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立法的具体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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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环境工程中垃圾处理方法与利用相结合的路径分析

城市环境工程中采取生态工程，实现对垃圾处理及利用整合，生态工程系统中包含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产业化及系统化五个子系统，具体表现如下所述。

2.1城市垃圾减量化

城市垃圾减量化属于城市生态工程实现的关键，指的是从垃圾产生的源头到垃圾最初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采取措施，如在垃圾产生环节、收集环节、清运环节、回收利用及完成处理环节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垃圾实际数量与体积。城市垃圾减量化，其具体措施为：其一，城市生活用能结构向燃气化、电气化发展，降低生活煤炭量，提高燃气普及率，则可以有效降低灰渣等无机垃圾产生量，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研究表明，煤气普及率每增加10%，则可以降低3%垃圾量；其二，限制一次性物品应用。虽然一次性物品能够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但其资源浪费严重，会增加垃圾量，引起环境污染问题，为此，可以通过经济措施及立法措施，限制一次性物品应用；其三，组织净菜入城，净菜销售可以降低5%左右的垃圾产生量，然而其当前销售量及影响范围较小，这与消费习惯及净菜价格较高有关；其四，倡导适度消费，降低浪费；其五，制定并推行垃圾收费制度，依据区域实际，进行地方立法，征收垃圾处置费用，依据科学的计量方法进行落实。社会实践证明，设置垃圾收费制度，能够有效降低垃圾产量；其六，对商品外包装进行限制。包装过度是当下存在的较大问题，很多商品包装成为垃圾，浪费了资源并增加了垃圾量，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鼓励商家进行包装回收再利用。

2.2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

城市垃圾无害化属于垃圾处理的基础性目标之一。针对垃圾，采取技术措施降低垃圾危害性，让其不对环境及人体产生危害。具体措施为：有序控制垃圾流向，从生活垃圾产生环节便采取分类措施，区分进行处理。如针对有害处理，电池、灯管等应尽量采取单独处理方式，针对医院等特殊垃圾，应专门安排处理；开发并推广垃圾清运设备，如采取地下集装箱收集运输等。

2.3城市垃圾资源化及产业化建设

在城市垃圾资源处理中，采取资源化措施是生态工程的重要内涵，为积极主动的垃圾处理方式。城市垃圾可利用性属于垃圾产业化的内在驱动力。然而实现城市垃圾产业化处理其难度较大，需要相关的可行性论证及风险评估。如针对废纸垃圾，可以采取再生造纸技术，对有机物垃圾进行堆肥并生产无机复合肥料，废旧玻璃可以通过清洗加工后重新加工等。

2.4城市垃圾处理与利用应体现系统化

在城市垃圾处理与利用中，整合相关机构，协调其职能，为系统化处理城市垃圾提供保障。结合城市区域状况，科学分析城市垃圾生命周期，依据实际编制出切实可行的垃圾处理计划、处理方案，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管理结构，设置相关监管队伍，切实落实城市垃圾处理与应用，做好宣传教育，树立群众环境保护意识，自觉将垃圾分类，为城市生态工程开展提供支持。

篇2

立法效果评估就是由立法机关专门委员会、有关政府部门、人大代表、社会公众、专家学者等机构和个人对现行立法在实施中的效果进行分析评估，最终形成评估报告报立法机关，然后再由立法机关针对立法缺陷及时加以矫正和弥补。近两年，地方立法机关相继启动立法效果评估工作：2004年，云南省人大常委会选择邮政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条例这3件地方性法规，开展了以“透过实践看得失”为主题的“立法回头看”活动；今年7月，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对两年前制定出台的《福建省青年志愿服务条例》实施情况和社会效果进行全面调查评估；日前，《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立法效果评估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对它的评估工作将持续到年底。以上立法效果评估的启动与实践对推进地方立法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和立法过程的健全完善，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我们知道，立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实施法律，有效地约束和规范社会生活。因此，法律实施的效果是检验一部法律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被公众普遍遵守和认可、法律本身及实施环境是否存在问题的基本标准。我国现行立法制度一直高度重视立法后的检查监督制度，比如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有权对立法提出意见和建议的立法监督制度，以及立法机关经常进行的执法检查制度等等。但它们关注的都是立法后法律实施状况的某一个方面，并不是对某部法律法规从制定到实施各个环节的综合总结评价。通过立法效果评估，全面、系统、客观地掌握法律实施情况，即对法律法规进行系统的立法效果评估，至今还是一个法律空白。据报道，上海市人大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上海共有180多部地方性法规，但一直没有做过立法后评估，成为“以往立法中比较忽略的一块”。如今，立法效果评估的启动将有助于完善立法环节，提高立法质量，填补立法评估制度空白，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次，立法效果评估是促进立法观念转变的一项具体措施。自觉摆正位置，主动查找问题，让执法者和人民群众给立法工作者提意见，从而总结立法工作经验，检验立法工作得失，并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群众观、实践观的认识，强化为民立法、立法为民的思想，这对提高立法工作的针对性、可操作性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事物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任何一部法律法规都不可能天衣无缝一劳永逸，随着立法背景时过境迁和法律实施外部条件不断改变，不少问题与不足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必然会暴露出来。没有法治至上的决心诚意，恐怕是不敢贸然评估的。从此意义讲，以上三地人大的立法效果评估也体现了立法机关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和自我否定的可贵胆识。

再次，立法效果评估以实证调查为基础，可为法律法规的立、改、废提供实践依据。任何时候立法本身都不是目的，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法律，在于使法律符合民意，在于法律法规能够有效地约束和规范社会生活。因此，法律实施的效果是检验一部法律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被公众普遍遵守和认可、法律本身及实施环境是否存在问题的基本标准。而这些情况必须通过“立法后评估”才能够全面、系统、客观地掌握，即立法效果评估能够对诸如法律制度是否合法合理、是否维护了公平正义、是否保障了人权秩序、是否产生了应有效益、是否需要废除抑或继续保留完善之类问题作出回答。立法机关在此基础上对产生偏差者进行纠偏矫正，对出现漏洞者打上“补丁”，对不够周全者进行修订完善，对不合时宜者及时撤销废止，以便有针对性地改进地方立法工作，同时还能够进一步分析取得成效的原因，从而总结出立法工作中带有规律性的成功经验，从而实现依法治国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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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8（a）-0240-01

1 我国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管理法律体系现状

1.1 法律层面

我国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防治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机动车污染问题尚不突出，因此有关的法律规定比较简单。其规定逐步体现在综合性的法律法规中，如《宪法》、《环境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仅规定了环境保护方面原则，未规定具体的关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治理的具体措施。存在着可操作性差的弊端。

在环境治理相关专门性法律中，《大气污染防治法》在其第四章中，以专章的形式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进行了规定，但仅有四条规定，概括笼统。比如规定机动车的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但具体标准为怎样、谁来制定、如何实施、如何管理没有具体规定。再如，《大气污染防治法》规定了鼓励和支持优质燃料油的使用，但具体鼓励的措施及途径没有指明，优质燃料的生产到销售的环节如何约束也没有规范。这样宽泛的规定是无法满足我国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治理实践要求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虽然进步性的以法律的角度规定了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治理的原则性条款，但其简单概括的规定局限了法律可操作性，仅能起到全面指导的作用。

1.2 行政法规层面

在行政法规层面，我国在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方向的全国性行政法规没有系统全面的。在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相的不同方向分别制定了不同的行政法规，比如从机动车报废制度方面、比如在燃油控制方面、比如在新能源机动车等方面分别制定了了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全国性的，在这个位阶上没有一部能系统性全方位规范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在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应该有一部专门性的全国性的行政法规来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进行系统的规定。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机动车保有量的逐年提高，现有的行政法规已不能满足。需要一部行政法规指导具体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管理实践。

1.3 地方立法层面

在我国机动车尾气污染规制环境法体系中，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与政府规章是在实践操作上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部分，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防治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一方面，各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机动车保有量及大气环境状况等实际情况，在上位法（法律及行政法规）的指导原则下，对各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防治制度制定出具有本地域特点的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性规章。为本地区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防治工作提供依据与保障。另一方面，各地方政府可以尝试性的制定一些较前沿方法及科技手段，并不断的总结实施过程中获得的宝贵经验，为国家的立法或是制定全国性的行政法规规章提供经验教训，同时也能为其他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性规章提供参照。

现许多省级地方政府及较大城市地方政府均制定了防治机动车排放污染治理的条例或办法，为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依法治理有办法可依，有依据可循，促进了具体治理的可操作性。但是纷杂的地方性立法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主要表现为在制定程序过程中科学性有所欠缺，有些是调研不够，或是规定不够严谨，造成了水平参差不齐，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因此，对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要加以完善及指导，可以在全国性的行政法规中予以授权规范。目前为止，全国大多数省级行政区域、一些较大城市纷纷制定机动车污染物排管理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综合比较，其规定的基本原则大体相同，但在具体措施、权力分配等问题上稍有不同，订立的标准也不一致。因机动车还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往往注册登记地与经常使用地不一致，这会发生标准不统一造成的此地“合法”、彼地“不合法”的现象，地区的个性化措施及标准在具体实践中还会出现许多问题。

2 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管理进行单独立法的必要性

现有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法律规定多以概括为主，大多比较抽象。许多内容都只是做出了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没有明确各执行部门的权利责任，管理体制范围不明确，体现为多部门管理，造成各个部门沟通不足，管理力度不够。也没有明确规定对违反者的处理方式和方法等。即使有提出相关法律规定的，由于没有配套“实施办法”、“细则”与之形成体系，因此显现出可执行性差等特点。

机动车排放的污染物治理存在的长期性、严峻性和难治理性等特点要求综合、全面、有针对性地防治机动车尾气污染，而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无法实现的。目前我国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治理法律体系中，在法律及行政法规层面上原则性立法过多；为提高我国公众的机动车排放污染治理的意识，从被动到主动的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使人们更重视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的危害性，改变现阶段部门管理不到位，责权分配不清，排放标准低等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在防治机动车尾气污染的众多措施中，建议以《大气污染防治法》为指导，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吸取国外发达国家的治理机动车污染的相关立法经验，构建以专门性，系统性行政法规为主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防治立法体系。我国现阶段，在行政法规层面需要制定一部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防治条例，以完善我国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法律体系，建议应以《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环境保护法》等为依据，以地方性法规等为参考，对《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管理条例》进行具体设计。

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立法是一个系统工程，专门性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立法必不可少，但仅凭一部专门性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立法也不能解决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防治的全部问题，所以，与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防治法相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也是不可或缺的。同时，针对实践情况的日渐变化，还要不断修改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构成一个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相互配合、不断完善相互配合、不断完善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立法体系。

3 结语

随着我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的不断恶化，不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还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我国现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机动车排放污染问题，城市的雾霾天越来越多，人们出行都要带着口罩，晨练也由室外变也了室内。空气环境的恶化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侵蚀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当前形势之严峻需要我们重视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治理的相关法律体系建立，对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进行创新与完善。形成系统的、操作性强的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治理单独立法，关乎着人体健康和生活环境质量的改善。应该将工作做到实处，不能以号召性的、原则性的为主，应细化具体化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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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8-0065-03

一、保安处分的理论蕴含

保安处分的概念，至今没有明确而统一的定论。笔者所能检索到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概念表述主要有：第一类，从适用对象的分类出发，强调保安处分的广义与狭义概念之分――“广义的保安处分，是指作为依靠刑罚以外的处置来补充或代替刑罚的措施，由国家施行的有关犯罪对策的一切处分。广义的保安处分不仅包括对人的保安处分，还包括对物的保安处分。狭义的保安处分，是指使社会摆脱每个犯罪人的危险性而得到安全的处分，是指因此而把这些人隔离、拘禁或者教化改善的国家的处分。狭义的保安处分，仅仅意味着对人的保安处分。”第二类，在概述保安处分的含义时，集中在其相对于刑罚的突出特点上――“保安处分，是国家基于维护法律秩序之必要及满足社会大众之保安需求，对于特定的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行为人，替代或补充刑罚适用的，以矫治、感化、医疗、禁戒等手段进行的具有司法处分性质的各种保安措施的总称。”第三类，对保安处分（偏狭义）适用对象上进行适当的精分――“保安处分，是指国家刑事法律和行政法规所规定的，对实施了危害行为的无责任能力人、限制责任能力人以及其他有相当人身危险性的人所采取的，代替或者补充刑罚而适用的，旨在消除行为者的危险状态、预防犯罪和保卫社会安全的各种治疗、矫正措施的总称。”

保安处分可归纳出如下特征：①制定形式上，保安处分必须由国家通过法律法规具体明确地做出规定，其制度设计应是国家意志的体现。②适用对象上，保安处分具有对象的特定性，主要适用于犯罪人和具有犯罪危险的人，当然更广义的保安处分还适用于特定的与犯罪相关的物。③适用条件上，其核心集中于人身危险性，只有行为人具有犯罪的危险趋向，才能对其处以相应的保安处分；同时人身危险性又具有反复性和可变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保安处分的开始、变更和终止，都应当根据保安处分对象的人身危险性程度而改变，因而保安处分在适用期间上具有灵活性。④制度属性上，保安处分的性质基本可视为是作为刑罚的替代措施或补充措施而存在的，其最突出的目的在于预防，通过对行为人适用保安处分措施，以预防犯罪或者再犯罪。⑤具体措施上，保安处分在其强制性之外，更注重对适用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的预防性矫正，包括矫治、感化、隔离和医疗等具体措施。

二、保安处分之于中国刑罚结构的定位分析

在刑法和一些行政法律中，存在着多种与保安处分性质近似的保安性措施。相较于国外系统化、理论化的保安处分制度，我国的保安性措施欠缺刑法上保安处分所应当具备的条件和特征：①没有被系统、明确地规定在刑法或单行法律中；②主要关注社会危害性，而忽视了对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评估；③不构成与刑罚的直接关联和衔接；④我国的保安性措施缺乏司法化的适用程序，其惩处主要由公安机关进行，在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的体制下极易被滥用。

保安处分制度为何在中国无法在制度配置和司法实践上得以系统化的规范呢？笔者认为应当先从中国的刑罚结构入手进行分析。

（一）中国特色刑罚结构的制度解析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就已明文规定了非刑罚处理方法。当时的刑法理论指出，“非刑罚处理方法不是刑种，不具有刑罚的性质和作用，作为处理案件的一种手段，其主要是刑罚的必要补充。”1997年《刑法》在沿用1979年《刑法》规定的“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而基本奠定了当前我国刑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的核心结构。

刑法第三章第一节“刑罚的种类”指出，主要的刑罚结构可分为三类：主刑、附加刑和非刑罚方式，三者在适用关系上主要是以主刑为核心，以附加刑（和赔偿经济损失）为辅，并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即免予刑事处分者适用包括民事强制处分（赔偿损失），强制教育方法（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司法建议方法（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三类非刑罚性处置措施。

从这三大刑罚种类的区分，我们也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明文规定的刑罚结构上是排斥保安处分制度的配置和适用的，而如前述符合完全意义上保安处分的强制医疗和刑事没收或者刑法修正案新设的禁止令，不是视为诉讼法层面的制度，就是作为刑罚或行刑制度的配套性措施。亦即中国特色的刑罚结构在本质上是力图通过刑罚和非刑罚处理方式所形成的体系来实现治理犯罪的目的。

（二）中国刑事立法新动态的体系化解读

具体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进一步将社区矫正和禁止令作为犯罪治理的重要手段做出规定，这事实上已颇具保安处分的性质，体现了我国为预防和治理犯罪而进行了非常有益的尝试。而201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九）》）第1条即直接将“禁止从事相关职业”作为《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之一纳入规定，并分三款明确规定了职业禁止的适用条件、适用主体和期限与违反的法律后果，进一步扩大了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范围，其实质亦学界谈论的保安处分的刑事法律化。中国刑事立法的新动态为保安处分在中国现有的刑罚结构中的定位探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

保安处分制度融入中国刑罚结构必是一个颠覆突破传统、任重而道远的过程，但毫无疑问也必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是中国刑法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应共同致力和前进的方向。一方面，保安处分事实上从未退出过学界的各种重大讨论，并且其与现代刑法“目的刑”取代“报应刑”的治理观念又是格外契合，刑罚结构开放化、轻缓化，乃至国际化的趋势不可违逆。另一方面，在中国现今刑民互动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等相关制度完全废除的过程正需要更为与时俱进的治理方式与其衔接，对违法行为的处理不仅要着眼于对犯罪行为人的惩戒，更重要的是预防其进一步危害社会并促使其重新融入社会。

（三）保安处分预防机理对中国刑罚结构的意义

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保安处分以专章形式进入刑法典”的建议未被采纳。此后，仍不断有学者提出在刑法典中采用“刑罚――保安处分”双轨制的建议，这或许多少是受到德国刑法的影响。将保安性措施刑事法律化的理由，从法治层面分析，就是使保安性措施的决定权法治化、司法化；从人权保障层面分析，就是要禁止保安性措施的滥用；从实体层面分析，就是要确保保安性措施在设置和适用上合乎法定性、正当性与合比例性；从程序层面分析，就是要实现保安性措施适用的司法化、诉讼化，并为适用对象设立完备的救济程序与途径。

保安处分与刑罚相衔接，不仅可以使刑罚结构更具开放性，还意味着刑罚机制渐趋轻缓化。不同于以往“报应刑”思维下的惩戒犯罪，其更多体现为刑事实证学派所提倡的“目的刑”思维和广义刑事政策概念。

三、保安处分在中国刑事法律化的瓶颈及其解决

（一）当前，通过对保安处分刑事法律化的中国情境分析发现，中国法学界对保安处分刑法化的热度依旧有增无减，实务界更是多能在近几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和（九）中看到诸多借鉴保安处分制度的端倪

1.传统法学对犯罪原因的认识仍在深入发展，从原先对社会危害性的考量发展到对人身危险性的判断。我国刑罚目的中的预防，与保安处分中的预防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2.适用保安处分有其自身的困难――人身危险性的判断过于主观，导致了各国的立法规定过于原则；人身危险性的判断与可控性较差，对人权的保障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当然《刑法修正案（九）》新近规定的“职业禁止”已将该保安性措施的适用主体明确规定为法院，无疑已大有将法官裁量作为保安处分刑事法律化的重要适用主体之势。

3.我国目前诸多保安处分措施在实质上有违人权保障的宪法精神。保安处分直接涉及到适用对象的人身和财产权益。我国的保安性措施在形式合宪性上虽已通过立法的规定实现正当化，但在实质合宪性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除了已废除的劳动教养外，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强制治疗性病、强制戒毒等保安性措施在期限和限制程度上颇近似于短期自由刑。对这类措施在实质的权力分配以及权力行使规制方面缺乏科学设置，必定导致权力的不当使用，甚至出现“被精神病”等荒唐的情形。

4.现有法律对保安处分的规定非常混乱，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尤其像将强制性病和戒毒医疗等直接关系公民人身自由的决定权仍交由行政机关，就明显有违人权保障的原则。另外，刑事法律内对保安处分措施的规定仍存有矛盾之处。如根据刑法的规定，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应归于政府，属于行政权中的治安权；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决定权应归于法院，属于司法权。

5.保安处分面临着公正和效率双重缺失的质疑。

（二）保安处分在中国制度建构的两大层次

1.宏观规范与微观协调。刑事立法宏观规范。中国现行法律中的保安性措施系统性不足，各类保安性措施散见于众多的法律法规甚至行政规章中，故而相关的法律制度之间的有机联系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在其他国家保安处分的具体规定中，主要是依据行为人的个人情况和人身危险性程度，从预防再犯可能的作用出发进行分类整合。我国将来的刑事立法也可以考虑对保安处分进行全面的刑事法律化，并在刑法典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基础上，对保安处分的具体制度和适用条件及程序进行专章宏观规定。

中国目前实际上也存在着颇具突破性的立法尝试，比如尚处于起草阶段的法律提案――《违法行为矫治法》，用以替代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规定。当然，这一名称多少有些名不副实，首先矫治的对象不应当是行为而是人，其次只有经常性的违法行为人才有进行强制矫治的必要性，而规范上过于笼统仍有待讨论和修正。

单行法律微观协调在相关配套制度方面仍有待建立健全，也应当考虑通过单行法律对部分实践中较为普遍的保安性措施进行先期规范。如2008年6月我国首部《禁毒法》正式实施，其第四章即专门规定了戒毒措施，包括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康复等四种戒毒措施。

2.特别预防与一般预防。从保安处分预防犯罪的不同形式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保安处分在中国的适用还应当考虑其预防的两个渐进性的层面。保安处分措施实际上还有两大分类：其一是适用对象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或刑事违法，为预防适用对象再次犯罪或再次实施严重违法行为而设置的保安性措施；其二是适用对象的违法行为虽未构成犯罪或刑事违法，但为预防其实施犯罪或者实施严重刑事违法行为而设置的保安性措施。学界一般也称前者为特别预防，后者为一般预防。保安处分措施的刑事法律化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既要注重该措施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又要注重与我国的法制和社会实际结合的可行性。第一类保安性措施在刑法化时，与其他法律法规的关联程度较小，在理念上也易于为民众所接受，作为刑罚之外附带性的保安性措施，其主要目的显而易见，是为预防行为人再次犯罪设置的一道防线，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可以考虑优先在刑法修正案，如禁止令的制度设计和单行法律中进行规范化、体系化建构。而第二类保安性措施的刑法化，会涉及到其他法律法规，乃至与其发生冲突，引发国家权力不当、侵害公民自由等一系列问题。考虑到当前民众的刑法观念和现行的刑事政策，应重点增加第一类的保安性措施，待到日后时机成熟，再逐步增设第二类保安性措施。

综上所述，保安处分具有与刑罚相辅相成的巨大优势，应当纳入我国的刑事制裁体系，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矫正违法犯罪分子和维护社会治安。我们将来的刑事立法可通过制定单行刑法或在刑法典中专章规定，包括禁止令和强制医疗等现有制度在内的保安处分制度，将更多具有现实作用的保安性措施纳入该制度体系中，同时也要充分借鉴国外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形成刑罚与保安处分并存的二元化刑法结构体系。

参考文献：

[1]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M].第三版.顾肖荣，郑树周，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2004：464.

[2]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441，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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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

财产权要求主体明确，即便是共有，也要求要有明确的主体。主体不明确，直接导致法律关系模糊，权利责任不清，造成剪不断理还乱的混乱局面。比如“农村集体”这个概念，“农村集体”由谁来行使权利?是村委会还是本村农民整体?现实的做法是由村委会代表“农村集体”行使主体权利，但很少承担责任。这样的机制直接导致在城镇化进程中，本应作为农民的既得利益，却被乡、镇、村组织侵占。我国农村集体所有权主体的不明确，是立法上的缺失和法律解释的模糊是造成的。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不完整

土地权益作为物权的一种，享有绝对权力的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两种，而广大农民和市民只享有土地权益中的用益物权，而没有处分权。即用益物权人对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等。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的不完整，直接导致集体土地流转机制不畅通。作为财产权的一种，没有处分权的物权直接导致财产性收入偏低，这也是城乡二元制体制带来的弊端。

(三)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不完备

现行法律体系框架下，国家作为土地征收唯一权利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征地权力过于集中，征地目的过于宽泛，征地程序不够严谨，征地范围过于宽松，征地监督缺乏机制，特别是征收补偿标准没有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适时调整，标准明显偏低，加之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工作不到位，导致社会矛盾累积甚至激化，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特定个人为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做出了牺牲，就应该给予他们公平合理的补偿。在我国，土地征收补偿仅仅按土地生产性收益对被征地农民进行经济补偿，是一种不完全补偿，明显有失公平，这是直接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不严谨

我国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有限，农村土地中耕地面积已经不能再触及底线，城市建设用地越来越少，而地方各级政府出于对GDP的片面追求，屡屡超常规征用土地，甚至是耕地，造成土地流失严重。土地大部分被开发成房地产和工业园，造成GDP增长结构问题和“土地财政”依赖两个难题。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分散的宅基地管理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相背道而驰，且农村宅基地房由于没有完全产权而不能自由转让，这也是直接导致农民财产性收入缺少渠道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不配套

土地流转即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指农户在保留承租权的前提下将土地权益中的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民或经济组织，从中收取适当流转费用而实现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一种契约。目前，我国农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农村家庭有效劳动力减少，大量土地闲置甚至抛荒，加之闲置的未利用建设用地，造成土地利用率较低。针对上述问题，如何建立一套土地科学管理，合理使用的法律机制，解决土地权益调整相关问题，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为新型城镇化进程扫清障碍已经迫在眉睫。

二、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原则

“有效益的增长、有质量的城镇化、有节奏的改革”预计将成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三条关键线索;则有望成为连接这三条线索的重要切入点。历史经验表明，有什么样的土地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也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城镇化模式。［2］我们有理由相信，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土地权益调整应由法律手段主导，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土地权益关系需要确立基本原则。

(一)土地权益法定原则

土地权益应该由法律明文规定。我国立法中应规定与土地相关的各种所有权及其权益，特别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其权益。这是运用法律对土地权益进行调整的基础和首要原则。

(二)土地权益共享原则

该原则是指对土地权益收益的分配应当综合考虑国家、集体、个人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实现收益的普遍与合理分享，这也是法律公平公正价值的体现。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土地作为推动这一进程的重要因素，确立土地权益共同分享的原则意义重大。

三、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方法

土地权益法律关系是指市场主体之间对土地及土地权益的实现与分配在法律层面的各种关系之总和。现行调整土地权益的主要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中的土地相关规定。从法律层面来讲，对于土地权益调整有民事、行政、经济、刑事等方法。

(一)土地权益之民法调整

民法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针对的是平等主体。土地权益本身是一种财产权，民法调整土地权益主要是通过确认财产权来保护土地权益主体的。但由于土地权益各主体地位的不对等，特别是个人土地权益的不完整性，导致民法调整土地权益能力有限。

(二)土地权益之行政法调整

行政法律关系围绕行政职权行使过程展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容易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和造成相同案件，不同裁量的不公平现象。而抽象行政行为要先经行政复议才可诉讼的制度设计，为行政相对人维护权益增加了难度。比如土地征收补偿标准，非经国家立法调整，其标准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很明显，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而行政法调整土地权益只能是一种通过限制公权而保护私权的一种土地权益保护方法。

(三)土地权益之刑法调整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刑法调整土地权益法律关系只针对土地相关犯罪行为，体现在打击土地相关犯罪上，从某种角度讲，刑事方法是一种事后惩戒的土地权益保护方法。

(四)土地权益之经济法调整

经济法强调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注重经济权益的保护和经济利益的总体平衡。事实上，土地权益关系的核心就是收益权，即土地权利主体对土地产生的利益参与分配并受益的权利。由于土地是我国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本生活保障，且流转途径有限，加之农村社会保障功能的覆盖面不足，导致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度过高，已经严重影响到土地有序流转，进而影响新型城镇化进程。如何在土地流转和土地权益保护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也就是国家在协调土地流转过程中如何宏观调控以及制定好相关保障机制，为深化扫清障碍。综上所述，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是一个系统工程，要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各部门要尽职尽责，特别是土地执法部门，要管好土地，依法管地。在立法技术、执法过程和法律监督各环节创新机制，确保土地权益在法律层面的全面调整。

四、完善土地权益之法律调整相关措施

时至今日，距离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已经30多年了，城乡差距正在逐渐拉大，为了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农民与城市居民权利平等，对城乡二元体制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都是必需的。在十召开以后，首要的、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体制改革无疑是城乡一体化的改革，其中包括城镇化的推行、土地确权、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户籍一元化等等改革与发展措施。这是关系到“以人为本”原则得以贯彻的大事，也是确保农民分享包括土地权益在内的改革红利的大事。

(一)完善土地确权，加强土地管理

调整土地权益，必须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权益:首先在立法层面，要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归属，给权要给的完整，确权要确的及时。不完整的财产权在对抗第三方时终会显得苍白无力，不完整的财产权在享受权益时也会大打折扣。其次尽快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证证书制度，由国家正式进行确权，用制度的落实弥补法律的模糊，让农民亲自掌控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第三方以任何形式侵占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具体措施如下:1．借全国经济普查之机，搞清土地现状，为土地立法提供数据支撑;2．确认发放农村房屋房产证和宅基地使用权证，为农村房产流通扫清障碍，开通农民财产性收入主渠道。3．确认发放农村土地(承包地，自留地，林地，山地，滩地等)使用权证，为土地有序流转铺平道路。

(二)调控土地流转方向，实现土地有序流转

土地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调控土地在一二级市场的流转方向，遵循土地利用的社会利益本位，实现土地有序流转，其意义不言而喻。遵照契约精神，按照合同原则，鼓励农民有序流转土地权利，集中优势发展各类专业大户或农村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规模化经营，真正做到农地农用，有序流转。具体措施如下:1．优先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生产专业大户提供用地，确保农地农用。2．倡导农产品深加工公司加农户的集约化生产模式，努力提高农业生产附加值，提高农民收入。3．国家有计划对农村专业大户和农村专业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和税费减免，甚至是财政补贴，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

(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确保土地合理使用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逐渐显现:国家与集体土地所有权与个人土地权益之间的矛盾;国家对土地宏观调控与地方财政对土地依赖之间的矛盾;土地资源有限与土地资源浪费之间的矛盾;城乡差距拉大与共享改革成果之间的矛盾。通过法律对土地权益的配置与调控，削弱政府对土地利用与收益的权力，赋予个人更多土地权益，优化产业结构，丰富经济发展模式，集约化用地，提高土地使用率，在符合国家土地宏观调控目标的基础上，合理使用土地，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享有土地带来的更多财产性收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果。具体措施如下:1．土地管理部门应注重宏观调控，重点控制用地方向，减少审批环节，间接提高用地效率。2．土地管理部门应注重事后监管，严厉打击圈地行为和不按审批用地性质用地行为，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让土地不法者产生敬畏，不敢违法用地。

(四)调整土地收益分配，切实做到权益共享

十报告提出，“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怎样提高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让农村土地权益最大化，是的重要内容。当上述措施都还不足以保障这一目标实现时，就只有运用税收这一宏观经济调节杠杆来调整土地权益分配。具体措施如下:1．针对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将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之外，那么在利益分配的最后环节可创设土地增值收益补偿税来保障农民土地权益。2．开征房产税，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以此来反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

(五)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淡化土地养老模式

我国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模式单一，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和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越来越弱。失地农民怎样养老?他们为国民经济发展付出了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土地，理应由国家统筹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体制一并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农村土地流转机制要想加快，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引导农民积极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至2009年试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来，截至2013年3月底，全国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达到4．86亿人，其中领取养老金的老年居民达到1．33亿人，有12个省整合新农保和城居保，制定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有13个省级和1572个县级行政区提高了基础养老金标准，全国月人均养老金水平78．6元，基金累计结余2504亿元，其中个人账户基金累计结余2200亿元。［3］就目前而言，规范农村养老保险金相关的运行机制，最大程度的保障老年农民的利益，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保障社会和谐所必须做到的。具体措施如下:1．降低个人缴存比例，努力提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率。2．逐步统一城镇养老保险和农村养老保险，为经济二元制破冰探索可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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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工业文明的特点主要是掠夺和征服自然，带来严重的损害和破坏。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高人类对人地关系的反馈感知，并积极寻求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此外，建设生态文明可以促进整个社会更多地关注环境质量，为共同努力发展低碳经济奠定思想基础。

(二)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升低碳经济资本效率

发展生态文明不仅反映人们关注环境建设及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也主张多样化资源的发展性存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使用。对于一种资源，低碳经济资本投资也应该是有效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建设生态文明，有利于有关部门和企业加强节约意识，最终促进低碳经济的资本利用效率增长。

(三)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提高低碳经济的竞争力

通过发展生态文明综合战略，注重技术创新将转型为关注绿色因子。一直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引进技术，导致积极有效的竞争力减弱和环境保护趋于不利。结合中央政府的自主创新战略，目前我们需要大力开展低碳技术的自主研究和开发。只有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中国才能增大低碳经济竞争力的潜力。

(四)建设生态文明可以唤起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为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不仅是企业，金融机构也应遵循市场规律，它的职责同样应当是建设生态文明。除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外，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应当考虑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它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要实现一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环境责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企业需要增加在低碳经济上的投资，显然金融机构应加大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二、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建议

发展中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相关部门整合资源，协调工作，如共同制定开发计划，宣传教育的政策措施和系统安全方案等。此外，积极协调软件和硬件的建设对实现生态文明的快速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

(一)编制《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和《实施方案》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生态水平对中国的文明建设是必要的，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规划和更详细的实施方案的实施是加强巩固生态文明的根本。因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组织编写《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规划纲要》和《实施方案》。

(二)充分利用媒体的大众传播功能加强生态文明观宣传

作为社会舆论的引导，媒体需要把普及生态知识、推广生态文化为己任，成为传播生态文明观的主流平台。首先，媒体需要与环保部门合作，他们可以成立通信联合会议。第二，媒体应当积极宣传生态文明建设意义，主要思路和实施步骤，以及达到生态文明基本要求的多种途径。第三，媒体需要扮演生态文明建设信息交换媒介的角色。媒体应该传达政府对建设生态文明的决策和部署，并同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馈广大人民的建议。

(三)充分利用社会科学学术组织探讨和研发的能力

生态文明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应该开展生态文明研究。我们建议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量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探讨，并和相关的学术机构积极组织生态文明问题的学术研究。当实施生态文明获得一定成就后，要逐步推广生态文明的成果，鼓励相关机构———学校，企业和社区能够采纳这些成果，这样他们可以起到引导各级管理人员的决策行为，培养大众生态意识的作用。

(四)建立政府企业合作平台

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企业合作，还要由政府部门引导。其他社会力量缺乏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而政府部门则具备这个独特的优势，因此政府部门必然需肩负建设生态文明的历史任务。作为国民经济的微观结构，企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一分子，尽管要追求利润，但在社会责任的驱动下，企业要与政府部门联合担负起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任务。我们提出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平台，使其在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杠杆的作用。

(五)建立生态文明绿色技术支撑体系

绿色技术着重介绍环境因素，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实现环境保护，实现企业价值。没有绿色技术的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不可能产生理想的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建立绿色技术支撑体系下的生态文明，如绿色科技人才系统，投资体系，研发体系，市场体系和资本制度等等。

(六)建立绿色金融服务体系

资本的支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前提。然而，虽然绿色金融的概念已经被引入中国，目前的绿色金融服务产品建设仍在起步阶段，要达到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相应的金融服务力度仍旧严重不足。为了提高生态文明的资金支持，要建立绿色金融服务系统，包括绿色信贷项目风险识别与评估系统，分散、发行证券和绿色技术支持的制导系统;绿色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机构则主要针对绿色节能产业等。

(七)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我们建议将生态文明指标纳入绩效评估系统，根据政府部门的特点，评价他们对生态文明的贡献。评估体系包括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发展生态经济，实施生态建设工程具体措施和工作成果等等。要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建立实施惩罚政府部门的严重失职行为的制度，并要奖励那些做出了突出贡献的部门。总之，建立生态文明指标性能评价系统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必要的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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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速裁是各基层人民法院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累对简易程序进行的探索与改革，并在实施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出台，小额诉讼合法化的身份得到确立。在民事速裁未能法律化的情况下，其地位愈发显得尴尬。但其自发性、非外来移植性的特点又注定了民事速裁这一制度必将长期存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在此情况下，厘清民事速裁与小额诉讼之间的关系，从法律上明确二者之间的立法模式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在不考虑小额诉讼情形下民事速裁的立法模式

在不考虑小额诉讼的情况下，关于民事速裁立法的路径选择，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作为简易程序的再简化或是特殊的简易程序，属于简易程序的范畴；二是作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之外独立的程序；三是认为不应将民事速裁作为一种程序来确立，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注重效率的理念，贯穿于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之中，无论是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一审程序、二审程序，都应当贯穿这种理念，提高审判效率，维护司法权威。①目前我国民事速裁的实践整体上未突破简易程序的框架，实务界对这种现状大都持批评及否定的态度，总体而言独立构建民事速裁程序是目前实务界呼声较高的一种立法选择，也有学者持类似的观点。

在考虑小额诉讼情形下民事速裁的立法模式

在考虑小额诉讼的情况下，民事速裁的立法模式如何选择就必须将其与小额诉讼的关系考虑进去才比较客观全面。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出台，小额诉讼在我国的合法化已成定局。由于改革决策者在改革之初和改革的过程中未就这场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定位、改革效果、具体措施等原则性、根本性问题明确下来，导致在改革的不同阶段为了适应不同的需要而出台一些应急性措施，小额诉讼和民事速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实践中的小额诉讼和民事速裁无论是从称谓上来看，还是从法律基础、价值取向、制度功能等方面来看，都具有趋同性的特点。这种小额诉讼和民事速裁并存的客观现状要求我们在考虑民事速裁立法模式的问题时不能回避其与小额诉讼之间的关系。设计出能使民事速裁和小额诉讼兼容且能够最大程度发挥二者制度价值的立法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体而言，小额诉讼与民事速裁之间大概有如下四种立法模式可以选择。

民事速裁被小额诉讼吸收兼并，变身为小额速裁程序。这一模式具有较大可行性但也存在明显弊端。由于我国司法改革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小额诉讼和民事速裁一直都具有高度的融合性和趋同性，这种模式推行起来应该阻力是最小的，也比较切实可行，但最大的弊端在于，民事速裁本身的价值被抹杀了。我国的民事速裁应用范围有限，基本是没有脱离简易程序的框架，因此其被小额诉讼吸收后最大的遗憾是制度上的自我否定，已积累的丰富经验也许会付之东流，或者因不能很好地整合到新制度框架内而变得无用武之地。但从国外民事速裁的应用情况来看，其基本类型既包括普通程序“速裁审”、简易程序“速裁审”，又包括特别程序“速裁审”、小额诉讼“速裁审”。②以德国为例，德国立法者已通过多次法律修订，将“速裁性”规定渗透到了诉讼程序的每一个相关角落，而并非仅依靠某一项或几项具体措施来实现目标；③而法国在民事诉讼程序立法上采用了“分散性简易与速裁程序性规定”和“集中性‘紧急审理裁定’程序规定”并行的立法体例及其法律规定模式；④美国的民事速裁程序制度分为分散性和集中性两类，其种类繁多、立法具有较强的技术性、速裁程序结果均具有既判力。⑤可见，与我国相比，国外的民事速裁制度具有更广阔的内涵和更丰富的制度内容。我国现阶段的民事速裁虽与国外较成熟的制度模式有不小的差距，但如果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合理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完全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而若将其并入小额诉讼中，民事速裁作为一项制度的独立地位完全丧失，其自身的发展和优化也无从谈起。

小额诉讼被民事速裁吸收兼并，变身为民事速裁程序。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很小。目前《民诉法修正案（草案）》已明确确立小额诉讼，虽然还存在着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立法者赋予小额诉讼合法地位已成大势所趋。如果此时还会出现民事速裁吸收小额诉讼的情形，实际上意味着立法者从制度上对自己全盘否定，这种做法不符合基本逻辑和常识，可行性很小。

民事速裁成为与小额诉讼并列的独立程序。即在目前确立小额诉讼的前提下，依然保留民事速裁，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值得商榷。理由如下：第一，小额诉讼与民事速裁在实践中具有趋同性和融合性，两种制度在实践中难以作出根本区分。在已规定小额诉讼的基础上再规定民事速裁，在制度上未免有重复建设之嫌；第二，民事速裁是否具有独立的制度价值，目前仍存在许多分歧。实务界一直不乏独立构建民事速裁程序的呼声，但笔者认为这些呼声都不是民事速裁具有独立制度价值的真正原因。

首先是不少人在立法模式上总是“言必称独立”，仿佛只有独创一个新的制度，简易程序的改革才有希望，这种脱离本国国情、崇洋的心态尤其值得批判；其次是这种呼声反映了一些人希望民事速裁能够摆脱简易程序限制的主张。因为这些人认为民事速裁在简易程序的框架下依然要受到正式审判程序的诸多束缚，独立出去反而更有利于速裁特点的充分发挥，但目前并没有实证数据证明民事速裁独立能够发挥更大的优势；再次是因为受小额诉讼独立构建惯性思维影响的缘故。国外典型的小额诉讼立法模式多采取独立于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的模式，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多持认可态度。且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先后颁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纲要（2004～2008）》和《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纲要（2009～2013）》一直力推建设简易民事速裁程序，小额诉讼和前些年相比不太受到重视，民事速裁似乎成了小额诉讼的替代品。在此情况下，人们习惯性地沿袭了以往小额诉讼独立构建的思路，认为民事速裁也应当独立构建为宜。从以上分析可知，构建与小额诉讼相并列的独立的民事速裁程序，其实并没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加以支持，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并非一种理性的明智选择。

在简易程序的框架下构建起小额诉讼制度，同时重塑民事速裁。效仿德国采取简易程序再简化的形式构建小额诉讼，同时民事速裁作为一种推进民事诉讼高效运作的措施广泛应用在民事诉讼的所有程序中，这一模式较为合理也更切实可行。首先，小额诉讼独立构建已是大势所趋，但目前其法律定位是模糊不清的，到底算不算独立构建，至少从草案的现行规定上无法分辨。在此情况下，我国小额诉讼的立法模式可选择效仿德国，在不突破简易程序的框架下对其进行程序简化的再改造。因为相似的制度背景使德国模式对我国而言更具借鉴意义，且这一做法的制度成本是最小的。⑥当然，小额诉讼程序最理想的立法模式应该是独立建构。如果将来立法对此予以明确的话当然最好，如若不然以效仿德国采取简易程序再简化的形式构建小额诉讼也是可采用的权宜之计。其次，民事速裁目前还没有合法地位，但法院系统基于解决积案、提高诉讼效率的自身需求在大量地使用，且仍未能脱离简易程序的框架，这使得民事速裁通过快速裁判来推动民事诉讼进程的特点远未发挥出来。因此，我国应合理借鉴国外关于民事速裁的有益经验，将民事速裁的应用扩大到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特别程序的所有类型中，让“速裁性”规定渗透到民事诉讼程序的每一个步骤，从整体上全面提高民事诉讼效率。

总之，我国的司法便利化改革是在法制现代化尚未建成的情况下开展的，是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内容之一，这是我国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因此这场改革不仅要强调民事诉讼程序的简化、便利，更应关注改革形式的合法性，这一点似乎更为重要也更容易被忽视。尽快从法律角度确立民事速裁与小额诉讼之间的立法模式，赋予民事速裁应有的合法地位，这才是对司法便利化改革合法性质疑的最好回应。

（作者单位：广东惠州学院政法系；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学科共建项目“社会组织在多元解纷机制建设中的功能整合研究―以广东创新社会管理为视角”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D11XZZ04）

注释

①程婧：《我国民事速裁程序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9年。

②廖中洪：“‘民事速裁’：类型、特征、与设置原理研究”，《现代法学》，2011年第1期，第 134～135页。

③程林：“德国的民事速裁程序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35页。

④廖中洪：“法国民事速裁程序及其基本理论思想”，《法治研究》，2010年第7期，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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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程管理；重要性；措施；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工程建设项目纷纷上马，但是，施工进度、工程质量和项目成本决定着工程项目是否能够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粟永辉在《建筑工程管理中的“三控制”分析》一文中提出：“建筑工程管理是应用科学中的一种，是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手段，而作为建筑工程管理实施过程根本出发点和重要手段的三控制，即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和成本控制，越来越被行业人士看作是提高施工效率、保证工程质量、降低项目成本的核心管理思想”。因此，工程管理应用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工程管理重要性分析

随着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大量采用，工程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工程管理的应用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与相对传统的工程管理相比较，现阶段的工程管理更加趋向于工程管理的标准化、科学化和信息化，同时对工程管理有效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设部2003 年颁布的 《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企业的指导意见》对工程管理的重要性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是国际通行的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积极推行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理，是深化我国工程建设项目组织实施方式改革，提高工程建设管理水平，保证工程质量和投资效益，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重要措施；是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企业调整经营结构，增强综合实力，加快与国际工程承包和管理方式接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新形势的必然要求；是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积极开拓国际承包市场，带动我国技术、机电设备及工程材料的出口，促进劳务输出，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2 加强工程管理的重要措施

随着建设工程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工程管理应用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进行工程管理，有必要从分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充分发挥全体员工的主观能动性。在工程管理应用中，进一步加强对施工质量的管理和控制，加大对施工进度的管理力度，加强对工程成本的管理和控制。并且要能够迅速发现在施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建立健全工程管理法律法规及各种管理实施细则，制定出一整套较为完善的工程管理体系和管理工具，用于指导工程建设的整个过程，客观地估工程建设质量记录，进一步提升工程管理水平。

2.1 加快立法进程，使工程管理管理实现有法可依。加快立法进程，使工程管理管理实现有法可依是我国工程管理应用科学、健康发展的首要措施。我国的工程管理应用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和不足，严重制约着工程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工程管理的无序状态是主要原因，不能实现有法可依制约着我国工程管理水平的提高。我国的立法机关应当加快工程总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对工程管理的市场准入、管理标准、工程建设资质、工程人员管理、工程市场的管理、工程承包公司等方面的运作方式进行规范，使工程管理做到有法可依。并且，要建立健全工程管理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工程市场和工程建设行为。

2.2 进行管理技术创新，为工程管理的科学应用提供技术支撑。进行管理技术创新，为工程管理的科学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是我国工程管理应用科学、健康发展的第二个措施。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工程管理能否上水平。由于工程管理方面新技术的采用，决定着我国工程管理如果能够上水平。就必须提高自动化控制程度，运用工程管理集成系统进行工程管理成为必须。

2.3 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是我国工程管理应用科学、健康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措施。不能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是造成我国工程管理混乱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工程管理才会在应用上产生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工程管理各部门之间不能够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互相扯皮，互相牵制，职责不清问题经常出现。所以，必须以过程控制为手段、以计划为基础、以业务流程为主线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促进工程管理的全面顺利进行。

3 总之，我国的工程管理由于在应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制约着我国工程管理水平的提高，致使工程管理水平低下。只要我们正视我国工程管理的实际情况，加快工程管理立法进程，进行管理技术创新，为工程管理的科学应用提供技术支撑，构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管理体系，大胆创新，迎头赶上，我国的工程管理一定会走出国门，达到或接近世界工程管理的先进水平。

参考文献

[1] 粟永辉.建筑工程管理中的“三控制”分析[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0.

[2] 杨昌明.浅谈工程管理的新理念[J].山西建筑,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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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以及电力企业制度变革逐步深入的背景下，电力企业的法治化建设日益面临着挑战，依法治企已成为全社会对电力企业的一个更高标准和要求，企业只在适应这一迫切形势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已。电力企业面对复杂的外在法治环境和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科学发展的新任务和新要求，依法治企面临诸多新困难和新挑战，迫切需要探索依法治企的新思路、新方法，创新依法治企的工作体制和机制。

1 依法治企的重要性

一般来讲，依法治企，就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来治理企业，使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

（1）依法治企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企业只有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才能得到国家、社会的认可和支持。目前，我国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电力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单位，必然要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之下，在国家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生产经营。电力企业自觉遵纪守法是企业不可推卸的义务，也是一个法治社会对电力企业的基本要求。（2）依法治企是继续推进电力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电力企业改革越来越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进行调整，如政府与企业之间建立起“资产信托”关系，设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管理行为，不断提高企业管理水平。这些都需要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需要依法治企工作的同步推进。（3）依法治企是电力企业加强管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前提条件；企业管理是一个涉及企业各个部门、各个流程和各个员工的体系，这些企业管理任务的完成，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和行为准则，必然适用于企业的每一项管理活动中，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必然是相关法律法规在企业的具体细化和体现。

2 推进依法治企的具体措施

2.1 更新理念，固化依法治企核心价值观

法律是保证电力企业参与正常市场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经济活动和争议解决最主要的依据。法治化是实现企业决策科学化的根本保障，不推行依法治企，企业决策不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定程序，就很难确保企业决策的正确可行。电力企业需要更新理念，把依法治企放在企业的全局高度来考虑，贯穿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融入企业的规划与发展的战略理念里。

2.2 优化环境拓展依法治企内外空间

随着国家法治建设不断向纵深推进，近年来立法方面的完善尤显突出。在顺应立法大势的前提下，电力企业要参与、配合、研究与自身发展关系密切的法律动态与相关问题，积极参加国家电力立法，推进其他涉电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从省乃至市县的层面寻求更多法律和制度以解决电网科学发展中的难题。加强与司法部门的沟通和交流，使其更了解电力生产经营的特点以及面临的难点，能够更加准确处理相关案件。对电力企业电网建设施工受阻、电费被拖欠、电力设施遭到破坏、违章用电影响电力安全运行等事件，电力企业应主动联系司法机关，善于用诉讼等方式保障合法利益。协助行政执法。电力企业还要重视社会新闻媒体、公众行风评议、民间舆情组织等对于生产经营问题的介入和监督，既要对电力企业生产经营中某些行为可能受到合法性社会质疑进行预控和化解，也要加大普法的社会化。通过拓展普法宣传范围、改进宣传方式，正面宣传涉电法律法规，消除公众法律认识误区，加强公众的守法意识，减少针对电力保护方面的违法行为，优化内部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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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当明确立法是为了更好地为发展提供规范依据和服务，是为了确保发展能够顺利进行。针对跟网络有联系的部分，我们可以将其归到传统的法律范围内，并尽量通过修订或完善传统法律来解决实际的问题。如果一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才能解决，我们再实施新法律的制定也不迟。并且新法律必须具备良好的开放性，能够随时应对新问题的发生。

2.要重视适度干预手段的运用。

为了促使法律可以跟社会的现实需求相适应，我们应当积极改变那些落后的调整方式，将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重点转移到为建设并完善网络信息化服务，争取为网络信息的安全发展扫清障碍，从而通过规范发展来确保发展，并以确保发展来推动发展，构建良好的社会环境以促进我国网络信息化的健康发展，形成一个跟网络信息安全的实际需求高度符合的法治文化环境。

3.要充分考虑立法应当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

在立法的具体环节，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消极性法律制定出来将造成的后果，还应当充分考虑积极性法律附带的法律后果。因此，我们不仅要制定出管理性质的法律制度，还要制定出能够促进网络信息产业及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并涉及一些必要的、能够积极推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二、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及时更新我国网络信息的立法观念

当下，一些发展中国家及大多数发达国家正主动参与制定网络信息化的国际规则，尤其是电子商务的立法，这些国家的参与热情最高，欧盟、美国及日本正在想方设法将自己制定的立法草案发展成为全球网络信息立法的范本，其他国家也在加强对立法发言权的争取，于是国际电子商务规则的统一出台是我们指日可待的事情。从这一紧张且迫切的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在实施网络信息化立法时应当要适度超前我国实际的网络信息化发展进程，及时更新我国网络信息的立法观念，勇于吸取发达国家先进的立法经验，加快建设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速度，尽快将国内的网络信息化立法完善。与此同时，我国也应当积极争取在制定国际网络信息化规则时享有更多的发言权，切实将中国的利益维护好。

（二）加强研究我国网络信息的立法理论

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国人在从事我国网络信息化的理论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为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必要的理论依据。然而，这些研究工作并不具备必要的组织及协调，在力度和深度上都远远不够，至今也没有得出实际的法律草案，根本无法跟立法的需求相符。为了配合法律制度的完善，我们需要更加系统、更加深入地研究立法理论。具体地，我们要做好两个主要的工作：其一，建议我国的一些相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成立专门的学术研讨会，针对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政策进行研究，掀起我国研究立法理论的热潮，积极推动网络信息立法的实现。其二，积极研究国外的网络信息立法，借鉴其中较先进的法律体系及经验，同时要处理好网络信息安全立法跟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

（三）积极移植国外先进的网络信息法规

跟中国相比，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更早进行网络信息立法的研究和实践，并已经制定出很多保护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个别发达国家甚至已经构建了完善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体系。所以，我们应提高对国外新的信息立法的关注度，争取把握好他们发展网络信息立法的趋势。但是，对于国外已经完善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我们并不能照搬，而是要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基础，勇于借鉴它们先进的立法成果，致力于使我们制定出的法律制度跟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相符，从而真正提高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速度，提升我们的立法质量。

（四）完善网络信息法制建设的反馈机制

在制定并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全过程中，我们坚决不能忽视反馈。反馈能够确保我们顺利实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并为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积极的参考依据。然而长时间以来，我国并没有建立健全网络信息安全立法的反馈渠道，从提出需求、编制条文到执行法规、监督法规，几乎都是立法领域的主管机构在负责，这种管理方式自上而下，将法规的执行者摆在了被动的地位上，没有跟法规的制定者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沟通关系，对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可行性、科学性等有极大的消极影响。所以，我们应当建立起通畅的网络信息立法反馈渠道，构建完善的安全法律制度反馈机制，进一步明确各执法部门的反馈职能，全面收集运行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相关信息，确保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立法是科学的、现实的，促使法律制度在运行时能够达到一个良好的动态平衡状态。

（五）健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

网络信息化最重要的保障就是网络信息安全的基本法，因此我们应当尽快制定出这一基本法，加快健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体系。中国至今仍不具备网络信息安全的基本法，这对建设及完善我国的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有很大的制约作用。随着网络信息化在中国的快速发展，社会发展及国民经济当中信息网络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作用也愈加关键，一旦网络瘫痪、数据丢失，人民的财产安全及社会的稳定都将遭受无可估量的巨大损失。也就是说加强保障我国网络信息的安全已经发展成为最重要的网络信息化工作之一。目前，网络安全事故造成的经济影响及社会影响正在逐渐加大，一旦事故发生，受到影响的将是数以千百万计的国人，我们将要遭受的经济损失将是几百上千亿。因此，我们更要进一步健全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体系，切实维护信息网络的数据安全、物理安全，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人头，加强对安全管理的改革，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来严厉打击利用信息网络及针对信息网络实施的刑事犯罪。

（六）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执行重点

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执行重点应当体现在管理体制、网络信任、信息保护、等级保护、研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应急处理、人才培养、监控体系以及应用推广网络信息安全标准、信息安全意识等各个方面。在实践这一系列重点措施的过程中，我们应特别加强对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效率的提高。在信息网络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拥有的积极作用不仅仅是滞后和适应，还应当充分体现为技术发展的前瞻性及主动规范性。网络信息安全的法律制度必须是能够促进网络信息技术发展进步的，于是我们务必要提升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效率，在法律制度的创设阶段要科学借鉴主流的技术中立思想，重视法律对特殊技术要求的符合程度，超前为发展技术和完善技术留下一定的空间，提高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的社会适应性。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我们应当加强研究国外先进的立法模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借鉴其中有益自身发展的成分，有效解决法律制度跟技术之间存在的矛盾，积极鼓励创新技术，大力开发自主知识产权，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技术指标体系，提高法律制度的规范效率。换言之，在完善我国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时，我们不仅要遵循现有的法律体系，也要敢于跳出现行的立法理念，只要是跟现行的法律体系内容不符，我们就要将其突破；我们反对动辄立法，因为一些法律条文我们完全可以自行解释、执行。在创制网络信息安全法律时，我们不仅要重视制定管理性质的规范，也要颁布实施能够促进网络信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并积极引导从业单位自律；积极防止对网络信息传播有害的管理机制的出现，进一步完善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的法规体系，建立起通过网络信息弘扬我国优秀文化的激励机制。在执行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时，我们不仅要完善其行政执法体制，还应当加强建立起一支专业的人才队伍，由具备专业的网络信息知识、拥有快速的安全反应能力的人员组成，以进一步明确职责，健全我们的执法机构，力求真正做到依法管理、依法行政、依法决策；加强完善我国网络信息领域的司法公工作，力求通过司法的途径切实维护好公民的合法权益，促使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得到保障，进而大力推动我国网络信息有序、健康、安全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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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一）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形式需要借助法

专业户、联合体、个体工商业户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大形势，而这三种形式的发展都离不开农村经济法制建设工作的帮助。为了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农村经济建设的步伐，不断发挥农村经济法制作用十分重要。

1.专业户：农村才能经济法制建设是为了实现农村经济的更好发展，而最为重要一点就是新出现的农村经济形势需要借助经济法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专业户不论是向集体承包还是自营，一般都具备投资少而受益快的优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这些专业户，因此这就需要依靠经济法来确定下来。例如若专业户要想扩大规模，就必须要联合办厂或者要进行长途贩运，这就专门的经济立法来加以管理和约束。

2.联合体：联合体也是为了满足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村民提供劳动、技术、资金并自愿组织成的经济组织。从国家最新的统计数据上来看农村以联合体形式存在的组织有四十六万之多。由此可见联合体的出现和存在，也需要经济法来加以规范。

3.个体工商业户：劳动个体经济也叫做个体工商业户，其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需要加强对其法制管理。专门的个体经济法规对于个体工商业户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需要针对其完善立法工作。

（二） 政府机构管理农村需要借助经济法

政府机构在管理农村时，要借助农村经济法，从而更好地提升农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新旧体制共存的局面更加需要农村经济法来加以管理和约束。新旧管理体制的转化需要借助新的经济法来进行管理，就我国当前农村经济法建设的现状来看，原本的法规已经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要求。因此构建新的农村经济法迫在眉睫，也是政府机构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的重要依据。

（三）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需要法的保障

光有有效的经济政策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更好地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加快农村经济法的构建成为关键点。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必须要依靠法律的保障，党政政策对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为此要想使得农村经济法更具有针对性，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内容进行明确的规定十分重要。文件精神的落实也需要依靠法制的构建和完善，从而更好地动员农村经济人口，共同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二、 农村经济法制建设反思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法制建设还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加强对农村经济法制建设必须要从根源抓起，只有将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才可能找到制约经济法制建设的原因，从而提出更好的解决措施。就整体上来看我国目前在农村经济法制建设上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是很多经济法未能够充分考虑农村发展的特点；二是忽略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需要；三是片面强调农村集体土地的保障生存功能；四是形成诸多不合理的配备制度；五是经济法制的宣传力度还有待提高。

（一） 很多经济法没有考虑农村发展的特点

在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例如很多经济法在构建时未能够充分考虑到农村发展的特点。每个地区的经济形式和发展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盲目的构建农村经济法。例如我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借款人必须提供担保银行才能够发放贷款，同时《担保发》要求农民能够将自己的耕地、宅基地、自留地等列入不得抵押的部分。农村乡镇企业建设用地必须要随厂房一同抵押，虽然这种方式有利于强化农村土地保障功能，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村土地的资本功能。因此必须要将法制建设与农村发展的特点相互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农村经济法的作用。

（二） 忽略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需要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农村经济法的帮扶，因此加快农村经济法制建设工作尤为重要。例如一些本应该统一的法律却呈现“分别立法”的问题，同时部分更多针对的是城市，涉及农村的经济法却是少之又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主要是因为农村习惯依赖政策的调整和帮助，却忽视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需求。其次同样是集体性企业，国家却针对城镇和乡村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运用不同的制度安排。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是实际存在的且客观存在的，为此为了满足农村对经济制度的需要，加快农村经济立法工作迫在眉睫。

（三） 片面强调农村集体土地的保障生存功能

片面强调农村集体土地保障生存功能也是当前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的绊脚石之一，为此合理妥善地解决这一问题才是关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由流转被禁止，同时也剥夺了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直接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的权力。当前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动流转已然不是什么秘密，为此因此这十分不利于农村存量建设用地价值的实现，为此在面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自由流转的情况时，在未获得法律支持之前是非常不稳妥的。

（四） 形成诸多不合理的分配制度

很多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也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法制建设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尤其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法律和政策单方面强调保障城市工业发展，这十分不利于农村经济法制建设工作的开展。例如工农业产品中实行的“价格剪刀差”制度，该制度就与现行的农产品价值规律相违反，这种现象在很多农村都较为常见；同时大部分农业价格的收入通过调整转为了工业部门，因此导致工业以及农业之间的收入呈现不公平分配的现状，这也是其中最为不合理的问题之一。

（五） 经济法制宣传力度不够

经济法制在宣传工作上还有所提升，当前很多农村地区不明白经济法制的具体作用，同时也不了解法制的具体内容。为此可以看出农村经济法制宣传的重要性，尤其是针对地处偏远的乡村和山区。法制建设宣传现在还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普及型不高、二是宣传力度不够。在宣传的形式上还是沿用传统的方式，例如传单、海报、宣传册等。这些宣传方式的普及度不高，而且效果不是特别好。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宽了法制宣传渠道。为此，针对当前经济法制宣传工作中的不足，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三、 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法制建设

就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法制建设工作上存在的不足，提出进一步完善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的具体措施成为当务之急。为此本文提出了以下几点措施，希望能够对我国农村经济法制建设有所启迪和帮助。其中对具有法律效力的经济法进行汇总、做好农村经济立法规划、配合当前农村经济改革、开展农村经济法的研究和宣传、执法机关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制度办事、建立群众性执法自治组织等。这些都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的具体措施：

（一） 对仍具法律效力的经济法进行汇总

首先要对仍具备法律效力的经济法进行适当的汇总，即在清理过去法规的同时将一些具有价值的法律进行汇编。所有的立法工作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公布，以此来做到“有法可依”。将农村经济法规选出来进行适当的分类，再加以编撰为我国农村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帮助。因此在建设农村经济法制之前，可以进行汇总这项步骤。

（二） 做好农村经济立法规划

在加强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时，要针对农村经济立法工作开展合理的规划。做好农村经济立法规划，首先要充分结合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在开展农村经济立法工作时要更具有针对性和可实践性。农村经济立法工作需要进行详细地规划，规划的目的也是为了发挥农村经济法的最大效用。从整体上来看，农村经济法的骨干和大纲为以下两个部分：一是农村经济法的整体内容包含了任务、基本原则、法律制度和责任等；二是在农村经济法当中要注重四个主要内容：种植业相关法规的建设和完善；林、牧、副、渔相关法规的建设和完善；加工业、采矿业、运输业等小型能源型行业法规建设；三是农村环保行业相关法律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 配合当前农村经济改革

农村经济立法工作也要做到积极配合当前的农村经济改革，顺应时展和当前经济形势的法律和政策才是成功的，才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同时在构建农村经济法制内容时，也要做到事分轻重缓解，只有这样才能够有序地开展农村经济法制建设工作。本文认为其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逐步进行和完善农村经济法：农村合作经济法、种子法、农业承包合同条例、粮食订购合同条例、农村个体经济法、乡镇企业法、农村机械化法、农田基本建设法等。这些都是农村经济法制的重要内容，也是需要进一步构建或完善的相关法律。按部就班、先急后缓，逐步完善当前农村经济法的内容。

（四） 开展农村经济法的研究和宣传

开展农村经济法的研究和宣传，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法制建建设的落实和开展。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在开展农村经济法宣传和研究工作上，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为此做好农村经济法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必须要从观念、方式方法、手段等方面加以创新和改革。首先，从农村经济法的研究工作上要更具备针对性，对当前农村经济法制中尚不完善的地方要加以调整；其次，在农村经济法制的宣传上也要做到科学合理，经济法的宣传不能停留在表面工作，而是要真正让农村人民认识到经济法并且理解到经济法的作用。

（五） 执法机关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执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办事，只有这样才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的作用。这些执法机关包含了：检察机关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而作为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要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按照规章制度办事。随着农村执法机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就更加要注重对执法观念的树立、执法方法的创新以及加强对执法人员的管理。

（六） 建立群众性执法自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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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干部群众意识淡薄是滋生腐败的内在因素，也是主要因素，因此，要加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反腐倡廉意识。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月、观看警示教育录、参观廉政教育展等形式多样的廉政教育活动，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廉政意识，同时，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媒体的作用，加大反腐倡廉宣传力度，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导向，营造廉洁清明的社会氛围，从而，使广大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反腐倡廉自觉性。

（二）建立完善反腐倡廉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目前，我国反腐败的法律法规仅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而反腐败的具体措施主要通过行政命令来执行，未上升为法律法规。因此，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首先要将制度规定上升为法律法规。改革开放以来，为预防和惩治党员干部和营私舞弊，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反腐倡廉规章制度，要将这些规章制度通过立法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法律,使之成为全体公民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此外，要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以适应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

（三）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历史反复证明,腐败与权力紧密结合,“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案件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因此，只有建立完善反腐倡廉的监督制约机制，才能保障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努力构建起以党的监督为中心，以纪检部门监督为主体，以群众监督为基础，以社会各界以及新闻媒体监督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权力监督体系。用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来约束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形成一支廉洁奉公、恪尽职守的党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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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9-0161-0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决定条件，同时也是促进我国教育及社会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民族教育立法又是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保证。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教育不断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依然明显地落后于东部地区，同时民族教育在不断出现更多、更为复杂和棘手的问题，因此民族教育立法是历史发展的使然。

一、民族教育法的界定

民族教育法主要是运用法律手段来维护民族地区教育平等、健康有效发展而设立的法律法规。它属于国家母法――《宪法》之下《教育法》的下位法，与教育部门法属于同一个层次。民族教育法有别于民族教育政策，“民族教育法是民族教育政策贯彻实施的重要保障，民族教育法是民族教育政策的具体化、规范化和定型化”，它具有法律所特有的强制力。民族教育法的应用范围主要是民族地区的民族教育领域，其目的是维护教育主体、教育对象及与其相关人员的权益，同时这些法律对象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其终极目的是促进教育、文化、经济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繁荣和健康有效的发展，促进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使其免受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左右，而在合理借鉴的基础上沿着民族特有文化脉络前进。

二、民族教育立法必要性

法律是一个规则，是实施对象和实施主体所共同遵循的规则，规则的确立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其目的是维护整体的利益，促进整体的发展。由于法律实施对象背景的不同，往往群体与群体之间在不同的领域中差别很大，如果依照最求统一的法律标准必将造成两种结果：一是顾及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二是过于综合、高位而失去充分维护公众利益的效果。对于教育领域立法就是如此，民族教育属于教育中的一个特殊领域。因此，为了更好的维护少数民族教育权益，实现民族教育合理有效的发展，应设立符合民族教育发展规律的切实有效的民族教育法。随着民族教育体系的系统化和完善化，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教育问题也显现多样化，需要设立专门的民族教育法来加以解决进而促进民族教育更快更好的健康发展。同时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开发、振兴地深入，以及普九和教育公平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其效果不能充分发挥与没有一套系统、专门的民族教育法来保障是分不开的，尽管在《义务教育法》、《教育法》和《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中阐述了有关民族教育的法律条款，但是不够全面、系统且没有具体操作性，不利于问题的及时和有效解决。同时，由于法律条款的分散，不利于民族地区师生、家长等基层群体对自己就教育方面在法律上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的了解和掌握，不利于民族教育法在基层的宣传、推广和普及。进而影响教育政策的落实和师生权益的维护等。

三、民族教育立法原则

立法原则的确立直接影响法律条款确立的科学有效性，不同领域的立法都要遵循立法的统一原则和自己所特有的基本原则，作为民族教育的立法也不例外，而且问题更加复杂。它涉及到法律、教育和民族三个领域的问题，立法原则的确立直接影响着法律的合理性、合法性、伦理性和公众的认同性以及法律的普及和实施效果。笔者认为民族教育立法至少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法制统一原则。民族教育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必须遵循法制统一原则。我国《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与尊严”，另外《立法法》第四条也体现了法制统一的原则。所谓法制统一原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所有法律的相互一致和彼此之间关系的协调统一。具体表现在遵循与《宪法》等上位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相一致上，与《教育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有关民族教育问题的内容相统一，同时要与《义务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及《职业教育法》等同位法律和其他法律法规内容之间相互协调一致，但是由于民族教育涉及到渊源复杂的民族文化背景问题，因此在民族教育立法过程中避免对已有法律法规的百依百顺，而要敢于质疑，要实事求是的在探究过程中坚持真理，用事实说话，对于已有不合理的法律法规重新进行审视。这样不仅是对已有法律法规加以完善，同时也有利于保证民族教育立法的现实价值性，以利于民族教育法后续的实施与执行。

2.民主平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律实施所公认的基本准则，要做到法律的真正平等，那么立法的民主平等是不可缺少的。“立法不是体现和保障个别人和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不是反映和保护个别部门个别地方的意志和利益，也不是体现政府的意志。”而体现的应是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确保人民的利益。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理论依据上的民主平等，充分考虑法学、民族学、教育学、民族教育学以及教育法学等各门学科理论知识，充分利用对民族地区的科研成果，作为民族教育立法的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尤其是民族地区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而事实并非如此，只有通过不同学科的通力合作才能将问题分析得更加深入，更加明了，不但能知其然，还能知其所以然，在此基础上的立法才谓“对症下药”、“标本兼治”。另一方面是现实依据上的民主平等，列宁曾指出：“民主组织的原则就意味着每个公民都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因此，民族教育立法要摒弃仅在书斋中的冥思苦想，要与实际充分结合，在实际调查中推敲具体法规的实际基础依据，走进民族地区，广泛地听取立法对象的意见。在各方意见发生冲突时，要客观平等的进行交流论证，权衡利弊，切勿固步自封和先入为见。

3.务实可操作性原则。民族教育立法的目的是保证和维护民族教育和谐、健康、有效的发展。不是从国家行政机构的主体意志出发为了解决一些肤浅、近效问题而想当然的设立一些法律法规，而要从民族教育的长远发展着手，同时要与民族文化、社会等大背景的发展相契合，把握住民族教育发展的内部特有规律，通过立法的方式切实解决民族教育发展所遇到的和未来可预见的问题为目标。此外，设立的法律条款要具体，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民族教育法与《宪法》等不同，《宪法》是我国的基本法，它面向全国所有人民，规定了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益，由于它所面向对象的广泛，因此它是高度抽象概括的，主要起指导性作用。而民族教育主要是面向民族教育问题，因此必须突出其实际操作性，把法律规定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每个职位、每个人员上，更多规定的是法律实施主体什么是其应享有的权利，什么是其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这样才能确保民族教育法的作用充分发挥。

4.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民族教育立法在遵循特定原则的同时，还要体现一定的灵活性，灵活性是原则性充分实施的具体措施和手段，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合理结合对问题的充分解决具有重要作用。民族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特有的文化根基，对教育内容和实施方式等有自己特有的处理途径，由于文化的渊源其中有许多问题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理解，进而对其教育的效果和作用发挥不能用主流的评价标准加以衡量。因此在法律条款设立的过程中要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对于模棱两可的问题要灵活对待，多留变通余地，不能从“本本到本本”，而要因事制宜，促进民族教育的和谐发展。

总之，民族教育立法对于促进民族教育发展，进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持续提升、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应继续加强对民族教育立法的深入研究，采用科学合理的立法原则，尽早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民族教育法律法规，促进民族教育的有效提升，实现全国教育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生，赵飞.民族教育造成与民族教育法的关系[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2）.

[2]黄济，王策三.现代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