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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1 15:5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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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篇1

美国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国货币当局的风险和收益严重不对称,有着增发美元的强烈冲动。印钞票既可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发生危机后又可以减少美国人的债务负担,而增发美元的成本主要是通货膨胀,却由全世界来分担。

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美国就会继续利用美元的国际通货地位,超发货币,以邻为壑,转移成本。收益与风险的不对称,将继续在货币政策的层面上造成“道德风险”,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伏笔。

从理论上讲,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应减少一个国家货币政策当局的风险-收益不对称,将增发货币的危害尽可能地限制在该国之内,以通胀的风险制约超发货币的冲动,从而实现经济和金融的稳定。不仅如此,将增发货币的危害限制在一国之内,在发生危机时,还可以阻断危机的扩散,防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中国政府近日提出,以非国际货币例如特别提款权(SDR)逐步替代美元等主要硬通货,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是重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正确的第一步。若中国的外汇储备都是SDR,则美元贬值造成的中国外储价值损失就会小很多。如果各国的外汇储备都是SDR,则美国人很难再向世界转嫁危机,滥发美元的后果将是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美国人只好自己承担金融救援和财政政策的大部分成本。正因如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回应中国的建议,认为非货币是没有必要的,美元可以继续作为世界的主要货币。要拿走他的“免费午餐”,他怎么会赞同呢?

篇2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篇3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美元本位制,美元作为计价货币而使用,目前,用美元计价结算占到了世界贸易总量的48%。用美元交易的比重在国际外汇市场中也超过了90%①。美元还是实行钉住汇率制国家的“锚货币”。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国为了防止爆发金融危机,都在增加自己的国际外汇储备。而又由于国际贸易的计价货币及有些国家的“锚货币”主要是美元,所以全球外汇储备主要是对美元进行储备。

尽管近年来国际贸易不断发展,但国际货币体系仍是不完善的,其内在的缺陷使得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屡次爆发而且间隔时间越来越短。首先,由于美元的发行不受任何权力的限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利用美元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实际上建立了美元的霸权,形成的是一种浮动的汇率,各国得不到债权保障;其次,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有缺陷,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认缴的资本多,它们的投票权也就多,投票权占到总投票权的23.81%②和45%③。从而缺乏约束机制,无法监督美国对国际社会应负责任的实施;最后,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决策权和平等参与权受到忽视,少数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安排国际贸易制度。美国利用金融投资将风险扩散到各国,使各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为美国的错误埋单,这对其他国家而言是不公平的。

二、当前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

至今,已经爆发了多次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同时,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是为了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保证国际资本流动的有效性和稳定性。世界经济繁荣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健全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果一种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了,就可能导致经济大萧条,甚至是引发各国间的战争。④

美元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上拥有的特权,使它不会考虑他国的国际收支平衡问题。⑤美国具有惊人的国际收支逆差,而顺差国尤其是能源出口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这种国际收支的失衡,不仅降低了经济效率和资源的合理配置,而且还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安全、平稳发展。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但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而其他国家处在,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中心国——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向外输出美元,得到的实际资源通过满足国内消费来维持物价的稳定,还能从铸币税上得到收益。而那些拥有大量美元的国家,既存在着美元贬值的风险,同时本国的货币政策受到美国的制约,不良国外投机资本就可能造成该国的金融危机。

美国人的消费观是先消费后储蓄,其生产理念是先消费而再生产,美国民众可以依靠向政府和私人举债的方式进行消费。因此,美国为了满足国内的消费,大量购买国外的商品,美国源源不断的流向他国,尤其是进行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因此,美国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逆差,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利用他国的剩余资金进行无约束或无限期地负债运转。但由于美元与黄金是脱钩的、美国国债也没有大量的国内储蓄作为支撑,因此,对于纸币的严重依赖将会导致全球范围内的信用泡沫,其特征是资产价格暴涨和经济过热。如果大部分信用泡沫成为追不回来的不良资产时,其他国家就会爆发金融危机。

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措施

加强对金融的监管虽能暂时扼制危机继续深化,但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之下的世界金融秩序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可能会为日后更大的全球经济危机埋下隐患,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势在必行。主要改革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的好坏取决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而美国现在已不能独立承担这个责任了,因此,要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改变美元的主导地位。2003年欧元占外汇储备的比例达到了19.7%⑥,结束了美元独霸天下的局面。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能够使各国减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对改善国际储备资产结构和增加国际储备资产供给来说是有利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使各国采用不同货币进行贸易结算,各国国内宏观经济的运作更加协调。如何选择国际基础本位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可以通过促进多元化的国际贸易交易货币与国际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等方式来改变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最终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二)增加国际储备资产中黄金的数量

黄金能够保值,因而在国际储备中的占有重要地位,是拥有财富的标志。往往在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因为手中的纸币大幅贬值,资产严重缩水,就会大量购买保值的黄金。各国持有大量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金融危机中由于美元贬值而损失惨重,各国所积累的财富相应的大幅度缩水。因此,各国应将本国的国际储备替换成一定比例的黄金储备。黄金是国际储备资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储备的黄金量能够代表一国的经济实力和抵御危机的能力。加大黄金储备是规避风险的正确选择,是降低风险的重要措施。因此,各国政府应当减持美国国债而增加黄金储备。

(三)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调节机构

一直以来都是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国际经济调节机构,这一问题如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就不能使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有所改善。首先,国际经济调节机构的投票权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尤其是美国投票权最多,因此,要对投票权进行合理分配,让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得到实现。其次,当前国际经济调节机构对美国监督不力,应对美国的国内经济发展、国际收支状况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加强监管。再次,有些大国将国际经济调节机构当作干涉别国经济政策的政治工具,因此要避免其政治化。最后,国际经济调节机制应要顺应时代的变化,推行多边主义,发挥国际多边协调的作用。

(四)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目前人民币已经初步具备了实现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人民币的国际化能够降低美元本位制所带来的风险。⑦首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后,外国向中国提供的将是商品或服务,而中国向外国提供的将是人民币,是资源与纸币的交换,因而中国是无成本的贸易。其次,人民币国际化后,既能减少汇率波动对进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又能让对外投资的企业得到更多的资金来源,加速中国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发展。最后,人民币国际化之后,中国就有权参与世界货币的发行,既增加了对世界经济活动的影响,又增加了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整体提升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大国,能够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加速中国经济发展。

注释

①许少强著.《美元霸权:生存基础、影响和我国的对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34页.

②李综主编.《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史略》(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64页.

③IMF,Annual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Board for the Financial Year Ended April 30,2004.

④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212页.

⑤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⑥江涌著.《“国际金融恐怖平衡”与美国的金融陷阱》,《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7期,第55页

⑦李晓,李俊久,丁一兵.《论人民币的亚洲化》,《世界经济》,2004年第2期,第21页.

参考文献

[1]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托马斯·梅耶、詹姆斯·S.杜森贝里、罗伯特·Z.阿利铂著:《货币、银行与经济》,洪文金、林志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李若谷著:《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篇4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问题。1976年1月,参与专门委员会的20个国家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的会议上签订达成《牙买加协议》,奠定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基础,因此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被称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议》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一是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强调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储备地位。二是允许会员国自由选择、制定和调整汇率,使浮动汇率合法化。三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总份额,扩大基金组织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困难和维持汇率稳定方面的能力。

实际上,《牙买加协议》签订后,国际货币体系并未完全按照其规定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自由选择汇率制度的规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汇率制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汇率政策也成为一些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特别提款权并未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美元保持着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它既是全球范围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也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各国政府和交易商、投资者的选择,而不是像在布雷顿体系中一样作出明确规定的。从相关参与方享有对汇率制度、储备和结算货币等的自由选择权这一角度来说,“牙买加体系”可以概括为“无规则”的体系。实际上,随着欧元的推出以及欧洲央行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逐步确立并呈上升趋势。这一变化从IMF对各国官方储备的统计数据中得到清晰反映,从2000年末到2008年第二季度末,在可明确币种的官方外汇储备部分中,工业化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3%下降到68%,欧元储备比率从17%上升到23%,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0%下降到59%,欧元储备比率从19%上升到29%。

二、金融危机对美元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的影响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又一次重大冲击,这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危机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进一步下降。计量研究的结论认为,主导货币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其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会变化1.33个百分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下降无疑会对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产生影响。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调整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三是危机使美国中长期通胀前景不利于美元的稳定。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危机仍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际货币体系向美元和欧元双极化演进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前的金融危机并不只是美国的危机,而是全球经济的危机。不仅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欧盟、日本经济受打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甚至先于美国进入了衰退。因而在这场危机中,欧元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并不高于美元资产,美元传统上作为危机资本避难所的角色没有改变。这也是近期美元对包括欧元在内的多数货币不贬反升的主要原因。

其次,欧元区金融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导致在与美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欧元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也尚未完全实现,跨境金融交易与服务的成本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收益率。这些都制约了外部投资者持有欧元资产。

第三,欧盟发展中的一些长期问题也影响着欧元的吸引力。欧盟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低于美国,并面临着比美国严重得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到欧元资产的长期收益率。此外,欧盟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联合体,其政治一体化进程顺利与否也对其货币的国际影响有很强的关联,欧元的不确定性也因此增加。

第四,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的转换常常滞后于经济实力的转换。长期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使用单一货币的经济体规模接近美国,这也是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美元危机,但美元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撼动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如果持续出现问题,美元主导货币的地位是有可能被替代的。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替代的过程很漫长并往往伴随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

总体而言,当前金融危机对美元和欧元地位的影响目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大经济体谁能够率先走出危机,实现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增长重返正轨,谁就能够在主导货币的竞争中占有先机。

三、我国的对策--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一)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变化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们应抓住机遇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通过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降低我国在对外贸易、储备等方面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保持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

人民币适度国际化对中国经济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对我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干扰。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我适度降低外汇储备规模,实现资源更有效率的使用,减少巨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制约,并降低储备自身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降低中国出现货币危机的风险,并有利于金融机构和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解决债务与收益货币不匹配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稳定,对提高国民福利也有所助益。

当前,人民币区域化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国有能力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并在其中起到相对主导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信心。同时,我国有着与其他亚洲国家密切的贸易联系,对亚洲其他地区保持着较高的逆差。2007年中国进口总额的近40%是与亚洲国家的贸易。而且,人民币对内对外的币值均总体稳定。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已经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牙买加体系”所具有的“无规则”的特点和近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呈现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空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反思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的弊端,对于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二)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对策建议

1、建立有利于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各类机制

第一,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签订有关人民币流通的合作协议,逐步扩大人民币作为对外贸易计价货币和结算货

币的比重和范围。

第二,实行人民币在资本账户某些项目下的有条件兑换。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包括尝试允许境外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允许用境外人民币支付我国出口商品货款等。

第四,与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建立信息交换和统计监测的合作机制,加强对人民币非法和突发性流动的监测和控制。

2、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为了有效促进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应充分运用香港作为亚洲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将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一方面,作为亚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经过多年发展,其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及监管制度都相对完备和规范,金融人才聚集,对于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有良好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这有利于帮助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快发展,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另一方面,承接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强与内地的经济金融联系,也有利于香港分享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提高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

篇5

一、金融危机的起因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危机急剧恶化,掀起全球金融海啸,从而最终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深层次来看,这一切又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息息相关。因此,随着危机的不断发展,蔓延,人们开始思考金融危机背后国际货币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又称货币制度,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支付的需要,对国际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从历史上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

(一)国际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是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制度,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制度,是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继推行的货币制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1)黄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可以自由输出输入国境,是国际储备资产和结算货币;(2)金铸币可以自由流通和储藏,也可以按法定含金量自由铸造,各种金铸币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199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经融会议上通过了美国主导拟定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为:1、确定了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美元与黄金挂钩:①官价:35美元=1盎司黄金;②美国准许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随时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③其它国家的货币不能兑换黄金。 2、建立永久性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规定美元的发行和兑换方式,4.确定固定汇率制,5.提出了资金融通方案。借此美国成了世界金融的霸权。

(三)牙买加体系。牙买加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代崩溃后沿用至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其具体内容为:1.黄金非货币化:黄金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不再是汇价的基础。2.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等。3.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制、管理浮动制。4.货币调解机制多样化: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

三、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问题

(一)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放纵了美国的负债消费。美元本位是对美元霸权地位的一种描述,有相关数据可以看出美元是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所以以“美元本位”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美元本位使得各国大量储备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类似于黄金的实物支持。由于可以倚仗美元作为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了“先储备,后消费”的任何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举债进行消费。美国政府负债由1973年的5000亿,到达2007年末的9万亿多。然而美国的负债消费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进口,将美元输出到世界各地。

(二) 国际汇率失衡。现行的汇率制度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美元,欧元,日元三者之间的浮动;二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与三者之间保持相稳定的汇率水平。然而主要国际货币国家通过汇率调整掌握着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力调整的主动权;国际支付手段的供给由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际收支状况决定,而不按照国际经济基本面的客观需要提供相应的国际流动性,这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局限性。IMF的作用始终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使得它在危机中的表现捉襟见肘:首先,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监护人的角色缺失,IMF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既不能实行国别监督也不能实行跨国监督,因而对美国有毒资产的泛滥有重大责任;其次,IMF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错位,作为了华盛顿共识的“吹鼓手”成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跨国传递,从而掀起全球金融风暴的重要推手;再次,IMF作为国际谁会最后贷款人和救助者的角色缺失,IMF对遭受国际收支危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救助贷款时,往往无视这些国家的实际而非常苛刻的条件,许多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的国家,没有得到IMF及时有效的救助和支持。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途径

(一)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缺乏完善的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又一原因。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已成为当务之急。一要公开披露有关信息,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二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管理;三要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

(二)改革现行的IMF。首先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重发言权,更多地体现透明与开放的原则。第二,要培养IMF事前监控和时候控制的机制:一方面,当成员国外债不断增加,国际经济出现泡沫的时候,IMF应适当对成员国及其公众提出忠告,与此同时,作为但当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重任的IMF还要放宽带快条件,目前IMF在援助时,贷款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和较为苛刻的条件。

(三)完善汇率体系。完善的汇率体系可以品以汇率的大幅度波动,长期以来汇率波动剧烈的原因有许多,如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收支恶化,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为维护汇率稳定,必须加强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维护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共同防范国际游资过度投机的冲击,以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韩玉珍 国际金融[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

[2]孙杰 汇率与国际收支―现代西方国际金融[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篇6

过去10多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经历了两次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一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一个是当前正在经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十年之前。东南亚金融危机促使亚洲和全球不少经济学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行研究思考,有研究者把当时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同的观点归纳为“两大阵营”:一方主张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彻底全面地重构:另一方则强调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调整。由于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被看作是新兴市场的危机,对整个主流国际金融市场来说可能只是算作一次边缘性危机,跟美国和欧洲中心国家关联不大,所以第二种观点、在论战中占据上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把一些号称“最佳实践”的标准在亚洲积极推广。

10年之后,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正在扭转这一方向,并将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金融史角度看,这是新兴经济体第一次未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这次发起于美欧中心国家的金融危机,使得一些新兴市场对西方国家所倡导的金融架构和运作模式产生了不少的怀疑,并引发了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反思。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有一句被广泛应用的名言是“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Our currency,your problem),这实际上是要求应该更多从发展中国家的视野应对全球性问题。

理论上讲,一个完备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具备三个方面的功能:国际储备货币、国际收支平衡与国际资本流动及管理。从这几个角度看,当前的国际赞币体系均存在一些缺陷。这次金融危机,也促使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作更多的反思。

二、从三个视角看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一)从国际储备货币视角看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从历史经验看,以一国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无法克服的困境: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实现国内目标和履行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之间往往面临艰难抉择。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美国通过大量发行美元以刺激国内需求。然而,这必然威胁到美元的价值稳定,并直接影响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价值储藏工具的吸引力。相反,如果美元专注于履行其国际储备货币职能。那么美国的国内目标将无法实现。“特里芬难题”仍然是储备货币发行的重要约束之一,同时在储备货币国和使用储备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利益转移,最终还是由相对单一的国别货币来承担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这种格局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实际上也不利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平衡。因为这种几乎惟一的储备货币地位,使得国际剩余储蓄自然会选择流入这种货币,就会促使该国的国际收支持续失衡。综合各个方面的研究看,未来的国际储备货币演变主要存在三种备选的建议:

1 重新修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储备体系

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这种可能性大概也具有最大的现实可行性,而且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恢复对美元的信心,也在客观上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然而从根本讲,美元能否长期维持其地位则取决于美国国际收支赤字的减少和未来通货膨胀的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金融市场对美元的信心。同时,这种格局并没有改变此次金融危机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

2 美元逐步失去中心地位,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

短期内,虽然美元仍是主导性的国际储备货币,欧元、英镑、日元等只能是潜在的“同类竞争者”。然而根据IMF的测算,到2020年,北美、“欧元区+英国”、“金砖四国+日本”三大区域经济在全球GDP总量的份额将分别为:20%、21%、31%,这意味着届时世界将演变成大致均衡的三极。理论上,区域经济多极原是国际储备多元化最有力的促进因素。因此,从中长期来看,随着美元的不断衰落,国际储备货币格局将走向多元化和分散化。

3 创造一种新的超国际储备货币

这种主张最早来自于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设想。早在60多年前,他曾建议以30种代表性商品为基础设计――“Bancor”的国际货币。这个建议对于改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一系列缺陷具有积极的效果。但是,在实际的金融制度调整中。创造一个新的超货币,更需要的往往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平衡,以及一些原来占据有利地位的国家的智慧和勇气。从目前的情况看,权宜之计是逐步扩大SDR的作用。逐步使之发挥超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些职能。

(二)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整机制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一个运转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历史上,金本位通过“价格――铸币流动机制”进行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布雷顿森林体系则通过美元“双挂钩”的固定汇率安排进行失衡调节。然而。当前美元信用本位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机制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美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的效率并不高。这样一来,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常态和典型特征。然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国际收支不平衡不应该长期持续。因此,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从根本上纠正国际失衡。

1 全球储蓄率结构“再平衡”

从时间序列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储蓄失衡已是一种客观现象。自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储蓄率的分化则变得更加突出。从数据上看,1998~2008年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为22.5%,同一时期亚洲发展中国家、中东、美国的平均储蓄率则分别为35.1%、37.9%、15.2%。高储蓄国家超出世界平均水平13~15个百分点,而低储蓄的美国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从单个国家来看。中国2008年的储蓄率高达51.3%,为历史最高;而美国仅为12.6%,则是历史最低。尽管理论上,储蓄率的决定因素涉及到民族文化、家庭与人口结构、经济增长与收入水平等方面,并且关于全球储蓄失衡的学术研究也并没有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警醒就是这种客观存在的全球储蓄不平衡必须得到有效纠正,否则,它将

继续威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2 新兴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再平衡”

全球储蓄失衡的另一面即表现为;高储蓄国家消费不足,需要出口:低储蓄国家消费过度,需要负债。目前来看,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因为依然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阶段,投资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在经济增长格局上仍对出口较为依赖,短期内还难以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GDP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表现在统计数据上,投资占GDP的比重在过去的几十年不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39.7%,而美国的同期水平仅为16.6%。然而。金融危机本身既说明美国过度消费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同时也说明新兴市场的出口驱动型发展模式同样面临挑战。因此,西方国家正在考虑如何增加储蓄,减少赤字,这种转变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消费必须提高,内需市场必须作为拓展的重点。

(三)从国际资金流动与全球治理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安排

国际货币体系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在国际金融系统遭遇破坏性冲击时提供流动性资金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正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设立的。IMF负责向成员国提供短期国际资金借贷,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世界银行通过提供中长期信贷促进成员国经济复苏。然而,简单考察一下金融危机的历史,从1980年的阿根廷银行业危机、1994年墨西哥国际收支危机到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更加频繁、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危机的破坏性也更加严重。尽管IMF并没有引起危机,但是危机本身却显示了IMF应对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例如,IMF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的表现就经常被批评,因为当时IMF非但没有加强对国际性投机资本的监控与约束,反而对实施援助附加苛刻的条件,并要求东亚国家加大紧缩力度。格林斯潘也在1999年批评亚洲没有“备用轮胎”,也没有准备足够多的外汇储备。这直接促使东亚国家形成一种逻辑,提高国内储蓄和积累充足的外汇储备,依赖自己的能力防范和抵御金融危机,而不是依赖于IMF或其它国家。东亚国家的这种政策反应直接加剧了全球金融失衡。2009年,面临全球性金融危机,虽然G20通过决议将IHF的资本金增加到1万亿美元,但是,这对拯救整个银行系统这~使命而言,任务还相当艰巨。更何况,IHF的资本金主要控制在几个大股东手里,而这些大股东才是全球金融稳定的关键。

因此,已经高度全球化的金融市场,客观上需要一个更能够同时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更公平、更合理的治理结构。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中国需要一个真正能够适应全球化时代要求的全球治理机构,来更为积极和灵活地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促进全球金融稳定。中国最近看到有不少的研究者开始建议,把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论坛(FS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整合成统一的“国际金融稳定基金”[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bi]ity Fund,IFSF),使之成为全球监管者、全球危机管理主体以及全球最后贷款人。这种建议是否可行还需要继续研究,但是至少表明这是改进全球治理的客观要求。

三、从金融危机看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如果从理论上来尝试进行总结的话。中国的金融体系始终以一种审慎的态度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求,而对投机性较高的市场保持谨慎。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对于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特别是杠杆率有着严格的要求,这一点与此次危机中一系列大型金融机构所具有的过高的杠杆率和主动承担的过高风险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预计,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时,也会始终持一种服务于实体经济需要、同时相对审慎的稳步推进的策略。

当前,在国际金融研究界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发起于美欧中心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预示着亚洲和新兴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崛起,并必将在未来的国际赁币体系重构中成为重要的一极。实际上。从当前的发展程度观察,在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金融资产的规模、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等方面,从总体上说亚洲市场仍无法与美欧相比。从IHF数据看,2007年全球GOP为54.5万亿美元,经济体规模从大到小依次是:欧盟(15.7万亿)、北美(15.2万亿)、亚洲(11.8万亿,但是除去日本只有7.5万亿)。全球的金融资产,包括银行资产、债券和股票,共有229.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21%,其中欧盟的比例最高,为GDP的549%,北美为442%,亚洲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为419%(但是除去日本只有370%)。换句话说,亚洲金融资产的杠杆水平远不及美欧那么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亚洲的金融市场不够发达。

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下,中国的选择面临不少的挑战。从目前的研究看,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进行推进:

(一)当前的重点:通过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来促进全球货币体系的逐步改进,支持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中尽快恢复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目前的效果来看,在及时推出的政策带动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基本已成定局,这对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例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带动了大量的进口,对稳定全球资源市场和促进国际贸易恢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带动作用。同时,从国际货币体系平衡的角度看,中国还可以从促进经济转型和本土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来促成国际金融市场的平衡。

1 实体经济领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加速推进城市化,促进消费和内需的增长

2008年底以来中国经济的复苏,可以说完全由内需推动,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为负值(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1%,其中内需贡献10个百分点,而出口贡献负2.9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实际上,家庭消费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支主要引擎,它也是中国实际GDP增长的第二大贡献因素,在1988~2007年间,家庭消费平均为每年的实际GDP增长贡了3.5个百分点,而同时期投资的贡献率为4.0个百分点。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农村地区的消费,使得中国的消费增长在危机中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区域不平衡格局明显改善,这次经济增长中中西部地区增长高于东部沿海地

区。同时。中国通过在金融危机时期加速推进城市化。不仅有效带动了内需,而且增大了对国际市场的进口。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2 金融领域:推动本土化金融市场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从特定角度看,这次发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新兴市场几十年来第一次没有成为“金融风暴中心”,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家庭、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过度杠杆化”:家庭过度借贷和过度支出、金融机构高风险的借贷活动等。这种“过度杠杆化”本质上反映了发达国家实体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不对称。金融的发展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创新背离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金融工具异常复杂,庞大的影子银行体系长期游离于监管者的视野。

然而,新兴市场的状况却恰恰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等新兴市场实体经济发展很快,国内金融业的发展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依然需要继续赶上。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本土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才使大量储蓄和国际收支盈余流出到国际金融市场,从而面临“资产错配”和“货币错配”风险。同时,中国特定的经济结构和发展阶段,以及中国富有活力的增长空间,使得中国可能会在较长时期内面临贸易和资本流入的“双顺差”格局。理论和实践都表明。这种国际收支不平衡格局的校正,不可能完全依靠汇率的调整。而更多地需要推动国际收支结构的调整。从中国角度看,积极推动居民和企业的对外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平衡策略。目前中国在居民和企业对外投资上的管制已经大幅放松,从趋势看,这种放松的空间还广泛存在。

(二)中期的重点:积极参与亚洲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区域格局的改进

全球金融动荡对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反思和重构本地区的货币体系和金融架构,这是东亚新兴市场参与未来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必备前提。然而,从目前的情景看,东亚地区在跨国货币合作、汇率制度的选择与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要进行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蓝图相比。东亚差距甚大。然而,此次危机同时提醒全球以及亚洲国家。东亚区域经济与货币、金融合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尽管目前东亚尚未达成正式的货币合作协议,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地区在汇率和货币合作方面其实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全球的产业转移,使得当时基本上所有的东亚货币都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美国是亚洲商品的最终消费者,美元也是亚洲最主要的贸易结算与投资货币。东亚金融危机对这种非正式的货币与汇率合作带来重创,并迫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多数国家开始积极调整,并逐步转向参考一篮子国际货币等其他形式的货币制度。更为重要的是,东亚经济体也开始尝试与本地区的其它货币保持联系。可以预测,从中期趋势看,全球储备制度将逐步从一种储备货币向多种储备货币转变,尽管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应当已经逐步成为趋势。对东亚而言,这意味着一种艰难选择,这需要东亚经济体能够在正式货币与金融市场合作方面实现大的突破。从亚洲金融界的研究看,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的研究和讨论,例如,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的中央银行,负责促使各个国家在汇率政策方面达成一致性安排,并为出现金融或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发挥最后贷款人角色。还有的研究建议考虑“区域中心货币”的可能性。同时,推动亚洲本土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十分重要。

(三)长期的重点: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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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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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空前密切,这导致金融危机的蔓延对我国货币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货币币值的冲击

    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各国经济都步入了一个低速乃至负增长的通道,则在此背景下,各国为了迅速的从危机中走出纷纷开动印钞机来刺激需求,尤其是美联储通过不断的印刷钞票,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流动性的过剩。我国拥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面对流动性的泛滥,我国货币对美元来讲是变相升值了,但是对于高达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讲却在不断的缩水。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货币基本上还是自成体系,没有建立完全市场化的汇率波动机制,由此导致人民币的币值一直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来调节币值。

    (二)对货币监管的冲击

    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货币的监管也是一个挑战,我国的货币监管基本上停留在一个事后监管的阶段,面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货币体系影响,基本上不能够做到事前的预防。与此同时,货币监管的领域也比较狭窄,难以满足货币体系的健康发展的需要。

    (三)对货币市场的冲击

    目前我国的货币市场还处于一个相互割裂的状态,单个的货币市场的情况不能够真实的反映货币市场的情况,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自成体系的货币市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举例而言,在信贷市场方面,金融危机导致我国信贷极为宽松,这与市场的货币需求真实情况不符。与此同时,货币市场的割裂意味着利率在各个市场的不统一,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四)对货币政策的冲击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我国正处于一个货币紧缩政策的通道之内,原因在于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过热,经济增速一度高达13%以上,通货膨胀严重,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我国实施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随着经融危机的爆发,其带来我国的冲击越来越明显,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我国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这一角度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因为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面对经济危机时,我国的货币政策的表现出了太多的不规范性,增强了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

    二、对健全我国货币体系的思考

    面对金融危机带给我国货币体系的冲击,结合目前我国货币体系的现状,在考虑未来经济发展要求的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来健全我国的货币体系:

    (一)稳定货币币值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一直处于一个上升的通道之中,美元的走软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极大,不仅仅直接导致外汇储备的缩水,同时对于我国的外贸增长也是一个负面的冲击。本文这里所说的稳定货币币值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币值稳定,而是指的相对意义上的币值稳定,我国应建立一个尽量市场化的汇率波动机制,通过汇率的波动保持币值的合理性。

    (二)加强货币监管

    货币体系的良好运转离不开有效的监管,监管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加强:一方面就是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家应着眼长远,针对金融危机冲击下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法律的完善,从而为货币监管提供法律保障;另外一方面就是完善监管机构的建设,通过设置专门的监管机构来全权负责货币的监管。

    (三)完善货币市场

    针对目前货币体系相互割裂的情况,本文认为应尽快采取有效措施来建立一个统一的货币市场。货币市场的统一应从两个方面来推进,一方面就是加强各个货币子市场之间的联系,以利率市场化为契机,推动货币市场的统一;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通从而促进货币资金在整个货币体系内的自由流动。

    (四)调整货币政策

    金融危机后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尽快改变,时至今日,2008年所释放的流动性依然存在,这给我国货币体系的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为了尽快消除我国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并确保未来的货币政策更加有效,我国应确保货币政策的稳定性。通过科学的制定货币政策,避免其大起大落,不能因为经济减速就采用饮鸩止渴的货币政策,那样只会带来更大的危机。货币政策的制定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增长速度这一指标,同时更要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

    总而言之,鉴于货币体系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面对金融危机给货币体系所带来的冲击,我国应通过健全货币体系来为化解外部经济的波动,从而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王海静.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的我国货币政策调整[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5)

    [2]蔡伟.金融危机下我国货币政策操作分析与启示[J].知识经济,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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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的经济都在迅猛发展,但在统一向前的大步伐中,世界各国的发展仍体现出明显差异。为了增强统计的国际可比性,协调世界各国的宏观经济统计制度,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先后制定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国际收支手册》(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gfs)等国际统计准则。2008年联合国专家组又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1993)进行了修订,推出了08sna。

sna以全面(综合)生产理论为基础,运用会计账户方法对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活动的全部内容进行系统的统计核算,为宏观经济分析、决策和管理提供客观依据。sna作为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宏观经济统计国际准则,其中包含相当丰富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

但是,在2001年,经过长期研究和多次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颁发了一部专门的货币与金融统计国际准则《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mfs),用于指导和协调世界各国的货币与金融统计。mfs的出版,填补了货币与金融统计领域国际准则的空白,对世界各国的统计、金融事业及宏观经济管理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概念和原则上,mfs与1993年sna保持一致,并与《国际收支手册》(简称bop)和《政府财政统计手册》(简称gfs)等国际统计准则相互协调。

本文尝试从宏观上把握sna与mfs的区别与联系,并以金融工具分类为切入点,细致探讨两者的具体不同。

二、宏观把握sna和mfs的区别与联系

sna是关于整个宏观经济统计的国际准则,mfs则是专门针对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国际准则。仅就货币与金融统计而言,两大国际准则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一)核算目的不同

sna是为了核算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而设计的。它以整个社会再生产为主线,全面核算再生产的条件、过程与结果。全面测定生产、收入、分配、使用和资产负债的总量。在sna中,反映国民经济的综合指标主要有国民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净值(nnp)、国民收入(ni)、个人可支配收入(pdi)等。国民本文由收集整理经济全部活动以账户和矩阵的形式列出。账户形式即会计账户的借贷格式,借贷双方平衡,最基本的是生产、消费、积累和国外(即国际经济往来)四大账户。体系中包括:国民收入计算,投入产出表,资金循环表,国民资产负债表与国际收支表等内容。

mfs是关于货币与金融统计表述方式的国际准则,是为了测定整个社会的金融活动状况、分析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而设计的。mfs范围覆盖了广义金融的各个方面及相关经济活动,内容包括货币与金融统计的定义、分类、指标、方法和表式等。它以经济体中的资金运动为主线,侧重于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金融资产负债的流量和存量核算,在金融领域自成体系。

核算目的的不同是sna和mfs最根本的区别。

(二)理论基础与指标体系不同

mfs和sna两套核算目的的不同导致他们建立的理论基础也不同。sna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基础。社会再生产理论认为:社会生产活动是一个生产-分配-流通-使用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一个综合物质运动与价值运动的过程,生产活动是一起经济活动的中心,以此为指导,sna全面核算社会再生产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各环节的价值和实际的流量与存量。其总量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总收入、国民可支配收入、消费、储蓄和资本形成总额等。

而mfs以金融理论为依据。金融理论认为:货币供应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货币供给可以制约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以此为指导,货币与金融统计全面统计了金融交易形成的流量和存量,根据金融性公司的职能不同,核算了影响经济和金融过程的重要指标,详细描述了金融性公司部门以及次部门的债权和债务。

(三)sna和mfs的主要联系

1 核算主体一致

一国之内的单位、个人和国外的单位、个人参与的经济与金融活动,是sna和mfs核算的主体。

2 核算客体一致

尽管sna和mfs在核算内容上与有关于生产、分配、使用等方面的差异,但是金融资产和负债额流量与存量是二者相同的核算客体。

3 基本概念一致

sna和mfs在经济核算的许多基本概念上取得完全的一致。比如常住单位。机构部门、金融交易、金融资产、负债等,两套核算体系采用了完全相同的定义。

三、sna与mfs金融工具分类比较

mfs的统计标准是以sna的统计标准为基础的,sna的统计标准是组织、计量、处理经济体中非金融和金融活动的完整框架。因此,sna的基本原则决定了mfs的统计原则。但是,由于两者统计的目的不同,因而sna货币与金融统计与mfs无论在体系结构和具体内容上均存在较大的差异,下面就以金融工具的分类为例,具体来比较sna和mfs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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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为维护世界金融体系的安全,如何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如何化解金融风险的国际传递效应,应提到IMF的议事日程上。

国际金融领域的风险,亦与大规模的国际金融创新,尤其是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相关。所谓金融创新,是指金融业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具体是指金融机构和金融管理当局出于对微观利益和宏观效益的考虑而对机构设置、业务品种、金融工具及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业创造性变革和开发活动。7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各种金融工具推陈出新,如欧洲票据,浮动利率债券等。据统计,至今为止,国际金融市场衍生工具多达12000多种,衍生工具合约正以每年40%的速度膨胀。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刺激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银行从事投机交易,如此宠大的交易规模,使“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际的运行,并使得市场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而金融市场上的杠杆效应,进一步使金融交易量膨胀,如美国的LTCM公司,其自有资本不过50多亿美元,而1999年9月从事的交易量未交割的曾经多达1.25万亿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度普遍实施,20世纪80年代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愈来愈明显,在这一背景下,金融一体化也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同时大量金融衍生工具、衍生商品的出现,一方面为规避风险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累积不断增加,为国际投机行为创造了机会与条件,他们利用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益,甚至一天之内数千亿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进行投机活动,任何单一国家的中央银行都难以抵挡。衍生工具的发展,逐渐从避险的工具演变为加大风险的工具,加上市场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市场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波动,而且也越来越容易受到操纵。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全球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1989年为5900亿美元,1992年为8200亿美元,1995年为11900亿美元,1998年上升到15000亿美元。2003年上升到约2万亿美元,是发达国家外汇储备量的两倍,其中85%是属于投机易。巨额的游资的无序流动,在金融衍生工具杠杆效应的影响之下,使虚拟经济与物质经济的差距越来越远,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但各国甚至IMF这样的国际性大机构,也缺乏对游资的监管,缺乏对投机行为的监管。同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中,由于各国金融深化程度不一,金融规模不一,对金融市场的监管牵涉到不同国家的利益,不同集团的利益,这又反过来影响IMF的监管态度。成员国的矛盾与冲突,也必然影响IMF本来已经不足的监管能力。

六、世界金融一体化挑战IMF治理危机的方略

在世界金融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金融紧密联为一体,因此金融危机的传染率也越来越高。20世纪90年代初,IMF主要关注三类国家:非洲极度贫困的国家;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和深受外债问题困挠的拉美国家,而对亚洲的一些国家关注不够。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爆发以后,IMF对此反应比较缓慢,在控制货币危机至关重要的最初几个星期里,却只向泰国派遣了两个专家组,协助泰国中央银行处理泰铢浮动技术性问题。直到1997年8月11日,由IMF主持的援助泰国会议才在东京举行。由于IMF决策的失误,致使泰国货币危机迅速变为东南亚货币危机,并进一步发展为东南亚金融危机。

由于国际资金流动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资金的结构和资金在国际间的配置越来越难以平衡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中的发病种类越来越多。然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IMF采取的还是以前对付拉丁美洲结构性通胀的老办法,采取休克式改革措施,这个不仅没有使各个受援国迅速摆脱危机,反而给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因而IMF的“诊病开方”的能力遭到怀疑和批评。当一国金融危机向地区性金融危机转化,甚至向全球性金融危机转化时,IMF这个“最后贷款者”在自身资金量有限的情况下,将越来越难以应付。因为,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规模已不可与IMF成立之时的1946年同日而语,而IMF的份额虽经9次调整,到1992年总计不过是1420.203亿SDR,约合1700亿美元。

另一方面,IMF的“药方”暴露出其局限性。几次危机后,受援国一方面将贷款收入囊中,一方面又频频指责IMF的态度“简单”、“粗暴”,近似于“休克疗法”,在韩国,甚至将1997年12月2日接受IMF贷款日定为“国耻日”。IMF的药方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低经济增长率;二是按照市场信号进行汇率浮动;三是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国内商品和金融市场,进行自由化改革的经济政策。在1997年韩国政府接受IMF的援助之时,要求韩国政府必须接受如下安排:将1998年经济增长率由原定的8%下调到3%;将经常项目赤字限制在GDP的1%以内;提高利率,稳定汇率,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以下;提高税收,增加财政收入;采取多种手段整顿金融机构,对其进行必要的破产和合并,并允许本地或外国金融机构进行收购;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在韩国成立合资或附属机构及经纪行;向外国开放短期债券市场;将外商在韩国上市公司的持股上限即刻调高到50%,1998年进一步提高到55%。

在IMF的高压之下,韩国做出了如下金融市场开放的承诺:

第一,放松对有价证券投资最高限额的限制,允许组建所有形式的信用卡附属机构及金融租赁公司,允许外方在国内银行参股; 第二,放松对外国证券公司进入市场的限制,允许直接开设分行,取消设立代表处的核准规定,取消对外资的歧视性资本要求,放松外国人参股的最高限额规定;第三,外国银行可开设分行和代表处,但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全球最大500家银行、符合有关外汇管理的具体规定、向中小企业的强制性贷款)。允许外资参股现有国内银行,其中个人持股额最高为4%(道一级银行为15%),保证无条件实行国民待遇。除对费率和信用卡放款最高限度加以限制外,信用卡公司可从事任何形式的商业活动(包括设立分支机构),并享受非歧视性待遇。金融租赁公司享有完全的市场准入及国民待遇的承诺。投资咨询公司可开设分支机构。允许收购现有国内投资咨询公司,但累计总额不得超过50%;第四,符合一定条件下,外国证券公司可建立合资企业(其条件是:外资参股为40%至50%,至少有一个股东应持有20%以上的股份,最低缴纳资本为500亿韩元),享有完全的国民待遇。允许收购现有国内公司,但累计总额不得超过50%。证券信托投资公司可建立各种形式的合资企业(外方股份不得超过50%)。

这些措施实行的结果,使受援国出现高利率、高税收、高失业率,以国内经济衰退为代价,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动荡,且使受援国逐渐失去经济的自。这当然为西方一些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收购韩国的企业与金融机构打开了方便之门。到时,在IMF药方的治理之下,饱受危机的亚洲国家的经济复苏之日,恐怕也是经济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控制之时了。这是一种强权政治新的对外掠夺方式。

从另一方面来看,IMF紧缩药方要发挥效用,使受援国真正走出困境,摆脱危机,还有待于受援国发展和引进先进技术,发展知识经济,促使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提高产品出口竞争力等方面的努力。IMF的表现,哈佛大学的萨克斯(Jeffery Sachs)教授称IMF是“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财政部的‘橡皮图章’”[1]。

七、世界金融一体化所要求的合作挑战IMF决策的垄断性

IMF成立之初,就受到众多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代表少数国家的利益,以不同的声音说话。可以说,IMF实际上是一个以繁荣世界金融为宗旨的特殊股份公司,其投票与表决权取决于各成员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份额的性质相当于股份公司缴纳的股金,应缴份额的大小,按会员国的国民收入、黄金外汇储备、平均进口额、出口变化率和出口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等变量所构成的公式计算得出,份额越多,投票权与表决权越大。

各成员国向基金组织缴纳的份额构成该组织的资金来源,成员国在国际收支发生困难时可以动用自己的份额,并可从基金组织借用相当于份额一定倍数的资金。同时,份额还决定了成员国在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相应义务。目前,西方七国IMF中各占据近46.24%的份额,拥有45.34的投票权(参见表5-2-1)。

表5-2-1 西方七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

1982年6月30日

2003年4月7日

份额

投票权

份额

投票权

数额(百万SDR)

比重(%)

票数

比重(%)

数额(百万SDR)

比重(%)

票数

比重(%)

加拿大

2035.5

3.33

20650

3.18

6369.2

2.99

63942

2.94

法国

2878.50

4.171

29035

4.49

10738.5

5.05

107635

4.95

德国*

3234.00

5.30

32590

5.04

13008.2

6.11

130332

6.00

意大利

1860.00

3.05

18850

2.91

7055.5

3.32

70805

3.26

日本

2488.50

4.08

25135

3.88

13312.8

6.26

133378

6.14

英国

4387.50

7.19

44125

6.82

10738.5

5.05

107635

4.95

美国

12607.50

20.65

126325

19.52

37149.3

17.46

371743

17.10

合计

47.771

45.84

46.24

45.34

资料来源:梅育新:《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416页。

虽然2001年,IMF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该年2月5日,IMF理事会投票通过了关于中国特别增资的决议,将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由原来的46.87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61亿美元),提高到63.692亿特别提款权(约合83亿美元),从而使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位次由原来的第11位提高到了第8位。增资后,我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与加拿大并列第8位,位居前7位的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沙特阿伯。

篇11

近30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因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是将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暴露无遗。当今全球的货币体系是因两次大的历史性制度安排(事件)形成的:一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所构建的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二战”后全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二是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不再遵守布雷顿森林会议协议,放弃美元与黄金及各国货币间的固定汇率安排(从此,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间自由浮动,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在“二战”以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背景下,全球的货币金融体系在这两次大的历史性事件的推动下,形成了今天的独特格局:全球各国均放弃了金本位制,各国货币均与美元建立了基准关系(或固定或浮动),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占全球贸易结算量的70%,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全球货币事实上建立在单一美元本位币的基础之上(尽管1999年1月诞生了欧元,但其稳定性、国际影响力还远无法与美元同日而语),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铸币税的收益。无疑,这一货币金融格局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美国自身的货币政策与全球的货币稳定间存在重大的内在冲突。当美国“全球争霸”的国家战略或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战略需要资金时,美国自然会增发美元,形成全球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失衡,除了美国自身的道德约束力外,没有任何货币机制可以对其进行制衡。这一缺陷正是构成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大的金融危机,包括本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客观地说,各国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本质都有较深的认识,并围绕着如何长久地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是应该看到,由于“二战”及“冷战”以后形成的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这一问题的解决将非常复杂:一是各国货币重新退回金本位时代,与单一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挂钩非常不现实;二是当前国际上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包括欧元)能替代美元,成为全球的基准货币;三是美国绝不会自动放弃金融霸权地位,自动放弃其成为世界单一超级大国的根基。因此,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构建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渐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基于国家间力量相互消长的演进过程,并需要历史性事件作为其“突变”的契机。

鉴于此,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正在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而言,现实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不能幻想美国会自动放弃(或自我根本性变革)其金融霸权的地位,需要在现有金融框架下与其周旋(如道义上促进其调整自身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进IMF决策机制等等);另一方面应加紧构建未来相对合理的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理论上、在方案设计上加紧准备,并取得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共识,逐步推动与实施,积累量变,等待时机促成质变。

以目前国际间理论与实践积累的情况看,在构建“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若干可选方案中,“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无疑是最优选择。一方面我们不能在放弃美元本位币的同时,又选择另外一种单一货币(如欧元)本位币,更不可能倒退回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或资源)本位币时代。另一方面,按现有的国际间强势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演进的趋势看,很有可能形成美元与欧元平分天下的格局(英镑与日元正逐渐被边缘化),而这一格局对全球来说仍是不稳定的,除了由于美欧之间经济结构的高度相关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的自身市场潜能未被充分考虑在内(目前亚洲已占全球GDP的1/3,占全球外汇储备的42%左右)。因此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成为最优选择,而以当前格局来看,这一多元化体系当然应以美、欧、亚三足鼎立为主(长期来看,随着拉美、非洲的发展,多元化体系可以进一步涵盖五大洲)。

总书记在2008年11月华盛顿G20 会议上曾明确提出改革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四点建议,最后一点就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这一建议既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也为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发挥人民币在亚洲货币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在亚洲形成一个统一的、并共同以此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全新的亚洲货币制度体系,构建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新格局,符合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演进的需要。就目前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看,这一货币制度体系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以日元为中心,日元成为亚洲各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推动“亚洲日元”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二是以人民币为中心,人民币成为亚洲各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推动“亚洲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三是产生“亚元”,以中国、日本为主体,亚洲各国共同创建一个全新的并最终替代全部亚洲参与国家货币的亚洲统一货币制度,并以此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

由于日本自身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其与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尽管日元早已实现可自由兑换,但亚洲各国对日元的信任度和接受度仍普遍较低。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第一种发展方向可能性非常小。而第三种“亚元”的方案,也是日本曾经明确提出来的,其目标是要建立类似于“欧元”的“亚元”。从亚洲长期的发展进程来看,“亚元”的产生也是有可能的。但由于亚洲各国间相互独立的政治经济发展取向(与欧元区有着巨大差异),同时中国崛起以后,如何安排内部的货币机制,也很难与日本“一厢情愿”的想法达成一致。因此,“亚元”的产生尽管最终可能符合亚洲各国的利益,但中短期来看,可能性也比较小,应属于长期构建的目标。

从现实来看,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无论是经济、文化、外交还是军事,都处在领先地位。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负责任的做法,赢得了很多亚洲国家的信任。以“亚洲人民币”作为构建亚洲区域货币体系的主体,并以此参与国际间金融格局的重建,无疑是区域货币构建中可能性最大的。再加上中国不断增长的大国实力(GDP和进出口总额均已列全球第三)和与亚洲各国间迅速增长的国际贸易往来(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3.3%是与亚洲国家间的往来,并占东盟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相信在10~30年的时间跨度内,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什么是“亚洲人民币”?定义“亚洲人民币”需要借助“欧洲美元”的概念,“欧洲美元”是指在美国以外的欧洲地区用于存款、贷款、金融市场交易和国际货币储备的美元。与“欧洲美元”相对应,所谓“亚洲人民币”,是指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亚洲地区各国普遍接受以人民币作为亚洲地区间经济与贸易往来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存款、贷款和金融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

在认识“亚洲人民币”方面,有几个要点需要特别强调:

一是“亚洲人民币”代表亚洲,并不只代表中国。

当前亚洲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巨额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的贬值危险(亚洲占全球外汇储备的42%),非正常波动的美元汇率导致的国际结算的损失,美元本位制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周期性的重大金融危机等。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根本点就在于要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而当前构建此体系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以人民币为中心,推动“亚洲人民币”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推动“亚洲人民币”并非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构建全球“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来自亚洲的影响力和利益分配载体,能够代表亚洲国家获取平等的国际金融利益。

二是“亚洲人民币”将面临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

美国对于可能威胁到其金融霸权地位的新的金融制度安排非常敏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但该建议刚一出台,就被美国强力制止,无疾而终。此次,尽管美国表面上积极参与G20会议,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但实质上其只想就IMF的作用和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比例作某种形式的调整,根本不想在货币体系的整体架构上作任何大的改变。对于我国和亚洲各国推行“亚洲人民币”计划,一定也会成为美国重点打压的对象。

我们必须要看到,货币金融制度决不是单纯的经济或金融问题,其建立和延伸将主导国际间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任何大的变动必然伴随着大国间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的较量。这一点可从当年英镑、法郎、马克,以及后来美元的崛起上找到充分的佐证。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和军事等领域建立全球优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金融领域的扩张应保持适当的节奏。

为此我们要有较为灵活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面临重大困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多承担一些国际义务和责任,有效地缓解一些国际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我们要与亚洲各国广泛协商,共同建立(而不是强行推广)“亚洲人民币”货币制度,同时不追求在某个固定时间表下与每个亚洲国家全面建立,而是逐个国家协商,逐步推动。

三是与人民币自身国际化改革的关系问题。

2005年7月,我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的改革,并累计升值接近20%,同时对经常和资本项下的外汇进出口规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同时,我们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下自由兑换方面,还是采取有管理可控制的稳健策略。推行“亚洲人民币”计划必然会加速上述方面的改革进程,必然对此期间我国的整体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压力(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际主要强国(美、日)和地区(欧盟)基于国际政治、金融与贸易利益的考虑,打着货币购买力平价的旗号,强迫我国人民币汇率自由兑换(当前主要是要求升值)和取消外汇进出口管制。二是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需要更深入、更频繁地参与国际间金融与贸易往来,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或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三是宏观调控政策和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我国属于对外高依存度的国家,长期的固定汇率政策和外汇管制将无法支持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时,随着国力的日渐增强,如何成为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和制定者,如何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获取大国应得的货币金融利益,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客观地看,后两个压力(动力)是积极性的,是从我国自身利益的角度产生的。而第一个压力也是必然的,是我们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所必然要面对和承担的压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美欧等国恶意推动人民币升值,期望以此遏制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引发热钱涌入,导致国内货币政策失效的策略已经很难继续实施,客观上为我国推动“亚洲人民币”计划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在积极稳妥的思路下,把握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亚洲人民币”的规划与实施

构建以“亚洲人民币”为中心的全新亚洲货币制度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以欧元为例,早在1969年3月,欧共体海牙会议就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设想,但欧元真正的推出却在1999年,历时整整30年。货币的强弱是国家实力的外在表现,而国家间实力的转变又必然是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人民币真正走进“通用货币”的历史舞台也必将会走相似的历程。但事物的质变总是量变不断积累的结果,因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提前做好总体规划,积极稳妥地推动,有计划的分步实施。

在“整体规划”方面,应按照大体30年的跨度,区分三个递进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制度性安排:

首先,在第一个十年,人民币仍主要与美元挂钩,应以巨额且稳定增长的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人民币信誉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可以大力推动东盟“10+3”框架下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以人民币作为与亚洲国家间清算或援助资金的币种,而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最终偿付的保障。2008年,中国对亚洲各国的进、出口总额分别是7026亿美元、6632亿美元,贸易赤字为394亿美元,不仅净轧差(贸易赤字),而且单一进口或出口总额都在我国外汇储备的承受范围内(实际应以净支付,即净轧差为准)。因此,推动与亚洲各国间以人民币计价,最终由美元作支付保障的制度性安排,完全可行。

在这个阶段也可以探讨人民币与美元的货币同盟安排,一方面可以探讨人民币与美元间的相对固定汇率的安排(尤其在当前情况下可起到稳定全球货币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探讨中美间的货币互换或保证协议,在全球通缩的背景下,加大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投放,维持全球充足的多元化的货币供给。

在这个十年中,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否完全市场化,人民币是否完全可自由兑换等问题还仍然在可控制的进程中,可以按照介入亚洲和全球的进程逐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性改革。

其次,在第二个十年,人民币逐渐与中国自身国力挂钩,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国际贸易量占比的进一步提升,人民币逐渐为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所接受,在亚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并部分成为储备货币。

在这个阶段,要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基本完成,要求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比较协调,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调控手段比较成熟和稳定,物价、利率、汇率、就业率等中介指标能同时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

第三,在第三个十年,人民币逐渐进入亚洲各国企业和居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在亚洲自由流通,成为天然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具备可以替代各国自身货币、成为亚洲统一货币(或占有相当权重)的条件。

在这个阶段,要求充分发挥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通过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其他亚洲主要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各类金融机构来推动人民币的充分使用,推动人民币进入民间贸易往来、国际贸易结算、资本市场交易等各个经济领域,并可在香港、台湾等地区推行“人民币联系汇率制度”,设计并推行亚洲统一货币(亚元)制度。

在“分步实施”方面,要注重在三个领域的协调推进:

一是推动亚洲地区各主要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亚洲人民币”的推广,既是中国国力增强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不断增强使用范围,“用”出来的结果。而货币的使用,无论是民间的现钞,还是企业间的现汇,都要求有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受理和服务环境。因此,有计划地推动各国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和特定的制度安排(如现钞押运、货币兑换、清算、资金拆借等)非常重要。

二是推动亚洲地区主要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开展人民币业务。货币和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枢纽。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行和交易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全面进入亚洲各国的资本项目,意味着亚洲各国对人民币的依存度大大增强。在这方面可考虑三个层面同时推进:即中国国内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如银行间市场、上交所、深交所)对亚洲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开放;在香港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和清算;新加坡、东京等主要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和清算。

篇12

中图分类号:F82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54-02

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从经济基础和政府信用两方面造成美元本位制基础的松动,引发了世界各国对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重新构建的诉求,为人民币加速国际化进程带来了机遇。不可否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必要和明智的,但目前业界似乎更强调人民币国际化的诸多收益,而忽视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蕴涵的潜在风险和成本。梳理人民币国际化的利弊得失,有助于我们加深认识,做出更好的战略路径选择,更加平稳地推进货币国际化进程。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1.分享国际铸币税收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后最大、最直接的收益就是获得国际铸币税收入。铸币税是指发行者凭借发行货币的特权所获得的纸币发行面额与纸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在本国发行纸币,取之于本国用之于本国。而发行世界货币则相当于从别国征收铸币税,这种收益基本是无成本的。人民币国际化后,也可以和美国、欧盟和日本一起参与国际铸币税的分配,从而为中国谋求更多的经济利益。据有关专家测算,一旦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中国每年因人民币国际化而获得的铸币税收入至少可以稳定在25亿美元左右。如果人民币的购买力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并且人民币的国际化区域逐步扩大,那么到2015年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国际铸币税收入可能达到225亿美元,到2020年约为300亿美元。

2.有助于缓解高额外汇储备压力。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虽然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利于稳定本国的金融秩序,但也给货币政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美元的不断贬值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不断缩水。人民币国际化可减少中国对美元等其他国际储备货币的需求,有助于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与此同时,还可以通过货币的输出,实行强势人民币政策,解决国内流动性过剩问题。

3.有利于防范和减少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外金融活动步入空前的发展时期,汇率变动始终是困扰和制约开放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使外贸企业持有大量外币债权和债务。由于货币敞口风险较大,汇价波动会对企业经营产生一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后,对外贸易和投资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计价和结算,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将随之减小,这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同时,也会促进人民币计价债券等金融市场的发展。

4.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美元、欧元、日元等货币之所以能够充当国际货币,是美国、欧盟、日本经济实力强大和国际信用地位较高的充分体现。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后,中国就拥有了一种世界货币的发行和调节权,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和话语权也将随之增加。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改变目前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减少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

1.国际责任带来的潜在风险。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在享有诸多利益的同时,也意味着要承担维持国际金融稳定的责任。当储备国发生诸如流动性危机的问题时,发行国就面临着是否提供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贷款的政策挑战。袖手旁观将招来国际社会的谴责,更严重的有可能致使信用丧失。而信用是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基础,失去了信用就意味着该货币将退出国际舞台。而要承担这个责任往往会与国内政策目标相悖、损害国内利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在国际上树立了人民币坚挺的形象,获得良好信用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2.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而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性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个。在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下,如果政府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不断开放资本账户,那么中央银行实施独立货币政策的空间肯定要受到很大的掣肘,从而给当局的调控能力和政策目标的达成构成巨大的挑战。

3.金融体系遭受国际市场冲击的风险。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随着资本项目的开放以及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国际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频率更高,将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中国经济波动,不仅增加利率和汇率的波动,而且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也难以避免。金融市场价格波动性的放大将给中国金融机构的持续经营造成挑战。由于市场化经营的时间较短,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操作经验有限,这就决定了中国金融机构应对金融市场价格冲击的能力较弱,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也相对匮乏,再加上中国金融监管体系相对薄弱,这将会造成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累积。在遭遇较大外部冲击或者本国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情况下,金融体系可能爆发系统性危机,并最终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

尽管一国货币国际化会给该国带来种种消极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国际化带来的利益整体上远远大于成本。美元、欧元等货币的国际化现实说明,拥有了国际货币发行权,就意味着制定或修改国际事务处理规则方面的巨大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

篇13

随着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国经济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国际金融格局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动荡。对于各个国家来说,要想更好的应对国际经济市场的变动,保持本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就必须要掌握国际金融格局的发展形势。因此,对于国际金融格局演变历程的了解,就成为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一、国际金融格局的概念

国际金融格局指的是在各个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以自身拥有的金融体系、金融资源等进行博弈,从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能够通过其金融状况得以体现。在经济体当中,金融体系是其基本框架,也就是国家货币的流动情况。因此,金融格局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货币的问题。而国际金融格局则可以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理解。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目前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大体上来看,主要是通过对各国货币关系规则与机构的支配,从而形成的一种较为完整的体系[1]。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包含了国际收支调节方式、各国货币可兑换性、确定国际本位货币与汇率等内容。在十九世纪,英国就是通过英镑所取得的重要地位,从而称霸国际。而随后美元的坚挺,也使得美国能够在二战后迅速崛起,进而称霸世界。由此可以看出,大国货币的出现与发展,能够极大的影响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金融格局的演变。在国际金融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国家,其本国的货币必然也会占据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所以说,对于国际金融格局的反应,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演变

(一)金本位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早在十九世纪以前,很多西方国家就已经对金银复本位制进行了应用。此后,由于白银的产量大幅提高,影响了金银相对价值的稳定性,导致货币制度发生了混乱。在十九世纪初,英国首先制定了金本位的制度法案,将金币作为本位币。在当时,虽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体和经济体,英镑也得到了广泛的接收和认可[2],但是由于当时各国采取不同的货币制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英国的国际贸易发展,只能在英国本国实行金本位制。随后,由于货币制度发生混乱,英国抓住机会,利用自身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对其它国家不断施加压力。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日本、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纷纷对金本位制度进行效仿,各国的货币制度渐渐得以统一,国际金本位才最终得以形成。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因为金本位制度的固有缺陷,金本位制度最终崩溃,国际货币体系重新陷入了动荡不稳的局面,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和冲击。因此,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推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新建立。由于当时二战刚刚结束,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打击。欧洲作为二战的主要战场,已经很难担负起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责任。亚洲国家也在经历了多年的战火之后,经济也面临着几近崩溃的情况。而当时的美国由于远离战场,本土也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因此得以迅速的成长,逐渐积累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一跃而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3]。因此,国际货币体系才开始以美元为中心得以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历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该体系中,在美元与黄金、他国货币与美元之间,分别建立了联系,使得国际金融格局逐渐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

三、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

(一)工业革命后的伦敦

在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首先展开了声势浩荡的工业革命,在先进技术的支持下,英国实体经济得到了跨越式的发展,逐渐奠定了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了金融机构的产生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英国早在工业革命时期,其金融市场结构、保险体系、银行体系等就已经相对完善,从而开拓了诸多服务给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在此环境下,英国的首都伦敦也渐渐成为了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此后,英国建立了全球首家股份制的商业银行英格兰银行,为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强大的助力[4]。然而,随着一战的爆发,英国作为主要参战国,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逐渐衰败。

(二)二战后的纽约

在一战之后,国际金融格局的中心就逐渐开始向美国转移,大量的资本也从欧洲流向美国。二战之后,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影响到美国本土,在美国国内,金融环境十分安全和稳定,从而逐渐积累了巨大的财富[5]。因此,在二战之后,美国逐渐确立了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国际金融中心也从伦敦逐渐转移到纽约。随着股票交易和信息准确性的提高,美国的资本市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美国已然成为了实际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在制定国际金融规则的时候,占据了主导权。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贸易的结算货币都是美元,使得纽约集中了大量的资本,巩固了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过,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美元的国际地位有所下降,而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削弱。

四、影响国际金融格局演变的因素

在金融当中,最为原始的萌芽和形态就是货币,而金融的一些现象,都是以由货币所产生的。因此,在金融当中,货币是最为重要的核心要素[6]。一个国家金融的基本状态,能够通过其货币的流动情况体现出来。国家的货币支出收益,就是人们常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GDP的增长,除了源自于实体经济中实物商品运动的加快和数量的增加以外,还与虚拟经济中金融工具运动的加快和数量的增加具有极大的关联。因此,在国家的货币支出中,不但包括实体经济的支出,同时也包含了虚拟经济的支出。其中,实体经济主要是指固定资产投资、购买实物要素、购买服务、以及购买消费品。而虚拟经济则主要是指购买股票、债券、储蓄等金融的衍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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