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情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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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目前已成为一种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任何国家都要积极加入到这一潮流中，顺应经济变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可以促进世界整体经济迅速发展，而且对国家自身来说，这也是一次发展的机会，在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交流与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提升自身实力，同时使本国的经济环境更适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营造良好的发展条件。对我国的发展来说，全球化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在当前的环境中，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活动，这样的对外贸易所占的比重也不断增加，就整体而言，当前我国从宏观上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包括税收以及贷款等方面的优惠，在微观上，现代企业制度逐渐建立并且不断完善，这样有利的国内环境使得我国的对外贸易在近些年中呈现增长的态势。但同时要看到，由于经济政策已经全球性的经济差异仍然存在，我国的随外贸易中依然有很多问题与不足，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对外贸易的整体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

二、全球化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的机遇

经济全球化对每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次扩大自身经济活动范围，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机会，对我国来说也不例外。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深水期，对外贸易活动也在经历着转型与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使得对外开放有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这样的全球化模式也给我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更多的合作机会。

1.增加对外合作

作为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类型，对外贸易合作所占的比重在不断上升，但一国要想更好地实现对外贸易额的增长，首先就要扩大与他国的合作范围，最大限度地增加合作机会。在过去传统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由于众多规定限制的存在，贸易壁垒十分严重，各国的关税问题以及具体的对外贸易合作方式都不相同，各国上处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中，但在当前的环境中，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贸易壁垒不断被打破，全球各种贸易组织逐渐增加并且制定了很多适合国际贸易往来的条约，这样的环境使我国更加方便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增加了交流往来的机会，在与其他国家合作的过程中促进我国进一步完善我国自身对外贸易的机制同时增加贸易额度，促进经济增长。

2.完善贸易机制

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起步较晚，发展较慢，这是由于我国的历史因素和现地社会体制等综合情况所导致的，所以我国要想融入全球经济发展中，就需要不断完善自身，从体制上进行改革，使我国的对外贸易更加符合国际发展的要求。在贸易体制上的改革要顺应全球发展的潮流，向其他国家的学习，在不断地磨合借鉴中实现自身的完善与改革。全球化环境下各种集中在同一环境中进行贸易往来，有利于学习其他国家对外贸易的运行策略，同时吸收国际通行的贸易法则，防止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引起纠纷，促进对外贸易的规范化、科学化。

3.提升经济实力

积极参与对外贸易活动是我国当前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项，扩大对外贸易的范围、增强实力也是带动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提高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过去的环境下，我国也进行对外的贸易来往，但从整体上来说处于初级阶段，贸易额较低，无法实现较大的突破，如今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给与我国更多的发展机会，营造一种良好的对外贸易活动的环境。从近些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以及其占国家经济发展总量比重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经济实力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由此可知出，全球化的环境不仅使我国的对外贸易得到发展，同时也为我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机会。

三、全球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挑战

虽然全球化为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及整体经济发展都带来了新的机会，使我国更好地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实现自身发展。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当前我国在全球经济活动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我们自身体制不完善、政策不健全的问题，也有全球贸易障碍以及其他国家可以破坏阻挠的因素，综合起来，这些都是我国的对外贸易所面临的挑战，需要在以后的发展中予以解决。

1.政策不规范

一国在进行对外贸易的活动中，除了良好的客观环境，也需要规范科学的国内政策的支持，在这一点上，目前我国还欠缺较多。在我国企业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或参与全球性的经济活动中时，总是缺乏良好健全的政策支持，这让我国的企业面临着更多的障碍。如今全球企业更多的进行共同的贸易活动，缺少规范的政策支持使得我国对外贸易增加了很多障碍。

2.国际贸易壁垒的存在

尽管当前全球的贸易活动逐渐平等化、开放化，但贸易壁垒仍然存在，如我国经常在对国外的产品销售中遭遇反倾销调查，一些国家会针对我国部分产品提出倾销的质疑，并且开出“天价”罚单，这些情况都使得我国企业的对外贸易活动存在很多障碍。贸易壁垒也让我国企业在一些全球经济活动中处于被动状态，无法很好地进行合作，这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往来的主要问题。

四、结语

当前的全球化环境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活动来说是有利有弊的，它既为企业参与更多更大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提供了新的机会，但同时又给我国的企业提出新的问题与挑战。但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对外贸易活动也要继续强化，这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我国壮大自身实力的需要。我国必须不断完善自身，更好地参与到全球的活动中，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

作者:冯毅 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顾国达.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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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都是以国家为边界，国际贸易分工和利润分配都是以国家为单位。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20世纪初国际贸易理论学者开始将目光转移到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及影响。而全球贸易供应链的形成是专业化分工和交易费用博弈的结果，同时随着全球供应链的形成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一体化。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全球供应链信息交换平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

一、国际贸易中供应链形成之前的资源配置情况

国际贸易供应链形成之前的国际贸易流程以线性为主。其基本的贸易流程是：国际企业买家搞研发设计、采购计划、发出订单；国际贸易进口企业或公司接到订单后，向制造商提供外企买家的货品规格要求、设计方案等材料，而后制造商又向货品供应商采购材料和零件。订单产品制造完成后，进口企业或外贸公司就办理货物出口手续联系国际国内物流企业和单位，向外企买家发货，外企买家又将货物发送给其各个分销商，分销商又将得到的货物发送给零售商。

虽然这种国际贸易流程在经济发展中被广泛运用过，但是这种供应链自身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产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由于国际贸易涉及到的方面比较广泛，信息传播和物流的时间显得非常漫长，从产品设计到采购决议再到生产已经过了几个月时间。第二，供应环节的成本费用高。货物要经过很长的运输路程以及经过多个辗转和停留地方，这些都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第三，不能及时处理出现的问题。由于是国际贸易，一个小市场出现了问题，很难快速并统一解决，而且因为是国际贸易涉及到的各方只对直接的上下负责，忽视了其它地方出现的问题，时间久了就会影响到企业的品牌诚信、产品质量等方面。第四，国际贸易各方都是单独面临市场同行竞争，而忽视了对供应链上其它企业的成本和生产效率。国际贸易流程中的资源配置处于分散状态。企业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益、劳动力成本、技术等方面来降低成本，有利于企业的经济效益，但是并非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资源配置。第五，国际贸易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联性较弱，彼此之间不能互惠互利，反而出现相互压榨的情况。

二、关于国际贸易中“供应链”的含义

全球贸易供应链又叫全球网络供应链。供应链的成员遍布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要获取的生产资料、货物生产的企业、货物的流动和销售、信息的分享和获取都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贸易供应链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个核心企业。

三、国际贸易供应链的资源分配方式

国际贸易供应链的核心企业通过投资、控股、签订长期互惠合作合同等方式与全球的供应链节点企业结成长期的合作伙伴，每个国际贸易企业都要在一个统一的供应链管理平台上进行贸易活动。以统一、标准化的形式将物流、资金以及信息等输入管理平台，并且通过数据交换技术来快速满足市场的需求，统一管理平台的建立有利于市场的及时补货和最小限度的生产，节约成本和资源。零售商们通常都是直接通过信息系统来获取销售信息并将其输入企业相关部门进行分析，零售商经过对电子订货系统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再向分销商发出订货单。对于得到销售数据的设计和研发部门来说，就得把数据进行预测性或实时性的研发和设计，并且将各个计算机上得出的设计系统，通过产品数据管理平台将它们进行信息整合和分析，上传到新的设计系统交予核心平台。这样制造商和供应商可以从平台上得到设计和采购订单，并且准备准备好材料进行产品生产活动。同时分销商又到平台上获取关于新产品的设计信息进而为市场营销、上架计划做好充分的准备。而零售商也可以从分销商那得打产品上架的策划信息。所以，全球供应链管理平台协调者整个国际贸易的物流、资金、信息等方面的发展和流动。

四、实现国际贸易供应链的重大意义

形成国际贸易供应链就能够降低全球经济发展规模扩大和分工更加明确和细化带来的成本和信息障碍问题，降低了供货商和销售商的生产成本，有效实现消费者和生产者一体化，使得全球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和配置，降低了经济发展中的成本费用，实现了全球资源的最优配置。

总之，国际贸易供应链的形成，核心企业可以将和国际贸易有关联企业的资源都集中到一个具体的供应链网络信息平台上来实现资源和信息共享。网络为信息传播带来更加便捷，货物储存、物流以及资金浪费都最大限度地降到最低。而且由于长期的供应链和资源共享的合作关系，核心企业统一管理国际贸易中的所有资源，因此，全球的资源都能够得到有效利用和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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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展，贸易、金融、投资的自由化使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主要特征是全球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经济的日益融合，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经济的变动日益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贸易与投资逐渐呈现互补性特征。全球市场形成之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信息革命、通讯与交通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WTO的建立为之推波助澜。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同时对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也提出了诸多挑战。

二、竞争优势的提出及国际应用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竞争优势将取代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自由贸易理论一直占统治地位，而比较成本理论、要素禀赋理论又是自由贸易理论发展的主线。这些理论认为，只要各个国家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成本相对低的产品参与国际分工，就会获得比较利益，不仅其自身而且整个世界都会从中受益。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从经济学角度认为，只要各国遵循成本优势从事分工，就都能获益，各国不存在利益的冲突。1991年美国管理学家家迈克尔・波特在其出版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强调了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利益的冲突，认为竞争优势是一国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并详细阐述了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该理论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分析了一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提高整体竞争力，实质上属于宏观竞争战略的分析，如果将其引用在跨国公司的垄断竞争优势中也同样可以发挥效果。通过整合国际资源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表现出来的有跨国并购、生产要素的优势互补、跨国资本通过金融市场的间接国际传导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比较成本已经不能再成为决定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这是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设前提即要素在国家间的不可流动性。在国际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优势。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跨国公司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所谓经济全球化、贸易投资互补性（一体化）实质是跨国公司依靠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的整合。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降低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的可能。

三、国际贸易与投资互补的必然趋势

（一）贸易与投资的相互促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格局将由产业间贸易转向产业内贸易、公司内贸易为主，中间产品、零部件贸易比重增加，而这无疑为国际投资成与贸易的促进与互补作用奠定了基础，公司的内部化部分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这也是科斯定理的精髓所在。

在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中，国际贸易格局以产业间贸易为主，国际交换的对象属于不同的产业部门。这是因为在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比较成本、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基础的情况下，各国必然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商品以供交换。它主要发生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者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产品的流动是单向的，产品的用途也存在很大差别。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发展、国际分工的深化，发达国家的产业内分工、产业内贸易比重逐渐增加。它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部门内部，产品的投入要素比例、最终用途基本相近。根据国际贸易新理论，它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产品差别的基础上为了追求规模经济效益而造成的，有的甚至通过协议性国际分工来达到。据此，产业内分工、贸易的商品应以同一产业内的最终产品为主，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贸易与投资的互补，贸易格局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虽然产业内贸易继续发展，但其贸易的对象、贸易的主体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迅速增加，一些原来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将有一部分转为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根据《2001世界投资报告》，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美元，其中跨国公司占90％。目前全球共有6万多家跨国公司，它们掌管着全球1/3的生产、2/3的国际贸易、70％以上技术转让。

（二）跨国公司的竞争力。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跨国公司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国际直接投资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战略：跨国公司在某一产业内开展多元化经营、纵向、横向并购等业务。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资料，1987年全球跨国并购的价值仅为1000亿美元，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方式实现的金额约为11000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1/3。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际生产的增长主要是通过跨国并购而不是通过新建企业投资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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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5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95-05

上世纪60年代后，世界贸易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随着关税水平的下降、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国际运输环境的改善以及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国际贸易成本迅速下降。这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方式，进而导致全球生产价值链的逐步形成。其结果是产品内贸易、公司内贸易、外包等新的贸易形式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日渐凸显，中间产品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迅速上升。由于中间产品进口需要反复经过海关，而每经过一次海关就要在贸易统计中记录一次，因此，这种以全球产品生产协作为基础的中间产品贸易成为世界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也是引起世界贸易非线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贸易的格局。如，由泰国组装生产的计算机硬盘，其中间产品分别来自于10个亚洲和美洲国家；美国的波音787飞机，其机翼来自于日本，发动机来自于英国，刹车、电力系统和计算机组件来自于法国。相关研究表明，中间产品贸易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30%左右，且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以40%的年均速度增长（D.Hummels et al，2001）。近年来，中间产品贸易更是占到了世界货物贸易的56%和服务贸易的70%（Miroudot et al，2009）。

由于传统的贸易统计主要依据的是海关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其结果是将出口产品的所有价值均归于最终出口该商品的国家，因此，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一方面不能准确统计新的贸易方式，即中间产品贸易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还将夸大最终出口该商品的国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作用。WTO总干事拉米（Lamy，2012）就认为，“新的经济现象要有新的经济和统计方式与之相适应。好的统计数据有助于对社会和经济现象的理解。如果我们仍然利用不完整的数据来制定政策，就会得到错误的结论；如果用旧数据来研究新问题，则争论和误解也会增加。”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世界贸易发展的现实，WTO将于2013年初出台第一批基于产品附加值的“附加值统计”（Value-added Statis-tic）数据（或称新贸易统计数据），以更好地衡量世界贸易的发展状况。

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国家出台了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渐复苏，世界贸易仍将向更加稳固的自由化发展方向迈进。而WTO新贸易统计数据的出台正是适应世界贸易环境变化的需要。它不仅会对世界贸易的统计形成颠覆性的变革，同样也会对我国未来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到深远影响。基于此，本文对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及其对我国对外贸易将产生的影响展开研究。

一、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

新贸易统计数据的出台源于世界贸易的新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使传统的以国别和最终产品为标准的贸易统计数据不再适应世界贸易的发展变化。WTO新贸易统计数据出台的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税水平的显著下降加速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关税水平的下降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降低了进口中间产品的成本，推动了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以亚洲为例，目前亚洲各国最惠国关税的税率在5%。10%之间，较之20世纪90年代也有大幅度的下降。较低的关税必然会降低贸易的成本、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

（二）各国出口环境的改善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各国出口环境的改善主要体现在：首先，各国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产品的运输成本。如，集装箱运输船和集装箱码头的出现，降低了海运的成本；航空条件的改善则极大地降低了时间密集型国际贸易的成本。其次，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贸易中的通讯成本。最后，一些国家国内贸易规制的减少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上述各方面出口环境的改善都为扩大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成为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有效推动力，极大地促进了产品生产的进一步分工，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三）出口加工园区的建设推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为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纷纷建立了本国专门的出口加工园区。而出口加工园区的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贸易新生产方式的形成。根据世界劳动组织（ILO）的统计，截至2006年，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共建立了3500多个出口加工园区。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的统计数据也表明，目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五分之一产品和进口的13%产品来自于出口加工园区。由此可见，出口加工园区的建立对于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带动了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形成

伴随着运输成本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下降以及信息技术的进步，跨国公司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世界生产价值链的形成，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方式，促进了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以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每年约为50亿美元，1990年这一数值达到了约230亿美元，2008年则达到了3070亿美元。在亚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增加的同时，中间产品在亚洲出口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由1995年的26%上升到了2009年的35%。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的优势

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主要适用于从产品的生产到出口的整个产品价值链都处于一国内部的贸易统计，并不适合用于由生产分工全球化而导致的新的贸易统计。对比新的贸易统计数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在衡量诸如行业竞争力、比较优势、贸易保护、汇率、经济周期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准确地统计全球贸易量，而且至少将从以下七个方面有助于改善人们对全球贸易相关问题的理解。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也可以揭示工业国家再进口的产品种类

为了更好地统计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要追踪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并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分解到各个从事产品不同阶段生产的国家。这就使得新贸易统计数据能够准确统计各国进口中间产品的来源地及各国在产品生产中的作用，从而有助于追踪发展中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和半成品的来源以及各国再进口的产品种类。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全球贸易的不平衡情况

由于在新的全球生产分工体系下，一国只专注于产品的某一特定生产环节，因此，衡量～国在全球贸易中的贡献不应以出口产品的最后总价值来判断，而应以该国所从事的特定生产环节的价值来判断，即以该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来判断。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出口产品的价值都归于最后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这无疑会夸大最后从事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在产品整个生产环节中的作用，从而无法反映全球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能够较好地确定每个国家在产品各生产环节中的地位和产品生产中的附加值，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衡量全球贸易的真实情况。以美国在苹果手机（iPhone）上的贸易为例。米鲁多（Miroudot，2011）调查了2009年美国在iPhone上的贸易平衡情况。从表1数据可知，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美国2009年在iPhone产品上从中国进口了约19.01亿美元的产品；相应的，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为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增加了19.01亿美元。可如果按照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方式来计算，美国进口的19.01亿美元的iPhone产品中，中国生产的附加值只有7 350万美元，仅相当于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3.87%。美国贸易逆差的其余部分其实来自于日本、韩国、德国等中间产品生产国。由此可见，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中，中国在iPhone产品上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被严重夸大了。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各国在市场准入和贸易政策上的争论

新贸易统计数据在解决各国在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方面的争论上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的很多争论均来自于对贸易不平衡问题的不同看法，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世界贸易不平衡的真实情况，因此，新贸易统计数据必然有助于减少各国对市场准人和贸易政策的争论。第二，基于全球生产体系的新生产方式使贸易竞争力不再存在于国家之间，而是存在于企业之间，存在于生产的不同环节之间，因此，在WTO基于产品附加值的新贸易统计数据下，传统的对于最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理解也会发生变化。以最优关税为例，传统贸易理论认为，最优关税应当是逐级增加的。而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一国的最优关税应当变得很小，而且不应再是逐级增加的。可见，如果依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统计的数据，针对上述问题制定相应的贸易政策，无疑将导致错误的结论。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对贸易量的统计是依据产品各生产环节的附加值而非最终产品的价值，因此，在处理上述问题时，其所提供的数据无疑更具说服力，也更有利于一国贸易政策的正确制定。

（四）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

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产品的生产价值链由一国延长到世界其他国家，所以对产品价值链中的任何国家经济的冲击也将通过价值链传导到其他国家，从而对世界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以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为例，美国最终消费的锐减直接导致处于产品最终组装环节的中国出口的下降，而中国出口的下降又影响到其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从而对处于产品价值链中上游的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产生影响。可见，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只关注最终产品的生产，所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无法准确认识宏观经济冲击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影响。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一国在出口产品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从而更有可能准确判断经济冲击对产品价值链上各国的影响。

（五）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和就业的关系

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精确地告诉我们就业岗位在生产环节的哪部分从事产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WTO的一项以欧盟制鞋业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表明，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发现认为，中国对欧盟的皮鞋出口导致了欧洲制鞋业工作岗位的消失；但是通过根据新贸易统计方式所计算出的数据则清楚地表明，欧洲制鞋业所丧失的只是皮鞋的加工制作这一部分工作岗位，皮鞋的设计、研发、市场营销等生产环节上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于欧洲，并且欧洲的制鞋企业由于降低了生产成本而变得更具竞争力。

（六）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OECD的研究表明，重新分配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会对一国的碳排放情况产生显著影响。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下，出口产品的碳含量全部被归于最终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而新的贸易统计数据由于其所具有按产品附加值统计贸易的特点，则可以将产品中的碳含量分解到各生产环节，从而可以更准确地计算各国在产品生产全过程中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可见，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审视贸易对各国环境的影响。

（七）新贸易统计数据有助于重新评估一国的贸易竞争力

这里仍以美国iPhone产品为例分析。如果根据传统的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在iPhone上的出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但是，如果以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衡量则可以发现，中国在iPhone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事实上仅仅局限于产品组装这一生产环节上，而iPhone生产的中上游环节的比较优势和贸易竞争力仍然掌握在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手中。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对我国的影响

（一）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好地衡量我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其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进而有助于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在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下，各国的竞争力主要存在于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上，而非存在于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中。基于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竞争力水平，针对的只是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因此，这种利用传统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将明显夸大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洛迪克（D.Rodfik，2011）依据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研究就认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当于比中国人均GDP高3～6倍的国家的生产水平。可见，如果我国以此为依据来制定指导未来经济发展的政策，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与之相比，由于新贸易统计数据是以各国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附加值为基础的，因此，基于新贸易统计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更能准确反映我国出口的竞争力，以及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地位。如，新贸易统计数据清楚地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主要存在于产品的组装环节，主要从事的仍旧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工序，仍然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我们便可以依据这一结论，提出更符合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实际情况的对策建议。

（二）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更准确地衡量我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状况

随着世界生产分工体系的逐渐形成，我国在世界分工中的作用仍停留在以产品组装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但在传统的贸易统计方式下，产品出口的全部价值却全部记在中国，从而导致虽然中国对美、欧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但中国能够获得的实际收益却很小。与之相比，新贸易统计数据是基于各国在产品中的附加值统计的，因此，势必可以更准确地衡量中国外贸不平衡的状况。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WTO和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都表明，按照传统贸易统计数据，2008年中美贸易顺差为2850亿美元；但如果按照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只有l 640亿美元，仅占传统贸易统计数据的69%。詹森和诺格拉（Johnson，Noguera，2010）的研究也表明，如果依据以一国产品附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数据来计算中美双边贸易，则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相比传统贸易统计数据将下降30%～40%。

（三）新贸易统计数据可以有效降低我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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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判断的思考起点是贸易的复杂性。由于人们希望生活尽可能简单，产品的构成渐趋复杂，贸易不再延续帝国模式，现代贸易的供应链越来越长也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意味着在经济没有剧烈变动时，GDP的贸易份额几乎肯定增长。

IPAD便是复杂实物贸易的典型例子。IPAD名义上在中国生产，但中国劳动成本只占最终售价的1.6%，最终售价三分之一的零部件在中国之外生产，这些零部件在中国进口并组装，再出口到消费目的地。每购买一台IPAD，全球GDP会增长一台IPAD，而全球贸易却最少增加大约1.33台IPAD。这一现象是由重复计算导致的。具体来看，在中国台湾生产的芯片出口到中国内地会计入全球贸易，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成品IPAD也会被计入全球贸易，而IPAD的最终价值也包括芯片的价值。

考虑到贸易的这种复杂性，GDP的贸易份额只有在受到特定冲击时才会下降，比如贸易的复杂度降低、消费从可贸易品转向不可贸易品，等等。

降低贸易复杂性，重新回到帝国贸易模式，似乎不是一个特别可信的威胁。即使是页岩气的出现，也不会减弱贸易的复杂度。页岩气本身对全球贸易量的影响是中性的，它会改变美国的贸易平衡，却不会减少全球石油贸易。其实，自然资源的新发现，只会改变它的全球贸易地理格局，不会对贸易总量有负面影响。

因为能源价格的下降，生产回归美国国内存在潜在可能，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在享受发达世界最低能源价格的同时，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仍保持最高水位，出口则保持最低水位。从这个过程的另一面看，危机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确有削弱，但不能说明贸易复杂度出现逆转。一者它的影响比金融市场流动小得多，二者可能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在既定沉没成本与时间维度下反应较慢。

贸易面临的最后一个挑战是消费模式转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贸易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减少。一方面，政府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可能上升，而政府的进口倾向低于私人部门；另一方面，私人部门也有可能自发降低边际进口倾向。

但技术的发展会拓宽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的服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交易，而这些交易在十年前尚不可行。甚至像3D打印技术，也有潜力增加贸易，不仅作为知识产权可以直接贸易，也可以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

此外，关税的增加、贸易融资的下降、规则障碍也会对贸易形成冲击。不过，世贸组织的存在以及对关税损害的普遍理解都大大减少了关税冲击的可能；2008/2009年对全球贸易带来负面影响的贸易融资崩溃正在恢复；对全球贸易带来持续损害的贸易规则已经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并在贸易谈判中更多关注监管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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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促成了一个新的全球治理平台的诞生，即二十国集团（简称G20），成T中包括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欧盟）。G20成员的人口总量占全球的2/3，GDP占全球的85%，占全球贸易额接近80%，占全球吸引外资额和对外投资额的70%和80%。G20成员的体量决定了其在全球治理中必然发挥着独到且重要的作用。

G20成立的初衷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增强全球主要大国在财政、金融政策方面的协调性，因此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是其中的主渠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金融危机尽管影响犹在，但是其紧迫性相比经济危机爆发后的几年已经有所减缓。在这种情况下，全球贸易和投资作为财政、金融之外的另一个领域，重要性日益凸显。因为G20成员自身贸易总量、代表性和全球的影响力，实际上已经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外形成了一个“迷你WTO”。G20成员数量远远少于WTO，因此在贸易投资政策方面的协调难度大为减小；同时，鉴于G20成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贸易投资规则方面所达成的成果实际上是代表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投资事务中的立场和观点，代表了贸易投资规则的发展方向，对多边贸易投资规则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G20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在此背景下，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刺激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成为G20成员的重点关注领域。2008年以来，G20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成员已经意识到G20在该领域可以有更大的作为。2015年，在中国的提议下，G20土耳其安塔利亚峰会确定了贸易部长会议的定期化机制，提升到与G20成员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会议同等的级别。从G20发展的历程来看。G20对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1、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20世纪30年代欧美爆发经济危机，世界经济萧条，各国为了一己之利，纷纷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其中美国颁布了臭名昭著的《斯密特――霍利关税法案》，对进口至美国的产品征收关税平均水平高达53%，欧洲国家纷纷效仿，导致全球贸易总额大幅下降70%，这种以邻为壑的短视做法严重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主要国家担心世界各国重走保护主义覆辙，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全面衰退，甚至如上世纪一样引发战争。因此，在2008年召开的第一届G20华盛顿峰会上，与会成员一致同意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在峰会结束后一年内避免设置投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新壁垒，这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历史上第一次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做出集体承诺。此后历届G20峰会中成员均明确表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承诺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承诺期限也不断延长；同时G20成员推动以WTO为平台，加强对全球贸易政策监督和审议，授权WTO等国际组织G20成员贸易保护报告，对各成员采取的贸易措施形成集体压力。G20多措并举，对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功不可没。

同时，在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的情况下，以“短、平、快”为特点的区域贸易谈判兴起，各主要经济体将主要精力放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上。据WTO公布的数据，截止2016年7月1日，WTO成员通报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635份，平均每个WTO成员签署了接近4份自贸协定。一些超大规模的自贸协定谈判引起全球各国的关注（如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全球区域性贸易谈判的兴起导致全球贸易规则的“意大利面条碗”现象越来越严重，全球贸易规则开始走向“碎片化”，实际上是一种贸易规则层面的“保护主义”。G20成员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信号，作为全球主要的经济体，G20成员在历次峰会一直支持加强区域贸易协定的透明度，确保与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的一致性，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摒除规则的“藩篱”，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规则的“碎片化”趋势。

今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议通过的贸易部长声明，再次发出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明确信号，G20成员决定将不采取新的保护主义措施延长至2018年，具体承诺包括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和逐步减少和取消已经采取了的贸易限制措施。同时，G20成员同意进一步加强区域贸易协定透明度，确保其与多边规则的一致性。

2、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995年成立WTO，以其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在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起到了主导作用。目前，WTO共有163个成员，是处理全球贸易投资事务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也是全球涵盖范围最广、规则体系最为全面的贸易规则体系。但是，2001年WTO启动多哈谈判之后，由于成员所处的发展阶段、自身利益等因素难以在如此庞大的组织内取得共识，而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又是WTO制定多边贸易纪律的基础，多哈谈判久拖未决，持续了15个年头但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已经减损了WTO在制定多边贸易纪律方面的信誉。

G20成员作为WTO的核心成员，肩负着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责任，这不仅符合G20成员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全球各国的共同利益。G20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继续支持WTO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G20成员是WTO最为核心的成员，如果G20对WTO在全球贸易投资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不认可或者存在异议，则WTO根本无法在163个成员中树立威信，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G20成员对WTO的支持是多边贸易体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柱，所以历次G20峰会都将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作为其中的核心议题之一，在会议上共同发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主体作用。第二，进一步支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积极进展。2001年，WTO启动多哈回合谈判，一直到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谈判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经济危机的爆发更使得WTO成员对于多哈回合谈判信心继续走低。在此背景下，G20成员通过每年举行的峰会积极就推动多哈回合谈判进行磋商，凝聚共识，缩小分歧，为促成2013年巴厘岛WTO第八届部长级会议达成了以《贸易便利化协定》为核心的“早期收获”协定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WTO。

尽管多哈回合在巴厘岛获得了一线生机，但是谈判仍然没有完成，G20在2014、2015年峰会上仍对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积极努力，寻求可能推进谈判的路径和方式。2016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成员再次承诺2016年底前G20成员全体批准《贸易方便化协定》，同意持续推动多哈回合剩余议题谈判，探讨潜在的、合乎各方利益的新议题谈判。

3、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

相比于WTO为主导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国际投资规则呈现“碎片化”的特点，并没有多边的纪律约束。因此，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WTO都曾尝试设置全球性的贸易投资纪律，但最终无功而返。相比于金融、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原本不是G20讨论的重点，但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蔓延和影响的扩大，投资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中的引擎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如何在全球层面减少投资规则的障碍，增加投资政策的透明度日益成为全球主要投资输出方和接受方的重要议题。G20成员占全球吸引外资额和对外投资额的70%和80%，G20国家对于投资政策的协调也日益受到关注。

2016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上通过了全球首个多边投资政策性纲领文件，即《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无论是在G20历史上还是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历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确立了反对跨境投资保护主义、共同营建开放、非歧视性而且透明、可预见性的投资政策环境并且加强投资保护，确保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并且推动投资可持续发展以及承担投资者的企业社会责任九大原则。尽管仅仅是规定了基本的指导原则且明确为非约束原则，但是却为未来G20成员就多边投资纪律的具体细则进行讨论设立了基本框架。《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G20协调制订国内投资政策和商谈对外投资协定提供重要指导，同时为弥合国家间投资政策利益分化，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迈出历史性一步，将为促进全球投资增长提供长远制度性引领。可以预测，未来G20在协调全球多边投资政策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鉴于G20成员在输出投资和吸引投资方面的巨大体量，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领域享有绝对的主导权，很可能未来全球性的多边投资规则的诞生就是以G20所指定的投资规则为蓝本。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1、积极利用G20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投资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并引领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是客观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现有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体系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持下制定的，虽然促进了全球贸易投资的发展，但是主要受益方仍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谁掌握了规则制定的主导权，谁就掌握了未来更大的发展权。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需要平台支撑，在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的贸易谈判、投资规则制定谈判无法达成共识且陷入僵局的情况下，G20成员是全球贸易投资最为重要的参与者，在小范围内就贸易投资规则达成一致再以此为基础走向多边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法。因此，G20提供了一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平台，中国必须用好、用足G20平台，才能在新一轮的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积极利用G20这个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要提出完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积极主张。从自身实际出发，积极提出“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故事”，让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更好地满足中国诉求，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这是中国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要坚持，用好自身的“巧实力”。当今世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谈判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多赢”，谈判实际上是相互妥协的过程，需要主要大国发挥引领和协调作用。所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要在坚持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承担与大国相称的国际义务，积极促成规则的制定工作。在中国政府的主导下，今年举行的G20贸易部长会通过《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就是中国积极利用G20平台，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的典范。

2、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增强引领规则制定的能力

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发展的趋势就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减少投资隐形门槛，自由化、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谈判过程是一个“出价”、“要价”相互交锋的过程，要想获得对方的市场，也要满足对方的要价，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形成新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不断提升改革开放水平，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在贸易投资领域的话语权不断增强，这为我们对外开展经贸投资谈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再是一味防守，而是拥有了更多的进攻利益和诉求。

G20作为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谈判的平台，面临的谈判对手是当今世界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国有企业、投资负面清单、知识产权保护、电子商务等所谓的“二十一世纪议题”方面谈判雄心水平很高，而这些领域恰恰是我们国内改革的深水区。G20与WTO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平台，在G20平台中，成员数量远远少于WTO，利于就特定的贸易投资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成员少更容易“短兵相接”，所以不能够提出有竞争力的“出价”，则很难在引领国际贸易投资规则方面提出有价值的方案，所以中国需要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夯实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顺应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发展的大趋势，这样有利于在国际贸易投资谈判中掌握主动，有利于保护中国的长远利益。

篇7

此次全球危机虽然出现在金融领域，但贸易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受害者。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霾下，发达国家进口需求大幅下降，发展中国家出口受阻，加上贸易融资的限制，全球总需求急剧减少，导致世界贸易和生产大幅萎缩。自2008年第4季度，世界贸易出现罕见的负增长，贸易下降的幅度远超过全球经济下滑的幅度(见图1)。主要贸易国家的进出口额以20％-40％的幅度下降(见表1)。

导致过去一年来贸易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全球性经济衰退，国际市场需求大幅萎缩，国际生产网络遭受破坏，贸易融资形势恶化，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滋生，都实质性地削弱了全球贸易的增长。但贸易下降最主要的还是由于缺乏需求所致，而不能归咎于贸易体系失灵。由于各国经济规模缩水导致缺少必要的进口需求，并且需求减少的范围比过去更加广泛，最终造成贸易额极度萎缩，贸易下降速度加快。

自2009年第2季度，随着全球经济止跌企稳，全球贸易形势也开始好转。贸易急剧下滑态势受到遏止，贸易额环比增长回升，同比降幅收窄。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进出口额基本在3月或4月触底，此后从低点恢复，逐步回暖。亚洲地区贸易回暖的迹象更加明显。第3季度全球贸易改善的态势继续增强。荷兰经济政策研究局编制的指数显示，世界贸易量6月上升1.6％，7月则上升3.7％，创下2003年12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但在8月又下降2％，这表明全球贸易恢复的进程尚不稳定，仍较脆弱。

目前，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基础不稳固、动力不足，预计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的、曲折的过程。在此环境下，预计国际市场需求在短期内难以明显恢复，2010年全球贸易将呈现恢复性增长，而市场规模扩张的速度和幅度将不会像危机前那样快，国际贸易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10月预测，2009年世界货物贸易量将萎缩13.0％，2010年恢复增长2.7％，低于同期世界经济3.1％的增幅。英国经济学家智库(EIU)2009年9月预测，2009年世界贸易将下降9.4％，2010年将增长2.9％，2011-2013年分别增长4.6％、5.2％和5.7％。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全球制成品贸易深受打击

世界经济衰退引发国际商品市场形势波澜起伏，价格走势波动剧烈。2008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至年底时已跌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位。2009年第1季度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逐渐回稳，特别是自3月以来，国际能源、有色金属期货价格经历了明显反弹。至2009年10月，IMF编制的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指数比2008年12月上升35.3％，其中食品饮料类上涨12.6％，工业用农业原材料上涨15.9％，金属上涨33.8％，能源上涨46.6％，但价格水平仍低于危机前的高位(见图2)。少数产品的价格接近甚至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其中黄金价格已突破每盎司1200美元，创历史新高。近几个月的初级产品价格反弹与同期美元贬值有着密切关系。

从各大类产品的贸易情况看，燃料和矿产品贸易的下降幅度超过其他各类商品，而制成品贸易的下降幅度要超过农产品贸易。在制成品贸易中，各主要类别产品的情况也存在着很大差异。其中汽车和钢铁产品的降幅是最大的(见表2)。

迄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全球贸易严重萎缩、贸易融资短缺、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以及海外移民汇款收入减少等，打乱了它们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节奏，普遍面临着出口增长受阻、投资消费水平下降、资本外流加剧等状况，整体经济增速减慢。全球初级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对发展中国家产生深远影响。危机前，国际油价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为那些以燃料和矿产资源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而如今都面临着重新调整。最穷的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受到的打击最为沉重，而且这些国家在危机面前能够依托的自身实力也最为薄弱。

展望2010年，仅从供求关系来看，预计在全球经济明显复苏之前，初级产品价格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价格将维持在低位震荡调整。但鉴于影响价格变化的因素尤其是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也不排除因美元贬值、避险、储备或投机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从而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行情的可能，特别是包括美元走势在内的金融因素仍会对大宗商品造成价格的大幅波动。

世界服务贸易呈现下滑态势，相关行业受影响较大

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活动收缩的冲击下，世界服务贸易形势也出现逆转，由2008年上半年的增长态势转变为第3季度增速减慢，自第4季度以来更是出现负增长。从整体看，2008年第4季度，发达国家服务出口比第3季度下降12％，其中欧元区降幅最大，达到14％。2009年第1季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的服务进、出口同比降幅扩大，分别为16.1％和17.7％，第2季度再分别下降19.1％和20.8％(见表3)，降幅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大致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据巴西、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墨西哥等国家的数据估算，2008年第4季度发展中国家服务出口明显下降，比第3季度下降了6-9％。

但相比较而言，货物贸易下降的幅度要比服务贸易更大。2009年8月，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同比下降13％，进口下降16％，而同期美国货物贸易出口下降26％，进口下降31％。2009年第2季度，以美元计价，欧盟27国服务贸易出口同比下降22％(同期货物贸易出口下降26％)，进口下降20％(货物贸易进口下降35％)。2009年第2季度，日本的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同比下降19％和14％。

各国经济活动收缩以及货物贸易增速下滑，使与之密切相关

的运输、旅游、金融、通讯等许多服务部门的活动受到抑制。以美国为例，2009年8月，美国旅游服务进口下降8％，其他商业服务下降11％，而运输服务则下降32％，接近其货物贸易的降幅，这反映了运输服务与货物贸易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强，限制贸易的措施呈现增加之势

世界经济形势自2008年第4季度急剧恶化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持续上升。一年来，尽管一再承诺要摒弃贸易保护政策，但各国采取的限制贸易和扭曲贸易的政策措施呈现增加之势，全球贸易壁垒增多。作为限制进口的重要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在全球范围内正被充分运用，这体现在调查立案的数量明显增多。截止2009年10月28日，2009年以来全球已发起反倾销调查171起；反补贴调查28起；保障措施调查26起。

全球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在2002年－2007年间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但2008年开始回升(见图3)。据WTO统计，在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的一年间，WTO成员新发起的反倾销调查217起，同比增长15％。金属、化工和塑料等是反倾销调查的重点产品。全球新发起的反补贴调查数明显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最新实施的反补贴调查往往同反倾销调查同时针对同一个国家的同一种商品，而且反补贴调查的使用频率再增加。2009年第3季度，全球反补贴调查数比2008年同期增长115％。如果这种态势持续下去，2009年全球反补贴调查数将会达到一个新的记录(之前1999年为最高点，为41起)。与反倾销不一样，反补贴的发起者更多的是发达国家。反补贴调查涉及的产品很广但最主要的是金属、塑料和化工产品。自2008年第4季度以来，保障措施的使用也明显增加。截止2009年10月28日，今年全球已发起26起，是1995年以来的第二个最高记录(2002年为34起)，而2008年只有11起。保障措施涉及的产品包括：化工产品、水泥／玻璃／陶瓷、动物产品、金属、纸、纺织品、蔬菜、食料和木材。

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突出特点是，在符合WTO规则前提下提高贸易壁垒，比如越来越多地发起反倾销调查、提供出口补贴、在约束关税范围内提高适用关税水平、有意滥用贸易技术壁垒等，使得对贸易保护的认定变得愈加困难。WTO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以及“例外条款”，本意在于维护公平合理的正常贸易秩序，但也为实施“低度的”贸易保护提供了空间和灵活性。以在法定限制范围内提高关税为例，如果所有WTO成员都将它们的关税水平提高到WTO的最高约束上限，那么全球关税水平将是现在的一倍。虽然各国实施的有些贸易限制并不违反WTO协议，但如果处置不当或遭到滥用，也会严重助长贸易保护主义实践，其连锁反应带来的后果仍然会使世界贸易下滑，延缓全球经济复苏。

从实践看，各国实行的贸易措施大部分是针对传统上受到保护的行业，如奶制品、钢铁、汽车、消费类电子产品、纺织、服装及鞋类产品、化学制品和塑料等。据WTO统计，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农产品首当其冲，受新出台贸易限制措施的影响最大，占受影响进口额的35.5％；其次是钢铁产品，占28.2％；机电产品居第三，占9.3％；纺织、服装和鞋类居第四，占7％；第五位是矿产品，占4.5％。这5类产品占到全球受影响进口额的85％(见表4)。总体看，贸易壁垒的提高仅影响了很小一部分贸易。

贸易保护行动是以牺牲别国的利益为代价。虽然有一些贸易保护措施对整个市场的影响可能不大，但对特定出口商来说，这些措施的实施就意味着市场的封闭。另外，贸易保护措施从表面上看仅仅是对某一行业进行限制，但事实上其负面效应会通过传导机制影响到被制裁行业的上下游产业，从而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各国政府就难免不断屈从于保护主义的压力，既使是逐渐的和暂时的。目前各国就业形势相当严峻，许多国家仍寄希望于贸易保护转嫁国内就业矛盾，一些国家内部倾向于增加贸易保护的压力仍然会上升。因此，各国仍需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特别要防范可能扭曲贸易的“低度的”贸易保护主义，避免其恶化成为更大的问题。

东亚成为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最活跃的地区

在全球危机期间，从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向WTO进行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就有25个，其中23个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据WTO统计，截至2009年10月，全球有364个区域贸易协定向GATT／WT0进行了通报，其中目前仍在生效的有186个。WTO秘书处估计，目前全球尚有100个左右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生效但没有向WTO通报，还有i00个左右的区域贸易协定正在谈判中。

在世界主要地区中，东亚成为商签区域贸易协定最活跃的地区。2008-年10月2009年10月，在向WTO通报的25个区域贸易协定中，东亚地区占8个；其次是南美洲地区，占7个；中美洲和北美洲地区各4个；欧盟2个。在这些贸易协定中，大约3／4的协定是在10年时间内生效(见图5)。

加强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依靠地区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目前，绝大多数区域经济合作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都以建立自由贸易区(RTAS)为主要形式或目标，而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更是成为许多国家寻求贸易自由化、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首选。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发展，主要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国际贸易整体实力增长显著，其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日趋明显。此外，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不断深化，范围更加宽广。

WTO多边贸易体制正经受重大考验

WTO是当今唯一规范全球贸易的国际组织。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担负着协调各国贸易政策、平衡国际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危机爆发以来，WTO与各国政府以及其他国际经济组织一道，从多方面积极应对危机，高举维护贸易自由化的旗帜，运用自身的机制和条件，在促进世界贸易恢复增长、反对贸易保护中发挥着自身价值。没有WTO多边规则，贸易保护主义将更加严重。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WTO总干事拉米频频发表讲话或接受媒体专访，表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和立场，竭力呼吁各国政府抵制保护主义，重建恢复经济与贸易增长的信心。尽管WTO不是贸易融资机构，但为缓解贸易融资困难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研究金融危机对贸易融资的冲击，呼吁各国银行扩大贸易融资规模。2009年6月，WTO召开了第二届促贸援助全球审议会，提出了加强协调、

鼓励区域合作、强调受援国的主导性、重视南南合作和完善监督机制的五项政策建议，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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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7-0014-03

2011年1月12日，世界经济论坛（WEF）的《2011年全球风险报告》明确警示到，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全球治理失灵是未来至少十年内的两大核心风险。为保证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各国对于全球治理的呼声越来越强，应尽快建立起跨越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治理平台。

一、全球经济失衡治理背景

1.全球经济失衡历史回顾。全球失衡远非一个经济新现象，有许多可供追溯的历史数据加以佐证。

大量的经济学文献向我们提供了全球经济失衡的演变历史。文章借鉴Blanchard 和 Milesi Ferretti （2009）的说法，将现代全球失衡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1年，美国的外部赤字很大程度上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结果。同时后科技时代又推动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并为美国吸引了大量的股权和直接投资流入。第二阶段，从2001年的网络泡沫破灭时期持续到2005年。尽管全球又损失了0.40世界总产量，但并没有造成美国经常账户的严重失衡，相反，外国政府资本取代了私人净资本流入，对于美国资产的需求增多。第三阶段，从2005—2008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大幅激增，占比世界总产量从0.29%上涨至0.67%。与此同时还有石油生产国的巨额盈余。在美国国内，这一时期对应着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阶段。

当前新一轮全球失衡适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时期。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稳定在417亿美元，约合世界GDP的-0.75%（见下页表1）。

2.全球治理发展动向。相较于全球经济失衡，全球治理的起步很晚且发展缓慢。迄今为止能够被世界广泛承认的全球治理中心机构只有二十国集团，即便如此，该集团峰会的成效尚未通过实践经验的证实。

二十国集团峰会成立于1999年，2007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最终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经济危机，客观上促使了二十国集团迅速上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救市措施及经济刺激方案，不仅维护了本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全球治理的目的，但最大的不利面在于其中带有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

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最早可追溯至盛行于15—18世纪的欧洲重商主义。如今对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求使得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有机可乘，这也是长期以来全球治理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全球治理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game theory）由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于1710年提出。经济博弈论是指将博弈论用于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通过构建相应数学模型来阐述经济参与主体的策略选择，达到谋求问题最优解的目的。

在全球治理推进过程中，一些调整代价较大的逆差国国家藉由全球治理之便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试图反作用或架空国际性协调政策。并由此形成了全球治理与贸易保护主义之间的博弈。本文的研究因此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1.博弈模型假设如下：全球治理博弈的主体包括受世界各国委托实施全球治理的者（以下简称者）和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完全利己型逐利者（以下简称逐利者）。一般情况下，参与主体皆为理性经济人，符合“经济人假设”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特征。在决策选择时不单考虑自身行为后果，同时兼顾对方对其行为可能做出的各种反应，最终做出使其自身目标最优的决策。

（1）对于者，有认真治理和治理不力两种策略选择，假定者认真治理，逐利者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不一定会被发现，这取决于治理技术和治理成本，者进行治理的概率为p，治理的有效概率为r；（2）若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而者治理不力未发现其贸易保护行为时被委托人（世界各国）查出，则者将会受到一定的惩罚；（3）对于逐利者，有不实行贸易保护（即配合进行经济调整）和实行贸易保护两种策略选择。逐利者进行贸易保护，其行为不一定会被发现，若贸易保护实行成功未被发现，获得超额收益，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为q；（4）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认真治理并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 、m-y ；（5）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认真治理但未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s、m ；（6）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者不进行治理而未发现贸易保护行为，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v-s、m ；（7）如果逐利者不实行贸易保护而是配合治理进行正常调整，者认真治理，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w-f、0；（8）如果逐利者不实行贸易保护而是配合治理进行正常调整，者不进行治理，则者和逐利者的收益分别为：v、0 。

其中：f：者认真治理的劳动成本；w：者认真治理时获得的报酬；y：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被发现后受到的惩罚；v：者治理不力时获得的收益；m：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而获得的超额收益；s：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被委托人先发现而给者造成的损失。

以上参数设定均大于零。

2.博弈模型。在上述假设之下，者和逐利者概率与收益两方博弈模型如下：

3.模型分析。

（1）当给定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为q时，者认真治理和治理不力的与其收益分别为：

U1=q[r（w-f）+（1-r）（w-f-s）]+（1-q）[r（w-f）+（1-r）（w-f）]

U2=qv+（1-q）w

当者进行治理和不进行治理的预期收益无差别时，就得到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最优概率。

令U1=U2，得：q=（v-w+f）/rs。

上述结果表明：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小于q=（v-w+f）/rs，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干预治理而由国家自主进行经济调整；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大于q=（v-w+f）/rs，者的最优选择是进行治理；如果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的概率等于q=（v-w+f）/rs，者随机地选择进行治理或不进行干预治理。

（2）当给定者治理的概率为p时，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和不实行贸易保护的预期收益分别为：

U3=p[r（m-y）+（1-r）m]+（1-p）m

U4=0

当逐利者实行贸易保护和不实行贸易保护的预期收益无差别时，就得到者进行治理的最优概率。

令U3=U4，得：p=m/ry

上述结果表明，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小于m/ry时，逐利者的最优选择是实行贸易保护；如果者治理的概率大于m/ry时，逐利者的最优选择是不实行贸易保护；如果者治理的概率等于m/ry时，逐利者随机地选择实行贸易保护或不实行贸易保护。

由此，我们所建立的博弈模型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为：

q=（v-w+f）/rs；p=m/ry

这个结论与治理技术和治理成本的假设有关，如果实行贸易保护所获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必定将投入更多资源以寻求更好的逃避治理办法，从而使贸易保护行为更难以被发现，该结论就不一定成立。此外，实行贸易保护所获取的利益越多，逐利者就越有激励去贿赂治理机构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结论也难以成立。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极差博弈模型只考虑了部分经济因素，其他如实行贸易保护中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等尚未添加在内，因为这些成本消耗不能形成者的收益。这是为简化模型的代价所致，也是该模型的局限性所在。

三、全球治理亟待规范化、合理化

上文对全球失衡治理的博弈理论分析证明了全球治理进程推进缓慢与治理措施在一些国家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有着深刻联系。因此理应考虑为其治理措施前行方向适度转舵，以便强化未来全球治理在世界各国的实施力度。

1.充分发挥G20协调全球治理的积极面。G20必须尽量发挥其全球治理协调的积极一面，避免不利的一面。当发现通过面对面直接对话的方式实则复杂化了解决手段时，可以考虑减少软性约定以硬性规定取代，例如免除反复权衡协调石油输出国大量顺差问题、德国在欧元区内的外部贸易失衡等等。因为各国就全球治理问题分歧较多，能够实际达成的政策共识相当有限，在相互妥协仍旧未果的情况下政策协调基本成零状态。

2.以国际长期目标优先，适当辅以各国国内目标。目前所提出的治理方案几乎都偏向于结构层面与长期层面，但世界各国更加倾向于国内目标，国际整体性目标往往顺次排在第二位。而全球失衡治理的现有措施很难满足这些成员国的国别差异需求。因此，在制定全球失衡治理的各项政策措施时，应当以国际长期目标优先，适当辅以各国国内目标，恰如其分地照顾到成员国希望在中短期内解决本国经济危机的迫切心态，以弱化全球失衡治理的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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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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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rinz，D.F and Wolinsky-Nahmias.Models，numbers，and Case，Methods for study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The Univers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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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Theory Analysis of Global Governance

SHEN Lei

篇9

虽然与原先预定的10%的目标有一定差距，但在全球贸易复苏显著放缓的一年里，同比增长6.2%的水平依然不俗。摩根大通银行资金服务部贸易及供应链融资中国区主管林树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年对全球贸易持谨慎的态度，但是亚洲区的贸易将会成為一个“亮点”，尤其是一些与消费、零售相关的领域。

但是正如遭遇人均GDP尴尬一样，中国的进出口总值第一也相当“浮肿”，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造成进出口总值高而利润低。但对于CFO来说，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经济环境的跌宕起伏、汇率的变幻莫测都对其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使得作為企业把控风险和资金第一人的CFO更加谨慎。针对CFO的担忧和更高需求，林树文表示完全有信心，“依照全球的优势，相信我们可以服务的很好。”

1 双翼齐飞

2007年摩根大通银行在京注册成為本地法人银行，即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如今已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成都、哈尔滨、苏州等地开设了分行。

摩根大通在华的核心业务是对公业务。进入中国以来，贸易融资业务一直是摩根大通的重点。摩根大通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客户提供人民币和外币的贸易服务，既包括传统贸易融资业务，比如信用证开立、通知、保兑、议付、背对背信用证、进出口贷款、银行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的开立、单据缮制、贸易单据贴现、供应链融资及电子贸易平台等服务，还包括结构性贸易融资服务，比如进出口银行担保项下的贸易融资、出口融资、银团贸易融资、贸易项下买方付款风险贴现等服务。

伴随在中国的积淀和发展，摩根大通除了巩固和发展金融机构的客户外，也继续致力于為大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过去一两年我们的贸易融资进步比较大，之前主要是金融同业的客户，现在正朝着企业客户和金融客户并重的方向发展。”林树文强调，正是因為之前一直服务于国内的银行，也就等于间接服务了很多企业客户，对他们的需求非常了解。

据悉这些大型企业客户主要分為两类，一类是摩根大通在全球的海外客户，正在“走进来”；另外一类是“走出去”的本地企业。在林树文看来，摩根大通可以利用自己全球的网络系统，為客户提供优质全面的服务。

林树文介绍，目前摩根大通大部分在海外的贸易融资产品都已在中国同步上市。“我们会和海外市场保持紧密的沟通，随时掌握全球先进产品的趋势和进展。同时对于国外正在使用的先进贸易类金融产品，内部已经形成了一套细致和完善的评估机制，严谨的筛选出更适合国内环境和客户的产品，从而引进来。”

大力发展客户是林树文的主要工作之一。林树文表示，相比客户数量，质量更為重要。“我们的目标就是先大力建立客户基础，这需要花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再针对目标客户进行个性化的发展。”

2 撬动供应链

对于贸易融资中的供应链融资管理近些年来备受国内企业的关注，而这个在国内备受关注但又还不是特别被熟练掌握的领域却也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伴随中国已步入工业化中期，土地、劳动力价格上涨，环境负荷加大，产业转移成為必然。与此同时，东盟国家的制造业迅速发展，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制造业产业转移首选对象已从中国转到东盟。以从中国“转战”越南的知名运动品牌為例，2000年在中国生产全世界40%的该品牌运动鞋，全球第一；而如今越南取代中国成為其世界最大运动鞋生产国。统计显示，2000年以来越南制造业产值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10多年来，越南从以往只生产初级品向机械制造领域发展，目前已能生产成套机械设备，其汽车、造船工业也有明显进步。

伴随产业的转移，很多企业的供应链也发生了转变。对于很多生产企业来说，生产基地的转移使得原本的区域内供应链管理成為跨区域的管理，与此相对应，供应链融资方案也需要转变為跨区的供应链融资方案。林树文介绍，由区域内的供应链变為跨区域的供应链，这中间的复杂度和风险性都上升了不少。林树文对此列举了一个案例，一个跨国集团在中国有20家生产企业，每家都有各自的供应商，分别分布在保税区、境内和海外，这就带来了很多问题，仅以外汇支付為例，具体操作方式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而这种复杂的情况就会更加凸显摩根大通的优势。”林树文认為，摩根大通的优势就在于经验丰富，伴随了发达国家发展的各个阶段，摩根大通更能应对复杂、考验专业性的服务。

在贸易融资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林树文认為，供应链管理本来就是与企业战略紧密结合的，尤其是在产业正在发生转移的情况之下，对于供应链的管理需要更加科学和可持续性。林树文表示，银行在為客户制定供应链融资方案时必须遵循这种原则：首先了解供应链融资方案与企业的发展需求，是希望延长账期增加现金流，还是希望加强与供应商的联系；其次再根据企业的需求制定相应的融资方案。“虽然一个完整的供应链融资方案应该可以达成以上的多种目的，但是针对侧重点的不同，方案的设计上也会有很多不同。”

3 全面取胜

作為全球最大的美元清算行，摩根大通负责全球外汇市场中1/4的美元清算业务。在2010年和2011年，摩根大通接连被《贸易福费廷》杂志评為“全球最佳贸易银行”。

对于摩根大通在贸易领域的优势和成功，林树文认為，与其说产品的创新，不如说洞悉客户的需要，而对客户需要的支撑则是来自经验丰富的团队。根据林树文介绍，“摩根大通中国贸易团队的每一位成员都经验丰富，既了解全球市场也熟悉中国市场，每个人都有成功案例。”

篇10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08.062

1 引言

随着世界市场一体化和全球价值链的逐步形成，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与合作成为了贸易的主要形式，产品的生产开始跨越国界，越来越多的中间品开始出现，单纯地计算各国的贸易总量已经无法直接反映出不同国家在世界市场上贸易地位的差异，大量的重复计算使得一些国家的贸易数据出现“虚高”的现象，也造成了贸易大国和贸易强国的假象。2013年1月16日，WTO与OECD联合推出了附加值贸易测算法，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对贸易数据进行了审视和认识。所谓的附加值，就是剔除了原材料和中间品的价值后，在生产活动中新创造出的价值，即附加在产品原有价值上的新价值。在国际贸易中，附加值是指意见产品由于劳动力补偿、关税或利润等原因而产生的高于原有价值的新价值。

利用附加值理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现状进行研究，有助于认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并对现有的不足进行调整和改善，并将优势继续发扬。针对附加值理论，关兵（2013）详细地阐述了附加值贸易统计方法的内涵和经济意义，通过描述附加值贸易统计视角下中国对外贸易发现的实际状况来提醒企业和相关部门警惕价值链中低端绑定效应并高度关注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加强对全球价值链移动轨迹的跟踪。廖泽芳，宁凌（2013）用附加值理论测算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认为中国仍处在价值链中低端的加工环节，产品的国内附加值较低，国外附加值较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张海燕（2013）利用WIOD提供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出中国及35个行业的出口附加值，结果显示中国出口附加值率迅速下降，出口大国领先优势大幅缩减。

以上学者的研究大都着眼于宏观上的中国附加值贸易数据，没有从微观的产业角度对附加值贸易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进行分析。本文旨在利用WIOD的投入产出数据库并按照HS制度，并参考最新的全球价值链与中国贸易增加值核算研究报告，计算出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及印度五大贸易伙伴不同类型产业的附加值贸易数据并进行对比分析，力求还原中国对外贸易的真实情况以及探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正位置。

2 中国在HS《协调制度》下的附加值贸易现状

HS是《协调制度》的英文缩写，全称为《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是目前国际上应用最为广泛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全球已有200多个国家（地区）采用《协调制度》作为对外贸易通关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中国作为《协调制度公约》的缔约国，从1992年1月1日起采用《协调制度》所谓中国《进出口税则》和《海关统计商品目录》的基础目录。

依照《协调制度》，对外贸易的商品种类被分列在22个大类之下，后又细分为98个子目录，分别是动物类（1-5）、植物类（6-14）、动植物油（15）、食品（16-24）、矿（25-27）、化学品（28-38）、塑料（39-40）、皮革（41-43）、木制品（44-46）、纸类（47-49）、纺织品（50-63）、衣物（64-67）、石料（68-70）、贵金属（71）、贱金属（72-83）、机器（84-85）、交通工具（86-89）、精密仪器（90-92）、武器（93）、家具（94-96）、艺术品（97）、其他（98）。

根据各个产业的不同特征，并参考过往学者关于产业分类的研究以及国际上的分类标准，拟将98个子目录下的产业分为以下3大类：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表1所示。

利用WIOD数据库对2012年中国的所有产业和分类产业的附加值贸易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果，如表2所示。

由以上表格可以看出，中国按照HS《协调制度》分类下的98个产业子目录进行计算得出的附加值贸易数据显示，全行业出口1000美元的商品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美元）的最大值为895美元，最小值为313美元，极差为582美元，均值为720美元，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共35个，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共19个。

从产业分类的角度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共54个，占产业总数的56%，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893美元，最小值为589美元，极差为304美元，均值为783美元，高出全行业均值63美元。其中，29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83%，占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数的54%；2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10%，占劳动密集型产业总数的4%。

资本密集型产业共32个，占产业总数的33%，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895美元，最小值为313美元，极差为582美元，与全行业数据相同，极差较大，均值为655美元，比全行业均值低65美元，比劳动密集型产业低128美元。其中，6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大于800美元的较高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总数的17%，占资本密集型产业总数的19%；10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53%，占资本密集型产业总数的31%。

技术密集型产业共10个，占产业总数的11%，贸易附加值的最大值为756美元，最小值为351美元，极差为405美元，均值为574美元，比全行业均值低146美元，比劳动密集型产业低209美元，比资本密集型产业低81美元。其中，所有产业的贸易附加值均低于800美元，7个产业为贸易附加值小于600美元的较低附加值产业，占全行业的37%，占技术密集型产业总数的70%。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劳动密集型产业无论是与其他产业类型相比，抑或是在产业内部进行自我比较，其拥有的较高贸易附加值产业数量都是最多的，是中国附加值贸易的中流砥柱；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贸易附加值波动较大，高水平和低水平的贸易附加值产业数量大体上平衡，显示出一定的上升势头和发展潜力；技术密集型产业总体上面临着贸易附加值较低，产业发展动力不足的尴尬现状。

3 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附加值贸易情况对比

本文选取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五个国家和区域来考察其与中国的附加值贸易间的不同。所选取的样本国家和区域与中国的贸易量在世界范围内排名前列，并按照梯度层次分为欧美发达国家地区、亚洲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国家以及与中国国情相似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便于得出具有真实性和代表性的结论。

从总体数据上来看，中国对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出口1000美元商品带来的贸易附加值分别为585、631、599、587、695，均低于中国对外出口1000美元商品的贸易附加值平均值，基本位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附加值均值之间；而中国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进口1000美元商品带来的贸易附加值分别为860、740、790、571、779，除韩国外，均较大幅度地高于中国从向该地区出口1000美元商品所带来的贸易附加值，这意味着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产业内贸易方式并未能给中国带来高收益，贸易附加值较低，中国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选取在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占有重要地位的第84、85章（技术密集型）商品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除印度外，中国向目标地区出口1000美元商品所获得的贸易附加值远低于中国从目标地区进口1000美元相应商品为目标地区创造的贸易附加值。对于第84章的商品，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附加值差额最大，达到380美元，中国与欧盟和日本的贸易附加值差额也都超过300美元，唯有在于印度的进出口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附加值远大于印度的贸易附加值。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第85章的商品中，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之间的贸易附加值差额较大，与日本的差额达到345美元，只有在于印度的贸易中中国的贸易附加值超过了印度。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OECD提供的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并参照HS《协调制度》的产品分类目录，将所有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计算出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在进出口各产业的不同产品时的贸易附加值，窥探中国各行业产品的贸易附加值真实情况，并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进行对比，借以了解贸易大国名号下的中国是否也同样是贸易强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进一步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位。

结果表明，中国贸易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为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贸易附加值相对较低。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充当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中流砥柱角色，资本密集型产业随着今年的不断发展在贸易附加值的提升上呈现出较大的发展潜力，技术密集型产业依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老大难，发展相对滞后以及发展动力不足的种种现实是其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这也与目前中国仍旧从事以投入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标志的加工贸易为主、自主研发能力不足的实际国情相符。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仍处于附加值较低的生产、加工、制造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研发环节和品牌及服务环节仍未有太大建树。

对比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可以看出，在以产业内贸易为主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中国只是充当了一个过渡者的角色，通过进口国外的原材料，再利用国内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进行加工组装，最终再出口给其他国家，赚取的只是中间环节极少的利润，大量的贸易附加值被控制了技术、品牌和市场的发达国家所掠夺。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在全球价值链当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中低端水平。向较高端环节的结构转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应该立足于现有的优势，并通过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再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有效的内部推动，实现经济的平稳转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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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本文以开放 经济 条件下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分析了国际贸易机制对一国环境及全球环境的不同影响，通过对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模型分析了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并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存在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存在的冲突进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问题、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现实状况以及全球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的基础上，对于如何调整我国外贸政策以及相关国内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结论，全球公共产品的性质是全球环境区别于一国环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本国国情进行利己选择的结果，行业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存在领域的差异是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国际贸易；环境成本；内部化

序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发达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环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 发展 模式所带来的恶果，对人类健康甚至生命构成直接威胁，引起社会各界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国际社会掀起了一股环保浪潮，环境问题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视野。为有效控制、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采取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等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第二代环境问题，两代环境问题相互交织，增加了环境问题的解决难度。全球环境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缺乏，环境压力大。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粗放式经济增长造成了对环境的巨大破坏。实现环境成本内部化以解决环境问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硕士 论文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贸易使环境问题产生了一定差异。各国环境禀赋状况及环境问题的差异，导致难以在全球范围内统一推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也不尽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国际贸易下环境成本内部化为中心，进行深入探讨。

本文采取理论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同时，注重一国环境问题与全球环境问题的差异、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差异，注意吸收国际经济学、新公共 金融 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相关概念界定、国际贸易中的环境问题的演化、全球环境问题的治理和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国际实践、国际贸易与环境成本内部化国际差异的相互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趋势下我国外贸及相关政策的调整。

第一章对环境、环境问题、环境成本等与环境成本内部化有关的重要概念进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节对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环境的经济价值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前提，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对商品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剖析。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环境的外部性，环境公共产品性质导致环境产权难以清晰界定，从而产生环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准确反映环境稀缺程度，环境价值长期被严重低估而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第二节分别分析了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与全球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对一国环境总体影响不确定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仍然可能导致全球环境问题趋于恶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产品性质是全球性环境问题与一国国内环境问题的根本区别，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资机制缺乏是全球性环境问题难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产权难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体空位的情况下，各国在国际环境问题上的利己行为以及全球性环境问题 历史 责任和现实责任难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环境问题解决的难度。环境成本内部化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已经达成共识，环境成本内部化理论总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提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三条思路。最后，本章分别对这三种解决思路及其国际实践进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过一个模型分析了国际贸易下行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选择，发现出口行业和进口竞争行业的差异以及环境外部性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还是消费领域对于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的最优水平具有重要影响，一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国际贸易机制对他国产生影响。环境成本内部化对各国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以及各国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是各国根据国情进行选择的结果，全球范围内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程度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容易导致各国在贸易领域产生冲突。面对环境成本内部化差异下的国际贸易冲突，对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关系、各国环境成本内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责任分配等方面进行有效的国际协调，具有重要意义。

篇12

1　世界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经济全球化背景　不断深化的分工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具活力的因素之一。目前，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分工的发展已拓展到全球的范围，先后经历了产业或行业间分工的国际化、企业生产部门内分工的国际化和企业内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间分工的国际化等3个阶段。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必然引起全球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和各种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以及自由贸易思想和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渗透。

上述在国际范围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催生了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活动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这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表现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我们把战后出现的以上经济现象称之为“经济全球化”。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生产率，从而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国带来了经济利益。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获得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供给和分工的规模效益；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仍然成为促使战后世界各国纷纷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根本动力。

2　世界各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与经济发展　战后以来，以世界范围内分工不断深化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历了以下3个重要发展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由产业或行业间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上世纪80～90年代：由企业生产部门内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本世纪初开始：由企业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

与上述经济全球化的3个重要发展阶段相对应，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也进行了3次重大调整：以1964年启动的GA了了肯尼迪回合谈判为标志，全球货物贸易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以1974年启动的GATT东京回合谈判为标志，全球货物贸易非关税壁垒逐步废止；以1985年启动的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为标志，开始了全球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全面强化。

上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推动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产业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依次为：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的转移；以及本世纪初开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劳动密集部门的转移。

为了获取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在实施对外开放方面各有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其中：

发达国家主要是依托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通过设计和操控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经济合作体制的方式，按其设定的目标和方式推进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谋取其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最大化。发达国家的这一对外开放战略当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质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受阻，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对由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存有疑虑，采取反对和排斥的消极态度。其后，受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成功范例的影响和启示， 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外开放的战略。在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积极筹划和参与各类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国家，由于受历史和政治诸多因素的制约，采取积极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对外开放方式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也开始对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对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无论是上述哪类国家，其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一般均有以下特征：(1)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分阶段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2)根据本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地区性发展战略，积极引进外资和发展出口贸易，通过规模化和集聚化生产，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上的重点突破；(3)根据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的不同阶段，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开发战略。

实证证明，战后以来，凡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失时机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凡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或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均不尽如人意。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个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而经济社会获得令人瞩目发展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3　简要的结论　理论和实证分析均证明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能否认识并遵循这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并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主要特点

1　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　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坚持对外开放、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不失时机地制定并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促进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典型范例。

1978～1990年，我国抓住了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二次转移的机遇，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同时，不失时机地通过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和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挥廉价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开始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入国际分工序列。

1990～2000年，我国抓住了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国际转移的，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依托长江

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进一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我国在国际分工序列中的竞争力地位明显上升。

2001年，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环境进一步改善。我国抓住了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劳动密集服务部门国际转移的机遇，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实施沿海地区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方向的产业结构升级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形成了东、中、西部联动，按产业梯度展开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以来，通过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按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要求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和贸易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后来居上，崛起为有全球影响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我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国目标。

2　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 综观3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有以下主要的特点和经验。

第一，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对外开放并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重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形成开放、改革和发展之间相互推动和促进的机制，为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第二，在加入WTO的前期准备阶段、加入后的过渡期阶段，以及过渡期结束以后阶段，我国始终按信守承诺、自主履行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融入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了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基本稳定和逐步改善。

第三，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同阶段国际产业转移的不同特点和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同优势，按梯度发展和点、线、面逐步推进的原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形成区域性的产业规模化和集群化优势；在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的同时，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贸易持续高速增长。

3　简要的结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发展。这一发展得益于我国始终坚定不渝地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得益于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产业转移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而制定并集全国之力坚决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发挥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的优势。

三、省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E和新机遇

目前，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以后，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　我国对外开放国际环境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在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内，与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这种贸易摩擦带有战略性贸易摩擦的性质，表现出摩擦的范围扩大、对象增多、边界延伸、手段日趋复杂的特点。其中，贸易摩擦的范围逐步从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和知识贸易；贸易摩擦的对象逐步从发达国家扩张到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边界逐步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与贸易相关的领域；贸易摩擦的手段逐步从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领域逐步蔓延到反补贴、启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体制领域。

第二，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求我国承担国际责任，提高其环境和资源保护、就业和收入水平的呼声日益强烈，并动辄渲染为“中国”。这种呼声和要求往往超越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的增长和发展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第三，由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和大多数贸易伙伴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本质差异所决定，当前的贸易摩擦越来越表现出政治性和体制性的特征，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热衷于把贸易问题政治化，以给予“非市场经济地位”待遇作为要挟，要求我国按其确定的标准和时间表改变基本面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压力日益增大，使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国际环境压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和贸易领域，而日益表现出经济、贸易、政治、军事等各种压力相互交织，制约和相互影响的特征。

2　我国对外开放国内环境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我国对外开放绩效的评价标准将从数量层面转型至质量层面。按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必须逐步改变目前主要依托廉价资源优势，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出口贸易的粗放式的对外开放观。但这一对外开放观的转变面临来自传统政绩观念、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方式和既有经济增长方式惯性的巨大阻力，难以在实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时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统一步调。

篇13

改革开放25年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取得长足进步，对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扩大就业、推动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都起到重要的作用。1981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25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5．7％；其中出口11亿美元，占比5％；进口14亿美元，占比6．4％；加工贸易增值率-21．4％。到2003年，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048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47．6％；其中出口2418亿美元，占比55．2％，进口1629亿美元，占比39．5％；加工贸易增值率47％；当年创造贸易顺差789亿美元。多年来，加工贸易累计创造3000万个就业岗位，累计贸易顺差3942亿美元。

在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由于国内外相对增长率差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增长以及相对价格差距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我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外商投资企业的进料加工贸易以及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出口都取得快速增长。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占总加工贸易的80％；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达77．5％，高于来料加工出口27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0．2％、6．6％、3．2％，增速分别达到43．5％、16％和53．8％。同时，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也达到76％，高于来料加工进口26．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国企和其他企业在进料加工进口的比重分别为93．4％、4．1％、2．4％，增速分别为41．9％、9．2％和64．4％。是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2275亿美元，占总出口额的51．9％，其中加工贸易占到75％左右；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10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到90％左右。

从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看，我们经历了从“三来一补”到进料加工、从“两头在外”的作坊到外商投资企业为主体、从简单技术加工装配到机电、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为主的结构转换，这代表着我国加工贸易不断转型升级的轨迹。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带来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世界各国的跨国公司开始把不同的生产环节、分销网络、供应链管理以及研发、运营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这无疑为我国加工贸易未来的转型升级带来新的机遇。

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对的新机遇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加工贸易的影响，使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当前，一般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供给普遍过剩、边际收益严重递减的成熟技术行业，国际相对价格的剪刀差已从工农业产品之间转化为知识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发达经济的优势已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我国不是新技术的策源地，而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接受地；不是全球加工制造的控制和运营中心，而是中低端技术和产品加工制造环节的供应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低生产成本优势，在全球占有明显有利的地位，“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是现阶段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因此，通过新形式的加工贸易来提升我国的加工制造能力，为世界大跨国公司提供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以及管理的配套体系，是加快我国企业“干中学”过程，积累全球化大生产经验的最有利捷径。

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以产品内部的工序或工艺细分化为特征的全球分工新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一个趋势是随着跨国公司在空间上把不同的生产环节或工序分配到具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地区，建立研发、生产和分销系统的全球体系，使国内分工转化为国际分工；另一个趋势是充分的市场竞争带来产业的集聚，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本、技术、管理以及加工制造的空间和范围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规模效应。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不仅由于“成本驱动”而把采购、加工制造、组装配送环节转移到中国，同时由于“市场驱动”而把技术、管理和资金带进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跨国公司不得不主动把区域研发中心、运营管理总部、地区物流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可见，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是获得国外先进技术、管理和资金资源的重要手段。中国低生产成本优势与跨国公司生产以及综合物流运作能力相结合，就可能形成为跨国公司全球网络提供从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一直到分销和售后服务的合作。从发展前景看，全球化不仅可以带来使中国加工制造能力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机遇，而且能够创造把加工贸易升级为综合优势的机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开始新的转型。

再次，我国目前的整体竞争优势仍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技术（成熟技术）产品或工序上，即主体技术和加工制造档次仍处于低端。我国与印度相比，虽然后者对外开放比我们晚12年，近年来实际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资只接近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体经济实力有明显差距，但印度近年来通过吸收新技术、海外分包合作以及委托加工制造，不仅在著名的软件、信息技术咨询、呼叫中心、芯片设计以及未来的金融服务、工业工程、风险和行为分析以及药品研发等服务领域为跨国公司提供海外分包业务，从而大大压低了世界服务业成本；而且在汽车、制药、化学制品以及资本货物等领域正形成国际竞争优势，并吸引世界大跨国公司寻求规模化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应当尽快把我国加工制造技术整体升级到中等档次，而且应加快形成生产和研发、品牌优势。为此，要研究制定加工贸易发展的新战略，促进其转型升级。

三、加工贸易未来转型升级的方向

l、扩大加工贸易活动的领域，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作为涉及外资、外贸和国内产业的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要重点考虑加工贸易的发展对国内产业、企业、产品以及产品内部工序的带动、辐射和扩散作用。在吸引外资和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要考核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府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加工配套的情况，鼓励包括民营中小企业在内的国内企业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体系和全球采购体系。在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同时，应研究制定优惠政策，切实解决国内中小企业缺少融资能力、缺少国际市场资讯和人才、缺少关键零部件生产技术、缺少技术和产品更新能力等具体困难，使更多国内企业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的过程中，逐步学会“走出去”搞加工贸易。

2、不断提升“世界加工制造业重要基地”的功能，通过与跨国公司开展深层次合作提升外资的技术、管理和资金档次。要鼓励国内有竞争力的企业为跨国公司提供更高层次的合作配套，不断加快“干中学”和毕业的速度，使加工贸易环节由简单技术和工序的组装，提升到辅件、一般零部件、主要零部件、关键零部件的加工制造，以至升级到高级复杂的知识技术密集型组装环节，真正掌握参与和管理全球化企业的经验和窍门。在这方面，政府提供公平竞争的准入平台，创造更规范的投资和竞争环境，比优惠政策竞争更重要。

3、加工贸易的主体要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逐步向国内企业、尤其民营企业为主转变。目前，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民营企业仅占5％；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加工贸易，基本是外商投资企业。这反映了国内企业目前参与全球化的能力仍很薄弱。但从长远来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主动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可以充分发挥我国在资源配置、供应链管理以及市场控制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下一阶段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点，应是培育、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大力发展加工贸易，研究制定有关政策，鼓励国内企业通过国际合作以及政产学研联合，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搞进料加工出口。由于多数国内企业缺少全球化人才和国际资讯网络，应考虑建立开放共享互利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合作机制。

4、对加工贸易要从严密监管向风险管理、贸易投资便利与规范高效科学的监管方式转型。对此，一是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和随机检查监督制度相结合。对加工贸易的监管，最大的难度是遍地开花，监管执行的成本太高。因此，首先应建立企业守法自律机制，包括合同、票据、凭证以及财务帐目等原始资料。数据的完备性，企业诚信状况的评级及违法记录，企业法人代表和当事人的责任和义务等明确的规定；建立监管部门与企业的良好伙伴关系，把责任重点转移到企业自身而不是监管部门。监管部门在确保加工贸易企业贸易便利和诚信的前提下，实施随机的检查监督，一旦发现有违法行为，则严惩不贷。作为企业守法自律机制的保证，对企业诚信状况要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评价体系。这套体系应与企业其他诚信认证系统相兼容，以全面获得企业是否讲求诚信的资料和数据。只有处理好企业自律和高效执法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提高监管效能。

二是建立和完善加工贸易的现代监管制度。这套制度首先是规则化管理，不能随意改变或任意解释；其次是有明确的执行程序，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再次是有合理的组织架构，这种架构应是由海关、边检、工商、税务、口岸管理等纵向一体化组织分别管理向扁平化的综合协调监管的组织架构过渡；最后，监管应当是简明有效。虽然加工贸易星罗棋布、遍地开花是中国特色，但监管体系建设仍应逐步向国际规则接轨。在这方面，政府职能要真正实现转换，明确监管部门的第一要义是提供“服务”，然后才是有效“监管”。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求加快监管体制的改革，包括调整监管职能，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建立人才激励机制，使监管有利于加工贸易的发展而不是增加发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