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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思考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1 15:5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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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思考

篇1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2-0006-01

1.农村低保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

1.1什么是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运用于乡村研究中产生的一个新的分析概念。徐勇教授认为乡村治理就是公共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管理,亦即使,乡村政府和其他性质不同的村级组织向乡村社会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实现乡村社会的有序发展和自主发展。在乡村治理活动中,治理主体、治理手段、治理内容和治理效果等方面构成了乡村治理机制。具体我国乡村治理的情况主要表现为:首先是以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为主体的治理结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为核心内容,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委员会,与村党支部共同管理乡村社会。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群体,这种“面对面”的人情制约和“人言可畏”的压力对农村社会具有很大的控制力,使得长久积累的村规民约也成为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另外,还有保障乡村社会的安全与秩序,组织建设乡村社会的教育、医疗等事业,以及引导农民建立生产和互助组织等综合性的治理活动。

1.2农村低保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农村低保”,是政府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标准的农村困难群众,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供差额补助的制度。该制度作为一种扶贫路径的新创新,在农村特困群众定期定量生活救济制度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农村居民。农村低保的建立主要以地方人民政府为主,实行属地管理,中央财政对困难地区给予适当的财政补助。在实际践行中,农村低保制度作为―种配置型资源,使村组干部可变通式地将这种自上而下的资源转化为一种新治理手段纳入乡政府的治理范围。农村低保在保障贫困农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困难群众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不致因为无法谋生而出现行为越轨,缓解了社会压力。温饱问题的解决也为迈向小康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体系的确立建立了平台。从法律意义上看,通过保障陷入困难的农民群众的生活,就保障了农民的生存权等合法权益,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乡村社会稳定,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2.农村低保实施的问题分析

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主体,农村低保在具体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当前,我国农民仍占大多数,农村低保的保障水平和补差额f,示准远远落后于城市,与相对成熟的城市低保相比仍处于扩大覆盖范围的阶段。这些有待完善的问题阻碍了农村低保功能的正常发挥和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农村低保工作管理失范。在实施中行政性强、效率低下、缺乏监督、管理粗放、工作透明度有待提高。乡村治理仍然是由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行政体制,乡镇政府并不能了解基层社会的具体情况,低保名额的确定主要由熟悉乡村情况的村委干部来完成,而村级干部在具体执行中受乡镇政府约束少,农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偏低,信息不对称,因而容易发生主体越位的现象。当前,我国县级以下的民政部门只设立了少量的低保科,办公手段滞后,缺乏专门部门和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由于农民的一些实际实物收入不易货币化,且农作物等受外界影响较大,且一些困难群众外出务工的临时收入也难以评定,村干部在衡量时具有很大的随意陛。另外,那些流入城市的农民也没能被覆盖在保障范围之内。其次,低保制度方面缺乏统一立法和专门性的规范农村低保工作的文件,只有民政部印发的《关于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建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导方案》,各地具体执行和出台的政策又缺乏权威性和法律依据。这是执行程序混乱的最重要的原因。

篇2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50508001

“创新气象为农服务机制,推动融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中央一号文对气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在多年建设“广覆盖、普适性”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的基础上,江门转型升级气象为农服务,以周郡村为试点,局村合作,将气象灾害防御深度融入农村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切实提升村庄应对风险能力和气象服务品质,村民满意。总结借鉴试点经验,对于基层气象部门适应改革发展新常态,探索新途径,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推进平安和谐村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1 立足乡情,明确防灾目标

1.1 村庄概况及防灾基础

周郡隶属江门市蓬江区,是广东省乡镇企业“百强村”、省级卫生村、生态示范村和江门市标兵文明村,有6条自然村共20个村民小组,常住(驻)人口近万人[1]。原属粮食水稻区,以丰产田、基塘农业、种植养殖加工一体化而闻名。现属鱼塘区和经济作物区,发展“三高”农业和乡村工业,走强村富民之路。有已征地未开发的100多hm2鱼塘和耕地,“农商工学医”自成一体,有贸易市场和大量店铺、有100hm2海滩围工业小区和80多家厂房等。2014年全村工农业产值16亿元,村民人均纯收2万元/a[1]。村组经济实力强,城乡一体化程度高。

周郡地处珠三角西南部的西江河网区,属广东十大堤围江新联围的天河围系,田沃物丰,水风旱多发。城镇化后,周郡因鱼塘日渐填埋、难以调蓄,依然是敏感脆弱的承灾体。村民重视防灾,将电动排涝泵站建在鱼塘区,总装机容量为350kw,排涝流量共6.7m3/s。排涝标准按10a一遇24h暴雨所产生的径流量1d排干[2]。该工程措施有灌溉、防洪、排涝、供水等多种功能。

1.2 主要灾害风险分析

1.2.1 城镇化后旱涝

周郡集水面积5.5km2,主要靠3km长的排洪水道排入天沙河。地势低洼,地面硬底化面积大,每逢强降雨,村内多积涝。小时累积雨量70mm的降雨,30min内足已使村庄地面积水超过40mm,房屋受淹,交通阻断、村民焦虑,村干救灾,水患成为困扰周郡的一大难题。秋冬春三季,又因鱼塘调蓄渐弱而干旱,影响农业生产。

1.2.2 水产养殖风险

苗种、水质、天气是水产养殖的三大因素[3]。村民在100多hm2鱼塘里养殖了经济附加值高的对虾和白鳝,需根据生物品种适温和天气变化,控制水温、水质、

盐度和投饲,需处理环境因子突变引发的应激性游塘;暴雨或内涝时,还需检查进排水口及拦逃设备,以防鱼塘漫顶、虾鳝游走。

1.2.3 气象灾害及次生灾害

周郡依山傍水,厂房多、人口密集,易受暴雨、冰雹、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影响;学校沿山而建,山势倾斜,“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和台风暴雨期间,易使土壤含水量饱和,诱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需校内千余名师生重点防范。全村800多名老人、残障和低保人员等弱势群体[4],易受高温寒害等极端天气影响。

2 找准切入点,推进试点建设

针对特定目标的气象灾害风险,气象局与村委会加强合作,着眼于风险预报预警服务和防灾非工程措施,着重解决了村民最关注的内涝和公众预警服务等关键性问题,找准了试点建设的最佳切入点。

2.1 预警预排,防治洪涝

依村而过的滨江大道地势偏高,下水道排水设计对周郡排涝影响大,受地权产权和人力财力限制,较长年限内难以实施整改工程。因此,治涝须在非工程措施上下功夫。周郡村增建了电排设施,强排雨洪入天沙河;排查易涝“黑点”及成因,清挖主河冲河床淤泥,整改流通量[1];定期检查泵站,潜查水下设施隐患和清障,在平水期和枯水期年检岁修;主汛期加强巡查,疏浚清淤,使水道符合排灌标准。气象局把周郡村干部和排涝站负责人纳入应急决策服务短信平台,加强气象预警短信服务。村干部在收到强降水等天气预警信息和镇政府指示的第一时间,立即落实应急值班,预排水道,提高过流能力;强降雨集中期,雨势迅急积水过深,或雷电影响跳闸停电, 泵站无法抽排时,则报请镇政府协调,调用机动水泵、消防车对重点地段抽水作业。实践证明,这种重预警、抓预排、善应急、解难题的措施,是让群众得到实惠、促进村庄和谐的智慧。

2.2 公共预警,全村受益

考虑村庄人口集聚,气象局对周郡学校门口的大型显示屏进行了技术改装,实现了数据自动传输,365d每天不间断播放“三天预报”、“天气实况”等本地气象信息,广受师生、村民欢迎。校门显示屏位于村干道和中心区最显眼的位置,人流量最大,是播发预警信息的最佳场所。长效的无偿公益,增强了村民主动防灾的意识,提升了村委会组织防灾的效果,扩大了气象影响力。

3 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形成本土化的风险管理常态机制

牵住风险防范的“牛鼻子”,并固化防灾长效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和社会影响。为此,气象局向周郡推荐全国先进农村社区的经验和素材,加强与民政局沟通,推动周郡以创建全国综合防灾减灾示范社区为契机,结合农村网格化管理,完善了气象应急组织、经费保障、应急预案、风险评估和灾情档案管理,发挥好村民自治机构、农村社会组织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构建村企联防、全民参与的群防群治网络,形成了功能齐全、反应灵敏、平战结合、专群结合的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机制,实现了应急管理向风险管理的转变。

3.1 应急组织纵向到底

按“一专多能、一队多用”原则抓好应急队伍建设。村委会专门设有治保会,专职承担应急保障工作。各自然村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小组组长任信息员,上传下达防灾信息和组织应急处置等。村委会书记担任村级应急信息联络员、气象灾害应急管理人。目前,周郡村委会防灾应急管理队伍有13人,义工队伍21人,每逢重大灾害天气,都能迅速响应、抢险救灾。2014年台风“威尔逊”、“海鸥”影响期间,周郡村委干部和防灾应急管理队伍20多人24h轮流值守,井然有序[4]。

3.2 制度完善经费到位

制定了涵括洪水、台风、暴雨、地震等自然灾害的村级应急预案。重点突出暴雨、台风应急处置,形成了主汛期值班制度、险情巡查制度和灾情速报制度。恶劣天气预警时,采取“户看户、人盯人”的方式,通知到每村每户;应急临时庇护场所根据预警信息有序开闭。村委会斥资兴建了3层高的治保会大楼,加强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在应急防灾人员、技术装备保障、办公场所、物资保障、通讯条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补助,发放信息员的固定月补贴。

3.3 开展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组织开展了周郡灾害综合风险排查,形成了灾害风险隐患清单、灾害脆弱人群清单、灾害脆弱住房清单等,拟制了灾害风险地图,标示危害类型、强度、风险点或风险区的时空分布及名称等。根据村内公园、球场、学校、医院和企业的分布情况,按照就近疏散安置的原则,制作了周郡村应急避难场所分布图,方便村民合理选择避险场所[4]。

3.4 加强气象灾情档案管理

周郡村委会已通过江门市新农村建设档案工作示范村的考核验收,档案工作基础好,气象灾害资料数据可追溯至上世纪中叶。现依照全国气象灾害收集上报的规定,规范了灾害记录档案管理。根据历年灾情记录,研判本村的主要致灾指标,确定防御重点部分,设置安全标志;重视整改防灾基础设施,定期巡查并建巡查记录,为排查灾害隐患提供依据。

3.5 防灾教育细分人群

倡导“自救互救、互助互济”的救灾方针,针对不同年龄、身份的群体,分类组织防灾教育,有利于防灾优势互补。周郡学校每周开展安全教育,每学期有安全疏散演练;幼儿、老人和残障人士分别由幼儿园、老年人服务中心、残疾人服务中心提供指引和帮助,经验丰富的老人在防灾中发挥智慧性的余热。本村青年和46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由辖内各民资、外资企业和法人单位依法开展气象灾害防御培训;村委干部和治保会队员重点学习宣传各类防灾应急法律法规和防灾救灾、保险等常识;气象部门针对农村信息相对滞后的现状,适时为村民自治机构、农村社会组织和村内企业提供气象法规文本、防灾安全资讯、气象报刊等,向种养农户推荐天气自助查询方式等。现在,村民的风险意识更浓厚,企业、集市随处可见安全标识;50%的村居、民房都安装了防雷设施等。

4 村民对试点建设的评价和期待

经过调查和访谈,周郡村民对“气象入村”公共服务,普遍持赞赏和欢迎的态度,认为气象为农服务有成效。学校希望开展“特色学校气象科普”活动,培养学生高度的防灾意识;村民、商户期待更多生动的防灾知识宣传和更准确长效的天气趋势预报;种养大户希望能接收到长效详细的手机气象短信服务,以科学减少农药、化肥用量,节约灌溉用水、提高产量,旱时能人工增雨;村干部希望更多地了解防灾政策法规和先进的防灾措施,发挥骨干力量。这些期待,正是基层气象防灾工作的内生动力与源泉。

5 体会与思考

5.1 试点应有综合示范意义

1958年7月3日,霄衣旰食、人格光辉的总理到周郡视察并题词“冲天干劲周郡社,英雄人物数今朝”,可见周郡作为“最早版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意义。他视察、听课的周郡学校,如今是九年制学校和区级爱国主义德育基地。因有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周郡村在“三农”发展、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教育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一直是江门市新农村的先进典型,现要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江生态村庄。选其为试点,公共服务发展潜力大,示范性更强。

5.2 农村灾害防御要“大道至简”

要充分考虑农村受众因素,做到预案手册简明实用,防灾科普喜闻乐见,预报预警精细化。预案、操作手册和气象防灾明白卡,要简明易记,使现有的应急资源找得到、调得动、用得好;防灾科普“进村入户、进学校上课堂”,应生动有趣,可结合农村书屋、特色学校活动开展科普,或与村委治保会、社会组织合作培训,提高村民自救能力和科普传播效果;预报预警信息传播越广,意味着越多的人在检验和应用预报产品。气象产品越精准实用,防灾效果越好,美誉度越高。

5.4 全面融入、参与发展

借助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已有的防灾救灾应急组织和制度,突出功能互补,添加监测预报预警、跟踪服务、灾情直报和风险评估等气象元素,提供准确及时的预报预警产品,指引民众正确使用气象信息和村委会增置必要防灾设备设施,强化风险管理,是村集体最易接受的融入发展模式;突破行政壁垒,融入“大农业”、“大民政”,实现突发公共事件预警信息平台与农村信息直通车、农村社区综合公共服务平台、“村村通户户通”农村广播电视通信工程等公共服务系统的对接,形成为农服务科技创新链,让防灾机构、人力、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是解决气象服务有限供给能力与无限需求之间矛盾的最佳途径。

6 结论

气象灾害防御融入农村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必须抓住几个关键点:以群众满意为目标,解决目标服务对象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追求大一统的服务模式;清楚农村发展定位,气象服务的发力方向要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保持一致;探索协同服务模式,共享社会资源,不要局限于单一的气象主体思维;突出村集体组织、企业、村民的防灾主体作用,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技能[5],建立伙伴关系;充分考虑农村社区侧重社会综合治理和生活共同体建设的特性,坚持广覆盖的普适与微观主体的针对并重,提高气象服务品质;借助社区网格化管理成果和社会救助信息共享平台数据,分析农村自治组织的经济基础和防灾需求,尊重村民的意愿,因地制宜地推进农村气象灾害防御工作,让气象在服务农村改革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邓国佑,卢有协.打造富裕文明和谐新周郡[J],周郡刊物.

[2]百度文库-专业资料-工程科技-电力水利.排涝流量计算/江门市发展和改革局[EB].关于蓬江区棠下镇大岭美电排站重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2013.

[3]林瑞强.养虾与养水[Z].中国水产频道,2011.

篇3

思想政治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与否,对事业的兴衰具有较强的能动作用与反作用。为此,笔者就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析。

一、当前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总体而言,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在促进业务发展、保持稳健经营、推进改革进程等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特别是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不断深入、业务的不断发展,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些弊端逐渐暴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思想政治工作缺乏足够的重视。

有的领导自身不注重抓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甚至还错误地认为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存在对立的一面,认为只要业务发展了,其他的工作好与坏无所谓。因此,存在重业务发展,轻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

(二)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必要的形式和载体。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务于内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必须通过某种形式来承载。但是,在当前农村信用社经营十分艰难、竞争日趋激烈、金融风险难以化解的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仅仅局限于解决“燃眉之急”,局限于“一事一议”,没有针对普遍性的形式和载体。

(三)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必要的专兼职队伍。

从目前农村信用社各级机构内部职能部门设置情况来看,虽然都设有或名为政工、或人事、或综合等的主(兼)管思想政治工作的部门,但实际上这些部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或根本在这些部门没有明确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职能,或这些部门往往自身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存在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无人抓的局面。

(四)思想政治工作走过场脱离实际的现象比较突出。

农村信用社系统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两种比较典型的倾向:一是图形式走过场,应付上级的检查验收;二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片面化、极端化,对实际工作没有促进作用和指导意义。

(五)思想政治工作的导向性比较模糊。

即思想政治工作处于被动状况的情况比较多见,单纯地为做思想政治工作而做思想政治工作,缺乏目的性、导向性、针对性。

(六)思想政治工作的模式老化,机制不活。

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固然有一些很好的模式,特别是有一些很好的经验。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这些模式和经验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需要创新和发展。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系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和发展不够的问题往往被忽视了。

(七)思想政治工作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

就农村信用社而言,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应该是紧密相连的,即应与信用社的发展紧密相连。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等各方面的改革正在逐步深入。但是,应该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政治领域的改革却没有同步进行,至少在思想政治领域的改革滞后于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方面的改革步伐,形成了二者之间衔接脱钩的现象。

(八)群团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优势和职能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

二、影响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主要症结

(一)少数领导干部自身素质不高,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视不够,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作为一名管理若干名职工的领导干部,首先应是这些员工的表率和楷模,无论在思想上、作风上、业务上都应该如此。同时,一名合格的领导干部,也应该首先是一名合格的思想政治教导员。因此,不难想象自身素质本来就不高的领导干部如何来开展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信用社成立五十年以来,由于其进人渠道单一,近亲繁殖现象比较突出,员工素质普遍较低,从中选的领导干部不乏优秀分子,但是也不可否认其中存在“从矮子中选长子”的现象,特别是基层信用社的管理者。这样产生的领导干部难免自身素质不高,必然会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二)员工综合素质不高,使得思想政治工作传导渠道不畅,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的受众是广大员工,无论你采取怎样活跃的形式、丰富的内容、生动的范例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最终得员工理解、领会并融入工作实践中予以运用才谓有效。而这是与员工的学识水平、道德水准、价值取向及社会、生活环境紧密相连的。在员工素质普遍较低的现实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确实存在传导渠道不畅的问题。

(三)当前农村信用社经营形势严峻,各种改革不断深入,矛盾暴露并不断激化,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员工是企业的主体和主人翁,作为企业的一员,都希望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相对优厚的经济待遇。只有这样,员工才会对企业产生一种依恋感甚至是依赖感。然而在当前,农村信用社的经营形势普遍不景气,员工利益同时受到影响;加之当前农村信用社系统的各项改革正在不断深入,在改革中必然涉及员工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分配,有些隐性矛盾也会在改革中逐渐暴露甚至激化,引起员工思想情绪波动,结果必然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四)农村信用社系统经济案件频发,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员工的进取心和积极性,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从整个金融系统来看,农村信用社属于各类案件的高发区。案发后也存在追赃抓逃不力等问题,集中暴露了农村信用社在内部管理上还存在许多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甚至有些薄弱环节和安全隐患可能会长期存在而得不到整改和处理;信用社领导干部层次中发生的腐败案件也时有曝光。在经营比较艰难、竞争日趋激烈、历史包袱异常沉重、改革逐步深入的情况下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势必影响员工的进取心和积极性,自然会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五)“三会”制度形同虚设,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和作用得不到认可和发挥,民利得不到尊重,影响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信用社是实行民主管理的合作金融机构。员工是信用社的主人,是推动信用社各项工作的最活跃的因素。所有有责任心、事业心、进取心的员工都希望通过民主渠道这一种有效的途径参与信用社的经营和管理。然而,当前信用社民主管理的渠道并不一定十分畅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其官办色彩依然很浓。特别是员工行使民利的“三会”这一有效载体,其作用并未得到有效的发挥。广大员工的民利得不到尊重,主人翁地位和作用得不到认可。这也是影响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三、实现农村信用社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途径

(一)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又红又专”的风范型、事业型、知识型的领导干部队伍,奠定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组织基础。

干部队伍素质如何,对于能否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选拔和任用信用社领导干部上,要始终坚持“年轻化、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正规化”和“用好的作风选人,选好的作风的人”的原则。只有作风好的干部才能带出作风好的队伍,只有作风好的队伍才能干出卓著的业绩;也只有作风好的干部,才具备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才能成为促进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践行者和推动者。

(二)从深层次提高全体员工的综合素质,构筑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认知基础。

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必须通过全体员工感知、领会、传导、践行才能得以实现。而要做到这一切,不仅要求员工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而且同时要求员工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精湛的业务技能、丰富的实践经验、敏锐的思想觉悟和较强的政治敏感性。而信用社现有员工的素质离这种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梗阻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传导渠道。因此,要坚持“全面发展、全面提高、全员提高”的原则,切实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扎扎实实地构筑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认知基础,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三)充分发挥党、团、工、青、妇等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优势,营造密切配合,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氛围。

信用社员工的成分、层次、结构等情况都比较复杂,要在这种特殊行业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需要各方配合,相互协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而党、团、工、青、妇等党群组织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比较成熟的思路和成功的经验,也有一支长期并善于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因此,要完善和加强这些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经常性地开展生动活泼、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思想政治工作,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格局和氛围,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

(四)丰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和内容,构建促进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稳固平台。

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系统根据自身行业特点,创立了一些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形式和内容,在一定时期里,的确起到了凝聚思想、鼓舞斗志、弘扬正气、确保稳定、促进发展的目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做思想政治工作也不能拘泥和局限于老传统、老套套、老模式,需要不断丰富、创新、发展,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至少会失去原有的吸引力和推动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紧扣时展的主题,紧密结合农村信用社业务经营管理的实际,坚持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丰富其内涵。

(五)开拓市场,改善经营,加快发展,努力实现减亏增盈,夯实促进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的物质基础。

篇4

2015年是新《预算法》实施的第一年,也是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收支矛盾较为突出。据财政部公布的中央财政预算报表表明,截至2015年底我国政府债务规模总计26.67万亿,政府负债率约为40%。2015年地方新增债务规模为6 0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5 000亿元。2016年,我国将继续扩大财政赤字规模,提高赤字率至3%。

为贯彻落实新《预算法》,加强对全区部门预算工作的监督,上海市虹口区在时隔7年后重启部门预算执行审计。笔者在负责对涉及民生的某重点部门审计的过程中发现,总支出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造成支出执行率欠佳的原因有很多,如果是由效率提高、开支节约所造成,应该鼓励倡导;如果是由预算编制与实际用款需求不相符合或相关政策未执行到位、相关工作未及时开展所造成,则会导致新增存量资金的产生,削弱资金使用效益,与上述财政增长放缓,政府债务逐年增加的现状相矛盾。本文主要对由后者造成的支出执行率欠佳的情况进行讨论。

总支出主要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由于目前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实行定员定额标准体系管理且在总支出中占比较小。本文拟重点对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的原因进行浅析,并从减少新增存量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角度出发,对如何优化区、县部门预算中项目支出预算管理进行思考。

一、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后财政存量资金的构成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后,用于反映和记录财政资金收支的账户主要有三类,即财政部门在人民银行开设的国库单一账户、财政专户和预算单位账户。相应的财政存量资金也主要分布在上述三类账户。2014年财政部发文要求各地全面清理存量财政专户,除经财政部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保留的财政专户外,其余财政专户在2年内逐步撤销。故本文主要关注国库单一账户和预算单位账户中的存量资金。

一方面,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变了原先财政支出“以拨代支”的核算方式,各预算单位设立用于反映财政授权支付的零余额账户,财政资金只有在实际发生支付行为时才流出国库体现为支出,即使支出预算执行率欠佳,在预算单位层面也不产生新增存量资金,此时新增存量资金沉淀在国库单一账户;另一方面,由于目前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推行尚不全面,预算单位账户不仅包括零余额账户,还包括保留的银行存款账户。正是银行存款账户的存在,为历史存量资金和新增存量资金沉淀留下空间。银行存款账户中的历史存量资金除主要列示在结转结余科目外,还可能以以前年度往来挂账和违规提取基金(事业单位)等形式存在;新增存量资金则通常产生于往来收款和收上级拨款等环节。如审计中发现,个别部门存在“以拨代支”情况,虽然上级预算单位将项目款全额下拨全部执行,但资金在下级预算单位未被有效使用,宕存其银行存款账户。

二、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的原因浅析

1.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有待完善。

项目支出,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基本支出外,为完成其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经常性项目支出和非经常性项目支出。目前,我区财政部门基本参照上年预算数考虑增量控制审批预算单位年初部门预算支出数,经常性项目支出有支出定额标准的按定额编制,无定额标准的从严控制,严格控制经常性项目增长,对无政策文件依据的非经常性项目一般不予安排。且年初预算一旦排定,财政部门严格控制年中调增预算,但允许动用历年结余和支出间结构调整。审计中发现,部分项目尚未设立定额标准,预算单位为保证开展工作时资金充裕,倾向于高标准编制项目预算,在既有计划的基础上,多报项目多报单项开支,以便实际执行时即使发生新增项目或新增单项开支的情况也不需再向财政申请追加拨款,仅通过本部门内支出结构调整即可给予资金保证。

2.项目论证欠充分,内外部沟通欠顺畅。

(1)预算单位方面,一方面,部门预算编制工作通常在每年9月前后启动,启动时间过早造成预算年度的相关政策尚不明确,部分基础数据难以调查清楚,项目前期论证难以充分开展,从而只能根据现有预决算数据编制增量预算。如某部门的某专项业务开展受市局下达指标考核,由于市局考核指标下达时间通常在预算年度上半年,故年初预算编制时只能框算总量,待来年预算调整时再进行结构调整;另一方面,项目支出预算通常由相关业务科室根据需求填报,财务仅负责汇总上报。业务人员缺乏相关财务知识,对预算了解重视程度不够,财务人员对业务方面的知识也不甚了解,在双方没有充分沟通探讨、没有对项目充分论证的情况下编制预算,预算数据很难精准。

(2)从全区层面看,部门与部门之间、部门与街道之间存在行政职能交叉的领域,在没有充分沟通、统筹协调预算安排的情况下,重复编报预算的现象就会发生。如某部门某专项整治项目的支出执行率不高,就是因为相关整治工作由部门和街道协作开展,双方分别编报预算,但实际整治项目开展时街道承担并列支了大部分整治费用,从全区整体看属于相同性质的支出被重复编列预算了。

(3)财政部门在审核批复预算时,由于专业性和时间限制,通常以预算单位申报为主,财政部门难以有针对性的进行充分的审核论证,从而导致对批复的项目无可行性论证,对预算执行进行监督也难以操作。

3.项目支出进度考核和绩效考核机制尚未全面建立。

(1)部门预算项目支出执行进度考核机制尚未全面建立。一方面,部分预算单位由于主客观种种原因导致项目启动时间晚、项目前期准备时期长、项目工期拖延等,影响了支出执行进度;另一方面,预算按年度平衡,资金按年度安排,有的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客观上要求必须跨年执行,但出于测算、编报方便等原因预算单位通常以一次性资金安排的方式编列在一年的部门预算里,从而导致支出进度缓慢,年末结转资金产生。而由于区财政部门严格控制年中预算调增,预算单位即使发现部门项目执行进度缓慢,至年底预期无法完成,也不愿意上报预算调减。

(2)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考核机制尚未全面建立。一方面,尽管对财政预算安排的项目实施过程及其完成结果进行绩效考核是大势所趋,但财政部门对此尚缺乏经验,具体如何开展尚处于探索阶段;另一方面,预算单位对绩效管理认识还不到位,绩效目标编制、评价指标体系建设等尚处于探索阶段。

三、优化部门预算项目支出预算管理的对策与思考

1.完善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

财政部门应督促预算单位摒弃依据经验、历史数据安排项目预算的习惯,树立“先事项,后资金”理念,制定科学合理、以定额管理为主的预算管理机制。通过梳理管理标准、作业规范,通过本部门今昔纵向、行业横向对比,通过及时获取设备更新、人工物料价格变动等信息,通过对明细项目现有数据采集、统计分析,对无标准或标准变更的支出项目进行深入调研和科学测算。在财力允许并兼顾可操作性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项目分类准确、细化完整、档次划分得当、量化科学的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结合工作量、任务量,使部门主要项目支出预算精细化、标准化。对一些专业性强、内容复杂的定额标准,财政部门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中介机构进行测定。

2.建立项目论证机制和有效沟通机制。

部门预算编制精准化需要各条块各部门协力推进,在编制过程中,预算单位财务与业务科室之间、上下级单位之间、部门与部门(街道)之间、财政与相关预算单位之间需要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预算单位在编制支出预算时,财务与业务科室应成立预算编制专题组充分讨论各项目的规划、计划、方案等,全面考虑政策性、管理性因素,对重大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需要下拨到下级单位的专项,要充分调研,据实列支,杜绝“以拨代支”;与其他部门(街道)共建的项目合理分配各自任务量,不重复编列预算。

财政部门在审批预算编制时对大额项目进行评审论证,评价审核预算的可行性、合理性、准确性,根据评审结果按照轻重缓急,优先安排急需和可行的项目;减少资金转拨环节,将原本上级预算单位下拨基层预算单位的经费直接细化安排到基层预算单位的可执行项目上,避免上级预算单位在执行中“以拨代支”,以利于项目组织实施和对资金的监管,避免资金在基层预算单位沉淀;对跨部门资金统筹管理、统筹规划,避免重复,保证预算资金切实服务于全区的中心工作。

3.预算执行进度考核问责与跨年度项目预算编制精准化。

(1)财政部门逐步建立定期考核预算单位部门预算执行进度的机制。对执行进度缓慢、预计年底可能形成较多结转结余的项目,在年中预算调整时及时督促预算单位予以调减。在批复控制年初部门预算时,应以预算单位上年实际支出进度及编报当年累计支出进度作为参考依据。同时,不能刻板的仅考虑序时进度,而是要根据政策实施和部门实际工作需要,结合考虑政策开展、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考核。对于支出进度未达标的部门,在项目支出预算中进行一定比例扣除。从而将预算编制与执行进度、结转结余资金规模挂钩,使预算编制更加科学。同时,财政部门对执行进度迟缓的部门进行通报约谈;审计部门探索将预算执行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对支出进度迟缓、不作为慢作为的行为进行问责。

(2)预算单位应根据项目规划、计划、实施方案、合同约定条款等资料科学测算付款进度,合理安排跨年度项目支出,按付款时间分别编入各年度预算,促进跨年度项目预算编制精准化,提高年度预算执行率,从根本上减少新增存量资金的产生。如根据合同对质保金的约定条款将质保金按比例安排在之后相应年度的预算里。以此顺应趋势,逐步探索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提高政府及部门工作前瞻性。

4.建立项目绩效考核与追踪问效机制。

构建科学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探索在项目预算编制同时设定各明细项目的预期目标、考核指标,由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对项目开展追踪问效,适当借助第三方中介力量参与相关专业领域的绩效评价。评审方式可以采取先网上自评申报继而实地核查相关资料、项目进度和项目成果的方式进行。重点审核项目支出的必要性、支出金额的合理性,对项目完成结果与预期目标进行对比分析,对项目资金是否闲置和资金投入后项目预期效益是否达到进行评价。将绩效考核结果作为以后年度项目审批立项的参考依据,优化支出结构:优先安排、适当激励成效高的项目;厉行节俭、压缩调减无效低效的项目资金;清理整合性质用途相近的项目资金,以减少新增存量资金的产生,集中力量保障区内重点支出。

参考文献[1]夏先德.部门预算改革十五年考与思[J].预算管理与会计,2014,(11):13-17.

[2]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总课题组.建立中期财政规划和滚动预算制度难点问题研究主报告[J].预算管理与会计,2016,(3):4-8.

[3]徐诚.我国财政存量资金规模居高不下的原因及盘活建议[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4,(12):97-99.

[4]陈娟.浅议新预算法视角下的财政预算审计创新[J].特区经济,2016,(3):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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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治变迁为背景下,考察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发展逻辑,即乡村治理经历了村民自治到乡村治理的发展过程,从注重“民主”话语、大词到关注实际治理状态,从注重自治的法律文本分析到关注治理的基础的发展过程。但在以往的研究实践中,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仅仅把乡村治理当作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研究现状与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理,也被称为“村治”。这里的“村”,并非特指“行政村”、“建制村”抑或“自然村”,而是指农村、乡村。“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过程。”所以,治理包括了“国家权力和社会自治两个部分。”

随着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实施而兴起乡村治理的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从关注村民自治研究扩展到了乡村治理研究、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和政策基础研究,再到区域差异的比较研究、价值基础等的研究。从关注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民主、法治的“宏大关怀”再到农村政治研究的“多元交汇”。这些研究成果,从宏观层面上看,既关注了“民主、法治”的大词,还关注了乡村治理作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条件,即“如何才能让农村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从微观层面上看,关注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乃至村庄传统的差异,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的差异,农民家庭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些为乡村治理研究的深化,为深入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理解农民的处境提供了许多的真知灼见。

但是,乡村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从宏观层面上说,是为了国家的现代化,抑或是为了乡村社会乃至中国社会的稳定,为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从农民自身生活体验、生活方式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农民本位上来看呢?笔者认为,乡村治理的目的应该从农民本位出发,提升农民的福利水平。

乡村生活方式与农民福利

现代化作为全球性的力量、时髦抑或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目标,其合理性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但是,是否所有的山区、乡村或村庄都可以或者必须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实现经济方面的工业化、社会方面的城市化和市民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则值得思考。

中国是仍拥有8~9亿乡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①可以说接近60~70的人口依然是乡村人口,他们过着的还不是城市生活,而主要是乡村生活。但是,我们今天所倡导和建构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城市生活方式,而不是乡村生活方式。甚至有一种简单的发展观认为:只要国民经济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农村人口就可以转变为城市人口,从而过上现代城市的生活,拥有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人本主义的观点出发,我们需要关注数以亿计的农民的福利问题,“关注作为整体与其环境的互动、尊重个人对自己经历的理解和解释”。从“全人的概念”出发,我们需要把乡村中的农民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棋子而已。

下面以笔者近年来所调查的三个村落为例,②考察乡村治理、农民的生活和福利问题。

鄂中溪泉村。该村位于湖北中部,下辖8个村民组,425户村民,1680余人,人均耕地6分左右,由于人多地少,村同一直有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这是一个民风淳朴、热情好客和相对和谐的村庄,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渐式微的村庄。村庄生活日益丧失意义和价值,公共品供给日益困难,农民合作的能力和意愿日益瓦解。闲暇生活主要是打麻将,外出者对家乡建设几乎没有兴趣,逢年过节也较少回家。村民的主要念头就是逃离家乡,能够做“城里人”。在多数村民眼里,村庄政治和村庄选举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与他们自己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是几年一次的投票而已。

滇中山原村。该村地处滇中地区,地广人稀,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在到以前是一个大队,现为某建制村下辖的7个村民小组,共160多户村民,650余人。这是个热情好客、民风淳朴的农业村,村民较少外出务工,但又是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日益式微、村民合作能力和意愿日益下滑的村庄。年青人的闲暇生活基本被麻将所占据,民间山歌、中草药等技艺被日益抛弃和丧失。村民对村庄政治和选举缺少联系。村民之间更为关注的是“面子竞争”,人与人的关系是日益疏远。

黔中旧溪村。该村位于贵州中部,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个屯堡村寨。全村现有1100余户村民,4300多人,人均近一亩耕地,是个典型的农业村,故一直保持外出务工和经商的习惯。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厚,村民富于合作精神,地方性规范和道德力量对村庄治理和村民生活依然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和整合作用。农民闲暇生活的基调积极健康。在旧溪村,村庄政治和选举,绝不是少数精英的“游戏”,而是与村民们的生活很有关系的大事。

以上所述三个不同地域的村庄,都是“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村庄,展现出了不同的乡村治理、村庄生活和村民的生活感受,对我们理解乡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福利具有不少的启发。

农民福利的建构

福利(welfare)是指“一种好的生活状态或满意的生活质量,它是个体或群体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③一般认为,“好的生活”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求生活的安全、富裕和快乐,也要关注精神和道德上的状态;同时,福利还与社会政治相关联,与治理状态和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探讨农民福利的建构问题,需要考虑以下的因素:

首先,农民福利建构涉及的是农民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中国8~9亿的农民要不要建立起适合自己生存的乡村生活方式,并且是适合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生活的具有丰富性和全面性的乡村生活方式,而不仅为单一的城市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让农民只有去适应她,追逐她。

其次,农民福利的建构如何与乡村生活方式的建立、乡村治理状况和人际关系的改善联系起来。当前的乡村治理和农民福利似乎是互不相关的话题或实践,乡村治理仅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手段,把增进农民的物质福利当作了唯一的发展诉求,而忽视了乡村生活方式和主观福利感受的建立和发掘。

最后,乡村治理的目的不仅是使乡村作为稳定器。乡村治理不仅要切实推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和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

农村社会工作的出路

李昌平研究三农问题中提出,中国主要的话语有四套,一是学术话语,二是官方话语,三是农民话语,四是NGO话语。他特别提醒,四套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是很难的。

当前中国社会工作界的主要话语也可以归结为四种:学术话语,倾向于欧美、港台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想借鉴或照搬其模式来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官方话语,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但是,我们从什么领域入手,采取什么样的福利服务提供模式和组织模式,现在依然值得研究和探讨;NGO话语关注的是某些人群的声音、权力,希望透过赋权的方式去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改变困境。

回到农村社会工作领域中来,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宏观层面上,我们需要用历史的视野、民族和国家的眼光去思考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从微观层面上,我们要用农民的话语体系去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感受,在切实推进乡村经济发展、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同时,也要适当着眼于农民主观福利感受的提升,注重乡村生活方式的倡导、建立以及农民生活意义世界的建构。(作者为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社会工作学院教研室主任)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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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旅游与休闲治理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一些大中型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慢奔波的脚步,希望摆脱高楼峡谷、水泥森林的束缚,享受休闲生活,缓解工作高负荷的压力,通过旅游观光让自己的身心得到放松和修复。乡村以其宁静优美的生态环境、天然的自然景观及纯朴的生活方式,迎合了久居城市的人们对清新环境、回归自然、心神宁静及健康快乐生活的渴求。乡村旅游把自然、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入到传统旅游文化中,丰富了旅游业的内涵,满足了新型的消费需求,是旅游业的一朵奇葩。

这里所说的“乡村”并非简单指从地理角度考虑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村,更多的是指农业人口、农业景观、农事活动和乡村村落分布区,以及地域辽阔、人口密度及规模较小、生活节奏较慢并且安逸幽静的非城市化地区。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是将场所界定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它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城市居民为行为主体、以乡村空间环境为依托、以乡村独特的自然风光(气候地貌、农家庭院、经济作物、森林田园等)和人文特色(民俗文化、生产形态、生活方式等)为对象,满足人们求新、求异、求乐、求知、求根的需求。人们去乡村进行休闲旅游,其行为动机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如体验、健身、娱乐、餐饮、购物等;二是精神方面,如观赏、摄影、习作、学习等。

所谓休闲治理,就是在我们面对问题时,要从休闲学或满足人们休闲需要的角度去思考、去梳理、去分析、去研究、去解决。所谓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也就是面对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诸多问题,要从休闲学的角度或从人们休闲需要的角度去过滤乡村旅游的管理过程、设施建构和景观设计等,力求实现基于休闲的物质空间建造和精神文化构建,力图充分满足人们的休闲需要。

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的方略

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其重要价值和意义表现在以下几点:充分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休闲文化需要,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乡村旅游品牌,有利于拓展、挖掘和保护我国乡村文化的休闲特色、起到传承传统文化的功能,充分发挥乡村旅游的潜在旅游优势,促进文化旅游业创新升级。

乡村旅游与农业旅游、农村旅游、农家乐等概念不完全相同,乡村旅游有着独特的内涵和定位。为了避免休闲治理的单一性、片面性及扩大化开发和经营,在进行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时,要正确认识乡村旅游的内涵、挖掘乡村旅游的特色、明确乡村旅游的定位,尤其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休闲性

乡村旅游是社会进步和旅游得以发展的产物,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或者长期没有生活在乡村的人。这些人到乡村去旅游,其目的有二:旅游观光(看看美丽的自然、体验传统的乡村劳作等)和休闲(感染传统的文化,得到心理心灵的安慰与慰藉等)。休闲,不仅是人们去进行乡村旅游的最终追求,而且也是去治理乡村旅游的最好结果。一种休闲方式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伴随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近些年,我国乡村旅游得到快速发展,这与我国人民休假时间的增加和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紧密联系。一方面,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日益提高;另一方面,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这对传统的旅游度假提出了新的诉求。基于满足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基于人民休息时间的增加,乡村休闲旅游应运而生且朝气蓬勃。也正是如此,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中,就要注意以下几点:旅游地建设必须将传统地域文化和现代休闲文化有机结合,将乡村的休闲景象、休闲生活和休闲风貌充分展现给游客,要增加旅游地的休闲设施和内容,提高旅游区档次,为游客提供交通、食宿、娱乐等各种便利的休闲条件,延长游客逗留的时间,提高重游率。当然,为了达到休闲的目的,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也要注意调节工作和旅游的关系,调整自己的行程和情绪,力求达到这样状态:聚精会神工作,全身心投入休闲,工作时不要休闲,休闲时不要工作。

2.突出乡村性

我国乡村的明显特征是不论在自然空间建构、道路交通设施,还是生产工作方式、社会文化与组织,与城市社会截然不同,存在一种乡村所独有的文化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是传统文化,具有有别于城市的文化差异性。乡村旅游的标识是“乡村性”。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要使乡村旅游管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注重乡村性。否则,将使乡村旅游目的地失去个性,旅游产品出现同质化。何景明、李立华认为,“理清什么是乡村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乡村旅游“乡村性”的特征主要包括以下“”:风土――特有的地理环境,如辽阔的土地与人口的稀少;风景――可供欣赏的景象,如一个特别的湖泊、一座清秀的山峰、一望无际的草原等;风物――一个地方特有的景物,如一个乡村独有的自然景观和经济活动、劳动方式等;风俗――一个地方不同于另外一个地方的民俗,如具有典型传统文化特征的文体活动等。刘德谦也认为,乡村的风土人情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内容。李开宇认为,乡村旅游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乡村性,通过乡村性的空间和景观意向去实现休闲认知。冯淑华、沙润则认为,所谓乡村性指的是地域性、旅游资源特性、社区参与性、旅游本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等。由此可见,乡村性既包括乡村居民世代生活遗留下来的诸如建筑、村落等静态景观和风情,也包括伴随着乡民们繁衍、生息、传承的乡村文化、氛围、环境和活动。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应该突出“乡村性”的发掘、保护和完善,而不是削弱或减少乡村性,不能走“准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3.注重参与体验性

人们之所以去一个地方旅游,不是因为这个地方有多么好的规划、多么好的开发与管理,而是因为人们去哪里能获得什么――物质的或精神的,有价值才值得人们向往,没有价值谁都不会去浪费时间。久居“水泥丛林”的城市人,备受钢筋混凝土的束缚,饱受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和工作压力,被逐渐卷入亚健康的漩涡里。于是,远离尘嚣、回归自然成了城市人日益增长的心理需求,人们向往乡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生活,去那里呼吸泥土气息、欣赏田园美景、享受宁静闲逸、感受淳朴人情。简而言之,乡村旅游的核心和人们选择乡村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休闲体验。乡村旅游就是实现在乡村内的体验为主要目的。较之于一般的旅游来说,游客更注重参与性和体验性。为此,乡村旅游应提供基于乡村特色的差异化休闲体验。

4.彰显民俗性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根生在乡村。农村的饮食、着装、礼仪、节庆、婚嫁、民谣、传说等都充满了浓郁的乡村特色。乡村旅游作为民俗文化性产品,其特点主要是具有物化民俗的体验性、制度民俗的参与性、精神民俗的感知性等。丰富性和鲜活性的民俗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推陈出新的源泉,是参与旅游市场竞争的机制与基础。因此,在进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中,要注重对彰显民俗性的农家土特产、手工艺品、风俗活动等旅游资源的开发,深入挖掘和展示这些地方民俗,使游客充分体验到不同的乡村特色,接受乡村文化的熏陶,切身感受到淳朴的休闲体验。

5.维持生态性

随着人们环境保护和“绿色消费”意识的增强,旅游者越来越关注旅游环境的生态质量。乡村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的根基和生命线,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乡村旅游的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制约。维持旅游地的生态性成为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不容忽视的任务之一。首先,应促进乡村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对农田、庄园、野生动物等富有价值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行保护,因为没有了清新悦目的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奇山秀水、质朴怡人的农耕景象、天地人相融入画的和谐意境、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乡村旅游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要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改善饮食、语言、服饰、古迹等乡村人文生态资源,维持农村的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不断推出生态旅游产品。因此,在进行乡村旅游休闲治理中,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生态经营的理念,实现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6.提升文化性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的各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策划、规划和开发者对文化应用、旅游产品的品味和文化的理解。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文化因素的价值作用和价值导向越来越重要,只有注重挖掘乡村旅游文化的内涵,才有可能提高乡村旅游的附加值。因此,我们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时,首先就要过滤文化的因素,实现文化的设计、文化的规划和文化的提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挖掘并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性:一是培养乡民基于“文化自觉”的心理认同;二是提高乡村居民的文化素质;三是促进区域休闲文化的形成,以引导人们的休闲观;四是大力营销宣传,开展品牌战略。

7.发挥产业的带动性和示范性

发展乡村旅游不能就旅游而旅游,要大力推进旅游与文化、体育、农业、工业、林业、商业等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规划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整合旅游要素和资源,实现以点带面,让各乡村相互学习借鉴,放大示范带动效应。目前,我国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或理论体系。中国各乡村的自然环境资源、自然及人文景观资源差异很大,可以首先对乡村旅游的休闲治理进行示范,让各地农民相互考察借鉴。这样不仅可以扩大乡村旅游的市场,还可以促进农业科技交流与推广普及,推进城乡统筹、均衡发展和区域合作。因此,在对乡村旅游进行休闲治理的过程中,各地应相互借鉴、相互学习,治理有成效的地区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积极进行合作交流,以便推广良好经验,同时也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8.提高乡民参与治理的自觉性

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关键就在于它具有“土生土长”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而当地的居民正是这种景观的重要载体和拥有者、保护者、传承者,如果没有了当地居民的参与,旅游资源的开发难免会造成本土文化的变质和流失,乡村旅游将失去原真性和生命力。另外,当地居民的态度和热情是乡村旅游目的地重要的软环境。居民亲自参与乡村旅游的经营服务活动,可以从中获得旅游带来的经济利益,感受到发展旅游带来的乐趣并将这种乐趣和热情转移到旅游服务当中,进而扩大旅游的乘数效应,减少经济漏损,提高游客感知满意度和体验质量,满足游客的休闲需要。

如何才能提高乡民参与治理的自觉性呢?首先,要使乡村旅游治理与所在乡村形成利益共同体,要让居民从中得到切实的经济收益,拓宽居民创收和就业渠道。其次,旅游治理措施要考虑居民的多层次需求,增强居民的自我意识、认同感和凝聚力,强化参与治理的意愿。最后,建立科学、合理、公正、透明的利益共享和分配机制。

参考文献:

[1]郭丽,章家恩.关于乡村旅游概念及其内涵的在思考[J].科技和产业,2010(05).

[2]何景明,李立华.关于“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05).

[3]刘德谦.关于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与民俗旅游的几点辨析[J].旅游学刊,2006(03).

[4]李开宇.基于“乡村性”的乡村旅游及其社会意义[J].生产力研究,2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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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法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汉代为孝屈法现象的法理分析

传统孝义之道及其法治启示

律师“死磕”法官现象探析

弗里德曼法律起源理论研究

论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我国土地所有制的困境及其破解

从草原经营方式的转变看公众参与

涉法问题的思考和对策

法律社会学的知识脉络与基本问题

兼论法律与文学的关联及其意义

伯克利学派回应型法理论研究

论翻供——以C市人民法院为样本

重建信任:社会信任问题研究述评

帝国还魂:知识产权全球化批判

对台湾地区禁止男同性恋者献血规定的分析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立法综合参与模式

近二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综述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权利实现的“差序格局”

论压力下的立法决策展开——以《劳动合同法》为例

论“公案”中司法与传媒、民意的政治角力

吸附型治理研究——征地拆迁背景下的村庄治理

“富人治村”中的纠纷解决——基于浙东J村的考察

论纠纷类型变化和社会权威变迁中的乡村人民调解主体

公民的规范性认可——以哈贝马斯商谈论为视角

“家”的法律构造——以范氏义庄为中心的考察

社会自治型地方法治试验——兼评“法治广东”建设

折戟沉沙的理想主义者——透视一位老上访户的村治史

“乡村治理”的司法回应——基层司法中的法律、法院与法官

执行和解的法理学分析——以执行主体之间的关系为视角

国家·法律·社会——涂尔干社会学思想中的国家观

走进吸毒者的世界——西安市Y区戒毒所吸毒者的访谈实录

法律如何在现实中不能——一个城管案件的法理学思考

城管执法中的合作逻辑——宿安区整治洗车店的故事

论权利与权力的冲突与合作——以“大日子”涉诉为观察点

基层的法社会学透析——以重庆Y区办为研究对象

浅议宗教对傣族传统法律的影响——基于对傣寨的考察

乡村社会纠纷的多元化及其解决机制——以X县L镇为例研究

从基层法官知识结构透视审判业务——以瓮安县人民法院为视角

法律如何被理解——从涉诉成因看当事人的法律理解

论法律的纠纷解决之困——以一起民事案件的解决过程为观察点

司法过程中的社会学方法及其适用——卡多佐社会学方法理论研究

穿行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一起离婚析产案为视角的纠纷解决观念研究

政治冷漠: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障碍——基于滇东五村村民自治研究

并非通过法律的维权——以中国转型期“农民工”的维权途径选择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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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们对全区7个乡镇业余党校的建设情况进行了一次深入调查,通过调查发现,乡镇党校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网络的基础、作为创建学习型村镇的主要基地,在培训乡村党员干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前部分乡镇党校生存窘迫,功能萎缩,具体表现为“四无”:一是无场所。部分乡镇党校只有一块牌子,根本没有集中学习场所和培训基地。二是无师资。有些乡镇党校除了组织机构如谁任校长、副校长之外,教师队伍建设无从谈起,遇到培训任务则临时从外地或上级党校约请。三是无经费。一些乡镇疏于党校建设,连必要的教学器材都没有,现代化教学设备更是难见踪影。四是无培训。有些乡镇党校没有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和长期培训规划,全年办不了几期班,培训不了多少乡村干部。

出现上述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乡镇党委重视不够。部分乡镇党委没有意识到乡镇党校在干部培训中的重要作用。个别乡镇主要负责人借口经济工作压力大,中心工作任务重,基层工作头绪多,乡镇党委无时间、无人员、无精力去抓党校的建设。二是乡级财政投入太少。当前,乡镇财政状况紧张,很难对乡镇党校进行必要的财力投入。三是上级对乡村干部培训包揽太多。有时,上级直接调训乡村干部或农村普通党员,客观上造成乡镇党校在干部培训上过多依赖上面,失去了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四是乡村干部对乡镇党校缺乏认同感。大多数乡村干部认为乡镇党校只是业余性质,培训环境差、教学力量弱、学习收获少,远远比不上市、县级党校。从而对乡镇党校的有关培训兴趣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乡镇党校的生存危机。加强乡镇党校建设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建立乡镇党校建设责任制。要把乡镇党校的建设和工作开展情况纳入乡镇的“双文明”考核内容,制定出具体的考核细则,由区委组织部和区委党校严格考核。同时明确各乡镇党委书记为乡镇党校建设的第一责任人,由其兼任党校校长,给其压力,促其出力。

二、多渠道解决经费问题。一是可以采取县乡财政和县级自管党费各出一点、乡村党员捐献一点的方式,解决乡镇党校的基础建设问题。二是从乡镇财产中划拨出一定的经济实体如林场、果园、种养殖基地作为党校的专用资产,一方面可以作为农村学员的实践和培训基地,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党校的“造血”功能,适当解决培训经费,起到“以园(基地)养校”的作用。三是乡镇党校可以开办实用技术培训班,并开展有偿技术服务,以此解决部分经费问题。

篇9

[5] 秦文展.关于湘江流域治理管理体系的几点思考[J].中外企业家,2011(24):20-21.

[6] 济南市人民政府:《济南市河道管理办法》.http:// /lawhtm/1997/29939.htm

篇10

实现乡村振兴不仅需要解决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同时也要看到乡村环境问题也是制约乡村总体发展的生态短板,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桎梏,在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指导下,内在规定着必须实现乡村的生态振兴,构建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走乡村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时期重塑人与自然关系,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1],是协调乡村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逻辑使然,对于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变内蕴的自然观

基于人类文明嬗变的历史考察,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新阶段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怎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适应性回应及必然性选择。深入剖析不同文明时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马克思恩格斯来源于实践又走向实践的自然观,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立足人与自然共生共存

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深受宗教观念影响的部分西方学者在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分歧,导致双方在对待自然与人的态度、理论建构以及价值目标上出现分野。一方面,基于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的考察,从人与自然的存在态来说,自然界和人都是不受到主观意识影响而改变自身存在性的客观实在,并且自然界具有先在性,即在时间维度上而言,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先于人类而存在。因此,从发生学意义来说,自然界作为最根本的先在,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过程中孕育产生了人类,作为人类身体的组成部分提供了人作为生命存在物的客观前提。另一方面,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态而言,“人靠自然界生活。”[2]自然界作为先于人类存在的客观实在,不仅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生活物质资料和生产劳动资料,也为人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实践场域这一现实基础。人与自然的产生顺序决定了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人是在自然界之中生存和发展的,不能脱离于自然界单独存在,同时人也不是凌驾自然之上的优越性存在,对自然拥有绝对的支配、摆布权。相反,人与自然相生相长,自然条件制约影响着人的发展程度,人对自然的态度和实践深刻作用于自然界,改变着自在自然的人化程度,这种被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共同又影响着人的发展。因此,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像爱惜人类自身一样去保护环境,按照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才能在自然提供的条件中更好地实现人类自身的发展,无论在哪种文明形态之下人和自然之间都具有同一性。

(二)人与自然互为对象性存在,坚持以系统眼光看待全局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论及一种“对象性关系”,即从主体论来说倘若两种客观事物存在对象性关系,那么这两种事物必定互相是对方的对方。“对象性关系是事物与事物之间普遍具有的互为对象、彼此共在,各自表现和确证对方的存在状况、生命活动和本质力量的一种现实存在而必然发生的关系。”[3]人与天然的生态系统、半自然生态系统和非天然的人工系统内各要素构成整个大系统整体,人类和大系统内其他万物互为对象性存在物,二者的对象性关系体现为人是大系统内万物的客观存在物,大系统内万物反过来也是人的客观存在物,二者的互证关系确证了对方存在的可能性,也阐明了自身的存在意义和必要性。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维持这种对象性关系,不断与自然界进行交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自身的存在以对方的存在得到确证,一方的变化势必会引起另一方的变化,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因此,人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唯一主体,必须考虑到联系的普遍性,立足整体看待全局,坚持各生物要素、人与自然之间都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在遵循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以满足经济社会和人类发展需要的同时,要考虑到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可能性后果,坚持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爱护自然。同时,还要看到自然系统内各生态要素是互为存在的对象性关系,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要注重生态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意识到各个要素都发挥着不同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以及各生物对于生态环境、人类生存和其他生命的影响,统筹兼顾各要素系统治理。

(三)劳动是连接人与自然的纽带,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

意识作为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标识,在劳动的作用下实现了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人与自然作为相互影响的客观实在,必须通过劳动实践这一桥梁和纽带才能将二者联系在一起,构成具有相互关系的统一体。人类通过实践使自然受动于自己的支配,服务于人类的生活和生产,这种对象化劳动异质于人类力量对自然的绝对征服和控制,是在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基础上对自然的合理改造。在以客观自然界为前提下,人类凝聚智慧充分发挥主体的劳动改造能力,在这种对象化劳动中创造出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对象和劳动产品。一方面,先于人类存在的自在自然为人类的劳动提供了自然资源和基本劳动对象,为人的生存和对象性活动提供了具体对象,并为人自身的存在提供了确证。另一方面,人类辅以相应的技术运用将自然界提供的自然资源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满足人类需要的财富,实现了自然资源到物质资料的转换,同时也利用劳动开展全面生产,按照美的规律创造出对象世界。同时,在对自然界采取劳动时一定要注重度的把握,否则就会出现质的飞跃式变化,资本推动下的反生态“过度劳动”成为人与自然出现矛盾的根源,由此造成的异化劳动不但成为限制人类发展的枷锁,还直接导致了人类不遵循自然规律,忽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对自然造成了破坏。坚持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就是要从实践出发,在尊重规律客观性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利用自然服务于人类生活和生产,又采取行动保护自然环境,在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演变对乡村振兴的现实启示

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演变进程内在地、逻辑地厘定了我们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界必须遵循的原则和秉承的态度,对于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把握人与自然的互动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我们应该在认识和利用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提高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统筹要素综合治理;合理利用“自然生产力”,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唯其如此,才能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协调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既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目标,又改善乡村环境,促进乡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一)增强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不同文明时期都折射出人的生存和发展对自然的依赖,生态文明建设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更是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存、共和、共利、共荣关系推上了新高度。意识作为行为的先导,支配着人们在具体实践中的行为,调控着实践主体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针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而做出的行为选择,人因具有意识和能够劳动而与动物区别开来,理应在正确意识的指导下合理利用客观规律改造自然。生态文明建设时期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内在规定着人们要与时俱进更新理念树立生态意识,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生共存的新价值观,在利用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过程中不但要重视环境基础设施硬件建设,还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软件建设。“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4]农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要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然而受制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文化水平不高的现实束缚,多数农民目光短浅仅看到短期的局部利益,为提高农业产量造成农药、化肥的不合理使用和农膜残留等问题,并沿用传统的思想观念凭借主观经验处理生态问题,以长远眼光观之,乡村发展和生态修复亟须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用绿色发展理念规范指导生产行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对于清除思想沉珂具有解放意义,也是推动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提高生态保护意识,贯彻绿色发展理念要求人们与时俱进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知识,坚持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相结合,不断激发保护生态环境、投身绿色发展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实现人与自然物质交换平衡。

(二)坚持生命共同体理念指导,统筹要素综合治理

对象性关系告诉我们要立足全局,整体看待事物之间和事物内部的联系。“生命共同体”理念串联起山、水、林、田、湖、草六部分,已存在可能性和必要性规约着各天然的自然生态系统要素和非天然的人工生态系统要素之间生命相依的互动关系,田作为非天然的人工生态系统,连接起人与整个自然,揭示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影响机理。这要求我们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必须以系统眼光将山、水、林、田、湖、草作为一个整体,同时还要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全面治理,以实现乡村的生态稳定。首先,从总体上说,两个共同体的构建都以人为实践主体,人采取措施对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时不能单独对某一要素进行分割式管理,忽视其在整个生态系统链条中的重要地位,在对任意一种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必须考虑个体对整体的影响和局部对全局的作用。其次,要意识到生命共同体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和作用同等重要,每个部分的功能和角色都存在差异,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其在生态、生产和生活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不能片面地以是否能带来短期效益为衡量标准评判各要素的“有用性”。最后,在乡村振兴统筹各要素综合治理过程中,还要看到乡村的个体差异和发展走势,精准施策[5]。乡村振兴不是千村一面的平均主义,而是考量发展需要,立足具体的地域特征、地理条件、产业基础等现实条件因地制宜进行生态环境的治理。

篇11

社会团体发展的前瞻与思考

加强智库研究建设新型智库

做好社会救助和慈善资源的对接

完善我国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议

“三社联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

用治理理念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改进我国儿童安全保护工作的思路

徐州市街居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与对策

新常态下中国式邻避困境的解决思路

完善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民间公共资源的传统利用与乡村建设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基于近年来几起重特大事故灾难的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全面提升领导力

英国开放公共服务改革及其启示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加强国家安全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设计

运用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

县域社会协同治理的“田东经验”分析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微信谣言治理

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重庆城乡社区服务差异分析及政策建议

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构建的几点建议

引导新文艺组织和文化群体参与社会建设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改革方略及挑战

扎实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我国社会发展展望

从台湾社区发展看社区网络治理的前景与挑战

社会风险与基层社区治理:问题、理念与对策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充分发挥关工委的独特作用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开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黄金时代”

中国合和式风险治理的概念框架与主要设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思考

清前期山东“义集”的兴起与地方市场治理策略

人口老龄化再认识及对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的建议

推进以社区治理为基础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实践

《国家安全法》颁行背景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公共应急管理法治化

推进公共安全体系系统化常态化法治化社会化建设

深圳市基本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篇12

炫目的新技术、新创造给人们以治理“城市病”的信心,但只有新技术被恰当地运用时,科技的魅力才能真正体现。徜徉在上海世博会这个融汇创新的竞技场,我们还应该将目光放得更远,思考得更深。

上海世博会3.28平方千米围栏区内,有一片独立的展区――城市最佳实践区。这里是世界未来城市的“实验室”,它通过模拟城市街区、中部展馆展示区和南部的未来馆、全球城市广场,将全球遴选出的55个城市展示案例集中展示,生动地再现了全球城市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努力。

在这里,我们看见许多一如“沪上生态家”、宁波滕头村这样的城市与自然与乡村互动的案例,也看到英国利物浦历史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看到沙特阿拉伯为朝圣者建造的高密度、多功能宜居帐篷城……存在、 、等问题,这不是单纯的环保问题,种种关系背后,其实是一个大写的“人”字。莎士比亚说过:“城市即人”,理解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城市的科学精神和人道意义,才能精确地解读“城市的美好之处,在于它更有能力给予弱者平等的机会”这句话,理解城市和谐发展的要义。

科技的光芒总是因爱与平等而璀璨。在上海世博会最佳城市实践区,有一处堪称优秀公共住宅建筑露天博物馆的区域,那些美丽的“竹屋”建筑群落,是西班牙马德里公共廉租屋的创新实践。那些建筑通过太阳能集热器来供应热水和暖气,“栽培”具有生物气候调节作用的“空气树”,而所有这些技术创新,都是为了改变城市贫民的居住环境。

我们的城市是否真正读懂了那个大写的“人”?在经济速度理念至上、拆迁成为常态、土地财政难断的现实境况下,如何体现人的权利、人的利益、人的尊严?

有时科技会蒙蔽人们的双眼,以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以为新产品和新材料可以让河流清澈、山峦青翠,让村庄重归安然宁静。其实不然,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有赖于理念的革新,只有找准发展方向,理清发展思路,一切新技术和新创造才有造福现实的可能。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任重而道远。

(选自2010年5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阅读训练

1.文章第一段主要写了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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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真阅读全文,请你对如何治理“城市病”提几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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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上下文,选出恰当的词,填入文中横线上。()

A.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城市与历史

B.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城市与历史

C.城市与自然城市与历史城市与乡村

D.城市与历史城市与自然城市与乡村

4.请找出文中能证实“城市的美好之处,在于它更有能力给予弱者平等的机会”这一理念的有关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作者在文末为什么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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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2][美]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130.

[3][4][19] 林毅夫,等.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56,59,60-61.

[5][9][25][32][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65,18-25 ,129,184.

[6][14][20][22][23][29][30][31][美]詹姆斯・杜德斯达,弗瑞斯・沃马克.美国公立大学的未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1,126,14,15,115-117,137-138,125,114-115.

[7][33][34][美]亨利・罗索夫斯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M].谢宗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23,21,22.

[8][15][24][26][美]詹姆斯・杜德斯达.21世界的大学[M].刘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13,206,207,209.

[10]〔美〕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M].于静,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332.

[11] 张维迎.大学的逻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8-19.

[12] Armen A.Alchian,Harold Demsetz.Production,Information Costs,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2(5):777-795.

[13] 刘枭,程均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高校董事会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J].高教探索,2011(3):14-22.

[16][21][28]〔美〕罗纳德・G.埃伦伯格.美国的大学治理[M].张婷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9.

[17][18]〔美〕尤金・法马,迈克尔・詹森.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M]// 陈郁.所有权、控制权与激励――经济学文选.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68-169,176.

[27] Juanita Ross Epp,Carol MacNeil.Perceptions of Shared Governance in an Elementary School[J].Canadian Journal of Education,1997(3):254,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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