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7:30:14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非遗文化的意义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广东是我国四大制鞋基地之一,位居沿海发达城市,地理位置的优越,省外、海外品牌纷纷入粤,使广东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鞋都和鞋业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有“中国十双鞋,广东有其五”“全球十双鞋,广东有其三”之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有广东鞋的踪迹。但无须讳言的是,广东自主品牌及产品的研究及创新工作做得相对有限。近些年来,广东制鞋行业正奋起直追,着力加快品牌发展。要发展,就要有创新,要创新就要有新的技术和艺术灌入其中。非遗创新,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聚焦非遗与时尚融合之美,推动非遗活化传承、价值转化的过程。作为时尚之都的广州,助力文化产业新发展是当下发展的重中之重。今年,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省级非遗工作站申报工作,其中服装服饰工作站落户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广东省非遗工作站(服装服饰工作站)应运而生,将深度整合时尚产业链上下游资源,通过非遗文化赋能,优化提升全产业链,促进跨界合作,形成多业态、跨区域影响力,推动湾区时尚产业融合发展。制鞋行业作为服饰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品牌建设及产品创新等方面有重大突破。
1价值所在,引领国潮
1.1应用价值
要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融合,以文化产业为载体,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改造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方式,提升广东制鞋在中国乃至世界制鞋行业中的主导地位。使我国制鞋行业一改往日低端、廉价的加工状况,能够健康、飞速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以传统文化催生经济转型发展,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具有很好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近几年,随着我国在传统文化的大力推广下,国潮品牌应运而生。其设计理念将本国文化、元素添加在设计中从而形成。广东制鞋紧抓社会发展命脉,经过多年发展和培育,现已形成非常完善的皮革、制鞋产业链。据中国市场调研在线的中国女鞋市场调研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2017年)显示,虽然我国制鞋行业受欧美市场受金融海啸影响进口数量下降,而消费者对品牌的需求日益旺盛,所以在未来的十年里,中国制鞋市场仍将呈现迅猛上升的趋势。而广东,作为我国制鞋行业引导国内潮流的重要基地,接受最新国际流行讯息以及时尚元素的重要城市,企业对设计水平的发展非常重视,品牌建设更是行业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展趋势。产品升级、品牌转型、发扬传统文化,无疑未当今鞋类设计师提供了很好的设计灵感,产品遵循在不同品类或风格的鞋产品当中,融入中国元素,既展示出新时代鞋靴个性的一面,又发扬我国传统文化。
1.2学术价值
目前在全球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已经融入各行各业。广东制鞋产业链以达到全国领先的生产制造水平,年产品出口总值远超越其他生产制造国家,如印度、越南、巴西等国。而在设计与文化引领方面,国外一线大牌仍处于主导地位,中国制鞋业没有形成属于本国独特的文化创意,加之当前本土鞋类优秀设计人才紧缺,中国鞋类设计环节较国际一线品牌有明显欠缺。如何打破设计环节,打造属于中国的鞋类世界品牌,广东制鞋行业的转型与升级是发展必然趋势。提高整体制鞋产业链,向全球制鞋产业链上游迈进,是广东制鞋产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品牌建设、产品研发设计是目前广东制鞋企业迫切需要加强培育的方面。随着新时代文化创意全球发展的步伐,呈现以传统文化为主导,以产品创新创意为主要导向的发展现状。本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创新精神”的宗旨,以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动传统制鞋行业转型升级,对广东制鞋行业的资源整合、技术创新、文化素质提升等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非遗文化传承下广东地区制鞋行业设计目的、开发方向与工艺技术等问题,行业、企业以及高等教育制鞋专业进行研究探讨,有利于转变当今制鞋行业“模仿”设计现状,努力推动和发展广东制鞋行业产业升级,企业转型。同时,依据企业、社会需求,对高等教育鞋类专业提供行业需求,从而提高专业教师综合素质、教学质量,有利于高职、本科等鞋类设计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好的培养适合新时代企业需求的高级专业人才。
2行业快速发展,引导新型人才
制鞋行业属于工业密集型产业,而中国在全球制鞋行业中一直处于生产大国、出口大国和消费大国,其鞋类产量、出口产量和消费产量分别接近全球的60%、70%和20%。中国鞋业的发展,可以说为全球鞋业消费市场提供了来源稳定的产品供给,与此同时,中国鞋业发展的外溢效应,为周边国家依托中国鞋业强大的供应链从而实现鞋业快速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但中国鞋业同时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其自主品牌及产品的研究及创新工作做得相对有限。基于此种原因,借助文化创意的全球化兴起,越来越多的原创品牌顺应时代的潮流不断兴起,而要独特,就要创新,要发展中国制鞋行业,弘扬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将两者紧密结合,提升广东制鞋业的同时,提升全民文化素质水平,创造属于自己的特色品牌,就要了解鞋靴,了解鞋的各个构造以及从鞋类演变的历史开始。要发展就要创新,无论是从工艺技术创新,还是造型设计创新,只有根植我国传统文化,汲取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精华,才能彰显中国鞋靴设计师的人文情怀,并由此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鞋靴品牌文化产物。目前,国内对于鞋靴文化的整体发展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研究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的学者,以及研究纺织服装学的学者对此都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鞋履艺术在现代鞋靴设计教学的应用研究》温州大学,刘阳,硕士论文,2018年;《论鞋靴设计中传统文化的运用》温州大学,顾任飞,中国皮革,2013年06期;《继承传统文化与鞋类时尚创新》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彭艳艳,西部皮革,2011年21期。但专门研究非遗文化并应用到鞋靴产品当中的机构、学者或企业还相对较少。在企业方面,设计师具有传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社会使命,是一切文化作品的创造者。只有顺应时展,不断通过新品理念、产品质量、产品特色、产品服务等方面提升品牌产品价值,这就要求鞋类设计师既要有丰富的鞋产品技术设计能力,又要掌握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在审美,同时,鞋类产品必须符合当下时代的审美产物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技术与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与现代科技等之间的关系,设计出代表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潮品牌产品,向社会展示创意转型成果。在院校人才培养方面,随着市场整合、消费者需求的提升,使得制鞋行业从早期的培训机构上升到中专层次的《皮革制品设计专业》、高职层次的《鞋靴与工艺设计方向》等,以及本科层次的《皮革专业》、《鞋靴与皮具设计方向》,至现今《鞋屡设计》研究生方向等。教学层次不断提高,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逐步细化,涉及鞋靴工艺制作、鞋靴款式设计、鞋靴样板设计等分门别类的进行高等教育教学。依据不同层次鞋类专业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从技能型专门人才到设计类创新型高级人才,通过院校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该层次教育教学过程中基本理论知识,基本素养,加强非遗文化知识,以及在鞋靴设计当中给予创新,为根除中国鞋靴设计的一味模仿、抄袭现象提供有力依据,为高校鞋类专业及制鞋企业培养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保护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的新一代鞋类设计人才,给予有益意见。
3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共赴新时代
企业发展是高校教育的风向标。近年来,职业性院校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提高院校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增强高校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逐渐形成了以学校为主,企业参与教育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多方位合作办学等模式。如:企业管培生合作、学生就业合作、订单式培养、冠名班合作、名师工作坊等。培养了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的新型劳动者。对于广东制鞋而言,早期的样板师已退出时尚设计舞台,成为幕后支撑的主力军,而鞋靴设计师更多为年轻、潮流的90后、00后,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汲取时尚新理念,将制鞋行业引领国潮达到创新设计新高地。
4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一个国家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在研究和传承前人文化的同时,我们看到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然而即便如此,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遗资源受到很大的冲击。很多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因此,在加强保护非遗工作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将非遗文化资源、文化传承引入行业建设当中,力争通过自己行业向中国乃至世界展现我国特有的文化底蕴。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从广东制鞋行业着手,挖掘并深入中国非遗文化特色,结合院校人陪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为努力推动或发展广东省乃至中国制鞋行业的发展里程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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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家园”,是一种容易随时代变迁而被湮没的文化记忆。非遗的无形性使得它的传播需要借助于物化的载体,即空间载体、物质载体、人员载体。寻求合适平台,激发大众参与,对非遗的传播十分重要。城市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BusinessDistrict,缩写为RBD)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空间形态之一,在城市旅游和文化旅游快速发展的今天,RBD面临着文化特色不突出,满足不了游憩者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困境。那么将非遗文化引入游憩商业区,实现二者的互动发展,就有可能促进文化与经济的双赢,保护与开发的共生。
民众既是非遗的创造者,又是非遗文化的传承者,所以在非遗的保护中应该居于主体地位。民众的文化自省、自觉并主动地参与到保护行动中,对于非遗保护效果影响极大。所以,在将非遗引入游憩商业区中,需要调动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的作用,维护他们的利益,并激发游憩者和非遗传承人共同的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推动RBD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二、理论基础
“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词最早由斯坦福大学的学者提出,该理论最初应用于公司治理。1984年Freeman给“利益相关者”下的定义为人们广泛接受:“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被企业目标的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在这个定义中Freeman强调企业与个体或群体间“影响”的双向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是对传统企业“股东至上”逻辑的反叛。
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本地居民、本地社区、媒体、环保主义等的压力集团,这些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他们有的分担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有的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了代价,有的对企业进行监督和制约,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要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利益相关者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旅游研究领域。
在本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活动发展中,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既包括商业经营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包括游憩者。因而为了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RBD更好的传播,需要照顾到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发挥他们的主体参与作用.
三、实现路径
(一)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及对非遗的解说能力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就明确强调:“要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在游憩商业区内的传承者,既包括国家认定的传承人,还包括RBD内专业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手工艺品体验馆的工艺师,非遗商品店的商户,非遗饮食的制作者等。文化自信是指我们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对自身文化发展的坚定信心。传承者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才会更好的将他所传承的文化向大众进行传播。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传承者是否热爱自己所传承,传播的文化,以及是否具备将这种文化解读,传播,甚至营销给游憩商业区内的游憩者的能力,对于非遗的传播效果影响很大。
所以,应该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及对非遗的解说能力。其实,对于非遗文化产品开发的过程,就是提升传承者文化自信的过程。在传统生存环境中,许多非遗文化传承者无法靠非遗维持生存,非遗文化面临无人问津的局面,而通过对非遗文化产品的开发,非遗得到了市场认可和许多游憩者的喜欢与认同,传承者的文化自信也就得到了提升。所以,提升传承者的文化自信,就是要合理和深入开发非遗文化产品。
(二)深化游憩者的文化体验与文化自觉
游憩者既是非遗文化传播的接受者,同时也可能转化为非遗文化的传播者,甚至是传承者,他们是非遗保护的主体。对于外地旅游者而言,他们可能首先是非遗文化传播的受众,但通过参与非遗活动项目,可以增强他们对非遗文化的了解,认知,进而发展为主动进行传播,如果兴趣足够浓厚,也有可能成为非遗文化的传承者。对于本地游憩者而言,非遗文化的生存土壤本身就在他们中间,非遗与他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本地游憩者通过非遗游憩活动项目的参与,可以深化他们最自身文化的理解与认同,更有可能进行传播,传承非遗文化。
然而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游憩者是否会传播,传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游憩者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非遗活动项目,他们获得的体验感受如何。如果感知深刻,感受美好,那么就极有可能推动其对非遗的传播,传承。如果体验肤浅,那么就不会增强对非遗文化的认同。就目前游憩商业区内游憩者的活动而言,根据游憩者融入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他们的体验分为三种,也就是表层体验、中度体验和深度体验。表层体验主要存在于传统的观光中。游憩者往往是走马观花地观光,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没有真正近距离地参与到游憩项目去,也就难以获得独特而难忘的体验感受。
一、目前“非遗”保护及发展现状
“非遗”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文明和历史印记,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从目前我国“非遗”保护现状来看,其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口头文化、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等等都属于“非遗”的范畴。随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逐渐消亡以及工业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从根本上关系到我国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从目前的文化保护现状来看,国家及社会都加大了对于非遗保护的重视度,强化了文化保护意识,并在短期内取得了有效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工作力度不够、保护观念滞后、缺乏资金支持、法律援助、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从根本上降低了非遗文化的保护效果,不利于推进文化传承。
二、目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指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审美教育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对大学生进行艺术的培养和熏陶,使之掌握人类的艺术审美经验,受到美的感染,具备良好的审美素质,从而达到身心全面和谐地发展。
1.发展曲折,有待完善。从整体上来说,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呈现出在曲折中发展的态势。由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历史曲折漫长,经历了停滞—发展—退潮一再发展的阶段,致使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认识不足,而使之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对其重视度不够。虽然很多高校成立了公共艺术教育机构,开设了艺术教育课程和公共选修课,但其职责划分、发展定位、相应政策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是制约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障碍。
2.师资薄弱,有待提高。师资队伍自身的综合素质及专业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大多从艺术院校或师范院校毕业,本身在校期间受专业艺术教育培养模式单一的影响,造成知识面单一、人文知识浅薄等缺陷。同时,学校也很少为教师成长、专业能力提升提供有效的培训机会和学习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师本身的发展和成长,不利于从根本上提升个人素质,很难发挥教学价值。
3.教材单一,有待修订。当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没有统一规范的教材,教师使用教材的随意性比较大,存在专业艺术院校的教材“压缩”使用和按专业教学设置课程情况,缺少对公共艺术教育本身的教学规律的研究。地方高校没有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地方院校特色,弘扬民族文化的教材。此外,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材更新速度十分缓慢,教材中的内容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资料,无法带给学生最新颖的材料和知识,不利于突出时代化的教学特征,这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学效果,不利于学生综合专业能力的提升和进步。
4.认识不足,有待加强。大学生认识上的偏差也制约着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大学生认为艺术教育可有可无,与专业教育无法相提并论,忽视了公共艺术教育对提高综合素质的作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很多学生在进行公共艺术课程的学习时,不注重提升个人的文化品位和艺术鉴赏力,而是将过多的精力放到了对于书本趣味性的关注上,从而在根本上降低了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效果,对于学生艺术修养的提升十分不利。
5.机制缺陷,有待健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的评价机制还不够健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还处在摸索阶段,组织管理、制度保障、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及教学设施等还都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之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还不够完善,在进行课程开设、教学目标等方面无法形成统一共识,这极不利于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和鉴赏力,对于个人的发展和进步十分不利,影响了高校人才的培养速度。
三、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创新改革
1.明确公共艺术教育的价值,将“非遗”文化与公共艺术教学课程有效结合起来。公共艺术教育不像专业艺术院校那样过于注重对学生艺术技能的培养,同时也不能借用其他学科那种固定的标准衡量普通高校非艺术专业学生的艺术素质。它是在遵循普通高等教育的规律和艺术教育本身的规律的前提下,以培养大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基本能力为目的,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艺术知识水平的提高为己任的素质教育。因此,应该积极明确教学目标,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品德修养,培育他们健全的人格和价值观,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个人的进步与成长,为他们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2.构建科学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较为系统的、特色鲜明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推进非遗文化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有效统一,以此来不断强化教学效果。由艺术素养选修课程、实训课程和活动课程组成的“三类型”课程体系。根据院校具体情况和教育部关于限定选修课程和任意性选修课的指导意见,确定课程内容。确立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基本目标,从而来完成课程的有效设置。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价值需求来选择合理的课程,以此来不断地提升个人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化素质,促进他们价值观的培育和提升,这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都有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3.找准地域文化与公共艺术教育的契合点,找准地域文化与公共艺术教育的契合点,是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有效性的关键所在,也是增进人才培养的核心保证。将大学公共艺术教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有机结合,充分关注地域文化艺术的传统特色,深入挖掘地域性民间艺术资源,积极参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把民间文学、美术、音乐等文化素材转化为艺术教育的课程资源,有计划地开展以地方文化艺术为主题的系列课程群建设。与此同时,更要充分地挖掘本校教育中的核心优势来完成教学设计,从而提升教学的对应性和高效性,这对于提升教学效果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4.培养公共艺术教育教师能力,不断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能力,对于增进教学效果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积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模式的灵活度和高效性。派教师向当地文化馆、群艺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请教学习;同时利用“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契机,邀请民间艺人到院校进行现场演示或开办讲座,让学生能多方位体会民间艺术;构建“双师型”的高校教师队伍,即要提升教师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同时还要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应用精神,对非遗文化进行深入研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促进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
5.整合学院各部门、分院资源,发挥本院义乌地方文化研究所这个平台的优势,结合公共教学部、团委、义乌地方文化研究所、建筑与艺术分院,开展别开生面、类型多样的教学活动。从“大公共”出发,推广普及具有地域特色的公共艺术课程。针对不同学院的学生,来制定富有个性化的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以此来更好地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和效果,促进学生艺术修养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共享,同时保留课程之间的差异性,,打造高效的公共艺术教育平台,为社会发展培育多维、立体化的人才。
6.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积极开展艺术实践活动,是不断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的关键,从而促进与地域文化的传承和融合。依托学院各艺术社团、艺术节、文化节等载体,踊跃开展活动,注重公共艺术的实践。学院目前设立合唱团、舞蹈队、古筝队、戏曲协会、书法协会等24个院级社团,覆盖学院50%以上的学生。各类艺术社团、艺术节、文化节、暑期社会实践,均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与性强的艺术活动,保证了艺术活动的高参与度、高覆盖面。老师应该积极带领学生走访民间,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提升文化鉴赏力。
四、结语
一、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徐州市作为华夏九州之一,两汉文化发源地,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孕育与成长,源远流长。相比其他地区的“非遗”,徐州市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下特点。
(一)种类繁多,覆盖面广。
徐州市非遗资源丰富,项目众多,属于保护范围的语言文字、口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戏剧、民间曲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十余大类,共计101项,其中国家级9项,省级43项。从数量与种类讲,在江苏各地区中名列前茅。
(二)植根乡土,深入人心。
我市申报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无论在价值观还是呈现形态上都与大众有密切联系。它蕴含着深刻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理念,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特征。如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邳州等地,“非遗”项目数量众多,并多以传统手工技艺的形式存在,而在某些偏远的山村,“非遗”多以民俗文化、民间音乐等为主。
(三)知名度高,特色鲜明。
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发展,徐州已经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特色“非遗”项目,如徐州剪纸、徐州柳琴戏、徐州香包、沛县鼋汁狗肉制作技艺等。徐州市的非遗文化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徐州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列入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有几百次,这种地理环境形成本地独有的尚武、粗犷、豪迈又重情重义的徐州地方文化形象。这一切在徐州市的“非遗”资源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徐州市的“非遗”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多表现出本地特有的热情奔放、不拘小节,如邳州跑竹马,表现金人在受到宋军追击时,迷惑宋军,布阵逃跑的情形,属于战争文化融入百姓自娱自乐的舞蹈活动,它节奏欢快,明亮高亢,队形变换多样,动作夸张,这在江苏的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
徐州市“非遗”资源在新时期的传承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非遗”资源的推广度不够,人们的认同度不高,对于本地的“非遗”文化不感兴趣。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保护过程中的错误观念,如功利主义倾向,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冲击,市场需求严重不足,政府缺乏保护热情,等等。我们调查发现,尽管我市在徐州市民俗博物馆集中设置了非物质文化展示专厅,但是,展示内容较单一,局限为剪纸、风筝、纸塑狮子头等几个品种;而几次以推广民俗文化为目的的“非遗”项目的集中展示,到最后往往演变为纯粹的商业贸易,如徐州香包变身为批量生产的流水线制品,剪纸技艺完全为各种简单而廉价的剪纸产品所取代,而徐州剪纸与其他地区剪纸技艺的区别之处被完全忽略。这种“非遗”资源推广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非但无益于“非遗”文化的保护,反而会泯灭“非遗”文化本身的特点,导致其日趋衰落。
其二,表现形式已日趋落伍,文化内蕴挖掘严重不足。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丰县糖人贡为例。丰县糖人贡是以白糖为原料,用模具注塑的糖塑艺术品,是传统丧葬祭祀礼仪的重要载体。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过去延续下来的丧葬习俗也慢慢开始变化,程序越来越简单。再加上制作工序复杂,技术要求高,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较低,而且手艺往往不传外人,高门槛、低收入,造成糖人贡从业人员锐减,现在糖人贡艺人已为数不多,目前从艺者仅有10余人,糖人贡也几乎成了一种象征,面临濒危和湮灭。出现这种濒危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得不指出,丰县糖人贡能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名录,绝不仅因为其独特的制作技艺,而是由于它反映出四省交界地区在祭祀方面的独特风俗,而这种非常独特的祭祀风俗正是儒家孝道的民间表现形式,同时融合了佛教与道教的相关思想,其中的“抢贡”风俗体现了人们对生命传承的看重,我们甚至可
挖掘出其内蕴深厚的人文关怀的思想。遗憾的是,近年来虽然市政府对糖人贡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但是其相应的文化底蕴还发掘得不够,如果我们将眼光完全停驻在其制作技艺与民风民俗的表象上,则随着新时期丧葬礼仪的日益简化,丰县糖人贡也将彻底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其三,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新网络载体的传播模式。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与活态性传承的非遗文化似乎是毫不相关的两种事物,非遗的延续手段被称为“动态传承”。它首先需要传承者从主观上学习相应的技艺,通过主体的演化,成为自身技能的一部分,然后才谈得上传承和延续。但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在不断变迁,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人,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因素也在不停变化。当一个社会的大背景发生变化的时候,“非遗”是无法置身事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非遗”是一种受制于人的主观倾向的文化模式,这种独特的传承方式跟网络的确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彻底转变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模式,那么它在网络化全球化为生的今天只会日益没落。
二、挑战与机遇:微博为“非遗”的推广提供新思路
微博时代的来临,深刻影响社会生活,非遗文化身处其中,也难免受其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微博与非遗文化之间存在某种隔阂,但它仍然为非遗文化的推广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负面影响:“微”文化对非遗文化的解构。
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形式对于包含传统文化在内的社会主流文化存在解构现象。传统的媒介文化,由于传播者和受传者彼此的局限性,很难实现公众之间信息探讨的互动性。微博则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平等性和开放性,社会公众在共建主题过程中实现言语的狂欢。全部的发言者从“文化批判的大众”转化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广大公众以参与的姿态对个人利益进行大胆表达,实现言语的狂欢。正是由于微博在根本上扭转了我国长期存在的话语体系的单向化、正统化倾向,所以微博在诞生之后短短几年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覆盖。但是与此同时,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媚俗主义的倾向,一些恶俗的网络语言充斥其间,这种话语体系的庸俗化潮流对于社会主流的话语体系存在严重的解构主义可能。而非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正是社会主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微博在不经意间对于“非遗”文化构成了某种不利的因素。 另外,微博乐于传播新鲜社会现象,这就与反映传统民风民俗内容的“非遗”文化存在隔阂。“非遗”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不能以物质形式固化,只能依靠口传心授,因此“非遗”的传统制作技艺都是靠师徒之间的教授完成传承的,而微博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它所承载的样式通常表现为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可固化的信息,要让非遗文化依托微博得以推广,在技术上存在较大困难。
(二)正面效应:利用微博载体推广非遗文化。
微博传播形成微博事件的放大效应,具有以小博大的能量,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遇。微博的影响力惊人,而徐州市作为一个公认的慢热型城市,群众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不够,在这种境遇中,微博的小中见大即迅速放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度的功能,使得它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社会新闻进行广泛传播,甚至可以影响大众心理,引导社会舆论。在徐州市非遗文化的推广与普及情况调查中,我们发现,各年龄层次的群众使用微博的情况都非常常见,在“您多久登陆微博一次”的问题中,有92%的人回答:每天登陆。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每天24小时登陆其微博账号。微博的广泛使用及其形成热点聚集效应的特点,为我们利用微博来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在“若微博等一些媒体方面对‘非遗’进行宣传,你是否会去关注”的问题中,有接近79%的人给予了肯定回答。联系到每年的“非遗”保护日,政府进行的宣传工作不可谓不多,然而,由于他们选择的载体多为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介,而这种传统平媒阅读的受众是远远无法与微博相比的,政府忽略的恰恰是微博这一载体,以至于市民缺乏关注度。如果我们在政府的官方政务微博或是“非遗”宣传专项微博推介各种非遗资源,那么其受众必然是呈几何状上升的。
三、微博环境中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的实践路径
(一)借鉴微博影响社会生活的方式,适应“微”时代,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体系。
微博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微”,新浪微博只允许不超过140字的内容,迫使微博的传播者只能将全部思想凝练在100多字中,这就直接形成了微博内容的微型化与简明性特点,它不适合过于深刻的思想表达,而这种语录体式、碎片化的即时表达形式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时,微博表达形式的简单明了符合百姓的“草根文化”的价值认同,微博的草根性必然带来大众性文化传播,而这些文化的表达方式更贴近人性表达与人文关怀。因此,老百姓热爱微博,热爱的正是微博所适合传播的那部分大众性流行文化。
非遗文化所凝聚的是历史上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文化本身的内容与外在表现形式是相对确定的,不适宜过多调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微博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简洁化与草根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表达体系,以符合社会要求,适应时代变化。在话语表述上,要更加简洁明了,摒弃那些琐碎的、长篇大论式的话语模式,而关注最能体现其精髓的那部分内容;在内容上,要展现出其大众化、草根性的一面。“非遗”是来自民间的智慧,很难进入“庙堂之高”,它本身是完全贴近生活、贴近草根的,但是在长期的流转过程中,为了对“非遗”资源进行保护与推广,总是需要先进行整理与归纳,在这一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学术性的一面,在话语体系的创建上,也偏学术性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认为,要在微博上推广“非遗”资源,应完成学术语言到生活语言的转换,因为生活语言更符合大众认知水平,更多地遴选那些能体现“智”、“意”、“情感”类的话语。
(二)挖掘徐州市“非遗”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剖析其内蕴的合理精神,并适当地赋予其新的涵义。
“非遗”文化能传承至今,除因为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之外,还在于它凝结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很多情形中表现为一种朴素但合理的价值观与伦理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某些表现形式已逐渐落伍,其适用范围慢慢缩小,然而其内蕴的合理的价值观念与浓厚的人文关怀却使得它能够历久弥新。诸如民间口头文学、曲艺、音乐等传统表演艺术及大量的民间礼俗、庙会、节日活动等仪式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朴素的人生道理,无论时展到何种地步,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永远不会消失,而这也就是非遗文化能够一直传承的最根本原因。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也许包括非遗在内的某些传统文化样式已经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但是如果我们能揭示其最本源的涵义,则很可能会被其蕴含的朴素而科学的价值观念感动,因此,要赋予非遗文化新时期的特征,就必须保持其本源内容的确定性,同时要挖掘出其最能反映劳动人民美好、善良、智慧的一面,这就是韩国的泡菜制作技艺及中国的珠算技艺可以成功申遗的秘诀所在。
“非遗”文化在产生和发展之初,往往与人们的民间信仰、祭祀占卜、祈福避灾相关,而在之后的流转过程中又往往会发展出一套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不同的地区和民族,操作仪式的流程也有较大区别,发展到现代社会,可能其原初的意义已经少有人知晓,而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仪式本身。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级“非遗”——端午节,多年来人们对于端午的记忆仅限于吃粽子、赛龙舟和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事实上端午最初是以祛病消灾、祝福祝寿、企盼吉祥的美好节日形象出现的,吃粽子主要是时令需要,而赛龙舟的竞技意义已经超越端午本身的纪念意义,至于纪念屈原大夫只是湖南部分地区的局部风俗,从整体上讲,端午的祈福祝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初意义已经荡然无存,端午整体的文化形象遭到损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探寻隐藏于种种繁琐仪式后的非遗原初的意义,并以此为契机,赋予传统的文化内蕴新的涵义,进行全新的诠释,文化的表现形式可能会过时,而其内蕴的合理精神却可以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对端午节的节庆意义重新进行诠释,就应强调其祈求健康长寿、防病祛病、顺应时令的一面,并且可以结合近年来世界各国防治非典、禽流感等大规模的防疫活动,赋予其崭新的时代涵义。
徐州市的非遗文化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文化内蕴的开发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微博固然不可能对非遗文化进行全景式展现,但是如果发掘出其合理的人文价值,则可以利用自己的特点展现精髓,让其焕发生机。 (三)结合时代特征,赋予其适合新时期的表现形式。
工业化时代
人们对于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品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出现返璞归真的心理倾向,这为我们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了契机。我们注意到,窑湾古镇的绿豆烧、甜油制作工坊总能吸引大量游客,人们对于纯手工制作的绿豆烧酒与甜油有特殊的好感,设想如若我们抛弃绿豆烧的核心竞争力“纯手工制作、传统技艺打造”,那么游客对其新鲜感将荡然无存。因此,针对传统的手工技艺、民风民俗、节庆活动等传统文化,我们绝不能擅自更改,而应保留其流传下来的最原生态的那一部分。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微博受众的年龄层次偏低,年轻人容易对新鲜事物感兴趣,而类似徐州柳琴戏、徐州梆子、徐州琴书等这些多以方言表述的民间艺术及多展现喜字、窗花、古典传说的徐州剪纸,如果通过微博传播的仅仅是这些内容,就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解决的办法在于让传统技艺制作出新产品,让民间声乐艺术展现新生活。近年来,全国各地非遗传承人对于非遗表现形式的创新进行了各种尝试,也取得理想的效果,如三名大学生以珠江三角洲沙门地区的国家级非遗沙门民歌搭配街舞,让民俗专家都拍手叫绝;荆楚文化的代表之一,楚式漆器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精美的纹饰闻名于世,楚式漆器的传人们把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创新制作了灯具、名片夹、笔筒等文化用品,受到了市场欢迎,在传承、推广非遗的同时还增加了收入。徐州市的非遗资源在创新形式方面还有多种可努力的方向,以徐州剪纸为例,表现内容不能仅限于喜鹊登枝、双喜字等题材,可以从水乡风情到壁画、从静物到人物,将画所题材大大拓宽。又如徐州香包,它之所以能从全国种类繁多的香包制作技艺中脱颖而出,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将刺绣文化、养生中药、中国十字结文化融为一体,具有相当的独创性,目前在表达形式上既可以从香包的刺绣题材入手,展现现代生活,又可以从香包的实际用途出发,将香包用于钥匙链、汽车挂件、钱包、项链、摆件等物品上。一方面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更适合微博受众的心理需求。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036-02
前言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我们习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是人类长期物质文化生活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然而,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慢慢消失。鉴于这种情况,当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然成为第一要务,那么如何才能较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或许是一条有效途径。因此,非常有必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进行探讨。
一、相关研究进展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理论的研究。二是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借鉴。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关系的宏观研究。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学研究,认为民俗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省市发展相结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化遗存厚重的省市。六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的个案分析研究。马木兰、汪宇明[1]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化的三种主要模式,并从开发特点、开发形式、开发形态、载体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优劣势比较。陈炜、高艳玲[2]以壮剧为例,进行了西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行性旅游开发研究。吕妍沁[3]以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为例,探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开发模式。吕屏[4]从旧州绣球产业发展的角度,论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本的关联。辛儒、张淑芬[5]以河北曲阳石雕为例,论述了产业化与产业化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思路。苑利、顾军[6]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产业化开发和商业化经营关键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自身。闫新新[7]以蒙古族为例,指出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产业化道路能确保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产业化或许是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产业化研究则大有可为。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模式探讨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目前学术文献关于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模式讨论尚且不足,因此值得人们思考。
二、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绵竹木版年画、大禹传说、川江号子、藏族唐卡、薅草锣鼓、都江堰放水节、火龙灯舞、川剧、竹编、格萨尔、四川皮影戏、木偶戏、蜀绣、泥塑、火把节、羌年等均已列入国家级遗产名录;四川省行政区划内几乎所有具有重要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均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除此之外,四川各地也在积极建设具有四川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园区,如四川自贡中国彩灯文化发展园区、成都武侯祠锦里旅游文化经营管理公司、四川建川实业集团、四川广元市女皇文化园、成都市三圣花乡景,成都市兴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九寨沟演艺产业群、三星堆文化产业园等等。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对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有几点思考。
(一)企业化
企业化指以盈利为主要导向,将企业内部划分为成本中心、利润中心或投资中心,对可控费用进行预算与考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经济手段为杠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一种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市场化、规模化和深度开发化的渐次高度化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工企业,带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加工增值、规模化发展,以满足市场文化需求,通过市场需求这一自然动力达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在选择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应该选择适合产品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选择凸显四川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形成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差异化竞争力。
(二)标准化
标准化指在经济、技术、科学和管理等社会实践中,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通过制定、和实施标准达到统一,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企业标准化即以获得企业的最佳生产经营秩序和经济效益为目标,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范围内的重复性事物和概念,以制定和实施企业标准,贯彻实施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等为主要内容的过程。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化主要指凭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色,按照一定标准进行生产,对于其文化产品的规格、质量进行统一,采用质量控制的加工环节,以满足消费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费需求。
(三)品牌化
品牌化是赋予产品和服务一种品牌所具有的能力,品牌化的本质是创造差别使自身与众不同。企业通过给自己的产品规定商业名称,形成品牌识别点完成品牌化过程。品牌点一般由文字、标记、符号、图案和颜色等要素或要素组合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也是通过非遗文化产品,赋予这一文化产品与众不同的竞争优势,利用文化特色拥有自身的品牌识别点,统一注册品牌商标,开展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营销,实现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品牌化。
(四)层次化
层次化是从资料收集、生产、加工、包装等一系列过程进行分级管理,在全部按照产品标准进行生产的同时,通过分级收购、包装、定价和销售,针对不同消费者和国内外市场实现优质优价。四川非遗文化产品可以利用产品生产的简单性与复杂性,将文化产品分为简单制作型和技艺烦琐型等级进行分级生产、包装、定价和销售,为消费者市场提供灵活可选的文化产品。
(五)科技化
科技化是通过利用先进科学设备和技术,创造出新功能、新视角的产品过程。四川非遗文化产品的科技化主要通过最新科学设备和科学技术,超越先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引进新思维,生产更加具有科学含量,更加能够展现非遗文化精髓的文化产品,无论从非遗文化的体现形式还是再现质量,都能够更好地契合消费者的文化需求,同时也使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形式呈现多样化特点,有利于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
结语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产业化发展,企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层次化和科技化是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模式的重要指标。科学合理地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模式,一定能够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1] 马木兰,汪宇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化的转型模式[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2] 陈炜,高艳玲.西南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以壮剧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3] 吕妍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视野中的产业化开发方式探索――以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创设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4] 吕屏,彭家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到文化资本的转换――以旧州绣球的产业化发展为例[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5] 辛儒,张淑芬.产业化与产业升级是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思路――以河北曲阳石雕与旅游开发为例[J].生产力研究,2010,(5).
[6] 苑利,顾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与商业化经营[J].河南社会科学,2009,(4).
(一)有助于提升非遗教育的效果,扩大其影响力、覆盖面,提高其知名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但再好的资源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那它也仅仅是一种事实存在而已。将全媒体引入非遗教育,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深入了解非遗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丰富和拓展非遗教育内容,增强亲和力和说服力,在全社会形成关注、保护和自觉传承非遗文化的氛围,接受非遗文化熏陶,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方式不仅有助于个人形成正_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且也有助于在全社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有助于创新非遗文化传播载体
全媒体包括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可以让非遗文化的内容采用不同的传播渠道进行传播,方便人们在各种接收终端欣赏、学习。我们可以利用全媒体技术的全方位、多渠道的特点,把非遗文化多媒体化,实现文化的传播交流。新兴的媒体技术降低了文化信息传播的成本,扩大了可利用的内容、渠道,方便了人们以更直接有效的方式来获取循环传播的文化信息。因此,非遗文化只有创新传播载体,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得以在时代中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策略
(一)充分利用新兴媒体进行传播
1.打造“非遗”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可以将“非遗”进行数字化并得以永久保存,受众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地限制自由地查看、获取相关知识,有利于促进“非遗”研究工作的展开。“数字图书馆是对收集、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进行数字化存储的网上图书馆,包括对经典典籍、研究著作、地方文献、研讨会议记录、研究期刊、音像资料、图片展示等进行数字处理和存档,方便网上查阅者的使用。”美国早在1990年就开始启动全国性的数字图书馆“美国记忆试验计划”(American Memory),其中一部分内容记录了美国几百年的风土人情,和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类似。
建立数字图书馆,可以保留“非遗”的原始文献资料和影像素材,为人们观看、研究、利用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公共平台,是“非遗”全民共享的重要途径。由于“非遗”数量较多,任务很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可以按照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不同级别的“非遗”名录,逐步建立和健全“非遗”数字图书馆。另外,“非遗”数字图书馆可以依托并挂靠在现有图书馆上,也可以单独构建数字图书馆。
2.利用微信、手机APP等移动媒体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每人几乎都拥有一台甚至是多台智能手机,人类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且具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特点,所以应当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加大“非遗”的传播,特别是对微信、手机APP等移动终端的应用。广东省文化厅在这方面就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2015年6月13日,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APP项目《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子地图》(手机版)已经正式上线。安卓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下载并安装使用,轻松地就可了解广东“非遗”项目分布、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等相关信息。
手机应用终端不仅能够缩短沟通的时间和空间,且已经成为人们如影随形的信息媒介,微信、手机APP等应用程序可以随时更新,随时关注,互动效果十分明显。就如王隽博士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过程中注重契合碎片化、短微化传播规律势必能够提高到达率,顺应现代受众的收视收听或阅读需求。”由于“非遗”整体信息量较大,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发具体到个体的APP软件,特别是具有商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非遗”项目。像黄杨木雕、瓯绣等传统美术类型的“非遗”就可以充分利用手机APP软件,把黄杨木雕和瓯绣的历史、现状、传承人信息、活动信息、相关制作工艺、品牌推广和意见反馈等内容用移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进行推广与传播,甚至可以做成销售平台,这是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紧跟时代潮流,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提高“非遗”的海外影响力
“非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也需要走出国门,向海外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非遗”。“非遗”的海外传播有许多成功的案例,例如国粹京剧、昆曲和泥人张都在海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特别是昆曲曾一度在西方掀起了“昆曲热”。同时,“非遗”也成为海外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海外传播对温州“非遗”的传播显得尤其重要与特殊,因为温州是著名的侨乡,有将近70万人在海外生活和经商,“凡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海外温州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鲜明的特征,祖籍温州的华人华侨在海外呈现“全球分布,地区积聚”的空间分布特点,以欧美为主,主要集中在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家。所以温州“非遗”的海外传播可以根据温州人在海外的空间分布特点,有针对性地向温州人聚集的国家或城市重点推广宣传。这样一方面可以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海外温州人,因为这些“非遗”是他们成长生活中的共同记忆,有着故乡的熟悉气息和味道,是情感凝聚黏合剂,所以在当地华人中容易形成“集体认同”和“共同归属”,成为海外温州人乡愁的寄托;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海外了解温州的异域风情。
(三)“非遗”的品牌延伸传播
“非遗”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代表着城市的形象,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非遗”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DNA”,由于这些“非遗”历史悠久,在当地颇有影响力,所以自身就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品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品牌效应,对“非遗”进行适当的开发和利用,衍生出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艺术品或产品。例如,可以把瓯剧、永嘉昆曲中一些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脸谱、服装、道具、动作造型制作成手工艺品甚至是玩具,把这些“非遗”元素融入本地的服装品牌设计、家具设计、瓷器设计中,或者是旅游景区及地标性建筑物的一些装饰中,把这些元素放在显眼位置。温州目前正在规划发展轨道交通,可以把具有温州地域特色的“非遗”作为一种重要元素融入车站的装修中,不同的车站选取不同的内容,这样每一座车站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不仅可以提升建筑物、服装、家具的文化层次,使其富有鲜明地域特色,还可以扩大“非遗”传播的受众面,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历史使命
我国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的资源大国,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地域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见证和载体。然而在经济强势和文化式微的宏观背景下,面对开放多元的生存环境,那些主要靠言传身教、心领神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某些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由于老艺人的离世而不断地消亡,乃至成为绝响。因此,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非遗的保护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区域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学校是一个教育、文化的中心,每个学校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它不仅是某一特定精神文化的品牌标志,而且还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努力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构建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是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和迫切要求。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教育服务社会的优势所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教育作为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平台,在教育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是势所必然。2002年10月,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进入中国教育体系。各地教育以服务地方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办学的宗旨,在这个新课题上也是当仁不让。高校汇集了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造发展的主体。高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可以为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指导。高校还具有科研创新的优势,能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论研究工作和教育实践,调动学校内部各方面力量,争取地方各界支持,举办学术研讨会,设立研究机构,展示研究成果,为非遗教育传承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保证。高校在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传承活动中,有相对于其他社会力量更加突出的优势。而几年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深化,不仅仅是高校教育的普及,而从小对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势在必行。因此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在中学阶段开展非物文化教育。这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使命,是教育服务社会的具体表现。也是重大优势所在。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提高教育精神文明质量的重要举措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的见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精神的瑰宝,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教育审美价值。它的历史文化价值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是不同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积淀,反映着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变迁,是现代和传统对接的见证;它的教育审美价值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能够熏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质。因此,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工作,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形成正确的核心价值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格修养和审美理想,激发奋斗向上的追求精神,锻造真诚和谐的人格魅力;有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激励创新意识,提高实践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增强可持续发展力,让学生理解“真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含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提高教育精神文明质量的重要举措。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国家工程。校园传承关键在于学生,学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及传承人。
校园传承能扭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链条濒临断裂的局面,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一剂良方,在学校中进行发展性传承,就是在保护其基因和文化生态的同时,树立发展性思维,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兼收并蓄和开放包容。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各种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教学,探索寻找出行之有效的教学传承模式,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通过学校的课堂行为让更多的人感知、熟悉、传习非遗文化;通过在学校的交流、展示及传承,培育传承机制,培养后继传人;通过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最终形成全民学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和氛围。以此为契机,对于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并将文化在校园内不断的传承,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教育传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关于非物质的遗产的教育传承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2]中国艺术研究院著:《中国非物质文化普查手册》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1
[3]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2006.10
企业文化的灵魂是创新。只有不断的融合创新,企业才有旺盛的生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才有竞争力。海尔集团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依靠自己“真诚到永远”的企业文化,由一个濒临破产的集体小厂,实行名牌战略,坚持向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一流的服务,让客户满意,从而使企业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国内家电行业的龙头老大,同时,海尔集团又不断创新,不断前进,又先后适时提出并实行多元化战略和国际化战略,实现了跨国经营,成为国际上著名的跨国公司,海尔的品牌也成为全球100个著名品牌之一。海尔培育了自己的优秀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又保驾海尔成长壮大。
企业文化是动态的,它也体现为一种状态,一种氛围,它像是熔炉,锻造着企业,也锤炼着企业的人,决定着企业的存亡。在查处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时,河北省石家庄市三鹿奶粉被错误地列入劣质奶粉名单,企业一下面临灭顶之灾。但是三鹿集团成功的实行了危机管理,他们没有忙着去打官司,从集团董事长到工人大家互相发短信鼓励,集团上下一心,面对危机,找石家庄政府向国务院打报告,说明情况,又向国家有关部门打报告,送上三鹿奶粉的良好质量证明材料,未出一个礼拜,国家有关部门就正式发文纠正,明确指出三鹿奶粉不是劣质奶粉,使三鹿集团免于破产,又站稳了脚。三鹿集团负责人在总结这次危机管理时说:“三鹿集团靠坚强的企业文化,挽救了企业,靠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挽救了企业。”有一些很著名的企业不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一遇到危机就崩溃,破产出局。所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是企业生命力的保证。
优秀的企业文化能帮助企业创造奇迹。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是一个百年老企业,它一贯坚持改进和完善的方针,他们在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依照5个“为什么”标准来寻求根源,找出最有效的解决办法,从而使公司在各方面都“尽可能成为最好的”,据最新的财务年度报告,丰田公司虽然只生产了678万辆汽车,但获得的利润比通用和福特这两家美国汽车公司利润之和高出两倍多,它拥有的交易所证券总市值高于美国汽车“三巨头”的总值。丰田汽车公司的企业文化被全球各著名汽车企业研究着,借鉴着,显示出了丰田汽车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
重视企业文化的异化效应
一个企业的文化,有着质的规定性,有其特色,有别于其他企业的文化。同时,企业文化也有其不确定性的一面,它是变化的,从而出现异化。这种变化,或者说异化,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由企业主动进行的,表现为企业文化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做出调整改变。第二种情况是企业处于被动,受到外来企业文化的冲击,企业文化受到侵蚀,企业文化对形成企业员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影响力出现弱化,使企业工作效率下降,经济效益下滑,严重时走向崩盘,导致企业破产。企业文化出现异化,对企业造成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由企业主动进行时,是对企业文化的强化、调整和改造,是一种革新,从而使企业更加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当企业处于被动时,企业文化出现异化,对企业的作用是消极的、破坏性的、是企业应该坚决防止和避免的。
当企业文化与企业的成长发展不相适应时,明智的企业就会主动进行调整,造成新的文化氛围和工作秩序。联想集团一段时间以来,就对自己的企业文化进行了革新,使组织机构精干化,人事配置效能化,营销国际化,品牌英文名称也做了改进,由legend改为lenovo,成为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伙伴,联想集团从此跨入经营的新时期,将在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中展示自己的实力,并在合作中求得大发展,使世界认识联想,接受联想,联想为世界提品,提供服务。
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企业的主要领导者的经营思想和领导作风影响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前任董事长费迪南德.皮希在公司就实行一种君主专制式的文化,他事无巨细地决定着一切,强调的原则是“服务并服从”。企业靠指令在运行,就依靠着这一套,1993年皮希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大众汽车公司。2002年4月16日贝恩德.皮舍里茨德接任董事长之后,实行类似民主式的文化,他为公司制定了新的核心价值和方针,人的能力比等级制度更重要,实行主管人员年轻化,强调责任,鼓励进取,赋予一定的自由度,各级主管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有了一定的空间。这样,就使大众汽车公司焕发了活力,在市场竞争中有了自己的优势。
一些跨国公司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很注意使自己的企业文化适应新形势,为了夺占新的市场甚至提出“做本土员工,投资本土经济,做本土公民”的口号,努力与当地文化接轨,争取当地人民的认可,克服了当地的排外心里,努力满足当地顾客的喜好和需要,从而取得成功。但是,当企业文化异化不是在企业当局的主导下出现的时候,正常的企业状态就受到侵害。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别的企业文化的冲击对本企业员工成为一种诱惑。这部分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和企业离心离德,不惜损害企业的利益,有的甚至里勾外连,出卖企业的商业机密,谋取个人利益。一些国有企业由盛到衰,乃至走向破产,从文化层面来看,就是企业文化异化的结果。还有一种情况是一些企业主管人员和高层管理人员,他们进入企业并非和企业共谋发展,而是借船过河,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借着企业的平台培育自己的力量,拉帮结派,形成小团体,待条件成熟时,集体出走,把企业的客户关系和商业秘密一起带走,另立炉灶和原来的企业成为竞争对手。当然这种情况发生在高层主管人员身上,对企业一般员工来说,出现一些状况,并成不了气候,难上升到文化层面,就另当别论。
四点启示
首先,企业要不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好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生命力之源,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增加动力。但是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性质的现象,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与时俱进。在此一时起积极作用的企业文化,到彼一时也可能就成为企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甚至使企业发展陷入困境。因此,企业应该经常对其文化进行检讨和评估,适时做出调整和革新,使企业文化永葆青春,推动企业蓬勃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众所周知,莆田市素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称,拥有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宝藏。多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文化部门的努力下,目前,秀屿区拥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4个、省级非遗1个、传习所2个、传承人2个,这些非遗项目都是具有秀屿特色,是秀屿独有的文化印记,他们在展示着我区独特的文化魅力。
莆田市秀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于2009年正式开始启动,通过实地考察走访、查阅资料等,摸清了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并建立了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数据档案。2009年,我区申报的民间工艺――笏石下郑草编工艺、笏石下郑竹编工艺、传统习俗――东峤凌烟建房“点脊”习俗、北埔凤山寺巡游习俗等四个项目被列入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0年,我区申报的民间信仰――东庄陈靖姑信仰习俗、平海卫城城隍爷信仰习俗、传统技艺――莆田传统金银首饰加工技艺、莆田传统铜雕技艺(于2014年获批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埭头民间泥塑工艺、传统医药――笏石民间痔疮传统治疗、东峤民间刮痧传统艺术等七个项目被列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年,我区申报的民间文学――郭定光传说、传统美术――陈氏根艺、南日木帆船制作技艺等三个项目被列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其中,传习所有莆田铜雕技艺林朝飞传习所、陈氏根艺陈志华传习所。近年来,由于很多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利润低,从业人员多另寻他业,很多项目濒临灭失,亟需加强保护,主要表现在: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有效提高非遗保护意识。继续推进非遗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和各种宣传展示活动,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和弘扬。为了更好地守护文化遗产的家园,保护传承好珍贵的非遗资源,秀屿区文化馆多次组织“非遗进社区”活动,结合“三下乡”、“世界读书日”等对非遗保护工作进行宣传,提高群众的保护意识;2015年成功举办了“忘不了乡愁秀屿区文化遗产摄影展”,展示了我区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呼吁社会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共同参与;2016年4月,秀屿区文化馆组织“送文化下乡――走进平海・共仰妈祖”文化汇演,在汇演中普及群众非遗保护意识,受到群众的好评,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今后一个时期,这方面仍然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工作领域。
二是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确保经费投入。一直以来,经费不足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遇到不少的困难,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精髓,传统习俗、民间信仰等活态的文化遗产,我们将保留最原始的文化印记,创造特色的文化品牌。其次,我们将积极向市、省申报,争取专项经费补贴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习所、陈列馆标准化建设。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引导社会力量共同建立传习所,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提升传习所的规模和实力。另外,秀屿区文化馆从多方面结合我区非遗特色,创造非遗展示的平台,在2015年举办的“文化遗产摄影展”中取得良好的成效,并通过“莆田市首届文物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创作大赛”,鼓励和指导非遗传承人踊跃参加,提升自身作品的知名度,争取社会爱好者的投资,提高品牌效应,实现其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效益。目前,我区共有2个传习所,莆田铜雕技艺林朝飞传习所、陈氏根艺陈志华传习所都具备一定生产规模与实力,而且打造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品牌,艺术作品也受到全国各地知名人士的好评。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继续开展传习所的建设工作,鼓励传习所开班培训班并给予业务上的支持,探索多样化的文化传承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烙印,是民族的瑰宝,承载着国家的文化,人民的智慧,时代变迁的痕迹。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始终强调保护与传承是第一位的。那么,非遗进入旅游文化产业,就会与市场对接,市场杠杆作用下的非遗与旅游,将会彼此选择。旅游文化产业中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甄别和筛选,选择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部分,再针对其特别进行保护性开发,这是矛盾之一。我们在进行旅游资源判断时通常会以“三大标准”为准绳,是否有开发价值,能够对游客产生吸引;是否能为旅游企业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是否能够产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了文化、精神、艺术、娱乐、经济、社会等多元价值,这些价值能够满足旅游者在异时空,异文化群中找到文化体验和需求,尤其是精神内核,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要所在,其艺术性、娱乐性、观赏性以及实用性拥有无限的潜力。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具有地域性的特点,其活态化也体现了时间、空间的不同内容发生迁移,移民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价值增强了社会群体的认同,是扩大旅游文化产业的重要链条。非物质文化遗产集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于一体,具有开发的价值。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开发只是其存活和保护的手段之一,最终目的还是要传承。适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其精神内涵和文化价值有机统一,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基础上满足旅游者的文化需求,不能以经济为目的,以牺牲本真为代价,迎合旅游者毁灭性地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旅游文化产业可以在不动摇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的基础上,丰富其形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与旅游者的多元体验需求相结合,开发特色产品,以便解决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2.旅游文化产业对于非物质文化开发中主体之间的矛盾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元的特点,多样性正是其魅力所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过程中,多学科、跨领域的学术研究都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和属性。面对自身系统的庞杂,各领域专家要形成一股合力,但却都受到各自知识背景的限定,无法立体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鉴定和深入。另外,文化壁垒成为协同发展的又一重要阻碍。“各安各的心,各打各的牌”局面的形成,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难以整合,市场为主导的学者难免走进“重利益、轻保护”或者“只开发不保护”的圈子中,矛盾不断。以政府为内核,打破行业背景和知识壁垒,通过研究实践,加强各领域专家的合作,才能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度挖掘。
3.旅游文化产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形式多样。在保护、传承、开发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平衡政府、开发商、传承人、旅游者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错综复杂,难度重重。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直接利益者,他直接参与非物质文化的沿袭,以个体或者承担团体的角色担当着传承的核心位置。其他利益相关者均是以传承人为核心进行的各种社会关系。政府处于操控位置,操控着经济利益的发展方向、政策的制定、环境及氛围的构建等。开发商注重经济利益,以获取价值为根本目的,与传承人之间呈现的是经济关联。旅游者则是买方市场,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直接影响着开发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筛选及开发的投入和力度,是旅游产品的命脉所在。旅游者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的受众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传送带,也是驱动力,他们可以呼唤更多的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者当地村民也会因为旅游者的需求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认知变更,逐渐实现从文化“自发”到“自觉”的觉醒。社区、媒体、社团及专家等利益群体则因其社会责任感而对文化发展进行监督,他们将对开发商的行为进行制约,对于过度开发或者庸俗文化进行遏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是一个多元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资源分配、利益分割的过程实际上是彼此责任和利益承担的博弈过程,在开发过程中尤为重要。不同的利益诉求直接导致了各利益相关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非遗自身价值与利益相关者又共同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本文借用多Agent旅游仿真系统,人工介入,与计算机进行交互,完成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诉求关系,建立数据模型对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激励,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从保护为根本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
二、旅游文化产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精湛的艺术价值和民族创造,是文化流传的承载模式,它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凝结着历代人民的智慧。在时代背景下,要本着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开发方针,否则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服务于今天,就势必会带来传承中的再生产。因此,要保护就要“合理”,要“适度”,要“本真”,以“保护”为招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摧残,无疑是一种二次伤害。在选择保护路径中,要让“安心”成为主导,让历史的传统能够“安详”的传承,对其内容进行甄别,分类筛选,既保护传承,又开放发展,各得其所,各显其能。旅游文化产业作为媒介,挖掘和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潜在价值,最大限度地进行资源整合,搭建自然与人文,人文与历史的对话,重塑“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局面。
1.旅游文化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生存的基本条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记忆,是民族文化基因所在,这种文化是我们美好文化的精神财富,也是民族的未来,是民族维系的原动力所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区域里,尤其是以民间文化为主要依托的少数民族地区,环境的发展,条件的变迁,传承人的意识等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尽管构建生态文化保护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功不可没,但我们更倡导开放式的保护。通过旅游的形式展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无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活和发展提供了土壤。三峡民间文化是通过旅游———文化这一开发模式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试点基地,将土家族的民族特色、民族文化与农耕文明相融合,以展示的方式进行传承,以原生态活化的保存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张艺谋导演的大型《印象》系列,对湘西、桂林、丽江、西湖、海南岛、大红袍、普陀、武隆等地的民族、风情、民俗、山水传说等形式进行描述和展演,成为旅游产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也为旅游者展示了异地的民俗风情,传承经典,以“土著人”演绎本民族的原生态文化,唤醒民族自豪感、归属感,达到“以人为本”,实现文化“自觉”。
2.旅游文化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培育了新的受众群体
文化吸引物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民族象征使游客进行参观、欣赏和游览。旅游者对于旅游的目的非常明确,希望对异地文化资源进行深入介入和了解,参与文化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旅游文化吸引物的一部分,与旅游投资商之间有着共同的文化愿景,期望通过文化共享而实现旅游多元价值,以原始的自然表现与人文的紧密关联来传世文化精神。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核心力量倾斜于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分享,一方面增加了旅游景区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吸引了更多的旅游者前来观赏体验,在实践中得以传承。旅游者不自觉地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者,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习与旅游演艺的结合,刺激了旅游者的兴趣点,吸引各地专家游客慕名而来,扩大了研究队伍,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保护。
3.旅游文化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创新了保护路径
限制开发和简单开放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两种极端倾向。这种做法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可能导致文化成果的自生自灭,也有可能因短视行为而造成原生态文化环境的破坏甚至衰竭。抢救式保存、博物馆保存、传习所传承、学校教育传承、民间活态化传承都与旅游文化产业有着契合点,以挖掘、吸引、传承、习作、赛事、生态保护区等方式融合旅游,扩充文化旅游的内涵和形式。与此同时,民俗旅游的开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文化产业结合的又一途径。
4.旅游文化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宽了融资渠道
这项复杂的工程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国家和地方在文化保护财政预算中,所占比例微小,出现投入不足、资金周转不灵的现象,融资方式的多元化直接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效率与效力。旅游文化产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拓宽了融资渠道。二者对立的关系不成立。单纯地把旅游文化产业与破坏划等,是对旅游文化产业的偏见。经济驱动下的产业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也最大限度地希望创造经济利益和价值,这并不是旅游文化产业自身的错误所在。以生态为前提,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传承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文化产业必须具有社会责任感,承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保护为目的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充分发挥市场优势,促进文化和产业的双赢发展。以云南西双版纳和丽江的收入80%以上来自旅游业,也使纳西文化、丽江文化从山寨走出来,走向中国,走向世界。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3)02-0008-01
一 研究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是人类珍贵的文化记忆,它文化内涵丰富,但面临着缺乏保护载体,展示平台和充分的资金支持的状况;而游憩商业区(简称RB”)拥有广阔的空间、人流和资金流动,却缺乏特色文化内涵。
那么,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入拥有适宜的空间,大量的人流、资金流的城市游憩商业区,则有可能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增加非遗所需要的人员要素和资金支持,促成非遗文化的传播与发展;而通过在游憩商业区内进行非遗文化产品的开发,则有可能将非遗资源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创造出经济效益,并提升游憩商业区的文化内涵与吸引力,从而推动游憩商业区的发展。
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要想实现互动,除了具备“需求”作为内生动力外,还需要有实现二者接触的媒介。这个媒介,需要能够使非遗的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满足游憩商业区的发展需求,又需要具备非遗发展所需要的人员载体,物质载体和空间载体。本文将重点研究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游憩商业区互动的媒介。
二 媒介的选择
对城市游憩商业区的研究发现,RBD的形成实质上是城市商业活动与旅游活动、游憩活动及休闲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因而文化+旅游+商业”的发展模式是适宜游憩商业区发展的理想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文化(内涵)为灵魂,以游憩(活动)为平台,以商业(盈利)为动力,既适应城市居民休闲活动以及城市旅游发展的需要,又实现“以旅促商,商旅互动”的效果。
而非遗文化能否作用其中,成为这个模式中的灵魂呢。这就取决于非遗文化是否具有商业盈利的价值,也就是经济开发价值。经济开发价值是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价值形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体系的价值利用。通过研究发现,非遗文化具有丰富的经济开发价值,包括文化旅游开发价值,休闲文化开发价值、艺术品开发价值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价值等,因此在对游憩商业区发展模式探讨的基础上,结合非遗所具备的经济开发价值,我们认为,非遗与RBD互动的良好媒介就是利用非遗的价值,在游憩商业区开发非遗文化产品。借助于非遗文化旅游产品,休闲文化产品,手工艺品等产品或活动,实现二者的互动。通过这些活动项目,非遗实现了其向文化资本转化,产生经济效益,并满足游憩商业区文化需求,推动RBD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在这些文化产品的消费中,产生了非遗传播所需要的人流,文化空间,和物化载体。这种媒介可以从内容上来划分,也可以从形态上划分出不同的类型。
三 媒介的类型
1.从内容上划分媒介。
从产品内容上分,可以将非遗文化产品分为文化旅游产品,休闲文化产品,手工艺术品,文化创意产品等。
(1)非遗文化旅游产品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定时空关系中,是传统文化的活的记忆,是原生态的历史遗存,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对旅游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游憩商业区是城市旅游的重要空间之一,借助非遗文化,通过游憩商业区内的文化旅游开发,旅游者融入到文化旅游活动,可以从中动态地了解历史、认识文化,满足文化需求。所以,非遗文化旅游,可以满足游憩商业区旅游者对文化的需求,也可以推动非遗文化的传播。
(2)非遗休闲文化产品媒介。
学者程遂营指出,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国国民传统休闲活动的产物,我国现代国民休闲方式仍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切相关,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着非常强的休闲价值,可以开发出系列的休闲文化产品[1]。游憩商业区也是城市休闲的重要场所。通过在游憩商业区内进行非遗的休闲文化开发,可以满足游憩者的休闲需要。非遗休闲文化产品,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空间和人气,是非遗与RBD互动发展的重要媒介。
(3)非遗手工艺术品媒介。
传统手工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传统手工技艺下创作的手工艺品,艺术水平高超、艺术形式独特,具有观赏价值;有些作品虽历经沧桑,但仍具有装饰、陈列等实用价值,因而完全可以进行相应的非遗工艺品的开发,利用游憩商业区的平台,在游憩商业区中销售,满足外地旅游者和本地游憩者的购物需求,既使非遗文化转化为商品,实现经济价值,为非遗保护提供资金支持;又使非遗文化有了依附的载体。
2.从形态上划分媒介。
总结起来,游憩商业区所开发的非遗文化产品,构成了非遗与RBD互动的媒介。具体而言,从形态上讲,这些非遗文化产品消费的空间,又构成了互动的空间媒介;消费活动的参与者,也就是商户,传承者,游憩者,构成了互动的人员媒介;而非遗文化的具体物化商品,构成了互动的物化媒介。
(1)空间媒介。
空间媒介为非遗文化提供了展示平台与传播空间,即空间载体,同时也是非遗文化产品得以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场所依赖;空间媒介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静态空间媒介,即一定的活动场所,包括游憩商业区的各条街道和商业街上的各种非遗文化产品商铺,这需要完善的基础服务设施作为支撑;二是动态空间媒介,即各种表演活动和游赏互动的过程,通过观看演出乃至游客亲身参与活动,完成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三是氛围媒介,游憩商业区浓厚的文化氛围,让游客置身其中,即使不购物,也是一种熏陶,此时,媒介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吸引物。
(2)人员媒介。
人员媒介包括非遗文化产品的传承者(包括生产者,经营者),又有游憩者和购物者。这些人员,既是游憩商业区的经济活动得以实现的主体,又构成了实现非遗文化传播的传播者与受众。
(3)物化媒介。
1、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也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意义重大。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所以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是刻不容缓。
2、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是连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基础。保护和利用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共同承载着人类社会的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4、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境外,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来源:文章屋网 )
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包括福建民间添丁庆寿旧俗、婚嫁旧俗、丧礼旧俗、民间节日、庙会、民间传统信仰习俗等。如闽西客家春耕习俗、惠安女服饰、丰泽虫寻埔女服饰、闽东畲族婚俗、仙游枫亭元宵游灯习俗、闽西客家元宵节庆、宁德畲族三月三节俗;等等。
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包括各种具有福建特色的生产生活技艺与工具等。如福州同利肉燕制作技艺、福州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福州永和鱼丸制作技艺、泉州传统竹编工艺、明溪肉脯干制作工艺、沙县小吃制作工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