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社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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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竞赛引导课程体系改革、强化工程概念。全国大学生电子竞赛是教育部倡导的四大学科竞赛之一，是面向大学生的群众性科技活动，目的在于促进信息与电子类学科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改革，促进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以及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协作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促进大学生工程实践素质的培养，提高学生针对实际问题进行电子设计制作的能力［1］，这些目标直接体现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性，而且也直接引导了对培养应用型人才所进行的一系列课程改革，即加强实践能力的培养，强化工程概念。这与学院突出实践教学体系，制订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过程管理与考核办法是不谋而和的。

（2）竞赛引导了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电子竞赛的题目重点突出了应用设计。最初的竞赛题目可以用分立元件完成，基本上是单纯硬件设计与调试，而从本世纪开始明显的提倡使用集成度高的芯片，加大了软件在系统中的作用。今年的题目甚至把单片机最小系统当成是一个器件直接使用，这体现和强调了在现代工程应用系统设计中，重点要求学生掌握使用集成化的各种功能模块通过接口组成系统的设计能力，也引导着教师必须对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比如在内容选取上，重点应对功能模块的原理采用简单的电路予以介绍，并由此引出外特性［2］。再如引导学生利用功能模块的功能表，通过接口组成应用系统的设计方法［3］。为此，可以针对现实需要重新编写适当的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和单片机等教材。

2电子设计竞赛与人才培养的关系

（1）竞赛使优秀学生脱颖而出。从这几次参加竞赛的学生来看，凡是参加电子竞赛训练的同学，无论获不获奖，都具备了基本电子电路实际制作与调试的能力，尤其对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新知识的能力和积极思考、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很大的锻炼和提高［4］，对今后走上工作岗位充满信心；尤其获奖的同学更是得到了能力和素质的全面提升；同时，这些学生的进步也对周围没参加竞赛的学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给低年级的学生做了很好的榜样和示范，提高了他们学习和参加竞赛的积极性。最重要的一点是，参加完竞赛的学生在就业方面体现了较强的竞争力，缩短了和一本学生的差距甚至有的超过了他们。

（2）竞赛锻炼了教师，有利于双师型教师培养。在竞赛培训的实际过程，可以发现城市学院的学生和交通大学的学生之间存在着显著区别（当然本身层次上就有差异）。交大的学生只需给定题目和参考资料，他们自己通过动手制作、调试，教师有80％的时间是管理和后勤服务，而城市学院的学生，至少在基础培训中，必须先讲基本原理、调试方法、随时跟踪指导，到后期学生才能达到主动设计，因此指导教师也相当于是参加竞赛者，尤其对于年轻教师而言，这无疑是对他们专业能力的一个很大考验和提高。而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近年参加指导的教师在业务方面进步明显，不仅拓宽了知识面，而且也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和指导经验，同时对教学改革也有了新的认识，进一步缩短了和双师型教师的距离。

3参加电子竞赛的总结与分析

2009年是我院第一次参加该竞赛，获得了一个省级一等奖。本次基本上属于押题性质，题目理解正确、而且前期训练充分，电源组几乎是2队都是一等奖；而测控组却是一败涂地。2010年获得一、二、三等奖各一项，本次没有电源的题目，但由于有一组学生能力较强且配合的很默契，获得一等奖是必然的；而获得二、三等奖的组，由于只有一、两个同学能力很强，在竞赛过程中，时间不够。可见要获得好成绩，不仅团队各个成员的能力要强，而且还要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真正体现团队协调作战能力。2011年仅获得一个三等奖，主要原因是因为竞赛时间准备不足和指导失误造成的。其中，电源题目由于认为过于简单而掉以轻心，中途发现为时已晚，造成时间不够；小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准备阶段组委会的讲话表示小车不会再出，所以在训练中相关器件未准备，在竞赛开始后才从网上订购；二是没能自制一个木制轨道，为了节约成本，想当然的认为小车在地板上走和在木制轨道走是一样，结果花了很多时间在调试上，直到测试时才发现不做轨道是一个失误，否则获得一等奖的机会很大。可见竞赛中的不确定度因素很多，稍微想的不周全就会造成很大遗憾，尽管如此，能力较强的那一组还是获得了三等奖。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学生的培养应以能力和素质培养为重点，确实让他们在培训过程、事务管理、竞赛题的分析和竞赛中的决策等各个环节发挥主导作用，回归竞赛的本质。

4今后竞赛培训思路

基本训练旨在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主要包括印制版的设计（原理图和PCB板图）、焊接及测试方法（学会基本仪器的使用）等练习。从训练内容上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

（1）电力电子类：降压型、升压型和逆变型开关电源；恒压、恒流、直流并联运行和交流并网运行模式；输入／输出电流、电压以及效率显示；纹波分析与失真度等。

（2）检测与运动控制类：智能小车、机器人倒摆平衡控制、调速控制中的转速、位移、避障、角度检测、无线发射与接收等。

（3）基于FPGA／DSP系统的分析仪器：频谱分析仪、传输波形特性分析仪（该项在“EDA”实验室中由指导教师完成样机）。

（4）放大器设计与制作：音频放大器，频带为10兆赫兹、增益60dB的宽带放大器设计（该项由指导教师完成样机）。鉴于今后的电子竞赛题目趋于综合设计，所以在暑期集中训练前，上述4项基本内容应该培训完成并通过各组交流使参加竞赛的学生全面了解相关内容；这样在暑期集中训练时，学生便可集中精力利用电子竞赛等相关网站，通过学习、分析、交流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和素质。

5组织管理与相关政策

为了更好的培养和选拔人才，同时让参加竞赛培训的学生无后顾之忧，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具体如下。

（1）成立学生课外科技创新小组，从二年级开始自愿报名，条件是在一年级的课程（数学、物理和电子认识实习）学习中，成绩较好的且有强烈欲望的同学中选拔；个别有特珠能力的同学另议；对于这些同学在二年级学习中，如果努力参加培训者可以顶替实验和课程设计的学分。

（2）完成二年级课程的同学，要求电路、电子技术、C语言实训能力强同学自愿报名并经审查批准参加，在三年级学习期间，如果努力参加培训者可以顶替电子综合设计的学分。

篇2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09)05-0019-0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基于特殊双重委托问题的家族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08JC790092)。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20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一，该理论一经社会学家提出，就引起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的关注。经济学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尽管经济学领域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总体而言，社会资本被认为是影响经济行为和经济绩效的诸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要素的综合体。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上，众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这一研究领域文献的出现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将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历史文化因素纳入经济学研究框架，人们发现社会资本在促成合作和交易、保证交易制度良好运转、降低交易成本和契约的实施成本、提高资本运行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经济绩效。

一、社会资本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兴起

(一)

“资本”概念的扩展

“社会资本”在概念表述形式上就体现出鲜明的经济学色彩。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本是在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行动中被投资和动员的资源，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它可以通过投资实现增值，是一种生产性资源。古典经济学将生产要素分为三类：土地、劳动和资本，这里的“资本”是指以机器、设备等实物形态和以货币形态表现的物质资本。长期以来，物质资本作为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20世纪60年代，以Schuhz和Becker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同质性的假设，将“资本”的范畴从实体性概念过渡到了非物质性概念。

循着“资本”与“人”相结合的思路继续前进，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受制于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社会因素的影响。Loury在经济学领域首次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他在研究种族间收入不平等问题时提出，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之间的社会资本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以Bourdieu、Coleman和Putnam等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尽管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然而在广义资本的子概念群中出现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划分。资本概念的扩展反映了人们对资本认识的不断深化，也表明人们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要素的理解更加全面。

(二)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完善

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同样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将有形的物质资本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完善。人们开始认识到，以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束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上，即为什么不同国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速度不同。

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还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因此，以信任、规则和网络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的核心问题，经济学家开始将社会资本的贡献作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加以研究①。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考虑社会资本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方面发挥的作用；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探讨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等是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绩效的。Putnam认为“社会资本增加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利益”。

(三)“东亚奇迹”的启示

在对经济增长的考察中，“东亚奇迹”成为社会资本推动经济发展的典型案例。“东亚奇迹”打破了西方国家通过长期的经济微增长实现工业化的传统经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20世纪初就断言，东方古老民族(中国、印度、伊斯兰国家)缺乏类似新教这样的宗教伦理，不能生成资本主义；相反，儒教所主导的东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东亚奇迹”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韦伯的预言。Krugman通过分析也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来自于劳动力与资本投资的增加，而非与技术进步相联系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因此，他认为这种增长是难以持久的。然而历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东亚地区仍然表现出持续的经济活力。

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理论界较权威的一种观点认为，

“东亚奇迹”只能部分地由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等传统因素解释，和谐的人际关系及儒家文化道德规范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资本，是东亚经济发展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东亚社会在经济发展目标上的共识、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关系结构、政府与社会间较为和谐的关系、以制度安排和组织设计为特征的政府政策，所有这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增强了经济效率，促进了信息交流以及政府和企业间的合作。

二、经济制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和类型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

“社会资本”概念继经济学家Loury首次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社会学家Bourdieu对其进行系统界定后，Coleman、Putnam、Portes、Fukuyama、Butt和Stiglitz等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定义。作为一种具有经济属性的资源，尽管大部分学者都认为社会资本涉及到一系列准则、规范、网络和组织等，并且对于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以肯定，但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至今没有达成一致共识。

综观各种对社会资本的理论界定。笔者认为

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三种观点。第一种是Putnam的界定，他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第二种观点来自Coleman，他将社会资本看成是“一系列拥有两个共同要素的不同实体所构成，这些要素均由社会结构的一些方面构成，而且它们促进了参加者的某些行动”。Coleman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三种形式：义务和期望、信息渠道、社会规范。第三种观点来自North和Olson的研究，他们提出的观点更为宽泛，认为社会资本还应包括使标准规范得以发展及决定社会结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例如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立法体系和公民政治自由等正式制度关系和结构。

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三种观点虽然表述各异。但都强调了社会关系与经济结果的相互影响，并且关注经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组织提高经济效率的途径。三者的区别在于，Putnam的界定强调了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并肯定了社会资本具有的经济学意义。Coleman特别强调了社会网络的“闭合(closure)”对于社会资本生成的重要性，在他的界定中，社会资本不仅包括个体之间的横向联系，还包括纵向科层组织。而North和Olson的定义则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甚至将某些正式制度也纳入其中。

(二)社会资本的类型

在对社会资本外延的界定上。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类型划分(见表1)。Collier区分了“政府社会资本”和“民间社会资本”。Krishna根据集体行动产生的不同途径，提出了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制度资本”和“关系资本”。Uphoff依据社会资本的来源及表现、存在的领域、动力因素等角度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Collier、Krishna和Uphoff划分社会资本类型的标准各不一样，但是他们区分的社会资本的两种类型却分别具备某种共性。“政府社会资本”、

“制度资本”和“结构型社会资本”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它们以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进而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而“民间社会资本”、“关系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则主要体现了社会资本的非制度属性，它们以内隐的方式存在于群体中，以此影响组织中的个体行为。关于这两组社会资本，Coleman所研究的“开罗Kahn El Khalili市场”和“纽约钻石批发市场”分别提供了两个很好的例证。

虽然对社会资本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但是社会资本所具有的非个体属性得到了学者们的认同。在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中，每个市场上的经济个体都拥有独立的效用函数，而在社会资本范式下，个体的效用函数还受到来自他人和组织的影响。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社会资本的产生来源于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通过重复博弈产生合作解，并使交易双方形成对于声誉进行投资的动机。Uphoff就对社会资本的这种非个体属性进行了精辟的阐释。他提出社会资本的“社会”是指“一定程度的相互关系、一定程度的共同身份、某种程度的相互间而不是个人利益的合作。Coleman也认为”人力资本隶属于人，而社会资本则存在于人们的关系之中。

三、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关于社会资本的经济效应，经济学的研究中其实早有涉及。由于市场机制中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的不确定性，经济交往中存在着“社会成本”，尤其是在市场上搜集信息的时间和资金成本，以及保证契约执行的成本。因此，Coase和Williamson等在新古典框架下强调经济制度对于市场效率的重要性，他们将制度看成是减少社会成本和获得信息的正式机制④。North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决定着经济行为和交换的路径、规则和规范同样重要。在有关经济史的研究中他提出，在一个缺乏规范和信任的地方，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要完全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依赖支撑相互信任的有利的制度框架。North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中其实已经包含了社会资本的思想。Greif在研究中世纪地中海地区交易模式时，通过对马格里布和热那亚两种贸易商的对比，用预期的差异解释了两种交易模式在关系上的差异。North和Greif的研究中虽然没有直接用“社会资本”的概念，但是已经涉及到经济发展中非市场制度的重要性。

Serageldin和Crootaert在综合不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的经济作用归纳为“共享信息、协调行动和集体决策”。而对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多的学者通过实证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在宏观层面，主要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在解决贫困问题中的作用；在微观层面，主要研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以及社会资本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社会资本与宏观经济增长

社会资本被逐渐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索，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学者最为感兴趣的研究内容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两个典型的区域发展案例的影响，一个是东亚的经济增长，一个是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

东亚地区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被称为是“东亚奇迹”，在探究“东亚奇迹”的特殊动力和深层原因时，人们最后总会将目光聚集在其丰富的社会资本上。甚至有学者将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形式概括为“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认为以家族或联系密切的种族社群为基础的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培养了信任，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并加速了信息的流动和创新。意大利的区域发展差异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Putnam用了20年时间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以公民参与传统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是决定意大利南北区域之间发展差距的关键因素。意大利北部地区之所以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南部地区，主要得益于良好的合作传统、互惠性规范和市民参与性网络。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假设，Helliwell和Putnam选取“市民团体”、“制度绩效”和“公民满意度”这三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用人均GDP作为因变量，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了意大利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高于南部地区，同时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南部地区，从而进一步验证了Putnam关于“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的理论假设。

在衡量社会资本水平时，大多数学者都选择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进行测度。按照Fukuyama的观点，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基础，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程度，取决于该社会普遍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现代私营大企业的发展状况，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LLSV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运用世界价值规调查(WVS)的数据来衡量社会的信任水平，研究发现

信任水平与司法效率、税收服从度、官僚机构效率、市民参与和大企业成功率等因素存在正相关。Knack和Keefer同样利用WVS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了“信任水平与经济增长成正相关”的结论。张维迎和柯荣柱以中国跨省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了信任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其中的一些结果表明，良好的信任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利润，就中国而言，还有助于吸引外资。

有关信任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检验了Fukuyama的理论假说，揭示了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将信任等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它证明除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社会资本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此类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是对于社会资本的定量测度尚无统一标准。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的界定不同，采用的量化指标也存在差异，因此得出的结论缺乏统一的可比性。二是在研究中忽视了信任的标准问题，即没有严格区分“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对经济增长的不同影响。

(二)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学者还将研究焦点集中到贫困问题上。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作用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组织)层面。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网络，家庭通过它拥有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资源，从而影响就业、家庭福利和贫困的改善。

然而更多的学者还是从社区(组织)层面对贫困地区公共资源管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最具代表的是Ostorm的研究。她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自组织资源治理系统中的社会资本。通过对尼泊尔灌溉系统的案例研究发现，依靠合适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参与合作，可以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并提高公共资源的管理效率。Uphoff对斯里兰卡“合作性水资源管理”案例的研究也表明，通过非正式的组织网络和有效的合作，可以提高灌溉系统水资源的管理效率，实现帕累托最优。Narayan和Pritehett对坦桑尼亚乡村社会的调查研究还发现，乡村社会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引起乡村全部家庭收入的相应增长㈣。

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作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构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网络、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治理的目标。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组织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体决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缓解贫困起着明显的作用。在我国当前二元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反贫困治理要由目前的物质资本范式和人力资本范式转向社会资本范式，应当通过构建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促进贫困群体的社会合作来增加其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有效解决贫困问题。

(三)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关系

Coleman在经典文献“Social Capital in theCreation 0f Human Capital”中首次分析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二者的关系。他把通常的“家庭背景”变量划分为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将家庭的社会资本看成是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关系，认为存在于家庭和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对于下一代的人力资本产生具有重要影响。在Coleman看来，由于社会资本的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人们向社会资本投资不足。在Coleman的开创性研究之后，部分学者就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Boxman等发现，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会随着社会资本的增加而变小。Flap和Boxman通过进一步对荷兰企业高管人员的研究发现，无论人力资本处于什么层次，社会资本和收入都存在正相关；但当社会资本处于较高层次时，人力资本的回报将下降。

揭示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虽然现有研究已经认识到社会资本是和人力资本一样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转化还缺乏深入的分析。个体或组织拥有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何种内在关系，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对于收入决定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别，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四)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是对于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却有不同的解释。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的研究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Guiso等人的著名研究。Guiso、Sapienza和Zingales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利用献血率和选举参与这两个指标来衡量社会资本。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水平与家庭现金持有率呈负相关，而与家庭证券持有率呈正相关，即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居民对金融工具的选择更偏向证券，企业更容易获得信贷，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较高㈣。Guiso等人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它解释了影响金融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但是没有就社会资本影响金融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说明。

社会资本在微观金融制度中的积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孟加拉国的“乡村银行⑥”。乡村银行主要面向农村贫困群体开展小额信贷，这一模式获得了极大成功。Van Bastelaer考察了社会资本如何降低小额信贷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他认为乡村银行主要的社会资本是员工和成员之间持续的关系，是信贷官员与借贷者之间庇护人和受庇护人的关系等。对于这种微观金融制度的成功，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社会资本促进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良好的信息流，并且降低了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四、社会资本的理论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且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发展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rrow就建议放弃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信任、规则和网络都不是新东西，博弈论中的“声誉理论”早已涉及，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测度性和定义的模糊性㈣。此外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olow也认为，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运作的关系是难解、复杂的，

“社会资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为模式”一词。

在肯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Portes和Lan-dolt首次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圈内信任导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对团体内个人成员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会资本具有负外部性，黑手党家族、集团和青少年犯罪集团就是例证。正因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寻租行为提供基础，而在经济领域还可能造成资源的垄断和市场的分割。

同样，Fukuyama也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这种非均衡分布问题。他在《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一书中曾将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他认为中国、意大利南部地区、法国等属于“低信任度的文化”，而日本、德国、美国等属于“高信任度的文化”。前者的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后者是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Fukuyama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缺乏超越家族关系的普遍性信任，强势的家族主义使得难以创建大规模的经济组织，而规模的限制终将阻碍家族企业的进一步成长㈣。他认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问题表现为以社会的“特殊信任”替代了“普遍信任”，而这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Fukuyama的推断仍有待商榷，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五、总结和简评

篇3

中图分类号：F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3-0017-04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呈现出新一轮的热潮。综观各项研究，可以认为，关于社会资本定义的争论构成了社会资本研究的大部分内容。但是，争论归争论，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从最初的社会学领域逐渐扩展到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领域，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趋势。由于社会学对社会资本的研究最为充分，所以在研究中，其他学科大多沿用了社会学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从知识的共通性来讲，这无可厚非，但从学科的专业性来讲，这表明其他学科对该问题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和透彻。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视角，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构成和属性作一尝试性的探索。

一、社会资本的经济学界定

由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争议较大，因此，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分析往往直接应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社会资本展开分析，而不对其进行经济学的界定。比如，张克中(2005)将社会资本引入生产函数中考察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分析我国转型中的社会资本状态及构建。[1]也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社会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徐李全，2005)。[2]当然，有些国内学者在研究社会资本时，给出相应的界定。如杨雪冬(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广义上的)通过与内部、外部的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3]程民选教授等(2006)则认为，从经济学的视角去认识和研究社会资本，可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在社会性相互作用中彼此合作而产生的资源存量”。经济学研究强调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包括：(1)社会资本是致力于构建人际合作关系模式的人们在有意无意中建立起来的一类资源。(2)社会资本具有如下主要形式：关于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人际网络、信誉和信任、合作的规范等。(3)社会资本的获得和积累需要耗费一定资源(也包括时间和精力)，因而具有一定的机会成本。(4)社会资本的获得和积累可以产生一定的收益，收益既可以是市场效益，也可以是非市场效益。(5)社会资本投资同样具有外部性，而且与社会资本有关的外部性也有外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之分。[4]

对比两种界定，可以发现，前者强调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而后者强调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无论是制度属性，还是资本属性，它们都是以网络为依托，尽管网络的形式和构建有所不同。从经济学的研究范畴看，不论是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还是其资本属性，它们都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与资本属性的关系看，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因此，本文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对社会资本的界定，必须同时考虑三个方面因素：社会资本的载体是关系网络，社会资本具有制度属性和资本属性。

根据上述分析，对社会资本的经济学界定可以这样表述：社会资本是嵌入到关系网络中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行为规范、认知模式和行为范式以及网络成员获得资源的能力的综合。

二、社会资本的构成与类型

根据社会资本的不同分类标准，社会资本可划分为不同类型。目前许多国外学者对社会资本进行了抽象分类。如克瑞奇纳(Anirudh Krishna，2002)和厄普赫夫(Norman Uphoff，1999)将社会资本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两种。前者指通过规则、程序和先例建立起社会网络和确定社会角色，促进分享信息、采取集体行动和制定政策制度；后者是指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信任、态度和信仰。[5-6]Gulati(1998)将网络提供的信息优势区分为关系式嵌入和结构式嵌入。[7]Nahapiet & Ghoshal(1998)进一步将社会资本的结构分为结构式嵌入、关系式嵌入、认知性嵌入三个层面，对应着结构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三种类型。结构维度刻画了人们发生联系的模式，是社会网络的“硬件”；关系维度指影响人们行为方式和满足人们社会动机(如尊重和友谊)的人际关系，信任和可信任性是该维度的组成部分；认知维度是指那些提供共享的表达方式、理解和系统的含义的资源。[8]与Nahapiet & Ghosel类似，Adler & Kwon(2000)在总结文献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三个维度：网络(结构维度)、共享规范(关系维度)和共同信仰(认知维度)。[9]

以上几位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划分，既有较明确的区分，又有交叉重叠之处，如图1所示。Adler & Kwon与Nahapiet等人的划分基本一致；与他们的划分相比，Gulati则少了一种类型，即认知型社会资本；克瑞奇纳和厄普赫夫的划分则更抽象一些，将社会资本从形态上分为结构型和认知型。根据上述社会资本的定义，本文认为，社会资本由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两个维度构成，相应地，社会资本包括关系型社会资本和认知型社会资本两种类型。

图1 社会资本的抽象分类

(一)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与关系型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是指关系网络本身。包括正式关系网络和非正式关系网络，前者包括企业、学校、政府部门等单位；后者包括社区、农村的自然村落、宗族关系、各种俱乐部组织等。由于各种资源会嵌入到关系网络中，我们把社会资本中因为动用关系网络而获得资本的这种特性，称之为关系型社会资本。在Nahapiet等人的分类中，用结构型社会资本来表示正式组织的社会资本，用关系型社会资本表示非正式网络中的社会资本；Krishna则用结构型社会资本表示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并没有区分正式网络和非正式网络。本文认为，用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来表示社会资本的构成，而用关系型社会资本来表示社会资本的类型，表达更为准确。因为不管是正式网络中的结构性关系，还是非正式网络中的非结构性关系，都是关系网络。结构是对关系网络的描述，是一个更为正式的概念。但是，在分析资本时，一般是从个人角度切入，某个人处于一个结构中，不等于他就能动用该结构所蕴含的资源，他能动用的仅仅是以他为节点的关系网络中所承载的资源。所以，用关系型社会资本来表述基于关系维度获得的社会资本，是更为准确的表述方式。

(二)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与认知型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是指嵌入到网络中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行为规范、认知模式和行为范式等。社会资本的认知维度可以降低合作的交易费用，也是形成有约束力的规则体系的基础。这种基于认知层面的同质性而获得的增加产出的可能，可称之为认知型社会资本。这与Nahapiet等人以及Krishna的界定是一致的。

对基于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产生的两类社会资本，克瑞奇纳和厄普赫夫都有比较详细的论述，如表1所示。

表1 社会资本的分类

资料来源：Norman Uphoff (1999)

(注：表中的关系型是作者加上去的，表示结构型与关系型的内涵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仅仅是表述的区别)

社会资本两个维度的关系决定了两种类型社会资本的关系。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意味着，要对社会资本进行全面的描述，不能缺少任何一个维度。或者说，社会资本的存在，不能缺少任何一个维度，只有两个维度同时存在时，才会形成社会资本。从现实来看，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也是不可能分离的。很难想象，一个共同体存在着清晰的关系网络，却没有相应的共同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等认知层面的存在；反过来也一样，很难想象，有着共同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认知模式和行为范式的一群人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却将他们连结在一起。所以，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的关系，犹如大脑和思想的关系，没有大脑，何来思想？没有思想，就不是我们正常意义上的大脑。从哲学范畴来看，社会资本两个维度的交互关系，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是一个客观维度，是一个可观察的“物质”的维度，而认知维度则是一个主观的、难以观察的“精神”的维度。因此，两个维度的关系实质上是主客观之间的关系：客观决定主观，主观反作用于客观。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决定其认知维度，认知维度反作用于关系维度。

正是因为社会资本两个维度这种密不可分的交互关系，决定了两种类型社会资本的关系特征。对此，不论是克瑞奇纳还是厄普赫夫都进行了清晰分析。厄普赫夫认为，“尽管在理论上存在结构型社会资本而不存在认知型社会资本是有可能的，反之亦然，但在实践中，只有一方面而不存在另一方面是不可能的，并且也很困难”。[6]而克瑞奇纳认为，结构型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分歧。结构型社会资本较为客观，因为它包含一些可观测到的成分，这些成分可通过集体讨论进行设计。认知型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主观的，与人们的想法和感受有关。前者是外在的，可以被观测和直接更改；而后者是内在的，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不易被外部行为改变。在我们看来，只要了解社会资本两个维度的关系之后，对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的关系自然就清楚了。

(三)社会资本的两种属性

根据社会资本的经济学定义、两个维度和两种类型，很容易抽象出社会资本的两种属性：制度属性和资本属性。所谓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是指社会资本具有规范个体行为的功能。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则是指个体能够通过网络成员获得稀缺资源这一特性。目前很多研究都是针对这两种属性展开的，只不过各种学科关注的重点不一样。这些研究可分为两大类：对社会资本制度属性的研究和资本属性的研究。前者包括大量关于社会资本在公民参与、集体行动、交易费用、交易模式、社区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则包括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流动人口就业、民间信贷、甚至权钱交易等内容。对“黑手党”的研究，则比较全面地刻画了社会资本的两种属性。

从两种属性的关系看，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是其本质属性，这是由关系网络演进的需要所决定的。只要人与人之间产生互动关系，那么在互动过程中，规则就必然会产生。与此同时，人们对环境、对自身、对行为、以及对行为结果的认知，就成为规则体系产生的知识基础。这就决定了社会资本关系网络内部的高同质性，以及不同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的异质性。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很早就被人类所认知，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入乡随俗”正是基于社会资本的异质性而提出。

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是在其演进过程中形成的，是其派生属性。可以想象，在起初，个体向处于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提供帮助，完全是出于责任和义务。在生存环境很恶劣的情况下，一个共同体之内的成员相互扶持，是生存的需要。正是这种生存的压力，使共同体将相互扶持作为一种强制的义务和责任灌输给各个成员，成为共同的行为准则。如果这种帮助一直限于共同体内部，那么这种帮助并不具有典型的资本属性。因为在网络内部的帮助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扶助，是一种维持生存需要的帮助，而不是致力于发展的帮助。[10]但是，当这种帮助发生在网络之间时，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就逐渐清晰起来。网络之间的帮助一般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求助者A与施助者B曾经都是某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现在分属不同的关系网络。A需要某种资源，但他不能从现在所属的网络中获得，却可从B所属的网络中获得。于是，A向B求助；二是A与B以前和现在都不是一个共同体的成员。A需要某种资源，B能够从他所属的网络中获得。因此，A通过C(即A和B都熟识的第三人)向B寻求帮助。即通常所说的“人托人”。不管何种情形，由于求助者A与施助者B目前不处于同一共同体内，所以，基于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对B的约束力大大降低，帮助A已不再是B的责任和义务，而完全是由B在权衡之下做出的个人选择。由于两者所属共同体的异质性，决定了资源的异质性。所以，一旦B选择了帮助A，则不管B的代价如何，A的收益是相当高的。当A获得高收益以后，不论是出于真心的感谢，还是期望日后从B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A会将收益的一部分转让给B。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网络资源异质性所带来的双方的高收益，孕育出了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当人们对此有了认知后，就会有意识地向社会资本投资。用时间和金钱构建起人际关系网络，因而具有典型的资本属性。

但是，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与资本属性并不是截然分开，毫无关系的。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才会有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而资本属性的存在，又反过来强化了制度属性。由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将行为规范内化，使个体即使离开了先前的共同体，内化的行为准则仍然会对个体发挥着作用。所不同的是，这种作用比在共同体内部大大减弱。尽管如此，这种作用的存在，使来自同一共同体的成员的求助成为可能，也就使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演化而成。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的存在，给求助与施助双方带来同时获利的可能，当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时，就会强化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从而进一步提高嵌入到关系网络中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行为规范、认知模式和行为范式的同质性，进一步强化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如此周而复始，互相促进，不断循环。

三、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两种类型与两种属性的关系

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决定了两种类型和两种属性。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图中实线表示“决定”的关系，虚线表示“反作用于”的关系。可以看出，关系维度决定了认知维度，但是认知维度会反作用于关系维度；同样，制度属性决定了资本属性，而资本属性会反作用于制度属性。关系维度对应着资本属性，认知维度对应着制度属性。通过关系网络获得资源的能力是关系型社会资本，对应着社会资本的资本属性；因为认知的同质性而获得的增加产出的可能，是认知型社会资本，对应着社会资本的制度属性。

图2 社会资本的两个维度与两个属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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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克中.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资本分析[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3).

[2]徐李全.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2).

[3]杨雪冬.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A].李惠斌，杨雪冬.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6.

[4]程民选，等.信誉与产权[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4.

[5]Krishna，A..Active Social Capital：Tracing the Roots of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M].New York，Colun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6]Uphoff，Norman.Understanding social capital：learning from the analysis and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on[A].P. Dasgupta and I. Serageldin (eds.).Social Capital：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C].Washington，D.C.：The World Bank，1999：215-249.

[7]Gulati，R..Alliances and network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8，19：293-317.

[8]Nahapiet，Janine，Ghoshal，Sumantra.Social Capital，Intellectual Capital，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2)：242-266.

篇4

“学习环境建设要符合信息时代学生的认知特征、学习习惯和行为特点；学习环境设计要从单一的功能性需求转向多样性、舒适性、文化性需求。”黄荣怀先生用简短的语言说清了在当下改造教育环境的重要性，并精辟地指出改造后的学习环境应具备的功能和环境模式。

目前，“智慧学习环境”在宏观层面上已有很多探讨，并已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敦促下进行了有效的实质性工作。本文只从职业教育领域，以“传感器及应用子课题”为例，来论述基于“智慧学习环境”创设的数字化资源建设的实践情况。

一、建设基点：遵循教学原则，接轨智慧学习环境创设

2012年3月，国家示范性职业学校数字化资源共建共享计划课题第一次大会在北京召开，笔者参加了这次大会，并担任机电技术应用专业“传感器及应用”课题的具体负责人。在资源建设的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在知识爆炸、信息浪潮冲击的今天，教学活动已由传统的线性转变为多维性，创设职业教育的“智慧学习环境”势在必行，广阔深厚可持续发展的数字资源则是“智慧学习环境”创设的基础工程。目前的资源建设必须为未来的“智慧学习环境”预埋构建和备足材料。

要达到接轨智慧学习环境创设的目标，资源建设必须要有大量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料做素材，并以先进科学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无论是传统课堂学习环境，还是今后的“智慧学习环境”，都必然遵循教育学的教学规律和教育心理学的认知规律，即学习环境的设置使学习直观、可接受和循序渐进，所以，在资源建设中我们以此为原则展开工作。因为受到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普及不足的限制，我们现在对创设智慧学习环境还只能做出大体的构想。资源设计首先需要按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循序渐进教学原则来编辑资源体系。其次，资源库应具有不断充实、不断刷新资源材料的功能，能及时补充紧跟时代步伐的新资源，还要能提供充足的学科边缘知识，使学习者通过学习可以达到人才转型、职业转型，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服务。

笔者负责的“传感器及应用”子课题资源建设组由4所学校共建。资源建设中，直接担负课程设计及资源编写、制作、整合的人员共有12人，目前已收集了行业标准、仿真实训软件，完成了课程标准、课程考核方案、动画、PPT、知识点、测试试题、实训项目方案、考试考核试卷、教学案例、技能竞赛方案、教学视频等，建造了一个涵盖课程全部要求的、可持续使用的资源库。这一资源库能满足中级技工的全部需要，对于高级技工则既充实了基础知识与技能，又为其继续学习增加了扩展知识，并为教师提供了教学课件、PPT、教学视频、动画、实训项目方案、仿真实训基地、考核试题，给在职企业技工提供继续学习的资源。建设实践中，我们也摸索了一些有效的建设策略，并体会到基于“智慧学习环境”创设的职教数字化资源建设实践必须“在游泳中学游泳”。

二、建设策略：“三多”“二新”“一亲”，打造新型职教数字资源

基于“直观、可接受和循序渐进”三条教育原则和创设“智慧学习环境”的建设远景，我们在资源建设中确立的具体出发点是“多、新、亲”三个字，收集制作和整合课程的教学资源主要围绕“三多”“二新”“一亲”的建设策略来展开，其中蕴含着各门课程丰富的内容和需要依据课程特色去完成的众多具体工作。

（一）“三多”：知识点多、技能点多和可视画面多

知识点多，必须把最基本的概念知识一一列出来，如果这些基本概念在不同场合（如书本或工厂企业）有不同命名及解释也要列出。另外，各种课本及不同实例使用到的器材及运作原理等都要照顾到。

技能多，基本技能一个不漏，尽可能顾及不同地域、不同领域应该具备的能力。

可视画面多，这是直观教学必需的材料，是学生获得知识最初的起始点。用PPT概括描述，用动画表达抽象，用视屏显示实体，可以使教学实训内容一目了然，突出教学内容的重点、化解难点。

资源材料繁多，会带来“乱”的可能，所以必须对材料进行多次检查核对，避免重复和漏失。还要精心排序，归类明确，便于检索，按知识点和技能点两条线排序，把视觉材料附在相关的知识点和技能点中。

（二）“二新”：资源建设要具有新意和新高度

资源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投入的人、财、物都是很可观的，因此资源素材必须能持续使用一段较长的时间。对于目前尚在普遍使用但预期不久将会被淘汰的技术技能，宁可不选；而对于那些目前尚未普遍使用、但是未来发展会有应用趋向的新技术新技能，就要不惜篇幅，给予一席之地，这就是新意。

所谓新高度，是指在资源建设中要增加扩展内容，扩展的内容要为中级技工向高级技工提升打下知识和技能的基础，这也就是高起点对知识与技能层面的要求。高起点的另一个层面是资源制作技术要能满足教与教、教与学、学与学之间的交流互动，使学者可以随处学习，自知后续要学习的内容和需要的学习时间，还能为学习者量身定制学习计划，修订学习计划。要达到这些目的，须技术支持单位与资源内容制作者密切合作、及时沟通，教师写出切合技术制作的脚本，技术制作者做出能充分反映知识和技能的软件。

“一亲”是指一个亲切的服务平台，使用人能用低廉的价格方便快捷地享用一切服务，在职技工、技师能借助这个平台实现继续学习的需求。

三、建设反思：激发智慧潜能，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关于“三多”“二新”“一亲”建设策略下职教数字化资源的具体建设，我们在实践中体会到，必须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作为一项全新的工程，职教数字化资源建设目前尚有许多不完善、不充足和不确定之处，如：全国职业教育教学尚未能够实现联网，职教发展的城乡差异和地域间职教发展的不均衡等。此时，不妨把目标定得高些，把起步放得低些，攀登的步子可以小些，有些新知识、新技能教师也没有接触过，就需要教师“用嘴问，用脑学，用手做”，甚至迈开双腿，走出校门，走进社会去学习和实践，为资源建设创造条件。

职教数字化资源的具体建设除了要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的建设理念外，还需要具备实践的勇气和技巧。将教学素材转化为职教数字化资源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职业教育与信息化技术对接的过程，资源建设中制作教师提供的素材技术支持公司觉得不能用，或者技术公司制作的材料，在提供素材的教师看来觉得没有完全表达出原意或误会了原意，是建设中常有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沟通、不断尝试，以求达到最优效果。资源建设中如果舍得先期资本投入，特别是投向技术支持公司，就能使技术支持公司在充足的财力支持下采用最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对后期建设将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两者间是一种互相“给力”的辩证关系。

要游得快和游得美，游泳就得讲求效能，职教数字化资源建设也一样，高效的资源建设需要激发课题组的集体智慧。当下国家级的资源建设课题组，无论是总课题组还是子课题组，大都是松散型组织，组织成员关系交往较少。因此课题组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由组长单位的具体课程负责人成立一个“研究室”――信息平台，为成员们提供交流和研讨的场所。在“研究室”里能够知道个人的工作进度，可以比较出工作的质和量，可以讨论疑难问题的解决方法，也可以及时总结经验与教训。总课题组长可以适时检查调节工作进度与内容，及时向课题组传达总课题组对子课题组的新要求、新精神，使子课题组与总课题组保持高度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在研究室里共同工作的过程，使松散的组织成员相互了解并达成建设共识，形成具有凝聚力的建设团队。在实际建设工作中，“研究室”负责人的勤奋和抢先意识，对资源建设的推进和课题组的顺利工作，起着关键性作用。

游泳必须有相对宽阔的水面和充足的水源作为物质支撑。资源建设里的“水”，一是课程教学资源，二是人力物力保障。国家职教数字化资源建设，聚集了全国众多的职教示范校，各示范校积累了制作精品课程的丰富经验，精品课程的精品教材中也含有大量的优质职教资源。示范学校作为我国优秀职业院校的代表在职业教育中不断进取、敢为人先，也获得了国家和地方的财力物力支持。

游泳要游得好，还要多元交流和持续练习。在资源建设中，制作教师的个人工作成果希望得到认可和赞扬，而学习者也会有与制作教师咨询切磋的要求。我们不妨像医疗机构专家挂牌诊疗一样，可以在资源成品上加以个人署名，进而构建一个相对畅通的信息通道。科学技术在不断进步，资源库也要不断充实和时常刷新。职教数字化资源在大规模资源建设过后，还需要以总课题组领衔，建立一个精干的常态组织，负责管理维护已建的资源系统，进入资源的常态建设。

“智慧学习环境”依托教育教学资源数字化，借助信息化技术进行资源管理，并建立四通八达、随处捕捉的网络工程。学习者通过借助功能齐全的接收器，就能随处进行自我测试和学习交流，还能利用仿真资源进行实验实习。资源建设中融入的仿真实验实习器材和仿真实训基地，使学习者无论在何处都可以通过点击，在网络中到达要去的工厂、农庄或者开放的研究所、实验室，进行自主实验、实习和生产。

【参考文献】

篇5

本文提出通过PDT数字同播技术，遍布全省的各个基站通过公安信息网、E1电路和150兆无线链路互补联网，省厅配置网络管理中心，远程对全省基站监控、管理，为各级公安机关提供大范围的高效指挥调度解决方案。

二、需实现的目标

全省警用350兆应急指挥网由省公安厅统一规划和建设，成为具备全省公安无线应急通信指挥调度功能的350兆数字通信系统。系统采用无线、有线互补联网方式，纵向调度，横向联通，构建全省350兆应急通信指挥调度骨干网，保障各市州县公安指挥中心和派出所、交警队、刑侦队等城区各所队、全省全面高速公路沿线的良好覆盖。

在湖北，初步设想该系统由约300个同播基站组成，主要覆盖全省市州县城区和高速公路沿线，形成全省最大的350兆应急通信网络。

组建全省警用350兆应急指挥网的总体目标是：采用PDT数字系统技术，利用公安IP网络资源，建设一套全省350兆应急通信指挥调度骨干网，覆盖全省市、州、县城区和全省高速公路沿线，同时保障无线应急通信车车载基站实现自动寻址就近入网，延伸网络覆盖，实现在突发事件中省厅统一指挥调度各市、州、县公安机关指挥中心、城区所队及全省高速公路沿线警力的目标。

三、主要建设内容

警用数字集群（PDT）标准是公安部自主研发的技术体制，具有大区制、低成本、不同系统互联、模数平滑过渡、国密算法加密、自主知识产权等优点。以湖北为例，设想该省警用PDT数字同播系统由约300个双载波基站联网组成，构成全省骨干网。

主要建设内容：（一）省厅联网中心。系统在省厅设立一级联网中心，构成省厅管理调度系统，配置数字汇接交换设备、管理终端设备、调度设备、大屏监控设备，负责整个网络的统一管理调度。（二）地市二级联网中心。各地市建设二级联网交换中心，配置数字汇接交换设备及双载波同播基站，全部直接采用IP/E1、无线数字链路与省厅联网，构成统一的350兆应急指挥调度网。（三）县（市、区）局、所队基站。各县（市、区）城区范围内配置1至3个双载波同播基站，全部直接采用IP/E1、无线数字链路与地级市局、省厅联网，覆盖县（市、区）局和下辖城区所队。（四）高速公路沿线基站。无线网络重点覆盖全省高速公路沿线条状区域，所有基站配置双载波数字信道机，具备动态频率分配能力，主要为高警部门日常指挥调度提供无线通信保障。（五）移动车载基站。对各地公安机关无线应急通信车350兆移动基站升级改造，通过无线数字链路直接就近自动寻址，接入全省350兆警用数字指挥调度系统，延伸网络覆盖。

四、基本功能要求

网络主要功能是保障省厅对各级公安机关、高速公路沿线警力的应急指挥调度以及全省各业务警种的应急通信需求。

1、采用数字常规同频同播技术，应急指挥调度可实现一呼百应。

2、系统具备远程监控管理功能：管理终端可通过公安IP网对系统进行监控和管理（接收和显示系统设备报警信号及内容；遥控关闭/开启系统设备；监测和修改系统设备的工作参数）。

3、可根据用户需求分区域使用相对独立的同播频率，也可在应急状况下全系统使用同一频率。

4、系统具备GPS或北斗卫星锁频、锁相技术。

5、设置CTCSS亚音功能，阻止系统外电台使用。

6、系统具备语音判选功能，保证电台通话质量。

7、系统技术先进，数模兼容，以警用350兆数字电台入网使用为主，特殊情况下模拟电台也能正常入网。

8、350兆终端为PDT电台，使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NVOC声码器，具备GPS定位和北斗定位的双模功能。

五、网络应用需求

1、本无线专网适用于省厅指挥中心对全省公安机关应急指挥调度，高速公路沿线警力日常调度，重要警卫活动无线通信保障以及地市公安机关应急状态下指挥调度辖区警力。省厅科信部门行使系统最高控制权限。

2、数字通信系统设置为4个数字话路。其中，1个话路供各级指挥中心、科信部门等业务警种用于指挥调度，1个话路作备份用于各类公安应急通信保障使用，拿出2个话路供全省高警总队日常通信专用。

3、厅直相关单位和全省各地公安机关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和大型安保活动时，省厅指挥中心享有最高使用权限。

4、全部用户既可在信号覆盖范围内一呼百应，也可在划分区域范围内分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