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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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社会生产与分工、社会阶层与财富的存在形式以及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不同规格决定了现代学校的分层和分类,教育在人力资源分布、社会阶层格局方面扮演者重要的功能,因此,也决定着现代教育制度的建设必然存在一些基本矛盾: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教育的普及与选拔功能,全面发展与专才培养,教育功能上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以及现代教育的标准化普及运动与多样化地方文化知识的矛盾。此外,不同的国家在其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和进程中,也会面临各自特殊的矛盾和危机。当前,现代教育制度建设在我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有:

教育为“资本―劳动力市场”所控制。近30年来,我国在“资本―市场”的全球化背景中开始了社会转型,从“人力资源大国”到“人力资源强国”的教育口号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为经济服务,教育产业化一度成为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价值。在实践中,培养目标的“人力资源”的价值取向必须通过“劳动力市场”得以实现,因此,办教育“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课程和考试上,而且也表现在培养目标上,教育与考试、就业、生计、功利联系更为密切。人们通过考试和文凭进行劳动市场的初次分工,国家(公共教育)和家庭(私人投资)承担了劳动者的培养的全部费用,因此,带来了社会财富和资本积累的最大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三十年来的教育制度,培养各式各类“教育―就业”型人才,为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上发挥了最大的效益。

当前的教育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应试教育和教育的不均衡,但实质上,这两个问题的症结确是共同的:即资本和劳动力市场控制着教育资源的配置,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地为市场经济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培养后备军,而市场经济是全球化的,并由资本主宰。

“市场经济”定位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方向窄化了教育的功能和人的全面发展。当现代教育的多方面功能窄化为各级学校为劳动力市场服务,带来的后果是:

第一,公共教育演变成仅为个体和家庭“升学―就业求职”私人利益服务工具,国民养成的公共学校的培养目标狭隘地附着于个人或家庭范围内的利益计算上,只培养资本主导的经济市场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让孩子通过教育更好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已经成为学校、家庭的根本动机。无论是学业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学校对他们的意义都是“找工作、挣大钱”。

第二,公共教育全面为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所制约,不光为市场驱动的“就业―生产”服务,同时也为市场驱动的消费服务,“高收入职业―高消费”人生模式也成为青年一代学生的全部追求,替代了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教育―就业―高工资―车、房、体面消费―现代化生活”的模式,几乎成为与教育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追求目标,主导了我国现代教育办学方向,造成了应试教育有效、德育教育低效或无效,培养目标重“材”轻“人”,重人的工具性而轻人性和人格的局面。教育忽略社会新生成员的全面发展,忽略公共教育机构的“公共性”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人的全面发展异化为“挣钱―消费”狭隘人生目标。

第三、通过市场,在全球化生产链条中谋得中、高端职位,已经成为全社会追逐的真实的教育目标,由此,导致办学者、求学者、教育投入(公共和家庭私人投入)者都为当前经济利益、效率所制约,例如,大学的招生、专业及课程设置、校历安排都与就业挂钩,忽略教育的多方面功能,尤其是公共教育对个人、社会、民族以及国家根本而长远的利益的影响。

公共教育功能危机:公平和质量的扭曲。教育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合法旗帜下,全力为资本主导劳动力市场服务,掩盖甚至加剧了这些年现代教育内在的矛盾和问题。市场和资本主导着教育资源配置,其结果是破坏公共教育的均衡性和公平性。学校在追逐利益、效益的过程中,分化出了与社会贫富阶层对接的分层学校。不同的学校又根据在资本和劳动力市场的位置吸附着不同的生源、教师和就业的市场,社会像资本主义经济追逐最高利润一样地追逐最好的学校。

现代教育制度本质上是国家的公共教育,是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基础。然而,教育发展只为当下劳动力市场服务的“急功近利”目标,势必带来公共教育的功能失灵和现代教育制度的危机。当前的危机表现在:随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出现,劳动力市场的起伏与波动直接危及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就业和生存,也直接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经济危机带来的“教育―就业”的功能链条失灵,一方面加剧教育的投入和竞争,在危机中的劳动力市场,“(教育)文凭―职业”的匹配机制被打破,破坏社会公平的各种力量迅速显现,例如,家庭资本、权贵资本等。这些因素破坏了教育通向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公平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就业―挣钱”的培养模式,联结着所有学生及他们的家庭十几年教育投入和求学生涯的全部意义,失去就业机会的学生(毕业生、在读学生)厌学、愤怒、对未来绝望、无意义感普遍滋生。“教育―就业”通道的受阻也影响所有家庭,带来社会的绝望情绪,而这些显然不是心理疏导和临时性的就业政策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现象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和人的危机。

建立以培养目标为本的现代教育质量体系

经济危机以及由此提出的我国生产方式的转型,促使我们审视我国当前的教育制度及现状,重新思考我国社会、政治、经济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探寻社会主义现代教育制度的核心价值和培养目标,明确公共教育的宗旨和办学目标是促进我国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教育始终是一个使国家和民族“后继有人”的事业,“百年树人”是教育的基本属性,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则是现代教育根本宗旨和目标。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个体,是现代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同时也是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和完善的关键所在。

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教育质量的核心。现代教育通过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全面实现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社会多方面的功能。教育为当下的社会职业、岗位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只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公共教育的部分功能。而且,片面地为资本主导的劳动力市场服务的学校教育是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和建设者。现阶段,教育,特别是在基础教育,以国家、民族、个体当下和长远利益为出发点,按教育规律办事,排除资本市场在制度上和文化上对公共教育和国民教育的过度干扰,通过学校教育传递对个人全面而发展有意义,同时为社会所认可的品行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是非常重要的。结合目前我国教育的问题和现状,提出以下基本内容:

――教育要扩展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并加深掌握的可能性,并尊重个人的求知欲(智性、终身学习);

――教育要使个体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能动性、创造力);

――通过教育,建立青少年一代对国家、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国家认同)

――教育要使学生懂得: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生存价值、思想的价值得到尊重(尊重);

――教育要教学生知晓: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能力和智慧是丰富多样的(平衡、智慧);

――教育可以使人以及人群的自治能力提升,人受制于人的程度减轻(自治、自由);

――通过教育,意识到人与人之间是相互联系并依赖的,扩展人对人的关系的认知,并促进和谐相处(友善、和谐);

――教育使人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获得尊严和体面的生计性劳动(权利、尊严);

――通过教育,每个人的自我满足感可以更多地得到认可(自信、幸福);

――教育要教会每个学生:人类劳动的安排和管理都应该遵循人性和发展的原则(劳动及劳动者的价值);

――教育让学生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至关重要的连接人,他(她)们足以让每个人珍爱生命,对自己和他人生命负责(依赖、关爱)。

以上的教育的基本价值是建立教育制度的所应遵循的,从个体的角度看,“人的全面发展”是确立教育质量的核心价值。

公平和公正是教育质量的保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是我国现代教育制度改革重建的契机,为现代教育制度的重建提供了政策和资源的保障。

篇2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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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险对劳动就业的影响

社会保险对劳动需求与劳动供给的影响主要通过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与待遇给付两方面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往往会影响劳动需求,社会保险的待遇给付则会影响劳动供给。根据劳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劳动需求曲线斜率为负,向下倾斜。一方面,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工资水平(W)上升时,劳动需求量(L)减少;反之,当工资水平(W)下降时,劳动需求量(L)增加。所以,劳动需求量与工资水平成反比(如图1左所示)。另一方面,在工资水平(W)不变的情况下,当劳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时,劳动需求增加;反之,当劳动需求曲线向左移动时,劳动需求减少（图略）

(一)社会保险筹集对劳动需求的影响当以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基数筹集社会保险基金或缴纳社会保险费(税)时,单位和个人会分比例承担。此时,无形中会增加单位的用人成本,进而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如图1左所示,工资水平由W1上升到W0,则此时劳动需求就会从L1减少到L0,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筹集社会保险会减少劳动需求量,对劳动需求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劳动者的就业。此外,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意味着此时企业的收入是减少的,那么在任何一个工资水平W0下,如图1右所示,劳动需求曲线左移至D2,劳动需求也是减少的。

(二)社会保险待遇给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一般说来,社会保险的待遇给付属于非劳动收入。根据劳动经济学原理可知,当一个人的非劳动收入增加时,会产生收入效应,此时,个人劳动供给量会减少。另外,当劳动者未享受到待遇给付之前,个人在缴纳社会保险费(税)时,意味着工资水平的降低,如图2所示,工资水平由W0降至W。通过上述的图形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目前的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不管是对于劳动需求还是劳动供给,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如何才能更好地完善目前的社会保险政策,使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从而刺激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就业,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政策的实施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现状分析社会保险基金是用以保障受保人在年老、疾病、伤残、生育、失业时需要的专款专用基金,“是参加社会保障计划的广大社会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是国家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为劳动者建立的具有调剂互助功能的专项基金”。其中,可以影响劳动就业的,当属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发放的标准和水平直接影响一个人是否愿意参加社会工作的意愿程度,而养老保险缴纳的多寡也与退休制度和退休年龄相联系,进而影响到劳动供给。2005年之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结余占基金支出的比率是小于1的(如表1所示)。截止到2007年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结余为11236.6亿元,是基金支出的1.42倍。其中,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与基金支出比率的变化关系,大体上同总的社会保险基金一致;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与基金支出的比率自2002年以来就呈倍数关系增长(（图略）所示)。总体而言,社会保险基金结余还是在不断增加的。一方面,说明随着社会保险政策的不断完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增加,缴费人数在增加,劳动供给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失业保险结余丰盈,虽然反映了劳动供给增加,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不多,说明失业保险的功能没能发挥完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所以,不管是养老保险,还是失业保险,基金需合理结余,既要能防范运行中产生的风险,又要能够提高运行效率,关键就是要在风险和效率中寻找平衡点,从而真正为改善我国的劳动就业问题发挥应有的功能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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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在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广泛推广应用，组织中有大量可用数据，数据中有大量的宝藏等待被发掘，可以撬动潜在竞争优势的领域。人力资源部门如果可以利用现有的数据积累进行挖掘，得到对企业战略实现至关重要的结论，将可以帮助组织建立竞争优势，取得竞争优势。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简称ANN)是由大量的、简单的处理单元(称为神经元)广泛的互相连接而形成的复杂网络系统，模拟了人脑神经元基本功能和网络的基本特性，它可以避开复杂的参数估计过程，同时又可以灵活地对多成因的复杂未知系统进行高精度建模。

BP网络模型包含了神经网络理论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其结构简单、可塑性强，应用领域广泛。

二、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A－T5(见表1)等30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公司总流动率、职位流动率等30个指标。

1.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30家企业的人才竞争的特征值

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指标数据较多，信息重叠多，不易于直接用BP网络进行预测。本文通过对A企业建立人才竞争力形成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指标数据进行特征提取，获得4个主要综合指标。

运用SPSS13软件，对影响企业人才竞争力的数据提取主成分。

第1主成分的特征值为7.229，方差在总方差中的比重为54.635%,它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方面。前4项主成分的方差在总方差中的比重达到94.828%,按照主成分的选取标准,说明这4项主成分可以代替原来的30项指标,从而可以更简单地利用它作用网络的输入节点数。由旋转过后的分载荷矩阵可对4个因子命名为“成本因素、流动率因素、劳动力规划、雇员开发”,根据各指标值在0.5以上的因素列出组成内容分别为:

指标1（成本因素）：

工资、津贴、激励、职位升迁机会、新雇员的培训费用、每个业务单元的事件/事故损失、激励分布于业务单元绩效匹配率。

指标2（流动率因素）：

企业内的流动率是否与劳动力市场现有水平有可比性。关键流动率统计量包括公司总流动率、职位流动率、特定职能单位的流动率、地理位置的流动率、年龄段的流动率、种族流动率、性别流动率、平均服务时间流动率、特定物理区域人员流动率、季节更动流动率。外在因素有国际流动率和其它企业的职工流动率。

指标3（劳动力规划）：

员工流利掌握某特定语言能力人数比率、属于特定的工作分类内员工比率、特定的技能集合员工人数比率、最高的业绩表现员工比率、征募来源的成功率、特定的开发活动完成率。

指标4（雇员开发）：

参加需要的培训事件人数比率、参加了特定的培训班级人数比率、完成了特定开发行动的员工保持时间、业绩指标和特定开发行动参与的相关比率、业务单元绩效和开发项目实现的相关比率。

2.A～T5企业的BP神经网络的输入变量值

用这4个因子的特征值对应的特征向量，即经过变换后的综合指标，标准化后得分作为BP人力资本竞争力的输入样本间。见表1的前4列指标。

3.人才竞争力指标计量

人才竞争力指标是根据专家打分，采用灰色系统评价得出的结果。人才竞争力指标可分为5档，具体标准如下：

4分－5分：强大，企业人才竞争力十分强大，处于吸引人才的优势阶段；

3分～4分：较强，企业人才竞争力经常超出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

2分～3分：一般，企业人才竞争力能和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持衡；

1分～2分：偏弱，企业人才竞争力落后于劳动力市场平均水平，将出现人才危机；

0分～1分：差，企业人才竞争力不能同任何企业相比，人员流失出于危急关头。

4.BP网络的结构及学习算法基本数学公式

BP网络是采用Widrow2Hoff学习算法和非线性可微转移函数的多层网络(图1)神经网络模型通常由输入层、输出层和若干隐含层组成,每层包含有多个神经元,各层之间以权值相连,每个神经元的初值定义为阈值。

在图1中,假定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的神经元分别是I层，H层，O层。X1,X2,…,Xm是网络的输入层；H1,H2,…,Hn是网络的隐层,Y1,Y2,…,Yp是神经网络输出层的实际输出值。

5.30个企业HR竞争力的神经网络训练与预测实验设计

BP神经网络结构的设计包括确定网络的输入层节点数、隐含层节点数及输出层节点数。网络输入层的节点数为输入样本的指标个数,输出层的节点数为目标向量的个数,因此,根据本文原始数据资料可知,BP网络输入层和输出层的节点数分别为30个和30个。隐含层节点数的选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往往根据设计者的经验和多次试验来确定,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根据本文的输入层输出层节点数,用马克威分析系统(MarkWay)经过多次试验结果显示,实验方法为训练和预测，前25个企业为训练集，后面5个企业为预测集，学习精度为0.001,最大训练次数为3000，学习率为0.6，隐含层的节点数选用8个,网络的性能比较好，实际系统精度为0.0018。训练结果见表2：

训练测试样本的拟合图见图2：

25家企业作为样本集，经过训练和结果比较，BP神经网络的预测准确度达到了95%以上，可以认定训练结果准确率是可接受的，那么就可以保存已经训练好的网络结构，以供预测真实的未知数据使用，来评定企业的HR竞争力。

三、结束语

企业HR管理者的职责已逐渐从作业性、行政性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多地从事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想要让企业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必须要依靠构筑人力资源竞争力。

BP神经网络对HR竞争力可以对一个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地位，与其他企业竞争力量的强弱作出准确的预测，为HR管理者提供了科学的判断工具，让HR管理者在整个动态人事管理体系之中，择机采用不同的操作策略，不断地激活人力资源，从而提升了企业的人才竞争力，快速构筑人才竞争力，方可提高和持续保持企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1]文魁吴冬梅:科技创新人才环境研究报告[J]．北京: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

[2]董长虹:神经网络与应用[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5:239～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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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3）09-0154-01

公共就业服务是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普遍建立起来，尽管其目标任务及组织管理不尽相同，就其基本功能而言都具有相对共同的基础，主要包括职业中介、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开发、劳动力市场调整计划的管理和失业补贴的管理。在我国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主要提供四个功能即职业介绍服务、职业指导服务、就业培训服务和就业岗位开发服务。本文分别从招聘单位和应聘者两个角度分析其对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满意程度，以供研究。

1 公共就业机构体系评价标准的建立

本文所研究公共就业服务评价体系从企业和求职者两个角度进行建立的。本文所建立的公共服务机构评价体系如下表。

2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满意度的实证测评

在满意度测评中采用利克特量表法，把服务的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量级，为了反映被调查者的整体意见，我们把“非常满意”量化为1，“满意”量化为2，“一般”量化为3，“不满意”量化为4，“非常不满意”量化为5，显然数值越低，说明被调查者对公共就业服务越满意。反之亦然。

本文利用统计软件SPSS对企业和求职者各200份有效问卷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据统计分析，总体满意度均值看出单位和求职者对于公共服务体系总体满意度不错，现在总体满意度均值2.41

3 结论及建议

从整体来看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尽管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上令人满意，表现为求职者和企业的满意度在2.00-3.00之间（满意度的衡量为1-5），数值反映了企业和求职者对公就业服务体系整体上是较为满意，由此可见，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在进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体系满意度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改革就业培训的内容和方式。服务机构要提供实用技能、职业资格技能和创业培训；教学方式采取实地实习、黑板讲授和专家咨询案例分析相结合；培训教师应是有经验的企业人员和就业服务机构人员，培训的内容和方式也需要不断调整。

强化公共就业服务中的信息化手段建设。应力求在网络上信息，实现就业服务各机构间的信息共享。改进职业介绍服务工作方式，推进服务创新作为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应主动了解求职者的想法用工单位的需求，提高工作效率质量和效果服务机构要改变工作方式满足用户的要求，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改进就业信息的收集方式，创新服务内容从满足用户需要出发，开展职业介绍服务工作。

改变就业服务工作方式，推进服务创新。服务机构要改变工作方式，改进就业信息的收集、方式，创新服务内容，一切以用户为核心，从满足用户需要出发开展就业服务工作。要推进工作方式的转变和服务内容的创新，还要以完善服务手段，改进服务方法，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为支撑。

参考文献：

[1]李宏，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问题分析与政策建议[J]北方财贸，2007，（1）：15

[2]陈力，美国公共就业服务鸟瞰[J]，中国人才，20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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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企业的物质资本所有者与劳动力资本所有者都是平等的产权主体,即股东、经营者和劳动者均有权分享企业剩余。我国十六大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劳动合同法》、《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劳动力资本要素的重要地位。然而,基于“资本雇用劳动”观念的传统会计忽视了劳动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并未建立起与产权经济学、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产权保护导向的会计改革应当步调一致。实现劳动者产权保护的关键是劳动力资产会计计量,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劳动力资产的会计计量问题,为劳动力资本所有者的产权保护提供依据。

二、劳动力资产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现状及其评价

(一)劳动力资产会计计量属性的应用现状

1.成本计量。主要是以取得、开发、使用劳动力资源时发生的实际支出来计量劳动力资产价值。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成本指标是历史成本。

2.现值计量。在利用现值技术时,涉及到多个不同的折现基础,比如:在未来工资报酬折现法中,是以劳动者未来提供服务时得到的工资总额来计算现值,而计算期是按该劳动力资源未来提供服务的期限来确定,即从计量年度开始到该劳动力资源因某种原因离开企业为止的整个时期。在未来工资报酬资本化法中,是以劳动者未来收入来计算贴现总值,并同时考虑了职工提前离职、提升等情况发生的概率。在经济价值法中,是以企业的未来盈余作为计量基础,按人力资源投资率计算出应属于人力资源的部分折成现值。

(二)对劳动力资产会计计量现状的评价

1.计量属性的选择过于单一化。单纯采用历史成本作为计量属性。不可否认,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以实际交易的原始凭证为依据,能够反映对劳动力资源的原始投入,具有客观性、可靠性及可验证性的优势,会计操作上也较为简单,不用频繁地对账面价值进行调整。马克思剩余价值论认为,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不仅将其劳动力的价值等价转移到生产对象中,而且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而以历史成本反映的劳动力资产账面余额,只是简单地将劳动力资产价值与对劳动力资源的各种投资支出的费用总和完全等同起来,既不能代表劳动力资源的真实价值,也不能反映劳动力资产的自我增值特性。

单纯采用现值作为计量属性。现值的计算涉及到两个基本因素: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由于受到劳动者自身因素、企业内部环境以及劳动力市场因素的制约,企业难以准确预计职工对企业的贡献;同时受经济、法律环境对未来盈利产生的影响,折现率的确定也非常困难,这就使现值的计算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基于会计学界另外的一种观点,即现值不是一项独立的计量属性,它只是获取公允价值的技术手段,提出采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按公允价值计量将不断对资产的现时价值进行重新调整,其动态性与劳动力资产所具有的价值波动性在本质上是相适应的,从而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于公允价值的取得完全依赖于可观察到的市场价格。在劳动力市场尚未健全的情况下,这就给会计计量在实际操作上增加了许多难度。

2.以职工工资作为计量依据会低估劳动力资产价值。职工工资反映企业对于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仅以其作为计量劳动力资产价值的基础,显然低估了劳动力资本的价值,而被低估的恰恰就是劳动力资本为企业带来“经济增量”的那部分。

3.计量侧重于静态层面。劳动力资源在使用过程中,因年龄或健康等原因会失去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其价值会下降;因企业的补偿性投入或职工的自我学习等原因又会产生新的为企业服务的能力,其价值会恢复或增加。劳动力资产的价值实现是一个动态过程,而现有的计量模式却忽略了这一点。

三、对劳动力资产会计计量的若干构想

(一)劳动力资产价值的基本构成

1.初始价值,是企业为取得劳动力资产或为使劳动力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而付出的代价。其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取得价值,是企业为取得劳动力资产而付出的代价,是劳动力资产进入企业的最初价值;二是开发价值,是企业对取得的劳动力资产进行投资发生的支出,其目的在于使劳动力资产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即企业为了使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满足其工作岗位的要求,会对劳动者进行岗前或者在岗培训,以增加劳动力资产的存量。

2.未来价值,是企业在使用劳动力资产的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是从劳动力资产为企业创造的经济利益角度来衡量劳动力资产的价值。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使用价值(或补偿价值),即企业为补偿劳动力资产在使用中发生损耗而支付给劳动者的补偿价值所付出的代价。使用价值就是劳动力资产作为复杂劳动所实现的劳动力价值,这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中劳动力资产的必要劳动价值即维持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属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是补偿劳动消耗部分是一致的。二是创造价值(或贡献价值),是劳动力资产在使用过程中为企业创造的应当由劳动者分享的新增价值。实际上就是劳动力资产作为劳动力资本所享有的经济剩余。创造价值就是企业当期收益中属于劳动者的部分,这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中的劳动力资产剩余价值是一致的。虽然企业的全部新增价值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但是在企业中的非劳动力资本所有者也要求分享利润,而且企业经营活动的需要也会留存一部分利润,故而劳动者实际只能分享一部分利润。

上述对劳动力资产价值构成的分析,既包括了对以确定初始交易价格为目的的未使用劳动力资产价值的评估,也包括了以界定产权份额和收益分配为目的的使用劳动力资产的评估;既关注了取得劳动力资产的耗费,更关注了劳动力资产能够带来的未来价值增值。

(二)劳动力资产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

会计计量在可靠性与相关性之间的权衡并非要选择某一种计量属性作为单一计量属性。劳动力资产会计计量应当采用过去的公允价值(历史成本)和现在的公允价值(报表时日的现实市价)相结合的混合计量模式,并分别考虑取得价值、开发价值、使用价值和创造价值,解决混合计量中谁主谁次的问题。为了便于科学选择计量属性,现将劳动力资产价值以货币化形式加以表述。

1.取得价值可以用引进费用来体现。引进费用是将录用的职工安排到适当的工作岗位所发生的各项一次性支出,它主要包括:录取手续费、支付给所引进人才原单位的补偿费用、安家费、一次性住房补贴、搬迁费、旅途补助费以及科研启动费等。引进费用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在原单位的历史业绩。受教育程度可以通过劳动者的学历、职称、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其他相关证书来衡量,并通过对其进行岗前考核的方式进一步了解其基本能力。历史业绩可以向其原单位、劳动力市场或行业协会等机构进行了解。

2.开发价值可以用培训费用来体现。培训费用是对劳动力资源进行教育和培训而产生的支出,它主要包括:岗前培训支出和在职培训支出,其中涉及培训费支出、学习期间的补支出、教育管理费、资料费、教育设备折旧费、学习期间导致的生产效率和业绩损失等支出项目。

3.使用价值可以用工薪费用来体现。工薪费用是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相关支出,它主要包括:职工计时或者计件工资、超额劳动报酬、特殊劳动津贴、物价补贴、各种福利费用、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以及非货币利等。在现阶段,工薪费用的基本功能仍是为了满足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恢复劳动自然力消耗,是对劳动者劳动力价值的补偿,它与劳动力资产使用价值的实质是一致的。工薪费用的多少由当地的生活水准、劳动力的质量高低、物价水平等综合因素来确定。

4.创造价值可以用企业剩余收益对劳动力资本的分配额来体现,它是对劳动力资本给予应有的收益性分配。创造价值的高低与企业的经营成果密切相关。

(三)劳动力资产的初始计量

劳动力资产的初始计量是指劳动者初次进入企业,在确认劳动力资本产权时对劳动力资产价值的计量。企业应当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从而保证劳动力资产会计计量的可靠性。在初始计量时,企业应当区分招募阶段和录用阶段分别进行核算。

1.招募阶段。招募,是指企业为了发展的需要,根据人力资源规划和工作分析的要求,寻找、吸引那些有能力又有兴趣到本企业任职的人员的过程。招募阶段是企业对劳动力资源的挑选实践阶段,是为进一步的录用活动进行准备的阶段。招募阶段一般要通过劳动力或人才市场向目标公众信息,涉及规划、途径、组织和实施等许多方面,相应地会发生各项支出。招募阶段的有关支出主要包括招募人员劳务费、直接业务费、资料费、入场费、管理费、测试评审费用以及求职人员体检费用等。由于已进行的招募工作是否会挑选到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招募阶段的有关支出不产生经济利益,或者即使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但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因此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2.录用阶段。录用,是指从招募的人员中选出适宜人员予以录用的过程。相对于招募阶段而言,录用阶段应当是已完成招募阶段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将录用职工安排到适当工作岗位的基本条件。此时,如果企业能够证明录用阶段的有关支出符合资产的定义及相关确认条件,则可将其确认为劳动力资产。这里所指的录用阶段的有关支出实际上就是将录用的职工安排到适当的工作岗位所发生的一次性引进费用。一般情况下,企业与劳动者之间会签订契约,该契约是交易双方在公平条件下协商一致的结果。企业只需按照契约的约定,以支付给劳动者的、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的金额作为劳动力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

(四)劳动力资产的后续计量

劳动力资产的后续计量,是指劳动力资本所有者将其所拥有的劳动力资源投入企业并参与价值创造过程一段时间以后,根据劳动力资源存量变动以及对企业的贡献程度,对劳动力资产价值所做的相应调整。后续计量保证了劳动力资产会计计量的相关性,主要包括初始入账价值的摊销、开发价值的计量、补偿价值的计量、创造价值的计量以及资产负债表日价值变动的调整等方面。

1.初始入账价值的摊销。劳动力资产的初始入账价值,应在其预计的摊销期限内采用系统合理的方法进行摊销。劳动力资产的取得一般源自于合同性权利或其他法定权利,应结合对该资产控制期限的相关法律规定或类似限制,其摊销开始日自用工之日起,因为企业的用工之日视为与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摊销期限的确定要看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究竟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如果是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则企业与劳动者约定了合同终止时间,应当以该合同终止时间作为摊销完成日;如果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则企业与劳动者未确定合同终止时间,应当以不少于10年作为摊销期为宜;如果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则企业与劳动者约定以某项工作的完成为合同期限,应当以该合同约定时间作为摊销完成日。在摊销期内系统地分摊其取得价值,有直线法、工作总量法、加速摊销法等。企业选择的摊销方法应当能够反映与该劳动力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并一致地应用于不同会计期间;无法可靠确定其预期实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进行摊销。在进行取得价值的摊销时,一方面减少劳动力资产的账面价值;另一方面按照劳动者所在的工作岗位和所从事的工作类型分别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当期损益。

2.开发价值的计量。在计量开发价值时,由于培训费用的支出一般都能取得合法的原始凭证作为支撑,具有明显的可验证性,应当以成本进行计量。在实务中,企业应当区分岗前培训支出、在职培训支出分别进行核算。岗前培训支出是为了职工具备完成特定工作所需要的基本技能,适应特定工作岗位的基本要求而发生的,可以比照固定资产日常维护支出处理原则,通常不满足劳动力资产的确认条件,应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不需采用预提或待摊方式处理。在职培训支出是为了使职工达到完成特定工作的熟练程度而发生的,该支出能够提高劳动力资产的使用效能,可以比照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支出处理原则,如符合资本化的条件,应当在发生时计入劳动力资产价值。如果企业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并且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的,应当将培训费用在该服务期内进行系统合理的分摊。如果培训费用是分期支付且金额较大,劳动力资产的开发价值应当以分期支付的培训费用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实际支付的培训费用与培训费用的现值之间的差额,应当在合同约定的服务期内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摊销。如果培训费用的金额较小且发生频率较小,也可以在发生时按其实际发生额一次性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当期损益。

3.补偿价值的计量。企业只有存在确凿证据表明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才能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在由劳动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工资率的同时,工资费用是与企业的经营成果密切相关的,而企业的经营成果相对来说是能够公允地反映交易市场价值变化,而且工资费用是能可靠获得的信息。由此补偿价值同时满足了下列条件:(1)劳动力资产所在地有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一般认为大中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交易较为活跃,市场内可以随时找到自愿交易的企业和劳动者,交易价格信息也是公开的。(2)企业能够从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劳动力资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其公允价值能够作出合理的估计。因此,在计量补偿价值时,企业应当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并予以资本化处理。劳动力资产的受益期通常是一个会计期间以上,如果服务期短于一个会计期间的工薪费用一般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不予资本化。

4.创造价值的计量。在得到工薪费用等补偿性报酬的基础上,劳动力资本产权主体还必须通过对其劳动力资本所有权的终极拥有来与非劳动力资本的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剩余,从而体现真正的劳动力资本增值。在确定企业剩余收益对劳动力资本的分配额时,需要确定两个关键要素:(1)企业可供分配利润的数额。企业可以利用简化的EVA指标(企业税后净营业利润减去资本成本总额后的净值,资本成本一般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即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乘以资本投入总额来计算)来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价值。在EVA中既包含了非劳动力资本所创造的价值,也包含了劳动力资本所创造的价值。(2)劳动力资本收益分配的权益份额。该份额应当取决于劳动者对企业的贡献程度,而贡献程度一般以劳动力资本贡献率来表示。以表明投入与产出技术关系的产出函数Y=KαAβLγ来建立劳动力资本贡献率模型,值得企业借鉴。企业剩余收益对劳动力资本的分配额等于EVA乘以劳动力资本贡献率,从而一方面使某一特定期间的劳动力资产价值增加;另一方面使劳动力资本权益增加。

5.资产负债表日价值变动的调整。对于采用成本计量的初始价值部分,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从内外部信息来源加以判断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当企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导致持续亏损,且在可预计期间不能扭转亏损的;或者企业有证据表明劳动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害,将被提前解除劳动关系的;或者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引进费用和培训费用就不能全部实现价值转移,应当计提减值。对于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未来价值部分,关注于劳动力资产与相关市场的紧密结合性,反映劳动力相关市场变化对其价值的影响,在资产负债表日企业应当对未来价值进行检查,以与本企业相同或相类似的劳动力资产的市场交易价格为基础,结合差异分析对劳动力资产的账面价值及时进行调整,从而避免对劳动力资产价值的虚增或低估。

(五)劳动力资产的处置

劳动力资产的处置就是企业与劳动者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过程。具体分为三种情况:

1.劳动合同期满时企业与劳动者终止合同。企业应当将劳动力资产的账面价值予以注销,同时减少相应的劳动力资本。对于办理职工离职手续的手续费、管理费等各种支出,可以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劳动合同期满前企业解除合同。企业一般需要向被解约的劳动者支付相应的解聘费用或离职补偿金。企业应当一方面转销劳动力资产的账面价值,同时确认处置损失,该损失包括该劳动力资产的账面价值和企业向职工支付的解约补偿金。

3.劳动合同期满前劳动者解除合同。要求解约的劳动者一般需要向企业支付相应的违约金,如果涉及诉讼,还会发生劳动争议诉讼费用。企业应当一方面转销劳动力资产的账面价值,同时确认处置损失(或收益)。如果劳动力资产的账面价值和企业支付的劳动争议诉讼费用等支出之和大于劳动者支付给企业的违约金,应将差额部分确认为处置损失;如果劳动力资产的账面价值和企业支付的劳动争议诉讼费用等支出之和小于劳动者支付给企业的违约金,应将差额部分确认为处置收益。

【主要参考文献】

[1]阎达五,徐国君.中国会计理论研究丛书:人力资源会计专题[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2]孙玉甫.人力资产的定价[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5.

[3]曾爱青.企业人力资本贡献价值的统计计量[J].统计与决策,2007(06):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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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的功能是在社会经济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且能够更加良好的可持续发展，对现有政府预设的经济法规范进行政府调控。希望通过政府的干预和采用的措施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最大的作用。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经济法和社会法之间的关系上，不能单纯的从一个单一的侧面看待经济法和社会经济的关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看待这两者的关系。从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入手，充分认识和评价经济法产生的行为后果在整个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二)经济法功能的构造

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主要从以下两点中体现出来，一是从经济法对社会活动中主要参与的经济主体产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来体现，二是经济法对社会总体经济的作用和影响来体现。经济法与社会活动中的经济主体有直接的影响，反过来经济主体也对社会经济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并且这种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经济法影响和诱导着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影响着未来的经济活动，然后可以通过这种影响来调整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经济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这个。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参与者的活动来实现，因此要想知道经济法对社会经济会产生哪些影响，不仅要了解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经济法所产生的作用，也要观察构成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部分，也就是经济主体所产生的经济活动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研究时，首先要了解社会经济的功能，社会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会整合功能，二是行为的导向功能，三是文化的传递功能。或者也可以从信息作用、约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励作用这几个主要方面进行分类。虽然在对社会经济的功能进行分类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从分类的内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们在对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进行研究时，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不能仅仅集中在一点。社会经济如果要迅速的发展，那么就要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即协调和动力，这两个条件影响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经济法要具备以下几项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

(一)权利义务分配功能

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功能是经济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协调，对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有重要作用。权利和义务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体现，通过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体现了法律的价值，所以权利和义务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内容，权利和义务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法律的基本运行机制起着决定的作用，对社会角度的人和经济法角度的经济主体的利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用。关于社会经济的分配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方面是资源和资格的分配，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经济活动的参与条件，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符合法律资格，经济主体在取得资格的基础上行使社会资源方面的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法对资本和资源干预分配，这在经济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资源的分配干预方面，都会对社会中的不同要素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经济信息传递功能

在开展一项经济活动以前，需要对从事的经济活动及从事的主体进行性质的确定，同样也要对经济行为和后果进行预测，所以在进行决策之前，要对这种预期的行为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决策中，影响评估结果的要素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够的经济信息为依据，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法的作用，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信息传递，根据各种优惠政策和限制条件确定经济活动的开展。

(三)激励功能

在社会经济中，经济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动中经济主体大多存在着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在追求利益时，来自利益的追求是动力，同时人也存在着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可以保证人在追求利益时的可靠性。同时，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经济利益的分析活动中，也会始终处在核心的地位，这使经济法激励功能的直接体现。人是经济行为的主体，对利益的追求使得人们在参与经济活动时形成鼓励和促进的正面效应，在激励中经济行为才会努力实现经济活动的信息表达，所以要对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赏罚。经济法的激励会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向产生一定影响，这会让人们不断改正自己的偏好，严格按照经济法规范经济活动的选择，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法的激励功能对社会利益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经济活动和行为中有着明显的激励效果。

(四)节约交易费用功能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会产生相应的交易费用。所以在进行交易时，要先确定交易伙伴和交易产品，然后再确定交易费用，这些交易费用包括谈判费、合约费、监督履行合约的费用等，要对这些费用进行详细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准确的交易成本数据。节约交易费用体现了对经济法的遵守。遵循经济法体现在参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协调处理，同时也可以通过必要的人际关系降低交易成本。对于有针对性的经济法的创建，要根据经济活动的变化，依靠权益保护单位提供的相关信息，通过法律手段对自身经济行为给予保障，再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该信息属于真实可靠的经济信息，这样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费用，保障经济主体的利益。

三、经济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一)经济法的调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启动与推进都与经济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直接出台经济政策法规作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直接影响市场机制，而我国通过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这种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推动和重塑市场主体、构建市场主体、确定市场规则的运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转型，弥补了商品市场自身的不足，促进了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二)经济法影响着劳动力市场

中国商品市场的形成具有自发性，同时也有我国政府的调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使市场自发与政府主导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的劳动就业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转变为市场经济下的自主择业的新型就业体制，少不了劳动法等经济法律法规的指引和保证。经济法促进了劳动力来源的丰富性，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对政府促进就业进行了督导，从而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篇8

 

一、引言：教育——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惊世之作《国富论》中，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描述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人和社会的关系，并指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将导致社会福利达到最大。 

无论从事什么经济活动，收益超过成本是必要前提，然后再考虑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以实现利润最大化。 

广义上说，教育是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活动的主授方因为从事教育活动取得收入，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教育活动的接受方则因为教育取得将来的预期收益，其经济效益表现在将来。首先，通过教育能够掌握最基本的谋生手段，这是现代社会的每一个人必须进入的教育层次，然后。一部分人通过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增加将来收入的预期，这是对劳动者愿意花费大量的成本接受非义务教育的合理解释。非义务教育需要我们支付很高的成本，包括为教育支付的显成本和因为接受教育而不能从事其他职业所减少的收入——经济学上称为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有时是相当大的。 

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公共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目标是使受教育者掌握最基本的生活和生存的方法和技术，专业教育的基本目标则是让受教育者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通过教育这种手段，接受不同层次教育和不同类型教育的劳动者被分配到不同的部门和岗位就业，这就是劳动力资源的教育配置机制。不同工作岗位的工资水平的差异则是对劳动者接受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教育所支付成本的回报。大多数的研究发现，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社会平均劳动报酬：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 

 

二、农村劳动力教育素质与劳动力资源配置相关性分析 

 

(一)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工作环境和工资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是一种资源，因为教育能够产生收益。教育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因为教育能够把不同的劳动者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并取得不同的工资水平。劳动者的教育素质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教育质量的好坏，包括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等，由于教育质量的好坏从大众意义上难于评价。我们所说的教育素质一般是指劳动者接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接受较高层次教育的劳动者教育素质则高，接受较低层次的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则低。大多数研究发现，具有较高教育素质，取得较高教育层次的劳动者能够在环境优越的劳动岗位上就业，并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一般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和市场秩序比较规范的国家，收入和教育是成正比例关系。美国的教育学家发现，在美国平均每多受一年大学教育，将来的收入会比原来增加12％，这就是“教育收益”。我国2006年城镇居民的平均年收入，中、小学文化程度为8744元，初中为10269元，高中为12204元，大专为17290元，本科和研究生分别为22995元、37880元，这显示了劳动者的教育素质和收入水平之间的明显正相关关系。 

大多数农民由于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机会接受较高层次的教育，因而文化程度普遍很低，较低的文化程度导致他们的社会就业能力较差，从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民来看，他们大部分只能从事简单粗重、技术含量低的工作，他们的职业技能，绝大多数是边劳动边积累的。无论农民工是选择外出就业还是就近就业，由于受到其教育素质和职业技能本身的限制，收入水平往往都不高，而且，教育素质决定了他们要提高收入的难度很大。按照相关专家对农村劳动力的一项研究，大学文化程度工资是高中文化程度的3—4倍，是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4—5倍，接受过劳动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工资是没有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劳动者工资的3—4倍。而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劳动者找工作和教育素质偏低的农民工打工很不一样，前者基本上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政府机关就业，工作环境优越，而且还可能拥有非货币的福利收入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工资上涨的弹性大。而农民工只能选择在环境较差的岗位工作，并且工作没有什么保障，无任何其他收入，工资上涨的弹性小。 

 

(二)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成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教育素质低，只能要求较低的劳动报酬，由就业信息不对称引起的较高就业成本和转移成本，使得劳动报酬不足以弥补转移就业成本，农村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而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丰富，就业信息广泛，能够取得较高的劳动报酬，转移就业比较容易。 

根据我们对湖南邵阳市农村劳动力市场的调查，邵阳市隆回县2008年的总人口为11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02万人，农村劳动力为50.8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为35.2万人，转移就业劳动力24.3万个，占24％。其他10.9万农村劳动力没有实现转移就业。据相关部门统计，隆回县农村劳动力转移，高中以上文化的转移率(转移劳动者与劳动力总人口之比)高达78％，中专以上为92％，初中以上为61％，小学程度为32％，文盲和半文盲的转移率只有11％。

另一项调查显示，邵阳市武冈农村人口60万人，拥有农村劳动力资源43.1万人，富余劳动力26万人。农村富余劳动力跨省转移10.8万人，省内及市内实现就业5.8万人，还有近9.4万劳动力既不能在本地就业，也不能实现转移就业，转移就业率只有63.8％。剩下的9.4万劳动力基本上是初中及以下文化层次，没有一技之长，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 

这些都充分说明，农村劳动者的教育素质与其转移就业能力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 

 

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工作环境的好坏和劳动报酬的高低。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只能从事较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低的平均劳动报酬：而教育层次较高的劳动者可以从事较高技术含量的技术工作或者资本密集型工作。相应取得较高的平均劳动报酬。较低的教育素质决定了农村劳动力不能享受社会平均的劳动条件和平均的社会报酬，并成为最终导致地方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教育素质的高低决定着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易程度，教育层次低的劳动者转移就业的难度大，转移就业率低；教育素质高的劳动者转移难度相对较小，转移就业率高。教育素质高的劳动力资源，成为稀缺资源，教育素质低的劳动力资源，是非稀缺资源，非稀缺资源往往形成供大于求的结果，这是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根本原因。非稀缺资源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博弈中，自身没有定价权，提高收入水平就不具备条件。为了摆脱贫困落后的经济状况和相对较低的社会生活质量，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事业。对已经完成义务教育，走上劳动岗位的农民，要强化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掌握必要的技能，整体上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只有这样才能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一)农村劳动力的合理供给，必须依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农村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点就是教育素质偏低。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文盲和半文盲在广大农村市场急剧下降，但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的发展依然落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基本不在农村就业，农村总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很少，农村的大部分人口教育素质偏低，与现代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由于我国现阶段人口众多，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便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对于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由于教育水平的限制，又会呈现出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悖论：一方面，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难以招收到合格的劳动者：另一方面，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劳动者又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一般来说，大多数工作的专业性都很强，只有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力才能从事与之相关的技术工作，但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却很难胜任其他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不具有专业技术水平的劳动者。不能够从事专业技术性质的工作，只能从事几乎所有人都能胜任的非专业化的普通型工作，这种工作自然就不可能有较高的劳动报酬了。而虽然具有专业技术水平但层次较低的劳动者，很难从事专业技术水平要求较高的工作：具有专业技术较高水平的劳动者，又基本上不愿意从事那种专业技术要求不高或者非本专业技术的工作。总之，在劳动力资源总量给定的情况下，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失衡会导致种类不同、级别不同的市场替代性较差，这给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了难度。而通过专业化的职业技术教育，能有效地满足专业技术的需要以及劳动者本身的发展和兴趣所好，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多层次、多领域的专门人才。 

 

(二)提高职业技术教育质量，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劳动者，优化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 

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讲，劳动力的供给是以劳动力供给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同样，劳动力的需求则是以劳动力需求者为行为人来进行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运动，最终使劳动力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静止状态。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每个劳动者都能找到自己能接受的工作，而每个劳动力需求者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劳动者。对劳动力需求而言，最终动因取决于社会消费，是由满足这种消费的生产单位所衍生出来的对生产要素的派生需求。社会的生产和消费等经济活动要得以延续，必须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人、财、物要素，同样的物质资源让不同的人来经营和同样人的经营不同的物质资源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这就说明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对于社会的重要性。社会的消费需求各种各样，要满足不同的消费需求，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劳动。劳动的多样性决定了单个人不能从事一切劳动，于是就产生了劳动分工。劳动分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产品本身的特点引起的分工，便形成了产业、行业、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二是由劳动者工作性质引起的分工，便产生了不同职业的劳动力需求。职业技术教育质量的提高可以满足经济对劳动力规格的不同需求，培养具有不同稀缺性的劳动力资源。这些接受不同种类培训，有足够能力的劳动力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以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优化。职业技术教育应紧紧抓住工业现代化、产业转型、两型社会建设、农业产业化、城市化等当代社会的显著特点，积极完善专业和课程设置，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法，培养社会真正需要的高素质专门人才。职业技术教育应按照市场的需求和个人的特长进行引导性教育，指导受教育者从一开始就能明确适合自身的专业和方向，以增强其就业竞争力。 

 

(三)依托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不同市场的劳动力自由流动的程度，是按照劳动力的稀缺性来排队的。劳动力越稀缺的市场。劳动力流动性就会越大。接受过职业技能教育的专业劳动者，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专业化程度越高的职业技能教育具有越强的稀缺性。稀缺资源往往供不应求，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定价权，因而其要求的劳动力价格较高。一个劳动者是这样，一个区域或者一个国家也是这样。一个区域中劳动力资源稀缺性越强，这个区域的就业竞争力就会越强，区域经济发展就会越快越好。所以必须依托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劳动者的稀缺性，从而提高劳动力资源流动的效率。一般而言，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工作地点和工作性质的不断变换。其特征是依赖于劳动的高技能、高熟练程度为主的智力型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流动能够调节行业间、部门间、企业间劳动力的供求，促进劳动力资源，尤其是高素质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要提高劳动力的流动效率，必须以高质量的职业技术教育为前提。 

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够使劳动者本身的经济状况改善，同时还能使劳动者就业地的经济总量增加，社会福利总水平将增加，帕累托改进实现。通过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和基本素质，增加农村劳动者的转移能力，从而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化的发展，农业中大量采用机械作业，农业劳动效率不断提高，但社会总福利水平并没有增加。因为，由于劳动效率提高引起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剩余劳动力的产生减少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如果社会经济总量并没有增加的话，社会的总福利水平实际上减少了。按照帕累托最优标准，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那么帕累托改进是否存在呢?怎样实现帕累托改进呢?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转移就业能力，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通过转移就业。能够增加社会经济总量，同时提高劳动者的福利水平，帕累托改进实现了。帕累托改进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必须注意下面几个方面。 

 

(一)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不但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同时必须保证劳动力转移地劳动效率的提高与保障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能够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素质和技能，从而增加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顺利地实现转移就业。但是，劳动力转移。如果降低了农村劳动效率，损害了劳动力转业地经济本身的发展，即使转移就业者的收益增加，帕累托改进也没有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须以不降低劳动力转业地农村劳动效率与保障当地农业生产为前提，才能最终增加社会总福利水平，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建立在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可以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又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有利条件。欠发达地区农业人口多，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低，大批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出现了“老弱农业”，极大地削弱了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经济。因此，要通过职业技术教育，不仅要提高转业劳动力的素质与技能水平，也要促进当地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水平提高，以提高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实力，从而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保汪粮食安全，保证劳动力输出地农业的发展，以实现劳动者本身的输入水平、国民经济总水平的相互促进和发展，实现社会总福利水平的增加，以实现帕累托最优。 

 

(二)职业技术教育要与区域经济相结合，妥善处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城镇职工就业的矛盾，实现帕累托最优 

如果总的工作岗位没有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必然挤占城镇职工原有的工作岗位，社会总的福利水平没有提高，帕累托改进没有实现。职业技术教育要以实现农业产业化为导向。培养农业产业专业人才，农产品净加工专业人才，大力发展经济附加值高的农业深加工业，把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放在农村就地转移上。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大批农村人口盲目转移到城市带来的一系列弊端，而且可以增加农村经济总量和社会总福利水平，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帕累托最优。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产业工人，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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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号：A文章编号：1001-4942（2013）09-0154-03

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 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 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的过程。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之间互相促进又互相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而城镇化程度越高容纳就业的空间就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效就越明显。

1 城镇化发展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

1.1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够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农村发展现状所决定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客观上能够促进城镇化的发展。首先，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城镇化提供了相当规模的人力资源，如果缺乏农村剩余劳动力，城镇化也无从谈起。因此，城镇化需要农村提供相当数量的剩余劳动力。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能为城镇化积累一定的货币资本。劳动者为了实现其劳动力转移的目的，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这些用于实施转移行为的资金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积累了一定的资本[1]。再次，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客观上要求城市提高管理水平、改善环境和服务水平， 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增大了城镇规模， 有益于中小城镇辐射带动作用的发挥。

1.2 城镇化的发展能有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 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的过程。

首先，城镇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大量人口进入城镇， 促使国家和地方加大对城镇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从而带动建筑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次，城镇化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具有成本优势。城镇作为既不同于城市又有别于农村的中间地带，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小城镇相较于大中城市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定居、就业、买房、租房以及子女上学等成本和政策体制障碍也较低[2]。

再次，城镇化可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城镇化可以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 优化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 使更多的农民从种植业转向畜牧业、养殖业等，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

最后，城镇化发展还能缓解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目前，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造成这些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密度过高， 承载新增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弱化。通过发展中小城镇， 可以缓解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

2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分析

2.1 城乡二元制度安排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现行的城乡二元制度安排使农民和市民在就业、居住、孩子上学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不同待遇，加大了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的成本，致使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又回流到农村。

第一，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限制社会成员区域间的自由流动，虽然放宽农民进城的条件， 城市的户口准入门槛依然很高，2009年，仅有 0.8%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只要二元户籍制度存在，农民工就不能在城市取得正式身份和与其配套的社会保障，只能做到“离土不离乡”。

第二，就业制度方面，城乡劳动力同工不同酬问题依旧突出，城市政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和保护当地居民的就业而倾向于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民工就业采取歧视的政策，对就业工种、人数、专业、使用期限作了全方位和近乎苛刻的规定，不仅造成了自由竞争机制的破坏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人为分割，而且使歧视更加系统化、公开化、彻底化和制度化，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面显得相对狭窄。

第三，尽管农民工在城镇主要从事的是苦、累、脏、险的重活，但由于没有城市户口，难以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目前，中国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平均参保率为15%，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不足12%，绝大多数没有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且得不到最低生活保障救助，甚至连工资都得不到保障，在失业、意外伤害、生活陷入困境时往往孤立无助[3]。

第四，农地产权制度安排同时就是农村就业制度，承担着社会保障的职能，而农民土地不退出，也就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2.2 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结构没有与城镇化发展水平良性结合

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转移到大中城市。人口过度向大城市，特别向少数特大城市集中，导致这些城市目前的“城市病”问题已非常突出，表现在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多个方面。

二是城镇规模普遍较小。我国除了部分东部发达地区城镇化规模较大外，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规模都偏小。 截止2007年底，城镇总人口超过10万的只有603个， 且多数集中于东部地区，现有县城1 617个，还有2 000个规模仅次于县城的大镇，以及各类建制小城镇19 322个[4]。小城镇规模太小，无法发挥人口集聚的功能，也无法培育出新的服务业，在转移农业劳动力上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

2.3 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在制约农村劳动力有效转移的众多因素中劳动力素质是关键，农村剩余劳动力自身素质偏低，并且无力或不愿接受更好的培训。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 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 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调查的数据显示，被调查的农民工中接受过培训的占被调查者总人数的31.3%[5]，结果造成“有事没人做，有人没事做”的结构性失业， 大量进城农民工“回流”。这种“回流”不仅意味着农民工自己对“进城”的放弃， 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他们是被技术发展、素质提高和产业升级的浪潮淘汰了。如果这部分进城的农民工以及那些土地被确认用于开发区或小城镇建设的农民没有获得相应的就业岗位，就会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这种表面现象的人口城市化， 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事实证明农村劳动力是否受过职业培训与其转移的速度和层次成正相关关系。农村劳动力的基本素质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和收入，职业素质制约其转移的规模和速度，受培训程度制约其就业层次和择业竞争力。当前农村劳动力普遍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低，已成为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3 加快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政策建议

3.1 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农村劳动力转移制度障碍

3.1.1 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 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从农村有效解放出来，导致农地关系矛盾尖锐化。因此，使农村劳动力能够自由迁徙、就业，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和机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3.1.2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社保覆盖面，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首先，为农村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障农民最低生活水平；其次，将农民工纳入现行社会保险制度体系，参加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再次，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方式[6]。

3.1.3 改革土地制度 贯彻落实土地法，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积极探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农村实际的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 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拍卖等多种流转形式，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

3.2 优化城镇形态，实现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与合理分布

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也是城镇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城镇在规模、功能、布局上需要很好地规划。“十二五”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将以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坚持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子。在发达的城市群地区，可将少数城市化率已经较高的县城按照中等城市进行规划，将普通县城、特大镇与一部分重点镇按小城市进行培育。而在中西部非城市群地区，重点做大做强县城，将县城做成小城市。通过以上办法培育出一批中小城市，成为吸纳和转移农业劳动力的主要载体空间。小城镇仍将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载体，未来一段时间，要重点发展一批人口过万的小城镇，发挥小城镇在转移农业劳动力方面的作用。2010年数据显示，我国共有19 322多个建制镇，平均人口规模不到1万人，如果其中50%的基础较好的建制镇人口规模平均增加5 000人，则将增加5 000万城镇人口；共有1 617个县城，目前城镇人口平均不到8万人，如果每个县城增加到10万人，则县城可多容纳3 000万～4 000万人口[4]。

3.3 加大农村教育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

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低下是导致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重要原因，应加强对农民的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强其就业能力。政府应将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加大对培训补贴资金投入比例，切实把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作为一项公益事业来抓。充分发挥企业在转移培训中的作用和积极性， 采用税收减免、经费补助等经济手段，激发企业对农村后备劳动力培训的热情。按照市场化、社会化的要求，加强培训场地建设，扩充培训规模和数量，引进优秀的专业培训人员，提高师资队伍质量。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使培训与市场接轨，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提高农民参加培训的积极性。在改革和完善现行培训方式的同时，鼓励和引导有培训能力的民办培训机构发挥作用。

参 考 文 献：

[1] 张 毅.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基于金融视角下的相关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理论研究，2012，5：27-31.

[2] 周毅飞， 商树松.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再思考[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1，3：85-88.

[3] 郑功成.中国农民工问题与社会保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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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即如何防止粮食生产滑坡，如何防止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去年9月份以来，国际主要农产品价格前高后低，波幅高达30%以上，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预计短期内很难明显反弹。这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非常不利。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能源价格暴跌也加大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农产品价格剧烈震荡，大大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因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今年农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任务。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形势总体不错，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可以确保，但从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角度考虑，从确保实现扩内需战略目标的高度着眼，今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农业宏观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粮食安全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统筹处理好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重点是避免个别农产品的数量变动影响对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宏观经济的预期；统筹处理好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既强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又充分发挥临时收储和进出口调控等短期政策的效能。

以调整结构、完善体制为根本方法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沿海地区外向度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矛盾，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致使大量农民工在省际年复一年地流动，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致使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可持续发展动力不足，城镇化过程中相关制度改革滞后暴露出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矛盾。今后一个时期，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有四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而逆转，确保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应成为长期战略。二是为有效兑现“人口红利”，需要更快提升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缓解农民工结构性失业问题，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三是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统筹工农和城乡发展，加快制度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转移，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四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扩大农村内部就业。应在发展特色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下功夫，鼓励各地根据实际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尽可能追求产业或产品的差异化，以拓展不同的市场空间。加快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乡镇企业，积极发展农村生产性和生活业，努力提升农村专业化分工水平，不断拓展农村就业的领域和空间。

以强农惠农、改革创新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

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增多，保持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农民增收困难，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农业增产不增收的局面有可能再现，而且增产后还有可能出现农产品“卖难”问题；二是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工资性收入有可能下降，并且很不稳定；三是有利于农民稳定增收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农民增收长效机制还不健全。今年中央1号文件紧紧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的主题，继续加大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落实中央有关部署，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可重点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加大“多予”的力度。适度提高粮食直补标准，加大农资综合补贴力度并完善补贴动态调整机制，以综合性收入补贴的增加来直接促进农民增收。充分发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生产性专项补贴的引导作用，提高补贴标准，扩大覆盖范围，大力支持农业专业化、优质化、规模化、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农产品价格支持制度，有效利用最低收购价和临时收储等办法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在“放活”上继续深化改革。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政策，按照“非禁即许”原则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拓展经营领域和范围。积极培育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鼓励农民开展多种要素、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不断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以强化生产功能为取向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长期以来，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土地一直兼有生产和保障的基本功能。随着土地流转规模扩大和农民就业渠道多样化，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有所弱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的情况下，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再度凸显。土地保障功能虽有利于维持农村社会稳定，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配置效率。从农村实际出发，未来一个时期基本的政策取向应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矛盾，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在近期，可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逐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加大财政补助力度，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逐渐弱化农民对土地的依赖。二是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逐步强化农村土地的生产功能。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农户为流转主体、农地用途不变的原则，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和支持农地流转，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以创新发展模式为抓手推动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为探索中国特色农村工业化道路作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在不同时期，乡镇企业发展模式出现过阶段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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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薪酬管理理论综述

1、薪酬的定义。薪酬，是指雇员作为雇佣关系中的一方所得到的各种货币收入、以及各种具体的服务和福利之和。

2、薪酬的功能。薪酬具有三个基本功能：分配功能、保健功能、激励功能。

3、薪酬管理的目标。具体讲包括以下三个方面：（l）建立稳定的员工队伍，吸引高素质人才。（2）激发员工工作热情创造高绩效。（3）努力实现组织目标和员工个人发展目标的协调。

二、银川市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现状

银川市市属垂管10户国有企业2010年工资总额19193.8万元，职工人数7262人，人均年工资26109元，低于银川市当地社会平均工资28.2%。其中高管43人，人均年工资80270元。目前，除宁夏哈纳斯新能源集团公司外，其他企业都试行的是岗位工资，且工资形式大多以岗位技能工资为主，部分企业以岗位绩效工资辅之，但所占比例很小。职工的薪酬主要取决于工龄与公司的经营状况，与个人的绩效关系不大，工资的多少与变动和员工的行政级别、年龄、职称等关联性很大，员工的绩效好坏并没有在回报中真正体现，无法起到激励作用。

三、银川市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

银川市国有企业薪酬体系因沿用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所以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1、薪酬结构设置不科学。以银川市自来水总公司为代表的大部分企业实行的是一种相对稳定，基于岗位的固定薪酬结构，一般由岗位工资、技能工资、浮动工资、工龄工资、各种津贴、奖金等组成。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薪酬结构构成复杂，单元划分过细，薪酬等级过多，薪酬结构中“活”的部分比重小。这样的薪酬结构导致的结果就是工资具有能增不能减的“刚性”。

2、薪酬决定不以市场为导向。由于受传统体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银川市国有企业薪酬决定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做法，没有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一是企业还没有建立按照银川市社会平均工资和本企业经济效益来决定企业薪酬水平的自我约束机制，存在盲目攀比行为，致使企业人工成本加大，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二是企业薪酬价位与劳动力市场价位脱节。普通职工的薪酬高于市场薪酬价位，而一些关键岗位、重要岗位、技术岗位的职工薪酬低于市场薪酬价位。三是薪酬决定权仍然集中在上级，集中在公司经理层，个别企业管理层在薪酬水平的确定和增加上自太大，随意性太强，大大挫伤了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3、薪酬分配显失公平。从内部公平看，目前银川市国有企业，薪酬分配依据仍是沿用老国企的行政级别简单分类标准，薪酬与职工个人的工作实绩没有紧密挂钩，没有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从外部公平性上看，目前银川市大部分国有企业薪酬水平与市场水平仍相差较远，高素质员工的实际薪酬没有达到同类人员的市场薪酬水平。

4、薪酬与绩效未挂钩。在银川市国有企业， 由于本身薪酬制度的不完善，薪酬和职工工作业绩缺乏紧密联系，无法体现职工的真正价值。其薪酬的上涨幅度或者下跌幅度都没有与绩效考核结果挂钩，既无法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 又不利于薪酬的管理， 造成薪酬管理混乱。

5、薪酬激励作用不明显。银川市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薪酬激励作用小，主要表现在：一是能依据业绩得到的薪酬所占比例极低导致薪酬激励作用不明显；二是企业忽视职工个性化的需要，在加薪时很少体现职工业绩、贡献大小。三是报酬单一化，即只重视物质性奖励，而忽视精神性奖励。

四、优化银川市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的对策

（一）整体思路

根据银川市国有企业实际，薪酬制度改革还是要以社会主义工资理论为指导，坚持按劳分配和按贡献分配相结合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依托，适应企业发展战略要求的，对外具有竞争力，对内体现公平性，富有激励的薪酬制度。达到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的作用。

（二）具体对策

1、更新薪酬管理观念。在今天，企业界已形成这样一个共识：人才是保持竞争优势中最大的和最关键的资源，而如何获得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是企业界公认的难题，其中最为复杂和困难的就是怎样做好人的激励，怎样用好薪酬这把双刃剑。因此，薪酬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对传统的薪酬观念进行更新就成为一种必然。

2、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薪酬决定机制。一是在改革方向上，对那些较大程度参与市场竞争，己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都应该实行让企业依法自主决定薪酬的制度。二是在自主决定薪酬的方式上，企业应依据本单位经济效益状况、人工成本水平、工资支付能力、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和劳动力市场工资价位，采用企业内部协商或董事会决定的方式，合理确定职工工资水平和企业的工资总额。三是在员工理解与参与上，让职工参与和了解怎样选择报酬，让职工在与其利益相关的工作领域担任设计者参与者，而不是被动角色，这种机会本身就有着内在激励的作用。

篇12

（一）制度运行存在突出问题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国有配套改革的产物，在减轻和均衡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负担方面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一是仅覆盖部分人群，扩面因存在“非公有制单位”的死角而进展不大，大多数公民缺乏必要保障。根据中国统计公告， 2001年城镇就业者为23940万人，而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只有10630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44.4%，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就更少；非正规就业者、乡镇企业职工、农民工和农民的社会保障几乎是空白。二是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呈下降趋势，已参保人员流失情况 （目前断保者已占参保人数的12.5%）不容忽视。截止2002年6月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人数10567万人，比2001年底有明显减少，其中企业参保职工为9033万人，比2001年底减少165万人。全国实际缴费人数为9253万人，比2001年底减少344万人，其中企业缴费人数为7949万人，比2001年底减少252万人。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员为10095万人，比2001年底减少260万人。到2002年9月底，全国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0068万人。三是基金收支矛盾突出。养老保险基金在社会保险基金中所占比重最大，但目前这项基金收支形势非常严峻。 1997年基金收不抵支的省份全国为5个，1998年扩大到21个，1999年又增至25个；2000年基金缺口为300亿元，2002年缺口增加到400亿元，已占年养老保险金支付总额的1／4.

（二）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缺陷

一是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是针对有固定用人单位的正规就业形式设计的，在费用征缴、待遇支付等基础管理方面都是基于正规单位，且存在“三高”（基数高、费率高、待遇高）的特征，正规单位都难以承受，那末，日渐增多的非正规就业人员、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农民工乃至广大农民就更加难以承受。

二是制度架构过于单一。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体制转轨、经济结构调整，就业市场化，就业竞争加剧，由此加速了原有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整合，统一的制度固然有利于满足公民的保障需要，但难以适应各阶层的不同保障需求和承受能力，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而且按现行制度农民、甚至是进城农民工恐怕永远都难以被覆盖进来。统一的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的制度架构并不一定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想模式，从目前情况看运行效果也不尽人意。如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未做实，即使国家财政大量投入资金做实个人账户，也难以保值增值；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作用并不明显，有些地区个人账户已名存实亡。其实，透过“年年抓扩面、年年难扩面”表象，就足以看出制度本身存在缺陷这一本质。

三是转制成本过高。据劳动保障部社会保险所测算，要实现筹资模式根本性转换，实现个人账户储蓄性积累，如对建立账户以前的职工个人账户债务按绝对额补偿，补偿总额高达2.88万亿元，年均1030亿元。而据原国务院体改办测算，养老金隐性债务最高竟达10.8万亿元。

四是国有企业历史债务的偿债责任不明确，国家社会保障责任不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也未明确划分。由于这些责任划分不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负担完全转嫁到在职职工身上， 以至出现社会统筹缴费达到百分之二十几甚至三十几的比例，很多企业望而止步，这恐怕是扩大覆盖面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制度本身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我国在未实现化的情况下已过早地进入老龄社会，老龄化速度快，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达到了西方国家三、四十年甚至半个世纪才达到的老龄化阶段。而人口老龄化导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矛盾突出，基金总量严重不足，养老保险个人帐户空帐已达2000亿元，还有上面提到的几万亿元的隐性债务 （即国有企业历史欠帐）。目前，我国历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超过7%.据统计，1996年我国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抚养比为3.7：1；而2001年底，养老保险参保职工10801.9万人，离退体人员为3380.6万人，抚养比已上升到3.2：1，即32个人缴费，供养10名离退休人员。据预测，到 2035年，即使将15岁-59岁的所有人口（含农民）都算做劳动人口，届时劳动年龄人口与60岁以上的老年组比率将达到2.4：1，而2050年该比率将进一步上升到2.06：1，也即每两个人要供养1位老人，这还是城乡统算的情况，如果单算城镇，结果肯定是不到两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供养1位老人。按照这样的人口结构，任何社会保障制度都将难以承受。

二是面临市场化、多元化、国际化就业格局的严峻挑战。

我国是在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且供求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实行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面对加入WTO后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加剧的大环境，我国的就业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①就业渠道市场化。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劳动力市场逐步发育完善，计划用人体制被基本摒弃，就业市场化格局已不可逆转，其结果就业双向选择，人员流动加速，供求矛盾显性化，失业已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常态”。

②就业方式多元化。一方面，伴随着结构调整，股份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及个体经济成了新增就业的主渠道，而国有经济单位正规就业一统天下的就业局面已成历史，国有企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全部从业人员的比例由80年代的50%以上下降到1999年的30%.另一方面，由于产业结构变动及全球化导致的市场竞争加剧，正规就业相对萎缩，劳动力市场中的部分弱势群体，特别是下岗失业工人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不得不进入了非正规的灵活就业领域，且其总体规模已相当可观，可能达5000万人-1.2亿人。

③就业国际化趋势已初露端倪。入世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将更加容易和频繁。我国高技术和高智力的脑力劳动者供不应求，而简单体力劳动者供大于求。国外人力资源的长线与短线同中国要素市场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因此，人力资源的跨国配置程度将大大提高。据有关预测，大概有5%一10%的劳动力会进入国际劳动市场。跨国公司和外资的进入，也会带动外籍雇员在中国就业。

就业格局的深刻变化，给社会保障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就业市场化对社会保障提出了新课题：一是市场竞争给人们带来更大的职业风险，产生了相当部分的市场竞争弱势群体，这使得社会保障将在更大程度上每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每一个劳动者的安全感，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社会保障，而且越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家庭，对社会保障的依赖程度越大，对社会保障的需要就越强烈；二是失业率提高使失业保险基金面临巨大压力，据预测，在入世之后的未来5年间我国失业保险基金支付总缺口约为500亿元左右。

——就业国际化产生的人力资源跨国流动，需要解决出境就业人员社会保障以及保险关系接续问题。国际间社会保险缴费与待遇的互免与承诺，及妥善解决劳动力跨国流动中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问题将正式提到政府工作日程。

——因就业多元化而大量出现的灵活就业人员对现行劳动关系、工资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和观念最具挑战性，影响也最为深刻。这一特殊群体劳动关系大都比较松散，基本末签订劳动合同，根本形不成劳动关系；在工资分配方面，灵活就业人员也基本不遵循正规单位的薪酬决定机制；尤其是灵活就业人员基本未参加社会保险，引起下岗职工参保后又中断社会保险等一系列问题，并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城镇贫困问题，加剧社会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而目前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管理制度基本是按正规就业单位这种正规就业形式设计的，根本不适合非正规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存在费率过高、管理不相适应等诸多问题，制度改革和创新已迫在眉睫。

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巩固，市场竞争在带来更高效率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职业风险，产生了相当部分的市场竞争弱势群体，人们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社会保障。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国家必须加快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鉴于我国的现实国情，这项制度的近期目标只能是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尽可能地体现社会公平，有利于促进和扩大就业。为此，必须对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

（一）养老保险制度要进行根本变革

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最本质的是为了支付部分老人才能享受的高退休待遇，不得不向用人单位征收20%以上的高额统筹缴费，有的地方这些缴费甚至高达38%.高额缴费一方面不利于促进和扩大就业，重要的是迫使私营职工、个体从业人员、非正规就业人员等更需要社会保障的人群望“保”却步，被排除在制度之外。退休人员享受的退休费本应当只是基本生活费，而养老保险基本制度支付的高待遇对于相当多的退休人员来说，超出了其基本生活需要，甚至比很多在职人员工资收入都高；高待遇不仅超出了国家水平和用人单位缴费承受能力，而且也抑制了劳动者工作热情、刺激了人们的退休欲望，并进而加剧了基金负担和社会不公。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养老保险基本制度，很难走出高待遇、高缴费、扩面难的怪圈，也就无法体现社会公平、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为此，必须改革国家基本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的制度结构，新制度轮廓如下：

1.制度结构。养老保险基本制度实行统一的现收现付的国民养老金制度，覆盖各类企业、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非正规就业人员、乡镇企业职工、农民工， 由国家强制实施。同时，对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强制实行企业年金制度，并鼓励其他单位自愿参加，以对国民养老金进行补充。国家还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参保自愿性的商业保险，进一步提高个人养老保障水平。2.待遇与缴费。国民养老金只能保证退休人员基本生活需要，对所有参保人实行统一标准，具体数额是缴费满25年者可享受社会平均工资水平30%~40%替代率幅度的养老金。缴费由个人、单位及政府三方分担，总缴费率22%左右，其中个人负担8%，单位负担10%（自雇人员则负担18%），不足部分由财政负担。企业年金制度由国家法律规定，缴费负担完全由用人单位承担。3.管理。国民养老金由政府管理。企业年金由经营性机构负责管理。4.制订周密措施，实现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

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否对现行制度进行改革，都要杜绝提前退休，并要选择适当时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

目前，一些地区和企业为减轻职工下岗和失业的压力，通过提前退休的方式解决老职工再就业难的矛盾。从就业与社会保障良性互动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从表面上看，提前退休（包括企业内部退休和协议退休）实际是把就业压力转移给了养老保险，把近期问题推向远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进一步深究，提前退休并不能缓解就业压力。原因有三：一是普遍的提前退休，势必把养老保险基金的负担再转嫁给企业和在职职工，而养老保险缴费负担越重越不利于企业多雇佣人员，相反倒可能通过裁人压缩人工成本，最终减少了就业岗位；二是提前退休的职工由于并没有丧失劳动能力，往往退而不“休”，并非都腾出就业岗位；三是提前退休者由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的缴费者转而成为养老金的领取者，减少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增加了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保险基金面临的支付压力。

（二）医疗保险要适应就业格局变化，加强对弱势群体的救助

医疗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事关企业、事业单位和亿万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以及国家稳定的大局。现行的医疗保险制度从保障方式、待遇水平、管理方式等方面也是按照正规就业单位设计的，难以适应各类人员多层次的保障需要，因而难以适应就业多样化的格局，尤其是不能适应灵活就业人员的需要。另外，与就业格局变化相伴而生的城镇大量贫困群体目前还只是部分享受了基本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基本还是空白。

由于就业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医疗保障必须适应这一变化趋势，并进行相应的调整。首先必须转变观念。要把灵活就业群体、贫困群体纳入医疗保障范围，转变单纯以正规就业人群作为社会保险主要对象和社会保险必须依托用人单位的传统观念。其次，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灵活就业者缴费能力弱，如比照正规单位搞高缴费、高待遇，多数人都将被排斥在外，只有实行低标准准入、适度保障才既合理、又可行。第三，管理服务要跟上。社会保险机构应当设置个人服务窗口，简化个人参保程序，使灵活就业者参保登记、缴费、转移和接续社会保险关系更加省时、快捷。同时制定出境就业人员医疗保险关系接续政策。第四，完善制度设计，以满足不同层次的保障需求。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和待遇水平应能满足各类人群的不同需求层次。

比如有些地区对收入水平低、退休人员比例高的企业参加医疗保险有顾虑，怕基金承受不了。基本医疗保险的基本功能就是均衡企业负担，化解职工疾病风险，不应、当嫌贫爱富，企业凡是有参保意愿、有缴费能力的都应允许立即参保。而对长期停产半停产没有缴费能力的企业，各级政府也应尽可能解决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问题。比如，对收入水平较低的劳动者及管理能力较弱的地区，可先开办住院保险，这样缴费标准可以低一些；对生活困难、无能力参加医疗保险的劳动者及城市贫困群体，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尽快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解决。总之，医疗保险必须完善制度、强化管理、健全服务，以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健康和医疗的需求。

（三）失业保险应强化就业保障功能

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是在社会救助制度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失业保险给付期限过长，国际上失业保险给付期限一般都在26周-52周之间，一些国家如英国用“求职补助”取代了失业津贴，发放期限也由52周缩短为26周，而我国失业保险最高给付期限长达2年，对劳动者给予的再就业压力小，不利于调动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促进自主就业。由于目前社会救助制度已较为完善，应当说，为缩短失业保险给付期限创造了条件。二是待遇标准较低。由于劳动者个人直接为失业保险缴纳了费用，过低的待遇标准一方面对高收入阶层有失公平，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增强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紧迫感。三是失业保险作为就业保障的重要措施，其主要功能一方面是保障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但更重要的是要发挥促进再就业的职能，而目前这方面还、远不够。四是与失业救济和生活救济功能重合。从本质上看，失业保险不同于社会救济，因为失业保险基金是劳动者个人和雇佣方为防范失业风险按规定缴纳的保险费。因而失业保险同失业救济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社会保险机构对本人付出的一种回报，是失业者理应获得的权利，而后者纯粹是政府的扶贫济困。资金来源也不同，前者是来源于雇主和劳动者交纳的保险费，后者则源于政府财政。因此，不能把失业保险混同于失业救济和生活救济，造成概念和思想混乱。我国失业保险基金相当一部分支出用于失业救济，如1998年，有148.6.万企业困难职工得到了失业保险机构发放的一次性救济。在有了较为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后，失业救济几乎已没有多少存在的必要，而低水平的失业保险金在功能上也与最低生活保障有所重合，其政策目标和效率都存在问题。

另外，劳动者在失业期间由于没有能力缴纳社会保险费，这意味着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分流和失业的职工不仅要承受失业下岗的压力，而且其退休后的养老和医疗待遇还要进一步受到。因此，不妨借鉴德国、英国等一些国家的做法，下岗失业人员在失业期间视同缴纳养老和医疗保险费，这样可以减轻失业下岗人员的被排斥和剥夺的程度，使下岗失业人员相对于在岗人员来说更为公平一些，并有利于促使其在法定享受失业保险期间尽快再就业。

篇13

农民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过程是因引进有效的现代管理和政府帮助改善运输通讯设施而发生的。由于这一有利的经济环境，农民生产者就响应市场的刺激并通过在未开垦的荒地上扩大种植面积，采用传统的农业方法来扩大出口生产。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未开垦的土地和在生存农业中未被雇佣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在经历了沉重的人口压力的东亚经济中，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和制造业资源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和农民与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加强而带来的。

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制度框架的扩大是迅速但不平衡的。市场体制在外贸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口公司通过一系列中间商接触到农民出口商，而且当地市场的农产品也因共享运输和市场设施而受益。但是，在传统部门与包括进出口公司和其他大企业及商业银行的现代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二元性。

这种二元性表现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价格差异上，它反映了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市场和传输体制。这一点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部门的小借贷者只能在“无组织”的市场内从当地放贷者那里借到钱，利息高出现代银行通行利率很多。原因是信息不全、借钱给小借贷者的高风险以及当地信贷中间商这一职业阶层的缓慢增长，这些中间商具有从银行借钱所需要的信贷信誉，非常熟悉将贷款用于生产的当地传统部门的条件。

大战略与传统部门的抑制

在继续探讨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阶段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50年代出口和增长遭到严重衰退的那段中断期。在那段时间内，新独立的国家，包括农民出口经济，都反对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并根据以计划、直接国家控制以及目的在于促进国内工业化的进口替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从事批发业务。从自由贸易到进口替代的转变本身会引起资源配置的大规模“扭曲”，不过最严重的是，由于直接控制和国家机构代替了市场，国内制度框架受到了损害。政府控制将有限的外汇和资本基金中的最大份额以极为有利的条件转给了现代部门中大型的、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因此使这些极为需要资源的传统部门供应不足。特别是国内资本市场受到抑制：外汇控制切断了银行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是为了鼓励国内制造业而将官方利息率控制得很低，因此减少了国内储蓄。借贷人和其他中间商接触不到银行，只能遵守那些规定最高借贷利率的条例。

总之，50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后果是，抑制了国内制度框架中最不发达的部分——“传统的”和“无组织”的部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正是国内制度框架中适应农村地区小农和小企业家需要的这部分的再生和发展，才为韩国和台湾扩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辟了道路。

“深化”：东亚的两个例子

像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一样，韩国和台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历了最初计划和进口替代阶段。它们也奉行了低利率政策以鼓励本国的制造业。只是面临到高通货膨胀和支付平衡的困难，它们才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并把利率提高到很高的水平。这不仅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取得了经济稳定，而且也增加了国内的储蓄。

根据比较优势的要素比例理论，具有土地稀少、人力充足等初始条件的国家可以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得到持续的经济增长。从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始，它们可以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在劳动力市场紧缺和工资上升使它们的比较优势向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出口转变的时候，向那个方向转变。然而，韩国和台湾扩大出口和增长率似乎太高了，仅仅根据因消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而得到好处这一点是很难解释的。考虑到这两种经济绝对没有奉行教科书上的自由贸易政策，就更是如此。它们通过提供各种促进出口的刺激而扭曲了有利于出口的资源配置，它们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和技术先进的行业中继续推行某些进口替代政策以加快这部分行业的成熟。当然，人们可以认为由于它们适当地奉行这些扭曲的政策，因此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要多于因贸易扭曲而受到的损失，但这一点似乎不能充分解释明显的高增长率。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农业和制造业的资源生产率大幅度增长的残留因素，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的改善上。

正式的国际贸易理论往往假定，一旦贸易扭曲被清除，一个国家潜在的比较优势就会通过协调良好的市场体制和充分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所发挥的作用自动出现。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把充分的劳动力供应转变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比较优势之前，必须满足两个关键性的条件。第一，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保持低工资并把劳动力投入到制造业中去。第二，必须提高与低工资联系在一起的制造业的生产率，以在世界市场上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赢得竞争优势。这两个条件都要求国内制度框架有很大的改进。韩国和台湾都很幸运，它们继承了日本殖民时期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制度遗产——这是日本在开始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时适应其充足的劳动力供应的结果。

在农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能依靠日本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农村基础设施，通过引进高产品种和肥料以及通过以经改进的灌溉为基础的多种种植来推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政策。积极的政府政策创立了一些组织和机构，它们迎合了分散在农村的大批小农的需要——向他们提供运输、通讯和电力；提供完善的市场条件和信贷设施，以便让农民能够采用新的资金密集型的农业方法；并改善教育和信息状况，以便使新技术知识得到传播。

在制造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受益于日本在分散化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方法，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的增长和效率。这种方法避免了在社会间接资本中为在城市中心建造大型工厂支付所要求的庞大开支。相反，小型企业可以与小农分享覆盖大批小型的、分散的经济单位的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和组织网络。小型企业还享有地域优势，可以使用充足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便宜、灵活，而且常常是可以每天往返上下班；也可以使用非全职工和季节工。它们还可以利用当地提供的农业原材料来进行加工。

还有其他获利的原因。随着因运输的改善而带来的当地市场的扩大，很多小企业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它们现有的资本设备和管理能力。市场的拓宽导致了(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了适应当地条件的技术的改进。从单个的企业来说，更充分地利用现存的能力而达到的经济效益和因一些小的革新而获得的收益，也许不是很大，但加在一起，它们就大大提高了小企业的生产率。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转包、质量控制以及利用懂得潜在海外市场的专业知识的大型贸易公司，促进了它们的产品出口。

最后，应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起初外国投资利用了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在出口加工区的投资扩大了当地的就业。以后，因为合适的要素比例，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技术转让的有效方法。在日本的工资成本提高时，日本公司发现把它们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放在低工资的相邻经济体中会产生更多的利润。这种投资是同在日本经过成功实验并准备在具有相似要素基础的韩国和台湾采纳和复制的技术、管理方法和工作程序一起进来的。这样就促进了这两种经济体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概括一下由我们的分析所提出的国家和市场的相关作用。韩国和台湾的成功率先证明了“新古典主义的复活”。毫无疑问，人们熟悉的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的重要性是建立在维护宏观稳定的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础之上的。然而，我更关注这些经济成功中的不太为人们所认识的方面：通过改善社会基础设施，通过建立适应广泛分散在农村的小农和小企业家所需要的组织和制度，它们积极的政府政策提高了农村地区资源的生产力。这些政策不仅对韩国和台湾是重要的；它们对把经济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也是恰当的。

国家干预的好处及缺点

根据我的观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弱点是，它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清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的“消极”政策上，把改进发展中国家制度框架的“积极”政策推到幕后。正式的国际理论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国内制度框架，经一个“没有摩擦”的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的检验，已经完全形成了。然而，这一模式之所以得到采用，仅仅是因为在理论上能够方便地将各种扭曲定义为偏离最佳资源配置。当我们精确地从不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进行分析时，显然需要积极的政府政策，以便通过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使市场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扩大市场”的政策也许可以被认为是自由市场政策在实践层面的延伸。因此，甚至在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时期，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政府也承认它的作用包括提供社会间接资本，比如为减少运输成本的道路。从原则上说，为减少运输成本提供物质基础设施与为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提供无形社会基础设施，这二者是没有区别的。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国内制度框架的组成部分—市场体制与管理和金融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殖民地时期，扩大这一框架是因采用现代管理形式而进行的，这种管理形式有效地和忠实地发挥了治理的基本功能，如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生命与财产以及维护公正。对50年代有利于发展计划的殖民地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抵制导致了将政府的功能扩大到控制经济的多种任务。治理的基本功能被认为是“守夜人”的功能，并且紧缺的财政和行政资源都被转移到更吸引人的促进增长的任务上去了。这种财政和行政体制上的过重负担往往导致国家日常管理的低效和腐败，严重削弱了政府追求它所选择的经济目标的能力。我认为，这种政府体制负担过重的危险始终存在，不管所选择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还是其他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社会理想目标。

全球化的挑战

在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以韩国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新加坡)为榜样，通过扩大出口来取得快速增长。这一战略的基础是从整体上转向外向型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这种政策不仅要取消对国际贸易的限制，而且要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在第二代“亚洲虎经济体”中，外国直接投资再次在技术转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它们爬上了比较优势的阶梯，能够出口精密工业产品。环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后来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在投机压力下从泰铢的贬值开始的，并传播到临近国家，引起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贬值和剧烈下跌。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亚洲虎的经济神话破灭了。这使传统的内向型倾向又活跃了起来。马来西亚的反应是强化对其资本市场的控制，而且它的总理加入了谴责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大合唱。

这种重新掀起的反对世界市场力量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回到50年代的内向型发展理论和政策上了呢?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清楚地证明，国外投资的长期流动可能会因与经济的基本规律和长期投资的生产率无关的短期投机资金的不稳定流动而受到严重损害。在亚洲，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的结合而造成的：资本市场控制的取消、诸如安全化和金融衍生物这类的金融改革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新的金融中心的崛起。长期证券资本和短期银行资金之间的差别是模糊的，因为二者都可以迅速地从一个金融中心转到另一个金融中心。

现存的国际金融制度不能控制在世界金融中心周围流动的数额巨大的投机资金，也不能保护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免受投机者的侵害。投机者瞄上一种货币，一旦它开始挤兑并形成一定的势头，就会超出单个国家的抵御能力。惟一实际的选择就是首先要通过实行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管制(例如，不要把不可靠的银行贷款贷给“政治密朋”)，避免引来投机者。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国内高储蓄率的新加坡和台湾已经成功地采取了一种预防性措施，就是把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为动员国内储蓄而建立国内金融制度结合起来。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收集高比例强制性分担款的新加坡储备金制度。

从凯恩斯主义对亚洲经济危机的诊断出发，我们似乎已经得出了传统的政策结论!我们也许还应该注意，虽然正如在50年代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国内的高储蓄率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的确对短期经济不稳定和投机行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保护。反对世界市场力量——它的时髦标签是全球化——的新浪潮一直鼓励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内向型倾向。但是，更近距离地看，50年代类型的发展经济的目标和目的与今天反对全球化的目标和目的，是有很大区别的。

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反对世界市场体制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没有国家干预和计划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体制不可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依赖一两种主要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会特别脆弱。回过头来看，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常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放在减少对短期不稳定的世界市场的脆弱性这一目标之上。其目的是保护农民免受出口市场波动影响的国家农业营销部门很快就变成了为在资金上帮助国内企业而无情向农民征税的工具。同样，提出国际市场稳定初级产品价格的要求很快就变成了为促进增长而增加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要求。

谴责全球化的论调宣称，经济自由化政策和快速的技术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释放出了破坏性的力量，其速度超出这些国家国内制度框架的承受力，并宣称，不考虑社会代价就讨论灵活调整的需要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不跟上经济增长的迅猛步伐，不解决随它而来的混乱后果，将引发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与50年展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速成计划”和“大推动”是完全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