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治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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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0；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5）12（b）-0209-02

在现代社会，电子信息技术影响着人们的学习和生活，逐渐成为工作习惯和生活习惯，同时电子信息技术也深深影响着政府与公民的联系，改变了政府与公民的互动方式，甚至对政治过程的每个小细节都产生巨大地影响。在技术不断进步，政府主导和社会的推动下，互联网时代为地方治理开启了不同的公共空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单向度的政府管理模式收到严重的威胁。新媒体技术对地方政府治理的影响没有局限性，面对新媒体技术崛起的形势，政府要采取怎样的应对方式，是政府必须进行反思和探讨的问题。

1 新技术与地方治理创新

关于地方治理，应该关注的是治理模式，影响公共策略的网络等，但是这些问题经常会被忽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技术对地方治理的重要性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要维持一个参与的、复杂的网路进行运行，不仅要依靠相应的制度，还依靠着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沟通技术。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多媒体等技术，成为地方治理实现价值观和理念转化的一种实践活动，这些都为地方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技术也影响着地方治理的各个细节，一些在治理过程中认为无关紧要的细节也被重视起来[1]。

新媒体信息技术已经深入到地方治理的每个环节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动了地方公民民主化的热情，因此，新媒体信息技术很大程度对过去的政府互动方式进行了创新和改革，由原来的政府垄断性媒体方式转变为公民民主化方式，进行了社会权利的转移，建立了更加透明的，具有公民参与意义的政治体系。新媒体创新的地方治理模式，创造了一种更加民主的讨论氛围，增加了参与者的积极性，加上微博和手机的促进，的议题能得到及时的关注和回复，形成了随时随地参与决策的形式[2]。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美国很多地区就进行过电子镇民大会，北欧很多国家也开创了电子论坛，方便公民更快更便捷的参与到各项议题中，克服了路途遥远的地理障碍等问题，这样的方式不仅方便投票环节，同时还出现了多元化的讨论模式，最重要的是，新媒体技术扮演者催化剂的角色，能够最大程度的扩大政治参与，鼓励更多的公民参与到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的政治问题中，此外，新媒体技术还推动了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换。地方政府要在复杂的地方治理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甚至在需要的时候，要及时、准确、有效地了解公民的偏好和需求，获得与自身相关的地方、国家的信息。新媒体信息技术能够为政府提供专业的信息处理能力，使地方官员更好地对当今社会环境和经济进行准确的理解和判断，做出正确有效的应对。地方政府要在地方治理中担任关键作用，那么就必须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必须建立更加完善、更加有效的信息分析工具，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从而能够准确进行预判，制定长期发展战略计划。

2 目前地方治理创新的技术新倾向

地方治理的技术倾向，实际上就是把地方治理简化成一种技术过程，把地方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归纳成技术，通过技术的革新来达到对地方治理进行有效管理的目的。地方治理的技术新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认知上的技术决定主义。第二地方治理实践中的技术建设[3]。

2.1 认知上的技术决定主义

在大部分人看来，信息技术改变了过去陈旧技术在对地方治理细微末节的事情上处理不到位的情况，在如今地方治理的整个过程中，新媒体信息技术成为地方治理的关键，电子信息技术不仅可以实现地方治理的互动方式，还能推动治理结构的优化。

2.2 地方治理实践中的技术建设

在地方治理中，政府对技术建设情有独钟，包括技术的基础设施投入、运行、管理维护等，从而忽视组织结构和相关制度的建设，新媒体技术的地方治理与过去的地方治理中的组织和制度都不同，加大了技术建设的力度，成为近几年来地方治理改革中最关键的特点[4]。

3 地方治理技术化遇到的难题

如今，地方治理需要完善的网络，从而把各地的参与主体集中起来，在公共的决策环境中实现权力共享，这就需要通畅的信息传递技术，还需要相互依赖的公共参与，因此，地方治理需要更多的信任和认同。新媒体技术对地方治理网络具有巨大的完善作用，但是自身不会引导出地方治理的核心关键，将地方治理简化成一种技术过程在一部分人心中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因为技术知识一种手段和工具，地方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了技术和地方治理之间的联系，最重要的是，新媒体技术本身带来了以前陈旧技术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地方治理具有负面的影响，让地方治理陷入了新的难题中。

信息的有效性难题，地方治理建立在信息的便捷基础上，同时也要建立在有效性中，有效性代表地方治理的公民能够及时地获取最新的议题信息，并且保证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5]。

信息的不平等难题。在当今嘻嘻社会中，地方治理必须建立在公民信息平等的基础上，只有技术娴熟，硬件设施优良，鉴于程度高的人才才能发挥信息技术在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但是，在社会中，不平等的情况比比皆是，不仅是公民之间，城乡之间，地方区域间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4 结语

现在政治生活中，很多环节和细节都收到新技术的影响，政治生活收到技术的影响从而会迷失政治生活的目的。地方治理也越来越离不开新媒体技术，面对迅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我国地方治理的革新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态度进行处理，首先技术的引入和引入程度都要因地制宜，不可盲目。其次，技术的创新和制度的创新必须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后，就是对地方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有效应对。只有牢牢把握这三点要求，才能保证信息技术更好的服务地方治理工作，在技术不断进步，政府主导和社会的推动下，才能使互联网时代为地方治理开启了不同的公共空间。

参考文献

[1]陈星平.新媒体时代地方治理创新中的技术化倾向[J].行政论坛，2014（2）：56-59.

[2]朱健刚.国际NGO与中国地方治理创新――以珠三角为例[J].杭州（我们），2011（6）：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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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媒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机遇;困境;对策

高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战略工程、固本工程、铸魂工程。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党建工作必须“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在新媒体时代，移动互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发展和普及使高校内部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获得了新形式和新内容。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掌握的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不断争夺大学生思想意识的阵地，消解着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力。作为加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急需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策略。

一、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第一，弘扬和宣传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在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条件下立足于弘扬主流意识形态，注重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清楚定位“培养什么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强化政治意识、服务意识、问题意识和改革创新意识中，做好意识形态的宣传思想工作。

第二，净化和引导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承担起通过理论教学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功能。深刻剖析并澄清大学生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普世价值”等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认识，实现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净化和引导。

第三，“三进”和转化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着力推动意识形态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防止出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意识形态漂浮”的现象，实现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与外化。

第四，建构和育人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建构话语体系，并借助网络媒体使主流意识形态实现文字内容视觉化、传播手段数字化、价值观念共识化，实现思想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服务育人、组织育人功能。

二、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遇与困境

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二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新媒体，是强教育之路;思想政治，是规新媒体之本。当前，新媒体是把双刃剑，既是当代青年观念更新价值提升之逻辑起点，也是青年信仰危机和道德缺失之逻辑内因。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发展的重要优势和机遇。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校构建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根本渠道，在新媒体时代，思政课获得的发展机遇主要体现在：第一，新媒体海量、快速、交互、生动等特点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了新载体、新平台，微课、慕课、在线课堂等形式丰富了思政课的授课平台。第二，新媒体环境中的每个主体（师或生）都既是媒体的接受者和使用者，也是媒体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兼具双重功能。第三，信息技术的变革会带来教育模式、学习方式、生活模式甚至思维方式的改变，让教育回归学生主体的教育原生态。第四，可以充分利用新媒体内含的知识、情感、价值观等渗透要素，加强大学生思想素养和政治信仰，激励青年红色教育的终身性和系统性，提升教育主客体的媒体素养。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着严峻的困境与挑战。当下，新媒体已经成为一种武器，西方敌对势力在有形无形地抢占我国的意识形态阵地，对思政课形成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具体表现在：第一，高校对新媒体时代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地位认识不足，欠缺对网络等新媒体对青年学生信仰与价值观威胁的警惕性。第二，新媒体虚拟、开放、难以掌握和监控等特点使思政课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迫切要求快速建立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深度融合机制和系统工程，应尽快建立从党委领导到部门重视、从青马工程到党员培训、从理论课堂到社团实践等多层面全方位的立体构架。第三，对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研究成果转化能力不强，急需突破研究成果的理论论证层面，真正进入从理论转化为实践阶段。第四，对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实践手段和方式简单传统缺乏创新。基本停留在构建红色网站、运用多媒体技术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层面，缺少深度创新模式。第五，师生的新媒体水平和素养不高，对各种“微媒体”中信息和思潮的把握、控制、批判和引导能力欠缺，易导致工具控制人。第六，“MOOC”等远程终端学习平台难以实质性解决师生有效互动、思想碰撞与人格教育等网络教育难题。

面对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存在的突出问题，广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者应全面把握新媒体的特性，趋利避害、发挥优势，利用新媒体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三、构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1+4+6”创新模式

贯彻落实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和机遇，未来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获得了强大的空间。国家对高校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强化，会形成对新媒体挟带的意识形态进攻的有效抵御;“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会推进新媒体技术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断实现融合和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网络正规化会逐渐抵消新媒体的信息混乱和技术攻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和学生媒体素养的不断提高会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新媒体时代获得新的生命力。

为实现新媒体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深度融合，应当构建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1+4+6”创新模式，即“1个理念+4个原则+6个子系统”。

1、树立“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统一”教学理念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旗帜鲜明地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批判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既要防止将的科学性演变成离开了现实性的教条化、庸俗化、政治化、口号化;又要防止片面地以现实性排斥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

2、坚持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四个原则

坚持方向性原则，牢牢把握新媒体时代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鲜明的政治立场，坚决同各种反倾向做斗争。坚持合力教育原则，实现中央到地方各级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相配合、顶层设计与地方特色相结合、各方面信息合力充分发挥的集成化教育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注重理论灌输和社会实践结合、理论宣讲与创新指导相结合。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原则，实现显性的课堂传统教学与隐性的新媒体教育相结合。

3、构建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六个子系统

重点：提升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加强“原理课”关于理论和经典文献教育，掌握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加强“概论课”关于中国化历史进程与成果教育，树立 “三个自信”;加强“基础课”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教育，培养正确的“三观”;加强“纲要课”关于近现代中国历史教育，养成正确的历史观;加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融合教育，增强新媒体时代文化自觉自信;加强大学生媒体素养和网络安全教育，抵抗新媒体的技术攻击和挑战;加强网络新思潮新事物新现象的引导教育，应对新媒体的网络意识形态渗透。

依托：打造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打造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通有无的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个人合力的集成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虚拟和现实空间相结合的线上线下交互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打破传统灌输和说教的开放的自主自助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模式。进一步推动“慕课”与“翻转课堂”等新式教学方法的推广与实施;继续深入研究专题式、案例式、实践式、PBL等常规教学改革方法;不断探索与完善参与式、暗示式、情境式等其他辅助式教学改革方法;尝试开发与创新更多体现意识形态功能的新式教学改革方法。

依据：构建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机制。以意识形态教育为目标的新媒体教学引导机制;以发挥学生主体性为依据的新媒体教学协调机制;以强化纪律和底线思维为规定的新媒体教学规范机制;以质量贡献和教育实效为导向的新媒体教学评估机制;以及时控制网络不良思想倾向为责任的新媒体预防干预机制。

路径：丰富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载体。以课堂讲授为阵地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直接灌输;以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为依托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与时俱进;以多媒体为教学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直观引导;以博客微博微信为新常态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有效沟通;以手机终端为灵活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即时教化;以红色主题网站互动社区为辅助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常规化;以学生微视频微电影微话剧等为微载体实现意识形态教育形式活化。

保证：健全新媒体视阈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队伍。充分发挥高校党委和党团组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领导和指导作用;全力培养熟练运用新媒体的中青年理论科研团队;重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媒体素养;合理组建理论素养深厚和信息化水平精湛的理论宣讲家队伍;打造完善德行兼备的专兼职青年辅导员队伍;启动实施“卓越理论人才”培养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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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互联网从边缘媒体的角色，已经发展成为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6.88亿网民，6.20亿手机网民，使网络成为各个社会群体利益诉求的汇聚平台，成为最喧哗、最庞杂的舆论场。在互联网媒体化、社交化的态势下，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联系和互动也在日趋紧密，社会的运转方式以及政府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改变。准确掌握和及时研判舆情走势，可以有效地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促进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在新的社交媒体环境下，政府如何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舆情治理机制便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

一、当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中存在的难点

网络舆情治理是指政府机构在掌握网络舆情传播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网络舆情的发展、扩散和消解进行干预与引导，发挥舆情对于政府管理的积极作用，降低和消除网络舆情的负面影响。网络舆情由网民、政府、媒介等相关主体产生和推动。其发生过程是，与政府相关的舆情通过网络媒介产生、扩散，引发政府关注，政府根据舆情发展动态，借助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引导舆情，实现与网民的政治沟通。舆情治理需要相关利益主体的共同配合，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政府、网络舆情产生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党的宣传阵地的传统媒体从不同角度推动引领着舆情的走向。然而，各个相关主体对于舆情的认识和应对方式由于体制、机制、资源以及意识等问题，使政府的舆情治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

（一）政府部门：新媒体平台作用甚微，被动应对成常态

目前政府对舆情的治理主要依托各职能部门的宣传部门和信息监管部门进行，各级政府部门通过开通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方式建立专属的新媒体信息渠道。这类新媒体平台在日常运营中担任政策政绩宣传和规章制度公示的角色，信息以单向传播为主，未能对的热点及时回应，度较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市、县一级政府人员尚未正确认识网络民意对于政府工作以及对政府形象的影响，未能有效利用新媒体平台及时了解群众诉求，及时化解社会负面情绪和矛盾，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通常采取“事后救火”的方式被动应对，表明出政府部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也说明政府部门缺少对新媒体环境下传播规律和传播手段的科学认识。

（二）传统媒体：话语权消解，用户关注度有限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媒体有大量专业和经验丰富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内容生产方面有着绝对优势。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媒体精心打造的正面宣传话语在互联网中迅速被消解，网络的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特征加剧了受众对于传统媒体宣传话语的不信任和抗拒。在社会化媒体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传统媒体的受众流失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传统媒体的“受众”一跃成为新媒体的“用户”。受众流失，传统媒体的舆论影响力下降，虽然传统媒体在媒体融合发展方面已经做过多种努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影响力十分有限。纵观传统媒体的媒介融合尝试，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移动新闻客户端成为众多媒体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究其根本来讲，仍是乏善可陈，尚未出现平台级的新媒体应用产品，其影响力的实现依赖于商业型互联网企业搭建的超大规模用户平台。

（三）网络媒体平台：缺少行业自律，删帖行为推动舆情发酵

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崛起，今日头条、网易新闻、腾讯新闻等移动新闻客户端强势发展，自媒体也随之迎来了新的巅峰。社交平台和移动新闻客户端的发展极大地释放了公众话语权，公众有了更多的发声渠道。“众声喧哗”成为民间舆论场的代名词，网络谣言泛滥，网络水军肆虐，加之社交网络去中心化、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等特性，各种新媒体平台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出口，极易出现舆论难以控制的局面。网络媒体平台在内容制作、、转载等环节较为随意、缺乏监管，在内容违规后采取删帖等简单的处理方式，使得舆情不断发酵，甚至出现难以挽回的后果。还有一些网络媒体平台视商业利益为唯一追逐点，放任甚至炒作渲染网络谣言等违法违规信息，缺乏行业自律，有的利用法律监管的空白，通过技术手段营销不法和不实的信息，将企业的社会责任置于不顾，给舆情的社会治理埋下各种隐患。

二、网络舆情治理的优化建议

（一）各级政府部门应建立常态化舆情预警机制

在技术和政策的双重推动作用下，各级政府部门基本建立了专属的信息渠道，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正有序推进。政府通过门户网站以及政务微博、微信平台的信息成为民众获取政务信息的重要渠道。网络舆情是民意的重要体现，舆论引导工作事关整个决策体系，不能单单依赖各级宣传部、网信办等主管部门，各个职能部门、各个岗位都应该具备舆情预警意识，将网络舆情作为政府日常工作以及公共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现阶段从新媒体平台上进行舆情采集、监控、研判、预警等工作已经有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建立完善的分行业、分部门的舆情监督预警机制，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全员参与，并进行常态化运行。

此外，为了建立更有效的舆情治理机制，可以从信息源头着手，考虑把舆论引导工作纳入公务员培训科目，依托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等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对行政机关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有关舆情应对工作的培训，了解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规律，自觉树立舆论引导的意识，强化舆情预警思维。

（二）信息安全管理部门应扩大对媒体的监管范围

新形势下，“媒体”这一概念的外延在不断扩大。之前报社、电视台、杂志社等传媒机构在传统媒体时代，享有绝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进入“万众皆媒”的时代，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平台级应用崛起，自媒体野蛮生长，各类微信公众号、大V的传播力、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某些传媒组织。因此舆论监管范围应该延伸，凡是参与时政新闻和评论的各类组织及个人都应该纳入管理对象的范畴。

与传统媒体相比，商业性互联网公司搭建的新媒体平台起步早、发展快、用户基数大，网络新闻客户端随即也成为用户接受新闻信息的重要渠道。无论是门户网站搭建的Apps，如新浪、网易、腾讯等新闻客户端，还是具有媒体属性的技术公司，如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都应该成为舆论监管的重点。

（三）传统媒体应利用技术手段和资本手段建立个性化的信息传播机制

传统媒体一直承担着舆论引导工作的重任。新形势下，传统媒体可以创新方式方法，继续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舆情治理工作承载于新闻内容之中，而作为专业的新闻内容生产机构，传统媒体可以利用技术手段的革新，注重宣传方式的创新，当下流行的H5技术、VR技术、短视频等形式都可以成为借助的手段。传统媒体应一改长篇累牍的通稿式宣传模式，化繁为简，以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用户”碎片化、移动化、重社交、重互动的媒介消费习惯。在分众化传播的趋势下，传统媒体必须针对用户的不同属性，建立更具个性化、精准化的信息传播机制，宣传信息自然也不例外。

实际上，地方传媒集团运用资本手段收购一些有发展潜力的、具备一定用户规模的社交平台、游戏平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以浙报传媒收购游戏平台边锋浩方为例，交易完成后，浙报传媒可以直接获取大量用户，在自家的平台上进行宣传工作和舆论引导更游刃有余，同时又为传统媒体转型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可谓一举两得。

（四）社交媒体平台强化自身社会责任意识

目前国内的社交应用市场主要分两大类，一是各类信息汇聚的综合类应用，如QQ空间、微博等；另一类是细分、专业、小众的垂直类社交应用，如职场社交、社区社交、视频社交等。现阶段这两类社交应用都聚集了大规模的用户。相比传统媒体，社交应用更易出现“失控”状态。因此，这类平台应该成为舆情治理的重点。因此，舆情治理需要将社交平台纳入管理体系，将其作为舆论引导和管理的主要途径，督促社交平台履行职能，自觉建立舆情采集、研判的机制，可以设置关键词，实时进行动态监测，并将之常态化、日常化；重视排查有害信息、虚假信息和网络谣言，建立定期汇报机制，并报备主管部门；强化网络平台的责任意识，督促企业将网络信息安全和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纳入企业的考核指标体系，以期能间接加强对内容服务提供者的引导，确保互联网上的良性生态。

三、结束语

作为网络舆情治理主体的政府以及舆情传播的媒介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舆情的走向，任何一个环节处理不当都可能导致网络舆情治理的无效化。为此，有必要在新媒体环境下研究媒介技术的最新发展趋势，借助新媒体平台构建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网络舆情治理机制，破解网络舆情治理的难题，增加网络舆情治理的有效性、科学性和持续性，使网络舆情对政府管理以及社会的正常运转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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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教师相关能力的要求

（一）政治立场正确、信念坚定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必须要政治立场正确，信仰坚定。这就需要思政课教师在增强政治意识、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防范政治风险、坚定政治信仰、坚定“四个自信”并不断提高自身教学能力上下功夫。

（二）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少知而迷、无知则乱。理论上清醒才能保证思想上的自觉和行动上的坚定。思政课教师必须要不断加强相关理论的学习。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并不断把这些新思想，新观点贯穿到日常教学活动当中，让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党、我们当前的政策方针，培养学生关心、关注国家、社会、人民的好习惯。同时，要学会运用好新媒体新信息产业技术，不断创新教学的方式方法，使思政课真正入心入脑。

（三）加强自身师德师风建设，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表率

“自律要严、人格要正”是思政课教师应该遵守的重要信念。这需要思政课教师不断加强自身的师德师风建设，对标一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同时由于在新媒体时代下，各种思想随之而来，对学生的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下需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老师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需要思政课教师应首先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表率。

二、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老师教学能力提升所面临的问题

（一）高校学生受到更多信息影响，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要求更高

在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新媒体已经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新媒体在高校大学生群体间已经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情况是必须要正视的。新媒体在改变高校大学生生活方式、学习方式的同时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些大量的信息迅速涌入学生的大脑，学生对这些信息的好坏、正确与否不能够准确判断。但是这并不影响大学生群体对新媒体的喜爱，因为他们使用新媒体平台例如：QQ、微信、微博、抖音等能够获得更多时效性强并感兴趣的信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老师是很难把学生从这些新媒体平台上拉到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中去的，这就需要老师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能力，创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方式，丰富教学方法，从而让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感兴趣。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师资队伍建设、管理机制不完善

当前，我国高校对思想政治课程教学的开展越来越重视，面对新形势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难度越来越难，思想政治教师在课堂开展活动中的压力也变得越来越大。虽然国家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老师的培训、素养提升有一些指导性的意见，但是很多高等院校对思想政治师资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并没有详细明确的规定，很多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培训工作开展有较强的随意性。再加上思想政治理论老师拥有较重的教学任务，所以思想政治老师很难得到有效的培训去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能力。另外，很多高校对思想政治理论科研成果的研究非常重视，这就使得思想政治理论教师过度的侧重科研而忽视了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工作的开展。缺乏有效的培训，又没有时间投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研究，这就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老师自身的教学能力下降。

三、新媒体下高校思想政治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策略

（一）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增强责任感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老师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在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老师思想政治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情况。在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老师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并且增强自身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责任感，并保持良好的工作积极性，这样让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也以老师为榜样来要求自己，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例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老师在为学生上课的时候，一定要秉持社会主义思想方向，帮助学生对新媒体思想信息进行筛选，那些西方腐朽思想进行摒除。这样一方面是老师自身牢固树立正确价值取向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对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负责任的体现。

（二）对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模式和教育理念进行创新

新媒体是当前最流行的媒体形式，新媒体的技术、理念上的创新都符合当前人民大众的需求。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上新媒体也为其提供了新的教学平台和教学工具，促进了高校老师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的创新，使得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更加符合学生的喜好。以往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活动都是老师站在讲台上为学生传授理论内容，学生在课堂上被动的接受，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积极性不高。新媒体为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形式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思想政治理论老师在新媒体应用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进行了革新，让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更具有新时代气息。老师利用新媒体的优势引导学生主动的去接受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让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和自身发展进行融合，从而促进了大学生道德品质和综合素养的提升。

（三）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教学技能，加强自身学习

面对新媒体的挑战，思想政治理论老师必须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升自己的教学技能，从而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量和综合教学素质，为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夯实基础。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老师要提升自己对新媒体信息的使用、传播能力，这需要老师要掌握好思想政治理论基础知识的同时还能够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例如：高校可以为老师定期的安排信息技术使用的培训，并且让老师掌握更先进的思想政治教学理念。另一方面，老师也要加强对新媒体信息的学习、交流，只有这样老师才能够了解学生学习的动向，才能够为学生对那些新媒体信息进行筛选，最终保证学生在新媒体环境下学习到积极向上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

（四）加强对新媒体的应用，主动适应新媒体时代环境

在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活动受其影响非常大，思想政治理论老师一定要主动对新媒体技术加以利用，主动去适应新媒体时代环境。例如：思想政治理论老师可以利用微博、校园官网等创新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交流平台，在平台上学生与老师可以进行群组讨论、媒体分享、知识论坛等活动。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知识还可以发表自己的想法与观点，并且向平台上分享对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有用的信息资源供学生下载学习，这样就很大程度的方便了学生的学习，而且还能够让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更加感兴趣，学习的知识内容也会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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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媒体是社会的公器，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守望者”，“守望”二字包括了向下的观察，也包括了向上的监督，媒体监督被认为是替代司法保护不足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其在资本市场上的重要作用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迈进，社会经济加速转型，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变化趋势。这都促使人们对社会经济的各种动态信息、相关政策法规及财经、投资、理财知识、信息的获知需求大大增加。中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很多新的经济现象和事物涌现出来，这些新的经济现象和事物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往往比较抽象，难以理解，要让普通民众深入理解和认识当前的急剧变革，从而做出合理的投资行为，财经媒体的舆论引导非常重要。

目前我国关于媒体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投资者投资行为的研究还不够完善，本文的目的在于对媒体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投资者交易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进行介绍，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评价与研究方向的综合分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做一个初步的探索。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给出综述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对相关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评述，第三部分总结目前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阐述研究发展的未来方向。

二、主要文献述评

根据以往文献，文献中指出了决定媒体治理功能的影响因素，并认为媒体主要通过声誉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对公司治理发挥作用，并进而影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因此，本文的主要分析框架如下图：

图1文章分析框架

我国对于媒体与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的相关性研究大概在安然事件爆发后兴起。周新军（2002）指出媒体在对上市公司信息“再披露”方面显得被动；李培功、沈艺峰（2010）把媒体分为政策导向性和市场导向性媒体，论证了市场导向性媒体具有更加积极的治理导向作用并认为我国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引起相关行政机构的介入实现的。

在媒体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研究中，我国以往文献对三类研究比较集中：一是从新闻学角度探讨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报道和财经报道中的公正性问题、报道的制度环境、报道的技巧以及大众传播学的角度探讨媒体参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问题；二是从法学角度探讨新闻报道与法律环境，如法律维护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报道、报道后行政与司法的跟进等；三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媒体本身作为外部治理的主体，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的角色和功能。

从文献中可知，对于媒体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的研究，我国文献的研究过程经过了从“有积极作用”要验证“有积极作用”，再到“如何发挥作用”，而对于“为何发挥作用”的专门性探究涉及不多。

国外对于媒体与公司治理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1983年Fame & Jensen就指出，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使上市公司管理人员会积极应对新闻报道。此后，Dyck、Zingales、Miller等学者论证了媒体对上市公司管理层有监督的作用。Miller（2006）论证指出，媒体对揭示财务舞弊、减少虚假信息的传播有积极作用。研究随后深入到探究媒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作用如何生效：Tetlock（2007）认为媒体对上市公司的消极态度能够刺激股民出售股票；Dycketal（2008）通过实证研究论证媒体的负面新闻会督促政府部门介入调查；Joeeta（2009）发现媒体曝光董事会无效或低效行为会产生积极作用；现也有研究指出公司在重大事件中会进行主动的媒体管理（Adhern，2014）。

其中影响力最大的研究是Dyck and Zingales（2002）和Dyck，Volchkova and Zingales（2008）这两篇文献，在文献中，作者首次从理论上提出了媒体通过影响公司声誉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三条途径，而后续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这三种影响途径进行实证研究。

三、目前研究的不足

虽然目前关于媒体与公司治理间的关系已经成为热点，但是我国在研究二者关系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些研究忽略了发展中国家行政干预对财经媒体监督治理功能发挥的影响作用。其次在媒体报道对股票收益影响的实证研究中，主要是分析上市公司盈余公告后的媒体报道是否会对上市公司股票收益和价格造成影响，忽视了其他信息中介与此同时也会对股票收益和价格造成影响的混同效应，从而导致有关媒体报道对上市公司股票收益影响的分析出现偏差。另外，现有文献将媒体报道数量直接代入模型实证分析其监督治理功能，较少关注不同的报道方式（例如标题关注和内容关注），对媒体监督治理功能发挥的影响作用以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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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至25日，武汉市对官员的“十个突出问题整改承诺”进行了一次集体检测，借助直播的形式，开展“电视问政”。武汉市共计有16名官员参加，其中包括三位市委常委和一位副市长。问政人则为30名从武汉市各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网上报名的市民代表。

武汉的“电视问政”，实际上就是治庸问责的延伸和拓展，它给“治庸问责”举行了一场电视公考，是新时期“媒体问政”与“媒体参与”政府治理的新趋势，在中国政府治理水平的提升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型政府的倒逼力

武汉的“电视问政”，更广义的说法是“媒体参与”或“媒体问政”，它凸显了媒体的功能。媒体属于立法、行政与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可以成为政府治理的有效监督力量，对政府治理形成强大压力，从而帮助政府提升治理水平。

在媒体参与和媒体监督的影响下，政府治理的透明度由被动到主动，会无形中得以增强。政府为公众承诺了什么，如何践诺，兑现如何，群众是否认可等一系列问题，都通过电视这一媒体直面公众。正如武汉这次电视问政中，被城管局认定的“违章建筑”为何顽固屹立？通过政府验收的房屋为何出现墙壁大面积脱落？出租车司机故意多绕路，欺压外地人为何屡禁不止？一个个犀利的问题被抛给官员，有的官员称“被问得汗直流”，正是这种“汗流浃背”促使政府重视承诺，让政府官员强化诚信意识，既要“说到”，更要“做到”。

对于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者而言，这种电视问政的方式因为是直面公众，且有记者暗访的短片，报道的细节是参与节目的职能部门管理者所无法掌控和预见的，就如同“考生”（官员）面对“考官”并未知晓考官所出的考题是什么，所面临的挑战和质疑是什么。媒体的参与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政府的责任意识与服务理念在舆论压力和媒体监督下必然会得到强化。因此这种来自被管理者与被服务者的直接监督，可以为政府部门回应公众提供一种常态化的倒逼机制和动力机制，会从一定程度上优化管理者的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有利于逐渐建立起一个责任型、回应型政府。

公民参与的推动力

武汉的“电视问政”，通过媒体的参与和监督，公民与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者面对面的沟通，既强化了公民的参与意识，有助于实现通过公民来治理的理念，也强化了公民的监督意识。

“电视问政”给更多的公民传达着这样一种讯息：即每一位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享有者之一，有权力监督政府治理的行为和政府服务的品质，有权力对政府进行问责，帮助政府提升治理的水平，改善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与其他类型的公民参与形式相比较，“电视问政”为公众提供了直接、宽泛、有效的行政参与和监督平台，让群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有效回应。“电视问政”使公众的话语权得以尊重和保障。对于政府承诺的各类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公众可以询问和监督落实情况，提出质询，发表看法，对政府作为是否满意直接表态。

正是这种公众参与的推动力，强化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

媒体与公民参与可以帮助政府及时掌握信息――对于公共服务品质的反馈和需求，改变以往政府与公民之间只是单方面的服务提供者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其功能不只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信息载体和传播工具，更重要的是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话语表达，为公众提供利益表达和维护的渠道，进而实现民意主张与政府决策的良性互动。

媒体凸现桥梁作用

武汉的“电视问政”将政府治理中的各类情况与信息以新闻的方式提供给公众，并在“电视问政”的过程中加入媒体评论、媒体调查、媒体监督等各种再生信息，减少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对政府形象的公众认知起到传递、解读和引导作用。

另一方面，媒体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公众代言人，将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质询、意见和建议加以表达和传播，借“媒体问政”的平台实现公民问政，在监督政府工作的基础上，帮助公众完成对政府形象的再认知过程。

因此，“电视问政”是从媒体自身所担当的社会责任出发，将公众利益的维护与发展作为诉求目标，保障政府传播意愿与公众知情、表达、监督意愿之间的充分沟通，使传播互动过程成为重塑政府形象、维护公众利益的有效路径。

在新媒体环境下，政府形象传播已成为公众主动传播参与的过程，媒体的桥梁作用比以往更加突出，电视问政也是维护公众话语权的主要平台之一；除了为政府和公众提供话语表达的技术平台之外，其媒体组织自身的价值也进一步得到凸显，对引领社会价值取向和公众价值判断往往起着潜移默化的决定性影响。

电视问政需要制度化

诚然，武汉的“电视问政”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积极效应。政府官员现场解答公民的问题，现场受理，当场回应，并承诺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予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政府力图提升治理水平的信心与意识。但是，这种问政形式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的地方,比如参与者的代表性问题,比如“电视问政”是否存在“作秀效应”。

“电视问政”中因为参与的公民数量有限，所以并不能完全代表公民的意见，甚至有时无法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电视问政”中所涉及的问题往往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政府治理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能拿出来通过电视或“媒体问政”的路径予以解决的，毕竟是少而又少，而且很多被“媒体问政”的领域都是进行过精挑细选，换言之，还是比较有代表性、典型性甚至是特殊性的，是可以解决的。至于公民意见比较大，矛盾与冲突比较多的公共服务领域，至少目前完全寄托于电视传媒是无法全覆盖的。尤其是政府基层的治理与服务――如街道、居委与村委等层面，每天直接为公民提供服务，且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领域，目前尚无法像武汉那样通过每年一次的电视问政来予以解决。

如何将电视问成公民常态化的参政与问政，如何把政府治理从做给媒体看到做给公民看，从对媒体负责到对公民负责的转变，如何实现从治理到服务的转变，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电视问政”或者“媒体问政”需要通过制度化建构，且政府部门若敢于直面媒体、直面公众，敢于自我解剖，自己揭短，敢于面对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则无疑会增加媒体监督与公众参与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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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8.042

Abstract The New Media Age， because of mass culture shock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he teaching effect is not very ideal. It appears new problems for students 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the new media skills？for teachers to improve and old course website， it requires independent colleges must be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problems， with the help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actively carry out independent college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teaching of new exploration.

Key words new media； independent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新媒体以其丰富的信息资源和便捷的交流方式，深受现代人的关注与喜爱，更是备受当代大学生的追捧。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15年7月和12月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统计显示：在所有网民中，学生群体使用新媒体的占比最高。从最新上升的数据可以看出，学生群体使用新媒体的人数在不断攀升，而且基数较大，新媒体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也值得我们去关注。青年学生思维活跃，乐于接受新事物，可塑性强等特点注定他们成为最主要的新媒体使用群体。

独立学院的学生多来自经济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他们较早接触电脑、智能手机等，能熟练使用各类数码产品。据调查发现，班上每位学生都有一部智能手机，有些学生甚至同时拥有多种数码产品。他们不仅能玩转微信、QQ等通讯工具，而且也善于网上购物、订餐、订车票和机票等，更有学生擅长网上开店、做微商、炒股等。可以说，新媒体已全面渗透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但是，有些学生过于依赖新媒体，导致上课无法专心听讲，严重影响了教学效果。面临当前的一系列问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师，应当及时给予正确引导，使他们养成良好的信息素养，正确运用新媒体，确保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引导下，让大学生保持良好的成长状态。

1新媒体时代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现状

新媒体时代下，随着多元文化的流行与发展，传统教育模式受到极大的挑战，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由于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其教学效果亦是大打折扣，教学进入了瓶颈期。独立学院学生由于知识基础差，学习方法欠缺，加之自我约束能力差，对网络信息缺乏鉴别能力。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空洞抽象、枯燥乏味，很多学生便会不愿听课，甚至低头玩手机，遇到老师课堂提问，也是第一时间不假思索地借助网络搜索答案，加之教师的网络信息素养较为欠缺，不能给予学生及时的引导，导致当前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总的来说，当前主要呈现以下现状：

1.1 大学生过于依赖网络，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和互联网的深入发展，人们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增加，不断凸显的个性，自我意识的增强，使得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模式效果大打折扣，学生对这种教育模式也越来越表现出不满与抵制。

大学生在丰富多彩的网络世界中，其视野得以开阔，获取知识的途径变得宽泛，与各类群体的交流方式也逐渐多样化。每天面对各类网络信息，他们往往不加辨别，全盘接受，甚至也吸收了一些不良的信息和价值观。这时，高校教师如果在课堂上照本宣科，不积极改变教学方法，不注重正确引导和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学生就会低头上网，无心听课，遑论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

1.2 思政教师知识更新速度慢，教学模式和方法等亟待改善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教育和引导学生思想的学科，只有紧跟时展步伐，理论联系实际，才会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思政教师的知识更新速度慢，教学案例毫无新意，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在思想上与学生达到共鸣更是无从谈起。一些教师的教学模式与方法从未改变，不能很好地应用新媒体，教学成效低，一直不被学生认可。学生感受不到所学理论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进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产生厌倦、抵触的心理。

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独立学院一直是以大课形式开展教学，基本都是合班上课，教师如果不注重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其课堂教学是难以取得成效的。加之思想政治理论课属于公共基础课，学生对其的重视程度本来就不高，若教师不改善教学模式和方法，思政课的教学目的是无法达到的。

1.3 思政课程网站陈旧，不能很好地为教学服务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网站目前是一个集部门通知公告、课程建设、科学研究等为一体的平台。课程网站总体看上去板块完整，但涉及到每个板块的具体内容就非常少，有些板块打开进入后却没有内容。总的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课程网站整体信息更新较慢，部门开展的活动较少，学术讲座也比较少，面对学生的讲座更是屈指可数，最新社会热点内容也是毫无涉及。其次，课程建设板块虽然包含了部分课程的基本内容和一些学院的精品课程，但课程资料的完整性有待加强。最后，课程网站并未搭建起师生课后互动交流的平台。学生进入课程网站根本看不到自己感兴趣和有用的信息，课程网站也仅仅只是一个形式，并不能很好地为实际教学服务。

2 当前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几点建议

新媒体时代下，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结合自身实际现状，借助新媒体技术，积极开展新媒体环境下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新探索。

2.1 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媒体素养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媒体提供的各类信息时，个人所表现出来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和思辨性反应能力等。①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面对媒体，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来自媒体的各类信息，这就要求大学生应该正确认识媒体的功能与作用，了解和利用好媒体资源，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也必须注重加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有效抵制各类信息的负面影响，帮助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媒介素养。

随着新媒体在当前大学生中的广泛使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就必须充分利用多媒体，将教学内容形象化、具体化，切实贴近学生的思想与生活实际，在课堂上逐步引导学生参与到教学中，不断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实问题，要指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正确分析，正确看待，进而形成正确的社会意识。在课外，思政教师也应该利用微信、微博、QQ、课程网站等，与学生做深入平等的交流，时刻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鼓励学生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并适时予以正确的引导，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

2.2 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水平和知识水平

新媒体时代下，面对信息的高速传播，不仅要求大学生要提高自身的信息辨识能力，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更是要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信息储备能力和新媒体应用能力，随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

要适应时展步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就必须首先为自己不断充电，养成坚持读书的好习惯。从经典原著读起，静下心来，坚持读书笔记，积极参与各种经典读书会、原著导读会以及各种学术交流会议。其次，提高自身的信息技术水平。参加全国、省级或学校的各种新媒体技术培训课程，比如教育部全国高校教师网络培训中心关于新媒体技术的课程，参加省级或国家的多媒体课件大赛等，平时注重新媒体技术的实践操作与积累，多与同事交流与探讨，在不断学习实践中提高自身的新媒体技术水平。最后就是要时刻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师，要时刻关注社会最新最热的知识信息和发展动态，平时养成看新闻联播，浏览各信息网站（诸如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等）了解最新消息，对当前一些网络热点事件，运用科学理论知识，结合课本知识，与学生探讨、交流，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科学评价，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教学效果，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

2.3 加强课程网站建设，让学生参与到课程网站建设中去

虽然当前的独立学院还没有能力实现全校课程系统网络化，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网站还是可以多加利用的。不仅可以完善五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的课程资料库，包括课程性质、课件、各种网络资源链接、案例、视频、音频、图片、习题、参考书目等，还可以逐步增设师生之间网络互动交流、答疑、探讨等专栏，教师可以定期或不定期最新社会热点问题观点，也可以推荐一些经典的书籍、优秀的文章、流行的视频，鼓励学生发表个人看法并积极参与讨论，学生也可以随时提出自己遇到的问题，教师给予及时解答甚至开展讨论。同时，教师也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学生成为网站建设和管理队伍的主体，逐步形成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教育的新局面。

注释

① 吕红雁.全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传承，2011.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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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新媒体时代悄然而至。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对当前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1新媒体时代下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必要性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体开展教育工作的重要媒介之话语，凭借其背后所蕴含的“力”直接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新媒体时代语境下，大学生突破以往的单向主体性，多渠道、多维度信息源使得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的权威性弱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具有人文性、社会性、思想性、广泛性、易变性等特点，这就使得信息技术对它的影响比对其他课程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广泛。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主体不再是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唯一途径，从而降低了大学生对教育主体的依赖。除此之外，适合当前大学生心理特点的网络流行语言的出现，教师如果不能及时跟上网络的步伐，了解、熟悉、运用网络语言，就必然造成师生之间话语交流的障碍，教育主体难以掌控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是影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大学生对党和政府各项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话语表达的方式、方法对于增强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吸引力、感染力、传播力、影响力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表达的目标是通过具有感染力、说服力、渗透力的话语表达来掌控对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话语权。因此，充分利用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和话语优势，理性运用“微媒体”和“微工具”，在平等互信的主客体关系中，努力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者的话语表达能力，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不断丰富和充实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体系，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表达在理论内涵、平等沟通、互动交流、生活关怀、情感共鸣和实效指向等方面的转向成为必然。

2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内涵、特点及原则

2.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内涵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把体现党和国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等话语内容，借助一定的方法、手段、技术，转换为能满足学生现实需求和反应时代新变化的话语内容，以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的话语言说方式。其教学话语表达的实质是话语的解读和再创造问题，就是借助一定的方法，如教育方法、思维方法、科学研究方法、绘画(留白)方法等技术和手段，实现教材话语向教学话语的转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话语具有高度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严谨性，话语表达就是要将这些具有高度的权威性、科学性、系统性、严谨性的教材话语转换为生活化、多样化、生动性、形象性的教学话语[1]，并通过言说方式表达出来。

2.2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特点

第一，话语表达主体高度分散化。新媒体时代下，话语表达凸显了多元性、不规范性及不稳定性等特点，既有拥有较高知名度、公信力的专家学者和智慧“草根”的理性思想及积极态度传递给大学生群体，也会有消极片面甚至偏激的负面信息造成大学生的思想混乱。因此，新媒体话语表达的多元性与传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的固化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容易引起大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反感和逆反。第二，话语表达“去中心性”。新媒体时代下，传统结构中的话语单向表达逐渐解构，越来越向权力边缘化方向发展，这对教师的“话语霸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越来越多自媒体平台的出现，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自主选择教育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也无形中创造出了符合他们身心特点的话语体系。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话语权利双主体的特点打破了原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话语权垄断地位，消解了教师话语霸权。第三，话语表达的“平等性”。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理念形成了以单向灌输为主要手段的教学模式，处于主导地位的话语表达方式往往是控制式、劝导式和灌输式话语。而新媒体时代下，学生网络话语表达趋向于平等、独立、自由发展，直接表现为话语主体的意志表达可以通过网络形成强大的影响力，甚至产生巨大的社会性力量。由此，在新媒体语境下话语表达的“平等性”增强了学生的自主性，挑战了传统话语表达方式。第四，话语表达的“虚拟性”和“开放性”。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较为单一，现实生活是影响教学活动开展的主要环境。新媒体时代下，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新媒体既是教育工具，也是教育载体，具有不同于现实生活的显著特点，它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教育环境。主要体现在新媒体环境下的话语表达更具有“开放性”和“虚拟性”:它不仅使得教育主客体关系发生变迁，教育内容也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内容，而且还使得传统的教育方式发生重大变革，教育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2.3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的原则及方法

从话语表达的角度来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最重要的原因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再是以往传统的单一的灌输教导，而是伴随着新媒体环境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冲击，选择和创造出一种既能把握、传达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又能符合学生身心特点，为学生所乐于接受的话语形式，从而使学生真正从内心理解、认同、接受和传承国家主流意识形态[2]。这就需要把握以下原则:话语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原则。新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要不断进行话语创新。这一创新不是要完全放弃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的话语，而是在吸取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精华的同时，结合时代新特点及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可接受程度，进行不断改造和创造性转换，使得话语表达更具有时代气息。同时，新媒体环境下话语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3]。比如，创新中融入时代话语、网络话语、生活话语、情感话语和平等话语，才能增加话语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对学生的吸引力。当前，一些时代话语，如中国梦、正能量、最美等等，提高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在融入网络话语上，如3H学生、挺、赞、杠杠的等能满足学生求新求异的心理特点，缩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融入生活话语，从生活世界中寻求资源、汲取营养，有利于学生对话语的理解和接收。融入平等话语，可满足学生渴望尊重、获得平等对待的需要。话语主导权与多样化相统一原则。在当前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环境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握话语的主导权就必须坚持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以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达到凝聚、整合，统领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作用;此外，要在新媒体时代多重网络环境的影响下，结合大学生群体的身心特点，形成百花齐放式的话语系统，以达到多渠道、多视角、多层次性地传播其政治态度。在主导性和多样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减弱。话语方式与语境相统一原则。任何话语的表达必须在一定的语境下才能实现，而任何话语都有自己特定的话语环境。从语境的角度考察，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形式要灵活表达、因境致用。一旦话语脱离了它所在的现实语境，思想政治理论课将失去它的实效性。如，对一些事实评论则应结合特定的语境采用相对严肃或是幽默风趣的方式来表达。同一知识点的话语表达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语境下，应该选择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在语词的选择方面，在坚持严肃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可适当使用学生、大众中较为流行的词语，形成青春朝气的风格。话语严肃性与生动性相统一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宣传理性精神的部分，教师在维护其严肃性的前提下，应尽量避免用“冷冰冰的理性语言”的灌输。要学会将“理性”内容融入生活化的情感语言，尽量做到生动，达到“情”与“理”有机结合，恰到好处，在感官上使大学生振奋的同时，精神上产生极大的神圣感和崇敬感。

3新媒体时代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表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话语具有意识形态性强、价值导向性强、内容契合性强等特征，需要从尊重学生话语权、创新话语表达方式、加强话语表达导向、紧跟时代步伐加强延续性等方面进行策略引导，使其表达具有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平等性和正当性。同时，将新媒体时代元素与传统的教育方式相结合，更新观念，紧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主旋律，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表达，调动大学生课堂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实践性，提高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教学效果和认同度，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这就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3.1更新观念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在新媒体时代下，要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特别是在话语表达上尽量避免严肃、刻板、官方话语、政治话语、套话。谨防师道尊严的潜意识影响，防止话语霸权。

3.2提升教师自身素养

教师要加强对理论素养的提升和学术积累。要有吃透教材、抓住教材话语的实质和精神的理论功底。这是上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前提，只有拥有扎实深厚的知识底蕴，才能在教学中随心所欲地信口拈来，轻松自如地运用自己的话语。同时提升自身的话语素养，从历史长河中吸取丰富的话语(如文章、诗词)。从其他民族文化中吸取有益的话语，不断更新自己的话语体系。

3.3学科交叉相融

将其它相关学科的方法应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比如传播学、科学方法论中的隐喻、类比、修辞学等方法，心理学中的共情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灵活运用，做到学科相通相融相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成长成才内在需求的“耦合”，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的引领与指导作用，切实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完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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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是社会各种症候的重要表征。媒介社会化，社会媒介化已成为时代的主题。芝加哥学派提出公共传播的思想，认为传播是人类关系的本质，传播在信息传递和交流中，创造与维系着社会的发展。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是在断裂、崩溃中延绵持久。传播技术手段的改变，跨越时空人类传播活动得以实现，人类日常生活在跨越时空中得以呈现，日常生活中的观念、行为、语言等文化特征，也在跨越时空中产生新的意义。这就意味着全球互联网在跨越国家、民族、种族、阶级、阶层、性别中发展，这意味着互联网治理的合法性基础有很大的改变。本文试图对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合法性基础进行探讨，为互联网治理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中国互联网从发展之时就承载着原有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新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关系是在跨越时空中建构的，并影响到传统社会结构的断裂与重建。其中，新媒介赋权下国家与个人权力的博弈，信息生产、再生产与传播机制的改变，造成中国社会结构、制度等都处于合法性不确定之中。互联网传播中信息自由与信息控制之间的矛盾紧张关系是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之一，既是某种意义的不确定下的信息失控，也在信息失控中蕴育着一种特殊张力，它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不可无视的重要力量

二、新媒介赋权下的传播与权力

新媒介赋权指的是媒介成为权力实现的重要源泉与力量。它通过个体、群体、组织等获取信息、表达思想从而为其采取行动、带来改变提供了可能。新媒介赋权中强调多样化主体传播与权力的博弈，对具体主体而言，可能是增权，也可能是减权。互联网时代应重新认知权力的含义，正如汉娜·阿伦特曾指出，“权力不能像武器一样贮存起来以应付紧急状况，它只存在于其实现中。在权力没有得以实现的地方，它也就不存在。”福柯也认为，“权力只有通过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才有意义，因为权力建构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以新媒介赋权的视野分析中国社会的变迁，更多的是将传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植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从中对人类行为、价值、制度以及结构等方面进行考察，其研究重视的是传播与权力博弈的过程、阶段、演化等。在此基础上，媒介生态多样性也突破了原有媒体管制思想和方式。传统主流媒体随着社会转型自身内部也在进行着分化，政府、市场、社会、公民个人主导的媒体的差异性日益明显。从媒介生态中差异化的表征观察传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研究中国传媒政策研究的前提和出点。

互联网正迅速解构与建构着中国社会生活网络的主要框架，成为社会生活领域中最重要的权力来源。多样化的传播主体之间在跨越时空中所形成的复杂关系，对权力宰制中心的分化、转移，传播已成为权力的主要来源，个体间兴趣、动机等差异性也影响到权力的博弈和统治，传播在一种不稳定、不确定的过程中，导致权力与权利的不稳定性，这对习惯于统一、秩序化的权力管理方式提出挑战。

传播与权力关系一直是传播学最为隐蔽而又最具张力的研究内容。新媒介赋权下，权力统治的来源多样，除统治阶级外，也可能是一种制度、观念、意象等。这样我们便回到了问题的本质，设问的不仅仅是社会结构、制度等宏大叙事，而是沿着利奥塔尔的思考，追问谁决定知识，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决定知识传播以及它们所根植的具体时空语境等。

媒体叙事作为传媒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分析工具，为传媒理论提供了研究框架，为我们回答以上问题提供了视角。如果说，历史上的媒体叙事还具有相对的时间上的延展，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站、BBS、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媒介生态却是在短短几年内在空间上展开的。

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变迁与发展，媒体叙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不断建构起来。自由主义的媒体叙事，强调媒体从国家宰制中获得自由，同时也赋权于民，促进民主化的进程；民粹主义的媒体叙事强调商业化媒体迎合人们的感官、情感等求新求变的心理所带来的普遍的消费文化的媒体景观；民族主义的媒体叙事在构建国家民族想象共同体的身份认同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自由意志论的媒体叙事则是从神本位到人本位理性发展在媒体上的反映，人在获得自由解放后又陷入到了现代性的困境之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野、由阶级向阶层的转变、性别宰制与冲突等媒体叙事，无不再现着传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互联网提供了看似信息传播、表达和行动的自由，实则在媒体叙事中却彰显出自由的表象与控制的实质。

三、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

网络公共空间中的讨论与争论，多少逃避不了自由选择的悲剧色彩。统一的、普遍的价值观念很难替代不确定的、差异化的价值观念。人性中的虚伪与脆弱，傲慢与疯狂，缺乏倾听与反省、批判与建设的思想，对话与交流中很难超越时代、情感、个人的主体意识。协商对话民主政治似乎只是一种幻觉，哈贝马斯主张以沟通理性替代工具理性可能也是一种乌托邦的想象。互联网传播主体、渠道、速度、范围在时空上的改变所带来的私域与公域边界的不确定性，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研究视角。

公域与私域边界的划分，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的划分。公共传播中知识的生产、传播、再生产与权力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公共传播中主体的多元异质性，需要表达主体对差异、异见的包容、接受、超越以及不断的自我教育，才能实现思想言论自由市场中真正具有自我修正能力的判断。

过往传播技术的不发达，导致传播中的权力极易被少数人控制。现代传播技术的革命，传播技术的普及以及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后，传播权力的去中心化，是由大众群体的分化所致，观念、形象所生产的幻象来源日益复杂性，影响到由观念构成的形象、幻象的统治。公众及个体内化的插于化的观念、经验等日益成为总体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的构成部分。

复杂性思维视野下，互联网则更多地凸显人类的价值理性，它强调的是主体间性，观念共同体，甚至是意义共同体。这意味着我们应对个体人格从私域向公域身份转变中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加以注意。

人类在自我满足与自我满足否定中前行，构成了人类文明史发展的特征之一。理性与非理性冲突性、差异化价值判断是一种自我展示，本质上希望获得一种尊重。然而，人们对超出自身经验范畴事务很难转化为一种自我进取和成长的力量，人们自觉不自觉迷恋着自己过往的经验、判断，即使在人与人交往中，在舆论意象的表达中，本质上与外在不断变换的人事沧桑一样，难以对人的内心、观念、行动等产生影响，反而会掺杂过多焦虑的自我。以往生活工作的习俗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否定，但新的却是以自我迷恋的方式建立起来自我的世界和法则。这种自我世界的法则会产生一种闭合效应：表面上是自由的，深层的却是把统治控制镶嵌在人们的心理。这里的控制已不再是专制的、暴力的、显现的，而是一种看不见的人自身加以自身的微妙控制。

人们以这样的个体的、不稳定的、自我迷恋的人格建立起来的交往关系在跨越空间中的延展，难以超越自我迷恋去理解和使用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权力。桑内特指出，“迷恋亲密事务是一个不文明社会的标志”，何为文明生活方式，桑内特给出的答案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能够轻松自如地应付一种体验的差异性，并且实际上还从这种差异性中吸取养分。”

互联网公共空间中私域与公域中人格与非人格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影响着公共空间的对话、讨论、争论甚至妥协。它是一种普遍的抵抗与排斥，还是在延展自身的能力，重新认识差异性的认知和行动，还是在自恋中寻找满足而最终丧失了满足的，它们都处于发展之中，这都成为中国互联网治理合法性研究中必须重视的问题。

四、大众社会与异质共同体

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以及表达、行动的相对独立性、自主性，让我们重新反思工业时代的所谓的“单向度的人”：人是否丧失了革命性而没有了自身的判断力和批判力？早期传播学将“大众”主要集中在传播效果的研究上，大众更多的只是一个集合名词，有着轻大众的倾向，将个体的差异性以及行动能力隐含在大众以及大众社会的总体判断上。网民与传统大众有了很大的区别。互联网凸显出个体的异质性，结合中国社会转型，网民意见表达，因问题而聚集，形成的是多个去中心、去组织化的异质共同体，网民成为传播主体成为可能。

网民主体性得到加强，它影响到传播机制的改变，不仅成为议程设置的主体，也加剧了媒体生态的变化。新媒介赋权增强了个体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教育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赋予人行动的能力，这种行动重要的是在偶然的、不确定的、差异化的思想、观念、规则等挑战下的话语倾听、表达、理解、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对话、协商甚至是妥协中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尤其是言论表达突破了体制的束缚，正义的实践和交流互动是网络共同体讨论问题的源泉活水。

网民在共享利益的同时，也在分享意义。从经验出发再到体验感悟，大众社会集体自我向个体自我转变。网民主体性的加强与网民多样化的公民身份有关，它与全球化的今天，每个参与者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有关，也与其所处的社会权力结构有关。信息共时性以及分散的协同性，多元化身份认同的信息基础带来近代以来所建构起来的单一国家、民族、阶级等公民身份的改变。公民身份已不仅仅是权利的集合，也成为文化心理认同与归属的符号，更重视的是主体关系之间权力实现的实践。

五、新媒介赋权下互联网治理的合法性思考

现代社会需要促进和支持某种意义上的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归属感。如果大多数人不能感到某种归属感或不能相互认同的话，就会产生在动机和合法性层次上的一种系统性的危机。

互联网治理合法性的研究需要反思共识，共识是我们寻求的答案，还是问题，这已经成为了问题本身。互联网“交流的透明性”对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的变革是巨大的，但同时，它所造成的社会失范、失序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我们是否需要寻找一种共识、规制达成新的治理和规范，还是以一种新的思路、观念理解互联网治理。

长久的现代国家以及资本市场的统治，话语更多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和市场资本，政治意识形态和市场逻辑不知不觉中已成为话语合法性的基础。

新媒介赋权下的互联网异质性共同体，从根本上为知识提供了另外一种合法性的基础，它依靠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权力和资本，语言知识本身在与权力与资本的斗争中具有了统治与支配的性质，成为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互联网治理合法性已超出了近现代民族国家发展逐步形成的社会制度、结构、关系等的安排，它在于自身的反思与更新，有自我解构与重构的特性、行动与能力。合法性的基础是思辨的，是对伦理实践以及追求社会公正、正义为目标的。

新媒介赋权下互联网上所呈现的公民话语与既往的基于现代民主国家的话语模式有很大的不同。新媒体使得公民话语的生产与传播成为可能，它变化的是，叙事主体的多样性、异质性，观点在讨论、协商、辩论中不断绞力较量，妥协可能是达成共识是一种方式，但更多的却是不可调和的分歧，出现所谓的“交流的无奈”。正是在这复杂的多样性的可能性中公民话语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

公民话语成为互联网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不同于政治意识形态与市场逻辑的是，叙事的基础发生改变，宏大叙事向小叙事转变。国家政治和市场资本的话语地位依然强大，但以人的存在、多元价值、生命体验与意义，也成为话语中重要组成部分，并最终影响着前者。

公民话语赋权中存在悖论，它造成话语在交锋中的增权或减权。公民话语的增权或减权不是由既有的身份决定的，而是话语斗争所形成的新的话语权力决定的，并影响着公民新的身份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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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新闻是困扰世界新闻界的公害。坚持新闻真实性、杜绝虚假新闻是新闻媒体的共同责任。

虚假新闻的典型表现形式

1.无中生有。有的记者虚构新闻事实；有的把小道消息当成新闻报道；有的电视记者像拍电影一样制造新闻现场，找来几个当事人一起做“戏”。“乘坐出租车微服私访”是近期典型的无中生有的虚假报道。这类造假影响最恶劣。

2.细节失真。这类虚假报道的突出特点是，新闻的主要事实是存在的，具体细节上有出入。比如，报道引用的数据错误，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不确切，事件发生的原因表述不准确，等等。虚假新闻的多数案例表现为细节失真。

3.夸大事实。这类虚假新闻虽然有一些事实基础，但对事实做了很多人为加工。有的记者对事实进行“合理想象”，并把想象出来的情节和内容添加进报道；有的随意夸张，把一分说成十分，把偶然说成必然；有的为达到吸引读者观看的目的，人为制造耸人听闻的标题，标题与报道内容相差十万八千里。这种现象在都市类媒体和互联’网表现最为突出。

4.偷梁换柱。有的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眼球，以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等手法，对事实进行歪曲报道。例如，有的地方法院针对“新国五条”颁布后可能引发假离婚提出司法建议，离婚后弄假成真、难以复婚的，法院不支持追索房产的要求。有的媒体将其解读为“要求复婚不予支持”。某地购房者因房价持续下跌要求退房，开发商向购房者提起继续履约的诉讼并获胜，购房者拒不履约被依法拘留，有的媒体将其解读为“不买房进班房”，这就是典型的偷梁换柱。

在现代社会，虚假新闻不仅违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严重伤害媒体公信力，而且会误导读者，破坏社会诚信体系，引发各种负面情绪，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由此，我们必须重视新闻真实，杜绝虚假新闻。

虚假新闻出现的主要原因

1.媒体过度商业化、放弃社会公德。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一些媒体出现了过度的商业化倾向。有的媒体把版面、荧屏当作经营牟利的工具，新闻与版面当成商品，为了得到更多受众，不择手段大肆渲染炒作新闻事件，甚至同生产企业、公关公司勾结合伙炮制虚假报道。

2.没有认真核实消息来源。一个新闻事件通常有多个消息来源。有的来源于事件当事人，有的来源于“匿名消息”，有的来源于境外媒体。—个事件的消息源有时是多个，有时只有—个。值得注意的是，消息来源往往会选择性地信息，宣扬对自己有利而隐瞒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甚至会故意释放出—些错误的信息。一些媒体为了抢发独家新闻，往往偏听偏信一个信息来源，甚至对仅有的消息来源也不进行查证核实，因而出现虚假新闻。

3.轻信网络传播的消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通过数字技术编造、通过互联网传播的虚假新闻明显增多。目前，通过互联网传播的虚假新闻有三种形式：一是传统媒体刊发新闻网络媒体转载广泛传播；二是微博首发网络扩散。微博从2009年在国内开始大规模使用，其即时性、互动性更强，对微博内容的审核和把关更难。三是通过论坛、博客等不实网络信息一传统媒体取材，在不经核实、求证的情况下发稿网络媒体再次转载，这是目前网络虚假新闻最常见、最突出的问题，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4.采编人员专业知识欠缺。有的编辑记者综合素质不高，事实把握不准，缺乏对新闻事实的判断力和鉴别力。对于一些专业领域不熟悉，又不虚心请教或者翻阅资料，而是凭想当然编发稿件，因此出现一些技术性错误。

5.缺乏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杜绝虚假新闻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有的媒体面对自身造假接受社会监督的意识很弱，对假新闻受害者提出的批评意见和改正要求不理不睬，对本媒体出现的虚假新闻很少公开澄清、主动道歉，有的造假者被查处后，改换门庭接着干。监督机制不健全，对造假者处置不严、打击不力，使造假成本低、代价小，容易使造假者产生侥幸心理。

治理虚假新闻的主要措施

中国记协高度重视虚假新闻治理，2∞3年以来围绕治理虚假新闻组织了一系列专项行动，近年来治理力度逐步加大。我们坚持教育与查处并重，对虚假新闻实行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下一步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大治理力度。

1.成立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是我国新闻行业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自律机构，其职责主要是受理社会各界对新闻机构以及新闻从业人员新闻职业道德失范行为的举报和投诉，对虚假新闻等典型案例进行评议，提出处理意见。委员会的最高议事机构是委员会全体会议，委员由新闻行业代表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社会各界人士担任，由各有关单位推荐产生。目前，筹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一是开展国内外新闻评议会制度调研，搜集我国有关评议机构、境外11个国家和地区14个新闻评议组织的相关情况，包括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香港报业评议会等。二是今年S月在河北、上海、浙江、山东、湖北等5省（市）试点建立省一级新闻道德委员会，年底总结试点经验，筹备中国记协新闻道德委员会，向其他地区推广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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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建构是提升教学实效性，达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化于众教学目标的内在要求，也是现阶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重要议题。然而在自媒体时代下，各式各样嵌入型社交类应用软件的推广，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由此可见，对自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建构开展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自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一）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日益激烈

伴随全球一体化的逐步深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全球一体化有利有弊，为发展中的国家带来了巨大冲击。发达国家依托先进的自媒体技术，借由文化交流之名，在全球宣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削弱一些国家的人民群众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及归属感，进一步致使以民族文化、民族特性的民族精神被消解，最终对国家政权巩固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潜伏于全球化内在的意识形态斗争的真正意图，我们应当予以足够重视。

（二）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自媒体时代下，中立、同质、异质等文化形态不断进入到人们视野当中，主流文化的“垄断”地位已然受到了动摇。人们对主流价值观、主流教育逐步产生审美疲劳，对新事物好奇心理的驱使使得关注中立或者异质文化。此类文化主要是为了牟利，借助自媒体平台，从人的趣味着手，采取现代营销手段来攻占文化市场，削弱主流文化在各领域的话语权，导致主流价值观与非主流价值观的位置发生了改变。

（三）信息碎片化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实效不断消减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有着信息碎片化的显著特点，指人们通过网络媒体获取各式各样信息，然而却不进行深刻的分析、理解、思考，获取信息的目的主要在于消遣时间、转移注意力、释放身心压力等。自媒体时代下，社交平台客户端得到广泛推广，使得信息碎片化频率更高、传播速度更快，多元文化很大程度上转移、分化了大学生的注意力，信息碎片化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实效不断消减。

二、自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建构的策略

（一）拓宽知识来源渠道，强化思想教育工作者话语能力

自媒体时代下，思想教育工作者当充分利用自媒体平台，强化对网络基本规范、常识的学习，掌握网络用语，增强自媒体工具操作应用技能，拓宽业务知识来源渠道；提升对时政、社会动态的关注度，勤思考、勤总结，可结合社会热点、焦点问题组织主题班会，以促进达成社会共识，拓宽时事知识来源渠道；依托自媒体群组，强化与同行的互动交流，借鉴引入成功管理经验，拓宽知识的来源渠道。

（二）重塑主体角色，增强思想教育工作者主体作用

思想教育工作者要构筑独立的人格、风格，提升对参与型文化建设的关注度，培养学生良好的社会洞察力，以理性克制情感，达成虚拟网络向现实社会、网民角色向学生身份的回归。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构筑极具感召力、生命力的话语，抵制自媒体平台话语霸权，促使一系列话语比重得以均衡，为大学生意见表达提供合理空间，引导大学生走出心理误区。

（三）增强公信力，提高思想教育工作者媒介素养

在网络舆情侵袭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厘清教育管理思路，提高媒介意识，有序攻克自媒体文化阵地，开展好信息传递工作，构筑良好的师生关系。此外，高校应当加大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网络思政工作能力的培训力度，提高思想教育工作者开展网络思政工作的能力、素养，进而获取自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三、结语

总而言之，自媒体时代下，思想教育工作者能否摆脱失语困境，建构话语权，直接关系着思想教育工作者对大学生思想与行为是否具有实际的影响力和制约力。鉴于此，相关人员要不断钻研研究、总结经验，全面分析自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权面临的挑战，积极促进自媒体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序开展。

参考文献：

[1]尹朝晖.自媒体时代高校传统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学的话语困境及其重塑[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4（3）：183-186.

篇12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在多平台交互使用中，形成了一种不可逆的累积过程。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关联危机发生，而电信诈骗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类。打击电信诈骗，一直被认为是公安机关的使命，然而，在愈打愈烈的情况下，有必要跳出传统的逻辑分析框架，重新厘清电信诈骗与信息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转变单一主体破解难题的狭隘空间，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治理模式，从而形成“安全为人民，安全靠人民”的良性社会生态。

[关键词]电信诈骗 社会化治理 信息安全 全民参与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骗案件59万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2016年1月至7月，全国共立电信诈骗案件35.5万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损失114.2亿元。电信网诈骗已成为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如何根除电信诈骗这一社会“顽疾”，成为当前一道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一、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进、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在这个庞杂的系统内，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需要及时予以疏导、缝合。在传统的观念里，社会治理政府主导是主流。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断涌现，单靠线性管理模式很难快速给出有效应对方案。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治理模式。

1.电信诈骗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模式的多元。

电信诈骗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盗用个人信息，骗取钱财。其借助的是电信、互联网等技术，在实名制还未全面普及的情况下，其手段还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它有别于普通的诈骗，普通诈骗的受害方与施害方是可视或者可识别的。电信诈骗既关涉电信企业，又与银行有一定的黏度，受害人一旦报案，又牵涉到公安机关。假若受害人身份特殊，譬如学生，又牵涉了教育部门。因此，电信诈骗是一种关乎全民的社会化结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其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2.多主体合作是治理电信诈骗的最佳选择。

多主体合作共治是当代公共治理理论中较为核心的机制建构与制度设计。具体就电信诈骗而言，其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单一行动或者决策失效。电信诈骗与当前互联网技术紧密相连，需要专门的互联网技术手段、侦查办法、防骗宣传、舆论监督等共同作用。而关联主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快速补位，使得失序的社会关系逐渐回归本位。

多主体合作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与重塑，需要构建利益趋同的参与机制，需要共享治理成果。电信诈骗作为全社会识别度较高的问题，亟需整合社会资源，多主体互动，以实现社会秩序良好。

二、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体系构建

合作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治理主体由政府 “本位”向多元转化。电信诈骗作为社会治理中的特定问题，除国家和政府外，还应吸纳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群体等力量共同参与。这种新型的社会联动关系，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将其统一。构建这样的内容体系，至少需要符合三大要素。

1.全民参与：培育多元化的治理主体。

《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54%的网民认为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严重，84%的网民曾亲身感受到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根据这份民意调查，不难看出，民众对于信息安全的关注度空前，个人信息保护刻不容缓。而201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也旨在呼吁全民参与网络安全建设。

除了民众参与，政府相关部门也应积极参与。早在2015年6月，国务院建立由公安部牵头，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23个部门和单位参与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多部门参与的形式，高效，且能形成惊人威慑力。

此外，媒体也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将电信诈骗作为一项长期的报道工程来建设。遇到重大电信诈骗案件，要做好议程设置，通过多媒体手段，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再者，与电信诈骗相关的企业，因业务原因，天然掌握用户信息，更应积极参与到保护个人信息的行列中来。

2.成果共享：治理电信诈骗的终极目标。

任何治理体系的构建，落脚点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还在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成果要全民共享，切忌人为制造壁垒。否则，会损害到因共同的目标形成的利益联盟。利益共享的更高层级是服务增效。具体就治理电信诈骗而言，无论是政府部门，电信企业，银行等，在协助解决问题的同时，要提高服务水准，提升技术安全级别。以民生为向度的服务供给，是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譬如银监会与公安部研究制定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已查明的冻结资金及时返还受害群众，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返还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就是典型的成果共享。

三、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实践推进

电信诈骗是社会“顽疾”，治理起来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社会化治理体系的构建，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去推进。除了理论上行之有效的体系构建之外，还需要从技术、管理、立法和舆论监督等多个具体层面着手。

1.技术引领：大数据、实名认证等实时反馈。

电信诈骗寄生于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那么，回归到技术本身，能否通过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阻断已经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很多监管难题都是依托技术进步才找到了解决之道。治理电信诈骗，离不开以信息化治理为基础的技术支撑。

譬如，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研发了“诈骗电话预警系统”，当用户接听或拨打疑似涉骗号码时，用户的手机屏幕就会同步显示该号码已被标记为诈骗电话，提醒用户谨慎接听。这种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从侧面打击电信诈骗，见效快、成本低、效率高。

再者，电信、银行等，要加快推进实名认证。进一步完善身份信息和证件核验技术手段。同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深化实名认证，让多重验证聚力，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实名制只是准入，之后还需要企业引入并匿名技术、数据泄露保护模型技术，此外，还需要不断升级业务系统，防止黑客攻击。

2.法律保障：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无缝衔接。

我国目前还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有必要针对电信诈骗，构建立法、执法、司法三位一体的法律框架体系。建议根据我国国情，尽早推出《个人信息保护条例》，明确个人信息的保护类别，保护措施等。设置专门行政机关来保护个人信息，赋予其行政处罚权。同时，将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纳入各级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并制定配套的民事赔偿制度等。立法、执法、司法无缝衔接，才能确保与电信诈骗相关的违法行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3.舆论监督：媒体作为与公众参与合力推动。

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还需要引入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之一，理应时刻以民生为本。电信诈骗作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媒体作为社会的“眼睛”，要敢于对于个别政府部门不作为，电信企业、银行等不作为，予以曝光，督促其积极作为，共同给力，解决民生顽疾。

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就电信诈骗中的热点，做好议程设置。此外，可以设计专门的防骗APP，开辟专门的通道，收集线索。还可以开辟举报平台，政风行风热线，鼓励公众参与。在传播方式上，可以采取分类传播，定向传播，譬如，可以与高校合作，社区合作，制定针对特定人群的防骗报道、防骗常识等。还可以及时引导舆论，避免因个别案例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恐慌。

治理电信诈骗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社会问题通过社会化治理模式，必然会得到有效解决。只是在这个寻求解决过程中，需要多方主体参与，达成共识。

注释：

[1]谢宗晓、林润辉、王兴起：《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多重中介方法》，《管理科学》2013年3期

[2]林元庆：《电子商务环境下客户信息安全问题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6年4期

[3]王菲菲：《公民意识和网络舆论监督――兼论网络舆论监督影响力》，《新闻前哨》2010年1期

[4]章海宁：《关于网络通讯中信息安全的保障研究》，《电脑知识与技术》2016年13期

[5]葛磊：《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2年2期

[6]谢连觯骸兜缧耪┢的防控体系研究》，《法制与社会》2011年14期

【网友热议】

高霞：徐玉玉事件侧面凸显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还存在漏洞。该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在于其准大学生的特殊身份，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贫困家庭，其生命的陨落，引起广泛的同情。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所有与之相关的部门能够从这一事件中看到切实的社会管理、公民教育、福利供给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综合措施，不断加以完善。

李欢：电信诈骗、骚扰、推销是信息时代的切肤之痛，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只是有的人警惕性强，置之不理，而有的人因为疏忽，上当受骗。徐玉玉事件，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信息安全，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社交平台痛陈遭遇，要求彻查电信诈骗，肃清通讯环境，这对于信息安全相关措施、政策法规的出台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杨虹磊：电话诈骗案发生后，一些专家总是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诚然，个人防范固然重要，但如果本可以从源头上就堵住电信诈骗，问题就能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因此，单纯的呼吁人们提高警惕来应付日益多变的各类诈骗，这无疑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也会进一步稀释社会信任度。所以，面对屡禁不绝，越来越猖獗的电话诈骗案，需要制定法律，来进行更细致的指导和规约。

李克伟：如果说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高人们警惕心和识骗防骗能力，形成长效机制，可让电话骚扰、电信诈骗无机可乘，那杜绝提供平台载体，斩断依附于电信平台的各种灰色“利益链条”，避免电话骚扰诈骗恣意横行，更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唯有建章立制，依法确立电信企业兜底责任，对电话骚扰诈骗造成的消费者损害，进行违约赔偿或者连带责任先行赔付，甚至依法进行刑事追责，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促动效应，倒逼电信企业提升自律、服务和质量意识，堵住电信运营管理“漏洞”，进而有效防范电信骚扰诈骗愈演愈烈，有效保障人们的正常通讯权利，维护好健康安全有序的通信消费环境。

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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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命题及其在台湾转型中的验证

蒋硕杰经济思想与台湾经济崛起

残疾人庇护性就业模式发展的困境

广州市流动商贩综合治理研究报告

行进中的中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全球防扩散治理机制:功效及其限度

美国的香港政策:理想主义抑或现实主义

地方政府自主性与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政治

基于S市“居站分设”实践的反思

地方政府间合作的类型与影响因素述评

比较公共行政新探:研究趋势与未来议程

当代阶级阶层研究:西方谱系与中国图景

中美智库比较分析:独立性、“旋转门”与发展环境

增长与赤字:中国社保支出补助的政治经济逻辑

聆听国家治理研究的学术足音:王绍光教授访谈录

致力提供优质的城市管理与服务:对话危伟汉先生

全球化链条中的农业突围:在地农业发展的台湾经验

发展型模式:构建广州市发展型社会救助政策的途径

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中西方公共福利负担建构

三种联邦制的重新省视:社会政策和政府间决策

公共领导力提升——中国MPA教育培养方向的新探索

从金融地理到普惠金融——金融排斥研究的一个综述

农村寄宿制小学生生活满意度研究——以H省X县为例

双重管制下节能政策影响央企下属企业的作用机制研究

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社区治理与中国居民幸福感研究

西方文明的容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书评

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福利观解析——评《自由秩序原理》

市场形成的相关思考——兼评《市场的社会逻辑》

我国公共管理硕士(MPA)培养目标再定位的思考与实践

面向网络问政的政府社交媒体运作机制创新研究

环境类中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及归因分析

从传统治理到大数据治理——阅读《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

直面中国城市化道路——阅读《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制度行政可执行问题分析——以龙滩水电站移民工作为例

犯罪与政治信任——基于亚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多层次分析

制度建设中的运动式治理——对运动式治理的再思考

基于生命周期的征地补偿公共治理——以海南省定安县为例

政商关系的缔结、固化与瓦解:乌坎土地抗争中的地方政府自主性与社会力量

媒体信息再现的社会不信任差异研究:以台湾社会发展的系统结构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