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处罚的本质属性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1 16: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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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源自现实的问题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城市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单位和个人有本条例所列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5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
《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11条规定，对批准保护的中药品种以及保护期满的中药品种，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指定的专业报刊上予以公告。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9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定期药品质量公告。药品质量公告应当包括抽验药品的品名、检品来源、生产企业、生产批号、药品规格、检验机构、检验依据、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内容。
某市卫生局对该市纯净水市场中不同品牌的饮用水进行了大抽查，随后在全市范围内公告了抽查结果，其中被认定存在质量问题的生产厂家认为，卫生局在抽查程序违法且没有合理和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公告抽查结果，影响了该厂的声誉，致使其市场占有量明显减少，侵犯了其人身权和财产权，故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1]
笔者以上所罗列的现实法律规范和案例，旨在表明法律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行政主体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有关行政权行使信息的法律现象。我们姑且将这种以公告形式实现行政目标的行为称为行政公告。然行政公告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是否有足够的法理支撑、应具备哪些构成要素等问题，都有赖于对行政公告的分析和论证。
二、行政公告释义
行政公告并非法律概念，充其量只是法学概念。受研究者兴趣偏好与精力所限，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领域对行政公告的专门研究非常匮乏，[2]行政公告作为普遍存在的行政法律现象，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含义
纷繁复杂的行政公告现象背后，其共性在于行政主体依据法律所赋予的职权，通过公告形式来实现预期的行政目标。据此，行政公告是指行政主体依法履行职权，为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通过公告形式，将与行政职权行使相关的信息向社会公布的一项行政法律制度。
首先，行政公告只是对一定法律现象形式上的概括，而不是性质上的厘定。现行行政法学研究，都是在界定行政主体行为内容性质的基础上，对形式上具有共性的行为作归类研究。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都是在界定其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这种本质属性基础上，对形式上具有共性的法律现象的概括。而行政公告不是对其意指的法律现象性质上的概括，只是对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实现特定行政目标的纷杂法律现象形式上共性的概括。这表明，行政公告作为法学概念，与现行行政行为具体范畴和种类是不同层面意义上的所指，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行政公告是履行行政职责的表现。依行为性质的不同，行政机关可以有民事主体、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甚至是刑事责任主体的不同身份。行政法所关注的只是行政机关以行政主体身份出现时所表现的权利义务状态。本文的行政公告，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职责时的公告，虽以公告方式行为，若不是履行法律所赋予的行政职责，则不在行政法学研究领域范围内，也不是本文所指的行政公告。
（二）种类
不同形态的行政公告，它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法律性质、救济途径等可能存在差别，对不同形态的行政公告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划分，是非常必要的。基于前文是从形式上界定行政公告，以行政公告内容的形式特征为标准，对行政公告进行类型化分析是可行的路径。[3]据此，行政公告可以分为：
1．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告
它是指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将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报纸、新闻媒体、特定公共场所张贴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布的一种行政公告。由于行政规范性文件规范对象的广泛性和不特定性，通过对每个被规范对象的具体送达不具备现实性与可行性，故只有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布。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所规定的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向社会所的公告。
2．行政处理公告
它是指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将其针对特定相对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行政处理由于涉及特定的当事人，应该遵循政府行政相对性的要求，不得对社会公开，这是公民隐私权保护的需要。然原则依托例外而存在，在特定情况下，因某种因素的介入，行政处理决定可能会丧失“私”的特性，而必须向社会公开。虽然行政处理公告的法理根基、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等都有待于进一步论证，但现实中不乏行政处理公告的现象。如：《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对单位和个人的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
3．其他行政信息公告
从广义上来理解，一切有关行政权行使条件、范围、过程、内容以及后果等因素都可称之为行政信息。但行政法所指的行政信息，应是与行政权行使直接有关的信息。其他行政信息公告是指，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将除了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处理决定之外的，其他直接有关行政权行使的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布。这类行政公告在法律实践中非常普遍，如药品监督行政主体公布药品抽查结果等。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中，也有大量的关于其他行政信息公告的规定，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单位和个人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三）相关概念辨析
行政公告作为行政目标实现的手段，它与其他行政手段或者行政法律现象之间的异同比较，有利于其自身内涵的界定和阐释。
1．行政公告与行政行为的告知
依通说，行政行为的告知是指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将行政行为通过法定程序向行政相对人公开展示，以使行政相对人知悉该行政行为的一种程序性法律行为，包括拟制行政行为的依据、陈述意见的机会、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期限等内容的告知。[4]作为向相对人告知一定的内容，行政公告与行政行为的告知具有一定的重合之处，如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既属于行政公告范畴，也可以划归行政行为告知的范畴；且两者之间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呈现性质上的一致性。[5]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1）对象和表现形式不同。行政公告是行政主体通过报刊、新闻媒介、公共场所布告等可见的形式，向社会公众公布有关行政信息的活动，它的表现形式一般是书面的。而行政行为的告知中，如拟制行政行为依据、陈述意见机会等，都是通过口头或书面向特定相对人进行告知。
（2）内容不同。行政公告的内容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处理决定以及其他行政信息，而行政行为的告知内容包括拟制行政行为的依据、陈述意见的机会、行政救济的途径和期限等。前者较概括和抽象，后者较为具体和细化。
2．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是指当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时，行政主体可以用公告形式向相对人送达行政处理决定。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一定期间，视为送达。它与行政公告存在以下差别：
（1）性质上，行政公告只是对行政主体通过公告形式实现行政目标的各种法律现象形式上的概括，不能反映这些法律现象的本质属性，不同的行政公告有不同的法律性质。而公告送达是程序性法律行为，其本身并不直接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
（2）内容上，行政公告的内容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行政处理决定以及其他行政信息；而公告送达的内容是行政处理决定，至少在现今我国行政法学研究语境下是如此，而不包括行政规范性文件和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送达。[6]
（3）对象上，行政公告的对象可以是特定而具体的行政相对人，也可以是非特定的社会公众；而公告送达，在一般情况下，其送达对象为具体、可数的行政相对人。
三、行政公告的性质
本文是从形式上对行政公告内涵作了界定，然真正决定行政公告存在的合理性，以及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法律救济途径等根本性问题的是行政公告的性质。所谓行政公告的性质，是指行政公告是否属于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现有权利义务状态的行政行为范畴。行政公告包罗万千，不同种类的行政公告有不同的性质。
（一）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
判断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其形式是其次，关键在于行为内容能否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行政公告是否属于行政行为，取决于行政公告具体内容是否对相对人产生新的权利义务变化。一般而言，具备行政行为属性的典型行政公告有以下几种。
1．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
基于不同的目的，根据不同的标准，行政行为可以有不同种类的划分。在非行政规范性文件领域，根据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有惩戒效果，行政行为可以分为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与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前者主要指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7]
之所以将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等具有惩戒性质决定的公告，纳入行政行为范畴，而否定其他行政处理决定公告的行政行为属性，是因为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新的影响。现例举法律实践中的具体情形阐述如下。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第26条规定，单位和个人有本条例所列财政违法行为，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可以公告其财政违法行为及处理、处罚、处分决定。据此，财政行政主体可以公告其作出的处罚、处分决定，该行政公告将对相对人现有权利义务状态产生影响，其缘由为：
（1）从立法意图来看。一般而言，行政处罚、处分决定只需送达相对人即可，行政处罚、处分决定无需、甚至不得向社会公开。立法者之所以赋予财政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基础上，公告该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权力，使社会不特定公众知悉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存在以及所受的不利制裁，从而影响相对人的良好声誉和形象，其目的在于加强财政行政主体的管理力度以及行政权行使的有效性。故从立法意图来看，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公告具有影响相对人人身权的目的，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8]
（2）从公告的内容来看。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意味着行政主体对相对人的行为作了违法性的宣告和确认，这不仅可能对相对人的财产权产生不利影响，也可能对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不利影响，但这种不利影响只局限于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特定范围内。而通过公告行政处罚、处分决定，使得原本不知悉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其他社会公众获知该信息，使得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了新的不利影响或者扩大了原有的不利影响范围，这符合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
2．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
行政规范性文件和行政处理之外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是否会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没有统一的类型化标准。对于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信息只能作个体化分析，视其具体内容而定。一般而言，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在实践中有以下两种常见形式：
（1）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相对人若有违法行为，法律一般是规定了实体性内容的制裁措施，或者追加规定行政主体可以将对相对人违法行为所作的制裁措施通过公告形式，公之与众，作为加重处罚。但有时，法律也会赋予行政主体可只公布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本身，而无需公布对违法行为所作的制裁决定。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本规定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虽然，这种公告行为可以理解为强制执行措施的一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将对相对人的人身权产生不利影响。这类行政公告因其具有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现实性，而被归入行政行为范畴。
（2）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一般而言，行政检查结果只是行政主体作出实体性裁定的基础。但有时候，法律授予行政主体可以公开行政检查结果，而不作实体性裁定。此时，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开，就可能影响到被检查人等相对人的权益，该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告就具有行政行为的本质属性。
此类行政公告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负有保证公民生活安全责任的行政主体，通过对有关公民生活安全的物品的监督和检查，向社会对其监督和检查结果所作的公告，如食品安全监督部门、质量监督部门、药品监督部门等对食品、生活用品、药品等是否符合相应质量、安全要求等检查结果所作的公告。如：《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59条规定，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药品质量抽查检验结果，定期药品质量公告。药品质量公告应当包括抽验药品的品名、检品来源、生产企业、生产批号、药品规格、检验机构、检验依据、检验结果、不合格项目等内容。
（二）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
当行政公告不会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效果时，就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范畴，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
由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对象的不特定性，其公开方式只能选择公告的形式，以行政公告为载体。但是，实际上对相对人产生规范性约束的是该规范性文件，而不是行政公告本身，行政公告只是作为该规范性文件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或许有人会质疑，没有经过行政公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力。但行政行为效力所具有的可分性表明，行政行为对于行政主体和相对人有不同的效力，且效力发生的时间也不一致，[9]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只是一种附属性的程序行为，其本身不对相对人权益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属于行政事实行为范畴。[10]如：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35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城市市区区域声环境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的路段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
2．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告
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由于并不包含对相对人行为的否定性评价，对该处理决定的公告，不会对相对人的人身权造成不利影响，类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法律实践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这种行政公告形式。如：
《煤炭法》第26条规定，煤炭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届满或者经批准开采范围内的煤炭资源已经枯竭的，其煤炭生产许可证由发证机关予以注销并公告。煤矿企业的生产条件和安全条件发生变化，经核查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其煤炭生产许可证由发证机关予以吊销并公告。
《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1条规定，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应当向社会公告。
《专利法》第55条规定，专利局作出的给予实施强制许可的决定，应当予以登记和公告。
3．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公告
除了对行政违法行为和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的公告之外，对于其他信息的公告，一般都不会产生行政法律效果，具备行政事实行为属性。如：
《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公告。
《防洪法》第25条规定，防洪保护区是指在防洪标准内受防洪工程设施保护的地区。洪泛区、蓄滞洪区和防洪保护区的范围，在防洪规划或者防御洪水方案中划定，并报请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批准后予以公告。
《执业医师法》第20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准予注册和注销注册的人员名单予以公告，并由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汇总，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四、行政公告的适用条件
现代法治社会中，政府行使权力的所有行为，即影响他人法律权利、义务和自由的行为都必须有严格的法律依据。[11]无论是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抑或作为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由于都是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公开，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但行政公告的性质不同，即是否会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差别，其适用条件也不同。
（一）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适用条件
1．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适用条件
政府行政的相对性，以及过罚相当原则所要求的相对人不因自己违法行为而受到过度的不利影响等决定了，针对特定相对人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一般不得向社会公开。但当有其他因素介入，经过利益衡量之后，可以允许行政主体以公告形式公开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具体而言，以下情况可适用行政公告：
（1）作为行政执行措施时。通过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使不履行行政决定义务的相对人的声誉等权益受到减损，给予其较大的压迫感，从而促使其自觉履行行政决定。从这一层面上，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有作为行政执行措施的作用和属性。但若将所有的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定性为行政执行措施，那么将导致这类公告游离于现行行政诉讼体制之外，使得不具备行政公告条件的行政公告逃避司法权的监督，因为对于行政执行措施不能提起行政诉讼。若对行政处罚、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是在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决定义务情况下使用时，其就属于行政执行措施，否则就属于行政处罚的一种，相对人对此享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2）行政处理决定本身的适用范围具有不特定性时。行政行为的执行力一般限于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对于非行政行为当事人不具有实质性的约束力。但是，某些特定情况下的行政处理决定，虽然其相对人是特定的，其内容却具有扩散性，导致了行政处理决定的适用范围具有不特定性和扩散性，要求非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或者组织予以执行。此时，该行政处理决定就须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不特定主体广为告知。这种公告形式在实践中并不鲜见：
如《招标投标法》第53条规定，投标人因违法行为而被取消参加今后招投标活动资格的，行政主体在作出取消其资格的决定后，应将决定公告。
《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3条规定，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受到开除或者撤职纪律处分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其终身不得在金融机构任职，并在全国性报纸上公告。
2．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适用条件
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主要包括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和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其有严格的适用条件限制，必须符合下列其中之一：
（1）作为行政执行措施时。对于相对人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主体一般应给予实体性的行政处罚或者处分，而不能只公告该行政违法行为。倘若违法行为相对人不履行处罚或者处分决定，那么行政主体可以采取公告该行政处罚、处分决定本身，或者只公告该违法行为相对人的违法事实，而不公告处罚、处分决定，以作为行政执行措施，督促相对人履行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义务。[12]如：《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1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本规定所列违法行为，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除依照本规定给予处罚外，可以在其营业场地公告其价格违法行为，直至改正。
（2）公共利益介入时。行政主体因履行职权而作的行政检查，一般只涉及特定的相对人，无需且也不能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但是，当行政主体所进行的检查或者其公布的检查结果，关系社会不特定公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时，也即当该行政检查或者检查结果有公共利益因素介入时，行政主体应该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其检查情况。[13]如食品卫生监督主体对市场上特定食品的检查结果、质检部门对市场上关涉公民人身安全的生活用品等的检查结果，就应该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
（二）作为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公告适用条件
在民主法治国家中，公共行政的目的是维护和促进公共利益或者大众福祉，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是公共行政的概念属性和功能属性。[14]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虽不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但由于也属于行使行政权力的积极行为，行政权的公益性决定了其仍然须具备一定的条件：
1．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适用条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是其对外生效的前提条件，未经公告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所以，关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是制定主体的一项义务，只要存在行政规范性文件，其必须通过公告形式向社会公布。
2．不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公告适用条件
此类行政公告的适用条件应该是当该处理决定的内容有必要使社会不特定公众知悉，以便作为社会公众今后行为的指向或者借鉴的，行政主体才可以用公告形式公布该行政处理决定，否则不得公告。如：《中药品种保护条例》第11条规定，对批准保护的中药品种以及保护期满的中药品种，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指定的专业报刊上予以公告。
3．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其他行政信息的公告适用条件
根据行政效益的要求，基于行政成本的考虑，该类行政公告的适用也应具备严格的限制条件，只有在行政信息会对社会公众造成影响，确有必要时，行政主体可以公告，行政主体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如：《人民防空法》第35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组织试鸣防空警报；并在试鸣的五日以前公告。
五、行政公告的救济
作为行政目标实现手段的行政公告，由于其只是对众多法律现象的形式概括，作为独立的行政手段尚未得到明确和重视，行政法学界关注较少，行政立法和司法实践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认识，关于行政公告的救济，是一个有待规范的问题。
我国现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体制，均是以行政行为是否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影响为标准，来界定是否将行政行为纳入各自的救济体系。所以，应根据是否具有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属性，分别论证行政公告的救济途径。
（一）具有行政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的救济
属于行政行为性质的行政公告主要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决定的公告、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公告，以及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检查结果公告。对于这些行政公告，由于其具有行政行为的属性，且针对特定的相对人，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相对人若认为该行政公告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相对人若认为该行政公告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15]
（二）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的救济
具有行政事实行为属性的行政公告，由于它不对相对人产生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效果，所以此类行政公告不应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体系。但必须注意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模糊状态的行政公告的救济问题，因为，行政事实行为存在向行政行为转变的可能。由于行政事实行为与行政行为没有统一而明确的界定标准，两者之间存在一些模糊、变动不居的状态。[16]在界定此类行政公告的救济途径时，必须坚持以最大限度保护相对人权利救济为原则，尽量将有争议的行政公告纳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体系。我们须确立这样的观念，即使是事实行为，若造成人民权利侵害或负担，而产生除去义务或损害赔偿义务时，则不应只视为事实行为，而应允许相对人提起救济。[17]
注释：
[1]类似案例可参见王国和等：《对一起因大桶饮用水质量公告引起行政诉讼的思考》，《中国卫生监督杂志》2000年第2期。
[2]就笔者的阅读范围，无论是教科书体系，还是专著体系，尚未有对行政公告的专门论述，甚至没有出现过行政公告的提法。有关学术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关于行政公告的研究文献也非常鲜见，只有学者张晓玲发表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的《论行政公告》一文。
[3]当然，行政公告还有其他分类标准，如以行政公告的内容性质为标准，行政公告有作为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与非行政行为的行政公告之分；以行政公告是否可以救济为标准，可将行政公告划分为可救济行政公告与不可救济行政公告等。但是，这些标准是建立在形式标准之基础上，没有对行政公告进行形式上的划分之前，就以行政公告的实质作标准进行的划分，有本末倒置之嫌。
[4]参见章剑生：《论行政行为的告知》，《法学》2001年第9期。有学者将行政行为的告知限定在具体行政行为中，详见孟昭阳、赵锋：《论行政告知制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也有学者将行政告知等同于说明理由制度，见张引、熊菁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及相应制度》，《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
[5]关于此点，请见本文第二部分“行政公告的性质”的相关论述。
[6]其实，抛开学界对“公告送达”的传统认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行为，无论是从实质层面，抑或从形式层面上来说，就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公告送达行为，因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普遍适用性决定了其无法通过个体的直接送达方式，而只能采取公告送达。
[7]当然这里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仅指纠正相对人违法行为措施之外，对相对人追加的不利处理，不包括对违法行为本身所作的纠正措施，如因相对人违法而需撤销其行政许可证，那么这个撤销决定虽然对相对人来说具有惩戒性质，但其属于对相对人违法行为本身所作的纠正措施，不属于这里特指的带有惩戒性质的行政行为。
[8]或许有人会将对行政处罚、处分决定的公告理解为行政处罚、处分的执行措施，督促被处罚人、被处分人依法及时履行义务，但即便如此，该执行措施也会对相对人产生新的影响，它与其他行政执行措施不同，其他执行措施只是单纯的对执行行为内容的实现。
[9]对行政机关本身来说，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和行政处理的成立时期一致，行政处理一旦作出立即生效。对当事人来说，行政处理只在行政机关使当事人知悉时起才能实施，即行政处理只在公布以后才能对当事人主张有效。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行政处理效力的开始时期，应分对行政机关本身和对当事人而不同。
[10]这也符合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体制中规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可诉的要求，如果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公告将对相对人权益产生影响，将导致该行政公告具有可诉性，必然导致公告所内含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具有可诉性。当然，行政公告主体、程序上的违法是否可诉，是否影响行政公告的效力则是另外层面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11]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12]在日本就存在作为间接强制执行方式的公布违反事实措施，即相对人有义务的不履行时，将该事实向一般公众公布。参见[日]盐野宏：《行政法》，杨建顺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73～174页。
[13]利益衡量的裁判方法理论要求权利之间发生冲突时，根据权利重要性等标准，或者一种权利必须向另一种权利让步，或者两者在某一程度上必须各自让步。详见[德]卡尔·拉仑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12～321页。行政主体在此个案中，类似法官的角色，应运用作为裁判方法的利益衡量来决定是否进行公告，以及在什么范围内公告。
[14]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3页。
篇2
一、现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考察
（一）现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考察
2001年7月，国务院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强调行政机关应依法移送涉嫌犯罪案件。2004、2005年，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下，联合若干部门先后下发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联系的意见》、《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根据上述文件，各地检察机关也积极构建与行政机关的衔接机制：一是单独制定实施意见，如福建省检察机关出台了《福建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规定》；二是与特定的行政机关就某一类案建章立制，如湖南省检察机关联合省烟草专卖局制定了《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湖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建立涉烟犯罪案件移送备案制度的规定（试行）》；三是与不特定的行政执法机关制定相应的衔接制度，如罗湖区检察院与国税局、文化局等14个行政执法机关联合制定了《罗湖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实施办法》。虽然，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框架正在逐渐建立，但由于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机制还不够完善，笔者认为，目前存有如下不适应现实的情形：
1.衔接层次较低。现有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制度基本是在检察院主导下建立的，更加注重检察院立案监督部门对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而对最重要的行政犯罪双重责任如何实现、两种责任如何协调、折抵等并无涉及。
2.规定不够协调。出自不同部门、不同时期以及内容不相一致的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相关规定，会造成机关之间的冲突。“行政执行机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性执行提供了方便，导致实践中的执行不仅未能如愿，而且出现混乱和困难加剧的趋向，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出现更多不衔接的问题，有关衔接机制的规定不因执法的选择适用，却成为不衔接的规定依据。”[1]
3.认识尚未统一。办案过程中，刑事司法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证据收集标准等问题会经常存有分歧，容易发生两家单位互相推诿、扯皮的现象，往往影响案件的及时移送与惩处。
4.监督力度不够。首先，衔接机制仅在部分地区有落实，监督的地域范围其实很有限；其次，“受传统思维方式影响，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以审查批捕案件为主，现有人员在保证批捕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再拿出一部分精力来从事‘两法衔接’工作，做起来力不从心”。[2]
（二）法院参与该机制升级的必要性探析
1.虽然在检察院主导下建立起的衔接机制存在不适应现实的问题，但是其在限制行政权过分渗透、促进行政权与刑事司法权更好地衔接的初衷是好的。对于新生事物，法院应该积极探索参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工作制度框架构建，发挥审判权在行政犯罪惩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从语义上分析，既然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自然应延伸至审判阶段，应进一步从“督促移交案件”扩大到通过刑事审判权使得“行政犯罪双重责任客观、准确实现”这一更高层次。只有法院参与机制构建，才能确保衔接机制从点的接触到整个行政犯罪线性连贯惩处。
3.从司法操作上，行政处罚与刑罚有重合之处，行、刑责任的实现需要考虑竞合、折抵等问题，若没有法院的参与，行政犯罪人所承担的行、刑责任总和将有导致不客观的极大可能。
4.有利于司法权强化对行政权的监督。首先，两法衔接工作量大，仅靠检察机关监督移送不足以应对。其次，法院在行政犯罪案件的审判过程中，能及时发现行政机关移送案件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并对其不当行为以司法建议等形式予以督促改正。
二、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之司法审判回应
（一）把握行政犯罪责任实现原则
1.行政、刑事责任并合为原则，同类不再并用为例外
行政犯罪的双重违法性，决定其在法律后果上应为行政罚与刑罚的有机统一。所以，在追究行政犯罪责任时应将行、刑责任予以并和，这是原则性规定。“但由于实际情况复杂多样，有时会出现某些不能合并、不宜合并或者无需合并适用的情况。因此，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合并适用只是一般原则，在具体合并适用时，应视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予以衔接。”[3]这就涉及到行政犯罪责任实现中并和原则的例外——同类不再适用原则。由于刑法与行政法都属公法，使二者在处罚方式上有同类的情形,如罚金与罚款都强制行为人缴纳金钱，自由刑与行政拘留都限制人身自由，两者之间只有量上的差异，不能再一并适用，具体在下文责任实现途径部分予以分析。
2.程序上刑事优先原则
要实现行政犯罪双重责任，必须将刑事程序与行政程序结合起来，单一程序都无法达到，而这当中程序上刑事优先也是一项基本原则，其是指追究行政犯罪责任，原则上应先由司法机关依据刑事程序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再由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程序解决行为人的行政责任问题。其依据在于：第一，行政犯罪本质上是一种犯罪，其本质属性决定应优先适用刑事程序追究刑法上的责任；第二，相比与一般行政责任的实现方法，刑事责任的实现方法更为严厉。在优先实现刑事责任后，同类行政责任不再适用，符合法律资源经济原则；第三，适用刑事优先原则，可以防止行政机关以罚代刑，有利于打击犯罪，实现刑法的社会防卫功能。
综上，在解决行政犯罪法律责任问题上应遵循刑事程序优先。当然，由于现实的复杂性，行政程序先于刑事程序启动的情形大量存在，故“刑事优先”也只是一般原则。这使得行政犯法律责任在实现途径上存有先刑事后行政和先行政后刑事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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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清行政犯罪责任实现途径
1.刑事责任实现在先，行政责任实现在后
如果法院已适用了刑罚或免于刑罚的，行政机关在给予行政处罚时应采用如下方式与刑罚相衔接：
（1）内容相似的责任形式不得重复适用。其一，法院判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行政主体不能再做出罚款的处罚。“因为，法院已处罚金后，给行为人经济制裁的目的已经达到，不宜再由行政机关依据同一事实和理由再予以罚款处罚。”其二，法院已经适用了自由刑，如拘役、有期徒刑等，行政机关无需再给予行为人行政拘留。“因为两者都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性质，而且自由刑的强度比行政拘留大，足以达到惩戒与教育的处罚目的。”[4]其三、法院责令赔偿损失的，行政主体不得再作出责令赔偿损失的决定。其四，人民法院责令赔礼道歉的，行政主体同样不得再适用。
（2）内容不相似的责任形式可重复适用。其一，生命刑、自由刑与行政罚中除行政拘留外都可以合并适用。如法院已经适用了管制，行政机关在必要时仍可依法处以吊销许可证等。其二，财产刑与罚款之外行政责任实现方法均可并合。其三，资格刑可与行政处分外的行政罚并合适用。其四，法人有违法犯罪行为，如果法院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那么行政机关还可对该法人依法适用行政处罚。
（3）免于刑事处罚后可给予行政处罚。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被免刑的犯罪人都要给予行政处罚，是否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应依法根据各种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被告人的主观过错确定。[5]
2.行政责任实现在先，刑事责任实现在后
如果行政机关已经适用了行政处罚，法院在给予刑罚时应采用如下方式与行政处罚相衔接：
（1）内容相似的责任实现方法不再重复适用。其一，行政机关先罚款的，法院仍可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但对处罚金的，须折抵；除此，先行政拘留，后法院判处自由刑的，也应折抵。其二，实现方法相同，实质上并无差别的，行政主体如已先适用的，法院不得再适用，如责令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篇3
高校图书馆印本文献在日常流通中常被读者随手写划,以及其它污损现象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针对此类事情图书馆要予以“违规处罚”,它是一种常见且行之有效的图书馆管理手段,但是这样往往会引发管理者与读者之间的矛盾冲突。而此类事情的发生对构建一个和谐、文明的图书馆学习研究环境是一个冲击。究竟如何面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要理性思考,认真研究。
一、图书馆读者违规及非人性化处罚方式
1.读者违规行为
高校图书馆读者的违规行为可以分为对图书、设备和环境的违规。对图书的违规是指对图书的盗窃、污损、遗矢、乱拿乱放和借阅超期等。对设备的违规是指对设备的偷盗损坏以及非法占有等。对环境的违规是指在图书馆内大声喧哗、抽烟、喝酒、吃零食、随地吐痰、乱扔杂物、衣冠不整。
2.非人性化的违规处罚方式
对读者的违规,大多数高校图书馆采取了非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处理的轻重有别,大致可以
分为罚款、警告、公告、留校查看、劝退等。
二、“违规处罚”的弊端
1.图书馆不具备罚款的主体资格
罚款是目前高校图书馆对读者违规处理采取较多的一种方式。虽然有些高校图书馆称为“图书损害赔偿费”“违约金”“图书占用滞纳金”等,但实质就是罚款。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也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相关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可见罚款的主体是行政机关,并不是所有组织与个人都具有罚款的权利。图书馆是一个属于法人或非法人的公益性机构,不是法律授权的行政执法单位。因此,无权对读者实施罚款。
2.读者违规处罚的矛盾
高校图书馆的读者都是在校学生,没有经济来源,采取罚款的方式将加重学生的经济负担,导致有些学生为了避免罚款而不再阅读图书馆的书籍,有些学生为了平衡罚款的损失而走上偷盗他人财产的犯罪道路。
3.“违规处罚”不利于图书馆的和谐建设
“违规处罚”中的“过期罚款”,其出发点是为了促进文献资料正常有续流通,更好的为读者服务。但有些读者对此并不了解,误以为图书馆“过期罚款”是图书馆创收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变相的营利行为,将其罚款作为图书馆职工的福利。其实图书馆的罚款全都上缴了学校财务。由于这种“过期罚款”引起读者的不满情绪,甚至演变成了读者与图书馆工作人员发生矛盾冲突的导火索,这严重影响了图书馆与读者的关系,影响了图书馆和谐环境的建设。“违规处罚”严重影响了图书馆在读者心中的形象。罚款抹黑了图书馆的形象,玷污了图书馆为师生服务、为教学服务、为科研服务、为培养人才服务的宗旨。
三、应对读者违规的措施——人性化的管理方式
为了保障图书馆正常运行,保护绝大多数读者的全体利益,避免违规处罚带来的弊端,图书馆必须要采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杜绝违规现象的发生。
1.深化读者教育是核心
(1)加强新生入馆教育,对新生读者除了讲解如何充分利用图书馆外,还应重点让其知晓图书馆的各项管理规定,知道如何做一个文明读者,让读者明白图书馆是公共学习场所,是教育教学基地,是国有财产。利用宣传橱窗、校报、图书馆网页等方式,积极开展读者的道德风尚教育,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文明读者形象。
(2)扩大宣传力度。通过宣传树立图书馆的形象。定期举办读者座谈会,成立“读书协会”“读书社”等,建立图书馆与读者之间交流的渠道,扩大图书馆的知名度。在读者中形成爱读书的风气和热爱图书馆的意识,引导读者进行自我教育,从而规范其行为。
(3)邀请专家、学者举办“读书成才”报告会,用先进典型来感染、塑造读者,促使其树立正确的读书观、求知观,形成良好的道德风范。
(4)定期或不定期的举办“违规读者学习班”。对违规读者采取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并不意味着违规将不了了之,而应当引导其做一个文明读者。
(5)在图书馆内张贴文明标语,提醒读者,强化读者的文明意识。文明标语要定期更换,不要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
(6)充分利用反面教材教育读者。将读者撕毁、涂抹的优秀图书、期刊等,通过图片或者实物方式进行集中展览,激发广大读者对不文明行为的深恶痛绝,并教育读者从我做起。
2.提高员工素质是前提
人性化处理违规读者,需要图书馆工作人员能够公正,明辩是非,能够为人师表感染读者,能够有过硬的工作能力使违规防患于未然,所以员工素质是读者违规人性化处理的前提。
工作人员在为读者服务中应体现丰富的知识和道德,礼貌素养,周到热情,用自身的业务素质和文明素养感染学生,赢得读者的尊敬,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减少违规行为的发生。
3.增强监控能力是保证
安装现代化监控设备,事先控制,防患于未燃。一方面起到威慑作用,使读者不敢违规;另一方面可以加强防范,发现、制止读者的违规;同时还可以作为证据,使违规读者心服口服,强化对其教育。完善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依法治馆。
4.建设和谐环境是关键
高校图书馆是以书育人的基地,建设和谐的环境是避免学生读者违规的关键。图书馆的和谐环境主要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可栽植一些室内植物,培养读者的审美情趣,解除其心理压力。图书馆是知识的殿堂,是读者汲取知识的场所。可在走廊等地方布置字画、雕塑、陶艺、壁挂等,突出书卷气,增加图书馆的人文气息,培养他们求知的欲望和务实的学风,使读者一进图书馆便能找到亲近感和归属感。
参考文献:
[1]仁玉珍,李姝丽.处理读者违规行为之我见[J],图书馆论坛.2008,(1).
[2]刘兵强.高校图书馆与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9,(3).
篇4
近来，一起闯黄灯被罚款的案件引发热议，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法律工作者舒江荣因驾驶机动车辆闯黄灯被交警罚款150元，舒某随后以处罚无法律依据为由将公安机关告上法庭，成为全国首例因闯黄灯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 在海盐县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中，舒氏败诉2012年4月6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
一、“黄灯”的性质
“闯黄灯”存在这么多的问题，确实需要有一个能够统一的、既合法又合理的司法解释和执法标准。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首要任务还是要弄清“闯黄灯”行为的本质属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红灯和绿灯的交通信号属性非常明确，没有歧义。但“黄灯”的交通信号属性又是什么呢？从“警示”的本义看，它是一种“警告，启示”，既不是“禁止”，又不是“准许”，那么，它警告什么？又启示什么呢？它警告的应该是：提醒人们“红灯”马上亮起，通行路口要更加警觉和重视；它启示的应该是：（1）要根据车速和路程长度，做到谨慎、安全，到路口时能在停止线前停下来而不会闯过红灯；（2）如果距路口较近，车速较快，来不及刹车的，适当减速，谨慎、安全通过停车线；（3）通过路口的，对左右两边的行车状况要高度警觉。所以，“黄灯”既然不是禁止，当然可以通过，只是要提醒人们，要小心谨慎、安全的通过。
二、“抢黄灯”行为应如何界定
弄清楚了“闯黄灯”行为的本质属性。我们还应当解释一下“抢黄灯”的问题。开车的人都知道，城市街道一般时速限制都是60公里或40公里，按时速40公里计算，每秒行驶路程11米多，而且有一个惯性冲力，如果看到转换为黄灯时，马上采取急刹车：一是容易刹车延迟及惯性作用，冲过停车线，这时候，行也不是，停也不是，客观上妨碍了道路的畅通；二是急刹快、制动性强，但由于道路不是一辆车行驶，后面还会跟着车辆，如果后面的车做不到与前面的车一样急刹快、制动性强，而是以正常的点刹、慢刹等措施予以减速处理，就更容易造成追尾。所以，所谓的“抢黄灯”其实不是“抢”，而根据距离、车速判断是不是可以通过的问题，能通过就不叫“抢”，不能通过就是“闯红灯”了，绝大多数人当然不会拿自己的钱和车甚至生命开玩笑。
该案审判长陈启清说，现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体系下，“闯黄灯”系违法行为，其理由有三点：首先，该项规定实际上意味着黄灯亮时，驾驶人的通行权受到限制，如按此理解，违背了该法条语意体系上的内在逻辑，使得黄灯与绿灯意义雷同，更违背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目的。
其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中，省略掉黄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的字样，直接规定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继续通行，言简意赅，更加符合立法语言的要求。
最后，黄灯作为绿灯充分放行之后向红灯的过渡，其设置的目的应当是黄灯转换红灯的时间，使得在绿灯放行过程中正常驶入交叉口、但还没有通过的车辆，能够迅速安全通过，清空交叉口滞留的车辆，为交叉方向的绿灯放行做好准备。因此，出于安全驾驶目的，黄灯亮时，只有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除此之外的车辆不得继续通行。
该案中，争论焦点在于黄灯亮时，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是否能够同越过停止线的车辆一样享有通行权。很明显，法官和当事人做了相反的解释，但是根据学界的观点，从逻辑推断原则出发，大部分还是倾向于肯定当事人的通行权。也就是说，黄灯亮时，只是起到《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赋予其的警示作用，不能作为处罚依据。
三、“交通信号灯”属于何种行政行为
交通信号灯，从行政法的角度而言，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红灯表示禁止通行，属于课以义务的行政行为，相对人违反该义务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绿灯表示准许通行，属于免除义务的行政行为。黄灯表示“警示”。对于该含义的解释有三：
其一，并非课以义务的行政行为。“警示”意味着提示。黄灯亮时提示将要出现红灯，司机可以行驶，但是不能违反即将到来的红灯，不能影响道路通行。在此，黄灯类似于绿灯，违反黄灯并不构成违法，也不承担法律责任。
其二，是课以义务的行政行为。“警示”意味着警告。黄灯亮时警告马上出现红灯，车辆不能再通行，必须减速至停车线，即使到达停车线速度比较快也必须紧急刹车。在此，黄灯类似于红灯，违反黄灯构成违法，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车辆闯黄灯有一定危险，所以要“警示”，但却并非非法行为，从法理上判定，不应受到行政处罚。
参考文献：
[1]张刘涛等.全国首例闯黄灯案终审宣判[N].东方早报，2012年4月7日第6版.
篇5
国际上普遍使用的法律术语就是商业秘密（Trade-secret），英国的格瑞额勋爵是最早提及这一术语的，将其描述为：“一种非公有知识的东西、非公共财产就是商业秘密。”[1]现今社会，各国对于商业秘密的定义则主要统一见于《TRIPS协议》第39条第2款对“未披露过的信息”的界定。
“商业秘密”这个名词对于我国而言可以说是比较晚提出的，对于商业秘密的保护则更加滞后了。我国立法上最早提出商业秘密概念的是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而在此后《反不当竞争法》中才正式的给予了明确的定义：是指一切公众不知悉的，且含有实用价值、经济价值，同时其权利人对其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就是商业秘密。其中技术信息是指非专利技术成果、技术诀窍等在产品的生产、制作过程中所需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是指程序、情报等与经营销售有关的信息。
由于起步较晚，疏于防范，在商业秘密保护这条路上，我国许多知名的企业因泄露了商业机密而濒临破产，或因商业秘密侵权纠纷而大伤元气，因商业秘密造成严重后果的事例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没有对企业自身拥有的技术秘密进行严密的保护，将可能直接导致企业丧失竞争优势而直接走向灭亡。
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当然也深知商业秘密对于企业的重要性，挖空心思窃取商业秘密或挖走企业的核心技术人员的情况时刻可能发生。如何全面、持久、有效地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成为企业关注的焦点。
谈了这么多，究竟什么是企业的商业秘密？侵犯商业秘密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如何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商业秘密呢？笔者将一一陈述。
一、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一）秘密性。秘密性应当理解为具备不为普遍知悉和并非容易获得两个具体条件。商业秘密的核心特征就是秘密性。
（二）保密性。商业秘密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之一就是保密性，其保障了商业秘密的存在。权利人在对相关的保密措施进行使用时，应当符合有效性、可识别性、适当性标准。即该秘密不采取不正当手段无法取得；权利人采取明示的方式，使相对人能够意识到该信息是需要保密的信息；未经权利人许可，取得信息存在一定难度。
笔者曾参与一个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的侵权纠纷案的处理，该案中商业秘密的认定成为诉争的焦点。尽管该案中，原告方已经在诉讼前取得了工商行政部门对被告方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但是原告方未能充分的证明其所谓的“自有技术”是商业秘密，也未能了解已经以专利形式或者公开发表的文集形式被公开了的技术已不再属于商业秘密，因此，导致原告方相对被动而不得不与被告最终协商解决。
【案情】某公司诉刘某、某公司侵害技术秘密案
被告刘某原系原告公司员工，曾担任副总经理一职。任职期间有接触原告公司技术信息的条件。原告公司认为其掌握的设备生产技术为专有技术，是其商业秘密。被告刘某离职后，自行设立某公司，并与原告原有的客户订立了多份设备定作合同，且使用的图纸与原告的图纸均类似。原告遂向工商行政部门举报被告刘某及某公司，认为被告侵犯商业秘密。工商行政部门亦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为原告的技术图纸等资料上的内容为原告的商业秘密，被告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对被告进行了行政处罚。此后，原告发现被告仍在生产相关类似设备，无奈，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该案的被告来所委托本人作为律师。初接触时，律师发现仅分析初步证据而言对被告已经相当不利，已有行政工商部门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将被告的侵权事实予以认定，并认定被告使用的图纸等材料中均载有原告公司的专有技术，是原告的商业秘密；同时，工商行政部门将被告所有对外订立的合同及相关图纸等材料予以没收，且被告在工商行政部门处理过程中已经做出了相对不利陈述，导致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亦有较为充分的证据。
但是，通过与被告本人的深入沟通，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最高院、江苏省高院及无锡中院对于商业秘密案件的审判纪要，本人发现，其实本案作为被告而言还是有很多的辩驳之处。
首先，原告的诉请中上未明确其拥有的商业秘密点，即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而根据《省高院关于审理商业秘密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权利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明确商业秘密的具体内容。因此，书面申请法院要求原告明确其商业秘密点。
其次，鉴于本案涉及的商业秘密的技术性相对比较专业，为了更好的研究和搜索相关的信息，保证有充分的调查取证时间，采取了一个诉讼技巧（即提出管辖权异议及上诉程序），为被告争取到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对原告主张的商业秘密进行相关专利的索引，并查找到一些专业书籍及公开发行的刊物，充分了解到原告所主张的专有技术并非是“不为他人所知悉”，而是早已在他国有了专利的申请，国内的期刊中也有诸多介绍，已成为公开的技术，不具有秘密性。
再次，本案正式进入庭审程序期间，再针对原告认为系商业秘密点的方面进行分析，提出该技术秘密已经被申请的专利、公开的刊物等进行了披露，已不具有秘密性，从而导致原告不得不就其主张的观点进行进一步举证，即申请法院对是否构成商业秘密进行鉴定。
面对高额的鉴定费用以及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不确定性，原告最终选择了与被告进行调解，从而了结了本案。
在该案的过程中，律师不仅利用了被告自身的专业技术知识为被告进行了维权，也在审理案件的程序及技巧上为被告争取了时间，为更好的抗辩打下了夯实的理论基础和法律基础。
上述案例充分告知广大企业家，在人民法院审理商业秘密侵权纠纷案中，商业秘密的构成不是企业自身认为的，也不是工商行政部门的处罚决定可以认定的，是需要进一步举证甚至是鉴定的。而企业自有的技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才是维权的前提。因此，企业家在自有技术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的问题上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应当在专业技术领域进行相关的索引、调查，查找有无相关专利或者是否已在公知领域被披露，只有将这些问题充分研究透彻之后，才应该考虑如何防控商业秘密被侵权的问题。
二、侵犯商业秘密的法律责任
侵犯商业秘密应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三个方面承担责任。
（一）侵害商业秘密应承担的刑事法律责任
《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以下行为对商业秘密产生了侵犯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即造成商业秘密的权利人损失巨大，则判处其拘役、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对其罚金进行单处、并处；后果严重的行为，将处三年―七年有期徒刑，另外还要并处罚金。
（二）侵害商业秘密应承担的行政法律责任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十条规定对商业秘密进行侵犯，其违法行为将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依照其发生的情节严重程度，处以一万元―二十万元不等的罚款。”
（三）侵犯商业秘密应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返还财产；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排除妨碍等。都属于对民事责任进行承担的方式，在实际使用时可以单独、共同使用。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商业秘密若是被侵犯了，大多数企业会要求索求经济赔偿。经济补偿方式中较为常见的就是赔偿损失，要求依据法律规定的标准，商业秘密侵权人补偿权利人的损失。那么损害赔偿的标准应如何界定呢？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造成商业秘密权利人承受损害的，应当对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进行承担；若是出现难以计算被侵害的经营者的损失的情况，在侵权期间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即为赔偿额。
三、企业商业秘密的法律风险防控
商业秘密的重要性已越来越被企业家所重视，更多的企业家希望能像可口可乐公司一样保护自身的专有技术或秘密配方，让其专有技术百年甚至千年的流传下去又不被同行所知悉。那么，现代企业应如何做好商业秘密方面的法律风险防控呢？
笔者认为，企业必须从内部保护和外部保护两方面进行商业秘密的保护。
（一）企业内部自我保护
1.企业内部制度的保障
企业的规章制度是企业的根本大法，是能够制约企业内部行为的准则。将商业秘密条款纳入企业规章制度，为商业秘密保护再次增加了一层保护膜。同时，与员工签订保密合同和竞业限制合同，将保密事宜制度化并完善化。
2.提高企业内部员工商业秘密的保护意识
（1）增强企业员工的主人翁意识，通过宣传使员工明确保护企业的商业秘密就是保护企业的利益，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企业的利益与员工的利益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两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2）将内部员工分成不同的层次，各层次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各不相同，需要保密的范围也各自不同。
（3）对于企业内部的技术核心人员，应将其掌握的技术秘密点尽量分散，防止一个员工将所有技术秘密点全部掌握，导致失去一个员工则丧失了全部的商业秘密。
3.提高企业自身各项事务可能涉及商业秘密时的保护
（1）与任何第三方交往过程中，可能涉及商业秘密的，均应尽可能的加强保护。尤其应在法律文本上签订关于保密的相关协议，确保不被第三方将商业秘密透露给他人。
（2）对外的研讨、交流、参展等过程中，严格防止核心技术的公开。针对媒体的采访等情况，注意措辞及展示的内容，防止无意中将技术秘密公开。
（二）外部联手保护
1.与专业人士联手进行商业秘密的保护。专业的法律顾问可以在法律上帮助企业更好的维权，专业的知识专家可以在技术上给予企业专业的指导，这些专业人员都是企业的专业智囊团。
篇6
1 卫生法的学科特性
卫生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科目，是伴随着法律和医学的逐步发展，以至二者相互交融、渗透后诞生的时代产物。构建我国的卫生法律体系，首先必须建立起对卫生法学科特性的正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卫生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正在逐步兴起的法律部门，除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外，其学科特性则是将卫生法区别与其他法律规范的重要特征。学科特性作为卫生法本质属性的内在反映，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调整对象的综合性。卫生法的调整对象包括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和对外服务法律关系。
1.1.1 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当前，我国的卫生法律绝大部分属于行政法。为有效加强卫生行政管理工作的推行，国家通过设定法律法规将各级卫生行政监督部门与食品行业、医药行业等涉及卫生管理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级医疗卫生组织之间的法律地位、组织形式、隶属关系、职权范围以及权利义务加以明确，形成合理的组织管理体系和制度（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以保证卫生行政监督部门能有效地对卫生工作进行组织、领导，使得作为管理相对人的有关单位能够依法从事相应的活动。作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卫生行政法律关系主要是指在卫生组织管理与卫生法律监督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卫生行政监督是宪法赋予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项职能权力，其权威性主要体现在卫生行政监督与管理活动中。此时行政机关与下属机关、医药食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一种纵向的行政法律关系，体现出一种命令与服从、管理与被管理的强制性特点。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具体又可细分为卫生行政隶属关系、卫生职能监督管辖关系、卫生管理关系（如行政许可关系、行政处罚关系、行政赔偿关系、行政复议关系、行政诉讼关系）等。
1.1.2 对外服务法律关系。这是指卫生行政机构、医疗卫生组织、有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公民在向公众提供医疗预防保健服务、医疗卫生咨询服务、卫生设施服务活动中与服务对象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横向的社会关系，它表现为提供服务和接受服务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1.2 调整手段的多样性。卫生法调整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决定了其调节手段的多样性。即，既要采用行政手段，如用强制措施控制传染病流行等，又要采用民事手段调整卫生服务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如医患关系等。同时对于在医疗卫生服务活动中严重的侵权行为还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从这一角度看，卫生法是多元性质的。
1.3 法律内容的科学性。医药卫生工作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实践性工作，卫生法本身又是法学与医学相关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因而，医学相关学科的技术成果既是卫生法的立法依据，也是卫生法律实施的技术保障。卫生法与自然科学相互促进、互为依存的关系是其他众多法律难以比拟的。目前，我国众多的卫生法律法规中，都包含有大量的操作规程、技术常规和卫生标准。这些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工作的技术性规范和卫生标准的规定，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法律性，构成了卫生法的重要内容。另外，随着医药卫生科学的不断发展，除了已有的法律必须作出适时的修改外，卫生领域还需要针对新生社会关系出现更多的立法，如器官移植、脑死亡、基因诊断与治疗、生殖技术、克隆技术等。
2 我国卫生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
卫生法律体系功能实践的整体效应首先取决于卫生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卫生法律体系基本结构的合理划分，必须是在结合卫生法学特性的基础上，同样亦以卫生法的调整对象为主要标准，调整方法为辅助标准，并遵循法律部门的划分原则，做以下6个部门的划分：
2.1 卫生机构法律制度：卫生机构法律制度单独列为卫生法律部门，是以卫生行政关系为法律调整对象，以卫生机构为主题分类，结合卫生法律实践的特点进行考虑的。卫生机构法律制度是指以卫生机构为法律主体，对卫生机构的行为方式、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和调整的卫生法律制度。具体又可以细分为医疗机构法律制度、卫生保健机构法律制度、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法律制度、采血供血单位法律制度等。目前，国家对应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中医医疗机构管理办法（试行）》、《医院工作制度》、《医院工作制度的补充规定（试行）》、《中医医院工作制度（试行）》、《消毒管理办法（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血站管理办法》、《血液制品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卫生行政处罚程序》等。
2.2 卫生职业法律制度：卫生职业法律制度是以卫生行业的人员内部管理关系为法律调整对象，结合以卫生职业为主题分类所做的卫生法律部门的划分。卫生职业法律制度是指对执业医师、护士、执业药师等卫生职业人员的行为方式、权利和义务作出规定和调整的卫生法律制度。卫生职业法律制度主要包括：《执业医师法》、《护士管理办法》、《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中医医院工作人员职责》、《中医师、士管理办法（试行）》、《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等。除此以外，卫生职业法律制度还可散见于诸如《医院工作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法律条文当中。但考虑到部门间法律数量的均衡性原则要求以及部门法划分时所需遵循的法律主导性原则，故未将其纳入在内。
2.3 公共卫生法律制度：公共卫生法律制度，也是以卫生行政关系为法律调整对象，但却结合以公共卫生为主题分类所作的部分法的划分。公共卫生法律制度是指调整公共卫生领域中不同卫生法律主体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目前，国家针对性出台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中药经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品和管理条例》、《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及实施细则等。
2.4 卫生服务法律制度：卫生服务法律制度是以卫生服务关系为法律调整对象，结合以民事法律手段为主要调整方式综合进行的部门法的划分。卫生服务法律制度是指调整卫生服务过程中不同法律主体间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按照卫生服务类别的不同，现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关于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维护正常诊疗秩序的通知》以及另外一些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的相关法律条文。当前，卫生服务法律制度的完善，除需对已制定颁布的卫生服务法律、法规实行归类、整理，进行法律文件的系统化之外，还需要增加较多新的立法内容。
另外，考虑到法条内容的科学性这一医学法的学科特性，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医疗技术规范作为医学实践长期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医疗技术科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典范，是对医疗过程的定义和所应用技术的规范或指南，是确保医疗质量的重要措施。医疗技术规范通常分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医疗技术规范是由卫生行政部门(如卫生部) 、全国性行业学会(如中华护理学会) 制定的各种标准、规程、规范、制度的总称，适用于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如《临床输血技术规范》、《医院感染管理规范》、《医院感染诊断标准》、《医院消毒卫生标准》、《医疗机构诊断和治疗仪器应用规范》等。狭义的诊疗护理规范、常规是指医疗机构制定本机构医务人员进行医疗、护理工作应遵循的工作方法和步骤，适用于本医疗机构。作为行业性规范的医疗技术规范，虽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尤其当涉及医疗纠纷的裁判、医疗事故鉴定、医疗过错的认定时是最为基本的衡量标准，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法律意义。故医疗技术规范亦可视为卫生服务法律的非正式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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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经济法在我国产生起，有关经济法的性质、地位及其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一直是法学界久盛不衰的话题，但至今为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多集中在经济法学界，本文则试图从行政法学的角度去认识经济法，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一、对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及其行政法关系认识的析评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①[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②[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③[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①[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②[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③[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④[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⑤[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⑥[同④。]，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⑦[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①[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②[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③[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④[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⑤[同③。].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1在关系到经济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
具体表现在：（1）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如前所述，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赞成“经济管理关系论”，但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质特征以及它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和差异至今未能解释清楚，至于不赞成仅以经济管理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就更多、更杂。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经济法学界讨论至今仍未能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2）在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上，尽管多数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定性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经济管理）的方式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国家之手有三种基本动作即强制、参与和促导①[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法律手段（包括价格、税收、工资等和行政手段如国有化和计划），一种是法律手段②[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③[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还有的认为国家干预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弹性的经济手段④[同①，目录第1-5页。]，等等。（3）在经济法的体系结构方面，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的不同认识导致经济法体系构架上的分歧与混乱：有的认为经济法应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及涉外经济法所构成⑤[同③。]，有的认为经济法主要包括市场管理法和宏观经济管理法两方面⑥，还有的认为经济法仅是指宏观调控法⑦[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
2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研究方式上的牵强附会
具体表现在：（1）不少学者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的、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财政、金融、税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调控措施和经济手段才是经济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体系范围，并将竞争法视为经济法的龙头与核心，而在市场管理法中，无论是竞争法、价格法还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以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这些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无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为特征的行政手段。（2）由于经济法学界一再试图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去研究，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唯恐触及行政法的内容，为了以示与行政法的区别而不得不在具体的研究中标新立意。譬如在阐述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时，为了以示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而将行使经济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称之为经济法主体，将行政主体在经济行政管理中的职权与职责称之为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⑧[张守文等：《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9页。]，将行政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对经济主体及个人实施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称之为经济法律责任，将经济组织与个人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称为经济诉讼，甚至建议制定统一的《经济责任法》和独立的《经济诉讼法》①[杜飞进：《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页。].
3对行政法特别是我国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误解
具体表现在：（1）关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误解。不少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机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社会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只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关系需要由经济法去规范和调整。（2）关于行政法手段的误解。与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误解相联结，不少学者将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将行政手段简单地理解为行政命令，同时将经济手段等同于经济法手段，是经济法作用的体现，并以示与行政法相区别。（3）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的误解。有学者将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利益，认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4）关于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误解。有的学者置我国行政法上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设管理、资源环境保护、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实体法、管理法于不顾，而片面地依据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将我国的行政法定义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从而将作为我国行政法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将作为行政实体法一部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范畴。
二、经济（行政）法的实质及其法律属性
如果将经济法定性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法，对此学界早有论及②[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页。].但关于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学界与行政法学界在认识上存有较大分歧：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行政法是与行政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仅是经济行政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渗透因素③[王保树：《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思考》，《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学界看来，经济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仅仅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与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④[王克稳：《经济行政法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经济行政法之为行政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亦如经济法学界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调控，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但国家如何去干预、管理经济活动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方式？经济法学界的概括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捉摸。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干预，即通过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而国家在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方面，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预，也可以是间接的调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强制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主的经济手段，选择怎样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是由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①[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干预和处理这一危机的手段即不尽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下令关闭了16家信誉不好的银行，而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采取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增加投机交易成本的方式打击金融投机商的交易活动，上述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调节手段，但他们的本质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国家的非权力干预，即国家以非强制的手段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和个人同意或协助的基础上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这种非强制的手段通常称之为行政指导，主要有劝告、通告、建议、警告、注意、指导等形式。由于这种非权力的干预以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为前提，它不直接导致相对人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取得、变更或消灭，相对人不服从这种干预和指导，亦不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因此，在行政法上，这种行政指导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所以，它属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非法律手段。由于这种手段的非法律属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行政法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即必须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经济行政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法律。在经济法学界，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经济管理关系必须借助国家公权力（行政权）调整，经济行政法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所无力解决的市场主体的规制问题，正因为如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公法。②[刘大洪等：《现代经济法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经济法学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规范公权力（行政权）的法律的本质属性。
（二）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尽管经济法学界对于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表述各式各样，但从行政法学角度审视，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与政府运用行政权在其他领域进行干预和管理所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它们都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为行政管理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尽管学者们对行政法所予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行政管理关系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基于行政权的作用所发生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这一点不仅在行政法学界没有分歧，在其他学科亦是公认的。由于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因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此外，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定性为一种单方面的命令服从关系，并据此认为经济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社会关系为一种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这涉及到对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的本质决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单方面性，一切经济管理关系皆因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形成、变更或消灭，因而命令与服从成为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典型特征，同样，在一般的行政管理特别是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命令与强制也是经常使用的管理手段，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在一般的行政管理中政府如不具有这样的强制手段，政令将无法推行，法律将无法实施。但是单纯的命令与强制忽视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因而它难以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的平等、意思自治等特征使政府机关逐渐认识到如果单纯使用命令与强制手段反而不易达到经济管理的目的，因此，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合同，它基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行政合同关系中，相对人不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和义务主体，他的意思得到了尊重，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因而，充分调动了相对人参与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积极性，在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行政合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重视，被作为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及执行其他公务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行政合同作为经济管理手段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国家经济计划、经济政策贯彻实施，基础产业建设，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农村产业开发与农副产品收购等领域中为人们所普遍熟悉和接受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甚至已经拓展到人事管理、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管理领域。尽管这种合同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以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管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和差异，但谁也不能否定这种带有平等性质的行政合同关系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调整这种行政合同关系的法律-行政合同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因为行政合同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实质上仍然是行政权作用的结果，行政合同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或实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这说明，在现代的行政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活动中，命令服从性管理关系仅仅是行政管理关系的特征之一而不是行政管理关系的唯一特征。
（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权作用的方式是多重的，但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法律属性上是共同的，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
在经济法学界，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作为划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即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划分为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以此作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重要区别。而实际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不是法律范畴内的概念，至今为止我国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学界也从未对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涵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做出科学的说明。从我国的法律制度及实践来看，规范、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手段只有三个方面：一是民法手段，二是行政法手段，三是刑罚手段。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的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整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四）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
从法学理论上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不仅要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而且必须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体系及独立的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在经济法学界，尽管有学者曾极力主张将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将相对人不服经济行政处罚所引起的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诉讼，但是，这种观点已被国家的立法所明确否定。其中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将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实施的所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行为统一纳入该法规范的范围，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被视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法律也都无一例外地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及采取其他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所引起的争议统一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这些立法清楚地表明，凡行政权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些争议，经济管理领域亦没有例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没有不同于行政法的异质的调整对象，没有区别于行政法的特别的调整手段，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体系及其相应的救济途径，因而，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经济法学研究成果及经济法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而是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转换视角，即将经济法放在行政法这个大的法律框架内，将它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并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利用经济法学现有的研究成果，汲取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理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为经济法及经济法学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随着我国行政法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及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亦需要从一般理论问题走向具体实践问题，从行政法学原理走向部门行政法学，以增强我国行政法的应用性及可操作性，也才能推动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拓展，因此，经济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行政法，这也是行政法学研究不断深入及行政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必然趋势。
三、经济行政法的涵义及体系结构
在明确了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后，笔者给经济行政法的定义是：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家经济行政主体在运用行政权调控、监督、干预、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为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简称经济管理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生活所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在经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之列，这既符合经济法的研究宗旨与目的，也不违背部门行政法划分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因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三个方面，因此，我国的经济行政法也就相应地由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法三个方面组合而成。
（一）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是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总体上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活动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实施两个方面，因此，宏观调控法实际上包含了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两个方面，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主要是计划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改善地区结构法、产业政策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农业法等，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主要是税法、价格法、金融法、投资法、财政法等。
（二）市场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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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布，宣告了以“纵横统一论”为基础的大经济法的解体，尽管自此以后经济法学界仍有个别学者坚持以“纵横统一论”作为经济法的基础理论（注：孔德固：《“纵横统一论”是科学的经济法基础理论》，《政法论坛》1997年第1期。），但属经济法学研究中的个别理论现象，多数学者转向“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定义为“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注：李中圣：《经济法：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1期。），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即国家经济调节管理关系（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有学者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经济法学研究中，人们的最大共识莫过于‘经济法应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判断”，并认为“把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概括为经济管理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也符合经济法的本来含义”（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因此，经济法学在近十多年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的理论研究中，“经济管理关系论”基本上占据了经济法学研究的统治地位，成为经济法学研究中代表性的理论基础（注：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观点很多。在诸多观点中，以“经济管理关系论”最具代表性，其他的观点或难引起理论界的共鸣，或为“经济管理关系论”的不同表述方式，所以，本文以“经济管理关系论”为基础展开讨论，其他的观点不再一一评析。）。
由于“经济管理关系论”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因此，什么是经济管理关系或者说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在1992年以后，经济法学界逐渐从争执不休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从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经济管理关系，把经济管理关系的本质理解为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关系。但是，国家干预经济所形成的经济管理关系是否都属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范围呢？对此，经济法学界分歧较大：有的认为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皆属于经济法调整的范围（注：谢次昌：《论经济法的对象、地位及学科建设》，《中国法学》1990年第6期。），有的认为笼统地讲经济法调整所有的经济管理关系是不妥的，因为经济管理关系中还包含有行政管理关系，而行政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经济法只应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哪部分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法学界意见又不一致：有的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以公有财产和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参与市场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纵向经济关系（注：尹中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初探》，《法学研究》1993年第6期。），有的则根据国家经济管理手段的不同把国家的经济管理划分为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认为在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以权力从属为特征的行政关系，这部分管理关系应由行政法调整，而在间接管理领域发生的经济管理关系，则是一种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关系，这部分经济管理包括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市场管理经济关系两个方面，它们才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注：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还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调整的仅仅是间接宏观调控性经济关系（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所以，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主张或赞同“经济管理关系论”，但学者们对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一致。
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界定为经济管理关系，虽然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区分开来，但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行政管理关系发生了碰撞，所以，经济法学界在诠释这一基础理论的同时一直致力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讨论，力图将经济法从行政法中分离出来。
（一）在经济法学界，学者们大多从以下诸方面阐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
1.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不同
从调整对象的角度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这是经济法学界集中讨论的一个方面。但由于学者们对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性质及其范围缺少统一认识，因而，在讨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到底有哪些本质的不同和区别时其观点亦各不相同。从总体上说，凡主张经济法应调整所有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多依据管理内容有无经济性而将国家的管理关系分为经济性的管理关系和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认为行政法调整的是非经济性的管理关系，而经济法调整的则是经济性的管理关系，从而依据调整对象是否具有经济内容而将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分开来（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凡主张经济法只调整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学者则多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包括部分经济管理关系）的不同法律属性方面去分析两者的不同和区别，他们从传统的行政管理理念出发，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经济管理领域，如果经济管理关系是依据行政命令而发生的，是一种直接的管理关系的话，那么，这种管理关系就是一种仅具经济外壳的行政关系，它应由行政法去调整；相反，如果经济管理关系的发生根据不是行政命令，而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间接的调节手段，那么，这种宏观的、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的经济管理关系应由经济法调整，因为这种经济管理关系与一般的行政管理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
2.经济法与行政法的调整手段不同
基本的看法认为行政法主要依靠直接的调整方式作用于管理对象，而经济法则主要采用间接的调整方式（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行政法主要采取单一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行政手段，而经济法的调整手段主要体现为普遍性的调控措施，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的运用，经济法发生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引导市场经济的发展（注：李中圣：《关于经济法调整的研究》，《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从而以经济管理的方式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作为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之一。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法律性质不同
在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引证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法的观念而将我国的行政法定性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认为行政法并不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性内容，它重在经济管理中的程序性内容，并以行政程序监督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而经济法既不是也无需是控权法，经济法最关注的是用以干预经济的调控政策、竞争政策是否得当，并认为对作为经济法主体的行政机关制定这些经济政策的行为进行控制是荒谬的（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视为一种实体法、授权法。
此外，还有学者从行政法与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行政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不同历史背景等方面去分析经济法与行政法的不同：认为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国家利益，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理念下产生的，是政治法，而经济法则是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的产物，它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竞争向垄断过渡的阶段，是国家干预经济的结果；在我国，行政法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计划经济的法律代名词，它无法承担起管理市场经济的任务，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管理只能依赖经济法，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是市场经济的产物，等等。
（二）经济法学界在讨论经济法以及其与行政法的区别时以下问题值得一提
1.在关系到经济法地位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形成共识
具体表现在：（1）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方面，如前所述，尽管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赞成“经济管理关系论”，但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管理关系到底具有哪些本质特征以及它与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管理关系之间有哪些实质性的不同和差异至今未能解释清楚，至于不赞成仅以经济管理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观点就更多、更杂。因此，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经济法学界讨论至今仍未能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2）在经济法的调整方式上，尽管多数学者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定性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但是，国家干预经济（经济管理）的方式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表现形式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国家之手有三种基本动作即强制、参与和促导（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1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非法律手段（包括价格、税收、工资等和行政手段如国有化和计划），一种是法律手段（注：刘国欢：《经济法调整对象理论的回顾、评析与展望》，《法律科学》1996年第1期；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有的认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是普遍性的调控措施（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还有的认为国家干预所使用的是一系列具有充分弹性的经济手段（注：徐中起等：《论经济法与行政法之区别》，《云南学术探索》1997年第5期。），等等。（3）在经济法的体系结构方面，对经济法调整对象及调整方式的不同认识导致经济法体系构架上的分歧与混乱：有的认为经济法应由市场障碍排除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及涉外经济法所构成（注：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第1—5页。），有的认为经济法主要包括市场管理法和宏观经济管理法两方面（注：王保树：《市场经济与经济法学的发展机遇》，《法学研究》1993年第2期。），还有的认为经济法仅是指宏观调控法（注：王希圣：《经济法概念新论》，《河北法学》1994年第2期。），等等。
2.理论研究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及研究方式上的牵强附会
具体表现在：（1）不少学者一方面坚持认为经济法调整的是宏观的、间接的经济管理关系，财政、金融、税收及其他普遍性的调控措施和经济手段才是经济法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又将市场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体系范围，并将竞争法视为经济法的龙头与核心，而在市场管理法中，无论是竞争法、价格法还是其他的管理法，立法上都是直接授予经济行政管理机关以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这些监督检查权、处理处罚权无一不是行政法上以直接管理为特征的行政手段。（2）由于经济法学界一再试图将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去研究，因而，在实际研究中唯恐触及行政法的内容，为了以示与行政法的区别而不得不在具体的研究中标新立意。譬如在阐述经济管理法律关系时，为了以示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区别而将行使经济行政管理权的行政机关及其他行政主体称之为经济法主体，将行政主体在经济行政管理中的职权与职责称之为经济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注：张守文等：《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139页。），将行政主体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对经济主体及个人实施的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称之为经济法律责任，将经济组织与个人不服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诉讼称为经济诉讼，甚至建议制定统一的《经济责任法》和独立的《经济诉讼法》（注：杜飞进：《论经济责任》，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95页。）。
3.对行政法特别是我国行政法的本质特征存在着重大的认识上的误解
具体表现在：（1）关于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误解。不少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理解为一种单一的、机械的、直接的、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隶属性社会关系，并得出结论认为这种社会关系只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而不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关系需要由经济法去规范和调整。（2）关于行政法手段的误解。与对行政管理关系的误解相联结，不少学者将行政法手段等同于行政手段，又将行政手段简单地理解为行政命令，同时将经济手段等同于经济法手段，是经济法作用的体现，并以示与行政法相区别。（3）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的误解。有学者将行政法所追求和实现的价值目标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利益，认为行政法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利益的需求，而经济法所追求和实现的是社会公共利益。（4）关于行政法本质特征的误解。有的学者置我国行政法上诸如治安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税收征收管理、城市建设管理、资源环境保护、司法行政管理、教育科技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行政实体法、管理法于不顾，而片面地依据英美法系行政法的理念将我国的行政法定义为“控权法”、“程序法”、“管理管理者之法”，从而将作为我国行政法组成部分的行政管理法分割出去，并将作为行政实体法一部分的经济行政管理法纳入经济法的范畴。
二、经济（行政）法的实质及其法律属性
如果将经济法定性为调整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那么这种意义上的经济法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法，对此学界早有论及（注：梁慧星等：《经济法的理论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6—213页。）。但关于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经济法学界与行政法学界在认识上存有较大分歧：经济法学界认为，经济行政法是与行政法相并列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法仅是经济行政法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渗透因素（注：王保树：《关于经济法与行政法关系的思考》，《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而在行政法学界看来，经济行政法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仅仅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与行政法之间是总则与分则、基本行政法与部门行政法的关系，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注：王克稳：《经济行政法论》，《法律科学》1994年第1期。）。
在行政法学领域，经济行政法之为行政法，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一）国家干预经济的本质是公权力（行政权）的作用
亦如经济法学界所述，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干预与调控，我国也不例外，同时，在现代法治社会，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理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正因为如此，经济法学界多数学者将经济法归结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但国家如何去干预、管理经济活动或者说“国家之手”有哪些具体方式？经济法学界的概括模棱两可，让人难以捉摸。而从行政法的角度看，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无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的干预，即通过国家行政权的运用和行使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而国家在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方面，其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直接的干预，也可以是间接的调控，既可能是以行政命令、行政强制为主的行政手段，也可能是以税收、利率、信贷等经济杠杆为主的经济手段，选择怎样的干预和管理手段是由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注：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和地区干预和处理这一危机的手段即不尽相同，其中印度尼西亚政府直接下令关闭了16家信誉不好的银行，而我国香港特区政府则采取提高银行贷款利率、增加投机交易成本的方式打击金融投机商的交易活动，上述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调节手段，但他们的本质及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国家的非权力干预，即国家以非强制的手段在取得有关经济组织和个人同意或协助的基础上来达到调节经济活动的目的，这种非强制的手段通常称之为行政指导，主要有劝告、通告、建议、警告、注意、指导等形式。由于这种非权力的干预以取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为前提，它不直接导致相对人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取得、变更或消灭，相对人不服从这种干预和指导，亦不会导致法律责任的产生，因此，在行政法上，这种行政指导为不具法律效力的事实行为，所以，它属于国家干预经济的非法律手段。由于这种手段的非法律属性，因此，它不是行政法上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行政法所关注和规范的重点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即必须将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权力干预纳入法制的轨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经济行政法是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经济的法律。在经济法学界，不少学者也注意到经济管理关系必须借助国家公权力（行政权）调整，经济行政法实际上是通过国家权力来完成民法所无力解决的市场主体的规制问题，正因为如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属于公法。（注：刘大洪等：《现代经济法的反思与重构》，《法律科学》1998年第1期；王保树：《经济体制转变中的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转变》，《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但经济法学界的研究缺陷在于他们没有能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规范公权力（行政权）的法律的本质属性。
（二）凡基于国家公权力（行政权）作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本质上皆属行政关系，为行政法的调整对象
尽管经济法学界对于国家运用公权力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表述各式各样，但从行政法学角度审视，政府运用行政权干预、调节经济活动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就是经济行政管理关系，这种经济行政管理关系与政府运用行政权在其他领域进行干预和管理所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没有本质的不同和区别，它们都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为行政管理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行政法学界，尽管学者们对行政法所予的定义不完全相同，但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行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行政管理关系，这种行政管理关系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基于行政权的作用所发生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这一点不仅在行政法学界没有分歧，在其他学科亦是公认的。由于经济行政法所调整的经济管理关系本质上属于行政管理关系的范畴，因此，经济行政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此外，经济法学界有学者将行政管理关系定性为一种单方面的命令服从关系，并据此认为经济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间接的、非权力从属性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社会关系为一种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的新型的社会关系。笔者认为，这涉及到对行政管理关系本质特征的认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划经济的本质决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单方面性，一切经济管理关系皆因行政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形成、变更或消灭，因而命令与服从成为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的典型特征，同样，在一般的行政管特别是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命令与强制也是经常使用的管理手段，这也容易理解，因为在一般的行政管理中政府如不具有这样的强制手段，政令将无法推行，法律将无法实施。但是单纯的命令与强制忽视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因而它难以调动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主体的平等、意思自治等特征使政府机关逐渐认识到如果单纯使用命令与强制手段反而不易达到经济管理的目的，因此，一些间接的、非强制性的、甚至带有平等性质的管理手段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行政合同，它基于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在行政合同关系中，相对人不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和义务主体，他的意思得到了尊重，他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因而，充分调动了相对人参与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积极性，在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行政合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重视，被作为贯彻实施国家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及执行其他公务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行政合同作为经济管理手段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国家经济计划、经济政策贯彻实施，基础产业建设，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农村产业开发与农副产品收购等领域中为人们所普遍熟悉和接受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甚至已经拓展到人事管理、治安管理、计划生育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公共管理领域。尽管这种合同关系与传统意义上的以命令与服从为特征的管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和差异，但谁也不能否定这种带有平等性质的行政合同关系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行政管理关系，调整这种行政合同关系的法律-行政合同法在法律属性上为行政法。因为行政合同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实质上仍然是行政权作用的结果，行政合同的目的也是为了满足或实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这说明，在现代的行政管理特别是经济管理活动中，命令服从性管理关系仅仅是行政管理关系的特征之一而不是行政管理关系的唯一特征。
（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权作用的方式是多重的，但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法律属性上是共同的，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
在经济法学界，也有部分学者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作为划分经济法与行政法的标准，即将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划分为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并以此作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重要区别。而实际上，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都不是法律范畴内的概念，至今为止我国法学界包括经济法学界也从未对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的涵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区别做出科学的说明。从我国的法律制度及实践来看，规范、调整经济活动的法律手段只有三个方面：一是民法手段，二是行政法手段，三是刑罚手段。如果将经济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经济杠杆间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为国家运用行政权直接作用于管理对象的手段的话，那么，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仅是行政权作用于经济活动的不同方式，它们都属于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属性上它们都属于行政法律行为，其中颁布规范性文件、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调整产业结构、税收、利率、汇率、价格的决定等宏观调控措施（经济手段）在法律属性上为抽象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行政征收、行政检查、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则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无论是经济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只不过是行政法律行为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四）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凡行政权的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
从法学理论上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不仅要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手段，而且必须有不同于其他部门法的法律责任体系及独立的争议纠纷解决机制。在经济法学界，尽管有学者曾极力主张将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法律责任，将相对人不服经济行政处罚所引起的诉讼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诉讼，但是，这种观点已被国家的立法所明确否定。其中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明确将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实施的所有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及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等行政处罚行为统一纳入该法规范的范围，而《反不正当竞争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被视为经济法核心内容的法律也都无一例外地将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及采取其他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所引起的争议统一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这些立法清楚地表明，凡行政权行使所引起的争议都属于行政争议，都只能通过行政救济途径解决这些争议，经济管理领域亦没有例外。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经济法没有不同于行政法的异质的调整对象，没有区别于行政法的特别的调整手段，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体系及其相应的救济途径，因而，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既没有理论基础，也没有法律依据。需要说明的是，对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否定并不意味着对经济法学研究成果及经济法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而是说明经济法学的研究需要转换视角，即将经济法放在行政法这个大的法律框架内，将它作为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并相对独立地进行研究，利用经济法学现有的研究成果，汲取行政法的基本原理，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经济法学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理顺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构建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为经济法及经济法学的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从行政法学的角度看，随着我国行政法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及行政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亦需要从一般理论问题走向具体实践问题，从行政法学原理走向部门行政法学，以增强我国行政法的应用性及可操作性，也才能推动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向着更高的层次拓展，因此，经济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行政法，这也是行政法学研究不断深入及行政法制建设不断完善的必然趋势。
三、经济行政法的涵义及体系结构
在明确了经济行政法的性质及其法律属性后，笔者给经济行政法的定义是：经济行政法是调整国家经济行政主体在运用行政权调控、监督、干预、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活动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它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学科。经济行政法的调整对象为经济行政管理关系，简称经济管理关系，也就是说，凡是国家行政权干预经济生活所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都在经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之列，这既符合经济法的研究宗旨与目的，也不违背部门行政法划分的基本准则。在我国，因国家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集中体现在宏观调控、市场管理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三个方面，因此，我国的经济行政法也就相应地由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及国土资源、资产管理法三个方面组合而成。
（一）宏观调控法
宏观调控法是规范国家宏观调控经济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总体上说，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活动包括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政策的实施两个方面，因此，宏观调控法实际上包含了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和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两个方面，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制定行为的法律主要是计划法、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改善地区结构法、产业政策法、预算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农业法等，规范国家经济政策实施行为的法律主要是税法、价格法、金融法、投资法、财政法等。
（二）市场管理法
篇9
二、电子证据的属性和法律定位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及特征
电子证据是以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证据类型。有的学者将电子证据界定为“借助电子技术或电子设备而形成的一切证据”。也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电子形式表现出来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材料”。在工商机关行政执法中的电子证据，主要是指借助计算机生成、记录、存储或传递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一切信息资料。与传统证据相比较，电子证据有以下特征：
1、电子证据具有非直观性，需要借助计算机系统才能判读和保存。电子证据由计算机内部各种代码组成，人类无法直接感知，必须借助计算机系统将其转化为人类可以感知的文字、图像或声音信息。电子证据离不开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环境，一旦存储电子证据的系统环境发生变化，电子证据有可能无法显示，或者无法正确显示，这就要求我们在收集调取电子证据时，须将相应的系统环境一同保全。
2、电子证据具有动态性，可以通过网络快速传播。电子证据是一组电子数据信息，通过网络可以打破传统的物理空间而迅速传递，而且其传递后的信息量几乎没有损耗，可以做到远程精确复制。这一特性，对传统的传闻证据规则和传来证据认证规则都带来新的挑战。
3、电子证据具有易变动性，容易遭到修改或破坏。电子数据信息实质上是一些数据代码排列在特殊介质载体上，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判读，一旦信息介质受到损坏。甚至是小小的刮痕都有可能导致信息不完整不真实，或无法判读，还有一些非人为因素，如病毒、软件冲突等，也有可能导致数据信息被损坏。同时，利用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可以不留痕迹地对数据信息进行修改、删除，除非通过专业鉴定，否则难以发现。
4、电子证据具有多样性，能够以不同形式生动形象地提供信息。由于电子证据可以占据很小的物理空间，却蕴含巨大的信息量，能够综合文字、图片、图像、声音等多种信息，以多媒体的形式更加生动形象地反映事实情况。
(二)电子证据的分类
按照一定标准对电子证据进行分类，可以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电子证据的特性。
以数据信息在证明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为标准，电子证据可以划分为数据电文证据、附属信息证据和系统环境证据。数据电文证据，是指数据电子文本的正文部分，也就是记载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灭失的数据信息，如电子邮件正文部分、网页内容部分等，其作用在于证明法律关系状态和待证事实情况。是电子证据中的主要证据。附属信息证据，是指对数据电文生成、存储、传递、修改、增删而引起的记录信息，如电子系统的日志记录、电子文件的属性信息等，其作用在于证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表明每一数据电文证据自创建到被质证认定的过程，每个环节都有据可查。系统环境证据，是指数据电文运行所处的软、硬件环境，即电子数据所依赖的电子设备环境，如系统软件的名称和版本，其作用在于确保数据电文证据正常运行，以其原始面目显示人前。这一分类表明，一份理想的电子证据应当具有三大部分，我们在收集调取电子证据时应同时调取这三个部分，保证所取证据完整性、真实性。
以证据的来源不同为标准，电子证据可以划分为原生电子证据和派生电子证据。按照传统证据理论，证据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原始证据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也就是第一手证据，传来证据是指非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经过转述、转抄、复制的第二手证据。原始证据的证明价值一般情况下大于传来证据，传来证据必须查明确切的来源或出处，并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电子证据也可以分为原生电子证据和派生电子证据。原生电子证据可以作为原始证据使用，而派生电子证据属于传来证据。对于何为原生电子证据，理论界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原生电子证据是指首先固定于某媒介物之上的电子数据，如果数据信息首先固定在电脑硬盘上，那么该硬盘上的数据信息就是原生电子证据，而由此复制的数据信息都是派生电子证据。有学者据此认为电子证据都记录在计算机内，很难说是“原样”，而只能认为是“副本”。但是这种观点无法解决法律程序中提交证据“原件”的问题。联合国国际贸法会《电子商务示范法》第8条规定：“(1)如法律要求信息须以其原始形式展现或留存，倘若情况如下，则一项数据电文即满足了该项要求：(a)有办法可靠地保证自信息首次以其最终形式生成，作为一项数据电文或充当其他用途之时起，该信息保持了完整性；(b)如要求将信息展现，可将该信息显示给观看信息的人。”我国《电子签名法》第5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1)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2)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数据电文上增加背书以及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影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第6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文件保存要求：(1)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2)数据电文的格式与其生成、发送或者接收时的格式相同，或者格式不相同但是能够准确表现原来生成、发送或者接收的内容；(3)能够识别数据电文的发件人、收件人以及发送、接收的时间。”有学者将其称为“功能等同法”或“拟制原件说”，也就是说，原生电子证据并不局限于“首先固定的媒介物”，只要能够证明数据信息确实是计算机生成后保持完整、未予改动，并且可为人类所感知的，就能属于原生电子证据。笔者以为，这种观点虽然解决了电子证据在法律程序中的“原件”问题，但与我国现行工商法规不符。工商总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28条规定：“对于
视听资料、计算机数据，办案人员应当收集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收集原始载体有困难的，可以收集复制件”，因此，在工商机关调取电子证据时，下载、复制的数据信息仍属于派生的电子证据，应当按照法律对传来证据的有关要求处理。
(三)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
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电子证据本质属性的基本看法，也影响到实践中收集、调取、审核、认证电子证据的具体标准，厘清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采取开列清单式的证据制度，即对证据进行法定的分类，对不同种类的证据采取不同的证据规则，目前。三大诉讼法均未将电子证据纳入证据分类清单，电子证据究竟是否是一种新的证据类型，或是属于哪一种证据类型，理论上存在较大的分歧，实践中也有着不同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属于视听资料。如有的学者认为“视听资料是指以录音磁带、录像带、电影胶片、电子计算机、电子磁盘或者其他高科技设备储存的信息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手段的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条规定：“视听资料是指以图像和声音形式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包括与案件事实、犯罪嫌疑人实施反侦查行为有关的录音、录像、照片、胶片、声卡、视盘、电子计算机内存信息资料等。”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23条虽然将计算机数据与视听资料并列，但对于计算机数据证据的要求与视听资料基本相同。
第二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属于书证。《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电子签名法》第4条规定：“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其中都将数据电文纳入了书面形式的范围。
第三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属于一种独立存在的新证据类型。因为“任何一种传统证据都无法将电子证据完全囊括进去，电子证据在司法活动中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而法律应有一定的前瞻性，因此应将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
第四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既不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型，也不单独属于哪一类证据。由于电子证据的证明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电子证据只是传统证据类型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
三大诉讼法对证据类型的划分标准使不同的证据种类具有不同的证明机制，如物证是以物体的特征属性和空间位置等因素证明事实情况，书证是以所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视听资料是以动态的声音、画面来证明客观事实。从这一角度来看，电子证据并没有产生新的证明机制，而是传统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据类型数字化的表现形式。可以说存在着电子书证、电子物证、电子视听资料、电子证言、电子鉴定结论等。由此可见。电子证据的采集调取、认证审核等规则也不一而定。而是应按照其所对应的传统证据类型，分别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例如，对于电子书证应按照法律法规对书证的要求进行取证和认证，提供的复制件应当与原件(计算机显示出来的文字、图表、照片等)核对无误：对于动画、录音、录像等有声音的电子视听资料，还应当依法附有该声音资料的文字记录。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除了按照不同证据类型法定要求调取电子证据外，由于电子证据表现形式的特殊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取证过程中必须“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
三、收集调取电子证据需要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电子证据如何固化的问题。证据材料只有符合法定形式，才能够在特定的法律程序中起到证明案件事实的作用，即证据必须具备证据能力。如前所述，电子证据并非法律规定之外的新的证据种类，只是由于其载体的特殊性而有别于传统证据，因此，必须将电子证据固化或者转化为有法律效力的证据形式，才能解决其证据能力的问题。首先，固化电子证据必须遵守法定程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21条明确规定：“办案人员调查案件，不得少于两人。办案人员调查取证时，一般应当着工商行政管理制服，并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行政执法证》”，第29条规定：“对有违法嫌疑的物品或者场所进行检查时，应当有当事人或者第三人在场，并制作现场笔录，载明时间、地点、事件等内容，由办案人员、当事人、第三人签名或者盖章。必要时，可以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情况。”涉网案件调查取证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定，对涉嫌违法的网站、网页进行检查时，应当根据“确保证明效力、方便调查取证”的原则确定检查现场，通常可在工商执法机关、当事人所在地、见证人所在地、电信部门、公证机关、公安网监机关等地点，利用连接互联网的计算机进行现场检查：应当有两名以上工商执法人员进行检查，并向当事人或见_证人出示执法证件：依法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将检查的时间、地点、执法人员、检查项目、检查程序、取证过程、检查结果等内容详细记录在案，并由当事人或见证人签字确认：鉴于互联网电子证据取证的特殊性，检查现场地点不同于传统案件，应当对取证过程全程录像，以增强调查取证的公正性、公开性、合法性。其次，固化电子证据必须确保所固化的数据真实可靠。为了克服电子证据容易被篡改的特性，要求执法人员必须及时调查取证，同时需要保证所取得的电子证据与原始数据一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28条规定，办案人员应当收集计算机数据的原始载体，收集原始载体有困难的，可以收集复制件，并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等情况。对于如何固化电子证据的技术措施，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来讲，根据目前的信息技术，复制电子数据的方法简单成熟，数据信息几乎可以毫无损失地被复制在新的载体中，实践中执法人员通常采取下载、存储、打印、拍照、录像等手段，将有关的计算机数据信息和其表现出的可读形式固定在U盘、光盘、软盘、纸张、磁带等载体之上。需要注意的是应当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要求，在固定数据信息的载体上，注明制作时间、制作方法、制作人等情况，现场制作的应当由当事人或见证人签字确认。第三，固化电子证据有时需要将电子证据转化为其他法定证据形式。由于电子证据本身是一些抽象的计算机数据符号，人们需要借助计算机等仪器将这些数据符号转化为具有可读性的表现形式。因此，即使是已复制固化的电子证据，判读起来也十分复杂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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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147-02
问题对人类的各个阶层和社会的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我国曾经拥有三十多年“无毒之国”的美誉。然而到20世纪末期，我国已由过境国转化为过境与消费和生产并存的受害国。因此，通过论述在我国将非法吸食、注射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进而明确我国立法改革的方向，标志着吸毒行为犯罪化将全面进入了法制化轨道。
一、吸毒行为的危害性
吸毒严重摧残人体身心健康，容易导致疾病蔓延。犯罪造成的直接危害是损害吸食者的身心健康与生命。久而久之，体内严重中毒，产生各种病态反映。最终导致人的体质下降，感染各种疾病。吸毒者虽然具体伤害的是自已的身体，但是这种行为已影响整个社会，从长远看还会影响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是直接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大敌。总之，吸毒所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它不仅对吸毒者个人和家庭带来损害，而且对整个社会和国家乃至全人类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因此，吸毒已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不只是对个人身体健康侵害的行为，而是具有现实的、客观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于吸毒行为的客观社会危害，刑法不应，也不能将其置之度外。
二、我国现行法律对吸毒行为处置的缺陷
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吸毒的立法处置来看，很明显吸毒在我国只是一种违法行为，对其惩处也仅局限于行政处罚的范畴，这主要包括拘留、罚款、没收等行政处罚措施。而对吸毒成瘾者采用强制戒毒或劳教戒毒的方法，可以视为一种保安处分。笔者认为，吸毒的非犯罪化虽然其立法宗旨在于教育、挽救吸毒者，便于吸毒者能够重新回归社会，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有用之人，但却存在以下明显缺憾。
（一）吸毒行为非犯罪化的立法处置与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不相适应
近年来吸毒人数的增多和消费市场的扩大直接刺激了的生产加工、走私和贩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商品，它有一个生产、加工、走私、贩运和消费的全过程。毒贩要获得暴利，就必须不断拓展消费市场，否则其获取暴利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反过来，吸毒人数的增多，消费市场的扩大又直接刺激了的生产、加工、走私和贩运，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与此同时吸毒还会引发大量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社会治安。众所周知吸毒和犯罪是一对孪生兄弟。由于价格高昂，金山都要被吸空。吸毒者在耗尽个人和家庭财产后，就会铤而走险，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进行贩毒、、抢劫、杀人、盗窃、诈骗等犯罪活动。据报道，我国大中城市中与吸毒有关的犯罪正逐步上升，有些地方与吸毒有关的犯罪已占到犯罪总数的70%～80%，个别地方比例更高。此外，吸毒后精神亢奋甚至失常也诱发了部分伤害、抢劫、等犯罪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治安。
（二）吸毒行为非犯罪化不利于遏制非法使用的蔓延
我国非法使用的蔓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吸毒行为的处罚过轻是导致吸毒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一个问题。许多吸毒者都熟知“吸毒违法不犯罪”之法律规定，他们认为既然政府没有把吸毒规定为犯罪，那么就说明吸毒的社会危害性较小。许多送进戒毒所强戒的吸毒成瘾者也因此不认真接受治疗，出所后又照吸不误，直接导致了复吸率的居高不下。鉴于此，我国应当通过立法将吸毒规定为犯罪行为，使吸毒人员慑于法律的威严而痛下决心戒除毒瘾。当然无论是吸毒还是复吸，都是由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我们不可能企求通过吸毒犯罪化的途径从根本上消除吸毒和复吸这一社会痼疾，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吸毒犯罪化有其积极的一面，对于遏制我国日益猖獗的吸毒现象将会有重要的作用。
三、吸毒行为犯罪化的可行性分析
（一）吸毒行为犯罪化是抑制犯罪的有力途径
吸毒刺激着走私、制造、贩运及黑市交易日益猖獗。打击犯罪，仅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等最终赢利者为打击对象是不够的，必须堵住毒源，截断毒流，消除毒害，从两头抓中间截，才有利于打击犯罪。要控制犯罪，尤其是控制销售，打击的消费活动则是必不可少的。吸毒是一项费用高昂的“嗜好”，一经染上则欲罢不能，即使家财万贯都会倾家荡产。加之生理、心理受的摧残，无法正常生活工作，绝大部分吸毒者无正当职业和正常经济收入，况且吸毒与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从来就是对孪生子，将吸毒作为犯罪打击可以抑制因吸毒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犯罪。
（二）吸毒行为犯罪化有利于禁毒立法体系的完善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和禁毒法规，吸毒是最复杂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府对吸毒都设有一套防范、控制、矫正措施，有些国家的法律直接将吸毒规定为一种独立的犯罪行为，如日本、韩国、蒙古、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等,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也将吸毒规定为犯罪。
全面禁毒是我国对违法犯罪活动所采取的一贯立场，现有法律已将为吸毒者提供吸毒场所的容留吸毒行为规定为犯罪。非法持有的目的之一是非法消费，法律也规定为犯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将吸毒行为也规定为犯罪，就会失去法律规范内部的协调统一，也有悖于运用刑罚全面禁毒的立法精神。从反国际合作的角度来看，把这类行为规定为犯罪，也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反合作，促进国内的全面禁毒活动。因此，有必要增设吸食、注射罪使从制造、流通、消费等各环节都受到法律的制约，从而形成我国刑法对惩治犯罪的完整体系。
四、关于在我国增设吸食、注射罪的立法构想
（一）吸食、注射罪的概念
由上可知，在刑法之中将吸毒行为犯罪化是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的，笔者在该部分将提出有关吸毒行为犯罪化的罪名设置、构成要件、量刑方面的设想：从前面的比较研究可知，各国吸毒罪的罪名五花八门，诸如吸毒罪，非法消费罪，非法消费兴奋剂罪，公然酩酊、乱用药物罪，非法消费麻醉品罪，滥用麻醉品罪，吸食鸦片烟罪等，不一而足。联系中国国情，同时借鉴各国立法经验，笔者认为选择吸食、注射罪的罪名是较为科学和合理的。理由如下：
其一，吸食、注射罪的罪名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易于被普通公民所理解和接受。同时吸食、注射罪的罪名也鲜明地体现了吸毒行为的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其二，根据我国现行禁毒立法之规定，根据其药理性质分为品和精神药物两大类，因此，我国不可能像泰国等其他国家只规定非法消费麻醉品罪或滥用麻醉品罪，而对吸食、注神药物的行为，不予处罚，所以我国不能选择非法消费麻醉品罪或滥用麻醉品罪的罪名。
其三，美国的公然酩酊、乱用药物罪将摄取酒精饮料和乱用药物的犯罪行为规定在同一个罪名中既不符合我国现行法的规定，也让普通公民难以理解和接受（品或精神药物在我国滥用称为，而不叫药物），因而不宜仿效。
吸食、注射罪可以定义为：年满16周岁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违反国家管理秩序，明知是而吸食、注射，经公安机关戒毒机构强制戒毒后又复吸的或者吸食、注射，情节严重的行为。
（二）吸食、注射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吸食、注射罪的犯罪主体
吸毒罪的主体，我们认为可以参照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规定，确定为一般主体，即只要行为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实施了吸食、注射的行为，就可构成吸毒的主体，具体而言，包括我国公民以及在我国境内的外国人，这里的外国人是指具有他国国籍或无国籍的人。鉴于军人和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特殊性，我们建议军人和国家工作人员吸毒的，应当作为法定从重情节予以处罚。我们不主张有些国家规定只有未成年人才可以构成吸毒罪的主体的立法例。虽然其立法宗旨依然在于通过严刑峻法来震慑未成年人，以防止其染上毒瘾，从而达到教育、挽救的目的，但是这样做往往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社会回归，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人格重塑，因此我们建议对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犯吸毒罪的，依法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2.吸食、注射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要求行为人明知自己吸食、注射的是国家管制的，明知自己吸食的行为是破坏国家对的管制并会给社会造成危害结果，却希望这种结果发生。行为人的主观目的通常是为了追求造成的感官刺激。如果行为人受他人欺骗，确实不知道是而误用，则不构成本罪。此外，毒贩为了打开消费市场，引诱、教唆、欺骗行为人吸食、注射的，如果行为人明知是而吸食、注射的，构成吸毒罪。反之，则不构成吸毒罪。
3.吸食、注射罪的犯罪客体
从客体方面来看,吸毒行为侵害的是国家对的管制秩序。我国于1987年11月28日颁布的《品管理办法》和1988年12月27日颁布的《管理办法》，对品、的种植和生产、供应、运输、进出口、使用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各种犯罪无不对特定的管理制度造成直接侵害。根据《品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品只限于医疗、教学和各种科研需要，任何个人不得非法使用品”，而吸毒行为正是破坏了国家对品使用的管理制度。至于非法使用国家管制的，仍属犯罪行为，但鉴于危害性相对较小，在量刑方面可考虑从轻处罚。
4.吸食、注射罪的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可以具体描述为经公安机关的戒毒机构强制戒毒后又复吸的行为。复吸人员主观上反复多次毒瘾未除，主观恶性较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客观上多次违反了国家对的管理秩序，符合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这样的立法设计亦有利于缩小打击范围和照顾犯罪者家属的感情。
参考文献:
[1]方元.论非法使用行为的刑罚规制[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3).
[2]骆寒青.对设立吸毒罪的设想[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6，(2).
[3]丁明.对吸毒行为法律定性的思考[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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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9-0164-02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是一类犯罪，并不是一个具体罪名。本类犯罪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包括两个罪名，即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广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还涵盖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虚假广告罪、食品监管渎职罪等。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狭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立法缺陷与不足，并提出立法完善建议。
1 调整罪名的体系定位
狭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且还严重地侵犯了不特定或特定多数人的生命与身体健康安全。犯罪的主要客体决定着犯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归属。现行《刑法》将本类犯罪规定在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而非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显然立法者认为本类犯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而非公共安全。但这种划分未必合理。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一个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无疑属于公共安全的范畴。从客体的本质属性上看，两罪与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罪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比并无二致，即都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不管是基于质的考虑还是量的考虑，消费者的人身安全都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更为重要。食品安全犯罪危害的群体很广，社会危害极大，所以对其犯罪的界定应该与普通犯罪区分，将其列入危害公共安全罪更合适。[1]
此外，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是典型的经济犯罪，属于行政犯范畴，故各国刑法通常都是将其规定为实害犯而非危险犯。而我国《刑法》将狭义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规定为行为犯、危险犯，显然这种立法设计在学理逻辑上存在严重矛盾。还有一点，我国《刑法》对生产、销售有害有毒食品罪规定了死刑。在当今世界各国废除经济犯罪死刑已达共识的情况下，如果仍然将食品安全犯罪作为经济犯罪加以规制，势必会陷入应否废除食品安全犯罪死刑设置的两难局面。[2]因此，调整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将其由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调整到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中，还可以妥善地解决上述难题。
2 扩充行为类型的范围
《食品安全法》规制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包括生产、经营和安全管理三种类型。而《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仅规制生产和销售行为。相比之下，《刑法》规制的行为类型比较狭窄，规制的范围并不周延。《食品安全法》将食品经营行为界定为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环节，主要包括运输、储藏、销售等行为。申言之，经营行为是由一系列的行为组成的，包括货物的采购、销售、运输、储存、管理等方面的活动。可见，销售行为仅仅是经营行为中的一种，二者在逻辑上属于种属关系。[3]显然，经营的范围比销售更为广泛，两者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同一概念。此外，违反《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采购行为、检验行为和储存行为对食品安全也可能造成严重危害，但《刑法》并未对上述行为作出相应的规制，这必然会导致犯罪的行为类型不周延，不利于严惩现实中种类多样化的食品犯罪。[4]综上，有必要将《刑法》第143条、第144条规定的“销售”改为“经营”，从而实现《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有效对接，严密刑事法网，避免刑法规制上的漏洞。
3 修改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
《刑法》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规定为危险犯，而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规定为行为犯。可见，后罪的入罪门槛明显比前罪低。这种立法设计所带来的弊端十分明显：一方面，二罪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太大差别，故不宜在犯罪形态上作区分；另一方面，实践中，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犯罪数量与比例远远大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因危险状态难以确证，造成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大量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违法犯罪分子，要么惩治不了，要么轻描淡写，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该类犯罪分子，不利于严惩和打击此类罪犯。[5]因此，有必要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由危险犯改为行为犯。
4 增设过失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
《刑法》规定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中，除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属于过失犯罪之外，其余均为故意犯罪。对于过失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或以法无明文为由不追究刑事责任，或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过失犯罪论处，甚至降低证明标准直接以故意犯罪定罪处罚，司法适用十分混乱，不利于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有效预防与惩治。现代风险社会面临的危险具有不确定性、潜在性、隐蔽性等特点，如果刑法仍然坚持故意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必将无法妥善应对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风险。事实上，在各国的刑法立法中，都不同程度地对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的犯罪规定了过失危险犯，美国甚至在涉及食品、乳制品、药品、酒类等方面还规定了严格责任。[6]笔者认为，我国《刑法》是否应当在食品安全犯罪中引入过失危险犯、严格责任有待进一步探讨，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刑法》仍旧恪守故意犯罪这种单一立法模式，显然不利于有效应对食品安全犯罪的严峻态势。如果将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罪过扩展到过失，那么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将更加全面、有力。因此，笔者建议，有必要在《刑法》中增设过失类危害食品安全罪的条款，完善我国刑法危害食品安全的罪名体系，有效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
5 细化并加大罚金刑的惩罚力度
现行《刑法》对狭义食品安全犯罪罚金刑的配置模式是“并处罚金”。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可操作性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适用完全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显然存在诸多弊端。要想充分发挥罚金刑的作用，必须细化并加大罚金刑的惩罚力度。为体现与《食品安全法》的对接，笔者认为可以效仿该法对行政罚款的规定，完善食品犯罪罚金刑的设置。《食品安全法》第85条规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2千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罚款的适用标准，并规定了罚款的最低限额，以此克服货值金额比较少的情形下罚款力度不够的弊端，充分体现了对食品的违法生产经营者的严惩。因此，《刑法》也应当明确罚金刑的适用标准，规定罚金的最低数额标准，加大罚金刑的惩罚力度。有效避免罚金刑的处罚力度明显低于行政罚款，行政处罚比刑事处罚还要严厉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发生，做到罪刑相当。
总之，食品安全本质上是公共安全领域中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面对当前食品安全的严峻形势，严密法网，同时适当加大惩罚力度是充分保障食品安全、有效惩治与预防食品安全犯罪的当然要求与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汪冬泉，吴超.论我国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之完善[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3（6）：3.
[2][4]利子平，石聚航.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之瑕疵及其完善路径[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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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准行政行为概念的定义不一：有观点认为，“准行政行为，是指符合行政行为的特征，包含行政行为的某些基本构成要素，但又因欠缺某些或某个要素，而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的一类行为。”[1]还有观点认为，“准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自身不直接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但对行政行为有直接影响,并间接地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2]。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将准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机关就某种具体事实所作的判断、认识,以观念表示的精神作为构成要素,依法发生法律效果的行政活动,又称观念行为、表明行为”。[3]日本有学者认为，准行政行为是“根据行政厅的意思表示以外的判断或认识的表示,由法律将一定的法律效果结合起来形成的行政行为”[4]
在这些定义中，第一种观点注意到准行政行为的特殊规定性，将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区别开来，但作为一种表述尚未概括其本质属性。第二种观点、第三种观点试图对准行政行为本质进行概括，其观点分属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间接法律效果说”“观念表示说”。第四种观点总体上可归属于“观念表示说”，但认为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产生只与法律规定有关，排除其它事实对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影响，尚不全面。虽然存在上述差别，但这些差别主要是定义者叙述和角度的差别，尚未构成根本对立。因此，融合“间接法律效果说”和“观念表示说”渐成通说。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间接产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5]我们认为，准行政行为必须同时具备“观念表示”与“间接法律效果”二个要素，其中，“观念表示”是准行政行为成立的根本前提，“间接法律效果”是“观念表示”的必然产物。
根据通说的定义，准行政行为具有下列特征：
1、准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为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准行政行为首先是行政行为，必须具有行政行为的主体要素，即行为者为行政主体，不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所实施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亦不可能是准行政行为，掌握这个特征有助于我们区分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行为，两者的区别其后详述。
2、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的方式作出的行政行为。观念表示不同于意思表示，后者是指行政主体把进行某一行政法律行为的内心意思,以一定的方式表达于外部的行为，目的是为了改变相对人权利义务。譬如，公安机关以书面形式对相对人作出处罚决定，交通警察以手势指挥交通，以实现对相对人的规制。而观念表示仅是行政主体就具体事实作出判断后表明观念的行为，这种表态并不为相对人设定任何权利义务。譬如，工商机关告知相对人对其办理营业执照申请的受理，税务机关催促办理纳税申报的通知等，其意图仅是告诉相对人关于某种事实或状态的信息，并不涉及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取得、丧失或变更。
3、准行政行为是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准行政行为一定要产生法律效果，否则无法区别于事实行为。但是准行政行为的法律效果并不具直接性。行政主体虽然作出准行政行为，但要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法律效果，必须依赖有关法律的规定或新的事实。“准行政行为本身并不产生必然的、确定的、即刻的法律效果，只有当新的事实出现时，或者其他主体作出与该事实相关的行为时，处于休眠状态的的效果意思才表现出其“对外”的法律效果特性”。[6]譬如，工商机关的受理相对人申请颁发营业执照的行为并不与最后决定颁发执照有必然联系，受理行为仅通过最后结果才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现实影响。此外，准行政行为产生法律效果还依赖法律的规定，行政主体的观念表示或判断要产生法律效果，离不开实定法。“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之所以是一个违章行为或事实，而饮水后驾驶机动车辆之所以不是一个违章行为或事实，正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同。”[7]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中，行政机关如果仅对事故原因进行分析并作出判断是一种事实性认定，将交通事故与违章行为联系起来，分出是非责任，并对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无疑起决定作用。
4、准行政行为具有行政行为的预备性、中间性、阶段性特征。国内有学者注意到行政行为的过程性，认为“行政行为不是一个个单一、孤立、静止的行为,而是一系列不断运动、相互关联具有承接性的过程;这些过程又构成一个个多层次的、极为复杂的系统”[8]根据有关研究，行政行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调查取证阶段、作出决定阶段和宣告送达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可能存在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准行政行为以及程序行政行为等独立的行政行为。但是，从行政行为完成的整个过程看，这些行为又具有相对性，仅仅可能是构成行政行为若干链中的一环。譬如，受理行为和通知行为，可能存在于行政行为的调查取证阶段或者宣告送达阶段，成为一个行政行为的组成部分。由于该行为不是行政机关的最终行为，缺乏完整行政法律行为的效果要素，所以对相对人不产生确定的法律规制效果。再如，行政机关的某些咨询、请示、答复等行为，由于正处于行政行为运转过程中，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尚未外化，法律效果尚未形成，被称为不成熟的行政行为。这些行为都属于准行政行为范畴。可以认为，相当多的准行政行为都是行政行为过程性的体现。
二、准行政行为与相关行政行为的区别及意义
（一）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
行政法律行为又称法律性行政行为，指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是以改变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为目的，且实施该行为时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从后果看对相对人能产生羁束力的行为。行政法律行为具有完整的法律效果，作出后即产生拘束力、执行力、确定力，表现形式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命令等。准行政行为非以意思表示而以观念表示为构成要素，依赖法律规定或法律事实而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果。准行政行为只产生行政法律行为的某些法律效果，如拘束力、确定力。譬如，行政机关确认某种关系是否存在，某个主体是否具备某种资质。还有某些证明行为，只是证明某种事实状态。这些行为具有确定力，但并不像行政法律行为那样具有执行力。总之，可以认为，准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准行政行为在法律效果上欠缺行政法律行为完整要素，这主要由观念表示和意思表示的差异性所决定。
（二）准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
“事实行为是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本身不直接或间接引起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得丧变更等法律后果的行为”[9]。行政事实行为和准行政行为在主体和权力属性上一样，都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与职权有关的行为。关键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法
律效果。“这种法律效果既包括主观上是否以设定、变更或消灭相对人权利义务为目的，又包括客观上能否为相对人设定、变更或消灭一定的权利义务”。[10]这种法律效果有别于不以人意志为转移而客观存在的法律后果，行政事实行为不产生法律效果但可以产生法律后果，该法律后果可能导致司法审查（如行政赔偿）。而准行政行为以追求一定行政法律效果为目的，尽管这种效果是间接的，但不并妨碍行为的客观效果与行为人的主观追求的一致性。譬如，工商机关受理相对人颁发营业执照的申请，尽管并不必然导致执照的颁发，但受理行为已表明工商机关将通过是否颁发营业执照的行为来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效果上都不可能构成对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影响。因此，行政主体的例行检查、调查等行为（行政处罚程序中的检查、调查行为除外）以及行政指导行为都属于事实行为而非准行政行为。
（三）准行政行为与程序行政行为
程序行政行为是与实体行政行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代表性观点：“程序行政行为指由法律设定的，规制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方式、形式与步骤的一系列补充性、辅措施的总称”；[11]学术界对程序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看法不一，有的认为程序行政行为是事实行为，有的认为程序行政行为就是准行政行为。我们认为，事实行为属于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范畴，程序行政行为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不产生法律效果（例如某些例行检查、调查行为）。一般而言，完整行政行为是一个程序和实体的统一体，因而程序行政行为与实体行政行为一样应当产生法律效果。“在一定情况下，程序行政行为实施所产生的物质后果（如调查所得到的资料）会对行政实体行为产生影响，并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一方的实体权利与义务，从而对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产生间接的后果。”[12]可见，程序行政行为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行政主体通过程序行政行为，辅助并保障实体行政行为作出，从而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一方的实体权利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程序行政行为与准行政行为具有同一性，某些准行政行为如告知、通知，实际上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程序步骤，但亦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但是，虽然某些程序行政行为可以归属于准行政行为，却不可以推说准行政行为就是程序行政行为。因为许多行政主体的观念表示行为并不都具程序性，譬如规划管理机关确认违章建筑，工商管理机关出具企业登记情况说明等，这些行为并非辅、补充性的程序性措施，不是程序行政行为，但属于准行政行为。由此，我们认为，程序行政行为与准行政行为之间存在交叉关系：程序行政行为的一部分属于准行政行为（尚有部分属于事实行为），准行政行为的一部分是程序行政行为。
（四）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的行为
行政主体指能以自己名义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并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机关和组织，包括根据组织法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也包括根据法律、法规授权对某一具体事项行使管理权的社会组织。准行政主体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泛指那些形式上具备行政主体的某些特征，或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潜在对象的机构和组织，准行政主体不是行政主体。只有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才是行政行为，只有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方式作出的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间接法律效果的行为才是准行政行为。准行政主体的行为不是行政行为，亦不可能是准行政行为。实践中，有人把准行政行为的“准”理解为行为主体意义的“准”，将没有取得授权的组织所为的行为也纳入准行政行为范畴。譬如，有人认为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是一种准行政行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学校具有代表国家向毕业学生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资格，其颁发毕业证、学位证的行为因授权而成为一种行政法律行为，此时并不因为学校较其它行政主体的特殊性而改变其行为的行政性质。同样，对于法律授权以外的其它教育管理行为，学校亦不当然成为行政主体，其在自治范围内实施的教育管理行为非行政行为，更不能算准行政行为。此外，对于某些体育社团，本属于半官方民间自治组织，不能因为其拥有较强的管理、制裁权力，俨然以“准行政机关”自居，其行为就是准行政行为。若其获得法律授权，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是行政行为，否则，其行为就不是行政行为。因此，从广义上讲，准行政行为与准行政主体的行为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行政行为，而后者不是行政行为。
三、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
（一）受理。受理行为指“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就行政相对人要求准许其享有某种权利或免除某种义务，或对提出的投诉、申请，在程序上作出接受、拒绝表示，或者接受后拖延、退回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13]受理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行政主体针对相对人的申请，以接受申请或拒绝申请这种观念表示作出的行政行为，将产生这样的法律效果：相对人或者已跨过行政主体设置的程序“门槛”进入实现实体利益的“殿堂”，或者面临程序阻隔，被挡在“门槛”之外，从而彻底丧失进入“殿堂”实现实体利益的可能。从实现相对人实体利益的角度考虑，受理行为无疑是起到间接影响作用。
（二）登记。登记指法定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就其权利享有状态进行审核并将该事实记载于相关簿册的行为。登记行为不包含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没有设定任何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只代表行政主体对客观事实的认知与判断，同样，行政主体的不登记行为也是一种观念表示。“登记机关虽然也可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但是该决定的作出只是在登记机关认为相对人的申请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一种观念判断而非意思表示。”[14]有关研究表明，在不动产物权登记中，产生物权法律关系变动的法律效果缘于民事主体的民事交易，并非行政主体的登记导致物权变动。登记行政行为基于法律的规定而非行政机关的意思对相对人产生影响，因为“登记行为中的行政机关的核实、登记等观念作用也只是在相对人的民事权利上叠加了一层官方认可的色彩，而民事权利的取得、变动等效果并未因登记而变化。”[15]
（三）证明。证明指行政主体对特定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证明其存在与否的行为，是行政机关依职权或应申请，对法律上的事实、性质、权利、资格或者关系进行的甄别和认定。公证、鉴定、鉴证、审核验证等都属于证明范畴。证明之所以属于准行政行为，是因为“并不直接创设对相对人发生法律效果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对已经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某种形式的认可，增强该行为的确定性。”[16]譬如，司法局颁发律师资格证书、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公安局给居民办理身份证以及税务局出具完税凭证，无不是对已经存在的某种权利义务关系或者事实加以认可，这种认可来源于法律授权，对相对人能够间接产生行政法上的效果。
（四）确认（认定）。“确认指行政主体对有疑义或有争议的特定法律关系和法律事实进行认定并宣告其存在与否或正确与否的宣告行为。”[17]根据定义，可以得出确认的主要特征：1、行政主体确认的内容可以是事实，也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2、确认行为是对事实、关系、地位、权利等这些客观存在的甄别与确定（肯定或否定），并不创设新的事实和法律关系。3、确认行为对于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不具有直接的联系而只有间接的联系。“行政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不是认定行为的内容，而只是在认定行为的基础上、作用下产生的。所以认定行为往往被当作程序性的行为，或者被视为行政行为的一个过程环节。”[18]在现实生活中，确认行为广泛存在。譬如，确认发明专利，确认公民身份，质量体系认证、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工伤认定等。
（五）鉴定。鉴定指鉴定人在行政程序中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鉴别、判断并得出事实性结论的行为。鉴定是技术分析的形式，虽通过鉴定可能在原法律事实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但通常并不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增减得失安排。鉴定结论对当事人主要通过以鉴定结论为依据的行政处理或者在司法诉讼中被采信而发挥影响力。不借助其它事实的发生，鉴定结论无从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因此，鉴定结论的观念性色彩浓重。
（六）通知（公告）。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通知，指行政主体将已经作出的行政决定告知相对人。一般说来，在通知行为中，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的是行政决定，将行政决定传递给相对人的通知并不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通知的作用类似送达，目的是使相对人了解行政行为内容。譬如，交通管理机关向相对人发出《违章通知》，该通知并不是对相对人的处罚，而是要求相对人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接受行政处罚，其意图是告诉相对人关于违章事实或状态的信息，让相对人主动接受行政机关的处罚。公告与通知性质类似，只不过公告的受众比通知更为广泛，告知的内容可能更具普遍性。
（七）答复。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答复，指行政主体针对当事人请求事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所作出的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回复。在答复行为中，行政主体针对当事人要求处理特定事项的申请，告知其按过去已实施的行政决定办，作为一种观念表示，并没有给当事人增加新的权利义务。譬如，部门对当事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申请，答复按此前有关部门已作决定办，即属于对当事人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
（八）咨询（请示）。咨询指行政主体为准备作出行政行为而向有关行政机关、专家学者或上级部门征求可供选择的方案或意见的行为。通常这类行为属于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的一个步骤，有关咨询或请示意见尚停留在行政主体工作人员的观念中，并未付诸实际，在行政行为未最终完成前并不构成对相对人的直接影响，若引讼，通常因属于不成熟的行政行为而被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列举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并不全面，行政行为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准行政行为的表现形态也应多姿多样，只不过有些准行政行为还不为人们所认识，在司法个案中或可找出蛛丝马迹。此外，已列举的若干表现形态并不为准行政行为所独有，因此，我们使用了诸如“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措词。因为在一定条件下，行政行为也会有同样的表现形态，只不过该表现形态的意思要素和效果要素已发生质变。譬如，我们说通知行为是准行政行为的一个表现形态，是因为该通知成为行政主体向相对人告知行政决定的一种形式，对相对人产生法律效果的是行政决定而非告知行政决定的通知。但是，如果行政决定与通知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尤其是某些授益行政行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本身就包含“通知”这个环节，如果欠缺“通知”，相对人就不可能从行政行为受益，授益行政行为亦不能成立，不会发生行政机关所期待的任何法律效果。此时，通知已经是一个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政行为，而不再是准行政行为意义上的通知了。
四、准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理由与可诉的例外
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决定于是否同时具备以下标准：
第一，主体标准。可诉性行政行为是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或者个人的行为。确立主体标准可以排除下列行为可诉：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立法机关)的行为；政党以及其它社会团体的行为，但法律法规授权的除外；企事业单位、公司法人所实施的行为，但法律法规授权的除外。
第二，内容标准。可诉性行政行为必须是行使与国家职权有关的行为，包括国家行政行为和公共行政行为。确立内容标准可排除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以民事主体身份实施的民事行为，以及企事业单位内部的行政管理行为的可诉，这些行为不具有社会公共事务性。
第三，结果标准。可诉的行政行为是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所谓实际影响指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已经造成了损害，其权利义务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或者有的行政行为虽还没有执行，但行政行为已经产生确定力，如果相对人不自动履行，行政机关可以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这也应当认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根据结果标准，我们可以排除内部行政行为、不成熟的行政行为和重复处置行为的可诉。
第四，必要性标准。指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如果不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相对人就没有其它救济途径了，故必须赋予这类行政行为可诉，才能根本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虽然“有权利必有救济”，但不是所有行政主体行使职权的行为都有必要通过行政诉讼来救济，还存在通过其它方式救济的可能。根据有关司法解释，没有行政诉讼“必要性”的行为包括：行政机关调解行为、法律规定的仲裁行为、刑事司法行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
第五，可能性标准。指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司法机关可以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明确判断的可能。这类标准具有强烈国家意志色彩，与国家对司法权监督、制约行政权的容许程度系系相关。在我国，目前有几种行为不适宜由司法机关来审查：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为、法律规定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行为。除此之外的其它行政行为，应具有行政诉讼的可能性。
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须运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予以衡量：若同时具备可诉性标准规定的要求，意味着准行政行为与其它可诉行政行为一样，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受案范围，反之，则应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
根据前面对准行政行为的定义，准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以观念表示方式作出的具有间接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从主体标准和内容标准看，准行政行为已具备可诉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从可能性标准看，准行政行为亦不在法律、司法解释规定的排除行为之列，具有可诉的实定法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关键看结果标准和必要性标准。
前已论及，可诉行政行为要求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而准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不产生直接的法律效果，问题在于，实际影响是否等于直接法律效果？不产生直接法律效果是否就是不产生实际影响？结论是否定的。直接法律效果主要指行政行为与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增减得失存在直接联系，实际影响则指行政行为已经对相对人权益造成损害而言。行政行为的直接法律效果可能产生实际影响，譬如，行政处罚给被处罚人直接设定义务，也因此对被处罚人的人身和财产产生了实际影响。但实际影响并不都是具有直接法律效果的行为产生的，某些行政行为尽管并不直接设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但却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某些涉及准行政行为的行政案件之所以被法院所受理，盖因此由。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准行政行为“以‘间接的形式’加强了新的主体对相关事实处分的效果，或者对抗该效果时，就意味着开始对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的、实质性影响，这时它就具有了可诉性。”[19]
此外，就必要性标准来说，对准行政行为引发的争议，并不排除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行政监督、内部调整等方式加以解决，这是准行政行为法律效果的间接性，行为方式的预备性、中间性、阶段性特征决定的。“如果部分行为本身不完全具备最终影响时,它们作为一大程序的组成部分,不得单独引起昂贵的法律救济程序”[20]。但是，当间接法律效果转化为对相对人的实际影响，通过民事诉讼无法有效消除这种影响，或者预备性、中间性、阶段性行政行为构成对相对人的实质损害，不对其及时救济可能造成更大损害时，准行政行为亦因此获得可诉的必要性。
由此，我们认为，准行政行为尽管在主体标准、内容标准以及可能性标准方面符合可诉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但在结果标准和必要性标准方面，准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尚需通过对具体案件的考察方能得出结论。因此，在理论上，准行政行为并不具备可诉性标准的所有要求，原则不可诉。在司法实践中，涉及准行政行为的案件人民法院受理的例外取决于准行政行为的具体表现形态，确切地说，取决于该表现形态是否对相对人产生实际影响，且没有其它的救济方式可用。
注：
1、重庆高院为完成最高法院委托调研课题“准行政行为的受理”，撰写的调查报告全文18000余字，本文为其部分内容。
2、马怀德：《行政诉讼范围研究》，检察日报正义网2001年7月21日
3、见《行政法词典》,黎国智主编.
4、见《行政法概要》,张家洋编.
5、见《日本行政法通论》,杨建顺编。
6、孔繁华：《准行政行为》，载《陨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
7、同2
8、杨小君：《关于行政认定行为的法律思考》，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
9、朱维究、胡卫列：《行政行为过程性论纲》，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
10、见《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张尚鷟主编
11、吴强：《行政事实行为浅论》，载《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第21卷第4期
12、朱维究、阎尔宝：《程序行政行为初论》，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
13、同12
14、杨生：《行政受理行为初论》，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5、阎尔宝：《不动产物权登记、行政许可与国家赔偿责任》。，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
16、15
17、2
18、同6
篇13
首先，司法权的消极被动性与行政权的积极主动性，刑事侦查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权力，它要求侦查机关及时高效地介入公民的生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为目标，积极主动出击以预防犯罪、侦破犯罪、打击犯罪。其次，司法的中立性与行政的倾向国家性，警察在侦查活动中不是中立于政府和当事人之间的，而是代表政府一方对影响社会秩序的人员进行追诉活动，以维护政府对社会的统治。再次，司法权的独立性和行政权的非独立性，行使侦查权的警察个体和组织不是独立于其他警察和上级，而是必须服从和接受来自上级的领导与指挥、命令，是一种上命下从、上下隶属的关系。最后，司法的终局性和行政的非终局性，刑事警察对被追诉者的人身和财产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受中立机构的审查和裁决而不能由自己作最终的裁决。综上所述，警察行使的治安行政管理权和刑事侦查权在性质上均属于行政权，即警察权在性质上应当属于行政权。
二、警察权的滥用
警察权作为行政权的一种，除具有行政权的一般特征外，是具有暴力性质的强制性国家行政权力，它能制约、剥夺公民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它比任何其他行政权力更具有膨胀性、扩张性、攻击性和侵犯性。警察权的行使是维护国家利益，是对秩序价值的追求，是与之相对的公民权作出让步的结果，公民权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价值。警察权是范围最广，影响最大，强制性最强的国家权力。权力如果得不到制约或者限制就极易被滥用，尤其是警察权，它能够直接、广泛地限制和剥夺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途径，则带给公民的将是无尽的伤害，而对于整个社会和公众则会丧失对法律的信心，破坏法律的尊严，损害警察的权威。在实践中警察权滥用的情形主要包括：
(一)越权行使警察权。在警察的职能权限之外以警察的身份行使权力。
(二)不当行使警察权。应当从重处罚的却处罚的轻了，应当处罚的轻却处罚的重了。
(三)违法行使警察权。在执法中违反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
(四)违反法定的程序。注重实体结果，而忽略程序的遵守。
(五)在行使警察权时未遵循一定的原则。例如最小伤害原则或者是及时有效原则，致使产生不必要的伤亡或者是放纵违法犯罪分子。
三、警察权的滥用原因分析
警察权的自身性质决定了该权力的极易被滥用性，但是我们应当认识到权力的滥用并不是必然的，仍然可以通过一些制度加以制约，以保障其顺利运行。在我国警察权滥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警察权行使主体的原因，也有警察权行使的制度缺陷。
(一)主体存在的缺陷
权力的行使最后的承担者是人，警察权的最终行使者是警察，警察作为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人，有着自然人天然的缺陷。在行使的权力时，因其自身的道德水平、法治素养、职业能力的高低不同，甚至受环境、心理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在关于警察行使枪支的新闻报道中，有警察醉酒之后与他人发生纠纷而枪杀老百姓的，有在执行公务时对危险性判断失误而开枪的，还有警察为了报复女友用枪自杀的。主体的因素对警察权的行使有很大的影响，但并非最主要、最本质的原因，还应看到在制度层面存在的问题。
(二)立法不够完善
警察权关涉的范围很广泛，但是《警察法》中关于警察权行使时需要遵循的原则没有加以规定和权力行使的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不够完善，立法的不完善为警察执法增加了难度，造成了对警察执法制约和监督的不足，放纵了警察滥用职权的可能性。立法对权力分配的不合理，是警察权滥用的源头。警察权的膨胀是指我国警察的职能从警察法规定的职能泛化到公民生活的帮手，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扶危救困，而这些职能之外的行为却在职业考核中作为考量的因素，另外以安全保卫的角色协助其他执法部门进行执法活动。警察权的内容很广泛，不同的内容在行使时的程序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单单一部《警察法》是肯定不能够满足的。如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中，规定警察在警告程序无效时可以使用警械或者武器，但在《警察法》中除了要求应当出示证件表明警察身份外，并未对其他程序有所规定。程序上的空洞，致使警察在行使职权时有更大的随意性和自由性，也使得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处于薄弱状态四、对警察权行使规制建议如上所述，权力的滥用并非必然，仍然可以通过设置一定的制度规则予以规制，使其在设定的轨道上顺利的运行，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一)完善立法
警察权是行政权，行政权的行使必须是依法行使，这要求执法是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进行的。《警察法》为警察行使职权提供了方向，具体的部分法或者是行政法规为其提供细则，但是，对于一些必要的原则，应当作为警察权行使的普遍原则。首先是及时有效原则，行政权要求高效快速的进行，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这要求行使警察权时不仅应当在最快的时间内采取措施，而且要求采取的措施是能够有效控制社会态势和治安形势，防止危害的进一步扩大。其次是依法行使的原则。这不仅包括依照法定的权限行使职权，而且在行使职权时应当以法定的程序进行。这是行政行为的基本要求，也是法治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关于警察权行使的具体程序应当在《警察法》中有所规定，警察行使职权与其他行政职权比起来有更大的强制性，涉及公民的权利和权益更多更密切，因而对其运行程序应当有更明确和慎重的规范。包括应当明示身份、告诉其执法的内容和相应的权利义务，给与陈述申辩的机会，说明作出决定的理由等，如在警察使用枪支时应当首先予以警告，否则程序上是不合法的，是不能够开枪的。
(二)完善司法监督
司法的监督不能仅仅在事后，更应该在涉及公民基本权益和自由时将决定权交给法院，由法院审查决定是否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限制或剥夺基本权益或自由。司法的提前介入能够改善执法者自己决定自己执行的程序不公正的缺陷，司法机关作为中立的第三者能够提供更加公正的决定，更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在收容遣送、收容教育、行政拘留等治安行政处罚权中，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刑事侦查手段时涉及到对他人基本权益和自由的，由公安等机关向法院提出申请，交由法院审查决定，法院经审查签发令状，公安等机关收到令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
(三)改善执法环境
我国政府或者党务机关对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干涉，致使行政有时候不能在应有的途径上，应当保障警察权行使的相对独立性，依法行使职权。纵观我国现状，行政立法层出不穷，行政执法不在于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有法不能依的尴尬局面。我国警察在职能之外的权力膨胀，从事非警务活动，虽然促进了警民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为警察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当其安全保卫角色，联合执法时，以其强制性进行威慑时，公民对执法者的权威因害怕而服从，产生敌对的情绪。警察作为警察权的行使者，其职责在于行使职权，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共安全，对于非警务活动应当由相关部门进行，其更具有专业性针对性。将其有限的精力投入在自身职能的行使上。
(四)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