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7: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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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047-03
在中国逐步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村劳动力的流向将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所指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问题,就是指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出的劳动大军,是促进农村富裕和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劳动力的转移是对于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主要是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而同步进行,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异地流动也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与途径也大致与全国相似并同步进行。但到目前为止,与全国相比,其转移的效果、效率并不理想。
一、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原因
(一)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收入差距
二元经济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工业和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经济结构(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云南省经济发展的障碍,城镇居民收入越高,人口流动就越高,相反技术落后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逐步降低,人口流动也随之降低,这使得城乡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而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收入的差距自然成为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基本动力,于是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涌入城市,也就是所谓的劳动力转移。
(二)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促进作用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云南省的发展经济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国家的经济发展带动了起来,并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2012年全省生产总值(GDP)达10 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3%,高于全国5.2个百分点。而且全省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成功实现了经济发展新跨越。
城镇,它是一个既不是城又不是乡的独立存在的区域,但就性质来说,它是既依赖于城市,又依赖于乡村,它把城乡有机地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区域,这样就决定了城镇具有城市和乡村的某些特征。城镇背靠大中城市,腹容广大农村,确实起到了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及联系和调节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城市社区之间的交流,而且还促进了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人才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的互相渗透。同时,还促使城乡社区在功能上的互相补充。而且,城镇作为联结城乡的纽带,能够充分发挥其城乡经济的网络功能,积极地促进城乡结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建立城乡社区分工协作的社会经济统一体。
(三)耕地面积的减少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民族最多的山区省,94%为山区半山区,耕地面积占6%。一方面,云南省农村人口每年都有所增长,农村劳动力也自然地随之增长。云南省耕地面积9 365.84万亩,坡度在15度以下的陡坡耕地面积4 206.87万亩,只占耕地面积的45%,耕地质量明显偏低。据有关部门统计,云南省面积在10平方公里以上的耕地目前已被建设用地占用近30%,如不及时转变建设用地方式,优质耕地将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展,人口不断的增长膨胀的趋势下,可利用土地不断减少,建设用地面积不断的增加,从而使农民耕地的面积越来越少,又加上云南省近几年来的罕见的干旱问题,导致农民无地可种、无粮食可收。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开始向城镇转移以谋出路。
二、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
(一)数量、比重大
云南省农村劳动力数量多,比重大。以2009年、2010年、2011年农村劳动力数据做对比。
通过这三年的的数据比较,从中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每年都不断地持续地增长,劳动力增长的速度快,转移的数量多,占的比重大。
(二)产业分布及需求方面
1.产业分布方面。而近几年来,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行业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从劳动力转移数量或是转移的行业分布均有大幅度的增长。2009年第一、二、三产业转移比重为62.3%、12%、25.7%,2010年为60.43%、12.6%、26.97%,2011年为59.4%、13.1%、27.5%。① 这十年间,转移后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大幅度的增长,而且现在呈上升趋势;而转移的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相对下降很多,但是近几年来呈上升趋势;转移的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相比也有所下降,但是也是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
2.产业需求方面。从行业分组的需求人数看,2012年全年中,住宿和餐饮业占19.55%;制造业占13.99%;建筑业占10.78%;是劳动力市场中需求量较大的前三个行业,成为提供就业岗位的主要行业;从产业分组需求人数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7.05%、35.34%、57.6%,仍以第三产业的需求较为旺盛,较2012年第二季度相比增加0.0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较2012年第二季度增加1.45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2.2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与2012年第二季度相比减少了1.48个百分点,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3个百分点。②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三大产业分布中,把第三产业作为转移就业目标的劳动力,虽然较去年相比相对减少,但是所占比重依然很大。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很少,但是目前仍呈上升趋势。第二产业较2012年第二季度有所下降,但与去年同期也呈上升趋势。所以劳动力转移在产业需求方面是以第三产业为主体。
(三)劳动力招聘、应聘条件方面
1.性别方面。从云南省对劳动力的需求看,在2012年劳动力需求分析中,87.49%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性别有明确要求;从求职者的性别结构看,男性求职人数高于女性,其所占比重分别为55.75%和44.25%。
2.年龄方面。从云南省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年龄要求看,93.62%的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年龄有要求。16~34岁之间的劳动者构成单位用人需求的主体,约占总需求的72.71%,其中,对16~2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总需求的32.32%,对25~34岁之间劳动者的需求占总需求的40.39%。从求职者的年龄构成来看,求职者中同样以青壮年为主体。16~34岁的求职者约占总求职人数的69.26%,其中:16~2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1.39%,较2012年第二季度增加2.5个百分点;25~3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37.87%;较2012年第二季度减少1.73个百分点;35~44岁之间的求职者占求职总量的22.91%,较2012年第二季度减少1.35个百分点,年龄构成与用人需求基本一致。在性别方面,男性求职人数相较2012第二季度和去年同期需求比重都有所下降,但在数量上依然多过女性;在年龄方面,25~34岁青壮年是求职的主体,虽然较2012年第二季度有所减少,但与去年同期相比依然呈上升趋势。所以在农村劳动力的招聘和应聘中的性别方面男性劳动力求职人数依然会多于女性劳动力求职人数,而在25~34岁这个年龄段的青壮年依旧是求职的主体。
(四)跨省转移方面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在2000 年11 月1日,全国共有流动迁移人口1.4亿,占全国总人口(1 242 612 226 人)的11.6%。其中,跨省转移人口为42 418 762 人,占总人口的3.41%。其中,江西省跨省转移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最高,为9.11%,其次分别为四川省(8.42%)、安徽省(7.33%)和湖南省(6.81%)。而云南省跨省转移人口为343 542 人,仅占当年总人口(42 360 089 人)的0.81%,此比例仅高于自治区(0.76%)、北京市(0.68%)和广东省(0.51%),在全国排倒数第四位。同样,根据云南省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比重太低,仅为4.67%,而四川省、重庆市和贵州省此比重分别高达约50%、57.7%和63.9%。云南省这一比重仅为四川省的9.34%、重庆市的8.09%和贵州省的7.31%,均不到1/10。另外,2002 年,在本省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85.82%,而转移到省外的农村劳动力只占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的14.18%。
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比重低,有地理位置的原因,即地处高原,交通不便,也有少数民族人数比重大等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问题。云南省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流动意识不足,还存有浓重的传统保守观念。
三、结论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云南省经济发展现阶段决不能忽视的关键问题,农村劳动力之所以会选择转移主要还是因为城乡收入差距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且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向到一元经济结构的必然过程。在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收入水平差异;子女教育问题;转移的劳动力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等问题,因此云南省应在促进就业,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加强农村劳动力教育和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加农村的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基础教育;完善政策,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等面作出努力。只有合理的解决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云南省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人地矛盾问题以及加快和推进农村的经济发展,才能更快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刘殿臣.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现状及特点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2).
[2] 2012年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云南省统计局,2013:4.
一、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加大,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也不断增加。据统计,2002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为2806万,到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3550和3691万人,2006年年底已达到4747万人。不仅如此,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占转移总人数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2002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人数占总转移人数的29.89%,2004年达到34.6%,到2006年,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比例已达到36%。但我们仍应看到,虽然自2002年以来,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人数和比例有所增加,但其转移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男性劳动力,劳动力转移的主体仍然是农村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只占总人数的1/3。
二、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分析
(一)受教育程度低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有女孩的父母,特别是农村父母认为,对女孩的教育或者技能培养是不明智的投资。在这些父母的认知中,女孩将来要嫁人,对女孩的投资是很少甚至是没有回报的,因此多数家庭很少对女孩进行教育方面的投资。很多农村女性劳动力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而辍学之后大量不够就业年龄的农村女性劳动力过早地加入劳动力队伍,由此带来的短期经济利益又刺激更多的家庭放弃对女孩的教育,由此导致大多数农村女孩受教育程度偏低,文化素质整体落后于男性劳动力。因此,她们的视野不够开阔,外出就业的观念就比较淡薄,就算有外出务工的打算,可供她们选择的职业也会因为自身技能和素质有限而受到限制,进入城市从事的也大多是一些底层的职业。
(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两种相互交织的过程,所以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自然灾害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健全,没有完善的保险和信贷体系,在农业生产遭遇自然灾害和市场失灵问题时,农村家庭无法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帮助,所以很多家庭为分散风险,会安排部分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绝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是无法加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一旦没有获得收入或者遇到挫折,则只能以家庭所获得的农业收入作为支撑。所以,农村家庭出于分散和规避风险的考虑,会安排部分家庭成员外出打工,部分家庭成员留守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家庭成员的性别和年龄不一样,技能和素质也不一样,应根据不同家庭成员的比较或相对优势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到各种活动中。任何在市场上具有某种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应该完全参与市场,而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家庭成员则留在家中从事家务劳动。由于男性劳动力和女性劳动力生理上的差异,使得男性劳动力具有从事户外劳动的比较优势,而女性劳动力则具有从事以养育子女为主的家务劳动方面的比较优势。所以,从家庭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家庭中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农村男性劳动力会选择外出打工来增加收入,而农村女性劳动力则选择留守在家里从事农业生产、照顾老人和养育子女等工作。
(三)劳动力市场的歧视
首先,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不平衡, 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农村劳动力被排斥到了一个与城市居民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上, 只能进入那种收入低、工作环境差、待遇差、福利低劣的次属劳动力市场。
其次,在劳动力市场中,在某种程度上“重男轻女”是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性导致的,社会观念和习俗的影响很少有企业能够超脱。比如,在对待两性劳动力的态度和评价方面,几乎所有企业都会认为男性劳动力的生产劳动率水平要高于女性劳动力,且女性劳动力在到达一定年龄之后就面临着结婚生子以及照顾家庭的责任。因此,一般情况下多数企业会选择直接倾向于男性劳动力。虽然两性劳动力的生理及心理差别影响了他们生产力水平的发挥程度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更加不可否认的是,重男轻女的观念甚至是性别歧视的行为在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
可想而知,作为女性与农民两个身份的叠加的农村女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更难获得就业机会。
三、推动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建议
(一) 努力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
首先,政府和社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保证义务教育的贯彻实施,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其按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特别要注意的是要防止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女生辍学的现象,防止女性文盲的出现,全面提高农村女性劳动的受教育程度。
其次,在保证农村女性劳动力接受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还要加强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职业技术教育。大部分农村女性劳动力在转移过程中之所以存在就业难的现象是因为她们往往没有一技之长。因此,政府和社会应针对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特点和市场需求,通过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素质,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二)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免除进城农村劳动力的后顾之忧
在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是农村家庭的惟一失业保障和养老保险。农村社会保障问题一日不解决,农村家庭与土地的紧密依存关系必然存在,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能实现整体的、彻底的转移,进而造成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转移难度加大。
(三)消除就业歧视,促进男女平等就业
受传统观念以及我国当前社会进步程度的影响,男尊女卑的腐朽观念依然残存在社会生活中。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伦理道德规范,通过开展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培训等多种形式增强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消除对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偏见和歧视。建立健全保护女性劳动力权益的法律法规,保护女性劳动力的各种权利,在法律层面上消除劳动用工中的性别歧视,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建立城乡统一、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
参考文献:
1.引言
北京市作为中国特大城市的代表之一,其经济发展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北京也是农村劳动力净流入的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为北京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大贡献,北京市经济增长受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非常明显。本文研究北京市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对北京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理论上将更好地推动运用经济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问题的模式,在现实上也能为特大城市的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本文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定义为: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转向新兴的二、三产业。包括农村就地转移到二、三产业的人口和流向城镇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将特大城市的定义为:根据《国家中长期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标准,市区常住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500万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将经济增长的定义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的标志。
2.国内外相关研究
关于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均有相关研究。
在国外,刘易斯(Lewis,1954)在农业部门劳动无限供给和工资水平不变的前提下,描绘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增长情形;乔根森(D.W.Jogenson,1967)认为工资率是随着资本积累上升和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的。他认为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前提条件是农业剩余,农业剩余的规模决定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工业部门的发展,进而影响城市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利利安(1982)在其提出的部门转移理论中强调,产品市场上消费需求的变动会引起劳动力需求的波动,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工资差异,进而促使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Poirson(2000)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要素的再配置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对人均GDP的贡献率为年均0.75%;世界银行(2005)估计,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再配置将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在收益,如有1%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地区,则导致总体经济增长0.5%。
国内学者谭崇台(2001)和刘怀廉(2004)则从著名的“推拉理论”来解释农村人口流动这一现象;李培林(2003)也指出由于农业收入增长非常缓慢,在农村甚至出现农业收入负增长态势,这使得农民对种地愈发失去兴趣,农民便离开土地流向城市;蔡昉(2005)证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会缩小城乡差距的原因是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以及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在特大城市的发展趋势方面,刘乃全(2005)从劳动力流动所产生的产业集聚效应、资本和技术要素效应、就业替代效应与竞争效应分析了劳动力转移对特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崔传义(2010)则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效应。
3.描述性统计分析
根据图1可以看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在1978-2011年间呈现出上升态势,根据人口的具体增长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4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略有上升,但整体增长缓慢。原因是由于改革开放后,大城市经济辐射能力虽增强,但是受户籍制度等行政制度的制约,人口流动依然存在较大阻力,故劳动力转移人口增长幅度缓慢。第二阶段:1995-2000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在波动中快速上升。其中,1995-1999年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主要原因是由于亚洲经济危机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意愿也因此受到冲击,人数略有下滑;1999-2000年是快速上升的一年,由于经济危机的缓和和新千年城市经济的重新复苏,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二、三产业转移。第三阶段:2001-2011年。此阶段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迅速提高,增长速度空前。尤其是2009-2010年,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直到2011年城市资源初露饱和现象时才开始放缓。
数据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2》
另外,根据图1还可以看出,北京市1978年不变价GDP从1978年至2011年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并可以将整个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9年。此阶段北京市经济增长较为平缓,从1978年的108.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445.1亿元,平均增速在7%左右。这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刚开始显现,经济增长加速尚不明显;第二阶段:2000-2011年,此阶段北京市GDP增长速度加快,从2000年末的507.6亿元增长到2168.5亿元,平均增速为14%。这十余年间的高速增长表明,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政策稳步推进,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经济发展环境净化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劳动力对城市发展的贡献,推动了北京市经济在十余年间的高速增长。
4.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定义变量
本文用1978年不变价GDP来衡量经济增长,记为GDP=北京市历年国民生产总值。用Immigrate表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记为Immigrate=北京市历年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
为了减小原始数据的波动性,将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变量设置为lnimmigrate和lngdp。
4.2 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本文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对Immigrate和GDP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如表1所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原始序列的检验结果均没有拒绝单位根假设,故可以认为,Immigrate和GDP二者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二者均拒绝单位根假设,说明一阶差分变量是平稳的。这说明上述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对于非平稳的经济变量。对于非平稳变量采用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其之间的相关性是不可取的,应采用协整方法进行分析检验。通过E-G两部协整检验结果可知,文中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出于文章版面要求,相关检验结果没再文中列出。
4.3 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只能说明两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证明变量间存在确定性的相互影响关系需要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进行。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可以看出,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GDP)是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Immigrate)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Immigrate)也是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理论上证实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北京市作为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其城市发展和经济建设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成千上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所作出的贡献。
4.4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构建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gression Model,VAR)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可以用来描述变量间共同变动的关系,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它常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因素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根据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和SC(Schwarz criterion)法则判定滞后阶数为1,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如下所示。其中,( )内为标准误差,[ ]内为t检验值。
4.5 脉冲响应分析
为讨论变量间关系,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进行脉冲响应分析,即通过比较不同变量的脉冲响应,来判断变量所受冲击效果大小,进而判断变量间互动关系。
根据图2可以看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对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始终为正,且呈上升趋势。说明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对北京市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在前4期推动作用相对较弱,自第5期开始作用逐渐增强。同样,北京市经济增长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不断增强。
5.结论
第一,北京市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且是其单向格兰杰原因。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相对较小,随着期数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吸引作用不断加强,并且始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
第二,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的增长与北京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呈显著正相关且是其单向格兰杰原因。由于受投资等原因的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如后者对前者的作用明显,但趋势是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和影响也在不断加强,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的增长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持续且正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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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3-0074-04
1. 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十分丰富的国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学者们普遍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既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经济繁荣,城乡统筹发展的有效途径。但由于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具有内在的、强烈的流动倾向和基本的流动能力,导致农业骨干、青壮年劳动力过多流走,使农村地区出现严重的家庭“空巢”、农业“空壳”、农村“空心”化,造成农地撂荒和农业粗放经营。农村人口结构的不合理,不仅使留守老人的赡养缺位,留守孩子的亲情、教育缺失,而且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新农村建设及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分析劳动力转移的原因,并制定相关政策,既让过剩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出,又让农业部门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确保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剩余劳动力规模(林毅夫,2003;侯风云,200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劳动力转移动因:(W.A.Lewis,1954[1];G.Ranis and J.H.Fei,1961;M.L.Lee,1966;D.J.Bogen,1972; J.R.Harris and M.P.Todaro,蔡,都阳,2001,2003;朱农,2005;蒲艳萍等,2005);劳动力转移的障碍(Solinger,1999;Roberts,2000;牛叔文、曲玮,2005,程名望等,2006,陈永正,韩银娥,2007); 劳动力转移机制(陈吉元、胡必亮,1994;ILO,1998; 张智勇、梅建明,2002[2];程世勇、张克听,2005[3];刘丽、任保平,2007;程宏伟、张永海,2007[4]); 劳动力转移模式及对策(周天勇,2001;王珏,2004;罗亚萍、姜红星,2005;徐平华,2006;张雅丽,2007); 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效应(李实,1997;Sala•i•Martin & Subramanian,2003;高迎斌,贺一耕,2005;李文武,2006;龚晓莺、王朝科,2007); 劳动力转移面临的新问题(宋林飞,2002;韩俊,尹成杰,崔传义,曾家洪,2007)等。国内研究侧重考虑劳动力如何转移出去,忽视劳动力过度转移对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特别是没有强调农业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业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因而在价值层面不同程度地背离了统筹城乡发展的国家战略。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提取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并采集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协整分析、误差向量模型、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工具,检验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政策建议。
2. 研究假设与数据采集说明
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主要有四个:①人均耕地面积(X1)。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单位面积可容纳的农村劳动力越少。因此,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负相关。
②农业劳动生产率(X2)。农业劳动生产率用第一产业产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的比值来表示。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面积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就越少。因此,本文假设在耕地总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③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决定因素。该预期与城乡收入实际差别、城镇新增岗位的数量和城镇失业率有关。城乡收入实际差别(A)=(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二、三产业收入)/农村第一产业收入,城乡收入实际差别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由于很难收集数据,本文用二、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B)来表示城镇新增岗位数量。因为二、三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对就业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二、三产业中有很多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其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对农村劳动力形成巨大的“拉力”,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空间。所以,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越大,新增岗位越多,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城镇失业率用城镇登记失业率(C)来表示,城镇失业人数越多,农村转移进入城镇的劳动力越难找到工作,其就业的概率越低。所以,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为:
X3=A*BC
因此,本文假设,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④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本文借鉴了李勋来、李国平(2005)[5]的计算方法。其中,1985~2002年的数据来源于李勋来、李国平(2005),2003~2005年的数据为作者根据李勋来、李国平(2005)的方法和相关统计年鉴整理补充。农村劳动力素质越高,越容易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因此,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
本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发展报告2006》及《中国统计年鉴2006》。
3.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3.1 回归分析
利用相关数据和Eviews5.0统计软件,我们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Y)与各因素关系的回归方程:
Y=3753.476-1421.134X1+3.026X2+38.806X3
+0.3709X4+ε
(0.7016) (-4.432) (14.76) (2.382) (5.972)
Adjusted R2=0.986 Durbin-Watson=1.846
从统计学角度看,该模型的R2为0.989,说明多元回归方程解释了总变差的98.9%,拟合程度相当高,且各变量的t值均比较理想。从回归结果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正相关,与人均耕地面积(X1)负相关。即农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越大,农村人力资本素质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人均耕地面积越少,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从经济学角度看,回归结果与我们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3.2 协整分析
3.2.1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模型出现伪回归现象,本文首先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平稳性。我们对人均耕地面积X1,农业劳动生产率X2,城乡收入差别预期X3,农村人力资本状况X4取对数,其一阶差分分别表示各变量的增长率,用lnX1,lnX2,lnX3,lnX4表示。(表1)是其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3.2.2 协整检验。
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单整的,我们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由AIC和SC最小原则确定该模型的滞后阶数为2。(表2)为协整检验结果。
(表2)的检验结果表明,1985~2005年,Y,X1,X2,X3和X4这五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致协整的向量或长期均衡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我们得到均衡向量如下:
β=(1.000000,997.1874,-2.992283,-117.4563,
-0.345567)
五个变量间的协整方程为:
Y=-997.1847X1+2.992283X2+117.4563X3
+0.345567X4
(228.124) (0.14582) (9.66666) (0.03685)
由协整方程可知,1985~2005年,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反向作用关系;农业劳动生产率、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存在正向作用关系。这说明,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从总体上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扩大和农村人力资本状况的提升,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
该协整方程还说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越高,越会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虽然高素质人才向外转移,加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新农村建设提倡的现代化农业也必须建立在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留守农村的低素质劳动力,没有能力获取和使用先进的技术和信息,也没有能力推进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
3.3格朗杰因果检验
(表3)是利用格朗杰因果检验考察的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结果。
(表3)显示:①在最优滞后期时,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多的格朗杰原因,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步拉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引致的。②在最优滞后期时,城乡收入差别预期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10%的置信度下,互为格朗杰原因,即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提高,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越多,城乡预期收入差别越大。③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不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格朗杰原因,说明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长期协整关系并没有形成因果关系。即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是名义的而非实际的,这是因为经过20多年的劳动力持续转移,越来越多的地区农村青年劳动力的存量正在被吸纳殆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已经处于边际状态,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进入年轻劳动力有限供给阶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转移能力已经很弱。因此,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否不会对劳动力转移规模产生太大影响。④在最优滞后期时,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格朗杰原因。这与农民工合法的经济权益、分享政府公共服务的权利和一些基本社会权利仍然受到严重歧视与侵害,以及城市排斥稳定就业的农民工迁移定居,改变户口身份,变为享有平等权利和安居乐业的市民,使得他们向城市的根本性转移受到制度阻塞有关。
3.4 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
格朗杰因果检验证实了人均耕地面积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呈单向因果关系;而城乡收入差别预期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为双向因果关系。本文采用Sims(1980)提出的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脉冲响应(Impulse-Response)分析和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进一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图2)是变量对相关冲击的动态反应(表4)是变量滞后10期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图2)及(表4)可见: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自冲击总体上有利于自身的改善,这种冲击效应在滞后两期时达到最低点,之后平稳上升。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方差自冲击的贡献率始终保持在90%左右。②在城乡收入差距预期的冲击下,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在第一至第三期呈现负向响应,第三期后有幅度相当的正向响应,第六期后逐渐回落。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预测误差的比例,由第一期的2.71%上升到第十期的33.77%。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的冲击则表现为波浪式正反向显著反应,波峰和波谷出现在第二期和第四期。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正向冲击,在短期内将扩大城乡收入差别预期,稍长一点就会缩小这种预期,在滞后陆期时又重新扩大预期。但这种影响在第八期达到顶点后,呈现向零效应收敛的迹象。④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冲击,在第一至第五期呈现正向响应,但波动比较剧烈。滞后五期后呈现负向响应,且这种影响逐渐变小,在第十期时基本消失。总体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对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逐渐降低,其占人均耕地面积预测误差的比例由滞后两期的7.03%逐步下降到滞后10期的3.27%。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城乡收入差距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关重要的因素,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增加在较长时间里会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但这种影响不显著。
4. 结论与启示
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与人均耕地面积负相关,并且由于转移数量的不断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耕地流失的问题;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具备长期的正向的协整关系;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差别预期越大,转移数量越多;农村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正相关,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缺失制约了劳动力转移的层次和效果,使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不显著。
由于城乡收入差别预期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特别强调劳务经济的重要性,认为通过鼓励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可以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别,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但相对于资本获得,劳务收入要低得多,而且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因此,单纯的劳动力转移解决不了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化的趋势。并且,由于要素性资源单向流动,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要素多路径单向流出,使农村经济发展“漏出”大于“注入”,由此导致农业的系统发展能力日益低下,内在动力不断弱化,进而影响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资源经济对发展地方特色产业经济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由于农村“资本稀缺型”的发展模式,使农村丰富的资源开发利用比较滞后。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脱节发展使劳务收入资本化进程缓慢,资源禀赋较好却依然陷入资源诅咒困境。本文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必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其实现途径是充分整合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建立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相结合的劳动力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长效机制。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同步的出路是形成以资本为纽带,以农民为主体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劳动力转移为基础的劳务经济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基础,资源经济为劳务经济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载体,如果将劳务经济所带来的收入转化为资本,投入到资源经济中,通过自然资源、知识和资本的充分整合,农民可以通过劳务收入与资本收入提高收入水平。劳务经济的资本化过程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源经济的发展将会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反过来促进劳务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可以形成良性互动。
劳务经济与资源经济的互动可以从三个层面上得以实现:政府、市场与农村金融。①政府应大力开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务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使其有能力在高端劳务市场获取更高的劳务收入;同时,通过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出台相关产业政策,积极引导劳务收入流向资源类产业,实现劳务收入的资本化。②将当地农民看作平等的市场主体,给予本地资金和外来资金同等的政策待遇,在充分利用本地资金的基础上引入外资,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保护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资源收益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③通过发展农村金融,打通劳务收入资本化的渠道。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不应局限于农村中小企业贷款,还应发展资源产业投资基金。依托其强大的网点分布和专业的投资能力,解决劳务收入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的问题,实现劳务收入的保值增值,同时解决资源开发过程中大量资金需求问题。
参考文献:
[1] Lewis, W Arthur. 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4,(36):46-51.
[2]张智勇,梅建明.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产业选择[J].上海经济研究,2002,(11).
[3]程世勇,张克听.经济转型中城乡劳动力转移机制分析[J].经济学动态,2005,(6).
二、变量选择及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2010年统计年鉴。年鉴中没有直接的劳动力转移数据,综合相关文献,利用陆学艺(2004)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计算公式如下: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Y=城镇年末从业人员数-年末在岗职工人数结合相关的研究理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率比值1X。以往的研究认为第一产业生产率,及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影响,不难理解一产业生产率越高劳动力从农村输出越多,而二三产业占比越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也越大。本文考虑实际数据的合理性,将这两个因素合理地用二三产业生产率比值代替。计算公式如下:生产率比值X1=二三产业生产率第一产业生产率。
2)城乡收入差距2X。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每个人都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虽然这一理论有其片面性,但可以想见,城乡收入差距显然会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计算公式如下:
3)城市劳动力缺口3X。计算公式如下:城市劳动力缺口X3=二三产业年末从业人员数-年末在岗职工人数-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故,设定模型为。
三、政策因素的虚拟变量的引入
中国经济在1992年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大陆的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劳动力需求开始大幅增加,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这里应有一个转折点。再者,从9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中国大陆的明显经济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商前来投资办厂,创造了大量的劳动岗位。从1998年开始,中国大陆开始取消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有条件实现。为此,结合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散点图,通过实际的试验,在模型中加入了1D、2D两个虚拟变量,形式如下:111992019791991ttDt,21199801997ttDt,,加入虚拟变量后得到模型:$=+++++===1221313227173.1905316.1691585.7292.6721257.7330.2790.302(1060.67)(1128.91)(672.028)(0.641)(233.164)(0.047)(0.302)(6.763)(4.709)(2.36)(4.172)(5.64)(5.903)(3.75)0.9963590ttttttttYDDXXXDXtRR.995486F=1140.327DW=1.416771经过ADF单位根检验、残差序列的协整检验,模型不存在伪回归。
四、模型检验
从经济意义上看,城乡收入差距2X、生产率比值1X以及城市劳动力缺口3X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正向影响;虚拟变量1D、2D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与现实相符合。由回归结果,模型整体的拟合程度很好,各变量的系数由t检验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用ARCH方法检验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再使用滞后2阶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检,模型也不存在自相关,通过了计量经济学检验。模型是有效的。至此,将最终模型写成分段形式:$≤≤≤≤≥2t1t3tt2t1t3t2t1t3t-7173.190+2.672X+1257.733X+0.279X1979t1991Y=-12489.359+2.672X+1257.733X+0.581X1992t1997-10903.630+2.672X+1257.733X+0.581Xt1998。
五、模型解释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劳务输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民增收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向既快又好的方向发展,是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为了准确了解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推进情况,找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症结所在,研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措施,我们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实情分析
2005年上半年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199.28万人,转移比重为56.3%,比2004年底提高了1个百分点,新增转移3.53万人。其中外出务工98.65万人,外出比重27.87%,比2004年底提高了0.64个百分点,新增外出2.27万人。
从年龄结构上看:转移劳动力中青壮年占绝大多数,并且比重仍呈扩大之势。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占70.8%,其中25―45岁的占60.1%,对7570名劳动力调查后的数据汇总显示,转移的劳动力中在25―45岁的共有2797人,占这一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77.4%;从文化上层次上看:以初中为主。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0%,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占17.3%,2/3以上的是初中文化程度;从技术技能看:转移劳动力中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提高。调查显示转移劳动力中实际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员占33.6%,较上一年增加5.4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安民之道,富民之基。近年来,南通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促进农民致富奔小康,对农村经济作用凸显。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劳动力价值,近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直接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年均递增9.0%,高于同期农民收入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依靠;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缓解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地促进了土地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总的来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推进比较顺利,成效也明显,但从了解的情况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剖析
从南通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在移动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较多矛盾和制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要求进一步提高,加上内外部一些条件的变化,制约因素仍然较多且程度逐步加深。当前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素质不适应
劳动力素质偏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期望过高,只愿从事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的岗位,而高技术活又没能力干,这些均导致“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文化素质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产业发展,都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增长的劳动需求大多是需要一定文化和职业技能的工种,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越高,就业岗位就越稳定。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市劳动力素质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从整体素质上来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在转移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7.3%,大专文化程度占0.9%,在知识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非农产业的岗位要求,劳动者素质低下已构成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二)社会保障不到位
总体来看,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农民工的处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现状仍不容乐观,不少企业用工欠规范,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劳动力中,农民工月平均工资830元左右,基本从事苦、脏、累工种,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作时间长,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3时,其中52%的人没有休息天,42%的人日工作10小时以上,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时间,且得不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有63.2%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少企业随意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工资报酬低,部分企业克扣,拖欠职工工资,故意漏缴或少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进城务工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对待,他们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没有得到基本解决,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就业的积极性。
(三)服务体系待完善
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务不到位。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负效应产生和放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是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目前政府的这种职能尚待完善。政府还不能比较完全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的基本情况。在公共培训和技能培训上,政府部门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劳动力培训未形成一盘棋的局面,培训机构缺乏,专业设置雷同,缺乏办学特色,培训资源不够集约,这些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果不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化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就难以加快推进。
在就业制度中,政府还没有完全把农民纳入劳动就业体系,导致农民工有组织外出的比例较低。尽管农村劳务输出人数的比例较高,但真正有组织转移的比例并不高,调查显示,有87.3%是零散型外出务工,正式经亲友介绍外出务工的、有组织的(包括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仅占12.7%,这就带来了工作人员跟踪管理服务缺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不便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对部分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缺乏相关信息,或信息不准以及盲目流动,徒劳往返,蒙受损失。
三、积极推进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其进展的快慢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是个较长的过程。在全社会总劳动力中,如果以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的比重由75%降到10%左右,作为初步完成劳动力转移的标志,那么完成这个过程英国大致用了300年,法国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国、日本用了100年左右。我国是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发展中国家,真正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南通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凸显的一些问题再次表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要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增强转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负面影响降到较低程度,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为此,当前要进一步端正思想认识,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各项制度建设、加强综合管理和服务的同时,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工作的思路,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工作的水平。
(一)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综合素质
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条件,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长久稳定转移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健全培训体系。以现有的教育资源为依托,以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党校为主要阵地,以各种社会办学力量为补充,尽快构筑起适应南通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的培训体系,各类培训机构和办学力量,要依拖现有办学资源和条件,尽快办出特色,提高知名度。
其次,推进就业培训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注重实效为原则,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符合本地实际,符合农民愿望,符合用工单位要求,重点要突出就业指导培训,农民致富技术培训,以及与当地行业特点相适应的岗位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与劳务输出相衔接,要瞄准市场需求,主动与劳动力市场挂钩,发展“订单”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走专培与代培相结合的道路,要走实用培训与系统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以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再次,要确保培训质量,努力提高我市劳动力的层次,使农村劳动力结构由体力型向智力型、专业型、技能型转变。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力量。要在发挥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作用的基础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训机构,建设一批农村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形成一批优势专业和特色工种,创立一批劳务培训和输出品牌。
(二)规范用工管理,促进维权保障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当前存在农民就业同工同酬,合法权益没保障的现象,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针对目前劳务输出中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和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利等问题,尽力搞好各项服务,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
改善进城农民就业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全面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工作。重点是加强劳动合同管理,提高签订率;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劳动者按时足额领取报酬的权利,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转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将进城的民工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建立健全养老,医疗,教育等配套保障制度。加强行政执法检察力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保障农民享受相应的待遇;加大宣传力度,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种方式宣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意义、方针政策和典型事例,进一步加深社会对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三)活跃就业形式,拓展转移渠道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举措。目前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都加大了工作力度,千方百计扩大劳务输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农民增收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矛盾,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向既快又好的方向发展,是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为了准确了解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的推进情况,找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症结所在,研究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对策措施,我们开展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专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实情分析
2005年上半年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总数199.28万人,转移比重为56.3%,比2004年底提高了1个百分点,新增转移3.53万人。其中外出务工98.65万人,外出比重27.87%,比2004年底提高了0.64个百分点,新增外出2.27万人。
从年龄结构上看:转移劳动力中青壮年占绝大多数,并且比重仍呈扩大之势。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45岁以下的占70.8%,其中25—45岁的占60.1%,对7570名劳动力调查后的数据汇总显示,转移的劳动力中在25—45岁的共有2797人,占这一年龄段农村劳动力的77.4%;从文化上层次上看:以初中为主。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的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0%,高中及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占17.3%,2/3以上的是初中文化程度;从技术技能看:转移劳动力中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比重提高。调查显示转移劳动力中实际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员占33.6%,较上一年增加5.4个百分点。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安民之道,富民之基。近年来,南通市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促进农民致富奔小康,对农村经济作用凸显。一方面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劳动力价值,近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直接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年均递增9.0%,高于同期农民收入1.6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依靠;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缓解了地少人多的矛盾,有效地促进了土地合理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总的来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推进比较顺利,成效也明显,但从了解的情况看,南通市农村劳动力转移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二、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剖析
从南通实际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在移动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较多矛盾和制约,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要求进一步提高,加上内外部一些条件的变化,制约因素仍然较多且程度逐步加深。当前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利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技术素质不适应
劳动力素质偏低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因素,部分农村劳动力就业期望过高,只愿从事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的岗位,而高技术活又没能力干,这些均导致“许多事没人干,许多人没事干”的就业结构性矛盾;文化素质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目前,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产业发展,都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增长的劳动需求大多是需要一定文化和职业技能的工种,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越高,就业岗位就越稳定。随着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市劳动力素质较过去有所提高。但从整体素质上来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仍然较低,在转移劳动力中,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4.7%,初中文化程度占68%,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7.3%,大专文化程度占0.9%,在知识水平,基本技能和文化素质等方面还不能适应新形势下非农产业的岗位要求,劳动者素质低下已构成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二)社会保障不到位
总体来看,近年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关怀下,农民工的处境有所改善,但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现状仍不容乐观,不少企业用工欠规范,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据抽样调查显示,在转移劳动力中,农民工月平均工资830元左右,基本从事苦、脏、累工种,劳动强度大,而且工作时间长,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3时,其中52%的人没有休息天,42%的人日工作10小时以上,超过了《劳动法》规定的时间,且得不到相应的劳动报酬。有63.2%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少企业随意加班加点,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工资报酬低,部分企业克扣,拖欠职工工资,故意漏缴或少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金,进城务工劳动者的个人发展,岗位提升得不到平等对待,他们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没有得到基本解决,这些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就业的积极性。
(三)服务体系待完善
管理工作跟不上、服务不到位。这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负效应产生和放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是个系统工程。从掌握劳动力资源、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培训,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需要政府部门提供完善的管理和服务,但是目前政府的这种职能尚待完善。政府还不能比较完全掌握农村劳动力资源及转移的基本情况。在公共培训和技能培训上,政府部门还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劳动力培训未形成一盘棋的局面,培训机构缺乏,专业设置雷同,缺乏办学特色,培训资源不够集约,这些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如果不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化解,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就难以加快推进。
在就业制度中,政府还没有完全把农民纳入劳动就业体系,导致农民工有组织外出的比例较低。尽管农村劳务输出人数的比例较高,但真正有组织转移的比例并不高,调查显示,有87.3%是零散型外出务工,正式经亲友介绍外出务工的、有组织的(包括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仅占12.7%,这就带来了工作人员跟踪管理服务缺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也不便于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相对部分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缺乏相关信息,或信息不准以及盲目流动,徒劳往返,蒙受损失。
三、积极推进劳动力转移的对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其进展的快慢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是个较长的过程。在全社会总劳动力中,如果以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的比重由75%降到10%左右,作为初步完成劳动力转移的标志,那么完成这个过程英国大致用了300年,法国用了120年,加拿大、美国、日本用了100年左右。我国是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发展中国家,真正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目前在南通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凸显的一些问题再次表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样要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就是要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增强转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将负面影响降到较低程度,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进程。为此,当前要进一步端正思想认识,在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各项制度建设、加强综合管理和服务的同时,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创新农村劳动力转移及相关工作的思路,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工作的水平。
(一)强化技能培训,提高综合素质
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必然条件,是实现农村劳动力长久稳定转移的重要保证。
首先,要健全培训体系。以现有的教育资源为依托,以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党校为主要阵地,以各种社会办学力量为补充,尽快构筑起适应南通农村劳动力转移需要的培训体系,各类培训机构和办学力量,要依拖现有办学资源和条件,尽快办出特色,提高知名度。
其次,推进就业培训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注重实效为原则,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符合本地实际,符合农民愿望,符合用工单位要求,重点要突出就业指导培训,农民致富技术培训,以及与当地行业特点相适应的岗位技能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与劳务输出相衔接,要瞄准市场需求,主动与劳动力市场挂钩,发展“订单”培训。农村职业教育要走专培与代培相结合的道路,要走实用培训与系统教育相结合的道路,以适应社会经济建设的需要。
再次,要确保培训质量,努力提高我市劳动力的层次,使农村劳动力结构由体力型向智力型、专业型、技能型转变。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鼓励和帮助农民掌握新技能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力量。要在发挥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作用的基础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训机构,建设一批农村劳动力培训示范基地,形成一批优势专业和特色工种,创立一批劳务培训和输出品牌。
(二)规范用工管理,促进维权保障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直接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当前存在农民就业同工同酬,合法权益没保障的现象,是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针对目前劳务输出中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和农民工权益保护不利等问题,尽力搞好各项服务,积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
改善进城农民就业环境。要坚持以人为本,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全面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工作。重点是加强劳动合同管理,提高签订率;规范用人单位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劳动者按时足额领取报酬的权利,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转移劳动力的后顾之忧,逐步扩大社保覆盖面,将进城的民工和异地转移劳动力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建立健全养老,医疗,教育等配套保障制度。加强行政执法检察力度,保障农民合法权益;完善社会保障政策,保障农民享受相应的待遇;加大宣传力度,着力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各种方式宣传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意义、方针政策和典型事例,进一步加深社会对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109-02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稳步提升。众所周知,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要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也远远高于前两个产业。农村劳动力合理有效地转移到第三产业,可以提高劳动的边际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可以进一步提高务工人员的工作报酬,根据托达罗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城乡收入差距的提高会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以,在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劳动力转移是关键。
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国内学者进行了广泛研究。关海玲(2015)运用包络分析的方法对山西部分地市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协调程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效率不断提高,同时也使得三次产业内部投入产出逐步趋于合理[1]。张程(2014)基于河南省产业结构与劳动力转移相关数据,利用VAR模型解释河南省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动态演化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转移的首要原因是自身,即劳动力从边际效率低的第一产业向边际效率高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而产业调整是劳动力转移的次要原因[2]。周慧(2015)基于扬州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相关数据,对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影响的分析,结果表明:扬州第二产业相对第三产业吸收农村劳动力的空间更大,因此农村劳动力主要还是以转移到第二产业为主[3]。周青梅(2014)基于农村居民绝对收入水平与产业结构变动这两个视角分析其对劳动力的转移与回流的影响,并交代了回流的特征与发展趋势[4]。张柏杨(2014)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劳动力转移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表明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劳动力转移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以避免收入差距随着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扩大[5]。张东辉和蔡国祥(2014)从影响机理的角度对产业结构变迁、劳动力转移和城乡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说明山东省应该消除劳动力转移障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6]。王卫和佟光霁(2013)通过对已有数据分析,表明有必要在技能培训、品牌路线、深化改革等方面采取综合措施,以保证农村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和非农部门之间顺利转移[7]。郑祥江和杨锦秀(2015)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了农民增收并推动农村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但转移规模应控制在合理的水平[8]。
本文以产业结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为视角,通过三个产业对GDP的贡献,研究产业结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影响。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的平稳性检验
1.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本文旨在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选取L作为被解释变量;第三产业占第一产业比重GDP3/GDP1以及第三产业占第二产业比重GDP3/GDP2为解释变量,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所需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2.平稳性检验
利用时间序列建立回归模型,需要对数据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1可知: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条件下,L、GDP3/GDP1、GDP3/GDP2均为非平稳的,经过一阶差分后变量平稳,所以,这些变量均为I(1)序列,单整阶数相同,可以进行协整关系检验。
二、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的计量分析
1.模型的建立
LnL=β0+β1LnGDP1+β2LnGDP2+β3LnGDP3+ε(1)
其中,L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GDP1为第一产业总值、GDP2为第二产业产值、GDP3为第三产业产值。
2.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2可知拟合后的回归方程为:
L=-5 199.427+4 871.083GDP3/GDP1+10 326.180GDP3/GDP2(2)
由表2可知:GDP3/GDP1每增加1单位,劳动力转移数量就增加4 871.083个单位,GDP3/GDP2每增加1个单位,劳动力转移数量就增加10 326.18个单位。F检验对应的P值为0.000000<0.05所以模型整体上显著;GDP3/GDP1对应的P值为0.0000<0.05,GDP3/GDP2对应的P值为0.0019<0.05,说明GDP3/GDP1、GDP3/GDP2与L的线性关系显著,调整后可决系数为0.969037,拟合效果较好。
3.残差的正态性检验
经典回归理论要求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所以需要利用JB统计量对误差项进行正态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图所示:
JB统计量对应的P值为0.782200>0.05,不能拒绝误差项服从正态分布的假定,表明利用最小二乘估计得到的结果是可靠的。
4.协整关系检验
前面的研究已经表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且拟合效果较好,为了防止伪回归,需要对残差项进行平稳性检验,也就是对产业结构与劳动力转移间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如果残差项是平稳的,表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转移间存在均衡稳定关系,可以利用(2)进行结构分析和预测。
由表3可知平稳性检验的t值为-3.112997<-1.951687,所以在显著性水平为0.05条件下,误差项是平稳的,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
三、结论及对策建议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了适应新常态,产业结构调整不可避免,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劳动力转移是关键。通过回归模型及协整分析得到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影响,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产业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模型整体显著,拟合效果较好。第二,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比值GDP3/GDP1每增加1单位,劳动力转移数量就增加4 871.083个单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GDP3/GDP2每增加1个单位,劳动力转移数量就增加10 326.180个单位。
针对以上结论,我国应在确保粮食安全的背景下,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引导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应优化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经济技术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使产业结构趋向协调平衡,农村劳动力由效率低的产业转移到效率高的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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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程.基于VAR模型的河南省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变迁动态关系研究[J].企业导报,2014(19):95-96.
[3]周慧.产业结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证研究[J].现代商业,2015(18):94-95.
[4]周青梅.“民工荒”背景下中国农村劳动力回流的解析[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17):85-91.
[5]张柏杨.产业结构、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差距问题探讨[J].理论探讨,2014(3):86-89.
从转移的行业看,这些劳动力由于80%都是初中及小学文化,文化素质较低,一般主要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从事简单的手工和体力劳动,属于低层次的转移。其中70%的人属于季节性流动,农忙的时候在家务农,农闲时才出去务工;只有30%的人长年外出打工。从转移的方向看,季节性流动的主要以省内为主,长期外出打工的有60%以上在省外务工。从年龄结构看,年龄在26―35岁的劳动力人员比重最高,达65%。这是因为年轻人大多不愿呆在农村,通过进城务工的途径体验城市生活,而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自然以40岁以上的人居多。从收入状况看,往年收入增加、今年以来有所减少。转移就业收入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受金融危机影响企业开工减少和部分企业工资下降。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问题
1 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还不高。全镇适合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吸纳劳动力的容量还不够,不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还处于盲目、自发阶段。由于我镇的农村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尚不健全,组织化程度偏低,大部分农民工外出务工主要是自发外出和通过家庭成员、亲戚或同村村民带出这些途径,因此,盲目性和无序性较大,职业稳定性差,就业往往缺乏可持续性和确定性,缺乏有效引导,难以形成合力。而且由于没有劳动力流动中介组织介绍,劳动力需求信息渠道不畅,农村劳动力很难针对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就业机会,也难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报酬。另外,大多数人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他们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3 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就业技能。我镇农村富余劳动力中大部分是初中毕业生,有些只具备小学文化,整体素质偏低,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有限,大多数无专业技术特长,难以向非农领域和第三产业转移。随着城市失业人口的增加,在与城市下岗工人的竞争中农民工往往出于不利地位,大多只能从事那些城里人不愿干的粗重体力活,例如建筑施工、道路、桥梁建设、搬迁装卸的体力劳作以及餐饮、娱乐等服务生的简单工作,这些工作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资待遇低、劳动医疗保障差、安全系数小、社会地位低。这些原因使农民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三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和建议
1 进行农业深度和广度开发,在农业内部吸收和容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要加快推进农村产业化经营。农村产业化经营,实行农工商、产加销一体化,对于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很大的潜力。一是大规模开发生产基地,依托现有的各类农产品生产基地,进一步扶持“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紧密连接起来,全面引进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带动千家万户从事专业化生产,大量吸收农村劳动力。二是要切实把第三产业作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领域,培育新的就业岗位,加快剩余劳动力向农村流通服务、交通运输第三产业转移,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渠道。三是通过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容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对加工的农产品进行销售转移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步伐。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人口众多。滞留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无法解决,就会形成农村经济整体上低效运行的客观状况。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低劳动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劳动生产率的非农产业部门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并能促进经济增长。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内部转移阶段。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以农村内部转移为主,“离土不离乡”是当时提出的最为盛行的口号。二是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转移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重新进入快速转移时期,更多地体现为跨区域转移。同时,劳动力从事的行业也有一定的变化趋势。从事农林牧渔业的人数逐渐减少,主要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及第三产业中的部分行业是主要渠道。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原因分析
农村劳动力向工业的大规模转移,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城市工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给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许多就业的机会。根据调查,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进入工业的,主要是农村青年劳动力,他们负担较小,大部分都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上的教育,以及他们年龄的优势,使得许多工厂企业愿意接收他们。按照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这批青年劳动力,由于自身的优势,能够比较顺利的向工业部门转移。
劳动力转移的动因有农村推力与城市拉力,推力来自农村过剩人口的压力,它推动由于生活贫困而无望的人们移向城市,拉力则强调城市光明的吸引和城乡间工资收入的差距。有研究表明,目的地与出发地的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对称的。目的地工资水平对劳动力转移的拉动影响比较显著,而出发地劳动力的流动倾向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则是非单调的,农村推力并不必然导致更多劳动力转移。对劳动力转移来说,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都很高,成功实现劳动力转移必须承担较高的教育成本与择业过程中的等待成本以及信息搜寻的成本。绝对贫困会抑制农村人口向外转移,农村中最贫困的人口并不构成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部分。
距离对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这其中交通成本的影响较小,更为重要的是心理成本与劳动力市场信息的可得性。特别是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且缺乏信息网络的民工来说,距离的负相关系数更大。这表明劳动力转移存在阶段性,农村地区的人口移民到附近的小城镇,而小城镇的人口又移民到大城市。如果城市按规模大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层级体系,那么,阶段性劳动力转移将成为普遍的形式。由于大城市在城市人口分布中占很大权重,短距离移民不能满足其对移民的大量需求,目的地的关系和朋友对劳动力向大城市的转移而言非常的重要,这种累积进程使大城市发展起自己长期稳定的移民来源。
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第一,劳动力素质偏低。农村的教育水平相对于城镇而言,相当落后,无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都过低,导致农村劳动力无法向高技术产业转移,只能向运输、建筑等低要求的行业转移,形成过渡竞争,从而造成转移劳动力队伍的庞大与可供选择就业空间相对狭窄这一矛盾,制约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第二,劳动力市场发育缓慢。目前我国尚缺乏系统的劳动力供求信息机制,信息传递迟缓、覆盖面小、范围窄。劳动者获得的信息较少,难以获得充足的城市用工信息,因此,导致大批劳动者无法再城市中找到工作,大大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
第三,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制约。我国采用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对城市和农村的政策差异很大,增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另外,我国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具有非流动性,因此限制了乡镇企业的合理布局,形成 “离土不离乡”状况,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
五、结论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因此,必须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发展乡镇企业和中小城镇,推进政策改革,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全社会劳动力要素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这也是提高农民收入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作者: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0级劳动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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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189-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迅猛发展,其中城市经济、社会等方面迅速发展,现 代化进程加速,但农村收益相对较小,发展仍很落后,城乡经济、社会、文化等差异逐年拉 大,城乡矛盾在和谐社会建设中越来越突出,城乡发展失调。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 现城市与乡村的一体化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成为关键路径。本文从分析区域农村劳动 力转移模式的差异性入手,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指标体系,探讨 了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和非均衡度的问题,为进一步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实 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奠定基础。
截止2005年底,山东省总人口为9 24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为6 066万人,占总人口 的6 5.6%。河南省总人口9 768万人,其中乡村人口6 774万,占总人口的69.3%,农业人口 7 643万人,占总人口的78.2%,比山东省高12.6个百分点。采用韩纪江老师《一种测算 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简便方法》一文的方法[1,2],对山东、河南两省农村剩余劳动力 总量 进行估算,山东省农村剩余劳动力2 367.9万人,河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3 025.9万人,河 南省比山 东省多658万。相比较而言,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任务较重。
1 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对比分析
课题组于2006年11月-2007年3月对山东省威海市、日照市和菏泽市三个典型地区进行调研 ,另外,山东师范大学与河南大学的150余名农村大学生还利用2007年春节假期广泛收集资 料。调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到农村调查农村劳动力转出情况,二是到企业调查 农村劳动力转入情况,共发放问卷1 000份,收回1 000份,其中有效问卷924份。调查样本 覆盖山东省17地市共103个行政村、河南省14个市44个行政村。下面根据调查结果,从五个 方面对山东、河南两省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进行分析。
1.1 转移地域类型
从转移的地域类型来看,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比例较大,本村、本乡镇、本县、县 外省内和省外分布较为均匀。而河南省主要集中在省外转移,占54.4%,其次是县内省外, 占21.8%,这两者占到76.2%。对两省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山东省本村转移为11.8%,是河南 省4.4%的近3倍,本乡镇转移和本县转移均比河南省多出10个百分点,县内省外转移也 比河 南省多出6.6个百分点,而河南省省外转移则比山东省多出34个百分点(见表1)。山东省省 内消化掉本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79.6%,河南省省内只消化掉本省农村转移劳动力的45.6%, 可见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模式为劳动力输出型转移,山东省不仅消化了 本省大部分农村转移劳动力,还吸收了大量省外农村转移劳动力,为吸纳型转移。
从外出打工的距离,我们也可以看出以上分析的特点。山东省1 000km的比例最小,为7.8%,而河南省这一比 例次大,占到22%;河南省500~999km的比例最大,占到25.3%,而这一比例在山东省次小 ,前者为后者的两倍还多。这又一次说明了,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倾向于近距离,而 河南省倾向于远距离(见表2)。
1.2 转移产业类型
两省就业转移类型的共同点在于,工业和建筑业承接了大部分农村转移来的劳动力,共占劳动力转移就业类型的60%以上,而最大的差别在于山 东省在建筑行业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小于河南省,而在工业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比例,山东省又略高于河南省(见表3)。建筑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但对劳动力 的素质要求不高,技术含量低,这就降低了低素质农村劳动力寻找工作的成本。所以,农村 转移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的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在这一行业务工的比例明显偏高。工业 是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务工所从事行业中劳动力密集的一个行业,山东省属于工业相对发 达的环渤海经济区,当地较多的工、商企业为当地农村劳动力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同时 山东省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进入工业遇到的阻碍要小。因此,山东省 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工业务工的比例较高。另外,山东省转入农、林、牧、渔服务业的比例要 大于河南省,这说明山东省第一产业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要高于河南省,这有 利于山东省农业的健康发展,为农 邸加萍等: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与非均衡度比较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5期村劳动力转移奠定良好的基础。
1.3 转移人口类型
从年龄结构上来看,两省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主要以20~40岁 之间的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但山东省40岁以上外出务工的农村劳 动力占外出务工劳动力的20.1%,比河南省高4.5个百分点,即使是50岁以上的外出务工劳动 力,山东省也比河南省高0.4个百分点。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河南省20岁以下的农村转移 劳动力比例远高于山东省(见表4)。
从性别结构上看,两省农村转移劳动力都是以男性为主,山东省为76.6%,河南省为62. 2%。 山东省女性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比例比河南省高近6个百分点,但在工业务工的女性农村劳动 力所占比例河南省要比山东省高14.4个百分点(见表5)。
从受教育程度结构看,两省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初中水平比例最大,在50%左右, 其中河 南省比例比山东省高6.6个百分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山东省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 为高中及以上的比例较高,占26.5%;而河南省农村转移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 比例要高于山东省,占78.3%。不容忽视的是,河南省20岁以下外出务工的人数比例远远高 于山东省,20岁以下的农村青年接受大学教育的很少。从长远看来,这必然会影响该地区农 村居民的文化素质的提高。而较低的文化素质也将会影响该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收入 水平,最终将会影响该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见表6)。
1.4 转移时间类型
调查显示,山东省农村转移劳动力一年中外出打工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10个 月,占32.8%;河南省外出打工的时间集中在>10个月,占37.8%, 比山东省高出8个百分点。山东省<2个月 的占12%,比河南省高3个百分点(见表7)。这说明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在外打工的时间比山 东省要长,也就是说山东省农业兼业化现象比河南省要严重,农业兼业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农 业现代化程度低,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农村土地制度严重束缚了农业现代化的进行。
1.5 转移收入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收入可以分为毛收入和纯收入,毛收入是指农村转移劳动力因 其付出的劳 动而直接从雇主那里获得的收入,纯收入是指扣除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有关的各种成本后的净 收入,扣除的成本包括生活费支出以及在转移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支出等。这里的转移收入指 的是毛收入。从表8中可以看出,山东、河南两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平均转移收入都是600 ~1 000元的居多,但山东省比河南省高出4个百分点;两省转移收入为1 000~1 500元 的都 居第二位,山东比河南稍高;山东省转移收入在1 500~2 000元以及2 000元以上这两个工 资水平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比河南都高,特别是山东省转移收入在2 000以上的比例要比 河南省高出3个百分点;在300~600元这个工资水平上山东省为12.2%,而河南省达到22.1% ,为山东省的近2倍。经计算得出,山东省转移劳动力月平均收入为1 074.75元,河南省为1004.75元,山东省比河南省高70元,这说明山东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整体收入水平较河 南省高。
以上是对山东、河南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可以得出结 论,山东 省属于农村劳动力吸纳型省份,河南省属于农村劳动力转出型省份。下面建立农村劳动力转 移区域非均衡度指标体系,对两省农村劳动力的差异进行综合定量分析。
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非均衡度比较2.1 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指标体系根据系统性原则、空间性原则、水平和能力相结合原则、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原则、静态和动 态相结合原则、数量与质量相结合原则、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原则以及分析与评价相结和八项 原则,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指标体系,该体系共分4层33项指标。具体指标和典 型调查区域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原始数据见表9。
2.2 用AHP方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现采用AHP方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指标体系中各指标赋予权重。首先对该指标 体系A、B、C、D四层构造两两判断矩阵。两指标相比,若前者较后者同等重要、稍重要、明 显重要、十分重要、极端重要分别用1、3、5、7、9标度,2、4、6、8表示他们中间的状况 。若后者与前者比较,其标度值用前者与后者比较的倒数值表示。采用德尔菲方法构造出农 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21个判断矩阵,经计算,得出比较判定要素权重表(见表10)。
2.3 综合定量计算
为了更直观、综合地反映出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现利用表1原始数据进行定 量评估。首先对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表1所包含的33项指标数据中,可分为正 向指标和负向指标两大类。正向指标是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起正相关的因子,而负向指标则 相反。经过综合分析,将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 城乡居民收入比(乡村居民为1)、农村内部转移比重、农业兼业户所占比例、文盲半文盲 比重五项指标确定为负向指标,其余为正向指标。设Xij表示第i个样本的第j个指标 ,共有2个样本,每个样本有33个指标,则正、负向指标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再计算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各样本多指标综合判定 值。计算公式为:
Yi=∑33j=1(WjX'ij)*100
其中,Yi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综合评价值,Wj为用表10中各指标 权重值。该公式乘以100是为了使两省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综合评价值介于0~ 100之间。利用以上方法和公式计算得到山东 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综合评估值为60.77,河南省为46.64,山东省综合评估 值比 河南省高14.13。两省农村老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差异系数高达0.263 1,说明两省农村 劳动力转移差异较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区域非均衡度的减少需要经过长期、 艰苦的努力,应根据不同的转移水平制定相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因地制宜 。
3 结 论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涉及整个国民经济,乃至政治、城乡、工农、教育等诸多 社会问题的庞大系统工程。不同区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系统的特点各不相同,从上文对 山东、河南两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和非均衡度的比较研究来看,山东省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的状况总体要好于河南省,但两省均需要逐步地、分阶段地进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转移,在转移模式的选择和设计上,既要注重非农产业的发展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动 作用,也要注重农业内部的组织创新与技术进步的推力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完成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让转移出来的农民真正成为现代城市的市民,并有一个良好的 职业和就业岗位,能更快富裕起来。同时,也能使得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成为现代农业的专业 化经营者,成为富裕的新农民。为此,还需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区域内制度、教育、政策 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在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组织化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编辑: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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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到留守地农民增收
从这几年农民的收入结构看,因为农村生产和消费能力下降,农村收入中外出务工性收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农产品出售获得的收入比例则日益下降。主要原因还是劳动力转移以后,农村生产和消费能力下降,农业生产局限于规模狭小的简单再生产,无法带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营,致使农业生产成本偏高,价格偏低,收益上不去。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影响到当地的农业生产生活
在沿海劳动力稀少因而工资较高,内地农村劳动力富余因而工资较低的情况下,人员向沿海流动是必然和必要的。但是人走了,土地却不能走,精壮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失造成了大量生产性和制度性资源的闲置与浪费,从而影响到当地农业生产生活,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克服的困难。
1.留守地存在土地资源闲置现象
从种植意向看,2008年春,全县春播农作物面积56.98万亩,粮食41.88万亩,其中:早稻25.62万亩、中稻6.86万亩、大豆4.9万亩、玉米1.8万亩;蔬菜3.5万亩;花生等油料作物1.7万亩。各个村镇一般都存在着耕地零星抛荒和季节性闲置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外出劳力多,还有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较差等原因引起。
本次调查的100户家庭,人口总数551人,其中劳动力总数352人,转移劳动力人数134人。家庭拥有土地面积、耕种面积和耕种方式如下表所示:
由该表可计算得出,样本家庭在劳动力转移后耕种的土地明显减少,其中耕地面积下降19.28%,山地面积下降4.64%,水面面积下降51.07%。这在宁远县农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劳动力减少和种粮成本提高,一些以前的水田已经不再种粮。特别是那些耕作距离较远的耕地,长年不种植,上面长满了野草,已经与荒野无异。
2.当地农产品供给减少
从供给角度看,因为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并非农村中真正剩余的无效劳动力,而是身体素质较好,知识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中坚力量。农村精壮劳动力的减少造成了农村中宝贵而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存量不断流失,留守在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老弱劳动力,只能维持小规模的简单再生产,农村农业生产活动减少,当地农产品供给下滑。
本次调查的100户家庭,劳动力转移前后主要农产品生产和出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样本家庭主要农产品生产除家禽外,降幅均超过15%,其中牛羊肉生产的降幅较大,达24.13%。与生产相比,农产品供给降幅更大,粮食、猪肉、牛羊肉和水产品的降幅分别达18.65%、22.53%、24.32%、11.70%。考虑到有的家庭转移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较长,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年均降幅一般在1%到2.2%之间。虽然农产品供给下降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3.农村生产生活的各项设施和制度得不到有效保护
宁远县现有的农业水利设施及设备大多为上世纪70年代以前所建,由于农业生产不活跃,农业投入不足,造成塘、库、渠等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陈旧老化,大部分是带病险运行,部分水库病险严重,农村塘坝蓄水能力严重下降。农业靠天吃饭、基本受制于自然的农业生产特征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农业结构转化缺乏应有的基础。去冬今春,该县还未出现强降水过程,全县的库塘蓄水难以满足农业用水需求,这直接影响了今春作物的育苗和播种进度。
农村精壮劳动力大量转移,留下老弱劳动力不仅对各项有形设施造成闲置和浪费,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更造成各项无形制度的衰落,为农村社会发展带来隐忧。例如,因为留守农村的劳动力一般是老人和小孩,他们生产能力不强,因此家庭里青壮年的劳动力转移以后,他们不仅要承受由此造成的农村经济萧条,接受留守地人们收入逐渐减少的现实,之前农村传统中老人的赡养和照顾,孩子们正常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也正面临着巨大的冲击。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真正涵义是在保证发展劳动力转移地区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促进农民增收。即: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被证明是当下大幅增加农民收入的好办法,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实践中发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和问题。合理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不仅要促进转移劳动力增加收入,还要促进留守地农民增收;不仅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地区的农民增收,还要保证发展劳动力转移地区农业生产生活,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面对劳动力转移地区农民增收和农业生产生活方面出现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有如下政策建议。
二、建议
1.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增强农业内部劳动吸纳能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在转移地农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和精耕农业,通过增加单位面积上的活劳动提高土地的产出效益仍是一条可选的途径。在农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农业和精耕农业,一方面可以增加转移地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可以有效缓解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农业生产生活
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有益补充。
2.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收益
农业是以动植物生产为中心的产前、产中、产后三个领域全部内容的总和,但在传统农业生产中,农业并非完全意义上的产业,而仅仅是一个生产部门,农业再生产各个环节―产前、产中、产后的内在联系被孤立和截断。这种生产、加工、流通环节相脱节的农业发展模式不仅造成农业比较效益低下,而且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渠道仅限于生产部门,大大降低了农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农村显示劳动力虚假“过剩”的表象,所以在发展农业生产和促进农民增收过程中,一方面在短期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必须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把农户与大市场连接起来,形成一种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综合收益,形成农村劳动力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与服务部门等多渠道就业的新局面。
3.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域内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很大部分要靠非农产业载体的吸纳。应从各地实际出发,发展特色经济,特色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初级农产品加工产业,以产业带动农村小城镇建设,促进非农产业发展,扩大农村剩余劳动的域内转移,提升农村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
农村非农产业中,第三产业是最能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地方。目前,我们不仅要发展农村传统的三产,如农村的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还必须注重农村的科技服务、信息咨询、金融保险、旅游服务等新型产业的发展,配合农村小城镇建设,让农村三产成为转移农村农业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渠道。
4.合理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归农村创业
地方政府在继续鼓励和支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应对其进行合理引导。防止盲目跟风外出打工,一方面荒废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在外面又找不着合适的工作;特别防止农村未成年人因为跟风外出打工而过早失学的倾向造成严重后果。地方政府应创造条件,提供政策,鼓励成功致富的转移人员回归农村创业,为农村经济提供新经验,带动新风尚,注入新活力。
据新疆赴南疆调查队调查,当前富农强村的战略仍需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是农民增加收入的需要,二是提高就业技能的需要,三是新农村建设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需要。新疆农业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发展以及经济全局的健康运行,成为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成功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成功解决"三农"问题,实现经济发展阶段转移和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所在。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定量分析
1.计量经济模型和数据来源
用经济模型Y=a0+Σa1Xi+ε对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各因素进行分析,其中用Y表示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用Xi表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各因素,这里我们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X1、第一产业比重X2这两个指标反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因素。用农村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X3表示农民的整体素质。用人均经营耕地面积X4、机械总动力X5来表示资源因素,用城市化率X6、城市失业率X7表示城市状况。
选取的数据来源主要是根据新疆1996-2005年《统计年鉴》、2006年《新疆调查年鉴》以及《新疆五十年》整理而得。利用SPSS对模型做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可得:
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与各障碍因素的相关分析
2.相关分析
从表1的数据可知,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正相关,表明在不同地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从事食品(农业)生产的人员比重下降,转移的比重提高:第一产业的比重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中度负相关,表明在不同地区,随着第一产业比重的下降,农村转移劳动力比重在不断的提高。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化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高度正相关,表明劳动力的素质和城镇化对劳动力转移具有较大的正影响。人均经营耕地面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中度负相关,表明随着人均经营面积的减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比重在上升。农业机械化总动力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存在高度相关,说明现阶段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较大;城市失业率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存在弱负相关,说明城市就业状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影响不大。
3.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上述各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程度,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回归方程:
Y=298862426+0.0428*X1-1.4897*X2-3.2880*X3-32.2819*X7
T统计量值(4.9276)(-6.1731)(-3.1659)(-4.7150)(-5.8515)
P值0.00790.00350.03400.00920.0043
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工业化水平、农村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化率4个解释变量通过T检验,整个模型通过F检验。模型的复相关系数为0.9201,表明上述4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92.01%。根据T检验值的大小,可以进一步得出4个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影响作用依次为:农民人均收入纯收入、第一产业比重、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比重、城市失业率。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主要原因,各变量解释程度,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第一步回归的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这一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90.32%。第二步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和第一产业比重这两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90.34%。第三步回归结果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第一产业比重、农村初中文化以上的从业人员三个变量可以解释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90.42%。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的首位原因,其它变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不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主要受城市的就业机会和城市对农民进城就业施加的限制这些因素的影响。
二、影响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
1.产业结构整体效益偏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差较大的状况现在依然存在。从产业结构来看,2005年新疆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9:44.7:36.3,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构成比重为51.54:15.51:32.95。产业结构的整体效益偏低,导致就业结构失衡,农村劳动力过剩,并以潜在的方式积累下来,工业化水平不高,众多农村劳动力被排斥于工业化进程之外,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被充分有效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中去。
2.转移成本是农村转移劳动力转移的重大负担
对大多数农民而言,在转移中发生的各种费用以及为寻找工作而付出的费用数额相对较大,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重大负担。另一方面,为了参与竞争而投入的教育经费以及找工作的各种再配置费用,都是较高的成本。被转移出来的农民必须从市场上购买或者租赁房子,购买房子或租赁房子的实际支出成本和放弃原有住房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了住房附加成本;同时这些农民寻找工作的难度远大于城镇居民,使得他们又得承担工作的附加成本。
3.农民的整体素质较低,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据2005年新疆调查的数据表明,农村初中以上的劳动力的比重约为45%。新疆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普遍偏低,初中文化程度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主体,大多数劳动力不具备专业技术能力。南疆地区农村教育更是为落后,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更低些,文盲半文盲比例比较高。农村教育落后、观念保守、劳动力素质低下和结构不合理,不仅阻碍了农业自身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而且影响着非农化进程,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4.受户籍制度的影响,使得剩余劳动力转移不能顺利进行
改革开放前,与全国一样新疆也实施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就业制度等。农业户口或农民身份的人不准"务工经商",少数"合法"进入非农部门的农民,如部队复员转干、上大学等,也必须通过国家有关部门更改农业户口为非农业户口。农民即使在城镇谋到一份工作,因无法解决基本生活问题而被迫放弃或不能久留。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转移的户籍制约有所减弱,但依然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其高昂的社会附加成本使得剩余劳动力转移不能顺利进行。
三、对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建议
1.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力度
立足新疆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产业化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并在各个环节上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功地实现就地转移。第一,要加速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强农村土地综合开发和利用,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和立体农业,挖掘农业生产内部潜力,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在大力发展林牧渔业的同时,重点加快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进行深度开发,带动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提高农业自身对富余劳动力的消化能力;第二,要精心构筑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注重加强农产品市场的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构建和疏通农产品营销渠道,不断提高农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第三,加快新兴服务业发展,积极引导群众参与旅游资源开发,民间手工艺品加工,搞好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创办富有地方特色的度假村、农家乐等农家旅游服务项目。
2.引导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快速发展
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一是新疆各级政府要积极帮助各企业调整内部结构,加强对外合作,加大科技投入,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使其总体水平迈上一个新台阶;二是企业自身应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各地资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优势特色农副产品的开发,发展高效精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对于小城镇建设,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综合服务水平,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到城镇就业同时注意选择基础条件较好的中心城镇优先发展,以提高人力资源和资金的集聚优势。
3.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加强劳务输出,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培训等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等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减少因盲目流动而造成的损失,提高输出的组织化程度,实现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主择业。同时,政府部门应制定完善的关于建立规范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政策法规,规范供求双方行为,从严治理劳务中介机构,打破城乡封锁,保证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统一合法运作,促进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
4.建立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劳动保障监督,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利益。一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失业、医疗、养老保障制度,农民作为社会劳动者的一部分,应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让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切实解决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淡化和消除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心理;二是要切实开展好维权工作,加大维权工作力度,实施维权保障全国联网,在本地农民工聚集的地方设立维权保障机构,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在城镇定居的农民,有其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在子女入学、自主经商办企业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彻底打破现行城乡居民不平等的制度;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政策,鼓励农民进城投资兴办产业,享受城镇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为农民进城就业大开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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