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市场前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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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困境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

式不符合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货币筹资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式，客观上脱离了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由集体来承担，个人只承担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现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从集体经济的收人中扣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方投资，强调三方的责任，但在广大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筹资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农民个人自筹的那部分资金。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低，集体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无力支持合作医疗的最低基金筹集。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个人来说，尽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参保金的数额不大，但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来说，经济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沟八梁一面坡，几年进不了一回城，一家几口人，叫他们每年拿出几十元现金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确非常困难。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很难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遵循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收定支，保障适度，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总体原则是正确的，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而言，仍是一种“富人”保障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富人”才能缴得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穷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因收^过低，缴不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无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国家给予的合作医疗待遇。但当“参合率不能轹时，强迫命令就出台了。“新合医”成了政府对农民施惠的代名词，农民成了被动的受惠者”。这不仅不符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般陛原则，而且在医疗公平性方面易于两极分化，富裕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多数贫困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同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自愿参加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群体，针对体制外人员侵蚀体制内资源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难以避免。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集体经济组织基本解体，缺少集体经济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筹集失去了这一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从而直接导致了其运行的持续性难以为继。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

1．市场经济发展落后，农民人均货币收入低下。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生产收入主要来自各种农产品等实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农民直接消费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交通不便的影响，很难通过流通转化为货币来形成农民的货币收入。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其中西部l2个省区为1305万人，其人均年收入为668元。而他们的大量农产品却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出去而卖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烂在地里无人收购。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那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l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

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3．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更为严重。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约有5亿左右，占全部劳动力的70％，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几百万人，增长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的需求，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十分突出。据测算，根据现有的土地承载力，我国农业仅有1—2亿从业人员就足够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亟需转移。尤其是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数量更为可观，估计劳动力中有60％一75％为剩余劳动力。加快对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转岗技能培训步伐，以区域化带动专业化，在剩余劳动力中创造劳务品牌，铸造劳务名牌，并使创牌的触角不断向高技术行业延伸，从而促使剩余劳动力在劳务品牌形成中逐渐升值，增加农民收入，乃当前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劳务化的当务之急。

4．环境劣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同时并存。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虽然那里的自然条件恶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草地状况日益严峻，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率和土地产效率普遍低下，但是这些经济落后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在全国已发现的160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均有发现，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以及生物等资源在全国占有显著地位，其中45种重要矿产资源潜在总量约占全国的40％，开发潜力巨大。以陕西陕北贫困县为例，一方面，这些地区七沟八梁一面坡，生存环境恶劣；另一方面，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资源。一般来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大多为这种情况。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非货币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非货币收入平均占收入总量的25％左右。根据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特点，要在这些地区推行货币化程度很高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可以探索建立非货币化的以实物合作为主的医疗制度，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点，从而使之“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可能的发展路径有：

1．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土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广大农民的生活保障，土地作为保障手段对穷人尤其重要。我国土地资源分布很不均匀，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海拔高，自然环境复杂，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与利用效度，从而导致土地等自然资源对缺乏劳动力的个体农户的保障作用失灵。在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如果土地资源丰富，那么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规模2．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劳务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种新型贸易方式，现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概念已逐步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我国部分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劳动力素质很低。这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条件差、饮水不卫生、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从而导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部分农民的身体素质差方面；还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方面。在这样的“贫困——人口多+素质低一贫困”的恶性循环地区，现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仅起着外因作用，难以通过内因发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真正效用。拉文斯坦首创的“推拉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流动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包括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准、缺乏经济机会等；拉力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优惠的劳动力政策等。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在劳务市场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较各种信息，做出流动与否的决策，对当事双方都有好处，劳动力富裕国家输出劳动力，可以减少潜在的社会经济压力；劳动力接受国似乎也从中找到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办法。因此，在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譬如，政府高效担当起自己的服务角色，加强对国际劳务市场的调研，建立境外劳务信息网络，抢占先机，对外承包劳务市场，对内给予一定支持，建立劳务综合培训基地，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挑选出一批劳动力进行对口的职业技能强化培训。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劳务输出，就可以为国家赚得外汇，政府按其赚回外汇的多少，给予其家人一定比例的医疗支付补偿金，其标准不低于现行合作医疗的保障标准；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在国内流动，流^地政府也可依据合理的标准，对其家人进行—定的医疗支付补偿金，以保持流人地一定的劳动力数量，从而解决“民工荒”的困境。这样，政府的外部力量不仅有利于通过内因长效激励流出地劳动力积极主动改善自身素质和技术层次，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农村脱贫，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3．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那么在这样的地区，只能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外援方式在当今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国外来看，非洲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非洲国家中有相当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社会资源也不丰富，外部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其经济发展，同时也增进了这些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外部援助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0世纪末，肯尼亚，津巴布韦等国利用外部援助，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肯尼亚妇女的总生育率由1977年的811个降至1993年的514个。赞比亚利用外部援助，解决了其西部省的大部分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仅1985—1993年，由援助而兴建的水井高达108眼，使2115万人从中受益。从国内来看，宁夏在总体上是一个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都相对贫乏的省区，但宁夏是在全国较早利用外援的省区之一，其实施的外援项目，无论数量、质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使宁夏的生态得到了很快恢复，农民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自身力量相当薄弱的地区，实施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难以为继，那么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乃其最佳选择。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争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发展，需要制定一套专门针对本地区具体情况的医疗卫生服务引进计划，同时，依据循证医学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与环境污染、营养不良和生活习惯不良直接相关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时应将农村卫生的重点放在普及基本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将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和健康促进等社区卫生建设结合起来，这样，农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人口的健康状况，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牢固树立群众利益第一的观点，切实落实项目责任制，信守各项协议，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4．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建立以上三种路径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遵循优势互补的原则，在结合当地丰富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劳动力等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发挥三种路径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发展土地、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技术，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引进和改造，切实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企业以农民医疗卫生事业为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基地和农户共同发展，实行农业从“土地——产品——加工——流通与销售——农民医疗卫生事业——农业的进一步投入”的规模化经营。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对策

1．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应当遵循多样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情况复杂多样，因此在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时应遵循多样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认识建立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走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工程量很大。同时，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均衡，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多样的模式，以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农民对医疗保障的需求。

2．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积极探索建立合作医疗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形式之一，是新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它既能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支付能力，又能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还能维护农民的自身利益。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以非货币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号召发展合作经济，容易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也许这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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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医药原料药生产行业面临又一轮整合和洗牌

近年来，我国医药原料药生产快速发展，从生产品种到生产能力和产量都居于世界前列，成为世界医药原料药市场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据统计，目前，我国医药化学原料药生产企业共有1016家，其中，大型企业24家、中型企业149家、小型企业843家。并且，我国的医药原料药生产行业已经由过去的零散型向规模化发展的方向转化。在1016家企业中，24家大型企业、149家中型企业和843家小型企业的工业产值分别占35.14%、33.13%、31.73%，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2008年《标准》正式实施，所有数企业都必须达到《标准》，才能够获准正常生产。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医药原料药工业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高污染和高排放，对环境破坏或以环境代价大幅度透支的基础上而获取的，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治理，必将产生严重的后果，贻害子孙。但是，原料药行业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医药原料药工业企业都经历了GMP的全面改造和认证，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的在没有进行生产获利时，又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改造，以达到《标准》的要求。

现在，《标准》大限已至，医药原料药生产企业面临又一次行业整合和洗牌，一些企业也将在这次洗排中被“洗掉”和“整合掉”。这是我国医药原料药行业面临的又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

医药原料药行情将维持供不应求态势

为了达到《标准》，维持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就需要进行改造，将会大量占用生产企业的时空资源，从资金和生产场地两个层面上来看，都会严重影响医药原料药的正常生产。

2007年，国家对于污染严重的医药原料药生产企业和品种实行了停产限产的强制措施，使得部分品种的生产和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小牛拉大车”的状况，医药原料药的总体行情基本是维持在供应紧张的大环境条件下。2008年，医药原料药供不应求的矛盾还会更加突出。并且，一些企业（主要是小企业和经济实力差的企业）因无力再投资进行污染物排放的改造，只好停产。所以，2008年的医药原料药市场还会出现部分小品种或小企业的产品断销或脱销的状况。 　 医药原料药的市场价格全面看涨

从2007年的医药原料药行情来看，基本上所有的产品价格都往上走，2008年这一情况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并且还会出现上涨速度比上年加快的趋势。

市场价格非理性上扬

医药原料药价格的非理性上涨，指的是非正常的或者突发性的价格变化。比如，2007年的维生素B2，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价格上升5倍之多，使得生产企业的效益翻番，股票也一路走高。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不是每个产品的价格上扬，都会给其生产企业带来很好的效益。比如，同样是2007年的抗生素类医药原料药类的许多品种，虽然价格上扬，但因为企业在生产该类产品的同时也产生大量的污染物排放，产量受到国家的严格限制甚至停产整顿，再高的价格，产量出不来，效益也就难以体现。

2008年，以上类似的两种情况也都会同时出现，但总体而言后一种情况比较多见。因为随着《标准》的全面实行，国家将加大执法力度，对污染严重的医药原料药品种和生产企业采取关停措施，企业也要抽出大量资金进行相关的排污改造，双重压力为医药原料药产品的非理性上涨打造了良好的温床。

另外，2008年非理性上涨的医药原料药品种不会很多，涨价持续的时间也都不一样，但是这一现象将会贯穿整个市场的始终，成为行业人士谈论市场行情的热门话题。

医药原料药生产成本上涨

对于大多数医药原料药生产企业来说，2008年都面临环保要求，企业在投资排污改造的同时，在生产过程中的排污处理也增加了费用。生产企业因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要求，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对于处于微利生产环节的医药原料药企业来说，必然会由此推动价格的上扬。对于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污染严重，市场销量大的普药原料药或老药，因为需要投入的排污改造资金更多，在生产过程产生的费用更高，涨价幅度也将更为明显。

医药原料药生产企业无法控制的涨价因素

近些年来，我国部分产品的价格结构性变化非常明显。2007年农副产品的价格和属于矿产资源及其产品的价格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医药原料药的上游原料都属于这类产品。首先，由于生产这部分医药原料药的上游原料的价格上扬，拉动医药原料药生产成本上升；其次，随着新《劳动法》的生效和贯彻实施，劳动力或工资支出的增加，也会增加医药原料药企业的生产成本；再次，其他相关费用的增加，如运输费、杂费、销售费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同样会增加生产企业的成本，而且这些费用生产企业无法控制。这些费用的逐步上升，也会拉动医药原料药市场价格的上升。

医药原料药市场容量增大，需求旺盛

从2007年，国家推行多项惠民政策，全面推行全民医疗保险，在农村逐步扩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使医疗市场对药品的需求总量大幅度增加，特别是疗效好、价格低、用量大的药品。这样，就自然增加了生产这部分制剂药品原料药的需求，2007年医疗市场对于这类医药原料药的需求总量和上年同比增加20%以上。据业内相关专家保守的估算，2008年医药市场对医药原料药的需要量的增长幅度，与2007年和上年同比增加的幅度只会有增无减。

由此看来，在2008年，一方面由于医药原料药因生产企业需要进行排污净化改造，或国家采取强硬的措施，对于排污不达标的企业实行停产关闭，势必影响医药原料药的产量；另一方面，整个市场对医药原料药的需求量又有大幅度的增长。一减一增，拉大了供求缺口，很多品种还会保持长时间的供不应求，市场行情喜人。

医药原料药生产企业效益全面下降

2008年，虽然医药原料药行情看好，价格上涨，但医药原料药生产企业的效益却不会全面看好，企业效益将呈现全面下降趋势。很多看好医药原料药行业股票的证卷公司和股民，都认为明年是医药原料药行业上市公司的黄金时期，其股市业绩将大幅度高升。但实际情况将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医药原料药生产企业的效益全面下降，这一行业的业绩在2008年不会出现更大的好转。

从长远看，医药原料药行业的前景非常看好，不过尚需一定的发展时间，主要原因如下。

1．医药原料药行业产能不足。2008年，医药原料药生产企业为了达到《标准》才能够正常生产，需要对污染物的排放净化改造，在此阶段，企业产能会因而大幅度减少，造成市场产品供应能力下降，从而影响行业发展。

2．费用增加消耗了生产企业利润。在新的条件下，医药原料药的生产成本上升，耗费了生产企业的利润，影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3．医药原料药价格的上涨会受到有效抑制

——国家对通货膨胀的打压，有效地抑制医药原料药的价格大幅上涨，原料药企业不可能为了达到自身的利益而随心所欲地涨价；

——我国医药原料药市场早已和世界医药原料药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必将受国际市场低价医药原料贸易的影响，特别是来自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印度低价医药原料药的影响，我国医药原料药市场价格也不会毫无顾忌的上升，有的品种还会出现好卖而价低的状况，“好卖不挣钱”，同样也影响生产企业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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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取得过显著成就。当时,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这一时期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包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 ;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 。

当然,在收获的同时,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也存在问题。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地发挥。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

然而,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能取得显著成就,关键的因素又在哪里?我们认为,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干预重点选择方面以及在费用保障机制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性因素。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由政府统一规划,具体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医疗改革是不成功的。在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公立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在扩大经营管理自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 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80年代初期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除此之外,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等等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及资金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不断弱化,各种责任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承担。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

医疗领域市场化,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医疗保障的市场化,一个是医疗服务的市场化。医疗保障的市场化一般指的是通过商业性的医疗保险,以自愿性为主,为民众提供医疗保障。简而言之,不是由国家强制提供的医疗保障。医疗服务的市场化说到底是由谁来提供医疗服务。原来的体制是由国家直接办医院,国家财政付款,这是事业单位模式。现在国家财政拨款占医院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这个过程应该叫走向市场化。

纵观我国现行的医疗卫生行业的现状,在供给层面上已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

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左右

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这种走向的医疗体制变革的优势主要体现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改革开放时期医疗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使得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以及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它表现在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

当前医疗体制的定论,简单的成功与失败都过于轻率。但可以肯定的是医疗体制的改革,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多数获益。回顾医改的最近十年,民众对此看法如何,我们通过一组数字就可了解。78.9%的人认为医院比十年前多,的确,1980年全国医院达到18万,到2003年达到29万,反映了我国医疗行业的高速发展,但却有60.1%的人认为比十年前看病更难了,其中最关键的重点是认为药价更高,看病更贵了。越来越多的医院背离了公益性,转而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有81.2%的人认为,现在的医院在他们眼里是盈利性的而非公益性机构。

如今,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开始进一步推进。能够面对问题、正视现实,加快推进改革固然值得肯定,但改革能否获得预期的进展及良好的效果则是另一问题。

中国的医疗改革,要切合中国的国情,而中国的国情,莫过于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多而且收入低。据统计,2008年我国乡村人口依然还有72135万,而这部分人口的年平均人收入只有4761元,还有城镇人口中还有很大部分是低收入人口,如果中国医疗改革道路走市场话为主导的道路,就会变成美国那样,医疗保健支出占了居民消费的很大一部分(在美国接近百分之二十,这恐怕是国人难以接受的)。而且市场化主导的医疗不会瞄准那些农村人口和城市低收入者。

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走了一条高水平、低覆盖的路子,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我们都大量的采用,医疗卫生体系呈现倒金字塔形,高新技术、优秀卫生人才基本上都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农村和城市社区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根本扭转。2003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有病时,有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有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一如现在中国医疗的现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医院豪华,服务周到,可是却没有多少人够胆子进去,我们把这种制度归结为“为少数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调查地区两周新发病例未就诊比例为38.2%(其中:城市为47.9%、农村35.6%),比2003年下降了6百分点,农村下降幅度略大于城市。未就诊病例中,70%的患者通过自行服药或药店购药等方式对疾病进行了治疗,只有少部分患者未进行任何治疗。2008年,卫生部组织开展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经医生诊断需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为21%(其中:城市22%、农村20%),与2003年调查相比,出现下降趋势。

我们需要政府主导的为广大的公民提供公平的医疗服务,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必然导致医疗服务的质量的下降,我们称之为“为多数人提供低质量的服务”,虽然说是低质量,但是并不是代表医不好病,只是说环境不好,服务不好,但是试问,又有谁会在意感冒发烧的时候是否要睡好的病房,要有空调等,大多数人只是需要用一个架子吊着点滴打吊针而已。特别是在农村,“行脚”医生的模式还是没有过时的。这种成本底下的模式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还是十分值得推行。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医疗模式,底下是基础,是主要部分,在政府主导的廉价

医疗的基础上,充分引进市场竞争,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医疗体制。

据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本次调查城市地区居民拥有各种社会医疗保险比例为71.9%,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为44.2%,比2003年增加了14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率为12.5%。农村地区,拥有各种社会医疗保险人口的比例达到92.5%,89.7%的调查居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9%拥有其他社会医疗保险。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一定的长期内,中国的财政不可能像英国加拿大德国这些国家那样为全民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中国更应该学习新加坡储蓄医疗保险制度,由国家强制居民把一部分收入存入国家直接管理的账户,该账户只限于在政府设立的医疗机构支付住院费用和少数昂贵的门诊费用, 并制定严格的启动和提取限额。

在任何情况下,卫生事业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把医疗服务变成牟利的工具。中国的医疗制度只能走政府主导的道路,才可能让更多人享受到医疗的服务。

参考文献:

篇4

1 典型病例

患者，男，17岁，学生，2007年6月7日初诊。2004年7月，患者因打篮球后洗澡不慎受凉，出现畏寒、头痛、鼻塞、流涕、全身酸困不适，伴咽痛、咳嗽(咳嗽为干咳，伴少量粘黄痰)；继则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39.7 ℃。曾在某院住院治疗，按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给予对症处理(具体用药不详)，2周后患者上述症状消失，出院后患者无明显不适，日常体育活动无明显受限。2005年2月，患者在打篮球时自觉心悸、胸闷，伴头晕、恶心等，自认为运动过度，经休息10余分钟缓解，其后每遇运动均感觉心悸、胸闷不适，自认为运动所致，未引起重视，其后渐出现上楼梯三层以上或慢跑时心悸、胸闷阵发性加重。2005年4月，在某院查心电图示室性早搏三联律、Holter示多源性室性早搏3-4联律，曾给予心律平、异搏定、美西律、莫雷西嗪等抗心律失常药物及辅酶Q10、维生素C等营养心肌治疗1个月，患者心悸、胸闷症状无明显减轻。

刻下：心悸、胸闷，伴头晕、气短、乏力，稍劳即甚，心烦，口干而不欲饮，面白无华，寐差梦多，偶有盗汗，二便调，纳可，舌质淡，苔薄白，舌体胖大、有齿痕，脉结代。西医诊断：病毒性心肌炎(慢性期)，多源性室性早搏；中医诊断：心悸，证属气阴两虚。治以益气养阴、宁心复脉。方以炙甘草汤加减：黄芪15 g，太子参12 g，麦冬15 g，炙五味子15 g，桂心9 g，丹参15 g，青蒿30 g，苦参30 g，山茱萸9 g，炙鳖甲15 g，阿胶(烊化冲服)6 g，淮小麦30 g，炙甘草15 g，大枣10枚。14剂，水煎服，每日1剂，分2次服。

2007年6月22日二诊：患者服药后自诉夜间汗出消失，夜梦仍多，余症状无明显改善，上方改黄芪30 g、桂心15 g，加灵磁石(先煎)30 g、夜交藤30 g。续服14剂。

2007年7月7日三诊：患者诉心悸、胸闷气短较前减轻，但活动后仍感明显；头晕消失，仍觉乏力；心烦口干减轻，但仍梦多易惊；近两日自觉食后胃胀，大便溏，每日2次。舌质淡，苔白腻，脉结代。查心电图示：两源性室性早搏四联律。Holter示：多源性(三源)室性早搏16695次/24 h，其中室早连发132次/24 h，短阵室速6阵/24 h，ST段发作性压低。以二诊方去灵磁石、阿胶，加煅龙骨15 g、神曲15 g、谷麦芽各15 g、大枣10枚。续服14剂。

2007年7月21日四诊：患者诉食后腹胀消失，无便溏；夜梦减少，夜间无惊醒；心悸、胸闷气短减轻。舌质淡，苔薄白，脉结代。以三诊方去炙鳖甲，加煅牡蛎15 g、黄精15 g。续服14剂。

2007年8月4日五诊：患者诉心悸、胸闷气短较前减轻，余无明显不适。查心电图示：频发单形性室性早搏。改方：黄芪30 g，太子参12 g，麦冬15 g，炙五味子15 g，桂心15 g，丹参15 g，当归15 g，山茱萸9 g，黄精15 g，青蒿30 g，苦参30 g，煅龙牡各15 g，神曲15 g，谷麦芽各15 g，大枣10枚，淮小麦30 g，炙甘草15 g。续服14剂。

2007年8月18日六诊：患者诉神疲乏力明显改善，活动后心悸、胸闷气短发作减轻。舌质红，苔薄白，脉结代。续服五诊方14剂。

2007年9年3日七诊：患者诉心悸、胸闷明显减轻，日常活动无明显不适，纳可，夜眠可，二便调。舌质红，苔薄白，脉结代。查心电图示：偶发室性早搏。以六诊方加杜仲15 g、桑寄生15 g。续服14剂。

2007年9月18日八诊：患者诉心悸、胸闷偶有发作，余无不适。查心电图示：偶发室性早搏。续服七诊方14剂善后。

2 分析

本病属中医“心悸”范畴，证属气阴两虚。因温热毒邪，袭于肺卫，正邪交争，正虚邪进，内舍心包，侵入心脉，而发为本病。心为阳脏，主血脉，内藏神明。《医方难辨大成》指出：“人身清阳之道，果得顺正流行之乐，毫无逆滞壅塞之患，则气自充实，不致有空乏馁败之殃；神自完固，不致有虚怯惊惕之祸。所以，若心脉气血充沛，阳气通行，则心气轩敞，清宁无邪，神自安定。”发病之初，温热毒邪袭于肺卫，正邪交争，故见肺卫表证，临床上可见畏寒、发热、头痛、全身酸困不适。“肺开窍于鼻，外和皮毛”、“咽为呼吸之门户”、“肺乃清虚之体，只受的浩然之正气，不受的外来之邪气”，今卫表受邪，肺气郁闭，影响肺之宣发、肃降功能，而见鼻塞、流涕、咽痛、咳嗽、咳痰等症。虽经治疗肺卫标证消失，但因患者先天禀赋不足，年少而脏腑发育未全，正处于本气尚未充满之时；加之作为学生思虑过度，暗耗心营；病后又失于调养，使心失所养，气血亏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气所凑，其气必虚”，今心脏自虚，温热余邪必乘虚而入，由表入里，内舍心包，侵入心脉，邪热久稽，耗伤心气，以致心无所主，神无所归，则惊惕不安，悸动不定，发为本病，故见心悸胸闷、气短乏力、寐差梦多之症；“劳则气耗”，故稍劳即甚；温热余邪久恋，必暗耗营阴，阴血虚损，无以抑遏心阳，虚阳内扰则心烦、口干而不欲饮、偶有盗汗；“心者其华在面”，营阴亏虚，面失容养，则面白无华。“心开窍于舌”，今气阴两虚，而见舌质淡，苔薄白；舌体胖大有齿痕，本属阳虚舌象，但因气亦属阳，气虚必兼阳虚而见此舌象；“阳(气)虚不能宣通脉气，阴(血)虚不能容养心脉”，故见结代脉。本病正如《丹溪心法》所说：“人之所主者心，心之所养者血，心之气血一虚，神气不守，此惊悸之所肇端。”总之，本病病机为正虚邪恋、虚实夹杂，病位在心，与肺脾肾相关。

《内经》曰：“虚则补之，损则益之。”综合心悸的病因病机，结合本病发病特点，故方选炙甘草汤加减。炙甘草汤又名复脉汤，《伤寒论》曰：“伤寒，脉结代，心动悸者，炙甘草汤主之。”本方以炙甘草为主药，“通心脉，利血气”，甘温益气，缓急养心；西洋参、大枣补脾养心，以资气血生化之源；配以麦冬、阿胶、炙鳖甲滋阴补血，丹参养血活血，五味子酸甘化阴，使阴血相生，气血生化有源。“无阳则阴无以生”，一方面桂心、山茱萸助阳化阴、温阳通脉，与益气滋阴药相配，可温而不燥，使气血流通，脉始复常；再者取其交通心肾之功，桂心、山茱萸“可补下焦之真火，引浮越之虚火潜藏于肾”，使阴从阳化，水火相济，达到降心火、安心神，则怔忡、失眠诸症自消。青蒿、苦参、炙鳖甲可“透营转气”，祛其伏热余邪以退热除蒸、除烦安神。淮小麦、大枣顾护胃气，以防滋阴药滋腻滞胃；再者“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为血”，用小麦、大枣亦是培气血之源之意。所谓“悸者，惧怯之谓，心为君火，君火宣明，则不忧不惧，何悸之有？心火不足，则气虚而悸；血不养心，则神浮而悸”。诸药合用，可滋阴益气、通阳养血，共收益气复脉、滋阴补血之效，而心悸诸症自消。

临证中，二诊时患者夜梦仍多，故加磁石重镇安神以定悸、夜交藤入心经以养血安神定悸。三诊时，患者诸症有所减轻，但出现食后胃胀、大便溏，考虑滋阴药滋腻滞胃、重镇安神药伤胃，故去磁石、阿胶，加煅龙骨以替磁石重镇安神定悸，神曲、谷麦芽以养胃。四诊时去炙鳖甲，乃因患者盗汗消失，不用其滋阴潜阳、退热除蒸之功，加煅牡蛎以加强重镇安神定悸；黄精补气养阴、健脾益肾以加强诸药功效。七诊时加杜仲、桑寄生，取其补肾精、益精血之效，使阴血生化有源。纵观本病的治疗过程，可以看出林师的以下用药特点。

2.1 重顾护胃气

《内经》云：“有胃气者生，无胃气者死。”所以，林师在处方用药上时时刻刻不忘顾护胃气，结合本病的治疗，顾护胃气的药物随着疗程的延长而加重。如从一诊的淮小麦、大枣，到三诊的神曲、谷麦芽，而且贯穿治疗的始终。“有胃气者生，无胃气者死”，虽最早出于脉诊，治病亦然；尤其本患者最早经西药治疗较久，抗心律失常药物常有严重的胃肠道不良反应，虽无严重的症状，但脾胃之气已受伤虚损；再者从西医而论，心肌炎患者本身多有体虚、免疫功能低下，而益气养阴、重镇安神定悸中药多滋腻碍胃。所以，林师治疗始终都注意顾护胃气，使治疗顺利进行。正如名医岳美中所言：“若医者治慢性病懂得培土一法，则思过半矣。”只有顾护胃气，使后天资生有源，中气斡旋得复，顽疾始有转机。

2.2 重先天之本

林师认为，感染相同温毒，有的人生病，有的人不得病，尤其是青少年，与人的先天禀赋不足有关；再者年轻患者，脏腑发育未全，五脏阴阳皆未充盛，而且久病患者“五脏之病，穷必及肾”。“肾为先天水火之脏，元阴元阳之所居，五脏之阴非其不能生，五脏之阳非其不能长”，所以，本案患者虽心之气血阴阳不足，但治疗时不忘肾脏，从首剂的桂心、山茱萸、炙鳖甲到末剂的杜仲、桑寄生，无不体现林师的这一学术思想；并且补阴、补阳药物同用，取“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之意。

2.3 重心脏的生理特点

心脏的生理功能是主血脉和主神志，其病变虽然可分为心阴阳气血的失调，但多以气、阴的失调为主。因心阳的功能主要是温养、激发心脏的功能，多是心气功能的进一步发展；心血的功能以濡养为主，而心阴的功能以滋养、宁静、潜藏为主，心血的功能多包含在心阴之中。所以，临床上心的功能多集中在心气、心阴两方面上。结合本病慢性过程的特点可以看出，本案患者以心气虚、心阴虚为主，治疗上虽配以温阳、补血之品，但最终还是为了益气养阴，这是林师治疗慢性心脏病变的又一观点。

2.4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篇5

瑞银亚洲并购部副主席彭菲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不少外国投资者都看好中国的医疗行业，认为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会较其他行业更快。

天图资本高级合伙人王岑近期在一个医疗投资峰会上表示，从2013年开始，医疗服务机构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圈地和并购的年代。2013年大部分基金都会把医疗板块作为一个主投方向，且这一领域将成为未来三年的投资热点。

以医疗器械为例，2013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大约在170亿美元左右。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医疗器械市场和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大医疗器械市场。

据市场调研机构Espicom预测，2013年至2018年，中国医疗器械市场将继续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以人民币计算，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8.7%，使其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

医疗行业之所以成为资本追捧的热点，和宏观经济形势以及行业现状、医保政策，有着密切联系。

中投顾问产业研究部经理郭凡礼认为，在全球市场不景气、发达国家医药市场发展乏力的背景下，跨国医药企业希望通过并购、投资等方式加快在中国的战略布局，逐步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中产阶层的群体不断壮大，这个群体希望享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这预示着中国的医疗市场前景将十分广阔。

在这一预判下，国际医疗企业已经开启了抢占中国市场的竞争，美国企业是其中的重头角色。Dealogic的数据显示，在近7年来的海外对中国医疗企业的并购交易中，美国企业为主要的收购方，今年1至8月的交易金额达至11亿美元，占比15.7%。

美国企业作为收购方竞争的典型案例，是史赛克公司（Stryker）和美敦力公司（Mamedtronics）的并购角逐。

2013年1月，美国史赛克公司收购国内骨科医疗器械生产商创生公司。瑞银作为创生公司的财务顾问协助其完成了此项交易，据彭菲力透露，此项并购交易的背景，是美国美敦力公司2012年11月收购中国骨科器械企业康辉公司。

两家公司是竞争对手，二者均为世界领先医疗技术巨头公司。而他们的并购对象创生公司与康辉公司，又分别是中国骨科医疗器械行业排名第一、第二的企业，也是竞争对手。

美敦力收购康辉后，获得了康辉既有的销售网络和渠道，直接进入中国市场。这使史赛克备感压力，急于争夺中国医疗市场庞大的蛋糕。不到两个月后，史塞克便以总价59亿港元收购创生全部股份，溢价45.3%，迈出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关键一步。

除了占领市场，可供收购的优质企业稀缺这一行业现状，也促使外资加快并购中国医疗企业。中国医疗行业中民营企业的规模大都很小，很多企业达不到并购条件，而国有企业基本不可能被并购。

彭菲力表示，医疗领域呈现“投资需求远远高于投资供应”的现状，这也是史赛克公司愿意大幅溢价并购创生公司的原因。

套取中国医保政策的“红利”，则是另一个吸引外资企业前来并购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