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法治思维的表现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缺乏法治思维的表现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2-0335-01

党的十报告强调指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重申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都对领导干部基本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学会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职用权是当务之急。

一、法治是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法治是法律发展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概念，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我国，尽管依法治国早已写入基本国策，但大多数人仍不能准确理解法治的真正含义。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即“法的统治”，是指根据法律治理国家，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法律至上”。这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在观念上，它意味着法律的权威、地位高于一切，是神圣不可侵犯；在实践上，法律在最高的、终极的意义上具有规制和裁决人们行为的力量。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保障权利”和“制约权力”。法治的精髓就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对于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对于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第一，法治保障个人的财产权、生命权、自由言论权、信仰权等基本权利。第二，法治制约公权力。法治就是要制约国家、制约政府、制约掌握权力机关的人。所以，法治不是治民，而是治权、治官。第三，法治需要独立的司法。司法权必须是中立的，不受任何外力的干扰。

法治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统一体。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是法治价值在人们头脑的思维形态中形成思维定势，并由此产生指导人们行为的思想、观念和理论；而法治方式是在法治思维的指导下的行为表现，是法治思维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是在执行层面提出的明确要求，是方法论和行为准则。法治思维支配法治方式。一个人如果有了法治思维，就会在遇到问题时自觉地运用法律知识进行决策，运用法治方式进行工作。反之，就会下意识地运用人治的方式去决策、去行事。法治方式表现法治思维。一个人的法治思维只有外化为法治方式等才能发挥法治的积极作用。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共识，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也是我们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现实条件下，法治对于深化改革、推进发展、维护稳定、构建和谐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目前部分领导干部法治素质不容乐观，法治观念错位，法治意识淡薄，缺乏法治思维和法治头脑，更有甚者缺乏对法律的尊重和敬畏，不但影响了领导工作的成效，而且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影响国家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以说，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素质是当务之急。

二、自觉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履职用权

篇2

一、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人治与法治

（一）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人治

1.人治现象

民族村寨旅游人治现象主要集中在旅游资源、旅游环境、旅游人文三个方面，其中又夹杂着国家法与民族村寨习惯法、民族村寨习惯法与人治的缠斗，主要表现为：

神判。在黔东南州，古老的民族村寨还仍然保留着古朴的神灵崇拜习俗。在苗族村落社区人们普遍相信参与了“呼清”神判后若反悔必遭恶报。利用神判的“内在约束力”来规范村寨旅游行为。但是，民族村寨“村给公共权力的运作缺乏制度规范和程序约制，容易形成人治型管理。”

风俗习惯。黔东南州从江县岜沙苗寨、占里侗寨，依然信奉民族风俗习惯保护着他们的青山绿水，维持他们良好的旅游生态环境。然而，“对那些一时不可解释的现象、超人及超自然的力量，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各种各样的神灵”。神灵的意志往往为少数人所控制，其实质还是人治的内核。

环境伦理。在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历史进程中，黔东南苗族形成了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环境伦理思想。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发育程度较低，认知水平有限，他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只是从感性层面出发去把握，并利用本民族世代传承的行为准则，如宗教戒律、习惯法乃至禁忌习俗等自发调节或规范自己的环境行为。因此，黔东南苗族环境伦理表现出直观、朴素、自发的特点，甚至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由于杂糅了迷信色彩，这种朴素的环境伦理思想缺乏法制要素，最终还是会滑入人治的深渊。

2.人治困局

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不可持续。民族村寨旅游的人治是建立在思想、文化、信息等相对较低水平基础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治正逐渐丧失其赖以生存的这一基础。

民族村寨旅游在发展中艰难前行。由于人治的随意性、不可预见性、短视与局部逐利等缺陷，民族村寨旅游并没有搭上法治规范化、长远化的快车，只能在人治本身所固有的各种痼疾的羁绊下，艰难前行。

民族村寨旅游健康发展难以为继。毋庸讳言，民族村寨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对法治的理解与尊重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形成了与现代文明法治的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人治已经像毒瘤一样滋长在村寨旅游发展的机体内，如不彻底拔除，村寨旅游就难以健康发展。虽然拔除人治毒瘤难免有阵痛，但如不拔除，只会后患无穷。

（二）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法治

从实用主义角度考量，人治在民族村寨旅游发展暂时还较实用，这与当前村寨的实际相吻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合理并不等于合法，实用并不等于有用。很大程度上讲，这些人治只局限于局部利益，不考虑整体利益；只局限短期利益，未顾全长期利益；只顾及个人荣誉，未考虑公共利益。村寨旅游的发展建立在脆弱的人治基础上，没有国家法制的强有力保障，一旦发生矛盾，纠纷就纷至沓来，难以招架，人治的痼疾也就昭然若揭，还谈何发展。旅游品牌的保护、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市场的管理等，这些靠神判、风俗习惯等人治手段，能够行得通吗？法治才是村寨旅游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法治路径的战略构思

（一）村寨旅游法治思维的构建与培育

一是必须凝聚众力，形成研究村寨旅游法治的浓郁氛围。首先就必须努力锻造一只专注于村寨旅游法治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队伍，为法治提供强大的智力和学术理论成果支持。其次，加强有关民族村寨旅游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的立法工作，彻底根除目前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不系统、不规范的痼疾，为法治精神的培育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是大力开展法制教育，全面培育民族村寨旅游法治思维。法治思维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开展法制教育， 群众要喜闻乐见，形式要丰富多彩。开展法制教育，内容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三是着力解决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问题，确保村寨旅游的人治逐渐向法治平稳过渡。

四是亟待革除村寨旅游法治的利益导向与参与痼疾。民族村寨法治的根本出路在于是否为大多数村民利益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官员的政绩服务。国家法只是从宏观层面上给予了村民旅游利益的法律保障，因此，要将实实在在的旅游利益分配到村民手中，就需要将国家法与民族自治法良性地结合起来，制定利益导向于村民利益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只有将民族村寨旅游的利益归结于村民，村民才会自觉地遵守法律，法治才会被实行；只有将民族村寨旅游的利益归结于村民，村民才会积极参与法治，才会认识到法治是真正维护自身利益的利器，从而自觉抵制人治，接纳法治，使村寨旅游走向法治的康庄大道。

（二）村寨旅游基础要素的法治

村寨、村民和游客构成村寨旅游的基础要素，村寨旅游的法治重点在于基础要素的法治。法贵简明，制定专门治理基础要素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将游客法治融合于基础要素之中，形成村民、村寨与游客这一对矛盾体和谐共生共存的良好局面，构建利益共同体，助力村寨旅游健康发展。村民、村寨表面上与游客是矛盾的，村民、村寨一方出售服务，而游客一方购买服务，服务质量与服务价格在法治道路上由价值规律决定。但是，如果缺乏法治思维，村民、村寨一方以为自己是地头蛇就漫天要价，不但侵害了游客的合法权益，更是饮鸩止渴，使游客望而却步，造成村寨旅游无以为继的灾难性后果。游客一方也要有法治思维，不得随意破坏旅游设施或增加不合理甚至违法的服务项目，或不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或刁难村民，或举止粗俗等等，阻碍村寨旅游健康发展。村民、村寨待游客如亲人，热情周到，服务明码标价，不宰客，不黑客。同时，也可适时增加温馨可人的服务项目，让游客疲惫的心灵得到村寨旅游的慰藉，使游客流连忘返，触发其再次或多次重返的冲动，再带动一大批游客前来光顾，村寨旅游何愁不长盛不衰。游客则彬彬有礼，温文尔雅，融入当地习俗与文化当中，与村寨、村民同乐，乐在其中，诗情画意，不是神仙，胜似神仙。当然，在这一对矛盾体中，游客往往属于弱势主体。在市场机制失灵时，我们就要发挥经济法的作用。“经济法的任务是，对强势主体进行限制、对弱势主体予以保护，使它们重新回到市场机制的轨道上来”。形成村寨、村民与游客良性互动的动态平衡局面，村寨旅游发展就可持续。在这里，法治是保障。

（三）村寨旅游市场的法治

村寨旅游管理的法治。村寨旅游管理应遵循政府主导――政府扶持――政府逐渐退出的发展路径。在起步阶段，单靠民族村寨现有的各种要素（既无大量的资金支持，又无丰富的管理经验），民族村寨旅游就可能被市场扼杀在襁褓之中。这时，政府应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肩负起资金支持与人才管理的重任，全力以赴开拓市场，在村寨旅游市场中起中坚力量。在熬过艰难起步阶段，村寨旅游市场有一定发展以后，此时市场还较脆弱，必须防止政府走两个极端：一是继续主导，使得旅游公司缺乏自主造血能力；与民争利，以政府名义抢夺旅游市场的红利，严重削弱旅游公司的生存能力；二是撒手不管，由于忽然缺乏支持，刚有发展的村寨旅游市场可能再一次被打回原形，彻底崩盘。在这个阶段，政府应该走中间路线，由政府主导逐渐向政府扶持角色转变。当村寨旅游公司能独立游走于市场，形成品牌与规模效应以后，政府应渐次地全身而退，不得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政企分开，村寨旅游公司完全市场化管理操作，村寨旅游开发的“果实”应该由人民来采摘，政府及时恢复其监管角色。在主导-扶持-退出角色转换的各个环节，必须配套有相应的法制特别是行政法、经济法予以规范，防止政府前期不作为、后期侵吞村寨旅游利益的腐败行为的发生，将村寨旅游管理全面纳入法制化轨道，确保村寨旅游长远发展。

村寨旅游宣传的法治。目前，村寨旅游宣传主要存在以下弊端：一是宣传乏力，碎片宣传，恶性竞争，未能形成规模效应。二是恶意或变态宣传。有些村寨旅游，为了招揽游客，壮大自身的旅游市场，不惜采用恶意或变态宣传方式。三是缺乏凝练民族文化成分的特色宣传。村寨旅游宣传不只是几张民族村寨照片、几个民族典故就叫特色宣传，村寨旅游宣传应着力于“凝练”与“特色”，“凝练”就是要对民族村寨文化价值、生态环境、民族风俗、村民文化素养、历史文化渊源、旅游交通、餐饮住宿等方面进行量化的综合评价，根据量化指标确定不同的等级，然后按等级进行宣传。“特色”不只是宏观地大谈特谈文化旅游、生态旅游来忽悠游客，而是要扎扎实实地分析文化旅游到底在哪里，有哪些文化，要分门别类，一目了然。要克服这些流弊，民族村寨要根据本地实际，通过制定相应的单行条例或自治条例，将村寨旅游宣传纳入法制化轨道。

村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法治。村寨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要采取辩证思维方法，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防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只注重开发而忽略保护；也应防止畸形强调保护而轻视保护性开发。开发与保护其实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没有静止不动的保护，它总是在时代车轮的滚滚洪流中动态保护。这种开发与保护必须走法治化道路，依法推进，避免出现人治造成的开发与保护走极端化的现象。

村寨旅游品牌的法治。首先，旅游品牌要具有浓郁的民族村寨文化气息，有典型的地方性与显著的特征，便于游客识别记忆；其次，旅游品牌前期需要政府的前期投入，前已述及，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村寨旅游品牌的建立很可能胎死腹中；最后，旅游品牌并不是只是一个牌子，它具有丰富的人文与民族内涵，涵盖村寨古代文明及其演化史和现代文明的程度。璀璨的村寨古文明无疑为村寨旅游品牌的建立增光添彩，为外地游客打开了一扇窥探古文明的天窗。民族村寨的现代文明程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旅游品牌的建立，如果村寨村民举止下流、语言粗鄙、观念陈旧，缺乏现代文明，不但为游客带来不便，而且还会使游客顿失好感，厌恶之情油然而生，旅游品牌何以建立？因此，旅游品牌的建立需要制定地方特色单行条例予以规范，走法治化道路。

村寨旅游的战略布局的法治。村寨旅游不能只局限于战术层面，更要有战略思维。黔东南州属苗侗民族聚居地区，各村寨都有丰富的苗侗文化旅游资源。但是，不能普遍撒网，各自为政。应该根据村寨人文、历史和区域特点整体布局，整合旅游资源，防止村寨内部恶性竞争，凝聚合力，从战略高度来布局村寨旅游。目前，黔东南州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沪昆高铁横穿而过，为沿线的短期游、假日游提供了大量的客源，建立“高铁沿线旅游带”正逢其时；同时，黔东南州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再镶嵌以苗侗文化，为建立“红色旅游区”提供了可能。因此，从战略高度构建“一带一区”民族村寨旅游，可以助力黔东南村寨旅游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村寨旅游的战略布局，都需要法治思维，依法推进，防止朝令夕改。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的法治。要做好详尽的规划，土地、环保、税务等政府部门齐心协力，共同助力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民族村寨旅游要根据这些法律制定出适合本地实际的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使村寨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更具有针对性。

参考文献：

[1]麻勇恒，范生姣.神判与“村治”――基于贵州J村共有资源开发利用权丧失的案例分析[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5（04）

篇3

引言

美国媒体CBS报导，美国德州布兰诺一名警察在向一位年轻父亲开完罚单后，悄然在里头夹了一张百元钞票，帮助这名需要抚养孩子的父亲。年仅25岁的海登・卡洛生活在德克萨斯州布兰诺市，生活困难，还要抚养孩子，没钱给自己过期的汽车注册。为了生活，他还是开出了自己的汽车，结果被一名警察当街拦下。海登・卡洛把自己的窘境细数给警察听，警察不为所动，仍然开出了罚单。接过罚单，海登・卡洛发现里面竟然夹了一张百元钞票。他震惊之余，感动的大潮在心底涌起，回头望，却发现警员悄然离去。对于这起事件，布兰诺警方发言人表示：“这名警察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我们希望不要对外透露姓名。”这件事既体现了法律的尊严，又彰显了人性的关怀，对我们的启迪极其深刻。

以我国城管执法为例，也会经常遇到类似的执法案件，但我们的执法实践则通常与其不同：对弱势群体的违法行为进行惩处往往会法外开恩，或鉴于他们的特殊情况，予以从轻发落，甚至不予追究。显而易见，我们在执法这个环节上明显夹杂着道德的因子。这种道德与法律混淆不分的做法虽然出于道德的善意，然而于实际却起到了一种“姑息养奸”式的作用，使得这些弱势群体常常心存侥幸，甚至屡教不改，以致依法执法变得更加举步维艰。

一、道德思维与法治思维发生冲突的表现

首先，从执法相对人的视角观察。城管的执法对象即执法相对人，大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人员、郊区农民、城市下岗职工、年老体弱缺乏扶助者等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处在社会的边缘和底层，缺乏谋生的基本知识、技能和资金，而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没有从根本上为其解决生活保障的问题。出于谋生的需要，这些执法相对人往往被迫徘徊在法律红线之上，在城市街头做起流动商贩或定点设摊的违法营生。在他们眼里，觉得自己虽然生活困难，但为了生存没有依靠政府而能自食其力，且又不妨碍他人。即便执法者来了，他们也显得理直气壮。显然，这些道德层面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这些相对人的违法底气。

其次，从执法人员的视角观察。执法人员作为执法的主体，理应秉持公平公正的法律态度，客观同等地对待每位相对人。但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却又难以避免道德思维的介入。比如有时面对当事人违法性质和程度基本相同的情况，执法人员会依据当事人的态度进行有区别的执法，对出口伤人、态度恶劣的当事人，执法人员可能会因自身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而对其加重处罚，对其他的违法当事人则可能从轻处罚或者给予免罚。再比如有些城管队员原本出身社会底层，当其通过自身努力走上城管岗位之后，执法活动或多或少会带有道德上的偏向，即对相对人中那些看上去经济实力较好、比较强势的对象，往往执法较为严厉，而对弱势群体则天然地心生怜悯，特别是对那些社会底层的群体，执法人员往往抱着同情的心理会对其网开一面，能轻罚则轻罚，甚至需施罚而不罚。

再有，从社会舆论的评判视角观察。虽然，流动商贩等执法相对人从事的是违法行为，但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同情弱者和讲究人情的心理习俗和传统，加上他们的违法行为本身只是为了谋求生存，所以很容易获得群众的同情。一旦遇到小商小贩乱设摊之类的违法行为，城管执法人员将依法暂扣其物品的时候，周围的群众常常会替他们说好话，为他们说理求情，强调他们谋求生存的艰辛与不易。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暂扣的这些物品承载的确实是他们的生计，以致在执法的过程中，会经常因为暂扣物品而发生城管和执法对象肢体冲突的现象。对这些现象，老百姓大多是从道德的纬度而非运用法治思维对其进行评判，认为城管缺乏人情味，甚至据此把城管妖魔化成一群专门欺负弱势群体的“土匪”和“流氓”。[1]

毋庸置疑，纯粹法律层面的过错不能简单地用道德来评判、问责和惩罚。法律和道德混淆不清是非常危险的越界。当前城管执法遭遇道德思维的干扰，不论对依法行政，还是对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建设都无疑将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必须深刻剖析，严肃对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越界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和把握。一是从定性上来认识，即前提是违法了，这是性质问题，必须依据法律规定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处置，而不能用道德的思维、观念和规范来看待和解决，否则就是越界；二是从定量上来把握，即法律对某一违法行为有非常明确的处罚标准，基本没有自由裁量权的空间，就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和尺度严格执行，而不能随意受道德思维、观念和方式的影响肆意对其更改，否则同样属于越界。

二、道德思维与法治思维发生冲突的原因

（一）历史传统影响

中国历史上封闭的地理环境、复杂的气候条件、农耕文明的长期滋养、宗法等级的社会结构以及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的共同影响，合力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法制的伦理性特点，促使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从开始就深受伦理观念和规范的影响，并在重视伦理亲情、主张以德礼为治世之本的环境下发展起来，以致人们后来将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称之为伦理法。[2]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法制蕴涵了强大的道德基因及其影响力，难以形塑和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更难以教化民众养成独立的法治精神，正如梁漱溟老先生在其《中国文化的命运》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显而可见有下列四大短处：第一是缺乏法治精神；第二是缺乏纪律习惯；第三是缺乏组织能力；第四是缺乏公共观念。”[3]其中，居首的就是缺乏法治精神。后来在传统伦理观念和规范的影响下，我国在社会制度上逐渐形成了以礼俗替代法律的传统和社会关系的伦理化，致使法律的主导性地位始终未能稳定确立。此外，这些和现代法治社会要求相距甚远的传统道德观念有很强的独立性，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阻碍现代国家进行法治化的进程。

（二）学界舆论助推

现有关于德治和法治关系的讨论已经形成很多共识：一方面，两者之间互相联系，相互渗透，共同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互相转化。如原先由道德调整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因环境的变化被纳入法治范畴（如用假身份证办理业务将入罪等）；原先由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即法治范畴内的一些行为，则也可能会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和观念的改变而被纳入德治范畴（如国家层面实施的“二胎”政策等）。但不论怎么转化，法律永远是道德的底线。另一方面，两者之间亦相互独立，互相区别，并各有其特定的适用场域，也就是存在界。已有研究肯定两者的内涵、功能各有侧重，大多落脚在两者的有机结合上，往往强调和突出了两者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合作性，对两者各有的独立性却有所忽视，导致长期以来人们对城管的执法行为很难从法律的意义上作出纯粹的判断。在当前的政策实施和学术探讨中，不论是用法律解决道德问题、用道德解释法律问题，还是用道德解决法律问题、用法律解释道德问题，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想当然和自我诡辩。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道德思维对城管执法的干扰，与一些领导干部和学者的言论观点不无关系。

（三）法律不够完善

通常而言，法律制定都有相对原则性和滞后性的特点。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说，制定的法律内容大多是非常原则性的条款，且基本处于粗线条的弹性状态。这种因法条原则性过强而不免自带粗糙的特点，首先为道德思维的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其次是存在盲点。目前城管承担的行政执法事项不断膨胀，加上实践不断发展的现实需要，很多案件无法可依，没有参照，只能凭借道德层面的习惯性做法即所谓的惯例加以处理，由此也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难。再有，就是缺乏可操作性。某些法条的规定明显与实际脱钩，不接地气，导致不符合亦不能满足现实情况的需要。对此，城管执法在实践中要么难以落实到位，要么曲解法律原意违法执法，要么被迫陷入道德的情境，不自觉地运用起道德的思维和方式来解决法治的问题。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法律制定再细化、完善和具有可操作性，也难以对各种违法行为施以全方位覆盖和点对点的处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完善法律来规制和减小道德思维干扰法治的空间。

三、降低道德思维与法治思维冲突的方法

（一）在“集团生活”的训练上下功夫

如前所述，社会舆论乐于从道德的思维和维度对城管执法活动口诛笔伐，不仅误导了市民群众，而且干扰了城管的正常执法活动，使城管执法人员不知所措，执法信心也遭遇严重打击。寻根溯源，梁漱溟老先生指出了中国人缺乏法治精神的短处，亦对其进行了深刻剖析，并道出了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缺乏“集团生活”。[3]为此，除了在全社会加强法治的常规宣传和教育之外，重点还是要通过实践加大对人们的训练，培养人们的团体合作意识和公共空间意识，进而促使人们自觉地养成学习法律、敬畏法律和维护法律的行为习惯。尤其是对城管执法人员及其领导干部而言，更要加强对他们的专业法治培训和训练，帮助他们树立道德与法律的边界意识，不断提升他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能力。

（二）在理论研究的探讨上下功夫

在城市治理的过程中，很多城管的执法工作缺少正确的理论指导，导致城管在执法过程中不能有效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不可避免地存在违法侵害执法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当前城管执法之所以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什么是法治思维、什么是道德思维以及如何清晰地避免两者的混淆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负有理论研究使命的学界应主动回应一线城管执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帮助广大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释疑答惑。同时，城管执法部门的领导干部及其执法人员也应积极对工作展开思考。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专门召开理论和实践的研讨会，邀请理论工作者和基层执法者共同出席，重点围绕城管执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指导他们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解决执法难题。

（三）在城管制度的完善上下功夫

至今，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系统的有关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很多城管执法活动只能依据行政机关内部文件的规定进行，同时城管自由裁量权的幅度过大，也给执法人员留下了巨大的执法空间，间接地为“讲人情、找关系、谋私利”埋下了隐患。对此，首先在立法层面，要积极鼓励城市管理各相关主体能参与到完善城管法律法规的制定中，充分反映他们的利益、意志和诉求，力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部科学的、具有较强操作性的专门法律，如《城市管理法》，以增强执法依据，减少法律存在的盲点和道德介入的可能；其次是量化细化城管行政裁量权，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城管自由裁量权的基准制度，减少城管执法的随意性和道德思维干扰城管执法的空间。此外，要建立和完善对城管执法行为的审核监督制度，进一步加大对其违法行为的警示惩戒力度，不断督促其树立法治思维，从而更好地预防其失范行为的发生。

四、结语

提出道德思维对城管执法的越界干扰问题，主要源于调研受到的启发，绝非是要将法律和道德对立起来，亦非是要将这两者分离开来，而是想强调两者各有其适用的边界、场域、限度和功能，不能混为一谈。道德与法律紧密相连，对立或分离两者不仅于实践无益，而且非常有害。比如，当法律对某些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存在模糊空间，城管执法人员可以运用自由裁量权的时候，那么在区间AB的范围内，城管执法不仅不排斥甚至需要道德思维的合理参与，这既符合法律规定，也有利于弥补法律的不足。当然，这与道德思维的越界干扰不是一回事。一个是参考、补充，遵循着法律的要求；一个是越界、替代，违背了法律的精神。对此，城管执法人员必须抱有清醒的认识，并自觉将其贯彻到行政执法中去。唯有如此，城管的依法行政之路才有可能迎来明媚的春天。

说明：本文系上海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2016年青年课题《城市综合管理视角下违法建筑治理问题研究――以XX区为例》基金项目（编号：SHDX2016C-54）。

参考文献：

篇4

1医学职业精神教育引入法治思维的必要性

1.1民主法治时代的必然需要

法治思维不可能在人的头脑中自发产生，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养人具有法律知识，并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分析、思考、解决自身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当代医学教育培育的人才势必要融入民主法治的发展进程中，他们不仅担负着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医疗使命，同样也是实现民主法治的主力军。因此，在医学职业精神培养过程中必须引入法治思维培育。

1.2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需求

医疗卫生事业正走向制度化管理的轨道，而医疗卫生事业制度化中法制完善是必然之势。随着各种新的医疗技术不断应用到医疗领域，每有新技术、新理念的应用，都需要法律做出明文规定，用法制调整、规范它们在医疗实践中的应用。作为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应及时更新法律认知，明确自己在医疗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既可以及时运用新技术、新理念，又可以维护自己和患者的权利，从而推动医疗卫生事业有序发展。

1.3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条件

和谐医患关系是医疗领域发展的目标取向。目前，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疗纠纷是医患关系不和谐的主要表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医疗过程中医学技能尚有不足，另一方面是医疗工作者人文医疗的缺失，而人文医疗能力的培养过程不仅是沟通、伦理的培育，也应该包括法治思维的培育。医德与医学法律的功能互补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维护医疗秩序的必要方式[1]。在医学职业精神的培育过程中，应加强医学生对依法行医的认知，让学生通过学习《执业医师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医疗法律法规，既可以保护患者利益,又能维护医疗工作者的权益。在此基础上，学生应学会运用法律法规依法行医。如在诊治过程中明确向患者履行告知义务、规范病例书写、保障患者隐私权等;在遇到医疗冲突时会合理运用法律法规维护医疗工作者和患者双方的权益，及时解决一些矛盾。医学职业精神培育过程中有效强化法治思维可以转变医疗观念，确保医疗工作的安全，预防或减少医患矛盾，防止医疗纠纷的发生，促进和谐医患关系的形成。

2将法治思维引入医学职业精神教育的措施

2.1丰富医学法律理论知识

医学院校对于医学生的教育以培育医学技能为主，辅以医学伦理知识，相关的医学法律知识普及较少。医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在诊疗、护理环节能很好地从医学角度处理、解决问题，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医学法律知识，将可能会在医疗工作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如不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度、章程进行医疗操作，一旦出现问题势必引发医疗纠纷，既无法保证患者利益，更无法维护自身权益。因此，医学院校应开展医学法律理论知识的教育，培育医学生在医疗工作过程中应具有的法治思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出台了各种医疗法律法规，如《医院工作人员守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医务人员医德规范及实施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既能保证患者权利，又可以维护医疗工作者的合法利益。让医学生在校及实习期间学习相关医学法律知识，学习过程中明确从医实践中的权、责、利，让医学生认识到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仅要有高超的医疗技能，还要具备基本的法律理论素质，逐渐培养他们依法行医的思维。培育医学生具备法律知识可采取多种手段，如:传统课堂的理论教学;在临床实习中依据医疗实践进行专题学习，开展案例教学，让学生感触到医学职业不仅是医学知识的承载，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法治思维能力。

2.2培养医学法治思维习惯

法治思维建立在具有法制知识的基础上，能运用法律的价值进行思考、评价、分析，法治思维培育过程的关键是培养医学生养成法治思维的习惯。将法律知识转化为法治思维习惯，就是要让学生在掌握法律知识点的基础上将所学的法律常识应用到医疗行为中，积久成习。法治思维习惯一旦养成，会使医务工作者在医疗过程中能关照各方利益，有效减少医患矛盾冲突。一是法律主体意识的培养。在法律基础知识讲授过程中灵活指导学生的思维行为，让学生从身边的事情出发，自觉与法律知识相结合，运用民主法治的原则表达自己的主张和立场。二是法律平等价值的深化。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和愿望，明确行医过程中患者与医者平等的理念，作为医者不仅要依法捍卫自身权利，更应从患者角度思考问题，依法维护患者的隐私权、知情权等。

2.3提高医学法律实践能力

法治思维包括对已掌握的法律常识、法律意识的实践运用，因此，法治思维的形成在医学生职业精神培养中应该提升实践的能力，这需要在教育及实践中加强。

(1)创建法治环境:培育医务工作者的校园和实习场所应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使医学院校的各项活动运转过程中渗透法治理念，使学生融入法治环境氛围，让医学生认识到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在社会实践中切实可行，实践能力必然得以提升。

(2)规范医疗法律行为:培养医学生不仅是让他们熟练掌握和运用医疗技能，也应让医学生依照各项医疗法规来规范医疗行为，强化他们行医规范的培养，并在实习期间让学生按程序、按法规开展实践操作。

篇5

为深入研究国有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情况，我们先后到内蒙、宁夏、新疆、陕西、天津、上海、浙江等地，通过座谈交流、查阅资料、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形式，对十家国有煤炭企业开展法治文化建设的情况进行调研。所调研的企业包括了国有煤炭开采企业、煤化工企业、发电企业、科学研究企业。本文基于调研的结果，对国有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法治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国有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基本情况

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将“法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国有煤炭企业里成为企业的一种自觉。在调研中发现，煤炭企业在建设法治文化，实施依法治企的道路上都取得了一定进步。员工的法治意识普遍有所增强；法律事务的领导机制和工作机构较为健全；普法教育能够年度开展、形式丰富多样；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普遍建立了基本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个别公司建立了法律风险防控信息系统；高管层依法决策的意识有了明显增强。所有这些，都为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奠定了精神、制度、物质层面的基础。整体看，煤炭企业的法治文化建设有进步，但是进展不一，繁简不同。

国有煤炭企业法治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

国有煤炭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法治意识的增强，法治体系的完善，法治基础设施的健全使企业法治文化建设具备了雏形，使法治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与依法治企，管理先进的要求相比仍然存在一些差距。具体表现为，法治文化理念体系还不够清晰，法治文化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法治文化的执行体系还不够到位，法治文化的群众性、创新性仍显不足，因而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出现了一些认识上或实践上的问题。

（一）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澄清。调研中发现，无论是普通员工、中层管理者还是高层管理者，都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存在不同程度的混淆现象，有的甚至认为，法治文化就是法律文化。谈法治文化建设，往往还局限在法律文化，甚至是法律制度建设的范围内。

（二）管理者和员工的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需要进一步提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煤炭企业凝聚了大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但是任何专业都有短板。这些人才中系统学习过法律知识，有过法律从业经验的人少之又少，工作中难免出现法治观念、法治思维的短板。在经营管理中往往表现为习惯于按传统经验和老规矩办事，出了问题或纠纷以后，首先想到的是依靠熟人关系，通过非正式的途径、行政权力的力量而不是依据法律制度、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解决。员工和中层管理者法治意识的缺乏，一方面表现为缺乏对法律的敬畏，个别关键岗位员工在利益诱惑面前，存在权力寻租的可能；另一方面表现为不会运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倾向于通过过激的方式进行宣泄，而不是寻求法律的帮助。

（三）企业法务人员队伍的法治素养需要进一步提升。企业法务从业人员一般具有专业的法律知识，具有做好法务工作的基础。但是在法律实务、依法治企、法制意识、法治文化方面仍有欠缺。他们经历过的实际诉讼不多，在法律原则的坚守，制度的执行方面，不受企业领导意见的影响而独立决策的能力有待加强。在法治文化的创新方面，有的还停留在法制文化建设阶段，只重视制度建设，忽视法治精神的倡导；重视法律规章制度的宣传教育，忽视实际应用的培训和知行合一的引导；法治文化建设的创新性不够。

（四）企业的法治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的法治体系包括了法治意识、制度体系、组织体系、执行体系、保障体系等多个方面。运营中，管理层对法治文化的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法律的运用上应该更倾向事前的防范。员工在参与普法的活动中，更多的是完成任务，走走形式，而非真正接受法律知识，提高法治意识。在制度体系上，不仅仅是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更为重要的是执行不够到位，“人治”而非“法治”的思想和做法仍然存在。有时为了追求经营效益，完成考核指标，在工程建设、生产运营、财务管理方面，偶尔会有未批先建，未验即产，违规担保等行为。在法治文化的组织体系上，法务机构、法务人员配备还不太健全，其作用的发挥还不到位。在规章制度的执行和保障方面，有些企业并未将法律损失纳入单独的业绩考核指标，激励约束机制还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