的设定可能性有了明显的提高，各方利益受到了同等的重视。此时社会的主流认知也开始转向风景规划的相关内容，例如进行大尺度生态关系修复、生态安全格局等方面的研究[4]。

由上述变迁不难发现，自1924年第一个《土地整理法》的实施，到1985年《土地开发法》的替代，风景规划的发展与变迁受到不同时期的社会背景以及在特定时间出台的法案的影响，这种影响意义深刻。从一开始以农业增产为发展目标，破碎的农田被整理，无意间形成了大尺度的农业景观，到后来转变为农业生产与其他方面的平衡发展，最终转变为追求多元化的社会利益，风景规划是随着土地整治目标的转变实现了内涵的丰富（表1）。

3.2荷兰现行规划体系

荷兰作为典型的人多地少、高密度发展的欧洲国家，和我国国情背景较为相似，总体而言其城乡规划体系和我国比较相似，呈现出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模式。但由于荷兰城市规划和乡村规划发展起源有所不同，在现行的空间规划体系中已经将这两者一并考虑，这种思想与任务的转变值得风景规划师思考。

3.2.1自上而下是主要特征

荷兰空间规划体系主要分为全国、省级和市级三个层次。全国层面的规划通常被称为全国空间规划，由国家议会批准实施，还包括国家空间战略和规划准则、政策，主要目的是进行全国核心问题决策，例如大型的农业区、保护区、工业区的定位划分。省域结构规划为所在区域提供规划政策和导则。市级层面的规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市域结构规划，二是土地利用规划，也可称作土地分区图则。市域结构规划类似于我国的城市总体规划，主要对目标进行定性规划，并提出一定的政策和导则，土地使用规划类似我国控制线详细规划，其核心内容是不同土地利用的分配和使用方案，该规划能够有力地约束地方政府的开发建设行为，是荷兰空间规划体系的核心内容（表2）。

通常情况下，站在约束力和法律效力的角度，市级层面的土地利用规划（Municipal Land-use Plan）是整个荷兰空间规划体系中唯一的法定规划，其他诸如中央政府层面的全国空间规划、省级层面的省域结构规划等都属于指导性规划，并不具备明确的法律效力。

在荷兰空间规划体系中，宏观层面并不设立强制性规划，相关规划只作为政策指引和规划导则。根据《空间规划法》，地方政府在充分考虑上位规划―省域结构规划、全国空间规划、空间战略等的情况下，独立编制并实施土地使用规划，经由上级政府部门审批后才能生效。规划的修正与改动也必须由地方政府先提出申请，再由上级政府批准后才能组织修编，省域结构规划与中央层面的全国空间规划也有着相似的逐级管制关系，这与我国的城乡规划体系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荷兰规划体系表现出明显的自上而下的特点，在中央政府占据绝对领导地位的前提下，省级、市级政府在决策上仍然具有发言权，实际情况是三级政府之间经常进行对话和磋商行为从而保证规划的科学实施与进行，“民主后的集中决策”可以说是荷兰规划体系的重要特点之一。

3.2.2政策保障内容

荷兰在坚持自上而下的大前提下，通过法规、制度、政策等方面来保障规划行为的民主性，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第一，君主立宪的行政制度使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规划与决策中相互影响且制约，任何一项规划的通过必须进过议会讨论的形式进行；第二，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权与地方政府的规划许可证发放权之间的相互制约；第三，《空间规划法》明确指出规划是一项协商活动，任何利益主体与规划编制人员有责任创造规划协商的条件，从而确立其法律地位；第四，荷兰空间规划部门内有超过300名的专业规划师来保证各项规划协调工作能够高效执行，人数之多为欧洲所有国家之首。

3.2.3城乡统筹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由荷兰住房、空间规划和环境部（Ministry of Housing，Spatial Planning and the Environment）制定的空间规划，改变了该国传统上侧重城市的倾向。新版《空间规划法》规定了省级土地整理项目必须与地区空g规划相吻合，同时规定自治市政府制定的具有法定效用的土地使用规划（Land Use Plan）须覆盖全部乡村地区，这体现出空间规划对乡村地域的全新关注[6]。

3.3荷兰风景规划在现行规划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荷兰空间规划体系的城乡统筹一元结构特征是风景规划发挥其实际作用的基础，由于历史原因，荷兰的乡村地区获得了与城市地区同样的关注程度，广阔的农田林地等自然要素的风景价值被重视，从全国空间规划到各地方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都对风景价值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某种程度上，荷兰各层次的空间规划都是风景规划的具体落实，风景规划并非荷兰的某一个专项规划或某个方面的特别规划，而是各层次、各类别规划和政策都必须重点考虑的内容。

3.3.1全国空间规划中的风景规划作用

在1988年第四次全国空间规划中，荷兰政府除了贯彻紧凑城市的建设思想，并划定了5个国家级限制区和4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在2004年第四次全国空间规划中明确要求各省级空间规划必须划定“红线”和“绿线”，红线即城市建设空间的范围线，绿线即限制建设范围线，包括自然保护区、重要农田等，在各市级土地利用规划中必须对所划红线区域和绿线区域进行符合要求的管控措施。

3.3.2土地利用规划中的风景规划作用

土地利用规划中通过严格划定绿色廊道与城市重要绿色斑块，来体现对于风景规划的考虑要求。豪滕（Houten）是荷兰新城建设的典范，在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时详细规划了连续贯通的结构性绿化体系与绿道设计。豪滕新城通过连续的指状绿带和中心绿地构成了与乡村空间有机联系且开放的生态系统。同时将自行车交通与结构性的绿化体系紧密结合，形成了新城空间最为重要的功能组织轴线，既构成最主要的景观结构，又构成主要的交通结构。这一宜人的行车环境和空间格局进一步促使豪滕成为荷兰自行车与公共交通使用率最高的城镇。

3.4荷兰的风景划特点

3.4.1以功能主义为原则的美学思维受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荷兰的风景规划师们坚持认为只有理性的技术创新，才能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促进社会发展。荷兰的风景园林学科发展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形成了注重实用主义的特色，而放弃追求形式主义或浪漫主义的古典园林创作模式。在他们的思想中，规划和设计必须以功能实用性为主、饱含理性认知，景观必须反映现代的社会特征。换个角度，风景规划最初的目的正是为了集约破碎的土地，以便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社会结构，由此形成了荷兰特有的农业景观。同时，他们提出景观设计必须基于场地特征，使用地形图作为风景规划的依据。

3.4.2尊重历史文脉与场地的空间逻辑

荷兰风景规划突出从场地中的地形地貌、植被、水系、道路、城镇标志物等要素中，发掘场地内的潜在关系，以此建立景观肌理的空间逻辑。同时，荷兰风景规划也非常注重场地的历史文脉，将场地上的历史特征以新的形式转入到新的景观，使区域景观变得具有独特性。在1931年的阿姆斯特丹森林规划（The Amsterdam Woods）中，风景规划保留了原有场地内的圩田和起伏的地形，再加以规整，进而形成了广阔的林地、草坪、水面三者交替出现的场景，在植物配置上也注重速生树种和慢生树种的组合，此外还保留了大片场地内原有的野花，延续了该区域原有的景观体验，同时在其中布置了露天剧场、迷宫以及其他装饰元素，赋予了该区域新的使用功能[7]。

3.4.3合理的政策与规划编制机制

荷兰的风景规划是伴随土地整治与土地管理而产生，荷兰的规划职能部门又分为空间规划分部和环境分部，在二战以前空间规划分部承担主要的规划任务，即提高生产效率、优化土地结构。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工业的发展、环境的恶化，人们对高生活品质的诉求愈发强烈，环境部门不仅承担基本的控制生态环境任务，更趋向于多元化的职能范围。城市空间发展与环境保护永远是二元对立的问题，而荷兰政府要求这两个部门在完成规划任务时须协同工作、商议讨论达成共识，表面看似乎效率较低，但工作取得的成果却影响深远。此外，荷兰风景规划在进行中还有多项国家层面的政策工具，如空间规划与环境政策、城市与环境法、生活质量与环境政策等。

4结语

荷兰具备非常严密且合理的规划体系，风景规划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这个体系中都有它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而我国在这方面较为欠缺，在现有的城乡规划体系内，风景规划始终处于不明朗的地位，虽然每份规划文件都会提到要改善环境、保护环境、创造宜居的生活空间，但在执行过程中更多的还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进行用地配比等，这与我国现阶段国情有关。由于近20年来我国处于高速建设的运转模式，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忽略一些有可能阻碍城市这个“机器”运行的机制。而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有所放缓，人们开始对过去二十年的建设发展进行反思，风景规划作为一种有着先进思想意识的行为必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我国如何将风景规划作为一项重要规划行为来实施，如何处理好风景规划与城市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在现有规划体系内找准风景规划的位置是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沙洲，金云峰，张悦文. 两规合一背景下基于土地利用的风景规划研究[C]//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2014年会论文集（下册）.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825-828.

[2] 金云峰，汪妍，刘悦来. 基于环境政策的德国景观规划[J]. 国际城市规划，2014（3）：123-126.

[3]刘晓明，赵彩君. 全球风景公约[J].中国园林，2011（3）：32-36.

[4]Manten A A. Fifty years of rural landscape planning in The Netherlands[J]. Landscape Planning，1975（2）：197C217.

篇3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23-0099-02

在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如过度开荒、乱砍滥伐森林、城市的无序扩张、不合理的工业布局等,不但造成了有限的土地资源的浪费,而且导致了生态环境、人文景观等承载因素的破坏,危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美国由于19世纪30年代盲目的开垦西部土地从而酿成1834年的黑风暴和苏联由于20世纪50年代不合理开垦中亚处女地而引起的1963年黑风暴就是最好的佐证。这些问题逐渐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一些新兴前沿研究如土地生态学、土地伦理学、土地可持续利用等也不断展开。但是合理利用土地、科学管理土地的现实手段和方法就是建立完善的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就目前我国的土地利用规划的过程和方法而言,土地利用规划追求单一的社会经济目标,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生态的综合效益未达到最佳,而城市规划中的“反规划”理论为我们拓展完善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一、“反规划”理论

(一)“反规划”理论的提出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不断加速,城市二、三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也不断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如城市生态环境恶化、城市人居环境的适宜性逐渐降低等。为了寻找解决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教授于2002年在《论反规划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一文中首次提出“反规划”(Anti-planning)的概念,它是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出发,专门针对以往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对自然系统缺乏认识和尊重,以牺牲自然过程和格局的安全、健康为代价的城市化途径而言,是城市规划与设计的一种新的工作方法,即城市规划和设计应该首先从规划和设计非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

(二)“反规划”理论的内涵

“反规划”不是不规划,也不是反对规划。“反规划”强调的是一种逆向规划过程,负的规划成果是对传统规划的一种校正,而不是反对传统规划,其规划的思维是辨证的思维,是反思的思维,是可逆的思维。“反规划”强调城市发展必须以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为基础,即是指区域和城市赖以生存的自然系统,是将生态系统的各种功能,包括涵养水源、旱涝调节、维护生物多样性、乡土文化保护、游憩与审美体验等整合在一起的关键性的网络状土地空间格局。其基本要义是:城市的规划和设计应打破传统思维,变“城市与环境”之“图与底”的关系为“底与图”的关系,以环境为图,以城市为底,着重在规划和设计“不建设用地”上做文章,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

(三)“反规划”理论的工作方法

“反规划”工作方法应该从区域非建设用地入手,优先规划和设计乡村生态基础设施,即先将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保护、控制起来,不因城市的发展扩张而减少和损坏,从而使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得以延续和发展。

规划和设计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的过程,就是建立城市生态安全格局的过程,它是城市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是指城市生态基础设施按照一定规律在空间上的有序排列,它包括:(1)维护和强化整体山水格局的连续性;(2)保护和建立多样化的乡土生境系统;(3)维护和恢复河流和海岸的自然形态;(4)保护和恢复湿地系统;(5)将城郊防护林体系与城市绿地系统相结合;(6)建立非机动车绿色通道;(7)建立绿色文化遗产廊道;(8)开放专用绿地;(9)溶解公园,使其成为城市的生命基质;(10)溶解城市,保护和利用高产农田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11)建立乡土植物苗圃基地。

二、“反规划”理论下的土地利用规划

(一)“反规划”理论下的土地利用规划理念

1.土地利用规划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都是理性的,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目标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因而导致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以最能从土地上获取财富的方式来决定其用途。这种价值秩序将导致非建设用地被大量蚕食转变为建设用地,这种土地用途/覆被变化造成了不可恢复的土地景观生态系统的改变;同时在土地利用空间配置上,未考虑充分各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空间关系,忽视了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对诸多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的影响,忽视了对土地景观斑块之间空间关系的适宜性,也没有涉及保持土地利用系统较高生物生产性能、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给人以艺术和美学的享受,导致区域生态格局和人文格局的分割破坏。“反规划”理论就是在日益严重的生态和人文危机中提出,要求关注土地开发的外部性影响,要求重视和尊重区域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精神,重新审视现有土地利用价值标准与判断问题,重构土地资源利用价值体系,尤其是土地的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

2.土地利用规划的思维方式。“反规划”理论强调的是一种逆向思维的规划过程,开拓了一条新的规划思维,改变以单一价值主体主导的思维方式为多种价值主体的思维方式。在目前的土地利用规划实际编制过程中,土地的开发和利用的习惯性思维是先确定城镇建设用地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规模,而对于城镇建设用地内部或者周边的非建设用地,往往因为城镇发展的需求被抢先占用。“反规划”思路提倡的规划程序“以生命土地的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和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城市土地开发的需要出发来做规划”,将规划主体的偏向由重建设用地、轻非建设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均视,首先确定强制性的非建设用地范围域(即先构建生态基础设施),初步定义未来城市空间形态,然后在此基础上落实城市建设用地布局。

(二)土地利用规划的角色定位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土地资源保护和利用的统领,可以说土地利用规划不仅是对区域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布局规划,而且对不同的区域间土地利用方式也存在规划制约。在某种程度上,土地利用规划就是政府针对市场失灵而进行公共干预的具体手段之一,已经成为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工具或者一部分,它涉及到各种社会利益的调节及效率和公平的权衡。“反规划”理论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引入有助于提升规划价值观体系完整性和土地利用规划公共政策属性的合理性,倡导公共利益或集体利益,尽可能弥补市场行为的负面影响,关注公共与私人行为的分布效果,努力弥补基本物品分布上的不公平,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保障土地资源配置的公平公正。

(三)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选择

土地利用规划的核心问题就是通过计划和安排不同土地利用方式、强度来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但由于非建设用地利用具有生态与社会效益的正外部性,其发挥具有潜在性和滞后性,而现行土地利用规划仍以传统狭隘的直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土地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考虑不足,更缺乏对土地利用对远期的生态、社会影响后果的考虑,规划目标单一必然导致其他效益的损失。“反规划”理论立足于对非建设用地规划,优先考虑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生态过程和人文景观的保护、模拟和规划,强调了时空上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建立在不同尺度上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演变关系模型以及生态安全评价标准体系,同时要求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和措施符合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要求,提供土地资源生态安全下的土地利用方案。因此,“反规划”理论的引入改变了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在土地利用规划中的不对等地位,确定以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为核心的多目标规划模式,才能使得环境目标、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三者能够取得协调,保证资源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流程

“反规划”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借助GIS技术,对景观过程(包括城市的扩张、物种的空间运动、水和风的流动、灾害过程的扩散等)进行模拟分析,用以判别不同过程的景观安全格局(Security Pattern,SP),综合叠加不同过程的安全格局即可建立生态基础设施。将“反规划”理论运用到传统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时,通过模拟区域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形成专项景观安全格局,这既包括具体土地利用景观单元的研究,也包括确定这些单元区位的廊道和网络来实现各区之间的水平联系,然后得到这些关键性生态系统和景观元素所构成的生态基础设施,与传统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得到该区域土地利用规划分区、落实土地利用布局,最后形成该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方案(图1)。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流程实质是“反规划”理论对传统土地利用规划进行的一种校正和补充。

三、结语

在生态保护、伦理思想、科学发展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时代,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人们对土地利用也提出不同的要求,实现土地合理利用的目的不仅仅是经济效益为中心,而是取得土地利用的最佳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综合。此时,“反规划”理论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意义,将其与传统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形成尊重自然生态过程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使土地利用规划更为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俞孔坚,李迪华.论反规划与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C].杭州城市绿色论坛论文集,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

[2]俞孔坚,李迪华,刘海龙.“反规划”途径[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篇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各项建设项目的土地需求量日益增加，尤其是耕地面积的迅速减少，使土地利用的供需矛盾与结构性矛盾显得更加突出。为了加强对新经济形势下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科学、可行的修编，土地管理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先后部署并开展了两轮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的衔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土地规划在用地分类、编制体系及审批权限几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别，两者衔接的核心工作是做到用地布局与建设用地规模两方面的衔接。

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的差异

1. 指导思想的差异。

自1986年至今，我国先后开展了两轮关于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土地资源供给为出发点，依照上级所下达的对建设用地的控制指标为限制，按计划进行的土地规划编制，其指导思想是制约供给和引导需求，重点在于对土地利用的控制上。城镇规划是对社会发展、经济状况、产业政策及人文因素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并依据市场经济下城镇的客观发展规律与社会需求进行编制的规划，其指导思想是以满足需求和方便生活为出发点，重在发展。

2. 规划目标的差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规划期的耕地和其他主要农用地的保有量、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数量及控制规模、土地的开发，整理及复垦规模、总体布局要求及土地利用率与产出率的提高等方面为主要目标。城镇规划则主要目标则是在城镇的性质、规模及发展方向确立的条件下，对城镇的规划区范围及拟定分期建设技术经济指标等方面进行确定。

3. 规划部门的差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分别由国家土地资源管理部门和土地规划建设部门来编制实施。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的土地资源也从过去的无偿使用发展为有偿使用，这同时就客观造成了国家土地资源管理部门与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间的矛盾。

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衔接的原则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的衔接应遵从以下原则：第一，从全局出发的整体性原则，要求以提高土地的总体利用效益为基础，对不同区域、用地部门及产业之间用地的需求进行全面考虑，协调好各区域、部门及产业间的用地矛盾。第二，保护与保障并行原则，在加强对基本农田保护的基础上，推进耕地保护从重数量向数量、质量及生态建设的全面平衡转变。加强对土地的整理力度，控制建设用地占地规模，建立保护耕地的激励机制，才能使耕地保护与经济建设和谐发展。第三，可持续的土地利用原则，在规划建设中要将土地的开发、整理、利用及保护结合起来，重视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对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用地进行合理安排，使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统一协调，实现对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的衔接方式

1. 强化土地管理部门和建设规划部门间的协作。

土地管理部门和城市建设规划部门都要对城市用地进行统一的管理，严格土地审批制度，切实做到土地规划、征地、开发、建设的统一管理。同时要强化实施两个规划后的监督检查工作，对于违法用地和建设的案件要严肃查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衔接的重点是城镇建设用地的范围和界限，而建设用地区的土地利用则按照城镇建设规划进行。

2. 城镇规划要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依据。

城镇规划制定的发展用地的规模及控制范围不可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控制指标。同时，城镇建设用地要严格符合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要求及土地用途的管制要求，努力提高耕地的质量。对于不合理的建设用地，要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规划的具体要求进行局部调整，做到科学、合理地用地。任何部门、任何单位与个人的建设用地都不得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镇建设规划的要求。

3. 走集约型的城镇建设道路。

城镇建设规划应从过去的粗放式建设方式转变为充分发挥城镇可利用空间的集约型建设方式。城镇规划要树立建设用地紧张的观念，对土地进行更加科学、精密、详尽的安排规划，对城镇空间充分利用，适当提高建筑的密度、高度及容积率。当前许多城镇建筑的密度与容积率都比较低，有着很大的开发改造潜力。同时也可通过加强旧城改造，提高旧城用地在布局、结构及功能方面的紧促性与合理性来提高旧城土地的利用效率。另外还可以土地置换的方式，压缩农村的居民点及村镇企业用地，以达到节约用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丁祥伟.浅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的衔接[J].城市建设，2011（13）.

[2]王开杨.大型复杂桥梁施工监控分析[J].科技创新导报，2011（28）.

篇5

1.1 研究背景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十分紧张的国家。易开发的平原、盆地面积少，较难开发的山地、高原面积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扩张以及城市数量的增多，占用了大量的农业用地，导致城市与农业用地矛盾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继续加速，城市化水平已从1980年的19.4%提高到2010年的47.7%[1]。短短的30多年，提高了两倍有余。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基本持平。城市市区土地面积占全国面积达到27%，即27%的土地养育着占全国一半的人口。城市正作为现代人的居住生活方式为人们所接受，在21世纪中叶时期，即我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将达80%。在未来几十年城市还将容纳五六亿的人口。

1.2 研究意义

规划是实现土地优化配置和引导城市建设管理协调发展的关键，指导土地利用和城市建设的有两个规划，我国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相对稀缺，面临人口、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挑战。而且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中，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经济建设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们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两个规划的依据都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规划，其核心内容都是土地的合理利用。但研究的对象、范围、实施年限、方法、步骤各有侧重，规划深度悬殊较大。长期以来，两个规划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衔接不到位，难以协调统一，如何协调两个规划关系问题，应得到我们更多的关注。

2、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协调

目前，我国各级行政区范围进行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在1986年实行了城乡地政统一管理的新体制下，依据《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城乡土地进行统一的、全面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需要对行政辖区的全部土地利用的供给和需求，在结构上进行综合平衡，在布局上进行合理配置[4]。它即是合理安排各类土地利用的依据，也是各级政府对土地利用和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2.1 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失调原因

在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中，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经济建设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它们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两个规划的依据都是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规划，其核心内容都是土地的合理利用。但研究的对象、范围、实施年限、方法、步骤各有侧重，规划深度也悬殊较大。长期以来，两个规划在规划和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衔接不到位，难以协调统筹。其不协调的具体表现为：

2.1.1 “两规”脱节严重

土地利用规划分为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县(市、区)和乡(镇)五级，它的任务是：从“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出发[4]，对本辖区范围的土地在“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三要保护生态”基础上，兼顾建设和环境需要的原则进行统筹安排和合理利用。通过规划指标的层层下达和土地利用的分区控制相结合的方法，实现土地源的总供需平衡和对用地空间布局的调控，当然包括城市用地安排。我国的城市总体规划主要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随着国家大规模建设开展而发展起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提出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问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安排。城市和县镇在编制总体规划时，应当编制包括市或者县的行政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用以指导城市和城镇规划的编制。

2.1.2 规划成熟程度不同

在我国，城市规划在长期的规划实践中，吸收和借鉴了国外优秀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规划编制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规划编制较为成熟，规划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也较强。相比之下，土地利用规划在我国实施不久，20世纪80年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才起步，但未得到深入贯彻，直至1996年才得以全面展开[5]。第一轮和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略显匆忙，在实施中暴露出了较多问题，规划的理论与方法以及从业人员素质都不太成熟。

2.1.3 两个规划的规划理念不一致

一是城市规划是综合研究分析城市的性质、规模和空间发展形态，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编制，从城市需要出发，着眼于发展，重在解决城市空间布局问题，统筹安排城市各项建设用地。土地利用规划从土地供给出发，以上级下达的非农业建设用地控制指标为前提，切块用于城市建设，重在“控制”，在各方面都对城市建设用地给予严格限制，不得突破上级下达的指标。二是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地方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往往热衷于建设大城市，迎合各项建设项目的用地要求，有任意扩大城市规模的倾向；城市规划部门为迎合政府意图，加上自身利益观念的驱使，不管是粮田好地还是基本农田，统统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区的范围，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则强调节约集约用地，在规划建设用地位置时尽量不占粮田好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3 “两规”协调的思路与途径

3.1重视区域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的作用

城市规划与区域规划之间是点与面有机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城市总是与相应的区域相联系；与此同时，一定区域内必定有相应的经济中心城市。城市规划必须以区域规划为依据，在区域规划的基础上，一方面立足于大区域合理规划布局城镇体系；另一方面，合理确定城市的规模、性质，城市各部分的组成，各城区的用地，以促进城市与区域的协调及可持续发展。

3.2法律和制度上的创新

从现行法律法规体系看，《城市规划法》无疑为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从实际的效果来看，城市规划实的严肃性、科学性和可施性均优于土地利用规划。相比而言，我国尚无一部“土地规划法”，对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界定也只限于《土地管理法》的部分章节，而且对于违法处罚所言甚少。虽说已将土地利用规划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但这种法律效力既不能约束规划编制者的意图，也不能约束规划实施者的意图，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因此，建议制定相应的“土地规划法”，明确土地利用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细则，对违法行为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此外，建议借鉴城市规划师制度，建立“土地规划师”执业资格制度，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健全法律约束机制。

总之，制订和实施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规划是管好用好城市土地、合理布局城市空间的重要保证。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处级阶段，各个方面发展迅猛，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 ，如何将有限的土地发挥出最大的效应，就需要城市规划的辅助协调。相对国外，现阶段我们的规划水平还有待提高，由于体制问题，我们的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之间的衔接还有待完善，在当前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很有必要认真总结经验，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决策辅助模型等先进手段，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管理工作的水平，促进城乡建设，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王万茂，韩桐魁．土地利用规划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Wang Wanmao，Hart Tongkui．Land Use Planning[M]．Beijing：China Agriculture Press。2002．]

[2]沈阳市国土区划办公室，沈阳国土资源航空遥感研究，沈阳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