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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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047-03

在中国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村劳动力的流向将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所指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就是指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劳动大军，是促进农村富裕和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劳动力的转移是对于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同步进行，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异地流动也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与途径也大致与全国相似并同步进行。但到目前为止，与全国相比，其转移的效果、效率并不理想。

一、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一）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收入差距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云南省经济发展的障碍，城镇居民收入越高，人口流动就越高，相反技术落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逐步降低，人口流动也随之降低，这使得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收入的差距自然成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动力，于是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城市，也就是所谓的劳动力转移。

（二）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云南省的发展经济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了起来，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GDP）达10 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3%，高于全国5.2个百分点。而且全省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新跨越。

城镇，它是一个既不是城又不是乡的独立存在的区域，但就性质来说，它是既依赖于城市，又依赖于乡村，它把城乡有机地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区域，这样就决定了城镇具有城市和乡村的某些特征。城镇背靠大中城市，腹容广大农村，确实起到了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及联系和调节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城市社区之间的交流，而且还促进了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人才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的互相渗透。同时，还促使城乡社区在功能上的互相补充。而且，城镇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能够充分发挥其城乡经济的网络功能，积极地促进城乡结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建立城乡社区分工协作的社会经济统一体。

（三）耕地面积的减少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民族最多的山区省，94%为山区半山区，耕地面积占6%。一方面，云南省农村人口每年都有所增长，农村劳动力也自然地随之增长。云南省耕地面积9 365.84万亩，坡度在15度以下的陡坡耕地面积4 206.87万亩，只占耕地面积的45%，耕地质量明显偏低。据有关部门统计，云南省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耕地目前已被建设用地占用近30%，如不及时转变建设用地方式，优质耕地将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人口不断的增长膨胀的趋势下，可利用土地不断减少，建设用地面积不断的增加，从而使农民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少，又加上云南省近几年来的罕见的干旱问题，导致农民无地可种、无粮食可收。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以谋出路。

二、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一）数量、比重大

云南省农村劳动力数量多，比重大。以2009年、2010年、2011年农村劳动力数据做对比。

通过这三年的的数据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每年都不断地持续地增长，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快，转移的数量多，占的比重大。

（二）产业分布及需求方面

1.产业分布方面。而近几年来，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业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从劳动力转移数量或是转移的行业分布均有大幅度的增长。2009年第一、二、三产业转移比重为62.3%、12%、25.7%，2010年为60.43%、12.6%、26.97%，2011年为59.4%、13.1%、27.5%。① 这十年间，转移后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大幅度的增长，而且现在呈上升趋势；而转移的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相对下降很多，但是近几年来呈上升趋势；转移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相比也有所下降，但是也是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

2.产业需求方面。从行业分组的需求人数看，2012年全年中，住宿和餐饮业占19.55%；制造业占13.99%；建筑业占10.78%；是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较大的前三个行业，成为提供就业岗位的主要行业；从产业分组需求人数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7.05%、35.34%、57.6%，仍以第三产业的需求较为旺盛，较2012年第二季度相比增加0.0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较2012年第二季度增加1.45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与2012年第二季度相比减少了1.48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个百分点。②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三大产业分布中，把第三产业作为转移就业目标的劳动力，虽然较去年相比相对减少，但是所占比重依然很大。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很少，但是目前仍呈上升趋势。第二产业较2012年第二季度有所下降，但与去年同期也呈上升趋势。所以劳动力转移在产业需求方面是以第三产业为主体。

（三）劳动力招聘、应聘条件方面

1.性别方面。从云南省对劳动力的需求看，在2012年劳动力需求分析中，87.49%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性别有明确要求；从求职者的性别结构看，男性求职人数高于女性，其所占比重分别为55.75%和44.25%。

2.年龄方面。从云南省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年龄要求看，93.62%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年龄有要求。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约占总需求的72.71%，其中，对16～2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总需求的32.32%，对25～3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总需求的40.39%。从求职者的年龄构成来看，求职者中同样以青壮年为主体。16～34岁的求职者约占总求职人数的69.26%，其中：16～2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1.39%，较2012年第二季度增加2.5个百分点；25～3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7.87%；较2012年第二季度减少1.73个百分点；35～4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求职总量的22.91%，较2012年第二季度减少1.35个百分点，年龄构成与用人需求基本一致。在性别方面，男性求职人数相较2012第二季度和去年同期需求比重都有所下降，但在数量上依然多过女性；在年龄方面，25～34岁青壮年是求职的主体，虽然较2012年第二季度有所减少，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依然呈上升趋势。所以在农村劳动力的招聘和应聘中的性别方面男性劳动力求职人数依然会多于女性劳动力求职人数，而在25～34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壮年依旧是求职的主体。

（四）跨省转移方面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在2000 年11 月1日，全国共有流动迁移人口1.4亿，占全国总人口（1 242 612 226 人）的11.6%。其中，跨省转移人口为42 418 762 人，占总人口的3.41%。其中，江西省跨省转移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最高，为9.11%，其次分别为四川省（8.42%）、安徽省（7.33%）和湖南省（6.81%）。而云南省跨省转移人口为343 542 人，仅占当年总人口（42 360 089 人）的0.81%，此比例仅高于自治区（0.76%）、北京市（0.68%）和广东省（0.51%），在全国排倒数第四位。同样，根据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比重太低，仅为4.67%，而四川省、重庆市和贵州省此比重分别高达约50%、57.7%和63.9%。云南省这一比重仅为四川省的9.34%、重庆市的8.09%和贵州省的7.31%，均不到1/10。另外，2002 年，在本省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85.82%，而转移到省外的农村劳动力只占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14.18%。

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比重低，有地理位置的原因，即地处高原，交通不便，也有少数民族人数比重大等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问题。云南省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流动意识不足，还存有浓重的传统保守观念。

三、结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云南省经济发展现阶段决不能忽视的关键问题，农村劳动力之所以会选择转移主要还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且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向到一元经济结构的必然过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收入水平差异；子女教育问题；转移的劳动力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等问题，因此云南省应在促进就业，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加农村的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基础教育；完善政策，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等面作出努力。只有合理的解决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云南省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人地矛盾问题以及加快和推进农村的经济发展，才能更快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刘殿臣.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及特点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2）.

[2] 2012年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云南省统计局，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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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加大，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也不断增加。据统计，2002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为2806万，到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3550和3691万人，2006年年底已达到4747万人。不仅如此，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占转移总人数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2002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占总转移人数的29.89%，2004年达到34.6%，到2006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比例已达到36%。但我们仍应看到，虽然自2002年以来，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人数和比例有所增加，但其转移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男性劳动力，劳动力转移的主体仍然是农村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只占总人数的1/3。

二、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分析

（一）受教育程度低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有女孩的父母，特别是农村父母认为，对女孩的教育或者技能培养是不明智的投资。在这些父母的认知中，女孩将来要嫁人，对女孩的投资是很少甚至是没有回报的，因此多数家庭很少对女孩进行教育方面的投资。很多农村女性劳动力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而辍学之后大量不够就业年龄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过早地加入劳动力队伍，由此带来的短期经济利益又刺激更多的家庭放弃对女孩的教育，由此导致大多数农村女孩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质整体落后于男性劳动力。因此，她们的视野不够开阔，外出就业的观念就比较淡薄，就算有外出务工的打算，可供她们选择的职业也会因为自身技能和素质有限而受到限制，进入城市从事的也大多是一些底层的职业。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两种相互交织的过程，所以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然灾害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没有完善的保险和信贷体系，在农业生产遭遇自然灾害和市场失灵问题时，农村家庭无法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帮助，所以很多家庭为分散风险，会安排部分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是无法加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一旦没有获得收入或者遇到挫折，则只能以家庭所获得的农业收入作为支撑。所以，农村家庭出于分散和规避风险的考虑，会安排部分家庭成员外出打工，部分家庭成员留守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家庭成员的性别和年龄不一样，技能和素质也不一样，应根据不同家庭成员的比较或相对优势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到各种活动中。任何在市场上具有某种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应该完全参与市场，而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则留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由于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生理上的差异，使得男性劳动力具有从事户外劳动的比较优势，而女性劳动力则具有从事以养育子女为主的家务劳动方面的比较优势。所以，从家庭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家庭中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农村男性劳动力会选择外出打工来增加收入，而农村女性劳动力则选择留守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照顾老人和养育子女等工作。

（三）劳动力市场的歧视

首先，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不平衡，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到了一个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 只能进入那种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力市场。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中，在某种程度上“重男轻女”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性导致的，社会观念和习俗的影响很少有企业能够超脱。比如，在对待两性劳动力的态度和评价方面，几乎所有企业都会认为男性劳动力的生产劳动率水平要高于女性劳动力，且女性劳动力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就面临着结婚生子以及照顾家庭的责任。因此，一般情况下多数企业会选择直接倾向于男性劳动力。虽然两性劳动力的生理及心理差别影响了他们生产力水平的发挥程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更加不可否认的是，重男轻女的观念甚至是性别歧视的行为在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

可想而知，作为女性与农民两个身份的叠加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更难获得就业机会。

三、推动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一） 努力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首先，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义务教育的贯彻实施，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特别要注意的是要防止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女生辍学的现象，防止女性文盲的出现，全面提高农村女性劳动的受教育程度。

其次，在保证农村女性劳动力接受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大部分农村女性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就业难的现象是因为她们往往没有一技之长。因此，政府和社会应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通过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素质，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二）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免除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

在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是农村家庭的惟一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险。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一日不解决，农村家庭与土地的紧密依存关系必然存在，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实现整体的、彻底的转移，进而造成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难度加大。

（三）消除就业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就业

受传统观念以及我国当前社会进步程度的影响，男尊女卑的腐朽观念依然残存在社会生活中。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开展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培训等多种形式增强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消除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偏见和歧视。建立健全保护女性劳动力权益的法律法规，保护女性劳动力的各种权利，在法律层面上消除劳动用工中的性别歧视，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建立城乡统一、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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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北京市作为中国特大城市的代表之一，其经济发展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北京也是农村劳动力净流入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为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北京市经济增长受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非常明显。本文研究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对北京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理论上将更好地推动运用经济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模式，在现实上也能为特大城市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本文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定义为：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新兴的二、三产业。包括农村就地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人口和流向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将特大城市的定义为：根据《国家中长期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标准，市区常住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5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将经济增长的定义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的标志。

2.国内外相关研究

关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均有相关研究。

在国外，刘易斯（Lewis，1954）在农业部门劳动无限供给和工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描绘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增长情形；乔根森（D.W.Jogenson，1967）认为工资率是随着资本积累上升和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的。他认为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农业剩余的规模决定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工业部门的发展，进而影响城市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利利安（1982）在其提出的部门转移理论中强调，产品市场上消费需求的变动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波动，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异，进而促使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Poirson（2000）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要素的再配置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对人均GDP的贡献率为年均0.75%；世界银行（2005）估计，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再配置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如有1%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地区，则导致总体经济增长0.5%。

国内学者谭崇台（2001）和刘怀廉（2004）则从著名的“推拉理论”来解释农村人口流动这一现象；李培林（2003）也指出由于农业收入增长非常缓慢，在农村甚至出现农业收入负增长态势，这使得农民对种地愈发失去兴趣，农民便离开土地流向城市；蔡昉（2005）证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会缩小城乡差距的原因是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在特大城市的发展趋势方面，刘乃全（2005）从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产业集聚效应、资本和技术要素效应、就业替代效应与竞争效应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特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崔传义（2010）则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效应。

3.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图1可以看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在1978-2011年间呈现出上升态势，根据人口的具体增长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4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略有上升，但整体增长缓慢。原因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大城市经济辐射能力虽增强，但是受户籍制度等行政制度的制约，人口流动依然存在较大阻力，故劳动力转移人口增长幅度缓慢。第二阶段：1995-2000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在波动中快速上升。其中，1995-1999年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亚洲经济危机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愿也因此受到冲击，人数略有下滑；1999-2000年是快速上升的一年，由于经济危机的缓和和新千年城市经济的重新复苏，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二、三产业转移。第三阶段：2001-2011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迅速提高，增长速度空前。尤其是2009-2010年，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直到2011年城市资源初露饱和现象时才开始放缓。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2》

另外，根据图1还可以看出，北京市1978年不变价GDP从1978年至2011年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并可以将整个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9年。此阶段北京市经济增长较为平缓，从1978年的108.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445.1亿元，平均增速在7%左右。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刚开始显现，经济增长加速尚不明显；第二阶段：2000-2011年，此阶段北京市GDP增长速度加快，从2000年末的507.6亿元增长到2168.5亿元，平均增速为14%。这十余年间的高速增长表明，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策稳步推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经济发展环境净化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推动了北京市经济在十余年间的高速增长。

4.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定义变量

本文用1978年不变价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记为GDP=北京市历年国民生产总值。用Immigrate表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记为Immigrate=北京市历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

为了减小原始数据的波动性，将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变量设置为lnimmigrate和lngdp。

4.2 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对Immigrate和GDP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原始序列的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单位根假设，故可以认为，Immigrate和GDP二者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二者均拒绝单位根假设，说明一阶差分变量是平稳的。这说明上述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对于非平稳的经济变量。对于非平稳变量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其之间的相关性是不可取的，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检验。通过E-G两部协整检验结果可知，文中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出于文章版面要求，相关检验结果没再文中列出。

4.3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说明两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证明变量间存在确定性的相互影响关系需要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以看出，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GDP）是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Immigrate）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Immigrate）也是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理论上证实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北京市作为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其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所作出的贡献。

4.4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gression Model，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变量间共同变动的关系，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它常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因素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根据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SC（Schwarz criterion）法则判定滞后阶数为1，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所示。其中，（ ）内为标准误差，[ ]内为t检验值。

4.5 脉冲响应分析

为讨论变量间关系，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即通过比较不同变量的脉冲响应，来判断变量所受冲击效果大小，进而判断变量间互动关系。

根据图2可以看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对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始终为正，且呈上升趋势。说明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对北京市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在前4期推动作用相对较弱，自第5期开始作用逐渐增强。同样，北京市经济增长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不断增强。

5.结论

第一，北京市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且是其单向格兰杰原因。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相对较小，随着期数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不断加强，并且始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第二，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的增长与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且是其单向格兰杰原因。由于受投资等原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如后者对前者的作用明显，但趋势是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和影响也在不断加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增长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持续且正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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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学真.北京市流动人口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2011.

[3]郭志仪，赵小克，刘那日苏.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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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段成荣，孙玉晶.我国流动人口统计口径的历史变动[J].人口研究，2006，7.

[7]郭克莎.我国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及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1999，10.

[8]周晓岚.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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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74-04

1. 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既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繁荣，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但由于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具有内在的、强烈的流动倾向和基本的流动能力，导致农业骨干、青壮年劳动力过多流走，使农村地区出现严重的家庭“空巢”、农业“空壳”、农村“空心”化，造成农地撂荒和农业粗放经营。农村人口结构的不合理，不仅使留守老人的赡养缺位，留守孩子的亲情、教育缺失，而且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并制定相关政策，既让过剩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又让农业部门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确保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剩余劳动力规模(林毅夫,2003;侯风云,200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劳动力转移动因:(W.A.Lewis,1954［1］;G.Ranis and J.H.Fei,1961;M.L.Lee,1966;D.J.Bogen,1972; J.R.Harris and M.P.Todaro,蔡,都阳,2001,2003;朱农,2005;蒲艳萍等,2005);劳动力转移的障碍(Solinger,1999;Roberts,2000;牛叔文、曲玮,2005,程名望等,2006,陈永正,韩银娥,2007); 劳动力转移机制(陈吉元、胡必亮,1994;ILO,1998; 张智勇、梅建明,2002［2］;程世勇、张克听,2005［3］;刘丽、任保平,2007;程宏伟、张永海,2007［4］); 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对策(周天勇,2001;王珏,2004;罗亚萍、姜红星,2005;徐平华,2006;张雅丽,2007);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李实,1997;Sala•i•Martin & Subramanian,2003;高迎斌,贺一耕,2005;李文武,2006;龚晓莺、王朝科,2007); 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问题(宋林飞,2002;韩俊,尹成杰,崔传义,曾家洪,2007)等。国内研究侧重考虑劳动力如何转移出去，忽视劳动力过度转移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特别是没有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业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因而在价值层面不同程度地背离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取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并采集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协整分析、误差向量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工具，检验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政策建议。

2. 研究假设与数据采集说明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主要有四个：①人均耕地面积（X1）。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单位面积可容纳的农村劳动力越少。因此，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负相关。

②农业劳动生产率（X2）。农业劳动生产率用第一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来表示。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面积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少。因此，本文假设在耕地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③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该预期与城乡收入实际差别、城镇新增岗位的数量和城镇失业率有关。城乡收入实际差别（A）=（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二、三产业收入）/农村第一产业收入，城乡收入实际差别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由于很难收集数据，本文用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B）来表示城镇新增岗位数量。因为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对就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二、三产业中有很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其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农村劳动力形成巨大的“拉力”，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空间。所以，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越大，新增岗位越多，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城镇失业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C）来表示，城镇失业人数越多，农村转移进入城镇的劳动力越难找到工作，其就业的概率越低。所以，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为：

X3=A*BC

因此，本文假设，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④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本文借鉴了李勋来、李国平（2005）［5］的计算方法。其中，1985～2002年的数据来源于李勋来、李国平（2005），2003～2005年的数据为作者根据李勋来、李国平（2005）的方法和相关统计年鉴整理补充。农村劳动力素质越高，越容易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6》及《中国统计年鉴2006》。

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3.1 回归分析

利用相关数据和Eviews5.0统计软件，我们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Y)与各因素关系的回归方程：

Y=3753.476－1421.134X1+3.026X2+38.806X3

+0.3709X4+ε

（0.7016） （-4.432） （14.76） （2.382） （5.972）

Adjusted R2=0.986 Durbin-Watson＝1.846

从统计学角度看，该模型的R2为0.989，说明多元回归方程解释了总变差的98.9%，拟合程度相当高，且各变量的t值均比较理想。从回归结果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正相关，与人均耕地面积（X1）负相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越大，农村人力资本素质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从经济学角度看，回归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3.2 协整分析

3.2.1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我们对人均耕地面积X1，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取对数，其一阶差分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增长率，用lnX1，lnX2，lnX3，lnX4表示。（表1）是其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3.2.2 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我们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AIC和SC最小原则确定该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表2）为协整检验结果。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1985～2005年，Y，X1，X2，X3和X4这五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致协整的向量或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997.1874，-2.992283，-117.4563，

-0.345567）

五个变量间的协整方程为：

Y=-997.1847X1+2.992283X2+117.4563X3

+0.345567X4

（228.124） （0.14582） （9.66666） （0.03685）

由协整方程可知，1985～2005年，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反向作用关系；农业劳动生产率、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正向作用关系。这说明，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从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扩大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的提升，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该协整方程还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越高，越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虽然高素质人才向外转移，加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新农村建设提倡的现代化农业也必须建立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留守农村的低素质劳动力，没有能力获取和使用先进的技术和信息，也没有能力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

3.3格朗杰因果检验

（表3）是利用格朗杰因果检验考察的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结果。

（表3）显示：①在最优滞后期时，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多的格朗杰原因，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引致的。②在最优滞后期时，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10%的置信度下，互为格朗杰原因，即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提高，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③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不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格朗杰原因，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长期协整关系并没有形成因果关系。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是名义的而非实际的，这是因为经过20多年的劳动力持续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存量正在被吸纳殆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已经处于边际状态，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进入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转移能力已经很弱。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不会对劳动力转移规模产生太大影响。④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格朗杰原因。这与农民工合法的经济权益、分享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和一些基本社会权利仍然受到严重歧视与侵害，以及城市排斥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迁移定居，改变户口身份，变为享有平等权利和安居乐业的市民，使得他们向城市的根本性转移受到制度阻塞有关。

3.4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格朗杰因果检验证实了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单向因果关系；而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Sims（1980）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Impulse-Response）分析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图2）是变量对相关冲击的动态反应（表4）是变量滞后10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图2）及（表4）可见：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自冲击总体上有利于自身的改善，这种冲击效应在滞后两期时达到最低点，之后平稳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方差自冲击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90%左右。②在城乡收入差距预期的冲击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第一至第三期呈现负向响应，第三期后有幅度相当的正向响应，第六期后逐渐回落。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预测误差的比例，由第一期的2.71%上升到第十期的33.77%。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冲击则表现为波浪式正反向显著反应，波峰和波谷出现在第二期和第四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冲击，在短期内将扩大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稍长一点就会缩小这种预期，在滞后陆期时又重新扩大预期。但这种影响在第八期达到顶点后，呈现向零效应收敛的迹象。④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冲击，在第一至第五期呈现正向响应，但波动比较剧烈。滞后五期后呈现负向响应，且这种影响逐渐变小，在第十期时基本消失。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逐渐降低，其占人均耕地面积预测误差的比例由滞后两期的7.03%逐步下降到滞后10期的3.27%。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的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增加在较长时间里会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但这种影响不显著。

4. 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人均耕地面积负相关，并且由于转移数量的不断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耕地流失的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具备长期的正向的协整关系；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差别预期越大，转移数量越多；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缺失制约了劳动力转移的层次和效果，使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显著。

由于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特别强调劳务经济的重要性，认为通过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可以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别，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相对于资本获得，劳务收入要低得多，而且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解决不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并且，由于要素性资源单向流动，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要素多路径单向流出，使农村经济发展“漏出”大于“注入”，由此导致农业的系统发展能力日益低下，内在动力不断弱化，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资源经济对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经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农村“资本稀缺型”的发展模式，使农村丰富的资源开发利用比较滞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脱节发展使劳务收入资本化进程缓慢，资源禀赋较好却依然陷入资源诅咒困境。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其实现途径是充分整合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建立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相结合的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出路是形成以资本为纽带，以农民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劳动力转移为基础的劳务经济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基础，资源经济为劳务经济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载体，如果将劳务经济所带来的收入转化为资本，投入到资源经济中，通过自然资源、知识和资本的充分整合，农民可以通过劳务收入与资本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劳务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经济的发展将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反过来促进劳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可以形成良性互动。

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的互动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得以实现：政府、市场与农村金融。①政府应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务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其有能力在高端劳务市场获取更高的劳务收入；同时，通过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出台相关产业政策，积极引导劳务收入流向资源类产业，实现劳务收入的资本化。②将当地农民看作平等的市场主体，给予本地资金和外来资金同等的政策待遇，在充分利用本地资金的基础上引入外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资源收益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③通过发展农村金融，打通劳务收入资本化的渠道。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农村中小企业贷款，还应发展资源产业投资基金。依托其强大的网点分布和专业的投资能力，解决劳务收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实现劳务收入的保值增值，同时解决资源开发过程中大量资金需求问题。

参考文献：

［1］ Lewis, W Arthur. 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4,（36）：46-51.

［2］张智勇，梅建明.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产业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2,(11).

［3］程世勇，张克听.经济转型中城乡劳动力转移机制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5,(6).

篇5

二、变量选择及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2010年统计年鉴。年鉴中没有直接的劳动力转移数据，综合相关文献，利用陆学艺（2004）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计算公式如下：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Y＝城镇年末从业人员数－年末在岗职工人数结合相关的研究理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率比值1X。以往的研究认为第一产业生产率，及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影响，不难理解一产业生产率越高劳动力从农村输出越多，而二三产业占比越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也越大。本文考虑实际数据的合理性，将这两个因素合理地用二三产业生产率比值代替。计算公式如下：生产率比值X1＝二三产业生产率第一产业生产率。

2）城乡收入差距2X。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每个人都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虽然这一理论有其片面性，但可以想见，城乡收入差距显然会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计算公式如下：

3）城市劳动力缺口3X。计算公式如下：城市劳动力缺口X3＝二三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年末在岗职工人数－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故，设定模型为。

三、政策因素的虚拟变量的引入

中国经济在1992年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大陆的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劳动力需求开始大幅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这里应有一个转折点。再者，从9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中国大陆的明显经济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前来投资办厂，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从1998年开始，中国大陆开始取消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有条件实现。为此，结合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散点图，通过实际的试验，在模型中加入了1D、2D两个虚拟变量，形式如下：111992019791991ttDt，21199801997ttDt，，加入虚拟变量后得到模型：$=+++++===1221313227173.1905316.1691585.7292.6721257.7330.2790.302(1060.67)(1128.91)(672.028)(0.641)(233.164)(0.047)(0.302)(6.763)(4.709)(2.36)(4.172)(5.64)(5.903)(3.75)0.9963590ttttttttYDDXXXDXtRR.995486F=1140.327DW=1.416771经过ADF单位根检验、残差序列的协整检验，模型不存在伪回归。

四、模型检验

从经济意义上看，城乡收入差距2X、生产率比值1X以及城市劳动力缺口3X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向影响；虚拟变量1D、2D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与现实相符合。由回归结果，模型整体的拟合程度很好，各变量的系数由t检验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用ARCH方法检验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再使用滞后2阶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检，模型也不存在自相关，通过了计量经济学检验。模型是有效的。至此，将最终模型写成分段形式：$≤≤≤≤≥2t1t3tt2t1t3t2t1t3t-7173.190+2.672X+1257.733X+0.279X1979t1991Y=-12489.359+2.672X+1257.733X+0.581X1992t1997-10903.630+2.672X+1257.733X+0.581Xt1998。

五、模型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