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法律服务方案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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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大源教授在研究了世界职业教育课程的改革与发展趋势之后认为，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应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职业教育的课程应该从工作岗位、工作任务出发；第二、职业教育要强调能力本位；第三、职业教育要求企业与学校合作；第四，职业教育中的工作过程很可能是一条路径、一个手段、一个结构。…对于高职法律专业来讲，我们培养的人才应定位在：面向基层、面向法律服务一线。培养合格的应用性人才，需要我们不断地深化法学教育教学改革，其中，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体系设置和突出岗位技能的教学内容改革成为教学改革的重点。本文结合我校法律文秘专业实践教学经验，提出了从诊所教育到社区服务实践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一、高职法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刻不容缓

进人21世纪以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势头良好，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的实用性人才，高职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呈现良好态势。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一些专业的毕业生转向改行，主要是由于课程设置与就业岗位群不太对口，过于强调理论教学，重视理论知识的讲授和灌输，忽视学生专业操作技能的提高，法律专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这种现象。这使得实践教学改革变得十分迫切。

1．传统的法学教育方式不适应高职教育特点

传统的法学教育方式重视法学理论的讲授和诠释，其具体方式是：教授在课堂上照本宣科，诠释律令，讲案说例，然后学生自己读书看法，读的主要是律令和注释等。这种教育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单向灌输，或称“灌输式”教育，即教师在讲台上对所要讲授的知识逐一宣讲，引经据典，说文解字，并且根据其他部门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等对知识进行深化和扩展，使学生在教师的理论“轰炸”下记住所学的内容和知识点，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师生之间缺少对话和交流，考试只是侧重于对记忆力的考查而不是对知识的真正融会贯通。另一种则是通过案例进行教学，但所选案例大多是任课教师根据自身的偏好从教科书或网络上选取，且基本上已有结论，对于这样的案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解相关知识，但学生不能从案例中学到实务操作的技巧，因而效果有时也会打折扣。

2．客观条件也制约了高职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的变化和发展

首先是承担高职法律课程教学的教师自身的条件的制约。一是这些老师基本上都是传统法律教育的产品，他们本身都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理论知识丰富，专业功底深厚，但重理论、轻实践，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传统教育模式也严重制约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他们也会自觉不自觉地沿习了导师的做法，再一次成为传统教育模式的传播者；二是高职法律教师还有一些尚未取得律师资格，繁重的教学任务也使得那些取得律师资格教师放弃了一些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机会，自身条件的局限影响了教师进行实践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其次是一些高职院校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课程改革的硬件投入不足，有的院校没有建立模拟法庭、法律实训室、法律服务工作室等，有的虽然建立了模拟法庭或法律实训室，但设置不够规范，或者是管理制度不健全，或者是随意性强，使用效率不高。第三，高职法律课程设置尚未形成规范的体系与国外先进的法学教育理论相比，我们的法学教育在课程设置等方面差距明显。以美国为例，美国法学教育对于从业者基本技能有十项基本要求，规定的非常具体而细致，这使其法学教育具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可以大大减少法学教育内容、方式等方面的盲目性。而我国的法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盲目性较大，特别是高职法律专业在课程设置上论证不够充分，相关部门强调理论教学以“必需”、“够用”为标准来设置课程，但“必需”、“够用”的标准却很含糊，有限的学时也影响了实践环节教学改革的进行。

3．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学改革潮流对法律

专业实践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高职法律专业的课程设置不能照搬普通高校法律本科的课程，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学改革潮流要求法律专业的课程设置与市场需要“贴”在一起，实践教学改革也应以就业为导向，学究式的理论研究方法、砖头般的学术专著、理论法学的比较研究等只能通过学术讲座的方式介绍给学生，法律专业学生的动手能力具体体现在对一个一个具体法律纠纷的解决上，而这种能力的提升仅靠课堂灌输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探索新的实践教学改革思路已迫在眉睫。

4．诊所教育理念对培养实用性法律人才起到了积极影响

法律诊所教育的形式借鉴了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在医学院就读的学生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从事临床实习，从实践中学会诊断和治疗疾病。当法学教育引入这种教学方法时，法学院引用了“诊所”的称号，就产生了“法律诊所”这一法学领域特有的名称。学生在一个真实或虚拟的“法律诊所”中，在教师的指导下为处于困境中的委托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方”，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亲自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这做法类似于医学院的临床实习，即从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执业技能。用一句话来概括诊所式法律育，就是“通过法律实践学习律师的执业技能”。种教育模式起源于美国，现已在中国的一些名牌学法律院系展开，如中山大学法学院即成立了法诊所、武汉大学的“诊所法学教育”，是在“武汉大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综性的法律诊所，这种诊所教育方式有效地提高了律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受到了法律专业学生和社会的欢迎。但这种新型的教育模式目前仅限于条件较好的普通高校，在高职院校，至今尚未开展诊所教育。从诊所教育培养法律人才的效果来看，这种模式值得在高职院校推广。

5．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为开展社区法律服务提供了契机

与上个世纪中后期相比，新时期的公民法律意识有所增强，在发生纠纷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已成为人们解决纠纷的首要选择。公民的维权领域涉及到婚姻继承、房屋地产、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纠纷、侵权赔偿甚至环境污染等公益诉讼，但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许多公民在纠纷发生后往往会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这为法律专业学生开展社区法律服务提供了良好契机。

二、社区服务实施背景及方案

教育部16号文件和广东省教育厅102号文件是开展社区服务的理论基础，模拟法庭和诊所教育实践是开展社区服务的现实依据。

1．现行的模拟法庭和诊所教育存在固有的缺陷

法学教育经历了案例教学、模拟法庭、诊所教育的阶段，案例教学是将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真实案例通过教师宣讲、学生讨论、观看视频等方式进行；模拟法庭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教师或学生选择根据教学需要选择案例，由学生扮演法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等角色，在相对固定的场所(有的学校也是在教室)进行；诊所法律教育以提问、讨论式教学为主，以面向社会的法律诊所为依托，在理论学习过程中通过虚拟的案例进行仿真训练，同时，适度地开展法律实践活动。这三种方式有共同的缺陷，即理论色彩浓厚，虚拟案例多，实战性不高，学生处理真实案例的能力难以得到提高。

2．我校开展的法律教学实践改革深度不够

法律教研室主要承担了法律文秘专业课程及其他专业法律课程的教学任务，教师工作量大，繁重的教学任务影响了课程教学改革的进行，案例教学是教师实施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式，模拟法庭虽然正常使用，但仍未达到满意的效果。至于诊所教育，则尚未开展，社区服务理念尚未形成。客观条件的限制制约了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从模拟法庭到社区服务，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是一个“三级跳”：模拟法庭一诊所教育一社区服务，任务确实非常艰巨，按照作者的思路开展法律教学实践向深度改革，尚需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3．跨校区教学影响了教学改革深度方案的实施

目前，我校法律专业一年级学生在东校区，主要学习公共课，专业课只安排了《法理学》和《民法》，东校区没有模拟法庭，教学改革多停留在案例教学层面，到法院旁听成本较高。虽然二、三年级学生全部在校本部，但在校学习时问只有三个学期，且开展社区服务需要在先学习《民法》、《刑法》、《经济法》、《商法》等实体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以及《司法文书写作》、《演讲与口才》等基础上才能进行，跨校区教学影响了教学改革方案的连贯性。其实，法律服务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活动，单靠学习几门课、背一些法律条文远不能为当事人提供满意的法律服务。学生在专业学习方面不仅要精、深、准，而且还需要社会知识，有些内容是学生在课堂中无法获知的。

任何改革都是向困难挑战，法律实践教学改革也不例外。改革成功的关键是要有科学的目标、明确的实施方案和切实可行的保障措施。本文认为，开展社区服务可采取如下步骤：

第一，选拔学生。法律艰深难学，条文枯燥，需要学生静心钻研，从事社区服务不仅需要有热情，还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这就需要学生在自愿的基础上报名，然后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拔。

第二，组建辅导教师团队，明确责任制。选拔思想正、身体好、法律服务经验丰富、有奉献精神的教师形成专门的辅导团队，制订辅导计划，明确分工，确定各自的职责和任务，同时根据辅导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第三，实行分组辅导。将选拔的学生在个人志愿的基础上分成“房地产法组”、“公司法组”、“刑法组”、“行政法组”、“知识产权法组”、“婚姻家庭法组”、“民事侵权组”和其他组，为确保辅导效果，各小组人数应严格限定在10人以内。明确各小组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法律知识，实行自学与辅导相结合，各小组另需学习法学基本理论和律师办案技巧，对教师可以按照研究兴趣和特长分别担任相关小组的指导老师，不定期地对学生进行辅导释疑。

第四，科学设置课时。社区法律服务专业课程一般安排54学时，由课堂教学和实务操作两部分组成。课堂教学方式灵活，对于实务操作可安排在法律诊所或社区法律服务中心进行。其基本方法是：教师筛选案件，分配给每一个小组的学生；学生接受案件后，独立与当事人洽谈，调查案情，分析法律，制作处理方案后交老师审查、修订；学生以自己的名义出庭调解或诉讼，教师协助学生出庭；办完案件后，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进行反馈。

第五，分阶段考查。考查是检测学生学习法律效果的重要手段，组织者要在活动初期将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以及考查的时问、方式明确告知学生，考查要讲究效果，应具备可操作性和可检测性，对考查结果要公布并及时进行总结。

第六，结合其他教学改革方式巩固学习效果。“诊所”法律教育中，指导教师在教学上主要采用的教学方法多样，如课堂内角色模拟、互动式、分组式、提问式和讨论式等。在课堂外把学生置于“律师”的角色，办理真实的案件。结合我校实际，在活动进行阶段，可适当辅以法律实践活动，使学生们在实际办案、模拟法庭等教学内容中，对法学理论、社会状况、司法运用等有生动而具体的理解，让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通过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观念。在本阶段，教师应采取开放的态度对学生进行指导和开展讨论。对于学生接待当事人所提出的意见或所承办案件的意见，教师不轻易否定，要给予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空间，与学生一起共同探讨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七，落实服务基地，建立稳固的社区服务网络。在模拟法庭和诊所教育的基础上，将实践范围延伸到学校以外的司法机构、律师事务所、社区街道、基层司法所、民间纠纷调解中心等，还可以通过送法下乡的方式对农村村民开展普法教育和法律服务工作。在本阶段，法科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可以充分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知识优势，为那些需要依照法律程序实现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又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社会弱者提供了法律服务，学生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三、实施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改革的难点及对策

目前，在高职院校法律专业开展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面临许多实际困难。主要有：

1．师资力量不够。教师是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的总导演，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需要有教师对学生有针对性的指导，有时一个具体的案件可能需要花费一、二个月甚至半年或一年才能了结，因而开展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首先必须有充足、合格的教师，而这已成为许多高职院校法律专业短期内难以克服的困难。

2．服务模式尚未定型。诊所教育作为泊来品，目前尚未成熟，许多工作尚在摸索探讨之中，服务方式、流程、技术规范、服务标准、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尚缺乏权威的、有说服力的指标体系，一些高校开展诊所教育也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

3．实习实训基地不规范。社区服务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一些基层单位(街道办、居委会、司法所)等开展活动时需要专业法律服务人员提供免费服务，但在平时，由于基层工作繁忙、人员少、场地有限等原因，使双方的合作呈现不确定状态，即使建立了基地也没有确定专人负责，服务效果有时会受影响。

4．社区服务难以形成制度。社区服务繁琐，工作量大，且基本上是无偿服务，加上社会上对学生法律服务的信任度低，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工作积极性，时间一长，学生的受到冷遇，服务热情会明显降低。

根据我们对法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思考，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方面努力，建立适应高职法律专业实践教学特点的长效机制。

第一，落实专人负责，实行专任教师负责制。开展诊所教育和社区服务，不仅需要教师有能力、有热情，而且需要教师有奉献精神。对于承担该项工作的教师，应在教学工作量、酬金等方面适当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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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8-0195-03

法律诊所式教育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它借鉴了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倡导在实践和经验中学习法律和律师的执业技能。这种教学方法强调“以学生为本，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以互动、模拟、参与式的课堂教学和课外实践相结合，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方面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该教育模式，自2000年被引进到我国以来，在一些高校得到了迅速推广。经过实践，创造出了一些较好的教学方法，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受到学生们的好评。但是国内很多本科院校将开设法律诊所式教育，定位于检验学生本科阶段理论知识成绩的工具，更多的情况下只是作为理论教学的一种辅助手段，教育活动开展不充分，且学习时数有限，不能满足全体学生提高实践能力的需求，效果也不明显。[2]法律高职能否开办法律诊所课程，应该采取什么教学方法在当时还没有任何高校尝试过。

一、我院开展法律诊所式教育的实践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以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要求高职院校要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根本任务。按此要求，以诊所式教育为主要发展方向的实践教学，对高职法律院校来说，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高职法律院校仍侧重于法律理论的教学，忽视对以诊所式教学方法改革为发展方向的探索研究，导致毕业学生缺少必要的、有针对性的实践能力，造成学生就业难、上手慢、适应能力差，不但与国家对高职法律教育的基本要求不符，而且严重影响了学校的声誉和生源。和全国大部分高职法律院校一样，前些年我院也存在类似问题。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对高职教育的要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我院对高职法律教育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对以往教育方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有关法律实践教育模式、方法进行了对比、筛选。与普通高校相比，高职法律院校毕业学生多从事辅助和基层法律服务的应用性工作，高职法律教育的目的更应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在内容上应侧重于实用技能、动手能力的培养与训练。诊所式教育突出基于真实案件操作的理念，侧重对学生职业技能培育的目标，与高职法律教育的理念、目标比较吻合，与传统法律教育的实践教学相比更加优化、全面。[3]因此，我院决定于2005年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在长期的实践中，我院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为目的，以课内模拟教学为基础，以指导学生办理实际案件为重要手段，逐渐将诊所式教育纳入学院整体体制；将诊所式教育与法律服务紧密结合，积极创建实践基地；大力配备高素质指导教师，以积极引导与必要学分要求为保障，保障了诊所式教育的顺利开展。首先加强了诊所式教育的硬件建设。在引入该教育方法的当年，我院即成立了具有诊所式教育基地性质的“法律服务中心”；2008年1月经河北省司法厅批准设立了“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法律援助中心”。同时，加强了诊所式教育的实践活动，2005年，即成功加入“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在多次组织教师观摩、培训和调研之后，在全院范围内整合现有教学资源，于2007年开设了法律诊所式教育课程。几年来，先后将50名具有一定资格、且具有相当司法实践经验能力的教师，充实到诊所式教育岗位，组织近4000名学生参加并修完了诊所式教育课程，相当部分学生毕业从事律师事务所、企业法律顾问等法律辅助工作后，以较强的实践能力、在较短时间里适应了工作需要，得到了所在单位的肯定。

二、基本做法和成效

开展诊所式教育以来，我院积极探索，大胆实践，促进了学生对法律理念的深入理解，锻炼了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了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观念，提高了学生的法律实际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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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据教育部和有关统计，目前我国有615所高校开设法学专业，包括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地方高校等。虽然各高校的办学层次不同，但在法学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上是趋同的，即培养应用型高级法律人才。这种人才培养的同质性完全忽略了不同高校的有差异的培养能力，使毕业生千人一面，毫无学校特质、个人特质，造成法律人才的供需矛盾突出。连续四年法学专业的就业率位于倒数十名之列。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地方性工科院校应结合自身优势，对培养目标、核心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践教学形式等进行个性化的研究，以实现应用型创新法律人才的培养。

一、找准目标定位

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与重点高校的法律人才培养目标不同，其培养的法学本科生更多的是面向基层，服务于地方，如基层公检法，律所，企业，社区，司法所等。根据统计数字，目前全国大约有5千万家企业，但只有4万家聘请了法律顾问，企业中的法务人员的数量也严重不足。地方高校的法学教育思路应及时予以调整，逐渐从通识教育转向职业教育，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制定培养方案，培养出符合国家需要、人民需要、合格的法律人才。

安徽省的一些省属高校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如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法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已调整为“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法规和党的相关政策，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与道德修养，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律服务部门以及建筑业从事法律工作的专门人才”， 删除了高级二字，突出了服务地方基层需要。安徽工程大学在制定法学专业培养方案时，着眼于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将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基本理论，具有深厚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能在国家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仲裁机构、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为实现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在优化课程体系，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法学理论的同时，还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职业训练，以便掌握实践操作的技能。如协作沟通技能，法律分析和推理能力技能，协商和争端解决技能等。法律辩论赛，模拟法庭，法律诊所是锻炼学生法律应用能力的重要的实践环节。法律辩论赛让学生在准确理解辩题的基础上收集组织辩论材料，发表自己的观点反驳他人的观点，这是一种法律分析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体协作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的综合训练。在模拟法庭中，学生直接接触真实的案例，根据不同的角色分工模拟案件的审判过程，象法官一样判案，向律师一样为当事人辩护。在诉讼中具体分析案情，收集证据，撰写法律文书，真正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在法律诊所中学生能在老师指导下具体承办真实的案件，锻炼学生的实务能力。

二、优化课程体系

目前各高校基本上都按照教育部法学本科指导委员会设立的16门法学核心课程确定法学专业课程体系，这种全国整齐划一的课程体系约束了各法学院自身特色的发挥，也忽略了社会对各类法律人才的需求，所以，要实现法学专业的办学特色，各地方高校应根据本校特定的培养目标确定合适的理论课程体系。

在确定课程体系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突出地方院校法学教育的实践性和职业性。法学专业不同于其他专业之处在于它极强的实践性，法学教育不仅应当向学生传授系统、精深的书本知识，更应当培养和锻炼其运用知识参与实践的能力。法律人才的培养不能脱离社会现实，要把抽象的法学理论、制度与具体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防止脱离社会的封闭的人才培养。且地方法律院校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法律职业辅助工作，需要更多的实务经验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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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公益性美国自1830年起，律师在法学院的集中训练开始逐步取代了学徒模式，其后案例分析教学法正式确立，并成为美国法律学校占主导地位的教学方法。但自20世纪60年代起，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学者对案例教学法提出了质疑[2]，而诊所教育能使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和生活的多变性，使学生真正在实践中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促使教师和法学院学生意识到将法律规则运用于实践，通过提供法律服务来培养自身法律实践能力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学生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完整、经验上的不足，缺乏教师的指导和其他机构的帮助，在提供法律服务的过程中就会显得力不从心，以致不能能为当事人提供最有利的法律帮助。在这些矛盾凸显之后，美国的法学家开始意识到，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借助法学院师生的力量。同时，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前身———判例教学法已随着法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人们开始怀念学徒制，诊所式法律教育在这种背景之下逐步形成[3]。从上述美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起源及发展可见，诊所式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工作密不可分，诊所教育目标本身即带有公益性。

（二）弥补课堂教学不足的需要如前所述，尽管与早期的法学教育传统方法“讲义教学法”相比，案例分析教学法具有明显的优势，能够突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并获得良好的逻辑推理能力，但是它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忽略了法律实践中许多基本技能的训练，例如会见当事人、事实调查、法律咨询、调解、谈判等，而且也忽略了在判断力、职业责任心以及理解法律和不同的法律职业人的社会角色等方面对学生们的培养。另一方面，即使是专门面向实践技能训练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其有针对性的课堂教学也同样无法提供真实案件的效果。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可以有效弥补这一欠缺。从会见当事人开始，咨询，到正式接受委托，事实调查，乃至参与谈判、诉讼，都由诊所学生担当主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一个具体处理方案的失策乃至一个细节决定的失当，都可能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后果，在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所加诸的压力下，学生的积极性和投入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三）法律援助的庞大需求与资源匮乏的矛盾法律援助是一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民心工程”。但目前我国法律援助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很大。据统计，2010年全国法律援助机构的平均工作人员只有3.75人，法律援助机构平均受理审批法律援助申请222件，按照最低审批所需工作日计算，仅这一项工作所牵涉的人力之大就无需多述[4]。以广东为例，广东是一个人口大省，常住人口达9194万人，同时也是全国进城务工人员（农民工）最多的省份，约2000多万，占全国的1/4。但政府能够投入的经费有限，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至2006年10年中,全省各级政府投入经费共1.985亿元[5]。按照这一数据，平均每万人的法律援助经费只有约2000元/年。上述数据充分显示，无论从投入的人力还是财力来看，法律援助工作仅依靠政府投入是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因此，作为政府提供法律援助的有益补充，利用高校师生资源，诊所式法律教育过程中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能够起到一定填补缺口、缓解矛盾的作用。

（四）诊所式法律教育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利条件一是诊所学生普遍珍惜实践机会，工作热情很高。从实践经验来看，诊所学生非常珍惜接触、真实个案的机会。学生还没有直接面对生活的经济压力，赤子之心使他们更能同情当事人的际遇，尽管没有经济收益，但他们投入法律援助工作的热情高涨。二是诊所法律援助的机制相对灵活，能填补政府法律援助之不足。从法律援助的可获得性要求上来说，主要体现在经济困难标准和范围的规定上。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对于经济困难证明的要求较高，尤其对于外来务工人员，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开具经济困难证明，不仅手续繁琐，经济成本（主要来回的交通费）和时间成本都较高。三是诊所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是一种保护下的独立，工作的风险大大降低。诊所学生毕竟涉世未深，欠缺实务经验，如果完全放手让其独自面对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的局面———诉讼纠纷，很可能出师未捷即已折戟沉戈，搞不好还可能要承担失职的法律责任，这不仅可能会使遭受挫折的学生心理上产生阴影，也会给诊所法律援助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而诊所教师能够以其丰富的实务经验与社会经验，给予学生必要的指导与支持，使诊所学生获得“保护下的独立”，降低风险。诊所学生在羽翼未丰之时，未具备独立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能力，诊所教师的帮助是不可或缺的。

二、诊所式法律教育结合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案源稳定性问题在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实践中，案源不稳定是很多法律诊所开设的法律援助中心面临的困境之一。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当事人的角度上，由于学生无论在理论知识还是实际执业经验上都有明显的欠缺，即使有教师的指导，部分当事人还是会对案件胜诉率的把握上心存忧虑，因此，他们不放心将案件交给学生。其次，从学生方面来说，现实中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适合学生办理，对接收到的咨询个案必须要加以选择。最后，由于我国诊所法律教育总体上还在起步阶段，社会宣传力度还不够，很多人对学校诊所教育以及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还不是很了解。如果一直缺乏真实案源，学生就无法通过真实的案件、真实的当事人真切地在办理过程中掌握基本实践操作技能和了解司法制度体系，更别提法律职业道德以及社会公益心的培养，诊所教育的效果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存在的意义。故此，案源不足是诊所式法律教育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纠纷类型的单一性问题诊所式法律教育中开展法律援助工作普遍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受案类型的单一性。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资源不能冲击正常的法律服务市场，只能针对于特定人群与特定类型案件提供援助，而这些人一般面对的法律纠纷往往集中于劳动争议、人身损害赔偿、离婚、刑事案件等，案情一般也较为简单，而复杂的案件类型如房地产纠纷、公司有关的纠纷、知识产权纠纷等则不会涉及到。这就使得诊所学生办理案件的类型偏向单一，无法获得全面的锻炼。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但由于诊所学生并非执业律师，不能到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使得他们的受案范围进一步收窄。

（三）经费保障问题与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相比，高校开设的法律诊所（法律援助中心）更经常面对经费不足的问题。据中国诊所法律教育网站的资料显示，高校的法律诊所援助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一是从学校的行政开支中列支；二是来自校内师生的捐款；三是来自社会的捐助。例如，复旦大学的法律援助中心建设初始的经费来源包括：中心成员捐献了自己的奖学金、生活费近1000元，复旦律师事务所捐赠500元及法律系一些开支的报销。但是都存在经费不足、不稳定的问题。经费缺乏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法律诊所的发展。

（四）诊所学生开展法律援助的法律保障问题法律诊所开展法律援助工作，主体是学生，但在校学生走出校门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会经常遭遇各种制约。一是调查取证权利受限。由于学生并不具有律师身份，到有关部门调查取证的权利就受到限制。这使得学生法律援助工作的效果受到一定影响。二是出庭权利受限。由于社会上有部分不具有律师资格的人非法从事有偿法律服务，许多地区的法院、劳动仲裁委员会都订立了对公民的限制规则，例如，有的法院规定公民必须与当事人有亲属关系，有的劳动仲裁委员会要求公民要当庭提供免费的协议。三是学生人身份没有得到尊重。个别法院或者仲裁员不了解诊所学生法律援助的情况，对出庭的诊所学生不信任，对其人身份也不认可，在调解过程中绕开学生，容易使当事人对学生人产生误解或不信任，不利于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五）人员流动性问题考虑到法律援助工作对学生专业知识结构完备性的要求，学生参加法律诊所课程和参与法律援助一般已经是大三，而学生大四大多已要找工作、考研等，参与办案的时间很难得到保障，毕业后去向就更难确定。而许多案件，从一审到二审再到执行，起码是半年至一年，如果涉及发回重审则时间更长，走完全部程序可能会持续两年以上。随着参与办案的学生毕业离校，案件跟进可能会出现衔接上的问题。此外，很多法学院有关法律诊所的课程一般只安排一学期，当课程结束后，学生就会将精力重新投入到新的课程学习上,并从相关的实践工作中退出。这样，高校法律援助中心里工作人员的稳定性就很难得到保证，中心的主要精力就不得不用于培养新的学生上，那么法律援助中心的办案质量、成员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受到限制[6]。

三、我国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法律援助环节的路径

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环节是诊所式法律教育的重要内容，实践中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诊所教育的效果。为此，需要有切实的方案解决或至少是缓解这些问题。

（一）建立多元化案源渠道没有足够的案源，大多数学生没有参与实践的机会，诊所工作只有单纯的值班等待咨询，诊所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技能没有应用的机会，容易使学生产生“无用武之地”的倦怠心理，大大影响了教学效果。走出校门，多方面开拓案源是必要的。笔者所在高校的诊所学生自发组织，通过与社区办事处有效沟通，定期到社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为了有效吸引更多群众的关注，他们还与本地的社工组织联系，一同组织活动。通过与社区建立长期联系与合作，加大宣传力度，打开局面，是开拓案源的有效途径。另外，法律诊所还可以与当地司法局的法援处联系，定期组织诊所学生参与法援处的值班，在执业律师的指导下参与值班咨询。由于诊所的机制相对灵活，部分不符合法援处受理条件的案件可以转交诊所处理。

（二）开源节流，拓宽法律援助经费来源法律援助既然是着眼于社会服务，就不能因为经费问题变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法律援助经费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解决：一方面，法学院可以合理配置现有教学资源，整合部分实践课程，适当调拨资源给法律诊所用于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高校法律诊所应当积极争取各方面社会资源的支持。法学院应当借助其教师与学生良好的专业素养在其所辐射的地域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形成较好的声誉并获得所在地域公众的认可。法律诊所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得到各项社会资助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目前我国高校的法律诊所普遍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影响，社会资助渠道并不畅通。故此，提高诊所自身专业服务能力，是获得社会资助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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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甘南州地区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与法律适用的博弈中提出解决之道

甘南州当地居民的正义观、人情观、佛教文化的伦理观是相通的，所以对于甘南州而言，我们既不能强制推行法律，也不能一切依赖他们本土社会所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规则”之治。作为国家法律适用者的国资所而言，应当寻求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与法律间的合理契机，使得法律适用实现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④。当然，这也需要各方有所作为，精诚献力、合作。

(一)探索搭建本土化“宗教界—司法界”沟通平台以加强双方间对话考虑到甘南州的特殊性，国资所可以通过多方途径和支持，尝试与当地宗教界德高望重的代表进行磋谈，双方，就当地民众矛盾纠纷解决、宗教与法律适用冲突等一系列主题进行交流，逐渐完成从临时对话机制到固定对话机制、从纵向单一体系到横向成规模体系、从任意性到固定性的转变，探索搭建本地方特色的对话形式多样、运用灵活的沟通平台，双方互相交流心得、分享经验。此外，在这个平台中，一方面对宗教界的代表进行基本法律教育，灌输法治理念和法制精神，引导他们对一些严重纠纷学会用法律思维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让国资所律师了解宗教习俗，在诉讼中维护当事人利益、诉讼外调解时必定大有裨益。但是，搭建“宗教界—司法界”沟通平台并不意味着法律以其“正身性”排斥、压制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也非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所形成的“规则”之治以其长期、固有的生命力为资本不敬畏法律。在探索搭建平台的过程中，双方在资格能力上必须地位平等，在处理纠纷时尽力保持以法律为原则，以节约司法成本和民众的经济成本为关切点。通过这个平台，最终达到一个轻微简单纠纷宗教调节、严重复杂纠纷法律解决、佛教文化和法律文化最大限度内共同生存、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和谐局面，进而给国资所创造更好的生存及发展环境。

(二)建立及推广“民族类高校—民族地方”双向合作模式以培养本土法律人才本土人才和当地民众交流沟通没有问题，生活习俗、自然气候等方面不会产生不适，与当地民众之间有着天然的民族情感，并且也一直深受佛教文化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的熏陶，所以本土法律人才能更好的为当地民众提供法律服务。因此国家应当大力扶持当地政府，与民族类高校合作培养专门的本土法律人才，可以综合借鉴、参考高考提前批次录取如提前录取师范生、国防生等的制度以及委培生制度，在求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上对学生多有优惠，这些本土学生毕业后再回到当地就业，受到一定期限的限制，期限届满后可自主选择是否继续留任，为当地民众提供法律服务。虽然我国提前批次录取分类中包括“公安政法院校”，但培养方向大多为公安类人才，即使培养出的法律人才输送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针对性也不强。除此之外，我国从2012年启动为期十年的“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规划”，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12所高校作为全国第一批“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但是这些教育基地没有民族类高校有着更适合少数民族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环境，并且这个规划的招生对象面向的是参加全国高考的学生，而非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参加高考的学生，那么后者要比前者在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提供法律服务和达到的社会效果方面更具有竞争优势，并且能真正做到“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⑤此外，通过“民族类高校—民族地方”双向合作模式也可以扩大和完善通晓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双语法律人才”培养方案，这些通晓双语的法学学生毕业后不强制就业地方，但通常来讲他们会选择在本地方发展较好的城市从事法律类工作，这样也不算是法律人才流失。这样，通过“民族类高校—民族地方”双向合作模式，民族类高校可以定期定向的向民族地方输送法律人才，也可为国资所提供新鲜而富含营养的血液，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甘南州国资所的困境。

(三)加快对“习惯—习惯法—成文法”的创建及完善美国学者埃尔曼曾提出“习惯的让位”的观点，随着社会的变迁，习惯文化逐渐让位于习惯法文化，习惯法文化让位于成文法文化⑥。因此，甘南州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履行职责，制定及完善本土化的成文法，从深受佛教文化的社会效应而使当地民众自觉形成并遵守的习惯中萃取符合现代法治理念的营养部分入习惯法法，在习惯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筛选，并结合我国的诉讼法，最终整合成一部具有本土特色的单行条例。这样，国资所律师在办案运用法律时才更加得心应手，既能切实维护当事人利益，又能使当地民众逐步信赖、依靠法律，最终把国资所搞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