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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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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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 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着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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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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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矛盾分析来找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工作重点当前，大学生是接受大学教育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是国家培养的具备综合素质、专业知识的高级人才。这个群体掌握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结合高校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不断变化的新形势，突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一环。校园文化理念体系强调的是塑造校园文化精神，这是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提高教学质量的精神动力，因此，把塑造校园文化精神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在精神的提炼、宣传上下工夫，可以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深入人心，成为推动高校发展的巨大动力。

（二）主要矛盾转化决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工作重点转移主要矛盾不仅能确定工作重点，而且主要矛盾的变化还会决定工作重心的转移。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区分，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互相转化。原来的主要矛盾解决了或基本解决了，其他矛盾就会突出起来，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及时转移工作重心，去完成新的任务，去制定新的工作方法和建立新的价值理念，集中主要力量去解决新的主要矛盾。在高校建设初期，学生的思想建设是高校价值体系的主要矛盾，只有首先“从思想上改进”才能彻底纠正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但是在新时期，从青年学生所处的环境看，他们正处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正置身于利益主体多元、思想道德多元和价值多元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持学生思想的先进性上升为目前的主要矛盾。

（三）矛盾分析时要抓住工作重点的中心环节在众多矛盾中，区分主次矛盾是基础，还要深入到矛盾内部，分析矛盾诸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也就是区分矛盾的主次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矛盾中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仅决定主要矛盾的性质和方向，而且决定着整个事物的性质和方向，是重点中的重点。因此，最重要的是善于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抓住了它，就是抓住了工作重点的中心环节，就能取得好的工作效果。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实践探索方面均取得了积极的成绩，但还存在着一些薄弱之处，矛盾的普遍性还相继存在。如在校园文化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学生的功利意识突出、管理者的思想认识比较片面等现象。文化建设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相辅相成的，在调动学生积极性、增强学生凝聚力、弘扬校园文化价值体系理念的同时，我们要以培养创新型人才为目标，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养成学术自由的风气，只有抓住各种矛盾的中心环节，才能进一步提高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建设推进的科学化研究

（一）加强校园文化理念体系宣传宣传高校思想教育工作是促进校园文化建设不断得到深入的重要手段。文化建设的落实和宣传思想工作是密不可分的，要让体现核心价值的校园文化理念真正进入每个人的头脑，就要落实在每个人的言行上。例如可以推行典型示范，在学生中发现能代表校园精神的闪光的人和集体，抓住他们的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通过典型示范来具体阐述校园文化理念体系，对先进典型进行大力表彰和推广，树立榜样，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推动校园文化建设的开展。

（二）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特点，着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教书育人是高校文化建设的本质所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高校教学工作的基础。而育人是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和魅力，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应有的价值追求，塑造自身的完美的人格。二者是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的。因此，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二者缺一不可。例如在着力提高教学质量和改进教学方法的同时，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建设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融入社会，做到学以致用，并建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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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05.034

The Influence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in China

LIU Hanze， YANG Yant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00）

Abstract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began with the "Socrates question"， the essence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politics is morality， that is politics"， and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information， complex social thought eroding college students， through the study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the human body and soul dualism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order using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philosophy， to seek the nature of goodness i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liminate the weakness of the world of the senses， maintain a positive personality. Training college students' health of mind， noble moral sentiment and development to "benevolence， righteousness， propriety and treatment i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goodness of the Confucian doctrine of loyalty and forgiveness， which enables our students to truly "self-cultivation， regulating the family， country， the world is flat ".

Key words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morality； college students’ education； value orientation

0 引言

古典政治哲学始于“苏格拉底问题”，古典政治哲学是政治与道德合一（政教合一），Leo Strauss向来被认为是古典主义政治哲学的坚定的维护者，而马基雅维利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始祖。①古典政治哲学的精髓在于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创建和维护，人类在精神成长的过程中创建、维持朴素的价值观，认为德性乃是自然主义的道德的伦理学特征。古典政治哲学负载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哲学是国家本质属性的研究，而古典政治哲学更是封建时代背景下对统治者的价值追求，也是对人性的批判和探讨，古典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居于统治地位，其理论一部分是逻辑推导的，一部分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古典政治哲学的方法是辩证的，其根本出发点是通过理智世界的分析把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进行正确的思辨，古典政治哲学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促进作用。②③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复杂的社会思潮侵蚀着大学生的思想，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在人的灵魂与肉体二元论中理解世界的秩序，利用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在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中寻求善的本质，消除感官世界的弱点，把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划分开来，提高大学生的正义感，用哲学的根本原理来实现价值和灵魂的洗礼。

1 古典政治哲学的精神原理分析

东方和西方的古典政治哲学是人类对精神和理性的一个重要的批判性探讨，古典哲学蕴含对人生价值和哲理的思辨，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思考，把人类从理智世界和感觉世界划分开来，实现对人性正义的概念分析。古典哲学中，人的来源是正义的化身，在灵魂与肉体的二元类中，理念世界主宰者世界的秩序，通过感官世界建立正义的理念世界，通过古典政治哲学实现对善的本质的分析。④东方古典哲学则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把老子之道和儒家思想进行知行分析，把柏拉图的思想体系看作是哲学的精神和力量。在人的价值和生存发展中，通过修身齐家实现，治国平天下。古典哲学的修身思想贯穿到整个人类的家庭、家族和种族的发展中，对人类世界观、人生观的认识具有加大的促进作用。古典政治哲学倡导价值和尊严，通过人的尊严的保持，提高个人的品德修养和价值追求，为个人的幸福而努力。可见，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由此提高个人的精神追求和国家的统治，同样对人类的价值培养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培养正确的价值导向。

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政治哲学的分界点为“Machiavelli问题”以及对Machiavelli问题的解释，现代政治哲学藏到政治与道德无关，而古典政治哲学更加强调理性的价值追求，借助理性的发展，实现人类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通过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可以培养大学生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因为古典哲学强调的是人类的具体追求是什么，灵魂与现实的矛盾是什么。通过对人类本性的控制，在严酷的现实世界中，正式人类的欲望和价值的取向，在人类的价值追求中，崇尚“真、善、美”，建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在人类的欲望追求中，力求和平，在不能和平时，可以通过需求适当的助力而非战争。从这一角度较，古典政治哲学为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培养中提供了一种可行的价值参考，在自然状态下建立理性的生活态度、平和的价值追求、健康向上的理想信念。相信人类来自善良的卢梭认为，古典政治哲学要求人要有契约精神，大家在道德范围内保障个人利益，维护自由、平等和人权保障。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性精神追求为大学生价值观的取向和培养提供了可行性参考，在建立的契约社会中实现公平正义。

2 古典政治哲学对大学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分析

随着世界多源思潮的进化和发展，以及网络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发生改变，功利化的价值取向和贪图享乐的价值追求正在侵蚀着当代大学生。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在人的灵魂与肉体二元论中理解世界的秩序，古典政治哲学倡导的真善美和和平的心灵追求等思想，能有效影响和促进大学生良好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的形成，在古典政治哲学的洗礼下，培养大学生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中国乃是儒家之邦，中国哲学的奠基者为孔子和老子，分别为道家和儒家，作为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分支，道家关心的是自然和谐和天地合一，在政治上的无为的态度，在功名和价值追求上为无为而治，该哲学主张虽然最终没有成为中国后来的正统的统治思想，但是其倡导的自然和谐的哲学观点仍然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较好的正面促进意义。

在当今网络社会环境下，各种思想充斥着大学生的生活环境，通过学习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儒家思想，义礼修身，严格尊卑老幼，保持原始的民主性和良好的价值取向，采用古典政治哲学思想指导当前大学生的价值求取向，可以在工作、生活、婚姻和朋友之间形成较好的行为准则。把礼作为修身的基本价值取向，以仁义对人，仁为精神，礼仪为主，礼是因循，仁是创造。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修身指导，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使得广大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道德教育思想，培养人们具有先进的思想、高尚的道德，使得广大的大学生在思想品德、性格心理方面具有较好的价值取向，改变心灵容易受挫，孤僻、自卑的缺点。在大学生的价值取向中寻求善的本质，消除感官世界的弱点，保持人格的尊严，既要承受上天的对苦难的安排，也要奋发图强，努力奋斗。

中国和西方的文明源远流长，古典政治哲学涵盖了中西方的智慧的结晶，中国的儒家正字思想具有强烈的伦理价值取向，对促进我国大学生的道德自律、自我完善方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自古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为使得中国成为世界闻名的礼仪之国，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哲学思想，成为古典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中国传统的古典哲学的学习，以德化人，通过道德的感化，使得广大大学生认识到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人类作为世界的一分子，大学生更是未来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大学生通过古典哲学的指导和引领，结合“修、齐、治、平”的政治主张，在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同时，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尽责尽力。正如儒家的核心思想：“人若不尽其所能完成社会的责任，那么就无法有效发挥自身的特长和天赋”。因此，大学生消需要抵制和舍弃当前功利化和悲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思想，利用古典政治哲学在精神上培养自己的美德，在行动上履行忠恕之道，把仁义付诸实践，发展“仁、义、礼、智”为主要内容的精神和价值追求，兼善天下，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正确的价值取向，全面发展成为高素质的国家栋梁之才。

3 结语

古典政治哲学的精髓为“政治即道德，道德即政治”，古典政治哲学对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具有积极促进作用。通过古典政治哲学的学习，指导当前大学生的价值求取向，可以在工作、生活、婚姻和朋友之间形成较好的行为准则，以仁义对人，仁为精神，礼仪为主，礼是因循，仁是创造，在行动上履行忠恕之道，把仁义付诸实践，使得广大大学生认识到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注释

① 刘亚明.善与可能的善：从古典政治哲学到现代政治哲学的嬗替[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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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为各种感染或非感染损伤引发机体全身炎症反应［1］，是大面积烧伤常见的并发症，在危重烧伤患者中的发生率很高。其中细胞免疫功能下降［2］，是严重烧伤后并发全身性感染、多器官功能受损乃至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何防止严重烧伤后SIRS的发生是整个烧伤治疗过程的重要环节。近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迄今为止烧伤后机体免疫功能紊乱的发生机制并不十分清楚。作者对近年来，在烧伤患者几种主要血清炎症因子研究方面的进展综述如下。

1 急性期反应蛋白

1.1 急性期蛋白（acute phase proteins，APP）的分类 机体对细菌感染和组织损伤的反应分2个时相，一为急性反应时相，其特征是血液中急性时相反应蛋白质的迅速升高；另一为迟缓相或免疫时相，特征是产生免疫球蛋白，随之APP浓度逐渐恢复正常。在疾病急性期升高的蛋白质称为正急性期蛋白，如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血清淀粉样蛋白A（serum amyloida protein，SAA）、结合珠蛋白（haptoglobin，HAP）、α1酸性糖蛋白（α1acid glycoprotein，AAG）、α1抗胰蛋白酶（α1antitrypsin，AAT）、α1抗糜蛋白酶（α1antichymotrysin，α1ACT）、铜蓝蛋白（copperprotein，CER）、补体C3等，而把疾病急性期降低的蛋白质称为负急性期蛋白，如转铁蛋白（transferrin，TRF）、前白蛋白（prealbumin，PALB）、白蛋白（albumin，ALB）等。APP主要功能包括:（1）抑制蛋白酶： APP中，AAG、α1ACT、C1抑制物、α2抗纤溶酶都是蛋白酶抑制物。创伤、感染时，蛋白水解酶增加，而蛋白酶抑制物可以和蛋白酶等摩尔结合，使其失活，因此应激时APP合成增多，保证蛋白酶抑制物能得到补充；（2）凝血和纤溶：APP中纤维蛋白原血浆浓度应激时可升高2.5倍，AAG有抗肝素作用，C1抑制物通过抑制凝血因子的生成抗凝，α2抗纤溶酶使等纤溶酶失活，对纤维蛋白溶解起抑制作用；（3）清除异物：损伤应激时，血中会产生各种异物包括组织坏死产物、细菌及其代谢产物等，在特异免疫形成前，APP中某些物质尤其是CRP起到清除异物重要作用；（4）其他作用：抑制免疫反应和炎症产生等。

1.2 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 CRP 是一种由肝脏合成的急性时相蛋白，研究已经证实，CRP 水平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机体对损伤的应激能力，且具有调节炎症过程和防御感染性疾病的作用［35］。正常CRP 血清值仅为8 mg·L-1以下，在组织损伤情况下特别是细菌感染时，CRP 在4～6 h内迅速增加，36 ～50 h 达高峰，峰值可为正常值的数百倍甚至上千倍;其半衰期较短(4～6 h)，随着炎症的消退也很快降低，是反应机体感染的敏感指标之一［6］。范友芬等［7］观察30例严重烧伤患者，发现伤后12 h迅速升高，血清CRP值超过正常值数倍至数十倍，但未见超过百倍以上。原因可能是烧伤所产生的坏死组织较多，感染程度较重，细菌及其产物的负荷增加，CRP在清除这些外源性和内源性异物时消耗较多，同时严重烧伤早期患者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CRP也可经创面丢失，为此，血液中CRP含量升高程度也不如其他创伤。

对切削痂术后患者血清CRP水平监测的结果表明，术前逐渐下降了的血清CRP值，术后迅速升高，甚至超过伤后的最高值，这说明手术损伤可能是烧伤后又一次应激反应。但随着创面修复或自体皮、异体皮、异种皮的覆盖，血清CRP水平值亦逐渐下降。对比未进行治疗患者，CRP下降速度有显著性差异，而且CRP下降缓慢、徘徊不定或先降后升提示病情复杂，说明对于烧伤患者的病情评估和预后判断，具有一定临床价值。同时，在烧伤患者中CRP的变化与损伤反应的关系较之与感染关系更为密切。CRP的变化主要反映组织损伤的程度而不能预示脓毒症的易感染性或作为判断脓毒症的指标。

1.3 补体 Nijsten［8］通过对13例严重烧伤患者的血浆检测，以C3a、C3dg代表补体C3的活性，在患者不同时期，C3活性升高与烧伤程度没有关系，而汪道新等［7］的实验则表明烧伤后C3不但未见升高，反而下降，其下降程度与持续时间和烧伤程度有关，并认为烧伤后早期就发生补体系统激活，且烧伤后早期补体系统激活而C3消耗并非CRP引起。有学者认为在烧伤总面积>30% 或III度面积>15% 的患者中发现水泡液中含有大量C3，而血清C3水平在伤后4 周内仍低于正常值。表明血清中C3经开放的烧伤创面丢失是烧伤后血清C3下降的另一原因。目前普遍认为烧伤患者血清C3水平下降［9］，且恢复速度与烧伤严重程度负相关。对烧伤患者补体C4的跟踪观察，得到同样的结论。

1.4 免疫球蛋白 在重度烧伤患者中，血清IgG、IgA、IgM于烧伤后均迅速下降，以IgG下降最为明显，于1周恢复正常，IgA于伤后1周左右开始恢复，约2周恢复正常，IgM波动在正常范围下限，在败血症发生前或同时，球蛋白下降与烧伤严重程度有关，烧伤愈重下降愈明显。Candor提出IgG下降与烧伤死亡率有很大关系，降低到正常的35%，是死亡的危险边界。血清中免疫球蛋白下降的原因，与产生抗体的B淋巴细胞所必需的辅T细胞减少，抑制性T细胞增多有关。同时与分解增加、毛细血管外漏、B细胞系统过度消耗有关。

1.5 其他急性时相反应蛋白 TRF、CER、PALB、ALB在烧伤患者血清中的变化基本一致，在烧伤后1周内降低显著，在2～3周开始恢复，恢复速度与烧伤严重程度相关。TRF在体内起到调节铁代谢的功能，目前认为烧伤患者血清TRF降低与脓毒症危险性相关，低于正常值的60%似乎是脓毒症危险性增高的临界水平。CER是一种糖蛋白，血循环中，细胞可以利用CER分子中的铜来合成含铜的酶蛋白比如单氨氧化酶、抗坏血酸氧化酶等，同时CER本身还具有抗氧化作用，早期浓度降低可能是患者组织过氧化损伤的原因之一。PALB和ALB的降低主要反应了患者蛋白丢失程度以及肌体营养状况。ATT在烧伤患者各时期均显著性升高，和烧伤严重程度相关，但对同程度患者时间上无显著差异，HAP升高出现在烧伤7 d后，和病情严重程度以及时间无明显相关。

2 细胞因子（Cytokines）

2.1 细胞因子分类 严重烧伤引起的休克和细菌感染等因素，可激活体内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炎性细胞，生成和释放大量细胞因子，被认为是导致伤后SIRS的重要发病基础，也是当前烧伤死亡的主要原因。烧伤后炎症反应的发生发展主要取决于多种炎症递质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或称之为“瀑布效应”）的结果［10］。低浓度的炎症递质及细胞因子对机体的损伤起保护性作用，但持续高浓度的细胞因子可破坏免疫功能，导致过度的全身炎症反应。近年来研究表明，严重烧伤后血中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IL6、IL8等炎症递质的变化表现为伤后第1天至第3天`迅速升高并达到或接近峰值［11］，早期升高都是因休克所导致的组织缺血、缺氧和烧伤组织坏死等应激反应产生；此后居高不下则是由细胞因子间相互作用以及烧伤早期和感染期来自肠道和创面内毒素引起［12］。机体所产生高浓度的TNFα、IL2、IL4、IL6、IL8等炎症递质，一方面与炎症细胞相互作用，加重局部炎症反应；另一方面，高浓度的TNFα可激活细胞因子级联反应，进一步诱发炎症递质的释放，整体上它们呈正相关；炎症递质的大量释放，必然导致较早期反应更为剧烈的SIRS，使机体进入“脓毒症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反应开始从“有序”转向“失控”，进一步发展到不可逆转的多器官系统功能衰竭阶段。Peng［13］的研究证实，通过治疗，血清中各种细胞因子都有明显下降。因此，动态观察严重烧伤患者各种细胞因子水平变化有助于病情的评估及预后判断［14］。

2.2 TNFα TNFα是由激活的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产生的内源性细胞调节因子［15］，是介导炎性反应的主要因子。枯否细胞( Kupffer cells，KCs)是组成机体单核巨噬细胞系统最大的群体，占全身单核巨噬细胞总数的80% ～90%［16］，目前认为烧伤后TNFα主要来源于肝脏KCs［17］。严重烧伤后，在伴有低血容量性休克时，内毒素大量增加，可刺激TNFα水平升高，并与烧伤的严重程度及预后关系密切。随着烧伤面积的增加，TNFα水平也随之升高，机体发生感染的可能性相应增大。

2.3 白细胞介素

2.3.1 IL2 CD4T 细胞( Th1) 产生的IL2具有广泛的免疫调节作用，是免疫网络中最关键的淋巴因子之一，IL2 能促使T 细胞增殖和IL2 受体的表达，促进和增强NK细胞杀伤靶细胞，而NK细胞在IL2 的刺激作用下，又可以分泌增强杀菌活力的γ干扰素。另外，IL2也是使T 细胞激活并进入细胞分裂的关键成分，而T细胞的活化又制约着整个特异性免疫应答，表明了IL2 通过激活调节T、B 淋巴细胞的增殖及功能而发挥免疫效应［18］。体内IL2 水平的变化可以反映机体免疫状况，端龙胜等［19］对65例烧伤患者研究观察表明，轻度烧伤不会对IL2有明确影响，而中等程度以上烧伤则可导致患者外周血IL2下降，且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持续时间与烧伤严重程度相关。认为通过IL2的水平观察，对烧伤病情的监测、免疫状况及预后的评估可能有着一定的临床意义。

2.3.2 IL6 IL6由单核巨噬细胞、Th细胞产生，也可由表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产生［20］。其生物学作用是急性期反应的诱发因子，刺激肝脏合成CRP、C3等；促进炎症反应、促进B细胞分化和抗体形成；协助T细胞产生IL2及受体的表达。Yamada［21］认为在严重烧伤的整个病程中，IL6水平持续升高与脓毒症和患者的死亡有关。并发脓毒症或有全身性感染时，IL6水平有明显增高，同样在并发SIRS 时IL6的水平也明显地增高。IL6基因为NF-κB依赖性的，烧伤后血液中IL6蛋白水平的增高，可能是免疫细胞中NFκB的活化介导基因转录增加，致使蛋白翻译增加所致。动物实验表明，IL6在严重烧伤后肠道菌群移位的发病机制中起有一定的作用。当IL6过度增加时，机体炎症反应过度强烈，免疫功能受抑制，机体对感染的敏感性增加。吕海建［22］在利用重组人生长激素对烧伤患者的治疗观察表明，IL6水平的检测，可以用于烧伤的治疗效果以及预后判断。

2.3.3 IL8 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亦可来自表皮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是与中性粒细胞激活及趋化有关的细胞因子，IL8过度增高导致白细胞过度激活，是中性粒细胞活化与迁移的重要调节因子。除IL8本身是重要的致炎因子外，并且TNF、IL1、IL6等细胞因子致炎作用的发挥依赖IL8的存在，因此IL8在机体血清中的水平对炎症的发生、发展与转归有重要意义。烧伤后和烧伤后延迟复苏均能诱导机体产生大量的IL8；IL8水平与烧伤面积大小、烧伤严重程度以及是否延迟复苏呈正相关；如果持续增高可导致炎症反应加重，并可能启动中性粒细胞介导的血栓形成，引起组织进行性坏死。

2.3.4 IL10 IL10是由T辅助细胞(Th) 等多种细胞产生和分泌的细胞因子［23］。Th1 可以产生干扰素、IL2和TNF;而Th2产生IL4、IL6和IL 10。IL 10具有抑制B 细胞分化、减少细胞因子产生的作用，从而降低机体免疫功能。烧伤后感染是否涉及IL 10 作用，目前研究不多。有报道认为烧伤后血浆IL 10 水平升高，且与烧伤总面积及III 度创面有密切关系，且提示IL10水平可能与感染的发生和发展有关［24］。IL 10水平急剧升高可能是感染患者预后不良的信号之一，并可能与患者引发脓毒症并导致死亡有关［25］。

2.3.5 IL12 IL 12 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和B细胞在细菌及细菌产物、细胞内寄生虫的诱导下产生，是Th1细胞成熟分化的必要因子。离体实验证明烧伤后鼠脾细胞产生IL12的能力下降56.5%，IL12 mRNA 的表达下降90%［2］。有作者认为烧伤后Th1细胞产生IFNγ、IL2 相对Th2细胞产生IL4、IL10的能力降低，与IL12产生减少有关。研究表明血浆IL12水平在伤后48 h最低，此时正是烧伤患者容易发生感染的阶段，并且其水平降低与烧伤创面大小相关。在使用免疫增强剂后，IL12水平有所恢复［26］。

2.3.6 IL18 Coban［27］通过对8例烧伤患者血清IL18、IL6、TNFα 的研究发现，烧伤后3种因子同时增高，而且三者之间有显著相关性，这是对烧伤患者IL18的研究首次报导。

2.4 细胞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 ICAM1是介导白细胞与内皮细胞黏附的关键因子，作为众多黏附分子中的一种，在正常（非激活）情况下，内皮细胞仅含少量ICAM1，但在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白介素、内毒素等的刺激下，即可明显升高。有实验表明，在烧伤后30 min ICAM1开始表达，2 h表达增强，到72 h表达减弱［28］。为早期防止ICAM1造成的损伤提供了时间上的依据。

有作者提出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对烧伤患者感染并发症具有辅助诊断价值，对严重烧伤患者伤后进行连续的血浆PCT监测，有利于预测和辅助诊断烧伤后感染并发症。

总之，目前对于烧伤后引起的炎症反应很多学者都做出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工作，对于血浆中一些蛋白和细胞因子的连续监测，对病情的发展、疾病转归以及预后的判断都有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仍然有很多机制不是很明确，同时，也有待于更敏感更有意义的血浆指标的出现。

参考文献

［1］ 孙东明，程亚颖，井丽娟，等.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儿血内毒素、脂多糖结合蛋白/脂多糖受体水平变化的意义［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7，22（6）：426427.

［2］ Edward RS，Toliver K，et al.Mechanisms of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J］.Best Pract Res Clin Auaesthesiol，2004，18（3）：385405.

［3］ 苏赞彩，王 优，唐兰芬.环孢素对哮喘大鼠C反应蛋白、转化生长因子β1、基质金属蛋白酶类及其抑制剂表达的影响［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6，21（16）：10781079.

［4］ 单 英，郑成中，秦 炯，等.缺氧缺血性脑病新生儿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与血小板参数的变化及其临床意义 ［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6，21（12）：751752.

［5］ 付红敏，王剑锋，李 平，等.非感染性疾病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儿血C反应蛋白、vW因子的变化［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6，21（12）：743，776.

［6］ Jaye DL，Waites KB.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Creactive protein in pediatrics［J］.Pediatr Infect Dis J，1997，16(8):735746.

［7］ 范友芬，许小敏.严重烧伤患者早期血清C 反应蛋白的变化［J］.浙江实用医学，2006，11（1）：25.

［8］ Nijsten MW，Hack CE，Helle M et al.Interleukin6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humoral immune response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in burned patients［J］.Surg，1991，109(6):761767.

［9］ 张素华，郑风琴.烧伤后血清、水泡液中免疫球蛋白、补体的变化［J］.职业与健康，2004，20(2):4141.

［10］ 盛志勇，郭振荣.危重烧伤治疗与康复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80183.

［11］ Marius G.Dehne， Armin Sablotzki， Andreas Hoffmann et al.Alterations of acute phase reaction and cytokine production in patients following severe burn injury［J］.Burns，2002 28(6):535542.

［12］ 陈晓东，王顺宾，江琼，等.内毒素对严重烧伤后细胞因子、可溶性粘附分子及sFas/ sFasL的影响［J］.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04，13(7):470473.

［13］ Peng YZ，Yuan ZQ，Li HB.Removal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and endotoxin by venovenous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for burned patients with sepsis［J］.Burns，2005，31（5）：623628.

［14］ Finnerty CC，Herndon DN，Przkora R et al.Cytokine expression profile over time in a mouse burn model［J］.J Surg Res，2006，130（2）：323324.

［15］ 史 宏，李晓静，徐 鸣，等.过敏性紫癜患儿血浆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8变化及低分子肝素干预治疗的影响［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6，21（20）：13941395.

［16］ Vittimberga FJ，Nolan B，Perugini RA，et al.Laparoscopic surgery and Kupffer cell activation［J］.Surg Endosc，2000，14(12):11711176.

［17］ 陈旭林，夏照帆，韦 多，等.p38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转导通路在严重烧伤大鼠枯否细胞肿瘤坏死因子α和白细胞介素1β产生中的作用［J］.中华外科杂志，2005，43（3）：185188.

［18］ Schwacha MG.Macrophages and postburn immune dysfunction［J］.Burns，2003，29(1):114.

［19］ 端龙胜，吕大伦，崔 凡，等.烧伤对外周血T 淋巴细胞增殖和白细胞介素2 产生的影响［J］.皖南医学院学报，2005，24（3）：197199.

［20］ 满宜刚，李自普，舒志荣.病毒性脑炎患儿白细胞介素6和肿瘤坏死因子α的变化及其干预措施［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6，21（12）：787789.

［21］ Yamada T，Hisanaga M，Nakajima Y，et al.Serum interleukin 6，interleukin8，hepatocyte growth factor，and nitric oxide changes during thoracic surgery［J］.World J Surg，1998，22(8):783790.

［22］ 吕海建，孟 宏，方向京，等.重组人生长激素治疗严重烧伤患者的研究［J］.中国基层医药，2006，13（1）：5455.

［23］ 唐翠兰，周 舟.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携带儿童血清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培养上清干扰素γ和白细胞介素10的水平及其意义［J］.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6，21(17):11621163.

［24］ Yeh FL，Lin WL，Shen HD Changes in circulating levels of an antiinflammatory cytokine interleukin10 in burned patients［J］.Burns，2000，26(5):454459.

［25］ Yeh FL，Lin WL，Fang RH.Deficient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 and interleukin10 responses contribute to the septic death of burned patients［J］.Burns，2002，28（7）：631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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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疆;高脂血症;中医证型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TCM syndrome in patients with hyperlipemia in Xinjiang. Method Five hundred and twenty-two hyperlipemia patients during January 2008 to July 2008 in Xingjia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were observed， and their TCM syndrom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in sex and age was analyzed. Result Phlegm-turbidity syndrome is the main syndrome in hyperlipemia patients of Xinjiang. Conclusio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TCM syndrome of Xinjiang hyperlipemia patients is related to the region， climate and diet structure of Xinjiang.

Key words：Xinjiang;hyperlipemia;TCM syndrome

高脂血症主要表现为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降低。血脂异常是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促发因素，为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首要病因。为加深对高脂血症的认识和研究，我们对2008年1-7月本院国家级心血管重点专科收治的522例高脂血症病例进行了中医辨证分析，并就证型特点作了初步探讨。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08年1-7月住院患者。522例患者中，男323例(61.88%)，女199例(38.12%);平均年龄(61.16±12.39)岁。

1.2 合并病种

冠心病203例，占39%;高血压162例，占31%;糖尿病68例，占13%;慢性支气管炎10例，占2%;脑梗死10例，占2%;其他13%。

1.3 西医诊断标准

高脂血症诊断参照2007年《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1]：血清TC>5.72 mmol/L(220 mg/dL)或/和血清TG>l.7 mmol/L (150 mg/dL)或/和血清LDL-C>3.64 mmol/L(140 mg/dL)或/和血清HDL-C

1.4 辨证分型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2]，结合本院临床经验将所有病例辨证分为4型。秽浊痰阻证：主证为头重，肢体困重，舌质淡红，苔白腻，脉滑;次症为食少多寐，胸闷恶心，口干而不欲饮，形体肥胖或偏胖，呕吐痰涎。气滞血瘀证：主证为时常头痛眩晕，时常胸闷或时有胸痛，舌质黯或有瘀斑，脉涩或结代;次证为失眠心悸，面唇紫黯，耳鸣耳聋，胁肋不适或刺痛。脾胃虚弱证：主证为乏力气短汗出，舌淡，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薄白或腻，脉细弱;次证为面色萎黄少华，纳食不馨，胸膈痞满，大便溏薄。肝肾阴虚证：主证为眩晕，耳鸣，腰膝酸软，五心烦热，舌质红，苔少，脉细;次证为头痛，胁痛，健忘，目涩。

1.5 纳入标准

①符合高脂血症西医诊断标准者。②符合中医辨证分型标准。③原发性高脂血症。

2 研究方法

2.1 检测指标与方法

空腹肘静脉取血检测TG、TC、HDL-C、LDL-C，由本院检验科完成，采用全自动生化仪(日立7600)检测。

2.2 统计学方法

将患者的姓名、性别、族别、年龄、中医证型等资料录入计算机，在Excel软件支持下建立数据库，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3 结果

522例高脂血症患者各证型构成比见表1。不同性别高脂血症患者证型分布特点见表2。不同年龄高脂血症患者中医证型分布特点见表3。表1 高脂血症患者中医证型分布表2 不同性别高脂血症患者中医证型分布(例)表3 不同年龄高脂血症患者中医证型分布(例)由表2可见，不同性别的高脂血症患者中医证型分布均以秽浊痰阻型居多，平均占总构成比的66.09%;男性、女性患者秽浊痰阻型分别占其构成比68.73%、61.81%。不同性别的高脂血症患者中医证型分布无明显差异，χ2=6.19，P=0.103>0.05。由表3可见，不同年龄的高脂血症患者中医证型分布均以秽浊痰阻型居多，平均占总构成比的66.09%;不同年龄组高脂血症患者秽浊痰阻型分别占各自构成比的68.97%、65.22%、62.73%、65.45%、67.65%、79.17%。不同年龄的高脂血症患者中医证型分布无明显差异，χ2=14.71，P=0.473>0.05。

4 讨论

高脂血症属于中医“痰浊”、“血瘀”范畴。从病证分布角度认为，本病散见于胸痹、眩晕、心悸、肾痹、风痱[3]。众多医家对高脂血症进行分型论治，由于采用的辨证体系、分型层次、学术流派等不同导致所分证型有所差异。由于新疆所处地域、气候的特点，其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与内地多有不同，其高脂血症的辨证分型也有特殊之处。通过我们对522例高脂血症患者中医证型的归纳和分析，发现新疆高脂血症患者以秽浊痰阻证多见。这与新疆的地域、气候、饮食结构相关。

新疆西北风盛行，扬尘、扬沙以及沙尘风暴频作，居民易感受沙尘、花粉之邪，秽浊自外而入;又新疆居民多嗜好吸烟，烟草为辛热之品，最易损伤肺脏，更加导致津液代谢失常，而肺与大肠相表里，燥邪伤津气，肠道津枯，失其濡润，大肠传导失职，秽浊自内而生。

新疆居民有其特有的饮食习惯，以肥甘厚味、辛辣炙煿之品为主，喜食牛羊肉、高脂、高糖、高蛋白制品，且喜饮烈酒，少食蔬菜等副食品。肥甘厚味太过则伤脾胃，因肥能生热，甘能缓中，肥性滞，甘性缓，肥甘可窒碍胃肠，影响脾胃升降，阻滞中焦，使中阳不运而生湿，湿又生痰化热，形成湿热和痰热之患;肥甘厚味可助阳生气生阴，生阴者，转化为脂液，浸脉道，而血脉不利，气之运行不畅，气结血瘀，痰浊阻滞脉道，进而阻遏经气运行致心脉不畅，而过度饮酒，酒热之气损伤脾胃，酿成内湿内热，促成本病。另一方面，随着新疆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新疆居民体力劳动减少，脑力劳动增加，而膳食中动物性和油脂类食物不断增加，致使营养过剩，脾胃功能受损，水湿不运，积湿生热，痰浊内生。

上述原因使脾肺功能受损，脾失运化，肺不布津，从而内生痰浊;津液代谢障碍，水液停滞，则聚而生痰湿秽浊。痰湿秽浊阻滞脉道以致气血运行不利，故而发病。

本研究通过对本院522例高脂血症患者进行分析，归纳出新疆高脂血症患者中医证型分布特点以秽浊痰阻证多见，其与年龄、性别无相关，说明新疆的地域特点与此密切相关，也充分体现了《内经》因地制宜的思想。本课题是对新疆高脂血症患者中医证型的初步分析，为加强对新疆高脂血症患者的认识和研究提供参考，可为丰富高脂血症的中医辨证分型及制定防治方案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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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2–微球蛋白属中分子物质。肾功能衰竭时β2–微球蛋白清除障碍，导致患者血清β2–微球蛋白明显上升1，从而导致侵蚀性关节病变、胃肠道出血、穿孔、心肌病变等并发症2。在透析时间超过20年的患者中，β2–微球蛋白淀粉样变的发生率可达100%3。

目前对于β2–微球蛋白淀粉样变尚缺乏特效的药物治疗方法，多以非甾体类解热镇痛剂等缓解症状为主。晚期需依赖外科手术治疗。因此，预防血β2–微球蛋白的升高更有重要意义，目前推荐的预防措施主要包括：一是通过透析有效清除循环β2–微球蛋白；二是避免由透析膜生物不相容性以及透析液中内毒素所致的β2–微球蛋白释放增加4。

二、 不同透析方法对血β2–微球蛋白作用的讨论：

1、 普通血液透析：

车华等5发现普通血液透析后患者血β2–微球蛋白水平有所下降，但未能恢复至正常。马胜银等6研究表明普通低通量血液透析后β2–微球蛋白浓度反而较透前升高，与国外报道相一致7。

血液透析仅能清除分子量小的物质，极少量的对流作用对中大分子物质清除效果差。β2–微球蛋白不能通过低通量透析膜，仅能在膜表面被少量吸附，清除极为有限8。另外，如果血液透析水质不纯及使用生物相容性差的滤器，均可促进β2–微球蛋白的合成及释放9。

2、 高通量与低通量透析的比较：

赵秀娟10等比较了30例患者使用高、低通量透析器在单次血液透析后的结果，高通量组透析前后β2–微球蛋白下降率更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马胜银等6对高、低通量血液透析4周后血β2–微球蛋白的变化进行比较，低通量透析组透析4周后血清β2–微球蛋白较首次透析前升高，而高通量组透析4周后较首次透析前血清β2–微球蛋白浓度明显降低。

上述结果提示高通量透析器对血β2–微球蛋白的清除更有优势。这是由于高通量透析器膜的孔径大，对β2–微球蛋白清除率高；同时合成膜不对称、疏水的特性使其吸附能力强，例如对于聚砜膜来说，吸附的β2–微球蛋白占清除总量的17%11。低通量透析器对于β2–微球蛋白的清除率20ml/min12。

3、 血液透析、血液灌流、血液透析滤过等方法之间的比较：

黄洪涛等13比较了HD、HP+HD、HDF的治疗效果，结果3组在单次治疗后血β2–微球蛋白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HP+HD组、HDF组下降优于HD组，HP+HD组与HDF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血液透析滤过均能有效清除血β2–微球蛋白。

Leypoldt比较了高通量透析、血液滤过（HF）及HDF对β2–微球蛋白的清除。结果显示，HF后稀释法对β2–微球蛋白的清除率是HFHD的3倍，前稀释法的清除率高于后稀释法；HDF对β2–微球蛋白的清除率是HFHD的4倍，前稀释法和后稀释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

Lornoy等11发现只有在HDF的置换液流速上升至60ml/min以上时，HDF对β2–微球蛋白的清除才显著优于HFHD。虽然HFHD对于β2微球蛋白的单次清除量不如HDF，但患者多每1～2周进行1次HDF，清除量有限，若用每周3次的HFHD代替原先普通低通量血液透析加HDF的治疗方式，每周可清除更多β2–微球蛋白，这便是HFHD的优势所在15。

血液透析滤过利用弥散和对流原理，应用生物相容性好、通透性高的合成膜，故对小、中、大分子物质均有良好的清除作用8，可有效清除β2–微球蛋白。血液灌流对于中分子物质具有较强的非特异性吸附作用，具有吸附容量大、吸附速率快、机械强度高等特点，对β2–微球蛋白有良好的清除效果16。

因此，预防β2–微球蛋白淀粉样变的形成可采用HDF、高通量血液透析、血液灌流等方法。

参考文献

[1] 季大玺. 高通量血液透析的可能益处[J]. 中国血液净化，2005，4（7）：349-351.

[2] Granollerasn C. β2-Microglobulin（β2-MG） removal Which is the best way. Blood purif 1988，6：346.

[3] Jadoul M. Dialysis-related amyloidosis： importance of biocompatibility and age [J]. Nephrol Dial Transplant，1998，13： 61-64.

[4] 蒋建平，侯凡凡.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β2–微球蛋白沉淀病.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01，21（4）：240-241.

[5] 车华，兰天彪. 31例尿毒症患者血液透析前后血中β2–微球蛋白和T淋巴亚群的变化. 临床内科杂志，2006，23（1）：52-53.

[6] 马胜银，刘朝阳. 不同透析方法对血液透析患者血清骨钙素、降钙素、甲状旁腺素及β2–微球蛋白清除的影响. 蚌埠医学院学报，2009，34（12）：1085-1087.

[7] WhehleB， Bergstrom. Beta2-microglobulin（β2-MG）before and after hemodialysis（HD） [J].Kidney Int，1998，33（3）：760.

[8] 张启蒙，李杰，阿斯亚，等. 不同血液净化方法对尿毒症患者血β2微球蛋白清除观察[J]. 中国血液净化，2009，8（3）：152-154.

[9] 王志刚. 血液净化学. 第2版. 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488-489.

[10] 赵秀娟，冯英海，赵晓洁等. 不同超滤系数的透析膜对血液透析患者血β2–微球蛋白和血磷清除效果的影响.中国血液净化，2005，4（5）：275-276. 

[11] Lornoy W， Because I， Billouw JM， et al. On-line haemodiafiltration. Remarkable removal of β2--microglobulin. Long term clinical observation [J]. Nephol Dial Transplant，2000，15（Suppl 1）：49-54. 

[12] Eknoyan G， Beck GJ， Cheung AK， et al. Effect of dialysis dose and membrane flux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J].N Engl J Med，2002，347：2010-2019.

[13] 黄洪涛，李红梅.不同血液净化方式单次治疗对血液透析患者血清β2–微球蛋白和甲状旁腺激素的影响. 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2009，24（2）：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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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7）06-0014-05

在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大背景下，积极发展非学历技能培训已经成为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途径。相对于学历教育，非学历技能培训面向的学习者更是背景各异，涉及在职职工、失业人员、在校大学生及农村劳动力等多类人群，对不同类别学习者的特征及学习需求进行调研分析，挖掘学习者特征与学习需求之间的关系，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对策，是非学历技能培训应重视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文献综述

关于非学历技能培训学习者的特征与学习者需求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关于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研究与国际比较

夏怡然对农民工在职培训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在职培训需求表现出的显著异质性，提出农民工培训政策的制定应注意个体差异导致的农民工人力资本差距扩大的问题[1]。

姚金蕾等对美国、法国等国家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的研究与实践状况进行总结，结合我国相关研究，从比较分析的视角提出具体方略，以促进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2]。

朱琳对外来务工青年的群体特征、务工状况和职业培训需求进行了实证分析与研究，指出培训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提出满足青年务工者的职业培训对策建议[3]。

（二）关于职业技能培训影响因素的研究

杨晶等通过对江西省数据的调研，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存在不一致现象，进而深入挖掘促进两者一致性的正面因素以及导致不一致现象的负面影响因素，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参考和依据[4]。

丁煜等从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收入水平等变量入手分析对于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为其他研究提供参考[5]。

杨晓军根据农民工技能培训状况的调研结果，分析了影响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性别、年龄、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等对其培训意愿产生影响[6]。

通过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关于职业技能培训学习者及学习需求的研究中，较少考虑到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等因素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差异性影响，对于学习者各特征间的相关性也没有涉及，导致无法深入挖掘学习者背景性特征对于其培训意愿和需求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分析

从2015年开始，天津市面向45岁以下企业中青年职工、院校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开展“百万技能人才培训福利计划”（以下简称“福利计划”）。作为承担“福利计划”的培训机构，我校目前已承担数十个工种的培训任务，累计培训数万人次。

通过“福利计划”的实践发现，不同背景（性别、学历、民族、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年龄段）的人群对于所学工种和晋升等级的需求差异较大。为甄别这些差异，并对导致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我们随机抽取了“福利计划”培训班期中的98个班期共计4 525培训人次进行数据分析与实证研究，以期发现学习者背景性特征之间以及与其学习需求之间的关系，为今后制定更切实有效的培训对策提供参考和依据。

本研究使用SPSS13.0英文版首先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期发现各工种和晋升等级中人群分布的规律，又对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以期发现与学习者需求相关性较高的学习者特征。

（一）数据初步统计

为了解学习者特征及分布概r，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初步统计，对学习者特征及学习需求的数据进行了总体分析。

1.学习者特征数据的总体情况

我们将学习特征划分为性别、学历、人员类别、年龄段、户口性质、行业和民族等。

根据在职人员的户口性质，将其分为本市城镇户口、本市农村户口、外省城镇户口和外省农村户口。失业人员是指户口性质为本市城镇、已进行失业登记且未再就业的人员。农村劳动力是指户口性质为本市农村且未就业的农民。 国资系统主要指国有资产、国有控股、全民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商务系统指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港澳资的企业；中小企业指个体工商户、集体所有制、个人参股和民营企业；其他，指无工作单位的大学生、失业人员或农村劳动力。

各特征统计项数据见表1。

从总体来看，男女学习者人数分别为49.6%和50.4%，两者几乎平衡；大专以下学历人群占较大比重，而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仅占8.9%；在职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相当大的比重（分别为57.3%和40%），而在校大学生和失业人员所占比重较小（分别为1.7%和1.0%）；约89.1%的学习者年龄段集中分布在20岁至50岁之间；从总体来看，本市户口人员占培训人员总数的92.1%；来自于中小企业的在职人员和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在校大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比重较大（分别占32.6%和42.7%），而来自于国资系统和商务系统的在职人员占比重较小（分别占2.4%和16.3%）；培训人员共覆盖9个民族，汉族人员占绝大多数。

2.工种数据总体情况

选择学习各行业的人数和比例统计结果如下页表2所示。从行业选择来看，学习者人数较多的工种行业包括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农、林、牧、渔业，制造业也占据一定比例，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人数仅占4.4%。

3.等级数据总体情况

学习者职业资格等级晋升分布情况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晋升初级和高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分别占53.8%和43.4%，x升中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仅占较少部分。

（二）工种及等级内部分布情况

为了解各工种及等级人群分布规律，我们分别对各工种和等级的人群分布情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

1.各工种内部人员分布情况

性别分布情况：由于职业特殊性，个别工种（保育员、茶艺师、服装制作工）女性学习者占多数外，其他工种内部男女学习者之间的数量差异几乎可以忽略；学历分布情况：不同工种内学历分布差异较明显，茶艺师、计算机软件产品检验员和可编程序控制系统设计师三个工种的学习者学历普遍较高，大部分人都在大专以上学历，其余工种的学习者学历普遍集中在中专及以下；人员分类情况：不同工种间各类别人群分布差异性较明显，每个工种基本上集中覆盖2―3个类别人群，其中养老护理员以及农、林、牧、渔业的三个工种和制造业（机械）的两个工种集中分布在农村劳动力这一人群中，其他工种基本集中分布在在职人员中；年龄段分布情况：各工种人员年龄分布情况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户口性质分布情况：各工种人员户口性质分布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本市户口人员占大多数；行业分布情况：除茶艺师外，其余各工种内部人员基本集中在一个行业，分布十分集中；民族分布情况：民族分布情况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

2.各等级内部人员分布情况分析

性别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男女学习者基本持平，与总体情况基本吻合；学历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学习者学历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中专和初中学历人群中，初级和高级在各个学历层次均有人群分布；人员类别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类别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本市在职农村人员这一人群中，初级人员主要分布在农村劳动力中，而高级人员主要分布在各类在职人员中；年龄段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年龄段分布差异不大，不同等级在不同年龄段均有分布；户口性质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户口性质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本市农村户口人员中，初级人员和高级人员主要分布在本市农村户口人员中，但本市城镇户口人员也占据一定比重；行业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所属行业分布差异较大，其中中级人员仅分布在中小企业中，初级人员主要分布在无工作单位人群中（在校大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高级人员主要分布在中小企业中，但来自商务系统的人员也占据一定的比重；民族分布情况：各等级内部人员民族分布情况同总体情况基本吻合，汉族人员占据绝大多数。

（三）学习者特征与学习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探索学习者各特征间以及学习者特征与工种、晋升等级需求之间的关系，我们对学习者各特征间及其与学习需求的相关性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期发现相关性较高的学习者特征以及与学习需求相关性较高的学习者特征。

一般认为，相关系数低于0.3为弱相关，相关系数在0.3和0.8之间为中度相关，相关系数大于0.8则为高度相关。由下页表4可知，两两之间存在显著中度或高度相关的学习者特征有：学历与人员类别、学历与年龄、人员类别与户口性质、人员类别与所属行业。与学习者对于所学工种和晋升等级需求存在显著中度或高度相关的学习者特征是人员类别和所属行业。

三、研究结论

根据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我们在以下方面得出初步研究结论：

从工种选择上来看，与民生相关的行业，如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或者新兴技术产业，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成为当前职业技能培训的热点。

从晋升等级上来看，晋升初级和高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数量基本持平，而晋升中级职业资格的学习者数量相对较少。“福利计划”要求晋升中级和高级的学习者需要在其原等级的从业职业年限达到一定要求，晋升等级越高则要求相关从业年限越长，而晋升初级无此项要求。这一现象反映出学习者中无相关从业年限的人数和具有较长相关从业年限的人数较多，而具有一定相关从业年限并符合中级晋升要求的学习者人数较少，学习者相关从业年限呈现两极分化现象。

学历、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四个因素对非学历技能培训学习者的需求产生了较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非学历技能培训学习者中低学历人群占据相当大的比重，且不同工种和等级间学习者学历分布差异较明显；在职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相当大的比重，而在校大学生和失业人员占比较小，且不同工种和等级间各类别人群分布差异性较明显；本市户口人群占绝大多数；所属行业来自于中小企业的在职人员和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在校大学生、失业人员和农村劳动力）占比重较大，而来自于国资系统和商务系统的在职人员占比重较小且各工种和等级内部人员基本集中在一个行业，分布十分集中。性别、年龄和民族因素对于学习者学习需求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对学习者需求产生显著影响的各特征之间相互影响，如学习者人员类别与其学历、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人员类别和所属行业是影响学习者需求的关键因素。

四、对策建议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和研究结论，结合天津市职业技能培训现状，从以下方面提出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的对策。

（一）根据学习者特征建立分层次、分类别、分行业的培训机制

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学习者自身背景性特征会对其培训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在培训前应做好培训需求调研，关注学习者自身特征对其需求产生的不同影响，根据学习者学历层次、人员类别、户口性质和所属行业的不同，建立分层次、分类别、分行业的培训机制，做好培训的顶层设计，结合学习者的行业分布、职业特长和类别制定差异化的培训对策，以期将培训效果落到实处。

（二）充分发挥高校在职业技能培训中的重要作用

当前，职业技能培训中在校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等学校在职业技能培训中无用武之地。 应扩大职业技能培训在高校学生中的覆盖面，吸收更多高校学生参与培训，为他们顺利转变为职业人做好准备。此外，在培训计划的制定、培训资源的建设方面，充分吸收职业院校教师加入培训教师队伍， 充分发挥高等职业院校的作用。

（三）e极关注弱势群体对于职业技能培训的需求

失业人员、农村劳动力、残疾人和进城务工人员应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在这几类人群中的宣传力度，重点关注他们的特殊需求，面向这几类人群开设适合他们的工种和等级，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以期通过培训真正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水平，促进新型农民工的顺利转型。

（四）建构完善的职业技能培训评价体系

最终的职业资格认证和鉴定是职业技能培训的最终环节和关键环节。为确保资格认证和鉴定的顺利进行，应做好培训评价与评估，开通培训质量监督与意见反馈通道，做好学习者追踪服务与调查，根据意见反馈及时调整培训计划，以期将培训效果最优化。

（五）加大民生类行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培训力度和范围

从研究结论可以看出，民生类行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最受学习者青睐，因此，应加大这两类行业的培训力度和范围，加强这两类行业的师资力量、培训场地和设施、支持服务力量，为学习者提供全方位的培训支持，满足其培训需求。

（六）根据学习者从业年限把握其职业资格等级晋升的时机

学习者相关从业年限呈现两极分化现象，这就要求培训组织者根据各类工种学习者从业年限的规律把握其职业资格等级晋升的合适时机，提供适合其从业年限的职业资格等级晋升机会。

参考文献：

[1]夏怡然.农民工的在职培训需求及其异质性[J].世界经济文汇，2015（2）：58-72.

[2]姚金蕾，闫志利.职业农民培训需求研究与实践的国际比较[J].继续教育研究，2014（1）：24-27.

[3]朱琳.长春市外来务工青年参加职业培训需求的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3.

[4]杨晶，邵林玉.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研究[J].职业技术教育，2014（4）：61-66.

[5]丁煜，徐延辉，李金星.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1（3）：29-36.

[6]杨晓军，陈浩.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46-53.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ers' Characteristics and Learning Needs in Non-academic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LIU Li-na， YANG Shun-qi

篇10

当前，随着大学生的扩招，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屡创新高，他们的就业成为了高校、家庭和社会的焦点，因此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而随着志愿服务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投身到志愿服务活动中，在从事志愿服务的同时提升了自己的个人素质，也希望为日后就业积累社会经验。然而，志愿者服务活动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吗？本文章将结合我国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与提升大学就业竞争力展开探讨研究，并提出有益的建议。

一、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与就业竞争力的含义

(一)大学生志愿者

志愿者指的是自愿参加相关组织，在不谋求任何物质、金钱及相关利益回报的前提下，合理运用社会现有的资源，志愿奉献个人可以奉献的东西，为帮助有一定需要的人士，开展力所能及的、切合实际的，具一定专业性、技能性、长期活动的人。

大学生志愿者行动是由团中央发起并在全国高校中广泛开展的以倡导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志愿无偿地参与扶贫帮困和社会公益事业为主要内容的一项社会服务活动,志愿者精神概括为八个字就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二）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大学生就业竞争力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就业竞争力进行了解释。例如，Howard认为就业竞争力是指雇员具有的劳动力市场和雇主所需要和认为有吸引力的能力；Fuguate认为就业竞争力是指个体在其职业期间确认和实现其在组织内部和外部职业机会的能力。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是以高校毕业生在校期间所内化了的经过整合的知识技能和道德修养为核心的，以实践动手能力、语言交流能力、合作协调能力及心理健康素质为基础的，以适应社会变化能力为环境的，体现个人在就业市场上所拥有的有价值的、独特的就业竞争能力。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的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

二、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有助于提升大学生就业竞争力

（一）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有助于提升核心竞争力

1．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提升个人修养。高校一直以来重视大学生德育教育，但形式大多是以灌输说教的为多，致使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内容是运用社会现有的资源，志愿奉献个人可以奉献的东西，帮助有一定需要人。在大学生在为社会、为他人送去温暖的同时，感受到被他人需要和肯定的自豪感，意识到自己的奉献是有价值的，而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将这种无私奉献的品格不知不觉的融入到个人品格中。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增进不是靠强迫和说教，而是大众在正确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的结果，它是一种内生动力的外溢结果，较命令强迫和动员说教更具持久长效性。

2．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利于塑造职业品格。要使志愿者服务顺利地完成各种任务，仅凭爱心是不够的。而是要将各个服务项目任务进行分解、组织内部分工合作，使每个志愿者在行动中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同时还需要以饱满的热情、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全力以赴参与服务活动，才能完美执行志愿者活动。这种在志愿者服务中所经受的长期坚持与锻炼，不但培养了学生踏实肯干、尽职尽责的敬业精神，积极主动、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同时无形中塑造了学生勤勉认真、积极奉献的职业品格，而这一切正是毕业生步入职场所不可缺的基本素质要求。

3．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提升学习能力。在科学技术、网络信息迅猛发展的今天，大学生仅满足于掌握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全面的知识储备，成为一个善于学习的人。这就需要当代大学生具备人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和维持学习的本领和动力。大学生志愿者服务的过程一方面是大学生奉献社会服务他人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又体现了社会的要求和服务对象的需求，而要不断充分满足社会与服务对象的要求，反过来也就推动志愿者要自发地学习新知识、培养新技能，以适应志愿者服务活动。对大学生来说，这不仅是一个社会化过程，而且是一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收获新知”的学习过程。志愿者服务的长期锻炼，不断的反复这种研究性学习或自主学习的过程，潜移默化地提升了大学生的学习能力。

（二）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有助于提升基础竞争力

1．大学生志愿者服务提升个人心理素质。良好的就业心理素质是大学生就业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生步入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同时大学生在求职和应聘的过程中，只有具备良好的就业心理素质，才能够尽快做好角色的转换，适应职业进而谋求更大的职业发展。

篇11

近现代大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方中世纪大学，而近代大学真正诞生的标志，则是德国柏林大学的产生。尽管大学的发展历史源远流长，但在我国，大学从未像现在这样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我国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大学，大学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火车头”的引领作用。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凸显了“知识”的地位，更加重了大学的任务。大学已经由社会的边缘走进了社会的中心，并担负着多种社会责任。现在的大学不只是人才培养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社会服务机构，现代大学正在演变为“多元化巨型大学”。大学不仅要研究知识、发展知识、传播知识，还要应用知识、普及知识，在促进社会平等、引导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的大学与西方大学有所不同。西方的大学是学者共同体，有其相应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知识管理或知识生产管理，是学术管理。但我国社会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高度集权的社会结构模式，泛行政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所有的社会组织，不论性质如何不同，都泛化为行政组织，从上到下，贯穿于强大的行政体系之内;行政权力在制度设计中一再被强化，大学也不例外。这就导致了大学内部组织的复杂性，既有学术性组织，又有行政性组织，还有兼具两种组织特性的组织。在我国的大学，行政管理的地位被强化到丝毫不逊色于学术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于以行政管理为核心，行政决定着大学的发展方向。

如此一来，大学里的学术管理与行政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在并驾齐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冲突;协调不好，有时甚至抑制或阻碍到大学的发展及其功能的最优化体现。所以，要办好一所大学，使之具备应有的功能，发挥全面的作用，离不开高质量的教师队伍，更不可缺少高素质的行政管理队伍。如果行政管理者跟不上学术共同体的发展要求，势必影响到大学健康、迅速的发展。所以，大学的行政管理者是极其重要的群体，深人研究分析这个群体的角色定位意义非凡。

一、大学行政管理者是“知识人”

知识社会学是把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研究知识与社会系统之间关系的科学。

“知识人”是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根据知识社会学的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依赖并参与知识的社会人。“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不仅是一个权利的敬畏者，更是学术的敬畏者和知识的敬畏者”。在这个群体中大多数管理者本身是集教学、利研、管理于一身的。事实上，大学的管理人员主要由学校领导、学院领导及一般管理干部和各职能部门管理人员组成。学校领导大多是某一领域的知名专家教授，有着高学历或高职称。以广西大学为例，在现任的9位校领导中，博士7人，其中5人是博士生导师;硕士生导师3人;全部是高级职称，其中教授7人，研究员1人，高级工程师1人。而在二级学院中，上至院长、书记，下至秘书和学生工作管理人员，他们大多都是从教学岗位到兼任行政岗位，或者在行政岗位上一直肩负着一些教学工作的“双肩挑”人员。至子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也大多有着较高的学历和职称，广西大学在2006年进行的机关领导干部聘任要求中，基本上要求处级领导干部要有中级以上职称，有的岗位如科技处、研究生院等部门正职明确要求有博士学位，正高级职称。而一般管理干部同样以各种渠道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如广西大学招生就业指导中心设有《大学生就业指导》教研室，并负责组织开展全校《大学生就业指导》课的教学活动，该中心的大部分教师都承担了该课的教学任务;如广西大学学生工作部(处)的教师们也都大多承担着《形势与政策》及“两课”的一些教学活动，其他各职能部门的教师也都通过各种渠道承担各种教学任务。而科研活动对于所有大学教职员工更是没有限制，不仅教师们可以开展，管理干部人员也同样做得有声有色。在广西大学季目皮处近几年编印的《广西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公报》中，各职能部门，一般管理干部的成果同样硕果累累。其中，党办、校办、宣传部、组织部、学生工作处、团委、保卫处、武装部、校友会、招生就业指导中心等各机关党委部门和职能部门都有不少成果。另外，随着研究生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每年的毕业研究生逐年迅速递增，这使高校对新进人员的要求也提上了一个新台阶。如广西大学近年新招聘的管理干部中，明确要求只招收硕士以上研究生，这些新人走上工作岗位后，也都能承担并承担了许多教学、科研活动。由此可见，大学的管理人员是一群名副其实的依赖并参与知识的社会人，他们是“知识的组织者”、“知识的贡献者”、“知识的传播者”、“知识的创造者”的有机结合体。总之，他们是“知识人”。

二、知识社会学视角中的大学管理者角色

波兰著名的知识社会学家弗·兹纳涅茨基把“知识人”作为自己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中的研究对象，他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创建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分类方法。他认为:“知识人”作为一类社会人，是一群专业化了的人，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每一个“知识人”在社会中扮演什么社会角色，取决于他参与什么样的知识系统和如何参与知识系统。“知识系统”不同，“社会圈子”就不同，角色行为规范也就不同。他把社会角色设想为一个动态社会系统，包括四个相互作用的元素:(1)社会圈子:一群与行动者相互作用并评价他的成绩的人(即一群有利的拥护者);(2)行动者的自我:由于其地位而赋予他的身体与心理特征;(3)行动者的社会地位:由于其地位而固有的特许权与免疫权;(4)行动者的社会功能:对社会圈子作出的贡献。弗·兹纳涅茨基将“社会圈子”、“自我”、‘她位”和“功能”四个概念作为一个系统，构成社会角色分类的范式，对知识人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从而将知识人进行角色分类。

首先，大学管理人员组成了一个“社会圈子”，是一个参与大学管理、科研、教学、服务的专门群体，其内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有共同遵守的规范。其次，每一位大学管理干部都是自己群体中的一分子，是这个群体中的组成部分。对于处在某一岗位的人，人们对他(她)都有一定的期望，也包括他(她)本人的自我期望。第三，大学管理干部有自己的权力和地位。除了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一般社会权利之外，大学管理干部作为大学管理者、兼职教育者，享有特定权力;他们得到社会的认同、师生的认可以及政治上的待遇、经济上的收入及其他物质和精神上应获得的地位，他们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承认。第四，大学管理人员在享受权利和获取地位的同时，必须发挥自己在高校中协调引领、组织管理、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功能。 在弗·兹纳涅茨基本人的“知识人”社会角色分类框架中，.共有四大类，分别是:A.技术顾问，B.圣哲，C.学者，D.知识创造者(探索者)。他明确将教师划归在“学者”类型下面的“知识散播者”一类，但实际上如此定位大学教师是有局限性的，事实上，大学教师远不止“知识散播者”这一个角色那么单纯，尽管传播知识是教师的根本使命，他们在现实中扮演的角色至少还有:知识的创造者、知识的组织者、知识的贡献者等等。大学管理干部按照弗·兹纳涅茨基提供的框架，至少应兼具其中三类的特征。首先，大学管理人员具备A类“技术顾问”下的“技术领导者”特征，是“行政一指挥官”，他们设计规划，选择执行计划中所需的工具，所有这些建立在一系列面向使用的各种知识的基础之上。其次，大学管理干部具备至少部分甚至大部分具备C类“学者”下的“知识散播者”的“教育者”的特征，因为他们本身是教育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实践者。另外，大学管理干部还具备D类知识创造者(探索者)的特征，前面已经谈到“科研”对于大学管理干部而言几乎是息息相关的事情，从事科研工作几乎成了大学管理人员不成文的规定，而科研的结果就会导致知识的发现和创造。

显而易见，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是“知识人”，他们是依赖知识而生存并参与知识管理、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创新等方面的社会人。

三、大学行政管理者应是具备“知识人”性质的“管理人”

现代教育的重要职能是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级管理人才，其实作为教育组织、实施单位的大学同样需要高级管理人才。美国人信奉“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可见管理的重要性。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导致了知识管理的出现，按照美国企业界知名人士卡尔·弗拉保罗的说法:“知识管理就是利用集体的智慧提高应变和创新能力。”知识管理的行为过程关键在于运用有效方式和方法激励成员参与知识的创新，并使他们在知识创新活动中获得物质、精神、人格、价值等方面的享受，凝聚创新和集体的创造力。大学是知识创造、传播的地方，知识管理这种全新的企业管理思想也理应进人到大学的管理实践中，从而也就为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行政管理人员是“知识人”，但就其工作性质和承当的角色来看，他们同时也是“管理人”。他们承担着学校最为繁杂的事物性工作，同时又是大学改革与发展的推动者、支持者和执行者。

我国的大学基本上是隶属于政府的，是面向政府办学的。长期以来，我们将大学看作是行政机构的附属机构或延伸机构，对大学办学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大学内部起主导作用的是行政权力和行政逻辑，大学的行政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尽管如此，大学毕竟是大学，不是政府机关。在大学的行政体制中，尽管可以借鉴政府科层体制，毕竟政令畅通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与政府机关的公务员是不一样的。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服务的对象是师生，大学的主要活动是知识的传承、传播、发现、应用、创造和创新的学术活动，学术活动有自己的特点、规则与方式，相应地，学术活动的管理也就不同于其他领域的管理，那么对于在大学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员自然而然地有特定的要求。

(一)大学的行政管理干部是“知识人”.要不断地补充“知识”

大学的行政管理干部，不同于地方行政干部，要求有更高的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论语·子张》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后半句很多人都熟悉，可前半句就未必了‘我认为“仕而优则学”的意思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做宫做得比较优秀的人，就应该去读书，做做学问。因为如此一来“学”与“仕”可以共长，即通过学习，可以不断地增长知识，完善素质，提高水平等等，水平提高了，工作自然就会更上一层楼。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更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身体力行，只有不断地学习，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才能在大学的管理岗位上游刃有余。

(二)大学的行政管理干部应做到“有匠心，无匠气”

篇12

中图分类号：H319.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5795(2012)01-0068-0005

语言中的词汇部分一直是语言哲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关注的焦点，词汇的重要性也一直是外语界的共识。20世纪后期，尤其是21世纪以来，词汇及其组合所涉及的语用信息，或因语境制约产生的非语义信息受到重视，词汇使用的交际属性、语用特征、认知能力在词典中的词汇释义和举例中得到一定体现(Hatim &Mason，2000:254-265；Coffey，2006；Wray，2002)，逐渐重视词汇使用的语境因素，呈现语用信息(Gutt，2004；Nida，1993；Croft，2004；Blutner，2002)。近年来，研究人员从心理学和认知学的角度涉猎词汇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学习者的心理词库上，从语音、句法、语义等多重角度试图弄清语言学习者的大脑如何识别、储存、组织、提取和认知单词(Wilson，2003)。研究已经取得了初步的结论，并为二语词汇教学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国内学者对词汇的认知问题做了不少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比如冉永平(2005;343-350；2008:32-38)，陈新仁(2005:5-9)、董成如(2007:231-238)、曾衍桃(2006:73-79)等学者从语用充实、语境依赖、阻遏等角度介绍并论述词汇的认知语用现象，显然，把词汇理解的过程作为一个认知语用的过程进行研究已经形成共识。

有关词汇认知的现有研究开始注意到了词汇的认知语用现象，也发现了词汇的认知过程是通过千变万化的动态语境因素实现的(江晓红、何自然，2010:411-417)。认知语境的静态与动态功能对词汇意义的解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许葵花(2010:3-8)从有声思维的研究视角解读认知语境的语义阐释功能。但我们认为这些研究还没有从根本上了解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词汇认知语用能力的现状，通过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词汇语用能力调查，有助于较为全面地了解他们的词汇语用认知能力。因此，本研究将综合考虑认知语境、语言水平、认知加工的努力程度以及词义表征和提取等四个影响词汇意义认知的核心要素，并据此提出以下研究问题：①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认知语境中词汇认知能力与其综合语言能力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有何差异?②不同语言能力的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词汇认知过程中词义映现和提取有何差异并呈现出什么特点?

1　研究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受试是3所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研究数据以及研究结果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实效性。受试对象共有300名(每所学校100名)，平均年龄为21岁，学习英语的时间为8～10年，所有受试者都参加过英语专业四级考试(TEM-4)。我们对受试者成绩的收集分两部分展开：一是鉴于英语专四试卷由国家统一命题，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因此，我们将该成绩认定为受试者的综合能力成绩，并以此区分两个不同水平的测试组，80分以上的学生代表高水平组，70～60分的学生为低水平组，为了能更清晰地区分出语言能力水平的高低，我们将中段过渡水平的学生(70分～80分之间分数段的学生，占到受试对象的绝大多数，共计206人)排除在外；此外，我们设计了词汇认知能力测试卷，并将该考试成绩作为受试者在认知语境中词汇认知能力的成绩。

1.2研究材料

1.2.1

语境中词汇认知能力测试

本研究采用句子语境和篇章语境下的研究范式。采用测试卷的形式，共有四大题型。第一、二、三部分均为选择题，分别测试具体句子语境层面学习者的词汇意义的认知能力，多义词词义的细微差别，以及根据篇章层面推测词汇在文中的动态意义，该部分题型是由一个句子语境加上四个选项组成的多项选择题，总共有80题；第四部分为主观题，要求测试者根据句子语境及篇章语境写出具体的词汇意义，该部分题型是由句子及篇章层面的语境加上文中的带有下划线的词汇构成，总共有20题，受试者需要借助认知语境写出这些下划线词汇的意义(如表1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所选词汇均为专业四级大纲范围内的基础词汇，受试者对其基本义较为熟悉。本测试安排在课堂上，时间为90分钟，这样安排是考虑到：①课堂任务容易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能够真实反映学习者的词汇认知能力；②时间足够长，长到可以让受试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词义的选择和推理。

1.2.2语境中词汇认知过程描述

词汇认知过程中的词义再现和提取需要借助认知语境。本研究中所选词汇都有一词多义现象，根据Heine(1997:8-9)，一词多义是指某一个词形有着两个及两个以上相互联系的词义。由此及彼的多义现象的认知，通过客观题或者简单判断的方式考查学生的词汇认知能力，往往忽略了词汇意义获得的过程研究。根据Heine的界定，本研究从中国学习者英语语料库中选取20个多义词(在5个篇章中)来考察受试者词汇意义获得的过程。在测试前，我们给受试者进行了适当的引导，如：在篇章语境中的词汇pick up一词(…As they picked up their way across the red furrowsand down the hill t0 the fiver bottom in the deepeningdusk，Brent yelled to his brother：“Look，Stu!Don't itseem like to you that Scarlett would have asked us to sup-per?”…)，要求受试者写出意义获取的基本过程，picked up有“学会”、“接(人)”、“付款”、“收拾，整理”等意思，这里是一条道路，根据上文，他们一直在走路，这里应该可以理解为“继续(走路)”的意思。根据自由联想产生的典型意义加上根据语境产生的语境意义，我们对受试者的意义产生过程进行频率计算。该部分测试设定为90分钟，此项任务要求学生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要求受试给出该词汇的典型意义，然后要求他们对相应词汇意义推理的过程作简要描述，最后是给出在特定语境下的含义，这一过程要求学生用中文描述(见表2)。

1.3数据收集和分析

数据的收集于2011年5月完成，除去其中15份

无效测试卷后，我们对其中285名学生取得的有效成绩进行了分析。我们利用SPSS13.0对测试结果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对“综合语言能力”和“词汇认知能力”两个变量及相关系数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对两组受试者在词汇认知过程中的词义映现和提取进行了统计分析。

2　结果与讨论

2.1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统计主要包括两个测试(词汇认知能力和综合语言能力)的均值、标准差、偏度和峰度，以确定实验结果是否呈现正态分布。结果见表3。

词汇认知能力和综合语言能力测试的均值分别是63.87和76.36，说明在这两项测试中，受试者的词汇认知能力明显弱于综合语言能力。这说明受试在动态语境中对词汇的认知能力明显弱于综合语言能力，可能的原因是受试在词汇认知过程中付出的认知加工努力更大，所需要的知识储备更丰富，所涉及的知识面更广。此外，两项测试中的全距为36和45，说明这两项测试中受试的水平差异较大，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受试词汇认知能力的薄弱性。从两项测试的偏度和峰度分布来看，也都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完全呈现正态分布。

2.2相关分析

从表4的相关系数来看，词汇认知能力测试成绩与综合语言能力成绩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1，因变量完全随自变量的变动而变动，存在着严格的依存关系，即学生的词汇语用能力与综合语言能力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这一较高的相关性说明了语言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词汇认知能力的提升。那么，造成上述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什么?基于对这一问题的考虑，我们对英语学习者在词汇认知过程中词义映现和提取的过程进行了研究。

2.3词义映现和提取过程

首先，观察受试者词汇意义产出的过程(见表5及图1)。

通过两组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组受试者基本上能够准确产生测试词汇的典型意义。在词汇意义的认知过程中，高水平组受试者词汇意义的产出数量略高于低水平组的受试者，但差别不是非常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高水平组还是低水平组，基于语境的意义产出数量都低于典型意义的产出量，而且两组受试从典型意义的理解到推理过程的步骤及语境意义的产生呈现较为明显的递减趋势。

这说明词汇意义的获得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综合的过程，正如王寅(2011:20)所说：词汇意义的捕捉需要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篇章语境中，受试者词汇意义的获取过程越来越收到各种认知语境的干扰，这也说明了在篇章语境中如何消除歧义，提取和映现正确的意义，甚至是如何从认知语境中构建新的意义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基于以上结果，我们将进一步讨论以下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两组受试在词汇意义的提取和映现过程中都呈现“趋弱”现象?这就涉及词义范围、词义褒贬、词义转移、词义语法化等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另外，学习者词汇意义的构建有哪些限制性因素呢?

Nunber(1996:109-130)认为词汇意义的决定，语用因素是必要的，有一些词汇意义的提取和映现不能从语言语境中获取，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词汇意义的认知转移。比如：“公交车”取代“公交车司机”(如：The buses are on strike)，按照张绍全(2009:23-27)的解释，词只有一个基本的指称，即基本意义，其余的意义可在认知语境中得到解释和理解。这里所说的“认知语境”指的是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当一个词的意义概括化时(如词典义)，具体的意义成为该抽象意义的语用具体化。然而，词汇意义的义项有时候从几乎相同到完全不同，如crawl往往表示“爬行，匍匐前进，缓慢移动，卑躬屈膝，拍马屁”等义项。如果学习者只记住“爬行”这一典型义项，那么在这一语境中“A reporter's job can involve crawling to objectionablepeople”时就显得束手无策。这个时候往往需要通过词汇表征、激活有联系的各种语义网络等认知手段来获取意义。所以，词汇意义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复杂性涉及认知语用的多重手段。具体到外语教学，为了使学习者更好地习得词汇，外语教师有必要帮助学生构建多义词的语义网络。从学科上来看，认知语言学与词汇语用学及心理语言学等多学科相互借鉴，为词汇的多义性提供更为科学的理据。

认知语境作为人脑受语句刺激后呈现的类似于神经网络的涟漪波及现象，在多义词义的辨别中呈现静态和动态的双重功能(许葵花，2010:3)。显然，认知语境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客观语境，更是一种不断更新的、动态的主观认识。在江晓红、何自然(2010:416)看来，语境并不是双方事先确定的、固有的某些知识，而是一个变量，是不断变化、不断创设的。在词汇意义的构建中，我们需要从显性的语言表达中运用认知语境来推断、提取、构建词汇的“隐形”意义。在外语教学中，我们有必要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对词汇的教学需要坚持以认知语境为依据并结合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多学科的认知语用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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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45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4）22-0018-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Ulinastatin’s curative effects on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Methods A total of 90 patients with severe sep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Ulinastatin treatment group（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group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serum inflammatory factors， microcirculation， and blood coagulation function and APACHE II score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pre-therapy TNF-α， IL-1，IL-6， IL-8， microvascular turnover， vascular perfusion proportion， PT， APTT， Fib， PLT， APACHE Ⅱ score， body temperature and heart rate between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not statistics significant； The post-therapy TNF-α， IL-1， IL-6， IL-8， PT， APTT， APACHE Ⅱ score and body temperatu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 Severe sepsis； Ulinastatin； Inflammatory factor； Curative effect

脓毒血症发病机制与机体感染后出现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有关，极易进展为重度脓毒血症，死亡率极高且预后极差，故及时有效的治疗对改善脓毒血症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1，2]。乌司他丁为尿胰蛋白酶抑制剂，具有抑制炎症介质等作用，广泛应用于危急重症的治疗，但目前对其在重度脓毒症中的应用报道较少[3，4]。本研究采用乌司他丁治疗重症脓毒血症患者，与常规治疗对比，观察其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为2009年1月～2013年1月我院治疗的90例重度脓毒血症患者，入选标准：①经临床表现、症状体征、血常规和细菌培养确诊为脓毒血症；②排除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③排除3个月内行抗生素及免疫抑制剂等治疗。根据治疗方法分为乌司他丁联合常规治疗组（观察组）和常规治疗组（对照组）。两组研究对象在性别、年龄和感染类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抗感染、对症治疗，并配合营养支持；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结合乌司他丁注射液药品说明书同时参考倪红英等[5]给予乌司他丁注射液（商品名：天普洛安，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H19990133）治疗，1万U/（kg・d），静脉滴注。两组治疗方案均以10 d为一个疗程，治疗结束后比较炎症因子和凝血酶原等指标。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①凝血功能指标包括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纤维蛋白原（Fib）和血小板（PLT）；②病情评估采用急性生理学及慢性健康状况评价（APACHEⅡ），根据急性生理学评分、年龄评分和慢性健康状况评分标准评分，三者总和为患者APACHEⅡ总得分；③炎症因子包括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介素1（IL-1）、白介素6（IL-6）和白介素8（IL-8），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④微循环功能指标包括微血管流动率和灌注血管比重等；⑤不良反应包括白细胞减少、消化道症状及过敏等。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2.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1 炎症因子对比

观察组和对照组重度脓毒血症患者治疗前的TNF-α、IL-1、IL-6和IL-8无明显差异，治疗后TNF-α、IL-1、IL-6和IL-8水平均明显下降，显著低于治疗前（P

2.2 微循环功能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重度脓毒血症患者治疗前微血管流动率和灌注血管比重无明显差异，治疗后两组均显著升高（P

2.3 凝血功能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重度脓毒血症患者治疗前的PT、APTT、Fib和PLT无明显差异，治疗后两组研究对象PT和APTT均显著降低，Fib和PLT均显著升高（P

2.4 APACHE Ⅱ评分及临床体征比较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重度脓毒血症患者治疗前的APACHE Ⅱ评分、体温和心率无明显差异，治疗后APACHE Ⅱ评分和体温均显著下降；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APACHE Ⅱ评分和体温显著低于对照组（P

2.5 不良反应对比

两组研究对象治疗过程中均耐受良好，未见白细胞减少、消化道症状及过敏等不良反应发生，均无死亡病例发生。

3 讨论

脓毒血症发病机制、发生发展及预后与炎症细胞分泌的炎症因子紧密相关，相关的炎症因子包括hs-CRP、TNF-α、IL-1、IL-6和IL-8，这些炎症因子水平可作为脓毒血症的病情及预后评估的标志物[6，7]。脓毒血症时内毒素刺激单核巨噬细胞释放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通过磷酸化级联反应产生炎症反应，激活内皮细胞和白细胞。IL-6来源于IL-1和TNF-α诱导的细胞和组织，可激活中性粒细胞，刺激肝脏合成分泌hs-CRP，加重炎症介质的产生[8]；IL-8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其水平增加导致中性粒细胞活化并迁移，同时抑制中性粒细胞的凋亡，延长增强中性粒细胞的炎性效应[9]。脓毒血症炎症因子的激活导致脓毒血症加重，故炎症因子的下降预示疾病得到有效治疗。乌司他丁作为一种尿胰蛋白酶抑制剂，目前广泛应用于炎症疾病的治疗，治疗作用与抑制炎症密切相关，可显著抑制多发伤患者炎症反应，对大鼠肠缺血再灌注后肺组织中炎症因子IL-1β、IL-6和TNF-α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10，11]。本研究中，重度脓毒血症患者治疗前TNF-α、IL-1、IL-6和IL-8显著高于正常水平，常规治疗后明显下降，证实炎症因子在脓毒血症中的临床价值，而采用乌司他丁治疗后炎症因子水平显著低于常规治疗组，表明乌司他丁可显著降低炎症因子水平而提高疗效。

本研究中，与单独给予抗感染、营养支持以及对症治疗比较，加用乌司他丁的观察组患者的微血管流动率和灌注血管比重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PT、APTT明显低于对照组，Fib和PLT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且观察组患者APACHE Ⅱ评分和体温明显低于对照组，这些证据表明，乌司他丁可显著改善重度脓毒血症患者微循环和发热等症状，说明乌司他丁治疗重度脓毒血症患者的临床效果显著，值得临床上广泛推广。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无报道表明乌司他丁对微循环功能具有直接的改善作用，基于乌司他丁与炎症因子的关系，我们推测其改善重度脓毒血症患者微循环功能可能与抑制炎症因子有关[12]，另外乌司他丁自身不具有抗生素作用，故临床上仅作为抗生素外的辅助治疗。

乌司他丁作为一种尿胰蛋白酶抑制剂，具有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可显著抑制多发伤患者炎症反应，同时调节患者机体抑制炎症和促进炎症平衡，广泛应用于炎症性疾病的治疗。许建强等[13]观察乌司他丁对急性心肌梗死直接PCI后并发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患者炎症介质及心肌损伤的影响，发现急性心肌梗死患者PTCA术前及术后使用乌司他丁可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减轻心肌缺血再灌注时产生的炎症反应。王兵[14]发现乌司他丁联合生长抑素可显著抑制老年急性胰腺炎患者炎症并降低病死率，同时提高疗效。雷亿群等[15]观察乌司他丁组和对照组急性胰腺炎患者治疗第1、4、7和10天血浆的TNF-α、IL-6和CRP值，发现TNF-α在乌司他丁组第7、10天明显低于对照组，IL-6和CRP在治疗第7天明显低于对照组。这些证据表明，乌司他丁可显著降低炎症性疾病的炎症因子水平，可显著改善炎症失衡状态。基于重症脓毒血症为全身炎症反应的一种，以及乌司他丁在炎症疾病治疗中的价值，本研究结果为乌司他丁治疗重症脓毒血症提供客观科学的证据。

[参考文献]

[1] 伍方红，许得泽，韦继政，等. 降钙素原及C反应蛋白检测在术后重度脓毒血症患者预后判断中的意义[J]. 广东医学，2013，34（9）：1369-1371.

[2] 陈文毅，李燕玲，杨自力，等. 脓毒血症对大鼠外周血树突状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J]. 广东医学，2013，34（6）：848-850.

[3] 杨秀林，周厚荣，刘海健，等. 乌司他丁对大鼠心肺复苏后细胞因子和心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J]. 重庆医学，2013，（29）：3515-3517.

[4] 陈键林，陈琪，马远，等. 乌司他丁腹腔灌洗在重症急性胰腺炎治疗中的应用[J].实用医学杂志，2013，29（17）：2887-2889.

[5] 倪红英，方强，章云涛，等. 乌司他丁对重症脓毒症患者炎性反应的影响及疗效评价[J]. 中国急救医学，2008， 28（4）：342-344.

[6] 李滔，张平安，梅冰，等. 中性粒细胞VCS参数联合炎症标志物在脓毒血症早期诊断中的作用[J]. 现代检验医学杂志，2013，28（3）：53-57，60.

[7] 陈炜，赵磊，牛素平，等. 不同炎症因子对细菌性血流感染所致脓毒症患者的早期诊断价值[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4，26（3）：165-170.

[8] 殷晓娟，李大鹏，尹其翔，等. 血清PCT、IL-6水平及SIRS对严重多发伤脓毒血症早期诊断临床研究[J]. 临床急诊杂志，2011，12（3）：186-188.

[9] 姚雪萍，张建龙，龙梅，等. 黑木耳提取物对脓毒血症大鼠细胞因子TNF-α、IL-1的影响[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

2012，35（4）：472-475.

[10] 周昌娥，方志成. 血必净联合乌司他丁治疗脓毒血症临床研究[J]. 临床肺科杂志，2013，18（4）：647-648.

[11] 王珊珊. 乌司他丁在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治疗中的应用[J]. 中国基层医药，2013，20（11）：1721-1722.

[12] 吴颖. 乌司他丁对人脓毒症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0、肌钙蛋白I、C反应蛋白的影响[D]. 河北医科大学，2013.

[13] 许建强，梁健球，袁满娟，等. 乌司他丁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患者炎症抑制作用的影响[J]. 实用医学杂志，2013，29（20）：3406-3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