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7: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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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问题的提出
素质教育是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教育。这就要求教师更新教育观念,改革教学方法,营造宽松和谐的教学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当儿童对1件事有了兴趣,他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思维极度活跃,形成良好的学习状态。在学习的过程中积极参与数学活动,主动发现提出数学问题,真正思考获取知识,形成技能。而创设1个个充满活力、魅力无穷的教学情境是激发学生兴趣的前提条件,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途径。随着《新课程标准》的推行,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开发学生智力潜能,让学生去主动探索知识是完成教学任务的关键,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成长的关键,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提出了本课题。
2、国内外的研究状况
国内外对如何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研究的比较多,也取得了1些成果,有1些优秀的论文在报刊上发表,1些经验也比较成功。但是,研究只停留在片面的角度,缺乏系统性。(例如:对如何创设问题情境研究较多。)而且,事例性较强,出现就课论课的情况,有的凭空猜想,缺乏依据,没有从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进行理论研究,缺乏1定的科学性。
3、课题研究的假设
教师正确运用多种媒体创设适合学生特点的学习情境,1定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能主动参与各种数学活动。
2、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1、概念的界定
情境:字典中解释是情景,境地。本课题中指在课堂中、学习过程中形成的1定的教育氛围、学习环境。
兴趣:字典中解释为喜好的情绪,在课题中把它界定为学生个体在1定的教育氛围,学习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积极主动,乐观的情感倾向和自觉参与学习的行动表现。
2、研究的目标
关于创设情境。从教学实践中去研究如何创设情境,如何结合不同教学内容、学生实际情况、各种教学媒体的特点创设不同情境,并研究情境在教学中体现的不同特点。
关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研究创设怎样的情境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3、研究的理论基础
(1)、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1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是学习环境中的4大要素之1。
(2)、教育心理学理论
动机是学生主题参与的内在机制。心理学认为人的1切活动都是由动机引起的。学生学习数学是1种有意识的行为,需要使学生产生内部动力,从而达到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获取知识,深化认识的目的。所以,必须激发学生的兴趣,从而唤起学生学习的动机。
(3)、人与环境的关系。
人离不开环境,人的个性、情感、品质等都与所处环境、背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感情倾向都与其文化背景、家庭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此,1个民主、安全、和谐的课堂氛围,1个个适合的学习情境更有利于学生主动活泼、有个性的发展。
4、 研究的方法
(1)、 行动研究法,这是研究本课题的主要方法。
(2)、对比法,利用同时教两个班数学课的条件研究各种情境在不同群体中发挥的作用。
(3)、个案追踪法。
(4)、经验总结法,边研究边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和措施,上升到理论。
3、研究的过程和措施
课题计划具体按以下几个阶段进行研究。
第1个阶段:准备阶段
1、学习有关理论知识,查阅资料。
2、确定课题,拟订实施方案。
3、申报立项
第2阶段:实验研究阶段。
1、加强理论基础学习。了解相关的研究成果,研究理论和先进经验,调整研究重点和方法,提高研究效率。
2、认真研究,结合教学内容,学生实际,教学媒体创设适合的情境并进行分析研究。
3、加强合作,每学期上好实验研究课,要求其他教师和领导对自己研究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3阶段:论证结果阶段
1、对取得的成果进行反复实践论证。
2、总结整理取得的研究成果。
3、写实验研究报告,申请结题。
4、研究的结果与分析
1、在本次的教育科研活动中,教师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和教育科研理论,不断去了解学生、分析学生、研究学生,在学习、实践和总结交流的过程中,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学生学习兴趣盎然,积极主动得获取知识,形成了良好的教风和学风。
2、从教学实践中去研究了结合不同教学内容、学生实际情况、各种教学媒体的特点创设不同的情境,研究了各种情境在教学中体现的不同特点。研究创设的不同情境在激发学生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的特点。具体内容如下:
(1)、学习新教学内容之前,创设情境唤起学生的兴趣。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1半。”通过创设情境在教学1开始就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起各种感官和大脑处于活跃的状态,有利于学生学习活动的过程中感知清晰、思维积极、理解深刻、掌握牢固。在这1阶段适合创设模拟生活的情境、矛盾的情境、游戏的情境、问题的情境等,具有启发性、问题性、形象性,帮助学生从情境中发现问题并获得学习新知识的兴趣。
(2)、学习新教学内容的过程中,创设情境催化学生的兴趣。学习兴趣是学习的催化剂,它在学生活动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和内驱作用。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使学生积极感知学习对象,增强理解力,丰富想象力,稳定注意力,深化学生的思维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创设的情境应该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活动。比较适合创设操作的情境、猜测的情境、实验的情境、生活的情境等,具有可操作性、活动性、鼓励性、合作性,提高学生尝试进行各种数学活动的兴趣。
(3)、学习新的教学内容之后,创设情境保持学生的兴趣。心理学研究表明:轻松、乐观、愉快的情绪可以使人的大脑皮层处于觉醒状态,能使大脑处于高效率的活动状态。在这样的情绪下学习,学生的思维敏捷而活跃。比较适合创设竞争的情境、操作的情境等,具有应用性、竞争性、活动性,鼓励学生创造性地运用数学,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
3、实验班级的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数学成绩得到普遍提高。通过课上观察、作业反馈、家长访谈、学习成绩等几方面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实验的过程中,发现实验班级的学生学习兴趣有了明显的提高,验证了创设适合的情境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研究假设。下面是实验班学习兴趣前后对比情况表。
实验班学习兴趣前后对比情况表
(优秀学生人数与全体学生人数的百分比)
课上观察
家长访谈
主动完成作业
学习成绩
达到优秀的
注意力集中
积极思考发言
实验前
百分之5102
百分之4105
百分之7109
百分之8106
实验后
百分之7108
百分之610
百分之9101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03C-0101-02
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对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需求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广西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带动了外贸、物流高速发展。据海关统计,2011年广西外贸进出口总值屡创新高,全年累计实现进出口总值233.3亿美元,较2010年增长31.5%。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77.1亿美元,年增长24.3%,进出口总值列全国第十八位。2010年广西各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到6237万吨,2011年上半年广西口岸进出口货运量为3713万吨,同比增长23.7%,全年突破2010年的货运总量。报关与国际货运是货物进出口的必经环节,是国家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和国际商品供应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港口运输的快速发展,报关与国际货运业蓬勃发展,报关员和国际货代从业人员的需求旺盛。根据《广西北部湾经济区2008-2015年人才发展规划》预测,至2015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全社会人才总量将达到168万人。其中,物流产业2015年需求量达95800人,根据调研结果,报关和货代操作员占人才需求量的43%、货代业务员占34%、单证员占11%、报检员占9%、其他人员占3%。可见。随着广西经济的蓬勃发展,钦州、防城港、北海等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快速增加,国际货运业务将急速发展,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将急需大量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
二、国内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研究的基本现状
(一)国内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研究现状。我国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自2004年开设以来,各高职院校在专业人才需求与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建设、校企合作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研究。钮立新提出了设置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的讨论,他认为外向型经济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人才的培养,并对高职教育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人才培养的必要性与模式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刘晓斌分析了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人才应具备的职业能力,提出按核心能力、行业通用能力、岗位特殊能力来分别设置课程;将“素养、能力、考证”融入到理论教学课程体系;根据工作岗位技能需要,构建实践课程教学体系。宋学敏、昝金淼等就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推进工学结合教学模式的实践进行探索,认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是本专业能把课堂的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
(二)国内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研究的不足。经过几年的探索和研究,我国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在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师资培养机制、专业课程体系建设、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不足。
1 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的校企合作办学机制不健全。由于我国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开设时间较迟,在人才培养特别是校企合作办学机制方面还不够健全。在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过程中,高职院校始终要主动与外贸、物流企业建立密切联系,以校企合作为主线,遵循利益共享原则,探索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建立有利于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方法和途径。
2 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师资培养机制不完善。由于我国还没有建立本科及以上的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体系,直接的后果是导致本专业高职师资严重匮乏。因此,在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师资队伍的培养就显得格外重要,目前我国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师资培养机制还不够完善。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教师在专业知识、技能培训以及提升实践经验等方面的机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3 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专业课程体系构建还有待加强。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的培养必须根据专业工作岗位群设置来开展典型工作任务分析,并归纳行动领域转化为学习领域。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在构建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职业活动为载体,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课程体系还有待加强。
4 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研究有待完善。实习实训是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我国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普遍存在校内实训特色不够鲜明、技术含量偏低、产教结合不够紧密、校内外实训基地内涵建设不够深入等问题。
(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研究滞后。近几年,广西各高职院校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的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开设了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展开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的培养。目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已有9所高职院校开设了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但在专业人才培养上还严重滞后于经济发达地区,在与企业进行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师资队伍建设、特色课程体系建设、校内外实(习)训基地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思路
(一)探索校企合作办学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高职院校应充分利用地域优势,与钦州、防城港、北海等沿海城市外贸、物流企业密切联系,建立新型校企合作关系,积极探索校企合作办学机制,依托校内外实训基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具体而言,在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过程中,应以提高学生全面职业化素质、技术应用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主线,充分利用高职院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通过高职院校和合作企业双向介入,将在校的理论学习、基本训练与在企业实际工作经历的学习有机结合起来,推行“2+1”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学生前两年按“平台+模块”的方式进行培养,结合校内外资源,构建专业技能平台,并根据具体目标工作岗位对技能的需要采用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等教学方法开展模块教学实训,第三年到合作企业进行顶岗实习。通过“2+1”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合作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和定岗实践机会,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提高业务技能能力,提高学校教育对社会需求的适应能力。
(二)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探讨“双向培养”的师资培养机制。为了培养高技能高素质型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高职院校要根据专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构建一支精通业务、充满活力的“双师型”教学队伍。“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教学质量的关键,要求专业教师不仅要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技能,还要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指导能力。由于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设置时间有限,此外本专业没有设置硕士、本科等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高职院校普遍存在专业教师师资匮乏、缺乏实践教学经验的问题。因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高职院校需要积极探讨“双向培养”师资机制,以项目双向参与为切入点,专业教师参与企业的业务项目,企业骨干参与专业的教学项目,形成高职院校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锻炼和企业骨干到高职院校参与实践教学的制度。
(三)构建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课程体系。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要根据其职业生涯成长阶段。参照外贸、物流行业职业标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职业活动为载体,以能力培养为主线构建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课程体系。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主要由基本职业素质模块、岗位基本素质领域模块、岗位核心素质领域模块和岗位拓展提升领域模块等4个模块构成。按照外贸、物流行业岗位群的能力要求和职业素质要求,重新制定课程标准,把知识、能力、素质结合起来,并以实际项目或仿真项目为载体设置相应学习领域和学习情境。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做到职业能力、就业竞争力和发展提升潜力相融合;校内仿真实训、校外顶岗实训和顶岗实习相融合;专业知识、职业技能和岗位能力相融合。
(四)加强与企业合作,创建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提高专业学生岗位操作能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高职院校需要加强与区内外贸、物流企业合作,创建校内外实训基地,设计仿真的专业综合训练内容和训练项目,提高专业学生业务技能。在校内实训基地,通过建立报关报检实训室、国际物流与货运实训室等,设计本专业核心岗位综合训练,如报关、报检、货代、船代和单证等内容,增强学生迅速融入职业氛围和角色的适应能力,促进学生掌握报关与国际货运理论与实践技能。在校外实训基地,通过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等途径,让学生在职业训练中学习,在学习中进行职业训练,提高学生适应企业工作岗位的能力,提升职业素质,提高就业竞争力。
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培养的策略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教育部门、高职院校、企业、行业协会等部门共同参与。宏观层面,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给予政策的扶持;微观层面,需要企业、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到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的培养中去。
(一)政府相关部门通过改善办学条件、扩大招生规模等政策扶持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教育发展。首先,广西的政府部门要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需要大量高技能高素质的报关与国际货运人才,在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方面应具有前瞻性。其次,自治区及各地市财政、教育等相关部门应从经费、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创建一流的校内实训基地,为专业招生和就业提供优质的指导和服务。
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形成三个梯队:作为第一梯队的沿海省份经济增速回落。珠三角长三角过去30年走过了高速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生产成本上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模式,经济增速排头兵的位置已经不能维持。第二梯队是中西部成功承接产业链的“七小龙”,未来5 年将领跑全国。安徽、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六省一市增速引领全国,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二梯队。其经济增速领先的优势包括: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地理与交通的便利;基建设施的改善;劳动力成本的优势;良好的工业基础;外资与私人资本的涌入。第三梯队是中部的“八小虎”,经济增速略逊于第二梯队,但也将超越沿海。东北与中部的其他八个省份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梯队,由于交通与工业基础等原因承接产业链的规模不如第二梯队,未来增速可能略逊于第二梯队,但是由于正处于经济起飞期,增速会高于第一梯队。两大重点城市:重庆与武汉,未来五年可能成为中国大城市中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且经济增长的质量较高,有潜力跻身成为中西部的“深圳”和“上海”,并带动相邻城市圈的发展。长沙、合肥、成都等城市也将经历经济高速发展。第二梯队省份的消费和投资将有更高增长潜力。第二、三梯队的投资与消费增速已经大幅超越第一梯队。我们认为产业链转移会推动处于第二梯队的地方政府财政与居民收入快速增长,使得这些省份的投资和消费会在未来几年领先于其他梯队。
浙商开放创新发展研究院:京沪津经济转型升级能力全国前三
浙江浙商开放创新发展研究院2010年11月25日的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研究报告指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东、辽宁、重庆分别为2009年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升级能力指数排名1~10位。区域经济转型升级指数评价体系涵盖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国际化水平、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等7个方面。该指标体系是国内首次推出的比较科学和系统对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结果可以为企业和政府经济转型升级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从全国层面来看,转型升级的能力正普遍提升。然而,中、东、西部在转型升级方面差距比较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排在末十位省份中,西部地区就占了7个,表明东部省市在全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具有引领作用。其中,浙江省经济转型升级综合能力指数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五位。浙江省在技术创新能力指数排名第四位,节能减排能力指数排名第三位。
中国三产化研究课题组等:宁蒙陕地区三产化排名前三
三产化的程度反映的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反映的是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就业比重和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此地的经济发展程度有联系。三产化程度越高反映此地的产业结构越高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越好,经济结构的调整越好。据2010年11月17日甘肃农业大学、中国三产化研究课题组的2010年《中国城市和地区三产化排行报告》显示,排行榜前三甲是北京、上海和天津,排名末尾的是河南、广西和云南。
报告称,和2009年相比,2010年全国省、市、自治区三产化排行榜提高最快的是宁夏,从2009年的23位提升至今年的14位,其次是内蒙古、陕西和海南分别提高了4个位次。
按照报告结果,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北京市2009年三产化程度最高达223.85,河南省三产化程度最低为28.47。在四个直辖市中,北京市三产化程度最高,重庆市三产化程度最低为43.54。
目前中国城市已掀起三产化的浪潮,许多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大城市,随着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迅速扩大,大气污染等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进行第二产业退出城市市区,第三产业进入城市市区的“退二进三”,同时必须推行工业退出城市市区,进入方便进行大气污染防治和水污染处理的开发区和工业区的“进城退区”战略。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的产值潜力有30个百分点,有75%的增长空间;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有37个百分点,有111%的增长空间。在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中国的就业潜力在于第三产业,农业和工业的产值比例将相对下降,吸纳就业人员将相对下降,但第三产业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等:三亚、深圳、海口中国“绿色经济指数”排前三
2010年11月14日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遂宁绿色经济研究院、联合国工业经济发展组织国际环境资源监督管理机构等组织联合的《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指数》表明,中国273个城市绿色经济指数平均值为0.1968,资源环境效率极低。报告以北京作为中国绿色经济指数的基准城市,以北京的资源环境效率为基准计算其他城市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区间为0~1,指数值越大,表明绿色经济水平越高。
排在绿色经济指数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三亚、深圳、海口、厦门、北京、惠州、广州、玉溪、温州和上海。同期,七台河、白山、石嘴山、贵港、大同、吴忠、池州、忻州、广安、中卫排在绿色经济指数最后10位。
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资源破坏、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南方污水多、北方烟尘重”的特征没有改变。工业废水排放最多的杭州、漳州、来宾、重庆、苏州、上海、无锡、南京、东莞、常州等前10个城市全部来自南方,上海这些改革开放的样板城市同时也是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样板城市。以往,杭州、苏州、无锡、上海环境优美“甲天下”,如今工业污水“甲天下”。
数据表明,工业烟尘排放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唐山、重庆、广安、大同、鄂尔多斯、临汾、郑州、三门峡、忻州、包头等城市名列工业烟尘排放量的前10名,唐山成为全国工业烟尘排放冠军城市。
报告称,目前,中国273个城市经济结构总体落后,服务产业占GDP比重平均只有35.2%,不到美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这是中国资源环境效率和绿色经济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
同时,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273个城市经济结构出现恶化的趋势,服务产业占GDP比重比上年平均下降了1.6%。在273个城市绿色经济指数排名前后10名城市中,有9个城市经济结构恶化。深圳、上海、天津这些破坏母亲河的城市已经失去发展的基本条件,被亮起红灯。.
中国社会科学院:粤京川接收捐赠列全国三甲
2009年是中国慈善事业持续发展的一年。在经历了2008年“慈善元年”的轰轰烈烈之后,全社会的慈善意识进一步提高。社会科学院2010年11月2日的《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0)》指出,2009年我国社会捐赠量达332亿元,比2008年的321亿元增长3.5%,广东、北京、四川为接收捐赠总额三甲。
蓝皮书指出,从接收捐赠额总量看,广东为经济发达大省,也拥有侨胞捐助的丰富资源,2009年共接收21.65亿元捐赠,位居全国首位;北京因拥有较多的中央部门和全国性慈善组织,2009年接收了15.59亿元捐赠;四川因为灾后重建持续受到全国各地的关注,2009年接收了约12.38亿元的捐赠。
蓝皮书指出,2009年,教育、救灾和社会服务等领域仍然是国内最能吸引捐赠资源的慈善领域。其中,有353笔捐赠用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其他教育领域,总额达37亿元。
2009年各地区接收捐赠总额
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等:鲁苏冀最具区域带动力县市上榜数量最多
[分类号]G252
1 研究背景与目的
在“两岸三通”以及相关经贸合作协议下,的经贸往来势必更加频繁,这就需要搜集、分析与使用两岸的产业讯息。在此需求面上,信息服务机构将顺应时势、逐步发展:①两地的产业讯息汇集(两地共同发展寄存、数位化与知识管理的合作);②两地的产业资料整理(识别不同可信度、专业度、影响程度与质量等级的资料);③建立两地的产业研究基地(让两地专家学者能够方便的获取、交流、共享信息)等机制。
合作馆藏建设是发展特色馆藏、馆际合作、资源共建共享的一种有效方式,海峡两岸图书情报学界各有不少相关研究。例如:张秋比较台湾地区的藏书发展政策;索传军和袁静研究电子馆藏发展政策;罗莹研究非资金购买的高校文库发展策略;邱子恒研究文献使用率在馆藏经费的案例;吴明德建议除了加强馆际间的资源共享也要提升彼此支援能力;林巧敏和陈雪华梳理了电子资源馆藏的5个发展方面。这些研究不仅使得作者产生上述需求面与供给面可能交会在合作馆藏的想法,也为本文进行了大量理论奠基工作。
但是,目前两地合作存在许多实践难题:①有合作意愿与需要的双方缺乏彼此认识;②可供参考的两地合作经验较少;③上述两项原因使得合作模式较难建立。针对上述困难,本文提出:使用文献汁量法来了解双方供需而;在第三地的非营利和非官方机构进行合作(例如: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从馆藏建没与信息服务,逐步发展两地合作模式的方法。
在传播学中,有所谓“内容分析法”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应用,主要是针对新闻进行词语的量化分析,在图书馆学中,有所谓“文献计量法”,主要是针对图书和文章进行作者数量、词频统计、引文数量等分析和模型验证(关于文献计量、信息计量、科学计量的定义和区分,请参考Tague--Sutcliffe J相关论述)。在信息交流学中,为求理解传播者、被传播者、信息、噪音和环境等信息交流五要素的目的,这两种方法被用作文本挖掘(text mining)的最基本手段。
本研究原先计划采用科学计量方法。科学计量学是基于引文分析的领域可视化研究所衍生出来的新学科,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析科学文献,对科技交流进行量化研究。通过一些特殊方法,科学计量学已经广泛应用于测量科学进步与科学家行为的研究中。然而,目前的科学计量学尚未有针对没有引文数据库的灰色文献进行内容评量和分析,采用科学计量法并不能满足本研究欲达成合作馆藏的研究背景与目的。
故此,本文对“中华经济研究院”(以下简称“CI-ER”),这一对台湾地区经济政策发展提供研究报告之一的情报机构,进行其研究计划报告的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图书馆与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共建共享馆藏计划。使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来促进馆藏发展的过程,可以作为其他图书情报工作的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CIER的研究计划成果报告偏重:①台湾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②台湾重大经济与产业政策的议题倡导;③台湾产业发展策略的知识与分析。
2.2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是根据元数据格式,对其元数据内容的描述统计分析,其研究范围为特定数据库或特定文献表格。CIER的研究计划清单,即研究范围,在CIER研究计划清单中的计划编号、所、计划名称、委托单位、出版年、空白栏位(备注)等,即元数据。元数据下方所标示内容,如表1所示:
表1即元数据内容,亦即本项文献计量的分析单位;而内容分析则着重对关键词语的抽取和统计。
2.3 研究过程
按照研究目的,对CIER的研究计划清单先进行文献分析(量化分析),再对网络资料进行内容分析,最后进行合作案建议。研究步骤如下:①数据收集,对网络上已有的CIER研究计划清单下载;②数据清理,在网络上一一核对1232项元数据内容,并补充“备注”栏位;③数据分析,对CIER研究计划清单和已公开报告,进行分析;④图表生成,对分析结果用直方图描绘,并予以解释;⑤提出建议,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发展合作的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但研究定位是案例研究(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的数据库系统与cI,ER的研究计划报告)。另,数据源(http://cier.edu.tw/sp.asp?xdurl=publish/web/plan―list,asp&ctNode=99)是支持Open Access的机构网址。数据采集日期为2009年9月24日,最后访问日期为2010年1月lO日,后续研究人员可重复验证。
3 结果
根据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分述如下:
3.1 累计30年来的文献增长
根据CIER所提供的网络资料,经过计算后,有几项值得注意的结果。计算结果可以作为讨论合作计划的思考点,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最近10年CIER的研究报告,每年大约生产120篇左右,因此未来合作计划中可以注意每年120篇的工作量和预算。
3.2 累计30年来每月出版量
CIER累计30年每月出版量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报告截止日(同时也是提交CIER图书室的日期)集中在6月、7月与12月,未来合作计划可以考虑在每年2月和8月进行报告寄存的工作。
3.3 主题类别及其政策建议模式
根据CIER的特性:对照不同类别的研究所可将研究主体划分区域类别,对照经济类别的分类可将研究主题划分为主题类别,对照研究方法可将研究主题划分为报告形式,对照委托单位的性质可将研究主体划分为若干其他政策。
结果显示,CIER交付的报告中,区域类别依次为:台湾、大陆、美国、日韩、亚太、欧盟和中美洲等。主题类别依次为:贸易、税、农业、服务、能源、科技、国际经贸、技术、创新、金融证券、信息、电力、电子、商业、绿色环保等。报告形式依次为:XX研究、XX计划、XX的影响、XX分析、XX政策、XX策略、XX评估、XX调查、XX措施、对XX的探讨、XX专案、对XX的对策等。其他政策有:产业、中小企业、WTO、台商、外商、知识经济、产值、海关、国营事业等。
按照清单上的计划名称进行分析,获得如上结果。数量和累积数量的排名,虽不能全然代表CIER的研究方向与方式,但可反映若干类别与偏好,本项分析值得
作为图书馆导航的参考,以利学者使用此类文件。
3.4 研究所报告占有率及其研究价值
根据清单上的研究所代号:0-院方名义、1-第一研究所、2-第二研究所、3-第三研究所、4-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曾废止,近年复设立)、5-经济展望中心、6-财经策略中心、7-日本中心、w-台湾WTO中心。计算1214笔报告如表3所示:
根据分析结果所显示的报告数量比重依次为:第三研究所、第二研究所、第一研究所与台湾WTO中心。第三经济研究所是以台湾地区的总体经济、货币金融、财税、经济发展、产业经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社会福利等为主。第二经济研究所是台湾及中国大陆以外世界各地区的区域研究。第一经济研究所是大陆地区的经济研究、学术活动与经济信息服务。
相对于1981年所成立的三个研究所,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台湾WTO中心始自2003年9月,受经济部委托办理“国际经贸事务研究及培训中心(简称WTO中心)”计划,其报告数量近5年来大幅增长,也反映了台湾近年来所关心的对外经贸政策走向。
此项排名虽不能代表台湾经济政策的优先顺序,但可反映若干台湾经济政策的偏好,本项分析值得作为图书馆导航的参考,以利学者使用此类文件。
3.5 计划主持人及其研究方向
研究计划报告的合作,需要研究人员的同意,在此需要主要研究人员的资料和对个别分析其影响力,因此针对计划主持人进行分析,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主持研究计划超过20篇报告产量的-作者依序是:王建全、刘大年、吴惠林、王素弯、陈信宏、顾莹华、萧代基、杨雅惠、温丽琪、刘孟俊、杜巧霞、王京明、王俪容、连文荣、史惠慈、陈章真、欧阳承新、温蓓章,这18位学者各有不同的研究方向。
4 讨论
综上所述,合作案的建立有助于获得CIER优质文献:①台湾区域经济的发展;②台湾产业政策的制定;③两岸经贸政策的走向;④台湾对美日韩的研究;⑤台湾参与国际上经济贸易组织的评估与策略。
根据产业讯息汇集、产业资料整理及产业研究基地的行动目标,拟定3个步骤与9个细节,分述如下:
步骤一:两地出版品交付。包括:①整理历年研究报告的文献记录(作者、出版日期、主题、关键字、专桉编号、摘要、密级时间);②标示文献的使用对象限制和推荐;③分阶段地传送文献。
步骤二:出版品数字化建档。包括:①编辑文献数据与使用权限数据(文献数据包括:作者、出版日期、主题、关键字、专桉编号、摘要;使用权限数据包括:密级、密级时问、允许存取号码);②扫描、建档、保护、保存、监督和检查;③数子化档案交付和信息系统规划。
步骤三:两地信息系统管理。包括:①抽查数字化档案的完整性(是否缺页扫描、扫描不清楚、输入档名错误、输入档名不完整、新增条目的用语统一、条目的正确性);②开发检索和流览系统;③同时启用并妥善保管。
未来研究,建议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重:①完成纸本研究报告的数字出版品典藏;②完成文献及检索系统建置;③完成数据库的更新与使用规范。使得双方共同达到出版品异地寄存、数字资源典藏、资料库建档与管理。
5 结语
如上文所述,信息传播学是图书馆学和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主要探讨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透过量化的信息分析,来解读传播5要素的本质。
在本研究中包括:合作双方,即指传播主体(CI―ER)和客体(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内容(研究报告);情境(合作馆藏的共识);噪音(合作馆藏的障碍)。传播主体与客体双方,相隔两地,需要先从表面的了解,挖掘可能存在的现象,再进一步洽谈合作,并据此发展属于双方相互信任的友谊关系。
欲从传播客体的角度消除传播情境中的噪音,达成传播内容的有效互动,需要从客体(哲学中又称之为“他者”)理解主体和传播内容。
作者简介:
程永林(1975―),安徽合肥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方向为区城经济合作、区域经济政策。
摘要: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动态演化路径是逻辑自洽的,当前泛珠三角地区存在的次区域跨边界经济合作现象。是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与借助比较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推动泛珠三角整合的外源性动力是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考察双方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日益成为双方推进合作的重要考虑因素。
关键词:区域经济合作;泛珠三角;动态演化;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6-0061-05 收稿日期:2009-02-03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席卷而至,2001年,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协议应运而生。由此,国内市场统合势在必行。2003年9月。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概念一经提出,各种论坛、构想和项目协议不断展开或签订。根据不完全统计结果,从2003年泛珠合作提出到2006年7月底,已经举办以泛珠为名的论坛共31种46次。泛珠三角区域总计签署各类合作协议65个,其中官方协议43个,非官方协议22个。截至2007年6月第四届泛珠洽谈会结束,合作各方累计签约项目1.4万个。总金额超过1.6万亿元。
伴随着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推进。泛珠三角地区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广东、香港、广西、云南等地的学术界和政府对于该项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其中尤以广东省为重。例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在《广东社会科学》上开辟泛珠三角研究专栏,深入探讨泛珠三角区域的整合问题,并已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2006年12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则借助学校中国一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的资助,成功地举办了“欧盟经济运行机制及其对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的国际研讨会。2004年以来,暨南大学就主办过数次有关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国内大型学术研讨会,并将参会论文整理成《CEPA与泛珠三角发展战略》一书正式出版(龚唯平等,2005)。而中山大学珠港澳研究中心则已经在建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数据库。政府层面,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专门成立了泛珠三角合作办公室以协调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问题,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研究项目仍然是十一五时期广州市和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招标的重要选题。
(一)学术研究的现实理性与技术缺陷 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倡导初期,多数学者则对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短期内,学术成果迭出。但也有厉以宁等甚至一度质疑泛珠三角合作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泛珠整合与大小珠三角的发展实际上构成冲突,运作好后两者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近期形势发生变化,有关泛珠三角的研究又骤然变冷,客观、理性、冷静且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深度研究成果阙如。概括起来现有成果:一类是经济学、管理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以实证性的定量研究为主,但数据权威性且科学性也有待商榷,个别地方甚至得出以偏概全或似是而非的结论。而另一类是国际关系学、法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其中不乏思路新颖逻辑严密的研究成果,但集中在以定性研究成果为主.以描述性的经验研究居多,欠缺提升研究质量的技术手段。从整体上观之,由于学科壁垒的存在.将战略研究和技术分析结合起来的高质量研究成果还是非常匮乏。
(二)区域合作的功利导向与战略缺位 有的省区政府和学术界的公开研究成果显示,他们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设实际上持观望态度,立场含糊。对于自己在国内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定位不够清晰理性.对于自己参与国际竞争的定位更为缺失。且研究者多从地区本位或行业本位出发来展开研究,具体表现就是不少省区盘算着如何从粤港澳地区承接产业、资金、技术转移,通过比较优势的探讨来确定自己在泛珠整合中的定位。
(三)区域治理的利益博弈与机制缺失 如何深化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内生性和外源性动力机制的研究是核心问题。当前各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都存在本地区利益最大化的预期,在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对己有利的就积极参与,不利的就消极对待甚至阻挠拖延。(周黎安,2007)在对外开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更愿意使本地区资源与跨国资本融合,这样更容易在短期出政绩,虽然会因此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变弱。于是,在招商引资、主导产业选择、对外贸易方面,地方政府之间存在越演越烈的相互竞争与政绩冲动(陆铭等,2006)。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若泛珠三角区域所属省区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区域整合缺乏明确的利益指向和战略导向,那么泛珠整合势必难逃短期行为的发展终局。
一、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态演化
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的推进曾经如火如荼。在地区政府层面甚至一度如日中天,有关泛珠三角区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讨也是方兴未艾。但是,这种区域合作形势的背后实际上自其一出现起就存在重重隐忧,毕竟区域经济合作进程自身的运行规律是逻辑自洽的(林毅夫等,2003)。当不存在发育良好的市场机制的时候,如果政府出面解决市场机制缺失或不完善问题,用政府职能发挥出类似市场机制的作用,填补因为市场机制不完备而留下的制度空白.可能会加速经济发展(Lucas,1988)。譬如政府通过现代经济发展因素的引入,刺激并强迫旧的社会经济结构趋于解体,采取强制性的行动来完成制度变迁.并克服制度变迁中的搭便车问题。但是,政府层面的干预效应和影响多是双重的,有时可能会产生诸多负面效应。尤其是中国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任期政绩冲动与发展战略调整往往会带来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的扰甚至中断,进而导致上届政府的决策给下届政府留下很多发展隐患。而且在此之前,泛珠三角地区已经具有相对比较成熟稳定的小珠三角模式。尚在积极发展涵盖粤港澳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珠三角”模式。如果处理不好,三个“成长三角”之间必然互相影响,抓不住区域合作的重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微观激励机制的改进,借助增量改革进而松动资源配置制度,通过双轨制形式推动价格体系的改革,与此同时通过新增资源的配置实现结构调整的渐进过程。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引发市场逐步成为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地区经济利益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区域利益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基于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区域分工与产业布局分散化平行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不均和产业偏好,拉大区域之间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发展变快,区域冲突开始日益严重(张可云,2005)。各种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大量涌现,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就是协调区域经济关系的重要尝试。泛珠三角区域
整合战略首倡以来,不可否认,由于国内权威主义导向的治理模式.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制定国家或次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干预变量。
其实,政府与市场是区域整合中的重要推动力量.然而光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显然就不会有泛珠三角区域今天的快速发展形势,背后越来越起支撑作用的变量还是市场机制与经济利益。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自然有针对咄咄逼人的长三角等地区合作形势的考虑,然而与长三角地区稳妥渐进的诱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区域经济整合则带有明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烙印(青木昌彦,2004)。从根本上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市场经济不完善的产物,在一个区域经济体系中,发展的进程是趋向均衡还是极化取决于扩散效应占据优势还是回流效应占据优势(陈秀山等,2003)。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共同的利益诉求会把分散的各方凝聚到一起。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就是要为区域合作各方提供一个有效的利益交换和利益补偿的平台。哪个区域经济合作体系对参与方更加有利与合适,他就会更愿意参与和推动该合作体系的建设进程.这实际上是一个合作契约的自由选择过程。2009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将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纳入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则时下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面临的尴尬问题与不确定因素势必将会有所缓解。作为一种相对开放松散的区域合作组织体系,未来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成员可能会有所变更,不能排斥会有成员的增减和进退。其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市场统合不仅需要合作的核心圈层,也需要圈层。然而,只要核心紧密圈层成员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保持相对稳定.并通过扩散效应逐渐外延(克鲁格曼等,2007)。另一方面,圈层的次区域经济合作能够深化与推进,形成次区域的经济增长极,这反而会推动未来泛珠三角区域更有力的经济整合。国内的区域融合应该与市场统合协调并进(徐现祥等,2005)。所以,当前泛珠三角区域存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现象不是国内的区域分割和制造区域大战.而是在认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定梯度和地区差距的基础上,实现国内市场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和过渡战略。
二、区域合作的治理机制
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经验来看.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除了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外,更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任何区域经济关系的发展嬗变,首先是政府内部与相互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如果没有政府间的协调,区域经济的合作发展最终会导致无序发展和恶性竞争(皮建才,2008)。所以,泛珠三角区域的建立和运作。需要考虑建立政府间的协调机制。这种协调可以体现在中央政府的区域战略规划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更体现在泛珠三角区域各地区中长期规划的协调、大型基础设施的协调、大型项目的协调、产业发展方面的协调、政府间产业政策和招商政策的协调、建立有序的产业转移协调机制等(梁庆寅等,2007)。关于区域内部治理问题,笔者已经另有专文阐述。因此,下文主要侧重外源性动力机制问题的研究。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特定区域发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区域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与其分工合作水平存在高强度的正相关。基于此,笔者判断,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在正视区域发展落差和借助比较优势互补基础上.谋求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和地区制度安排来实现区域战略利益。在国际和区际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家和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必然在区域合作中谋求地区利益的最大化(William D.Coleman etc,1998)。目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中国与东盟在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转移、吸引外资和国际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竞争有增无减。加速地区经济整合.不仅要靠中国与东盟之间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宏观战略利益捆绑,在区域合作的深化过程中,更加需要实实在在的区域性和次区域性合作的微观经济利益推动。合作与竞争是加快双边经济一体化的两个方面.关键在于秩序与利益、公平与效率的合理结合。
泛珠三角区域是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影响深远的国内区域组织.从战略和技术层面研究泛珠三角与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问题.无疑将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实质支撑和必要合作平台,更是加快泛珠三角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衔接进程的重要路径选择。而且客观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有着相通之处,前者作为国内的区域经济战略,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与东部开放结合起来,实现东中西互动,寻求国内区域经济的均衡良性发展与经济增长。伴随国内区域经济梯度的拉大,弥补地区差异,协调国内区域平衡发展就具有国家战略的作用。然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整合战略没有进入国家战略的规划层次,一方面说明中央政府的审慎态度,泛珠三角整合还存在诸多战略和技术障碍,需要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能变成政绩项目和短期行为。另一方面意味着中央政府对于国内不同行政区域的自发整合抱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其中可能既有权力分配方面的考虑和对地区自治倾向方面的顾虑,涉及到一些体制改革中的敏感问题(布罗姆利,2006)。同时也是保持对地方自行发展的理性态度:鼓励探索。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实际上是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尝试,具有先行区的功能.带有实验性质,是我国从相对内生型的大国封闭模型逐渐向外向型的大国开放模型转变。两大战略的核心目标都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自身的发展问题。且泛珠三角区域也有对外经济战略.但是对外开放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区域经济优势。所以从地缘经济上来说,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这样就出现了泛珠三角区域与东盟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合。所以,泛珠三角区域和东盟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完全可以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来研究和操作,以便更好地将泛珠三角区域的地缘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而,这势必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在战略层面加强协调和规划,谋求实现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与调整(Rodrik,D.A.subramanian and F.Trebbi,2002)。因此,中央政府在考虑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发展时.要注意将其和中国与东盟间的整体战略以及政策进行协调安排,而在考虑和实施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时.泛珠三角区域的市场统合、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则要注意放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进行筹划和实施。泛珠三角区域在加强与东盟的区域合作时。则要注意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对接。
对于东盟国家而言,由于他们越来越将重点放在集体联合自主的区域政策上,区域一体化不再将
国家经济作为惟一的合作内容,东盟国家倾向于采取共同的对外战略和政策来应对第三国或区域外集团,并希望协调立场与政策。争取在更广泛的包括贸易援助、安全等一系列领域内重新定义区域合作的内容(Narine.shaun,2002)。与发达国家的区域一体化进程相比较而言.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在区域经济方面的合作可能包含相当的战略风险,原因在于:第一,本国或者地区的发展目标和战略取向成为东盟和泛珠三角地区采取区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动机,只有与本国或地区发展战略相符的区域制度安排才具有现实意义;第二,东盟部分国家内部近年来陆续出现严重的政府治理危机,维护政府权威的迫切需求自然使区域合作的影响力降低.因此,泛珠三角和东盟之间区域经济合作建设进程势必受到干扰;第三,伴随东南亚部分国家与区域外部的美国、日本、印度等不同大国的关系演变。东盟和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是逐渐趋向战略性而非策略性合作,双方有需要彼此借重的需求和动力,因此,当内部约束条件和外部战略形势发生改变时.与泛珠三角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虽是东盟的其中一个重要选项,但可能不是最优选项。
三、余论
要确保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合作的顺利进展,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与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的良性发展.而推动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动力就是及早谋划区域的对外经济战略。从地缘经济层面分析,泛珠三角区域对外开放的主要战略方向应该首推东盟。在考察泛珠与东盟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为双方继续开展合作问题的关键。从合作前后可能造成的力量对比或力量格局来看,西欧国家在区域合作下的机会成本比较确定.而东盟国家与泛珠三角乃至中国的合作情况则比较微妙复杂,当相对获益不利于东盟国家时。区域经济合作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停滞。因此,满足东盟国家的发展目标需要,又能确实对泛珠三角区域各个省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程度的促进作用.既不会造成各自部分国家或地区在区域利益分配中的边缘化,又能提高整个区域的整体利益和实力的区域合作最容易得到成员或地区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拥护。东盟国家和泛珠三角地区在区域合作成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上.省略)
注释:
①数据来自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工作简报[R],2006年第17期,2006年8月,16日。
②国内学术成果众多,代表性研究参见赵伟、汪全.2005.产业转移方式的动态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3),程玉鸿,2005,长江珠三角经济圈区域差异分析[J],学术研究(3)。
③部分代表性文献如朱羿锟、马慧凌2005.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J].财贸研究(1).王丽.2006.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冲突与政府协调[J].特区经济(7).韦以明、周毅.2006.区域合作经济的国家立法回应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主例[J].学术论坛(10)等。陈瑞莲、刘亚平.2007.泛珠三角区域政府的合作与创新[J].学术研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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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等.2007.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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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w.布罗姆利.2006.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人民出版社:24.25.35.
龚唯平,韦前2005.CEPA与泛珠三角经济发展战略高级研讨会综述[J].学术研究(3).
梁庆寅,陈广汉.2007 200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林毅夫.刘培林.2003.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3).
陆铭.陈钊.2006.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整合与工业聚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65~66.
皮建才.2008.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J].经济研究(3).
青木昌彦2004.比较制度分析IM].上海远东出版社:206.208.
在《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多名业内人士看来,目前卖方研究面临供应过剩的现状,相互之间竞争异常激烈,研究报告如何获得买方客户青睐,成为了各大券商研究所竞争的焦点,这当中,网络直播无疑是一种新模式,能够在短时间内让卖方观点为市场所认识,不过这种方式对投资“真刀真枪”实战指导意义则有限。
分析师热衷“网播”
易直播相关负责人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此前方正证券分析师廖蕾、招商证券分析师李妍、海通证券分析师李淼、中邮明星基金经理任泽松、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等财经机构和分析师均在使用易直播进行路演。
“网播是一种新的传播手段,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值得尝试,这是一种新的形式。视频直播对于财经分析师而言,是‘颜值’叠加智力资本化最好的展现。”参与使用网播平台进行路演的北京一名券商宏观分析师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中国的卖方市场,竞争太过激烈,酒香也怕巷子深,研究员如果只靠一身真本事,很容易淹没在茫茫人海中,网络经济就是粉丝经济,粉丝就是财富,争取越多粉丝,价值越高。
上海一名公募基金投资总监则认为,一个新生事物出来从来都是有利有弊,直播这个事情也是一样。从好的方面讲,直播跟之前的微信、电话会议等一样,比纸质版或电子版的研报到达性要好,让客户更容易理解,同时也更好地宣传了分析师个人和所在的研究机构,对研究生态有一定的重构意义;从不好的方面讲,直播对观点的分析很难深入,而且很多时候“拼颜值”也容易削弱对专业性的追求,对“真刀真枪”的投资帮助可能不是太大。
已经亲身在易直播“试水”的管清友认为,分析师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发表最新观点,显示了智力资本化的趋势,通过视频直播平台,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将做出延展,分析师的核心价值将得到体现。
券商研究报告的关注度已开始超越内容本身。在去年牛市之初,券商研报曾一度陷入文风之争,“语不惊人死不休”式的观点和用语频出。随后,这一趋势又演变为对标新立异的标题和概念的制造与炒作,最近网播则成为了分析师扩大名气的新形式。
近日上海证监局向券商的《关于进一步规范研究报告等业务行为的通知》要求,辖区内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要完善内部控制,严格规范研报行为,尤其是要建立健全使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工具研究报告等业务行为的内部管理制度。
卖方研究“去产能”?
上述北京券商宏观分析师称,网播流行起来,与卖方研究供应过剩有一定关系,卖方要成功吸引投资者注意其实并不容易,尤其对于一些中小券商而言。
不过北京一家中型券商首席策略分析师则不认同“供应过剩”这种看法,她认为卖方研究是国内最市场化的行业之一,如果卖方研究过剩的话,那么研究员的工资是应该下跌的;但实际情况是研究员的收入在上涨,相对券商以外的研究机构来说,券商的待遇也是比较高,比如某些明星宏观分析师年薪达到几百万,这在其他经济研究机构近乎是不可能见到的,这也可以吸引更多这个体系以外的人进来,使得券商研究的质量不断提高。
浙江民营经济重镇温州,8月19日了一份“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排行榜,值得一提的是,与房地产沾边的企业高达50多家。
民间资金炒楼、民营企业造楼,已经成为浙江民营经济巨大收益的来源,大量“食利”阶层也由此涌现。但浙江也正开始为此付出代价。一个直接的表象是,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这些涉猎房地产的企业,发展动力出现衰竭迹象。
常年关注浙长三角区域发展的河海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由于浙江投资环境欠佳、产业升级缓慢、过度热衷于房地产等短期投资,近五年来,浙江的经济与江苏、广东、山东几个一线省份相比,出现了过早衰退。
制造业遭遇房地产业
“前几年制造业很困难的时候,民营企业都涉及房地产开发。”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表示,“一方面房地产利润高,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培育没起来。所以民企就一拥而上。”
“但是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目前充斥着巨大的风险,温州政府方面电在呼吁引导企业回归制造业,但是企业都是自主经营,需要更多努力让他们认识到实体产业的重要性。”
温州百强企业排名中,专门从事房产开发的中梁置业和巨龙房开分别位于33位和53位,中城建设、东瓯建设、温州建设集团、三箭建设和鸿厦建设分别名列第3、13、19、44和45位。可见,房产已成为温州经济总量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当低利润的制造业日渐衰弱之时,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则成为诸多企业的优先选择。
内雅戈尔带头掘金房地产之后,宁波的企业对房地产的兴趣正在日渐倍增,诸多制造业龙头企业均涉足该领域。无论是做空调的奥克斯、做纺织的维科、做文具的广博、还是做服装的培罗成、铜管行业的金田,抑或是以注塑机起家的海天,在房地产行业上都一拥而上。
发展动力衰竭
刘奇洪认为,浙江资本在省内投资大多集中在房地产业,追求暴利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在产业创新上投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在河海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奇洪的一份研究材料提供的浙江、山东、江苏、广东四省近5年的经济总量柱状图中,与苏、粤、鲁的经济总量差距在被逐渐拉大,2009年浙江经济位于四省第四位。
仅以长三角的兄弟省份江苏相比,2003年浙江省生产总值约9050亿元,江苏则实现了12451.8亿元,两省的差距为3000多亿;但5年之后的2009年,江苏实现了34061亿元生产总值,浙江则为22832亿元,两省的差距超过了1万亿。
关键在于,浙江的经济发展增长的动力已经呈现了疲态。2009年,在经济增速上,江苏增长了12.4%,山东、广东增长了11.9%、9.5%,而浙江仅增长了8.9%。
背水一战
“产业升级的缓慢、不愿意将过多的资金投入研发和企业的升级上,而满足与追逐房地产、股市等近年来获利丰厚的行业中,成为了大多数的浙江民营企业的‘通病’。”刘奇洪认为。
如何脱离传统的发展套路,为经济衰退创造新的制动力和拉动力,从而实现转型升级,浙江开始背水一战,并希望从制度创新上取得突破。
此前,浙江省正在申报经济转型升级、海洋经济发展及民营经济创新等三大国家级改革试验区。想通过土地等要素资源激活民间投资,推进区域内均衡发展战略。
一、房地产投资环境及评价理论的分析
(一)房地产投资环境相关概念
房地产投资是一种将资金或资源投入到房地产开发、经营、中介服务、物业管理服务等经济活动中,以期获得未来最大限度利润的经济行为。投资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行为,笼统的讲,房地产投资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和置业投资。任何一项投资必定在既定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中运行并与周围各类环境因素发生着各种互动关系。因此,我们将在一定时空领域内影响投资者投资活动的各类外部条件的总和成为投资环境。那么,房地产投资环境即是指某特定时空领域内影响房地产投资者投资行为与投资效益的一切条件之综合。它是影响制约房地产投资效益的自然社会、文化经济、政策法规、基础设施等各类外界因素相互作用的矛盾统一体。
(二)房地产投资环境的特点
1.房地产投资受经济环境的影响纵深而重大。所谓纵深影响,即指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经济坏境都会对房地产投资带来影响,而非仅在其中某个层次产生作用。与其它商品相比,房地产具有高昂资格,成为人们财富的象征和一生追求的选择,当人们有了一定经济实力后,总会不断改善自己的居住和生存条件,从小房到大房、从多层到高层、从普通住宅到高级别墅,个人的经济实力成为房地产商品购买力最主要的制约力量,成为影响房地产投资微观环境的直接因素。
2.房地产投资环境是广泛而复杂。所谓广泛性,是指投资环境范围的宽广性,即从宏观环境到中观环境、再到微观环境。
(三)房地产投资环境的划分
从一般来讲,我们将房地产区域投资环境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房地产投资环境区域划分的最核心层是微观层,即具体的项目市场区域。从内到外,分别是中观层与宏观层。中观层指以城市为代表的房地产市场客户群所在区域。
(四)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
实践表明:房地产投资效益不仅取决于投资者的自身因素(如:资金实力、投资经验、经营管理水平),同时还与受资地区的政治状况、经济环境、社会需求、市场容量、政策法规等因素息息相关,因此,选择稳定的、持续的、可靠的投资环境就成为保证房地产投资效益的关键条件。纵观近年来的“开发区热”、“批地热”、“房屋空置率高”、房地产业的失衡发展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都与房地产投资环境的估计不足和选择失误有关,所以,在投资之前,必须进行房地产投资环境的评价工作,它不仅是实现投资目标的手段,又是财务分析的前提,在整个房地产投资决策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理论与常用方法
(一)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依据
投资环境评价必须遵循投资环境评价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之上形成投资环境评价的行业特色,并形成行业性的评价依据。综合而言,主要的投资环境评价依据如下:
1.区域经济学理论
2.投资环境评价方法论
3.区域经济与行业经济统计
4.行业项目投资经济评价方法
5.各种行业性调查数据、报告分析
6.行业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
7.专家意见
8.评价者个人专业知识与经验
9.行业管理相关法规
10.政府区域政策等
当然,实际进行投资环境评价时,能够收集到的数据资料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绝对充分,所以还是要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能够得到或方便得到的数据可以纳入,不能得到或不方便得到的数据则要参考专家意见或结合评价者本人专业知识与经验用定性的方法进行评价,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凭借有限的资料及时做出评价,并使评价结果对于投资决策和区位选择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的常用方法有:
1.多因素加权综合评价法
2.主成份分析法
3.聚类分析法
4.层次分析法
通过对投资环境评价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投资环境评价理论的存在以下特征:(1)从评价范围来看,存在从宏观到微观的变化特征。人们对于区域投资环境评价范围由最初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评价逐步细化到现在的项目区域本身。(2)从评价方法上看,存在定性向定量变化特征。评价因素的选择更加全面与量化,使得评价结果由主观趋于客观科学。(3)从学科应用来看,评价理论更加注重多学科的应用。由最初的单一数学学科发展到现在数学、物理、地理、经济、环境等多学科结合,评价系统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陈康幼.投资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150-200.
“口水战”的欢喜结局
自从1997年重庆被设立为西部惟一的直辖市,重庆便希望发展成为中国西部的经济之都;而与其毗邻的另一个重要城市成都,从来就不甘落后。于是,成渝两地持续8年的“西部老大”之争一直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一大社会新闻。
“长期的行政割裂让成渝这两个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文化上都很接近的城市越走越远。”国家发改委土地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如是说。
但是,成渝两地有关人士很快发现,这样的“口水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协作才是实现两地共赢的惟一选择,而共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经济上的互补性,也为这种协作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基础。
这样的认识同时也基于国家对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和推动。在去年8月底的重庆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与区域研究部部长李善同就透露,国家正着手完善区划,将全国划分为经济带,其中首次提出了西三角(四川、重庆和宜昌地区)经济区。
有专家认为,目前长三角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而珠三角与香港联手正在掀起一轮发展潮,成渝两地如果不能尽快从战略层面上联手合作,不仅不能实现对西部经济的辐射和带动,甚至有可能在未来的区域竞争中出局。
早在200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研究报告《中国西部开发重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指出:“在未来5―10年内,要积极构建以成渝两大都市为中心、各级中心城市相互联系和合作的中国西部最大的双核城市群,形成西部大开发的最大战略支撑点,西部地区人口、产业、信息、科技和文化等集聚中心,长江上游成渝经济带的核心。”
共同的历史机遇终于让一向恩怨颇深的成渝两地专家和政府坐到一起。
2004年2月,由重庆市党政主要领导率领的近百人的高规格代表团赴成都,与四川省党政代表团进行了非常融洽的会谈,签署了《关于加强川渝经济社会领域合作共谋长江上游经济区发展的框架协议》和交通、旅游、农业、公安、文化、广播电视等6个方面的具体协议(统称为“1+6”川渝合作协议),并对“成渝经济区规划”给予了高度关注。
这样,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和规划,已从学术界的研究,深入到两省市党委和政府的实际行动,为人们期盼已久的成渝经济区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十一五”规划招标课题
上世纪90年代末,四川省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教授在完成《成都平原经济区发展规划纲要》课题时就指出,成渝两地的发展战略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他在当时就提出成都与重庆必须合作,建立以重庆和成都为两极的长江上游经济圈。
2003年底,国家发改委为编制好“十一五”规划,在全国发起了规划研究课题招标活动,《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被列入其中。这是当时西部地区惟一一个入围项目。林凌教授中标该课题后,组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西南财经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以及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等院校近20名专家学者参与该课题的调查研究,于2005年正式形成了一个主题报告和十一个分报告。
该报告指出,成渝经济区开发历史悠久,发展道路独特;水资源、水能资源、天然气资源和钒钛等矿产资源特别丰富;有良好的工业、农业、交通、科技、教育基础,是西部经济最发达,经济密度最高的区域;是国家重要的国防科技研发生产基地;是西部城市密度最高的城市密集区,全国少有的双核城市群;是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安全保护带;是西部惟一符合经济区基本条件、具有巨大生产能力和开发潜力,能够带动西部地区经济繁荣和提高全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经济区。
这个报告显然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重视。在此次公布的国家“十一五”规划草案中,成渝地区与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一起,将成为国家区域规划的重点关照对象。
林凌教授认为,“十一五”规划草案中提及“成渝经济区”,是中央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技术调整。
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梁其洲说:“这样的机会和成果非常难得,专家们的研究为将来的成渝合作与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
“成渝经济区首次进入中央政府的视野,无论成功与否都将是标志性的。”重庆一名官员如是说。
区位的弱势与潜力
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地处沿海,外贸和外资是其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02年,长三角进出口总额为1752.17亿美元,占GDP的76%;珠三角的进出口总额为2118.65亿美元,占GDP的184%。相比之下,成渝经济区的进出口总额仅为62.61亿美元,占GDP的8.5%,进出口总量只及长三角的1/28和珠三角的1/34。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一名专家指出,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的对外开放程度要比成渝经济区高出多个层次。从上述数字所反映的对贸易依存度看,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主要是外向型经济,成渝经济区主要是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内向型经济。再从利用外资情况看,2002年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178.51亿美元,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量的34%,珠三角实际利用外资150.21亿美元,占全国的28%,而成渝经济区实际利用外资不足8亿美元,仅为长三角的1/23,珠三角的1/19。
成都市国内经济合作局招商处的王力认为:“成渝经济区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对外开放程度所以出现这样大的差别,与成渝经济区的区位有关,与投资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外国投资者经营成本、利润有关。”
但是,近年来,成渝经济区IT产业和汽车产业的外国投资者迅猛增加。英特尔、中芯国际、摩托罗拉等著名跨国公司已进入集成电路制造、封装、测试领域,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趋势。在许多人看来,美国福特和重庆长安的汽车合作更是一种“资本与资源的合作”,成渝地区军工企业在人才、技术和装备等方面的潜在价值,早被外面许多精明的企业看在眼中。
目前,成渝经济区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要达到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那样的水平不太可能,但仍有很大的潜力。关键是产业的选择、生产和运输成本的降低、特色产业的发展、良好投资环境的营造、市场前景的把握、对外开拓能力的提高。成都市的一名官员说:“只要市场前景好,能够赚钱,外资就会来;只要产品技术水平高、质量好、价格便宜,就能进入国际市场。”
成渝圈的希望
2005年2月4日,国务院总理指出:要贯彻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方针,把现有经济基础较好,区位优势明显,人口较为密集,沿交通干线和城市枢纽的一些地区,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发展一批中心城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在刚刚结束的重庆2005亚太城市市长峰会上,成都市副市长朱志宏再次充分展示诚意,“成都和重庆只是在行政区划上的分离,但随着中央政策的提出,今后两地在经济上将越来越紧密。”
2001年以来,重庆在四川的投资额达91.17亿元,四川有23万人、有11个城市参加了以重庆为龙头的重庆经济协作区,合作项目3650个,相互引资达260多亿元,商贸流通额达200亿元。
成都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梁其洲说:“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就是将以重庆、成都两个特大城市为依托,通过发达的交通通信网络,壮大重庆、成都、川南三个城市群,大大提高其辐射、集聚和综合服务功能。”
梁其洲表示,就现实而言,成都市需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与周边四川省内的各地区合作,二是与重庆的合作,“两项工作都同样重要”。
当然,并非没有让人担忧的问题了。
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戴宾教授认为,“成渝相距300公里以上,而两城之间以物资、人员、服务以及信息的交换为特征的空间相互作用力较弱。两个城市的辐射范围还远没有形成交集。”戴宾认为,成渝经济区要形成,除了加强两地交通建设的同时,还应着力发展中间沿线地带城市群。
关键词:区域科技创新;地区;熵权法
Key words: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region;entropy weight method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4-0006-02
0引言
区域科技创新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日益显著的决定作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是指区域创新体系中各科技要素和行为主体有机组合的整体能力,是一个区域科技知识、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反映,它涵盖了区域科技实力、区域创新能力及产出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具体表现为将新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而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是在现有科技资源条件下,通过对一定区域内开展的科技活动及其体现在社会、经济上效能的考核,来衡量科学技术对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是建设高效区域科技创新系统和有的放矢地制定区域科技创新战略的先决条件。学术界对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黎雪林等从科技投入、科技产出、科技潜力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谭清美等从人才投入能力、财力投入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高新技术产业化能力等方面进行了分析[2];还有一些研究技术创新能力的多数是从企业的角度,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度量和评价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由于区域科技创新指标的选取和评价比较复杂,不同学者做出的度量和评价往往取得不同的结果。本文对山东省十七市地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定量评估,可以使各区域科技创新优势一目了然,为地方政府实施科技创新工程提供决策;通过对山东各地科技创新能力的比较和评价,不仅有助于山东各地把握自身的科技创新和科技发展状况,也丰富和完善了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理论与实践。
1山东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从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特点出发,区域科技创新能力除了创新的观念、创新资源投入与产出、创新激励与保护等一般能力外,更主要的是区域科技创新知识的集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制度和政策的影响效果以及将新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这种系统性创新能力才是一个区域科技创新知识、技术发展状况的综合反映。对山东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首先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而评价体系的建立需要科学、合理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准则,才能使评价指标具有合理性、准确性和实用性。评价准则应具有:综合性、系统性、层次性、定量定性相结合和可操作性,按照这些原则,本文在参考《中国科技发展研究报告(2000)》地区科技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参阅了相关研究的结论和成果,结合山东省的现状,提出以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政府行为能力、产业结构演化能力四个分项指标、十六个基础指标,运用熵权法建立评价模型,以山东省十七市地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
2研究方法
在绩效评价方法中关于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强制确定法等,但这些方法在确定权重时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因素偏差。熵权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方法能够较好地测度各评价对象的绩效[3]。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的过程如下。
2.1 评价指标调整设yij为第i个评价对象第j个评价指标值,由于反映评价对象绩效各个方面的不同指标往往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纲单位,为了确保评价指标的可度量性,在进行指标度量时,须对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所得新的指标值为yij。设有m个被评价对象,每一个被评价对象有n个评价指标,得到原始评价信息矩阵:R=[rij]m×ni=1,2,3,…,m;j=1,2,3,…,n。
3.1 原始数据资料的来源为全面反映山东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兼顾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山东科技统计年鉴(2009)》[4]、《山东统计年鉴(2009)》[5]、山东统计信息网的数据资料为依据,部分相对指标通过计算得出,各统计指标的具体解析参见有关统计年鉴。限于篇幅,十六项指标为消除了信息的多重共线性后得出。
4结论
4.1 上述分析表明,济南青岛两市的科技创新能力效用值在0.325到0.176之间,是比较高的;其次是烟台、潍坊、淄博、泰安、东营、威海六市的科技创新能力效用值在0.06到0.04之间;济宁、临沂、聊城、滨州四市地的科技创新能力效用值在0.035到0.021之间;莱芜、德州、枣庄、日照、菏泽五市的科技创新能力效用值在0.019到0.007之间。可见,如果把山东17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分为四个区域的话,其科技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莱芜、德州、枣庄、日照、菏泽五市与青岛济南相比,科技创新能力相差悬殊。此外,可以看出,科技创新能力比较强的城市除泰安外,其余7个全在半岛城市群内,这说明在山东省做出发展半岛城市群规划后,经过几年的投入和发展,半岛城市群的科技创新能力有明显的提高;泰安的科技创新能力能够排在前列,与泰安市的高校数量比较多以及受济南的辐射影响有关。而山东中西部的几个城市莱芜、德州、枣庄、日照、菏泽以及滨州、聊城的科技创新能力明显较低,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文化发展水平也是比较差的,其科技创新能力自然较低,差距明显。
4.2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山东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呈现出东强西弱、强弱分明的格局。科技创新能力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出“科技强则经济实力较强、经济强则科技竞争力强”、“科技弱则经济弱、经济弱则科技不强”的关系。科技创新能力发展水平最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青岛、济南,属于“双强型”;而莱芜、德州、枣庄、日照、菏泽均属于“双弱型”。另外,泰安、济宁的科技创新能力位次高于地区经济实力位次,是与其境内大学有着直接联系; 东营、威海的科技创新能力位次靠前,是由于沿海区位优势加上半岛城市群政策带来的影响。
4.3 建议:政府是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核心,企业是区域科技创新系统的重心。因此,缩小胶东半岛城市群和中西部市地科技创新能力差距,提高山东省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应当第一:省政府出台政策,鼓励科技人员、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到中部和西部去创业,在发展空间、福利待遇、生活水平等方面创造条件;第二:建立人才流动和人才退出机制,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对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第三:利用西部有京九铁路交通大动脉的优势,大力发展西部高新技术产业,为西部的产业发展提供学习机会。第四:鼓励中部的莱芜、临沂、枣庄、泰安和半岛城市群中的城市产业有关联的企业开展虚拟生产,让这些市地提供相应资源或半成品,使这些市地变成沿海城市的“资源供应地”或“半成品加工厂”,将使中西部这几个市地的经济实力显著提高。
参考文献:
[1]黎雪林等.我国区域科技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6,(2):49-51.
[2]谭清美,王子龙.区域创新经济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5).
[3]陈黎明等.基于熵权的大型项目决策影响因素模糊分析[J].预测,2003,
一、理论与政策回顾
梯度转移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这一理论后来被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国家或地区之间生产力发展水平、科技水平和产品的创新能力的高低不同,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经济区域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高梯度和低梯度地区。一般用区域单位内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计量梯度,即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被称为高梯度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被称为低梯度地区。一般来说,新产品和新技术在高梯度地区产生,随着技术的成熟,技术不再成为决定性因素,取而代之的是成本因素。此时,低梯度地区的丰富原材料、廉价劳动力、便宜地租等因素将导致生产该产品的比较优势从高梯度地区转移至低梯度地区,于是会出现产业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的转移。高梯度地区则可以继续发展新产业,产业不断升级,从宏观上形成一种产业不断扩散推移的现象。
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实施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是其理论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和社会发展基础差异较大,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存在着经济梯度就会出现产业的转移。政府希望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东部产业将逐步转移到中西部,甚至是按梯级顺序先转移至中部,再转移至西部,达到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
二、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梯度转移的现状分析
20世纪90年代初,尤其是1993年,我国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出现了拐点,拐点出现的时间比人们预期的要早(孙超平、李姚矿,2007)。在1993年以前,我国基本上处于工业化阶段;自1993年以后,我国东部和东北地区己经开始进入后工业化阶段。按照梯度转移理论,拐点的出现意味着将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含量最低,随着东部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该产业将最早在东部失去比较优势,可以设想,东部将首先转移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尽管沿海地区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时至今日,我们尚未观察到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大规模转移的趋势。
尽管2000年初起中央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出台系列优惠政策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到中西部投资办厂,然而几年来的现实表明,这些政策的绩效甚微,预期的大规模产业区域转移并没有发生。反向思考,如果产业转移能如梯度转移理论所展示的那样自然的发生,则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将会自动缩小,也就没有必要提出“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了。从产值上看,虽然东、中、西部在制造业上的产值都有增长,但东部增长明显比中西部快得多。就连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和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样集中在东部发达省份,如广东、浙江等。本文选取了纺织业这个较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进行比较。
从图1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出,东部地区纺织业总产值上升很快,这种高速发展的态势和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开发的战略相当吻合,而西部几乎在原地徘徊。2009年,西部纺织业总产值不足1300亿元,而东部已超过20000亿元;1987年,西部纺织业总产值为159.38亿元,东部为939.31亿元。绝对的差距是在逐年拉大,而不是缩小。中部地区相对发展势头良好,2006至2009年,中部地区纺织工业产值年均增加率均在18%左右,但因基数小,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依然在不断拉大。希望这种发展速度能继续保持,成为吸引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的动因之一。中部地区的发展相当不平均,纺织业主要集中在河南和湖北两省,山西则极少。
2000年以前,东部纺织业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一直没有超过80%,之后一直到2009年,这一比例都没有低于过8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西部地区纺织业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重却在1997年之后呈缓慢下滑的趋势。纺织业不仅没有大规模的从东部沿海转移至中西部,甚至呈现出逆向转移的势态。
以上对于总产值和相对比重的数据分析,显然不支持东部地区纺织工业已经开始大规模转移至中西部地区,相反,东部地区的纺织业不仅没有出现衰退的迹象,反而在相对地位和绝对地位上都有所提高。
三、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产业集群是指由一群具有产业关联性的企业,以及为其服务的相关机构聚集某地,共同构成的群体。
(一)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
1.区域分布。产业集群现象首先出现在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随着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也有所发展,但是发展相对落后。
2.省市分布。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辽宁等省份,这几个省的产业集群数量占到了全国总数的很大比重。以制造业为例,2008年,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数量比例约为79:12:9。
3.不同行业产业集群的区域分布。例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东部地区。交通运输设备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上海、重庆、吉林、广东、浙江、湖南、山东等地区。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产业集群主要分布在江苏、广东、上海、天津、北京、浙江等地区。
(二)东中西部地区产业集群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1.历史基础。东南沿海地区相对靠近国际大市场,同时这些地区也率先进行改革开放,在市场化改革中先行一步。此外,东南沿海地区海外华人资本进入较多,这也有助于产业集群在这些区域的发展。
2.思想观念。东部地区市场经济观念、竞争观念强,同时大量外资外企的进入,也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中西部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保守,市场经济观念、竞争意识相对较弱。
3.区位交通条件。东部地区的铁路和公路密集网将近是西部地区的5倍;东部地区的内河道密度分别是中部地区的2倍多,西部地区的10倍多。
四、运用产业集群战略增加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产业转移的缓慢已经影响到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增强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以促进产业转移,变得尤为重要。
(一)各级政府的有效介入和推动
政府应参与基础设施整合和建设、区域利益协调机制统一、要素市场扶持、引导技术改造、制定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优惠政策等,鼓励以优势企业、大型企业为龙头,组建跨地区的大型企业集团,实现地区企业优势互补。
(二)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集群
鉴于产业集群自身的特点和国内近乎自由的劳动力流动,发达地区不需要进行产业转移就可以享受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为克服这一局限,适应资本向产业集群方向转移的新趋势,中西部有必要结合自身的优势,制订产业集群发展策略。如能形成一定的产业集群雏形,则外部企业将会被资源优势和集群的竞争优势所吸引而出现转移。
(三)优化产业配套条件,实施集群转移模式
随着交通信息条件和市场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外来投资者选择投资地点时越来越看重产业配套的条件。因此,想要吸引和承接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必须优化产业配套条件。可将东部地区的某产业集群整体引进,或先将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吸引进来,然后吸引其他企业进驻。这需要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要有所侧重,加强形式的分析和判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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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82 年至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03%,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3.7%。城市群是城市化道路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和高级阶段,是发展现代城市经济和城市区域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推动着城市区域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我国计划形成包括沿海三大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等在内的十大城市群,它们是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将成为我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
城市群能否承担带动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提升的重要职能,取决于城市群的承载力――尤其是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能否支撑其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提升。自“十七大”起就提出了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增长速度之前,表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不难,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矛盾与问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十二五”规划指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群的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恶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益凸显,已威胁到区域甚至国家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对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质量提升的分析研究,不仅能使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还能够让我们观察和把握到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状态。
2.文献综述
2.1 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
20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年代初,人类意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罗马俱乐部”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构建了“世界模型” 对全球的资源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进行评价,提出了经济的“零增长”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Slesser提出了新的计算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方法――ECCO模型。9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等发表了《经济增长、承载力和环境》一文引起了极大反响和广泛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积极探讨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王学军(1992)提出了“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这一概念,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和层次分析法,从自然、社会、经济三个层面定量评价和分析了中国分省区的地理环境承载力潜力[1]。毛汉英(2001)等采用状态空间法作为量度区域承载力的基本方法,将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人类活动定义为三维空间状态,定量地描述和测度区域承载力与承载状态[2]。方创琳等(2003)采用多模型互补对接支持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绿洲系统“三生”(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进行了多情景预测分析[3]。中国科学技术大会(2008)主编的《中国城市承载力机其危机管理研究报告》通过预警指标对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主要城市群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交通和环境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价。
2.2 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王积业(2000)认为经济增长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统一。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不断积累,质量提高的重要源泉是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4]。李岳平(2001)拟建立一套在定性规定上的、科学适用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居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六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5]。刘亚建(2002)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为单位经济增长率所含有的剩余产品量,并认为单位经济增长率中投入的资金物资越少,经济增长质量越高[6]。
钞小静、康慧(2009)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入手,构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1978~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7]。钞小静、任保平(2012)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8]。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3.以三个城市群为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协同分析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包含了资源和环境要素的综合承载力概念,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资源结构符合持续发展需要,区域环境功能仍具有维持其稳态效应能力的条件下,区域资源环境系统所能承受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9]。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多变量、多层次的动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入分析、比较和选择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的,要充分考虑承载体与受载体之间的互动反馈方式、强度、潜力与相互替代等特点。本文在综合借鉴毛汉英(2001)、李岩(2010)、毕明(2011)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资源承载力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压力两大分项指标体系,这两大分项指标体系又具体包括19个基础操作指标,如表1所示。
从国内外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文献来看,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并提出要在数量基础上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依据国内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10]。在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广义定性之后,笔者综合借鉴李岳平(2000)和钞小静(2009)等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代价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主要方面,在这四个分项指标体系下又设定14个基础指标,如表3所示。
在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为例,对这三个地区2012年的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分析和比较不同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别与联系。之所以选取这三个城市群是因为它们分别是我国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在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由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面积较大,所以在资源储量和地域面积的绝对量上占有优势,比如土地面积、水资源总量、主要能源储量(关中地区数据缺失)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等方面。京津冀地区主要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储量最大,达30609.42亿吨;人均GDP最大,但万元GDP水耗也最多;森林覆盖率、人均道路面积最少;经济发展的二元性较为突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较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高代价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但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分配状况较好。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状况都优于其他两个城市群。2012年GDP产值达108905.27亿元,第二、三 产业产值比重达96.07%,并且在科学技术投入和成果方面最为突出,但付出的经济增长代价也最多;虽然长三角土地面积最大,但人口密度是京津冀和关中城市群的1.5和1.7倍;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都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关中城市群的森林覆盖率和人均道路面积指数遥遥领先,并且污染物排放量最少,但大部分资源还是相对稀缺,资源承载力相对较弱;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和城乡收入比与京津冀和长三角相比最高,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4.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的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高,例如长
三角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无论是在资源环境方面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处于劣势,并且二元结构突出,但仍有其独有的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京津冀城市群资源环境条件和承载能力相对较弱,所以经济增长质量不及长三角地区。因此,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其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的好坏依赖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要追求经济的又好又快增长,就不能忽视支撑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不能盲目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而要根据承载力状况调整发展战略,战略目标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发展转型,战略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型,战略要素依赖由资源耗费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型,战略重点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发展转型[11],推动城市群的整体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学军.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及其区际差异[J].地理科学,1992,12(4):322-328.
[2] 毛汉英,余丹林.区域承载力定量研究方法探讨[J].地球科学进展,2001,16(4).
[3] 方创琳,鲍超,张传国.干旱地区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变化情势与演变情景分析[J].生态学报,2003,23(9):1915-1923.
[4] 王积业.关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0,(1):11-17.
[5] 李岳平.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及实证分析[J].江苏统计,2001 (5):19-22.
[6] 刘亚建.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分析[J].思想战线,2002,28(4):30-33.
[7] [11] 钞小静,惠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 (6):75-86.
自2003年英国提出低碳经济概念以来,不同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低碳经济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就,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低碳经济本身也随着世界气候变化问题的升温逐渐成为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后,又一改变世界经济的革命浪潮。然而,尽管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为世人推崇的经济发展新理念、一种新规则,更甚至说是一种发展新模式,已被誉为解决世界能源问题、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现实、最基本的途径,并在很多国家得到了实践上的尝试,但是低碳经济发展的最基本、最核心问题即科学的指导理论体系的建立并没有得到解决。长期以来对低碳经济界定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内容上的广泛性与复杂性、评价体系指标难以度量与适用性成为困扰低碳经济发展最大的难题。本文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碳的流转循环过程着手,建立碳循环模型,然后在拟建立的模型各个环节上寻求碳控制点,最终从碳循环过程出发来探寻最能反映区域经济低碳发展现状的理论指标。
一、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碳循环模型
目前,有学者已经对低碳经济理论指标体系的构建开展过十分有意义的研究,并形成了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但是经过笔者分析发现,首先,这些指标的选取太过主观,指标的来源明显缺乏依据,比如有学者将优良品种普及率和低碳农药化肥使用率作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并赋予了较大的权重;其次,指标的选取太过理论化,不便于实际操作,指标的运用目的是便于充分反映现实,并尽可能追求简捷,方便使用,如果所选取的指标不满足这一条件,就算再好、再完美也只是空中楼阁,比如有学者将传统产业低碳改造率和生产流程改造率作为低碳经济的社会发展指标。很显然,这些指标的实际可操作性都相当差。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低碳经济理论指标的选取必需以真实、科学的工具作为依据,即依靠一些符合实情的碳循环模型。
这里的碳循环模型是指碳从进入经济环节到退出经济环节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碳物理化学形态的转变。值得说明的是笔者所定义的碳循环与生物化学上的碳循环不完全相同,这里的碳循环是生态碳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笔者只是着重分析碳从进入经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全过程,但并没有将其完全从整个生态系统中分离开来。
(一)宏观视角下的碳循环模型
一个地区能源的生产、使用和消费情况能够清晰明了地反映当地低碳经济的发展状况。通常一个地区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越大,化石能源碳的利用率越高,含碳废弃物处理机制越完善,该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程度也相对较好。基于此笔者将生产生活中的碳转化过程简单抽象成图1所示模型。在参考区域能源的来源与使用实情的基础上,对本模型作了如下假设:
假设1:假设本区域能源来自两个方面:自身能源生产和外来能源进口,并进一步划分为化石能源生产、清洁能源的生产和化石能源的进口、清洁能源的进口。外来能源的进口不仅包括能源资源的进口,还包含清洁能源技术的进口,能源低碳技术的进口。在能源开采过程中还会消耗部分能源,排出部分废弃物。
假设2:区域性能源的去向有三个方面:生产制造、居民生活耗用、能源出口。用于生产制造的能源相当大一部分被排放到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中去了,而还有一部分则转化成了产品实体构成,而这些产品也最终随着居民的消费排放到环境中。其中最典型化石能源就是石油。
假设3:碳滤与碳汇。排向大气中的碳主要来自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为尽量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越来越多的地区开始在碳排放之前对废弃物进行脱碳处理。这就是本模型中所谓的碳滤。而碳汇是指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机制。碳滤是在碳排放之前进行的控制,而碳汇则是在碳排放到空中之后的补救措施,两者主要是对碳控制的时段不同,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
寻求合适指标,就必需从模型中找到和分析出碳控制点。从构建的宏观视角下的碳循环模型图(图1)来看,可以清晰地发现四大碳控制点。
1.碳源控制点。碳源控制属于事前控制范畴,从拟建立的碳循环模型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考虑确定低碳经济指标:(1)能源结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是碳过度排放的根源,而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低碳含量为根本特征的经济模式。能源结构直接影响到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水平。(2)能源合作与进出易。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发展的主题,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与能源技术合作越活跃,说明低碳经济越繁荣,未来的发展优势与潜力就越巨大。
2.碳排控制点。在当前,化石能源还占据能源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碳排放量直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碳排放较大的国家和地区越具有发展低碳经济的能力和义务。因此,碳排放指标可有效地用于划分各地区节能减排责任,是低碳经济发展又一重大硬性指标。根据以上分析,可从排放主体与排放水平来思考、确定适合的指标。
3.碳滤控制点。在那些对化石能源依赖性强,需求弹性小的地区,在短时间内要求减少高碳能源的使用,明显不太现实。因此,加强碳滤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低碳经济通过低碳技术、能源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化能源结构、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开发低碳产品,从根本上转变生产、消费和生存观念。在碳滤控制点寻找的指标能充分体现地区经济在保障追求高效益、高效能、高效率的同时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能力。
4.碳汇控制点。碳汇是利用植物的光合作用来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从而达到清除温室气体,恢复生态平衡的目的。碳汇控制主要包括大面积性的植树造林、城市绿化等,较为通用的指标有森林覆盖率,城市绿化覆盖率等。
(二)企业视角下的碳循环模型
与以区域为研究对象的宏观碳循环模型不同,微观碳循环模型的研究对象是某个具体的企业。可以说微观碳循环过程就是以上模型生产制造过程的具体化。根据国际能源署(IEA)2009年二氧化碳报告(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 2009 Edition Page 13)中2007年碳排放总量饼图,各主要碳源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比例如下:居民6%、工业20%、交通23%、热电41%、其他10%(商业、公共服务、其他能源)。交通、热电都与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碳的利用排放相似,且占重大比重。因此,本模型(图2)以生产企业为例来说明,分析可以对企业实施低碳控制的点。
1.低碳技术能力。企业低碳技术水平体现了企业在未来低碳竞争中的发展能力,低碳经济的实现需要企业低碳技术和能源技术上的创新,而技术本身是一个软实力,因此对其直接反映在操作上存在困难。为提高低碳评价指标的可操作性,笔者选取参照系对其进行间接评价。主要参照标准有,行业通行技术标准、国家政策规定以及国际标准。
2.能源利用能力。能源是企业生产耗用的重要生产资料,其利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企业成本控制;而另一方面,随着世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企业不可能在这场绿色革命中置身事外,未来面临到的环境保护压力极有可能成为事关其生存的决定因素。因此,采用科学的指标来反映企业能源利用能力,是低碳经济评价的客观要求。这些指标的选取可以从能源对产品或收入利润等的贡献能力来反映。
3.原材料采购与产品回收能力。企业原材料采购是否优先选择低碳材料、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否会进入环境、对废旧的产品回收是否可行,这些都是企业从事生产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企业要与低碳经济特别是低碳经济产业链条偶合,就不能不对这些问题加以科学的分析。
4.企业废气废渣处理能力(碳过滤能力)。废气废渣的处理也会严重影响到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特别是工业企业。企业生产副产品数量多,难处理。如果处理方法不当,对高碳副产品进行不适当的焚烧,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需要有适合的指标来分析企业废物的处理能力。
二、低碳经济理论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构建原则
低碳经济指标体系构建的目标是为信息利用者提供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的真实数据,并尽最大可能满足他们的决策需要。因此,其指标的确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1.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指标体系的设计要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要求,既要科学地概括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又要切实可行,能对发展现状进行评价,为科学发展决策提供客观依据。
2.指标的选取要与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理论上的指标体系是对客观实际的主观抽象,其具有一般性特征。如果要正确评价、分析具体区域主体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就要对理论上的指标体系进行细节上的调整,使其符合区域经济的客观现实。没有一成不变的指标体系模板,只有考虑了实际个性特征的指标体系才是最合适的指标体系。
3.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低碳经济被视为一种发展、新理念,说明其不可能像数学公式那样被完全量化。而其成为一种经济模式,又有对其系统量化分析的必要。因此对于那些难以量化的指标,可以对其分级量化;对于那些实在不能量化的指标,可以适度采用定性分析。
4.重要性原则。低碳经济发展是多个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有的影响因素明显不具有重大作用。为了避免冗余,需要对这些因素进行筛选,选取那些对低碳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因素作为指标体系的内容。
(二)宏观视角下的低碳经济指标体系(表1)
本指标体系选择从事前、事中、事后对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低碳监测与评价,其目的不仅是对现行经济发展的低碳现状进行科学评价与描述,还要求为决策人提供能推动地区经济低碳转型的有效控制措施与方法。碳源、碳排、碳滤、碳汇正好是低碳经济控制的四大关键点,只有正确把握其各个环节的低碳发展情况,才能有重点、针对性地实施并有效控制,从而达到节能减排、实现低碳经济的协调、可持续。
在碳源控制指标中,化石能源消耗总量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消耗量之和。化石能源消耗量越大,碳排放总量就越多。一般情况下,每吨煤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比石油和天然气多30%和70%,目前全球22%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因煤碳燃烧造成的。因此减少对煤炭的依赖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可有效地反映出区域当前的低碳水平。
碳排放量与一个地区经济有着密切关系,而碳排放指标是反映区域经济的现实低碳水平最直观的指标,是低碳经济的显示器,直接显示单位、区域的低碳化状况。碳排放指标一般采用能源强度、碳强度、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进行具体评价。能源强度即单位GDP的能源用量,主要反映技术水平、能源效率的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能耗消耗总量/GDP总额。碳强度是指单位能源用量的碳排放量。其计算方法为:碳排放总量/能源消耗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又叫碳足迹,可用“碳排放总量/总人口数”获得。而碳排放总量=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碳强度。
碳滤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是用清洁与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鉴于此,可用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比、清洁煤在煤炭能源结构中占比来确定当前的低碳经济清洁能源的利用水平。二是利用低碳技术来实现低碳发展。低碳技术是一个软性指标,同时也是一个反映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主要包括低碳技术R&D经费占GDP比重、清洁煤利用技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技术、生态产品设计技术、CO2捕获与埋存技术、新型动力汽车相关技术、智能节能技术等。
碳汇是利用绿色植物的光合固碳能力,吸收和储存空气中多余的CO2,这是低碳经济社会解决温室效应最有效、最环保的方法。因此大量培植高光合作用植物,增加区域的森林覆盖率和城市绿地面积是低碳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三)企业视角下的低碳经济指标体系
衡量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主要有两方面作用,一是有利于完善对企业环境成本进行信息披露,为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外部信息使用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投资决策信息;二是有利于企业管理层从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眼光来考虑企业与社区环境的适应能力,完成企业节能减排的技术改造。在排除企业运营的环境与行业特性基础上笔者提供了一些具有普适性的指标可供参考(如表2)。
三、影响区域低碳经济指标选取的因素
以上从模型中寻找出来的指标,是一般经济体都可能用到的指标汇总。但是对一个具体的区域经济体来说,低碳经济发展评价与指标构成还与其所处的地理区位,能源结构,环境生态等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区域经济体指标不能完全搬用一般低碳经济指标体系的内容。总的来说,区域经济指标体系与一般指标体系的关系就是具体与抽象、特殊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区域经济体低碳指标体系需要一般低碳经济指标体系的理论作指导,一般低碳指标体系又要不断从区域经济体指标体系的应用中得以丰富和完善。
(一)地区差异影响
低碳经济指标的选取只有与地方发展状况及实际特征有效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选取的理论指标作出适合地区特色的调整。以辽宁为例,辽宁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占51.2%;石油占46.9%;天然气占1.6%;水电占0.3%。在能源消费结构中,辽宁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均不能自给,其中:煤炭49%需省外调入,原油34.1%依赖进口,电力13%从省外调入。因此在拟建立的指标体系中有必要考虑化石能源进易量的分析。又由于辽宁是煤消耗大省,其年耗煤量相当大,要建立一个与其他经济体具有可比性的指标体系,就不能只看煤的总耗量,而应该看总碳排量并充分考虑到减排技术的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地处东北,辽宁的煤炭不但用于工业生产,还有很大比重用于冬季供暖,因此在考虑建立的指标中还要分析居民生活采暖的耗能量。这些都是因辽宁地区差异特征引起的,在建立相应的低碳经济指标过程中需要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考虑。
(二)量化水平影响
作为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各个指标的量化水平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存在很多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产生重大影响但在目前情况下量化还存在很大困难的因素。比如低碳技术指标。这些指标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定性评价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反映低碳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对于那些能够量化的指标,有的产生的是正面的影响、有的产生的是负面的影响,有必要对这些指标进行同向处理。如果在方法上处理不当就很难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合理评价。
(三)指标权数影响
要对低碳经济进行综合的评价就要合理地对体系中各个指标确定科学的权数,然而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权数分布也会存在很大差异。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权数的确定存在人为主观因素,因此计算出来的指标无法在各个区域经济体间进行横向比较,从而降低了指标评价体系的功能与作用。
总之,目前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还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和难点,纠其主要原因还在于低碳经济研究水平还与实践严重脱节,并无法满足人们对低碳经济发展的要求。从中国低碳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价来看需要加强统计的方法和标准的统一,并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完善碳排放量等科学指标的统计,以便为国家低碳经济发展决策提供客观依据,发挥正确的引导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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