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市场文化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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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重要的活态遗存，其独特的民族性、历史性决定了它作为文化旅游全新吸引物的重要地位；而其自身的脆弱性又难免让人们对旅游开发这一保护模式产生诸多质疑。能否在确保其原真性的前提下，通过市场助推让其在当今社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已经逐步成为业界热议的命题。

为此，本文特选取围绕“梁祝传说”做着文章的梁祝文化公园为样本，着重就梁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园开发建设的竞合问题进行细化分析，力求理清关系，提出建议，促成两者的协调发展，同时为非遗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研究提供实践例证。

二、梁祝非遗保护与梁祝文化公园建设竞合分析

（一）非遗保护对公园发展的影响

（1）提供新的资源依托

一方面，梁山伯庙、梁祝合葬墓等遗址作为梁祝传说的物质化留存，为公园的建设提供了原始依托。更重要的是，公园可围绕梁祝故事中《草桥结拜》、《十八相送》等经典桥段局部再造出新型旅游吸引物和主导游线，拓展出“梁祝爱情节”、“梁祝相亲会”等主题节庆活动，构建起更富创意性游园线索和策划性活动方式的现代旅游目的地。

（2）创造核心竞争力

以梁祝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灵魂，不仅有助于公园知名度的大幅提升，还可推动公园通过挖掘梁祝的文化附加值，走品牌产业化、市场化运作道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2010年11月起，公园开始推进产业转型，着力打造集文化旅游、休闲度假、婚庆娱乐、购物餐饮等功能为一体的梁祝文化产业园，正向着非遗产业化运作的成功典范进一步迈进。

（3）拓展客源市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历史性特征，对追求“文化差异性”的异地游客具有巨大的文化召唤力；而同一社区或者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国内外游客，也易于在巨大的文化认同感召下促成旅游动机的产生。梁祝文化公园近年来接待人数和营业收入的跨越式提升，无疑与梁祝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密不可分。

（二）公园建设对非遗保护的影响

（1）提供研究保护基地

首先，公园选址于梁祝传说发生的特定文化空间中，在“本土环境”中的保护，确保了非遗传承中的真实性。其次，梁祝文化研究会、“中国梁祝文化网”以及中国梁祝文化博物馆的陆续建成为梁祝文化构建起更为完整高效的传承平台，进一步推动梁祝文化步入良性轨道。《梁祝申遗宁波共识》的达成，“共同申遗”团队的构建便是其中代表性的实质进展。

（2）构筑有形传承载体

主题公园“景点+艺术表演+游乐体验”的独特经营模式，有助于促成梁祝遗迹遗存的保护欣赏，图文、音像资料的保存展示，民俗、节庆活动的演绎体验等多种传承方式在同一时空中的融合凝聚，使“无形”的遗产保护有形化，综合实现旅游、教育、展示、保护、传承等功能。

（3）唤醒民众文化自觉

一方面，公园通过各种演绎方式将文化传承同旅游演艺相结合，在参观游览中培育和扩大了非遗的受众。更为关键的是，公园的兴盛，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升梁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价值，唤醒民众文化自觉，开始重新审视他们所拥有的民俗技艺、文化氛围，促使更多年轻人投入到非遗传承事业中去，夯实非遗得以“代代相传”的主体根基。

三、促进两者良性互动的对策建议

（一）非遗保护与公园发展协同规划

宏观战略层面，将梁祝非遗保护纳入旅游开发的体系中，与有形的物质遗产融合，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保护。微观旅游产品设计层面，重新整合园内景点和项目，剔除与爱情主题不符的部分，通过民情风俗、文学艺术等演艺因子的注入，开发出更多元化的深度旅游产品。恢复并打造特色节庆活动：遵循活态原则，复兴庙会等传统民俗活动；凸显体验性特征，拓展梁祝爱情节、梁祝相亲会等现代节庆活动，在古今交汇中实现梁祝文脉的延续。

（二）模式创新打造坚实物质载体

打破固有经营格局，在公园内开放部分空间，打造为传承者（表演者或工匠）聚居的场所，使他们在互相借鉴中促进所保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同时，构建更为真实的旅游吸引物，使旅游者在一个不损害非遗文化空间的环境中，观看、参与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传统表演或者作业实践，实现真正意义上“人”与“人”的双向互动。公园则可通过旅游配套要素的投入收取一定费用，为传承者提供一定经济收入的同时创造自身经营效益。

（三）塑造品牌走产业化运作道路

以梁祝文化为主题，结合城市创意产业建设与梁祝旅游商品开发，构建起以节庆活动、商品展销、旅游休闲为主要环节的文化产业链条，推动宁波梁祝爱情旅游品牌构建进程，并促成梁祝文化从旅游品牌到文化产业的飞跃。与此同时，运用梁祝文化品牌的巨大影响力，进一步打响公园的知名度，提升市场竞争力；并借助文化产业化运作带来的经济收益为公园建设和梁祝非遗的保护传承提供更坚实的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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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珠宝消费者特征。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珠宝玉石历来只能为少数富庶家庭所拥有。随着经济的复苏、思想的解放以及时尚审美的不断提升，珠宝玉石又悄然进入家庭消费领域，且品种和款式不断增多。新常态下，人们追求更多的是品质和品味。如今的消费者更加成熟和理性，“不求最好，但求最贵”，“不重品质，便宜就好”，“跟风消费，愈涨愈买”等消费行为将会大大减少。因此，珠宝去世俗化、去铜臭味、连结文化才有上升空间。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拥有一大群经济实力高、消费品味高的人群，面对个性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珠宝玉石行业的潜力将会被不断挖掘。

3.产业政策优势。我国的珠宝加工企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区域，主要是由于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的珠宝企业基于珠三角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国家政策扶持，以珠三角为生产基地，香港负责出口外销，互补不足，逐渐成为全国的珠宝加工中心区域。而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同样打开了与外商的连接通道，将为珠宝行业带来新的契机。

4.仍存在诸多问题。首先突出问题就是产能过剩，中国珠宝协会早在2011年，就指出了珠宝行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专业市场过剩、销售网络体系过剩的问题，但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其次，珠宝消费仍然为生产导向而非消费者导向，生产什么卖什么，导致大量珠宝积压；市场竞争依然以价格为主，品牌意识薄弱，与欧美打造珠宝品牌的做法不同，国内的珠宝竞争依然以价格为主，很难体现珠宝设计和工艺的溢价效益；珠宝产业链之间的合作意识薄弱，大部分都以成品销售为主，而像德国珠宝产业链间的企业，分工很明确，包括原料供应商，机械制造商，首饰生产商，批发零售商等。未来的珠宝市场，是一个消费者越来越成熟的市场，是一个需要不同专业团队合作共赢的市场。而上海对接全球最先进的产业发展理念、消费者素质高，在珠宝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上有更多先天优势。

二、上海珠宝产业消费市场现状

上海珠宝奢侈品依旧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品牌的拥有者和店铺的管理者一直都是随市场而动，不仅没有长期计划，甚至三到五年内依旧选择随波逐流，导致现有的品牌既没有影响力也没有市场潜力。

1.品牌消费现状。国际大牌如蒂凡尼、卡地亚、梵克雅宝等，主要针对的是高端消费群，虽然购物环境优雅，品牌知名度高，售货员素质也高，但是价格昂贵，已经完全超越产品本身的价值，不是一般白领工薪阶层可以消费；上海本土知名珠宝品牌主要有老庙、老凤祥、亚一等老字号品牌，在消费者中拥有一定的美誉度和品牌信赖度，但珠宝首饰的款式比较陈旧，千遍一律，价格也比较贵，很多镶嵌饰品，多数是供应商进柜台打金店的牌子，购物环境也比较嘈杂，售货员素质普遍较低；国内其他知名品牌，如上海消费者比较青睐的周大福、周生生、谢瑞麟等香港品牌，其工艺上乘，也很有设计感，每年都会推出系列新产品，但价格偏高，产品材质也比较单一；目前还有很多小众品牌，定位比较明确，比如I DO、钻石小鸟、QBT等等，主要针对年轻白领消费群体，特别针对婚庆市场，进行定制设计，线上线下销售，符合时下年轻白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消费习惯，价格也比较亲民，但主要都集中在钻石产品，珠宝品种比较单一。

2.销售渠道分布。上海的珠宝消费，高端品牌主要集中在CBD，如梅恒泰、淮海路、IFC等等，传统黄金、翡翠珠宝类产品主要集中在城隍庙、南京东路、各大商场等，一些新型珠宝、批发市场等主要集中在各古玩城内。还有在上海现在比较红火的珠宝展，也是消费者选购珠宝的重要渠道。除了线下销售，现在比较流行的是网上销售，例如天猫、淘宝，东方CJ等购物平台，以及目前有很多微商利用微信的朋友圈进行珠宝销售。

3.消费者需求分析。珠宝消费不外乎自己佩戴、馈赠亲戚朋友、收藏保值增值等，目前对于消费者来说存在几大问题：一是高端珠宝品牌价格昂贵，鲜少购买；二是珠宝品种繁多，除了珠宝展外，很少有比较集中的区域可以购买到各类珠宝；三是在非大品牌商家购买的珠宝，虽然价格便宜但不知真伪；四是购买的珠宝裸石找不到合适的设计、加工点，城隍庙虽有各品牌的加工点，但价格昂贵，且由于要送到广东等集中加工地区，加工周期较长且存在安全风险。

4.珠宝从业者现状。上海的珠宝设计、加工人才不少，但没有集中培训、创业的区域，且上海商务成本高企，很多珠宝方面的人才都散落在上海各个角落，很多也只能为大品牌打工，无法实现个人创新创业发展。

三、上海发展珠宝产业的营销新模式探索

（一）上海珠宝产业发展的方向

1.多元化和个性化。上海是一个开放自由、兼容并包的城市，消费者来自五湖四海，年龄阶层不同、经济实力不同、个好不同，决定了消费需求的多元化和个性化。因此上海发展珠宝产业必须要突破常规，迎合不同需求，既要有传统厚重的，又要有新颖奇异的，这就需要引入不同品牌、不同手工艺者。

2.高端化和定制化。上海的高端消费者很多，这使得上海珠宝产业的定位与云南、广西等地有本质的区别，品质是首要前提。上海珠宝产业的发展要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尤其面对具有经济实力的消费者，根据其个性化的需求进行定制。

3.结合文化内涵。产业的发展要有可承载的内容，而珠宝产业本身与文化结合特别紧密。从上海来看，一方面自有独特的海派文化，另一方面集聚了国内外的文化因子。因此，上海珠宝产业的发展要把珠宝玉石自有的历史、人文内涵与上海的文化特征结合起来。

4.鼓励创新创业。在政府体制改革、大众创新的大背景下，产业创新升级已是大势所趋。珠宝产业虽然是传统行业，但它贴近生活本意，永不过时。此外，珠宝行业具有附加值高、污染小的优势，发展珠宝业，既有助于上海产业的转型升级，又可以提供很多就业岗位，特别是可以提供创新创业的渠道。根据韩正书记的政府职能转变、解放思想，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思路，以独特、个性的珠宝创意体验为切入口，打造珠宝一条龙体验中心，将开辟上海珠宝行业发展的新道路。

（二）打造上海珠宝创意体验中心的主体思路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珠宝奢侈品市场已经成为国际化的销售平台，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更应该发挥优势。综合上海珠宝营销市场的现状，应该搭建起一个平台把分散在这个行业的从业者聚焦起来，形成集群效应，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打造珠宝消费者与从业者共生共荣的良性生态圈。

一方面，要依托老字号品牌。对于珠宝行业，历史和品牌尤为重要。可挑选上海本土信誉好、产品质量有保证的老字号品牌，以其冠名设立珠宝创意体验中心，也能赋予老字号品牌新的活力和价值。另一方面，在空间布局上，在上海中心城区或交通方便地区，寻找适合的工业厂房进行改造，以别具一格的设计从视觉上形成冲击，体现文化创意的精神。

以建设珠宝创意体验中心为平台，以整合珠宝产业链为方向，以政府政策扶持导向为指导，以培养珠宝产业人才和鼓励创新创业为目标，围绕珠宝首饰设计加工、鉴定、珠宝商贸等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为消费者打造一个集设计、生产、培训、展示、鉴定及拍卖等于一体的体验中心。

（三）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珠宝消费与体验模块设计

可根据珠宝消费者的需求，为消费者定制服务，体现从源头到成品的一条龙服务，其中还可让消费者参与珠宝的鉴定、制作等体验。体验中心可分为：珠宝品玩甄选区、珠宝拾遗捡漏区、珠宝身份认证区、珠宝焕然新生区、珠宝文化分享区、珠宝乐享体味区等6个版块。

珠宝品玩甄选区：主要是对成品珠宝进行展示和销售，可引入知名或小众珠宝品牌，特别是做某一类型珠宝，如钻石的专业型珠宝设计公司，消费者可在此区域直接进行珠宝的欣赏、选择和购买。珠宝拾遗捡漏区：主要引入珠宝原材料，特别是翡翠等高档珠宝的边角料，由消费者自行挑选，价格比成品要低很多，主要依赖于消费者的眼光和运气，增加消费者对原料选购的体验。珠宝身份认证区：主要对消费者购买的不确定真伪的珠宝进行鉴定，并根据需要出具珠宝鉴定证书。珠宝焕然新生区：主要对消费者购买的珠宝裸石进行设计、定制和加工，以工作室为单位，邀请珠宝设计名家到体验中心开设工作室，消费者可根据自己喜好和定制价格选择设计的工作室。珠宝文化分享区：主要包括珠宝历史和佩戴文化，前者可将老字号品牌的原料和产品设置成小型珠宝博物馆，向消费者介绍珠宝产业和品牌的发展历史；后者根据不同消费者的情况介绍适合其佩戴或送礼的珠宝。珠宝乐享体味区：主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开设珠宝鉴定、设计、雕刻、DIY串珠等开设系列培训班，让消费者加深对珠宝的了解和体验；同时，还可以在此区域适时开展珠宝拍卖、珠宝展等活动。

（四）夯实上海珠宝产业营销新模式的基础

1.加强珠宝产学研合作。以政府名义与中国地质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具有珠宝鉴定资质的高校或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政府出资在珠宝创意体验中心专门设立珠宝鉴定机构，并对培养珠宝鉴定方面的人才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帮助珠宝鉴定方面人才在珠宝体验中心发展创业；与上海工艺美术大学等培养珠宝设计、雕刻人才的高校，采取战略合作、政策扶持等方式，在体验中心设立工作室，并对高校创业人才在体验中心设立个人工作室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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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本文系武汉轻工大学2013年度校立教研项目“四维联动：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新支点”课题的阶段性论文。

一、生态文化映射下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各民族生活的地域不同，生态条件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表现在动物、植物、气候、地形面貌等方面，而生态条件也必然影响到各民族的文化，使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生态环境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在中西电影的各个方面具有反映。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中国古代就形成了以农为本的思想；三面连陆的地形使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沉淀出了一种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缺乏开放的意识。因而在电影选材中，中国电影的选材就相对单调。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影视品类，以农村为题材的优秀电影在中国大量涌现就是农本思想的映照。农村题材电影一直是中国城市民众了解广大农村的渠道，同时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那山、那人、那狗》（Postmen In The Mountains）中讲述儿子高考落榜不得已回到大山中的家后，做了大半辈子山村邮递员的父亲提前退休，安排儿子接下自己的工作的故事。中国人子承父业、子承父财的传统观念极强，父母辛劳一辈子，就是想为儿女积攒尽可能多的财富，使儿女衣食无忧，该影片印证了子承父业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红高粱》（Red Sorghum）以对性、对死、对酒的神力的崇拜，体现了中国人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 该影片的成功，或许可以用“愈是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来概括。另外，《一个都不能少》（Not One Less），《我的兄弟姐妹》（Roots and Branches），《美丽的大脚》（Pretty Big Feet），《下辈子还做母子》（Still Be Mother And Son Next Life），这些都为中国电影乐于取材农村题材提供了一些佐证。

虽然西方也有Legends of the Fall（《燃情岁月》）、An Unfinished Life（《未竟一生》），Fly Away Home（《伴你高飞》）这些以农村或庄园为背景的电影，但西方自古以来便对外交往甚密，长期的对外交往铸就了西方人开放的思想。因此在电影选材中，西方电影喜欢标新立异，极富冒险精神，更多是以超自然的科幻故事来表达主题，如Super Typhoon（《超强台风》），Next（《预见未来》，The Day After Tomorrow（《后天》）。另外，西方人崇尚自我，赋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的电影中的主人公往往喜欢冒险和挑战，且并不回避人的欲望和本能，如Con Air（《空中监狱》），Die hard（《虎胆威龙》），Batman（《蝙蝠侠》），True Lies（《真实的谎言》），National Treasure（《国家宝藏》），等等。

二、物质文化映射下的中西电影的文化差异

物质文化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有些物质文化的词语在两种文化中是完全一样的，但有些表物质类的词在具体语境中则多出了引申义，比如“我是出来打酱油的”中的“酱油”“我吃醋了”中的“醋”。

在电影Forrest Gump（《阿甘正传》）中，阿甘用“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来描述他与珍妮的友谊。如果直译为“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就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会让中国观众难以理解这个比喻的文化内涵。该句台词涉及物质文化：在西方，豌豆和胡萝卜常用在一起做菜，因而用在一起来比喻关系密切，译时采用归化的手法将其转译为“形影不离”，“形”和“影”的关系在汉语中有很多体现，如形影相吊、形单影只等。将like peas and carrots译为“形影不离”既准确达意，又保留了生动性。另外，归化的翻译方法在涉及物质文化的电影标题时运用的极为广泛，美国电影 Waterloo Bridge，被译为《魂断蓝桥》，用浪漫而凄婉的语调给观众带来了无尽的感伤与悠悠的回忆。在中国的陕西，有一座蓝桥，在关于蓝桥的传说里，曾发生了一个与 Waterloo Bridge 有着异曲同工的爱情故事；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被翻译成 《廊桥遗梦》，效果非同凡响，“用 ‘廊’来象征着缠绵思念，用 ‘遗’来表达女主人的失落与遗憾，用‘梦’来告诉我们，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期盼只能像梦一样，缥缈而茫然。”（薛正花，2012）

三、宗教文化映射下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宗教文化是奈达文化分类中的其中一种，它由两部分组成：宗教传说和。宗教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影视艺术是现代传媒的重要手段。在中西电影中，从选材到场景到语言，随处可见宗教文化的烙印。了解宗教文化的差异，就能更准确地理解电影中宗教元素所具有的内涵，对翻译的顺利完成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西方人很多笃信基督教，基督教在西方国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力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以基督教为切入点去了解西方文化是最有效的途径。《阿甘正传》这部电影就体现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宗教意识。其中有一个片段，阿甘说：“在大陆，人们几乎一无所有，在周末人们从来不去教堂。”美国记者回答：“真是难以想象。”说明大部分美国人都笃信基督教，他们对中国人的无这件事感到很不可思议。

另外，当电影越来越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沟通媒介时，涉及宗教题材的西方电影越来越多，这反映了一个社会普遍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Resurrection（《十字狂魔》），Seven deadly sins（《七宗罪》），Dekalog（《十诫》），The Da Vinci Code（《达・芬奇密码》），To Save a Life（《拯救生命》），The Gospel of John（《约翰福音》）等电影中的基督教元素对民众的价值观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与西方影片中的显性宗教文化相比，中国电影因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宗教制度和儒家精神的特点，渗透的宗教观念远远不如美国电影中的基督教影响明显，更多的是通过某种元素隐性地折射中国传统宗教观念。1987年拍摄的《京都球侠》（SOCCER HEROES）中，一群侠义的绿林好汉组成的足球队战胜了腐败的天朝临时组成的御林军球队，体现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精华的交汇。另外，中国电影中的宗教文化多涉及佛教，“单以佛教中观世音菩萨为主要人物的电影迄今为止就有很多部，如《六祖慧能传》《达摩祖师》《观世音与海龙王》《济公》（1993）等”。（张慧文，2012）“同时，佛教元素隐性存在并在市场上有所反响的影片也不在少数。《玉观音》（2003）、《天下无贼》（2004）、《可可西里》（2005）、《见龙卸甲》（2008）、《无间道》三部曲等影片从开场似乎就不经意地将故事情节、人物命运置于佛的注视和悲悯中。”（宋法刚，2013）

四、社会文化映射下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影视文化与社会文化是密切相关的、相辅相成，相互借鉴。影视是一个平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国家的文化与风俗。

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价值。一种文化下的价值观或许无法得到另一种文化的认同。如电影《刮痧》（The Guasha Treatment）中爷爷用中国传统的刮痧方法给孙子治疗轻微的发烧，却被美国当局误认为是虐童事件。因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也变得更加复杂。另外，中西电影中就隐私权的诠释也不一样。隐私的概念通常和西方文化联系在一起，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无隐私权一说：The Truman Show（《楚门的世界》）向人们展示了隐私权是不可侵犯的权利。它同时警示我们必须尊重保护隐私权；而中国一部电影《无形杀》（Invisible Killer）则说明了隐私权意识的缺乏。

这种差异给文化翻译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要么就是译文产生不了与原文相同的表达效果，要么就是直接误译。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可以从语用的视角来考虑翻译的方法，以期文化交流的顺利实现。如中国电影中经常会看到主人送客至门口后，说声“您走好”，译者翻译时就不能翻成You go well 或You walk slowly，而应该翻译为Good-bye ，Good luck或者See you。

五、语言文化映射下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决定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及语言表达形式。语言是有声电影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英汉语言基本句法的结构形式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从句子结构来看，英语句子严密紧凑，多采用“形合法”（hypotaxis）；汉语句子简练明快，句子结构多采用“意合法”（parataxis），以动画片《花木兰》中的台词为例：例：Guard： Were under attack！ Light the signal！ 原文台词简洁有力，和情形紧急相吻合。译为“有人偷袭，快点烽火。” 将形合的英文改为意合的中文，音节对称且突出情况紧急 （黄静，2009） 。将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肖申克的救赎》）中著名的电影台词A strong man can save himself，a great man can save another.翻译为“ 强者自救，圣者渡人。”具有同样的效果。

六、结 语

电影是承载大众文化的重要方式，是浓缩了的现实生活，起着沟通文化的作用，从影片中，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丰富的社会文化、风土人情、习俗惯例、人文地理等种种文化的方方面面。由于中外观众在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给中西方人们的相互理解和交流带来了障碍。本文从奈达的文化分类对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进行了解析，以期更好发挥电影的文化传播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雪芳.从关联理论看《英雄》的字幕翻译[J] 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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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皮影戏在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对象之后，对其进行研究的学者纷至沓来，有从事艺术学的、历史学的、民俗学的、人类学等等，对豫南皮影戏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对豫南皮影戏的生存背景、音乐本体、还愿仪式、文化生态等方面做较为全面研究的（曹玲玉《河南罗山皮影戏音乐调查研究》、王传厉《罗山皮影戏家庭愿戏的调查研究》），有对其唱腔的各种板式以及各种板式是如何连接的介绍（曾凡广的《罗山县皮影戏音乐研究》，耿玉琴的《豫南西调“皮摔”戏音乐唱腔初探》，付玉兰的《豫南“皮摔”东调音乐唱腔牌子初探》）；有对其影人的艺术造型、色彩运用、制作工艺的介绍（方丹的《罗山皮影造型、色彩及文化内涵研究》，刘松的《人、神和自然的交融—罗山皮影造型艺术分析》，蔡森林的《罗山皮影造型形式美初探》）等。可以看出，学者们对豫南皮影戏研究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有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有学者在某些方面对豫南皮影戏给予了不厌其详的介绍和耐心细致的分析。但作为“局外人”的学者、社会活动家等，在研究的同时也附加给了豫南皮影戏一定的观念、评论甚至是商品化的包装，大部分学者开门见山地指出豫南影戏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研究价值，这正是大多数局外研究者的心态和观念。事实也正是如此，豫南皮影戏的价值毋庸置疑，但作为局外研究者通常是站在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等层面上来看待和研究这些价值。当然，我们决不是反对对豫南皮影戏进行这些研究，如对其历史渊源的研究、唱腔的研究、音乐调式调性研究、剧目文学价值研究、影人造型研究、影人色彩运用研究等，相反地，这类研究非常重要而且必要。一是了解豫南皮影戏的艺术魅力、审美价值；二对当下音乐、美术、文学等的创作提供借鉴；三是商业化的包装演出，提高了艺人们的收入；四是与当地旅游业相结合，扩大了影戏知名度，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等等。这也是目前大多数民间音乐品种在研究与保护方面的做法和结果，即重在其外在价值的实现。事实上，民间音乐文化的外在价值只是“末”，其内在价值才是“本”。豫南皮影戏的内在价值在于它的生活价值、民俗价值、信仰与观念价值，这是它的根本价值，是我们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所在。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豫南罗山皮影戏，自明代中叶传入豫南地区,[3]60历经400多年的历史风雨，是什么力量使它绵延至今并在豫南大地久演不衰,这显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结果。几百年来，豫南皮影戏一直存在并延续着自身传承和发展的自然模式，这种自身传承和发展的自然模式虽经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但始终能在其存在的社会和历史时空中发生作用，也就是民众所认可和在生活中实际使用的价值。传承人李世宏以文字形式总结了豫南皮影戏的起源传说，在记载的10个传说里，有6个故事与中国古代皇帝而且大多是太平盛世的皇帝有关，如汉文帝刘恒、汉武帝刘彻、汉元帝刘爽、隋文帝杨坚、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其余4个故事则是描述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之时，皮影戏却在豫南绝处逢生、异地开花。[4]通过其产生的多种传说，可以看出影戏在豫南民众心中的地位：一是崇拜和敬仰。对于草根百姓而言，古代皇是天之骄子，无疑是人神之合体，抑或说就是神的化身，在豫南多神信仰体系中，皇帝特别是盛世明君亦是民众信仰的神灵，由于与这些神灵的密切关系，使皮影戏更具有了神秘和神圣的意味。二是能带来福音福祉，中国传统农耕时代，对鬼神的崇拜成为对很多自然现象进行合理解释的一种常态，侍奉好所有鬼神，使他们赏心悦目，则能带来平安吉祥，皮影戏便成为鬼神崇拜的一种很好载体，成为“以虔敬所有超自然的神为第一目的的艺术。”

演影戏、看影戏都可以带来风调雨顺、家道兴旺、升官发财、福禄永居。由于皮影戏的这种神圣地位，使皮影艺人也具有了受人尊敬的地位。笔者在拙文《淮上“卷戏”的形成与音乐板式类型初探》中曾谈到皮影戏源自唐代的讲唱宝卷，最初皮影戏的演唱内容多是宗教故事，其剧本称作“卷”，唱影叫“宣卷”，演出用的灯称为“海灯”，都是佛教信徒的习惯，与讲唱宝卷相似。演出前还要举行宗教仪式，演员必须净面漱口，焚香念赞，然后才可表演。演出多以酬神还愿为主，且演员兼有某种宗教职业身份。[6]可以看出，皮影艺人同其他专业民间艺人不同，他们不仅不是被人鄙视的“下九流”，而且他们还有比一般大众高的地位，且常常具有双重身份。早期是宗教职业和皮影艺人的双重身份，现在是农民和皮影艺人的双重身份。他们忙时务农，与周围人身份相同，平起平坐；闲时受邀演戏，收入不菲，事主对其奉若上宾。不管是神圣的宗教职业还是有手艺的皮影艺人，在农民心中都是能与鬼神沟通和对话的人，甚至将其视为演出场合的神，都是值得崇拜和尊敬的人。在这一点上，豫南地区似乎一直延续着远古时期民众对巫覡的认识态度。那么，作为一个皮影艺人，在他们心中自然也一直有这样的情愫——传承皮影戏是一种荣耀，让自己的“绝活”流传于世是一种光荣，由此形成了一种开放式的师承方式：祖传家授（血缘传承）和广招门徒。祖传家授是为了家族荣耀的传承自不待言，广收门徒的师承方式只要举行一个约定俗成的简单、灵活的拜师仪式,首先要找一名引荐师引荐。找引荐师的作用有三：一表达对师父的景仰，二表示师父技艺超群，三显示徒弟通情达理,使师父产生好感。其次，举行拜师仪式。仪式上邀请见证师，目的是向江湖同仁宣告师徒关系的确立,同时也明确师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最后，徒弟学艺三年,期满若出师即可自立门户，行艺江湖。

豫南皮影技艺的传授沿袭着传统的口传心授模式,师父有空时会教徒弟戏词、操杆技巧、锣鼓点子，徒弟观察、体验师父的一言一行,观察学习师父的表演、唱念以及与锣鼓管弦的配合，在跟师父跑码头的过程中学会应付各种状况。另外一种学习技艺的方式叫“盘道”,这种技艺学习的方式似来自于佛教徒的辨经论战。盘道先由徒弟之间进行，双方艺人或演或唱或念，拿出自己的独门绝活,你来我往，各不相让，几个回合下来，若还难分高低，则有师父们上阵盘道切磋，这是双方徒弟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大好时机。常言道“学艺不如偷艺”，徒弟们往往在师父盘道切磋的过程中,学到很多平时难以习得的技艺和规矩，悟性高的徒弟能在几次盘道切磋中“偷”得双方师父的绝活。在广收门徒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值得一提，那就是“师访徒三年”，这是豫南皮影艺人中流传极广的一句谚语。即徒弟已经举行拜师仪式，在学徒期间,若认为师父艺不如人，可以谢辞师父，另谋他处学艺；若师父认为徒弟资质太差，学皮影戏没有前途，则可劝退徒弟。师徒名分既定也不妨碍各自的来去自由。因此，豫南皮影戏的师徒之间是一种十分和谐的关系。罗山县周党乡皮影老艺人岳义成老师傅,年已八旬,徒子徒孙遍及罗山诸乡镇,老人每每提起，总是充满了自豪和骄傲，弟子们提起岳师傅也是崇敬有加。豫南罗山皮影戏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后，也指定了“传承人”，希望通过保护这些传承人身上的技艺，进而使皮影戏得以更好传承。事实显示，传承人能做的只是把皮影雕刻手艺和雕刻成品变成旅游商品换取经济利益，或者是表演给上级领导、调查者、游客观赏。

这也是目前大多数民间音乐品种保护的做法与结果，并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做法并不能体现皮影戏作为情感符号在豫南民众中发挥其组织和谐生活的作用，这是因为皮影戏的传承特别倚重于传承者上述的传承观念和流传区域的民众信念，当国家政府对他们中的个人的角色另有期待，他们就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角色去适应新的要求。事实上，在指定传承人以后，豫南皮影戏的那些箱主们在心理上或者说在身份认同上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被指定为传承人的箱主，大约有两种心理状态，一种是诚惶诚恐，感觉自己责任重大，又不知如何做才能尽到传承人的责任和义务，由此产生一些焦虑；另一种是骄傲自大，认为自己技高一筹，胜人一等，本来很朴实的皮影艺人，却平添了几分骄气。我们必须注意到，目前在豫南罗山县60岁以上的皮影艺人就有50多人，能登台的约49人，60岁以下的有数十人，常年演出的皮影戏箱有20多担，且都是民间艺人的自发组织，政府认定的传承人只是他们中的少数，但是应该说，每一位艺人都拥有着或者说都体现着不断传承的、延续的和完整的皮影艺术的价值，豫南皮影艺术之所以呈现区域性的整体特征，正是因为我们能够从每个艺人的生命中看到这种艺术的整体性。

“非遗”语境下，政府部门、研究者或保护者总是站在一种超然的和“客观”的立场来认识和界定皮影艺术，那么，“非遗”是否真正揭示了皮影艺术的价值实质，同时，用“遗产”的概念，将民间草根艺术——豫南皮影戏同其他有形的古迹、文物等等同视之，一方面强调了豫南皮影戏的某种重要价值，但同时也暴露了对皮影艺术内在价值的实现缺乏信心。事实上，皮影艺术几百年来得到不断地创造、传承和使用，是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民俗文化、仪式表演、民众观念的呈现，这种认识到了一个应该回归的时候了。据《罗山县志》，罗山皮影戏是明代中叶传入罗山。流行于彭新、铁铺一带，而后扩及到青山、涩港、周党、定远等地区，逐渐遍及全县。几百年来一直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至今在豫南人民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十分活跃，如果说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记载，那么从那时起，时间的车轮在21世纪业已转过了十余年，这期间约40年的时光流逝中，传统的音乐艺术样式在不断地衰弱、没落，甚至谢幕，不得不依靠行政手段加以干涉，企图使之保存、传承。而据调查，皮影戏却在豫南越演越火，颇有市场，众多的民间皮影戏班常年演出于民间乡镇村落，活跃在人们的乡俗礼仪生活中，各大庙会时期和春节前后，事主请戏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皮影戏为谁而演又因何而唱？豫南农村有着浓郁的民间多神信仰气氛，家家厅堂都会张挂以“祖宗昭穆神位”为主的多种神祗画像，祖先崇拜和多神崇拜习俗渗透于民众个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时，豫南地区自古就以“礼”为本，乡俗礼仪活动丰富而完整，酬神了愿的民间习俗，推动着皮影戏作为“酬神”过程中重要内容的乡俗礼仪仪式，酬神戏的演唱又使皮影艺人的祖师信仰和民众的多神信仰得以延续和加强，其间多向度的关系构成密切互动，成为豫南皮影戏延续的内在驱动力量。

豫南民间乡俗礼仪活动类型多样，但都与民众生活和民俗信仰息息相关，有明显的功利性。如祈雨活动、祭祖活动、丧葬礼仪、婚嫁还愿、得子还愿、升学还愿、祛病还愿、起房盖屋、母牛生犊等喜事还愿，也折射出罗山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在这种功利性的乡俗礼仪和民俗信仰观念里,酬神了愿成为民众共有的心理认同，皮影戏成为民俗生活中酬神了愿的最好媒介和载体，同时皮影戏的演唱进一步强化了民众的多神信仰。如对观音菩萨、王母娘娘、土地爷、龙王爷的信仰，表现在庙会、安土神、祈雨等礼俗活动中，这是以神为交往对象的礼俗活动；对祖先、家族新逝者的追悼，表现在祭祖、丧礼、迁坟等礼俗活动中，这是以鬼为交往对象的礼俗活动；在第三种看似以人为交往对象的礼俗活动，如婚礼、庆礼(各类庆典)、宾礼(接待宾客)中，实际上包含着对更多神灵的信仰。如生子礼、满月礼对送子娘娘的信仰，寿诞礼对寿星神的信仰，贺起房盖屋对鲁班爷的信仰，贺大病痊愈对华佗的信仰等等，像贺参军、贺上大学这类没有具体神明可信仰的，那就是各路神灵一齐信仰的结果。因此每逢诸如此类的喜庆事，必唱影戏以示祝贺，如贺上大学在戏台前挂上这样的对联：“金鼓齐鸣高科及第，笙簧同奏喜戏酬神”，横批“金榜题名”，如果是贺参军，则把对联稍作变动，即“金鼓齐鸣报国从戎，笙簧同奏喜戏酬神”，横批“保家卫国”，此类谓之“喜影”或“喜戏”；如遇盼儿求女、求福祈寿，祈求官运、财源亨通等事情，事主要在神明前发下誓愿，事后以影戏还愿，谓之“愿影”或“愿戏”。如因盼儿求女而许愿者,唱“送子娘娘领金银,三萧娘娘得金银……”。如因病许愿者,则唱“华佗师傅收钱纸,小鬼小判得金银……”。求神果报之后则要以影戏还愿，谓之“报神”……由此可以看出，地处大别山区的豫南村落社会、乡民生活里，皮影戏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其功能渗透在民众生活的每个角落，融化在每个乡民的血液里。一担担戏箱年年岁岁行走在大山深处、淮河两岸，为乡民提供着精神的慰藉满足着心灵的诉求，体现着民众对豫南皮影戏的欣赏、依恋。还有更多的文化认同和信仰的力量，这种文化认同和信仰的力量就隐含在交通不便、相对封闭的豫南乡镇村落至今所保留的丰富和完整的乡村礼俗传统中。这种乡村礼俗活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敬神，它以娱神为旗帜，广纳民间文娱活动内容。名为娱人，实则娱神。将娱神与娱乐相糅合，使宗教生活、民俗生活与传统民俗文化以及皮影戏有机结合在一起，使乡村礼俗成为皮影戏的重要演出场合和赖以生存的沃土。除却民众的多神信仰是豫南皮影戏目前得以传承、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还有皮影艺人的祖师信仰是另一支重要的信仰力量。艺人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豫南，皮影箱主家都供奉有“供奉乐王教主之神位”的牌位，艺人家也都供奉有“乐王教主神位”。每逢农历三月十六晚上，箱主就会为乐王教主上供、焚香、守夜，直至第二天乐王教主生日到来，届时箱主带领全班人马举行隆重仪式，祭祀祖师爷诞辰。豫南皮影艺人认为,祖师信仰是获得更多台口、平安顺利演出的保证。

篇5

人们通常从两个方面出发对事物进行判断和约束自己的行为。首先从自身出发，根据自身喜好、经验、价值观等对事物做出判断。此外，人还可以从自己内心中能分离出一个旁观者，切断对自己的同情，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客观、公正地对事物进行判断。正是后者体现了公平和正义。这种正义外显为法律，内显为道德。社会有效运转既需要严格的法律体系，还需要体现仁爱的道德准绳。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律，社会将陷于一片混乱，如果没有仁爱的道德，社会只会变得冷漠，所以，对于社会而言，法律比道德更重要。但对于个人而言，仁爱道德更有意义，仁爱之心会时刻提醒自己客观公正，能有效抑制利己心膨胀，使心中的利己和利他处于平衡，回归人的本真，使道德得以持续。一个有道德的人不需要法律约束，法律是用来约束偏离道德的人。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具有优良道德传统，但法制建设落后。前面已经分析了法律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那么究竟是什么道德力量使得我国封建社会在法制落后的前提下得以持续几千年？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博大精深，对忠、孝、礼、仪，君臣、父子、夫妻等各种伦理关系有着深刻理解。儒家文化为封建社会皇权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正是有了儒家文化基础，几千年帝王统治得以持续。政治鼎盛和文化最繁荣时期，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道德辉煌时期。但随着生产力发展，封建政治日益瓦解，传统道德也日渐衰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制度激活了微观经济个体的理性选择。这段时期与其说是道德建设被忽视，还不如说是市场经济道德还没有生存的土壤。落后的法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传统道德败坏。社会转型（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现代社会转变），经济转型（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道德也面临相应转型（从传统道德向市场经济道德转变）。

道德转型是经济转型的基础，经济转型推动社会转型。传统道德表现为集体理性和集体决策；市场经济道德表现为个人理性和个人选择。个体通过学习、经验积累能提高理性认知能力，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向市场道德转型能促进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个体认知有限性，信息不完备，有时候会出现个体理性失效。囚徒困境深刻地揭示了在个人信息不充分或则信任缺乏的前提下，集体理性显然优于个人理性。因此，道德转型中，我们要辨明道德转型的本质是人的理性成长，要逐渐培养个体理性，使公民个体能在法制和道德框架下，能通过自身努力，满足社会需求，创造财富。同时还要明确在现实社会中，人并非完全理性，某些场合下个人理性要服从集体理性。

二、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维度

我国现代化时间短，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理解市场与道德的关系有助于理顺市场与法制、权力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迅速发展除了与完善的法制有关，与新教伦理精神有很大关系。新教伦理精神提供了一种积极努力的现实精神和一种契约精神，这种伦理精神为西方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水期，要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既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成分，吸取其中的集体观念，还要结合市场经济体制引入新的道德规范，培养个体观念。具体来说可以围绕以下三个维度展开：

（一）从集体角度：建立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目前最迫切的还是要首先建立良好的法律，切实保障公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海外转移财产和海外移民现象越来越多，体现了公民对财产安全的担忧。环境法不健全，环境污染泛滥；食品安全法不规范，滥用食品添加剂问题蔓延。、环境污染、海外移民、食品安全等一系列尖锐问题都集中指向法制建设。因此，法制建设刻不容缓，政府应积极投入到制度改革和法制建设上，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提供法制保障。此外，良好的制度约束机制，可以为市场提供制度驱动力，引导资源有效利用。制度能有效约束权力，能引导微观自主选择。制定了能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机制，就能遏制政府权力滥用，减少企业寻租行为，引导企业家会把精力用于生产性活动。有了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企业就不会选择仿制，而会投入资源从事创新研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二）从个体角度：改变教育观，提升公民理性认知能力我国有素有尊师重教传统，号称文明古国，只是到了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很落后。直到，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被引进中国。建国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改革开放后过多关注经济，严重忽视了教育。目前，一种不良教育观正在蔓延。学习只为考公务员、找好工作、出国。在这种教育观引导下人的理性表现为利益最大化、机会最大化，偏离了教育本质。教育是教人求真、善、美，回归人的本真，在社会活动中寻求自身社会价值最大化。按照机械论理论，社会就是一个精密的钟表，人如同是钟表的领配件，只有各个部件有机协调和运行，钟表才能正确显示时间。只有每个人都能正确找到自己的位置，社会才能有序运行。教育就是要教人如何在社会中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发挥自己的价值。因此，转变教育观，植入新的教育观（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帮助公民提升自我认知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显得越发重要。

（三）从个体与社会互动角度：积极开展社会管理，激发公民管理热情市场能促进分工，专业化分工通过“干中学”“经验积累”能提高生产效率，但分工过度会使人变得麻木、冷漠，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对社会不关心。当前的道德缺失案例有很多不是与自私有关而是与冷漠有关。有些人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也不愿去帮助别人。某种程度上冷漠比自私还可怕。社会管理是培养公民参与管理的有效方法，通过把一些社会事务交给社会去处理，可以激发人们参与管理的热情，培养公民的社会意识。当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时，社会管理却很见效。网络推广和普及为社会管理提供了信息交流平台，应该建设好网络平台，营造健康的网络交流环境，帮助人们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交流看法，激发社会管理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