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态势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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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引言

在世界版图上,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与城市大多分布在沿海,以海洋为纽带的经济建设带动了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沿海省市,例如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在历史上早就是中国的富裕之乡。然而“沿海地区普遍比内陆发达”的这一规律,在江苏这一我国经济大省内部,却尚未得到体现。江苏沿海地区是中国民族产业的发源地之一,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至今仍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而言,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滞后于发达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我国“黄金海岸带”的“经济低谷区”,与江苏经济强省的身份极不相称。可以说,江苏近年来经济增速的趋缓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有很大的关系。要使全省经济总量持续稳步增长,有效挖掘苏北沿海地区的潜力,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实施苏北沿海发展战略是必然选择。

二、江苏沿海经济发展的“洼地”现象

江苏沿海经济带地处西太平洋沿岸的黄海之滨,位于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口的北岸,与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的上海隔江相望。江苏沿海区域包括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三个市区及所属的14个县(市),地处苏北、苏中。3市共拥有全省27.66%的土地面积和22.67%的人口,而GDP比重仅为全省的14.1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1082元,是全省人均水平的62.14%。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指标则更低,仅为全省的11.26%和9.81%。

表中前5个指标呈现出的这种逐步递减的态势表明,虽然江苏沿海经济带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但总体经济实力相对较弱。而与沿海经济带隔江相望的苏南经济圈,尽管土地面积相当,但2007年创造出的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人却远远超过沿海经济带,分别是它的4.38倍、3.94倍和6.43倍。沿海经济带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仅为苏南经济圈的三分之一。再来看与沿海经济带面积相当的沿江经济带,从表1中可以看出,沿江经济带的土地和劳动力产出效率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它以24.03%的土地面积和32.76%的人口,创造了49.76%的地区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比全省高近50个百分点。从表1中可以发现,沿海沿江对比一栏数据也同样存在逐步递减的态势,虽然面积相当,人口相差不多,但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却不到沿江经济带的三分之一,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只有沿江的五分之一,人均的地区生产总值也不到沿江的一半左右。

表2中显示的是这三大经济带在2002年以后的GDP增长速度。从表中可以看出,近几年来,沿海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速度始终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并且差距有拉大的趋势。2002年,落后不到2个百分点,2003年落后了2.32个百分点,2004年落后了2.59个百分点2005年差距缩小到2.30个百分点,到2006年又拉大到3.01个百分点,2007年差距竟拉大到3.07个百分点,沿江6市的发展速度则大致与全省的平均速度保持一致,上下浮动一个百分点以内,只是2003年落后于全省1.85个百分点。而苏南三市的发展则充分展现了其领跑的特点,2002年领先4.41个百分点,2003年更是将速度提到比省平均水平快7.7个百分点,但随后2004年速度放慢,只比全省平均水平快了1.85个百分点。到了2005年,这一速度放慢的趋势更明显,甚至比全省速度慢了1.09个百分点,至2007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甚至比全省慢4.78个百分点。

表3显示的是各经济带自2002年以来的产业结构状况。总体上,随着时间的变化,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在逐年下降,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则逐年上升。但是,在各经济带间仍存在较大差别。如表所示,沿海三市的第一产业所占比倒遥遥领先于其他各经济带,约为全省平均水平的3倍,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则连续5年保持在34%未变。沿江6市的特点是第三产业所占比例较高,甚至高于苏南三市。而苏南三市的特点则是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较低,通常比全省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可见,与全省及其他各经济带相比,江苏沿海地带的产业层次还较低。

三、江苏沿海三市的竞争力分析

前文在总量层面上对江苏沿海经济带的经济状况进行了描述,这部分则对连云港、盐城和南通3个沿海城市的各自情况进行分析,运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建立一套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对这三个沿海城市的竞争力进行测算,对它们在省内的位置进行排序和聚类。

城市竞争力是指城市通过提供自然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制度的环境,集聚、吸收和利用各种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文明要素的能力,并能最终表现为比其他城市具有更强、更为持续的发展能力。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就城市而言,竞争力应体现为市场化占有、配置和利用生产要素的权力大小。因此,在对指标选取时本文主要倾向于比较城市经济功能的强弱,在综合考虑指标数据的客观性、可得性的基础上,从综合经济实力、产业结构、资金实力、人才及科技、基础设施和开放程度这6个方面选取了25个统计指标,考虑到不同城市的可比性,这些指标大多数采用人均或相对比重,具体阐述如下。

综合经济实力反映一个城市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层面,本文选取了人均GDP(X1)、GDP增长率(X2)、在岗职工平均工资(X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X4)、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人(X5)和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X6)这6个指标。

产业结构反映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否协调合理,在这个层面上,本文选取了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8)、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X9)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X10)这4个指标。

资金实力反映城市资金的投入和积累情况,这是导致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因。在这个层面上,本文选取了固定资产投资额占GDP比重(X11)、人均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12)、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X13)、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X14)这4个指标。人才与科技反映城市科技人才是否存在竞争优势,反映政府对科技发展的重视程度。在这个层面上,本文选取了人均文教科卫支出(X15)和每万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总数(X16)2项指标。

基础设施体现对城市经济活动的承载能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在这个层面上,本文选取了人均年用电量(X17)、境内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X18)、每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X19)、每万人移动电话户数(X20)、每万人固定电话户数(X21)、每万人拥有医生数(X22)、每万人拥有民用汽车数量(X23)这7项指标。

开放程度体现一个城市对其外部区域的吸引力和城市的扩散、辐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本文选取了外贸依存度(X24)和人均利用外资额(X25)两项指标。

这25项指标的数据,或直接摘自2002年～2008年的《江苏统计年鉴》,或根据各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表4显示了江苏13个地级市的竞争力排序和分类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南通、连云港和盐城这三个沿海城市的竞争力相对较弱。其中竞争力较强的南通的最好排名也只是全省第5(2007年),其余年份都是第6至7位,盐城的最好排名是全省第9位(2007年),连云港前三年都一直徘徊在第11、12位,但2006年上升到了全省第8位,有较大飞跃。相应的,一直处于第10位的盐城则在2006年降到第12位。 在聚类方面,这13个地级市可以分为5个梯队。虽然南通和连云港、盐城都属于沿海城市,但大多数时候南通是属于第四梯队,与扬州和泰州的发展更为接近。而盐城和连云港的发展基本属于同一模式,被归人第五梯队。只在2004年盐城曾经归人过南通所在的第四梯队,但立足未稳就在2005年回归到了连云港所在的第五梯队。

四、江苏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开放开发沿海重大战略指引下,江苏沿海三市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近年来,三市在沿海开发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和成绩。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日益显现的自然资源优势

江苏沿海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主要表现在:旅游资源丰富,这些自然资源为发展生态旅游提供了空间;沿海资源优势比较突出,港口资源潜力很大。

2.明显的区位优势

江苏沿海地区位于世界第三大河流长江的出口岸,与国际金融中心、信息中心、商贸中心和航运中心的上海隔江相望;位于我国沿海、沿江和陇海一兰新铁路沿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区域,地理位置可谓通江达海,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位于亚欧大陆桥的龙头和长三角的龙头之间,处于“二龙戏珠”的位置,这在全国也是绝无仅有、得天独厚的。

3.良好的发展环境

近年来,江苏沿海地区在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努力推介下,围绕海港开发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宣传热潮。沿海三市都把沿海开发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强化行政推动,坚持基础设施先行,土地电力供应充裕,交通环境明显改善,初步构建了以大港口为龙头,大通道为支撑,大园区为载体的发展平台,基本形成了支撑沿海开发的基础设施体系。以宁通、宁连、宁盐等高等级公路和众多国道为主的干线公路网已经形成,新长铁路贯穿沿海,南通机场、连云港机场、盐城机场已经开通了多条国内航线。

4.初具规模的产业基础

首先,江苏沿海三市呈现出不断增强的产业配套能力。通过积极推进生产力布局向沿海转移,重大项目纷纷落户,集聚效应开始显现。盐城按照“率先突破大丰港,开放开发滨海港,配套完善射阳港,火电启动陈家港”的总体思路,加快开发和建设大中型深水港口群,并以按照打造江苏沿海汽车城为目标,支撑和带动港口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连云港的田湾核电站是目前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的核电站,全部四期工程建成后接近“三峡”发电量,另外还有火力、风力潮汐和天然气发电等项目,将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能源基地。其次,沿海三市已经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产业体系。南通形成了电子信息、纺织服装,精细化工、船舶修造等支柱产业;盐城的汽车,纺织、食品、造纸、电力、化工等骨干行业已初具规模;连云港重点发展电力、石化、冶金、造船、造纸等重大基础工业和海洋资源加工业。

5.沿海发展的国际国内经验

世界沿海经济带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势头,特别是周边沿海兄弟省市对沿海地带的大力开发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江苏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压力,同时也给江苏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启示。

五、结束语

毋庸置疑,江苏经济实现全面腾飞的希望在苏北,加快沿海开发有利于缓解江苏当前存在的南北差距扩大这一突出问题。目前江苏沿海开发“升级”为国家战略,江苏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沿海地区开发,而产业发展则是沿海开发的核心。

苏北沿海地区如果能以此为契机,主动融入苏南经济,成立经济开发区,迎接苏南经济的辐射,提高苏北发展速度,缩小苏南、苏北发展差距,是完全可能的,实现江苏的均衡发展,构建和谐江苏,也是指日可待的。总之,推行江苏沿海发展战略,可以为苏北资源的开发、利用和转化提供有效载体,是苏北发挥比较优势并加速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计高成:江苏沿海经济带 [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2):23-28

[2]曹广忠等: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多因素分析, 经济地理,1999(2):34-35

[3]刘国梁:江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与产业选择[J].现代经济探讨,2006.12 43-45

[4]中国工程院等:江苏省沿海地区产业综合开发战略研究报告(初稿)[R].2007 年5月

篇2

作者：孔宪丽，谢聪聪，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计量分析与预测研究中心，大连，116025

2018年我国工业发展稳中趋缓，但工业内部在不断加快向中高端迈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前3季度，全国PPI同比上涨4.0%，温和上涨，总体平稳。投资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与改善，前3季度我国的民间投资增速总体来说比较稳定；高技术制造业投资的同比增速比全部投资要快9.5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也颇具亮点，其增速连续6个月加快。除此之外，新的力量日益凸显，新动能加快成长，新产业也在不断发展，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速分别高达8.8%、8.6%以及11.8%，三者增速均显著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新动能成长为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工业平稳运行增添了后劲[1]。总体上工业转型升级加快，企业盈利结构稳中向优。但是我们也看到，工业增加值增速稳中趋缓，工业下行压力加大，9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这一增速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工业运行稳中有变、稳中有缓。国内结构调整阵痛继续显现，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减缓，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加之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工业运行状况面临一些下行的压力。本文采用的是全面反映我国工业运行态势的月度景气指数来说明我国工业部门经济周期波动呈现出的新特点和未来的景气运行走势，并基于此给出了合理化的建议。

一、2018年我国工业经济景气形势分析

本文以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为基准指标，在孔宪丽等（2012）的研究基础上利用时差相关分析方法、K-L信息量方法、峰谷对应法等多种方法[2]筛选出我国工业部门的14个景气指标[3]，分别构成了我国工业部门景气的先行、一致、滞后指标组，具体结果由表1给出。

从表1可以看到本文所选的各指标的时差相关系数均较高，即各指标与基准指标之间具有紧密的对应关系，其中部分工业产品产量和金融类及投资类指标具有优良的先行性质，除此之外，库存、物价等指标则具有优良的滞后性质。

进一步，本文利用表1中所示的我国工业经济各类景气指标，使用合成指数（CI）方法分别计算出我国工业部门经济景气的一致、先行和滞后合成指数（各指数均以2010年平均值为100），并使用一致合成指数来观测我国工业经济的景气运行态势。

我国工业经济的一致和先行合成指数变动情况由图1给出。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工业经济呈现出周期性的波动特征。按照峰-峰的周期计算，2000年1月-2018年8月期间我国工业经济增长率共经历了5次完整的景气循环，目前正处于第6次景气循环的回落阶段。并且，2013年9月—2017年1月的第5轮景气循环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低位波动新态势。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0年—2011年我国工业一致合成指数基本是围绕着一致合成指数值为90的虚线上下波动，这1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平均值为14.38%，而2012年后我国工业一致合成指数开始围绕着一致合成指数值为80的虚线上下浮动，这一现象说明，我国工业增速随着整体经济增长的减速换挡也随之下了一个台阶，我国工业部门经济运行也正逐步进入低位波动的“新常态”阶段。2017年3月，我国的工业经济一致合成指数在低位再次呈现回落态势，这主要与产品销售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增速的回落有关，我国工业经济景气步入2000年以来的第6轮景气循环的收缩阶段，并一直持续至2018年8月。

金融及投资领域的两个先行指标和3个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增速以及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等5个滞后指标的逆转指标组成了我国工业先行合成指数，其走势由图1中的红线给出，历史上我国的工业先行合成指数各个周期的峰、谷点相对于一致合成指数来说始终具有优良的先行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工业先行合成指数从2017年2月开始呈现快速回落态势，虽然2017年6—9月份有所趋稳，但随后回落速度再次加快。2018年1月我国工业先行合成指数触底回升，至2018年8月回升局面已持续8个月，依据得到的先行合成指数的平均超前期计算，预计近期我国工业经济景气将大致呈现出趋稳后逐步回升的态势。

二、我国工业经济景气波动特点

前文对2018年我国工业经济景气形势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在此基础上，为了更全面地展示我国工业经济的运行状况，本文进一步通过我国工业及相关领域的主要经济指标对我国工业运行的新特点进行了具体分析，以期为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表1我国工业部门景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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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各个指标经季节调整并消除不规则因素，且均为同期比增长率序列，本文数据截止到2018年8月份，“*”为逆转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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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我国工业一致合成指数和先行合成指数

1.高端制造高增，动能加快转换，工业转型升级继续推进

2018年前3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9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这一增速是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从作为工业生产晴雨表的发电量上看，2018年9月我国发电量同比增长4.6%，较上月回落2.7个百分点，较2017年同期回落0.7个百分点，工业增速稳中趋缓。从3大门类看，2018年9月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2.2%、5.7%、11.0%，分别较8月变化0.2、-0.4、1.1个百分点。

虽然工业增速稳中趋缓，但工业内部持续优化，高端制造延续高增。2018年1—9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是比较快的，3个产业的同比增速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5.4、2.2和2.4个百分点。图2进一步给出了相关高技术产业与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具体情况，可以看到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以及医药制造业增速均大幅度高于工业增加值增速。此外，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54.8%，新业态蓬勃发展。

2.工业企业效益向优，盈利结构趋于改善

2018年1—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累计增速由上年超过20%的增速放缓至一季度的11.6%，此后，利润增速出现回升，上半年累计增速为17.2%，近两个月又连续略有放缓。前8个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分别同比上涨4.5%和4.0%，购进价格涨幅大于出厂价格涨幅，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工业企业效益形成挤压。图3给出了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之间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到二者的变动情况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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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我国相关高技术产业与工业增加值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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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工业出厂价格指数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

尽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稳中趋缓，但随着工业发展继续迈向中高端，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增长不断加快。2018年前8个月，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6.4%；专用设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23.7%；医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1.4%。工业企业盈利结构趋于改善。

3.投资缓中趋稳，制造业投资筑底回升，民间投资比重加大

图4给出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制造业投资以及民间投资的增长情况，2018年前3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加5.4%，仍处于历史低位，其中民间投资大体保持加快趋势，1—9月民间投资同比增加8.7%，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3个百分点，比2017年同期快2.7个百分点，为2016年以来的相对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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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固定资产投资、民间投资及制造业投资增速

从投资的产业结构上看，第一产业投资大幅下跌，第二产业投资加快，第三产业投资持续下滑。2018年1—9月，农业投资同比增加11.7%，较1—8月回落2.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加5.2%，较1—8月加快0.9个百分点，在制造业投资的支撑下保持回暖态势；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加5.3%，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下滑。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1—8月制造业投资增长8.7%，增速连续6个月加快，制造业今天的投入一定会带来明天的产出，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

4.去产能继续深入，“抢出口”效应显著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入，2018年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7%，与上年同期相比提高了0.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去库存的成效较为显著。

从需求侧看，2018年9月全球外需持续减弱，全球制造业PMI为52.8%，较上月下降0.6个百分点，自6月以来连续四个月呈下降趋势，反映外需的PMI新出口订单指数创两年半以来新低。从图5可以看出在全球经济边际放缓的背景下，2018年9月规模以上工业出货值同比增速为11.7%，较8月略回落0.8个百分点，但依然较高，“抢出口”效应明显，工业出货值增速连续3个月大幅上升，其中计算机通讯电子类设备出货值同比增速自6月以来大幅上升。

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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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我国的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类设备制造业出货值增速及工业企业出货值增速

2018年，工业经济转型步伐正在加快，企业盈利结构趋于改善。但是与此同时，工业发展也出现了新问题，工业增加值增速稳中趋缓，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也不断凸显，除此之外，虽然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货值近期大幅增长，但后期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日趋复杂，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也会为我国工业发展增添许多不确定性，为保持工业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本文提出了一些合理化的政策建议。

1.继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带动整个工业经济

2018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稳中趋缓，下行压力加大，虽然工业结构不断地升级，但是新动能尚未对我国的工业体系形成强有力的支撑，因此新旧动能之间的转换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仍需加快，从而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整个工业经济，具体措施如下：（1）鼓励企业、战略投资者等合作共建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园区，加快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链条。（2）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协调发展。（3）支持技术创新和项目建设，全力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

2.全方位优化企业生产环境，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舒适度

篇3

据资料显示，2004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815.09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增加值2332.68亿元，综合经济效益指数148.8％；实现利润376.52亿元，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428.6亿元，财政支出877.9亿元财政实力明显增强。全省进出口总值66.1亿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08.17亿元。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4.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553.15元。

2、 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结构呈现优化趋势。2004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99亿元。从投资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投资34．02亿元；工业投资1085.65亿元；第三产业投资1310．45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和增加值亦趋于优化。

3、 化改革力度增强，对外开放成效显著。2004年河南的改革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国有企业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实现了产权多元化；非公有制经济加速发展。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2004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8.7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6.7％。

4、 就业再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稳定增长。全省不但认真落实就业再就业扶持政策，也切实解决了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2004年全省共筹措63.8亿元用于农村道路、饮水工程建设和救灾、发放助学贷款等，为群众生活排忧解难。

5、 科技教育发展迅速，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全省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开发和创新能力进―步提高。2004年全省用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的财政支出201.7亿元，比上年增长15.7％。27个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转制顺利进行，新组建1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组织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

二、河南省经济的良好走势

近年来，河南省国民经济呈现出不断加速发展的良好势头，经济总量、财政收入、金融机构存款等主要经济指标，2003、2004两年的增长量相当于过去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积累，中原崛起迈出坚实步伐。河南省综合经济实力将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1、理论基础

（1）、清晰的战略目标。在中原崛起的总体目标体系中，经济目标居于核心地位。中原崛起就是用2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省基本实现工业化，推进河南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在中原崛起战略的引领下实现上述三大目标，是河南人民的伟大历史创举。

（2）、正确的发展途径。战略目标的实现必须选择科学的途径。河南从农业大省的实际出发，把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和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实现中原崛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追求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处理好调控与发展的关系、强力推进改革开放、统筹协调各项工作，不但是河南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下一步发展的重要方针。

（3）、战略举措行之有效。为了实现中原崛起，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六大战略举：坚持扩大内需，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不断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力实施开放带动，不断扩大东引西进；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坚持科教兴豫，实施人才强省；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一致。在实践中已证明这六大战略举措都是行之有效的。

2、实践基础

（1）、充足的自然要素。河南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以煤、铝、钼、金、石油、天然气、天然碱、萤石、耐火粘土等储量较大，尤其是煤、铝、钼、石油在全国占有着重要的地位。优越的自然条件，为河南扩大对外开放，加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极为有利的天然基础。

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货币 发展态势

当前世界经济走势

受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有所变化,但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美国是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经济必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例如它的金融业、房地产业、制造业都受到了严重冲击;欧盟在危机过后经济一度呈负增长;日本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骤降14.4%,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骤降14.2%,经济进入衰退期。从整个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来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受到了严重冲击。然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现实趋势,决不会因为这场危机的发生而停滞不前,在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之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世界格局中的孤岛。

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全球各国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都对市场产生了恐慌情绪,世界各国都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应对危机,例如美国耗资2000亿美元救助房地美和房利美,花费850亿美元救助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推出了一项总额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计划;欧盟召开欧盟委员会会议,达成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则,出台了一项总额为20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欧洲中央银行将主导利率由3.25%降到2.5%。中国政府也出台了包括4万亿投资计划的十项措施。可以说金融危机之下不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各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都在强化,这些都打破了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在华尔街的神话。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政策以“华盛顿体制”的一些原则为基础,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的经济体制,完全否认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形成了美国新的自由经济理论。多年以来,华尔街也因一直标榜自由主义经济而成为一座造钱的城堡,金融危机也由此爆发。因此美国不受任何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神话也随之破灭,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能明显加强。但从未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来看,市场仍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是市场经济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国际货币多元化有所推进,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在讨论国际货币多元化的问题,有专家称美元、欧元、人民币将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共同发挥作用,实现国际货币多元化。但从目前的国际金融板块来分析,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总体上来看,美元是在升值,美元的魅力依然存在;二是美元是报价体系,美元的变化是引导全世界所有金融资产变化最核心的一个指标,这说明美元的价值体系优势依然存在;三是美国超出自身的需求发行货币,垄断的是全世界的美元资产,而不是美国本土的美元资产。这些都表明,美元的价值基础非常牢固,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有所上升,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有所上升,特别是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相对来说上升较快,中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三位,经济增长速度近10年来都保持在10%左右,还有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方面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印度也是发展中大国,可以说从古罗马开始到中世纪,再从近代拿破仑一直到现在,角逐世界霸权的国家没有不追求控制印度洋的,因为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是地缘政治和资源政治的高度统一,所以在印度洋这个地缘政治如此重要的地方,竟然能存在印度这么一个大国版图,它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尤其是近些年来,网络的诞生和发展给印度的经济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印度可以称得上软件业大国,软件业出口占整个世界的20%以上,甚至美国1/4的大企业用的都是印度人开发的软件,这些使得印度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俄罗斯被称为“世界的加油站”,走过1998年金融危机的俄罗斯经济就像从灰烬里飞出的浴火凤凰,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上涨也为俄罗斯经济增添了双翼,这两大经济命脉的开采和生产带给俄罗斯40%的国家收入和50%的出口贸易产值。巴西是南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GDP生产总值高居拉丁美洲之首,国土面积和人口分别占拉美地区的1/3。除传统农业之外,生产服务业日益兴旺,通讯金融等产业呈上升趋势,另外在原材料资源方面也占据天然优势,拥有世界上最高的铁、铜、镍、锰、铝土矿蕴藏量,这些使得巴西经济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都表明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有所上升,虽然如此,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以美国为例,美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了重创,经济甚至出现了衰退的迹象,但美国的自身经济实力依然强大,如航空航天世界第一,生物医药世界第一,军事装备世界第一,信息服务世界第一,高新科技世界第一,服务业世界第一,这些都是大型的、新型的、高端的、现代的产业,所以美国仍然是经济大国,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

这次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态势:

经济增长持续回升,经济主体信心趋于恢复。据国家统计局数字统计,2009年上半年GDP累计增长7.0%,比上年同期低3.3个百分点;二季度当季GDP同比增长7.9%,增速比上季回升1.8个百分点;三季度当季GDP同比增长8.9%,增速比上季回升2.8个百分点。从GDP增长趋势来看,GDP环比增速比同比增速提前一步,更及时反映出经济回暖的势头。据人民银行景气调查显示,三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68.4%,比上季度高7.2个百分点;二季度银行家信心指数为40.0%,比上季度高14.4个百分点,这些都说明经济形势整体面出现了上升势头。

工业生产回升加快,企业利润降幅收窄。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上半年累计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季环比增长4.0%。同时,工业利润同比增速大幅下降,但下降幅度在逐步缩小。

国内消费投资需求强劲反弹,出口增长乏力。消费稳步增长:2009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6.6%,比上年同期加快3.7个百分点;二季度当季,同比实际增速为4%,环比实际增速3.7%。投资快速增长:2009年上半年,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长33.6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8个百分点;二季度同比增速为35.9%,比一季度提高7.3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提高,财政收入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2733元,同比增长8.1%。据财政部统计披露,2009年上半年累计全国财政收入逐步增长。

总体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处于企稳回升的良好势头,但国际国内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当前仍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巩固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促使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总体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下滑过快,所以必须把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而要保持经济的较快增长,必须立足扩大内需。因为从目前来看,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显然已经遇到阻力,所以就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必须靠投资和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投资分三种:第一种投资叫民生投资,是对公共产品的投资,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民生投资的主体是政府。第二种投资叫生产性投资,是对各个产业的投资,比如对制造业、资源类等的投资。生产性投资的主体是企业。第三种投资叫资产投资,是指股票投资和房地产投资。资产投资的主体是公众。2009年中央启动投资最大的是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分四个方向:一是轨道交通,是指高速铁路和城市内部的地铁;二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三是农村投资,指县乡以下的公路网、电网、通信网和中心镇的上下水系统;四是环境投资,是指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工业污染的治理。像京沪高铁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60万人就业,极大地拉动了经济增长。同时内需的最终启动靠消费,消费分三种:一是收入性消费,二是信贷性消费,三是预期性消费。所以目前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居民收入来拉动内需。为此,国家出台了各种政策提高居民收入,提出了要提高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要提高初次分配劳动者收入的比例;要提高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例;要提高农民的收入;要提高经济比较落后地区人民的收入。只有确实增加收入,才能真正扩大消费,拉动内需,达到保增长的目标。

(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着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构调整,一要解决协调问题,二要解决效率问题。目前结构调整要从大处着眼,总体思路是第一产业要做长,第二产业要做强,第三产业要做宽。所谓第一产业要做长就是指要提高第一产业的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能力,使其不断升值;所谓第二产业要做强,就是指提高第二产业的竞争力;所谓第三产业要做宽,就是指开拓第三产业更宽的经营领域。只有做到从整体上调整和优化第一、二、三产业的发展,才能最终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美国的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军事装备、信息服务业都在世界上占有领先的地位,就是因为这些产业都是创新型高端产业。我国与其差距很大,创新投入只占GDP的1.5%左右,对于外来技术的依赖程度达50%以上,而美国只有5%;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美国是73%,而中国只有37.4%,更多的都是靠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来完成的。所以,只有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真正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强化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走绿色经济道路,这也是200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五大主题之一。面对金融危机,如何走好绿色经济,重振增长道路,特别要实现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收益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发展方式转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三)深化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

中央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改革措施,是重振经济、提升信心、实现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速急速下滑,固然有国际大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拖累,但也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经济体制内部的“痼疾”分不开,增长速度“水落”之后,可以看出一些“硬石头”,这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情况下掩盖的一些体制和制度性问题,通过这次危机显露出来。所以下一步必须抓住重点,寻求体制和制度的新突破,尤其要推进垄断行业、金融体制、国民收入分配等领域的改革,加大改革步伐。只有改革乘浪前进,才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篇5

一、电子信息行业运行概况

1．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提高，产品产销衔接良好，对外贸易增势平稳。2007年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5.6万亿元，增长18.0%；增加值13000亿元，增长18.2%；软件业务收入5800亿元，增长20.8%。产业规模继续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的比重为12%。多数重点产品产量保持平稳增长。产品产销衔接良好，手机、计算机、彩电等主要产品产销率均达98%以上。出口较快的主要是计算机和电子元件行业，二者增速分别比全行业高了2.8和10.8个百分点。

2．电子信息产业区域布局日益集中，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科技创新日趋深入。信息产业企业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全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完成营业收入超过1万亿元，日益成为推动行业平稳运行的中坚力量。企业研发投入不断提高，全行业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接近4%，其中有11家企业比例已超过6%，海尔、华为等研发投均超过50亿元。九个国家信息产业基地实现收入超过3万亿元，成为引领产业增长的重要地区，并发挥重要的带动示范效应。40个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园，分别在通信、计算机、家电、集成电路、电子元件、电子器件、电子材料等专业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合计产业规模占全国的1/4以上。

3．产业优势逐渐突出：如能源消耗处于较低水平，信息化程度较高，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竞争优势突出。而从能源产品看，电力、原煤、燃料油、柴油占据前四位，分别占全行业能源消耗量的49%、15%、11%、10%。互联网用户达到2.1亿人，比上年增长7000万人以上；城镇居民计算机拥有量达到59.7台/百户，彩电拥有量超过151台/百户，二者分别比上年提高了15%和5%。国家信息化投资占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接近10%，电子政务投入占电信建设投入的比重为12%。企业电子商务不断推进，电子大中型企业电子商务采购、销售额占营业额的比重达40%。

另外，电子产品价格不断下降，2007年，我国主要消费类电子产品价格指数为85.2，降幅较上年增加了0.7个百分点，比全国CPI低19.6个百分点。其中微型计算机价格指数为85，笔记本价格指数80，液晶电视机价格指数78，CRT电视机价格指数为95，手机价格指数85，数码相机80，激光视盘机价格指数96.5，音响价格指数98.5。电子信息产品价格下降平抑了物价上涨的趋势，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下降0.53个百分点。

二、电子信息产业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

1．产业化链条不完善，没有低成本的配套能力。在研究、开发、产业化等创新链的关键环节中，产业化既是创新的目的，又是整个创新链的归宿。更重要的是，在产业化的过程中，电子信息产业也是一个独立的产业链形态，包括基础材料、电子元器件、核心部件、生产线以及规模产能配套条件等在内的完整形态。由于没有有效的机制，上述各环节的利益共同体难以形成有效的联动与合力，导致技术发明人、投资人和政府部门出现产业投资不到位、政策不落实、专利实施少、生产规模小的现象。特别是在专用设备、装备、材料、测试仪器仪表等基础环节薄弱，更是影响产业化持久发展的基础。

2．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过度依赖外资企业。我国信息产业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没有迅速提高自主核心竞争力。电子信息产业链中的某些关键环节非常薄弱。尤其是微电子、光电子、材料等基础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整机产品所需的关键集成电路和重要材料基本依赖进口。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商手中的后果之一，就是产业发展对外依存度高，对内带动不够，缺乏主动权。

3．投资前景不容乐观

一方面，国家宏观调控措施将影响投资的增长。目前，国家在2008年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信贷过快增长；同时在土地供应上将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工业土地供应日趋紧张，因此产业投资增速受此影响可能有所减缓。但是，如果能争取国家在投资上对信息产业予以倾斜，并引导地方将信息产业作为经济结构升级的突破口，调控措施对产业投资的冲击将有所弱化。

另一方面，加工生产的成本比较优势弱化，将进一步导致外资转移的扩大。目前，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调整，特别是人民币升值加快、两税并轨正式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生效等，国内生产制造的成本逐步上升，原有比较优势有所弱化。2008年外资企业开始将部分投资外移转向越南、菲律宾等国家，这种现象可能有扩大的趋向。相比而言，对外投资前景看好。目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通过对外投资调整结构的趋动力日益增强，部分大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探索开始走向正轨；国家为缓解贸易顺差过快增长和促进经济结构升级，出台了鼓励对外投资的措施意见，这些都为电子信息企业对外投资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

4．内外资企业呈现不同发展格局。从往年看，三资企业一直是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但2007年内资企业各项指标增速均大大高于三资企业。从规模看，三资企业仍占较大份额，比重达到78%，但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内资企业，其收入和增加值增速均为19%，分别比内资企业（24%、25%）低了5和6个百分点。从效益看，内资企业利润增长42%，税金增长23%，分别比三资企业（15%、8%）高了27和15个百分点。从出口看，内资企业增长35%，比三资企业（25%）高了10个百分点。从投资看，内资企业增长38%，比三资企业（21%）高了17个百分点，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增速仅为7%。从创新看，内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6%，比三资企业高了2个百分点以上。

5．技术升级带来的结构和市场变化十分突出。2007年信息技术转型对产业和市场结构影响特别明显。一方面，基础行业逐步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整机更换效应尤为明显，高低端市场呈现不同的格局。由于结构升级，主要产品增幅同比均有所下降，但高端产品增长很快。

三、全球化下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趋势

1．全球产业链分工和整合的趋势日益明显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正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跨国公司日益专注核心技术和业务，产业链的分工与整合日趋深入。首先是制造环节代工化。以台湾地区企业为代表的代工企业基于成本和规模优势，不断介入整机制造领域，在产业发展中占据强势地位，甚至出现产品制造通吃的苗头，使产业的生产模式发生调整变化。其次是非核心业务外包化。近年来，印度、爱尔兰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正是大力发展面向欧美跨国公司的信息服务外包业务所致。第三是业务外包的整合化。由于国内企业的业务相对单一，在产业链中处于较低的环节，面临产业链的发展变化，亟需加强资源整合，才能适应更高层次的竞争。

由此可见，我们应该从产业链条入手，避免产业化过程中的单点突进。信息产业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创新的终端是市场的回报，加强官、产、学、研、商的合作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实现产业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建立健全产业化的主要模式之一。在产业化的具体实施中，要加强上下游的产业配套与衔接，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将政府支持、技术研发、专利申请、建立标准、组织生产和工程化建设以及市场拓展等紧密结合起来，全面支持和促进自主创新的产业化发展。此外，在产业化的链式突破过程中，短期内在整个产业链上实现产业化，是不现实的，应加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在产业化过程中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科技成果，以提高自主创新产业化的起点。而且，要利用在集成创新中积累的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快速内化到自主创新的体系中，为今后的技术跨越进行储备。

2．伴随技术升级和产业发展出现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随着产品更新加快，部分产品售后服务（如平板电视机等）跟不上技术发展步伐的问题日益突出，基础产品标准不统一也对市场规范和环境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其二电子废弃物回收处理形势日益严峻，由于国内法制建设并未健全，导致工作开展相对滞后。其三是代工业快速发展，市场上出现许多无品牌但功能齐全的电子产品，对企业营销思路和行业监管模式提出了新的课题。另外，随着产业融合趋势加快，大型运营商和渠道商不断介入制造业，基于增值服务的产品定制步伐加快，渠道商开始发展自己的品牌产品，都使国内品牌企业面临与市场关系割裂的格局。

3．产业发展的生态化要求日益迫切，对我国的挑战极大信息产业兴起一股产业生态化发展的热潮。最为典型的代表来自欧盟，近几年先后颁布了ROHS、WEEE、REACH指令，EUP指令（用能产品的生态化设计要求），这些指令针对包括电子信息产品在内的用能产品，在设计阶段，对其生命周期涉及的节能、环保要求，提出全面的框架性指令，将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带来深远影响：一是产业发展面临全新的理念。企业要从设计源头重视产品的生态发展，建立生态参数档案，并将生态评估贯穿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二是出口面临新的壁垒。我出口企业的成本也将大大增加，企业将因原材料、设备更换以及内部机构调整和设计生产流程变革而增加生产成本，相关的检测成本也将提高，这对我国电子信息产品的成本优势是一个新的挑战。

面临着产品的升级与产业的生态化，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就是人才。政府或者企业可以拿出部分资金，用于现有人才的进一步培养和潜在人才的开发，努力保持适当的人才流动性，争取达到人才流动“溢出效应”最大化。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形成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工作环境，从而使企业能够在稳定的人力资源的条件下获得稳定的进步，不断开拓创新，提升企业乃至整个行业竞争力。

中国“的十一五”规划提出，在电子信息产业方面，一定要在核心技术产品的研发和应用的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毫无疑问，在当今以信息技术为显著性标志的全球性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实现这个目标势在必行。目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度过信息产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成功地实施信息产业强国战略，要求我们必须优化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结构，正确引导电子信息产品需求结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快中国信息化的发展步伐。[]

参考文献

[1]胡玉梅，戚昌.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趋势及其对策[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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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战略性调整、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重大决策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中国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继续给予财力倾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加速发展。该战略实施以来，共投入了大约1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1220多亿元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资、310多亿元的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投资……那么，从实际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西部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究竟有没有缩小？造成缩小或者扩大的原因是什么？这是本文将研究的问题。

区域划分是制定区域政策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由于历史和现实诸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使用较多的还是“七五”计划时划分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提法，这种划分方法显得过于粗略，不便于深入分析区域差别和制定区域政策，难免产生政策上的“大而统”和“一刀切”。为适应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之需，基于空间距离、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行政区划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我们拟将整个经济划分为综合经济区，并探究西部大开发以来区域差异：

1.东北综合经济区――辽宁、吉林、黑龙江：重型装备和设备制造业基地、全国性的专业化农产品生产基地； 2.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最有实力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中心之一； 3.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上海、江苏、浙江：最具影响力的多功能的制造业中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区之一；4.南部沿海经济区――福建、广东、海南：最重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地；消化国外先进技术的基地；高档耐用消费品和非耐用消费品生产基地；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中心； 5.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陕西、山西、河南、内蒙古：最大的煤炭开采和煤炭深加工基地、天然气和水能开发基地、钢铁工业基地、有色金属工业基地、奶业基地；6.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以水稻和棉花为主的农业地区专业化生产基地及相关深加工工业；以钢铁和有色冶金为主的原材料基地；武汉“光谷”和汽车生产基地；7.大西南综合经济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以重庆为中心的重化工业和以成都为中心的轻纺工业两大组团；以旅游开发为龙头的“旅游业―务业―旅游用品生产”基地；8.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要的能源战略接替基地；最大的综合性优质棉、果、粮、畜产品深加工基地；向西开放的前沿阵地和中亚地区经济基地和特色旅游基地。

二、西部大开发前后地区差距的变化

在描述区域差距状况中，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以西部大开发为界，中国综合经济区区域差距的历年变动趋势如何，目前区域差距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 本文主要是通过对综合经济区采用泰尔（Theil）指数和综合指标体系人文发展指数（HDI）加以测度。

Theil系数是一种具有空间可分解性的区域差异分析方法，类似于熵多样化指数。可以用来分析区域差异总体变化过程、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的情况，以及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变化对区域总体差异变化的影响，并从中获得更多的政策信息，其计算方法如下 ：

式中， gi为第i个子区域的GDP值；Pi为第i个子区域的人口值；G为区域的总GDP值；P为区域的总人口值。

如果把总区域划分为不同的区域组，利用对Theil系数进行分解，可以进一步分析群体差异、区际差异及其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Theil系数的分解计算式如下：

式中：

Tb为区际差异；Tω为区内差异，是各区域内部差异 Tω(i)的加权和；Gi为第i个区域GDP占总区域的份额； Pi为第i个区域人口所占的份额；gj为第j个子区域GDP所占的份额；Pj为第j个子区域人口所占的份额。Theil系数越大，区域差异越大；反之亦然。

人文发展指数(HDI)是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由三个指标组成的综合指标体系：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寿命用于衡量居民的健康状况，成人识字率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用于衡量居民的文化知识水平，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衡量居民掌握财富的程度。本文主要选用人均GDP这一指标，这一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从指标本身的内涵来看，由于人均GDP是一个反映人均经济总量的指标，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区域差异的内涵；二是从技术层面上来看，GDP从现行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容易获取，数据可信性和完整性较好。

三、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分析

（一）区域经济发展结果的差异

1.中国地区差距轨迹的总体趋势微弱地类似“V”型。具体说来，1985～1990年逐步下降，1991年以后逐步上升，2000年略有下降。进入90 年代后，特别是1993 年，地区差距的上升幅度明显加大，之后呈现一种徘徊趋势。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除2000年略有下降外，一直呈现一种上升趋势。2005 年地区差距为1985年的1.19倍，为1999年的1.08倍。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库涅茨假说（倒“U”型曲线），即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收入分配也随之恶化，但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分配逐步得到改善。因此，从动态的角度看，中国地区差距在不断扩大，即趋于发散。

2.综合经济区差距的总体趋势也呈现类似“V”型，其变动趋势自1998年维持了与地区差距演变的大体一致的趋势。与总体差距相对应，1986 年到1998年上升趋势不明显，自1990年以来，呈现一种上升趋势。2005 年地区差距间为1985 年的1.82倍、为1999年的1.09倍。2005年，总体差距达0.1235，其中，区域间差距为0.0939 ，即区域间的差距占总体差距76%。从总体差距和区域间差距变化趋势和变化幅度上看，二者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并且所贡献率超过区域内差距，可以说，不断扩大的区域间差距是导致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

3.区域内的差距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这与Tsui (1991、1993) 、Jian 等(1996) 、世界银行(1995、1997) 等的研究结果相类似。1985 年中国8大区域内部差距为0.0522 ，之后呈现一种缓慢的下降趋势，2005年下降为0.0296。

4.8大综合经济区内部变化趋势。显著收敛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综合区和北部沿海综合区内部差距的下降是导致区域内差距下降的主要原因。值得关注的是东北综合经济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该区域内差距在逐年呈现下降趋势。

微弱发散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自1985-1990年间呈现下降趋势，是导致该时段区域内差距下降的主要原因。但自1991-1999年间，该综合区内差距却呈现急剧的上升趋势，是导致该时段区域内差距下降缓慢的主要原因。尽管大西南、大西北区内部差距变化呈上升趋势，但由于其变化幅度很小，对整个地带内部差距缩小趋势的反向影响较弱。从该区域历年经济增长率看，区域内省区之间经济的非平衡发展是其内部差距上升的重要原因。中性区域：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和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由于三大区域内部各省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差距相对较小，特别是这些区域在经济发展速度方面的差距性也相对较小，从而使内部差距相对较小。

（二）人类社会发展指数差异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经济发展地区差距十分显著的国家，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从人类发展指标(HDI)看，中国也存在地区发展差距。根据UND(2002)计算，2000年中国已经属于世界上中上等人类发展水平。从各地区看，1999年有5个西部地区人类发展指数介于0.650～0.500之间，属于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有23个地区人类发展指数介于0.800～0.650之间，属于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有上海、北京、天津3个直辖市人类发展指数大于0.800，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仅从人类发展指标来看，西部地区还有5个地区还没有达到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中西部还有15个地区人类发展指标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的排位在100位之后。

四、有关结论

本文采用1985～2005 年间21年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将中国分解为8综合经济区，用Theil 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分别计算了总体差距、地带间和地带内的差距。通过以上的分析，结论如下：

1.中国的区域差异是长期存在的。在现阶段，尽管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是中国的区域差异并没有呈现出收敛的迹象，特别是大西北、大西南与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之间的差异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2.中国的区域差异不仅表现为8大综合经济区之间的差异，而且区域内部的差异也非常的明显。但是在8大综合经济区内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和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以及东北综合经济区呈现内部差距下降趋势；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和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区域内差距变化不大，而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呈现弱的扩散趋势，即其内部的差异还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

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距不断缩小的重要原因在于山东、江苏、浙江等省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内部差距缩小的同时又有较大的总体增长，从而又成为地带间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可以预见，由于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在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科技能力、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优势，加之体制先行转轨和先前优惠政策的特殊扩散效应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惯性影响，该区域的经济发展还将保持高速增长。短时期内东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大西南综合经济区，在经济发展速度、人均占有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赶上它们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因地制宜实施综合经济区的协调发展，将区域差距扩大的幅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促使其向不断缩小的方向转变，仍是中国区域经济政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总体来看，进入1990年以来，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显著，实施西部大开发后，地区差距变得更加显著。地区差距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稳定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面临极为复杂的挑战，中国如何走上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是学术研究和实际政策决策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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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真正意文的全球化。此次钢铁行业合作真正跨越了国界，过渡到完全国际化的阶段。20世纪初摩根建立美国钢铁集团，占据世界头号钢生产厂家是第一次大规模的行业合并；70年代新日铁成立并成为世界头号厂家为第二次钢铁业的大规模合并，但这两次并购基本属于“内战”。而米塔尔并购安赛乐、安赛乐收购多法斯科及塔塔钢铁与巴西CSN竟购Corus是真正意义上的超越国界。

(二)存在敌意收购。在米塔尔收购安赛乐之前，钢铁行业的兼并包括持续不断的小型合并和零星进行的大型收购，．而多数大型合并是成熟协议性质的合并而并非敌意收购。如英钢联和荷兰霍高文合并建立Corus集团、日本NKK与川崎钢铁公司合并为JFE公司以及欧洲三家主要钢铁公司合并为安赛乐集团等并非敌意收购。而2006年的安赛乐收购加拿大多法斯科及米塔尔对安赛乐的收购均属敌意收购。

(三)强强联合。米塔尔并购安赛乐、安赛乐收购多法斯科及塔塔与Cours的合并均属跨国企业的高市值、高产能合并，这些企业在原料供应和销售中，大多签署一年期的供货合同。目前来说，钢铁行业的合并意义在于规模的扩大。米塔尔与安赛乐合并后，钢年产量达到1.27亿吨，占到世界粗钢产量的近11％，这种规模是以往所未有过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钢铁行业将通过合并产生数家产能超过5000万吨甚至超过1亿吨的钢铁联合企业。安赛乐米塔尔还将至少再收购2至3家钢铁企业，使年产能达到1.5亿至2亿吨，从而达到控制原材料及成品价格的目的。

(四)企业自身资金收购。尽管钢铁行业的并购一浪高过一浪，但并购仍局限那些拥有足够现金流的钢铁企业，而并非资本市场的借人。参与收购的花费是极其昂贵的，要收购一家利润率较高的钢铁企业的花费通常是其市值的1.2－1.5倍，其他企业要筹集足够的资金用于并购并非易事。在安赛乐收购多法斯科公司以及米塔尔收购安赛乐的两宗案例中，这一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

二、国内钢铁市场并购重组情况

(一)国内钢铁行业现状

从时代确立“以钢为纲”赶英超美的奋斗目标开始，中国钢铁行业经历了40年的发展，产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一。然而全球钢铁行业的格局已今非昔比。在米塔尔钢铁集团并购欧洲最大的钢铁公司阿塞洛之后，跨国钢铁巨头的体量变得大得惊人。相形之下，中国钢铁行业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处境越来越不利。钢铁企业数量众多而单个企业的规模又相对偏小，一方面是整体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则是单个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弱。整合迫在眉睫。

实际上，钢铁行业内最近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极速整合”，快得让人有应接不暇之感。2005年8月，鞍山钢铁集团与本溪钢铁集团联合重组为东北的鞍本集团；同年武汉钢铁集团整合鄂城钢铁集团及广西柳州钢铁集团，立志打造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钢铁集团；2006年2月，河北省内的唐山钢铁集团、宣化钢铁集团和承德钢铁集团宣布三方联合，新唐钢集团平地而起；到2006年8月，山东济南钢铁集团与莱芜钢铁集团联手共建山东钢铁集团，欲一跃成为全国重量级钢铁企业。而中国钢铁行业的龙头――宝钢集团也一直在将橄榄枝抛向诸多中小钢铁企业。

然而，雄心勃勃的极速联合远未形成实质性整合的功效。“不仅跨地区的联合重组遇到的障碍比较大、进展缓慢，就连主要产钢省市范围内钢铁企业的联合也出现一些困难。”中国钢铁协会改革调研组调研员杨大毅说。主要原因是在这场快速并购的洪流中，政府力量是推进整合的主导力量，但是国家、地方和企业三者之间的利益短期内却很难靠行政力量去调和。这最终形成了国内钢铁企业重组的“貌合神离”。只有理清这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才能找出真正提高中国钢铁企业竞争力的出路。

(二)国内钢铁业重组所面临的问题

谈起中国钢铁企业并购重组所遇到的阻力，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由于所有权归属，集团或个人利益冲突以及认识不到位等原因。一是管辖关系复杂。既有中央企业，又有省属企业；既有国有企业，又有民营企业，复杂的利益关系给重组带来很大障碍。二是税收问题。企业重组直接关系到地区财政收入，存在一个综合协调问题。三是人员安排复杂。重组后由于所有权变更，对劳动力需求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大量冗员的去留安排也是整合的一大难点，而高层变动更关系到管理人员的利益。实际上，国有或者国有控股钢铁企业占到中国粗钢产量比重的75％左右，并购重组的重点在国有企业、难点也在国有企业、工作核心在国有企业、希望也在国有企业。既然国有或者国有控股企业都处于中央政府的管制之下，甚至一些钢铁企业还是国资委下属企业，所以管辖权问题、税收问题、人员安置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国家意志来解决的。问题在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官本位文化以及在这种文化下的利益取向对重组构成了严重障碍。

(三)民营钢铁企业重组的启示

作为钢铁行业的主体，2006年国有钢铁企业在此方面做出了不少有益尝试，并取得了若干实质性突破。如2月28日，在河北省政府推动下，唐钢、宣钢、承钢三大钢铁集团合而为一；5月12日，在安徽省政府的撮合下，马钢完成了对本省合肥钢铁公司的收购。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国有钢铁企业在并购与重组方面总体上进展缓慢，成功的案例并不多。虽然前几年宝钢收购步伐迈得有点迟缓，但近来已有不少动作，先后与马钢、太钢、八钢、韶钢结成战略联盟，并与包钢、重钢、济钢和莱钢或多或少有过接触。另外，宝钢还通过其资产运营部门频频在二级市场出手，购买邯钢等中等以上规模钢厂的股票。然而，从2006年就开始酝酿整合国内钢铁业的宝钢，却还没有实质性地并购一家钢铁企业。即使是国内的“鞍本”合并，至今仍然貌合神离。8月初，虽然山东省政府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积极策划以济钢和莱钢为基础组建山东钢铁集团，但由于双方主要领导无法妥善安排，原本计划10月底前基本完成组建和挂牌的时间表只得无限期推迟。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中国钢铁行业的一支重要力量，钢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25％以上的民营钢铁企业则是“一枝独秀”，其主导的并购重组触及到钢铁主业及其上下游相关产业。3月23日，邯郸的文丰钢铁、邢台的德龙钢铁两家民营企业与邯钢签署《建立战略联盟全面合作协议》。6月8日，沙钢出资20亿收购了产能为200万吨的淮钢91％的股权。到2006年底沙钢产能1500万吨，预计不久后将达到1800万吨：6月25日沙钢集团和上海复星集团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龙钢铁集团人股通钢、控股新抚钢、新建双鸭山建龙、重启宁波建龙项目，加上河北的三个建龙公司，预计去年其钢产量规模在1500万吨，明年将达到2500万吨。8月9日，建龙钢铁与浙江舟山市政府签署协议，正式并购舟山最大的造船企业――浙江船舶集团有限公司，首次杀人造船行业。此外，由于民营企业利益主体单一，更多规模较小的企业要么相互间实行联合，要么加入更大一些的企业，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果说此前的鞍本合并、柳钢与武钢联合重组乃至马钢重组合钢背后行政的力量若隐若现的话，那么，由民营钢铁企业间的重组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重组。

(四)国有钢铁企业战略重组的出路

篇8

中国经济尽管受到非典冲击，但GDP 高速增长的趋势依然没有改变，今年将一举突破七上八下的格局，预示着整个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的景气周期。

1998年以来，国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及相配套的银行贷款大规模投入到基础设施，使经济增长稳定在七上八下格局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枝独秀。5年来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基础设施的投入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工业化在消费和出口的拉动下在逐步升级。2003年，人均GDP 达到1000美元，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上比较公认的一个“增长加速”[2]的时期。增长的加速器表现在两大引擎上，即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时配合着资金流程和资本形成的改变，经济增长加速，经济结构和资金配置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产生了明显的效果。

中国2003年强劲增长的第一动力仍是“投资推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加速所具有的共同特征，但理论上的解释和提出的政策却是差异很大的。从理论上看：（1）中国经济增长“不具备持续的动态改进的力量”（张军2002《经济研究》6期），以TFP 衡量的持续改进在1992年后就不显著了，中国存在着通过投入推动的“过度工业化”，这与克鲁格曼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评价“东亚无奇迹”即主要是靠投入支撑是相一致的。（2）以经济所宏观课题组的系列文章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高增长依然是合理的，但由于制度障碍导致了两大问题：一是制度性的投资饥渴使“经济过热”导致波动；二是更多地集中讨论了转轨时期的体制对经济发展政策执行的障碍，如体系性紧缩就是对货币政策和传导机制的一种总结；（3）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和技术改进，代表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强调了“高储蓄和高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指出了结构配置优化，“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对增长有重要贡献”，分析了资本形成和形成效率对增长的贡献（王小鲁、樊纲2000），《大调整：一个共同的主题和必然的选择》（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998）、《中国经济走势分析》（刘树成等）、世界银行《2020年中国经济》，也都强调了结构变革的贡献和结构变革的方向。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来看，资本形成一直是经济增长核心，发展经济学早期中的“大推动”、“低水平陷阱”、“非均衡增长”、“结构化变革”等，也包括金融深化等的研究的都是通过一切手段提高资本形成推动经济发展。

传统发展经济学强调了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启动作用，而后的发展经济理论强调了公平、社会进步、市场机制和制度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针对发达国家提出了内生增长的“持续”理论，缺少对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启动起来、要继续前行的大国发展的理论表述。从全球发展的历程看，结构变革，特别是伴随着非农就业增加的变革始终是发展的主线，资本形成是引擎，资本的配置效率是关键。

中国经济在高资本形成的推动下不断增长，其能持续的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革和市场化的推进，提高了资本形成的效率。本课题从结构调整的累积效果入手，分析资本形成的持续性和效率性，特别分析其形成方式和配置方式中的制度障碍，试图再探讨中国经济的结构变革、可持续增长与宏观政策的选择基准。

一、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低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双引擎

自1998年以来，政府大规模投资对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累积效应，最明显的标志是由工业化这一经济增长的单引擎发展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引擎。2003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自主增长。

1.低价工业化

工业化始终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条主线。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开创了一条全新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上亿农民以低成本的方式进入工业部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劳动力配置对GDP 增长的贡献平均在1.5个百分点，这还不包括其对产业结构调整效益的贡献（林青松2000、王小鲁2000、世界银行2000）。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如果说80年代基本靠“老农”（即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那么90年代基本靠“老外”（即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发展以及沿海地区外向型产业模式的基本形成）。

低成本是工业化的核心竞争力，这包括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低以及实际税收低。“离土不离乡”政策大大推动了低价工业化。农民工成本仅仅按“剩余劳动力”定价，并且不需要住房、社会保障等所有城市居民所需要的工资外成本，农民工的这一切都可以在乡村土地上得到解决。乡镇土地征用是“无偿”或低价的。没有了城市社会保障、城市土地与基建开发、基础设施的营运，与城市相匹配的高税收在地方上很多是减免的。在这里通过农村的“廉价”土地和剩余劳动力把工业化的成本给节约下来，不仅在早期的“离土不离乡”的乡镇工业上造就了低成本，而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则使中国产业继续保持了这一低成本优势，吸引全球的产业转移和采购，中国正逐步成为世界的“大工厂”。

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是推动了非农就业，把农村劳动力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先是“离土不离乡”的乡镇工业，而后是劳动力流动，到发达的地区去就业。其二是长期工业化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产能和资金。在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的情况下，因工业结构本身的调整尚未完成而出现的结构性产能过剩、工业增长速度放慢就是必然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寻找新的增长引擎。城市化可以说正是上述工业化发展和累积的一个结果。

2.高价城市化

中国1992年进行了土地要素和资金要素的体制改革，特别是土地要素从无价变为有价，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由于“要素价格双轨制”（即土地和资金利率价格双轨制）以及微观主体的“软预算约束”，刚开启的城市化导致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等经济泡沫，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国家开始调控、软着路。同时土地要素的价格改革得以初步完成，奠定了城市化的基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国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启动内需，城市化进程因此有了基本架构。1998年以来，国家一方面大规模地投资于基础设施以推动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启动住房消费信贷，将消费者与城市化进程对接，作为城市化最重要标志的房地产业成为支撑经济的重要因素。

2001年，中国人均GDP 约为1000美元，城市人均估计在2000美元以上；城市化率为37%，也就是说，有近5亿人口处在人均2000美元的城市化高速起飞点上。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和城市化引致的投资，特别是住房、汽车、电子类耐用消费品、娱乐、金融、交通通讯等服务的升级将决定未来中国的发展。从2002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城市化高速发展的阶段。2003年城市化的主导将逐步从中央积极财政的推动转向地方政府推动。中央政府积极推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形成了城市化的基本构架。随着中央财政赤字的加大和财政支出逐步转向再分配，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将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地方四级政府，省、地市、县、镇全面在政府履新年里积极“土地批租”融资，实施基础设施政府担保贷款等，加大城市化的投资活动，城市化引致的投资仍然是今年投资启动的重要部分。

与工业化相比，城市化是高成本的，这包括：（1）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如水电、燃气、公路和绿地都是高投入，需要政府的推动；（2）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一旦农民变为市民，社会保障就是必需的。大量的公共支出如教育、环保和城市运营等都需要政府财政支持，因此城市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为公共支出而征税??－较高税收不可避免。高价的城市化直接表现在：高的土地价格、高的劳动力成本（增加社会保障）和高的税收。城市化的第一阶段是基础设施投资；第二阶段，随着城市化过程，大量的农民变市民，核心支出就是社会保障。目前中国总体上的城市化处在第一阶段，但也开始遇到第二阶段的问题了。社会保障现在支出比较低，农民土地征用费用也较低，城市化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非常低。但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保障支出是城市化后的最大支出。

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得益于自9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推动力。双引擎的含义不仅是投资配置，更重要的是非农就业的双重配置，即工业化过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服务就业。当前的非农就业中服务业就业比重远要高于工业就业，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非农就业是迈向现代化的关键。

二、资金流程变化与资本形成

结构调整的成功源于资源配置的变革。与上述“从工业化到城市化”的结构变化相对应，中国的资源配置（主要是资金流程以及资本形成）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银行资金流程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此前主要是财政）。1990年代后，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开始破产，银行坏账问题凸现出来；加上1992、93年形成的房地产泡沫，银行坏账问题非常严重。1997年后国家四大商业银行开始了严格的贷款管理，出现“惜贷”现象。资金向国家集中，商业银行把存款放到央行和购买国债，货币政策尽管通过连降利率来扩张，但实质上是紧缩的，即政策上扩张和体制上收缩（宏观课题组，1999），货币放不出去。

1998年国家加大了对经济的刺激，银行放款有了新的渠道。而这些新渠道都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一方面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央发行国债，银行则提供国债配套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另一方面是与城市化消费相关的个人消费信贷的发展。这样调整的结果是，银行中长期贷款逐步从工商企业转向与城市化相关的个人消费信贷与基础设施贷款。

我国商业银行开办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始于1980年代中期，但当时消费信贷发展缓慢，到1997年底，全国消费信贷规模仅为172亿元。1998年以来，消费信贷步入了快速增长轨道，特别是个人住房信贷成为消费信贷发展的重点，个人住房贷款占个人消费贷款的比重高达80－97%.1998－2001年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分别为426.16亿元、1357.71亿元、3376.92亿元、5597.95亿元。2001年与1997年相比，增加了5425.95亿元，增长了32.55倍（见表1）。2002年，住房信贷增加的同时，汽车贷款增加迅速，新增超过了住房，个人消费信贷随着居民消费的升级，还会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对比1992年的房地产热，这次是居民真实的消费需求带动的，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市化水平非常高（邓宇鹏1999）。更为中性和科学的分析认为，按照国际经验分类，中国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工业化和城市化呈现明显的两阶段，第一阶段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第二阶段，工业化稳定或下降，城市化率的提高完全是由经济服务化导致非农就业的比重上升所带动，未来发展的关键仍然是非农就业（郭克莎，2003及表3）。

行业务完成了第一次转型，从生产型贷款逐步转向个人贷款、基础设施贷款和企业贷款，但过于集中在个人和基础设施贷款，导致风险集中，需要银行业务的再次转型，积极开展中间业务，形成新的收入来源，再次降低坏账比例。但这一转型取决于证券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在国家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时候，留下来的融资缺口需要新的融资弥补。加大企业的直接融资安排，提高结构效率十分重要，但从当前证券市场的发展状况看实现这一目标有很大挑战。

从中国居民储蓄增长、金融资产分配和意愿上看，基本的事实是：（1）高速增长的储蓄总量，2003年第一季度储蓄为10.86亿，每年增长20%；（2）金融资产分配有极大差异，2001年最高的20%的城市居民家庭占金融资产的66.4%，而最低的20%则只占1.3%，，富裕家庭对资产选择多样化的要求非常强烈（国家统计局2002年9月）；（3）居民金融资产希望获得中长期的保障和收益。在中国产能过剩，大量资金从产业部门析出，同时资金供应多，并逐步开放外国资金渠道条件下，如果不能更广泛地开拓资金运用渠道，在“限制下供应的金融资产”的价格必然够快增长（这既包括股票价格的上涨也包括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这就是日本的教训（见刘霞辉2002）。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大量资金搞建设，拓宽资源配置渠道和居民选择渠道才能合理分流现有的银行储蓄。

中国资金受到渠道配给限制，不能按资源-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去配置，导致了资本-价值创造能力的下降，资金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需求，特别是政府过度参与配置资源，扭曲了资源的需求和价格，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挑战。

四、保证持续增长的政策选择

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与之相应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将中国经济带入了新一轮的景气周期，但高价城市化以及资本形成过程中政府过度参与所导致的种种问题（价格扭曲、结构、效率等问题）也给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挑战。此外，从增长必须伴随结构调整、而贯穿结构调整的主旨是“非农就业”看，如何有效地扩大“非农就业”将是未来的更大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即高价城市化、资本形成及非农就业的挑战，它们之间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中长期的政策选择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国土规划和地方政府改革，寻求降低城市化高成本的道路。

当前城市化高成本的最直接原因是多层次的政府体制，导致土地、基础设施和福利制度的不规模运营。寻求降低成本的城市化政策已经时不我待，重要的一条就是土地规划和地方政府改革，配合实现的手段就是集中，撤并乡镇，进而消减乡镇一级地方政府，形成中央、省和市三级，不但对于城市化有利，对地方、农村的财政改革也都具有战略意义。

地方政府改革，特别是县以下地方政府的全面改革将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传统体制下设立的公社，和后来形成的乡镇一级政府，主要是与统购统销联系在一起的，现在职能基本上已经消失，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乡镇政府的历史功能应该结束，这样有利于节约土地和创造有规模经济的城市；另一方面也能解决好农民负担问题、基层人满为患和财政破产问题。事实上，不撤销乡镇一级政府，农民问题、土地较大范围规划问题和基层财政破产问题是难于解决的。中国正面临着城市化发展的期，解决好与城市化相适应的政府体制是十分重要的。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非农就业。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不断转移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非农就业是良性的，否则会出现“人口漂移”，即人口从农村漂移到城市，形成城市中的农村和“贫民窟”。非农就业不仅要依靠工业化的发展，更要依靠城市化进程中服务业的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发展的规律是独立于工业发展的，城市发展的道路是服务，只有通过深化服务才能提高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否则随着地价上升，企业的营运本上升，产业转移是必然的。中国当前很多发达的中心城市仍然拼命地通过补贴发展“工业园区”，对提升服务业品质投入不足，这是需要扭转的偏向。

国家这几年放松了第三产业的管制，大量非公企业的投资热潮，极大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这是非常正确的。服务业要向高附加值的深化发展与人力资本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教育是服务业深化发展的关键。城市发展应加大城市发展规律的探索，而不应重复“同构的工业化”。

（3）完善金融体系，通过间接杠杆调整货币政策。

配合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金融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因为正如前述分析，金融体系是提高资本形成规模和效率的关键元素。

金融体系的完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发展资本市场，将其居于企业和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最主要渠道，这包括股权和债券融资以及资金配置。在证券市场中，债券市场是发展的重要部分，特别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债是发展的核心。二是体制改革，推进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权多元化的改革，将坏账逐步剥离后上市，改变银行体制，同时加大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而股票市场的问题是“国有股”的体制改革，增量改革是比较可取的方法。三是建立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不仅仅是银行体制，证券市场也应该建立起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只有金融体制的改革和结构的调整才能提高资本形成的效率，资金的价格才能合理地反映出其稀缺程度，否则要素价格的扭曲，会导致资源的误配置（misallocation ）。

在货币操作上注意运用间接手段，目前运用间接杠杆的条件基本成熟。1998年后中长期贷款均开始抵押，如个人抵押贷款、房地产开发的抵押贷款和基础设施的收费权抵押贷款，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非常成功的方面，形成了贷款抵押比例调节的手段，其调整是非常迅速和有效的。另一个就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和公开市场操作的改革。通过这些市场方式调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将比较平稳。

（4）实行税制改革，促进资本形成与产业升级。

出口退税制一直是中国刺激出口、扩大外需的一个成功手段。不过，出口退税也带来一定的财政负担。今年出口退税的欠款已达到2500亿左右，负担过重。去年以来美元贬值，提高了中国出口竞争力，应该是逐步减少出口退税的好时机。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进入以城市化为带动的景气周期，给以消费带动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机会，特别是机械装备工业的升级。从现阶段发展看，重振中国内需，特别是装备工业产业升级需要税收上的激励；另外，现阶段出口主要是制成品的出口，加工工业的升级也需要增值税的改革。

因此，刺激经济的财政政策应逐步从“出口退税”激励，转向“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减税方案。当前的生产型增值税，投资品不能抵税，而采用消费型增值税，就只对增值部分征税，所有购进价值（包括投资品）都可以抵税。这种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化，将直接刺激国内企业的更新改造，扩大投资，从而促进资本形成，带动工业产业的全面发展（经济所宏观课题组，2000）。从财政改革看，由于所得税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流转税的改革时机。从生产型增值税转到消费型增值税尽管每年会减少国家税收500-600亿，但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从长远看，这样的税制改革，可以促进资本形成与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为结构变革与长期增长提供了可能。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处在一个增长周期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其发展的两大引擎，资金流程的变化是有利于增长的，通过进一步政府、金融体系和财税改革必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和非农就业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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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5-0068-03

2013年以来，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日趋错综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经济增速呈放缓趋势，2013年GDP增长率仅为7.7%，2014年又仅为7.4%，2015年又将增速目标设定为7%左右。这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的新发展阶段。阶段的转换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也意味着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

经济竞争力反映了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实力和潜力，是评价一个地方科学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新常态下，扬州市如何适应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找准自身差距和薄弱环节，实现顺利转型具有十分重要而现实的意义。

一、扬州市经济综合实力及相关对比

近年来，扬州市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3 697.89亿元，是2010年的1.67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82 654元，是2010年的1.69倍；财政总收入726.27亿元，为2010年的1.81倍；实际利用外资到账15.02亿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 416.66亿元，农村常住居民、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15 284元和30 322元。

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层次也逐步趋于合理。产业结构上，农业份额下降，二三产业份额上升；三次产业增加值构成由2009年的7.8：56.1：36.1调整为2014年的6.5：51.0：42.5。企业组织结构上，规模经济发展较快，截至2014年底，全市已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 681家，产值过亿元的工业企业1 444家中，100亿元以上的有6家，50亿―100亿元的有19家，30亿―50亿元的有17家，10亿―30亿元的有118家，5亿―10亿元的有204家，1亿―5亿元的有1 080家。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共完成总产值9 457.17亿元，实现工业增加值2 043.99亿元、主营业务收入9 083.47亿元、利税1 06 6.57亿元、利润61 6.95亿元。

二、宁镇扬三市经济竞争力相关指标比较与分析

本文以代表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效益和经济外向性的关键指标地区生产总值、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进出口总额，对南京、镇江、扬州三市进行时间序列的动态分析。

（一）地区生产总值

该指标大致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规模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2009―2014年5年间，地区生产总值总是南京高于扬州，扬州高于镇江。

（二）第三产业产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是现阶段反映一个地区经济结构的发达程度和境界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从表中看出，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是南京高于镇江，镇江高于扬州。

（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表示一个地区的人均产出，大致反映了该地区的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近年来，宁镇扬三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呈稳步上升态势，但与南京、镇江相比，扬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有下降的趋势，从2009年的差值15 452元和15 494元，扩大到2014年的24 891元和19 997元。

（四）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速度基本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潜力。可以看出，宁镇扬三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高的时期都高，低的时期都低。

（五）进出口总额

这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外向程度的重要指标。从表中可以看出，南京的进出口总额远远高于镇江、扬州，这说明南京具有无可比拟的区位优势。但近几年，除2010和2011两个年份扬州略高于镇江外，其余年份一直是镇江高于扬州，这说明扬州受南京都市圈的辐射带动作用没有镇江明显。

三、经济竞争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扬州市东依上海市，西接南京市，南临长江，北接淮水，中贯京杭大运河，素有江苏中部门户枢纽之称，是长三角经济圈辐射苏北、鲁南、皖东地区的重要节点城市。虽然在区位、资源和生态上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不等同于竞争优势。现从以下几方面对扬州市的未来经济竞争力进行分析。

（一）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地区财政实力的强弱反映了产业结构的优劣，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则又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变化。

由表中可以看出，镇江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虽然比扬州略少，但近三年来，其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均比扬州市高约0.5个百分点。

（二）投资总额

现阶段，资本投入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其规模决定着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与后劲。

（三）规模企业

规模企业是区域经济的主体和重要推动力，也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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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X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0-0079-02

1 引言

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和范围加大，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已成为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紧迫任务。以2010～2014年的卫星遥感解译数据和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综合分析了2010～2014年间靖江市生态环境现状和变化趋势，为全面掌握靖江市生态环境质量，制定保护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战略措施，促进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2 靖江市概况

靖江市位于中国内地最富庶的经济发展区――长江三角洲，是中国东部水陆交通要冲，处于江苏省中轴线与长江的交汇点，襟江近海，素有“苏北小江南”之美誉，水资源丰富，土壤肥沃，以耕地为主，主要矿产有煤。靖江市“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削减和碳排放量达到国家和省下达目标，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实现“四城同创”，即创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市和园林城市。

3 结果分析与评价

3.1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方法与标准

3.1.1 评价方法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方法、标准依据《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192-2015）。

3.1.2 评价指标权重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权重分配，见表1。

3.1.3 生态环境状况分级标准

根据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将生态环境质量分为5级，即优、良、一般、较差和差，见表2。

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0.35×生物丰度指数+0.25×植被覆盖指数+0.15×水网密度指数+0.15×（100-土地胁迫指数）+0.10×（100-污染负荷指数）+环境限制指数。

3.1.4 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度分级标准

根据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与基准值的变化情况，将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幅度分为4级，即无明显变化、略有变化（好或差）、明显变化（好或差）、显著变化（好或差）。各分指数变化分级评价方法可参考生态环境状况变化度分级，见表3。

如果生态环境状况指数呈现波动变化的特征，则该区域生态环境敏感，根据生态环境质量波动变化幅度，将生态环境变化状况分为稳定、波动、较大波动和剧烈波动，见表4。

3.2 生态环境状况分析

通过遥感解译，2014年靖江市土地总面积为654.23 km2，其中耕地面积为258.21 km2，林地11.31 km2，草地0.12 km2，建设用地175.31 km2，水域湿地209.29 km2，未利用土地为0。

在全市土地面积中，耕地占比最大占39.46%，林地占1.73%，草地占0.02%，建设用地占26.80%，水域湿地占31.99%。

通过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和面积量算，靖江市土地利用有以下特点。

（1）土地利用率为100%。这一特点既表明靖江市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土地开发利用高，又反应出靖江市的自然条件较好。

（2）垦殖率高达39.46%。这说明农业在靖江市的国民经济中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3）靖江市的植被覆盖率非常低，仅有1.75%（含林地、草地）。

（4）城镇建设用地比重超过农村居民建设用地比重。城镇建设用地占建设用地的44.96%，而农村居民建设用地为25.23%，说明城市化程度较高。

根据各项数据计算可得靖江市2010～2014年的生态环境状况，具体指数见表5。由数据可知2010～2014年靖江市的生态环境状况级别为良。

“十二五”末，靖江市生态环境状况保持“良好”状态，并发挥着良好的固碳效益，但从资源利用上看，仍存在较大生态压力。“十二五”后期靖江市植被覆盖指数下降趋势明显，土地胁迫指数逐年上升，污染负荷指数呈上升趋势，说明全市生态环境依然脆弱，生态承载力偏低。“十二五”时期，是靖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苏中地区率先融入苏南“第一方阵”、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阶段。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消费规模的扩大、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环境问题将趋于复杂，环境污染将出现四个转变，即污染物介质从以大气和水为主向大气、水和土壤三种污染介质共存转变；污染物来源由单纯的工业点源污染向工业点源污染和农村、生活面源污染并存转变；污染物类型从常规污染物向常规污染物和新型污染物的复合型转变；污染范围从以城市和局部地区为主向涵盖区域、流域转变。

4 生态环境改善的建议及措施

（1）重视全民生态环境意识教育，提高政府与公众的生态意识与认知，全民参与，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有效措施。

（2）做好制度建设，改变唯GDP的观念，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考核办法、奖惩制度，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效机制。

（3）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改善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控制煤炭总量的同时发展更清洁的能源以摆脱对煤炭资源的依赖。优化产业结构，传统产业高端化，新型产业高新化，优势产业集群化。

（4）加大对排污企业的监督管理，确保治污设施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继续开展整治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对违法排污企业保持高压态势。

（5）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升生态文明水平，实施“五年环境再造计划”。着重围绕水、气、声等环境要素，全面改善环境质量，实施碧水、蓝天、宁静工程，始终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避免过分人工化，努力开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篇11

1 研究背景

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飞速的发现和进步，但环境恶化是所付出的重大代价之一。党的十已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可迟缓，必须真切的落实行动，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文明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环境资源是我国经济领域和生活领域的重要资源，我国环境总体状况形式还很严峻，考验着环境的承受能力的同时也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环境污染严重的当下，生态文明、低碳生活虽已成为文明语，但落实实践力量仍显得薄弱无力。随着发展经济社会和深入人类社会的实践中，人们清醒地意识到以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来谋取短暂的经济繁荣的无限危害性。然而，即使如此，人们更多的是有具有生态文明意识，却不为其实施行动。近年来，环保建设前进的步伐日益沉重，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态文明观念树立不够牢固，呼吁保护环境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想要更为全面的生态文明建设，就需要加强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引导人们构建生态化的思维方式，为创造“新环境”而努力实践。在1995―2015年，山东省泰安市多次被评为全国卫生城市，并且2013年泰安市“蓝繁”天数204天，居全省内陆城市第一。因此作者将泰安市居民作为此次调研的主要对象。

2 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

2.1 被调查者年龄层

作者利用网络调查和分发问卷的方式，随机调查了676个人。参与者年龄分布情况如下：年龄在25周岁以下的有393人，25～50周岁的有211人，50周岁以上的有72人。

2.2 被调查者对生态文明基本认知

2.2.1被调查者中，听说过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概念的人数占79.14%，20.86%的人则表示没有。这一结果说明建设生态文明的宣传力度还需加强，争取普及到每一个人。

2.2.2在是否对生态文明现状满意这一项调查中，其中123人觉得非常满意，占18.20%；215人比较满意，占31.80%；338人认为不满意，达50%。以上事实表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生态文明建设是民意所在民心所向。”

2.2.3参与调查的居民对当地污染程度的了解情况：经调查，只有7.54%的参与调查的人非常了解当地的污染程度，65.98%的人对此了解一些，24.11%的调查者不是很清楚，而剩余2.54%的调查者表示从来不关心，这小部分人也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阻力。数据表明只有让所有人都关注生态与环保，全民才能积极投入到生态文明建设中来。调查者建议有关部门积极推进污染分类及处理工作，帮助居民提高环保意识。

2.2.4调查者对泰安市本地污染源进行调查，当地居民认为生活垃圾占的比重最大42.60%，其次是空气污染32.84%，水和噪音污染占比例相当，分别占14.50%、10.06%。所以笔者倡导人们生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并建议重工业工厂尽量远离城区及居民居住区。

2.3 调查结果分析

经研究分析，就发展经济与建设生态文明来说，55%的人们希望能同时进行，这也说明了现代人还是希望发展经济与建设生态文明可以共存，莫误入“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在生态文明史谁的责任的问题上，大家还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75%的数据反应出社会大众都认为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人类共同的责任。责任与义务共存，体现了当代人身上所存在的良好品德。接着，作者对“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是一种跟风现象还是一种必然”进行调查，数据结果也引起了的反思：66.96%人倾向于这是一种必然，也有不小的比重认为还是一种跟风行为或是一种模式。这从另一方面告诉读者，部分人只是在空喊口号，空搞形式，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讲对生态文明的建设付诸于实践。

2.4 采取措施

笔者就676名泰安市民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会做出哪种措施调查发现，身边出现不文明现象时，想办法阻止的人数占52.57%，向有关部问反映的人有24.74%，认为与自己无关和看自己心情参与环保的人数占22.69%。笔者认为，在没有强制措施的情况下，大多数人对生态文明建设仍抱有非常积极的态度，如果有相关法律法规出台的话，那么生态文明建设将更加的完善。

3 讨论

本文在选题方面，选取了生态文明典型城市――泰安市，该选题对最后进行分析结果的统计是非常有效的。当然，每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会有所差异，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知也有所不同。所以，作者选取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人，获取大量数据以能够得到更为精确的结论。

21世纪的中国，伴随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取得伟大成就，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突出矛盾和问题，出现资源全面短缺、环境污染持续恶化、生态系统退化和破坏严重的形势。泰安市作为我国生态环境发展的前沿城市，城市建设应当把发展经济保护环境相结合，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次研究重点就是找出阻碍生态文明发展的因素并寻求相关策略。

本研究对泰山游客，泰安的城市及农村居民包括商场顾客、当地医院的医务人员和看病群众、中小学生，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进行了676份问卷调查，问卷形式包括书面问卷和网络问卷两种方式，采用11个问题涉及三个方面以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广泛性、严谨性。

通过研究调查笔者发现：

（1）随着环保部门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强和对生态文明的大力宣传，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

（2）“生态文明”一词虽然在2005年已被总书记首次提出，但是在今天农村基层群众特别是中老年人仍对生态文明这一概念非常模糊。

（3）大部分人都能认识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但是缺乏贡献自己力量的途径，虽然有相关政策不断的出台和实施但是并没有具体到个人的政策，使很多人心有余而力不足。

作者在进行问卷调查的过程中对被调查者同时进行了生态文明的宣传，尤其是对生态文明不太了解的人，之后特意到多所中小学进行了生动有趣的宣讲活动。让孩子们学习，掌握生态环保基本常识，从小树立生态协调发展观念。

生态教育宣传是增强公民生态意识的有效途径，因此，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加大宣传力度并出台有关政策把个人利益与生态文明联系起来，以调动群众积极性，实现生态文明的飞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肖扬生态文明与环境保护发展研究（X2）[期刊论文]-科技资讯2011（17）

[2]选自主席十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内容部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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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3；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10-0012-07

一、引 言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城市间日益呈现出各种软、硬件的同质化，城市竞争更多的表现为城市特质、城市形象及城市品牌的竞争。城市品牌研究逐渐成为城市竞争研究的热点。目前城市品牌研究多从品牌内部资源获取及资源整合的视角进行，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城市品牌界定及机理塑造、（张燚等，2006）、城市品牌营销推广（王海忠，2008）以及城市品牌价值实现（倪鹏飞，2005）等方面，忽视了城市品牌外部资源的获取能力，割裂了城市品牌与市场、资源的关联性，无法揭示城市品牌之间的竞争结构和各城市竞争策略的选择。

为了分析品牌间的竞争态势，辨识品牌与品牌资源的关联性，一些学者将生态位的理念与方法引入到品牌研究中（王兴元，2003；赵红等，2008；廖成林，2007）。生态位理论与品牌研究相结合的实质是将品牌定位为一个生存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市场竞争环境中的特殊生命系统。本文尝试运用生态位理论的相关研究方法，分析城市网络结构间的资源聚集与扩散，测度城市在品牌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以及各自品牌生态位之间的相互作用，辨析城市品牌之间的竞争结构，为提高城市品牌竞争力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城市品牌生态位及其测度方法

生态位是指每个物种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关系，描述物种在生态系统中争夺资源的能力和占据资源的维度（万伦来，2004）。在接受市场选择、资源竞争的过程中，城市品牌呈现出鲜明的生态学表象，城市依赖于周边环境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及资源，并构成了品牌之间、品牌与资源之间动态、多维的生态系统。城市品牌生态位理念延续了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和内涵，综合描述城市品牌在市场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利用资源的状态。

城市品牌竞争力可从单体城市品牌竞争力及城市品牌间竞争力两个角度进行描述：单体城市品牌竞争力侧重于品牌价值实现、品牌市场供应链以及品牌资源供应链的状态描述，强调单体城市品牌的资源、市场等方面的竞争能力。城市品牌间竞争力则侧重于城市品牌之间依赖与制约关系的描述，强调对城市品牌之间资源争夺及市场竞争态势进行评价。本文引入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的概念对单体城市品牌竞争力、城市品牌间竞争状态进行评测。

1. 城市品牌生态位宽度

生态位宽度指一个物种所利用的各种各样不同资源的综合状态。城市品牌生态位宽度用来测度单体城市品牌在市场中占有的资源类型的多寡、争夺资源的能力以及市场生存空间。城市品牌对应着的生态位宽度较宽，表示该品牌在连续的市场资源序列上，可利用的市场资源较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能够给个体带来丰厚的资源基础和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基于多样化生态位宽度测度函数（黄英姿，1994），结合城市品牌资源多元化、综合性的特征，本文采用生态位状态模糊综合评价法（见公式1）对城市品牌各维度资源占据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Fi=■airij （1）

式中：Fi为品牌生态位宽度值，a为各个指标要素权重值，rij为标准化后的各个指标数据。

2. 城市品牌生态位重叠

生态位重叠体现了物种对同等级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空间配置关系，反映了物种之间的竞争态势（王兴元，2000）。城市品牌生态位重叠是指城市间在通过品牌手段占据资源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产生的交叉程度。当两个城市品牌同时表现出对同一市场要素、资源要素的追求时，两个品牌就会呈现一定的品牌生态位重叠。如果资源丰富，品牌之间的重叠度较低，品牌之间将呈现出协作、共存态势，反之，品牌之间将出现竞争态势。而当两个城市品牌的生态位完全重叠时，品牌之间将出现强烈的排他性。本文针对单体城市品牌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和发育现状，选用不对称a法生态位重叠测度函数（见公式2）（王刚等，1994）对城市品牌生态位重叠矩阵进行测算。

Oij=■PikPjk/■

Oji=■PikPjk/■ （2）

式中：Oij为品牌i对品牌j的生态位重叠度；Oji为品牌j对品牌i的生态位重叠度，Pik与Pjk分别为城市i和j对资源K的利用量。

同时，为了深入解析城市品牌之间的资源重叠关系，辨析个体城市品牌在生态位重叠状态下所承受的资源竞争净压力，本文进一步引入了城市品牌生态位重叠压力测度函数（见公式3），对生态位重叠矩阵的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Pi=Bi-Ei （3）

式中：Bi=■Qij Ei=■Qij

Pi表示城市i所受到的净压力；Bi表示其他城市对城市i所产生的总压力；Ei表示城市i对其他城市所产生的总压力。

三、城市品牌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

1. 指标体系构建

指标体系的建立是评价城市品牌生态位的基础。本文参考范小军（2008）城市品牌价值评估体系和许峰等（2009）城市品牌表现评估体系选用的评估指标，综合描述品牌动态过程中的资源挖掘、管理整合、市场推广等方面，结合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结构，从品牌支撑、品牌维护和品牌实现三个维度对城市品牌生态位进行评价。

（1）城市品牌生态位支撑维度。支撑维度是对城市品牌生态系统的经济、社会、环境等要素的综合描述，是城市品牌生态位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代表了城市品牌的资源获得能力及利用效率，对城市品牌间资源争夺及市场竞争起到重要影响。城市品牌支撑维度是对品牌存续及发展能力的本底值测度。本文选择区位条件、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四个主题对品牌支撑维度进行评价。

（2）城市品牌生态位维护维度。品牌生态位的存续与提升建立在品牌对资源的高效整合及品牌间竞争良性博弈的基础上。城市品牌维护维度恰恰反应了城市品牌生态位对市场空间的开拓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是对城市品牌生态位本底资源的优化组合和管理能效的综合评测。本文选取管理能效、生态环境维护和市民素质三个测评主题进行研究。

（3）城市品牌生态位实现维度。实现维度是辨析品牌定位与内外部多维资源及市场系统的契合程度，是对品牌生态位价值的综合评价。本文针对城市品牌目标群体及其需求差异的不同，选择了经营效益、投资价值、媒介价值三个主题分析城市品牌生态位的实现维度。

根据城市品牌的受众需求差异，城市品牌被分为人居品牌、投资品牌、产品品牌及旅游品牌四类（杜青龙等，2004）。本文以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为例进行研究，侧重旅游品牌资源要素、管理要素及市场要素的描述。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评价指标体系共设置10主题层，包含56个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2. 生态位评价指标权重

熵值法是一种依据各指标值所包含的信息量的大小，在客观条件下由评价指标值构成的判断矩阵来确定决策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由于能够消除各因素权重的主观性而使熵值法的评价结果更符合实际（郭东强，2004）。本文在进行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上，引入信息熵测度公式（见公式 4），计算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评价指标的权重（见公式5）。

引入信息熵测度公式所得出的指标熵值ej：

ej=-（1/lnm）■PijlnPij（i=1，2…，m；j=1，2…，n）

（4）

式中：Pij=■，rij为标准化之后的指标值。

将指标熵值ej带入公式5中，计算相应指标数据的权重ai：

ai=（1-ej）/∑（1-ej） （5）

四、实证研究

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择山东省省会济南及其周边济宁、淄博、泰安、德州、聊城、滨州、莱芜八个城市的旅游品牌作为研究样本（如表2所示），对其城市旅游品牌资源获取能力及竞争态势进行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2010年统计年鉴》、山东省各类统计年鉴（201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山东旅游政务网、中国国家旅游局政务网、百度中文搜索和Google中文搜索等。

2. 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测度

（1）城市品牌生态位宽度。本文采用生态位强度测度公式（公式1）测度单体样本城市旅游品牌在每个维度上的生态位强度以及总体的生态位宽度，并用雷达图对样本城市旅游品牌的生态位宽度对比进行直观展示（如图1所示）。

（2）城市品牌生态位重叠度测度。利用生态位重叠度测度函数（公式 2）测度样本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重叠状况（如表3所示）。

（3）城市品牌生态位重叠压力。采用生态位重叠压力测度函数（公式 3），分析样本单体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重叠压力（如图2所示）。

（4）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竞争结构。本文将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宽度指标与生态位重叠压力指标相结合，采用层次聚类法对样本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的竞争结构进行分析，得到样本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竞争结构（如图3所示）。

3. 结果分析

本文对样本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宽度、重叠度、重叠压力和竞争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样本城市旅游品牌形成明显的三层次竞争结构，其结果如下：

第一层次：济南旅游品牌。第一层次的旅游品牌在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度上都呈现出鲜明的优势，对第二、三层次的旅游品牌表现出较强的资源市场竞争压力。

在生态位宽度测度中，济南品牌呈现出优势的总生态位宽度（F济南=0.88），拥有区域内优越的品牌竞争力及品牌资源宽度。其品牌生态位在支撑维度与实现维度上具有较强的优势，该结果显示旅游产业及旅游品牌策略在济南已经发展成熟，形成了坚实的产业基础，能够保持济南旅游品牌的竞争力并给当地产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及市场效益。

在不对称生态位重叠矩阵中，济南旅游品牌与其他单体城市旅游品牌的重叠度不高，而周边其他城市旅游品牌均与济南旅游品牌呈现出较强的生态位重叠。在生态位重叠压力测度中，济南品牌的对外总压力值（E济南=13.03）是自身承受压力（B济南=3.25）的4倍，对济南产生相对较强生态位重叠压力的品牌为淄博旅游品牌和济宁旅游品牌，该结果表明在某些资源维度上这两个城市旅游品牌成为济南旅游品牌有力的竞争对手。

第二层次：淄博、济宁和泰安旅游品牌。第二层次三个城市拥有优势的人文旅游资源，旅游产业起步较早，其城市旅游品牌形成了限制性的市场、资源空间，并表现出相应的生态位竞争力。在承受着第一层次城市旅游品牌竞争压力的同时也给第三层次城市旅游品牌产生强烈的压力。

在生态位宽度测度中，淄博、济宁和泰安三个城市的总生态位宽度（F淄博=0.45，F济宁=0.41，F泰安=0.35）明显低于济南，其生态位支撑维度及实现维度都与济南相应维度呈现较大差距。该结果表明三个城市的旅游品牌资源凝聚能力和争夺市场能力远远落后于济南旅游品牌，即三个城市长期的旅游品牌营销并没有催生相称的基础设施和市场机制。而基于优质的、垄断性的人文旅游资源旅游品牌定位也没有给当地带来相应的经济效益和知名度。

在生态位重叠矩阵中，三个城市旅游品牌的生态位重叠度与生态位重叠压力指数呈现出明显相似性。三者均受到济南旅游品牌较强的竞争压力，同时淄博品牌（O淄博济南=0.66）和济宁品牌（O济宁济南=0.61）也对济南旅游品牌产生相对较强的生态位重叠压力，表明在一定资源维度上淄博和济宁的旅游品牌与济南旅游品牌成为竞争对手。而淄博、济宁和泰安间的品牌生态位重叠度也相对较高，呈现彼此竞争的态势。在生态位重叠压力测度中，三个城市的品牌生态位重叠净压力都为负值，表明三个城市对其它单体品牌产生的竞争压力大于自身承受的压力，具有较强的资源争夺能力。

第三层次：德州、聊城、滨州和莱芜旅游品牌。第三层次的四个城市皆位于旅游产业新兴地带，缺乏旅游品牌塑造及营销经验，尚没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品牌效益。

在生态位宽度测度中，四个城市的旅游品牌生态位宽度相对较窄，且生态位三个维度发展也较为滞后。其中德州（F德州=0.19）和聊城旅游品牌（F聊城=0.21）的生态位宽度明显优于滨州（F滨州=0.15）和莱芜（F莱芜=0.13）旅游品牌，但两者的品牌生态位支撑维度仍与第二层次三个城市有很大差距，该结果显示尽管德州和莱芜近年来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积极开展旅游品牌策略，但由于两个城市经济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严重影响其旅游品牌竞争力的提升。

在生态位重叠矩阵中，四个城市旅游品牌均与第一、第二层次城市旅游品牌形成了较强的生态位重叠，其中滨州旅游品牌生态位与泰安（O滨州泰安=0.62）和淄博（O滨州淄博=0.58）旅游品牌生态位有着较强的重叠，该结果反映滨州旅游品牌所选择和争夺的资源类别与其品牌生态位竞争力不符。而四个城市旅游品牌之间的重叠度相对较少，呈现出旅游品牌生态位分离态势。在生态位重叠压力测度中，该层次城市的旅游品牌生态位重叠压力均为正值，表明城市旅游品牌受到强势的外部压力，其资源争夺能力及生存发展的空间都存在较强的限制，难以支撑旅游品牌的存续与发展。

4. 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济南旅游品牌处于整个区域城市旅游品牌的顶层，是区域品牌群落中的核心。其占据优越的品牌资源，对资源和市场的争夺能力也优于其他城市，承担着区域品牌系统的资源延展，引导整个品牌体系的发展趋势，给其他品牌带来资源竞争的压力及发展区间的局限。济南旅游品牌主要竞争策略旨在调整周边城市市场资源状况，提升区域整体旅游产业竞争力，促使品牌间和谐发展。在后继的发展过程中，济南品牌应降低与其他层次城市旅游品牌的生态位重叠，把资源视野扩展到区域外部，将品牌经营的重心放到争夺多样化的旅游品牌资源，来补充区域内部的需求，降低对其他城市旅游品牌的竞争排斥。同时由于济南城市旅游品牌生态位的三个维度发展相对均衡，已为济南城市旅游品牌的存续及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因而未来济南城市旅游品牌的经营应采取协作策略，重视与周边城市旅游品牌的资源共享并加强营销合作。

对于第二个层次的淄博、济宁和泰安来讲，由于三个城市旅游品牌所依赖的旅游资源维度、市场资源维度等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且生态位重叠较高，竞争激烈。因而为了缓解三者之间的竞争压力，应该采取品牌生态位特化策略。在后继发展中，引导城市品牌放弃竞争激烈的资源维度，专注于争夺特定维度，进而提升城市品牌在优势资源及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淄博和泰安的旅游品牌应力求摆脱儒家文化的外部形象，强化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可将淄博的齐文化、足球文化及泰安道教文化、民俗文化定位为各自城市的旅游品牌。而济宁的儒家文化旅游资源是济宁旅游品牌的最大特色，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和美誉度，因而济宁在后续发展中应以强化其现有的优势资源和品牌特质为基础，扩展细分市场范围，融合更多旅游资源，提升自身的旅游品牌价值。

对于第三层次的德州、聊城、滨州和莱芜旅游品牌而言，由于这些城市的旅游产业刚刚起步，城市旅游品牌竞争力较弱，占据品牌资源维度较窄，生态位呈现出明显的分离态势。因而这四个城市旅游品牌应降低与第一、二层次旅游品牌的生态位重叠，采取品牌生态位扩充策略。在后继发展中，城市品牌应该在巩固现有资源维度的前提下，主动抢占空隙的资源和市场，提高品牌对生态环境的灵活性和反应能力，进而达到区域市场更高的品牌生态位宽度。同时由于四个城市品牌生态位的三个维度都处于弱势，在未来旅游品牌发展中应保持三个维度的均衡发展，为品牌后续发展及演进打下基础。

五、结 论

篇13

中图分类号:F129•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105-06

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系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极为密切。不同的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整体效益,从而导致经 济以不同的速度增长,而不同速度的经济增长又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的需求,从而促进产业 结构的变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是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相互促进、联系和不断发展 的过程。[1]因此,研究经济增长不能不研究产业结构的演进。

本文将以台湾地区1981―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来分析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 对台湾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应用动态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利用协 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对其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在二者协整关 系成立的条件下,研究了它们的因果关系。

台湾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分析

产业结构作为产业间或部门间的生产联系和比例关系,一般通过两类指标来反映:一类是产 出指标,由各产业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构成,一般用产值或增加值来表示,本文用各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另一类是投入指标,包括劳动力、资本和 人力资源、研究开发资本的投入,即各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的配置比例和对比关系。由于 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用劳动力投入来分析投入结构的比例。由此将从产出层面和就业层面 对台湾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

由图1可以看出,自1981年以来,台湾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势。从 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第一产业持续下降,从1981年的7.1%下降到2007年的1 .5 1%;第二产业在经过小幅度的上升之后,从1987年开始逐渐下降,2007年这一比重仅为27. 7 7%,减少了近1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明显;第三产业虽然有少数年份比重有所下降,但从整 体来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势头,近30年来增长了20多个百分点,表现为大幅度上升。 产业结构变动态势与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以来台湾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不无联系。一方面,服 务业迅速崛起,成为产业构成的主导部门;另一方面,制造业由劳动密集产业向技术及资本 密集产业转型升级,电子信息产业成为台湾产业的主流。从台湾的产业构成看,“三、二、 一”的产业布局已经形成,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干、制造业仍占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体系。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迁,台湾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表1可以看出,三次产业对 就业面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与产出面的分析结果类似。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连续下 降,而且下降幅度很大,从1981年的18.84%下降到2007年的5.28%,比产出面下降的幅度 要 大;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中间年份有轻微的上升,但总的来看趋于逐年下降,下降了近6个百 分点,下降幅度不很明显;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与第一产业相反,表现为大幅度上升,考察 期间上升了近19个百分点,近年来第三产业吸纳的劳动力占总就业量的比重更是逼近于60% 。综上可知,台湾地区从业人员在三次产业的分布呈现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 势,与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布变动趋势相仿。

台湾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经典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中,通常假定经济时间序列是平稳的,借此形式进行数据收集、参 数估计以及模型检验。但是用于经济分析中的时间序列数据大多数是非平稳的,不满足平稳 性的假定,若直接进行传统的回归分析,则可能会带来诸如“伪回归”等不良后果,会影响 回归分析的有效性,而对数据进行差分变换后进行回归,又可能丢失长期信息。格兰杰提出 的“协整理论”则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处理非平稳数据的方法,可用于检验经济时间序列 变量水平数据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分析的一般步骤是:首先,分析各变量的平稳性, 在此基础上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然后,给出其误差修正模型;最后,分析变量之间的 格兰杰因果关系。[2]

本文样本数据均来自主计处2008年12月编印的《国民所得统计年报》(2007) ,使用的样本区间为1981―2007年。产业结构是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组织和构成情 况以及它们所占的比重和相互关系。表示产业结构变化的变量通常有第一、二、三产业的增 加值结构、劳动就业结构、资产结构和技术结构等。本文选用增加值结构X1、X2、X3(分别 代表台湾地区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产业结构。对于经 济增长,为了消除价格变动的影响,本文用按照2001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各年国内生产总值GD P来表示。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协整关系,为了消除或减小时序数据的异 方差,使得数据更为平滑,对四个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分别表示为LGDP、LX1、LX2和LX3 ,同时分别以DLGDP、DLX1、DLX2和DLX3表示其一阶差分。

1.单位根平稳性检验

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检验方法目前最常用的主要是单位根检验,如Dickey.Fuller检验和Phil lips.Perron检验等。但为了保证单位根检验的有效性,人们常用拓展的DF检验,也即ADF 检 验。本文正是采用ADF方法检验变量是否存在单位根。运用Eviews5.0计量经济学软件对台 湾 地区的LGDP、LX1、LX2和LX3以及DLGDP、DLX1、DLX2和DLX3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通过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变量LGDP、LX1、LX2和LX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含 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水平序列是非平稳的,含有单位根;而各变量DLGDP、DLX1、DLX2 和DLX3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说明各个变量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是一阶单整 序列。

2.协整检验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研究的变量都包含一个单位根,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 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关系。协整关系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时间序列变 量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若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协整性的检验可以通过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项是否存在单位根,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 则可以判断变量序列间具有协整关系。[3]LGDP对LX1、LX2和LX3进行OLS回归,结 果如下:LGDP = .0.620196*LX1 + 1.935788*LX2 + 3.803311*LX3 .

6.055300(.5.792963)(4.093832)(5.500078)(.1.394218 )R2=0.985300

SE=0.064519

DW=0.917086

F=513.8594

从第一部分的分析结果可以知道,随着GDP的增长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是下降的,两者呈 现负相关的关系,而从回归结果看LX2的参数估计值是正的,不符合经济理论,并且经过计 算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知,LX1、LX2和LX3相互之间高度相关,显然存在严重的多 重共线性,特别是LX2和LX3之间高度相关。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做LX1和LX2之间的辅助回 归得两者关系式为LX1=0.336159*LX2,并结合变量变换法进行回归,结果为:LGDP = .0.171656*(1/0.336159*LX1+LX2) + 1.424362*LX3 + 11. 049841(.3.661745)(2.411604)(4.022605)R2=0.972534

SE=0.086333

DW=0.383207

F=424.8990

上述变换基本消除了多重共线性,可以据此进行进一步分析。为了检验回归参差的平稳性, 在Eviews5.0中令ecm=resid就可以得到残差序列。对残差项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得结果为 :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ecm是单位根过程的原假设,说明该残差序列 是平稳序列,该协整关系成立,说明1981―2007年间台湾地区GDP与产业结构间存在着长期 均 衡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在短期内会被破坏,但其偏离长期的偏差是平稳的,其各变量的系数 也都符合经济意义。回归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第一、二产业增加值结构每变动1%,台湾 经济总量将分别反向变动0.5106%和0.1717%,第三产业增加值结构每变动1%,台湾经济总 量将同向变动1.4244%,说明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上升将带动经济增长。

3.误差修正模型(ECM)

误差修正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若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这些变量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 系,而这种长期稳定的关系在短期动态过程的不断调整下得以维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误差修正机制在起作用,防止了长期关系的偏差在规模或数量上的扩大。为弥补协整关系只 反映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不足,可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序列的短期波动关系进行解 释来作为协整回归模型的补充,由此把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特征结合在一个模型中。利用LG DP与LX1、LX2和LX3的长期均衡方程,建立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误差修正模型为:DLGDP=0.573956*DLGDP (.2) + 0.603706*DLGDP (.3) + 0.183447* DLX1 (.1)

(2.284321)

(3.658828)

(2.778033)+ 0.196275*DLX2 (.2) . 0.911577*DLX3 (.1) . 0.162768 *ECM (.1) + 0.015244 (0.812953) (.2.309602) (.2.103884)(1. 088364)R2=0.703036

SE=0.017128

DW=2.010391

F=6.313098

其中的误差项反映了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由于其短 期调整系数是显著的,表明每年实际GDP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16.28%被修正,使得经 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不会过多地偏离长期的均衡状态。根据模型的参数值,台湾地区第 一、二产业结构的短期变动对GDP的波动存在正向影响,而第三产业上一期的结构变动将引 起该地区本期的GDP反向变化0.9116%。这是由于,21世纪以来台湾内部需求急剧萎缩,服 务 业水平较低、竞争力较弱的脆弱性便凸显了出来,导致对总体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逐渐弱化。 此外,前几期GDP的变化将引起该地区本期GDP同向变化,反应了惯性的延续。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是非平稳序列的线性组合必须具备协整性。上面分析可知, 序列LGDP与LX1、LX2和LX3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产业 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台湾地区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 系检验结果(取10%的显著性水平)如表4所示:

表4数据表明,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三次产业在对经济增长贡献方面,第二、三产业结构变 动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同时,经济增长也导致两者结构的变动,构成了双向因果关系;第一 产业结构变动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却是第一产业增加值结构变化的原因。再者 ,LX2和LX3之间存在弱互为因果关系,LX3构成了LX1的格兰杰原因。由此可见,台湾经济增 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作用方向是,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上升能促 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也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二产业的发展为第三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而第三产业的快速增长也加快了第一、二产业的升级与增长方式的转变 。

结论

本文研究了1981年以来台湾地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和 就业结构两个层面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利用1981―2007年的相关数据对产 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结论:

(1)自1981年以来,台湾地区的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综合表现为第一、 二产业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其“三、二、一”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加 强,产业高级化水平增强。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依然很高,其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忽视 。总体来看,服务业在台湾经济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制造业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2)尽管台湾地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长期而言存在着某种经济 机制使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经过协整检验,二者之间存在长 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并且长期内经济总量增长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结构同向变动,而与第一、 二产业增加值结构呈反向变动,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有利于经济增长。

(3)误差修正模型的结果表明了台湾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其实际经济 产出的短期变动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短期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一部分是偏离长期均 衡的影响。具体来说,上一年的非均衡误差对本年度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反向修正,使得产业 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会过多地偏离长期的均衡状态,并且随着第三产业对总体经济发展 的推动力逐渐减弱,使得第一、二产业结构的短期变动将引起GDP的变动同向变化,而第三 产业的短期变动则对GDP的变动存在负向影响。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台湾地区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同时,产 业结构的相应调整尤其是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二者之间是互为因果 的关系。同时,第三产业结构变动构成了第一、二产业结构变动的原因,其互相作用促进了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台湾地区作为较发达地区,其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 显;而笔者研究广东省经济并未有此关系,但珠三角地区有此关系;通过文献得知,长.株. 潭城市群和长江三角洲16城市均有此关系;[4][5]可以预知,作为发展还 不平衡的中国,整体经济应未有此关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此关系越来越明显。

注释:

[1]袁建文.广东省产业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广东经济管理学院学报,200 3(4)

[2]刘建平等.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统计与决策 ,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