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遗文化的介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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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徐州市作为华夏九州之一，两汉文化发源地，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此孕育与成长，源远流长。相比其他地区的“非遗”，徐州市本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下特点。

（一）种类繁多，覆盖面广。

徐州市非遗资源丰富，项目众多，属于保护范围的语言文字、口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传统戏剧、民间曲艺、传统手工技艺、民俗活动等十余大类，共计101项，其中国家级9项，省级43项。从数量与种类讲，在江苏各地区中名列前茅。

（二）植根乡土，深入人心。

我市申报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无论在价值观还是呈现形态上都与大众有密切联系。它蕴含着深刻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科学理念，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特征。如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邳州等地，“非遗”项目数量众多，并多以传统手工技艺的形式存在，而在某些偏远的山村，“非遗”多以民俗文化、民间音乐等为主。

（三）知名度高，特色鲜明。

经过长期的传承与发展，徐州已经形成了一批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特色“非遗”项目，如徐州剪纸、徐州柳琴戏、徐州香包、沛县鼋汁狗肉制作技艺等。徐州市的非遗文化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徐州古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列入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战役有几百次，这种地理环境形成本地独有的尚武、粗犷、豪迈又重情重义的徐州地方文化形象。这一切在徐州市的“非遗”资源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因此，徐州市的“非遗”文化与其他地区相比，多表现出本地特有的热情奔放、不拘小节，如邳州跑竹马，表现金人在受到宋军追击时，迷惑宋军，布阵逃跑的情形，属于战争文化融入百姓自娱自乐的舞蹈活动，它节奏欢快，明亮高亢，队形变换多样，动作夸张，这在江苏的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

徐州市“非遗”资源在新时期的传承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主要表现为“非遗”资源的推广度不够，人们的认同度不高，对于本地的“非遗”文化不感兴趣。我们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保护过程中的错误观念，如功利主义倾向，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冲击，市场需求严重不足，政府缺乏保护热情，等等。我们调查发现，尽管我市在徐州市民俗博物馆集中设置了非物质文化展示专厅，但是，展示内容较单一，局限为剪纸、风筝、纸塑狮子头等几个品种；而几次以推广民俗文化为目的的“非遗”项目的集中展示，到最后往往演变为纯粹的商业贸易，如徐州香包变身为批量生产的流水线制品，剪纸技艺完全为各种简单而廉价的剪纸产品所取代，而徐州剪纸与其他地区剪纸技艺的区别之处被完全忽略。这种“非遗”资源推广过程中的功利主义倾向，非但无益于“非遗”文化的保护，反而会泯灭“非遗”文化本身的特点，导致其日趋衰落。

其二，表现形式已日趋落伍，文化内蕴挖掘严重不足。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丰县糖人贡为例。丰县糖人贡是以白糖为原料，用模具注塑的糖塑艺术品，是传统丧葬祭祀礼仪的重要载体。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过去延续下来的丧葬习俗也慢慢开始变化，程序越来越简单。再加上制作工序复杂，技术要求高，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较低，而且手艺往往不传外人，高门槛、低收入，造成糖人贡从业人员锐减，现在糖人贡艺人已为数不多，目前从艺者仅有10余人，糖人贡也几乎成了一种象征，面临濒危和湮灭。出现这种濒危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得不指出，丰县糖人贡能被列为国家级非遗名录，绝不仅因为其独特的制作技艺，而是由于它反映出四省交界地区在祭祀方面的独特风俗，而这种非常独特的祭祀风俗正是儒家孝道的民间表现形式，同时融合了佛教与道教的相关思想，其中的“抢贡”风俗体现了人们对生命传承的看重，我们甚至可

挖掘出其内蕴深厚的人文关怀的思想。遗憾的是，近年来虽然市政府对糖人贡进行了抢救性的保护，但是其相应的文化底蕴还发掘得不够，如果我们将眼光完全停驻在其制作技艺与民风民俗的表象上，则随着新时期丧葬礼仪的日益简化，丰县糖人贡也将彻底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其三，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新网络载体的传播模式。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平台与活态性传承的非遗文化似乎是毫不相关的两种事物，非遗的延续手段被称为“动态传承”。它首先需要传承者从主观上学习相应的技艺，通过主体的演化，成为自身技能的一部分，然后才谈得上传承和延续。但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在不断变迁，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人，其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因素也在不停变化。当一个社会的大背景发生变化的时候，“非遗”是无法置身事外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非遗”是一种受制于人的主观倾向的文化模式，这种独特的传承方式跟网络的确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彻底转变非遗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模式，那么它在网络化全球化为生的今天只会日益没落。

二、挑战与机遇：微博为“非遗”的推广提供新思路

微博时代的来临，深刻影响社会生活，非遗文化身处其中，也难免受其影响，我们认为，尽管微博与非遗文化之间存在某种隔阂，但它仍然为非遗文化的推广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负面影响：“微”文化对非遗文化的解构。

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形式对于包含传统文化在内的社会主流文化存在解构现象。传统的媒介文化，由于传播者和受传者彼此的局限性，很难实现公众之间信息探讨的互动性。微博则为大众的参与提供了平等性和开放性，社会公众在共建主题过程中实现言语的狂欢。全部的发言者从“文化批判的大众”转化成了“文化消费的大众”，广大公众以参与的姿态对个人利益进行大胆表达，实现言语的狂欢。正是由于微博在根本上扭转了我国长期存在的话语体系的单向化、正统化倾向，所以微博在诞生之后短短几年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覆盖。但是与此同时，微博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媚俗主义的倾向，一些恶俗的网络语言充斥其间，这种话语体系的庸俗化潮流对于社会主流的话语体系存在严重的解构主义可能。而非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文化正是社会主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微博在不经意间对于“非遗”文化构成了某种不利的因素。 　另外，微博乐于传播新鲜社会现象，这就与反映传统民风民俗内容的“非遗”文化存在隔阂。“非遗”资源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不能以物质形式固化，只能依靠口传心授，因此“非遗”的传统制作技艺都是靠师徒之间的教授完成传承的，而微博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它所承载的样式通常表现为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可固化的信息，要让非遗文化依托微博得以推广，在技术上存在较大困难。

（二）正面效应：利用微博载体推广非遗文化。

微博传播形成微博事件的放大效应，具有以小博大的能量，为“非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机遇。微博的影响力惊人，而徐州市作为一个公认的慢热型城市，群众对于社会热点问题的敏感性不够，在这种境遇中，微博的小中见大即迅速放大社会事件的影响度的功能，使得它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社会新闻进行广泛传播，甚至可以影响大众心理，引导社会舆论。在徐州市非遗文化的推广与普及情况调查中，我们发现，各年龄层次的群众使用微博的情况都非常常见，在“您多久登陆微博一次”的问题中，有92%的人回答：每天登陆。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每天24小时登陆其微博账号。微博的广泛使用及其形成热点聚集效应的特点，为我们利用微博来宣传和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我们注意到：在“若微博等一些媒体方面对‘非遗’进行宣传，你是否会去关注”的问题中，有接近79%的人给予了肯定回答。联系到每年的“非遗”保护日，政府进行的宣传工作不可谓不多，然而，由于他们选择的载体多为报纸、期刊等传统媒介，而这种传统平媒阅读的受众是远远无法与微博相比的，政府忽略的恰恰是微博这一载体，以至于市民缺乏关注度。如果我们在政府的官方政务微博或是“非遗”宣传专项微博推介各种非遗资源，那么其受众必然是呈几何状上升的。

三、微博环境中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的实践路径

（一）借鉴微博影响社会生活的方式，适应“微”时代，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体系。

微博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其“微”，新浪微博只允许不超过140字的内容，迫使微博的传播者只能将全部思想凝练在100多字中，这就直接形成了微博内容的微型化与简明性特点，它不适合过于深刻的思想表达，而这种语录体式、碎片化的即时表达形式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同时，微博表达形式的简单明了符合百姓的“草根文化”的价值认同，微博的草根性必然带来大众性文化传播，而这些文化的表达方式更贴近人性表达与人文关怀。因此，老百姓热爱微博，热爱的正是微博所适合传播的那部分大众性流行文化。

非遗文化所凝聚的是历史上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文化本身的内容与外在表现形式是相对确定的，不适宜过多调整，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微博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简洁化与草根性的话语表达方式，创新非遗文化本身的话语表达体系，以符合社会要求，适应时代变化。在话语表述上，要更加简洁明了，摒弃那些琐碎的、长篇大论式的话语模式，而关注最能体现其精髓的那部分内容；在内容上，要展现出其大众化、草根性的一面。“非遗”是来自民间的智慧，很难进入“庙堂之高”，它本身是完全贴近生活、贴近草根的，但是在长期的流转过程中，为了对“非遗”资源进行保护与推广，总是需要先进行整理与归纳，在这一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在于其学术性的一面，在话语体系的创建上，也偏学术性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认为，要在微博上推广“非遗”资源，应完成学术语言到生活语言的转换，因为生活语言更符合大众认知水平，更多地遴选那些能体现“智”、“意”、“情感”类的话语。

（二）挖掘徐州市“非遗”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剖析其内蕴的合理精神，并适当地赋予其新的涵义。

“非遗”文化能传承至今，除因为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之外，还在于它凝结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智慧在很多情形中表现为一种朴素但合理的价值观与伦理观，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某些表现形式已逐渐落伍，其适用范围慢慢缩小，然而其内蕴的合理的价值观念与浓厚的人文关怀却使得它能够历久弥新。诸如民间口头文学、曲艺、音乐等传统表演艺术及大量的民间礼俗、庙会、节日活动等仪式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朴素的人生道理，无论时展到何种地步，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永远不会消失，而这也就是非遗文化能够一直传承的最根本原因。在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也许包括非遗在内的某些传统文化样式已经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但是如果我们能揭示其最本源的涵义，则很可能会被其蕴含的朴素而科学的价值观念感动，因此，要赋予非遗文化新时期的特征，就必须保持其本源内容的确定性，同时要挖掘出其最能反映劳动人民美好、善良、智慧的一面，这就是韩国的泡菜制作技艺及中国的珠算技艺可以成功申遗的秘诀所在。

“非遗”文化在产生和发展之初，往往与人们的民间信仰、祭祀占卜、祈福避灾相关，而在之后的流转过程中又往往会发展出一套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不同的地区和民族，操作仪式的流程也有较大区别，发展到现代社会，可能其原初的意义已经少有人知晓，而人们的关注点更多地集中于仪式本身。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国家级“非遗”——端午节，多年来人们对于端午的记忆仅限于吃粽子、赛龙舟和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事实上端午最初是以祛病消灾、祝福祝寿、企盼吉祥的美好节日形象出现的，吃粽子主要是时令需要，而赛龙舟的竞技意义已经超越端午本身的纪念意义，至于纪念屈原大夫只是湖南部分地区的局部风俗，从整体上讲，端午的祈福祝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初意义已经荡然无存，端午整体的文化形象遭到损害。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探寻隐藏于种种繁琐仪式后的非遗原初的意义，并以此为契机，赋予传统的文化内蕴新的涵义，进行全新的诠释，文化的表现形式可能会过时，而其内蕴的合理精神却可以超越时空具有永恒的价值。因此，我们对端午节的节庆意义重新进行诠释，就应强调其祈求健康长寿、防病祛病、顺应时令的一面，并且可以结合近年来世界各国防治非典、禽流感等大规模的防疫活动，赋予其崭新的时代涵义。

徐州市的非遗文化存在同样的问题，在文化内蕴的开发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微博固然不可能对非遗文化进行全景式展现，但是如果发掘出其合理的人文价值，则可以利用自己的特点展现精髓，让其焕发生机。 　（三）结合时代特征，赋予其适合新时期的表现形式。

工业化时代

人们对于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品反而产生了厌恶情绪，出现返璞归真的心理倾向，这为我们推广非遗文化提供了契机。我们注意到，窑湾古镇的绿豆烧、甜油制作工坊总能吸引大量游客，人们对于纯手工制作的绿豆烧酒与甜油有特殊的好感，设想如若我们抛弃绿豆烧的核心竞争力“纯手工制作、传统技艺打造”，那么游客对其新鲜感将荡然无存。因此，针对传统的手工技艺、民风民俗、节庆活动等传统文化，我们绝不能擅自更改，而应保留其流传下来的最原生态的那一部分。

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微博受众的年龄层次偏低，年轻人容易对新鲜事物感兴趣，而类似徐州柳琴戏、徐州梆子、徐州琴书等这些多以方言表述的民间艺术及多展现喜字、窗花、古典传说的徐州剪纸，如果通过微博传播的仅仅是这些内容，就很难引起他们的兴趣。解决的办法在于让传统技艺制作出新产品，让民间声乐艺术展现新生活。近年来，全国各地非遗传承人对于非遗表现形式的创新进行了各种尝试，也取得理想的效果，如三名大学生以珠江三角洲沙门地区的国家级非遗沙门民歌搭配街舞，让民俗专家都拍手叫绝；荆楚文化的代表之一，楚式漆器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精美的纹饰闻名于世，楚式漆器的传人们把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创新制作了灯具、名片夹、笔筒等文化用品，受到了市场欢迎，在传承、推广非遗的同时还增加了收入。徐州市的非遗资源在创新形式方面还有多种可努力的方向，以徐州剪纸为例，表现内容不能仅限于喜鹊登枝、双喜字等题材，可以从水乡风情到壁画、从静物到人物，将画所题材大大拓宽。又如徐州香包，它之所以能从全国种类繁多的香包制作技艺中脱颖而出，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本身就是创新的结果：将刺绣文化、养生中药、中国十字结文化融为一体，具有相当的独创性，目前在表达形式上既可以从香包的刺绣题材入手，展现现代生活，又可以从香包的实际用途出发，将香包用于钥匙链、汽车挂件、钱包、项链、摆件等物品上。一方面把传统技艺完整地保护下来，延续民族的血脉，另一方面紧跟时代步伐进行创新，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进行形式、载体的创新，使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更适合微博受众的心理需求。

篇2

莺歌柳书是2008年由山东省菏泽市申报的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①口述史最先于20世纪出现在美国，作为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也被我国广泛应用于非遗及其他各人文学科领域中。莺歌柳书在发展过程中遗留资料较少，且目前是濒临消失的状态，好在传承者们的居住区域相对集中，故笔者以传承人口述史为视角阐述莺歌柳书的现状。本文口述史材料基于对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多次采访整理而成。

一、莺歌柳书发展历史

“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中国曲艺集成•山东卷》（下）中说：“莺歌柳书又名莺歌柳子，是由柳子戏曲牌【莺歌柳】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说唱形式，但从目前尚存曲目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②；李梦华老师也在《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一文中论述了莺歌柳书可能存在的五种流变，其一就是莺歌柳书是由明代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但从曲调唱腔对照来看，已难看出两者联系③；何丽丽在其博士论文《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④从伴奏乐器、节奏、旋律及旋法等多方面论证曲艺类莺歌柳书完全是柳子戏【莺歌柳】的简化版，两者的联系是紧密的且是显而易见的，了“已难看出两者的明显联系”说法。笔者翻阅大量专业书籍坚持莺歌柳书是柳子戏曲牌【莺歌柳】发展而成的观点。菏泽地区最早的莺歌柳书艺人是清末民初曹县仲提圈的张瞎子（1848--1928），其弟子为曹县张保亮和定陶曹志田；曹县张保亮的再传弟子为曹县郑庄郑玉昆（1904--1976）；郑玉昆晚年又将莺歌柳书技艺传授给曹县郑文祥和菏泽的高志军、平。第二部分莺歌柳书的发展现状将以莺歌柳书传承人的口述史为主，并参考笔者的多次田野调研。田野调查和口述史的整理均为笔者在2020年9月至11月末完成。为叙述方便，口述史不以问答形式呈现。

二、莺歌柳书的现状

笔者于2020年11月30号至菏泽市曹县郑庄乡寻找藏匿在民间唱莺歌柳书的老艺术家——郑文祥老先生。寻找过程算是顺利，据资料显示郑文祥先生1946年或1950年生人；笔者找到年纪相对大的老乡询问，大家对郑文祥先生很是熟悉，大家都知道街上有个唱曲儿的先生。见到郑文祥老先生很是亲切，家里非常朴素，像大多数曹县农村家庭一样，不同的是先生家里摆放了几张很显眼的关于莺歌柳的证书和奖书。郑先生今年高龄73岁，由此看来网上资料不准确，应是1947年生人；老先生自谈有个乳名儿“刘根儿”，街上认识他的人都这么喊。郑先生8岁开始学习莺歌柳书，其老师是曹县邵庄镇郭庄的郑玉昆先生（现已离世），在这期间也学习了山东琴书，且郑玉昆先生也只有郑文祥先生这样一个学生；郑文祥先生20多岁的时候，由于家庭和生活原因，就不经常学习和演唱曲儿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2009年，2008年莺歌柳书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年11月，菏泽市文化局命名郑文祥先生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6月山东省文化厅命名郑文祥先生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莺歌柳书代表性传承人。市政府和省政府层面开始对莺歌柳书重视起来，在莺歌柳书被评为国家级非遗后多次邀请郑文祥先生录制莺歌柳书，对即将消失的这一曲艺文化施行抢救性的保存；而且每年会给传承人六千多元的补助。老先生说08年09年那会儿孩子们正好也稳定下来开始自己的生活，他和老伴儿可以享受日子了。据郑先生描述，他的老伴是给他伴奏最多的，老伴拉曲，他唱曲；老伴刚开始不会拉弦，耳濡目染加上他的点拨，日子久了便无师自通了。郑先生说经常载着老伴到曹县的广场和公园里一晌一晌地唱，冬天冷了便唱得少，也有好多围观的人，但是大部分都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他都会热情地向大家介绍；有时候唱莺歌柳书时间久了会随性改口唱段山东琴书，就这样反反复复唱，也不会心生厌倦，觉得让大家听到传统曲艺自己心里也特别开心。笔者总结：郑先生平时演出和休闲演唱的曲目都是传统留下来的，在这过程中没有创新，更没有关于莺歌柳书的创作班子；郑先生教学生也是倾囊相授，那么目前看来，莺歌柳书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目前保存的算是“原汁原味”。郑先生中间收过很多个学生，但坚持下来并唱得地道的只有平老师一个人，其他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不会唱曲儿了。现在莺歌柳书的传承人只有两位，一位是73岁高龄的郑文祥先生，另一位是他的学生——54岁的平老师。两位传承人老师都在尽全力寻找下一代传承人，唯恐莺歌柳书在此出现断代的情况。

三、存在问题的梳理

（一）莺歌柳书濒临消失。莺歌柳书在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曾辉煌过，也曾萧条过，目前已经接近消逝，主要体现在这一曲艺形式面临无人传承的状态，不禁引发思考，存在200年之久的莺歌柳书为何在我们这个时代濒临消失？（二）传承人严重缺乏。经笔者了解，菏泽当地高校菏泽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早在2014年便让学生学习并演出莺歌柳书，并在平老师和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将《偷诗》搬上舞台，但此后并没有学生坚持下来。没有学生自愿长期学习这一曲艺形式，是目前莺歌柳书存在专业传承人较少的主要原因。（三）群众被隔离。在走访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有许多当地人对于莺歌柳书是处于完全不了解的状态，在很多人心中更是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原则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但莺歌柳书目前少有社会参与，当地人对当地的宝贵文化没有熟悉的认知；也就是郑长铃老师所提出的“民众被隔离”。民众被隔离，没有社会的广泛参与，这种保护终究是无根之木，事实上是对文化遗产的破坏。⑤民众参与进来，让更多青少年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中的学生们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熟知当地非遗文化是当前传承工作的重中之重。（四）精神财富不被重视。莺歌柳书这种文化表现形式已经与当代的社会生活有了隔阂与距离。隔阂越大，距离越远，消逝的速度便会越快。当代社会衍生出越来越多的艺术形式，传统的曲艺形式似乎不再符合大众审美。莺歌柳书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由许许多多精神财富累积而成，莺歌柳书面临失传足以以小见大，当精神财富一点点被剥离出去，可想我国传统文化将面临什么样的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根魄，我们如何挽救历史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⑥中第七条有明确对非遗文化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一）建档：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为申报项目建立完整的档案；（二）保存：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地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三）传承：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四）传播：利用节日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讨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该项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共享；（五）保护：采取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以保证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智力成果得到保存、传承和发展，保护该项遗产的传承人（团体）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所享有的权益，尤其要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或滥用。笔者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针对莺歌柳书存在的以上问题，总结出以下应对措施：分别从官方建设和艺人本身建设两个层面出发。（一）官方建设。1.相关文化宣传机构应加强对非遗文化的宣传工作。从官方层面让大众认识到非遗文化对我们的重要性。莺歌柳书已接近消逝，在此情况下应增加演出次数；增多演出场所；举办非遗文化的专场研讨会、展览会等等；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听见并感受传统文化。让非遗文化越来越多地走进博物馆、让越来越多的民众走进博物馆，任何文化形式的保护与传承都脱离不了群众，只有让大众了解认知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才得以更长久地存在。2.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虽然越来越多的文化被列入省级或国家级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保护单位之间分工不明确；被保护的文化被分层；文化遗产所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保护的认知发生偏差等。针对莺歌柳书的保护与传承，我们要认清一个实质问题，即我们要保护与传承的是莺歌柳书这一曲艺形式的技艺、唱腔、具体内容等多个方面；而不是片面地保护莺歌柳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名分。在实质性的保护工作上，不能让保护工作只是成为一个口号，不应把非遗名录项目从文化的整体性中抽离出来。目前莺歌柳书赖以生存的土壤是鲁西南菏泽地区，我们应把保护莺歌柳书所在地区的社区文化和民族文化同时注重起来，保护好生存环境，是非遗文化存续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保障非遗文化传承人的生活，只有传承人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化的建设中。3.当地教育部门应适当地对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与之包含的文化形式。培养当地青少年、高校学生学习传统曲艺，使其了解非遗，了解文化遗产对于当代社会、人类生存的重要性。教育部门可以提倡教师在音乐课堂和实践课堂中开展莺歌柳书的相关教学活动，教师与学生同时学习传统曲艺，为传统文化注入更多年轻的血液。相关单位已将遗产名录不断地更新、确认、立档、研究、保存，我们当代人的任务就是如何在生活学习中做到保护、宣传、弘扬、传承与振兴。（二）艺人建设。1.提高数字化。莺歌柳书发展到当前依旧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种保存传承方式虽然可以将艺术经验更直观地传达下去，但是显然也存在许多弊端。在条件的允许下，传承人可适当做好对当下曲艺的资料记录、视频记录，提高传统曲艺的理论化、多媒体化，让大众接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让传统文化跟上现代社会的步伐。2.增加市场化。面对莺歌柳书社会市场的急剧萎缩，艺人老师们应当在官方部门的帮扶下努力使这一曲艺形式走向市场，并开拓市场，让观众可以进入剧场欣赏莺歌柳书演出中所讲述的故事。3.推陈出新。历史留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固然宝贵，但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留存少不了创新。在传统曲目的基础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创新呢？我们应该创作出更多符合当下大众口味的作品，让越来越多的新一代人继续传播，以此形成良性循环。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自于历史，生存于当下，或存续于未来。保护与传承就是保护当下的文化遗产，传承历史遗留下的文化，在上迎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这个时代审美的艺术文化形式。我们每个人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从保护的角度而言：面对莺歌柳书这一即将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任重道远，我们应该消除隔阂，拉近大众与非遗文化的距离，带着合适的方法融入到非遗文化世界，其实恰巧是这些宝贵的非遗文化遗产丰富地服务于人类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②《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山东卷》（下）.第一版，北京：中国ISBN中心，1982年12月：第1281页。

③李梦华，《菏泽曲艺的“活化石”——莺歌柳书》，曲艺，2020.10。

④何丽丽，《山东柳子戏音乐文化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09.04。

篇3

一、档案网站参与非遗档案保护的必要性

（一）加速发展档案网站

档案网站是档案机构服务社会、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扩大档案工作影响力的重要平台。非遗档案中包含的文化是当地文明的浓缩与精华。根据用户需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积极开发、丰富的馆藏资源对档案网站展示内容进行丰富与优化，增加用户粘度，提高档案网站影响力成为地方档案信息网发展的一种趋势。

（二）非遗档案的深层次内涵需要档案网站进行展示

非遗档案文化是一定历史时期特定群体有关档案的行为方式与内涵，是非遗文化总体作用于档案而产生的价值。借助于档案所表现出来的非遗文化价值的深层结构是包含在记载内容中需要进行整合与理解的部分，这些就需要档案工作者进行发掘，易化难以理解的内容，对相关档案内容进行联系，使之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

二、省级档案网站非遗档案参与现状与分析

（一）同一项目的非遗档案分布零散

关于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虽然众多，但多以单件的方式进行展示，而非遵循非遗保护中的整体性保护原则，以全宗为原则进行保护。以非遗单项目为全宗档案网站数目仅占保存非遗档案的档案网站总数的53.33%，全宗原则是档案管理的基本单位，按全宗整理非遗档案，不论是从某一项目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概念与范围界定――建档――管档――档案开发利用，亦或是通过档案信息网的展示让公众对非遗项目有一个整体的、较为深刻的了解，按照全宗原则对档案进行展示均符合非遗档案的形成规律和特点。不遵循以非遗单项目为全宗的原理，相关的档案难以做到有机的联系。

（二）档案信息网站非遗展示同质化严重

一是各等级类目途径同质化。为14个可以找到非遗档案的档案信息网，链接类目级数多为1、2级符合用户查找习惯。连接选项档案文化出现频次为42.86%。展厅出现频次为26.67%。具有地方特色的连接名称仅占全部数量的26.67%，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的是一个区域的文化特点，展示非遗档案是用文化传承文明的过程，在网站各级类目的设计过程中应该融入本区域的特色，而不是于同化。

二是形式与内容同质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档案信息网中的展示形式以文字及其配图为主。总览30个省（直辖市）档案信息网对某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除了江西信息网在“公众互动”这一一级类目下设置了“视频点播”中有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赣剧――《悟空借扇》这一视频的展示，其他各省市非遗档案的展示多为文字与图片相结合的方式。有些只有较长篇幅的纯文字说明。

（三）更新不及时

多数档案信息网将某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传至其官方网站，就对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停止了跟进与及时更新。举例来说，黑龙江的方正剪纸和上海的女书传说最后更新时间均为2008年，距现在接近10年未有相关方面介绍，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辽宁的满族球类、福建的梅林戏、江西的赣剧――《悟空借扇》、山东的《红嫂》进京汇报演出（京剧）、云南的云南老戏台等。

三、结束语

随着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程度的逐渐加强和信息时代不断的前进，我国在非遗档案工作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公民参与程度、非遗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与开发和新媒体技术在展示中的应用等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我相信通过从各省（直辖市）档案信息网相关内容的实际调研中发现问题和国内优秀学者的不断探索，我国的非遗档案工作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2]韩英，章军杰.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源开发.档案学通讯.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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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莲・仁立时尚手工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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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邵晨霞（1972-），女，江苏常州人，江苏理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与服饰文化、非遗传承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6）29-0086-03

2014年《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中提到：“彰显苏南文化风采，要充分发掘苏南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丰富和提升文化内涵，突出地方文化特色，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将“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实施中华典籍整理工程”作为今后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1]。近年来，非遗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而家族传承又是非遗传承的主要途径。所谓家族传承，是指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中间进行技艺的传授和修习，过去的手工技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传承和延续的，然而，现在这种家族传承却面临人才缺乏而传承困难的窘境。

一、家族面临传承人才匮乏困境

2008年常州留青竹刻成功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常州的留青竹刻从业人员总共有几十人，其中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家族传承、家族对社会招收的学徒、留青竹刻爱好者。在这些人员组成中，家族传承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常州有三支家族传承着留青技艺。家族传承对留青技艺的保护与延续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容置疑的，如果没有家族的传承，技艺又如何能延续百年不断而流传至今？然而，从家族成员参与家族的实际人数来看，家族传承正面临人才缺乏的困境，在非遗的传承中，传承人是非遗传承链中最重要的承载者和传道者，他们是精湛技艺的掌握着，是文化遗产“活”的宝典。因此，传承人的数量及质量将直接影响着非遗的生存与发展态势，正如冯骥才先生所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就存活在这些杰出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天才的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往往还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的高峰。”[2]

如果没有了传承人，传承链就会中断而产生后继无人的现象，如果本来从事非遗的人数就少，再加上下一代接班的人数又在减少，只要每一代传承基因消失5%，过不了几代技艺就会灭绝。留青竹刻由于学习时间长，经济效益产生的时间也长，对于年轻一代的传承人来说，耐不住寂寞，看不到近期经济收益，是他们不愿传习非遗的最主要原因。家族作为一个传习所，不仅是技艺传授与交流的地方，也是积蓄人才的蓄水池，如果这个蓄水池积不到水源，技艺就会干枯衰竭。高职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基地，高职校非遗人才的培养可通过家族成员走进课堂传授“核心技艺”、设置课程内容与编写“留青”教材、参与工作室项目及拓展社会实践活动等一系列途径来实现。

二、职教家族“非遗”人才培养的对策

高职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实践应用型人才，而常州留青竹刻是一项对实践操作能力要求很高的技艺，这与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相符。传统的学徒制是一种古老的职业教育形式，在职业学校产生以前，这种以父子相传或师傅带徒弟、“做中学”的学徒制逐渐成为技艺传承的主要形式，成为几千年来手工业发展薪火传承的主要方式[3]。2013年教育部文化部国家民委出台的《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职业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载体。”在高职院校中培养非遗传承人，不仅可以解决家族传承人才紧缺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高职学生的职业选择。

（一）家族成员走进课堂，传授“核心技艺”

著名鉴赏家王世襄对留青竹刻的定义为：“留青乃用竹之青筠，留作微微高起之花纹，而以去筠之竹肌为地。竹筠洁如玉，竹肌有丝纹。竹筠色浅，年久呈微黄，竹肌则年愈久而色愈深。盖利用质地及色泽之差异，分为纹与地也留青刻画本，极饶变化。因青筠可全留、可多留、可少留、可不留。留愈少，竹肌之色愈外泛，故可假全留、多留、少留、不留，而生褪晕，分层次。明晦獾，因景而施，于是变幻诡谲，而色彩纷呈矣。”[4]留青竹刻作为一门小众艺术，并不为诸多人所知悉，在历史上的竹人名字也难见经传，而且历史上的竹刻作品多不署款，留青竹刻也是如此。过去，手工技艺只在家族内部进行传承的保守思想，源于手艺人“安身立命”的本能反应，不立文字，选用“口传心授”，是手艺人出于自身生存考虑而采用的不得已的措施。然而，要“活态”地保护非遗，就得打破原有家族观念，多招收学徒，传承“核心技艺”。所谓核心技艺，学者邱春林说：一项传统工艺的特色有时被材料的独特性所决定，有时被神秘的工艺流程所决定，有时被奇异的风格样式所决定，有时则全凭手艺人高超的技艺、技巧而决定。在材料、工艺、技巧、装饰背后，还存在着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那些能够跨越百年甚至千年而不衰的手工技艺背后，一定有人文价值的支撑，邱春林把这种决定某项手工技艺的特色以及形价值的技艺称为“核心技艺”[5]。留青竹刻的核心技艺包括刀具的磨制及“青筠五色”技法的表现，留青竹刻的刀具市场上没有现成的出售，只能靠艺人自己打磨，不同的刀具表现不同的技法；常州的留青竹刻以写意为主，写意注重竹筠的褪晕处理，画面生动、感染力强，通过到与竹所产生的自然肌理，表现出不同的墨韵。家族成员走进课堂，将核心技艺传授给学生，让学生成为精湛技艺的掌握着，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二）设置课程内容，编写“留青”教材

早在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指出：“教育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逐步将优秀的、体现民族精神与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编入有关教材，开始教学活动。”[6]《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条规定：“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7]然而，留青竹刻至今没有一本教材。最早写关于竹刻书是民国时期竹刻家金西写的《竹刻小言》，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却是史上第一本竹刻的专著；之后，王世襄又在金西的基础上写了《竹刻艺术》、《竹刻鉴赏》等书，而留青竹刻只是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内容简单介绍了一下，而要传习留青竹刻，必须要有一本专门的教材。教材的编写可以参考家族传承培养人才的固有模式，常州的徐氏竹刻传承人数最多，而且作品的精品数也多，根据徐氏竹刻第三代传承人徐雪草回忆，他上初中二年级时就开始学习留青竹刻了，学习具有固定的套路。首先，学习挑选竹材；其次，学习中国传统书画；再次，学习刀具的磨制与技法的表现；最后，进入自己创作阶段。因此，在高职校应设立相应的课程教学，如国画线描、国画花鸟、国画山水、国画人物、书法篆刻、刀具磨制、雕刻技法、美术史论等。此外，高职学生的文化素养也是很重要的，要成为大师型的传承人才，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学校教育在非遗文化传承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传习与培养，使高职学生提升综合素质，掌握专业技能，成为传承链中的接力者，以保障家族以及民族技艺的延续。

（三）参与工作室项目，拓展社会实践活动

工作室是家族传承“非遗”的主要场所，常州的几大留青竹刻家族都建有自己的工作室，这也是一个传习所，是培养后代传承的场所，后代在这里汲取营养，耳濡目染，锻炼技艺，成熟成才。工作室主要做两类作品：一类礼品，一类精品。高职学生可以参与到礼品的制作中去，礼品的制作并不复杂，定价也较低廉，高职学生通过做礼品，一方面可以了解市场需求，一方面可以有经济收入。此外，学校还应组织学生参观一些展览会，例如由江苏省工艺美术协会组织的精品展、江苏省文联举办的工艺美术博览会等，博览会除了展示留青竹刻作品外，还有玉雕、陶瓷、刺绣、木雕等，高职学生通过接触其他门类的艺术品，开阔视野，活跃思维，提高审美。2015年常州的徐氏竹刻在溧阳南山竹海旁的古松山庄建立了“采竹教育培训基地”，为采竹提供了场地，留青竹刻的选材很重要，因为选材直接关系到作品的最终效果。选材以江南地区常见的毛竹为主，一般选用3-5年龄的阴山竹，此类竹子竹青竹簧厚而坚实，所制器物牢固，而且竹青厚也适宜表现多种刀法和画面效果，选3-5年龄的竹子还应以节疤小而平、节距长而竹筒圆、色泽洁净的竹子为佳。竹子砍下后，要随即用山泉水清洗，并且立即放在锅中加明矾煮，新砍的竹子不会马上死，立刻煮熟就是将其纤维素收缩、凝固，如果不及时处理，没死的竹子还在呼吸，进行氧化，而它那时还在消耗营养，竹子的品质就会变差了。通过一系列的项目参与和实践活动，能够引导高职学生参与到其中，并从中感受与体验留青竹刻艺术，也增添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寓教于乐，使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更趋于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特点是什么呢？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规律是什么呢？是进化，靠传承而进化，在传承中进化[8]。由此可见，“传”与“承”是多么重要，没有传承又何谈进化？这也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特点，就是“口传心授”。如果没有了传承人，传承链就会中断而产生后继无人的现象，因此，要活态地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要在家族以外广招弟子，高职校充足的生源能够让家族传承吸纳更多的人才，只有参与的人数多了，才越能够出精品，也就越能够保护和延续好留青竹刻技艺。

参考文献：

[1]孟繁玮.手工养民――吕品田谈“振兴传统工艺”[J].美术观察，2016（4）：5-9.

[2]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命名工作手册[Z].2005：11.

[3]唐利群.传统师徒相授与现代学徒制融通的湘绣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教育教学论坛，2015（50）：179-180.

[4]金西，王世襄.竹刻艺术[M].北京：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38.

[5]邱春林.守住核心技艺――以大理白族扎染为例谈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方式保护[J].美术观察，2009（7）：11-13.

篇6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明确指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①以江西鄱阳湖为核心、由九市38个县（市、区）所组成的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随着2009年12月国务院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正式批复，经济文化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已经成为该区创新保护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产业的重要任务。

一、建立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遗数据库的价值

国内已经初步建立起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据库，较成功的有 “蜀风雅韵——成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全国文化资源共享网站等。

目前，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尚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据调查，一是所建数据库数量很少，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所辖38个县、市、区，建库数量仅为8个，建库率仅为21%。二是质量不高，无论是表现内容，还是表现形式，均过于单一，难以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着手建设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遗数据库，成为保护这一区域非遗资源的迫切任务，具有重大价值：

从理论价值上看，该数据库的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记录和保留，以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填补了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空白，丰富了此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从实际应用价值上看，该数据库的建设，能实现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共享，为专家学者研究、改革、创新提供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与服务平台，有助于教学、科研与地方经济建设的深度融合，有利于打造特色文化产业，实现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目标，为江西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作贡献。

二、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家级、省级非遗资源状况

江西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以之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区，范围包括南昌、景德镇、鹰潭3市以及九江、新余、抚州、宜春、上饶、吉安的部分县（市、区），共38个县（市、区），范围较广。江西鄱阳湖经济生态经济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特色浓郁，至2011年，先后三批获批的国家级、省级“非遗”保护项目共有152项，其中国家级20项，省级132项。

从数量上看，获批国家级、省级的“非遗”项目资源分布范围广，但主要集中在九江市、南昌市、宜春市三市。其中九江市辖最多，南昌市次之。宜春地区是非遗资源的集中地，所辖区只有3个县、市、区，但获批总数却多达23个，居总数第三。

从项目等级来看：国家级项目中，九江市居第一，南昌市与宜春市并居第二。省级项目则南昌市为最多，九江市居第二，宜春市排第三。见表1。

表1：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分布统计表

三、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内容构成

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历史悠久、积淀厚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至2011年止，其中获国家级、省级立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品种繁多，具体包括：

第一类：民间文学类：共计9项省级项目。民间文学类主要以传说为主，故事曲折感人，既有重在表现人们智慧的《景德镇民间故事——瓷窑的传说》，也有演绎动人爱情故事的《南昌萧峰萧史吹萧引凤故事》、《彭泽小姑与彭郎传说》。

第二类：传统音乐类：共有14项，其中国家级2项，省级12项。内容极其丰富，有热情悠扬的山歌、渔歌、秧号、排工号子、打鼓歌，也有庄重、肃穆的《龙虎山正一天师道道教音乐》，还有沿袭千年古音的《楚调唐音歌吟》。

第三类：传统舞蹈类：共计22项，其中国家级1项、省级21项。大多以各地民间灯彩为主，在道具制作、表演形式上注重中国人所崇拜的龙、狮、凤凰等造型，如《进贤罗家狮舞》、《青山湖双龙戏珠》、《渝水凤凰舞》等。

第四类：传统戏剧类：共计17项，其中国家级5项、省级12项。以各地采茶戏为主，如《高安采茶戏》、《抚州采茶戏》、《南昌采茶戏》、《武宁采茶戏》、《瑞昌采茶戏》、《九江采茶戏》等，内容结合采茶劳动生活，乡情浓郁；唱词和念白，大量运用民间俗语和歇后语，通俗易懂，活泼风趣。

第五类：曲艺类：共计9项省级项目。汇集了各种表演技巧，有以鼓伴奏的田野山歌《武宁打鼓歌》，有以“曲艺本调”、“曲艺哭调”为主要曲牌的民间曲艺《新干摇钱树（莲花落）》、有早年鄱阳湖畔最为流行、具有浓郁水乡风情的农家休闲取乐的击乐曲艺《鄱阳渔鼓》、还有以滑稽笑话表演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誉的《筱贵林南昌谐谑故事》。

第六类：杂技与竞技类：共计2项省级项目。数量少但特色明显，其中的《丰城岳家狮》，内容以岳飞的《满江红》为基调，将意、念、形、态共冶一炉，将武术、舞美揉为一体，用舞姿展示书法，以武技体现剧情，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雅的艺术玄机。

第七类：传统美术类：共计13项，其中国家级5项、省级8项。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瓷板画、剪纸、竹编、草龙、陶瓷美术、微雕、木雕等。尤以剪纸为多，有《瑞昌剪纸》、《新干剪纸》、《樟树剪纸》，虽为同一艺术形式，却各具地方特色。

第八类：传统技艺类：共计38项，其中国家级4项，省级34项。数量居各类之首，涉及领域广，包括瓷、砚、漆、戏台、竹器、酒、米粉、红茶、雕刻、糕点、刺绣、冻米糖、腐竹、茶饼、豆豉、毛笔、草龙等数十种物品，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辛勤智慧。最突出的是景德镇制瓷技艺，有《景德镇传统瓷窑作坊营造技艺》等多达7项获批为国家与省级非遗项目。

第九类：传统医药类：共计5项省级项目。包括来自民间个体的医治经验，如《万年张氏中医药烧烫疗法》、《丰城谌母医药疗法》、《九江王万和中医药疗法》等，还有具历史、成体系的中药炮制技艺，如《樟树中药材炮 制技艺》。

第十类：民俗类：共计22项，其中国家级3项，省级19项。争奇斗艳，尽显各地千年风俗。不论是庙会、捕鱼、斗牛，还是制药、制瓷、做粑，也不论是新婚、还是过年、端午，均形成了传统特色，凝聚成世世代代的精神力量。其中《西山万寿宫庙会》现在已成为政府支持的每年按时举办的盛大节日。

四、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遗数据库的建设思路

目前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非遗数据库建设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建设平台显杂乱，非遗特色不明显；二是建设形式欠丰富，数字化程度不高；三是建设效果低效益，缺少市场化运作。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注重建设平台的规范化，增强使用效果。

科学的数据库管理模式至少包含规范化的工作流程、规范化的信息存储与数据交换格式、相匹配的管理信息系统软件这三个方面。②而系统软件的选择是信息管理中非常关键的一个环节。数据库管理系统中，数据的标引、分编、检索点选取没有统一的标准和严格和质量控制，由此造成数据库的兼容性与互操作性差，原始数据处理不完备、不准确、不规范、不统一，从而影响了数据库的共享，限制了数据库作用的发挥。③

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范围广、非遗文化主管单位多系统（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图书馆、文化馆）、多层级（市级、县级），各单位所采用的建库平台各不相同，缺少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导致数据库管理系统的标引系统、检索系统、操作系统不同、数据库的格式与字段不统一，这严重影响了资源的使用效果和传播效果。

因此，在建库平台上，江西省文化厅可以在调查研究总结的基础上，选定一套既易于操作、又适合非遗特色的建库软件，以文件形式要求所辖区域执行，这有利于信息的储存、使用和传播。

2、注重资源的动态管理，提高数字化程度。

非遗资源数据库的管理包含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两方面。从非遗保护工作的发展来看，国家每两年评选一次，项目数量在不断地增加，这就影响到相关的名录管理、传承人管理、保护载体管理体系。从现实来讲，目前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所建数据库在形式上，静态重于动态。调查发现，图书馆系统所建数据库暂无作品介绍，以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系统和文化馆系统的5个数据库，均只有文字表现，采用图片、录音、视频形式的竞然为零。因此，建设形式上，静态重于动态、文字多于图片、视频；建设手段上，传统方法重于现代数字化，网站少、无Flash、3D、动漫等现代数字化手段运用。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产品的消费也不例外。“非遗”类型丰富，文字的形式已不能充分表现非遗项目的特色，也不能满足现代文化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只有综合利用多种现代数字技术，以动感的形式展示非遗项目，才能产生吸引力。

因此，注重非遗资源的动态管理，提高数字化程度，既是新的市场营销环境下迎合文化消费者的必然趋势，也是建立非遗数据库、进行文化创新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3、注重多元化共享机制，建立市场化观念。

非遗数据库的价值在于保护、传承，并使之产生效益。既要社会效益，也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是经济效益实现的前提，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持续的保证。

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目前所建数据库基本上呈现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低状态，一方面数据库数量少、信息缺、检索难、互动性弱、传播范围窄，难于提供有益的信息，难以给人带来精神享受，无法产生社会效益。同时，在运作方式上，资金、人力、物力皆依靠政府，尚未能有市场化运作意识，未能形成政府、企业、高校之间的联动，未能形成文化与旅游、服务等产业之间的联动，因此未能充分发挥文化的商业价值，经济效益较差。

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合一的关键在于树立市场观念，建立共享机制。

其一、改变各主一方的状态，实现建设主体的共享。打破系统、行业、地区界限，实现政府“与当地大专院校、图书馆、宣传部、文化局、群众艺术团体、档案馆、史志办以及博物馆等进行合作，实现资源、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优势互补，走联合建库之路，实现资源共享、共同收益。④

其二、改变单靠政府出资的方式，实现运营方式的共享。建立政府引导、企业参与、非营利组织支持的多元共建机制，采用独资、合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⑤事实上，云南东阳科技有限公司建立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专题数据库》，就是多元共享机制下非遗文化产品市场化运作的成功借鉴。

① 国务院办公厅[2005]18号文件《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② 雷国洪，《五个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需求》[三峡论坛]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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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人们更加追求生活的快节奏，而对于需要长时间潜心钻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则面临巨大的挑战。基于对人类文明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 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应该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

该《公约》所规定的“保护”的性质就是公共管理的保护。公共管理的保护指的是政府、国家、非营利机构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行为，如组织开展普查、建档、研究、保存、传承、弘扬等，以及为实现这些保护行为而提供相应的财政、行政、技术等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首先要受到重视，其前提则必须是扩大知名度。而我们许多政府机构并没有这样的意识，没有开拓的眼光，只把精力投入到如何向上级主管单位申请资金，而没有深层次地去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活态性保护是国际保护模式的新特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各国政府的法规、文件都明确鼓励人们要用数字化等技术手段开展非遗保护，美国、英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些发达程度较高的国家已经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前沿性探索，产生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成功案例，如法国的“卢浮宫数字化项目”，意大利的“数字化米开朗基罗计划”“罗马大剧场数字化项目”、日本的“奥兹地区的活态文化遗产狮子舞的数字化保护工程”等。

而我国于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指出 “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2011 年正式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明确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这些都为政府机构采用数字化技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法律和制度的支持。

1政府机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职责和面临的问题

随着我国对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视，一系列相关政府机构、第三方机构和民间团体保护组织相继成立。在中央九部委设立共同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文化部直属的社会文化司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分别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地方有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中心等，各级群众文化事业单位也相继挂牌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收集、整理、研究，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展示、宣传活动，指导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等。由此可见，在现阶段政府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中的主导力量，政府保护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特征。公共管理组织尤其是政府机构，在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宣传活动、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上有职能性的优势。

但是在国家如此大力气地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建设力度的同时，针对于当前的保护机制，政府却有时缺乏前瞻性和前沿性。近几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中的新方式是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但由于政府机构管理者一般是管理专业出身，在当今数字技术发达的今天，对现代高科技应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意识不强。即使有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来保护的想法，但是如何高效地利用，却也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新问题。

2公共管理机构利用网络数字技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制

2.1积极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站和数字博物馆

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留，可以采用先进的数字技术手段来实现。其中相关网站和数字博物馆的建设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力军。

一般而言，若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较多，可以单独设立专门的网站进行宣传和介绍，包括项目名称、项目介绍、传承人信息等；若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多，就直接可在当地政府网站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专题专刊”，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相关的保护工作。网站的建设还要注意不但有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共同之处，同时还要有自己的非遗项目的地方特色。

数字博物馆则是通过高科技的数字化技术和互联网平台进行展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从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信息交流。目前，各地文化主管部门陆续建立了具有地域特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

这些网站和图书馆在宣传、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交流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2利用数字拍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2.2.1借鉴国外的纪录片拍摄技术

2008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敦煌莫高窟：美的全貌》是首次借助使用高清摄像机拍摄并公开30个洞窟的敦煌壁画，拍摄内容之精、画面之美、解说之妙都是目前国内的电视台所很少能达到的。

政府机构可以与这些制作公司或电系，制作专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纪录片，一方面可以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是“图+文”化的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风采。

2.2.2科教片的录制

对于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的精湛的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譬如在日本一些地区，为防止有些技艺的传承人离世后技艺失传，定期会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非文物）拆毁后重建，其主要目的在于将整个修建建筑物的技艺重新使用，以期用这样的方式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技艺。

但由于在我国这样的建筑技艺较多，如采用日本的这种保护方式，首先在财力上是不允许的，但是可以选择将整个建造技艺用数字技术跟踪拍摄下来，以便留给后世。即使传承人离世后，当人们需要学习此项技艺时，可以借鉴传承人生前留下的图像资料进行学习。

当然，有些传承的技艺是历代家族式的继承，是否允许公开拍摄，这也需要政府相关机构与传承人进行沟通和协调。

2.2.3宣传片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中可以看出其具有两大特征：传统性和活态性。传统的旧东西要在现代社会中传承下去，关键看是否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活态性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大势所趋。

在201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陕西华阴老腔、云南彝族海菜腔、福建泉州木偶、江西杖头木偶等优秀非遗文化的亮相，极大提高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国内外的知名度。而众所周知的昆曲、京剧、书法、剪纸、篆刻等都具有极高的知名度，有知名度才会有发展的市场。

扩大知名度的最为快捷的方式是拍摄宣传片，譬如将中国的春节列合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呼声近几年来非常高，在2015年2月12日，被誉为全球华人“年夜饭”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宣传片，首次亮相纽约时报广场“中国屏”，让美国民众近距离感受到中国春节传统的文化气息。这便是一次很好展示自己文化特色的机会，播出的宣传片表现中国人民欢乐喜庆的场景，既表现了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独特魅力，突出春节阖家欢乐的主题，又展示出当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追求幸福和谐的现实风貌，是对于中国春节很好的宣传。

3利用“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模式来保护遗产

2016年春节前夕，1月22日，由文化部认可、在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交易平台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淘宝众筹”，联合“故宫淘宝”发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众筹项目上线。项目的年货作品由“故宫淘宝”提供设计方案，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手工制作完成。其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称号的高密剪纸老艺人范祚信与“故宫淘宝”合作，在淘宝众筹上线了康熙御笔福字、帝后赐福等多款剪纸，仅仅半天就吸引到5730人支持参与，筹款超过13万元，项目达成率1300%。阿里巴巴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阿里未来将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探索更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让人们、特别是年轻群体体验到传统手工艺的精妙。

这是一次商业团体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完美结合，这体现了“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运作模式，也是成功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方式，符合现代年轻人的购物习惯和消费心理，不让“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古传古，而是适应新的时展和新的需求，真正做到了“取之传统、适于当下”的原则，是一种活态的保护形式。

互联网时代正在改变世界，如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产业链的形式移居互联网上，一方面管理机构可以获取使用互联网模式下收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数据信息；另一方面可用互联网聚集许多优秀的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艺术大家和设计大师。利用网络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媒体宣传平台的广泛；利用互联网跨时空的全方位学习和营销方式，从而连接最广阔区域的学习者和消费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以前毫无生气全部靠政府的静态保护模式逐渐转变成充满活力的动态保护模式，与时俱进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构的工作发展方向。

篇8

培训的独门秘籍

“年轻人对传统失去了兴趣”、“民间手工艺继承人日渐式微”……媒体上的各种负面信息似乎将“传统文化进行了“已到绝境”的定性。然而，中国泥人博物馆（以下简称“泥博馆”）的一份调查表却让人喜出望外：抽查无锡市部分中小学生，99.8%的学生非常喜欢学校开展的手工文化专题活动，其中34%的学生认为自己收获颇丰。

为了顺应孩子心愿，泥博馆在2013年4月成立了“无锡手工文化基地”，开启了泥人培训课程。只要给博物馆打个电话，通过组团预约的方式，相关人员就会安排当地有名的泥人工艺师进行授课。

“先花半小时参观博物馆，和泥人‘培养’下感情，然后再用1个半小时学习泥人制作技艺。”丁嗣康介绍，这种先酝酿情感再学习的模式能极大提高孩子的兴趣。就连很多大人在参观完博物馆后，也想捏上一个泥人，留作纪念。

赶上“非遗保护”的天时，占据博物馆的地利，剩下的就是人和了。泥博馆在招收学员时很有诀窍，除了利用网站、微博、微信等宣传平台之外，员工们还加入了“妈妈群”，在里面“招兵买马”。学做泥人既能发扬传统文化，又可以增进母子之间的亲情，一举两得的做法受到很多妈妈的青睐。更重要的是，“妈妈群”遍布全国，相互之间都有联系，在网上秀一下与孩子制作泥人的亲昵场面，也间接宣传了泥人文化，进而吸引更多的手工爱好者慕名前来。

和“妈妈群”接触，可谓手工培训的独门秘籍，屡试不爽。

“传统”不能免费

就在培训课程办得风生水起时，一个张姓小伙却引起了泥博馆的注意。“我想认真学习泥人技艺。这里有可以深入学习的培训班吗？”小张是一名白领，很想在捏制泥人上有所造诣。后来陆续有人问了同样的问题，他们想利用空余时间学到泥人制作的精髓。

专事专办！泥博馆快速回应，为这些特殊群体开设“大师级”培训班。然而，学员们的水平却参差不齐，有些甚至连基本的构图绘画都不了解。因此泥博馆会对个人进行考核，再按照能力将他们分班：初级班从基本的构图绘画教起；中级班可直接学习泥人制作技艺；至于高级班，则以培养“大师”或是“传承人”为目标。毕竟学一门手艺是要功底的，没有功底的只能从头学起，一步一个脚印。

“培训时我们会收取活动成本费用，一般游客组团前来我们收45元/人，遇上小孩子玩泥人更优惠点，更多时候还要提供点泥人奖品来鼓励哦。”关于收费问题，丁嗣康之前曾考虑过是否要免费，毕竟泥博馆是事业单位，无偿推广非遗文化理所应当，不过经过考察调研后，发现并不是他所想的那样。“免费的培训没有约束力，别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另外我们收的也就是泥料成本费，算是AA制。”丁嗣康最终还是决定采取收费制，并许诺，如果因为特殊原因请假缺课的，工作人员会单独安排泥人工艺师给学员补课，采取人性化教学。

近几个月，受到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的启发，丁嗣康决定接触“爸爸群”。了解到很多做爸爸的人都对皮艺感兴趣，泥博馆又准备开设皮艺亲子班。做传统手工培训的时候，也不能忽略时代潮流，将传统与时代相结合，将多种丰富的手工活动组合在一起，才能使培训班更加兴旺。

时代在前进，博物馆也发生着微妙地转化。单纯展示已成为过去，如今各大博物馆开始向着多元化发展推出丰富多彩的手工DIY活动。在不久的将来，博物馆与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紧密，成为寓教于乐的人生课堂！

博物馆手工课程推荐

上海玻璃博物馆

好玻璃是“吹”出来的！在火与吹管交融的瞬间，吹管另一端的玻璃造型完全取决于你的喜好。在上海玻璃博物馆DIY创意工坊里，各个年龄层的朋友都能享受到多种玻璃DIY项目，无需任何操作经验，由上海玻璃博物馆的专业技师指导，让你亲身参与热玻璃吹制、灯工制作、热熔玻璃、喷砂玻璃等一系列玻璃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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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做灯笼、春暖放风筝、粽香端午缝香包……这些美好的回忆如今得以重现。每个节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都安排了传统手工制作活动，给传统节日和休闲时光平添一份喜庆！此外，博物院还安排了传统手工剪纸、编结玉饰、豆画等特色课程，精彩不容错过。

地址：陕西省宝鸡市中华石鼓园

联系方式：0917—2769016

温州博物馆

篇9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格萨尔王的故里、嘉绒文化中心、茶马古道中枢、康定情歌的故乡，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甘孜州也是中国第二大藏区，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00余项。其中，国家级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目，国家级舞蹈类3项，国家级传统戏剧类3项，省级民间音乐、舞蹈类55项，传统戏剧8项，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地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的精神和有关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甘孜州也于2013年8月1日执行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充分发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

（一）遗产的地理位置及分布状况

甘孜州面积有15.3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四川面积的三分之一，处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本土藏族人口占78.4%，汉族、彝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25个民族，均以大范围聚居与小范围杂居的形式，分布在全州。甘孜州1市与17县中，由于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交通仍然不便利。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利的康定、九龙、甘孜、巴塘、德格、色达、道孚等地区。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有第一批申报国家级非遗产项目的巴塘弦子、玛达咪山歌和川族山歌。第二批申报成功的甘孜州得荣学羌，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增加的甘孜锅庄、马奈锅庄。传统戏剧包含有德格格萨尔藏戏、巴塘藏戏、色达藏戏。省级项目中，甘孜有顶毪衫歌、康定溜溜调、扎坝嘛呢舞、热巴舞、甘孜踢踏、真达锅庄、木雅锅庄、丹巴阿克日翁（兔儿锅庄）、乡城恰热（疯装锅庄）、新龙锅庄、德格卓且、岚安锅庄、理塘锅庄、木雅藏戏、理塘藏戏，以及甘孜州色达文化旅游局申报的骨笛。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绩

1.《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和实施

2013年，甘孜州通过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标志着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也充分体现了甘孜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支持。该条例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性文件，为保护的规划实施等做了详尽的指导。比如拟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建立非遗档案与数据库，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准确采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名录》，对濒危遗产进行重点保护。该条例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如：民俗、传统手工艺、传统民间医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同时，条例对保护内容、经费支持、科研、保护团体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甘孜州采取多样的形式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甘孜州政府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甘孜州各市、县均设有文化局、文化馆，部分地区设置有非遗传习所。州各级政府部门在非遗项目申报，认定非遗项目传承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比重大。同时，甘孜州还打造藏彝走廊民歌大赛、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等活动，加大了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活动。尤其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设立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展示、开发、利用的平台。2009年5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是本地优秀文化展示的重要平台。坐落在跑马山脚的博物馆共三层，第一、二层分别陈列藏民族服饰、农耕系列、唐卡艺术、经版印刷、藏医药类，展厅的三层为民族歌舞视听大厅，参观人员能在博物馆里感受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同时，这也是非遗重要的保护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诠释了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项目，也意味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加了博物馆保护的模式。

除此以外，甘孜州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以拓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途径。甘孜州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与西南民族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签署协议，甘孜州将为西南民族大学提供研发基地及教育培训实践基地等支持，而西南民大方面将则为对方提供培养、培训各类相关人才，中国音乐学院与甘孜州共同建设民族音乐研究教学实践基地。同时，甘孜州本土民族高校也专门设立了康巴歌舞音乐研究所，康巴文献馆等机构，力图在加强非物质文化学术研究的同时，能够为藏区培养后备队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人才支撑平台。

3.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

甘孜州学者们对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极为重视，在涌现了大量的科研成果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一批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颇有研究的专家和学术研究团队。

杨嘉铭、林俊华、赵勇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杨嘉铭在《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的亮点―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几个常识性概念》一文中，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提出宝贵的指导。林俊华主要从事四川藏区历史、文化、音乐研究，其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并获奖。其中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康巴藏族民间歌舞艺术的调查与研究》，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采录、整理详尽，同时对遗产的保护，也起到重要作用。赵勇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其发表的《甘孜州音乐舞蹈类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述略》《川族民歌类型及特征述略在遗产的特点》等均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彭绍文、蔡川、王博等研究人员，开始对当地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初步研究，涌现部分研究成果，如：《甘孜藏区不同锅庄艺术风格异同研究》《川西康巴高原的明珠――“新龙锅庄”述略》《民族高校传承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文化遗产优势述略》《民族院校音乐欣赏教学启示――保护、传承与发展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态音乐艺术》等。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即使甘孜州政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还有许多的难题。

1.生活与劳作方式的改变使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土壤变质

在甘孜州调研与采访过程中发现，即使身处在高原地区的人们受到信息、交通等问题的阻挠，也挡不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当地生活习俗与劳作方式的冲击。往内地与城市迁徙，是大趋势。除去老人们熟知当地传统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青年一代，普遍不会演唱与表演，更谈不上对遗产的保护。

2.母语环境及文化的缺失与传承人老龄化增加了保护和传承的难度

甘孜藏区母语环境有其特殊性。州内有接近十种独立的语言，大多具有唯一性。多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民歌，都具有母语文化特点，在音乐文化保护的同时，因为母语文化的消逝，音乐文化保护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如国家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玛达咪山歌由纳木日语歌唱，但其主要传承地甘孜州九龙县子耳乡会说纳木日语言的不足30人。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真正能够参与的人数，在全国仅仅几十人。母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将是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大难题。同时，在年龄结构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绝大部分传承人均为老者，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人亡艺绝的尴尬境地。

3.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缺乏专业类人才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对人才的专业性有较高的要求。目前，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极少，能够完成文字记录、整理、采录等的传承人更是微乎其微。部分国家认定的传承人除在非遗传习所教习，接受研究人员、文化部分采录演唱或者展示，其余时间主要务农或者经商，没有成为专职人员。传承人在的文化水平和音乐素养极度缺乏，也缺乏这方面的培训。

同时，甘孜州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专业人才相对匮乏，部分文化部门，几乎没有正规军，主要从舞蹈、歌唱者中吸纳，提拔部分文艺干部，缺乏音乐专业人才，更缺乏音乐类非遗保护专家。因此，如何解决传承和保护的人才缺口，提高传承和保护的意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四、结语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和保护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为了更好地保护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各部门需要更多的思考，不仅仅是政策法规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憾保护的实施程度。本土高校则可以在加强传承人和学生的保护意识培训，进一步开发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和教材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随着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其努力，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必然能够迈向新的台阶。

基金项目：

篇10

砚一一中国的文房用具，从来都与笔、墨、纸齐名。唐以来，四大名砚发端，其中，歙砚以独特的品质赢得皇室贵胄及各界文士的青睐。如今，砚台不再是我们书写的必需品，甚至只充当案头摆设，但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蕴含着无数匠人的巧思与寄意，对传续中国文房文化，以及中国人文精神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

一、歙砚的发展历程

好砚源于好石。歙石以婺源与歙县交界处的龙尾山下溪涧为最优，因此，人们常把歙砚称为龙尾砚。而砚的起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当时的研磨器被认为是砚台的雏形。及至汉代，砚台有了纹饰雕刻，砚面也出现了墨堂、墨池的功能分区。随着制砚技术的不断成熟，唐代采取专用砚石制砚，四大名砚（歙砚、端砚、洮河砚、澄泥砚）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雏形。自此，歙砚以独特的石质、石纹、石色，被奉为御赐品，广受追捧与好评。唐代文学家李山甫不惜赞叹道：“追逐他山石，方圆一勺深，抱才唯守墨，求用每虚心。波浪因纹起，尘埃为废侵，凭君更研究，何帚值千金。”

如果说唐代是歙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那么宋代便是歙砚兴盛的又一个“春天”。在这个崇文抑武、文人至上的朝代，歙砚艺术达到顶峰状态，出现了线雕、浮雕、阳雕，运用歙石星晕纹路的技巧，雕刻手法日趋完善。

然而受战乱影响，元代歙砚技术有所退步。加上采石时疏忽保护，歙砚石坑洞不断崩塌，歙砚生产每况愈下。直至明清时期，歙砚才慢慢恢复生产。但好景不长，民国时期再次停产，解放后恢复正常。

几经波折，如今的歙砚工艺集成了唐宋制砚技艺的精华，成为书画爱好者与收藏家眼中的珍品。2006年5月20日，歙砚制作技艺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正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履行着文化传承的使命。

二、歙砚的当代价值

歙砚被如此“厚爱”，当然与其自身品质和内在价值有关。南唐后主李煜视歙砚为“天下冠”，专门在歙州设置“砚务”及“砚务官”，为皇室制作佳砚；宋代文学大家苏轼对砚石情有独钟，亲自设计抄手砚，在《龙尾砚歌并序》一文中称道“君看龙尾岂石材，玉德金声寓于石。与天作石来几时，与人作砚初不辞”；黄庭坚更是赋诗称赞：“不轻不燥禀凛然，重视温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

为一睹歙砚的风采，以下将选取两种经典砚式聊供赏析。

唐代箕形歙砚，长19.4厘米，上宽11.4厘米，下宽13.5厘米，高2.5厘米。1958年出土于安徽省合肥市，现收藏于安徽博物院。砚作箕形状，底部前端有二方足，呈现出前高后低的形状。砚石呈淡青色，质地细腻，形制古朴，无多余的线条纹饰，为早期歙砚的典型（见图1）

。

宋代枣心眉纹歙砚，长21.3厘米，宽13.5厘米，高2.5厘米。1953年出土于安徽省歙县小北门宋代窖藏。砚心由椭圆形眉纹石片嵌入砚体而成，可取出（见图2）。这种巧妙的设计，为古砚形制之最奇特者。

尽管各个时代的歙砚技艺与风格不尽相同，但歙砚魅力不减，便在于它的“秀外慧中”一一集实用性、艺术性、收藏性为一体。

（一）实用价值

歙砚的石料产于黄山山脉与天目山、白际山之间，其石质温润莹洁，宛如“孩儿面”，具有不吸水、不拒墨、不损笔、贮水不涸、易清洗的特质。徐毅在《歙砚辑考》中便提到：“凡石质坚者必不嫩，润者必多滑，惟歙砚则嫩而坚，润而不滑，叩之有声，抚之若肤，磨之如锋，兼以纹理烂漫，色拟碧天，虽用久之，涤之略无墨渍，此其所以远过于端溪也。”

歙石从纹色上可分为罗纹、眉子、金星、银星等几类，其中以罗纹、眉子奇特者为上品，而犀罗纹、暗细罗纹又为最名贵的。歙石中的金星、金晕虽属硫化铁一类的顽杂之物，但其特有的明丽色泽恰巧又成为一大特色。有经验的制砚家会巧妙地运用歙石的瑕疵，造出意料外的视觉效果。

（二）艺术价值

歙砚的雕刻技艺继承了宋砚古朴雅洁的风格，也吸收了徽雕技术的精华。一方好砚需要经历整形、立图、破刻的复杂程序。雕刻过程中又要“因材施刻”，灵活运用“敲、靠、扎、冲、破、剔、磨、过、渡、带”等手法，所以，每一方砚都是匠心独运的成果。触感细腻的石材，形象生动的造型，自然雅致的风格，一枚歙砚置于案头，自然平添了一份儒雅的艺术气息。

（三）收藏价值

当然，砚台不仅仅是案头的一方文房器物，它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更值得人们珍视、传续。砚雕与绘画、文学有所关联，它的构图、风格通常带有一个时代特有的审美情趣与精神风貌。砚台上的题铭及古人传续的痕迹，更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物证。如此看来，收藏家竞相争求好砚便不足为奇了。

三、歙砚的传承状况与困境

时至今日，歙砚这门技艺正以师徒传承的方式保留着。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传承使命显得意义重大。

（一）传承现状

1.歙砚生产性保护现状

为宣传歙砚文化，满足顾客的购买需求，歙砚凭借“非遗热”的大势，知名度不断提升，尤以歙县、婺源等为主要的供应地。在黄山市屯溪区和歙县还分别建有专业的传习基地――歙砚世家暨黄山市王祖伟砚雕艺术中心和安徽省行知中学。入选第一批歙砚传承人的曹阶铭，师从砚雕世家汪律森、方见尘，曾任安徽省歙县工艺厂（安徽歙砚厂）副厂长、歙砚研究所副所长。他在企业内亲自带出数十名砚雕新秀，并与安徽省行知中学合作开办砚雕美术班，亲自教授歙砚制作技艺。目前，歙砚传习基地继续带徒传艺的机制，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进行开发、传承活动。市面上以曹阶铭、吴锦华、朱岱、王祖伟、胡中泰等歙雕家的作品最具歙砚技艺的代表性，深受消费者喜爱（见图3、图4）。

就在国内市场这个主阵地上，歙砚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重新获得了大众的认知，成为文房界、工艺行当的宠儿。然而，其保护现状并非乐观。在“非遗”这一热频词的背后，隐现出市场的躁动与传承的危机。譬如，旅游景区的歙砚商品，大多就粗制滥造，甚至名不副实，为歙砚技艺的传承埋下了隐患。

2.歙砚传承人现状

歙砚的传承，亟待后继之才。目前，安徽省国家级歙砚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有曹阶铭（第一批）、郑寒（第三批）、王祖伟（第四批）；省级歙砚代表性传承人除了以上提到的郑寒（第一批）、王祖伟（第二批），还有方见尘、程苏禄、蔡永江（第三批）。不过，出师是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完整的传艺程序要经历选徒、收徒、授徒、出徒，这不仅要求学徒要掌握基本的砚雕知识与技法，还需要一定的悟性，去领会琢磨歙砚的艺术内涵。如今，歙砚的传承人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但是传承人技术水平还属于参差不齐的状态，没有形成层次分明的传承梯队。

（二）传承困境

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但我国的非遗保护起步晚、层次低，许多传承问题不可规避。

1.传承意识的淡薄

非遗的概念在我国宣传的时间不长，很多人闻其名而不知其深意。加之，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任务落在了少数人的肩上。以歙砚技艺为例，一门技艺的传承实际上是“民间智慧”的传承，这种传承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但现在人们弘扬非遗文化的自觉意识还比较薄弱，大多因为政府的鼓励、申报项目的好处才又重新重视起来，而利益链外的人主要采取“观望”态度。传承的积极性与参与性不高，导致非遗的保护落不到实处。

另外，由于缺少大众的参与与监督，传承思维容易形成固式。几个制砚师的力量是微小的，他们可能精于歙砚的雕刻技术，却不一定对非遗项目的保护、传承驾轻就熟。这就需要非遗传承人与非遗工作者、政府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2.传承梯队的缺失

不同类型的非遗项目对应不同的保护方式。针对歙砚制作这类手工技艺，首要的就是结合歙砚自身生产性、效益性的规律，以生产性保护的方式传承下去。但缺乏后继人才是当前及将来都要面临的难题。一方面，歙砚技艺的许多鬼斧神工易学难精，难以照搬照旧，出师须花大把时间；另一方面，尽管延续了师徒制，但还未建成层次分明的传承梯队。没有明确的传承梯队，后继者的创新力与实践力便不能充分发挥出来，造成传承断代的危机。

3.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

在“非遗热”势头下，如何保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是歙砚传承中的又一大难题。为了保障传承人及各个利益链的经济效益，制砚商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准则，生产大批拥有繁复雕花的砚台。在赢取经济利益的时候，渐渐丧失了歙砚技艺的精髓以及传承的本意。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失衡，使歙砚技艺的传承有可能沦陷在商品经济之中。

四、歙砚的开发策略与传承反思

（一）关于歙砚开发的建议

为使保护具有意义，培养人才、建立品牌、加强合作乃当务之急。

1.加快传承梯队的构建

乌丙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一书就介绍到：“带徒传艺活动，作为一种千百年来沿袭下来的民间艺术传承机制，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能技巧的传习方式和民间知识的传授方法，而是悠久的农耕文明时代民间文化特有的传承法则。手工业生产方式决定了手工艺的口传心授习惯，甚至在一些民族地区还沿袭着古老的口传心授的规矩或依靠学徒自身的灵性、悟性‘偷艺’的习俗。”传承过程实际上就是创造的过程。传习者在反复模仿、练习中，渐渐将实践力内化于身体之中，再经由实践消化、融合，形成带有自己风格的创造。

事实上，“非遗热”造就了一批机会主义者。他们将传承置于高度规训的政治与商业空间，使传承失去存在的情境土壤。为纠正这种错误导向，歙砚传承应加快建设传承梯队，将传承群体分为核心传承者、重要传承者、一般传承者等层次，使传承覆盖到整个群体。这样一个金字塔式的传承梯队，将不同年龄、能力、经验的人集中到一起，有利于良性传承体的形成，且让传承者更快地获得身份认同、价值认同。

2.加强歙砚品牌的建立

歙砚的生产还应加强品牌的建立与管理。歙砚品牌的建立与维护，可以让歙砚技艺与文化得到更充分地传播，同时可以更好地保护传承人的知识产权，维护传承人的权益。

3.提高歙砚保护的参与度

篇11

陆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国诗人，南宋“四大家”之一。他笔下的爱国诗篇为人们所熟知，丰富的历史、文学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藏书家和刻书家，对中国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陆游的藏书活动

1.1 陆游的家族藏书

陆游出生于藏书世家，陆氏藏书始于陆游祖父陆佃。陆佃早年师从王安石新学。家中置书盈室，藏书之名已誉满越中。陆佃之子陆宰，字元浚，号千岩，游之父亲。陆宰性好读书，著述颇丰，故家中积蓄大量藏书，归山阴后，筑“双清堂”“千岩亭”。他是越州著名的藏书家，据《嘉泰会稽志藏书》载，绍兴十三年，朝廷始建中兴秘府于临安，昭求天下遗书。陆宰呈藏书单，记有一万三千余卷之多，足见陆家藏书之丰。如此丰厚的藏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陆游受家族的影响，从小就爱书，亦以藏书著名。如他“尝宦四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益巨”。此后，他又到福建建安和江西抚州为官。福建是南宋三大刻书地之一，藏书家颇多，江西也是宋时藏书家集中之地。爱书的陆游，也像在四川一样，购买大批书籍带回山阴，同时也搜集了不少书画碑帖，从而大大丰富了陆家的藏书。藏书的数量在他的诗文里虽无准确记载，但也依稀有所描述和感发，如《次韵范参政书怀》:“残年唯有读书癖，尽发家藏三万签”，《感昔》:“富贵尚思还此笏，衰残故合爱吾庐。灯前目力依然在，且尽山房万卷书”，由此可知陆游藏书之多。

更令陆氏家族欣慰的是，陆游的小儿，子承祖业，嗜书如命。《文集》卷二十九《跋子聿所藏国史补》载:“子聿喜蓄书，至辍衣食，不少吝也，吾世其有兴者乎?”可见，陆游是把藏书之丰作为家族兴盛的基业来看待的。他在诗文中也经常教育子聿书的重要性，如《冬夜读书示子聿》:“宦途至老无余俸，贫悴还如筮仕初。赖有一筹胜富贵，小儿读遍旧藏书”。[1]

1.2 陆游藏书的途径

陆游在《冬夜读书》中写到:“平生喜藏书，拱璧未为宝!归来稽山下，烂漫恣探讨。六经万世眼，守此可以老。多闻竟何用，绮语期一扫。幽居出户稀，衰病拥炉早。青灯照黄卷，作意勿草草”，可见陆游对藏书活动的喜爱。通过对陆游藏书题跋的研究可知陆游搜集图书的途径分为以下四种:

(1)先人所传。《跋朝制要览》:“先君会稽公晚岁喜观此书，间为子弟讲论因革，率至夜分。先君捐馆舍三十有四年，统得此于故庐，伏读悲哽，敬识卷末。淳熙八年龙集辛丑十一月二十五日，山阴陆某书”。《跋韩非子》:“右韩非子一卷，绍兴丁卯，先君年六十时，传吴棫才老本。后四十有二年，淳熙己酉，某重装而藏之，时年六十有五。十月九日，史院东阁手识”。《跋苏氏易传》:“此本，先君宣和中入蜀所得也。方禁苏氏学，故谓之毗陵先生云。绍熙辛亥七月二十日，陆某识”。正是由于陆氏家族藏书的代代传承，为陆游的读书治学提供了有利条件。

(2)友朋赠送。《跋松陵集三》:“淳熙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车驾幸景灵宫。予以礼部郎兼膳部检察，赐公卿食，讫事作假。会陵阳韩籍寄此集来，云东都旧本也。欣然读之，时寓砖街巷街南小宅之南楼。山阴陆某务观手识。……”。《跋陶靖节文集》:“张縯季长学士自遂宁寄此集来，道中失调护，前后皆有坏处，遂去之，而存其偶全者。末有年谱辨正，别缉为编云。开禧元年正月四日，务观书”。《跋陵阳先生诗草》:“有陵阳先生韩子苍诗草一卷，得知其孙籍。先生诗善天下，然反复涂乙，又历疏语所从来，其严如此，可以为后辈法矣。……”。朋友之间书籍的相互赠送，使得陆游的藏书大大丰富了，这种交流，也利于图书的保存和流传。(3) 购之书肆。《跋魏先生草堂集》:“按国史，野，陕人。沈存中《笔谈》以为蜀人，居陕州，不知何所据也。予在蜀十年，以不闻野为蜀人，《笔谈》盖误也。庆元戊午，得之书肆。十月十九日，龟堂病叟手识，时年七十有四矣”。《跋祠部集》:“祠部叔祖诗文至多，今皆不传。此小集，得之书肆，该石氏所藏也。某谨识”。陆游的购书行为，使得一些珍贵图书得以保存。

(4) 传抄所得。《跋陆子强家书》:“吾友伯政持其先君子家问来，读之，累日不厌，使学者皆能如此，孰得而訾病之。虽有訾者，吾可以无愧矣。乃命子聿钞一通，置箧中，时览观焉。嘉泰壬戌十月二十三日，宗人某书”。在陆游的诗文中也体现了这种求书途径。当时临川藏书家有王、韩、晁、曾诸家，陆游曾向他们借书，传抄颇多，《诗稿》卷十二《抄书》一诗就写了当时传抄的情况，“书生习气重，见书喜欲狂。捣蘖潢剡藤，辛苦补散亡。且作短檠伴，未暇名山藏。故家借签帙旧友饷朱黄(自注:借书于王、韩、晁、曾诸家。而吕周辅宇文子友，近寄朱黄墨)。《皇坟》探《八索》，奇字穷《三苍》。储积山崇崇，探求海茫茫。一笑语儿子，此是却老方”。陆游不辞辛苦、传抄求书的精神也是他对知识渴求、对书籍热爱的体现。

1.3 陆游的藏书题跋

陆游258篇题跋中，近四分之一为藏书题跋，其内容是丰富多彩的，记得书经过，辨书籍真伪，评版本优劣，论校勘水平，谈装帧好坏，无不涉及，从而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藏书思想体系，下面逐一论述。

关于得书经过，前面已经提到。陆游常常采用散文笔调，文字不长，读起来却很有趣味。如《跋尹耕师书刘随州集》:“佣书人韩文持束纸支头而睡，偶取视之，刘随州集也，乃以百钱易之，手加装褫。绍兴二十五年正月八日，陆某记”。购书活动被他写得栩栩如生。

陆游的辨伪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其《跋法帖》云:“鲁公书殊不类，纸乃烟熏，周副之语尤俚俗，罗绍威用罗氏世宝印，犯唐讳，益可疑，跋语诗句亦鄙甚也。君漠岂至是哉，惟钱希白字古可喜，然非题颜帖，乃剪它轴附卷后耳”。此跋从纸张、行文格调、避讳、字体诸方面综合起来加以严密的判断，可见陆游学识之深、功底之厚。

辨版本优劣，是对阅读者学识优劣的一种全面考察。其《跋齐驱集》说:“此集刻版于宣和三年，方是时，犹未解，文士盖仅有见者，故本多误，然好事者冒法刻之，亦奇矣。淳熙甲辰重午日，陆务观书”。陆游联系时代背景对该本不足处与珍贵处作出全面的评价。《跋李深之论事集》:“唐丞相司空李公深之论事集，有两本，其一本七卷无序，其一本一卷，史官蒋偕作序，然以序考之，则偕所序盖七卷者也。淳熙戊申四月十九日，笠泽陆某识”。可见陆游在鉴定版本时，能够深入书的内容，作出正确的判断。[2]99

古书多钞本，即使有雕印本，发行量也有限，因此一部书有很多版本，各本之间差异较大，凡严肃认真的学者没有不重视校勘工作的，这在陆游的藏书题跋中也有所反映。其《跋晁以道书传》云:“晁以道著书，专意排先儒，故其言多而不通，然亦博矣，凡予家所录本，多得于以道孙子阖，子阖本自多误，予方有吏役，故所录失误又多，不暇校定，及谢事居山阴，欲得别本参考，又不能致，可恨也。壬戌四月十八日，老学庵记，时年七十八”，知道版本的疏漏失误所在，却苦于没时间或没别本参考，体现了陆游严谨的治学态度。

藏书家一般都很重视图书装帧，如《跋东坡书髓》:“成都西楼下石刻东坡法帖十卷，择其尤奇逸者为一编，号《东坡书髓》，三十年间，未尝释手，去岁在都下，脱败甚，乃再装缉之，嘉泰三年，岁在癸亥。九月三日，务观老学庵北窗手记” 。[2]100

2 陆游的刻书活动

2.1 陆游在严州(新定)刻书

“南宋孝宗淳熙十五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陆游在守新定任上，利用当地的刻书条件，重刻《世说新语》《南史》《大字刘宾客集》等书，又自刻《剑南诗前集》，这是陆游诗歌的最早刻本。此后，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前后，陆游之子陆子遹知严州，先后刻印其曾祖父陆佃的《陶山集》《尔雅新义》及陆佃校注的《鬻子》《鹖冠子》，其父陆游的《剑南续稿》《老学庵笔记》等。”[3]根据这段文字，可知陆游不仅是一位藏书家，同时也尽自己所能，刊刻了不少书，为浙江的刻书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现就以这段文字为参照，以《世说新语》等为线索，详细介绍陆游的刻书情况。

陆子虡《剑南诗稿跋》中提到:“……后守新定，门人请以锓梓，遂行于世。……”，赵翼《瓯北诗话》:“……然放翁六十三岁在严州刻诗，以将旧稿痛加删汰，……”。从《宋人别集序录》中，我们可以查到以下资料:“《剑南诗稿》二十卷、《续稿》六十七卷，陆游务观撰。初为严州，刻前集稿，止淳熙丁未”。[4]“前集稿”即《剑南诗稿》二十卷，亦即郑师尹所编之本。因此淳熙十四年所刻的《剑南诗稿》本子，是《剑南诗稿》的传世第一刻本，陆游自刻。

到了南宋，传世的刘孝标所注《世说新语》一书遭火焚，陆游于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对其进行编校刊刻，将此书分为三卷，每卷又分上下。[5]陆游《跋世说新语》中介绍了他在新定刻书的原因:“郡中旧有《南史》《刘宾客集》，版皆废于火，《世说》亦不复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世说》最后成，因并识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泽陆游书”(见《四部丛刊》影印嘉靖刻本《世说新语》)。《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关于《世说新语》的版本介绍:“补世说新语注三卷，刘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附叙录一卷，考异一卷，人名谱一卷，宋汪藻撰。宋绍兴八年严州郡斋刊本，十行二十至二十三字，是宋时传入日本之书。……以刊工姓名及雕版风气考之，是南宋绍兴初浙本。据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刊本所附董棻，陆游跋，知此本即绍兴八年董棻守严州时所刊本。其版至淳熙时已毁，放翁知严州时又重刻之，即袁褧本之底本……”。[6]由此可知陆游重刻《世说新语》的原因和版本情况。

关于《南史》的宋刻本书中记载较少，因此只能从只言片语中考证陆游刻《南史》的一些情况。《藏园群书题记》中《元大德本南史跋》提到:“……考皕宋楼，铁琴铜剑楼均藏有此本，然瞿本有嘉靖元年修版，陆本有嘉靖十年修版。此帙虽有补刊，要是元修元印，故远胜之……”。[7]《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寿撰。补:宋刊本，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栏，存五卷。刊工张明见绍兴严州本刘宾客集，疑严州本。余藏”。因前面跋中说《南史》旧版毁于火，因此这个宋本可能就是陆游所刻版本。

王国维所撰《两浙古刊本考》中关于《大字刘宾客集》的介绍:“日本京都崇兰馆藏大字本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每半页十行，行十八字，殆即严州所刻。此淳熙戊申陆放翁守严时重刻，见放翁世说跋”。[8]《藏园群书经眼录》中的版本介绍:“《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唐刘禹锡撰。宋刊本，半页十行，行十八字。西黑口，左右双栏，版心上题‘刘梦得’。中记页数，下记姓名，悉以横线栏断，无鱼尾，每卷首行标题，次子目，目后按正文。前后序跋已失，文集外集前均有目录。按:此日本崇兰馆所藏。董君绶金已影印行世。全书大字疏古，纸墨精良，审其刀工，似是吾蜀所梓……”。[9]据上段王国维所考，这本《刘梦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即是陆游所刻版本，是严本而非蜀本。

除了上面介绍的几部著作，还有其他书籍的刊刻反映在陆游的题跋中。跋《续集验方》:“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时，著《陆氏集验方》，故家世喜方书。予宦游四方，所获亦以百计，择其尤可传者，号《陆氏续集验方》，刻之江西仓司民为心斋。淳熙庚子十一月望日，吴郡陆某谨书”。跋《钓台江公奏议》:“某乾道庚寅夏，得此书于临安。后十有七年，蒙恩守桐庐，访其家，复得三表及赠告墓志，因并刻之，以致平生尊仰之意。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十有六日，笠泽陆某书”。

王国维考证《皇甫集》(即《皇甫持正集》)六卷亦是放翁父子守严州时所刻，但题跋中未有反映。

2.2 陆子遹(聿)刻陆游书

嘉定十三年(1220年)陆游幼子子遹知溧阳县，刻《渭南文集》于学宫，跋曰:“今学者皆熟诵《剑南》之诗，《续稿》虽家藏，世亦多传写;惟遗文自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而名以《渭南》矣，第学者多未之见。今别为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遗意，今不敢紊。乃签梓溧阳学宫，以广其传。‘渭南’者，晚封渭南伯，因自号为陆渭南。……”。陆子遹刊印其父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游”字缺笔，以避家讳。刻印精良，是宋代有名的家刻本。

陆游守新定时，自刻了《剑南诗稿》二十卷。嘉定庚午(1210年)，子遹复守严州，续刻之。陆子遹续刻的《续稿》六十七卷本是为了搜集补充“旧集作者淳熙十五年(戊申)至逝世所作之诗”这个部分，对祖本是很大的补充。

《老学庵笔记》是陆游晚年退隐镜湖之后的著作，此书陆游生前并未刊行，直到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才由陆子遹印行。[10]陆子遹刻《老学庵笔记》题跋:“《老学庵笔记》先太史淳熙间所著也，绍定戊子刻之桐江郡庠。幼子封议郎权知严州军兼管内劝农事子聿谨书”。同年，子遹刻《老学庵笔记》十卷，续笔记两卷。

浙江在宋代是全国刻书中心，而严州在南宋时期又是浙江刻书的重要地区之一，其刻本世称“严州本”，以“墨黑如漆，字大如钱”，校雠精良，刻印精细驰名，[11]陆氏父子先后居住在严州，其中有不少出自他们之手，这不仅是严州也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瑰宝。

[参考文献]

[1] 冯丽君.谈宋代山阴陆氏家族对陆游的影响[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3，23(3):105—109.

[2] 徐 昕.试论陆游的藏书题跋[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4):97—102.

[3] 李瑞良.中国出版编年史(上卷)[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4] 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9.

[5] 张叔宁.今本《世说新语》版本之源流[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4):70—73.

[6] 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3.

[7] 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 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宋元版书目题跋集刊[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篇12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B

一、 嵊泗渔歌调研背景

舟山渔歌大体可以分成三种类型：渔民号子、渔歌小调和新渔歌。它是渔民在生产劳作或休息时口头传唱的民歌，同时也是民谣的一种。

嵊泗渔歌作为舟山渔歌的一个分支，是由嵊泗海岛渔民在生活生产时所创作、传颂的歌曲，是最富原生态的海洋音乐。近年来，嵊泗渔歌在嵊泗县文艺工作者的挖掘与再创造后，更富有海洋特色与艺术美感。与此同时，一批新的渔歌作品《哥是舢板妹是缆》、《东西南北风》、《带鱼煮冬菜》等相继问世，为渔歌艺术带来了新的时代气息。并屡屡在各种比赛中获奖。其中《东西南北风》在2007年“舟山群岛？中国渔歌邀请赛”中获一等奖；歌曲《带鱼煮冬菜》获2007年中国群众文化学会第四届创作歌曲金奖和2008年“江南风”长三角歌曲创作演唱大赛创作金奖、表演大奖；《摇船橹子》获2007年“金钟奖”流行音乐华东赛区原生态组金奖；《摇橹谣》于2008年荣获“首届中国农民文艺汇演”银穗奖，并参加了2012广东省渔歌精英赛暨全国渔歌邀请赛获金奖；渔歌小组唱《这里有个渔村》参加浙江省首届村歌创作演唱大赛，获创作金奖。[1]

嵊泗渔歌主要包括“渔民号子”“渔歌小调”“新渔歌”三种，目前来说，由于以嵊泗文化馆原馆长舒信虎老师为代表的专业人士的大力推广，新渔歌在嵊泗发展状况较好，而渔歌小调现在在普陀区有所发展，并申报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二、嵊泗渔歌的源起

关于嵊泗渔歌这一特色文化的源起与特点，可以依据我们对嵊泗原文化馆馆长、舟山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舒信虎老师的采访了解一二。

舒信虎老师说道，农耕时代的劳动是纯粹靠人们的体力劳动来完成的，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几个人、十几个人，甚至是一百几十个人来完成，这就必须要有一种能统一用力或统一步伐、形成合力的口号或口令。最开始的渔民号子单纯只是渔民为了做到这些统一而发出的一些叫喊，慢慢地演化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渔民号子。嵊泗是移民岛，我们的祖先大多是从宁波以东地区移民过来的，因为嵊泗原本是一个非常优良的季节性捕鱼点，到了特定的季节，外地渔民可以在此得到大量的渔获。每到一个渔汛就会吸引一大波渔民来嵊泗捕鱼。后来为了生活的方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索性就在嵊泗定居了，所以嵊泗是一个典型的渔业岛。嵊泗列岛从地理环境上来看与岱山、定海、衢山和普陀等地是有很大不同的。衢山、岱山有较多的平原、田地，很多人都是农民，定海、普陀也一样。嵊泗则是一个接一个小岛，平地很少，全都是依山傍海，渔民们推开家门就能看见海。所以这里的海洋文化就是渔文化，靠海吃海，以渔为生，十分纯粹，也十分地道。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90%以上的岛民都是渔民，所以这个地方能够生产纯粹、丰富多彩的渔文化。从前一到东海带鱼汛，各地的渔民，北至辽宁、山东，南至广东福建，甚至是韩国、日本的渔民都汇聚到这里进行捕鱼活动，所以五花八门的渔文化都在嵊泗汇聚。而我们的祖先也充满了智慧，他们将其它地域的优秀渔文化吸收进来，去粗取精，为我所用，并成功地将它们本土化。

由此可以看出嵊泗渔歌文化是依据嵊泗本土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移民文化以及一代代渔民的口头传唱加工形成的，显示出了其既纯粹地道，又丰富多彩的特点。近些年，由于有舒信虎等专业老师大量的创作改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种类――嵊泗新渔歌。

三、嵊泗渔歌的传承保护现状

{研团队嵊泗支队为调研嵊泗渔歌的发展现状，走访了嵊泗县文化馆和嵊泗县文广局，采访了嵊泗文化馆原馆长舒信虎老师、嵊泗文广局非遗科平素萍老师、代表性传承人周文利老师以及洪国强老师等。经过几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在嵊泗现在主要保护传承对象为嵊泗新渔歌，而渔歌小调在舟山市普陀区也有发展。因此在去过嵊泗之后，我们又前往了普陀区政府了解渔歌小调保护现状。通过我们的采访，了解到了嵊泗渔歌目前的保护现状以及所取得的成绩。

1. 嵊泗渔歌目前主要是以表演的形式进行传播

嵊泗文化馆目前组建了一支比较专业的渔歌表演队伍，在各大城市传播嵊泗渔歌文化，也会在一些特定节日如非遗保护日等进行表演，平时各乡镇文化站也会组织一些面向群众的舞台表演。这一传播形式也在我们随后的街头采访中得到了证实，当地的居民表示，确实会在一些特殊节日里看到这些表演团队表演渔歌节目。关于渔歌小调方面，我们也采访了普陀区老干部艺术团副团长何雅芝老师。何老师表示，平时会在团里练习一些渔歌小调，例如最近排练的四汛渔歌，是由岱山文化馆创作的，将其借鉴并把它融入到我们的表演中。一来老百姓喜欢看这类作品，这些作品也迎合了他们的口味；二来这些作品把渔民的形象体现得活灵活现，使渔民生活深入人心，引起老百姓的共鸣，也可以让老百姓了解舟山渔歌及舟山渔民生活。可见渔歌文化正在慢慢渗入居民生活；

2. 舒信虎等老师对于渔歌的创作和改编，使得渔歌更具有时代性，更得到了广大居民的认可

由舒老师改编创作的嵊泗渔歌目前已经集成了两盒CD出版，嵊泗渔歌以新渔歌的方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期间，嵊泗文化馆也开展了许多有关“渔文化”的讲座，为广大居民普及“渔民文化”“渔歌文化”的知识，目前此类文化的传播已经在当地，甚至外地都有了一定的影响；

3. 关于嵊泗渔歌的新媒体推广也在陆续开展

嵊泗文广局非遗科平素萍科长举例说，她们看到上海电视台娱乐频道的一档用上海话唱歌的节目――“阿拉乓乓响”，嵊泗当地电视台也模仿创作了一档节目――“嵊泗方言也OK”，平科长指出，虽然这档节目前期宣传的主要方向是嵊泗方言，但是随着后期改进也加入了嵊泗新渔歌作为宣传。嵊泗新渔歌也能够登录当地电视台，通过新媒体进行传播。这一类在大众传媒中传播渔歌文化的举措，的确也起到了保护文化的作用。

4. 设置传承基地

落实到实处就是“嵊泗渔歌进校园”，嵊泗县文广局把嵊泗菜园镇三小设立为传承基地，渔歌小调也已经走进了校园。主要形式为把嵊泗渔歌带入课堂，并融入其平时表演，渔歌加上舞蹈编排，从而使嵊泗渔歌得到创新发展，更直接的也是在学校等传承基地传播渔歌文化。普陀区方面，2013年已将普陀区老干部艺术团设为渔歌小调第二批区级非遗传承基地，老艺术团传承渔歌、保护渔歌，通过社区表演让渔歌小调增强了影响力。传承基地的建立虽然只迈出了一步，但在非遗传播中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由此我们看到，嵊泗渔歌的保护目前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类孕育于旧时代的海洋文化在新时代文化的冲击下已顽强的生存下来，并逐渐渗透进居民的生活。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出，嵊泗渔歌的传承保护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四、嵊泗渔歌传承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1. 政府部门对嵊泗渔歌的重视程度仍需加强。主要体现在：

（1）政府部门或一些非遗工作者还没有很好地挖掘利用嵊泗渔歌这一非遗项目的文化价值，目前的保护模式还主要停留在舞台表演上。相关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嵊泗渔歌是嵊泗祖先所流传下来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但是显然没有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层文化内涵，并没有充分考虑可以通过大力的推广宣传来营造地域特色文化氛围。通过我们的街头采访来看，中年及以下的群众并不怎么在意这一项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用说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

（2）对于传承基地的设立，政府部门的支持力度仍然不够。根据我们的街头采访了解到嵊泗除了菜园镇之外，其他地区例如黄龙地区的教育中都很少有渗透渔歌文化，一些小学生表示自己没有听说过嵊泗渔歌这一项家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见渔歌文化进校园这一举措虽然在开展，但由于经费等问题并没有大范围的全面覆盖起来。渔歌文化进校园这一举措虽然看起来十分有意义，若是只停留在几所学校，其传承保护的效益可想而知。

而由于我们是在暑假期间进行的走访，因此未能采访到菜园三小这些渔歌进校园的示范学校在教授渔歌、传播渔歌文化方面的现状和问题，这还有待于我们展开进一步的调研。

（3）文化、经济产业之间衔接的不完善。我们了解到，政府部门也尝试过将嵊泗渔歌和嵊泗当地的旅游业相结合，为此嵊泗文化馆还特意编排了一出戏――“东海谣”，当时取得的效果也是不错的。原定的计划是效仿别的地区，将戏票与景区门票相结合，但是因为旅游业关注一定的经济效益以及人们的接受程度等因素，表演团队与旅游部门之间的合作也没能深入进行下去。可见渔歌文化的文化效益或者说是产业效益并不明显。根据我们的了解，一些地区例如宋城、横店等著名旅游景区都贯彻实施了这一项举措，反响热烈。而嵊泗贯彻不了的原因值得我们深究。此后在对平科长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一方面的原因是嵊泗旅游产业本身发展不够成熟，与本地文化的衔接不够；另一方面，表演团队人数较少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除此之外，嵊泗这一类海岛旅游有着非常明显的淡旺季，文化开发难度系数也明显比宋城、横店之类的旅游景区高，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深思。

（4）就普陀区而言，还面临着非遗项目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普陀区文广局文化遗产科陈凤阳老师表示，普陀区近年来主要将重点放在了渔工号子这一省级非遗项目上，而渔歌小调作为一项市级非遗，其实保护传承力度并没有渔工号子大。值得一提的是，普陀区政府在舟山市的四个县区中对于非遗保护这一块是做的相当出色的，例如针对渔工号子，他们开展了专门的“名师带徒”培养传承人的机制，也有非遗下船头、设立传承基地等一系列完善措施，但是渔歌小调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传承人，虽然设有传承基地，但却是民间性质的。因此对于渔歌小调的传承保护还需要给予更多的重视。

（5）非遗保护经费投入不足。我们采访的嵊泗文广局非遗科平科长表示，嵊泗县政府财政也比较困难，文化发展方面不像其它县区有较为充裕的发展资金，如果要付出实际行动大力发展文化、保护非遗，资金方面仍是突出问题。平科长认为，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有先有后，一般都是先考虑教育，然后是卫生，最后才是文化工作。由此可以看出，渔歌表演团队的不完善，不能很好地与经济、旅游等产业相结合形成自己的文化存在，其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资金问题。

在采访中我们团队也提出过一个设想，是否可以鼓励有一定财力的个人或企业捐赠一定数额的资金，来推进文化与旅游等产业的合作。平科长表示这个设想很好，但问题在于嵊泗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产业方向主要是渔业和旅游，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微小企业居多，自身利润不高，所以就不大可能来投资文化产业以反哺社会。如果是像定海、普陀的一些较为大型的企业，重视企业文化且具备一定的实力倒是有可能投资文化产业，通过长期合作，以冠名或其它的形式来传播、发展渔歌文化。

2. 传承人的培养存在着较大缺失

经过我们几天的走访发现，优秀的渔歌传承人，例如周文利老先生现已经83岁，渔歌优秀表演者洪国强也已经六十多岁，几乎没有更年轻的一辈加入渔歌传承之列。据周老先生介绍，他曾经带过徒弟，但是由于生计问题最终并没有继续学习下去。我们了解到，周老先生作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年得到的政府补助每年仅为3000元，到了一定年o后，政府每年还会补助1500元。而洪国强老师作为老一辈的渔歌演唱者以及舟山市级渔民服饰非遗项目传承人，也表示政府并没有安排或找到年轻人来学习渔歌，如果每年仅有几千元的政府补助，那么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也不能全心全意的投入到渔歌文化的传承保护中来，更不用说吸引更多人主动投身到非遗保护中来。

3. 不仅是非遗传承后继无人，非遗管理人才也明显不足

嵊泗文广局平科长表示，一般县级的非遗管理科有三个人左右，而下设的各乡镇文化站普遍只有一个人，平时也有繁重的日常文化事务，难以再花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非遗保护中去。而我们采访舒信虎老师时，舒老师也表示非遗管理在职人员编制非常少，正常只配有两到三名在职人员，其中有的还是兼职人员，并不具备完备的专业知识，甚至有的在职人员也难以具备较高的非遗管理能力。政府部门对于开展相关活动的资金支持也不足，导致有时候想要实施的一些保护措施执行起来非常困难。相关组织开展的非遗保护主题会议一年也只展开一次，因此开展的一些非遗保护活动的成效由此可见。而现在在职的、仍努力地做着这些事情的文化工作者，大都是因为自己对家乡本土文化的热爱而去不计报酬地收集、保护和宣传。但舒老师也指出来，现在老一辈的文化工作者年龄都偏大，当他们退休之后，很难保证后面接上来的非遗文化工作者还能像老一辈的文化工作者那样能尽心尽力地去保护和宣传我们的舟山渔歌。

4. 嵊泗渔歌本身的特色限制

虽然渔歌不同于渔民号子，会随着渔民逐渐进入机械化生产而消亡，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渔民数量的减少，也仍有大量的渔歌随之消失，随着民间渔歌手日渐衰老且纷纷过世，传承者日趋减少，渔歌几近绝响，传统渔歌实际上也处在一个消亡的过程中。新时代的年轻人更喜欢流行音乐不爱听渔歌，也使得渔歌文化慢慢的走出了大众视野。

在采访的过程中，当我们提及能否将渔歌与广场舞、KTV等新时代元素相结合时，老师们的回答还是比较保守的，因为保持一种文化的原汁原味（文化的原生性）是文化发展创新中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此外政府也无法投入更多人力、物力以及财力，嵊泗渔歌的再发展就会变得比较困难。舒信虎老师表示，其实关于非遗保护这一项，每年政协、人大题案都有上报，我们都想发展我们的家乡文化，努力地传承保护好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调研启示

1. 几天的调研中总有几个名词一直在提起：“政府”“资金”

文化工作者们一直热切希望本地的非遗能得到重视与发展，无论是舒老师一直孜孜不倦的研究创编嵊泗渔歌，还是平老师对于非遗保护现状的无奈，都让我们感到惋惜。我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够更多地支持非遗工作，能够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到非遗保护中来。非遗保护工作是一项繁琐又持久的工作，希望我们的调研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政府部门的更多重视。

2. 非遗保护不仅限于政府部门的努力，也需要全民的参与

（1）如果能够吸引舟山企业家投资抢救这些非遗项目，在资金上面提供援助，非遗保护工作会开展得更加顺利；

（2）嵊泗渔歌的传承需要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只有有年轻人的加入才更能使渔歌充满活力，从而带动渔歌的传播发展。在地方各级学校中建立更多的传承基地来推广渔歌、进行渔歌教学，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3）与相关产业的合作十分重要，特别是旅游产业。如果能将文化融入旅游，也是一项互惠共赢的举措。除此之外，也可以与其他产业例如小商品、娱乐产业展开合作，让渔歌增加自身的附加值，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生活。

3. 非遗自身的传承与创新

在探访渔歌传承人时，我们采访到的都是年近花甲的老人，老人们表示现在的年轻人都对此类民歌不感兴趣，非遗缺少传承的有效载体，也缺少作为文化的强大吸引力。这不能归结所有的原因为当代年轻人对文化的不重视，还需将目光放在非遗本身之上。嵊泗渔歌作为一种民谣歌曲，是符合当地渔民的生活与他们在海上作业时的环境、心境相结合而产生的，若不身临其境，我们无法对歌曲中所包含的魅力感同身受。为了使这类非遗更能被当代人所接受，一方面我们要对歌曲本身做一些不改变歌曲本质为前提的创新，比如换一种传播形式，我们可以将其由视频、音频的形式转变为年轻人乐于接受的游戏、竞赛等形式，另一方面，为了增加当代人对这类非遗的了解，我们可以融入时下流行的海上捕~体验平台，让游客在体验渔民海上捕鱼项目时，通过聆听、学习渔歌的方式，感受渔歌魅力，在亲身体验中增强对渔歌的感悟。

六、结束语

篇13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8.121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8-0-02

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人类适应、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得到不断提升，进而影响到人类适应自然生态环境的方式。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文化的内化形态和表现方式悄然发生着变化。民族地区在历史上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未能与外部社会保持相对一致的发展速度，客观上为当地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创造了条件，也为深入探究民族地区的原生态文化形态奠定了基础。

1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对资料建设提出的要求

湖北省委、省政府于2008年提出构建“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以来，先后投入大量资金打造了一批适合鄂西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当下经济发展趋势的文化项目，力求将“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文化产业名片，为推动当地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提供动力。这一政策的出台可以追溯至1985年前后，我国从世界经济论坛引入“关于竞争能力的报告”之后针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和政策思维策略的一些认识。鄂西地区经济基础薄弱、自然资源开发面临诸多挑战，要想令当地的经济发展有所改观，就必须引进既能发挥自身优势、又符合时展潮流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王秉安先生指出：“区域竞争力是指一个区域在其所处的大区域中与同类区域争夺市场和资源的能力。”随着学术界就区域竞争力的研究逐步深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是该地区具有而其他地区不可模仿和学习的能力或素质。”就鄂西地区来说，自然景观和地方文化是当地最为鲜明和突出的两大优势资源，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自然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共同孕育了自然景观中最具竞争优势的经济增长点。

现代旅游已不停留在游山玩水这样一种感官愉悦的观光旅游层次上，日益成为一种综合性的高品位审美文化活动。旅游开发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与经济过程，而且也是一个文化过程，文化是旅游开发的灵魂。而文化又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传承性，并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所独有，从而使文化因素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图书馆作为一个文化机构，理所应当在这样一个文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本地区最大的信息库，既可满足本校教学、科研的需要，又可兼顾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生态文化旅游”这一重要兴州战略的指引下，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作为一所地处恩施州首府的地方高校图书馆，如何应对这一兴州战略，如何确定本馆的特色馆藏，如何建设富有本馆特色的信息库，如何实现特色馆藏的长期保存，并探寻本馆特色馆藏的建设与本校特色学科建设及本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实现以特色馆藏促特色文化建设，以特色馆藏促旅游产品开发等一系列问题显得日益紧迫且意义重大。课题组将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特色馆藏的建设研究――以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为例”为题展开研究，期望能为本馆的馆藏建设指引方向，为同在圈内的图书馆提供借鉴，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帮助。特色馆藏是指图书馆根据本馆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及其主要读者群的需要，在收藏文献资料过程中有意识选择并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特点和优势的馆藏体系。加快特色文献建设是现阶段我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也明确提出了应“根据馆藏基础及地区或系统文献资源布局的统筹安排，判定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方案，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馆藏体系”。因此，图书馆要保持活力，保持竞争性，就要建设具有权威性、地域性、代表性和个性鲜明的特色馆藏，并不断优化馆藏结构，实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目标。这一点已成为图书馆人的共识，国内外均有较多文献作了论述。

对自然景观和地方文化的关注，与我国学术界从西方引入“生态文化”的理念有着直接的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中国学术界开始将西方生态理论引入到学术讨论和问题研究中，孕育了“生态文化”的新概念，“并从两种学术理路对之作阐释，一种是将生态文化视为一种人类应当采取的新的文化形态，另一种则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将生态文化视为一个历史范畴或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生态文化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环境交往的漫漫历程中，以特有的生态观、文化观和宇宙观为指导，以调适生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和归宿而形成的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观念（精神）文化的总和。它与生态文化既有显著的区别，又有深刻的联系。”作为民族地区文化传播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民族高校更应在当地的文化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

2 文献资源建设的基本定位

我国对旅游特色馆藏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旅游特色馆藏的作用与价值、分类与特点及收藏范围、开发与利用及数字化研究等方面，主要研究人员有钟琼、尹美菊、温颖欣、魏伟等。作为图书馆特色馆藏建设之一的旅游特色馆藏建设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图书馆馆藏建设的新领域，有利于丰富图书馆馆藏理论体系。旅游特色馆藏及其数字化建设有利于推动旅游经济和旅游产业的深度发展，有利于满足广大游客对旅游信息的需求，有利于加强旅游管理学科建设并提高学科发展水平。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为背景来研究圈内旅游特色馆藏建设的文献尚不多见，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建设将是未来湖北省支持湖北西部发展的一项重要的中长期战略。

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多年来扎根于西部民族地区，形成以土家族资料收集、整理和民族地方志撰写为主要特征的馆藏储备形态，先后成立了“土家族研究网”、武陵地区民族研究特色数据网和本校硕士学位等文献资源储备体系。土家族研究网以湖北民族研究所、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民族学院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和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民族文献资料室为依托，主要为土家族研究学者和政府职能部门提供信息检索和信息咨询服务。目前开设有土家族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研究动态、文物资料、文字资料、音像资料与图片资料等栏目。土家族研究网希望最大限度收集土家族研究中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图片和音像资料、学术著作、论文和调查报告、民族地方志、民族地方概况、政协文史资料、党史资料、考古发掘资料、民间文艺资料及实物资料等，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力图建设成土家族研究的资源数据中心。在众多的土家族文献资源中，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储备了一批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土家族织锦，为传播和研究土家族织锦独具的抽象构图特征提供了实物资料。“土家族织锦与黎族织锦、傣族织锦、苗族织锦并称全国‘四大民族名锦’。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土家织锦就己经作为贡品进宫。土家族织锦在土家语中叫‘西兰卡普’，用汉语释义，‘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即‘花铺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西兰卡普”的制作技术不断得到提高，并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还建设有“武陵地区民族研究特色数据网”，该数据库以湖北民族学院民族文献资源、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点、相关馆员和学者群为依托，全面系统地收集、挖掘、整理、保存和传播武陵地区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构建武陵地区民族研究文献数据库、非遗文物及民俗风情多媒体数据库、学者数据库等特色数据库，以现代化手段保护和传承武陵地区特色文献，全面展示武陵地区独特的民族文化、艺术、医药、政治、经济及社会等各领域的研究特色和学术积累，为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及中医学等学科的本土化研究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提供重要的文献信息保障平台。同时，湖北民院图书馆与州内各县市公共图书信息机构在旅游特色馆藏文献建设方面的共享协作机制研究，还针对州内鄂西生态文化旅游特色馆藏文献的整合开发及信息化建设与利用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学校相关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正在形成鄂西生态文化旅游特色馆藏文献的建设与本校旅游管理学科及恩施州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间的互动互促关系研究。

3 民族院校资源建设与“生态文化”发展的统一

作为地方民族类院校，在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和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同时，还需要承担起文化保存、开发和利用的社会职能。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在这一方面取得的成果有目共睹，以土家族文献资料电子化为载体的土家族研究网，不仅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的文献查阅功能，还将一批长久以来被忽视、被遗忘的土家族地域文化的表演、制作技法保存下来，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重要力量。以2008年在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民族类唱法金奖的“土苗兄妹组合”为例，该组合由湖北民族学院在校学生吴娟和获得“土家歌王”称号的王爱民等人组成。他们一曲《打起鼓盆唱起歌》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这首歌曲是湖北省著名作曲家王原平，根据保康县大型情景音乐剧《荆山楚源》中的民歌《鼓盆歌》改编而成，其中加入了长阳山歌高腔元素，显得更加高亢嘹亮，地方特色更加浓厚。以此为开端，湖北民族学院大力引进少数民族音乐、艺术人才，以教学培养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努力提升学校的办学层次。同时，当地正在形成的以地方土苗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品牌，二者构成了高等院校民族文化资源整理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推动“生态文化”稳步、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根据前文对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文献馆藏资源的介绍，可以看到，地方民族院校储备了类型丰富、数量庞大的各类地方文化资源，在为本校教师提供文献查询、资料整理的同时，还鄂西地区文化发展、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但文献资源与生态文化经济的发展之间尚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生态文化”研究以来，就高度重视研究协调文化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平衡点问题的讨论。一部分学者基于文化捍卫者的自我定位，对于以经济发展为唯一诉求的文化产业开发持彻底否定的态度，并认为此类开发模式将最终导致经济发展模式的同质化以及文化资源的破坏。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可以维持良性的互动模式，只需对当下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给予适当调整即可。两派学者的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又由于二者均能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文化产业开发中寻找到相应的证据，最终形成了两派观点始终处于焦灼状态的状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需要跳出以经济发展和文化资源的保护的争辩为矛盾双方的讨论模式，转而寻求一种更具操作性和现实针对性的研究模式。

随着社会各界对“生态文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地方政府和民间机构也逐渐形成了以民族文化品牌打造为目标的文化产业营造意识。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更成为使地方民族文化得以保存和开发的技术保障，作为一项方兴未艾的开拓性事业，以大数据建设为切入点讨论民族地区生态文化建设中各项问题，尚处于起步阶段。湖北民族学院图书馆在这一领域也仅仅是开其端绪而已，将来的工作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撑和技术投入。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