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法律意识现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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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改变，而农民对国家正式规范的认知与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这种认知和需求即表现为法律意识，它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①法律意识的形成与个体认知能力、生活需求、社会环境和资源获取途径等因素相关。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由于历史、资源、区位、观念等原因，人们的生产率相对较低、经济水平相对滞后和技术利用率偏低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竞争力相对偏弱。欠发达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欠发达农民的法律意识又是我国法律意识发展中最薄弱环节。

随着农村社会的向前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存在内部差异，这种差异是农民个体、区域、规则和制度等因素的共生产物，需要系统的实地研究予以阐明。因此，我们对云南省A县X乡的农民意识进行了实地调查，即运用个体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方法，发放调查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40份，回收率为92.3%。调研对象中，务农人员108人占45%，打工人员78人占32.5%，经商人员54人占22.5%。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农民法律意识属于群体法律意识，其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农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X乡位于云南省某国家级贫困县西南面，距县城53公里，国土面积98.05平方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124个村民小组，有农户8133户，农业人口34978人，2010年全乡经济总收入3272.19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152元。X乡属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为：较差的区位条件，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收入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除传统农牧业生产外，主要来源于劳务输出、魔芋种植和栽桑养蚕；农业人口多、农村自主发展能力差。

法律意识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为了解X乡农民的法律知识量现状，我们选择了11种与农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规范开展调研，包括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教育法、青少年保护法、宪法、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刑法、土地法、森林保护法。调查显示，受访者“知道或听说过的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程度最高。其中，务农人员人均认知法律量为2.7种，打工人员为4种，经商人员为4.8种，务农人员的法律知识量明显低于经商或外出务工人员。一言以蔽之，社会流动性大和交往范畴广的农民群体（如外出打工者、经商人员等）法律知识量更多。

法律信息是能帮助人们形成法律感知、激发法律情感、引导人们以法律为导向安排个体行为一切法律现象。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是法律意识形成的路径要求，畅通的信息获取途径不仅能增加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感知，而且促进农民法律认同心理的形成。调研中，关于“您从什么地方或渠道了解法律知识”的调查结果显示：务农人员中67%选择电视，22%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打工人员中65%选择电视，27%学校教育，8%听别人说；经商人员中61%选择电视，17%看报纸，11%学校教育，5.5%通过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这里的电视节目包括一切与法律相关的节目，如新闻、法治报道、庭审、法律讲堂和相关影视作品等。调研表明，在X乡收看电视节目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事实上，电视媒体成为X乡人们获取法律信息的主要途径与以下原因相关：首先，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有购买电视的消费能力。其次，电视节目具有普适性，情节生动、图文并茂，便于人们对理解、接受相应节目中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和法治理念。同时，X乡不同经济来源受访者的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有差异，其中务农人员中通过“听别人讲”的方式获取法律知识的比例较大，占到22%；外出务工人员中选择学校教育的比例较大，占27%；而经商人员是唯一出现通过阅读报纸获取法律知识的，占17%。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双重机制调解社会关系，人民对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认知构成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但是，X乡的农民存在权利、义务认知模糊的现象，即人们有一定的权利、义务观念，但这种观念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在X乡，权利、义务意识模糊的外在表现有三方面：其一，权利、义务内涵认知不准确，进而导致权利的怠于行使。例如，关于“您是否参加过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的调查中，34%参加过，66%没有参加过。在“您是否愿意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调查中，15%选择不愿意、浪费时间，17%选择不愿意、走过场，11%选择无所谓。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持消极心理与其对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认知不到位有关。其二，混淆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例如，在X乡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调查中，22%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权利，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义务，13%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的要求，3%认为义务教育参不参加都可以。在这里，正是由于人们对权利、义务内涵和相应行为模式认知的表浅、混淆，致使部分农民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性质认识有误。这种错误认知必然影响人们对自己或子女受教育行为的预测和安排。其三，模糊的权利、义务观念在具体法律情境中难以有效指导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关于“假设有一天，您去商店买东西，店主误会您偷拿了他的物品，纠缠您并辱骂您，还扣下了您的钱，您会采取以下什么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调查中，20%的受访者选择“与店主理论后要回钱，理论无效可以自己或找人教训店主”。该调查反映人们在遇到具体法律纠纷时，这些模糊、片面、不稳定的权利、义务观念难以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相反，人们更倾向于调动既有的纠纷解决习惯（私力救济）来处理问题，但这种依托习惯的纠纷解决过程却可能导致新的侵权行为产生。

农民法律意识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意识是社会需要和法律之间的中介环节和纽带。②基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薄弱。

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呈现表层化的状态。法律意识表层化属于法律心理阶段，是对法律的感性认知，是表面、感性、直观的认知。法律意识表层化是法律认知不系统，缺乏对法律价值和法治理念的理性认知，法律认同度较低、不稳定，难以持续有效指引个体行为。

首先，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人们偏好于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例如，“在遇到纠纷时您会怎样解决”的调查中，33%选择私了，30%选择找村干部调解，22%选择找关系人或中间人协商解决，11%选择到法院。其次，人们与法律间存在“想象的距离”。随着法制社会的推进，人们从出生开始就与法律发生着多重联系，农民也概莫能外。在X乡，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层、片面，人们不愿与法律发生联系，甚至出现刻意规避法律的现象。例如，47%的村民认为除非不得已，否则不愿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打交道。当然，这里的“距离选择”也有其功利的一面，即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少和运用法律能力弱，农民在法律活动博弈中居于弱势地位，致使其在行为依赖上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方式，如习惯、道德等。这种“想象的距离”也恰恰反映了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面性。再次，守法意识的消极、外在特质，即人们遵守法律是出于对法律权威的畏惧，而非认同法律的价值。在“村民遵守法律的原因”调查中，25%认为是害怕法律惩罚，33%认为是怕惹麻烦，35%认为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在这里，选择“害怕法律惩罚”和“怕惹麻烦”在本质上都属于消极守法的表现。

同时，该乡当前的普法教育效果不佳。作为移植文化背景下的我国法治建设，从规范到法律运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来说都是陌生的，是与农村传统社会不同、非内生性的规范系统。因此，培养农民法律意识须借助外力，如国家、社会力量等。我国普法教育是国家主导背景下的法制教育，自1986年以来已经开展多次。但在X乡，普法教育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例如，在“您是否参加过普法宣传活动”调查中，16%表示参加过，56%没有参加，但听说过；28%不知道普法活动。在参加过普法的人员中，62%认为普法有用，能了解一些法律知识；15%认为没有用，走过场；23%认为作用一般、因人而异。调查结果表明，X乡农民参加普法教育的范围窄。同时，普法的方式也存在形式主义倾向，有村民反映：“普法等法制宣传就是印发一些纸，发给我们就完事了，还不如看电视。”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权威系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威系统。法律权威属于国家的正式权威体系，法律权威的建立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但是，当前X乡的法律权威有待提高。在X乡，传统道德、习惯与法律权威有时存在冲突。我们观察了这样一个事件：一群人在X乡的大街上殴打一男一女，人群都在议论，有的叫“打的好”、更多的在议论“谁家的谁偷人了，真不要脸”、有人提议“还是喊警察吧，这样会死人的”。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开来的一辆派出所的面包车，打架的人坐上警车离开了。此次纠纷中，第三者受重伤住院。该案的处理结果是第三者向婚姻中的受害人赔偿2万元后和解结案。但是，乡间对该事件的议论没有因为结案而终止，甚至有人认为“打得不够，还应该再教训”。在此案中，人们很少意识到打人是触犯法律的，只是觉得第三者侵犯了正当的婚姻家庭关系，是违背道德且必须付出代价的丑事。法律对个体行为具有规范作用，但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们更依赖乡土习惯、道德，一旦谁破坏了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舆论就会站出来制裁这些冒犯者。

提升农民法律意识的对策

当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改变。以X乡为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流动因素的加强松动了传统的农村结构，而旺盛的法律信息、服务的需求是推动农村法制建设的内在动力。当前，提供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对策是与农村普法活动结合起来。

扩大普法活动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环节。过去近30年间，普法教育以普及法律知识，尤其是法律常识为主。其结果是，普法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因此，扩大农村普法教育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要求，即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参与法制教育，接收法律知识和信息。在普法方式上，可采取多类结合，包括纸质宣传、公告栏宣传、普法人员讲解、观看普法影视作品等。在X乡，人们对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宣传纸质材料的方式认可度最高，达40%；播放普法影视作品次之，达31%。农村普法不能“填鸭”，而要以农民能够接受、理解且便于获取的方式开展。当然，经济投入是提高普法质量的基础，当前应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吸纳社会资金。结合X乡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调研经验，当前农村普法教育的关键仍是法律知识。当然，这里的法律知识不是指所有法律的全部内容，而是与农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中的相关内容，且以法律常识为主。同时，在法律知识普及中还应加强对农民法制观念的培养。

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法律意识培养的内在要求。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农村法制教育分层推进的重要策略，即让部分农民接受更高层次（拓展深度、广度）的法制教育，尤其注重培养法制观念。深化普法内涵的教育对象是农村重点普法对象，包括村小组长、会计、人民调解员、治安协防员等。这些重点普法对象是农村社会秩序中的重要角色，他（她）们的法律意识具有较强的辐射、纽带效应。例如，村小组长法律意识提高后，其在村庄事务中自觉运用法律的行为将对村民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重点普法对象法律意识提高后，能成为村庄内新增的普法力量。一方面在普法效果上，这些重点普法对象长期生活在农村，其守法、用法行为对其他村民的影响力胜于陌生的外来普法人员。另一方面，对重点普法对象开展内涵型普法具有可行性：与普通村民比较，这些重点普法对象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能更好的理解法律的内涵。与此同时，由于工作职责和个人能力的影响，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接触法律，其对法律的需求更迫切。事实上，许多重点普法对象的本职工作与法律关系密切（如村民小组长、人民调解员等）相关，他们是乡村利益分配和纠纷解决中的关键人物。对这些重点对象的法制教育应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即以培训为主，可交叉使用短期和长期培训。

加强示范型普法教育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手段。法律是自觉的规范系统，其对于乡村社会是陌生、外来的。在X乡，以“收看电视”或“听他人说”为主要渠道的法律信息、知识来源具有间接性，由此形成的法律意识处于表层认知状态，甚至可能存在错误认知的情形。例如，9%的调研对象认为法院是政府管理部门，12%认为律师是国家干部。因此，示范型法制教育应当作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中的重要方式，即依托乡间内发生的法律活动、法律行为对人们开展普法教育，在真实的法律运行中产生示范教育的效果，缩短人们与法律间的距离，增强法律感知，为法律意识的形成提供助益。

首先，依托农村执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在农村，执法主体有工商、卫生、环境、土地、公安等部门。通过对生活中真实执法活动的参与、观察，人们能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次，依托农村的司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法院的审判行为。近年在基层农村开展的巡回审判就是很好的示范型普法教育场景。这种由法律规范、法庭、程序和法律人（法官、律师等）共同演绎的真实司法场景能强化人们法律的认知，树立法律权威，进而促使人们自觉运用法律规范来安排个体生活。

综上，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但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必然影响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事实证明，社会需求是推动法制进程的内在动因，而经济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等发展性需要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当前普遍而迫切的需求。因此，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不能仅仅关注法律知识、观念和意识的内容，改善农民的经济收入方式、经济水平、生活质量也是提高法律意识的内在要求。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本文系2012年曲靖师范学院“法理学精品课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PKC2012001）

【注释】

篇2

基金项目：本文为石家庄学院青年专项（项目编号：09QN011）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浅析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培育

收录日期：2012年8月20日

现阶段，我国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农村向现代农村的转型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重中之重。其中，提高农民法律意识又是法治建设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目前不可否认的是，农民的法律意识与我们期望中的目标值还是有很大距离，农民法律意识浅薄依旧是当前我国农民法律认知的现状。因此，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势在必行。

一、加强农民法律意识的现实意义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的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法律现实的组成因素。法律意识是农民守法、依法办事的重要保证，进而也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要素。

（一）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有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当前新经济形势之下，国家推行农村体制改革，农民需要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的耕种方式，进而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同时，他们不再仅仅是面临传统的家庭纠纷、乡邻纠纷，而新型利益纠纷也日益增多。因此，农民能否做到自觉遵法、守法，依法办事，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自身法律意识密切相关。一般来说，当农民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水平时，他们就能充分去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身义务及承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他们就能做到自觉遵法、守法，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从而就能做到依法办事，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反之，如果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仅依赖传统的力量解决冲突，而不能采取合法有效的解决手段，导致矛盾激化，进而会严重影响农村法治的进程，影响社会的和谐。

（二）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有利于造就新型农民，实现法治农村的目标。新型农民，不仅要拥有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素养、道德素养，还应具备与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相适应的综合素质。也就是说，农民不仅在所从事领域里拥有高、精端的技能，拥有善经营的头脑，而且要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法律素质的提升首先是法律意识的培育。新型农民法律意识水平提高了，才能更好地认识到自己的权、义、责。遇事才能更加理性地寻求法律的帮助，遏制矛盾的激化，促进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因此，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其法制观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能更快实现法治农村的目标。

总的说来，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状况并不令人乐观。因此，加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首先，农民法律意识不强，避诉现象普遍存在。其次，权利意识薄弱，主要体现在人身权（配偶权、亲权）等方面。形成现状的因素如下：

（一）落后的小农经济弱化了法律意识。首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抑制商品交换。农民仅仅依靠一些传统的农耕维持生活，这种简单的经济方式从根本上阻碍了内在法律需求的产生；其次，经济的滞后也带来了诸如卫生条件差、医疗机构少、社会保障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农村的物质文明尚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更不要说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贯彻与实施；再者，农民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如，高昂的诉讼费、办案期限长等足以把农民拖垮，进而他们会逐渐漠视法律的保护。因此，农村的小农经济方式及落后的环境必然影响法治文明的进程，阻碍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二）传统道德、风俗习惯的影响。传统的“三纲五常”的等级伦理意识使个人的人格意识丧失，行事只是听取家长或长辈的命令或指示。“宗法伦理下”的家族意识同样弱化法律意识，当人们遇到法律与血缘的冲突时，首先在内心想到的是顾全血缘关系，顾全家族秩序，进而损害法律尊严。“和为贵，忍为尚”的思想，在农村形成认同感，当人们出现冲突时，不愿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是希望对方以道德的约束力和乡规约束自己取得统一，进而弱化了法律意识。

（三）农民利益诉求的失败弱化了法律意识。法治的公平正义价值能否得以实现，是农民能否信赖法治的前提条件。在基层案件处理过程中，一些执法人员中存在法律素养偏低、法律知识欠缺，办案技巧欠妥的现象，其将导致案件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法律在农民面前失去公信力。在农村，村民的利益出现冲突时，一些执法人员不是首先寻求法律解决问题，而是沿用家长式的管理方法，利用手中的权力取代法律，滥用法律。因此，少数执法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违法执法等不良行为损害了法律的权威，造成农民对法治的不认同和不信任，他们认为法律不能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再也不敢寻求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即便诉诸法律解决，他们也尽最大努力去找亲戚、拉关系，寻求权力的帮助。这样，使农民对法律产生曲解，弱化了法律意识。

三、农民法律意识培育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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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法律意识是农民以对法律现象的认知为起点，形成的关于法律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包括农民法律知识、对法的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对法律现象的认知和评价、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态度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而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正是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对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研究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关于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统计

为了解农民的法律意识状况，笔者向湖南益阳某乡八个村的部分农民发放了调查问卷共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0份。其中男性占60%、女性占40%，小学学历占30%，初中学历占50%、高中/中专学历占19%、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到法律基本知识、土地征收、婚姻法等方面的内容。部分问题的调查情况统计如下:在对“法律的作用”(多选)的认识上，有80%的人认为法律是用来管理国家的，60%的人认为法律是用来规定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20%的人认为法律就是刑法，是用来打击违法犯罪的，20%的人认为法律是用来限制老百姓的自由的。在农民法律知识的获取途径(多选)上，选择广播电视的占90%，选择书本的只占10%，选择宣传栏的占30%，选择网络的占10%，选择其它的占30%;在法律对农民的价值上，有80%的人认为法律有用，认为法律可以保护自己的权利，20%的人认为法律无用，认为法律反正还不是由当官的人说了算。在回答“当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您会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吗?”时，有50%的人认为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受损的权利，也有50%的人认为会选择村干部或村里面的老年协会的比较有名望的长者来调解纠纷，这样更经济省钱更节约时间。在对“法律与政策关系”的认识上，选择法律大于政策的占60%，选择政策大于法律的占35%，选择效力一样大的占5%。在社会现象认识的调查中，70%的人认为结婚不仅要男女两人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还需办理结婚登记证明，30%的认为只要男女二人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就是夫妻;对家长打伤孩子有60%的人认为不犯法，只是家长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而已，40%的人认为如果打伤了的话，是应该要坐牢的。在对法制宣传的调查中，50%的人参加过法制宣传，主要是集中的法律咨询、打横幅、还有宣传栏的形式，9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多组织法制宣传，并且要用多种形式特别是农民容易接受的形式进行法制宣传。在回答“在征地中政府怎么做才算合法?”时，85%的村民认为在征地过程中政府应保障农民的知情权，要把征地的事情事先告知农民并与农民协商征地补偿事宜，这样做才公平才合法，15%的村民认为，政府讲了算数，我们没有办法。

二、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

由以上调查可知，农民普遍认为法制宣传对于增强法律意识、促进人们更好地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很有必要，因而，对开展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也越来越重视，参与积极性较高。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提升，法律意识得到了加强。人民调解已经深入人心。但总的来说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是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层次的阶段，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还存在差距，法律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遥远的。农村法律知识贫乏。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农民法律意识形成的及时和理性基础。农民对法律知识掌握的多少，既影响对自己合法权利的维护，又影响自己对法律的遵守。通过调查发现，该乡部分人对法律知之甚少，或知之不全，或完全不知，对法的本质认识不清，大部分的人认为法是用来管理国家的，就连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婚姻登记行为、家庭暴力行为也不能进行一种正确的法律评价。他们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大部分是凭直观感觉从电视和广播等途径获得，想主动从书本上获取法律知识的人少而又少，因而不能形成对法的一种系统性的认识。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接触是法律内化及法律意识形成的前提，农民法律知识的有限使得法律意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以前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农民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整体而言仍然很薄弱。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部分农民对法律没有认识，不习惯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当遇到自身权利被侵害时，要么浑然不知，以“法盲”“法愚”的形态展现于社会;要么屈从于权威，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规定而不顾，“以暴制暴”。在调查中，有50%的农民在自身正当权利被侵犯时仍然没有想到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权利。农民法律信仰偏低。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然而，通过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一半认为遇到纠纷时会选择法律途径解决，而另一半则会选择采用调解等其它方式解决纠纷，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他们认为坚持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耗时耗力耗钱伤不起，成本支出往往高于收入很多。虽然大多数的人认为法律是有用的，但也有近20%的人认为法律最终还是由当官人的说了算，并坚持认为政策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法律的效力。由此可知，由于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导致一部分人视法律为无物，因而无法从内心去崇尚法律、信仰法律，从而出现了农村法律信仰水平偏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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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法律意识，农民，对策

一、农村地区农民对法律认识的现状

农民法律意识属于群体法律意识，其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农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X乡位于河南省某国家级贫困县西南面，距县城30多公里，X乡属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为：较差的区位条件，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收入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除传统农牧业生产外，主要来源于劳务输出、小麦与玉米的种植，农业人口多、农村自主发展能力差。法律意识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为了解X乡农民的法律知识量现状，我们选择了8种与农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规范开展调研，包括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教育法、青少年保护法、宪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土地法。调查显示，受访者“知道或听说过的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相对较高，但也只仅仅局限于知道这些，并不能合理的利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法律信息是能帮助人们形成法律感知、激发法律情感、引导人们以法律为导向安排个体行为一切法律现象。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是法律意识形成的路径要求，畅通的信息获取途径不仅能增加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感知，而且促进农民法律认同心理的形成。调研中，关于“您从什么地方或渠道了解法律知识”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村人员中有48%选择电视，22%听别人说，19%的没了解过法律知识，5.5%学校教育，由此可知河南省农村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是多么的匮乏。

二、农村农民对法律认识存在问题的分析

法律意识是社会需要和法律之间的中介环节和纽带。基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对其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1、农村农民法律是意识薄弱，了解只在表层化。法律意识表层化是法律认知不系统，缺乏对法律价值和法治理念的理性认知，法律认同度较低、不稳定，难以持续有效指引个体行为。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人们偏好于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甚至出现刻意规避法律的现象。

2、对违法行为的执行并不能切实到位，严格执法。执法粗暴、司法腐败，许多村民认为除非不得已，否则不愿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打交道。在无奈中对法律敬而远之的。有些些地方甚至屡禁不止的粗暴“执法”、违法执法则会让农民深感畏惧，甚至恐惧。催粮催款时，乡政府、派出所、地方打手“联合执法”。落实计划生育政策时，将超生妇女“5花大绑”，如果是“超生游击队”，则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将家俱全数充公、房屋推倒；农民未交“买地钱”，算成违章建房，乡政府租来推土机“行政强制执行”。

3、普法教育不佳，甚至畸形，甚至造成拳头越大，权益就越大。村民与村民之间解决问题很多也是殴打赚取利益。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几乎成零化状态。很多农村地区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被进行过法律教育，除了上学的时候偶尔课本中涉及一些关于法律问题外，离开学校后就再也不曾关注法律问题。而所在的乡镇也不曾就法律认识的问题对自己的村民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

4、法律费用过高以及官官相护严重，许多农民没有能力支付使用法律武器的成本。农民出不讼费、法医鉴定费、律师服务费，1场官司从1审到2审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农民耗不起时间，也耗不起住食宿费、交通费，甚至付不起举证材料的打印费，再则农民无力冲破“官官相护”的关系网，获得公正的判决。在我国的许多地方，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神通广大的人士多得很。官司打来打去，打得双方都不愿打的事例也多得是

5、农民的自主学习法律知识主观能动性太差，很少有人去主动的去了解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尤其是自己主动买书或查找资料去了解法律知识的人很少，几乎微乎其微。

6、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有些地方比较严重。在农村社会“合理而不合法”的现象甚为普遍，在一些些落后的乡土农村依然普遍沿袭、保存、使用着大量的习惯，对习惯、习俗等民间法的遵循大大超过了对法的呼唤，国家法往往还处于次要的补充地位，总是不能改变固有的陈旧观念。

三、完善农村人民对法律知识认知的建议

当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改变。以X乡为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流动因素的加强松动了传统的农村结构，而旺盛的法律信息、服务的需求是推动农村法制建设的内在动力。是以结合上述农村农民对法律知识的认知现状，提出要把提供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对策是与农村普法活动结合起来，加强执法行为，提高法律权威的建议。

1、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使之从深层次的去了解法律，认识法律，相信法律，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信法律可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2、加强机关部门对违法行为的力度，提高法律在人民心中的权威，严格执法。

3、加大普法教育，推广法律知识，制造法律知识小手册。使之广大农村人民都能了解法律的意义，认识到知道法律知识对我们的重要性。

4、应当针对不同的人群对法律费用的收取进行不同规格的收费标准，使得广大农村农民有足够的金钱去依法获取自己的权益。

5、加大宣传力度，提出“了解法律就好比给我们自己买了双重保险”的口号，提高广大农村人民对法律知识的热情，使之积极主动的去学习和了解法律方面的知识。

6、注重实践环节、讲究实效，充分发挥民间固有的习俗、惯例和规范对农民社会关系的调节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去灌输一些法律知识，从而潜移默化的去改变人们的思维，认识到民间固有传统的不足。（作者单位：佛山市迈雷特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资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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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农民法律意识是农村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精神因素，它与农村社会的持续和稳定发展息息相关，对于提高全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是农村法治建设的基本前提，从目前来看，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如何有效地提高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是摆在广大普法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二、农民法律意识现状分析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约58%的农民对法律表示陌生，不具备基本的法律常识；27%的农民认为只有在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通过求助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15%的农民明确表示在切身利益遭受侵害时会主动利用法律武器。总体来说，我国农民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知识欠缺：农民法律意识欠缺是导致农民法律意识水平低下的首要原因。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所以农民们才会对法律有很多的不解与迷惑，客观导致了他们不信法、不用法，形成了较为严重的恶性循环。农民对于法律知识了解的有限性，即使有所了解也仅仅只是停留在肤浅的层面上，甚至了解到的信息根本上就是错误的信息。

（二）法制观念淡漠：在农村的广大地区，农民“惧法厌讼”现象严重。在农村地区，法律并没有发挥其作用。他们不了解法律也不愿了解法律。在学术界往往把这种情况称为法律情感低迷。即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他们也会采用“和为贵，忍为上”的方式处理，宁可委曲求全，也不愿走向法庭，更不会主动自觉地寻求法律的保护。

（三）权利意识不强：许多农民不知道作为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他们对国家的法律认识到的只是其强制性的一面，而并没有认识到权利保护的一面。对义务意识愈加浓厚，权利意识愈加淡薄，对法律从内心更加难以接受。

（四）缺乏民主监督意识：调查中发现农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意识淡薄，民主选举的参与度低。很多农民对此非常淡漠，对村务公开内容的了解不够，村务公开是为了更好的让全体村民对村委会的各项工作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可以对村委会的工作起到监督作用，也便于村民参与村务管理，达到真正的村民自治。然而，广大的农民群众根本就没有把这当回事。

三、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模式

研究表明，人们法律素质的高低与其文化程度成正比，即文化程度越高，其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水平就越高；反之，其法律素质和法律意识水平就越低。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在法律行为方面就会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当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他们能够敢于和善于用法律武器来维护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因此，要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就需要从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入手。成人教育是指有别于普通全日制教学的教育形式，该形式以成人为教育主体，通过这个教育过程，成人学习者直接面对社会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直接参与社会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等社会活动。

目前我国的成人教育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函授教学：是指运用通讯方式进行授课的一种远程教学方式，主要通过信函或其它媒介进行沟通学习的过程，学员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学函授教材为主，由函授学校给予辅导与考核，并在一定时间进行短期集中学习和就地委托辅导。

2、广电教学：是指相对于封闭教育而言的一种开放性教学形式，基本特征为：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取消和突破对学习者的限制和障碍。在学习方式、学习进度、时间和地点等方面可由学生根据需要决定，在教学上采用多媒体教材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3、网络教学：是指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的一种学习活动，它主要采用自主学习和协商学习的方式进行。相对传统学习活动而言，网络学习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共享丰富的网络化学习资源。二是以个体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为主要形式。三是突破了传统学习的时空限制。

4、移动教学：是指在终身学习的思想指导下，利用现代通讯终端，如手机、PDA等设备进行远程教学的一种学习形式。该形式所使用的移动教学设备必须能够有效地呈现学习内容，并且可以提供教师与学习者之g的双向交流。

四、提升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成效

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在其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工作的实效性，而不是流于形式。据调查，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均希望在其工作生活当中能够得到专业的法律教育，他们对于学习法律知识有着一定的热情，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农民在外出务工以及春节返乡期间，运用不同的成人教育途径，长久深入地做好法律知识的宣传工作。

宣传的内容要有针对性，应当同农民的生活实际相结合，选择一些当代农民比较关注的问题进行宣讲。同时，应当随时掌握农民关注点的变化，以便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宣讲的形式要多样化，要选择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法律知识宣传，诸如知识竞赛、法制讲座、文艺演出、播放电影等等，让农民在轻松的环境下接受法制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知法、懂法、学法、用法的热情。

参考文献：

[1]张华兵.新形势下培养农民法律意识的探索[J].社会科学

（文摘版），2016，2（6）：138-139.

[2]李奎刚，王展艳.新形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政治教育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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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析我国农民的法律意识

1、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总体上讲，农民法律意识、观念淡薄。不懂法、不学法、不学法、不守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民对现代法律的精神和价值感悟不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处于被动地位,缺少主人翁意识,不知道或不敢于不善于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许多农民确立自己的行为预期时,习惯于依赖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确立的行为规则,而不寻求法律所提供的制度资源。所以当前，农民对法律的性质、功能、态度和信念上还存在偏颇之处。

2、探究农民法律意识形成的原因

首先，农民法律意识淡薄缘由于深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农民一直生活在封闭落后的农村，受教育程度低，接受信息少，加上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简单的思维，易于继承传统的积淀，信奉人治，忽视法治。他们把生活上的种种不幸遭遇，多归结为命运，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还是忍让求全，不愿意表白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其次，宗族法等内部规定也影响着农民的思维规则和模式。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农村群体，更注重因乡、村缔结的邻里关系，重亲情、乡情，习惯接受传统道德风俗管理，不愿涉及法律参与。

再次，农村生产力水平低，农村法治化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持。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贫困的情况下很难要求农民有较高的思想意识觉悟。有学者曾提到，农民面临的简单的经济关系使农民亲近法律还缺少利益的驱动，其所处的利益格局尚不足以刺激他们自发的权利觉醒。

最后，制度层次上，农村法律的制约性也影响着农民的法律意识。在立法上关于农村及农民的方面仍然薄弱，而农村的法治宣传工作力度及影响力不足，也不利于农民学法懂法意识的形成。

二、 加强农村法治化进程刻不容缓

中国法治化过程是渐进发展的过程,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过家的价值目标,必须在很多方面有所突破。然而,中国在推进法治与建设现代民主国家的进程中,不能忽略近9亿农民在农村的国情,农村的法治氛围和农民的法律意识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没有农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整个国家的法治化。

1、探究法治化进程的制约因素

（1）农村法治建设不够健全。目前我国农村工作的立法主要涉及管理法层面，而对于农民的具体权益的保障和一些与农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的立法还有待完备。加强和谐农法制建设，必须不断完善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的法律法规，使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做到有法可依。

（2）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存在误区，重视农村经济建设而轻视农村法制建设,认为“经济要上、法律要让”,在执法中侵害农民利益的事时有发生。为农村提供基层法律服务的工作思路不明,运作机制欠缺,社会纠纷调解体系不健全。

（3）农村法制宣传薄弱。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是公民的法律意识较高,法律意识作为法治实现的文化和心理基础,成为影响农村法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有些地方的法制宣传教育，偶尔也是走过场，完成任务而已，而农民对现行的法规知之甚少。农民的思想文化的熏陶不够，对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兴趣低迷，也多是敷衍了事。

（4）执法环节上存在诸多问题。一些执法人员素质偏低，法律知识不健全，会导致偏差;而也存在、越权违法的行为影响司法机关的形象，造成法律权威不被农民重视。

2、坚强强法治化进程的必要性

首先，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是坚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家的命脉，而农村法治建设的状况，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法制建设。

其次，法治化进程的推进，是发展农业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要求参与者诚实信用、公正平等，法律也规定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权利义务关系，农村法治建设，会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规范法律行为，以确保农村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再次，农村法治化的深入发展，是稳定农村的助推器。和谐的社会环境，不仅稳定秩序，而且促进经济法治。市场经济的发展，会出现为盈利为目的各种投机或违法性的行为，同样农村的发展也避免不了各种矛盾，而法治的深入，会有效的制止不稳定因素的增长，促成农村的和睦与发展。

三、积极推进法治化建设，构建新农村新面貌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普遍淡薄，不利于农村经济、文化和政治秩序的和谐发展，而法治意识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农村法治化进程，进而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建目标的实现，所以，当前，推进农村法治化建设是农村发展的重要课题，也对新农村建设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首先，国家和地方有关立法部门必须提高对农村立法必要性的认识，要站在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动和谐社会构建的战略高度，认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立法问题，使农村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立法要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在立法过程中，多听听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反映。注意尊重农民的合法权益，尊重民风习俗，同时还要考虑农民的消化能力和接受能力。

其次，行政管理方面，一是加强农村基层干部的培养，组织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深入、持久地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农业法律法规，提高其理论修养和业务能力，增强其法律意识，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二是完善乡镇政府的执法行为，确保执法的公正、公平性。政府职能部门和工作人员明确行政活动权限和责任，加大法律制约和监督，认真解决农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依法提高行政水平。

时代的不断变迁，社会的快速发展，推进农村法治化进程已成为新时期农村社会秩序的一种规范,农村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多元化以及文化的发展都需要法治的支撑，中国农村正由政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换,中国的法治化将是农村现代化不可缺少的制度内容。（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

参考文献：

［1］ 包山虎，论我国农民法律意识特征［A］.2004,(11)

［2］ 熊哲文， 试析农村法治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

［3］ 于凤乙 高俊霞，农村法制建设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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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其中对“法治社会”建设以及“全民守法”的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法律意识一般是指人们对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的心理、知识、思想和观点的总和。增强公民对法律的信任感、神圣感，提高公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度，树立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精神为核心的法律意识观念，对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尤为重要。

新疆南疆地区通常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的区域，包括巴音郭榜蒙古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即所谓“南疆五地州”，是一个维吾尔、汉、蒙、塔吉克、柯尔克孜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环境，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暴恐活动”等负面影响因素严重，南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

由于南疆地区特殊的人口构成以及宗教文化传统，人们的法律意识也参差不齐。为了能够了解南疆地区居民的法律意识状况，我们在2014-2015年做了一份关于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问卷调查，对南疆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以及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的居民进行了调查。

一、 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突出特点

（一）居民法律意识总体水平偏低

调查发现，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总体偏低，主要表现在法律知识有限，法律行动能力不够，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守法意识不高，部分群体甚至出现了法律信任危机问题。

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70%的居民表示要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这表明大多数人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但在进一步的考察如何应用法律程序保护自己时，回答正确的不到30%。由此可以看出居民的法律行动力不够，用法意愿还缺乏实践能力，影响法律意识的提高。

关于“对我国法律公平性的看法”的调查，选择“法律对所有人是平等的”仅占总选项的27%，另有28.2%的居民甚至认为“法律很不公平”，居民对法律信任度偏低，进而影响到他们对法律的遵守。

（二）城乡居民法律意识水平有差距，农民法律意识问题尤为严重

1.农民群体多以道德和传统文化为准绳，对法律的信任和用法习惯偏低：从调查结果看南疆地区的农民法律意识亟待提高。在广大农民群体中，礼俗、习俗、宗法族规等成了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人们对礼俗、习惯的推崇超过了对法律的重视。在被调查的农民中，“私了”是农民遇到法律问题的一种普遍现象。在发生纠纷时，由于农民对法律知识的匮乏，以及对“司法”的陌生甚至是“恐惧”，通常“不愿”或“不敢”用法律，而首先想到通过关系或是民间权威来解决问题。

2.城市居民的法律意识相对较高，但对法律的信仰潜伏着危机：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居民对法律的了解相对较多，维权意识较强。但对法律的信任却较低，主要是因为我国司法活动、执法机关执法不够透明，他们通过各种途径，看到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导致司法机关的活动大打折扣，由于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等现象普遍存在，从而对司法失去信心。在我们的调查中，当问到认为我国目前法律与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有76.7%的城市居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大于法律。有26.7%的城市居民认为有时权大有时法大。很明显的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司法机关工作的不信任。

3.民族习惯、宗教教义等对居民法律意识的影响尤为强烈：南疆地区是一个较复杂的环境，以维吾尔族为主同时又有着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兵团的存在也是一个特殊的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里又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人们的法律意识参差不齐。各民族传统习惯以及宗教教义对南疆地区乃至整个新疆都产生了影响，尤其是极端宗教和泛突厥主义对新疆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对居民法律意识也有极大影响。

在南疆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法律意识相对较低，这与其文化背景有着特殊关系。有42.5%的维吾尔族居民表示当法律与传统文化相冲突时选择遵守传统文化。回族居民有36%的居民选择遵守传统文化，其他民族包括（哈、蒙、柯尔克孜）等有40%的居民表示遵守传统文化。

二、影响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提高的原因分析

（一）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熟人社会的特点，使人们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而非法律解决问题

南疆地区的地理环境制约了其经济的发展，总体以农为主的产业结构，很多地区甚至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商品经济不发达，不利于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与经济水平发展相应，南疆地区特别是其农村地区，基本还保留着熟人社会的生活方式。所谓“熟人社会”，按照先生提出的概念，即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熟人社会它弱化了“法制”的功能，“熟人”的“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熟人社会的特点，人们更倾向于利用人际关系来解决问题，而并非采用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熟人社会降低了诉讼率，但在此同时也严重影响着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二）传统文化与宗教对法律意识的冲击

南疆民族地区有着强烈的“人治”高于“法治”的传统，至今仍广有影响，积淀到社会大众的意识结构中，在方方面面影响着社会生活，表现为较强烈的“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等现象，遇到问题以后习惯找“权威”来协调，并不严格依法办理。

传统文化中还有对簿公堂是有损于名誉的观念。民众在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民间习惯，不在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会尽量避免对簿公堂。

南疆地区居住着很多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在信教群众中间，宗教教义的影响非常大，甚至超过法律，这就严重的影响了法律知识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提高。

（三）司法、执法腐败及法治改革的滞后，影响到人们对法律的信任

南疆地区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进入司法程序的各种冲突显著增加，在司法实践中，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的情况仍有出现，社会负面影响往往通过各种途径被放大，司法本身具备的长耗时、较低效率以及聘请律师带来的费用负担，给民族地区群众带来障碍。同样在执法过程中，违法行政的情形也影响到居民对法律的信任。

（四）法治教育滞后，居民权利意识淡薄

政府在南疆地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法制教育，但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客观上自然经济、民间习惯和宗教教义的社会存在形式，导致与之联系的权利自由平等等观念无法正常发育和成长，民众在受到不法侵害时不知用法律来维权。

（五）地理原因，造成信息流通不畅，特别是法制信息的闭塞

交通闭塞造成信息流通不畅，特别是法治信息的闭塞。新颁布的法律常常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在南疆地区付诸实施。在南疆地区普法仅仅是公检法及相关政府部门来进行。宣传时间短，活动形式单调，仅仅是单一的发传单、挂横幅。

三、提高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若干建议

（一）加快经济转型发展，提高人民的现代化意识，弱化“熟人关系网”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南疆地区居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从根本上来说要改变小农经济模式，加快向商品经济转型，这有助于居民建立现代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可以避免“熟人”的“情感”代替法律的威严，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熟人的“情”中发生倾斜。

（二）寻找传统文化与法律的契合点，弱化传统文化负面的影响

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力量，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生活过程中。法律文化传统则是从过去沿袭传承，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一种精神，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主体的法律实践和法律行为。传统的文化以及道德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不能排除它与法律相冲突的负面影响。传统文化以及道德不可能灭失。法律也会长时间的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如何在现实中很好的利用这两种调节方式以达到最好的效果。

（三）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加快司法改革进程

提高执法者的素质，杜绝执法者在执法中徇私枉法。违法执法滥用执法权力现象，这现象对民众正确树立法律意识有极大的危害。要解决滥用司法权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监督方面，除了自身的监督外，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力量和作用，包括媒体 个人的检举以及传统的国家权力部门的监督。司法机关应该转变工作作风以及缩短班案的时间，这样就需要司法机关自身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同时还要向社会公布其内部常务，接受社会对其内部监督。

（四）加强普法的针对性和持续性，加快法律文化建设

法律意识不可能自发形成，而必须有意识地进行培养，这就要求国家进行普法，普法教育要深入基层，形式多样、紧贴群众生活，避免走形式。

要扩大普法的主体。普法宣传是一种范围极广 影响深远的法制宣传活动，普法不仅仅是公检法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责任。我们每一个懂得法律知识的公民都应该树立普法意识，普法宣传不能限制在法制宣传月，要适当的延长时间。宣传活动形式也应丰富多彩，不能仅仅是单一的发传单、挂横幅，只有让民众积极参与进来，才能够提高民众的法律意识，才能有助于实现依法治国，才能潜移默化的使法律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一种思维、一种信仰。在南疆地区由于辖区面积太广，进行大规模的普法宣传活动不容易实现，应该在人口密集区设立宣传点 ，由点到线再到面这样能提高宣传的效率。

法是文化，个体法律意识的提高有赖于整个社会法律氛围的增强，在一个整体不守法的社会，守法者反而会成为异类，成为弱势，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法治社会的实现会愈加困难。

（五）加快南疆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多形式畅通法制信息渠道

加强南疆基础设施建设，使偏远地区居民更多地与外界交流融合，才能有助于其向现代社会转型。法制信息传播渠道应更多更流畅，使南疆地区居民更容易接受最新的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张金鹏.多民族地区社区居民法律意识的现状研究.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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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内容，但在我国农民工大多都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或贫困地区，他们很少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对高层次法律知识的接触更是少之又少，而且深受农村地区传统小农思想与宗族观念的影响，对现代法律知识规范存在着一定的疑惑和抵触，因此农民工尚不具备清晰的法律意识，同时也比较欠缺接受法律等新生事物的能力和意识。再加上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还不完善，特别是普法教育方面还有很多亟需提高之处，这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工法律意识不强的状况。第一，农民工普遍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通常来说，掌握法律知识的多寡是衡量公民法律意识的前提条件。一个公民如果没有充分的法律知识储备，其法律意识很难达到较高水平。我国的农民工，不管是老一代的农民工，还是新世纪以来走上工作岗位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处于最低水平，同时对接受教育又普遍持有“乐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心态，这样以来他们对法律知识这类“高大上”的文化知识经常“置若罔闻”，尽管很多法律法规与其自身利益紧密相关。据不完全调查，我国85﹪以上的农民工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基本法规不甚了解，而剩下的少数农民工群体虽然对这些法规有一定了解，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很少贯彻使用。正是法律基础知识的缺乏，让多数农民工在务工过程中经常遭受权益受损的情况，比如很多农民工务工时都没有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也有很多农民工连续工作几周都没有一天休息日，还有不少农民工因公受伤或丧命时只是通过“私了”方式得到极少的赔偿等。第二，农民工法律观念淡薄。法律观念是人们在特定环境下对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活动的一种主观认识和体验，虽然是一种理性认识，但通常是内在思想尚未系统化的表征形式，是公民法律意识的一种主要体现。当前形势下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我国农民工的法律观念普遍比较淡薄，首先，大多农民工在处理事情时采取“找关系”、“拖熟人”等手段，不会走正规的法律程序，因为在农民工看来“权力高于一切”，即有权者完全可以越过法律而恣意妄为，也就是农民工对法律存在比较严重的怀疑态度。其次，很多农民工无法分清违法和犯罪的区别。农民工一般把二者混为一谈，这种认识也影响了他们的日常行为。另外，不少农民工不重视或者忽视法律的作用，特别是忽视法律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而经常把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柔和在一起，从而无法明确社会主义法律的涵义与界限。第三，农民工缺失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公民主体思想变化和对象间转换的双向作用过程，一方面只有当法律活动让公民主体产生强烈的信服感时，人们才会形成相应的法律信仰；另一方面则是只有当公民主体亲身体验到法律的作用和价值时，他们才会逐渐或瞬间产生对法律的信仰。构建公民的法律信仰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核心目标，对农民工来说，由于长期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经常受到不公正待遇，尤其是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又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他们在为自己“地位低下”无奈感叹的同时，对执法部门徇私枉法的行为可谓痛恨到了极致，他们很自然就对法律没有较高的信仰。在处理纠纷时，农民工要么通过亲朋好友的帮助来私下解决，或者自己采用极端的手段，结果往往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这也是当前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一个关键因素。第四，农民工缺乏必要的法律能力。法律能力是指公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为了解决矛盾冲突、维护权益而理解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这是公民法律意识的高层次直接体现，也是农民工群体最为欠缺的一个素质。首先，农民工守法能力较差。除了自身法律知识的欠缺之外，农民工长期过着“城市边缘人”的生活，对工作和生活不免产生失望、挫败等悲观情绪，进而形成一种潜在的违法动机，当这种动机膨胀到极限时，农民工便会采取极端手段危害社会。其次，农民工用法能力不足。农民工不仅在自身重大利益出现损害时不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能力欠缺，比如在购买东西时很少索要发票或者随手就把相关票据丢掉了，结果出现质量问题难以解决。另外，农民工护法能力更是薄弱。由于长期受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观念的影响，农民工在看到别人违法犯罪时总觉得自己有限单薄的力量不可能阻止强大的违法犯罪行为，于是很难出现见义勇为的行为。

二、我国农民工法律意识提升的途径

法律意识不高是当前我国农民工的一个普遍现状，当然他们法律意识的缺失不仅仅体现在上述列举的几条，这毕竟是一个深受传统观念、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影响的系统化问题，因此提升农民工法律意识是一个不可一蹴而就的长久工程。首先，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知识水平。文化素质低是影响农民工法律意识的一个关键因素，国家必须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力度，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接受更深入的文化教育，为其后来的生活与工作奠定知识基础。同时，要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提升新一代农民工的专业技术知识。当然，对于现有的农民工来说开展基础教育是不现实的，因此国家应当强化对其进行岗前、岗中培训。这种培训要从两个层面做起，其一，政府机构要加大对进城务工人员的培训力度，既要制定详尽的民工培训计划，也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构建一些专门规范的农民工素质培训机构，或者与当地各类高校的成人培训机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加强合作，使其成为固定的、长期的农民工培训中心；其二，督促用人单位采取具体的量化手段对农民工进行定期的培训，对那些不具备培训资格和条件的用人单位，劳动就业部门可以主动联系，既要了解农民工的实际培训需求，又要让培训机构认真对待，保证实现“教好教会”的培训目标。其次，强化普法知识宣传，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知识面。普法知识在我国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其效果总是不甚理想，因为有关部门总是采用“印册子、贴标语、发传单”等简单低级的形式。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我们不能总是采用惯性思维，而要从农民工的兴趣点出发，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提升其对法律知识的关注程度，比如可以采取案例教学法对农民工进行普法知识教育，这比单纯的法律概念讲解灌输效果要好。除了直接的普法知识宣传之外，可以举办一些切近农民工生活实际的文艺活动，比如农民工法制教育文艺演出等类似活动。这样不仅仅丰富了农民工的娱乐活动，而且使其在轻松愉悦中消化吸收了法制知识。另外，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执法力度，树立法律的权威，提升农民工的法律信仰。我国正处在依法治国的初级阶段，法治环境还不算完善，一方面虽然我们制定的法律条文在不断增加，但是其中很多内容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充分贯彻，特别是关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规定没有完全履行，从而影响了农民工的法律态度，使其质疑法律的权威。因此，国家应当在保障现有法制切实推行的基础上，加快制定一些覆盖面更广的法律法规，比如《农民工权益保护法》、《反就业歧视法》等法规。除此之外，执法部门一定要强化执法力度，通过严惩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主体，保障农民工的切身利益，从而让农民工在实践中感受法律的权威与价值，进而逐步提高法律信仰程度。最后，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降低农民工法律维权的成本，增强其依赖法律的信心。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初级阶段，建立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是提升农民工法律意识不可或缺的途径。通过富有公益性质的法律援助活动的开展，可以让农民工以较低的成本维护合法权益，这既是对其利益的保障，也是一个让其接触了解法律知识的体验学习过程。只有通过这种公益性质法律援助活动的频频开展，才能让经济基础与文化教育基础都薄弱的农民工群体认可接受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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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如何培养和普及中国公民的法律意识，笔者有如下几点想法：

1、强化宪法观念是培养公民法律意识的基础。培养全民的法律意识，首先应当强化公民的宪法观念，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其它法律的“母法”。因此，我们要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必须强调强化宪法观念、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提高全体公民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宪法实施的自觉性。因此，强化宪法观念应是培养高公民法律意识的基础。

2、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是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核心。

国家机关是实施国家各项权力的机关。这就是说，国家权力说到底是这些机关依法行使的职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高低就直接影响着国家权力行使的正确程度。因此，这就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仅要熟练地了解与其自身职责有关的法律知识，有坚定的法律信念，同时必须有较高的法学理论水平。

正因为国家机关是国家权力的代表，因而国家机关也就成为国家法律的象征。公民法制观念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所产生的榜样力量。因此，提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其他公民法律意识提高的重要条件。

3、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加强媒体运用

以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为基准，公民广泛掌握法律常识，增强法制观念和拥有正确的法律观点是需要依靠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来完成的。要坚定的实施普法活动，不断将法律意识灌输给人民群众，将最新，最基本，最平易近人的法律常识带给人民群众。不断改善法制宣传的方式和内容，用亲和力抹除法律的过分威严和疏离感，让人民深刻感受，法律就在生活之中，法律无处不在，从而使公民的法律意识在耳濡目染中逐渐成形。

在现代社会中，舆论和媒体是一种大众化而具有相当广泛性的宣传方式，我们要加强对舆论的引导和对媒体的运用。无论是纸质媒体或者电视媒体，都能对人们产生迅速而广泛的影响，只要我们善加利用，可以最大限度的涵盖不同文化和经济层次，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人参与到法律生活中，帮助其形成正确的法律观点和判断，了解法律，懂得法律和运用法律，形成强大的舆论和氛围，使法律意识深入人心。

4、提高青少年学生的法律素质是提高公民法律意识的长远方针。大、中、小学校的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从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高度出发，加强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既是国家法制建设的百年大计，也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切实保障。

5、开展法律研究，培养法律人才。法律研究是培养健全法律意识的重要条件，在当今社会中，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完善的法律去监督，法律本身也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在社会的不断发展中，法律也应该随之进步，而法律进步的一大推动就是法律的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在不断的法律实践中，不断有新的问题被提出，也不断有新的经验，新思想需要被总结和推广，而不论是对新问题的解答和新经验新思想的总结，都需要法律工作者对其研究和探讨。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法律意识的普及工作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正如经济上有让一部分人先富，然后先富带动后富，在法律意识的普及工作中，我们同样可以采用此种方法。提高法律工作者的素质，培养法律人才，由他们逐级下推，逐渐完成法律的宣传和法律意识的普及。因此，培养法律人才是我国正在进行也需要一直坚持下去的工作。无论是司法制度的改革，还是对法律职业人的高要求，都是基于对高素质法律人才的渴望，虽然有急功近利之嫌，但其初衷是值得坚持的。

人民的意识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变产生不断的变更，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变化和各种意识思想制约和影响着人们法律意识。而在我国现阶段，又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法律意识便显得复杂许多，但这就更需要我们从实践出发，不断探索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普及之路，深入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各种群体之中，倾听他们的声音，收集各方意见，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再通过事后的分析，总结，归纳和概括，去粗取精，辨伪存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其中有用的主张看法收纳推广，运用多种手段，用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到群众中去，不断推进公民法律意识的进步，而在市场经济的繁荣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龙凯.公民法律意识的形成机理和途径[J]. 黔西南民族师专学报. 2001（01）

[2]何红霞.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J]. 大学时代（B版）.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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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土地流转；管理

农村土地流转，是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关键点。为优化农村土地资源管理，必须加强大土地流转的管辖与承包经营权的监管。因此让农业土地以高效且具规模的形式发展成为了需要探索的重点。

1偏远农村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

1.1土地流转手续不规范对于农村偏远地区而言，容易出现土地协议签订不规范，使用权及承包权存在漏洞等问题。有时交易双方已经达成协定，但是在办理手续的过程当中仍旧存在争议问题，如手续的不规范、相关条款的拟定存在不合理现象等，同时也存在转让方模糊，随意流转土地经营权。

1.2土地流转体制不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的监管机制还存在管理不规范，职责划分不够明确，缺乏统一管理机制等。例如当下偏远地区农户在转让土地承包权时较为随意，或者土地的流转对象较为受限，只能够在亲友间选择，这样影响了农业土地规模经营，让偏远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受限。由于管理不到位，纠纷缺乏专业人员处理，也造成得了农民经营权益问题的产生。

1.3偏远地区农民对于土地流转政策缺乏了解目前，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来自土地，因此对于农产经济的单一化，导致了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政策缺乏一定的了解。不少农民片面的认为土地是唯一的收入，不想将其流转。当地干部对于农民间的经营权处理较为冷漠，缺乏一定的教育认知与管理认知，造成了管理上的漏洞。因此偏远地区的土地纠纷问题很常见。

2解决偏远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的策略研究

2.1加强农民法律法规教育土地纠纷问题的根源多是源自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不了解，偏远地区的农民文化程度较低，在拟定合同及双方协商的过程中法律意识不强，因此也造成了土地流转问题的产生。要进一步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加强对农民法律法规的教育宣传，提升农民对土地制度的了解，这样才能够让他们合理保障自己的权益。有关部门要根据各个农村地点的发展特征展开，解决农民对于土地经营的未知问题，让法律法规延伸发展至各个地区，使土地流转走进法律制度的轨道中。

2.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土地是偏远农村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也造成了他们对于土地的过于执着，甚至出现纠纷。想要解决此类问题，必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这方面不仅仅包括农民经济保障等相关政策，对于土地的经营和使用上，也要结合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成，让农民有所依赖，增加其经济收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发展农村经济的根本所在，也是完善农村土地流转体系的关键一步，只有农民具有发展意识和法律意识，才能加快土地流转。

2.3建立土地流转信息平台袁规范相关程序土地流转问题的产生，与信息统计和程序的不完善有关，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做到的就是建设统一的管理平台，其中包括各地政府实地信息统计和网络统计，对每一笔土地流转交易进行统计，这样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纠纷去拟定解决对策，运用法律法规解决土地流转的存在问题。在程序的规范上，应当明确相关程序的流程，让农民懂得如何进行土地流转，怎样合理安排自家土地。在这两方面，一方面要建立好信息统计平台，一方面根据平台的统计信息去让土地流转程序化、制度化，这样才能够根本解决其问题，让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3结语

加快偏远农村地区的土地流转，有利于农村经济的总体提升，其根本的解决办法就是从农民法律意识、保障体系和信息程序规范这几点出发，解决土地流转问题，让农民生活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王淑章.快农村土地流转的调查与思考———基于四川省广汉市的调查[J].安徽农业科学,2015,(36).

[2]倪锦丽.吉林省四平市农户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分析[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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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01-0258-01

加强农村法制建设是推行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广大农村地区都在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深入开展依法自治，形成自觉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使农村的民主法制建设跃上一个新的台阶。近年来荆州市强力推进法治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农村法治化建设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广大农民遵法、学法、守法的意识在逐步提高。

一、荆州市法制建设的现状

1、荆州市法制宣传整体部署和规划

2012年是荆州市法治建设暨第6个法制宣传教育规划的强力推进年。市法治建设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法治荆州建设的实施意见》、《荆州市2011-2015年法治建设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规划》，围绕全面开展法治建设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搭建平台，丰富形式，整体推进法治荆州建设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为“壮腰工程”建设、全市经济社会协调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2、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明显增强

荆州市继续加强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群众生产生活、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全面推进村组学法中心户、农村“134”、社区“133”、乡镇“3个1”等阵地建设，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法律素质不断提高，农村的法制环境不断改善，农民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意识不断增强，民利得到了落实，而且，农民渴望参政议政的意识也在明显提高。农村的广大基层干部也逐渐开始树立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观念，管理村务的能力也逐步提高，农村矛盾纠纷得到了有效解决。

二、荆州市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荆州市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村级组织对新农村法制建设的认识存在偏差

村级组织对农村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认识不到位的问题。目前，在新农村建设中还普遍存在着注重农村经济建设，忽视农村法制建设的现象，过于注重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成效，从而轻视法制建设的进程和成效。许多村级干部不学法、不懂法现象还比较严重，从而导致不依法治村和不依法行政的问题突出。由于一些村干部民主法治观念淡薄，产生的比如在村干部选举中违背法定程序实施选举的问题，导致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透明度不高，在村民中的反响很大。

2、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有待提高

培养农民法治意识和提高法律素质关系到法治农村建设的成败。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国民尤其是农民受“重人治，轻法治”的封建观念的影响很大，他们的法治观念相比较而言相对淡薄。加上现如今社会上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农村的某些村干部也存在着以权压法，以言等不良现象，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农村土地纠纷的过程中对农民合法权益的损害，使法律的权威性在农民的心中也大打折扣，由此产生了农民对法律的信任危机。

3、急需改良农村普法宣传手段，普法宣传需要创新

现在农村普法教育“三缺”现象仍然较为突出，即缺少专职的普法团队、缺少专业的普法工作方式、缺少专项的普法活动资金，普法工作人员力量弱，装备差，普法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突出。现如今，特别是推行城乡一体化建设以来，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就业的多元化，导致农村普法教育出现了人员集中和时间安排难的问题。推行普法教育的过程中，普法方式过于单一化，仅限于传单的发送，标语和口号的张贴，发放普法教育的书籍等。由于受教育水平的限制，绝大部分的农民对于抽象和枯燥的法律条文是难以理解的，严重影响了他们学法的积极性，导致农村普法宣传收效甚微。

4、农村法律服务的质量和法律服务人员的素质有待提高

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农村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人员的地位和职业活动在法律上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基层法律服务所政事不分，缺乏自我发展的活力和有效机制。在职能作用和业务范围上，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律师等法律服务队伍的界限不明晰，容易形成交叉和矛盾。在农村涉及的基层法律服务数量少、质量不高，缺少稳定性。一些的农村经济纠纷案件告状难、打官司难、执行难的现象比较突出，农村法律服务工作人员具有不稳定性和自身的专业性弱，法律服务不规范现象同样比较普遍，这些都与新农村发展的需要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完善荆州市法制建设的主要措施

1、规范在推进普法教育中的村干部队伍建设，为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首先，村干部是普法宣传中的先锋队伍，因此加强对村支两委干部的法制培训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应该充分利用党校这一平台，举办基层农村干部法制培训班，主要是集中在农闲的时间对农村的干部分期和分批进行培训，或者结合当地的实际工作情况举办相关的法制讲座。

其次，规范干部的行为。针对少数村干部重“人治”轻“法治”，只是擅长下命令，不愿意抓服务，重视政策、轻视法律，说话办事随性大意等问题，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规范干部的行为，通过各种学习培训，加强观念的引导，是村干部的工作理念由“人治”向“法治”和“德治”的转变，工作方法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自身素质由“经验型”向“市场型”转变。只有这样，村级的各项工作才能真正做到“民主、公开、规范”。

2、加强对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提高农民的法律素质

要加强普法教育宣传。在进行普法宣传的时候，尽量在内容上与农民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同时加强法律至上的观念教育，逐步培养农民的法律意识和农民的法律素质。实行村民自治，逐步提高村民的法律意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实行村民自治，有利于拉近个人与国家法律之间的距离，从而会在不知不觉中就增强了村民对法律的意识，激起了他们的主体意识，进而很好的达到了认识到法律作用、了解法律的效果。

3、创新普法宣传的方式，使得普法宣传的目标得到有效的实现

基于湖北省委组织的全省“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市司法局和市依法治市办可以依托所有驻村工作组，开展全市“三农”法律知识竞赛，增加农民对法律知识学习的积极性。搭建阵地创新法制宣传教育。荆州市司法局除在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专门建立律师顾问组，直接服务全市新农村建设尤其是全省仙洪新农村建设试验区建设外，还应狠抓农村法制宣传教育的阵地建设，在乡镇广泛开展“3个1个阵地建设，即建立一个法制图书室、1个中心法制宣传栏、1份法制宣传小报；而在村一级则全面推进“134”阵地建设：即建设一个中心法律服务站和人民调解员、兼职法制副主任、法律志愿者3支队伍，建好法制宣传栏、村民法制学校、农家法制书屋、农村法制广播4个阵地，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和充分发挥法律服务职能，提高法律服务质量

积极为新农村的经济发展服务，为农民提供法律援助，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法律服务要力求服务到位，凡农村和农民中发生的例如农副产品的销售合同、婚嫁政策、子女抚养、父母赡养、财产继承、各种债权和债务等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法律问题，都要主动提供援助和咨询服务，尽量减少农民因不懂法所造成的的财产和精神损失。对于那些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更加要积极进行法律援助，保障其合法权益，以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优越性和法律的公正性。

篇12

一、案例陈述

在2013年4月份，四川省广安市枣山镇强华村11队得到土地被政府征用修建武警支队的征地通知，11队共有近30户村民，每户平均人口为4人，90%以上的家庭中只有老人和小孩在家看守。由于征用面积较大，涉及到全村30户村民的利益，按照常理与村民协商使得村民同意土地征用的相关补偿方案是一件费时费力的麻烦事，但这次政府官员花费了不到20天时间就处理好了。在房屋赔偿方案中，村民似乎很乐意接受政府的安排，但是在全村农用土地补偿方案上没有得到村民的一致同意，村民集体抗议政府的进一步施工，直到政府满足村民的要求才停止。

二、法律意识的三种表现

（一）房屋拆迁前。

村民在收到土地征用通知后，大部分村民有点不知所措，关于拆迁补偿的标准也一无所知，但是少数与村委会成员熟悉的村民会先一步得到这些信息，这群人会利用信息优势提前做好拆迁的准备，这里显示了不公平，不同社会关系的人在利用相关规定为自己谋取合法利益时存在不公平，普通的老百姓由于缺乏知识和经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接触法律法规，认为知晓并利用规章制度都是当官的人的权利，而自己就是负责接受政府的安排，这群人体现了一种“敬畏法律”的法律意识，而利用规章制度以及熟人关系的这群人体现了一种“利用法律”的法律意识。

（二）房屋补偿方案协商过程中。

由于房屋拆迁前村民的作为与不作为导致拆迁补偿金额会存在不同，在与村民正式协商房屋补偿方案的时候，村民对法律的接触很少，在补偿方案上他们追求的自身利益最大化。政府官员在协商过程中提出不配合政府工作会受到处罚，积极配合则会给予奖励。对一般日常生活中很少接触政府以及法律的村民来说，政府的这一声明具有很大威慑性，体现了村民的敬畏法律，所以只要在补偿方案上稍稍给村民一点利益驱动，他们很容易接受政府的房屋补偿方案，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官员利用村民的自我利益为中心和对法律的敬畏意识来快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因为对每一个单独个体来说，在不了解其他村民的情况下，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来决定是否在赔偿方案上签字，然而这里存在一个囚徒困境，就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时达到的结果对整体并不是最优的。

（三）房屋拆迁后。

最后村民因各种原因都在房屋补偿方案上签字了，政府就开始对村民房屋实施施工，在房屋的补偿款下发到村民手上之后，村民知道了某些村民获得额外收益，当时没有获得收益的村民就表现愤怒和不公，之前在他们心中代表正义和公正的政府并不是公平的，于是想通过更有权威的法律来制衡政府，这里村民由单纯的“敬畏法律”转变为“利用法律”的意识，但苦于对法律知识了解有限，以及政府合谋事件的证据不足，利用法律途径也不能消除他们的不公平待遇。这时，大部分村民在后面的农用土地补偿方案上采取集体抗议，他们不再相信政府的承诺，认为法律也是受政府官员控制的，通过法律途径不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利益，最后村民集体联合起来与政府抗议，对抗法律，采取的反抗方式就是躺在政府施工的挖土机下面以死要挟，或者在政府办公地方抗议，这些都是村民“反抗法律”的具体表现。

三、法律意识转变的原因

（一）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法律经验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法律意识。

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你的社会关系复杂程度，这时对法律以及规章制度熟悉程度（法律经验）不同，那么就会从“敬畏法律”转变为“利用法律”的法律意识形态，处在社会高层的人倾向于利用法律，因为他们懂得法律规则，拥有各种技巧和资源可以为他们追逐利益服务，而社会底层的人很少接触法律，也没有可以利用的法律资源，就处于敬畏法律的状态，一些日常生活小事都不会把他们认为的“神圣，不可触摸的”法律牵扯进来。

（二）自利心理导致法律意识的转变。

由于人都是自利的，都在利用能够利用的手段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他们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可以以各种方式挑战法律的权威，即便最开始他们认为法律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象征着公平正义，在获取一定的社会经验之后，他们转变了对法律的态度，法律不是纯洁的，他与利益交织在一起，当处在社会地位末端，要想通过法律获取正当利益是不可能的，那么就要采取非正式的途径来争取利益，同时要把个人利益放大到集体利益中，集体反抗法律才是有效的。由于自我利益的追逐，人们采取了非正式的手段来反抗法律。在一个处于被忽视的社会环境中个人的不公正待遇同样容易被忽视，虽然在以性命为条件来抗争法律时能够获取短暂的成功，但是这一方式不具有持续性成功，只有联合集体的力量用非正当的方式反抗法律才会获得应当的权益，这就是当下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农民的法律意识。

综上，从土地征用事件中可以看出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农民的法律意识的转变，以及由于社会地位低，法律经验不足和自我利益追逐的心理形成的法律意识的现状，要想提高这一部分群体“利用法律”的法律意识，采取法律途径维护自己权利，最需要做的事就是重新建立他们对法律的敬畏，树立法律在人们心中的公平、正义的意义，拓宽社会边缘群体可以利用的法律资源，让他们通过利用法律也能获得自我利益的实现，而不是采取一些恶劣的非正式手段反抗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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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091-01

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农村地区是实现依法治国最终目标的根本和薄弱环节。因此，加强农村地区的法制建设势在必行。现阶段农村地区在法治建设基础方面已初具成效。但由于农村地区存在着人口多、地域广以及经济、文化条件比较落后的情况，农民的法律意识薄弱的问题仍然存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对新农村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新农村社会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法治建设的体制不完善

现阶段新农村社会法治文化建设中，存在法治建设体系不完善的问题。一方面，由于有关法律尚未落实到农村地区，法律的空白对农民提高法律意识造成了不利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法治建设体制的不完善，使建设工作不能完全落实。

（二）农民法律意识淡薄

农民法律意识薄弱是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又一问题。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农民在遇到困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而是依靠经验甚至暴力解决。这是现阶段农村法治文化建设难以落实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的矛盾纠纷以及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很多情况都依赖于农村地区村委会以及其他农村管理者的“人情评判”，这就使农村地区的法治文化建设存在落实难的问题，法治文化构建秩序较为混乱。

（三）部分地区法治文化构建基础设施匮乏

现阶段新农村法治文化构建的过程中，对经济基础的要求较高。由于农村经济基础设施落后，现阶段新农村法治教育还存在落实难的问题。农民文化知识的缺乏源于农民文化水平的落后，农民文化水平落后源于农村经济的落后。如此循环看来，r村法治文化缺乏根源在于经济基础的薄弱。

二、新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改善措施

（一）对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体系进行完善

农村法治文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难题之一便是法治文化建设体系的不完善。法治文化建设工作存在断断续续、不成整体的现状，因此，填补法律空白，填充法律空白期，让法律不再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而是脚踏实地，落地生根。构建常态化、协调运作的统一体系是提升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在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也可以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对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献计献策，对体系进行完善与升级，使现阶段法治文化建设得到整体性的提升。例如，农村地区社会工作者可以结合实际召开一次会议，对现阶段农村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及时地发现问题并予以有效的解决。

（二）加强对农民的法律知识教育

在建设法治国家、加快建设农村地区法治文化建设进程中，农村法治状态，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程度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当对农民的法律知识教育给予充分的重视。社会工作者在对农民进行法律知识宣讲时，应着重对村民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法律问题进行普及，增强宣传的针对性，传播农民真正需要的法律知识。使其在解决问题时能够明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加快农村法律知识教育的整体性进步。例如，法律工作者可以着重对征地拆迁以及醉酒驾驶等方面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讲解的方式可以采取打“组合拳”：定期邀请法律专家召开宣传讲座，定时村内广播，建立公众法律咨询热线、微信号等。

（三）提升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入的力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设施薄弱是现阶段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财政投入；另一方面，村委会也可以运用创新发展的理念，拓宽投融资渠道，多方吸纳资金实现“自筹”，夯实农村法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石。使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有效的提升，教育程度也得到有效的提升，以此来实现农村法治文化建设整体性的进步。

综上所述，农村地区的法制建设是现阶段我国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影响，在我国农村内部法治文化建设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现阶段应该从对农村内部法治文化建设的体系进行完善、加大对农村地区村民的法律知识教育以及与政府的财政部门联合，提升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这几个方面进行入手，有效改善现阶段我国农村地区现阶段的法治文化建设状况，提升整体质量。

参考文献：

[1]金鑫，肖宇亮.校地互动视角下的新农村法治文化建设[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