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经济社会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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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幸福指数 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

Key word:The happy index county territory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s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各地编制的“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来看，幸福指数被频繁提及。幸福指数为什么在“十二五”开篇之际被广泛重视，它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性意义到底有哪些是本文要着重分析的问题。

一、 幸福指数在我国的应用

幸福指数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幸福指数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在我国的探索及应用也就大约10年的时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有必要从理论上研究幸福指数以及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国民幸福水平。我国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以GDP指标为中心的，很少有县级领导重视幸福指数，而“十二五”规划纲要里明确提出了有关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创新型社会，保障改善民生，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方面的具体目标，幸福指数因其本质特征必会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层面提供指导。

二、 幸福指数简析

幸福指数包含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其中客观指标有人均GDP、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主观指标包括个性因素，如人际关系感知、精神健康等；公众对整个社会的满意度就是幸福指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观考察。幸福指数与GDP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能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客观给予双重衡量，以人为本，摒弃了唯GDP论。经济水平的迅速提高不代表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一些县域，尤其是全国百强县的民众，越来越希望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丰收。幸福指数顺从民意，给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导向。

三、 幸福指数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指导

（一） 强调幸福指数要求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

公众对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的关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变得越来越强，甚至可以牺牲部分收入来换取更优的生活和工作空间。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要么局限于能源依赖，走吃老本之路；要么过分强调项目拉动，只求数量不求质量；要么坐享“土地财政”带来的收益，不去优化配置资源。城镇化的盲目突进，工业对农业的侵入，第三产业得不到重视等众多问题越来越呼唤新的发展思路，新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幸福指数强调经济水平提高的同时，更重视经济与社会，尤其是个体的发展质量，这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政府争取的项目应是环境友好型、科技创新型、民意导向型的，同时要扩大服务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在县域经济规模中的比重，保持农业最基础产业的地位。县域发展应立足本地，战略取舍，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 强调幸福指数会引导政策更多的倾向民生。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与幸福指数关注民众对社会的主客观评价一致。幸福指数从个体的主观感受出发，强调就业条件、健康状况和社会关系和谐。从保障和改善民生出发，就要求政府制定政策时敢于挑战利益面，寻找新思路，开拓新局面。国家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应落脚于民众对生存环境的主客观评价，只有这样的政策才是得民心顺民意的。

（三） 强调幸福指数需关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培育。

幸福指数不是概而全的，民众对自己生活工作的区域有特殊感情，表现为依赖、引以为豪等。如果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结果都趋同，那么就失去了幸福感的特殊性。而幸福感的特殊性必须以社会发展特殊性为载体，从这个角度出发，如能培育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那么民众对于外界的幸福感会特别强烈，甚至在执政者意料之外。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可首先选定主攻方向，立足本地实际。关键是让地方领导干部、民众参与其中，享受核心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精神成果。可以预见的是，科技发展之路、精神文化发展之路等模式将越来越受执政者的欢迎，这些路径有一个共同的现实特征，那就是都在加大第三产业的投资和发展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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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就业市场压力的增大，地方高校大学生的就业情况也比较困难。就地方而言，大学生能够顺利毕业和就业，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人才资源，显而易见也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高校如何以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出发点，以市场为导向开展大学生就业工作，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是值得每个地区深思的问题。

一、学校定位地方高校服务常州市区域经济发展

本地区的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关系非常紧密，地方高校要发展，就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定位自己的办学目标，找出自己的特色，明确高校人才培养的方向，从而能够达到以地方经济发展为依旧，服务于本地区、本行业为目标的办学思路，是促进良好就业的一种有效方式。地方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方案、教育教学目标以及课程改革的模式要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相适应，同样高校的科学研究、品牌特色专业也要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服务。

常州市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快速，交通便利，高校众多，人才资源也是比较丰富，因此高校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以及人才的流动关系到常州市经济社会地位的发展。目前，常州市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水平，集中精力加快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积极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些项目的推进都离不开高素质人才资源。因此高校大学生是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最新知识的拥有者、使用者和创造者，同时也是常州市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完善常州市高校就业指导体系，吸引常州市本地的高校毕业生，实现大学生充分就业，使其岗位得其人，人才合理的利用，使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进入到常州市各个领域和行业，是高等教育为常州市经济建设服务的迫切需要，对于常州市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常州市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一）对就业指导工作的重要性缺乏认识

目前常州市高等院校基本上成立了就业指导中心，但是目前突出的问题是管理职能的定位并不突出，服务职能欠缺，对就业指导的高层次的认识和工作不足，往往只是上传下达，没有做到真正的教育功能。没有根据情况具体分析，基本上把就业指导概括为找市场、找工作、找单位，忽视了就业指导的真正意义。在就业指导课上，基本上大课，由从事一线的辅导员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没有根据专业和学生的特点安排，缺少对就业指导员的培训，往往是重利用，轻培训。没有很据学生的特点、市场的反馈及时对学校的招生、教育教学改革和课程设置进行改革。

（二）大学生就业观念与就业形势存在较大矛盾

目前大学生普遍存在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许多的学生往往是以物质利益为第一位，而忽视了自己的价值和自我实现，选择职业时往往是薪酬高、福利好，环境优等方面，期望值很高，而现实往往是就业压力严峻。从目前常州市大学生的职业选择和区域意向来看，基本上是外资企业、大的民营企业，小的企业一般没有人愿意去，区域分布来看也是基本在市郊区域。哪怕农村有很好的单位，学生也不愿意去就业，更想去经济发展较高，交通便利，环境较好的地方发展自己。

（三）就业指导人员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就业指导人员关系到学生切身的整体水平，他们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毕业生能否就业以及是否高质量的就业。高校的就业指导人员不仅要知道基本的就业政策、就业形式，还有能够分析行业的特点，学生的兴趣、爱好以及专业，行业的选择，要能够根据学生的兴趣、专业进行人才素质测评，让学生能够了解自己的优势所在，才能根据自己的特点寻求好的工作。但是目前高校就业指导员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往往是做就业指导的事务性工作，许多人具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往往面临新的形势，不具备专业的理论知识，这种知识包括最基本的人力资源知识、人才测评知识、社会保障和就业权益保障知识。

（四）就业指导的课程体系不健全

一方面是就业指导的课程与学生的实际专业不像符合，目前常州市高校开设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各个院系往往是同一本教材，采用同一个老师进行授课，这样就业指导课与学生的实际专业不相符，也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相违背；另一方面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理论知识偏重，实践环节培训比例较少，大多教材对目前的就业形势、就业政策进行分析，在学生的应聘技巧、就业能力的实践环节较少，导致学生的就业能力和用人单位相脱节；最后高校就业指导课要重视学生的心里教育，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必须对学生的心理进行辅导，使他们有个良好的心态来面对，而目前这种情况就业指导课中很少。

三、构建适应常州市地方经济发展的就业指导体系

（一）根据常州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

常州市本科院校和高职院校在考虑人才培养方案时，要紧密联系常州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及苏南经济布局的特点，要和常州市的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紧密联系，在人才培养方案、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以及教育教学进行改革，培养目前社会最需要最缺少的人才。人才培养方案也要注重学生自身的特点，结合大学生的实际状况进行改革。同时高校也要注重自身学校的品牌和特点，形成自身人才培养的优势，这样才能为常州市经济社会建设输送优势人才，加快常州市的科技创新和文化建设，实现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目标，早日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

（二）全面推进全程化的就业指导教育模式和课程体系

高校就业指导课既是一门学科也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课程涉及到教学内容、教材选择、教学管理、课程体系等方面，因此要进行合理的课程改革。就业指导课要贯穿于大学生的四年职业生涯中，根据不同的年级，选择不同的教学方式。新生往往注重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大一的新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和就业观，培养大学生主要学习的能力，以及要及时关注身边的就业问题，培训大学生良好的就业心态，做好就业准备。高年级往往是注重就业技巧和求职准备，进行人才素质测评，根据学生的专业、兴趣爱好等进行测评，让学生知道或者了解自己的特长以及今后能够从事的职业。

（三）培养一批高素质的就业指导员教师队伍

教师是就业指导课的主题，就业指导课教育的质量高低最终取决于高等学校就业指导的教师。第一，一方面，从校内选拔一批职业指导的老师，这些老师是从事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和企业社会经验；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聘请企业的人事经理、人事部门，他们具有丰富的企业社会管理经验，对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具有良好的帮助作用；第二要加大对高校就业指导员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这种培训既包括校内培训，也包括校外取得省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从而提高教师队伍的业务水平和业务能力。加强对目前从事就业指导工作的教师的系统培训，鼓励和要求专职任课教师通过就业指导师资格考试，逐渐推行校内就业指导课专任教师职业资格准入制度；第三，开展集体备课和讲课示范活动，组织就业指导师针对学生实际情况，结合教学内容进行分析研究，探讨授课的方式和方法，通过集体备课和研讨的方式，有利于大家集思广益，寻求新的形势下开展就业指导课的方法。

（四）健全和完善就业制度体系建设

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要立足于制度的建设和创新，改革旧的不适合新的形势的制度体系。高校要成立就业指导工作委员会，二级学院也要成立相应的机构，完善组织机构，落实安排责任到位，通过层层组织落实，更好的发挥组织的有效性。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下，学工处、教务处、招生就业处要相互配合，不断推动就业指导的教育教学改革，适时调整教学目标和计划，同时要根据就业市场需求的变化，从动态的角度来就大学生进行培养，创新就业指导的培养模式。

要利用多媒体，现代科技的平台，设置就业信息网络，打造就业网络的一体化，使高校、用人单位、高校毕业生能实现及时信息的共享。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以网络为平台的就业系统，这其中包括学生的就业单位、就业率、就业质量、毕业生的档案和户口，实现三方共享资源。

综上所述，地方本科高校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校、社会上下齐抓共管，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发动多方面的力量，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开创地方本科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汪燕春.大学生就业指导课教学实效性探析[J].中国电力教育，2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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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统筹发展，促进城乡共同繁荣。××近几年农业农村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农民增收幅度下降的势头仍未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较大，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因此，要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加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农业产业化方面，要以抓工业的理念谋划农业，科学合理规划，优化区域布局，在高山区重点以发展高山优质乌龙茶、无公害反季节蔬菜为主；在中低山区以发展木著、烟叶、蔬菜等订单农业、农产品加工业为主。要通过展销会、贸洽会、电视、报刊、广告牌等形式，提高我“仙顶”茶叶、“雪山”萝卜、“阿佳”苦菜、“山丹丹”人参果、“山宝”雪蔗等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要进一步完善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逐步在厦门、泉州等沿海城市设立农产品营销窗口，培育壮大茶叶学会、生姜协会等各类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搭起农户和农产品经销商的桥梁，开拓农产品市场。在农村工业化方面，紧紧围绕××的产业优势，大力扶持发展茶叶、蔬菜、木薯等特色农产品加工型企业，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和煤碳、钢铁、水利等资源型企业，做好城区、铭溪、万湖、桃源等“一区多园”式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工作，引导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重点扶持做大海和钢铁、鹭峰矿业、恒泉直接还原铁、鑫成水泥、新岩水泥、璞溪口电站、昆山八级电站、聚祥淀粉、中绿公司、大方广茶叶、鹤冲米粉等企业，提高企业加工能力和拓展市场能力，增强企业辐射带动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要积极推进乡镇企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培育壮大乡（镇）企业。在农村城镇化方面，要按照以城为中心，重点培育以上京、广平、文江为主的矿产资源加工转化型和以石牌、桃源、建设为主的商贸型城镇化建设，积极鼓励发展二、三产业，引导生产要素向重点城镇集聚。要建立健全农村劳动力转移机构，积极开展与沿海市（）劳动部门结对子活动，为农民到沿海打工提供信息服务。要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的引导、培训和管理，改造农民进城务工环境，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三、坚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经济与社会共同进步。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把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摆到同样重要的位置，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由于受财力限制，××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缓慢，已直接影响到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前，要着重发展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快教育资源整合步伐，大力扶持鸿图民办中学尽快开工。要加大体育田径场维修改造和省全民健身工程暨室内竞技体育训练馆建设步伐，加快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和文化产业。要加快殡仪馆建设步伐，依法加强殡葬管理。要加快建立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加强疾病控制、预防保健和卫生监督工作，推进医疗卫生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体制改革。力争年内基本完成到乡公路上等级改造建设，年内基本完成乡到行政村公路上等级改造建设，全力改变农村公路交通旧貌。认真做好大仙峰、象山等旅游风景区的规划论证开发工作，使的旅游融入省、市周边游的盘子。要加大“”专项整治力度，努力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全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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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我国群众体育工作重要的队伍，是群众体育的组织者、指导者、传播者，是开展群众体育的骨干力量［1］。在发展社会体育事业、增进国民身心健康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自发展以来已经有二十多年，无论是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取得较大的增长。据统计截止2014年底，我国各等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已达到100万人，拥有高级资格的指导员也已经达到10万人以上［3］。新背景下，培养一支专业技术强、思想素质高、综合素质好专业化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仅是推进全民健身的需要，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需要。本文以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为研究对象，有助于为汕头市今后的群众体育工作和体育人才培养提供科学参考［4］。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次为了调查汕头市所属的六区一县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设计了调查问卷。对汕头市区（六区一县）的400名社会体育指导员发放问卷400份，回收386，有效回收率96.5%。

1.2研究方法

运用数理统计法、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等方法收集相关数据，并对研究过程中所收集的数据资料运用Spss19.0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2研究结果

2.1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广东省作为我国南方大省，既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体育强省，又是引领社会发展潮流、对外开放的典范。特别是广东省的体育发展，更是最先实现体育强省的省份之一［5］。而汕头市也一直是广东省的体育强市，各类体育活动蓬勃发展，尤其是竞技体育，为国家培养很多的优秀的体育人才，而群众体育发展更是走在全国前列［6］。拥有各级各类体育俱乐部和全民健身活动站达到129家之多，各社区、学校体育设施齐全，设备先进，全市体育人口比例达到43%高于全国水平［7］。同时汕头市的六区一县中，各级别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总人数达到11348人左右。也高于全国水平（1：8500），整体呈发展势头良好，也是源于汕头市经济发展快，为体育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8］。表1所示，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国家级1人，一级7人，二级38人，三级340人。其中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占88.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60.82%），因此急需进一步的优化其技术等级结构。社会体育指导员按工作特点与性质分两种类型：即为组织管理型和技术指导型［9］。统计显示其中组织管理型指导员占40.5%，高于全国的36.57%。技术指导型指导员占60.5%低于全国63.43%。这种分类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应该提高技术型指导员的比重。表2所示，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年龄30岁以下的占6%，31-40占27%，41-50岁的占41%；51岁以上的占26%。从总体上看年龄有些偏大，年轻的体育指导员数量明显过低，结构需要调整。表3所示，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具有高中及以下学历占13.1%，大专学历占33.2%，大学本科占48.3%，研究生学历的占5.4%。通过对其学历的分析，认为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学历层次较高，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且多数人在高校从事体育教学与管理工作。表4所示，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动机排序，依次为强健身体占23.7%，义务奉献占20.9%，防病治病占18.9%，兴趣爱好占9.7%，消遣娱乐占8.3%，社会认可占8.3%，经济收入占5.5%，其它为4.1%。由此看出，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担任社会体育指导首要动机是强身健体，其次是义务奉献，防病治病并获得自我满足所占比例也较大，可能是受个人承担医疗费用比重增加的影响，锻炼身体，增强自身免疫力的观点已成为广大居民的共识，在指导他人的同时也获得自身的锻炼，强健身体、防病治病。调查发现汕头市市民对社会体育指导工作的认同度不高，仅有8.3%。可以说广大市民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持否定，原因是没有看到社会体育指导员做了什么工作，还有部分市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一职业，这些充分说明汕头市社会指导员在指导市民健身方面的工作没到位，还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以上的是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的现状情况，通过相关的分析，认为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指导员技术等级的结构不合理，高等级者偏少；第二、年龄结构过于高龄化，年轻指导员数量低；第三、性别失衡，女指导员比例低；第四、社会体育指导员学历层次需要提高；第五、社会体育指导员对市民健身指导力度不够，还没有得到市民的认同。

2.2影响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的原因

2.2.1体育健身设施等物质条件有限

体育场地设施是广大市民锻炼的基础条件，也是衡量该地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水平，同时也为体育指导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平台。汕头市作为粤东经济发达的城市之一，可以说市区体育设施建设还是令人满意的，但是由于人口密度大，人均占有面积却很低，很多的体育设施场地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包括一些条件较好的学校体育场馆、训练场。而汕头市参加锻炼的体育人口比例高达43%。所以说汕头市现有的体育健身设施已经满足不了广大市民锻炼的需求。局限的体育场地设施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制约了市民锻炼的积极性，同时也限制了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开展，可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2.2.2缺乏科学有效组织管理

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管理是一项系统、可持续的工作。调查显示，汕头市在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管理方面存在不健全和不合理的地方，如在培训、酬薪、晋升等方面都有待改进和完善；在队伍建设方面，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人才培养计划，梯队建设、成员构成等有待优化；在健身实践指导工作方面，各部门和体育协会也没有形成有效互动，缺乏联系，其工作效率也不高，指导也较为单一，以上这些问题和我国当前的体育体制改革要求是不一致的。汕头市应该努力探索，与时俱进，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系。

2.2.3身份认同度低，人才流失严重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我国群众体育活动开展的组织者、指导者和管理者，对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增进全民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起着重要角色扮演，但是由于相关部门对人才使用和管理不当等原因，造成了人们对社会体育指导员角色认同度不是很高，所做出的成绩有限，并没有赋予指导员角色意义。这也导致汕头市一些社会体育指导员觉得没有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加上报酬、福利、晋升等原因没有等到落实和保障，因此退出指导员行列，有研究指出：在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均存在着逐年流失的现象［9］。汕头市同样也有部分指导员由于得不到社会的认同，而放弃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的。

2.2.4体育经费投入有限

体育经费是体育活动开展的重要保障，它不仅影响着活动的顺利开展，也影响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积极性。虽然社会体育指导员从事社区体育健身指导工作是公益，但是也应该得到一定的报酬。汕头市当前对体育经费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对青少年体育人才培养和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上，而专项资金投入到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则有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热情［10］。

2.3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的对策

2.3.1保持数量增长，优化队伍结构

汕头市社会体育指导员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但是也存在整体质量不高的问题。汕头市首先要以《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为抓手，鼓励更多的人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提高体育人口，继续保持数量上的增加，以满足广大市民日益增加的健身指导需求［11］。其次，要优化队伍结构，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学历和再教育，提升其技术等级，培养更多的国家级别的高层次队伍。最后，平衡好男女指导员性别比例，增加女性体育社会指导员数量的增加［12］。

2.3.2强化职业培训，提高工作效率

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职业培训，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效率和专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应该从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强化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与社会性组织、团体协调配合，向下放权，实现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等社会组织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真正的培训；二是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面向体育各个单项运动协会指导员，培训技能骨干；三是要与高校教师、学生培训相结合，逐步改善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素质、年龄结构；四是深入到社区、俱乐部等地加强健身实践指导，总之，强化技能、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工作能力和效率，才能赢得广大市民的认同［13］。

2.3.3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我国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严重不足，结构不合理，其原因在于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机制落后［14］。因此，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服务型政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当前汕头市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转变体育行政部门管理理念，树立“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二是扩大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开放公共体育场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提高体育人口比例，以此增加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需求；三是加强政府主导，联动社区-体育社团-俱乐部等，拓宽公共体育服务渠道；四是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公共体育服务水平，总之，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社会体育指导员营造更好的工作环境。

2.3.4扩大社会宣传，加大经费投入

体育强国建设需要群众体育的大力支持，当前在全民健身计划实施下，汕头市群众体育快速发展，而提升群众体育发展的质量需要社会体育指导员。当前相关部门应该热切关注群众体育、积极宣传社会体育指导员，政府应该提高社会体育指导员待遇，广大市民应该认同其身份，只有全社会肯定了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才能更加积极、有动力、有成就感。其次，加大群众体育经费投入，完善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社区体育公共信息网络，优化社区体育锻炼环境，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效率，推动汕头市群众体育工作的发展。

3结论

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我国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的人才类型，与体育教师、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体育管理人员、体育场地工作者一样，是发展我国体育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民健身背景下，汕头市应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的关注度，认同其角色，制定科学管理制度，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优化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环境，提升人才竞争力，以此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汕头的全民健身事业中发挥积极有效作用。

作者:郑遐 单位: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瑞林，王先亮.高校体育职能的建构与完善［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6）：44-45.

［2］蒋宜宾.广州市天河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调查与发展对策［J］.文体用品与科技，2014（24）：6.

［3］辜德宏，吴贻刚陈军.我国竞技体育内生式发展方式的概念、分类、内涵与特征探析［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13，27（5）：382-385.

［4］陈霞明.泉州市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现状调查研究［J］.体育科学研究，2005（12）：24-25.

［5］汪广茂，宋允清，侯远峰，等.广东省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现状与对策［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3（3）：59-65.

［6］扶健华，梁恒.基于实体化管理的广东省体育社团运行研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4）：120-125.

［7］彭红星.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看中国体育的发展道路——兼论广东体育的转型和发展［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5，35（3）：10-13.

［8］王腊姣，林红，陈晓枫.汕头市民体育活动现状调查［J］.体育文化导刊，2014（03）：25-26.

［9］邓建伟.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人才流失问题与对策［J］.湖北体育科技，2015（5）：286-287.

［10］邱宝勤.体育教师如何保持工作热情［J］.体育师友，2013（6）：45-46.

［11］刘德新，李少龙，任保国.《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目标下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保障体系的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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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供应链 贸易壁垒 能力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国际转移的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随之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试图回答下列疑问: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在国际供应链中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导?企业社会责任是否在国际供应链中起到了贸易壁垒的作用?而这又对位于供应链中重要一环的我国供应商来说会产生哪些有利和不利的影响?文章还针对社会责任的未来传导趋势提出在我国有效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对策。

企业社会责任在国际供应链中的传导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的对员工、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热心社区公益、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维持供应链共赢关系、节能环保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及践行水平已经成为价格、质量、技术之外的又一种竞争力,即责任竞争力。

从其理论脉络的发展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源于18、19世纪的欧洲,主要是出自宗教的价值观或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1924年,美国的谢尔顿(Sheldon)最早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把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有道德因素在内。而现代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传播则是因为工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与壮大、消费者发起的各种自下而上的运动、联合国与人权、环保等多边国际组织开发的各种标准和公约等共同促成的。近年来,由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和非政府组织等发起的各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不仅要求跨国公司要保证其自身的社会责任的履行,还要保证处于公司供应链上的其他企业,如供应商、分包商等也能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因而,位于国际供应链上游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也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这一运动当中。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一家美国服装公司起草了第一份公司社会责任守则之后,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如耐克、沃尔玛等也纷纷制订了各自的行为守则,并且要求其产品供应链上的配套企业和合作伙伴都要遵守这些守则。这些由企业制定并实施的守则一般被称为内部生产守则;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标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独立于单个企业之上的外部生产守则,包括由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标准、各利益相关方联合制定的一般性原则标准等。内部生产守则的核心内容通常可以概括为四类:消除剥削性童工、废除强迫劳动、就业无歧视、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跨国公司完全控制这类生产守则的制定、解释、实施,并监测其实施效果。而外部生产守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行业生产守则,包括欧洲外贸协会(FTA)对销售行业提出的BSCI倡议、国际玩具商协会(ICTI)的商业行为规范、清洁制衣运动(CCC)行为守则等,这些行业内的国际采购商只对取得认证或审核的生产企业下订单;另一类是非政府组织制定的各种民间标准,例如SA8000、ISO14000等。这些外部生产守则多以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基础性条约”为蓝本,以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CFTU)于1997年通过的基本守则为基本框架,引入了独立认证的原则与机制以及工人和第三方表达意见的机制,建立了改善违反守则规定的公司状况的补救机制。

据世界经合组织统计,截至2000年世界大约有246个以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环境和员工权益保障为主要内容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这其中有118个是由跨国公司制定的内部生产守则,跨国公司安排公司职员或委托独立审核机构对其供应商或合约工厂定期进行现场评估,即所谓的验厂活动。而由跨国公司认可的非政府组织或行业协会制定的外部生产守则则是通过第三方机构审核或认证的方式在国际供应链中推行,如典型的SA8000认证。

1997年10月,美国经济优先权认证委员会(CEPAA),2001年更名为社会责任国际(SAI)制定并了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标准体系――社会道德责任标准,简称SA8000,并由SAI在2001年12月了SA8000标准的修订版:SA8000:2001。虽然SA8000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但是由于它的相对规范化、标准化、具体化,使得SA8000很快成为广为接受的、影响较大的外部生产守则。截至2006年6月,全世界共有52个国家的968家组织获得了SA8000认证证书,其中有127家中国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分布在东南沿海的贸易发达省份,以玩具行业居多,其次是服装、珠宝、钟表、箱包、家用器皿等。另据专家估计,我国沿海地区已有超过800家企业接受过跨国公司在劳工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审核。

国际供应链中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误解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跨国公司订单的附加条件中,导致一些出口企业要么增加成本以满足跨国公司的要求,要么失去订单,由此产生了与传统贸易壁垒相似的贸易扭曲效果。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围绕社会责任是否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社会责任壁垒展开了激烈的探讨,有些学者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借助验厂和社会责任标准认证,特别是实施SA8000标准使得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一种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新贸易壁垒;还有些学者认为跨国公司要求供应链上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目的就是为了自身不愿承担的社会责任转嫁到供应商身上。因此,有必要通过实证分析等方法来加以辨析。

首先,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壁垒的定义是:一国用以限制或阻止外国商品进口的一切政策措施。构成一项贸易壁垒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实施主体为政府,而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标准和规范的实施主体是跨国公司或者采购商,因此,把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认为是贸易壁垒的一种表现形式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跨国公司自身设定的一些行为准则、一些行业协会制定的共同自愿遵守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等,往往是这些公司在长期的跨国经营中得出的经验总结,是在社会各界的各种诉求和压力之下产生的。对于这些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执行是自愿性的,而非强制性的,只是由于这些跨国公司掌握着全球大部分的销售渠道和网络,才使得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上游供应商感受到了这种压力。以争议的焦点SA8000来说,其产生是为了解决多种社会责任标准的一致性问题,内容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普遍性。SA8000在某些内容中要求的是执行企业所在国的法律标准,而有些要求有时甚至会低于企业所在国的法律标准。例如,对于工作时间,SA8000规定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8小时,每周加班不得超过12小时;而我国《劳动法》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4小时,每月加班时间不得超过36小时。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法律的规定比SA8000更加严格。

再次,那种认为跨国公司完全将应该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全部转嫁到了供应商头上,而自身对此不付出任何成本与代价的说法有失公允。事实上,有相当数量的跨国公司都已经设立了相对健全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部分公司将社会责任职能赋予原有的部门,如公共事务部、公关部、品牌推广部等,有些公司甚至成立专门的CSR事务管理部门或可持续发展部,并任命企业社会责任首席运营官(CRO)来积极参与和管理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最后,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快速地从低端向中高端上移,并顺利地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长期以来,处在国际供应链中最底端的一些企业为了获取订单,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降低或者克扣员工的工资及其他福利待遇为手段,竞相低价出口,展开恶性竞争。这样做的结果既损害了工人福利,又使我国企业背上了“社会倾销”、“血汗工厂”的恶名,加大了贸易摩擦。同时,我国出口企业长期满足于“低成本劳动力”带来的所谓价格优势,缺乏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动力。践行社会责任之后,虽然短期内可能由于劳动力或环保成本增加,导致有些建立在低工资基础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外移,但是长期来看,反而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尽管供应商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是在做了成本收益分析之后,就不难发现,企业得到的不仅是有形的收益,如维持或增加订单、改善产品质量、节能降耗、降低人力资源成本等,更能获得无形的收益,如改善与采购商的沟通与合作、改善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提升企业形象等。根据“CSR在中国的推进及其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研究项目组”在2008年对广东、浙江、河北三省的1001家外向型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企业执行社会责任的国际性标准对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影响上,认为利大于弊的占62.3%,认为弊大于利的只占27.6%。企业以打分的形式(满分为5分)评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正面效应时,企业认为最大的好处是提升企业形象(平均得分4.13分),其次是改善劳资关系(3.79分)、增强核心竞争力(3.72分)、提高员工积极性(3.72分)、提高产品质量(3.7分)和增加客户资源(3.67分)(见图1)。

如果对打分结果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认为3分以上即代表企业认同该选项,则92.3%的企业认为社会责任能够为企业塑造和谐的劳资关系,85.7%的企业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有助于减少贸易摩擦,89.0%的企业认为有助于增加客户资源,90.9%的企业认为可以提高企业的整体竞争实力。

目前国际供应链中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问题

尽管不能简单地把实施SA8000标准和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社会责任壁垒,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国际供应链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行仍然存在着大量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效果和出口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包括:

抬高生产成本并造成一定的经济负担。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成本指的是企业接受认证和验厂而产生的一些直接支出成本:评估、认证费用、验厂费用等以及企业为符合有关标准和要求而推行CSR产生的改进成本。后者既包括为改善内部管理和投资新设备而产生的资本成本,如改进生产流程、人力资源投入、废水处理系统等,也包括在改善员工生产和生活条件方面、提高员工工资福利待遇方面、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等培训、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监督等方面的经常性成本。企业在接受跨国公司的审核时,除了要缴纳各种费用外,还不得不中断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另外,由于不同的跨国公司所启用的审核标准和范围不同,导致同一家企业有时一年内不得不多次接受来自不同公司的审核和评估,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审核流于形式。频繁的验厂和各项认证给我国的出口企业带来了额外的负担,甚至引起了企业的反感和抵触情绪,并且在认证和验厂过程中采取应付态度,造假现象也时有发生,未能真正达到在供应链中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初衷。例如,工厂审核的效果被预先做好了准备,在审核记录中作假,甚至有些工厂为了通过审核而对审核人员进行贿赂等。这样一来,跨国公司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初衷被彻底扭曲,各项行为规范等也形同虚设。而供应商也未能通过验厂和认证真正提高社会责任意识、改善劳工状况。

对我国企业的出口规模和可持续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一些跨国公司在其供应链中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时往往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特别是一些美国的公司通常是通过供应链管理来强制推行CSR要求,即通过各种评估和审核的方式要求供应商必须满足其有关的CSR要求,然后才会将其纳入订单系统,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而那些未能通过评估或达到审核标准的企业则将被排除在订单系统之外,甚至被取消已有的订单资格。相比美国公司,欧盟的企业通常会对审核未通过的供应商给予一定的改正期,鼓励供应商在一定的时间内修正其不符合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的做法,因而不会立即影响其订单。而一些完全依赖出口但劳工标准等未能通过评估和审核的企业因此造成订单流失,产品无法出口进而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这些供应商不仅没有因为跨国公司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而改善其劳工待遇,工人甚至失去了原本不符合跨国公司所在国的劳工标准的工资,导致生存境遇进一步恶化。

国际供应链中企业社会责任的传导趋势及对策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在其供应链中仅仅依靠验厂和认证等手段使得供应商,特别是广大中小型出口企业被动地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一直以来遭到种种诟病,同时效果也不尽显著。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是让供应商由被动转为主动、由以获取订单为目的转向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为目标来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根据Carroll的四层次模型可以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四个不同的等级:即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自愿责任(慈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贡献程度和水平从下至上呈递增状态,越到金字塔的顶层就说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越强。而在这四个等级中,经济责任、法律责任是社会要求企业必须承担的责任,伦理责任是社会期望企业必须承担的责任,资源责任是社会盼望企业尽力承担的责任。从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现状来看,各个层面的责任均有所缺失。正是因为许多企业还处于社会责任层次的最底端,才导致它们很容易在跨国公司进行社会责任评估和审核时受到冲击,并在供应链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应该由政府、行业协会、其他利益相关方、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和供应商)形成整体合力,共同创建一个有利的环境和良性氛围,在国际供应链中自主推行企业社会责任,形成双赢或共赢的局面。法律义务应该强制实施。政府应确保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即落实最低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而超出法律义务之上的伦理和自愿的社会责任,应该在政府指导和宏观支持下,主要由行业和企业根据各自的情况具体操作。

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企业社会责任推行的发展趋势不同,工作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具体来看:

(一)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宏观层面发展对策

加强立法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法制化。不同于西方国家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自下而上的特点,我国是通过立法自上而下来推动的,消费者运动、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所以,政府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填补社会责任法制化建设中的空白,为社会责任的监督和评价提供必要的法律支持。

已有的立法要严格贯彻执行。我国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是首次在国家立法中提到“社会责任”这一范畴。其实不仅是《公司法》,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内容在其它法律中也有所涉及,如《宪法》中关于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劳动者、妇女儿童权益的原则性规定;《劳动法》中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具体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保护消费者的具体规定,等等。我国企业首先应该做到履行各项法律义务,在此基础上,再去承担超出法律义务的社会责任。据一份针对浙江省的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现状的调查统计,尽管在我国已通过SA8000认证的企业中浙江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存在着工作严重超时、劳动报酬达不到法定标准、社会保障不到位、侵犯人身权利及人格尊严等违法违规现象。因此,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宣传和培训提升广大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推进过程中的法律意识,提高相关部门的执法能力,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司法解释,强化相关法律法规的可执行性。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将一些企业社会责任要求纳入相关法律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我国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在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要认识到不同规模、不同成长阶段、不同行业的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是不同的,如果将一些过高的社会责任的要求纳入法律,则法律的适用性会被破坏。例如,我国新劳动法中的有些劳工标准的规定就超出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承受能力,甚至高于国际性标准规定,给这些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直接影响: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企业利润大幅度下滑,导致经营陷入困境。

为了引导企业履行经济和法律以外的社会责任,政府可以给予一些政策支持,如在政府采购中优先考虑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或是在税收等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的倾斜或资源补偿等。

(二)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中观层面发展对策

由各行业协会主动发起建立一些标准化的行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在体系中既要体现中国批准的一些国际公约中的相关规范,又要体现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企业的实际发展阶段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主动性的社会责任标准体系。当然,这样的体系也要获得国际相关机构、国外采购商、品牌商的认可。2005年5月,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应140余家纺织服装企业的呼吁,正式了CSC9000T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这是我国第一个标准化的合约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是我国企业主动实现自我能力的完善和建立国际供应链上公正、协作性的社会责任联动机制的一次有益尝试。

此外,作为企业重要利益相关方的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也要积极发挥应有的舆论监督、社会呼吁的作用,协同商会、中介组织等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过程中起到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作用,促进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与企业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我国企业目前大部分仍处于仅仅关注所有权人和管理层的阶段,所有权人的利润最大化和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仍是主要经营目标,因此,在现阶段,应着重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和意识,这也需要学术界、非政府组织、媒体的积极参与和引导。

(三)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微观层面发展对策

由跨国公司牵头,带动供应链上的企业共同履行社会责任,提高供应链责任竞争力仍然是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效途径。例如,巴斯夫(BASF)倡导的“1+3”项目,要求每一个参与的公司都能带动其供应链中三个业务伙伴(供应商、物流服务提供商、客户),与他们共同分享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实践和最佳解决方案,促进供应链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管理水平的同时,也为公司自身业务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提高了供应链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这种共同成长的机制将产生“滚雪球效应”。

为了消除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的消极影响,更好地推行企业社会责任,跨国公司应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各种能力建设项目和研究项目,具体包括劳资双方的对话培训、劳工能力培训,支持相关研究项目,如田野调查等综合发展援助研究项目。通过促进供应商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能力建设,使得供应商真正意识到社会责任是一种实现商业和社会价值的内在需要,从而主动积极地创造供应链上的社会责任价值。一些非政府组织、非营利公司或行业协会等与企业的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简称PPP)项目在这个领域的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从供应商的角度来看,未来企业社会责任的“强制性约束”必将向着自主性承担的方向转变。出口企业应针对自身的发展阶段,逐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承担不同层次的责任,有步骤地实施社会责任目标,最终形成完整的社会责任价值观,树立“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主动完善相关的责任管理体系,建立供应链协作和联动机制,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到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中,变低成本竞争为差异化竞争,形成产品和企业的差异化优势。只有将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战略、组织结构和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企业,才能自如应对跨国公司和采购商的各种社会责任要求,成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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