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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研究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1 15: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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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贸易研究

篇1

国际贸易实务教学设计高职教育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10C-0058-03

随着网络和多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校园网和互联网的教学应用环境日趋成熟,基于数字化背景的高职课程教学面临着巨大的变革。数字校园环境下的高职课程教学需要更为先进的理念来统领教学,也需要符合数字化学习特征的、科学的教学设计,从而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师生、生生跨时空多向交互和个性化学习。

一、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现存问题

国际贸易实务是以一定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实践性极强的综合应用课程。知识与技术能力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谈判磋商与外贸合同的签订;二是外贸合同的履行,即国际贸易全过程的操作技能;三是贸易风险的防范和处理。目前的课程教学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以讲解抽象的案例为主的单向传递知识的教学模式,使师生、生生缺乏互动与交流,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传统教学往往忽视学生外语能力的训练,教师双语教学意识淡薄。但国际贸易涉外性很强,在货物定价、装运、保险、商检等环节的磋商中对外语的应用能力的要求较高。

传统教学对学生学习的评价普遍存在教师评价为主的“一言堂”现象,缺乏生生评价,以及来自外贸行业人员的评价。此外,教学内容相对滞后,没有与时俱进。近年来国际贸易出现的新变化、新局势以及采取的新对策,要求课程教学内容要与之相适应的动态更新。

二、基于数字校园的教学设计原则

(一)开放性原则

随着多媒体网络与计算机的普及,高职院校师生的信息素养有了明显提高。利用校园网和互联网的开放性设计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相关的课程网站和网络资源,对同类知识提供多方位多角度的解释和分析,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解决了教学资源零散不便存储、教学信息传播不畅、实践成果共享受限、教学监控管理困难等问题。例如搭建主题网站、网络课程虚拟学习平台,利用即时消息沟通、wiki相互修改和评价、发帖提问等开放的功能,便于实现师生、生生跨时空交流、互助、合作和自主探究学习,实现教学信息的动态更新。

(二)自主探究性原则

数字校园环境下的课程学习活动虽然有教师的指导与适当监控,但基于网络的学习,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主要的学习形式是自主性的筛选网络信息,然后思考、分析,探究、反思等等。因此在设计学习活动时要意识到学生是认知的主体,设计要体现学生个性化学习的特点,充分考虑学生自主学习和选择学习内容的权利,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思维,从而增强学生解决问题和动手实践的能力。例如引导学生利用灵活多样的检索工具;设计webquest让学生有目的有方向的自我探究、自我评价等。

(三)交互性原则

基于校园网和互联网的教学应用环境,课程的教学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进行,可以利用网络技术跨时空跨地域的优势,创设虚拟学习环境,实现师生、生生的交流、讨论与评价等互动学习氛围。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要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自行建构知识,其发展必须置于真实的教学实践环境中,通过同伴互助、师生互动,实现个体的成长与发展。在数字校园环境下的学习,有利于合作互助学习,进而提高学生的沟通表达能力等。

(四)多样化原则

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特点,有的学生喜欢从听的过程中获取信息,打开学习之门;有的学生喜欢用书面和图像形式学习与记忆。多媒体网络和信息技术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能发挥各种媒体的优势,使课程图文声像并茂,直观生动,从而满足不同学习风格、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

三、数字校园环境下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设计

基于数字校园设计高职课程的教学,以方便学生进行合作、交流和自主探究学习为前提,先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学习特征,然后合理确定教学目标,整合教学内容,设计教学策略和教学评价。以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为例,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研究组教师设计与开展实践教学,并以问卷和访谈等方式对教学改革的效果进行调查和分析。

(一)分析学生的信息素养、学习需求和学习特征

了解和掌握学生的信息素养、学习需求和学习特征是教学设计的前提与基础。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超过80%的被调查学生会使用网络搜索学习资料,86%的学生使用网络主要是娱乐或消遣。约87%的学生认为网络资源对学习很有帮助,也愿意借助网络进行学习,但78%的学生需要教师的指导或同伴的帮助。约75%的学生认为自制力弱,如果进行网络学习需要教师的监控。大部分学生的学习动机较强,但是学习目的不明确,信心不足;形象思维较好而逻辑思维较差;喜欢动手实践往往又忽视必要的理论基础。约74%的学生喜欢团队合作学习,58%的学生则愿意独立解决学习问题。

(二)整合教学内容

首先,选择的教学内容依据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课程的教学目标;其次,教学内容要与学生的认知发展能力相适应;再次,教学内容要与学生将来工作和生活紧密联系;最后,教学内容要为教学实践服务。高职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和应用能力,融“教、学、做”于一体,理论基础以必需、够用为度,不强调理论的深度、难度和广度。

(三)确定教学目标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目标也是学习目标,是对学习者通过教学后应该表现出来的可见行为的具体、明确的表述。教学目标是事先制定,通过教学实践可以达到,并且能够使用现有技术手段测量的教学结果。教学目标既客观又主观;既动态又相对稳定;既系统、有层次又具时限性。明确、具体、规范的教学目标,对教学的效果和效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学目标是教学的方向和旗帜,指导着整个教学活动。要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必须对实际的教学环节与教学活动制定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规定。基于数字校园的高职课程的实践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教师在教学时对教学目标的制定要更加明确和具体,不仅要描述清楚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方面的目标,借助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教学,需要锻炼和提高学生的哪些关键能力也必须描述清楚。

(四)选择教学策略

1.分析教学环境。教学环境又称为学习环境,它是学习资源和人际关系的组合。学习资源包括学习材料、帮助学习者学习的认知工具、学习空间等。人际关系包括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充分的人际交往。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的知识是自行积极的建构,而不是外界灌输;学生之间的相互效仿、协助、互动和激发,就是知识的建构过程,也是个体的成长与发展的过程。同时知识的建构要置身于真实的环境中。由于专业特点的限制,柳州城市职职业学院研究组的教师基于数字校园背景,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多媒体网络为学生搭建了虚拟的网络学习平台,模拟进出口贸易的一般流程,设置学生实训成果展示与交流的窗口,既满足课堂内的实践教学,又方便学生课后自主探究学习。

2.创设学习情境。学习情境是应用知识的环境背景或者活动背景,它能够引起学生某种积极的情感反应。建构主义认为,要关注学生的兴趣和经验,强调合作和交流,充分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便于学生自行建构知识。创设学习情境,使学生在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境下进行学习、实践,能培养和提高他们的职业核心能力;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变成具体形象的典型工作任务或生活事件,有利于学生克服纯粹认知活动的不足;教、学、做成为一种包括情感体验在内的综合性活动,对于提高学习效果和学习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3.选择教学方法。高等职业教育主要是培养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俗话说“教无定法”,常用的教学方法有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模拟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每种方法都有其适用的范围,但不是万能的。例如进出口业务操作可以采用角色扮演和项目教学法。利用多媒体网络和课程网站等学习平台,在课堂内模拟一笔完整的进出口业务过程,学生分组分别扮演进口方、出口方、银行、船运公司或海关等部门,按照接近真实的经贸运作过程进行。以此让学生对抽象的内容有了较真实的、较系统的理解。

高职课程的教学策略的选择必须突出职业性、完整性、实践性。教学活动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工作过程,可以让学生在教、学、做中体验完整的工作过程。

(五)设计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以教学目标为依据,制定科学的标准,运用一切有效的技术手段,对教学活动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测定、衡量,并给予价值判断。教学评价是教学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仅起到调控教学过程的作用,同时对影响教学活动的因素,例如教学环境、学习情境等进行调整。教学评价可以引导学生学习,激励和监督学生的学习过程,也是教学过程产生的问题的反馈。

基于数字校园的高职课程教学,应融入多种评价主体、多项评价内容、多种评价方式。参与教学评价的不仅是教师和学生,相关行业专家的评价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职业教育要与职业紧密联系,以行业标准作为培养人才的标准。评价的内容与指标也要具体细化,要涵括从知识、能力和素质客观综合的评价。

具体的教学实施见图1。

四、研究结论的分析与反思

篇2

一、引言

融资约束尽管是公司金融领域里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在当期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跳出了从公司金融的角度去研究融资约束,使得现在关于融资约束的文献浩如烟海。关于融资约束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两类:把融资约束当被解释变量,考察什么因素会影响企业或者一个经济体的融资约束;把融资约束当做解释变量,考察融资约束会影响企业或者一个经济体的哪些方面,即研究融资约束的杠杆属性和比价属性。本文余下部分主要分别对融资约束的相关研究以及融资约束对企业贸易影响的研究进行评述。

二、融资约束与企业贸易的相关研究

1.融资约束的定义

根据Fazzari et al. (1988)的定义,融资约束只是由于市场不完备而导致企业外源融资成本过高,并因此使得企业投资无法到达最优水平的情况。Bernake和Gertler(1989)以及Gertler认为问题也会在不完备的资本市场中推高企业的外源融资成本,使得企业遭遇融资约束。战明华、王晓军和应城炜(2013)认为,金融市场普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信贷配给成为了信贷市场的常态均衡,同时也使得证券市场和票据市场等融资出现供给不足,让企业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外部融资约束。才国伟和刘建雄(2014)认为,金融发展的滞后,居民无法通过金融市场为教育投资进行融资,使得个人遭遇了融资约束。Maria Bas、Antoine Berthou和Dario Fauceglia都认为企业的生产率不足导致企业没有足够的内源资金为特定的固定成本融资,使得企业遭遇了融资约束。

2.融资约束的刻画

(1)基于内源融资视角的融资约束

对于企业遭遇的内源融资约束,现在的学者大致使用了以下指标来刻画:企业的利润(李志远和余淼杰2013)、现金流(Minjia Chen、Alessandra Guariglia2010,韩剑、王静2012,孙灵燕、李荣林2013)、自有资金的依赖度(许志伟、薛鹤翔、罗大庆2010)、投资-现金流敏感(Stephen Bond、Costas Meghir1994,郭丽虹、马文杰2009,罗长远、陈琳2011,屈文洲、谢雅路、叶玉妹2011,战明华、王晓军、应诚炜2013,Vlad Manole、Mariana Spatareanu 2009)、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张纯、吕伟2007,于蔚、汪淼军、金祥荣2012)等。具体而言,企业的利润以及现金流可以缓解企业遭遇的内源融资约束。如果企业对自有资金依赖度过高,那么企业会遭受不同程度的内源融资约束问题。投资/现金持有-现金敏感性分析间接判断了企业内源融资约束情况。使用这种分析范式的学者认为,如果现金流比例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则企业就遭受到了内源融资约束。并且该系数的绝对大小可以用来比较企业遭遇内源融资约束的严重程度。

(2)基于外源融资的视角

相对于内源融资约束的刻画,外源融资的刻画就更多元化一些。具体的指标如下:利息支出(李志远、余淼杰2013,孙灵燕、李荣林2011)、、银行贷款(邵敏、包群2013,韩剑、王静2012)无形资产占比(Jerome Hericourt、Sandra Poncet 2013)、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的占比(Jerome Hericourt、Sandra Poncet2013)、外源融资依赖性即资本支出源于非经营性现金流的占比(Jerome Hericourt、Sandra Poncet 2013,Kalina Manova 2012)、有形资产占比(Kalina Manova 2012)、应付账款(韩剑、王静2012)、应收账款(于红霞、龚六堂2011)以及实际利率(才国伟、刘剑雄2014)等。具体来看,利息支出越多,无形资产占比越低,有形资本占比越高,研发支出与销售收入的占比越低,应收账款越少,外源融资依赖性较低,银行贷款可以获得且数额较多,应付账款越多以及面临的实际利率较低的企业,在控制了企业其他一些因素后,遭遇的外源融资约束相对较弱。

3.融资约束对企业贸易的影响

很多学者都对固定成本对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的理论推导。根据李志远、余淼杰(2013),Dario Fauceglia(2015)等分析,若企业遭遇到融资约束,那么企业只能抵押自身部分的营业利润进行融资。部分学者认为,企业融资约束的缓和可以促进企业的出口贸易。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于红霞、龚六堂 (2011),阳佳余(2012),Kalina Manova(2009),孙灵燕与李荣林(2011),Jerome Hericourt和Sandra Poncet(2013),李志远和余淼杰(2013),Dario Fauceglia(2015)等。一方面,他们认为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可以提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另一方面,企业融资约束的缓和也可以提高企业的出口额。Kalina Manova(2009)的研究细化了融资约束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她认为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企业更容易通过“自我筛选”参加全球出口贸易。

三、总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总的看来,融资约束的研究早就脱离了公司金融的范畴。融资余额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微观层面,它也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宏观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融资约束来自微观企业,但也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制约。但纵观现存文献,学者们并没有对融资约束形成一个统一、全面的认识。笔者认为,融资约束后续的研究首要认为是形成一个统一观点,在此基础上去探究融资约束的比价属性和杠杆属性,去研究融资约束与微观金融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机制,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分析框架与分析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杰,芦哲.融资约束,融资渠道与企业R&D投入[J].世界经济,2012(10).

[2] 于红霞,龚六堂.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J].经济研究,2011(4).

[3] 孙灵燕,李荣林.融资约束限制中国企业出口参与吗?[J].经济学(季刊),2011(1).

[4] Maria Bas、Antoine Berthou, “Financial reforms and foreign technology upgrading: firm level evidence from India”, CEPII, [J], August 5,2011.

篇3

中图分类号:D99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2-0140-03

一、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由来和进展

(一)WTO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由来

2001年11月,WTO在多哈举行的第四次部长会议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其中,“贸易与环境”议题是WTO新一轮谈判的唯一新议题,其具体内容包括《多哈宣言》第31、32、33段。环境产品与服务贸易自由化则是“贸易与环境”这一崭新议题的重要谈判内容之一。2002年建立的贸易谈判委员会(TNC)专门负责新一轮谈判的组织指导工作。在TNC的授权下,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特别会议(CTESS)就《多哈宣言》第31(Ⅲ)段内容中要求各成员“酌情削减或取消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进行重点谈判。本文仅限于研究WTO环境产品贸易的谈判。

(二)WTO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进展

从2001年起,CTESS进行了长达10年多的有关环境产品的谈判。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国际公认准则的缺乏,因此,在环境产品的定义过程中遭遇到许多困难,各成员对环境产品的概念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目前来看,CTESS有关《多哈宣言》第31(Ⅲ)段内容的谈判主要集中在如何确定WTO自身的环境产品清单上。截至2010年2月,日本、新西兰、美国、卡塔尔、加拿大、欧盟、韩国、瑞士、中国台湾、菲律宾、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等12个成员已经向WTO提交了具体环境产品清单,并希望能通过环境产品清单的提出,加快成员界定削减关税的商品项目的讨论,以利于贸易与环境谈判议题的进行。

自2001年起的历次CTESS与技术讨论会议都是以清单方式作为主要讨论议题。由于WTO建议的环境产品清单中包括了很多发达成员出口获利的产品以及为数不多的几种发展中成员能出口获利的产品,致使原来保持观望与中立的发展中成员已逐渐对清单方式与清单内容表示失望。2006年度CTESS的谈判发生重要转变,共有14个发展中成员明确支持以环境项目为谈判方式,使得谈判内容可能会由环境产品清单转向讨论环境项目的执行方式。针对局势的转变,部分支持清单谈判模式的成员组成“环境产品之友”(FEG)(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挪威、瑞士、澳大利亚及中国台湾等十个主要工业化成员)于2009年10月整理提出一份项目较少且较不具争议的清单,以提高多哈回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另外,气候变迁为环境产品谈判提供了新的契机。2007年12月,美国和欧盟对包括有风力涡轮、氢燃料电池与太阳能热水器等43项气候友善产品(Climate-friendly goods)提出关税减免。2010年2 月,在WTO 举办的CTESS对于环境产品自由化的讨论中,气候变迁成为各成员新提案的重心。

由于环境产品清单的确定与各成员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要真正形成WTO自身的环境产品清单,对不同环境产品关税减让及对发展中成员的优待等问题仍然需要长时间艰难的谈判。

二、国外关于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综述

自2001年WTO多哈回合谈判将“贸易与环境”议题纳入新一轮谈判之中,有关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研究已成为各国广泛关注的现实课题。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已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综述相关的研究结论。

(一)对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研究

国际上,一些国际组织很早就开始关注环境产品贸易领域,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环境产品描述的文献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关贸总协定(GATT)文件中(MTN.GNS/W/120,1991),其中列出了环境产品的具体分类。1996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组织开展了一项全球环境产业的研究(OECD,1996),对全球环境产品市场状况有一个初步描述和研究。接着,比较有代表的文献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开展的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产品问题(UNCTAD,1998)、OECD与欧盟统计局联合开展的环境产品产业数据收集和分析手册(OECD,1999)等。OECD(贸易与环境工作文件No.2005-04)比较了WTO 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中所使用的两个环境产品清单(OECD清单和APEC清单)。这两个清单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在WTO谈判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该文总结了两类清单的共同点,解释了两者的重要差异。OECD(贸易与环境工作文件No.2005-05)考察了WTO环境产品谈判所出现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相关的问题,如环境产品清单的确定,环境产品的“双重用途”问题等。作者借鉴以往贸易自由化协议的谈判和实施经验,探讨了这些现实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也分析了协议达成前所需要解决的程序和制度问题。OECD(贸易与环境工作文件 No.2005-06)在多哈发展回合和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下讨论环境友好型产品(Environmentally Preferable Products),评价了现有定义,列举现有产品的编码,明确EPPs的种类。对三组产品进行了案例分析,研究特定国家和产品贸易自由化的成本和收益,并分析了关税进一步削减的可能性以及给南南合作带来的机会。ICTSD(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2008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贸易与气候变化研讨会上强调一种可行的办法是通过区域贸易协定(RTAs)或双边贸易协议来实现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

与此同时,国外一些学者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现状和谈判也进行了相关研究。Robert M.Hamwey (2005)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环境产品的动态贸易机会,并得出结论认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利益。同时,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应该是可选择性的,即允许每个国家从WTO清单中挑选最合适的子集产品来实现关税减让承诺。当然,还应制定特殊待遇条款作为WTO协议的一部分,以保证谈判最终的协议允许发展中国家灵活的选择可自由化的产品。Robert Howse,Petrus B.van Bork (2006)从动态技术变化的分析角度出发,对现有的WTO环境产品清单方法的不足从环境产品具有多重用途的问题、以PPMs为基础的EPPs问题、解决技术变革的问题等角度出发提出改进对策。Edmundo Claro 和 Nicolas Lucas (2006)认为,一国环境目标可以独立于WTO谈判,通过单边或双边贸易自由化来实现。在选择具体贸易自由化模式之前,一国应清楚其参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所追求的目标。如果国内环境目标比关税收入更重要,同时还需要促使国内企业与国外生产者竞争,则单边或双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可能比长期的复杂的多边谈判更好。Vicente Paolo B.Yu (2007)建议,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参与WTO环境产品谈判时,采用一种建立在 “肯定性清单”(positive list)战略上的谈判方法。同时,亚洲发展中国家也需要确保特殊差别待遇的原则在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

(二)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影响的研究

UNCTAD(2003)对印度、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环境产品市场现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和意义,分析了各国环境产品优势产业,提出了促进国内环境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努力求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产品贸易和谈判的平衡。OECD(2004)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影响进行了国别分析,这些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肯尼亚、韩国、巴西、智利、以色列6个国家。该研究分析了六国环境产品市场变化的主要决定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环境产品贸易。Maxine Kennett和 Ronald Steenblik (2005)对包括巴西、智利、中国、古巴、捷克共和国等17个国家的环境产品部门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分析了决定环境产品需求的主要因素包括一国经济状况、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环境状况、相关利益者等。Rokiah Alavi(2007)针对亚洲国家挑选了4个主要的环境产品市场(包括污染减缓和处理设备、风涡轮、生物燃料、木材和木质产品市场)为研究对象,使用案例分析法,研究亚洲国家在主要的环境产品市场上面临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对发展中国家市场准入的影响。Veena Jha(2008)以WTO文件JOB(07)54 (WTO 2007a)中所列“153”个环境产品清单为基础,着重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产品贸易进行了实证研究。该研究以关税、GDP、外国直接投资、国家的环境绩效指标,以及一国具体的技术援助项目等因素作为解释变量,选取10类环境产品(包括空气污染控制、固体和有害废弃物管理和可循环系统、土壤和水的清洁与整治、可再生能源成套设备、热能和能源管理、污水管理和直接饮用水处理、环境友好产品、自然风险管理、自然资源保护、噪声和振动减缓设备)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进行,通过研究变量之间的依存关系来探讨决定环境产品贸易流向的各种宏观经济因素。

这些研究结论可以为正在进行的环境产品谈判提供有用的见解,也将有助于增加制定环境产品贸易的政策举措。

三、我国对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总的来说,我国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关注相对发达国家而言较晚,研究成果也较少。梳理国内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关于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理论探索。

(一)对我国参与WTO环境产品谈判的问题研究

我国一直参与WTO环境产品贸易谈判。在环境产品的界定方法上,我国建议采取清单法,并于2004年7月向WTO提出环境产品清单的方案,即由共同清单(common list)和发展清单(development list)组成。共同清单包括所有获得WTO成员一致公认的环境产品lines,on which there is consensus that thFor the products in。对于这一共同清单的产品,成员国都致力于减少或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发展清单将包括那些由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从共同清单中挑选出来的部分产品以获得单方的优惠待遇。但是,我国没有提出共同清单与发展清单之间的数量关系,以及共同清单与发展清单应包含的具体产品,所以这个主张实际上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国内一些学者研究了WTO环境产品的界定方法,包括清单方法、环境项目法和综合法;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参与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情形分析了我国谈判面临的主要焦点问题,包括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方法界定环境产品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在出口方面普遍具有比较优势的环境友好产品的争议问题、WTO 的环境产品清单中一些产品具有多种用途的问题,以及是否该将生产和加工方法作为确定环境产品的标准之一的问题。

对此,魏艳茹(2008)从法律角度提出我国的对策。第一,就WTO谈判而言,我国应在摸清家底的前提下提出鲜明的谈判主张,只同意就我国在贸易利益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少数环境产品进行自由化。第二,由于我国的环境产品在南南贸易中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故我国应考虑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方法绕开WTO谈判僵局,直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区域性的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边永民(2006)、陈燕(2008)认为,我们必须研究制定一些对我们有利的确定环境产品的标准。比如,在确定环境产品时,应避免生产和加工方法问题;不接受多种用途产品列为环境产品;扩大环境友好产品在清单中的覆盖范围。此外,我们要积极取得技术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如我们还必须了解一些产品分类的知识,把我国根据清单方法提出的环境产品都纳入到海关的产品税号体系中。

(二)对我国发展环境产品贸易的研究

陈燕(2008)研究了国际环境产品贸易对我国环境产业发展的意义,认为我国在国际环境产品贸易中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场特点,迅速提高自己的环境技术水平与环境技术开发能力;同时,分析了我国在节能型绿色产品、有机农产品、可持续林业产品行业具有比较优势,存在巨大的潜力和机遇。钟娟(2010)分别从关税收入、国内产业和国际经济政治利益等多个方面分析了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同时使用 SIAIC方法(可持续影响评价方法)比较环境产品与服务传统定义、分类与广义定义、分类下的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万怡挺(2011)以环境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多哈回合环境产品谈判中我国的攻防利益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在推动我国环境产品贸易发展过程中,国冬梅(2005)对我国环境产品贸易体制的改革从政府角色和作用的定位、行业协会的作用及国内相关部门的协调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四、评价

随着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学术界关于该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越来越丰富。通过对以上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有不少具有价值的研究结果。首先,多数学者研究并得出结论,认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能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贸易利益。其次,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环境产品贸易谈判中的主要争议问题,并结合技术变革从动态的角度分析,积极研究各种解决对策。再次,多数学者认为,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面临的主要贸易壁垒问题不是关税壁垒,而是非关税贸易壁垒,如海关及行政手续、TBT、SPS手段等。最后,决定环境产品需求的主要因素也得到许多学者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虽然目前的研究有不少有价值的研究结果,但还是还存在诸多不足。受不同国家和利益集团利益的影响,再加上各个学者的研究目的、分析方法、获取的数据以及建立模型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结论也会不同,有些结论还不具普遍性。除之外此,对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和不完善性还表现在:(1)理论研究方面缺乏说服力,特别是环境产品定义的界定和环境产品清单产生的程序和机制上,所依据的理论框架是APEC和OECD清单,然而WTO多数成员认为此清单有益处,但不权威。(2)理论和实证研究多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使得结论的普遍性值得怀疑。(3)实证研究中缺乏对相关数据的获得,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这样就削弱了相关实证研究的可信度,而且数据可靠性的差异也使得结论变得难以确定。

我国在WTO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当晚,研究深度也不够。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水平还不高,对环境产品贸易自由化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数据收集也相对落后,给我们在实证方法、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等方面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困难。但是,由于我国的进出口规模越来越大,再加上我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应该更加重视环境产品贸易及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因此,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已成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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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CTSD.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Environmental Goods for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text[EB/OL]. http:///.

[3] Maxine Kennett,Ronald Steenblik.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A Synthesis of Country Studies[N].OECD Trade and Environment Working Paper,2005-03-10.

[4] Veena Jha.Environmental Priorities and Trade Policy for Environmental Goods:A Reality Check[J].ICTSD Programm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2008,(9).

[5] Robert Howse,Petrus B.van Bork.Options for Liberalising Trade in Environmental Goods in the Doha Round[J].ICTSD Project on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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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icente Paolo B.Yu.WTO Negotiating Strategy on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 for Asian Developing Countries[J].ICTSD Programme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2007,(4).

[9] 边永民.积极应对多哈回合环境货物谈判[J].WTO 经济导刊,2006,(5).

[10] 陈燕.开放我国环境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机遇与挑战[J].统计与决策,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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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关凤利,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孟宪生,男,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长春 130024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通讯、交通和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各国旨在消除自由市场壁垒政策的实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比过去有了明显的提高。受此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重要的表现是:贸易改变了不同社会群体包括不同性别之间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分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就业问题逐渐进入了国外学者的研究视野,而且经历了一个视角不断拓宽、探索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

一、贸易自由化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机制

在有关贸易自由化影响女性就业机制的研究文献中,Fontana(2003)、[1]Fofana、Cockburn 和Decaluwé(2005)[2]的观点比较趋于一致,并且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贸易自由化之所以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是因为贸易改变了商品的相对价格。或者说,贸易与女性就业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商品相对价格变动这样的传导机制来实现的。

根据经典贸易理论,如果一国生产多种商品(产品的要素密集程度又不相同),则在产品的相对价格和所投入要素的相对价格之间,存在着对应的关系。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将使收入分配向有利于劳动要素的方向转变,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将上升。与此同时,其它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会相对地下降。由于产品相对价格的变动对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有很大影响,而贸易的不断扩张将会导致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使各国商品和要素的价格趋向均等化,因此国际贸易有很强的收入分配效应。在实际的贸易过程中,国家将倾向于生产并出口其充裕资源密集型的商品,进口其稀缺资源密集型的商品,充裕资源的所有者将会从贸易中获利,而稀缺资源的所有者却遭受损失。自由贸易正是通过改变不同商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使得生产要素在各部门间(使用不同密度的要素)发生转移和重新分配,从而对不同群体(包括不同性别)的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不同的影响。贸易自由化影响女性就业和收入分配的程度,要受所在国的客观经济条件以及女性主观因素的制约。

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资源禀赋和产权体系是影响女性获益程度的重要因素。女性是否在对外贸易中获益以及获益的多少取决于哪个生产要素在贸易中是充裕资源,以及女性对该要素所有权的支配程度。Wood(1994)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就业影响,在亚洲和非洲经历了不同的结果。这与它们各自不同的比较优势(亚洲劳动力丰富,而非洲自然资源丰富)有密切关系。在亚洲,相对于有限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支配权利,女性更可能从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增加中获益。而在非洲,女性在贸易中的获益,更多的是与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财产权联系在一起。[3]

贸易带来的产出增长,能否促使女性就业和工资向着积极的方向变化,还取决于所在国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如果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明显的性别职业隔离,同时又缺乏劳动者及时获得再培训的有效机制,则会严重制约女性的跨部门(产业)自由流动。同时,女性相对工资的变化程度也受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弹性、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化水平、工会的参与程度以及反歧视法规完善程度的影响。

除了上述条件以外,女性的自身素质也会影响其在贸易扩张中的收益能力。贸易对素质不同的女性有不同的作用效果。面对新的就业机会,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较高的女性在把握机会的能力上一般要高于教育程度和技术水平较低的女性。此外,年龄、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对女性把握就业机会的能力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女性就业机会的影响

对于贸易给发展中国家女性就业机会所带来的影响,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有的研究认为,贸易自由化对女性就业机会的影响是消极的,但大多数的经验研究表明,贸易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就业机会,其增加的幅度在不同的产业和地区又有所差异。

(一) 贸易自由化对加工业中女性就业机会的影响

很多跨国分析的文献揭示,出口导向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加工业劳动力的不断女性化。例如,Wood (1991)对1960―1985年间35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制造业中的女性就业密度(每100男性工人中的女性工人数量)与贸易之间强烈正相关。在所研究的大多数国家制造业中,女性就业密度从60年代早期到80年代中期明显增加,其中一些国家增加幅度非常迅速,如埃及大约增长了5倍,毛里求斯大约增长了8倍。[4](168-189)而这一时期恰恰是这些国家贸易自由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后来对孟加拉国和马达加斯加进行研究的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两个国家都是近几年发展了出口导向型的纺织和服装业。Paul-Mazumdar & Begum (2000)研究发现,在孟加拉国的服装业,1998年曾创造出大约二百万个工作机会,而妇女占据了其中的2/3;[5]而Nicita & Razzaz (2003)的研究证实,在马达加斯加,女性占据了14万名纺织和服装工人总量的约3/4。[6]

就贸易自由化与女性就业的关系而言,一国的出口加工区最能集中体现贸易扩张对加工业女性就业的影响。对于在贸易扩张中加工业劳动力的女性化倾向,学者们给出了不同的解释。Wood (1991, 1994)认为,女性就业密度的增加是生产不断向传统上较多雇佣女性部门转化的结果; Standing(1989, 1999)认为,女性化是廉价的女性劳动力替代男性劳动力的结果;[7](583-602)Elson (1996)认为,女性化是男性工人的工作数量相对下降的结果。[8]

除了贸易影响女性就业的积极效果外,也有学者发现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女性就业机会存在减少的情况。如Ozler(2000)发现在雇佣较多女性的一些制造业企业中,随着对机器设备投入的增加,对女性雇佣的数量在减少。他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对女性劳动力的排挤效应。他认为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女性就业机会的增多有可能被技术的发展所逆转。[9]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进口竞争已破坏了一些行业(部门)中的女性就业。但是这样的数据只局限于局部研究中,目前还不能作出整体性的结论。

(二)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中女性就业的影响

服务业出口的扩张是妇女就业扩大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特别是在印度、加勒比地区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信息加工部门。但是,现有文献关于贸易对服务业中比重较大的非正规部门女性就业的影响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而事实上,非正规部门也有可能是贸易扩张导致女性就业消极效果比较集中的地方。原因是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进出口的竞争压力也在不断地增大,这可能会使企业破产或企业为了提高竞争能力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造成不利于增加女性就业的影响。当然,贸易的扩张,也可能会使为大公司提供中间产品服务的一些非正规部门的小公司,在生产规模上随大公司的扩张而扩张,进而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相对于贸易与加工业女性、贸易与农业女性的就业关系研究,目前文献就贸易扩张对服务业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高,贸易扩张对该领域女性就业的影响也将会越来越明显,这方面的研究必将会越来越深入。

从以上贸易对跨地区和跨部门女性不同就业模式影响的文献研究中不难看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和产权体系是影响贸易能否增加女性就业机会的关键因素。伴随着贸易的扩张,非技术劳动力充裕、基础加工业生产上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获益最大。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大部分女性是非技术劳动力,而贸易会使这些国家的充裕资源(非技术劳动力)的所有者明显获益。另外,受产权体系的影响,贸易对女性的劳动报酬要高于对女性所拥有的其它生产要素的报酬。正是因为在土地等自然资源产权占有上的相对劣势,才限制了非洲女性从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三、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

由于贸易通过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会产生明显的收入分配效应,贸易扩张必然会因此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性别工资差距。但是,目前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女性工资影响的研究文献并不多见。而且,分析的视角也大多局限于发展中国家的正规制造业部门,涉及的对象主要是来自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劳动力。在关于贸易自由化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方向上,目前理论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贸易自由化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综合现有的文献研究,支持这个结论的依据主要有:

1. 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源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扩张中的比较优势。在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总体上在生产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商品上有比较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在生产非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商品上有比较优势。贸易扩张的结果,使得发达国家可能专门生产并出口技术劳动密集的商品,而进口非技术劳动密集的商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可能专门生产并出口非技术劳动密集的商品,而进口技术劳动密集的商品。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这种现象将会导致发达国家技术工人工资的上升和非技术工人工资的下降。相反,在发展中国家非技术工人工资趋于上升,技术工人工资趋于下降。结果,发达国家就会出现非技术工人与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的上升,而发展中国家随着贸易扩张的进行,将会出现两者之间工资差距的下降。目前在国外理论界,贸易扩张对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工资差距的影响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DFID(2000)认为,把以上结论推广到性别工资差距的分析依然适用。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女性劳动力的技术水平要低于男性劳动力,随着贸易的不断扩张,性别工资差距必然缩小。[10]Oostendorp (2004)曾就贸易对行业内部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做过跨国的研究。他选取了1983年―1999年期间来自80个国家的161个职业作为研究对象。经过研究发现,随着贸易的扩张和FDI净流入,发展中国家低技术行业的性别工资差距一直在缩小。[11]

2. 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与性别歧视的昂贵代价有着密切联系。贸易的扩张往往伴随着竞争程度的不断提高,减少成本的压力将使有歧视偏好的雇主进行歧视的代价更为昂贵。Becker(1971)认为,有歧视偏好的雇主为了满足自己的歧视偏好必然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歧视偏好的雇主雇佣女性劳动力的数量,往往低于生产达到利润最大化时所需要的数量,这会导致其利润比没有歧视偏好的雇主要少。他还认为歧视成本和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歧视偏好弱,利润大的企业将不断发展,而歧视偏好强,难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小。从长期看,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加深,歧视型雇主将被非歧视性雇主驱逐出市场,因为后者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因此,竞争的压力越大,歧视成本也越高,雇主也就越有可能被迫减少歧视并增加女性的相对工资和就业机会,结果将会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缩小。[12]

3.性别工资差距下降与贸易导致人力资本性别差距的下降存在着密切关系。World Bank(2001)认为,贸易的扩张会刺激经济增长,用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也会相应的增加,同时随着家庭收入的上升,家庭对其成员人力资本投资会逐渐增加。这些因素会促使人力资本的性别差距下降,从而由人力资本差异引起的性别工资差距也会下降。[13]

(二)贸易自由化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主要依据是:

1.贸易扩张改变了从事不同技术水平工作的报酬,拉大了性别之间的工资差距。仅就贸易和技术的关系而言,贸易扩张对技术具有补偿效应,即贸易扩张更有益于拥有高技术水平的劳动者。Greenaway 和 Nelson(2000)认为,由贸易扩张导致的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是假定在大多数国家男性工人要比女性工人有更高的劳动力市场技能之上。[14]

Zohir(1998)、[15]Paul-Majumder和 Begun(2000)[16]对孟加拉国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孟加拉国服装业中,性别工资差距从1983至1990年一直在缩小,但在1990―1997年期间却呈现出扩大趋势。这个变化归因于更高比例的男性从事了高技术水平的工作,而更多的女工却从事了临时性的低技能工作。Nicita和Razzaz(2003)对马达加斯加性别工资差距扩大原因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17]

2. 贸易扩张导致女性工人的谈判能力减弱,由此扩大了性别工资差距。UN(1999)认为,如果贸易自由化造成的激烈竞争使企业面临缩小成本的强大压力,这将对受影响国家的工人工资有负面效应。由于比男性普遍缺乏技能,女性常被当作临时工雇用,致使她们没有多少能力就工资和工作情况去进行谈判。[18]Levinsohn (1999)对智利的经验研究表明,在经济重大调整(包括贸易自由化)期的女性有更高的工作重配率(从一个工作到另一个工作的重新配置频率):厂家在经济萧条时可能解雇更高比例的女性,在经济复苏时可能雇用更多的女性。[19](321-344)Ozler(2001)对土耳其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些研究揭示伴随着失业的经常出现,女性对工资和工作环境的谈判能力日益减弱。

Seguino(2000)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性别工资问题进行了研究。[20]他认为,1

981―1992年间台湾地区和韩国性别工资差距的不同,是和这两个国家贸易环境的不同有关。台

湾地区女性劳动力密集的部门由于贸易的扩张,资本具有更大流动性。企业通过压低成本来保持其竞争力,从而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这就使女工在工资谈判中的讨价还价能力减弱,从而使女性的利益更易遭受损失,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相反,韩国是通过鼓励厂商进行技术升级和改进产品质量等手段来维持竞争力,因此女性的利益损失较小。

从以上关于贸易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由贸易扩张引发的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因素是复杂的。这是因为受不同国情的制约,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以及由贸易自由化引致的间接因素,对性别工资差距影响的方向以及影响的程度会有所不同,以致难以得出统一的结论。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也很难作出明确的判断。例如,当“纯”歧视下降时,性别工资差距由于职业隔离的存在,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可能在扩大,而且在国别的分析中,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个国家正规的加工业部门,而对农业部门和非正规部门的分析却非常有限。因此,目前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女性工资变动趋势影响的研究结论,还不是十分清晰,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1]Fontana, M. (2003).Modeling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Women, at Work and at Hom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MD Discussion Paper No.110

[2]Fofana, I. , Cockburn, J. , Decaluwé, B. (2005) .Developing Country Superwomen: Impacts of Trade Liberalisation on Female Market and Domestic Work. Cahier de recherche/Working Paper

[3] Wood, A. (1994). North-South trade, employment and inequalities: changing fortunes in a skill-drive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Wood, A. (1991). North-South trade and female labour in manufacturing: an asymmetr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7 No 2.

[5] Paul-Majumder,P. , Begum, A. (2002). The gender imbalances in the export oriented garment industry in Bangladesh.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o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 Working Paper Series 12,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6] Nicita, A. and Razzaz, S. (2003). Who benefits and how much? How gender affects welfare impacts of a booming textile industry in Madagasca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029,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7] Standing, G. (1999). Globalization Feminization through flexible labor: a theme revisited. World Development, Vol 27 No 3.

[8] Elson, D. ,Evers, B. (1996) .Gender aware country economic reports: concepts and sources.GENECON Unit Working Paper 1,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9] Ozler, S. (2001). Export L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Job Creation and Destruction: Microevidence from Turkish Manufacturing Sect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10] DFID (2000).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Job Creation: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for Women.DFID White Paper.

[11] Oostendorp, R. H. (2004). Globalization and the Gender Wage Gap.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256.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12] Becker, G. (1971).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3] World Bank (2001). Engendering Development. Through Gender Equality in Rights,Resources, and Voi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4] Greenaway, D., Nelson,D. R.(2000). The Assessment: Globalization and Labor Market Adjustment.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6.

[15] Zohir, S.C. (1998). Gender implications of industrial reforms and adjustment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of Bangladesh, Manchester: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Unpublished Ph.D. thesis

[16] Paul-Majumder,P. , Begum, A. (2000). The gender imbalances in the export oriented garment industry in Bangladesh”nder and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Series 12,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7] Nicita, A. and Razzaz, S. (2003). Who benefits and how much? How gender affects welfare impacts of a booming textile industry in Madagasca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029,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篇5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数字化文化产品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关税的征收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更关系到经济。因此,应加大数字化文化产品关税征管力度,保障经济效益。但是由于数字化文化产品自身的独特性,其关税征管的难度比较大,这对数字化文化产品税收征管模式及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1.数字化文化产品国际贸易中关税征收存在的问题

关于数字化文化产品国际贸易中关税征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以往,在对数字化文化产品的国家贸易进行关税征收的时候,对关税是否征收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并且尽管对关税征收保持统一的意见,但是真正实施起来在技术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问题。(2)对数字化文化产品征收关税的成本要远高于对数字化文化产品所征收的关税所得。新技术出现后,在线视频点播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就给数字化文化产品的关税征收问题带来了更大的难度,尤其是付费电影的下载,如何对其进行关税征收更是存在很大的难度。以A、B两国为例,A国消费者通过服务器从B过电影网站上下载电影,并以电子支付的形式完成交易,这其中并未索取发票,因而A国相关部门对交易的发生与否并不知情。(3)不同国家对数字化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关税征收立场不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不主张征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不征收关税会对自己本国数字化文化产品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

2.世界贸易组织暂时免征数字化文化产品关税计划

一直以来,世界贸易组织对数字化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关税征收问题都比较重视。1997年,经合组织组织的会议中,制定了适用于电子商务税务框架条件,提出了“电子商务:税务政策框架条件”的报告。1998年,世界贸易组织就与电子商务相关问题开始进行审查,并对数字化文化产品的关税征收提出了一个工作计划,即以电子传输方式进行贸易延迟征收关税。但是对于这一计划,世界各国有着不同的看法,主要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关税的征收存在分歧,但是发展中国家最终也赞同了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暂时免征数字化文化产品关税的计划,认为这一计划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然而关于永久性免征关税方面,相关成员都不愿意做出承诺。一方面,有的认为永久性免征将会导致相关关税永久丧失;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考虑到长远国家利益,只是希望通过暂时免征来获取发达国家更多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无论如何,在数字化文化产品关税征收问题上,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仍未达成一致。

3.数字化文化产品国际贸易中暂时免征关税的弊端

暂时免征关税,从全局出发考虑的,既有利也有弊,因为暂时免征关税这一举措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既表现在发达国家,有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综合当前数字化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来看,暂时免征关税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以电子传输方式进行的贸易所涵盖的范围不是十分清晰。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各国对什么是电子交付并没有形成共识,各成员国之间对电子传输的理解存在分歧。因此,就导致了对数字化文化产品关税征管难度增大。各成员国具有不同的国情及对电子传输贸易标准的定义,并且在电子支付及电子传输中有不同的方式,所征收的关税比例和种类难免不同。因此各成员国制定的数字化文化产品及所征关税的标准具有差异,为保障各自国家的经济主体及利益,暂时免征关税也是难免。(2)暂时征税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达成的政治性共识不能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中援用。暂时免征关税从其名字就不难看出,该举措其实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无奈之举,是一个无法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得以强制执行的政治义务。(3)暂时征收关税在解决影响服务贸易歧视性原则上还存在很大问题。国际贸易中存在一定的贸易歧视、贸易壁垒,暂时免征关税的举措并没有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有何实质性的作用。针对数字化文化产品国际贸易进行暂时免征关税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国际贸易中问题的爆发,并且正在制造新的贸易问题。因此,暂时征收关税存在很大的弊端,影响了国际贸易正常进行。(4)暂时免征关税在实践中并没有阻止对电子商务征税。从目前暂时免征关税的实践来看,以欧盟为例,认为数字化文化产品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不应该承担传统贸易不存在的税收形式,并不希望将电子商务活动作为一种新的贸易形式而增加新的税种。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导致暂时免征关税举措的实施难度非常大,且实施这一举措可能造成更大的国际贸易中服务贸易问题,对各成员国数字化文化产品国际贸易经济主体、经济造成损害。

4.结语

总之,关税问题是国际贸易开展过程中最为关键、最为主要的问题。数字化文化产品作为国际贸易的重要内容之一,应当处理好关税征收的问题,净化数字化文化产品的贸易环境,及早提出一个能够长久解决数字化文化产品关税征收争端的举措,为构建一个可以预测的数字化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框架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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