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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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会计学本质。关于会计学的本质，主要有生产力论、生产关系论、上层建筑论、产权论等观点。很显然，会计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样，会计学作为管理类中工商管理下的二级学科，仍然没有脱离社会科学。因此，会计学不可能具备生产力性质，而作为管理类的学科专业，又不可能仅仅是一门技术、艺术、方法，也不可能仅仅以提供财务信息为目标。从资金运动及其所体现的财务关系看，会计学具有一定的生产关系性质；从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角度考察，会计学具有一定的上层建筑性质；从会计等式及其反映和监督的内容分析，会计学又具有一定的产权性质；从会计专业的学科地位及其工作性质考虑，会计学又属于一项管理活动。从现有这些观点看，会计学作为系统化的会计知识体系，本质上是有关产权方面的管理活动，这是基于会计学是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是管理类中工商管理的二级学科所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的正确与否，虽然有待于我们理论上的进一步讨论和实践中的不断印证，但却是与会计学的社会科学性质密切相联的。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也必然带来对这一问题更科学、更合理的认识。

3．夯实会计研究基础。会计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子学科，其发展和完善有赖于其他学科、尤其是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完善，并以其相关上一级学科为基础。通常认为，会计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也有人认为哲学、数学同样是会计学的理论支柱。实际上，会计学的理论基础与一定的经济体制有关。在计划经济下，会计的主要任务是反映和监督国家计划的完成进度及其结果，企业会计作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手段，本质上已被纳入国家财政体系，形成了国家宏观上的大财政和企业微观上的小财政，会计工作、会计研究与财政工作、财政理论形成了紧密的关系，这时会计学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经济学和财政学。在市场经济下，会计学的理论基础应是经济学（含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金融学，许多新的会计问题均源于此，比如产权会计学问题、委托会计理论、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外币拆算会计问题、通货膨胀会计问题等等。当然，与会计学理论密切相关的还有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不管怎样，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是深化会计研究、强化对会计理论基础的认识、构筑更加扎实的理论根基的需要。

4．加深会计研究深度。实践证明，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会计学也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科学，为企业的经济管理服务，因此才有技术论、工具论等观点。但这不等于会计学没有理论，否则也就不会产生各个会计学流派。而会计理论作为会计学的研究成果，其研究深度有赖于相关学科的深入了解及其理论的借用。例如，规范会计学派与实证会计学派的产生，源于经济学中的规范研究、实证研究，而这些研究方法又来自于哲学中的方法论。研究会计问题，既要深入会计学内部把握其精髓，又要站在会计学之外的经济学。管理学、哲学甚至伦理学等角度冷静地分析会计，所谓“跳出会计看会计”、“跳出会计研究会计”的道理即在于此。惟有如此，才能增强我们研究会计的客观性，减少和避免偏见。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为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机会。目前采用经济学、伦理学、行为科学等视角研究会计问题，对会计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就是一个典范。

5．拓宽会计研究领域。关注和加强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在它们的共性与个性中发现新的有用的结合点，进而拓展会计学的研究范围，扩大会计学的研究视野，借鉴其他学科有关原理、理论丰富会计学，甚至形成新的边缘会计学科。管理会计、产权会计、行为会计、破产会计、会计哲学、会计心理学。会计伦理学等边缘学科的形成，都是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比较研究的典型成果，是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融合的结果。而三式簿记对物理学中的动力、摩擦等概念的引用以及现金流量表对物理学中的流量概念的引用等，是会计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结果。

6．完善会计学科体系。在现代会计学中，一方面会计学科不断分化、细化，向纵深发展，使会计学科体系呈现出一种递进的、专门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会计学科又不断综合，边缘学科不断涌现，使得会计学科体系呈现出一种横向的、综合化的趋势。前者是会计学本身发展规律的结果，后者则是会计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融合的具体体现，尤其是与其他社会科学比较的结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这种既矛盾又相互促进的趋势之所以将持续下去，是因为这是一种科学发展的必然规律。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研究，也必然带来会计学科体系的深刻变化甚至革命。

7．把握会计学发展方向。20世纪以前的会计学，主要是研究记账、算账、报账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是簿记理论的研究，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社会科学概念的形成及其突出作用的发挥，只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会计学中的管理会计形成于50年代。发展于60～70年代、更新于80～90年代，与同期有关社会科学的发展线路是基本吻合的。研究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会计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比较，可以从中总结和发现会计学的发展方向，以增强会计学研究的主动性、自觉性和能动性，提高会计研究效率、改善会计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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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普尔的科学划界标准

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基础上,波普尔在其自传中简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对科学的划分标准:可证伪性。从逻辑上来说,每次的实证描述都只是单称描述,而一个全称陈述的理论是不可能被一个个的单称陈述所证实的。经济学的三大基本假定之一: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可以从对某种资源的观察得出结论来证实“资源是稀缺的”这一假定。但是我们是不可能穷尽世界所有种类的资源是否稀缺来证明这个假定的。因此它是不可证实的。但它却有被证伪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这个假设的反例,从而推倒这个假设。但是人类发展至今,还未能找到什么资源不是稀缺的,因此这个假设暂时未被证伪。但是它有被证伪的可能性。这就是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证伪性正说明了科学的科学性。波普尔从这个角度说明,科学的分界应该是可证伪性。此外,对科学性质无任何争议的物理学,有存在无法实证的假定,例如物理学中的随机性假定。

3经济学的客观性

3.1关于客观性

科学的客观性并“不是建立在脱离了科学家个人的价值判断采取超然态度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波普尔的前提观点。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在于科学方法的公共性质,所以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种偏见的社会科学家们正是在充分彻底的讨论中产生出客观性。所以,相信自然科学家的态度比社会科学家的态度更客观,这是完全错误的。人们之所以认为社会科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是因为他们将以前自然科学的标准强加于社会科学的后果,是对客观性本身的误解。我们应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考察客观性问题,而不是去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有何不同的问题。“与此相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不是建立在科学家们的不带偏见的心境的基础上,……建立在科学事业的公众性和竞争性的事实……客观性建立在相互的理性批评,建立在批评的方法,批评传统的基础上。”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认为的客观性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不同。他认为科学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内容的客观性。

3.2关于经济学预测不准确

经济学家预测的不准确性是受人们诟病的一个方面。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经济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其根据之一就是预测具有自我实现和自我毁灭的双重效果,波普尔把这两种效果总结为俄狄浦斯(Oedipus)效果。具体来说,这种效果也就是指预测既可以成为引起某事件的原因,也可以成为阻止该事件的原因。如果经济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曾经说过,在他认识的人里,很少有因为根据经济预测采取行动而赚钱的人,倒是有不少靠卖经济预测赚到了钱。

但是,波普尔认为俄狄浦斯效果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即预测的准确与否不能成为一种理论是否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乔治•荷曼斯(GC.Homens)也认为:有效性和精确解释等科学构成因素虽然说对一门科学而言极为重要,但它们只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乔治•荷曼斯(GC.Homens)举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为例:虽说它并未精确地叙述进化的过程,也未从其理论中引申出有效的预测,但没有任何科学家会否认进化论在科学界中的地位以及它对现代遗传学的贡献。

3.3关于经济学受经济学家意识形态影响

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在自然科学中,研究者比较容易保持“价值中立”,而在经济学中,研究者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很难保持“价值中立”。经济科学中没有普遍的永久性的法则,而自然科学中却有。罗宾逊夫人坦言:经济学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不包含自己主观性偏见的论述。

从波普尔对科学的客观性的看法可知,经济学常受到的关于阶级属性的质疑是无意义的。因为经济学的客观性在于其研究方法的客观性。经济学发展到今天,不管是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经济学,其研究方法在任何制度、任何意识形态的国家里都是可以借鉴的。在经济学的方法上,是无阶级意识之分的。因此,对经济学的阶级属性的质疑是对经济学不公正的对待。至于部分经济学家的带有阶层性质的,“巧”借客观的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为某个阶层服务的经济理论,那就是那些经济学家个人问题,而不能成为论证经济学不是科学的论据。

4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性

4.1研究对象

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普遍的看法是,社会情况比自然情况更加复杂——这在经济学科的研究中不胜枚举,计量经济学者更是常常为变量的选取与舍弃而大伤脑筋。也因此,认为经济学没有自然学科诸如物理学那样的客观性。波普尔认为这种偏见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我们往往把不应比较的事情加以比较,即具体的社会情况和人工隔离实验的自然情况。二是一个古老的想法,认为社会情况的描述必须涉及有关的每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乃至生理状态。他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曲解,是不加思考随波逐流的一种看法,“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波普尔的话可以这样理解,经济学中的经济现象分析,不必考虑进社会全部的因素,我们能够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而这种简化的模型与自然科学的模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事实上,在自然科学的模型中,我们同样不可能完全的掌握所有的变量。而那些普遍的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可以更简化,乃至可通过实验来模拟,由此认为自然科学更具客观性的看法只不过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更具深厚的传统罢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进行模型分析和应用的困难只是程度问题而并不是性质问题。

4.2科学发现方法

除了提出理论的划界方法这一对经济学有利的论断之外,波普尔在理论发现的看法上也有力支持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发现的方法是试错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应该是坚持试错法

,他们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理性是可批判的,因而在可错性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差别。经济学中,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再到新古典综合派,无不说明经济学是在问题的不断提出、解决过程中发展的。二战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正是为了解决当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而产生的。经历了约40年的统治时期,资本主义进入滞涨发展阶段,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也渐渐地失去其威力,于是新的学派出现。经济学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发展流派恰好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发现遵循着波普尔的科学发现公式,这一点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

4.3经济学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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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three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which show that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has both the definit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hanging aspects: the first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Economics， the second as the analytic pattern in Social Science and the third as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alytic pattern and value justification. The some rationalities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consist in not only its analytic course and expository function but also transcending the existed conformation， and needing the other methodology as its complementarity. It seems contrary for the existence of such two kinds of rationalities， but this is just the real situation of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and it also reveal that the rationality of methodology itself is a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which contains the intrinsic tension.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 explanation; rationality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著名批评者金凯（Harold Kincaid）说：“方法论个体主义在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中被广泛接受，但这一学说本身却很少被清楚地表述，事实上许多不同的思想都落在个体主义的名目之下”。[1]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很有研究的霍利斯（M. Hollis）也说：“我不认为个体主义是一个简单或明晰的题目。我以为，广义地说，一个个体主义者是把分析的优先性赋予单个（或他们的状态）的人。这种优先性可以是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或形而上的，也可以是伦理的，政治的或社会的。”[2]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诠释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作为经济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及作为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方法论个体主义。透过这三种诠释，我们可以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问题乃至一般方法论的合理性给出一种特定的理解。

一、作为经济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方法论个体主义，国内由英文词Methodological Inpidualism翻译而来。 关于这一术语的来源，马克布劳格指出：“看起来早在1908年熊彼特就发明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3]布劳格的这一说明以马克卢普的论述为根据，后者曾引证说：“熊彼特是进行这种区分的第一个人，或者至少创造了这样一个必要的词来表达这种区分，因为他说过，是他提出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名字”。[4]

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通过‘政治上的个人主义’、‘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对比分析阐明了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经济学的分析模式：

所谓‘政治上的个人主义’，我们是指经济政策问题上的自由放任态度。这种态度在德国被谑称为‘斯密主义’或‘曼彻斯特主义’。无论哪个经济学家，只要他根据有关单个家庭和企业行为的假设来建立其理论结构，就会被怀疑在颂扬他所描述的个人私利相互自由作用的结果。

所谓‘社会学上的个人主义’，是指十七和十八世纪广泛流行的观点，认为自我控制的个人构成社会科学的基本单位；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可分解成为个人的决定和行动，而对个人的决定和行动不必也不可能用超个人的因素作进一步的分析。这种观点就其隐含有一种社会过程的理论而言，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为了特殊的研究目的，也不允许从个人特定的行为着手研究，而非得研究影响这种行为的因素不可。我们可以分析家庭主妇在市场上的行为，而不研究影响这种行为的因素。由于不同社会学科的分工的不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这样去做，而不一定含有任何关于‘社会’和‘个人’的理论。由此我们便谈到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那么，这个概念是怎样应用于那个时代的一般经济学的实际过程的呢？

可以证明，在主要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范围内，也就是在有关经济机制的逻辑性的问题的范围内，那个时期的理论家所采用的方法，可以作为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来加以辩护，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就其本身而言，实质上并没有受到这种方法所固有的限制的损害。[5]

熊彼特这段话表明了以下三层意思：

第一，方法论个体主义不同于政治上的个体主义；

第二，方法论个体主义不同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即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个体主义；

第三，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家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一种合理方法。

熊彼特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政治上的个体主义的区分，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赞许。他们认为这两者常常被混淆起来，而实际上“前者是从诸如自由对于人类进步和公共福利的贡献比其它任何东西都多的前提出发，得出一系列实用的断言；后者不做这类事情，不断言什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前提。它仅仅意味着在一定的经济过程的描述中，一个人最好从个体的行为开始”。(Das Wesen， P.90， 1908)马克卢普认为，由于熊彼特对这一概念的区分，“经济学理论可以运用坚固的个体主义的或‘原子主义的’的方法，而不需要使自己承担自由放任这样的政治纲领的负担”。[6]

熊彼特把方法论个体主义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区分开来，是他为保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而设置的第二道防线。他认为，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内含社会与个人的一般关系，但它又主张只从个体出发去研究社会问题，因而是站不住的。与它不同，方法论个体主义不涉及社会与个体的一般关系，它在特殊的研究目的之下限于特定的学科，属于特定范围内的抽象，因而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熊彼特所说的这种分析模式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时所用的方法。当时，边际主义者用这种方法构造了比较完整的微观经济理论。熊彼特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一场革命。关于这场革命的方法论特征，门格尔作了如下的概括：经济分析最重要的前提是追求个体利益的动机，必须从这样的一般前提出发进行演绎推理，从而说明价格是如何形成的。熊彼特同意这样的概括，认为“1900年前后虽然尚未出现统一的经济科学，但已存在一种理论上的分析工具，其基本特征在各处是相同的”。基于这一点，可以认为“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所传授的，实质上是相同的学说”。[7]

熊彼特通过分析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容进一步说明该方法的特点，其基本要点是：

1、对个体的描述是分析的出发点：“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过正常商业生活的人”，他的行动会使满足或利润最大化；[8]人们“不同的需求给货物（Goods）这个概念下了定义，并可以按一确定的（主观）重要性的次序予以排列”；[9] “随着我们所获得的每种货物的数量不断增加，我们对每增加一‘单位’的欲望的强度则不断下降，直到达到零点”。

2、从上述描述推出下述定理：“为了从任何一能满足不同欲望的货物（包括劳动或金钱）中获得最大的满足，一个人（或家庭）必须这样分配该货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边际效用相等”。进而推出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交换价值只不过是一通用变换系数的特殊形式，经济现象的全部逻辑即从这个系数导出”。成本、生产、分配理论是“将边际效用原理的应用范围延伸到生产与‘分配’的整个领域。”一般均衡理论是瓦尔拉通过边际效用达到的新水平，边际效用原理只是它的特殊形式。[10]

如果上述表述还有难解之处，那么当代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就更加简洁：以偏好公理和效用概念表达个体的偏好性质和程度，使它具有逻辑一般的地位；然后在确定的约束条件下推出他的最佳需求，并把这些个体需求的总和视为市场的需求；最后，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作用，达到了供给量与需求量的均衡点，形成市场价格。

上述分析的共同特征是：从个体的单子性质出发，逻辑地推出微观经济学的整个理论。

熊彼特和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已被证明是最有用的经济分析模式；其次，它运用了自然科学的抽象分析和演绎方法。尽管它“不否认对个体的行为存在着强烈的社会影响，不否认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也不否认社会实体对于社会学分析可能有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可以使用抽象分析获得了合理的立足点，所以可以不考虑上述因素。也因为此，它认定方法论集体主义“没有可以感知的优点”，“在经济分析中是多余的”。[11]

熊彼特的抽象分析还有其特殊性。按照他的方法，抽象的结果不仅是立足于个体的分析线路，而且也是特定的经济学视野。这是熊彼特视方法论个体主义为经济学分析模式的原因所在。他认为立足于一定的学科领域的研究，比较接近于自然科学的那种分科研究，也比较能够方便地运用自然科学中的还原论逻辑，其结果也比较容易得到辩护。这也是他回避将分析模式推广到社会科学的一般领域，也回避作价值辩护的一个原因。

虽然熊彼特认为这种方法论个体主义有他所说的这些长处，但体现为长处的地方往往也是短处之所在。作为一种方法论，把它限制于经济学领域无疑显得狭窄，而且人为地给予限定，理由并不充分。同时，排斥价值性的内容，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科学表述限于知识逻辑的范围，这一“观点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先驱者马赫、彭加勒和杜恒的影响”。[12]为了获取纯粹的科学性而回避价值性的内容，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是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社会科学与价值有没有确定的联系？如果有联系，那又如何对它进行刻画？这些问题摆在方法论个体主义面前，也为方法论个体主义以后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二、作为社会科学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实际上，方法论个体主义很快就跨越了它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的分界线，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分析模式。斯考特高登指出这种情况：“‘方法论个人主义’一词最早由约瑟夫熊彼特提出，他用此词意指正统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论规则。自从那以来它已经更为一般地被视为这样的学说：社会现象必须根据个体行为而解释。”[13]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这种扩展来自两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是经济学本身的膨胀。沙文（Shaun Hargreaves Heap）等人认为，经济学家有一种学科性的“帝国主义式的野心”，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分析模式扩展到其它研究领域。同时，由于经济学分析模式立足于对人的特性的一般概括，因而本身就存在着扩展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到20世纪30年代由莱昂内尔罗宾斯作总结时，其基本任务已经变成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这一规定并没有把经济学研究限制于通常所理解的经济现象。恰恰相反，按照这一定义，经济学应当被运用于所有的人类行为。芝加哥经济学家盖里贝克对此描述说（1976， p.8）：

“的确，我已经达到了这样的位置，在这里经济学方法是应用于所有人类行为的广泛性方法，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或影子价格，重复性的或不经常的决定，感情的或机械的终端，富人或穷人，男人或女人，成人或孩子，聪明人或笨拙的人，病人或临床医生，企业家或政治家，教师或学生。

“所以，‘经济学方法’不仅是一种精确的、通常也是稀缺资源配置的技术性研究，而且也是潜在的一种更为广泛的人类生活的范畴。如果后者显示了狂热的野心勃勃，那么它反映出时间、能量和感情是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资源。我们按照重要性程度的不同对它们进行投资以获得最好的回报。如果我们所有的选择都具有一种广泛的投资效益结构，那么所有人类行为都可能让它的秘密服从于‘经济的’分析。”[14]

另一方面的努力来自经济学之外，是熊彼特所描述的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的影响。这种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传统，按斯考特的看法能够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霍布斯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现象能够化解为个人的行为，它必须根据支配个人行为的动机来分析。[15]到了穆勒这里，他将其表述为“社会科学中的化学的，或者实验的方法”：“社会现象的法则只不过是，也能够不过是社会状态中联结到一起的人类的行为和热情的法则。然而，在社会状态中的人们仍然是人；他们的行为和热情是服从于个人天性法则的。…社会中的人类所具有的性质只不过是他们原来所具有的那些性质，它们能够被分解为个人的天性法则”。[16]

尽管熊彼特对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提出了批评，但它作为一种传统仍然影响不衰。在社会学领域，韦伯说：“就社会学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它不会承认存在一种其‘行为’如同集合个性那样的东西。当我们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指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一支‘军队’或其它类似的集合体时，我们所指的仅仅是单个人实际或可能的社会行为的某种扩展”。“集合体必须唯一地被视为单个人特定行为的组合和组合方式。”[17]韦伯以此观点说明社会现象，强调社会科学家应当首先厘定历史的成分，在这些成分之间划出因果线条，使具体的结果归之于具体的原因。后来他又坚持“社会科学家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般可应用的理论系统，为此提出理想类型的使用类似于演绎经济学中的模型”。[18]这两个提法的逻辑模型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落脚于个体的解释。

沙文等人对理性选择概念的描述反映了相同的事实。他们指出，理性选择概念最早应用于霍布斯的《利维坦》中。在这本书里，霍布斯把国家机构看作理性个体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免于“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危险而协议建立的。这种立足于个体选择的“社会契约”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的约翰罗尔斯。沙文特别强调，这一传统不是源于而是平行于经济学在发展。耶利米边沁对理性选择理论的贡献超过了亚当斯密。[19]

上述两股力量推动方法论个体主义从经济学的分析模式转变为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这种推动本身当然存在某种差别。来自经济学方向的，是经济学分析模式向经济学以外领域的扩张，其演绎性的模式并无变化；源于社会学上的个体主义传统的扩张，既有应用领域的扩张，同时也有分析模式的扩展，它可能是演绎性的分析，也可能仅仅是因果性的分析。但是，它们的共同结果是，方法论个体主义很难再独守熊彼特所限定的经济学闺房。从1930年到1955年间，先是理性个体选择的形式公理理论，接着是博弈论，然后是公共选择理论，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分析理论实际走出了经济学的疆域。与此相一致，人们也更多地在社会科学的范围定义方法论个体主义。比如，波普说：“社会科学的任务乃是在以描述的或唯名论的词句来审慎地建构和分析社会学的模型；那就是说，是以个人的以及个人的态度、期望和关系等等的词句来进行的——这个公设可以称之为‘方法论的个体主义’。”[20]哈耶克也有类似的定义：“我们在理解社会现象时没有任何其它方法，只有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的理解来理解社会现象。”[21]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这种扩展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能够在社会科学领域被使用的。同时，这种扩展也产生了新的特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分析模式从纯粹演绎性的分析扩展到演绎和因果分析并举，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武器库有所扩充，而扩充的同时，逻辑性质也有一定的变化。不过，它也面临着实际的问题：这种扩展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是合理的？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推广，与下面的一元论预设相联系：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普适的、唯一的科学方法论。根据这一预设，方法论个体主义就是普适的、唯一的科学方法论，它应该也能够面对和说明社会领域的所有现象。这一结论引发了两个问题：第一，由于它涉及了社会和个体的一般关系，因而受到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挑战。方法论整体主义从相反的方向研究问题，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普适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第二，社会生活始终包含着价值，如果方法论个体主义能够面对社会领域的所有现象，那它必须把价值纳入自己的视野而不是排除在外。这就必须确定作为分析模式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价值是怎样的联系，以及在这样的联系中方法论个体主义将会有什么样的新特征。

三、作为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波普和哈耶克作为方法论个体主义者，其显著特点是确认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价值辩护的联系，把对自由的辩护纳入论题的范围。布劳格对此所作的批评反映了这种情形，他说：“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22]

实际上，波普和哈耶克的逻辑与布劳格的逻辑不属于同一类逻辑。他们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既是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又具有价值辩护的性质和功能，是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相结合的一种方法论。他们有两个主要的论证：一个立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特殊性，立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方法论整体主义的对立；另一个立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一般特性，立足于科学与价值的一般关系。

第一个论证通过以下逻辑展开：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专制主义的认识基础和理论来源，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批评和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维护，也就是对自由的维护；同时，方法论整体主义是一种类比性的生物学理论或有机体理论，在这种理论中个体自由为有机性所消解，因此反对这种有机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维护方法论个体主义，也就是维护个体自由的存在。

波普认为，方法论整体主义坚持认识事物和历史能够也必须从整体出发，这个整体是“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尤其它那各个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23]正因为此，方法论整体主义获得了认识总体的绝对真理权，因而能够“从总体上重新设计社会”和“重建社会”。[24]由此，社会和人没有一个选择和道德决定的问题，自由在此没有应有的地位。同时，这种观点“强调社会集体和有机体之间的相似性”，认为“社会学像一切‘生物’科学，即一切研究有生命的物体的科学一样”，[25]把社会集体解释为生物的有机体，个体之间的关系解释为有机性的关系，从而使个体失去了他们的独立性、自主性和选择性。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之相反，它不奢望对整体的绝对认识和完全控制，知道不可能有认识和社会运作的全能。同时，它不认为个体之间是有机体的关系，而坚持个体是一种独立体和价值源，一种具有活的精神的“原子”，从而保证了自由的本体性存在。

第二个论证认为，经济学乃至一般社会科学学科的出现，不是纯粹理性的产物。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它们的方法论，也是如此。哈耶克说：“经济分析从来就不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原因的单纯智力好奇心的产物，而是一种强烈要求重建一个引起了人们深刻不满的世界的结果。”[26]波普也引用康德的话说明纯粹理性与价值选择的关系：“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种念头，让我们的探索热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并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这一点就表现了一种与学术研究相称的心灵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现出来的无数问题之中，要选择出那些其解答对于人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却只有智慧才能有此优点了。”[27]这里，智慧包含着价值判断。

波普认为，科学的社会获得和表达不是独断性的，而应当是自由精神的体现。自由的超越性也是科学的规定性，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以此为条件。他反对“社会科学的任务必然是做出社会的即历史的预测”[28]的观点，认为这一观点没有给人的自由留下地盘，是“对科学方法的严重误解”。[29]科学所依据的是有限理性而不是无限理性，只有前者才能使自由的空间有可能保持，也只有自由和有限理性的适当结合，科学的发展才有可能。哈耶克从本体基础的角度进行说明：“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30]

上面的论证都是力图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既是对个体自由属性的科学分析和抽象，又是对个体自由的确认和辩护。这种方法论个体主义虽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价值学说，但它打破了分析模式与价值学说两立的局面，确认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从而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在特定的意义上不是价值无涉的。这一扩展改变了实证主义对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限定，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在当代的某种倾向。同时，这些论证也是对方法论个体主义更加全面的辩护。它强调，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不仅是认识上的（分析线路），也是价值上的（维护自由），而且还是认识与价值联系之中的（科学与自由的内在关联）。

然而，新的辩护并不意味着方法论个体主义确立了它的绝对合理性。实际上，波普的论证本身不具有完备性。他所批评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只是一种绝对的、有机的整体主义。这种极端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与自由的关系可能是对立的。但是，非极端的方法论整体主义却不一定与自由处于对立的状态。对这些方法论整体主义，不能排除它们也可以与自由具有一定的相容性或支持性关联。换言之，在方法论领域方法论个体主义仍然面对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挑战，它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根据证明自己是社会科学领域唯一合理的方法论。所以，问题可能转变为两个方面：或者方法论个体主义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论证，或者这一论断的前提就是可疑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不一定存在唯一合理的方法论。马尔科姆卢瑟福近期的研究试图表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既不完全属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也不完全属于方法论整体主义，而是两者某些内容的结合或两者的互补。[31]方法论个体主义本身也存在着与此相呼应的调整，阿伽西的弱方法论个体主义已经承认和接纳了方法论整体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

实际上，从科学与价值的二元联结中把握方法论个体主义，不管论证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看法已多少冲击了社会科学是绝对一元参照系的观点。社会科学方法的一元论本身是简单性科学的结果，它的出现可能有助于认识社会科学的某些特征。但它把与价值的联系、把科学方法的多样性抽象掉了，因而使社会科学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特征。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扩展，客观上是对简单性的扬弃，包含着对自身的某种超越。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可能都需要从认识和价值两个方面重新审视自己的前提，确定自己的地位以及与对方的关系。

总的来看，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三种诠释，从经济学的分析模式到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再到分析模式与价值辩护的结合，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落脚于个体的分析优先性或优越性。这一特征是方法论个体主义某种合理性的注脚，它体现为独特的分析线路和解释功能，体现为与自由价值的特定关联。但是，方法论个体主义上述的演变也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合理性又体现为对已有形态和特定局限的超越，体现为它与其它方法论的互动互补关系。这两种合理性在一定意义上是相悖的，但它却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真实境遇。它说明，方法论的合理性范畴不是一个绝对的同一物，它本身可能就是包含一定内在张力的互补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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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数据显示，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共有学科种类25个(2012—2013年把语言学分为中文、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外语3类，为了便于对比，同时与2014—2015年和2017—2018年归类相同，统一归到语言学类)，各学科种类从表1可知，2012—2013，2014—2015和2017—2018年CSSCI来源期刊中经济学、高校综合性学报和综合性社科期刊3个学科种类连续3期占据前三强，且期刊总和占比达36%;共有10个学科种数呈正增长，增长率最高的学科是，达75%。其次是人文、经济地理，达71．43%，社会学、体育学、艺术学、法学、哲学、语言学、历史学和经济学8个学科同比增长11．11%，10%，10%，9．52%，8．33%，4．35%，3．85%和2．73%;有2个学科种数呈负增长，分别是政治学、综合性社科期刊，分别同比下降10．25%，4%;而高校综合性学报、教育学、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国文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民族学与文化学、考古学、心理学、外国文学、环境科学、统计学、宗教学13个学科种类没有增减。由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学、高校综合性学报和综合性社科期刊3个学科期刊总和占CSSCI来源期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之强。这表明在独立自主的大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类和综合性期刊发展优势明显，且经济类期刊呈增长态势。同样，学科类期刊的快速增长，说明国家把“深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二、出版地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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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数量关系与空间形式的一门学科，它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数学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的特点。而经济学是研究社会资源配置及社会经济关系的一门学科。从经济学与数学的发展历史可以获知，经济学与数学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数学能为经济学提供特有的、严密的分析方法，它是经济学的一个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

一、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历史

17世纪90年代威廉配第在经济学论文《政治算术》中将算术引进经济学，首次运用数学方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在19世纪之前，经济学主要运用的是初等数学。从19世纪起，经济学的研究引入了变量和函数的概念，数学方法的运用更为普遍。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爆发，有力地推动了数学和经济学的结合。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索洛和罗曼的经济增长模型等等，一大批运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论著纷纷问世。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既使用了一般经济概念和传统经济方法，同时又使用了从最简单的数学符号到最新的数学方法。

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

1.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工具性作用

数学作为经济研究的基础工具，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利用数学语言我们可以将经济学中的某些问题描述得非常清楚，并且逻辑推理严密精确，可以防止漏洞和错误，应用已有的数学知识我们还可以推导新的结论，得到仅凭直觉无法或不易得出的结论。因此，运用数学知识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可以减少无用争论。同时，由于经济活动的多样性，研究中存在许多变化的因素，导致了经济研究的错综复杂。而数学就恰恰为这些复杂的思想和现象提供了简洁明了的解释，为许多错综的数据提供了计算模型，从而使经济研究简洁条理。

2.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思想作用

数学的严谨思想在追求精确和理性的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数学思想越来越多地贯穿到经济学中来。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运行描述的基本理论，对我们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推理方式的深刻特点之一就表现在其数学性方面，也正是这一特征使人们常常把经济学看成是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理论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认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这表明，数学作为一种理论信念、方法论和研究手段，十分明显地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中。按传统流行的科学观，一门学科达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充分运用数学方法。而在经济学中，对于经济现象、经济运行及其规律的描述与研究，正需要数学方法与数学思想，从而达到它的科学性。

三、高等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要想掌握好经济学理论，学好高等数学是一个非常必要的环节。大学阶段的高等数学分为微积分、线性代数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大部分。其中，数学与经济学联系最紧密的莫过于微分，比如经济学的核心词语“边际”就是一个将导数经济化的概念，“弹性”这个在经济学中无处不在的词语更是体现了数学思想的重要性。线性代数作为一个将复杂多元方程简单化求解的数学工具，其重要性集中体现在计量经济学中对大量数据的处理上。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保险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非常重要。要想学好经济学必须先学好数学，但近几年来，关于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有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不是经济学要不要运用数学方法，而是如何运用数学方法解决经济学的问题。

四、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存在某些问题

1.在经济学中盲目运用数学知识

数学很重要，但在经济学研究中，更重要的是经济研究方法和经济思想，经济学不是数学，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并非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都是可以用数学解决的，它主要还是依靠经济学的思想来解决，而不是数学推导，数学只是解决经济学问题的一个工具，不可滥用。

2.应用数学知识建立模型忽视前提条件

数学方法逻辑严密性和计算准确性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一个数学模型都要受到若干条件的约束。但某些经济学家建立数学模型时根本不去考虑或是过于简化约束条件，对约束条件不够重视，仅从模型本身的需要出发而不考虑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要求。这样很容易引起理论的混乱和实际操作的重大失误。

由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非常基础和广泛的，我们要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作用，认真学习数学并掌握它的方法与精髓，同时，也要重视经济学的方法和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现实中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进行剖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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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经济学的教学形式也相应发生改变。随着市场经济的渗透,我国高校的经济学内容逐渐与社会接轨,进入信息化时期,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数学和技术训练尤其重要,需要在基本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运用基础理论方法的直觉,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对象基础上,精细化研究内容。但是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很多经济现象都没有一个基本准确的描述和概况,而利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工具则体现更多的局限性。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高校的经济学教学方式,更加需要建立基本的逻辑框架和直觉,基本逻辑、基本假设,对基本变量和关系的处理和定量描述,再加数学方法分析等方式都现代市场经济学中的关键方式。

    二、我国高校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分析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逐渐在经济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计量经济学通过采用多变量回归以及其他相关统计分析技术,为我国高校的经济学提供了一些具有竞争性的理论解释工具,并且能够较好的检验和论证其市场特性。

    随着市场化的趋势不断加强,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也不断加强,很多经济学分析推论,获得广泛市场经验的支持。在“食物消费的收入弹性较低因而“恩格尔系数”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会如“配第-克拉克定理”预测得那样表现为农业劳动力占比持续下降趋势,需求定理描述的物品相对价格与需求量反向变化等等。”经济学逐渐与其他学科相互联系,加强了与社会科学的紧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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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构建、研究维度广告学学科的建立需要理论的支持。多数人认为发展广告学从发展研究、发展理论这两个角度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研究理论的框架，把发展广告学归入了发展学的研究框架中。然而，发展广告学现有的理论框架并不是世界范围内的主流理论框架，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问题，可以看出，发展广告学给广告学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框架结构，同时还体现了研究的维度，不仅包含了广告产业自身发展中的问题研究，还需要体现社会科学的使命，需要将广告产业的均衡发展、广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人的发展等发展问题科学合理的整合在一起。

二、广告学发展研究

现阶段的中国正在从广告大国朝着广告强国的方向发展，中国的广告产业也在逐渐的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创新模式。而要完成广告强国的蜕变和形成系统性的创新模式，则需要广告学研究给予广告学发展方向。因此，广告学研究本身的研究方向的正确性是十分重要的。现如今，我国的广告学研究还出在批判、找“错误”的阶段，并不能为广告业的发展提供明确的方向。因此，广告学研究应该转变形式，把这种批判整合为思想成果，通过一套专业的方法和属于系统，对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释，而不是简单的批判等。所以，广告学研究人员应该把眼光聚焦到宏观，抓住典型的个别广告现象进行切入，分析归纳出一套新的阐释框架，从全球性的广告发展角度，构建出适合我国广告产业的广告理论。当前，广告学研究中，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界内多数研究者的研究都是针对广告产业中最新的进展和动态进行的追随性的研究。当然，追随性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这些研究结果往往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并没有纵观全局。我国的广告学研究还是需要更多的能够引领广告产业发展的研究结果的，尤其是那种原创的、能够体现整个广告产业问题的研究成果，对于中国广告理论体系有创新性和发展性建议的研究结果。那种追随性的研究结果只是对于特殊环境下的广告产业问题，只是局部问题解决的一种框架，并不能解决全局性的问题。所以，研究人员应该随时关注广告产业本身的变化，把握住广告产业的根本价值，回归广告本体，抓住全局，进行具有创新性和发展性的研究。

三、发展广告学研究的三个重要领域

发展广告学与发展经济学有共通之处，即对发展问题的发展理论进行分析研究，发展广告学对发展中国家广告业发展中的重要现实问题进行研究，站在广告与社会互动的角度，对世界性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进行发展性研究，重新定位广告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明确广告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从而逐渐形成和完善发展广告学的研究和理论体系。以下三大领域问题是发展广告学需要进行重点研究的问题。

1）后发达国家广告行业的现实和理论的发展性问题。自上个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广告行业突飞猛进，其中中国颇具有代表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技术迅速革新，使发展中国家的广告行业与发达国家站在相同的发展起点上，具有相同的发展机遇，广告行业发展一片生机盎然，而在纷繁发展局面背后，也包含了大量转型现实和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多学者已经开始探究这些问题，国家的“十二五”产业目录中也纳入了广告产业，并将广告产业定位为服务类发展产业，鼓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贡献，广告产业的发展地位和空间也由此确立。广告行业的现实和理论的发展性问题是发展广告学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2）站在广告的角度结合社会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性问题。在过去的广告学研究中，研究范围较为狭隘，局限于研究广告行业自身而极少站在广告的角度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性问题。广告学是社会科学之一，若在社会发展中没有参与发言，势必严重影响广告学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因此，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应该深入探讨广告如何在全球一体化中塑造国家形象、世界性品牌拓展、社会危机管理，社会文化建构等问题，此外，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发展问题也应纳入发展广告学的重点研究内容。

3）广告在世界不均衡发展过程中经济扩张和文化扩张中的影响和作用问题。随着信息处理和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敏捷的全球化信息网络，联系着世界每片土地，极大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营销、传播、文化、经济等环境，广告作为重要信息元素之一存在其中，全球信息化的发展有利于广告的跨文化、区域的发展，为其全球传播奠定了基础，这也是后发达国家加速现代化建设的新机遇。但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较为雄厚，媒体组织较为成熟，也就有大量广告运作的经验，在广告传播过程中，发达国家的运作与部分没有权力的地区间存在许多矛盾，这不仅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压力，而且可能会造成文化殖民化，这一问题需要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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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01-0087-09

知识的契合要求表明，理论发展的途径不应该通过知识的高度专业化及单一思维的绝对深化，而是更主要依靠人类所积累的知识之间的互通和整合。对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因为每个社会科学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视角或层面来审视共同研究的课题。当然，理论的发展除了要对共时性知识作跨学科的横向契合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历时性知识作学科内的契合。究其原因，学科内的历时性知识提供了更为集中的研究视角、历史背景以及分析工具，提供了理论深化的基本轨迹。因此，要提升对社会经济现象的认知，就要获得足够的相关知识，而其中的重要途径就是潜下心来对前人的思想和文献做细致的梳理。波兰尼就曾指出：“科学家……只要他同自己的智识良心进行搏战，他总会考虑到与整个科学的传统进行接触――事实上便是与他引为典范的所有过去的科学家，与所有承认他在进行探索的在世的科学家，与所有他打算为之而建立新学说的未来的科学家――进行接触”。

事实上，整个科学理论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学术传承的基础之上，即使在自然科学中那些看似完全对立的理论，新理论的确立也是建基于对旧理论的深入解剖而不是凭空构造之上。否则，如果学术“不再寻求对话，彼此肯定完全脱节，双方当然就没有共同语言”，又何以有理论的发展？相应地，就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而言，其理论发展更需要契合经济史及经济学说史的知识。一者，如熊彼特所说，“因为每个社会学家或经济学家，不管他对纯理论多么嗜好，总离不开事实，而大多数事实，照我们看来，必然是历史性的。”二者，如贝拉等所说，“与社会整体挂钩的社会科学，必须是历史的和哲学的社会科学。狭义的专业社会科学已经提供了关于当代社会的多方面的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它同时又缺乏或没有历史感。社会科学家在提供关于过去的信息方面是足智多谋的，所提供的信息和他们关于现在的发现相差无几。”

然而，现代经济学教材却将历时性演化的各个理论放在同一个共时性的平面框架中，从而抽去了理论的时代性、主观性和规范性，而留下一堆没有人文思维的技术性骨架；正因如此，教材上的经济学原理往往蜕变成为脱离现实的说教，并遮蔽了我们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显然，要缓和这一弊病，就需要加强经济思想史的教育和研究，“为往圣继绝学”本身就是学者的本色。事实上，有机契合本身就包括了借鉴和反思这双重含义，从而需要注重知识的继承性和积累性；特别是，如果说基于常规科学范式的研究比较适合自然科学的话，那么，对前人思想的讨论、争鸣和反驳的批判式研究更是社会科学的基本发展途径。是以本文基于思想史的梳理来对现代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

一、经济学界对思想史的认知

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这种规律来自于经验事实又超越经验事实；因此，要透过当前的经济现象而揭示内在规律，就需要梳理经济事实的发展历程，而历史则是经济学家探究经济规律的一个重要材料来源。同时，对特定历史事实的研究构成了特定时期的经济学说，它是对历史事实的提炼和概括，从而有助于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因而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充分关注这些学说史上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本人也是他自己世道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这意味着，经济学说史的学习必须结合对经济史的了解，两者的结合才会真正有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和深化。正因如此，熊彼特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的经济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其次，历史的叙述不可能是纯经济的，它必然要反映那些不属于纯经济的‘制度方面的’事实：因此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第三，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

不仅是熊彼特，包括像帕雷托、阿罗、阿莱这样的数理经济学家，也都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例如，阿莱说：“如果为了理解经济学，人们必须在掌握经济史或掌握数学和统计学之间作出选择，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应该选择前者”；因为“历史事实、学说和经济思想是最具指导性的，别的什么都不能与之相比。无论是经济制度、实际收入的变化、货币现象、人口统计、国际关系、意识形态，还是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它们的因果链接，没有什么比这些更重要了。”在很大程度上，思想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因而思想史和历史往往也是同步发展的。经济思想史家斯皮格尔就指出，“思想史其实只是……经由人类头脑过滤之后才反映为一般的历史”。为此，熊彼特、阿莱等人都认为，经济学研究至少需要四个方面的知识：理论、历史、统计和经济社会学；并且，他们都更为强调历史的重要性。当然，一般学者似乎都倾向于把这四个方面看成是独立和平等的，但实际上，这四个方面却是浑然一体的，并且又是存在层次之分的。

一般地，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包含了四个层次，它们都涉及历史和思想史的知识。首先是方法思维层次，这是研究者观察和思考社会现象的哲学理念和基本视角，是演绎主义还是归纳主义，是因果探究还是功能分析，是演化的思路还是均衡的分析，是整体主义的还是原子主义；显然，通过对学术史的梳理，可以更清晰地认知到各种方法的优劣和适用性，以及目前方法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是理论素养层次，这要求研究者通晓各个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了解它们所站立的背景、哲学理念以及观察的侧面，并能提出自己的观点、思维；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更便于对理论来龙去脉的梳理，并便于结合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从而更有利于理论的全面性。再次是工具表达层次，有了思想和观点就需要表达出来便于与他人交流和传播；显然，通过学术史的学习，就可以发现多种多样的分析工具：文字逻辑的、图表矩阵的、数学模型的，并且，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不同工具使用的适用性，便于在阐述自己的理论时更好地进行表达。最后是实证检验层次，这一层次是对理论的检验，可以运用案例调查或者统计分析的方式；通过学术史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由统计实证得出的社会规律的适用性及其缺陷。事实上，拉弗曲线、奥肯定律、恩格尔定律、工资铁律以及格莱欣法则等都具有严格的适用条件。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则认为，增发货币可以促进就业，但显然在不同环境下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因而就不能简单地运用某些局部的数据来实证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理论。

而且，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都体现了特定背景下的主体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离开了特定的主体，那么理论就成为毫无生气的一堆骷髅：没有思想、没有内容，更缺乏理念和目标，而只留下形式。米尔斯就指出，经济学中那些影响延续若干世纪的观念都具有一个关键特征：“它们――至少就它们在人们心目中的现象来说――几乎都是一些清晰、简单并且对每一个智力尚可的相关人士来说都可以理解的观点”；但“事实上，几乎所有曾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有所贡献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经常是经历了几十年，其问它们的思想观点逐渐成熟和变化。在他们就这些思想著述的时候，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这些思想的长处，而且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短处和需要与它们相配套的先决条件以及它们的限定范围。然而，一旦这些思想渗透到公共领域，往往就会被简单化。经过多年研究才能认识到的那些先决条件、限定范围和微妙差别，往往会遁为乌有。”同样，熊彼特也写道：“既然历史是经济学家材料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因此即使经济学家自己不是经济史学家，仅能阅读别人写的历史报告，他们也必须了解这些报告是怎样产生的，否则就不能评价其真正意义。”此外，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则认为，“人类只能按照他们曾处的位置来判断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而且，由于历史是人的研究，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这就是说，我们探讨任何理论都必须弄清楚它背后的东西，这主要包括主体的基本思维及其提出该理论或分析框架的目的，离开这一点，我们根本无从真正理解理论。

不幸的是，自从边际革命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抛弃了对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进行剖析的思路，而将研究对象逐步限定在稀缺资源如何配置这一问题上；接着，经过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经济学最终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以普遍化假设为基础，而专注于理性模型的构建或者通过对现时、现世问题的计量分析来论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因而它就逐渐抛弃了研究方法和知识素养这两个主要层次。斯特拉斯曼就写道：“目前的经济学知识来自越来越准确的分析进化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计量经济学与数据收集的技术进步以及数学发展的结果。”相应地，新古典经济学也就抛弃了自身的发展史，把建立普适性的数理模型视为理论的，而把那种反对将个人物质利益内容抽象化、永恒化而主张历史地分析具体经济活动中人的行为及其动机的经济学视为缺乏理论的。而且，在功利主义和科学至上主义的主导下，承袭新古典主义思维的经济学就日益鼎盛，从而成为主流经济学；相反，那些对现实制度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的则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或是“异端”经济学。尤其是，受主流化效应的引导，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子热衷于遵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常规范式，并逐渐舍弃其他社会科学和经济思想史的知识素养，以致现代经济学的思想越来越空洞化，形式越来越僵化。其实，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以求经济学达到所谓硬科学的要求，从而导向了经济学的抽象化分析取向；但是，正如沙克尔指出的，“经济学不可能成为一门计算结果的精确科学。它本性是成为批判性的想像的题材，本质上适合文字从书面表达的题材，如同它自己的历史一样。”

二、基于思想史对经济学科的审视

基于思想史的契合，不仅有利于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而且有助于对经济学科进行全面审视。事实上，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我们可以深深地认识到，不仅经济学本身具有非常广泛的研究内容，甚至往往与其他社会科学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决不仅限于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分析工具更不主要是基于数学符号的均衡分析，或强调实证的功能性分析。一者，就经济学研究内容而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表明，目前纷繁芜杂乃至相互排斥的经济学各分支和各流派原本是统一的，它们有一个共同源头。经济学的内容根本上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主要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主要关注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不幸的是，自新古典经济学以后，这两方面内容却越来越分裂了，并形成了两个越来越对立的学科。二者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言，早期经济学大多走跨学科的交叉道路。凡勃伦指出，“对于任何对经济现象感兴趣的现代科学家来说，人类文化的任何特定阶段所包含的因果链条、在人类行为结构中由于习惯性行动积累起来的种种变迁，比起那种把人类行动看作是在给定的正常、不变的条件下不断地平衡快乐与痛苦的方法来，显然更能引起人们强烈而持久的兴趣。前者是种族或社群的‘生命史’的问题，是关乎文化传承发展和世代命运的问题；而后者则是这种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某些给定情境下的个人决策问题。前者是人类处理其生活的物质资料的行为体系及制度的连续性和可变性的问题；后者，如果按照快乐主义的看法，关注的是社会个体成员的一段段的感官经验。”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割断了思想史的传承，而热衷于一个普适性的常规范式。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界普遍信奉这样的观念：“如果足够多的人足够强烈地相信一个陈述，那么，这个陈述就构成了知识。”相应地，既然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为当前大多数人所信奉，并且为主流学者提供了经济行为分析的基本路径和分析工具，那么，大多数经济学人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值得仿效的，那只形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拜物教。那么，这种一元化的研究范式果真可取吗？拉卡托斯指出，“思想史告诉我们，许多人完全虔诚荒唐的信仰。如果信仰的强度是知识的标志，我们就不得不把关于神灵、天使、魔鬼和天堂、地狱的某些故事看作知识”；“因此，即使一个陈述似乎非常‘有理’，每一个人都相信它，它也可能是伪科学；而一个陈述即使是不可信的，没有人相信它，它在科学上也可能是有价值的。一个理论即使没有人理解它，更不用说相信它了，它也可能具有至高的科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当前经济学界普遍信仰和盲目仿效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乃至形成了方法论导向的研究，结果，就严重窒息了思想的生成，导致了经济理论的萎缩。

尼采曾指出，流行的一般都不是真理，而只有经过长期思考的才是真理。利奥塔尔则强调，怀疑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这种进步也是以怀疑为前提的。事实上，一些具有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甚至对自己最偏爱的理论也常常表示出高度的怀疑；为此，拉卡托斯说，“科学行为的标志是甚至对自己最珍爱的理论也持某种怀疑态度。盲目虔信一个理论不是理智的美德，而是理智的罪过。”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如此，经济学正是在反思和批判中才得以不断前行的。而且，流行的新古典范式自诞生起就遭受各种批判，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更是遭到诸多科学哲学家和方法论专家的批判。M.鲍曼就写道：“正是在经济学（经济人）分析思路乐观自信的扩大过程中，人们也听到了对其行为模型普遍适用性越来越多的怀疑声。人们质疑经济人模型作为一般社会科学研究计划的惟一基础是否还能满足也必须针对经验理论‘硬核心’提出的经验合适性最低条件。在试图将经济行为模型使用到人的任何行为的过程中，人们无法再对相反的事实视而不见。这一模型中的理性效用最大化行为往往是例外而不是惯例。”

那么，如何对主流的学术取向进行反思呢？其中一个根本途径就是，分析社会经济的演化史并从中剖析相应的思想根源。黑格尔就指出，“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成的，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而且，基于思想史的学科反思对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正如前面指出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都是与特定的时代相适应的，从社会环境的历史变动中就可以探析经济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却试图撇开社会环境而研究抽象的个体理，同时又热衷于寻找一种普世性的技术分析工具；结果，就将经济学分析与历史和思想史割裂开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忽视了对历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现代主流经济学就背离了经济学科的根本特性。因此，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貌似强大，但在众口为经济学抽象化分析鼓噪的声浪中，我们还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学者一贯的治学态度，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来真正审视流行的理论。

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无论是在研究对象还是相应的研究方法上，都与自然科学存在根本性差异。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具有明显的进步性质，因而自然科学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并且大都相信，在他先辈们从事的工作中几乎没有湮没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相反，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无法用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进行相应的处理，而且，社会科学的每一种现代方法几乎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因而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却常常会碰到很有启发性的见解以及有用的教益。这意味着，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斯密等人的思想和理论都值得后人认真地进行梳理。实际上，正如斯坦利・L・布鲁指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好像是螺旋式前进。确实经常有一些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与以前的理论和政策有相似性，但它们却是在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层面上被提出来的。”例如，斯密实际上已经发现并指出了目前流行的委托一机制的特点及其问题，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只是到了选择自由得到承认的今天，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才再次将之提升和发展。再如，欧文、穆勒、李斯特很早就阐述了人力资本观点，但也一直默默无闻，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知识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的异质化加剧，这个理论才被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所重新阐释，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同时，由于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要复杂得多，影响因素也多得多；因此，两者的理论研究取向也存在差异：研究社会现象要防止复杂事情简单化，研究自然现象则要防止简单事情复杂化。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抽象化研究时要更为慎重，社会科学的理论抽象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经验事实；特别是，社会环境往往处于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中，理论抽象也应该与此保持历史的一致性。譬如，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形势与斯密、穆勒、马克思等所处的古典时代就具有很多的类似之处，因此，尽管斯密、穆勒、马克思的分析可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越来越相脱节，对当前中国问题的刻画和分析却极具启发意义。再如，美国当前在世界的霸权行为和国际法的制定也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了解当时的诸子谋略也便于对当前国际走向的分析。其实，理论的抽象是科学的抽象，而不是“为抽象而抽象”；抽象应该是基于具体的抽象，因为社会科学首先是要处理具体的社会现象。这意味着，研究要强调科学化但不是惟科学主义、研究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不是形式主义。也即，理论研究要谨防落入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陷阱，任何东西一旦上升到“主义”的层次，就开始了异化的发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危机也正在于它越来越形式化，并已经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结果，其发展也就成为越来越脱离现实的极端抽象化思维方式，成为纯粹的数字游戏，从而窒息思维的自由交流。

三、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史辨析

基于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契合，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对经济学科的演化和现状，更好地认识现代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更好地认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优点和不足，从而避免盲从主流而窒息思想的火花。库恩等就指出，“我们每获得一点知识，都伴随着相应的损失，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断定什么时候我们进步了，甚至不可能断定我们是否在进步。”而基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事实上，当前经济学中往往存在截然的主流和非主流、正宗和异端之分，而且，主流经济学往往标榜自己是前沿的，代表可进步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但显然，这也正是经济学本身不成熟的表征，有人甚至宣称，经济学家们只是因为信仰才墨守正统经济学的。

一者，既然存在其他非主流的思想，也意味着存在能够证伪这种主流理论的材料，那么，主流经济学又何来科学性而言？事实上，我们又有谁发现数学、物理学有主流和非主流之分？而且，尽管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也会形成多数研究的氛围，但它们从来没有宣称它们拥有一种关于世界的通论，如社会学就有家庭社会学、工作社会学等等。相反，大多数学科中一直都存在强烈的反正统力量，如生物学等学科中就存在还原论以及进化选择的适当单位等争鸣，这些都有力地维护了这些学科的活力。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相信不可分的个体是行为的基本粒子，而始终把个人意图和偏好的心理或社会基础等等排除在学科的讨论之外。试问：如果抽掉那些毫无实质内容的模型框架，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模型分析又能留下什么呢？

二者，正统和异端的区分意味着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把自己当成了凭信仰而非逻辑的基础，以致一些经济学“泰斗”的著作、观点只能被解释而不能被怀疑，反对它的都成了异端。事实上，1973―1978年间在美国主流或正统经济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中，只有三篇试图否证已有的假说，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真正敢于对正统观念提出挑战。当然，由于学术学院化之后，真正为求知而探索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主要兴趣在于职业和地位与学术声望等其他个人目标。显然，由于这些东西往往要通过依附一定的学术团体才能获得，因而年青经济学人就被迫在正统和主流的框架中进行研究，而不敢越雷池半步，从而限制了他们对经济科学的贡献，也限制了经济学的实质发展。而所有这些问题，借助于经济思想史，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布劳格写道：“经济学史揭示，经济学家也像任何人一样容易错把糟糠作小麦，当它们拥有的一切是一系列复杂的定义或伪装成科学原则的价值判断时，就宣称拥有了真理。除非研究经济学史，否则就无法完全了解这种倾向。可以肯定，现代经济学提供了大量空洞的理论、标榜为科学的遇见或具有隐蔽的价值前提的政策建议。”

其实，从经济学说的发展史上看，所谓的主流也是在不断变更的，现在成为主流的那些理论往往就是以前的非主流，甚至是受排斥的异端。这意味着，主流的东西并不一直就是对的，今后也一定不会一直是主流。譬如，现代的主流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期间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产物，国民经济的计划要求日益精确的资源统筹、线性规划乃至日益细化的投入一产出表格设计，这导致了数量经济学的偏盛；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各国的实践已经开始证明了这种设计是“致命的自负”，它源于建构理性主义的思维，因而也日益为社会实践所抛弃。然而，尽管实践已经改弦易辙，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却依然一成不变地因循守旧，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只不过，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开始有了转变：不是为了政策应用，而是变成了象牙塔内的游戏。所以，加尔布雷斯指出，思想从本质上说都是保守的，它们不会屈服于其他思想的攻击，却会屈从于它们难以应付的环境的巨大冲击；正是每次大的社会环境的变动，才最终能够促成经济学的真正发展。事实上，正是由于思想的僵化性和保守性，每当一个新环境的来临都必须产生一种大规模的争论，从而才促进经济思想和理论发生阵痛性变革；显然，这也是经济学说史上之所以形成四次革命、四次综合发展轨迹的缘由。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不应该为当前的所谓“主流”所牵引，而更应以反思的态度相对待；只有当知识分子坚守这种学术态度，经济理论才可以不断取得进步，或者说，学术研究才可以形成持续的扩展秩序。

同时，由于主流学说已经越来越定型和僵化，我们往往就只有从非主流中才更容易获得新的思想洞见。纵观经济学说发展史，那些被称为“天才”的人物往往都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从戈森、古诺、杰文斯、凡勃伦到凯恩斯都是如此；而且，绝大多数思想大师都是通过与这些处于边缘地位的学者进行交流，或者梳理以前那些非主流文献的基础上而形成自己的系统洞见。譬如，诺思在伯克利读书期间就是一个激进的者，所以他后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教授全来自非主流的正统经济学之外。”赫胥黎曾指出，一般真理的命运是，以异端邪说开始，以迷信告终；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正表明了这一点，经济学的任何发展都是建立在对以前理论的反思基础之上的。当然，要进行卓有成效的批判，首先要对理论出现的前因后果进行梳理，劳丹强调，“在对任何一个学说的历史发展（以及该学说的竞争对手的发展历史）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能作出任何切合实际的合理评价。”因此，通过对经济思想史的梳理，特别关注已经逐渐被淡忘的那些非主流的思想，将对理论的发展和思想的萌发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如果真正通晓了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如果抛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思路；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实际上，我们必须首先假定，经济学不过就像经济学家和同时代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其现代定义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就像它的历届前人一样，它很可能再次改变。”

因此，经济学说发展史告诉我们，不能以静态的、单向的思维来看待现代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更不能为所谓“主流”范式所牵引。事实上，经济学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经济学本身就是针对具体社会状况而产生的一门学问，它的根本特点就是现实性、致用性和批判性。例如，目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一方面，是经过了古典经济学时期国民财富的生产已经取得了极大成功，从而经济学开始把注意力从财富创造转移到资源配置方面来；另一方面，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物质资本的匮乏，导致了如何最佳使用这些资源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而极端地发展了数理化的倾向。不幸的是，尽管任何真正的认知都来源于基于新的实践对过去理论的反思，并且作为一个致用的经济学根本上也就是对现存社会制度中内含缺陷的洞悉；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却撇开了这种对制度变迁以及人性发展的关注，而在一个冷冰冰的世界中分析原子人的行为。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取代老制度经济学，除了当时的制度主义者并没有提供有效解决萧条的可操作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凯恩斯经济学没有涉及制度变革问题，从而减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怀疑；特别是，麦卡锡主义和冷战的兴起造成了一种对任何改造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都富有敌意的政治气氛。显然，经济思想史提醒我们，应以反思的态度审视现代主流经济学，只有这样，经济理论才能不断进步，经济学科才能不断发展。

四、结语

篇9

    随着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体育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越来越广泛，该学科成为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中常用的学科名称，它的性质和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和界定。但是，何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却很少有人问津。从学科方法论上探讨体育社会学与其相近学科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似乎只要对体育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就可以冠之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其实，研究视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研究视角是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同的思维框架，是一种研究的范式，也是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的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分析角度则是研究者个体对研究对象具体属性的选择性研究，或者是对研究过程的不同方面的选择性研究等，可以随意转换”。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诸多基础学科视角为我们认识体育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及促进现代体育的发展与繁荣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认识深刻地影响着体育社会学的学术规范。本文主要通过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探析，借以明了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空间，同时也试图揭示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的价值。

1、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社会科学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肩负着两个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体问题的新知识并提供解决意见;二是，为社会成员提供考察社会现象的主要形式。这两个使命的有机结合将有效地推动社会科学向着专业化与独立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约，而且还受到社会分工方式与水平、大学设定学科的需要等的影响。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学科独立和专业化分工的格局，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社会科学在自身建制化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职业标准的独特性、专业语言和理论体系的统一性以及研究调查的客观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造成了与公众的隔膜。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认为:“关心整体并不意味着把来自各个专业学科的事实加在一起。这类事实只有依据一种能包括各专业学科、又能形成一种整体概念的参考系统来加以阐述才会变得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概念不一定能简单地从寻常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中形成。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所涉及的知识不只是来自邻近学科的有用见识，而是完全超越学科界限的”。由于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单个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建立在多学科、多视角的整合与分析的基础之上。

    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同样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因此，运用多种社会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体育现象，并揭示体育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是我们认识体育社会属性的必需手段。体育社会科学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主要相关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化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用社会科学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做出阐释，为体育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向做出评判，为在实践中进行体育决策、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者们运用众多社会学科在体育领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应用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史学等。这些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如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史学就是研究内容相近，研究视角却存在本质差异的学科。体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如体育群体的特征与互动形式、体育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等。体育史学是根据体育发展的时序性，研究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进化与退化、分化与组合等现象，通过对体育发展与演进的过程研究，对体育的历史进行系统的认识。体育史学以时间的概念为基础，是对体育现象发展过程的历时性纵向研究。体育社会学虽然也进行历时性研究，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体育现象中寻找具有本质的、相对稳定的、重复性的联系或关系，从而对体育现象进行解释与预测。

2、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基本性质、结构、类型以及合理性标准等内容的理论系统。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其学科研究视角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起着规范与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涉及相互联系的3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社会学方法论和体育社会学方法论。

    在知识领域，理论既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解释，又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说，理论不仅是关于认识客体和客观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还是在已有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知识基础上向新的知识领域渗透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就是方法。哲学作为理论的最高形式，无论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哲学理论既是表述社会现象的最高理论，也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最一般方法。哲学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理论，它准确地反映了“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继承和否定的统一”和主客观因素“在社会认识中的相互关系”。因此，唯物辩证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体地说，唯物辩证法是帮助社会学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纲，编制研究程序和选择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则系统。哲学方法论是体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对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具有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具体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体育社会学的最基本的任务是研究体育活动中的各种社会现象，揭示存在于体育活动中的社会现象的本质、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在对体育社会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无论在理论前提预设上和在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导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学世界观的影响。

    对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来说，仅仅具备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一般社会学理论是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了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变量的相关分析。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架构是在进一步分析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联系基础上得到的，体育社会学理论要给出研究者的是“具体变量”。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念，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指导着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怎样提出假说，怎样选择必要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具体地说，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必须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既要研究社会学理论向体育现实经验的渗透，用社会学理论解释体育现实经验，又要说明体育现实经验对社会学理论的支持。2)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发现或形成问题。研究和论述体育社会学理论探索活动范围内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分析和确定评价与接受理论的准则。3)体育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对体育社会学理论做出静态和动态的结构分析，揭示体育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预见等功能。4)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问题。研究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与更替过程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提示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分析，最终得到了关于体育社会现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理论思维过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体育社会现象中各要素的本质特征和要素间的本质联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种具体的理论假设，从而保证体育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质量。

3、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运用多维视角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说明任何可能性，在说明一种研究视角时，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对象体系和理论体系相混淆。“研究视角并不是依据对象体系来划分的，而是根据理论体系来划分的，对象体系只是说明了某种研究视角的必要性，理论体系才能说明某种研究视角的可能性”。体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对象世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体育社会学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原理以及一个比较完整的相关分析框架。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演进而言，早期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多为社会学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国社会学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芝加哥的市立运动场”及1918年美国社会学者罗斯发表的“作为社会问题的成人娱乐”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只限于体育与闲暇及体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不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在国际社会都得到迅猛发展，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地，如体育与政治、经济等的关系、体育群体、体育组织、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化等诸多领域。原波兰科学院体育科学委员会主席毕格纽·克拉夫契科与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兰体育社会学”一文中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的总结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体育社会学才真正独立起来，并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上都获得了全面进展，西方体育社会学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与农村体育、城市体育、精英体育的社会学问题等领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职业化问题、政府管理体育的职能、体育组织的社会学问题及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等领域。伴随着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渐渐得以确立。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与体育运动面临的越来越多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因此，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视应用性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x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研究中分化出来的，是社会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大量应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在理论上则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研究体育群体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体育情境中社会互动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方法;在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角色规范理论，使我们对体育社会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在研究体育组织时，社会学的结构功能论为我们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职业体育组织的经济行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是分别执行职业体育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达到特定目标、行动整合与模式维持的功能，相对于职业体育组织的结构功能框架来说，职业体育组织行动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维持职业体育组织的系统均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职业体育组织举办贩灾义演活动、到社区与球迷搞联欢活动，如果从经济学的投人产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经济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动，而从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却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体育社会学也是直接援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并对某些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采取定量的分析。

4、当代杜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趋势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分类方式是按照学科来分，并且认为特定学科的独立性是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联系的，研究对象决定特定学科的属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往往许多学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某个对象是单一的学科无法胜任的，这样，传统的社会科学分类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危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经常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不只是学科内的问题，还有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只发生在社会科学内部，还要处理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关系，或者说，把在自然科学长期发展中所酝酿的科学精神以及人文主义传统或人文科学在历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创造学的问题，局限于单一的学科和角度，往往会妨碍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学科分化史来看，研究对象、方法、范畴、领域、内容、路线、主题等，在不同时期都曾单独或组合成为学科分界的标志。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标志性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交叉、渗透，以往以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为分科模式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研究对象逐渐趋同，研究领域逐渐重叠，研究方法互相借鉴。社会科学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融合趋向，学科分化与交叉已成为一种重要趋势。先生曾对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总结，“多科并存、紧密交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趋势表明，任何研究对象都不可能成为某些学科的世袭领地，体育社会学作为一种极具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视角变得更加广阔，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自1898年起美国学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开始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体育现象。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大众体育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体育教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重合之处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的视角涉及到体育教育、职业体育、运动训练等诸多领域。如体育消费既是当前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从体育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消费，并不仅仅是因为体育消费具有一些独特的非经济特征，更重要的，是因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消费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等，它们较之体育经济学所运用的供给需求分析、消费积累分析、投人产出分析等理论是一些不同的理论模式。尽管它们分析的对象可能是同一社会现实，但体育经济学侧重的是供给与需求关系对体育消费的影响，体育社会学侧重的则是家庭及社会群体等对人们体育消费的影响。以体育与暴力为例，心理学从本能论的角度认为，暴力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独立的、本能的心理倾向;体育社会学则将体育运动看作消除社会暴力的安全阀，认为打击对方的运动就是一种被压抑的攻击驱力的释放或宣泄的替代过程。在这些领域形成的诸多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但促进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也显示了体育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体育社会学所独具的综合性研究视角，为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体育社会现象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5、结论

    1.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等诸多社会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

篇10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统计学界围绕“大统计学”学科建设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和研究,极大推动了统计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但从其提出的初衷分析,“大统计学”主要还是一种思想认识方法,是对长期存在的“小统计”思想的否定与完善。“小统计”思想以社会经济统计为主流,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属于经济学的分支,数理统计学属于数学的分支,实质就是主张社会经济统计与数理统计分立。“大统计学”思想强调“收集和分析数据”这一统计学的共性与规律,认为统计学的各分支学科都是研究不同方面、不同应用领域的统计方法的科学,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的不同不是也不可能成为分割统计学学科的依据。虽然“大统计学”思想还没有将统计信息学或数量信息学纳入到统计学的研究范畴,但在其认识方法上,主张统计学各分支学科互相融通又相对独立发展的思维路径是值得肯定的。提出“大统计学”的落脚点在于弥合发展方向差异。我国统计理论界长期存在以学科发展差异取代学科性质的惯性思维。主要表现在:

一是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两类,一种社会经济统计学,它是关于搜集、整理和分析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资料和方法论的社会科学;另一种是实质性的社会科学,目的是要找到社会经济现象的发展规律在具体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具体数量表现。

二是认为统计学就是数理统计学,它以数学分支学科———概率论为理论基础,目的在于研究随机现象总体数量信息。

三是承袭英美学派的主要观点,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方法论的通用科学。统计学界出现对统计学学科性质定位的混乱,主要是只关注于学科发展的差异,混淆了学科性质与学科发展的问题,将学科性质的普适性与学科发展的差异性等同起来,割裂了学科认识的整体性与学科发展的变动性的对立统一关系。

因此,在统计学学科发展差异的把握上,可以允许把社会经济统计学作为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总体数量信息的方法论科学,把数理统计学作为研究随机现象总体数量信息的方法论科学,进而将统计学表述为研究的各种统计方法既能解决自然科学中的问题,也能解决社会经济中的问题,属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缘科学。这也是“大统计学”思想对弥合统计学发展方向差异的功能所在。综上所述,统计学作为一级学科,不从属于经济学,也不从属于数学或生物学。统计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存在于社会经济现象和自然技术现象等领域。以前,我国曾照搬前苏联的理论,认为只有社会经济统计学才是唯一的统计学,将数理统计学作为数学排除在统计学之外。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照搬西方数理统计学派的观点,欲将国民经济核算等作为经济学排除在统计学之外。

虽然不同的分类方法和分类结果,增加了统计学的学科归属的难度,但是统计学研究内容的广延性、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研究问题的复杂性都是建立在“大统计学”研究对象特点的共性基础之上的,统计学的本质是围绕总体数量信息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的,它是对现有统计学研究领域的综合和系统化。

二、我国统计学发展的新任务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统计学学科,是改变我国统计学弱势学科地位的需要,更是统计学发展面临的新任务。当务之急要从统计学研究对象的统一、学科体系的综合、研究方法的完善等方面加大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力度。

篇11

【关键词】 社会和管理药学；医学教育课程；探讨

社会和管理药学(SAS)在药学领域属于新兴学科，它主要利用相关社会科学(主要是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社会公众在药品获得和使用过程中的社会因素与制度保障等问题的一门科学，它既有现代药学、自然科学的属性，又有现代社会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属性，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的产物［1］。社会和管理药学与药事管理学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但是其内容已经超出了传统药事管理学的范畴，它包括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行为药学、交流学、伦理学、药物流行病学、药物应用和药物滥用学、药物计量学、药物经济学等内容，它是社会科学属性的药学发展的高级形态，其研究范围涵盖了药物的研究和开发、生产、流通、使用、监督管理各个环节中出现的社会问题［2］。

1 高等药学院校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的意义

1.1 《社会和管理药学》已成为加强药品管理的重要手段 社会和管理药学对药品管理控制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近年来，我国的医疗费用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生产总值10%左右的增长速度，从而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造成药品费用迅速增长的因素很多，除人口增加和老龄化、疾病谱改变、慢性病增加、居民保健意识增加。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和需求方过多考虑药品的价格，而忽视了药品的成本效果［3］。不少发达国家都认识到，社会和管理药学作为保证药物在社会公众药品获得和使用过程中既安全、有效又经济应用的重要工具，对合理利用药物资源、提高药物使用宏观调控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使药学生掌握《社会和管理药学》相关理论对于药品的管理与使用具有积极意义。

1.2 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有利于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随着疾病谱的变化、人类行为生活方式的转变、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逐步占主导地位。；一切面向患者的医学模式对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有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对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目前我国社会和管理药学的研究人员主要以药师为主，他们对社会和管理药学研究所需的知识掌握得还较少，因而整体研究水平较低，利用社会和管理药学理论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模式还没有建立。因此高等医学院校应该适应形势，加快教改步伐，从培养医学生综合素质入手，在教学中引进社会和管理药学理论。这不但能提高药学生的知识水平，更能让他们正确认识当前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现状与形势，促进学生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做一个高素质的复合型药学人才，以迎接医学和社会发展的新挑战。

1.3 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有利于完善现代医疗卫生学科新体系 医学是研究人类生命过程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一门科学体系。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以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为框架的学科群。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出现了纵横交叉发展的新趋势。医学科学也受影响，其主要表现是医学科学与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相互渗透，相继出现了医学哲学、医学伦理学、医学法学、医学社会学、卫生经济学、社会和管理药学等交叉、边缘学科，这是医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理论医学新学科群，而社会和管理药学也因医学社会化而逐步完善起来的。但目前在我国高等医学教育的教学体系中开设社会和管理药学的院校寥寥无几，这是由于缺乏社会和管理药学学科体系，涉及的学科范围比较宽泛，可以借鉴的经验也很少，同时还缺乏高素质的社会和管理药学教学队伍。这些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发展的不合拍，因此在医学院校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学对探索该学科教学需要达到的培养目标(即受教育者在学习结束后竟应该掌握哪些知识，获得哪些技能，受教育者接受哪些项目的培训)具有积极意义，将有利于完善现代医学学科新体系，为未来的社会和管理药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奠定基础。同时对促进社会和管理药学教学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社会和管理药学学科的形成也具有重要意义。

2 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 汲取国外《社会和管理药学》教学经验 在我国高等医学教育中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的院校还较少，目前仅有中国药科大学已经正式设立了社会和管理药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因此，可以借鉴的教学经验还很少，课程体系也不是很完善。而国外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比国内要早很多，我们可以试着借鉴国外的一些教学经验。据美国药学院协会(AACP)统计，目前，在美国药学院校中有35%的课程与社会和管理药学有关［4］。例如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药学院药学服务和卫生系统系开展的社会和管理药学本科教育则覆盖面很广，包括药学的定位(药师的作用，药学职业面临的问题)、卫生保健商议的原理、药学服务实践(专业交流，药物信息补充，健康观念，法律问题，处方处理，监督)、药房和卫生保健系统(药学服务的开展，社区/医院药房实践，药学工业的特征，药学服务过程中的经济学问题)、生物统计学和药物文献评价(生物统计学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临床研究方案设计，药物信息检索和评价方法)、药房实践管理(原理，库存控制，购买，定价，经济分析，人力管理)、药学实践中的法律和伦理学(与药学有关的联邦法律、规则、规范和法庭判决，影响药学实践的伦理学考虑)、与药学服务相关的病人/医生评估、病人自我保健(非处方药目录，社区药房中的诊断设备，使用替代药品)、急救机构的药房活动、社区药房管理、公共药房管理、药物利用评价和管理(包括适宜质量和最小成本)、药学经济和公共政策、纵向病人保健(专业人员间的联系，文化问题，与病人或病人家庭建立联系)。麻省药学和卫生科学大学药学院药学系社会和管理科学专业除开设有教育学、公共卫生、卫生政策、药学信息、法律、流行病、交流、伦理学以外还开设有选择性/补充性康复调查，辅助药学服务(非药物治疗及其经济学)、对实验数据的分析、药物治疗学、专业药学实践(药学服务中的哲学思想和实践活动，包括病人咨询、监测计划、治疗结果，强调药师在药物治疗管理中的主导作用)、输液调配、临床协作、药物治疗学、体格检查、药源性疾病等课程［5］。

国外的学科体系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但是在发达国家，药学院培养的学生主要面向医院药房，因此其社会和管理药学的研究重点在药物的使用领域，其课程设置则体现为涉及心理、伦理、合理用药等内容的课程相对较多。但我国培养的药学本科毕业生主要去向是医药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进入其他机构的相对较少，因此我们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把教学的重点放在经济和管理等学科上。

2.2 努力培养一支《社会和管理药学》专业师资队伍 社会科学教学始终是药学教育的薄弱环节：社会学专家不懂药，药学院校科班出身的教师则很少关注社会科学的知识，无论从哪方面聘请教师承担社会药学的课程，都有自身的不足，很难将社会科学知识有机地结合进药学中。而且在高等医学院校中社会学的师资队伍相对比较少，社会和管理药学是一门综合交叉性学科，涉及到了多个学科，因此既懂社会科学又懂药学科学的师资队伍更少。此外，国内医学界已经比较重视社会学和心理学，很多医学院校开设了公共卫生学院(系)，研究和讲授社会医学，但社会医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疾病和卫生保健，很少涉及与药物相关的社会问题。因此，只有培养一支社会和药学管理专业的教学、科研队伍才能适应该学科的发展需要。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社会和管理药学在西方国家蓬勃发展的今天，在我国开展这门学科教育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今，经国家教委批准，中国药科大学已经正式设立了社会和管理药学的博士点和硕士点，这是我国首次把社会和管理药学作为药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进行设点专门培养本学科的高级人才［6］。相信随着这些学科点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和管理药学也会不断地进步。

2.3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树立学生主体意识 理论联系实际是的最基本方法，也应是社会和管理药学教学的基本方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首先，要认真讲解社会和管理药学的基本理论，深入阐述社会和管理药学的概念、研究方法、开展研究的意义、以及当前研究的进展。其次，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观察、调查并收集在开展社会和管理药学实践中的各种实例，以在课堂中开展案例教学，通过让学生识别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使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接触各式各样的知识情境，提高学生主动学习和内化知识、独立思考、综合分析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应使学生以病人和普通药师的身份参与讨论，而作为都是应积极指导，树立学生主体意识，允许学生开放式的辩论，并紧密结合当前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部分药品价格虚高以及用药社会化等难点、热点问题，引导和开拓学生思考利用社会和管理要学理论思考和解决出现这些问题的新思维。

参考文献

［1］ 孟光兴，邱家学.谈社会药学的演进与发展现状［J］．药学实践杂志，2006，24(5)：304～307．

［2］ 孟光兴，邱家学.社会和管理药学一门新兴的药学学科［J］．药进进展，2003，27(6)：375～377．

［3］ 李 伟，宗东升，陈玉爽.药物经常学评价方法在临床药学中的应用［J］．实用药物与临床，2004，7(3)：53～54．

篇12

一、单项选择题

1．有的学者倡导在科学研究中注入一种人文精神。这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以下哪种发展趋势的突出表现？(

)

A．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交融的趋势

B．分析综合走向系统化的趋势

C．注重应用研究的趋势

D．研究手段高技术化的趋势

2．认为天文学诞生于迷信、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的著名人文主义者是(

)。

A.

欧文

B．圣西门

C．赫尔姆霍兹

D．卢梭

3．“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观点出于(

)。

A．孔子

B．孟子

C．老子

D．庄子

4.

1900年前后形成的“进步教育运动”的主要代表是(

)。

A．乌申斯基

B．杜威

C．皮亚杰

D．布鲁纳

5．一种理论力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这种理论是否反映了(

)，以及对其反映的充分程度。

A．真理

B．科学

C．自然世界

D．阶级矛盾．

6．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开始以分门别类的面目出现的时间是(

)。

A．15世纪

B．16世纪

C．17-18世纪

D．19世纪

7．就现代科学发展状况看，“科学无国界”这一说法比较适用于(

)。

A．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B．自然科学技术领域

C．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两大领域

D．新兴科学技术领域

8．“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点的首倡者是(

)。

A．科林伍德

B．克罗齐

C．鲁滨逊

D．布罗代尔

9．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研究儿童的认知活动，探索认识发生和知识增长的心理机制、分析智力的性质及其结构和机能；他构建的思维心理学是(

)。

A.

一种结构主义认知心理学

B．一种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

C．一种行为主义心理学

D．一种生理心理学

10．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之一马斯洛重点分析健康人的心理，全面探讨人类的“基本需要”。在他看来，创造潜能的发挥是人的最高需要，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的，这一目标以及潜在美德的实现就是(

)。

A．“归属和爱的需要”的实现

B．“认知需要”的实现

C．“审美需要”的实现

D．自我实现

11．考古人类学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优势学科；从教材所列“人类学分科体系”表中可以看出，它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为(

)。

A.

从属于人类起源学

B．偏重于体质人类学

C．偏重于文化人类学

D．兼及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12．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是(

)。

A．庞德

B．哈特

C．富勒

D．罗尔斯

13．与社会学有着原则区别的西方社会学的开创者是(

)。

A．孔德

B．迪尔凯姆

C．韦伯

D．帕森斯

14.

20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许多哲学流派主动与“融合”，出现了若干被统称为“(

)”的思潮和流派。

A．弗洛伊德主义的

B．存在主义的

C．西方

D．社会批判理论

15．世界哲学的三大发源地是(

)。

A．古代印度、中国和古巴比伦

B．古巴比伦、中国和古希腊

C．古代印度、中国和古希腊

D．古巴比伦、古代印度和古希腊

16．中国当代文艺研究在肯定反映论的前提下，正以(

)为中心构筑新的理论体系。

A．客体论

B．价值论

C．方法论

D．主体论

17．精神分析理论是由奥地利精神病学家(

)首创的，对整个心理学带来了很大冲击。

A．冯特

B．弗洛伊德

C．格式塔

D．华生

18．事实上，各种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最后目标都是人，只是它们研究人的角度、领域和层次不同。研究“时间中的人”的学科是(

)。

A．新闻传播学

B．人类学

C．历史学

D．社会学

19．创立了学年制和班级授课制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主义思想家、教育家(

)。

A．夸美纽斯

B．培根

C．昆体良

D．赫尔巴特

20．(

)是介于社会学和教育学之间的，研究教育与社会的相互关系，并着重对教育进行社会分析的交叉学科。

A．教育政治学

B．教育心理学

C．教育社会学

D．比较教育学

21．我国把列为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

)。

A.

综合性的主干学科

B．边缘学科

C．交叉学科

D．专业学科

22．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份主要是由于(

)。

A．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

B．事物的本质

C．社会的需要

D．科学自身的需要

23．在以下各种一般研究方法中，人文社会科学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较为偏重哪一种？(

)

A.

定量研究

B．定性研究

C．直觉领悟

D．情感激发

24．以“唯一真正的历史就是总体的历史”为理论旗帜，注重对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跨学科、长时段综合研究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学流派是(

)。

A.

英国剑桥学派

B．德国兰克学派

C．美国新史学派

D．法国年鉴学派

25．语言的转换生成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

)。

A．描写具体语言的结构

B．试图对整个人类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

C．将现代语言学从对语言系统内部的研究推进到语言使用的研究

D．开创了从社会文化的演变去研究语言的思路

26．考古人类学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优势学科；从教材所列“人类学分科体系”表中可以看出，它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为(

)?

A．从属于人类起源学

B．偏重于体质人类学

C．偏重于文化人类学

D．兼及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27．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发生了一次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

)。

A．“边际效用学派革命”

B．“凯恩斯革命”

C．“萨缪尔森革命”

D．“瑞典学派革命”

28．古希腊的思想家都参与教育活动，他们的教育思想中不少具有科学意义的假说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思想家中被尊为“遵循自然”教育思想的鼻祖的是(

)。

A．柏拉图

B．苏格拉底

C．亚里士多德

D．昆体良

29．许多人认为，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正式形成的标志是(

)。

A．培根发表《论科学的价值》

B．洛克发表《教育漫话》

C．卢梭发表《爱弥尔》

D．杜威发表《民主主义与教育》

30.现代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同时是一位教育学家，他有个著名的观点是(

)。

A．研究传播基本上也是研究教育传播

B．信息即力量

C．传播即力量

D．信息革命同时带来传播革命和教育革命

31．成为20世纪上半叶自然科学“起飞”的主要信号是(

)。

A．人造地球卫星升天

B．DNA重组

C．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建立

D．试管婴儿培育成功

32．就现代科学发展状况看，“科学无国界”这一说法比较适用于(

)。

A．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B．自然科学技术领域

C．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两大领域

D．新兴科学技术领域

33．下列社会过程和现象尚不属于“全球问题”的是(

)。

A．人口增长、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等问题

B．裁减军备、防止核战争、缩小国家间贫富差距等有关世界政治和国际经济的迫切问题

C．和平利用空间、协调信息传播问题

D．普及义务制高等教育问题

34.

19世纪形成、特别强调文学艺术的表现功能的一种重要文艺思潮是(

)。

A．古典主义

B．现实主义

C．浪漫主义

D．现代主义

35．语言学已历经了传统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三个阶段。现代语言学的正式

开端是(

)。

A．普通语言学

B．描写语言学

C．结构主义语言学

D．心理语言学

36．世界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

)。

A．英国

B．法国

C．德国

D．美国

37．认为天文学诞生于迷信、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的著名人文主义者是(

)。

A．欧文

B．圣西门

C．赫尔姆霍兹

D．卢梭

38．“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观点出于(

)。

A．孔子

B．孟子

C．老子

D．庄子

39．“知识就是力量”的提出者是英国哲学家(

)。

A．洛克

B．笛卡儿

C．斯宾塞

D．培根

40.许多人认为，教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正式形成的标志是(

)。

A．培根发表《论科学的价值》

B．洛克发表《教育漫话》

C．卢梭发表《爱弥尔》

D．杜威发表《民主主义与教育》

41．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分主要是由于(

)。

A．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

B．事物的本质

C．社会的需要

D．科学自身的需要

42．在以下各种一般研究方法中，人文社会科学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较为偏重哪一种？

(

)

A．定量研究

B．定性研究

C．直觉领悟

D．情感激发

43．就现代科学发展状况看，“科学无国界”这一说法比较适用于(

)。

A．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B．自然科学技术领域

C．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两大领域

D．新兴科学技术领域

44.

19世纪形成、特别强调文学艺术的表现功能的一种重要文艺思潮是(

)。

A．古典主义

B．现实主义

C．浪漫主义

D．现代主义

45．语言的转换生成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

)。

A．描写具体语言的结构

B．试图对整个人类的语言能力作出解释

C．将现代语言学从对语言系统内部的研究推进到语言使用的研究

D．开创了从社会文化的演变去研究语言的思路

46．考古人类学是中国人类学研究的优势学科；从教材所列“人类学分科体系”表中可以看出，它与相关学科的关系为(

)。

A．从属于人类起源学

B．偏重于体质人类学

C．偏重于文化人类学

D．兼及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

47．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发生了一次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占主导地位的(

)。

A．“边际效用学派革命”

B．“凯恩斯革命”

C．“萨缪尔森革命”

D．“瑞典学派革命”

48．与社会学有着原则区别的西方社会学的开创者是(

)。

A．孔德

B．迪尔凯姆

C．韦伯

D．帕森斯

49．世界范围内开发和发掘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的兴起，主要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以下哪种发展趋势的具体表现？(

)

A．分析综合走向系统化的趋势

B．，东西方文化在碰撞中互补的趋势

C．注重应用研究的趋势

D．研究手段高技术化的趋势

50.古希腊的思想家都参与教育活动，他们的教育思想中不少具有科学意义的假说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思想家中被尊为“遵循自然”教育思想的鼻祖的是(

)。

A．柏拉图

B．苏格拉底

C．亚里士多德

D．昆体良

51．“计算机十插花艺术”是对哪一个国家企业管理艺术的概括？(

)

A.美国

B．韩国

C．泰国

D．日本

52．在以下各种一般研究方法中，人文社会科学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较为偏重哪一种？(

)

A．定量研究

B．定性研究

C．直觉领悟

D．情感激发

53．教材所介绍的调查方法中，哪一种具体方法是与政治选举的预测一起发展起来的？(

)

A．完全参与观察

B．半参与观察

C．非参与观察

D．抽样调查

54．就现代科学发展状况看，“科学无国界”这一说法比较适用于(

)。

A．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B．自然科学技术领域

C．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技术两大领域

D．新兴科学技术领域

55．系统论的创始人是(

)。

A．维纳

B．申农

C．贝塔朗菲

D．普利高津

56.

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主流是(

)。

A．科学哲学

B．哲学解释学

C．分析哲学

D．结构主义哲学

57．“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点的首倡者是()。

A．科林伍德

B．克罗齐

C．鲁滨逊

D．布罗代尔

58.与社会学有着原则区别的西方社会学的开创者是(

)。

A．孔德

B．迪尔凯姆

C．韦伯

D．帕森斯

59．认为天文学诞生于迷信、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的著名人文主义者是(

)。

A．欧文

B．圣西门

C．赫尔姆霍兹

D．卢梭

60．“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观点出于(

)。

A．孔子

B．孟子

C．老子

D．庄子

二、名词解释

1．人文科学：通常被说成是“人文学”，是指关于人的本身的学说或者理论体系，是对人的存在、本质、价值和发展问题以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进行研究的学问。

2．直觉：是指认识主体在尚不清晰的事实材料中察觉真理的能力，灵感顿悟是这种认识能力的重要表现。

3．接受美学：是从接受主体（欣赏者）的反应和接受方面去研究文艺，把欣赏者的理解看作作品的构成因素的一种文艺学——美学思潮。

4．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揭示其运行、发展规律的科学。

5．定性研究：就是对于事物的质的方面的分析和研究。质是特定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部所固有的规定性，它由事物的内部与外部的各种矛盾所决定。

6．哲学：总结哲学发展的历史，认为哲学就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其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7．教育学：教育学是以人类教育活动为对象，以揭示教育发展一般规律为目标的学科。

8．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态度，它认为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的意义。通常认为这种思想态度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它扬弃偏狭的哲学系统、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重视人的价值。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曾经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在当代则出现了融合的趋势。

9．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就是以人的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规律为目的的科学。它是互相交叉联结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是与广义的自然科学相关联又相对应的一大科学部类。

10．系统科学：系统科学是指处于哲学方法和各学科特殊方法之间的、中间层面的科学思想方法，它以系统论为中心，同时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比如一般系统论强调整体性原则、相互联系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性原则，并强调开放性等，不仅对自然科学，而且对人文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1．实证主义思潮：在哲学体系产生的同时，一些哲学家强调哲学应当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以描述经验事实为限，以取得实际效用为目标，要求排除抽象的思辨，追求实证知识的可靠性、确切性。由此开创了与非理性主义相对应的实证主义思潮。

12．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是与国家干预主义并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大经济思潮之一。它发端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要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

13．全球问题：全球问题指的是与整个世界全体人类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譬如人口增长、资源危机、环境污染、裁减军备等等问题，它们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14．语言与言语：索绪尔提出区分语言和言语：语言是语言符号相互关联的系统，言语则是实际话语。前者是社会的、主要的，后者是个人的、从属的。

15．时代主题：全球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态势的聚焦点，是全球发展格局的集中体现。

三、简答题

1.现代西方主流经济思潮是什么？

答：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流派纷繁复杂，但基本上属于两大经济思潮：

一是经济自由主义。

它发端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要增加一个国家的财富，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完全的自由。（8分）

二是国家干预主义。

它的理论源头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认为流通领域特别是对外贸易乃社会财富的源泉，强调在国家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从20世纪30年代起，发展出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新的国家干预主义，并开始占主导地位。（7分）

2.现代初等教育为什么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答：现代初等教育之所以需要跨学科的系统研究，首先是由教育的复杂本性即其广泛性和多质性决定的；（

5分）其次是由初等教育面临新的时代课题决定的；（5分）最后，这也是推进初等教育科学体系完善的需要。（5分）

3.

20世纪历史学研究模式有哪些变革？

答：(1)“欧洲中心论”或“欧美中心论”失去其统治地位；(4分)

(2)传统的“政治史”模式被打破；(4分)

(3)现代历史学研究的主体性的张扬；（4分）

(4)历史学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更新。（3分）

4.

20世纪下半叶现代心理学的三股新潮是什么？

答：一是在认识理论领域中，认知心理学取得重要进展；（5分）

二是在人格理论领域中，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崛起,(5分)

三是在情绪理论领域中，情绪心理学提出了新的假说。

（5分）

5.

20世纪世界文艺学的突破性进展表现在哪些地方？

答：(1)对创作主体艺术思维及心理的深入开掘（4分）；(2)对文艺作品形式的重新认识(4分)(3)对文艺接受问题的注重（4分）；(4)对文艺与社会一文化系统关系的进一步思考（3分）。

6.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学的主要变革有哪些？

答：一是从古代走向现代（4分）；二是从“异文化”研究到“本文化”研究（4分）；三是从半封闭研究到开放性研究（4分）；四是乌克思主义对西方人类学影响增大（3分）。

7.

20世纪上半叶现代心理学有哪四个发展方向？

答：(1)行为主义：其创始人华生认为心理学是行为的科学，其任务是研究人和动物的行为，寻求预测和监控行为的途径。（4分）

(2)格式塔心理学：这个学派认为心理现象是一个整体，整体决定其内在的部分，突出了整体的综合的研究。（4分）

(3)精神分析：核心概念是人类行为的本能以及“无意识”。（4分）

(4)前苏联在背景和巴甫洛夫生理学基础上开展的心理学研究。（3分）

8．终身教育论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1)全程教育。即不应该将人受教育的时期仅限于青少年时代，而应该贯穿于人的生命的全程。（4分）

(2)全域教育。即不应该将人受教育的场所仅限于学校，而应该遍布于全社会。（4分）

(3)全民教育。它包括普及初等教育、成人扫盲以及消除男女教育差异，目的是使人受教育的机会平等。（4分）

(4)全面教育。终身教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强调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做人、学会创造。（

3分）

9.

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背景是什么？

答：一是不断深化的时代主题；(5分)

二是飞速发展的自然科学技术；（5分）

三是日益尖锐的当代全球问题。

（5分）

10．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答：(1)人文社会科学在阶级社会中一般具有某种阶级倾向性；(4分)

(2)人文社会科学通常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性；(3分)

(3)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性。(3分)

11．中国当代文艺研究的重要进展表现在哪些地方?

答：(1)构建开放的文艺理论体系，充分认识文艺的审美特性；(3分)

(2)在肯定反映论的前提下，以价值论为补充，以主体论为中心构筑新的理论体系；(3分)

(3)文艺新学科建设受到重视；(2分)

(4)文艺学的应用研究不断加强。(2分)

12．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被视为现代语言学的正式开端，其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

(1)语言是符号系统：它的各种成分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关系；系统具有自己特有的内在秩序或内在规律。(3分)

(2)区分语言与言语：语言是语言符号相互关联的系统，言语则是实际的话语。(3分)(3)区分历时态与共时态：索绪尔侧重强调共时态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语言的结构。(2分)

(4)区分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深层系统是由社会因素构成的，表层系统则是个人的言语表达，语言学应着重研究深层系统。(2分)

13．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有哪些?

答：(1)人文社会科学在阶级社会中一般具有某种阶级倾向性；(4分)

(2)人文社会科学通常体现出一定的民族性；(3分)

(3)人文社会科学的时代性。(3分)

四、论述题

1．试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

答：第一，当代人文社科学发展的总体文化背景，出现了东西方文化在碰撞中互补的趋势。（5分）

第二，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导性价值取向，出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交融的趋势。（5分）

第三，在主要思维方式方面，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分析综合走向系统化的趋势。（5分）

第四，从社会实践功能看，出现了注重应用研究的趋势；（5分）

第五，从具体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看，出现了高技术化的趋势。（5分）

（本题要求具有联系实际的内容，占5分）

2.当前世界从小学到大学，普遍推行以文理综合为重要导向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尤其最近我国关于高考不再分文理科的热议更加强化了这一思潮。说说这场改革与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综合发展趋势的关系。

答：(1)教育是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深受科学文化思潮发展的直接影响。人类科学的发展，总是沿着较低水平的综合向较为精细的分化，再由分化向较高水平的综合螺旋式路线前进。有分化才有综合，有较高水平的综合才有较高水平的分化。20世纪下半叶，综合发展逐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的自觉追求。“打破学科孤立发展的围城”、“不要让一个专业的人在一张桌子上吃饭”、“理论的力量在于综合，在于协同运用”的呼声日益强烈；研究骨干通才化；研究人员群体化：出现了文一文沟通，理一理沟通，文一理沟通，共同创造一个综合性的大科学体系的现实可能性。当前的世界和中国，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改革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这场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就是强调文理综合。这正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乃至大科学综合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12分)

(2)教育观念和科学文化思潮，说到底，都是社会实践需求和时代精神的反映。文理综合的教育观念和倡导综合发展的科学文化思潮，同样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新的社会实践的需求，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所谓新的社会实践的需求，就是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对人的知识能力结构的需求；所谓新的时代精神的召唤，就是提高人的整体素质的召唤。新的世纪，要求人类走出自然科技“指数增长”而人文精神失落的“半个人的时代”；要求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结盟、交融；要求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改变重理轻文、重“智”轻“情”、重知识技能轻态度方法、重分析轻综合、重物质追求轻精神价值的培养“半个人”的倾向。从这样的角度，去认识以文理综合为重要导向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实践，与科学综合发展趋势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更为深刻地认识教学改革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12分)

(3)联系实际进行论述。（6分）

3．有位学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座大城市里，有位小姑娘依靠父母亲艰苦的努力，好不容易跨学区进入了全市最好的一所小学。小姑娘高兴极了，开学前三天，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开学以后头几天，小姑娘天天在家里的饭桌上说学校这样好那样好。可是，就在开学第一周的周末，

小姑娘回家后突然嚷着下星期再也不去上学了。父母亲不知所措，急着追问缘由。小姑娘哭着说：今天，整整一天，班主任老师没有看我一眼，连一眼也没有看啊！

有位小学校长讲述了另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小学生期中考试数学只得了58分，在教师办公室呆着不肯回家。他对老师说，分数单上挂红灯笼，妈妈是不准让我进家门的。看看老师不作声，又说：老师，这次能不能先借给我2分呢？下次再考，我一定还上这2分。数学老师想了想，深深地点了点头。到了下一次考试，孩子有明显进步，还了2分，受到老师的表扬。之后，孩子的成绩列入了班级的中上游。

试就这两件事，谈谈学习教育心理学的意义。

答：这两个案例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涉及学生、教师、家长的教育心理。第一，小学生期待的是关心、爱护和理解（两例皆然）。第二，教师的行为态度，小到课内外射向学生的视线的分配（第一例），大到对学生学习情况的评价和对学生发展的预期（第二例>，都在小学生心中产生强烈的消极（第一例）或积极（第二例）的影响。第三，家长过度的期望和呵护（第一例），或者是简单粗暴（第二例），都对学生的心理发展造成消极影响（第一例中，在过度的呵护之下长大的、具有某种优越感的“小太阳”，心理上经不住也许只是短暂的偶然的挫折；第二例中，孩子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笼罩着阴影——可喜的是，这个孩子能尝试与命运抗争）。(1-5)

如做进一步思索，在这类案例中，学生、教师、家长的教育心理都有特定的社会心理背景。为什么说实施素质教育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呢？这可以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进行讨论。而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学一点心理学，以不断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给孩子以更多的关心、爱护、理解和疏导，给家长提出必要的有说服力的建议，向社会作积极宣传，实在是十分重要的。(15分)

4.试以某一具体学科的发展为例，说说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特点。

答：比如管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就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这个世纪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总体特点。

(1)管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典型地反映了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中“社会实践与科学理论的交互作用日趋明显”的鲜明特点。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管理和科学技术被认为是经济高速发展的两个轮子；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的苏联，列宁把管理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最困难、最能收效的中心任务。应运而生并对社会实践发挥了能动作用的管理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乃至大科学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10分）

(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除管理者和管理学家之外，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生物学、数学、哲学等学科的专家也纷纷介入，从各自的背景，用不同的视角和方法研究同一个对象——对人、事、物等组成的物质一社会一文化系统进行自觉控制的行为和过程，以至形成了现代管理理论的“丛林”，并发展成为跨科学部类、跨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学科群——

篇13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韦伯是个绕不过的名字。“价值无涉”已经被我们念得耳熟能详，但是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在学术界却依然晦暗不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与危机并重，思想界因此存在严重分歧，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也变得云谲波诡，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去道德”和价值“无立场”的方法来应对这样的局面[1]。但是，“去道德”与“无立场”究竟在什么意义下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政治与学术在韦伯的语境下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年，正值韦伯逝世九十周年，韦伯的著作再次在汉语世界中被大量出版。重新阅读韦伯，并借此整理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已经又一次成为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的议题。[2]

（一）“价值无涉”的双重含义

《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是1904年韦伯接手主办《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文库》杂志时，阐释其办刊宗旨的纲领性文献。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韦伯是如何把社会科学方法论与学术伦理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思考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韦伯集中讨论和总结其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文献。但是，自八十年代中文学术界“发现”韦伯以来，这也是被误读最严重的部分。所以，回到文本自身，应该是重读韦伯最重要的方法。

韦伯开宗明义地指出，《文库》的宗旨一是扩展对社会生活的事实的认识，另一是训练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作出判断。那么，判断的有效性是什么？或者，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客观有效的真理”呢？韦伯整篇文稿正是建立在这个问题意识上的。

韦伯反对两种历史观，一是道德进化论，一是历史相对主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支配性地位。韦伯以国民经济学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通过把文化价值总体引入道德领域而在内容上规定道德领域，并由此把国民经济学提高到“伦理”科学的地位，这其实是把所有可能的文化理想在总体上贴了“道德”的标签，既抹杀了道德律令的特有地位，也没有对理想的“客观性”有什么贡献。《文库》需要从根本上予以拒斥的流行观点，正是：国民经济学是从一种特殊的“经济世界观”得出的，并且应当由此得出价值判断。因为经验科学的任务决不是提出约束性的规范和理想，以便从中得出实践的处方。《文库》需要拒斥的另一种观点是：价值判断因为立足于某种理想，从而具有主观起源，就可以摆脱“科学”的讨论。这正是“价值无涉”的两重含义，不可偏废任何一方，而目前国内学界就韦伯观点围绕着经济学是否应该有道德的讨论，其实都没有抓住韦伯的关键。

韦伯说，《文库》关心的问题其实是：对理想和价值判断所作的“科学”批判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科学的“技术性批判”最根本的功能就是使在追求目的过程当中的代价，能够被充分评估和权衡，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候，最需要贯彻“价值无涉”的逻辑方法。在这之后，权衡上升为决策，就不再是“科学”的任务，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良知和世界观在各种有关的价值之间进行权衡选择，但正是“科学能够使他意识到，一切行动，当然根据具体情况还有不行动，在其结果中都意味着吸收了某些价值，从而常常意味着――这一点目前特别容易被人忽视――放弃另一些价值。做出选择是他自己的事情。”[3]科学的任务正是揭示并且在逻辑上阐明“目的”建立之上的“观念”基础，“对价值判断的科学探讨如今不仅要使人进一步理解和体验所希求的目的和作为其基础的理想，而且首先还要教人批判地‘判断’它们。”[4]也就是说，作为“科学”本身不担任价值评判的任务，但是它却是价值评判的基础。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观存在严重冲突的时代，“以普遍有效的终极理想的方式创造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实际公分母，这都毫无疑问既不能是我们这份杂志的任务，也绝不能是任何一门经验科学的任务：这样一种任务不仅在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而且自身也是不合情理的。”[5] 这决定了在方法论上的“价值无涉”作为逻辑意义的地位。

一个饱餐了知识之树的文化时代，其命运是必须知道，无论对世界事件研究的结果多么完善，都不可能从中获知世界事件的意义，而是必须能够自己去创造这种意义本身，世界观决不可能是经验知识进步的产物，因此，最强有力地推动着我们的那些最高的理想，在任何时代都只能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实现的，这些其他理想对于其他人来说，正如我们的理想对于我们来说一样，都是神圣的。[6]

因此，可以看出，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的第一个含义，正是要彻底破除所谓“普世价值”的神话，一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决定了社会科学领域不可能，也不应当存在普遍有效的终极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廉价的相对主义和乐观的折中主义，要么在理论上无视其严峻，要末是在实践上回避其结果。这些都与科学的“客观性”没有丝毫关系，“中间道路”丝毫不具有更多的科学真理。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的“价值无涉”正是为了廓清“科学”有效性的界限，它要解决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有效”的问题。对“存在”的思维整理，涉及到“客观性”问题，而“有效”与否则与价值所处的文化特性有关，必须在科学的“客观”操作和价值判断之间划出界限。

因此，对这份杂志寻求科学真理的功能，以及科学作为对经验现实进行思维整理的有效性，韦伯提出两种重要责任：

首先，是要让读者和作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用来度量现实，并从中推导出价值判断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而不是把不同类别的价值混同在一起。只有通过确立的价值标准与其他价值标准，最好是与自己的价值标准相对抗，――任何有意义的评价都只能是从自己的世界观出发的批判，而不是通过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和理想的冲突之间的挪移和权衡来欺骗自己。不同的价值尺度之间需要进行反思性的对比、澄清和揭示，一切对于别人有意义的评价都只是出自对自己“世界观”的批判，是以自己的理想为根据与别人的理想作斗争的结果。

第二， 要使得读者、编辑和撰稿人都明了，什么地方科学研究者开始沉默，而作为“有意欲”的人开始说话，什么地方论证求助于理解，什么地方则求助于感情。必须反对科学讨论和评价性推论之间的混淆，但是“决不反对申明自己的理想”。无信念和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近似性。这里“价值无涉”的第二个含义，就体现为作为学术杂志的《文库》所具有的学术共同体的性质，它不是从事反对政治或者社会政策派别的论争场所，也不是招徕赞成或反对政治理想或社会政策派别的场所[7]，而是一个“学术”的公共领域。韦伯如此描述道：

杂志的特性一开始就在于，并且只要它听凭于编者们今后就也应当在于，尖锐的政治对手都可以在杂志中为了科学工作而和平共处。它迄今为止不是“社会主义的”刊物，今后也不会是“资产阶级的”刊物。它不会把愿意置身于科学讨论基地之上的人排除在作者的范围之外。它不能是一个“回应”、辩驳、再辩驳的游戏场地，但它也不袒护任何人，无论是它的作者还是他的编者，都应在其栏目中经受可想见的最严厉的客观而又科学的批判。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或者不愿与那些和自己理想不同的人在科学认识领域合作的人的，都可以不参加它。[8]

但是，韦伯也承认，无偏见地与政治上的敌对者同处于一个中立的学术场所，在当时的德国并不容易，对那种“作为党派狂热的局限性和不发达的政治文化的标志，应予以无条件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价值无涉”反对的是学术的泛政治化倾向，因为这必然严重伤害学术的“科学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杂志不能有自己的“特性”，因为《文库》要探讨的问题与最高的、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因而成为它的最稳定的作者的人，“恰恰因此又成为一种受到那些价值观念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影响的文化观的代表。”这些作者的观点各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保护劳动群众的身体健康以及尽可能增加劳动群众对我们文化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分享作为目标，但把国家对物质利益领域的干预与现存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的自由发展相结合作为手段。”[9]这些人无论对未来的社会秩序持什么样的观点，就当代而言却肯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并不是因为它与更早的社会制度相比是更好的形式，而是因为它在实践上已经是不可避免，这是学术面对现实政治的态度。

《文库》主要关心的是社会经济问题。作为社会经济现象的事件，它的性质并不是自身“客观”地具有的，而是以人们认识的“兴趣”倾向为条件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杂志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文化意义及其历史上的组织形式。

不是“事实”的“实在”联系，而是问题的思想联系，构成了各门科学的工作领域的基础：在用新的方法探索一个新的问题并由此发现开辟新的重要观点的真理的地方，就会出现一门新的“科学”。[10]

不同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更不同于形形的文化决定论，――韦伯决不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他强调的是经济与文化互相制约的关系。韦伯认为：按照经济上的受制约性和影响范围的特殊观点来对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进行分析，依然是一个具有创造性成果的科学原则。但是，这恰恰需要区别以下两种倾向：人们要么把历史现实中不能从经济动机演绎出来的一切都当作在科学上毫无意义的“偶然性”，或者“剩余物”，要么把经济事务的概念扩展到不可知的领域，以致所有以某种方式与外在手段相结合的人类利益都被纳入到那个概念之中。[11]这正是韦伯竭力反对的以经济学价值来主宰社会价值和社会科学判断的方式，这也是韦伯提出“价值无涉”所具有的现实与历史的针对性。

（二）经验事实、文化价值与学术伦理

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现实的科学，是要理解我们被置入其中的、包围着我们的现实特性，即它的文化意义：它为什么在历史上是这个样子。而“有限的人类精神对无限的现实的思维认识就建立在这一隐匿的前提条件上，即每次都只有现实的一个有限部分构成科学理解的对象，只有它才在‘值得认识’的意义上是‘根本’的。”[12]韦伯明确指出，经验事实只有在与文化价值的关联中，才是研究者接近“实在”的途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合目的性的规律性，而是建立“个别”与“价值”之间的因果联系。规律所适用的现实是个别的，而个体并不能从规律中演绎出来。清晰概念的存在以及假定的规律，仅仅是认识现实的前提和手段，而真正的有意义的分析和整体性描述，却是崭新的和“独立”的。一个文化现象形成的意义，以及形成这种意义的理由，都无法从任何规律性概念和体系出发去推导、论证或阐明，因为它们是以文化现象与价值理念的关系为前提条件的，文化概念就是价值概念。个体性的现实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是因为它表现出对于我们来说与价值理念的联系因而重要的关系，仅仅是因为这一点，它的个体性的特性才是值得我们认识的。也就是说，价值理念是确认研究对象的前提，却不是结论，因为：

重要的东西自身当然不与任何规律自身相等同，而且规律越是普遍有效，就越是不与它自身相同。因为一个现实的成分对我们来说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当然恰恰不在于它与极其众多的其他成分所分享的那些关系。把现实与赋予其重要性的价值理念联系起来，以及根据其文化的重要性的观点突出和整理由此渲染而出的现实成分，与根据规律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在一般概念中对它进行整理相比，是一个异质的、不同类的观点。思维整理现实的两种方式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逻辑关系。在个别的情况下，它们能够相互一致，但是，如果这种偶尔的一致掩盖了它们原则上的分歧的话，就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13]

这些对于经济学来说，并不例外，事实上韦伯更多地正是针对它而来的。正因此，韦伯对于“规律”崇拜，特别是对经济学的“市场”规律崇拜所具有的灾难性后果的警告，是特别值得今天的中国学界汲取的。我们也可以从中明确地看到，韦伯的立场是欧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者；而是相反，他一再告诫的正是对“普世价值”的警惕。对于韦伯这至关重要的核心观点，我们理解得并不充分，而这却正是韦伯强调“价值无涉”的主要出发点。

韦伯特别针对货币交换经济指出：对交换的普遍本质和市场交往的“技术”性研究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这只是前期工作，它不能回答交换如何历史地获得它今日的基本意义，历史事实需要在文化意义里得到澄清，正是货币经济的文化意义，――因为它，我们才会对交往技术感兴趣。“只有在无限多样的现象中仅有一个有限的部分是有意义的这一前提条件下，认识个体性的现象的思想才在逻辑上是有意义的。”[14]对具体的现实进行详尽无遗的因果推演不仅在实践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荒谬的。在涉及“个体性”的地方，“因果问题并不是一个规律的问题，而是具体的因果联系的问题，不是什么公式把现象当作样本加以归类的问题：它是一个归属的问题。……一个‘历史个体’――的因果说明得到考虑，对因果规律的认识就不可能是研究的目的，而只能是研究的手段”。韦伯再三强调，规律越普遍，就越抽象，它们对在因果上归属个体性现象的贡献就越少，从而间接地对理解文化事件的意义也就越小。就历史现象来说，最普遍的规律由于是内容最空洞的，通常也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类概念的有效性越广泛，就越使得我们离开现实的丰富性，因为它为了包含近可能多的共性现象，就必须是尽可能地抽象，而共相的认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并没有价值。因此，把经验还原为“普遍”或者“客观”，对于社会科学工作并没有意义。这并不是说“规律”不存在，而是因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不等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仅仅是我们的思维为了这一目的所使用的各种辅助手段。文化只是个别，是由其文化所采用的价值理念决定的，而任何“规律”都无法揭示这些价值理念的不同。“‘文化’是从世界进程无意义的无限性产生的一个从人的观点出发用意义和重要性来思考的有限断面”[15]。以下韦伯的这一段话特别值得关注：

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都不是我们认为某一种或者任何一种文化有价值，而是我们就是文化人，赋有自觉地对世界表示态度并赋予它一种意义的能力和意志。无论这种意义是什么东西，它都将导致我们在生活中从它出发来判断人类共同存在的某些现象，把它们视为重要的（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而表明态度。

对世界表明态度并赋予其意义的能力与意志，这其实正是学术伦理存在的基础。韦伯对以色列先知的描述中，着重的正是他们为文化和宗教共同体建构意义的“天职”。[16]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的是韦伯世界中知识分子的学术伦理与先知的宗教伦理的叠印。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韦伯强调学者的“个人”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什么观点是从材料里自然得出的，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不是自欺，就是欺人。真正具有意义的是作为“个人”的学者“灵魂之镜”，只有这样的镜子才能折射出现实与文化的价值和涵义：

在随时随地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事物的个别特殊方面所做的这种选择中，起支配作用的是科学工作那种作为时有所闻的主张――一项科学工作的“个人因素”才是其真正有价值的因素；此外，任何工作如果存在是有价值的，就必须表现出“个性”――之基础的因素。毋庸置疑，如果没有研究者的价值理念，就不会有选择材料的原则，就不会有对个体性现实的有意义认识，就像如果没有研究者对某些文化内容之意义的信念，认识个体性的现实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绝对没有意义的一样，他的个人观念的倾向，他的灵魂之镜中的价值反射，规定着他的工作的方向。而科学的天才把自己研究的对象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价值，却能够规定整个时代的“观点”，即是决定性的：不仅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价值”的东西而言，而且对于现象中被视为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东西而言都是如此。[17]

韦伯这里清理的正是知识分子在当代确立学术伦理价值的基础，知识分子的内在志向即对学术为世界建构意义的确认和信念，这是推动文明本身和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至此，我们可以明白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所在，那就是在一个诸神的时代里，社会科学不是寻求普遍而终极的规律或目的，而是认识、确立和创建文化的价值意义，这才是学术和知识分子确立安身立命的伦理基石。因为对人类文明寻求价值意义的确信，内在于文明自身，也内在于任何时代的知识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之中，它们正是知识分子应该予以承接的“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的“天命”是一种伦理的诫命，是外在使命和内在志向的结合。

（三）“理想类型”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

――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

这里，韦伯是以对“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为批评对象，展开其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讨论。

国民经济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讨论国民“财富”增长的“技术”性现象，但是它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技术的，因为它被纳入到18世纪自然法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的巨大统一体中。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根据规律性联系对经验事实做出一般的抽象和分析，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有效性和具有数学形式的概念体系，达到对现实的一种纯“客观”的，摆脱一切价值的，同时也是绝对理性的，也就是摆脱一切个体性的“偶然性”的一元论认识。在这样的科学思维的模式中，除了发现事物的“规律”外，科学工作的其他意义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合规律”性才是科学本质性的东西，“个体性”的事件只有作为“典型”，即作为规律的解说才有意义，而这些事件本身则并不是“科学的”兴趣。因此，在历史领域，抽象的理论方法和经验的历史方法处于对立之中。抽象的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经济组织、自由竞争和严格的理性行为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理想画卷。“这一理想画卷把历史生活的某些联系和事件统一成为设想出来的联系得天衣无缝的体系。在内容上，构思具有一个通过思想上提高现实的某些要素而获得自在乌托邦的性质。它与生活的经验给定事实的关系仅仅在于，在那种构思中被抽象地描述的那类联系，从而也就依赖于‘市场’的事件，在现实中被发现或者被猜测为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地方，我们都能够利用一个理想典型（Idealtypus）实际地说明和解释这种联系的特性。”[18]

但是“理想典型”（国内更多翻译为“理想类型”，下文采用这种译法）的概念是为了归属判断，它不是假设，也不是对现实的描述，它是历史给定的现代交换经济社会组织的“理念”。韦伯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作为发生学概念上西方中世纪的“城市经济”理念，这两者是根据“完全相同的逻辑原则展开的”。而“城市经济”概念也并不是所有被考察的城市中实际存在的经济原则的“平均值”，而是单方面提高一个或者一些观点，把散乱的个别的现象综合成一个自身统一的理想画卷而获得的。就此而言，即“理想类型”是从经验事实中选取不同的元素加以逻辑整理而言，它的确具有“客观性”，这正是“价值无涉”的第三个含义，即“理想类型”作为一种逻辑的分析工具本身是“价值无涉”的。但另一方面，“就其概念上的纯粹性而言，这一理想画卷不能经验地在现实中的任何地方发现，它是一个乌托邦。而对于历史工作来说就产生了一个任务，即在任何具体场合都要确认现实离那个理想画卷有多近或者多远，某个城市的关系的经济特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是哪个被说成是‘城市经济的’”。[19]因此，理想类型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无条件的“反映”，而是“整理”。因此，韦伯强烈地反对把理想类型的概念图像当成是历史现实的“真正”内容，当成“本质”。理想类型绝不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强盗普罗克拉斯特之床，历史不应该在此被削足适履，也不应该被当成是历史中起作用的“实在”力量，――韦伯强调特别需要警惕后一种危险。对于中国的经济学来说，西方的以中世纪“城市经济”为模式发展出来的经济学“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中国和解决中国的城乡问题呢？这值得今天更深刻地追问和反思。

韦伯告诉我们的恰恰是：没有建立概念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联系，就简单套用西方的诸如“市场”这样的经济学概念来横扫一切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正是这样的做法违背了“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方法，违背了现实的“客观性”原则。这对于我们今天形形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来说，应该是当头棒喝。韦伯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理论是一种“教理学”，它特别假定纯粹经济利益的支配作用，而排除行为的政治取向和其他非经济取向的影响，因此它只能是一种“理想类型”，而绝不是历史的“自然”发展，更不能成为“应当”如此的普世道路：

那种在此意义上“无国家”、“无道德”、“个人主义的”纯粹理论，作为方法上的辅助手段是并且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极端的自由贸易学派则把它理解为“自然的”，即未被人愚蠢的歪曲的现实的一种详尽无遗的写照，并进一步据此把它理解为一种“应当”，理解为一个在价值领域有效的理想，而不是理解为一个可以用来经验地研究存在的理想典型。[20]

所以，“理想类型”的功能，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手段”来发挥作用的，因为社会科学必须借助通常只有在“理想类型”中才能清楚明白的规定概念来工作。其工作原理在于归纳、衡量与对比，是以确立概念的“界限”为前提的，这正是一种专业主义的训练：

它是一种理想画卷，但并不是历史现实，也根本不是“真正的”现实，它也根本不适宜于把现实作为样本归入其中的图式，而是指具有纯理想的界限概念的意义。为了廓清现实的经验内容的某些重要的成分，人们借助这一概念对现实作出衡量。把它与现实作出对比。这样的概念是思想的产物，我们借助它们，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的范畴，来构思各种联系，我们依据现实定向的、受过训练的想象力对它们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是适合的。[21]

但是混淆总是很容易产生，历史相对主义者总是让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理念”生成为理想意义上的“理念”需求，让其变成价值判断。因此，科学自我监控的基本义务和避免受骗的唯一手段，就是严格区分这两种方式。以比较的方式把现实与逻辑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联系起来，与从理想出发对现实做出评价性判断，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这正是韦伯强调作为方法论的理想类型是“价值无涉”的，即不能用它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因为理想类型“是某种对评价性的判断完全不感兴趣的东西，除了纯逻辑的完善之外，它与其他任何一种完善都毫不相干。”[22]也就是说，在韦伯的理论中，理想类型其实是一种逻辑工具，并不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这才是“价值无涉”最核心的意义，否则，就会有沦为自然主义或道德主义“目的论”的极大危险。

韦伯更进一步指出：虽然“理想类型”在形成过程当中要排除“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本身仍然是“个体性”的，不是平均值的典型。因为理想类型的概念形成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方都使人清晰地意识到的，它不是合乎类的东西，而恰恰相反，是文化现象的特性”[23]，是文化个体性的表达，因此“理想类型”绝不是普遍“规律”的体现，而是有着明确的使用界限的。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理解，韦伯对“价值无涉”的强调，其批判的对象正是用“理想类型”来代替价值评判，这样一种会在现实中带来极大危险的思想混乱，其主要代表正是西方经济学。

针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社会科学的目的必须是将现实还原为“规律”，韦伯的批评正是针对其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相互混淆的危险。韦伯告诫道，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理想类型的发展状况和历史是两件必须有效区分开来的事情，构思在这里仅仅是有计划地将一个历史事件有效地归属于根据我们认识的现状而可能的原因范围中的现实原因的手段。”[24]正是在这里，韦伯对马克思，――这位他所尊敬的也是最主要的理论对手作了这样的评价：所有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构思，在理论上都具有“理想类型”的特征，“凡是使用过的概念的人都知道，如果把现实与这些理想典型进行比较，它们就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启迪意义；同样，一旦把它们设想为经验有效的，或者甚至设想为实在的（事实上也就是形而上学的）的‘作用力’、‘趋势’等等，它们就具有危险性。”[25]这一评价值得重视，也值得今天作为一个重要视角来重新理解在中国的命运。

韦伯充分肯定“理想类型”的逻辑作用，但是他强调所有“理想类型”的构思都具有暂时性，“文化科学工作的结果就是不断改造我们力图把握现实所用的那些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过程。因此，关于社会生活的各门科学的历史就是并且依然是借助概念的形成而尝试在思想上整理现实，由于科学视野的扩展和更移而废除已经获得的思想图像，以及在如此改变了的基础上形成新概念之间的不断变换。”[26]这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取决于问题的提出，而问题的提出是随着文化自身的内容发生变化的，概念与被概念化的东西之间包含着一种综合的暂时性。因此，概念的价值正在于它们揭示了作为其基础的观念意义的有效性界限，而不是目标。“理想类型”之意义正在于它的暂时性，和无可避免的被超越性，是手段和工具，服务于建立价值联系的目的，因此决不能混同于具体的实在，后者才是第一性的目的。概念的目的被假定为对“客观”现实的观念的“反映”，这可以追溯到康德的现代认识论，这里的概念与历史工作之间的关系被头足倒置了。而社会科学的伟大进步正是与实际的文化问题的变更密切相关的，并采取了对概念的形成进行批判的反思形式。韦伯宣布，《文库》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这种批判与进一步的综合服务：

一切经验知识的客观有效性，都是并且仅仅是按照范畴整理给定的现实，而这些范畴在特殊的意义上是主观的，即表现我们认识的先决条件的，受到唯有经验知识才能给予我们的那些真理的价值的前提条件的制约。[27]

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正在于此，即它来自于对经验现实的逻辑综合和整理，也因此具有明确的使用边界，因此不能据此作为“本质”或者“规律”证明特定的经验事实，也不能因此取得判断现实的价值特权，因为价值尺度只能来自于特定的文化自身。社会科学的任务并不是不断去追逐新的观点和概念，而是相反，对于具体历史联系的文化意义的认识，才是所有的概念和概念批判为之服务的终极目的。“材料专业户”和“意义专业户”都不能把已知的事实与已知的观点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

在韦伯看来，价值意义是“理想类型”获得逻辑意义的前提，否认作为特定的文化产物的价值真理性，就没有社会科学，就只剩下用普遍的概念与判断去取代科学。一旦社会科学把它的方法论原则建立在把加工材料看成目的本身，而不是自觉地根据最终的价值观念来检查和反思个别材料的认识价值，不能意识到认识价值是植根于具体的实际的文化作为最终价值，道路就会迷失，这时，就需要从文化的价值意义上进行范式突破。这时，

未加反思地使用的观点的意义变得不可靠，道路迷失在黄昏中。重大的文化问题的光芒依然存在。于是，科学就武装起来，改变自己的立足点和概念体系，从思想的高度俯视事情之流。[28]

推动社会科学发展的动力，不是科学的内在逻辑，而是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价值的重大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韦伯这句似乎骇世惊俗的话：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因为，作为现实的、具体的德国的文化价值才是真正的政治性问题，学术的目的正在于是否能够落实于具体的文化语境中，――它既是社会科学问题意识的来源，也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最后的旨归。只有在这里，在责任伦理高于信念伦理的情况下，两种伦理才可以寻求互相支持的契合点，我们也需要从今天中国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确立和理解韦伯的意义。

最后，让我们再来读一点读韦伯自己的论述：

我们最终必须竭尽全力反对的是一种并不少见的观念，它认为通过权衡各种彼此对立的价值判断和他们之间的“政治家式的”折衷，就可以踏上通往科学“客观性”的大道。“中间路线”不仅恰好与“最极端”的价值判断一样，不能以经验学科的方法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价值判断的范围内，它正是在“规范的”意义上最晦暧不清。它不属于讲坛，――而是属于政治纲领，官僚机构和议会。科学，无论是规范的还是经验的，都能为政治活动家和对立的党派提供无可估量的帮助。它告诉他们，（1），对于这个世纪问题，某些不同的“最终”立场是可以考虑的；――（2）在你就这些立场作出抉择时，存在着这样那样你必须考虑的事实。[29]

韦伯指明的是，真正的有责任的“政治”行为应该建立在学术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即有价值的政治行为必然充分估计三个方面：1，不可避免的手段；2，不可避免的附带后果；3，由此制约的在其实践结果中众多可能的评价相互之间的竞争，这正是经验科学以自己的手段能够揭示的东西。[30]只有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才可以与现实中党派利益纷争的政治活动划清界限。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绝非折中的中间路线，因为妥协和折中并不是以价值的澄明为前提的，因此需要反对各种“伪”客观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伪“政治”性，即建立在党派利益纷争基础上的“政治”）：

认为从要求经验地讨论“价值无涉”的立场出发，价值判断的讨论就是无结果和毫无意义的观点，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干的，因为关于价值判断意义的认识恰是所有这类讨论的前提。这种讨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各种原则上不可逾越的和大相径庭的最终价值判断的可能性。然而，“理解一切”并不意味着“原谅一切”，单是对他人观点本身的理解也不导致同意它们。另一方面，这至少可以使人同样容易并且通常极其可能认识到妨碍人们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但是，这种认识恰恰是真理性的认识，而“价值判断讨论”正好有助于这中认识。[31]

至此，韦伯对于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和“价值无涉”的思想已经清楚了。这里试从以上三个互相关联的层面上做一个分梳和归纳：

首先，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是社会科学的历史观，它反对把历史纳入任何道德主义或自然主义的目的论体系中,因此，它本身不属于也反对任何“宏大叙事”。其方法论上的体现是划清“理想类型”的有效性边界，不能把“理想类型”或者任何概念性的逻辑思维的产物上升为价值判断。任何意义上的“理想类型”作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整理，都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归纳和总结，归根结底是“个体性”的，因此不能把“个别”上升为“普遍”的规律，并成为“应当”如此的历史力量。因此，韦伯反对从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引申出对实践的评价，因为这意味着把“变迁”视为目的论的，并成为对现实政策毫无反思的美化：

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看出，为什么经验科学的代言人应当感到有必要支持这种做法，使自己成为某个时候的“发展趋势”的喝彩者，使对这些“发展趋势”的“适应”从一个终极的、只能由具体的人在具体场合解决的、因而也只能取决于具体的人的良知的评价问题变成一个据说由一门“科学”的权威庇护的原则。[32]

第二，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建构学术公共领域的原则，即不同的立场和观点都具有平等准入的地位与权利，而且在这个意义上接受最严格的反思与批判。知识共同体不能以某种预设的绝对价值作为规范，或者以“普世价值”来压抑和取消歧见，这是作为经验科学的社会科学能够生产“有效”知识的前提。但是，作为个体的学者，却正是以自己的立场，以及以此立场出发的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正是‘个人’的最内在的因素，规定我们的行动、赋予我们的生活以意义的最高的和最终的价值判断，才是某种我们感到有‘客观’价值的东西。”[33]这个意义上，韦伯的“价值无涉”决不是取消价值立场，而是相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必须接受自己以及对手的反思和挑战，方有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的发展。

第三，韦伯所说的“价值无涉”指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建立理解的方法。在各种不同的、甚至歧见严重的观点之间，“价值无涉”要求的是对他者观点的理解，它建立在以经验的方式，从概念的逻辑意义上，去考察他人的行为和动机，以发现真正的不同的立场，这是一切有意义的学术辩论的前提。这样的以建立理解为前提的“价值无涉”的工具性，是学术对话和论辩的基础。它可以使人从逻辑和事实的角度认识到妨碍达成一致的原因和问题：

人们可以是不一致的，以及为什么不一致，在什么地方不一致。恰恰这种认识是一种真理认识，而且“价值讨论”也就是为它服务的。与此相反，人们以这种方法肯定不能获得――因为它在一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的东西，是某种规范的伦理学，或者就是某种“律令”的约束力。[34]

这才是为什么“价值无涉”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正是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体现。

但是，遗憾的是，在过去的韦伯研究中，我们恰恰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把韦伯极力批评和反对的方法强加给韦伯自己了，对“理想类型”盲目而混乱的运用就是最鲜明的例证。

 

[注释]

[1]关于此一问题的争论，可参见罗卫东：《社会科学从业人员的理性回归：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冯钢：《“客观性”、“理想类型”与“伪道德中立”――评罗卫东的“重返韦伯”》，载《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道德的关系。本文在此的讨论，与上述两位作者的观点都有重大不同。另，赵汀阳提出的“无立场”分析方法以及相关讨论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愿。

[2]限于篇幅，此处发表的文稿属于笔者《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三部分，前两部分是：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二，何为政治？――政治的伦理及其悖论；待发。

[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4页。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另一中译本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译者韩水法、莫茜。本文中的引用参照这两个译本，具体见注释。

[4]同上，第4页。

[5]同上，第6页。

[6]同上，第6页。

[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8]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页。

[9]同上，第10页。

[10]同上，第14-15页。

[11]同上，第16页。

[12]同上，第18页。

[13]同上，第21-22页。

[14]同上，第22页。

[15]同上，第24页。

[16]此部分的详述见本人《学术与政治：重读韦伯》长文的第一部分，即 一 ，“先知”与知识分子――学术的伦理与天职，待发表。

[17]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18]同上，第31-32页。

[19]同上，第32页。

[2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1]同上，第34页。

[22]同上，第28-29页。

[23]同上，第40页。

[24]同上，第41页。

[25]同上，第42页。

[26]同上，第43页。

[27]同上，第47页。

[28]同上，第49页。

[29]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30]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4页。

[31]韦伯：《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49页。

[32]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33]韦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6页。

[34]韦伯：《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价值阙如”的意义》，见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35]见Hanno Hardt：Social Theories of the Press: Early German & American Perspectives，pp174-182, London：SAGE Publications, 1979. 感谢南洋理工大学郭振羽教授和耶鲁大学博士生王颖曜同学提供线索和材料。该书在2002年再版，补充了卡尔•马克思论新闻自由的章节。

[36]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1页。

[37]同上，第182页。但是在玛丽安妮的《马克思•韦伯传》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原因，而是更多地提及同行和董事会对该项目和社会学学会的影响和干扰。见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8-481页。

[38]同上，第488页。

[39]同上，第494页。

[40]同上，第496页。

[41]同上，第507-508页。

[42]玛丽安妮•韦伯：《马克斯•韦伯传》，阎克文、王利平、姚中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