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动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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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景气分析。资金总流量环比与资金总笔数环比之间的比较是经济景气的重要指标，当笔数环比大于资金流环比时说明经济处于下滑期，反之，则为上升期。从图3分析，2008年—2011年除了有个别季度出现经济下滑，赣州经济整体上处于上升期，但是2012年—2013年2季，赣州经济整体处于下滑期，2012年全年资金总流量环比小于资金总笔数环比，2013年1季度处于上升期，二季度重回下滑期，由于受外部经济影响，赣州经济上行出现了一些困难。

(二)资金效率分析。资金效率分析指标通常采用资金总流量与GDP的比值来衡量，比值越小资金效率越高，比值越大资金效率越低。由于GDP代表的是实体经济，那么，这种比值也表示资金对实体经济的拉动效率。从图4分析，2008年—2013年赣州资金效率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段，一是2008年—2009年资金效率相对较高，资金总流量与GDP的比值分别为1.03和1.70。二是2011年———2013年资金效率边际下降，资金总流量与GDP的比值分别增大到3.51、3.5、3.49且基本稳定在这个比值水平。这表明资金对GDP的拉动作用减弱，实体经济行为比例下降，不断扩大的资金量同时由物价因素、虚拟经济因素等表现出来。

(三)资金流动特点。通过赣州资金流量、流向、经济景气、资金效率四个指标状况分析，赣州资金流动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①资金流动呈阶段性特征明显;一是资金流量呈现两种运行状态，即2008年—2009年2季度低量平稳状态和2009年3季度—2013年2季度资金流量放量扩张状态;二是资金流向表现出产业承接与振兴苏区政策扶持的区域流向特征;三是资金效率由饥饿状态变为边际下降;四是经济景气出现由上行转下行走势。②资金流量分布集中;赣州与省内之间的交易占67.8%，与外省交易区域集中在北京、广州、浙江、上海、福建等五省，占比24.3%。而其它省份仅占7.8%。③资金流表现出周期变化。从资金净流入可以看出，2008年—2013年赣州资金流量每年年初资金流量由高到低呈下降走势，每年的第三季度到达最低量，年末又迅速回升。

二、赣州资金流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论证

资金流是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而来，区域规划及产业发展是吸引外来资金的源动力，为了更有力的说明这一观点，下面将运用相关性与回归分析来计量单位数量资金净流入带来GDP增长数量。

(一)指标选取与指标检验。①支付业务发展指标。本课题采用赣州市支付系统清算资金中的资金净流入作为支付业务发展的主要考察指标(资金净流入是资金流出量与资金流入量轧减后的差额。)即自变量。②地区经济发展指标。本课题选取赣州市生产总值(GDP)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指标，即因变量。③变量指标稳定性检验。由于资金净流入变量与GDP为时间序列，因此需要进行稳定性检验，为此，采用ADF检验法对资金净流入与GDP进行平稳性检验，经检验，资金净流入的ADF值D(X)为－5.9，GDP的ADF值D(Y)为－3.54，分别小于1%、10%显著水平下的t统计值，为平稳时间序列。

(二)资金净流入与GDP增长的相关程度。相关系数是测定变量之间线性相关关系密切程度的指标，通常相关系数用字母r表示。计算资金净流入与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096，资金净流入与GDP增长的相关系数r为0.7096，说明外来资金流入对赣州经济增长影响的相关程度为中等线性相关，也就是说赣州GDP的增长对外来资金的依赖程度较大。

(三)构建资金流量与经济增长预测模型。由上述相关分析可以看出，资金流量与GDP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可以进一步建立资金流量与GDP的回归模型，并通过样本回归方程对经济发展进行预测。①建立回归方程:Y=β0+β1X+ε，其中，β0、β1为未知参数，β1为回归系数，表示X每变动一个单位时所引起的因变量Y的平均变动量，ε为随机因素。代入数据，经计算得出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依据判定系数r2对方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经计算得出r2等于0.5036，属于中等拟合。②下半年经济回归预测。根据2010－2012年的资金净流入情况，我们发现，2011年比2010年基本翻番，2013年与2012年的资金净流入增长趋势跟2011年与2010年的相似，因此，我们参照2011年的同比增速来测定2013年后两个季度的资金流量，3、4季度的资金净流入量分别为185亿元、213亿元，对2013年度后两个季度的GDP进行预测，对应的两个季度的GDP预测值分别为326亿元、344亿元。从图5看拟合效果，预测值与实际值之间的拟合度较高，从趋势上看，2012年之前的拟合效果优于2012年之后。

三、资金流量流向分析结论解读

依据赣州资金流量流向运行状态和特点以及赣州资金流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论证得出以下分析结论:(一)赣州经济增长与资金净流入接近高度正相关，资金净流入每增加1亿元，GDP就增加0.624亿元。并且GDP变动中50.36%的部分是由资金净流入带来的影响。经济模型与现实经济之间的拟合度属于中等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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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态比较优势的阐述

Krugman(1987)、GrossmanandHelpman(1991)和Amsden(1989)都使用了“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comparativeadvantage)”这个概念,但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也都暗含了比较动态优势的思想,但并没有从这个角度进行论述。我们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解析动态比较优势。

2.1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构成是动态变化的

除了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这些传统要素,技术和知识已取代资本的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研究中,用技术和传统投入两种基本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经济增长,推算出技术创新导致80%的经济增长。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而且指出技术(知识)是生产中唯一不遵守收益递减规律的生产要素,一般性技术可以带来规模经济,专业性知识能够提高投资收益,使生产函数收益递增,带来市场不完全竞争〔2〕。可见技术物化在劳动和资本各种组合中,会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或者增强原有的比较优势,不再强调单要素的重要性。二战后的日本,在自然资源和资本资源都缺乏的情况下,利用技术的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紧接着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东南亚四国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些为以上理论提供了实证支撑。新技术的投资、采用、回收技术的完备化,使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良、再造,也可以用人工合成材料代替本国某种稀缺资源,使传统比较优势对资源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背离了现实经济的

发展。例如塑料、光导纤维、合成橡胶替代传统材料铜、铁、锌,经过对本国劳动力的培训及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劳动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又可克服服务劳动力数量不足的矛盾,传统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就会消失或者被削弱。例如中国的纺织业和陶瓷制业虽然拥有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由于缺乏工艺技术、人力资本等主要生产要素,致使产品的高加工度受到限制,冲淡了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在生产加工过程中,我国都属于初加工阶段,而附有高附加值深加工过程都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完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拥有比较优势的我国纺织品总产值为551亿美元;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同一产业,日本和美国的总产值却达到了730亿美元、840亿美元;同期服装业产值,我国为176亿美元,日本为275亿美元,美国为486亿美元。我国该产业进出口大致平衡,根据产业内贸易指数,我国与发达国家进行的是产业内贸易,但是不属于发达国家之间由于追求规模经济而形成的同一产业的横向贸易,而是属于同一产业间的垂直贸易〔3〕。

2.2要素结构比例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生产经营模式初步形成,大大带动了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存在技术和资本等资源缺口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瓶颈效应”,削弱了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劣势,有助于实现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由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另一方面,一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也使本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市场经济下的要素价格及其配置。从表1、表2中的各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发展速度的对照和中国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的有关统计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由于内生或外力引起要素丰裕度的动态变化。由表1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相对落后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超过了美国和日本,中国分别是美国的3.14倍,日本的16.4倍;印度分别是美国的1.60倍,日本的8.36倍;同时我们看到香港90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经过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种差距在最近几年得到缩小,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差别程度随时间是变化的。由表2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工业化进程,资本得到不断积累,出口结构也随着生产要素存量结构的变化而变动,工业制成品在总出口中所占的份额1980年以来一直有增大的趋势,2002年已经达到了91.23%;制成品内部出口结构中出现了不均衡增长现象,偏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出口比重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和偏技术密集型的制成品出口比重都呈现下降的趋势。我们由此可以粗略估计,中国在2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中,资本得到不断的积累和投资,技术这个关键性的生产要素的应用和开发却是不够的,这很可能与利用外资的效率问题有关系。随着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程序化发展,同一个产业可以分成技术和资本密集度差异的诸多区域,例如,信息产业可以分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核心技术的生产、零部件生产和组装区段。同一种产业的价值链中要求不同的比较优势,从而带来一国在产业价值链上的比较优势,有两种情况。

一类为新兴产业中的高科技产品,例如电子产业。这类产品开发创新阶段,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作为后盾,属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随国家和邻近国家对产品的市场需求的增大而走向成熟阶段,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和学习,该产品会成为资本相对密集型;当产品的生产技术、工艺、规格都完全标准化,质量和价格成为竞争的核心要素,该产品成为劳动密集型。从要素的可组合性角度来看,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化过程,跨国公司可以将资本、技术、管理和知识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发挥综合比较优势,这就是跨国公司早期的在华投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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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面积的变化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如果二者之间存在正或负的相关关系，那么经济增长与耕地面积变化的相关程度或相关弹性又如何，是否存在协整性？这些问题的研究关系到我国耕地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研究，有助于对推动耕地保护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有助于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协调规划研究。基于此，本文通过建立模型，进行因果关系、协整性检验以得出结论。

数据源的加工处理

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国际上反映各国或地区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常用总量指标，本文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

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选取1982-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由于各年的GDP 数值是用当年价格计算的，因此为了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本文统一换算成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各年国内生产总值，换算公式为：

GDPt（1978不变价）=GDPt（t=1978）GDPIt（1978=100）/100 （1）

其中，GDPt（1978不变价）表示第t年换算后以1978年价格表示的GDP；GDPt（t=1978）表示1978年的现价GDP；GDPIt（1978=100）表示以1978年为基期的GDP指数（《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

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检验

为了更好地分析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上述方法计算的时间序列数据来分析GDP 与耕地面积（L）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序列是非平稳的，要对数据进行线性趋势转化和差分处理，在差分前常先对观测值取对数，以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得到的新序列记为LNGDP、LNL。借助计量分析软件EVIEWS5得出变量LNGDP与LNL之间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二者存在相反的发展趋势，走势基本上呈线性关系，可以说明耕地面积（L）与GDP之间存在一定负相关关系。

耕地面积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检验

为避免人为主观因素对内生变量与外生变量的影响，本文首先采用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检验。

具体检验理论是：首先估计当期的Yt值被其自滞后期所能解释的程度，然后验证通过引入序列Xt的滞后期是否可以提高Yt的被解释程度，如果是，则称序列Xt是Yt的格兰杰原因（Granger Cause），此时Xt的滞后期系数具有统计显著性。比如检验Xt，Yt两个时间序列的因果关系，就要构造双变量的格兰杰检验模型：

Yt=α+α1Yt-1+…+αkYt-k+β1Xt-1+…+βkXt-k+ut （2）

Xt=b+γ1Xt-1+…+γkXt-k+θ1Yt-1+…+θkYt-k+vt （3）

其中，ut、vt为白噪声序列，即均值为零，方差为常数；k是最大滞后阶数，其值的选择要尽量使DW值接近2。

直接利用EVIEWS5软件对LNGDP和LNL两个序列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可见，第一个检验的相伴概率只有0.13972，表明至少在86%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经济增长是耕地面积的格兰杰原因。对于耕地面积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误的概率是0.73，表明耕地面积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成因的概率较大，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接收原假设。

综上检验结果，经济增长与耕地面积之间不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只是存在单项的因果关系，即耕地面积减少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反之经济增长却推动了耕地面积的减少。

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检验

根据经济计量学理论，要判断一组时间序列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首先必须保证时间序列是平稳的。

（一）平稳性检验

本文主要利用单位根检验，即DF检验和ADF检验进行判断。DF检验的模型为：

Yt=ρYt-1+ut或Yt=（β-1）Yt-1+ut （4）

DF检验只适用于存在一阶自回归，即AR（1）序列，当DW值很低，即被检验序列不是一个AR（1）序列时，应该采用增项DF检验，即ADF检验，回归模型为：

Yt=α+ρYt-1+γ1Yt-1+γ2Yt-2+…+γmYt-m+ut （5）

其检验方法与判断规则和DF检验相同。由于实际的时间序列通常不会是一个简单的AR（1）过程，所以ADF检验是最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

本文用DF和ADF方法对经济增长序列和耕地面积序列进行检验。

图2表明LNGDP总体来看呈不断上扬的发展趋势，可以认定该序列为非平稳序列；由图3可以看出，其一阶差分序列的走势基本上符合白噪声序列的特征，有可能是一个平稳的序列。本文对LNGDP和LNL序列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来判断其平稳性。利用EVIEWS5.0软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对于给定的α=0.05，由于A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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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5）06-0125-04

一、引言

经济与环境共处于一个自组织系统――环境经济系统。生态环境中包含各类生物与其他非生物的资源，为人类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提供各种服务，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而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能源的利用以及废弃物的排放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过度折旧与破坏。环境污染从客观上成为了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相互作用与影响达到了难以分割的地步，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二者也均有相应要求，如何分析与解决经济的持续发展与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就成为环境经济发展与生态质量发展等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不同时期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述。早期人们认为经济系统的产出增加，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使用增加，同时向环境中排放各类废弃物的量也增加，即经济发展必然造成环境破坏。伴随某些不可再生环境资源的消耗，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影响甚至停滞或衰退。然而，人类社会具有复杂性，不断进步的技术为我们提供了各类替代资源以及废弃物处理技术，频发的生态灾难也让人们更加关注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这给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带来了变化：低经济发展水平下，环境质量随经济发展而下降，但是，高经济发展水平下，环境质量却随经济发展而提高。诸多学者运用不同的模型对此理论进行了验证或创新分析。目前，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多是基于EKC理论而展开。EKC是指环境质量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首先恶化继而好转的趋势，即环境污染状况与人均GDP水平之间表现为“倒U型”的数量关系。虽然Grossman等、Seldon等、Cole等和Sun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该理论的合理性，但是由于收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作为呈现典型倒“U”型的EKC在其他地域的普适性备受质疑。在研究方法方面，以联立方程模型为代表的结构性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之间关系的传统计量经济学方法。但是通常情况下，经济理论并不足以对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严密的说明，而且方程的左端和右端都有可能出现内生变量，这使得参数估计和统计推断变得异常艰难。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Correction Model，VECM）作为典型的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成功解决了上述问题。

另外，当前的研究的范围有两种趋势，一是仅进行省、市层面的小规模分析，二是进行国家或超大经济体层面的大规模分析。小规模分析忽略了经济与环境这个系统的复杂性，忽略了地区之间地理上或经济上的联系；超大规模的分析规律性很强，却又在对局部区域的指导功能上有所欠缺。西南地区作为七大地理分区之一，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和五省（区、市），不仅保持了地区之间地理上或经济上的联系，而且还呈现出一定规模上的区域规律性。同时，西南地区自然资源类型复杂多样，区域差异明显；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推进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立，西南地区的工业化与城镇化进一步推进，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自然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因此，为了推动西南地区区域整体发展、改善自然生态环境，有必要以西南地区为研究对象，就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影响进行分析。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基于西南地区五省（区、市）近年的统计数据，先对经处理得数据进行因果性检验，然后基于AHP构造测度区域环境质量的综合指数，最后针对EKC假设进行验证分析。鉴于此，本文在西南地区环境经济数据的基础上首次实证研究了西南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通过探究西南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波动规律，探索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是否存在EKC关系，本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于评价西南地区的环境经济现状、推动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提升西南地区的生态质量具有重要价值。

二、基本理论概述

（一）因果检验

Engle和Granger借助于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ErrorCorrection Model，ECM）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tor ErrorCorrection，VECM）。众所周知，只要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就可以由自回归分布滞后（Auto Regressive Distributed Lag，ARDL）模型推导出ECM；而在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模型中的每个方程都是一个ARDL模型，因此，VECM就是含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其多应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建模。VECM可以用来检验人均GDP与环境质量指数之间的因果性。

其基本原理是：响应变量的变化量是自身滞后期的变化量、其他输入变量的变化量以及误差修正项的函数。考虑两个经济变量（xt，yt）的包含滞后差分项和误差修正项的VECM。模型表示如下：

式中：y为某种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为差分算子，εt为随机误差项，ECTsub>t-1为误差修正项。基于上述模型的因果性检验的步骤为：

Step 1：对误差修正项系数θ进行t检验；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下，如果不显著，那么说明人均GDP与本类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之间并不存在长期因果关系。

Step 2：对输入变量的系数β1和β2进行Wald卡方（x2）检验；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下，如果不显著，那么说明人均GDP和本类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之间并不存在短期因果性。

鉴于VECM要求多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长期协整关系存在的条件为经济变量的数据序列具有相等的平稳阶数，因此应当首先利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然后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对响应变量与各输入变量分别进行协整检验；最后依照SIC和SC准则，确定所构建模型的最优延迟阶数。

（二）层次分析法

在AHP中，为了使决策判断定量化，常常根据一定的比率标度将判断定量化。一种常用的1～9标度方法表示。依据矩阵理论：设λ1，λ2，…，λn是矩阵A=（aij）n×n的特征值，当A具有完全一致性时，λ1=λmax=n，其余特征值均为零；当A不具有完全一致性时，

λ1=λmax >n，其余特征值有如下关系：∑ni=1λi=n-λmax。在AHP中，引入一致性指标CI来作为测度判断矩阵偏离一致性的指标，其表达公式为：CI=λmax - n/n-1。衡量不同阶判断矩阵是否具有满意的一致性，须引入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值。当阶数大于2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I与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RI之比称为随机一致性比率，记为CR。当CR=CI/RI

（三）EKC假设

EKC假设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单向影响，而环境质量对经济发展双向影响。通常情况下，EKC在实证研究中存在二次型、三次型和对数行等多种模型。考虑简化模型：

三、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动态关系的模型研究

（一）区域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的确定

真实的经济发展状况与环境质量现状需要用“好”的评价指标来表征，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构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动态关系计量模型的关键。参考相关文献，结合具体实践，本文选取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Product，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环境质量指的是在一定的范围和时间内，环境的总体或某些要素对人类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的适宜程度，一般包括大气、水质和噪声方面的环境质量。因此对于环境质量的衡量，可以采用污染集中度或者排放量、资源开采量等因素。本研究选取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具体包括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单位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单位GDP工业烟尘排放总量、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单位GDP工业粉尘排放总量等。

为确定区域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本文采用AHP方法确定各污染物排放量的权重。首先根据各污染物排放总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的不同构造判断矩阵；然后，利用MATLAB数据软件对判断矩阵进行特征值求解和处理，得到各自权重；最后，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必须满足完全一致性才能进行后续操作。到此，得到区域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的测算公式如下所示：

（二）区域经济发展一环境质量动态关系模拟

结合上述前期工作，基于人均GDP与各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数据，以前者为响应变量，以后者为输入变量，绘制散点图，运用不同函数模拟人均GDP和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的数量关系。鉴于上述，区域经济发展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影响模型的构建过程如图-1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数据的来源与处理

历年的GDP总量与GDP指数均来源于对应年份的相应省份的《统计年鉴》。但是，由于部分统计年鉴并未公布全部相关数据，导致部分数据出现缺省，本文采取应对之策是利用非缺省数据的年均增长率作为缺省数据的估计值。同时为处理的方便，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其中：i为年份；j为某类污染物；yij为无量纲化后的赋值，xij为原始数值，max{xij}和min{xij}分别为污染物j排放总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二）计量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基于近年来西南五省（区、市）相关数据和上述模型构建流程，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05下，该区域的人均实际GDP、单位GDP32业废水排放总量、单位GDP32业废气排放总量、单位GDP32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单位GDP工业烟尘排放总量、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单位GDP工业粉尘排放总量等7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05下，各变量之间均存在一个协整方程，即人均实际GDP和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单位GDP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单位GDP工业烟尘排放总量、单位GDP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单位GDP工业粉尘排放总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按照SIC和SC准则，最终确定向量误差修正（Vector Error Correction，VEC）方程的最优延迟阶数为1。至此，进行每个变量之间的长短期因果性检验，其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05下，t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各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会对上期长期趋势的偏离产生反应，即人均实际GDP是造成污染物排放变化的长期原因；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α=0.1下，x2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各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会对上期短期趋势的偏离产生反应，即人均实际GDP是造成污染物排放变化的短期原因。

结合MATLAB软件，得到各指标权重分别为0.277、0.249、0.166、0.1、0.125和0.083；同时判断矩阵最大特征值为6，CI=CR=O，通过了完全一致性检验。

基于上述指标权重和公式（3），构建环境质量综合指标。在此基础上，经多次模拟试验证实：运用Quadratic函数对人均实际GDP和环境质量综合指标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模拟的效果更佳。最后，为更加相近地剖析西南五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演变规律，经多次试验观察，分别以Inverse、Cubic、Power等函数形式拟合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单位GDP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单位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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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所谓的煤炭资源型城市，指的是因煤炭资源的开采和其他与之相关产业而聚集而成的城市。无论是在产业结构还是在人文素质方面，煤炭资源型城市都与一般的工业城市不同，所以在城市经济与社会文化知识方面，可持续发展战略显得尤为重要。

1 煤炭资源型城市制定动态发展战略的意义

内涵式产业链延伸、外延式产业链延伸和复合模式等发展战略是以往文献中研究煤炭资源型城市所得出的传统结论；当然转型模式也曾经有学者提出过，其从优化产业结构、节能降耗和资源转型等方向来探讨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笔者认为煤炭资源型城市的阶段性发展都没有在以上文献中出现，只是一味的考虑被动的选择战略，鉴于此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划分了幼年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四个时期的煤炭资源型城市，进而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战略，而且同时充分考虑了社会文化状况、经济状况、产业结构和区位优势等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对相关的支持性政策进行了制定。

2 煤炭资源型城市战略选择的生命进程图

如图1所示，为煤炭资源型城市战略选择的生命进程图，并明晰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四项原则，即遵循协调性、发挥比较优势、尽早转型和战略动态演进。从创新角度来看，煤炭战略选择生命进程图比现有的静态战略制定具有下面几个优势：

（1）从目标定位和可行性发展路径两方面对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指导。

（2）在进行战略评价的过程中参考了多种属性，并在流程图思想的基础上对战略定位进行了区分。

（3）从发展目标和关键战略路径角度来选择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战略和支持性政策。

（4）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来分析煤炭资源型城市类型，并从全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研究和选择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战略路径。

（5）从创新的角度结合发展目标、路径和政策导向来制定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战略。

3 动态战略体系的构成

无为战略：与兴建煤炭资源型城市不同，其目标是建立可移动城镇或者远距离通勤，这种战略就是所谓的无为战略。在开采煤炭资源的初期适合采用无需太大投资成本与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无为战略，但是这需要通过综合分析和比较煤炭资源开采和运输等多种因素来决定。

绿色战略：我国目前的国情是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和资源供需矛盾等两大难题，基于这个前提延伸出了绿色的发展道路，即绿色战略，该战略实施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应该处于幼年期。因为只有将经济发展、资源和环境这三者的关系处理好了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发展增长保持稳定，进而保证国家的长远发展。

延伸战略：延伸战略所适用的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成长期，在这个阶段，煤炭的开采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这种战略就是以此为前提延展煤炭产业链，通过深加工技术、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深化、升级价值链等方式来对煤炭下游产业进行构建。在最早进行转型的时期，延伸战略应该对煤炭产业的前后关联进行充分的分析和研究，通过洁净煤技术来转化煤炭，其途径主要有煤炭向发电转化、，煤炭向高耗能产业转化和煤炭向煤化工转化。同时还要综合分析来培育煤炭的替代产业来对煤炭产业在城市中的竞争力进行强化，不仅优化了经济系统，还优化了社会子系统和城市人口素质，当然这还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进行支持，比如说在煤炭资源型城市中的煤炭开采权方面出台相应的机制来实现市场化出让，分离开主要的国有煤炭企业和次要的企业。我们都知道现在的煤炭产业，在资源配置、企业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和不足，而且企业仍未感觉到市场的竞争压力还在进行着内部保护，为了能够从商业和就行机会的强化方面改观城市现状，就必须从产业转型的角度来延伸煤炭产业链和企业的配套业务。

自力更生转移战略：该战略是通过构建全新的产业群来代替煤炭产业，当然这需要前期煤炭产业给与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的支持，甚至需要外部力量给与各方面的支撑来保证新型产业群有能力来转移原有煤炭产业的开发人员，煤炭产业的转型是自力更生转移战略的发展目标，它是为了能够强化煤炭资源型城市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保证城市的长远发展。其主要有新建、收购、兼并、参股和入股等进入新兴产业的几种发展途径。而对于新兴产业的选择，其主要集中在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等第一产业和高科技、旅游业等第三产业。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在建设基础设施、发展城市文化科技事业和财政方面给与政策方面的支持。

多元复合战略：延伸战略结合自力更生转移战略进行综合发展的战略就是多元复合战略，构建综合性城市是该战略的发展目标。单一的产业策略是不是适合这样的城市发展的，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延伸煤炭产业链，以此为基础来构建第三产业等新兴产业群，进而降低城市对于煤炭产业的依赖性，通过具有质量的城市化手段来优化产业结构。对城市所处区域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充分的了解城市中具备怎样的工业加工和服务条件，进而选择恰当的产业途径来实现城市产业的多元化，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提升一个层次，以更好的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自由特区战略：在两种情况下可以选择自由特区战略，其中一种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成熟期，但是在区位和人口方面都不具有优势，在产业结构中不具备转型条件，而且缺少高水平的经济子系统，第二种就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衰退期，且缺少高水平经济子系统和人口基数较小。无论是个人投资还是公共投资在这样的城市中都难以实行，所以在城市化的快速推行过程中所需的大量资金都要来自于政府，可以说小城镇的发展模式比较适合，而在产业方面，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于成本最为敏感，且能够解决众多人口的就业问题，比较适合该类城市。除此之外，政府还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来给与支持，比如说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完善，提供资金来培训失业人员；构建保证金制度来完成矿区的关闭；通过税收、财政和行业标准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来进行引资；通过相关措施来增加土地的复垦量。

政府补贴战略：在两种情况下可以选择政府补贴战略，其中一种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成熟期，只是在区位和人口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产业结构中不具备转型条件；第二种就是煤炭资源型城市在生命周期中属于衰退期，在公共投资、个人投资和产业投资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能力，且人口基础较大。

根据不同的状况，自力更生转移战略或者复合战略经过调整和转变即可成为扩张战略或者维持战略。

4 结论

笔者在文章中通过全生命周期进程图阐述了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动态发展战略，分析和研究了城市发展战略应该根据煤炭资源型城市所处区域和所具有的资源禀赋进行制定。同时分战略发展目标和政府的支持性政策两方面进行了战略选择的解析。但是，在煤炭资源型城市全生命周期战略进程图中有三个属性没有明确的区分，这是不完美的地方，还有就是需要其他学者根据此体系来制定出相关的评价指标体系和确定权重的方法。

[参考文献]

[1]田宝柱； 李琳；矿区建设中环境污染的现状以及预防措施[J].煤炭技术2012.07：77-79

[2]蔡昌辉；关于建设工程造价指数及应用[J].煤炭技术2012.07：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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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4-0164-02

引言

焦作市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近几年来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立足本地资源和优势，大力培育优势产业，积极发展旅游业，使国民经济从低速徘徊中走上了快速发展轨道，城市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探索出了一条具有焦作特色的经济转型之路：焦作立市的基础是工业，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也在工业。因此建设用地扩展是经济需求增加于技术进步条件下农用地释放的结果，也是人们对相应的生态瞬时保持忍痛的结果。

一、焦作市建设用地现状

土地利用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焦作市土地利用一级地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扩展、道路建设、工业发展和兴修水利等都对建设用地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比2002—2008年的土地利用状况（见表1），从中找出土地利用规律和建设用地变化趋势。

从表1可以看出，焦作市土地利用总的变化趋势是农用地的数量稳中有增，主要原因是焦作市重视耕地的占补平衡工作，在2003年开发增加耕地573 hm2，多集中在温县黄河滩，复垦增加237.8 hm2，整理增加1 766.5 hm2。建设用地逐渐增加，其来源主要还是来自耕地，其用途大多数用于居民点及独立工矿和交通运输用地。建设用地中的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增加了3 736.4hm2，交通运输用地增加了1 727.5 hm2，未利用地面积有所下降。

二、影响建设用地面积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

影响建设用地面积变化的因子错综复杂，包括人口、城市化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子，而在短时间序列内，人口因素对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影响程度有限，导致建设用地面积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因素，经济的增长伴随着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结合焦作市的现实状况，采用2002—2008年六年间人均GDP、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人口、城市化率、工业生产总值等指标，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与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作动态相关性分析，以定量分析社会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面积变化的影响。

1.建设用地规模与总人口、城镇化水平的关系。人口总量和人口城镇化水平是反映地区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表征指标[1]，而建设用地是以空间效用满足人们的需要，人类对空间效用的追求，直接表现为对土地的需求，因此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建设用地的更大需求。随着总人口从2002年的336万增长到2008年的347万，城镇化率相应地从0.29增加到0.45，说明建设用地规模和总人口规模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样城镇化的增长速度和建设用地规模的增长速度也比较协调。一方面，社会发展成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化的适度扩展保证和推进了焦作市社会的发展，两者良性互动，发展态势良好。

为了进一步说明建设用地规模与人口之间的相关性，用SPSS软件对建设用地规模及总人口和城市化作相关性分析，其相关系数（见表2）。

表2 焦作市建设用地规模与人口和城镇化率的相关系数

注：样本数为7，双尾检验结果在0．01水平之间。

根据相关系数矩阵，总人口规模和城镇化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937，说明焦作市2002年以来城镇化水平随总人口的增加在提高。同时建设用地规模与总人口和城镇化率都有显著的关系，说明建设用地与人口因素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因此，随着总人口和城镇化率的提高，建设用地规模逐渐加大，符合焦作市建设用地发展的现状。

2.社会经济发展与建设用地规模扩展。为了分析建设用地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本研究选取经济总量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总值等因素，通过相关分析等分析手段来分析建设用地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2002年焦作市GDP为287.62亿元，2008年增加到1 031.59亿元，是2002年的3.59倍，与此同时建设用地规模也62 786.17公顷扩展到68 300.71 公顷[2]。经济发展是建设用地规模扩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一方面，GDP与建设用地规模扩展成正相关，相关系数达0.88（见表3），二者相互促进，GDP

表3 焦作市建设用地规模与GDP和工业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

注：样本数为7，双尾检验结果在0．01水平之间。

的增长带动了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展，同时，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展又满足和促进了GDP的增长；另一方面，建设用地规模扩展速度又低于GDP增长速度，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焦作市“北山、中川、南滩”的地貌特征，决定了土地利用类型的多样性。审批建设用地中实际土地可利用率低，不得不充分利用有限的面积，使得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相对较高；（2）与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2002年第一、二、三产业结构比重为14.8∶52.6∶32.6，2008年三产业比重达到8.1∶66.9∶25，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展。

3.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规模扩展。2002—2008年期间，焦作市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度增加，2002年焦作市固定资产投资为72亿元，2008年增加到636.14亿元，是2002年的8.84倍，快于建设用地规模扩展的速度。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与建设用地规模扩展成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884（见表4），说明固定资产投

表4 焦作市建设用地规模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系数

资力度的加大，在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驱动了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另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建设用地规模扩展速度，说明建设用地的投资强度在加大，土地利用集约程度不断提高。

三、实现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的措施

1.加强建设用地总量控制。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合理安排各类建设用地增量指标，优先支持重点城镇发展用地及产业集聚区用地，重点保障符合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需求的重点项目用地。制定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指标体系，充分挖掘各业各类用地潜力；强化用地定额指标控制措施，合理调控土地供应规模、结构、时序；重点盘活“批而未用、供而未用、低效使用”三类建设用地。

2.通过扩大增量与盘活存量来增加建设用地的供应。理顺盘活存量用地的投资收益机制，加大低效利用和闲置建设用地的整理和合理流转，将其盘活，增加投资效益，严格控制城镇建设范围，重挖潜，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增长速度。

3.优化建设用地布局，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扩展。优化城乡用地结构与空间布局，推动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建立城镇与农村平等互利、良性互动的用地机制。严格控制城镇工矿和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扩展边界，将城镇工矿和农村居民点建设用地严格限定在扩展边界内，明确管制规则和管理措施，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控制城乡建设用地盲目无序扩张。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影响建设用地规模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等，这些不可分割的因素的合力形成来建设用地规模扩展的动力机制，共同影响着其用地规模的变化[3]。因此只有集约节约利用建设用地，才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保障农业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带来无限契机，应加大对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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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概述

(一)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现状

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经济逐步建立了以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因此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经济腾飞，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跃升到2007年的21737.3亿美元，国际贸易地位（出口总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第26位上升到了2007年的世界第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2004―2007年出口贸易对GDP的贡献度分别高达30.7%，34.2%，36.8%，37.5%，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占中国经济中的份额从1995年的40%上升到70%，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超过了以贸易立国的日本和韩国，也超过了与中国经济规模相当的其他经济体。但在刚刚过去的起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猛烈撞击下，2008年11月我国的出口开始首次出现负增长,11月份当月出口1149.9亿美元,下降2.2%，外贸单月进出口亦首次出现负增长，12月份进出口总值1833.3亿美元,下降11.1%；其中出口1111.6亿美元,下降218%；进口721.8亿美元,下降21.3%。可见，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我国企业在面对外部不可抗力的干扰时表现出令人担忧的发展减缓、效益下滑，受此影响，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国家经济发展减速，2009年中国出口对GDP贡献率仅为负3.9%，出口负增长甚至是两位数的下滑，为近几十年来首次，且这一成绩是在近乎穷尽政策扶持手段的情况下取得的。在影响我国出口的诸因素中,外需的作用约占八成，2010年下半年出口新订单呈下降趋势,意味着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减速。已有研究表明在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的新形势下，以出口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日益突出：产业结构和布局失衡、劳动力成本低廉，尤其是资源环境代价高昂等，如不及时加以改进和完善，将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外外向型经济发展借鉴

尽管以出口导向为重要支撑点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了举世瞩目的腾飞，但从现实情况看，在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之后，随着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因为环境的复杂化和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存在的缺陷和自身发展中陆续出现的问题，其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内外阻力，国民经济也正在为这种发展战略付出越来越高昂的代价。金融危机之后，更是表现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从根本上迎来经济持久稳定的高速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下面几个国家的发展历史值得借鉴。

1、巴西教训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拉美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风起云涌，巴西经济发展战略也由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转轨后，巴西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开始大幅度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由原来居资本主义世界第15位上升到第8位；而且还部分实现了经济结构方面质的转化，工业、农业产值之比例关系由1960年的0.9∶1发展为1975年的2.69∶1，1974年重工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的比重比1960年提高了26%。但在经济一派向好之中，巴西的注意力过度被国际市场的需求所吸引，没有及时跟进本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平衡，导致在国际市场动荡中招架无力、手足无措。以巴西“中国谷”的鞋类制造产业集群为例，在过去的许多年中，巴西女鞋因其同等质量下的成本优势而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于是，“中国谷”的鞋类生产商纷纷把自己的企业定位成女鞋生产商，出口量大约占到全球同类出口的12％。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期间，巴西“中国谷”的女鞋销售及出口增长非常迅速，但好景不长，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市场，中国鞋因其更大的成本和价格优势，迅速吸引了国际市场，国际大买家随即把其供应链管理移向了中国大陆，甩开了巴西生产商。结果，在整个80年代期间，巴西“中国谷”的鞋类制造产业集群发生了巨大的衰退，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甚至下降了将近40％，严重影响了国民的正常生活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2、英美启示

16世纪上半叶，英国制定有利于出口的税收政策，奖励和保护生产出口产品的手工业，实行单边外向型倾向的自由贸易政策，给英国经济带来短暂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严重后果是：英国经济受制于荷兰、比利时等低地国家，以德国、意大利为首的外国商人分享了伦敦50%以上的出口额；从16世纪中期起，一系列频发的经济与社会危机也很难摆脱与当时经贸政策的干系。最终，英国以保护国内市场和发展高端产业为核心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代替了含义简单的外向型自由贸易政策，才迎来了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发展。

美国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十年，经济严重依附于英国，是一种实质上的“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1807年，英国炮轰美国战舰，激起了强烈的反英情绪，美国国会通过《禁运法案》，禁止一切船只离开美国前往外国港口，意图通过中断对英国的农产品供应来教训英国。然而，由于英国不仅本土产粮，世界其他产粮国家也乐于向英国出口粮食，此举不仅没能给英国造成伤害，反而使美国经济全面瘫痪。1807-1808年，美国出口从1.834亿美元下降到2243万美元，下降幅度达88%，进口从1.385亿美元降至5699万美元，下降59%。航海业濒临破产，大批海员失业，北部的大小商人损失惨重，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小农场主和小业主纷纷破产，工业消费品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关税收入急剧减少，财政出现巨额亏空。禁运充分暴露了美国经济的殖民性和依附性。四年后的美英战争所引发的严重经济危机，更使美国深切感受到争取外援、注重国外市场与独立自主、发展国内市场是国家发展不可偏废的两手，而争取外援必须立足于独立自主，国外市场必须以国内市场为靠山。从此美国走上了技术创新、资本生产率立国、工农业协同发展、内部改善和向外延伸的以内向型为核心、外向型为扩张的发展道路。

可见，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完善发展内部市场与高效利用外部市场，双管齐下才是成功的根本，否则只能是仰人鼻息、拾人牙慧，繁荣和发展都难以持续。要做到这一点，在世界日益注重环保和资源日益短缺的今天，中国必须尽早摆脱“世界制造工厂”的低效、高成本和高污染身份标签，借助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产业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负面影响，以环境优化辅助经济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良性互动，达到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演进为目标的产业生态化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

二、实施产业生态化的现实需求

持续的经济低迷和生态恶化事件使人们意识到世界经济结构需要进行深入和全方位的调整，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贸易长期均衡和可持续发展，这一切要得到根本解决，必须依赖于人类社会之间、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建立和谐互促的良性互动关系，而不是人类社会无止境地向自然进行毁灭性的攫取，自断未来发展之路。传统经济学都致力于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经济关系和分配后果，其客观结果是使利益各方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己方利益，不断伤害现实索取成本最小的自然界。至于资源经济学、环境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以及工业生态学等学科，虽然不仅研究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也研究了自然对人类活动的支撑，但共同的缺陷是都没有进行人类与自然和谐互动的有机联系研究。在此情况下，产业生态化将人类经济活动、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作为学科发展使命，形成了对上述学科扬长避短的综合利用。

(一)产业生态化的核心内容和目标

产业生态化发展是现代产业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问题的组织新模式，是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在产业发展领域的重要应用。随着人类关爱生命和保护环境的意识越来越强，经济发展能否为公众接受和认可不再仅仅局限于是否给人们带来物质财富，而是涵盖了对一切生命体的关爱和尊重，工业经济时代以高昂的资源环境和有损人类身心健康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已经逐渐被摒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观正在成为普世的价值观。以综合运用生态、经济规律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经营和管理产业，使产业活动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大系统，并在其中实现产业系统改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赢”的产业生态化观念迅速得到各国政府与公众的推崇，并于上世纪90年代在发达国家渐成潮流。如今，产业生态化不仅贯穿于发达国家宏观层次的产业发展战略，而且正高速向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和公众层面辐射，日益影响着产业与经济发展。

产业生态化的核心内容在于：建立一个结构合理、层次多样、功能完善的，能够促进物质和能量在自然――社会经济大系统内高效运用和循环的产业生态系统。这种高效基于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的高度尊重和对活动对象的高度了解，源自各项活动的“精密”、“精准”的分工与功能协同，从而使得物质和能量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得到高效利用和循环。

产业生态化的目标在于：在人类经济活动高速发展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伤害人类未来，如果任由其无节制地发展下去，终会导致资源枯竭、人类发展面临绝境的严重后果的境况下，通过人类有意识的制约与引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减少产业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又以环境优化辅助经济增长，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达到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协同演进。

(二)产业生态化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

产业政策导向直接决定着国家或地区资源禀赋与现实经济实力，科学而有远见的产业政策不仅能够缓解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压力，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更大的功效，而且因为顺应了自然和社会规律，能够使生产力得到高速发展，使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变力。生态化是人类构筑经济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模式，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各大产业生态化通过对其多样性的不断提高来促进稳定发展，试图找到一条物质永续循环利用，无污染、低能耗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产业生态化要求在自然系统承载能力内，对特定地域空间内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进行耦合优化，达到充分利用资源，消除环境破坏，协调自然、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产业生态思想不是考虑单一部门与一个过程的物质循环与资源利用效率，而是借鉴生态系统中的一体化模式，力求系统地解决产业活动与资源、环境关系，使经济立足于本国或本地区的具体情况，使产业结构与当地的资源环境、社会文化状态得到尽可能完美的衔接，基于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良性互动的二维目标，实现产业结构的动态优化调整，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最终形成生态产业的一体化和复合化，在国际化日益盛行的今天，不仅能够动态强健经济体系和产业结构，最大限度地节约要素成本，消除环境破坏，通过促进持续的产业创新活动建立比较优势，而且能够使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凭借其完善的产业、经济结构有效抵御外来风险于不倒。

三、实施产业生态化的路径构想

(一)以“阿尔法狗群”奠定产业生态化现实基础

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占据我国企业总数1%的大企业一直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绝对主角，吸引着公众的眼球，而占据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虽然拥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与个体生存和公众接触密切相反，个体发展却往往游走于公众视线之外，特别是难以得到宏观政策的持续关注和青睐。实际上，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08年为例，中小企业在全国工业产值和利税中分别占到60%和40%左右，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全国城镇就业总数的75%。因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中小企业发展状况既直接决定我们今后是不是能好过一点，也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能否保持稳定增长态势的关键所在，中小企业将是决定中国未来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小企业生存、发展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高成本、低利润的经营特点，其中高能耗是造成中小企业成本高的重要因素。而高能耗、低产出与产业生态化寻求物质永续循环利用，无污染、低能耗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思想背道而驰。常州中小企业众多，如果其高能耗、高污染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常州推行产业生态化就只能是一纸空谈。

阿尔法狗是狗群中资格最老、最具眼光的狗，阿尔法狗公司不一定是大企业，但却嗅觉灵敏，具有在别人眼光局限之处发现机会的能力，最终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中小企业必须在政府必须引导和自身努力双管齐下之中形成自身独特的竞争力，及时在市场上寻找服务尚未成熟、有“获取利益的基础”基地，即“利基”，找准自身定位，在夹缝中生存并壮大，提高经济效益，彻底改变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局面。另一方面，阿尔法狗公司在面临外部因素的变化时，由于盘子较小、体型轻捷、自身素质较高、眼光独到，可以较快做出准确判断，采取措施，适应新形势，这也是阿尔法狗公司明显优于航空母舰型大公司的一个长处，而对于对区域经济来说，这个优点不仅能有效降低经济动荡程度，而且还能起到稳定市场和民心的重要作用。所以，在广大的中小企业群里重点扶持成长性好的企业，使之成为阿尔法狗公司，不仅对产业生态化至关重要，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同样重要。而一只、两只阿尔法狗显然成不了气候，因此，培育区域“阿尔法狗群”，与新兴产业集群相互呼应、配合，是实行产业生态化、壮大区域经济优势的现实需求。

(二)以配套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生态化发展

由于传统产业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方面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现代产业集群由于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和能耗不仅有效弥补了这一缺陷，更使集群内的企业之间交流机会大大增加，有利于先进经验和技术的传播，特别是有利于意会的、隐含经验类的知识快速传播，从而促进创新。而产业之间的创新会牵一发带动全身，不断向利益相关者辐射，最终形成区域经济共同增长的向好局面。基于配套协作目标的产业集群，往往能以产品科技含量高、关联度强，物流成本低，材料来源与产品去向有底等优势赢得市场青睐，容易形成“家族兴旺”的共荣局面。

以“集聚产业、专业分工、区域配套、循环利用、留有余地”为指导原则，在目前产业集群基础上，构建集群生态化产业链，不仅沿袭产业集群的优势，更着力全面统筹、科学地构建和完善配套产业链，目光从采购、生产、销售环节向前延伸到个体企业功能设计对区域产业链的影响及共享，把投资和启动成本控制到最低；向后延伸到生产对环境和生活的影响，关注生产废弃物排放及产品弃置去向和成本，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手段有意识的引导和促进生产要素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循环利用，将废弃物减少到最低，最终形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化产业集群。

(三)以绿色服务业带动传统产业转型

产业转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会碰到方方面面的周折和难题，特别是一些专业性强、技术难度大、缺少可替代选择的产业，显得更加困难，而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既需要技术又需要人力、财力和机遇的支撑。相比之下，技术含量低、劳动密度大的传统服务业一方面转型比较容易，另一方面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一次性用具的广泛使用、废弃物、下脚料毫无规划的排放都曾经并正在引起严重的环境问题。

以服务业为生态化的突破口，广泛在区域内中心商业区、宾馆、饭店甚至早、夜市摊点和娱乐场所推行节能、节水和节材的一系列措施，进行烟污染、声污染、光污染和废弃物污染的综合治理，强化责任区内环境管理的责任，有效降低服务业的地域污染度、能源和水资源消耗、逐步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量，达到节约资源、改良和完善产业、城市环境的目的。因此，以绿色服务业带动传统产业生态化转型，既起到了转型成功的示范作用，又因点多面广、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增加其他产业生态化的紧迫感。

(四)以基础设施共享促进产业生态化实施

产业的生态化建设，要求建立资源节约型的产业结构体系，减少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倡导绿色环保消费，协调自然、社会与经济的持续发展，实际上给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综合性、前瞻性的要求。如果企业依然各自为政展开一系列生产经营和生活活动，是无法实现资源与技术的循环利用的，如果把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企业联合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网，在这张网上有计划、有组织地设置一些基础设施共享的关键节点，无疑既可以大幅度降低单个企业运作的人力、财力成本，又可以大大降低资源消耗总量，并减少污染排放，极大地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的集约化运行，还起到提高区域管理水平和区域内相关企业的效率，优化城市宜居环境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宋涛.城市产业生态化的经济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2]郎咸平.谁在拯救中国经济.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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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现状

当前由于网络信息飞速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单位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管理模式和管理者之间的竞争，这对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和人力资源经济学家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单位的高级管理者，人力资源经济学家对单位当前和未来的发展和经营具有咨询和决策的作用。在经济与信息技术高度结合的背景之下，单位的工作模式得以不断简化，各个领域的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优化利用，这些都需要对人力资源内部结构进行调整。人力资源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明确自己的专业价值的重要性，他们的环境和自己的缺乏一个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在正常情况下应及时学习新知识，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职业观念和责任意识，以更好地促进单位的发展和进步。

二、新经济形势下人力资源经济师的职业定位

(一)单位经济发展的建议者

人力资源经济师通常都是单位中的高级管理者，他们对于单位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可谓是了如指掌，职工适合哪方面工作，具有那方面的突出能力，这些都是人力资源的本职工作之一。单位经营期间，人力资源经济师可以说是单位决策者与普通职工之间沟通的桥梁，他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与职工之间的交流极为频繁，了解职工在工作中的各种诉求，可以及时的将一些合理的诉求反馈给单位决策者，然后让决策者结合单位发展现状，制定更加合理的人才管理战略，为单位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建议。

(二)单位经济发展方向的执行者

作为一名人力资源经济师其统筹着整个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他们不仅仅是单位发展的建议者，同时其还是单位经济发展的执行者。在单位经营中其是多项工作的执行者，在执行工作中，其需要征询和统计单位各个部门职工的意见，然后结合单位实际发展现状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这样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单位的发展建设，解决单位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为单位的稳步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

三、人力资源经济师职业的发展动态

(一)宏观出发，总览调控全局

篇9

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最早出现在钱纳里1975年出版的《发展的模型：1950-1970》一书中，通过模型回归，提出了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一般对应关系。汪金敖认为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王波对经济与城镇化的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但对于我国目前的城镇化建设状况如何，是否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理论界存在很大分歧。

占主流的观点认为我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另一种意见则是觉得前者夸大了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程度，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大体合适，只是略微滞后。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是城市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市化。不管是超前还是滞后城镇化，以前的研究主要是静态的研究，鉴于此，本文采用基于熵值法的动态评价方法对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情况进行动态研究，以求能客观反映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状况。

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相协调，首先要对两个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选取，本文按照客观性、科学性、完备性、一致性和数据获取可能性的原则，结合有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数据资料的来源情况，最终筛选出31个能比较集中反映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经济指标12个，城镇指标19个，具体指标如表1所述。

动态综合协调系数的计算

协调系数是指某一系统与其它系统相适应的数值，反映了隶属于“协调”这个模糊集合程度的指标，其取值为［0，1］之间的实数。协调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W表示协调系数，X为子系统实际发展水平；X *为协调发展水平；K=2/S，S为方差，W(i/j)是i子系统对j子系统的协调系数；W( j/i)是j子系统与i子系统间相互协调发展程度的协调系数；W(i, j)是i系统与j系统的综合协调系数。若实际发展水平越接近协调发展水平时，协调系数越大，说明协调发展程度越高；实际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水平的离差越大时，协调系数越小，说明协调系统协调发展程度越低；当实际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水平相等时，协调系数为1，说明系统完全协调；当实际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水平的离差趋于无穷大时，协调系数趋于0，说明系统完全不协调。可见，协调系数能反映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通过协调系数可以直观、方便的评价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状况。

本文通过选取我国31省市1995、1997、2000、2003、2005、2007和2009年七年的数据，首先采用墒值法和理想点法相结合的时序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计算出我国1995-2009年的城镇化综合动态发展水平和经济动态综合发展水平，再结合隶属度函数，运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了1995-2009年我国31省市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动态协调系数，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分析

（一）协调系数等级划分

协调系数的大小表示其协调程度，它的不同区间划分可以作为不同协调程度的衡量标准。为了使协调系数更直观地评价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结合相关协调发展研究的理论，本文把协调系数划分为6个等级，协调系数大于0.6即达到协调状态，如表3。

（二）我国各省市城镇建设与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结果分析

我国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区域差异明显，东部最好、中部次之、西部较差。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东部协调性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差，东西部差距较大。我国东部地区的省市，除福建外，其它省市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系数都大于0.6，均达到协调状态，其中，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市的协调系数最高，均大于0.9。中部地区除河南和河北两省的协调系数小于0.6外，其余省市的协调系数都大于0.6，已达到协调发展状态，但协调系数最高的湖南也只有0.791，落后于东部地区很多省市。西部地区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差，除重庆、四川两省市的协调系数大于0.6外，其它11省市的协调系数都低于0.6，属不协调发展状态，其中、新疆和青海三省的协调系数低于0.19，为极度失调状态，西部13省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较差，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也存在一定差距。

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系数W(i, j)是由W(i/j)和W( j/i)两部分共同决定的，如果W(i/j)值大于W( j/i)值，表明i系统优于j系统,即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城镇化建设水平，是滞后城市化建设；反之，如果W(i/j)值小于W( j/i)值，表明j系统优于i系统，即城镇化建设水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是超前城市化建设。从计算出来的W(i/j)、W( j/i)和W(i, j)值来看，只有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和重庆六省市的W(i/j)值与W( j/i)值差距较小，这六省市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系数比较高，均大于0.8，其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达到良好协调状态。其余25省市的W(i/j)值都大于W( j/i)值，即这25省市的城镇化建设都滞后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其中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湖南、海南、重庆和四川12省市的综合动态协调系数虽然都大于0.6，但其城镇化建设水平仍然滞后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建设水平仍有待提高，而、新疆和青海等省市在发展经济的时候忽略了城镇化建设，其城镇化建设远远滞后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亟需大力增强城镇化建设力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趋势增强。从1995年到2009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大部分省市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协调性趋势增强，从1995年到2009年选取的七年样本计算出来的静态协调系数来看，1995年，我国只有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市的协调系数大于0.6，到2003年，已经有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湖北和湖南等16省市的协调系数大于0.6，但到2009年，除、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贵州等10省外，已经有21省市的协调系数大于0.6。而从计算出来的7年的综合动态协调系数来看， 我国31省市中，有18省市的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系数大于0.6，只有13省市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系数小于0.6，而且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的协调系数大于0.9，已达到优质协调发展状态，浙江、江苏两省市的协调系数也大于0.8，达到良好协调状态。所以总体而言，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建设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协调发展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协调性趋势增强。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从1995年到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趋势增强，但我国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区域差异明显，而且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这对社会发展产生种种消极影响。当前我国在生产、消费、人口、土地和环境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无不与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相关。当务之急是明确城镇化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巨大战略意义，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革土地政策和户籍管理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关系、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耗方式、健全投融资体系和增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等措施，缩小区域差异，促进我国城镇化建设与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从而进一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二）相关建议

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发展规划。规划是城镇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是建设和管理城镇的基础手段和依据，科学合理的城镇发展规划可以有效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也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从而有利于我国城镇建设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区域差异明显，因此，要从实际出发，以协调为原则，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区位特点和资源条件，总体规划、合理布局，缩小城镇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差异。

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发挥效益慢等特点，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较差，因此，必须提高思想认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共建、共享发挥集聚效率和规模效率，降低建设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此外，国家应该在城镇改造、公路、广播电视、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支持，地方政府要根据自身财力状况，重点支持城镇供排水、环境整治、信息网络等公用设施建设。同时，也需要加强基础设施管理，应设立统一的城市公共资产管理机构，对城镇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运营、养护、维修、扩建、改进等环节，确保基础设施长效作用的充分发挥。

加强制度创新和城镇管理。要加强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财政投资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制度和体制创新，为城镇发展创造条件。同时，政府要加强城镇规划、政策引导、信息咨询、投资环境和公共品供给等引导和管理，健全服务职能，提高管理效益。

参考文献：

1.成德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D].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0.10

2.汪金敖.农村城镇化:县域经济发展的突破口[J].求索，2000,5

3.王波.论县域经济与农村城镇化的良性互动[J].东岳论丛，2004(6)

4.孙永正.城市化滞后的弊端[J].城市问题，1999(6)

5.王大用.中国的城市化及带来的挑战[J].经济纵横，2005(1)

6.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关于“十五”时期实施城市化战略的几个问题[J].宏观经济管理，2000(4)

7.邓宇鹏.中国的隐性超城市化[J].当代财经，1999(6)

8.姜波.警惕城市化泡沫[N].经济日报，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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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9-072-04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对保险消费的需求与日剧增，截止2014年，我国总保费收入已经达到20235亿元，相对1994年的498亿元总保费收入有了很大的上升。保险作为一种特殊的金融产品，随着保险业务的开展，产品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功能多样，在资产配置中作用明显。保险消费的提升，对居民的当期消费及预期消费，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保费消费的提高，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表现出相似性，到2014年止，已经达到20235亿元，保险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

一些研究认为，保险与经济增长具有正相关关系。如林宝清认为在其他外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保费收入与国民生产总值（GNP）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保费收入与GNP增长呈现出同步变动的趋势。孙祁祥和贲奔认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制约保险业发展，在中国保险产业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对人们风险意识的转变具有重要作用。肖文和谢文武认为GDP的增长决定了保险业的高速增长，保费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存在着正向相关关系。邵全权运用联立方程模型考察了保险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机制，发现保险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竞争程度降低集中程度，保险业从垄断向竞争的结构调整有利于经济增长。

本文在研究中考虑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的差异，而不同于以往研究中的不做区分。考虑到人身保险消费更多的是通过其储蓄功能来促进经济发展，而财产保险消费则因其损失补偿功能对经济产生正向作用，本文将其区分，并期望这样的区分能够较好的解释当前经济环境下，我国保险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取

本文以1994―2014年为研究期，国民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衡量保险业发展的指标分别用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表示。其中，财产保险收入（NONLIFE）作为财产保险发展水平的指标，人身保险收入（LIFE）作为人身保险发展水平的指标。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1994―2014的年度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国民生产总值（GDP）、财产保险收入（NONLIFE）、人身保险收入（LIFE）三个指标根据相应数据计算得到，同时为了消除时间序列数据异方差的问题，并且保证时间序列的性质，对GDP、NONLIFE、LIFE进行对数处理得到经济增长、财产保险发展和人身保险发展指标LGDP、LNONLIFE和LLIFE。以上指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

我们研究的目的是分析经济增长、财产保险发展和人身保险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在分析多变量动态关系时，我们可以将这些变量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系统来预测，使得预测相互融洽，我们称为多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本文采用的正是这种多变量时间序列分析。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姆斯（C.A.Sims）所提倡的向量自回归（VAR）正是这样一种方法。本文所采用的VAR模型是一种非结构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它是将单个内生变量与其他所有的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用于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从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所形成的影响。VAR模型表达式为：

Yt=Γ0+Γ1Yt-1+Γ2Yt-2+…+ΓpYt-p+Π1Xt+…ΠqXt-q+Ut

其中，Yt是k维内生变量向量，Xt是d维外生变量向量，p和q分别是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阶数，Γ0，Γ1…Γp和Π1…Πq是待估计的参数矩阵，Ut是随机误差项。当外生变量为常数项时，内生变量有阶滞后期，称为VAR（p）模型。VAR模型主要是通过平稳性检验、滞后期的确定、Johanse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等步骤，来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

（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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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发改委将聚焦重点领域，聚力攻坚项目，夯实发展基础，全力推进全区经济高质发展走在全市前列。

一、坚持规划引领，明确导向，推动发展目标上台阶。以“高质发展、后发先至”三年行动计划为统领，按照“六个高质量”的发展要求，强化重大问题研究和政策储备，围绕实现高质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谋划一批切实可行的政策举措和对策建议，将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落实到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和重大项目上。在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事业等方面梳理一批重大项目，全力争取上级资金和政策支持。结合“高质发展、后发先至”目标要求，高标准建立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体系，将任务目标化，目标项目化，项目责任化，做到任务更明确，更好地发挥考核的导向性、约束性作用。突出重要指标、重大事项、重点项目，加强过程管理，强化督查推进，层层压实责任，一着不让抓好落实，推动各项发展目标上台阶。

二、坚持项目为王，强化支撑，积蓄高质发展新动能。牢牢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持续扩大有效投入，不断增强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按照区委区政府“项目攀新高”工作要求，积极为项目单位提供优质服务。实行委领导班子挂片服务制度，深入项目建设一线，帮助业主解决项目建设的难题。开展项目建设劳动竞赛、“百日突破”等活动，确保项目建设理念不变、力度不减、干劲不降。倒排时间节点，加快推进100个市级重点项目建设，确保序时进度全市第一。组织协调相关职能部门，集中力量为项目建设扫清障碍、创造条件.抓好重点项目储备，着力做到招引一批、储备一批、建设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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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O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4-0089-03

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将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来发展。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四川旅游收入多年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这一经济现象引起了笔者的重视,并逐步开展了对旅游发展与GDP 关系的研究。本文基于四川GDP与旅游收入10年的统计数据,就经济增长的趋势与持续发展作一实证研究,提出旅游管理政策建议,促进地区旅游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 数据与模型介绍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四川旅游政务网上近10年的年度样本数据用于实证分析。从样本数据看出,除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的影响下,四川旅游总收入环比下降之外,10年间旅游总收入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并且一直呈上升态势（如表1所示）。

1.2 主成分指标选取与处理

我们选取2000―2009年四川GDP与旅游总收入这两个主要成分,在同一张图表中将其直方图和折线图分别作出。因为直方图、折线图是非参数统计中估计总体分布特征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

从图1、图2可以看出,2000―2009年四川旅游总收入与四川GDP的数据都随时间呈线性增长的态势,而且具有明显的线性分布特征。折线图为我们寻求分析模型提供了线性回归研究的思路。

1.3 模型设定与最小二乘估计原理简介

由于上述问题是收入随时间线性增长的分析,我们设定一个时间自变量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将其表示为：

由表8知道,四川GDP与旅游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56,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是非常显著的。从数量关系上看,四川旅游经济水平随着年度变化不断提升。从动态相关性上看,四川旅游收入不仅与旅游系统业内人士的努力程度有关,还与四川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态势有关,旅游业各要素之间的动态相关特征,国民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是四川旅游收入持续增加最主要的因素。旅游收入随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及自然事件的影响程度而发生变化。

2.3 回归分析结果解读

回归方程（1）表明,2000―2009年的10年间，四川经济增长保持着一个斜率为1129.597,截距为-2256426.624的上升路径,意味着四川国民收入增加额保持在大约平均1129.6亿元的一个水平上。四川旅游收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平均增幅的定量分析。因此,我们有理由认定所作实证分析的合理性。从表1的数据也能看到,四川旅游收入占GDP的份额逐步提高到10％左右,旅游业已经成为四川经济重要的增长点。

尽管因2008年特大地震影响,四川旅游收入总体出现了10.3％的负增长,这一数据对于建立回归方程（2）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方差分析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回归方程（2）显著有效,该模型的拟合度非常高,仍然可以接受。从表1看到,四川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6.4％提高到了2009年的10.4％,10年间提高了4个百分点,旅游收入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的趋势得以延续,显示出旅游对四川经济的强劲拉动力。

从拟合优度R上看,回归方程（1）、（2）的R值都在0.96以上,拟合情况都很好，表明四川GDP和旅游收入的实际值总体对（1）、（2）这两条回归直线的偏离情况都较小。再从方程（1）、（2）的形态来看,方程（1）的形态表现得比较陡峭,方程（2）的形态则表现得较为平缓,意味着四川经济和旅游锐势发展齐头并进。

3 持续发展化管理

第一,旅游业要适时进行危机管理。从四川旅游发展10年的数据中看到,2003 年SARS危机事件对旅游的影响,使得旅游收入增速比GDP增速低1.2个百分点；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等对四川旅游业综合影响,造成旅游收入10.3％的负增长。以SARS、“5•12”汶川地震为代表的突发性危机事件对旅游业会造成巨大的不良影响。因此,为保持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旅游系统需要建立起危机管理的快速反应机制和危机事件后续影响的预见机制,完善危机管理体系,适时进行旅游危机管理很有必要。

第二,旅游管理要贯彻动态相关性原则。任何系统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系统状态是时间的函数,这是由系统的动态性决定的。旅游行业的系统状态也是这样。系统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间,以及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都要由系统的相关性决定。旅游产业是关联度很强的产业,旅游系统动态性取决于其相关性。旅游行业管理要贯彻系统动态相关性原则,要把系统要素、系统内部和系统环境三者的关系协调好、统一好。

第三,旅游经济也要转变增长方式。经过近30年的发展,四川旅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经济增长的潜能将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去,旅游产业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社会资源投入的多少,一旦社会资源的投入减少或者增长不能满足递增的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就不可能再维持下去。现在,旅游产业需要转型成集约型或内涵式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能表现出同样的要素投入带来经济的更快增长,或者是用较少的社会资源能达到同样的增长率水平。因此,集约型或内涵式的旅游经济增长方式是现阶段的一种更有潜能并且质量更高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四,旅游发展要走质量与效益并重的道路。表1反映出四川旅游收入的数量有了大发展。但四川旅游总收入常年处于全国第9位,这与四川拥有名列前茅的旅游资源并不相称。因此,旅游业需要尽快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走靠质量发展的道路。在旅游发展质量上,一要打造旅游特色产品；二要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三要加快旅游产业和文化紧密融合；四要坚持发展旅游大产业与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相结合、旅游业大发展与培育旅游大市场相结合、推进旅游大众化与改善民生相结合、保护旅游大环境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结合。

参考文献：

［1］刘志勇,黄建山.美国旅华需求的影响因素：模型构建与检验［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9（1）.

［2］康蓉,吴越.中国旅游消费统计与国际标准的差距及解决对策［J］.统计研究,2009（12）.

［3］王起敬.旅游产业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马庆国.管理统计［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篇13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要 东营市是黄河三角洲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区域。该区是我国东部沿海最大的石油、天然气产区，三次产业之间极不协调，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其中石油工业占东营市经济总量的70%，第三产业偏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缓慢。该区生态环境脆弱，在保持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协调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该文在分析东营市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基础上，利用协调度计量模型计算得出：2008年东营市经济发展指数为1.89，相应的环境质量指数为1.04，综合环境经济发展指数为1.82，环境经济协调度为0.35，表明东营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处于失调状态。因此，提出东营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建议：①依靠现代农业技术，推进生态农业建设；②以产品对环境危害最小化、生产工艺清洁化、排放物低“三废”化、技术高科技化为目标，加快绿色油田建设；③依托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旅游，推动以生态旅游为核心的三产发展。

关键词 生态环境；经济；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 F062.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157-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27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己经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合理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发展”不仅在短时期内将会造成对资源和环境的损害，而且从长远来看，这种对发展的基础―环境与资源的损害也必将妨碍未来的经济发展［1-4］。协调发展度是度量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高低的定量指标， 协调发展度不仅可以反映区域环境质量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同步性, 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反映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实力水平［5-8］。2009年12月，“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得到国家批复，东营市是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的核心区域。开展对东营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的评估，对东营市未来生态经济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可为东营市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1 东营市的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

1.1 东营市的经济发展情况

东营市是我国东部沿海最大的石油、天然气产区。近年来，东营市实施了“工业强市”、“科教兴市”的发展战略，使石油化工、盐及盐化工、造纸、机电、轻纺、建材、食品加工等工业门类得到较快发展。在农业方面，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全市形成了粮棉、畜牧、水产、瓜菜、林果等五大主导产业，农业生产逐步向市场化、科技化、企业化、集约化方向发展。东营市积极发展商业、餐饮服务、金融等第三产业，成为黄河三角洲的商贸、金融中心。同时个体私营经济将成为黄河三角洲开发的一个新经济增长点。

东营市经济发展的主要优势表现在：①特殊的区位优势。黄河三角洲北邻京津冀，与天津滨海新区和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东连胶东半岛，南靠济南城市圈，战略地位十分重要。②资源丰富多样。丰富的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旅游资源是发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的独特条件。③生态系统独具特色。黄河三角洲处于大气、河流、海洋与陆地的交接带，多种物质交汇，是典型的多重生态界面，大规模发展畜牧业和养殖业、开展动植物良种繁育、培育循环经济产业链、发展生态旅游等条件得天独厚。④低廉的产业发展成本。黄河三角洲地处沿海，具备很好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⑤产业发展基础良好。原油、原盐、纯碱等生产能力位居全国前列，化工、纺织、造纸、机械、食品等行业在全省占有重要地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

东营市经过多年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农村居民纯收入等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均持续增长，已经成为黄河三角洲最为重要的经济增长区域。2009年，东营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 076.6亿元，比上年增长12.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74.73亿元，增长5.0%；第二产业增加值1 541.34亿元，增长12.7%；第三产业增加值460.54亿元，增长12.2%。全市实现农林牧副渔总产值147.35亿元，比上年增长5.1%。地方财政收入80.87亿元，增长1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 095亿元，增长23.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 313元，增长9.4%；农村居民全年纯收入7 327元，增长10.0%。2009年全市累计进出口完成396 039万美元。其中，出口175 539万美元，同比全省排名第8位。出口增长的产品主要有轮胎、电子及农产品等。其中：轮胎出口90 980万美元，增长17.4%；电器电子类出口8 087万美元，增长170.9%。

1.2 东营市的产业结构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东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都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但是从三次产业构成来看，产业之间不协调，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偏低，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缓慢（如图1）。2009年，东营市三次产业比例构成为3.6∶74.2∶22.2。同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包括东营、滨州两市，潍坊市的寒亭区、寿光市、昌邑市，德州市的乐陵市、庆云县，淄博市的高青县和烟台市的莱州市。三次产业比例构成为7.9∶64.2∶27.9。可见，产业结构失衡是整个黄河三角洲高效经济区的共同特点，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急需进行。

1.2.1 第一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东营第一产业总产值逐年增长，2009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74.73亿元，是1983年的19倍。农业产值为610 898万元，其中蔬菜园艺作物产值251 985万元，占农业产值的41.2%，果品产值为45 566万元，占7.5%。2009年，东营冬枣产量为33 886 t，占水果总产量

的34.0%。其中，东营市河口区的冬枣产量为19 864 t，占冬枣总产量的58.6%，成为冬枣生产的主要地区。目前，冬枣产业也成为东营市发展果品生产的重点，同时它也成为东营市生态农业建设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

1.2.2 第二产业

2009年东营市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 541.34亿元，是1983年的102倍。其中，石油工业是东营市的主导产业，也是国家重要的能源产业。胜利油田是我国第二大油田，其矿区分布在东营、滨州、德州、济南、潍坊、淄博、聊城、烟台等8个市地的28个县（区）境内，主要生产作业活动范围的面积约为4.4万km2，主体区域就在东营市境内的黄河入海口两侧。伴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东营地方工业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基本形成了以石油化工、采盐和盐化工、纺织、造纸、机电、建筑建材和食品加工等行业的一批重要企业。目前，石油工业占东营市经济总量的70%。然而，石油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成为东营市生态建设过程中的主要障碍。

1.2.3 第三产业

2009年东营市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460.54亿元，是1983年的271倍。商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运输邮电业以及卫生教育科研行业都有长足的发展。其中生态旅游业的发展较为迅速。2005年，《东营市生态建设总体规划2003-2020》将生态旅游业作为生态市建设的一个重要产业之一。东营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北部有以黄河三角洲入海口为代表的湿地景观、草地景观和海滩景观等自然景观区；中部则是气魄雄伟的石油大学和现代化组团式城区；南部有以古齐文化为代表的人文景观和现代化景观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从东营入海，是全国独一无二的旅游资源。以生态农业观光为特色的文化节也带动了东营旅游业的发展。2009年9月，河口区新户乡举办了首次冬枣文化节，期间举办了枣文化展、黄河口风情摄影展、金秋冬枣采摘、吃农家饭、享农家乐等特色乡村旅游活动，扩大了黄河口冬枣品牌效应，也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入。

2 东营市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评估

2.1 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指标―协调度

环境与经济的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经济发达，环境优美，即复合环境经济效益最大，同时环境经济系统达到整体最优。因此，应用协调度来研究环境与经济是否协调有一定的科学性。协调度是度量区域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协调状况好坏程度的定量指标，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参考李积勋、史培军等的相关资料［9-11］，协调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C{［F（x）×G（y）］/［αF（x）+βG（y）］2}k

式中，C为协调度；x为描述区域环境特征的指标；y为描述区域经济状况的指标；α和β为权数；α为环境效益在综合评判中的权重；β为经济效益在综合评判中的权重；F（x）为环境效益综合评价指数；G（y）为经济效益综合评价指数；k为调节系数，k2；F（x）×G（y）为复合环境经济效益评价指数；［αF（x）+βG（y）］为综合环境经济效益评价指数。

协调发展要求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协调性，协调度C取值在0-1之间，C1表示达最佳协调状态，C越小则越不协调，C0表示根本不协调。按协调度数值大小，参考有关资料，将协调度划分为7个等级：严重失调＜0.1，中度失调0.10-0.29，失调0.30-0.49，勉强协调0.50-0.59，中等协调0.60-0.75，良好协调0.76-0.90，优质协调＞0.90。一般情况下，区域经济系统希望协调度大于0.75，即达到良好协调状况［9-11］。

2.2 协调度评估指标体系及计算模型

根据东营市的环境、经济特点和掌握的资料，将协调度评估指标体系分为环境质量变量和经济发展变量两大类。相应的标准值参考2003年的《东营市生态建设总体规划2003-2020》，环境质量变量数据来自东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东营市林业局和东营市旅游局2008年的数据，经济发展变量数据来自《东营市统计年鉴2009》，见表1。

环境质量指数F（x）和经济发展指数G（y）的计算公式如下：

F（x）∑aix′i ；G（y）∑biy′i

式中，x′i为第i个环境指数与其标准值的相对差异； y′i为第i个经济指数与其标准值的相对差异；ai，bi为相应的指标权重（采用平均权数）。

考虑到东营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安全同等重要，因而权重一样，取k2；α0.33，β0.78。以2008年的数据计算东营市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指数结果见表2。

结果显示，2008年东营市经济发展指数为1.89，相应的环境质量指数为1.04，综合环境经济发展指数为1.82，环境经济协调度为0.35，处于失调状态。依据前述，对东营市的产业结构情况分析表明：2009年，东营市三次产业

表1 东营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评估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evaluation in Dongying city

资料来源：东营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东营市林业局、东营市旅游局。

比例构成为3.6∶74.2∶22.2。第二产业在东营市经济发展中占有巨大比例。研究表明，石油工业占东营市经济总量的70%。但是，石油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也成为东营市生态建设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这是导致东营市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处于失调状态的重要原因。

表2 东营市环境经济协调发展指数（2008）

Tab.2 Coordination index between environment and

economy in Dongying city in 2008

3 东营市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建议

3.1 第一产业：推进生态农业建设

依靠现代农业技术，规划建设起包括高效农业与绿色产品加工基地、农林渔生态产业基地、渔业和海洋化工基地、生态林业基地和草－畜－乳－肉食品加工基地在内的五大产业布局，建立起畜产品、水产品、优质专用粮食、饲草饲料作物、瓜菜、冬枣等六大农产品基地，构筑起一个自然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农业生态生产条件得到全面改善，生态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抗灾能力得到提高，资源实现可再生增殖，并逐步走向良性循环，第一产业内部农、林、牧、渔结构不断优化并与第二、三产业链接关系得到完善建立的生态农业模式。

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扶持生态农业龙头企业，组建生态农业产业链,发展“公司+农户”、“公司+基地”、“科农工贸一体化”等不同类型的产业化模式，实现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加强生态农业科技知识的宣传、培训、示范与推广，是生态农业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也是当前我国加强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要加强与生态农业相关的政策法规建设，以保障我国生态农业的“依法”建设和健康发展。

3.2 第二产业：加快绿色油田建设

绿色生态油田的主要特征是把生态理论引入到石油企业中来，把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起来考虑。考察油田生产从油气勘探开发、采储到运输的全过程，目的是为了协调油田企业的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首先，产品对环境的危害最小化。企业在生产油气产品时，从生产到使用、回收处置的整个过程，对生态环境危害降到最低，符合特定环保要求；其次，生产工艺的清洁化。在生产的最初构思阶段，就把降低能耗、易于拆卸、便于回收和再生利用，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列为同等重要的设计指标，并保证在生产过程中能顺利实施，有效地节能、省料和防污，给油田带来经济效益。在产品加工过程中，要求其整个生产过程使用的技术和方法必须符合环境标准，以确保在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的浓度和数量不危害人体健康和自然生态环境，将产品环境、品质等方面的管理贯穿于油气生产周期全过程；再次，排放物低“三废”化，并有相应的“三废”处理手段。政府相继颁布了《环境保护法》等诸多法律、法规，基本形成了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其中对“三废”的排放提出了严格的限制要求；最后，技术的高科技化。当前，世界范围的绿色科技革命迅猛发展，新的科学技术支撑了企业的绿色化发展，也为传统的工业的结构调整，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支撑，为建设绿色生态油田企业提供了支柱。

3.3 第三产业：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

发展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旅游。黄河三角洲是典型的海陆过渡带湿地，形成年代新、分布面积广、生物多样性好、生产力高、人为干预度低、生态环境敏感，是东北亚和太平洋地区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区内保存完整的新生湿地、独特的河口地貌、良好的生物多样性、珍稀的鸟类物种和奇特的鸟类景观等自然资源，旅游利用价值很高。未来黄河三角洲湿地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坚持走生态旅游的道路，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协调区域生态旅游经济与石油经济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关系。应尽快在本区实施退耕还草、退耕还林，人工开挖水塘, 种植芦苇和柽柳。强化保护区的保护格局，严格执行核心区―实验区（缓冲区）―区―旅游区的保护格局。

发展东营市农业生态旅游。农业生态旅游以生态农业为基础，以生态保护为核心，注重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集自然景观与乡村文化于一体，重视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未来东营市应依托“黄河口”品牌，大力发展冬枣、桃等特色产业，推进生态农业产业化进程。开发以冬枣、桃等为主题的生态旅游业和观光农业，通过采摘节、文化节等形式扩大黄河口品牌效应，提升农产品品质，提高食品质量安全，增加当地农民收入，同时也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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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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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Zeng-z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