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论的价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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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the preface to the book.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background and I know the research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research a book roughly content and achievements. and sincerely thank the support of leaders of all levels and mentor of the guidelines.

Key words: education ecology; ecological theo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 works; preface

中图分类号：G4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3-0020-02

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自然、社会与教育生态危机的凸现，生态学的地位与作用也日渐彰显。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过生态问题，这是人类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明智选择。可以说，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方兴未艾的生态范式将是开拓视野看教育的新范式，或许它的思维模式本身更切近于教育的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交织，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教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资深教育史家、教育评论家劳伦斯•A•克雷明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不能把教育失败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学校，必须看到学校以外的种种教育现象，对教育问题应当有新的思考。在新史学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克雷明尝试将生态学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着重考察各种教育机构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生态学”理论，并将其运用于美国教育史研究，开辟了教育史研究的新时代。他把教育界定为“审慎的、系统的和通过不断努力去唤起知识、态度、价值、技能和情感的过程。”指出教育生态学的理论基础是“相互作用论”，即各种教育机构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此，考察教育问题时，就必须坚持生态学思考方式，即全面地、有联系地、公开地思考。

我国的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就笔者所知，迟至2007年8月，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教育局首次对多年来的工作进行全面回溯，从理论体系的视角提出了“教育生态理论”的概念：教育生态理论源自自然生态，融合生态学的精髓，立足于“生命观”，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旨在探索符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教育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方法体系。因此，教育生态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教育实施策略。2008年5月，“教育生态理论研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与会者提出，将教育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中来，它首先可以作为一种指导我们认识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论。它强调要把事物看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要看到系统内部各种因素、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强调一种动态平衡的观点，强调内部各种因素的协调，它是用一种方法论来认识教育问题。因此，对于解决教育现实中的现实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边界、有范围、有层次的系统，任何一个被研究的系统都可以和周围环境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成为较高一级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它本身又可以由许多子系统或亚系统构成。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不仅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且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也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不断进行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流。简而言之，生态系统的原理也就是联系的原理、共生的原理。因此，教育生态研究的分析视角是教育生态学本身具有的一些基本范畴和规范构成的认识、整理和规范各种教育现象的特定的模式。教育问题的生态学研究的分析视角可以是主体与环境、遗传与变异、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

人们虽然在理性上认为理论引导实践，但事实上理论却往往是滞后于实践。行与知是一个不断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站在理论知识的节点上，瞻前与顾后得出的结论自然大相径庭。生态教育理论（确切地说是教育生态理论）也是如此。实际上全国各地有关教育生态的具体实践从未停止过，单个层面或局部领域的学术探究不断深入。譬如从2003年开始，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部分老师就开始以生态学的视角，以教育生态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自觉运用联系的原理、共生的原理，直面教育热点问题，对学生素质、教师道德、校长素养等教育内部生态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同时对教育公平、农村义务教育、教育乱收费等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学理性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同时还从细节入手，对课堂模式、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这些牵涉教育生态的系列课题相继通过验收，先后获得南阳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河南省教育厅教育调研优秀成果一等奖（4项）、河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2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二等奖（1项）、后续的两个科研项目也在去年相继通过了河南省科技厅鉴定，均居“国内领先水平”。本人有幸作为上述教科研项目的主持人或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系列调研，并将成果作为南阳市、焦作市等教师培训的课程资源予以推广，“生成的课堂”或“六生课堂”作为教育通识理论和课堂教学专业技能编入相关大学教材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此特别感谢景文栓、贾建民、刘舜民、宋祖建、沈建国、金瑛、郑云霞等各位领导对上述科研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倾心付出。教育生态是多维交叉、立体呈现的，教育资源作为教育生态的重要客体也具有历时共生的特征，构建先进的教育文化是各路精英共同协作的结果。对于有关专家和学者虽未谋面但心仪已久，他们的专业学识和理论水平时常让我辈深感自身的局限和学识的浮泛。所幸文化在于传播，乃于仓促之中借他人之花礼呈教育同道，如能与大家有些许参考价值和导引作用，我们将深感荣幸。同时，我们在此郑重感谢叶澜教授、杨东平教授、冯天瑜教授、俞文森教授、有宝华教授、吴林富教授、赵绍军教授等人，是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拨去了我们在探索道路上的迷雾，使我们在对教育生态的研究中，找到了指路的明灯。如今生有幸谋面，定以此书敬献，以表谢意。

生态环境是指有机体生存空间内各种条件的总和，人类生态环境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又称物理环境，即一般生态学所称的生物圈，它包括高山、丘陵、平原、湖泊、海洋等各种自然地理空间，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系统与循环。自然环境对教育生态系统以及教育生态系统中不断发展着的人也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社会环境也称结构环境，是人类所特有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层次性的复杂整体，社会环境中各种生态因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毋庸置疑，研究教育生态的意义和作用十分重大，一是以整体论与系统观对教育生态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的联系的思想，就能发现和解决教育在宏观与微观的失误；二是以教育生态系统和教育生态平衡的视角，来考察教育的生态结构和功能，就能主动地调控教育外部和内部的生态平衡，从而确保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运用教育生态的原理和规律，就能够深入洞察教育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更好地发挥出教育的多维效益；四是以教育生态学为指导，规划布置学校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促使受教育者内心环境的构建与和谐协调发展；五是将生态意识整合到教育的全过程中去，促使课堂与社会以及课堂内部的关系转变。

我国的教育生态现状不容乐观，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可以说非常脆弱。为了进一步改善教育生态环境，保证教育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必须直面现实问题，增加教育投资，关注教育公平，提高教师素质，改革教育体制，重视课堂效益――这是一个大课题的宏观表述。具体而言，每一个子题都需要进行专门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理清思路，对症下药。

从专业理论而言，教育生态研究应在概念体系、理论架构、本土实践等方面做科学深入的研究，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生态理论体系。然而，教育生态环境是以教育为中心的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可以从三个角度和层次来分析：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学校、某一教育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成的教育系统，它反映了教育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教育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因素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的环境因素。通俗地说，教育生态由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生态主体两部分构成，外部生态环境又包括社会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家庭生态环境和学校生态环境，它们各有优劣、顺逆、贫富、好坏之分，学生、教师和教育领导既各为教育的生态主体，又互为彼此的学校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

教育生态的理论研究的确应当如此，但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母题下的子课题头绪繁复且多维交叉，时空节点错综复杂，生态因素相互制衡且彼此联动……有限的文字表述显然浮泛乏力，所幸教育从来倚重有目的的实践过程，任何力图外化为空洞的理论、停滞于纸上谈兵或坐而论道的表面文章，实在与教育的本真和生态的真谛相悖。以教育叙事的方式总结失真的教育实践达到“立此存照”的参考价值，或以学理探究的方法直面变形的教育生态，期以“正本清源”的借鉴作用，显然要比程序化地死板教条和机械性地套用经典有益得多。近几年，教育理论“乱花渐欲迷人眼”，需要有披沙拣金和去伪存真的识见；教育经典“东风夜放花千树”，更需有避免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的智慧。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教育生态，各有区域性的小气候，强行移植和生硬嫁接，只能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生态的多样性、歧异性和适宜性、关联性，都喻示着教育生态的特殊性和鲜活性。因此，立足于局部，改善原生态；着眼于宏观，创造良好的环境；致力于细节，发挥个体的潜能――可能是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

教育生态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改善教育生态环境是教育生态研究的重要使命。教师、学校、课堂、社会都是作用于学生的教育生态的有机构成部分。缘此，我们从教育的原点出发，探究这些基本的因素，作为教育生态研究的纲目。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主体与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生物有机体的存活需要不断地与其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一方面环境向生物有机体提供生长、发育和繁殖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使生物有机体不断受到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生物又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影响和改造环境。生物与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使得生物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人类作为生物主体的一种，也被包罗在内。

人类对生态学的重视，生态学对人类生活的渗透，以及生态学向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应用，形成了教育生态学这一分支学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要受到生态环境的各种制约和影响。任何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环境，通过一定的社会成员采用一定方式才正式来实施的。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密切相关。而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生态环境。

吴林富在《教育生态管理》一书中，在援引有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教育生态环境(Educational Eco-environment)是指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n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在这方面大致可以从三种角度和三个层次来分析：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学校、某一教育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构成的教育系统，它反映了教育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教育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因素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的环境因素。教育生态系统就是这样一个与环境组成的多维的复合网络系统。在系统中，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促进教育的生态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使教育的层次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随着人类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人们难以从单一的社会因素来考虑教育。教育的客观环境往往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渗透，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相互融通的复合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环境(Compress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研究生态环境与教育的相互关系，是教育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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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勇灵，广西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张，广西经济职业学院党委书记，督导专员，副教授，硕士，广西南宁530105

[中图分类号]C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2-0158-03

“价值澄清理论”(the Value Clarification)是产生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一种价值教育、德教育的新方法,70年代后被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学校道德教育课程。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纽约大学教育学院路易斯・拉思斯(L.Raths)、南伊利诺斯大学梅里尔・哈明(M.Harmin)和马萨诸塞州大学悉尼・西蒙(S.Simon)。由他们合著于1966年出版的《价值与教学》(Values and Teaching)书的出版，标志着价值澄清方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流派诞生，此书是系统地论述价值澄清理论和方法的著作。1978年该书再版使这一理论更趋完整。以色列查赞・巴里(Chazan.B.)在《当代道德教育理论》一书中指出：“一般来说，学术界对价值澄清尚不及对涂尔干、柯尔伯格和杜威那样重视，但是我们认为，在20世纪，这种学说比其他德育学说，有更大的实际意义与重要性，它可能是当代价值教育方法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因此，也可以说价值澄清理论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理论。“所谓先进的理论，就是指这种理论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主题，是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欲求的人文关怀。”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正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和多元化。我国高等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多元价值观的背景下遇到一个新的难题：面对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传统的灌输、说教等方法已不足以解释和应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培养大学生价值判断能力与价值选择能力方面可以借鉴价值澄清理论，引导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以适应由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价值观念复杂多变的选择需要，促进新时期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一、价值澄清理论的概述

(一)价值澄清理论的界定

价值澄清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基础概念是价值，理解其中的价值蕴涵，就成为理解价值澄清理论的枢纽和关键。它和认知发展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人本主义理论一起，是当代西方道德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流派，其主要观点是：关注生活，接受现实，启发思考，培养能力。价值澄清理论只是研究价值形成的应用过程，它不涉及价值内容、不告诉人们应该拥有什么价值。也就是说，它关心一个人获得他的价值的过程，而不太关心任何人从个体经验中所获得的某种价值结果。

(二)价值澄清理论的主要内容

价值澄清理论的倡导者们认为，社会的急剧变化、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使现在的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难以确定自己的价值观。而价值澄清就是关于如何培养学生的价值观的理论，它使学生通过经历一定的过程才能形成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价值澄清理论认为价值的形成有七个过程，即：(1)自由的选择；(2)从各种可能选择中进行选择；(3)对每一种可能选择的后果进行审慎思考后作出选择；(4)珍爱，对选择感到满意；(5)愿意向别人确认自己的选择；(6)根据选择行动；(7)以某种生活方式不断重复。这七个过程可分为三大类，前三个归于选择，四五是珍视，六七是行动。这七个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只有符合以上七个条件的才被称为价值，只有经过了认真的选择、从内心里尊重认可，然后付诸实践的才是真正的价值。价值澄清作为一种方法存在，它的实现必须满足一定的要素。

价值澄清理论的主要代表路易斯・拉思斯(Louis E.Raths)提出价值澄清方法的四大要素：第一，以生活为中心。使受教育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昭示自己珍视对象的那些方面以发现问题”。第二，对现实的认可。教育者从整体上不偏不倚地认可受教育者的立场，而“不管他们的思想或感情是多么混乱或消极”。第三，鼓励进一步思考。使受教育者“更加清楚他们所珍视和珍爱的事物”、“更加明智地选择”、“更好地把选择整合到日常行为之中”；第四，培养个人能力。培养受教育者“深思熟虑地看待价值问题”和“更好地整合其选择、珍视和行动”的能力。

二、价值澄清理论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价值多元、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在众多的价值选择面前感到无所适从，从而陷入价值迷惘。因此，借鉴价值澄清理论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学校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学校的一项重要责任。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一)更新教育理念。践行以生为本

更新教育观念，是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前提。要树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的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我国传统的价值观教育模式是一种以教育者具有的正确的思想观念、道德价值准则为前提，从外部向个体内部“输入”知识，并强调学生统一被动接受与遵从的方法。这种模式下，占主体地位的是各种既定的道德规范以及与之相应的观念，而学生则处于被接受者和被塑造者的客体地位。正如我国著名学者戚万学所言，“这种教育模式因其忽视现代社会开放和价值多元的事实，忽视道德教育之固有的主体性本质，以及忽视现代社会对主体性和创造精神的呼唤，而在解释现实的社会道德问题，解决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冲突面前日显苍白”。可见，我国价值观教育实施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略了学生的个体性，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性的发挥。因此，要想提高我国价值观教育的效果，就应解放思想，更新我们过去不合理的教育理念，借鉴价值澄清理论的积极思想方法。

受教育作为教学主体，它应是一个“独立的变量”，而不是一个“依赖的变量”。我们透过价值澄清理论可以发现，价值澄清理论强调的是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或价值观教育过程中，要注重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与积极性，特别注重个人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指导能力的培养。能力是经过自由选择、珍视和行动澄清出来的，而不是靠传授获得的，反对机械生硬的单面灌输。学生是真正的价值观教育主体，价值观教育应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教会学生自己选择价值取向。因此，学校价值观教育要

以学生为本，切实尊重学生的主体性、着眼于学生的自我需要，激发其自我教育的自觉性、主动性与积极性，充分考虑学生的感受，使学生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学会自我调控、自我激励、自我完善、自我超越，真正成为自己的行为主体，从而引导学生树立的正确价值观。

(二)注重教育过程，旨在价值引导

价值观教育，它不应只是正确价值观理论的灌输，而是一种价值引导，通过这种价值引导让学生知道自己应该确立何种价值观。所谓“引导”就意味着教育是有方向和目标的；教师相对学生而言具有文化上的优势；教师对学生的成长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受教育者有自由意志和人格尊严。

当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各种价值观念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相互激荡、相互碰撞、相互制约和相互渗透，各种社会矛盾相对集中，同时充满着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等思想相互交织、相互融合，这必将给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和内心情感带来变化，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变化。因此，为了使大学生能够正确把握国内社会转型这一特殊时期，抑制腐朽思想文化对大学生的侵蚀，就要借鉴价值澄清理论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在借鉴价值澄清理论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加强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引导作用。主导社会价值引导是教师课堂教学活动的社会规定性要求。教师时刻都不应该忘记自己作为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领路人，对用什么价值影响学生和引导学生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价值澄清过程中，是引导学生选择价值、体验价值、澄清价值，而不是领着价值走向学生。因此，引导的核心价值在于教师要善于引导学生结合教学内容或面临价值冲突时进行独立思考和正确选择，并形成属于自己又符合社会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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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是人们为了揭示教育现象背后隐藏的规律，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对教育本体及其已有理论进行的正确认识，是经过逻辑论证和实践检验并由一系列概念、判断、推理表达出来的教育知识体系。每种理论都不是由完全相同的“原子”组成的集合体，其叙述与表达都代表了理论提出者的价值取向。在近代教育的的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单个教育研究者根据自身的认知图式和经验基础进行“建构”式的主观反映，从不同的视角和价值取向出发对教育理论的科学化、专业化、人文化不断创生与超越，建构着不同内容的教育理论。

教育理论的建构有了历史性的飞跃是以教育学的独立为标志，代表性成果是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这部作品出版于1632年，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物。“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是‘人’”[1]，是寻找人，寻找千年宗教统治下被异化的人、被神性化的人，寻找真实的人和现世的人性的人，是确认人，确认人性的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权利。休谟、洛克、布佩斯等所倡导的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就是对人的价值的确认。《大教学论》在主题上真切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价值。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一书是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他提出的教育目的以伦理学为基础，教育方法论以心理学为基础，促使教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对全世界的教育理论发展和教育实践变革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其价值核心依然彰显着“人”的存在的价值和人生存的自然观。20世纪美国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杜威批判赫尔巴特的“老三中心论”（以课堂、教师、课本为中心）是传统的、守旧的，同时建构起了以儿童、经验、活动为中心的“新三中心论”。而杜威提出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长”等著名命题，同样离不开对人生存环境和生命理想的关注。其观点既张扬着民主的信念，也显示了现代哲学的关于人的主体性表达。然而，杜威的教育理论随着历史的发展同样被新的教育理论所批判与解构。在20世纪30~70年代，杜威的现代派教育理论受到了美国新传统派教育理论的强烈抨击，恢复传统的教育原则的呼声在美国社会掀起了。这种“恢复传统教育原则”的呼声，不是历史规则的重复或重放，而是对“历史规则”，即人的生命成长的规则的重新确认和新的诠释。

只有科学地继承原有教育理论的精华，与时俱进地建构新的教育理论，才能切实推动教育理论的不断发展。教育理论的解构与建构的目的是要形成新的价值追求：构建和主导生存环境，提高人的生存质量。比如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风靡全球的时候，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的《教育学》应运而生。凯洛夫的《教育学》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那个年代几乎每个教育工作者都知道它。但是，这种推崇还是逃脱不了被解构的历史命运。1956年，我国教育理论界对学习苏联教育学中教条主义展开深刻反思与学术讨论，20世纪60年代，原本的学术争鸣演变成了以政治标准来评判教育理论优劣，20世纪80年代以后，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在我国逐渐销声匿迹，美国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在我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教育理念的构建与人类现代性理论的走向如出一辙，从17世纪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按照单一的线性规则在演变和发展。这似乎成为不可逾越的“高原现象”。一个国家产生了一个教育家，或一个教育家创建了一种有影响的新的理论，另一个国家，另多个国家，都会步其后尘，争先效仿。教育理论的构建也因此成为由几个时代中几个国家的几个教育家来掌控。这使教育理论变相地走上人为的历史单一线性发展形态，甚至步入一个又一个迷宫般的误区。

“与单一现代性理论所依靠的历史单线进化预设相反的是，二次大战以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出现了另一种状况，渐渐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或社会，大多拒绝了与现代西方完全同质化的道路。一方面市场经济、民主化、个人主义、家庭变化、都市化、工业化、现代教育、大众传媒，到处都看到西方化的影子。另一方面，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说的那样：这些东西得到的定义和组织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建制类型和意识形态并不相同，所以多重现代性是对这样的客观情势的一种肯定性描写；诸多文化规则不断得到建构和重建。”[1]教育科学理念的建构和重建，本应也遵守这种不求同质化，而求本土化和民族化，甚至是多样性的发展态势。事实上，理论家们正在努力跨出自己设定的误区。如果说文艺复兴运动使人的主题得到了彰显，那么这种彰显在获得其历史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陷入个人主义和形而上的僵化之局面。这导致“后现代主义今天不但宣称哲学根本上要放弃那个大写的‘真理’，主体性消失了，甚至‘人已经死了’”[1]。“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动物”[2]。“当人不崇拜神的时候，人就来崇拜神化的人。”[3]当被神化的人不可靠时，就会处于“现代性的紧张”处境。因此，“人文学术今天的悖论是：一方面人类因为迫切需要生产一种创新文化和提供作为选择的独特的生活方式而特别需要非凡的知识上的努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不仅受制于内部的观念冲突，而且受制于外部的生存条件”[1]。

二、教育理论建构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

人类文化在不断的冲突、批判与建构中不断向前发展，但是批判和建构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直接关系着批判和建构的成效。我国学者郝文武教授认为，从现行教育学所承担的任务和采取的方法来看不完全是揭示教育规律，而是合理性教育理论的构建问题，即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问题。

哲学认为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根据郝文武教授的观点来看，教育理论建构的目的不仅仅是要透过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更是要合规律，要合目的。人是价值本体，培养人或育人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教育必须遵循育人的客观规律。郝文武指出，人是在接受教育和发展教育后才渐渐认识教育规律的，并不是在认识教育规律之后才接受和发展教育的。也就是说，人是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化才不断认识规律的，而不是以认识规律为目的的。因此，教育理论的建构应当把实现育人目的作为研究的价值标准，而不能把揭示教育规律当作自己的唯一使命。

表面上看，这是在表述一种概念，在进行一种理论的建构。实际上，这种表述和建构中，自然表达了两个一体化的问题：活动和目的。活动就是实践形态，就是人的存在形式；目的就是活动要达到的人的生命理想。如果说规律是在活动中或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才能被认识或掌握，那么，活动和目的所蕴含的规律是什么？答案很清楚，即活动和目的的内在联系，及这种联系所反映的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质量的关系。

依据我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哲学的解释，道就是规律，路就是行走的道路。行走之路成千上万，而某一时段某一地点的人只能根据需要根据目的从自然之路中选择一条，这一条就是人行之路。“规律不为目的而存在，但为目的而选择。自然之路是自在之路、客观之路、无为之路，既无为又无不为之路。人行之路是规律之路和目的之路的统一之合理性之路，是自为之路，选择之路，言说之路，实践之路。人是行路之结果，行路是人之本质。人是自为、选择、言说和实践之结果。自为、选择、言说和实践是人的本质。与此同理，教育本质也是自为、选择、言说、实践和建构的，不是自在、无言和唯一的，也不完全是实践和实证的，此乃人类智慧，教育精神矣。”[4]教育的规律即教育的本质，是在实现人的目的的过程中通过人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被发现被选择被运用的，而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因此，合规律就是要遵循人的本质属性，合目的就是要充分考虑人的需要。

事实上，对规律的认识也是一个易为教育理论研究者忽视的问题。教育规律是内隐的、深藏于教育实践活动内部的，并不是外在的、浅表的、显性的，它需要人们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多次飞跃才能获得。但是人认识规律的过程同时也是人的意志活动的过程，人的认识常常要受到意志的影响，因此就会形成认识与规律之间的意志化因素。当探究者表述自己所认知到的教育规律的时候，这个被认知的规律就有可能不是客观存在意义上的规律，而是被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着意识而形成的“意志化”规律或“意识规律”。因此，教育理论的建构要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就必须解决好客观存在和主观意志之间的关系问题，要谨防意志对人的认识目的、认识方式的潜意识影响，避免“意志化规律”的出现。

教育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如何直观地表述规律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教育规律的表述离不开概念化的解释。对教育规律的解释，不管是采用何种方式都是围绕在语言表述形式上能够直观地被发现和判断这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为中心的。概念是反映规律的客观陈述，是人的认识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表面看，规律就是用语言加以表述的系列概念。然而，对教育理论的建构不能单从概念上的表述来追求，因为概念有可能是对某种规律的误解，这样一来，非常容易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

三、教育理论建构的价值合理性评价

为了杜绝研究者在教育理论的构建中形成“意志化的规律”，就需要对建构的价值合理性评价进行深入探索。合理性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日益凸显，逐渐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著名科学哲学家劳丹曾经说过，20世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合理性问题。要保证教育理论建构的合理性，就必须强调研究中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的需要。

合理性问题是20世纪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在关注的热点问题。德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伦理行动划分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种价值类型。信念伦理的核心是行动者内心信念的“善”，是指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不在于后果如何，而在于行动者主观心理动机，比如信念、心情、意向等，行为人可以有理由拒绝对后果负责，它关注的是价值的合理性或实质合理性与规范的合理性。而责任伦理的核心是行动者后果的“善”，是指一个行为的伦理价值只能取决于后果，它关注的是工具的合理性或目的合理性与形式的合理性。规范的合理性和形式的合理性虽然具有不同的本质内涵，但在实践中却互为基础，紧密相连。因此，教育理论的构建，既要符合信念伦理，又要符合责任伦理，即达到价值伦理与工具伦理的有机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有机统一。

四、教育理论建构的应有价值取向――关注人的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

社会性与生命性是教育的两大鲜明特征，社会性如果是教育的外在特征，生命性就是教育的内在特征。人的生命是教育的基石，也是教育理论工作者思考的原点，教育的内在价值即是生命价值，教育对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人的精神生命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理论研究应充满生命的气息和生命的活力，教育对生命潜能的开发和发展需要的满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教育的人为性,决定了教育理论不可能提供精确的技术和规范知识，而只能是对生命、生活意义的探寻、反思、觉悟和关怀。

关注生命价值的教育理论就是要注重研究现实生活中学生的生命存在方式，教育理论不再是眼中没有学生的抽象的空洞的话语体系。学生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具有鲜活生命的个体，不是成人眼中、凭空想象出来的人。教育理论要从现实生活中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灵动性、开放性出发，关注现实生活中学生生命的动态发展，不断满足学生生命个体的发展需要，培养学生对生命的理解与尊重，建立起多维度、多层次的生命教育理念，将尊重生命落到实处。

从教育理论研究本身来看，教育理论工作者对教育本体的认识往往都会打上时展的烙印，也往往会随着教育理论研究者的价值取向转换而不断发展变化。教育理论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解构与建构交替互动的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变化过程，“解构”扮演着否定批判原有的、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教育理论的角色，“建构”承担着催生具有新生命活力的教育理论的重任。从教育理论的研究个体讲，每一个时期、每一个层次的研究者，都受到自身特有的价值取向、知识结构、认知方式、研究视角、研究经验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建构起形形的教育理论，也从总体上构成了特定时期教育理论的多层次、多侧面性。不断地解构与建构才能催生新理论的产生，展现出动态的生命活力。

教育研究者不仅要继承我国传统精神价值的精华，还要弘扬现代精神价值的精粹，更要汲取西方现代精神价值的精髓，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基础上创造出新的精神价值，使教育理论的生命价值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1] 杨国荣主编.追寻智慧・冯契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篇4

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他的生活教育思想，在杜威实用主义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对于生活教育，陶行知如是说：“生活教育是生活的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人们要过健康的生活，就需要健康的教育；过劳动的生活就有劳动的教育；过科学的生活，就有科学的教育；过艺术的生活，就有艺术的教育。”

一、对生活教育理论三个方面的浅析

（一）生活即教育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主体部分，它指明了生活教育理论的目标和内容。第一，它说明了教育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教育是存在于生活之中的，或者说生活本身即是教育。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生活”二字不是狭义的理解，它包含着我们生活的一切，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方方面面。而且，陶行知先生提倡的“生活即教育”并不是说既然教育存在于生活之中，那么教育就等同于生活，可以一味地生活而无需教育了，这显然是片面地理解了此话的含义。在这里，陶行知强调的是教育与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他认为，虽然有生活即有教育，但是在不同阶段，人们的生活不同，受的教育也就不一样；即使是在同一阶段、同一社会之中不同的人所过的生活也不相同，有的人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过着落后的生活，这样更需要教育来引导了。第二，“生活即教育”表明了生活决定教育。陶行知认为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就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教育最终还是为生活服务的，教育始终离不开生活，教育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这也说明了教育只有在生活中才能称之为真正的教育，教育要想发挥其对社会的促进作用，必须通过生活来进行。第三，“生活即教育”表明了生活需要教育。教育的作用表现在培养人才、传承文化、创新文化上，而这些都是人类生活的需要，因此生活又需要教育。

（二）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和“生活即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有生活就有教育，教育无处不在，那么到处都应该有教育的影子。此主张反映了生活教育思想实施的途径，即把广大人民作为教育的对象，把社会生活作为教育的范围，把生活实际作为学习的教材，这一主张有利于扩大教育的对象，让更多的人接受教育。但是“社会即学校”并不是主张取消学校，而是强调学校教育应当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同时给学校提出了更高的教育要求。

（三）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体现了生活教育的方法论和教学论。其主要含义是“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教学做合一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新课改强调学习方式的变革，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同时教师与学生应该是一种“交互主体”的关系，这与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思想颇有共通之处。

二、生活教育理论的现代价值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我国新课改的背景下，在注重生活的基础上，具有其现代价值，对推进素质教育、推广大众教育和主体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生活教育理论与素质教育

在当前新课改的背景下，素质教育的实施对传统的应试教育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但不难发现，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还是流于表面形式，应试教育仍旧愈演愈烈，考什么老师就教什么，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还有升学的择校热等，使学生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能动性。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把我们的生活作为教育学生的资源，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乐学、爱学、会学。因此，对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笔者认为：（1）素质教育要注重受教育者与社会、自然、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和发展的需要，必须开阔眼界，多联系实际，而不是一味坐在教室看书本；（2）素质教育不仅要着眼于未来，更要关注并解决当下我们面临的难题，培养人的主动性与实际生活能力。

（二）生活教育理论与大众教育

陶行知无疑是一个社会本位主义者，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培养的不是小众教育，而是占人口80%以上的、与民众的生活、与社会密切结合的大众教育或者叫平民教育；不是培养“人上人”的教育，而是培养“人中人”的教育。他的“社会即学校”，提倡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学校中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去，这一主张着眼于扩大教育的领域和内容，有利于把社会生活与学校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普及大众教育，用教育来影响生活，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使广大劳动群众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从他的“社会即学校”还可以看出到处是生活，到处是教育，整个社会是教育的场所。由此，在普及大众教育的过程中，我们要提高课程资源意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事、物等资源，发挥教育的社会化作用。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环境下，普及大众教育是实现学习意识普遍化和学习行为社会化特征的一种途径。

（三）生活教育理论与主体教育

主体教育是以承认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尊严为前提，对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能力的培养。通过主体性的教育培养具有主体性创造意识的人，促进社会发展。主体性是创造型人才的必要条件，而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是人的主体性的集中体现。新课改倡导改变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参与、乐于探究，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促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学习的主人，都是主体性教育的体现，其含义与陶行知的主体性思想是一致的。鉴于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教师在教学中要有主体教育的意识；第二，教师在教学中要逐步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能动性；第三，教师与学生应该是“交互主体”的关系；第四，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教学生学会学习，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陶行知教育文著选[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164.

[2]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489.

[3]陶行知全集：第3卷[M].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623，27.

[4]教学做合一[A].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185.

篇5

对于长期以来的语文“知识中心说”王尚文教授提出“语感论”认为语文教学中要培养学生读、写、听、说的语文能力。而语文能力的重点是语感，王荣生教授提出“内容论”认为教学方式是重要的，体现先进理念的教学手段应该被大力发扬。

刘永康教授的“方法论”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教学方法论是以教学活动中各种教学方法与不同层次的教学对象性质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着重揭示已有教学方法及其体系背后的理论基础、核心构成与教学对象的各种复杂关系，以构建和解决教学方法和教学对象之间的新型关系和相应的新理论基础为核心任务”[1] 王尚文、王荣生和刘永康三位教授分别从语文教学目标、内容和方法三方面对语文教学进行研究，分别提出了“语感论”、“内容论”和“方法论”。其研究成果已形成语文教学论的一个有机而较为完整的整体。

一、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1.辩证法思想

语文教育“方法论”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体的哲学方法论为其可靠的基础，“方法论”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学术界一般把“方法论”总结为三个分类：哲学方法论、一般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讨论科学对象、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一般方法论属于一种共同性学科的方法，介于哲学和具体科学方法之间，科学方法论是一定的科学研究对象决定的，研究对象不同，方法也不同，语文教育“方法论”涉及多种关系，如师生关系、语言与思维关系、导学与自学关系、课内与课外关系、继承与创新关系、智力与非智力关系、发散思维与聚合思维等。

2.教育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继承了孔子、老子和《学记》的教育思想，针对传统语文“少慢差费”的弊端，探索有利于培养学生语文能力的教学方法，

3.心理学理论

语文教育“方法论”有鲜明的心理学特征，注重根据一般心理认知规律，去把握学生的认知特征和学习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法的本质就是学法，要以学定教，即从学生学习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考虑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

二、语文教育“方法论”对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价值。

1、从克服原型启发式的局限性中去突破与超越原状启发式原型启发式主张并实施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 《学记》中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亦说：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在研究西方方法论时，刘教授发现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一些缺陷，如我国古代的原型启发式教育理论，其合理性表现在着眼于引发矛盾，开启思路，诱导教学对象积极主动地思考问题，获取知识。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思想，《学记》中“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的观点都体现了这些精神。孔子的“克己”、“自律”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这种儒家的人本思想与西方那种尊重个人的价值和自由发展的人文主义思想大相径庭，这种人本思想给启发式原则若干束缚，把启发式局限在仅仅是引导学生领悟已有的知识上面，从根本上说即不鼓励学生去发前人所未发，向新的知识领域探索，这就可能导致学生墨守陈规，安于现状，缺乏开拓创新的能力，这与发展的现代科学教育观是相违背的。刘永康教授在研究中发现“人本主义、发现法、接受美学等西方方法论均能启发学生以积极的求异思维为特征的创造性思维，可以弥补以求同思维为特征的我国传统的原型启发式教学的缺陷。”[2]

2、语文教育“方法论”的本土化、民族化就是把外来思想文化与本民族思想文化有机结合、相互融通，是本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同化和顺应，面对西方各类方法，要反对两种倾向（盲目崇拜的、失语症、和孤芳自赏的封闭症，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引入了对语文教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十余种理论，包括建构主义、格式塔理论、模糊理论、纲要信号等，尤其是心理学（格式塔）语言学（符号学）和美学（接受美学）方法引入阅读教学的文本分析，大大拓展了文本理解的视阈，能使学生对文本的理解，化静态为动态，化单一为丰富，化枯燥为生动。

我国和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各国的文化教育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西方方法论必须与我国教育改革实际结合，尤其是语文新课程改革中必须实现西方方法的本土化和民族法。实际上，西方的很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统教育话语系统中都能找到踪影，格式塔整体性强调的是“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一个事物的性质不决定于任何一个部分，而依赖于整体，这个从该事物整体中产生的性质，即所谓格式塔质”[3]

三、语文教育#方法论、拓展了语文新课程改革的视野。

20世纪50年代以来，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对我国语文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消极影响是明显的，它不仅没有弥补我国传统教育理论的缺陷，反而淡化甚至取消了我国传统语文教学中许多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严重扭曲了我国的语文教学，导致重讲练轻诵读，重肢解轻整体，重读写轻听说，重课内轻课外，重共性轻个性等弊端。刘永康语文教育“方法论”全面调整原有的思维模式，大胆地有选择地移植西方近现代方法论中对语文教学有启迪作用的科学理论，与我国语文教学的特点相结合，使之逐步民族化、本土化。对语文学科文本解读的贡献。《语文教学探赜索隐》一书中“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纲要信号与语文教学”、“模糊理论与语文教学”紧扣汉语母语特点，提供了大量破解文本含义的方法。如在“符号论美学与语文教学”一章，训练学生破译汉语符号的“本文”提供了切合母语特点的方法，注意语言符号的变异性，把握语境，注意背景；理解句子的组合原则；认识“本文”的结构及表现手法。

语文教育学经历了经验描述期、历史转型期，至今已发展为一门渐成规模的理论学科教育学，由于方法论教学的原理是建立在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教学论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作者认为，方法论教学法是一种适用范围很广、启发功能很强的现代化的科学的教学与教育方法，具有极强的生命力。21世纪的教育教学都要现代化，现行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因此，方法论教学法就很值得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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