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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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把握数字文化经济价值高地，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

一是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资源，文化、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价值。过去，我国文化产业主体市场竞争意识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竞争力的主动意识，导致在企业主导的网络平台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传统文化产业难以形成集聚化经营资源和竞争优势。在当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期和机遇期，文化产业应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调整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加快推进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进程。二是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文化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文化资源和内容数字化加工处理，而是涵盖文化发展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将优秀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网络经济价值的资产。过去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遗产资源全拿过来，不分优劣、不谈价值地全盘转化，这是缺乏意义和效益的。文化遗产资源是整个中华民族拥有的财富，是全社会的和公益的。这些资源只有在有限权责下经过加工整理处理，形成可复用、可转换的资产，才会具有经济循环的产业价值。其次，要积极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形成数字文化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秩序。按照新型数字经济运行格局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以及社会化监督生态化体系构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场监管、数字版权保护、舆情风控与文化传播安全、文化服务信用和服务质量保障等功能的数字文化市场治理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数字文化市场治理现代化；建立数据隐私保护、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服务等公共基础服务体系，将公共资源和个人隐私信息数据采集从各类互联网应用中剥离，统一下移至公共基础服务体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体系，保障产业生态中各方利益，打击垄断性定价，杜绝价值迂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社会化监督及辅助管理体系，强化从业自律及社会化监督管理功能。

篇2

一直以来实体经济通过固定的销售场地和销售方案，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但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通过互联网络进行消费购物，打破传统实体经济固定的消费模式，也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这样就导致大量实体店铺倒闭，给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为此，需要积极推动实体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转变实体经济经营模式，从而满足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一、发展电子商务的意义

（一）充当坚固地基，提品支持

电子商务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的局限性，使实体经济拥有了更加广阔的涉及范围与经济流量，进一步降低了实体产业发展成本。为了推动我国经济稳健发展，必须科学认识电子商务的经济价值，以电子商务助力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国民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实体经济能够生产社会所需的各种重要产品，提供大量的社会就业岗位，所以实体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生产大量的产品，电子商务也就无法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在实体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还能够创造更多生产资料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二）提供售后服务，满足客户需求

电子商务最主要的目的是销售产品，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必须通过与商家进行联系与沟通，才能够确保服务完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很容易造成售后服务无法有效落实，进而打消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最终会使得电子商务无法持续运营。

（三）建立品牌效益，提供信誉保障

电子商务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同样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良好的购物体验。但是电子商务平台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很难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各种参差不齐的产品质量也会出现许多安全隐患，很多消费者对于不同的品牌，缺乏足够的了解与信任，所以依然会选择去实体店进行体验或试用。通过实体经济可以带给用户最真实的感受，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

二、电商经济发展带给实体经济的主要冲击

（一）竞争激烈实体经济萎缩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实体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电子商务不用缴纳各种房租、水电、人工费用，所以能够节约成本，使得电子商务平台的售价显著低于实体经济的售价，这样就使得广大消费者更倾向于在网络上购物。在我国很多电子商务高度发达的区域，通过发达的快递业务支持，能够实现当日送达，这也使得实体商店，随买随走的优势不在，有了电子商务的竞争之后，很多企业为了大力支持电子商务往往会给予电商平台更多的优惠力度，这也使得很多消费者由线下购买转为线上购买，提高了电子商务发展的效果，导致商品总需求量饱和，实体店的经营优势受到影响。

（二）成本上升，经营困难

目前，电子商务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销售地点没有限制，所以电子商务所面对的用户比实体经济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可以直接从厂家发货，免去了库存压力和其他中间环节，可以有效降低售价。要经营好一家实体店，必须要选择良好的地段，支付许多租金，这样就造成商品的附加成本提高无法与实体店形成竞争优势。这些因素都使得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影响。

三、促进电子商务，助力实体经济的策略

（一）调整销售渠道，提高服务质量

通常来说很多消费者都不愿意在电子商务平台购买贵重物品，一方面是担心假货，另一方面是担心运输影响产品质量，所以实体店应该积极针对电子商务经营的问题进行分析，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推动实体店的销售水平全面提高，在日常销售产品的过程中，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充足的试用体验，让消费者感到产品的性能从而增强对产品的购买，此外实体店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为每一位顾客带来宾至如归的体验，从而更好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另外，要给予用户恰当的购买建议，将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确保消费者获得更良好的服务体验。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停车场、部分人性化地区的布局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非常重要，该投资可以有效促进顾客满意，加强实体经济管理效果。实体经济参与经济活动时，可以进行多种色彩的优惠活动，坚定地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同时，制定长期的开发战略，积极推进忠诚顾客的确保，经常举办忠诚顾客的反馈和优惠活动。实施媒体宣传以提高可见性，实体经济在宣传自己时，可以通过目前流行的微信和其他平台积极宣传和发展，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通过这些媒体平台，实际经济可以有效地加强实际卖场的可见性，提高竞争力。目前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也为实体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提供了很多机会。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实体经济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重新包装自己，提高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二）增加社会就业，物流业新发展

电子商务平台，需要大量的人工服务作为支持。包括网页设计师、客服人员、平台运营维护师等。随着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物流行业的需求不断扩大，因此，新时期应高度重视物流系统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全新的物流服务。实体经济需要转型升级，构建完善的物流体系，增强货物运输的整体质量与水平，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电子商务具有明显的开放性，而且不受地域的阻隔可以增加贸易机会，有效打破乡村地区信息闭塞的问题，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可以将农产品卖到城市，为农产品打开销路，增加农民的整体收入。将电商作为新型业态，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农民快速脱贫致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新时期农村电商会成为市场发展新的增长点，而为了保证农村电商规范化发展，必须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体系，提升农村电商品牌的教育模式，是加强对广大农民电子商务技能培训，真正的搞活农村经济。为了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更多机会在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搭建数字化快消平台，通过线下订单转化为精准的数字流控制，由经销商到批发商再到终端销售全过程信息管理，能够实现连锁体系快速升级与发展。同时也要进一步转变数字化的营销模式，为企业了解消费者实际需求提供重要的参考，通过打造个性化品牌与年轻消费者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从而丰富线上线下的品牌活动，周边产品设计，为产品提供更多的流量入口，同时也能够对消费者的需求升级进行全面分析，在品牌推广时还要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活动，充分发挥销售的作用，积极围绕产品特点打造一系列的主题营销活动。

（三）满足顾客需求，适当给予优惠

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充足的配套，基础设施做保障。在实体经济受到电子商务巨大冲击之下，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纷纷提出新零售的销售模式，由线上逐渐转变为线下进一步反哺传统的实体零售业，通过使商品数字化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入发掘，能够进一步了解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所以在未来的实体经济生产中，能够对消费者的消费实力和消费行为进行跟踪报告并制定精准营销策略，满足中高端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此外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直接实现线下商业选址和运营，为中高端消费者的服务做好准确的用户匹配。同时也能够形成集餐饮、超市、加工、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复合服务，使得新零售业态，增长速度非常明显，在电子商务时代下网络购物的快捷高效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生长，同时消费结构升级也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线上购物具有非常多的明显优势，具有便捷低价的优点。在线上购物中却无法实现真实的消费场景，所以线上购物体验与线下门店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商品品质要求不断增加，纯电商模式也必然发生变化，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共振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网店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也拉动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过新的零售行业，能够实现融合新零售的发展模式，通过对传统门店进行改造升级，能够全面提高门店的综合效益，这也意味着线上线下营销模式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惠条件。在新零售模式出世之前，线上零售与线下零售的对立关系非常显著，尤其是很多线上购物享受着互联网发展的红利，致使线下零售造成明显冲击，甚至还有部分实体店处于濒临倒闭的状态。

四、结语

随着新零售消费模式的融合，能够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进程，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多种手段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服务，而且在物流产业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商品供应链也得到有效优化，促使线上线下相结合，在新零售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为用户节约更多的时间。要想和电子商务竞争，实体经济还要积极提升自己的服务态度，将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让顾客得多更好的优质服务体验。

参考文献：

[1]郭爽.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究[J].国际公关,2019(09):294.

[2]关伟哲.电子商务对实体经济的拉动和促进作用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9(21):156-157.

篇3

大数据不再是空中楼阁，商业生态随之重构，数据科学家成为关键岗位，数据分析人才变得抢手。甲乙买卖、甲方乙方化、战略合作、合资公司、跨界融合，大数据市场的五种合作模式的适应性也建立起来。微观的数据决策力，未来可能累加成为社会管理工具，用算法取代人为制定法律来管理生产、分配社会资源的图景已经在描绘。与此相对，警告的钟声响起，科幻电影中一个数字系统统治世界的危险前所未有地迫近了。

区块链正是数据算法用于规则制定的著例。数字货币挑战着所有国家中央政府的发钞权，金融行业却热情地拥抱它。而且不惟金融，专家说区块链“万业可用”。政策制定者已经反应过来，2016年1月，英国首席科学家把区块链列为国家战略。它最大程度排除了人为因素，显示出作为建设诚信社会基石的样貌。

应用区块链，金融业一马当先。其他数字技术，金融业也乐于尝鲜。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称为“互联网金融”，从去年到今年热度不减。今年的新气象是互联网金融有全面铺开的势头，数字货币、大数据金融、信息化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门户等细分领域，共同组成了互联网金融的生态布局。互联网金融中出现的信用问题，引起政府部门的“专项整治”。随着监管的推进，互联网金融竞争格局中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显现出来。

像金融业一样，数字技术带来的业务灵活性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分享经济”这一饱含着尝鲜因子的商业模式在逆袭和改变着传统消费观念，将社会海量、分散、闲置的资源平台化、协同化地集聚、复用与供需匹配，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创新的新形态。2016年，分享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分享经济鲜明地支持和促进态度。分享经济平台作为移动互联网的产物，通过移动LBS应用、动态算法与定价、支付、双方互评体系等一系列机制的建立，使得供给与需求方通过分享经济平台进行交易，也因此迎来了更大的市场机遇。

分享经济还只是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的版图中的一角。2016年，互联网技术充分发挥其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域之中，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更为制造业、电商、物流、农业、金融等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转型机遇和突破。今年，“互联网+”不再是一个飘渺的概念，互联网技术开始对传统企业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行业从以服务为主走向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通过创新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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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化腾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6%，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口，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篇5

这是在一年左右时间里互联网发展的又一个关键转折点。上一个转折点发生在2016年8月，当时全世界市值最高的五家公司中，第一次没有了石油公司、金融公司、工业公司、零售公司，全部变成了互联网平台型公司，当时市值最高的苹果公司市值为5820亿美元（现增长到8770亿美元）。

根据我们的统计，当时腾讯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在2000亿美元，排名分别为全球第十、第十一。

而在一年的时间，这两家中国互联网公司市值翻番，业务高速增长，腾讯继续强化自身社交优势去连接人，而阿里巴巴强推新零售。

如果两家公司当下的发展愿景能落实，估计市值还会继续增长。

这两家公司对宏观经济与人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它们的协助下，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进一步数字化、网络化；从经济全局看，数字经济不再是愿景和期望，而是真切的现实。

进入平台时代

但在我看来，这些排名靠前的公司不只是科技与互联网公司，它们更重要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是互联网平台型公司。更准确地说，

这些巨头是平台型公司里的“基础性平台”(foundational platform），

在我们的生活、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中，它们扮演着近乎基础设施的角色，

通常它们的姿态是建立“开放平台”。

从它们往下看整个互联网业和在被互联网改造的领域，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平台在涌现、成长。

总的来说，2016年8月第一次转折点和这一次两家互联网巨型平台的跃升都揭示一大趋势，技术和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的关键是“互联网平台”。

从2016到2017年，我们迎来了一个以“互联网平台”为关键词的战略转折点：

第一，平台成长到与市场、企业同等重要的位置；

第二，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公司形态从产品型公司转向了平台型公司；

第三，技术驱动的互联网平台成为经济、社会与生活中新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式。

关键词：互联网平台

互联网平台上所呈现的是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与大规模社会化协作。

互联网平台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强大、同时又最具创新精神的关键部分。

互联网平台连接人的线上线下生活，融合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成为经济与社会的新主角。

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信息革命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发展至今，在移动互联网将更多人带入网络之后，数字世界和原子世界开始融合。

我们看到，融合互联网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是互联网平台，不管它们是技术公司创建的，还是传统公司转型创建的。

理解平台

在这种情况下，看清、看懂互联网平台，成为我们理解互联网的关键议题。在2017年初与腾讯研究院合作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分析总结出互联网平台的九大特征：

基础特性是连接、数字化和好产品；

技术特性是云计算大数据、移动终端、社交化；

功能特性是匹配、赋能和生态。

今年，MIT两位数字思想家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出版新书《人机平台》(machine， platform， crowd)，他们以机器（machine）所代表的人工智能、平台(platform）所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大众（crowd）所代表的分享众包作为描绘未来路线图的指路明灯。

在我看来，机器是技术变革，平台是市场变革，大众是组织变革。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很关注人工智能和分享经济，现在我们应至少同样重视“互联网平台”。

作为函数的互联网平台

过去几年 ，中国讨论互联网时有一个说法是“互联网+”。从修辞上讲，“互联网+”是一种暗喻，指互联网+产业=新产业。

同样地，我们也可用暗喻的方式看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平台可视为一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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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方案”里的重要内容，《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的出炉，让数字经济成为与会各国创新增长方式、注入经济新动力的共识。面对起伏不定的世界经济形势，网络信息技术等产业再一次提供了发展的风口。时隔半年，新华三于日前在G20峰会会场上举办了一场以“新IT 新经济”为主题的Navigate 2017领航者峰会。

新IT 新经济

如今以互联网为依托，数据资源为核心要素，信息技术为内生动力，融合创新为典型特征的数字经济革故鼎新、大势已现，自身发展及其对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均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成为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也是全球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以及信息安全则成为关涉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此时新华三提出的“新IT”无疑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在新华三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于英涛看来，新IT+新经济的组合，不仅促进各行各业的进步，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也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制度建设与行业形态的重大变革。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在信息数字化的基础上，实现信息加工处理的专业化与产业化。数字经济的规模包括了“数字经济基础部分”，即信息产业本身；以及信息技术对其他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与效率提升的“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在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下，新华三提出“应用驱动 云领未来”全新IT战略，将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以信息化的手段为载体，利用信息化的技术去实现社会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

数字经济的发展

对于中国来说，数字经济既是中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变量，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增长的新蓝海。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网民7.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1.7%，数字经济占GDP的10.5%……这些激发人们想象力的数字，反映着中国数字经济带来的效应，数字经济，正为中国经济营造出热气腾腾的发展场景。

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经济规模上，也渗透到人们生产和生活中的各个角落。站在城市的街头，串街走巷的外卖小哥、各种颜色的共享单车，甚至连路边的煎饼果子都可以扫二维码支付，明显能感受到数字浪潮带来的冲击。

人们的生活围绕着四个主要的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社交网、移动。新IT带来新的数据，数字经济已经实际出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转型是必须的。

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和制度变革，正以数字化的形式发挥作用，当实体经济搭上数字化的顺风车，一场以数字化为形式、以技术进步为手段、以经济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第三方研究机构IDC中国区总裁霍锦洁认为：“未来，企业IT基础设施和软件支出有三分之二以上将用于基于云的产品，全球每5个互联‘事物’就有1个在中国。”

数字化经济的六大特点

IDC的数据显示，第三平台和解决方案支配IT支出，年度复合增长率达到11.8%，到2020年将达到4万亿美元。在中国，数字化转型经济时代来临，政府将大力支持数字经济的发展。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第三平台市场，信息和通信技术花费将达到8440亿美元。

IDC从互联“事物”、巨型云平台、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数据提供商、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客户/DX使用案例这6大维度，全面阐释当今的数字化经济，评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互联”事物：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和物联网的逐步成熟，万物互联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简言之，现在主要处于人与人连接的时代，以后人与物、物与物的连接将会普及，万物互联是最终目标。

根据IDC的数据，2016年互联的物联网端点达到150亿，到2020年将达到300亿，2025年更是达到800亿。而包括农业、公路、金融等各行各业的物联网支出将达到1.3万亿美元。

巨型云平台：云已经成为IT发展的主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云计算都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技术驱动力。而云2.0的到来，分布式架构的采用，到2019年，43%的互联网数据将在云边缘地带得到处理。

云的普及让安全成为一切的基础。根据IDC预测，到2020年，IT领域顶级安全服务将从云端提供：云驱动加密、威胁分析、区块链和合规性。同时，值得信任的云或者“可信云”成为企业上云的重要考量因素。

DX开发人员/数字化供应链：到2020年，DX团队将从外部开发者社区（通常为开源社区）采购80%以上的解决方案组件。

数据提供商：在大数据时代，数据能够创造价值，发现新东西。但是现在各行各业的数据不流通，企业数据源依然有限。然而到2018年，拥有DX战略的企业将把外部数据源扩大至少3到5倍。

渠道/数字化GTM合作伙伴：到2020年，云服务提供商70%以上的收入将借由渠道合作伙伴/经纪人产生。

客户/DX使用案例：IDC预计，2019年，全球企业将在技术和相关服务上支出2.1万亿美元来实施和管理DX举措。

信息技术走向融合

数字化成为企业关注的重中之重，从流程、业务和运营都在走向数字化。数字经济已成为新一波浪潮，技术成为企业转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企业正迎来新技术产业的黎明。

数字经济的发展，依靠的是信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的创新交替引领、彼此促进。新IT则是数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信息化技术变革的聚合，它从IT基础设施的虚拟化、资源池化开始，融合了大数据、大互联平台、大安全防护以及创新的服务与模式，为应用的创新提供支撑。

于英涛表示，新华三一直十分积极参与国民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并将“引领新IT，助推新经济”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诉求。通过持续的创新投入、完善的服务以及全面的生态合作，新华三有信心也有能力让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常态”，更好地支撑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建设与转型升级需求，橹泄新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篇7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现代科技为引领，以现代制造业为基础的新的产业革命，必将成为全球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把互联网智能赋予到工业资产中去，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化两化融合的基础上，加快实体经济与互联网的全面融合，将会使当前这场产业革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所工作和生活的世界也会更加色彩斑斓。

当前新军事革命以联合化、数字化、网络化为重要特征，在由现行机械化军事体系向未来信息化军事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军民融合也要适应新军事革命方向。

一是军民融合体系建设，特别是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要突破体系束缚，促进科研、管理、市场化等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有针对性的进入战略新兴产业，我们选择了软件信息服务、信息安全、海洋信息、卫星导航等领域；二是转变能力模型，要按照市场核心功能管理军民业务，建立面向重点能力建设项目的军民融合试验点；三是机制生成和转化，要在国家战略部署指导下，探索建立符合实际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军促民、民参军”的激励政策和组织机制，探索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优化资源配置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四是军民融合人才培养，要从军民融合产业管理、研发、营销等不同岗位的需求特色选拨、任用、发展人才，打通人才融合渠道，激发员工创业、创新的热情与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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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经济产业发展背景及现状

2017年8月，市委四届三次全会提出“把宜春建设成为‘省内领先、全国知名’大数据产业强市”，并将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建设、管理和运营的重任交给宜阳新区。此外，宜阳新区中心城市建设职能基本完成，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发展智慧经济产业是推进全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最优路径。为此，新区管委会举全区之力完善基础、配套政策、加速推进。两年来，新区高规格设计、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高起点、高要求、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强素质、塑形象、优环境提升化企业服务，多措并举稳步推进智慧经济产业发展，在全区上下的艰苦奋斗和努力拼搏下取得了喜人成绩。

（一）突出产业规划围绕“省内领先、全国知名”发展目标，邀请中国信通院的专家团队高层次、高起点规划编制了《宜春市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产业发展规划》，聘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潘云鹤、中科院人工智能首席教授张文生、中科院季统凯博士等10余名专家担任智慧小镇发展顾问，为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发展制定了发展战略规划。明确了2020年底，计划年引进培育30-50家大数据企业，带动就业超过5000人，年营业收入突破60亿元。到2025年底，大数据企业累计100-200家，引进培育2家以上十亿骨干企业，带动就业超过2万人，年营业收入突破300 亿元。到2030年底，引进培育2家以上百亿骨干企业，带动就业超过5万人，年营业收入突破800 亿元。

（二）突出平台建设1、产业承载平台

以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为核心承载平台，大力推进“两中心两基地”等重点项目建设。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规划用地2万余亩,分三期实施：第一期1350亩,聚焦智慧城市和产业转型，重点建设“两中心、两基地”即数据中心、呼叫中心、孵化基地、双创基地。其中赣西云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12.7亿元，占地面积约74亩，建筑面积4.82万平方米，按照国际最权威机房认证体系T3等级，将安装4000个8千瓦的高密度机柜，特点是密度最高、等级最高、颜值最高，是华东区域最大的云数据中心，一期1000个机柜将于10月底投入使用。呼叫中心、孵化基地、双创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4.36亿元，占地面积约280亩，建筑面积44.6万平方米，今年10月底可投入使用14万平方米。第二期5360亩，位于高铁站西南侧，聚焦产业创新，将重点建设产业创新基地、产业实训基地、知识产权中心及落地智能制造基地，目前土地已完成征迁工作。第三期1.6万余亩,位于一期东侧，聚焦应用研发，将重点建设应用研发基地和检测认证中心，落地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行业。

2、产业运营平台

为推进智慧经济产业发展和建设、管理、运营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成立了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建设指挥部和领导小组，设立了大数据运营公司负责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建设、管理、运营和推进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目前，大数据运营公司拥有员工30多人、5个职能部门，承担起了大数据产业园区的项目建设、后勤保障、企业服务、招商引资、资本运作、资源整合等重任，完成了大数据产业园临时办公区、云数据中心、“一中心两基地”、大塘变电站、智慧党建中心、呼叫中心示范基地、蓝海彤翔渲染云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为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突出产业配套1、产业政策配套

为推动产业发展，宜春市出台了《宜春市关于支持大数据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宜春市引进培养创新创业高层人才“双百计划”实施办法（试行）》等政策,市大数据管理局出台了《宜春市 “企业上云”云资源服务奖补实施办法（试行）》。在此基础上，宜阳新区细化出台了《宜春市宜阳新区关于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试行）》，从数据产业、数娱产业、总部经济、外包服务、企业培育等11个板块为企业提供落地扶持，入驻企业可享受税收奖励、生产设备购置补助、企业上市奖励、总部经济开办奖励、著作权奖励、营收上台阶奖励、高管个税减免等多维度的政策支持。

2、产业服务配套

根据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特点，在配套服务方面，采取“4+2”的配套体系，即4个平台、2个中心。

四个平台：一是创新平台，大数据产业园获得了省级、市级众创空间授牌，目前申请的“江西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大数据与产业融合创新）”正在审批中，同时与网易合作建立了联合创新中心，为企业提供孵化基地；二是金融平台，设立了30亿元的大数据发展基金，将建设10万平方米的金融中心，用于落地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行业，为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三是人才平台，大数据产业园和宜春学院、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为入园企业提供人才保障；四是公共服务平台，成立了专门的服务团队，并建立了网上企业服务超市，可以为入驻企业提供从工商注册、纳税申报、记账、法务咨询等一条龙、一站式服务。

两个中心：一是居住中心，已配有390套人才公寓，并将在小镇一期再建人才公寓，为企业人才提供生活保障；二是商业中心，在园区内将建星级餐饮、休闲广场、绿地、电影院、健身房、咖啡厅、酒吧、24小时便利店等生活、休闲、娱乐设施，搭建“产、学、活、乐”全生态，满足企业人才高品质生活需求。

（四）突出产业招商

围绕能够品牌效益的智慧经济、能够带来海量数据的数据经济、能够带来经济总量的环保经济、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总部经济四个方面开展招商引资，以数字娱乐、人工智能、VR/AR产业为发力点，逐步导入智慧城市、产业融合、呼叫服务、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大数据关联产业。用一年多的时间，签约各类项目95个，48家企业注册运营。

今年上半年，抢抓“招大引强‘百日千亿’攻坚战”的契机，先后外出招商23次，对接项目76个，签约项目41个，亿元以上项目4个，其中亿一集团儿童动漫城项目投资金额40亿元，今年4月已开工建设，预计2022年5月正式投产运营。截至目前，2019年新签约孵化项目35个，注册率达75%。并且，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借11月份开园契机，将集中包装和签约近200个线上线下企业，全面激活产业园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优势。

（五）突出产业融合

以大数据应用与产业融合创新发展为引擎，紧抓公共服务数字化、本地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这三条主线，宜阳新区加强与宜春市其他各县市区的联动，实行1+N产业空间布局和“131”工程。以公共服务数字化为突破点，建设智慧城市，发展政务大数据、民生服务大数据与城市治理大数据应用。将公共服务数字化工作作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突破口，由政府牵头引导，加强县市区联动，提升宜春各县市公共服务信息化建设水平，汇聚公共服务领域数据资源，开展公共服务领域创新应用。以本地产业数字化为需求侧切入点，支柱产业、特色产业大数据应用两线齐进。从产业发展需求侧切入，切实推进锂电新能源、中医药、传统制造业、绿色农业、文化旅游业等本地支柱产业大数据应用，推进无车承运物流、安全生产服务等本地特色产业大数据应用，以产业数字化示范应用项目提升本地企业创新能力，并吸引大数据企业汇聚宜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宜春实体经济的融合。

二、智慧经济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为推动转型升级和高质量跨越发展，宜阳新区全力建设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突出智慧经济产业发展顶层设计，高效推进智慧经济产业招商引资及产业培育，虽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但是目前智慧经济产业发展仍然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十分凸出。

（一）智慧经济产业发展探索不够

宜阳新区围绕智慧城市、游戏娱乐、产业融合、呼叫服务、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大数据关联产业大力开展招商推介工作，建设了“两中心两基地”等一批大数据基础性设施项目，引进了华为、网易必创、蓝海彤翔、华洋、灵猫有数、康灿科技、太城、影呼、中华网库等一批大数据企业，有序推进智慧经济产业发展。但是，目前智慧经济产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产业生态发展不平衡，产业领域发展探索不够充分。尤其表现在产业招商仅限于大数据的存储、应用等领域，大数据的挖掘、分析、交易等领域缺失；产业培育重点关注大数据关联产业的企业引进，有潜力、有需求的本地大数据产业孵化滞后；产业发展专注解决智慧城市、智慧应用等问题，忽视了未来消费级大数据产业规划和建设。（二）智慧经济产业发展效果不明显

智慧经济产业发展效果不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实体经济融合效果不明显。智慧经济产业要纵深发展，需要与全市县域实体经济深度结合，需要各县市区及工业园区的深度参与。当前，宜阳新区全力打造智慧经济产业发展，但与各县市区联动不强，县市区政府、工业园区重视不够、参与较少，未能有效推进大数据平台打造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二是智慧经济产业品牌影响力不明显。当前，全国各地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百花齐放，省内外市场竞争激烈。宜阳新区发展智慧经济产业起步晚、基础差，目前尚未成功打造省内外知名的产业品牌。三是智慧经济产业经济效益不明显。截止目前，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没有一家营业额过亿或纳税超千万的大型企业，大数据产业园区所有入驻企业2018年纳税总额不超百万，经济效益回报速度较慢。

（三）智慧经济产业专业人才短缺

人才是发展的关键要素。宜阳新区制定了一系列的人才引进奖补政策，但是由于地缘、薪资、政策配套等因素，外部高端人才引进缺乏足够吸引力。目前，大数据公司及园区其他企业现有的人员皆不能满足发展需求，尤其是技术类人员缺口较大，有相关企业因专业人才招聘不到位而难以开展业务。若无长期人才培养和输出机制，大数据产业园将长期面临人才短缺问题，严重制约智慧经济产业发展。

（四）智慧经济产业平台承载能力差

当前，智慧经济产业特色小镇正处于投资建设期，云数据中心、双创基地、孵化基地、呼叫中心、金融中心等产业承载平台尚未投入使用，发展资金投入较少、政策力度小、融资能力弱，且大数据产业园缺少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智慧经济产业平台承载能力差、市场核心竞争力较弱。

三、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针对宜阳新区和智慧经济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宜阳新区智慧经济产业，今后宜阳新区应重点抓好以下关键措施的落实。

（一）围绕“产业发展”，打造多元化产业链

发展智慧经济产业，需充分挖掘市场需求，完善智慧经济产业链，应做到“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数据为王”战略。利用云数据中心、“一中心两基地”资源优势，围绕数据存储、智慧应用等关联产业板块，开拓企业“两化”、企业上云、智慧应用运维等业务，打造好政务服务、民生服务、城市管理大数据中心和呼叫中心，快速汇聚海量数据。二是坚持做好“数据加工厂”，做好数据的挖掘、分析，形成旅游服务、电商服务、数字文娱等消费级的大数据，抢占有效数据交易市场。三是坚持做好数据应用，围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领域，做好软件项目开发、技术服务等产业。四是坚持发展重点智慧产业，围绕游戏动漫、影视娱乐等关联业务板块，大力推进云渲染、游戏开发、游戏运行、电竞赛事等产业发展。

（二）围绕“产业融合”，打造统一平台

发挥市场作用，政府与企业、各县市区联动，全市一盘棋打造统一大数据平台，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大数据资源，推动大数据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

一是大数据与本地优势资源融合发展。建议围绕宜春锂电、医药、旅游、文化等优势资源，宜阳新应区大力推进“大数据+N”的的发展战略，打造锂电新能源、中医药健康、新旅游等大数据平台，促进智慧经济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二是大数据与各县市区优势产业融合发展。建议围绕宜春锂电、中医药、烟花爆竹、运输、陶瓷、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全面进行数字化、信息化改造，同时入驻宜阳新区智慧小镇“双创基地”办公，宜阳新区负责提供云服务、大数据研发技术支持等，加强县市联动，形成全市一盘棋的发展态势。

三是大数据与智慧城市应用融合发展。建议由宜阳新区率先启动城管、供水、供电、交通等智慧城市应用的“两化改造”，为智慧城市应用服务企业提供软件项目研发、技术支持，同时集中展示、集中推广智慧应用，全面提升中心城区信息化、数字化水平，提高社会参与度和影响力，培育全市智慧城市应用的良好生态和发展基础。

（三）围绕“产业品牌”，打造区域特色

宜阳新区应结合本土实际和特点，走差异化发展路径，着力打造具有宜春特色的智慧经济产业品牌。

一是大力创建新品牌。建议：做实、做强已有的“江西省锂电大数据中心平台”“中国VR电竞产业共建基地”“江西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大数据与产业融合创新）”，打造成行业标杆和示范；围绕VR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大健康、人才培养等方面先试行，争创“江西省VR产业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江西省传统产业数字化创新示范区”、“江西大健康大数据应用创新示范区”、 “全省大数据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等特色品牌名片。

二是重点打造数娱产业品牌。建议：在机构、资金、产业孵化等方面完善配套，比如：成立数娱产业发展办公室，财政设立数娱产业专项扶持资金，联合市级1+5平台公司成立数娱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等，整合资金优质吸引优质数娱产业项目落地，建设数娱产业发展示范基地，促进数娱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将数娱产业打造成为宜春大数据产业的品牌。

三是着力创建宜春特色产业品牌。建议：整合锂电、中医药等优势资源，搭建大数据发展平台，加强产业数据分析、统计、应用，以大数据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打造宜春特色的智慧产业品牌。

四是打造大数据行业品牌。建议：一方面争取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支持，建议发起成立全国性的数娱产业、锂电大数据产业、中医药大数据产业、农业区块链应用产业联盟、数娱产业协会等，实现行业内信息共享、资源互推、互惠互利，在大数据产业行业内形成品牌影响力。一方面定期举办大数据产业高峰论坛，把高峰论坛打造成像月亮文化旅游节一样的宜春特色品牌，使之成为市民的节日、企业的盛会、招商的平台，提升宜春大数据产业的知名度、品牌度、美誉度。

五是打造大数据产业标准。围绕锂电、中医药等优势资源，引进锂电、中医药、大健康等科研机构、检测中心、认证中心，汇聚同类大型大数据企业，打造全国认可的锂电、中医药、大健康康养大数据统一标准。

（四）围绕“产业效益”，打造龙头企业

一是加快发展总部经济。目前，大数据产业园区入驻企业多为分公司、合资子公司等，独自研发、独自生产、独自经营的总部公司较少。建议宜阳新区加快推进总部经济建设，加大总部经济发展扶持政策力度，打造一批纳税千万以上的规模性大数据关联企业，形成大数据产业虹吸效益，吸引产业链内的企业快速汇聚，提升大数据产业园的创收能力，带动智慧经济产业全面快速发展。

二是优化招商选资。目前大数据产业入驻企业普遍营业额不搞、纳税较少，不能平衡产业的运营成本，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建议招商引资模式应向招商选资模式转变，做好入驻企业的前期尽调和市场反馈情况摸底工作，加强科学研判和决策，选择品牌知名度高、市场效益好的优质企业入驻园区，做大做强园区的营收和税收能力。

（五）围绕“人才培养”，打造政策洼地

大数据产业发展，人才是关键要素。针对大数据产业园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建议：

一是有针对性的引进高端人才。针对数娱产业、锂电大数据、中医药大数据等细分行业领域，出台专门的人才引进政策。在引进高端人才、产业研究院、标准实验室等方面给予最优最具吸引力的专项政策。

二是重点培养本土人才。以宜春学院、宜春职业技术学院为重点，各县市（区）中职院校为基础，提供特色的教育扶持政策，用三五年时间重点培养一批大数据相关专业人才。

三是加快培训实操人才。发挥好宜阳新区周末学院、大数据沙龙平台，加强一般干部的强化学习；组织新区领导干部及园区企业高管，到华为大学、西湖大学等学校进行系统培训，强化管理和运营。以园区企业为依托，建设大数据实训示范基地，加快培育可实用的专业人才。

篇9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互联网与任何行业都可以相互融合的时代，其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是传统行业向互联网靠拢，就连新兴文化产业在诸多具体领域也找到了与互联网相结合的契机。“互联网+文化产业园”模式系文化产业园经营型和教学型网络虚拟平台，通过互联网与文化产业园的融合发展和产业链延伸，它将缔造文化产业园的新兴经营业态和服务业态。

一、情景再造

随着互联网虚拟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和发展，通过网络技术构建网络虚拟平台已成为可能，也为打造“互联网+文化产业园”虚拟运营实验室提供了技术支持。主要依托以下三个方面的技术支持：一是采用B/S体系结构：基于与网络技术的结合，用于构建文化产业园网络虚拟运营实验室的整体框架；二是3D MAX三维场景建模：针对文化产业园的真实大型场景管理运作的拓扑关系，通过3D MAX对产业园场景进行渲染建模和动画设置，构造文化产业园网络三维模式，实现文化产业园运营情景的再现；三是采用ASP+SQL Server技术：主要应用于文化产业园整体网站的开发。

通过对虚拟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把现实的文化产业园的业务搬到网络荧幕。文化产业园虚拟实验室将分为两种业态：

其一是主要服务于文化产业经营行业，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业园进行网络管理工作、产业园入驻者经营产品和提供服务以及消费者网络体验消费等。通过嵌入管理程序、开发网页板块、建立网站在线销售及体验服务消费，实现文化产业园经营情景再现，在三维空间中，达到一种身临其境之感，真切体会到体验经济所带来的精神享受和娱乐。

其二服务于教育行业，以社会效益为追求目标，为科研教育单位提供文化产业教学支持，促进信息化校园建设，构建新兴文化产业教学研究和交流试验的平台等。免费提供文化产业虚拟运营实验平台，情景再现文化产业园整体格局，展现文化产业整体运营模式，依照组织层级和管理结构打造虚拟教学实验室，应用于相关专业工作者及学生虚拟体验文化产业园的经营及运作模式。

二、体验经济

约瑟夫・派恩认为，体验是人类发展史上第四种经济提供物，作为一种新的价值源泉，将会给社会及个体带来巨大的财富。体验经济的开展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的，以其发达的服务经济为基础进行拓展体验经济，被称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的第四个人类经济生活发展阶段，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和经济生活不断提高的产物。“互联网+文化产业园”可谓之及其重要的互联网文化产业体验经济的新兴业态之一，那么体验经济究其为何？简言之，体验经济就是人们为了获得精神的享受和心理、娱乐方面的满足，愿意为“体验”付费，这种体验是建立在能够给体验者带来意义和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体验经济是人们更高层次的消费追求。

体验消费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完全虚拟的，所以也要有实体体验的经历。笔者认为，之所以体验者愿意去体验性消费，是因为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服务项目，通过“互联网+”的新兴业态展现体验性消费，不仅带来极大便利，而且还能够在体验消费中得到一定的利益，那么体验经济顺势而为，固然在经济生活的变更潮流中，寻找到其自身的发展方向。“互联网+文化产业园”将为体验经济消费提供一个方便、快捷而且具有高效率的体验消费服务，这种虚拟体验总体具有互动性、存在性、参与性、娱乐性特征。在“互联网+文化产业园”运作过程中将会产生众多新的消费用户，开辟新的消费市场，并且也会拓展文化产业园经营业态，培育和产生更多著名的文化产业园，缩短了产业园与体验者的距离，使产业链更加完善、密集，使各个环节更加紧扣。

文化产业园的体验经济如何构造，这就要依托互联网虚拟技术将文化产业园情景再现，只有情景再现，才会致使体验者产生体验经济消费的欲望。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管理者数字管理化的实现，通过三维结构对各部门及入驻文化产业具体行业进行资源配置、管理方案制定等，将极大提高文化产业园管理效率；其次对于经营者而言，“互联网+文化产业园”网络营销模式，给自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的提供开辟了新门径，作为独有文化产业园的官方渠道，免去了网络刊登信息的费用，并且还可以通过虚拟平台了解市场趋势，调查市场需求，及时更新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然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为满足自己对于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需求，找到了一种便利的途径，足不出户便可以达到目的，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最后是教育学习方面，网络模拟文化产业运作模式，并设置文化产业园各部门、其他行业市场、产品服务推广、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以及盈利核算等模块功能，实现体验性运营文化产业园，并加入创意开店板块，虚拟入驻文化产业园。

文化产业园虚拟体验是建立在真实文化产业园基础之上，并形成一种“超现实主义”三维空间，这种体验既是真实的，又具有虚拟色彩。文化产业的体验经济消费，在市场经济中，也往往由免费向付费的方向转变，通过开通不同的服务渠道，分划高端、中等、普通、一般的等级，进行不同的收费标准设定，进而满足不同体验者的不同需求，真正体现文化产业园体验经济消费存在的价值[1]。

三、跨界融合

文化产业园与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将催生“数字文化产业园”的产生，就如同电视、音乐和刊物与互联网的跨界和交叉重组，形成数字电视、数字音乐和数字刊物等，这种产业链的延伸必然构建新的文化经济领域。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曹淑敏称，“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跨界融合时代，它可以与各行各业之间相融合，将会重塑工业和互联网的生态。

“互联网+文化产业园”将产生一个大数字产业集群化效应，文化产业园涉及众多文化产业具体门类，例如创意产品屋、咖啡馆、书吧、科技工作室、工艺制作室、艺术家工作室等，通过先进的虚拟技术和网络技术与各个文化产业领域相融合发展，将会推动整体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构造新型文化产业园运作模式，数字化网络平台将成为这些具体文化产业在网络上更直观、更形象的展现的载体。

“互联网+文化产业园”新兴业态的融合发展，将是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的一个新的历史结合点，以互联网的思维发展文化产业，运营文化产业园，在这样一种网络虚拟平台发挥互联网思维的互动性和极致性，加强体验者与产品服务的互动消费和体验消费关系。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势，开发文化产业园数据统计中心，对文化产业本身、经营者及消费者进行数据化管理，通过收集众多市场关联信息，整合发展“互联网+文化产业园”新兴业态[2]。当然，其融合发展也要坚持几个大方向：第一，要具有创新思维，精准巧妙，发展创新型文化经济；第二，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资源，进行推广营销，实现其最大经济效益；第三，要迎合时展趋势，弘扬和传播优秀互联网文化，紧跟“互联网+”时代潮流，融合大众化、喜闻乐见、高品位的文化，注重社会效益。

四、结束语

“互联网+文化产业园”这一新兴业态的产生将会给社会带来诸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体验经济的便捷性

网络平台运行及虚拟平台的建立，无论是文化产业园的管理工作，还是体验者付费的形式都将发生颠覆性变化，增强了消费的及时性，告别以往文化消费的现场性；便捷的消费渠道方便了文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其融合范围的扩展和产业链延伸，也不断给体验经济注入新活力。

（二）教育行业的实用性

作为新兴行业的文化产业，面对专家对文化产业教育途径的不断探索的窘迫现状，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文化产业教育模式探索指明了方向，“互联网+文化产业园”虚拟运行实验室将形成综合性的文化产业运行模式，形成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网络营销平台。

（三）文化产业的补充性

“互联网+文化产业园”这一新兴业态，丰富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容经济，是文化产业体验经济的具体体现。

“互联网+文化产业园”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紧跟体验经济消费潮流，通过跨界融合，进行虚拟平台的情景再造和对文化整体的虚拟体验，不仅会提高文化产业现行运营模式的效率，增强再创新能力，也将是一种新的文化产业教育模式，促进文化产业新兴业态发展，从而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

篇10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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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wWW.133229.CoM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 网络 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 工业 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 科学 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 计算 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 电子 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现代 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 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 企业 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 政治 、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 经济 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 网络 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 科学 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 计算 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 总结 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 发展 、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 历史 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 中国 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 工业 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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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我国是服装制造大国，有着深厚的制造根底。但是这几年服装业遭遇高库存，表明服装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效率问题，一方面是高成本，另一方面是不能快速满足消费者丰富而个性化的需求。大规模按需定产时代将逐步到来，柔性制造数字化生产模式应运而生。

与柔性制造数字化生产模式对立的是传统大规模量产的生产方式，它是从“期货式大规模生产”走向“现货式敏捷制造”，甚至还可以实现小生产流水线混合生产方式。这是一种更加智能的自动化生产模式，涉及脑力劳动以及设计、市场经营管理等各方面，不仅能降低生产成本，缩短产品制造周期，更重要的是提高对市场的响应能力，创造出更强大的信息流。

设计师品牌模式

“第一夫人”随出访时所穿的服装，让设计师马可和例外品牌为更多的消费者所认识。随着本土服装品牌的逐渐成长以及服装消费市场的日趋成熟，设计师品牌模式将成为愈加显性化的一种品牌发展模式，和商业的结合将更为紧密。

设计师品牌模式最显著的特点是以个人灵感和创意设计来直接面对消费者，品牌受众小，自主经营，以口碑传播，以产品风格独特为卖点，满足特定消费群的个性化需求。设计师品牌一般门店不多，单款少，由此带来的稀缺性进一步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相对应的客户较为高端时尚。

F2C高新技术销售模式

F2C高新技术销售模式是进一步融合了高新技术的F2C电子商务平台，通过以强有力的线下产业支撑、有效的全程数据采集和品控、快速的市场反应，为消费者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F2C高新技术销售模式首先能有效解决大库存问题，有生产能力的企业，完全可以按照消费者的订单进行生产；二是具备价格与质量优势，厂家身份成为信誉、产品质量和售后的保证；三是解决单一型货品的销售，工厂的产品不能像品牌商那样全面而丰富，从而为单一产品的销售找到出路；四是定制更为具体和个性化，消费者还可以直接向工厂定制产品，满足个性需求；五是对于服装定制来说，可以实现数字化量身信息采集，更准确更有数据保障。

O2O线上线下互动模式

2013年特别是下半年，似乎一夜之间，O2O模式成为了服装及整个零售行业里热门词汇，企业和品牌尝试O2O模式的消息时有耳闻。品牌开始通过改造供应链，技术升级、终端体验化以及调整商架构等方式来实现线上线下的闭环，即线上线下的一体化与融合。在服装鞋帽领域，此种模式主要指可以在线上预订线下试衣拿货，弥补实体店铺进店率的瓶颈问题，且企划与推广也可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未来随着线上线下一体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企业将认识到看似虚拟的线上经济已经实实在在成为了一种新的实体经济，而且和传统实体经济已经融合在一起，电子商务成为“无电子”商务，共同组成商务本质的不同呈现部分，而O2O也将成为新的实体经济运行环节的常规模式。

D2C网络平台销售模式

D2C是Designer to Customer（设计师对客户）的缩写，在D2C电子商务平台上，设计师与客户通过各种有效方式直接沟通，由设计师直接传达自己的设计理念和相关设计产品，出售给最终客户，最终形成设计师、网络运营商、制造企业与终端客户全新的价值链。这是一种极具市场潜力的新一代电子商务主流新模式。

设计师和客户沟通的一种方式是预售，这既可以控制成本又可以控制产量，形成零库存。对于产品来说，不同深度的定制引发不同层次的定制规格。D2C网络平台销售模式将推动定制更为时尚大众化。

集成店模式

2013年，服装渠道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集成店愈发受到重视。集成店是一种值得探究的零售模式，集成店的出现给了现代消费人群更大的惊喜，将会发展成一种新的主流经营模式。

集成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显示了较强的渠道控制力，是选择强品牌还是强货品，选择权在于店铺方，资本力更趋向渠道而非产品，这预示着以单纯的品牌商向渠道商过渡的模式开始兴起。另一方面，实力较强的集成店拥有与品牌和商业地产的谈判能力，可以强化与商业地产的捆绑，整合品牌和行业。

生活方式体验店模式

2013年另一种受关注的“店铺”是生活方式体验店。服装品牌线下实体店越来越加强体验性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更纯粹的生活方式体验店模式受到重视便是理所当然。

生活方式体验店模式使得围绕客户体验为核心的体验营销在销售终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与实现。这要求生活方式体验店保持如下一些业态优势：一是专业化经营，建立并专注于满足目标顾客核心价值的核心竞争力，二是保持体验营销的零售准则，更有吸引力的体验情景将带来更好的销售结果；三是保持高的品牌溢价能力；四是持续进行以目标顾客为导向的业态优化与创新。

品牌商/渠道商双运营模式

2013年服装品牌较多的动作是渠道的优化和升级。对于实行多品牌战略的服装品牌来说，以多品牌集中捆绑式开店的方式，在零售卖场中形成综合式的配比销售，把渠道逐渐由公共资源变为垄断资源，同时挤压、挤出竞争对手，此时的品牌商在终端表现则有点鸠占鹊巢的渠道商意味。这种运营模式，可称之为品牌商/渠道商双运营模式。

在实施此模式的过程中，集团通过先期由企业完成的品牌孵化工作，将多个共同客层的消费品牌成功孕育。众多品牌孵化成熟后“同进同退”和“错位延展”，已经具有了市场垄断性质。

智能零售模式

服装品牌转型升级的一个大方向是经营管理精细化，包括打造高效的供应链系统和高收益比的零售终端。随着大数据以及物联网技术的逐渐应用，商业实践将变得更为智能，智能零售将成为一种主流趋势。智能零售技术遍布于整个供应链，但一个重要特征是在零售终端的应用，通过各种“感知”技术包括RFID技术、二维码扫描技术、3D试衣等全方位关注顾客的行为，并通过数据挖掘和分析来获知顾客的需求，帮助企业做出更适当及时的商业决策，提供更人性化和更深入的服务。

篇13

机械行业有16个小行业，包括机床、印刷机械、阀门、发电站设备等，印刷机械排名处于倒数第二。分析原因是由于印刷机械行业正处于技术革命时期，也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3年，国内印机制造业的整体情况不容乐观，从运营角度来说是低运行，从指标上来说是负增长，这个态势在今年恐怕已成定局。我们分析统计的63家重点企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均为负增长，下滑速度达到两位数。今年上半年下滑速度已经是两位数了，第三季度统计数据也差不多。究其原因是市场没有大的新的增长点，由于企业现今的经济状况不好，再投入少了，再发展的能力差了。展望今年，印刷机械行业处于一个负增长、低运行的态势。

近日笔者参加全国机械行业分析会，了解到整个机械行业是下滑趋势，但是还没到负增长的态势。相较其他机械制造行业，我们的印刷装备制造业发展形势非常不好。笔者分析原因有以下4点：

1.在我们的行业中，低档产品仍然处于过剩的程度，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谓低档产品就是价值低、技术含量低、市场需求少的产品。目前，32%的企业依然处于低档产品同质化的生产当中。这32%的企业销售额仅占全国销售总额的1.5%，主要集中在浙江温州、唐山玉田、陕西渭南等地区，其中大多为小微企业。

2.我们还抵挡不住高档印刷机的进口，高档印刷机抢占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高端市场。根据海关统计数字，2010年高档设备进口额为22.9亿美元；2011年为25亿美元；2012年为24亿美元。从“十二五”计划第一年即2010年开始，进口量开始增加，突破了20亿美元。一个是反映了国产的高档设备进入市场太慢；第二反映了现在印刷市场对高档设备的需求增大。2010～2012年的进口统计数据表明，进口设备仍然以传统的胶印机、柔印机、凹印机、网印机为主，占70%。我们国产的高档设备占有率基本波动于5%～7%。2012年，平张纸多色胶印机仅占4.5%，可见，高档设备完全被德国、日本的设备垄断了市场。

3.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国内出口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出口额来看，2010年出口额为10.9亿美元；2011年出口额12.2亿美元；2012年出口额13.8亿美元。从数据来看，还是递增的。出口额中有60%～70%是出口到欧美市场，而金融危机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欧美市场。我们的市场不是多元化的，而是过度地集中在欧美，所以他们的经济波动对我们影响很大。很多行业都担心由于欧美市场不景气，我们慢慢退出市场，再往里进就很难了，所以大家呼吁中央重视这个问题，要坚守住这个市场，保持住来之不易的现有市场。另外，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也很大。从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升值了30%多，我们出口企业的利用空间越来越少了。温州很多企业反映不愁订单，但是不愿意接单，因为做了就赔钱。我们的数字喷墨印刷机、计算机直接制版机、切纸机这三大类设备的出口形势还是很好的，这恐怕是我们中国印刷设备的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喷墨数字印刷机的核心技术我们是不掌握的，国内目前还没有突破。

4.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13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政府不管的企业会成长得更快”。南有上海印包、北有北人，这是以前印机行业的两大龙头企业，而现在南北两大家在行业中失去了优势，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深化造成了目前的状况。这两大家对于行业统计数据的影响非常大。

正是由于这样的形势反映在印机行业，总的来讲，转型慢、收效差。笔者对当前统计在内的63家印机制造企业作了分析，转型的速度快慢、水平高低各不相同。但是，正是由于转型快慢的不同，水平高低不一，所以在企业之间拉开了差距，形成了两极分化。转型快、收效比较显著的有7家，分别是天津长荣、大族冠华、深圳精密达、浙江蓝宝、陕西北人、潍坊东航、中山松德。运行比较差的有16家，占25%；运行一般的有40家，占到64%，这40家企业目前还没有更大精力投入到转型当中，正处于一个求生的边缘。

传统与数字：互融互补，各自扬长

当前传统胶印机与数字印刷机，仍是“互融互补，各自扬长”的时期。因为大幅面数字印刷机也就是920mm规格以上的还没问世，所以传统印刷机仍保持着质量优、效率高、幅面大、批量大的优势。特别在包装装潢、商业印刷上表现尤为突出。而数字印刷机的幅面小，但对满足个性化的市场显示着巨大的优势。

平张纸胶印机里 920mm规格以下的胶印机受数字印刷机的冲击最严重。2010年，进口高档平张纸多色胶印机1290台，进口额9.6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42%；2011年进口1217台，进口额10亿美元，占进口39.6%；2012年进口996台，进口额8.2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34.2%。其中，四色以上进口的逐年增加，2009年进口223台，进口额2.6亿美元；2010年进口407台，进口额4.8亿美元；2011年进口416台，进口额5.6亿美元；2012年进口376台，进口额4.7亿美元。从这组数据能看到，我国对传统多色机的需求正逐渐向高端化发展。从2010年起，多功能、多色高档平张纸胶印机3年内平均每年进口399.7台，进口额5.1亿美元。传统胶印机仍是印刷业主流印刷设备，传统的高档多色胶印机仍然是印刷企业的主打设备。可见，胶印不是走下坡路，也不是“夕阳”。胶印机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一是产品结构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快速度发展；二是与数字技术相融合，提升胶印机的水平。当然，如果兰达的大幅面纳米喷墨印刷机成功问世并形成产品化规模，会给传统胶印机带来毁灭式的冲击，但是我认为至少还需要10年左右。

我国传统厂商须走“两化融合”的道路

在国际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几大知名传统厂商都已经结合数字印刷技术开始了转型，最具标志性的发展就是互联网的革命。海德堡、高宝、曼罗兰做了两大工作：一个是积极地将传统胶印机进行数字技术的升级和融合，同时在智能化的技术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所以他们将传统胶印机的技术、效率、质量做得更完美，更与市场结合。不放弃传统，而是将传统胶印机进行数字升级。第二个是与国际数字印刷制造企业联合进行技术创新，比如曼罗兰、海德堡、小森与兰达的合作。

国内的印刷设备厂商也纷纷进行数字印刷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研究，推动了我们传统印机企业也必须往“两化融合”的道路上走，两化融合就是“工业化必须和智能化融合”。

从海关统计数据来看，2010年引进数字喷墨印刷机23万台，其中小型的设备较多，进口额为 2.08亿美元。比2009年台份增长了91%，额度增长了43%；2011年引进了20.6万台，额度为2.4亿美元，较2010年从台份减少了10.4%，额度增加了15.4%；2012年引进了19万台，但是额度是2.44亿美元，较2011年台份减少了7.7%，额度增长了1.6%。从这组数据可看出，从最初一般性地引进数字喷墨印刷机，后来朝着大型化、先进化、高附加值的趋势发展。正是这种大量引进，对我们传统的胶印机冲击比较大，尤其是四开以下的小型胶印机。以前大族冠华、华光精工、威海印机做的六开、八开胶印机非常火，但是近年被进口的数字印刷机冲击很大。所以首先反映我们国内市场对数字印刷机的需求量大；其次反映出数字印刷机从最初的店面转向了生产企业；第三个是小型设备的转向大型数字设备。

服务经济时代 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传统印刷与数字印刷的商业模式应该是一致的，都必须尊重用户的需求。针对的都是印刷市场，只不过是不同的服务对象，我认为共同点是都应该为供应商提供“增值”服务。也就是说当前我们国家倡导的服务经济的特点，我们过去的观念是认为售后服务是服务，实际上不是，售后服务仍然是产品成本的延续，制造过程、销售过程、用户使用时零部件坏了、保修等都是生产成本的延续，这不是服务，而是在弥补质量上的缺陷和设计上的不足，弥补不能满足用户的要求，这是本应该做的。

服务经济在美国发展很快，机器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占58%，日本达到15%，中国仅仅2%。产品经济讲规模效益，而服务经济既讲规模更讲范围。胶印机生产量大，服务的范围也要广。产品经济是靠产品的规模赚钱，而服务经济靠满足用户“缝隙”需求，不是大面上的要求。在美国，销售出印刷机以后，厂家会跟踪这台印刷机，看其是否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果满足不了，再定制升级客户需要的内容。在国内，天津长荣已经提出定制生产的概念，并且已经提上日程进行研究。定制生产虽然对供应商来说难度很大，但是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样既给用户创造了价值，也给自身增加了价值和收益，达到了双赢的局面。这就是服务经济的特点。

对于涉足数字印刷领域的传统印机制造厂商，笔者有一些忠告和建议：

1.当前一定要树立新的服务经济的观点，从市场的缝隙中满足客户的需求，做到双赢。

2.传统印刷机械制造商一定要与科研所、高等院校、高科技的企业结合，做好“协同创新”。协同创新的提出是由于当前国际上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了，互联网高速发展，所以企业组织的边界被打破了。由于技术创新突破了传统的线性链条和封闭的模式，应该呈现出非线性的、多角色的、网络化的、开放性的特征。中关村的科研公司如雨后春笋，就是因为很多企业研发外包。这样一来成本才更低、速度更快，这是很多跨国公司发展技术的经验。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新的数字印刷机的研究，而数字印刷机绝不是传统印机厂的优势，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没有更雄厚的资金，所以应该更新原有的科研开发的观念，改革技术体制，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的市场机制。天津长荣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9个方面的技术引进，很多都是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台湾的企业合作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