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非遗文化的意义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传播非遗文化的意义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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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助于提升非遗教育的效果，扩大其影响力、覆盖面，提高其知名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元素，但再好的资源如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那它也仅仅是一种事实存在而已。将全媒体引入非遗教育，可以有效地帮助人们深入了解非遗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丰富和拓展非遗教育内容，增强亲和力和说服力，在全社会形成关注、保护和自觉传承非遗文化的氛围，接受非遗文化熏陶，这种潜移默化的文化渗透方式不仅有助于个人形成正_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且也有助于在全社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有助于创新非遗文化传播载体

全媒体包括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可以让非遗文化的内容采用不同的传播渠道进行传播，方便人们在各种接收终端欣赏、学习。我们可以利用全媒体技术的全方位、多渠道的特点，把非遗文化多媒体化，实现文化的传播交流。新兴的媒体技术降低了文化信息传播的成本，扩大了可利用的内容、渠道，方便了人们以更直接有效的方式来获取循环传播的文化信息。因此，非遗文化只有创新传播载体，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得以在时代中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策略

（一）充分利用新兴媒体进行传播

1.打造“非遗”数字图书馆。数字图书馆可以将“非遗”进行数字化并得以永久保存，受众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地限制自由地查看、获取相关知识，有利于促进“非遗”研究工作的展开。“数字图书馆是对收集、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资料进行数字化存储的网上图书馆，包括对经典典籍、研究著作、地方文献、研讨会议记录、研究期刊、音像资料、图片展示等进行数字处理和存档，方便网上查阅者的使用。”美国早在1990年就开始启动全国性的数字图书馆“美国记忆试验计划”（American Memory），其中一部分内容记录了美国几百年的风土人情，和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类似。

建立数字图书馆，可以保留“非遗”的原始文献资料和影像素材，为人们观看、研究、利用提供了一个便捷的公共平台，是“非遗”全民共享的重要途径。由于“非遗”数量较多，任务很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可以按照国家级、省级、市级等不同级别的“非遗”名录，逐步建立和健全“非遗”数字图书馆。另外，“非遗”数字图书馆可以依托并挂靠在现有图书馆上，也可以单独构建数字图书馆。

2.利用微信、手机APP等移动媒体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每人几乎都拥有一台甚至是多台智能手机，人类已经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且具有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特点，所以应当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加大“非遗”的传播，特别是对微信、手机APP等移动终端的应用。广东省文化厅在这方面就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2015年6月13日，全国首个非物质文化遗产APP项目《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电子地图》（手机版）已经正式上线。安卓手机用户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下载并安装使用，轻松地就可了解广东“非遗”项目分布、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等相关信息。

手机应用终端不仅能够缩短沟通的时间和空间，且已经成为人们如影随形的信息媒介，微信、手机APP等应用程序可以随时更新，随时关注，互动效果十分明显。就如王隽博士所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播过程中注重契合碎片化、短微化传播规律势必能够提高到达率，顺应现代受众的收视收听或阅读需求。”由于“非遗”整体信息量较大，所以我们就可以开发具体到个体的APP软件，特别是具有商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非遗”项目。像黄杨木雕、瓯绣等传统美术类型的“非遗”就可以充分利用手机APP软件，把黄杨木雕和瓯绣的历史、现状、传承人信息、活动信息、相关制作工艺、品牌推广和意见反馈等内容用移动互联网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进行推广与传播，甚至可以做成销售平台，这是典型的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紧跟时代潮流，有利于培养更多的年轻人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提高“非遗”的海外影响力

“非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也需要走出国门，向海外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了解“非遗”。“非遗”的海外传播有许多成功的案例，例如国粹京剧、昆曲和泥人张都在海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特别是昆曲曾一度在西方掀起了“昆曲热”。同时，“非遗”也成为海外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与方式。海外传播对温州“非遗”的传播显得尤其重要与特殊，因为温州是著名的侨乡，有将近70万人在海外生活和经商，“凡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海外温州人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鲜明的特征，祖籍温州的华人华侨在海外呈现“全球分布，地区积聚”的空间分布特点，以欧美为主，主要集中在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等国家。所以温州“非遗”的海外传播可以根据温州人在海外的空间分布特点，有针对性地向温州人聚集的国家或城市重点推广宣传。这样一方面可以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海外温州人，因为这些“非遗”是他们成长生活中的共同记忆，有着故乡的熟悉气息和味道，是情感凝聚黏合剂，所以在当地华人中容易形成“集体认同”和“共同归属”，成为海外温州人乡愁的寄托；另一方面又可以让海外了解温州的异域风情。

（三）“非遗”的品牌延伸传播

“非遗”是一座城市的名片，代表着城市的形象，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非遗”已经成为当地的“文化DNA”，由于这些“非遗”历史悠久，在当地颇有影响力，所以自身就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化品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品牌效应，对“非遗”进行适当的开发和利用，衍生出一些具有商业价值的艺术品或产品。例如，可以把瓯剧、永嘉昆曲中一些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脸谱、服装、道具、动作造型制作成手工艺品甚至是玩具，把这些“非遗”元素融入本地的服装品牌设计、家具设计、瓷器设计中，或者是旅游景区及地标性建筑物的一些装饰中，把这些元素放在显眼位置。温州目前正在规划发展轨道交通，可以把具有温州地域特色的“非遗”作为一种重要元素融入车站的装修中，不同的车站选取不同的内容，这样每一座车站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不仅可以提升建筑物、服装、家具的文化层次，使其富有鲜明地域特色，还可以扩大“非遗”传播的受众面，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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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川江号子。川江号子是川江流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汉族民间歌唱形式，①用于渲染表达船工们的内心情感，激发他们的昂扬斗志。在川江号子中，号头子领着众纤夫喊着“穿激流哟，跨险滩喽，号子一响，声震天哟”的号子，气势动人，展示了纤夫们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气势。江中的木船闪烁着橘红色的灯光，若隐若现，最终木船在纤夫们的共同努力下，离观众越来越近，船上的灯光越来越亮，一扫之前的阴霾，带来新的曙光。导演作为隐藏的传播者，通过演员将这些信息传达给观众。“穿激流哟，跨险滩喽，号子一响，声震天哟”，传播的第一层信息就是号子声，号子在唱什么，然后才是号子背后所蕴含的信息，川江号子所承载的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号头子带领纤夫们通过号子声来传播号子的字面意思和蕴含其中的深层含义，完整地呈现了当年纤夫们的生活状态，纤夫们乐观积极、迎难而上的形象逐渐清晰。

2．土家族哭嫁歌。哭嫁，是我国多个民族的传统婚姻风俗，即新娘出嫁之前要进行的唱哭嫁歌的仪式，以土家族最为隆重和典型。土家族的女儿在出嫁之前都要举行哭嫁仪式和唱哭嫁歌，表达自己对父母的不舍，重庆多地也有这样的婚嫁习俗。哭嫁中，女儿即将出嫁，母亲给女儿梳头，在女儿的耳畔叮咛，母女二人相拥在一起，后来渐渐有了哭泣声，母女二人唱着哭嫁歌，共同演绎哭嫁，将传统唱法与流行歌曲融合起来，为哭嫁这种古老的习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在哭嫁中存在两组传播关系，首先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传播，母亲通过自己的话语和哭泣向女儿传递信息，告诫女儿到了婆家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也将自己的母爱倾注在这些话语中，母亲的话唤起了女儿对于母亲、娘家的依恋，激发了她对离家的伤感，同时，母亲通过自己的话、哭声将自己的经验以及心中的不舍完整地传达给了女儿；其次，对于观众来说，母女二人用她们的表演和哭嫁声向观众传递信息，在受众的心目中播撒了母慈女孝的种子，开出了孝道传承的花朵。此时，对于哭嫁歌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宣告完成。

《印象•武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效果

1．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是就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言，它不是孤立的信息或事件，而是开放在周围的生态环境中，接受外界信息的刺激和影响，并对外作出反应，或是发生相应的变化。”②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象或内涵的传播，是靠置身在原生态环境中表现原汁原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来实现的。《印象•武隆》依托原生态武隆县桃园大峡谷的自然风光搭建了完美的画面，又运用人声、音乐、音响等声音元素再现了川江号子、哭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时空的真实氛围，突出表现形式的原汁原味，最主要的是与当地文化背景紧密结合，表现民俗民情，展开故事讲述，放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突出本土化特色，让受众在70分钟的精彩演出中亲身体验和感受武隆喀斯特地貌壮美的自然景观、巴渝地区的风土人情与文化瑰宝，从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2．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传播是传承的一部分，传播也是促进传承的动力，《印象•武隆》既要传播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唤醒人们的传承意识，这种传承并不仅限于形式层面的接受，更多的是受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所隐藏的精神内涵的领悟。川江号子中纤夫们用生命的呐喊和歌唱带来的震撼，传递的是纤夫们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品质，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精气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哭嫁不仅仅是在出嫁的时候哭一场这般肤浅，其背后还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哲学，集婚前教育、传递亲情、角色转换等功能于一体，也为即将出嫁的女子提供了一个宣泄内心焦虑不安、既喜又悲的复杂心情的机会，实现了生存智慧和道德伦理的世代传递。③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传统哭嫁的仪式感在减弱，但也存在现实的延伸感，只是被传承、被演绎成了多种形式，而始终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涵就是中华民族传承已久的孝道。

3．满足受众需求，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印象。《印象•武隆》的受众主要是去武隆仙女山、天生三桥、芙蓉洞景区游玩的游客，这些人对于自己的媒介选择有怎样的需求呢？山水实景演出《印象•武隆》是否可以满足他们的诉求？第一，可以满足他们放松身心的需求，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去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第二，可以满足观众探索求新的心理，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震撼力；第三，可以满足观众文化身份确认心理；第四，可以满足观众的学习需求，通过真人演出更加直观形象地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4．调动受众行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受传者来说，学习是一个接受和重塑的过程，改正一些原有的观点，树立全新的体系并产生相应的行为，才是完整的接受过程。观看《印象•武隆》，受众也经过了认知—态度—行为的转化过程。第一步是认知层面，外部信息作用在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受众通过观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武隆》知晓并接触这些异域异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步是态度层面，历史的代入感满足了受众的怀旧情结，《印象•武隆》中怀旧的场景、怀旧的歌曲、乡音营造出强烈的代入感，唤起受众情绪的变化，唤醒了人们对怀旧情结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下的生存状态的关注；第三步是行动层面，传统的文化震撼了受众的现代意识，重塑了行为、梦想并代入现实生活，制约或影响受众的认知从而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这些变化将通过受众的行为表现出来。《印象•武隆》让受众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并萌发出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感，更多的人还会在观看了节目之后产生一些新的感悟。比如：看了土家族哭嫁，听到那些饱含深情的哭嫁歌之后，子女体会到父母养育的艰辛，决心以后要好好孝顺父母，这就实现了受众行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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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我们根据“五w模型”，从控制、内容、媒体、对象、效果五个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作具体分析。

通过控制分析，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由谁组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从这个定义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自主的角度来说，一定文化圈内居民愿不愿意传承自己的文化，愿不愿意坚持原有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自主决定的事情，文化圈外的人没有权力要求他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事情好像在这里已经很明了，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组织者。但是，没有这么简单。问题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原文化圈内的人还有保护自己的文化的能力吗?还有保护自己原有文化的自觉性吗?答案是否定的。“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自我传承的原动力消失，都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带来了危机。这种危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外来力量保护的事实基础”。这个“外来力量”，在现行民族国家前提下，只能是各国政府。这是因为：

政府有责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行使职能。从资源角度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总遗产的一部分，是全人类的共同资源。在现行民族国家前提下，它应是一个国家内的社会公共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淀而成，反映了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状况，是特定国家、民族或者人群的特性的文化表现”。政府的职能是什么?就是保护公共资源不受损失，保护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不受损失。因此，政府就应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纳入国家整体发展的视野，使传统文化走出边缘化的弱势处境。这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政府有能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进行组织。在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对传播的规划、政策、法律、资源等方面给予具体的安排和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没有政府力量的参与，任何保护、传承、利用都是一句空话。应该说，这几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兴起，出现这么好的效果，没有政府的积极组织和倡导，是不可能出现的。

政府有能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进行协调。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的产生和使用的具体过程来看，是有其区域性、个体性的特征。也就是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过程中，各利益主体是不一样的。政府在这种利益冲突中，应该充当调解人的角色。在传播中要了解各方面的诉求，平衡各方面的关系，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政府应该也可以起到主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当然，政府的主导组织作用更应该体现在宏观层面。不是包办一切、指挥一切，“应当以尊重一定文化圈内的民众的选择权为前提”。

通过内容分析，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什么内容

要注意内容选择的真实性。内容的真实性是传播学的最基本原则。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当今的人来说，确实具有“新”、“奇”、“怪”等特点，这也是传播媒介的重要卖点。但是，在传播过程中，不能因为为了迎合受众的口味或市场的需要而不顾历史本来的真实性，不惜扭曲和改变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而把事情推向极端。不能为迎合受众的需要，歪曲或虚构历史，大量制造“文化赝品”。

要注意内容选择的文化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不能仅仅停留在“新”、“奇”、“怪”等表面层次，必须要注意深层次的文化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是非常深厚的，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式后面，都深藏着这个民族或地方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例如，对摩梭族的“走婚”制度，着力点应是对其亲属制度和婚姻制度的文化内涵进行研究和传播，“无可置疑。摩梭的社会实践是中华民族的一项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人类已制度化的生活方式层面观之，她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而不能把它的“走婚”与现代的“性自由”相提并论，着力传播其“性自由”。

要注意内容选择的针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其接受面往往会受到区域文化、民族传统的限制。“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就是对民俗的区域特点的生动概括”。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性，可能造成传播过程中的两种倾向：一方面可能因为差异性对受众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差异性使受众在感知和经历这种差异时感到无所适从，难以接受。因此，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播时要具有针对性。

通过媒介分析，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媒介形式

要根据不同的受众选择媒介。受众作为受信者，是为了达到某种满足和需求而使用媒介的。一方面，受信者受其民族习惯、文化水平、职业、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使他们对不同媒介的形式喜爱程度不同；另一方面，不同媒介在进行文化传播中其内容所能送达的顾客类型必然是不同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要针对不同需求和兴趣的受众以及有可能选择的媒介，有针对性地选择媒介。例如，对农村受众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用电视可能最好。因为，在中国广大农村，电视已成为最广泛的媒介，同时，也是中国农村最喜欢的媒介。

要根据不同的样式选择媒介。中国政府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六个方面：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在这些方面下面还有更多的具体样式。所以，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时，要充分考虑其样式的形态和内容有针对性地选择媒介。如需要展

示其文化样式的形状、色彩或动态的，就尽量不采用普通黑白报纸和广播来作为传播媒介。

要根据技术的发展选择媒介。互联网的兴起，使传播媒介有了革命性的变化。“互联网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播大众传播媒介相比，具有如下特点：从媒体形式而言，从单媒体走向多媒体；就传播性质而言，从单向传播走向交互传播。比较而言，报刊、广播、电视之间的区别在于单向传播文本、声音还有图像，而互联网则兼容传统媒介的优势于一身，并且还带来了信息多元化的选择，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单一方法”。互联网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传播同样具有巨大的作用。一方一面，互联网的超大容量，拓宽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空间和渠道；另一方面，互联网在传播过程中构建起的立体的互动性强的感知环境，营造出的融合性强的文化氛围，可以增强受众接受的效果。

通过对象分析，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受众群体

以提高全民素质为目标确定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基本的认别标志和元素，是维持民族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原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指出：“民族民间文化是我们的根，是文化发展的源泉。越是在社会发展快的时期，人们越不应该失去记忆，更不应该忘记回家的路。只有清晰地知道我们从何处来，才能以更坚实的步伐和自信走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国各民族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对象。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以提高人们的民族文化自觉和民族文化自信。

以保护文化生态为目标确定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传承是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道德观念等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并不是要全体民众都去重过原有的生产方法或生活方式。“至于普及，当然是最理想的，可惜完全不可能。一种文化之所以成了遗产，必须人为加以保护，就是因为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或者失去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要把一定文化圈内的民众作为重要的对象，他们才是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保护者、传播者、创新者。

以发展旅游为目标确定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当下的旅游业，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其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旅游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旅游业的成功取决于不同文化与社会区域中的差异认识和促进。”因此，旅游者应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重要传播对象。把旅游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对象，对于其传播有两个好处：一是部分旅游者最终可能成为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受者，甚至有些人可能最后超过了当地文化圈内人对本族群文化的信仰。二是所有的旅游者都会成为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者。

通过效果分析，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实际效果

拉斯韦尔模型对其传播效果非常重视。但是，文化传播的效果检测有两个难点：一是很难进行定量分析。如不能很明确地说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使某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素质和水平从初级达到了高级。二是很难确定时间长度。因为，文化的传播和接受的时间有时可能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才能显现。因此，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效果的检测更侧重于过程的控制、媒体的利用、受众的层面等方面：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组织者是否明确；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内容是否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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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在历史上的辉煌是举世瞩目的，就拿天津的杨柳青木板年画来说，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发展历经了数百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藏品著称，其传承的完整度，是目前中国遗留下来的年画艺术中为数不多的珍贵手艺。但是在现如今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传统手工艺正面临着生存危机，正在濒临灭绝。

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传统手工艺大多是长期经验的积累，主要靠口传心记的方式传承，其本身具有多种特性，如生态性、变异性、传承性、活态性等，所以对其进行保护的难度相对较大。20世纪90年代以来，数字化技术发展迅速，尤其是信息技术、网络等手段的使用使得数字化技术在广泛应用的同时，也令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有了崭新的途径。

目前，保护传统手工艺面临着许多课题，其中尤以利用数字化技术采集、存储传统手工艺，建立传统手工艺数字化资源数据库最为重要。这样可以实现手工艺的备档和共享，进而对手工艺进行挽救、传承与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传统手工艺的现状，并深入探讨了数字化的优越性，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手工艺传承发展的重要作用，最后简要分析了数字化保护与传播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数字化技术为传统手工艺的采集与存储提供保障

我国的传统手工艺历史悠久、种类繁多，然而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基本上停留在对其制作工艺进行拍照、记录、物品收藏等简单的工作层面上，这种文字、录音、摄影、录像等传统保护手段，曾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这些手段都存在着不同的缺陷，如书籍容易生霉以及录像带会因为老化使得色彩蜕变等，这些都会使记录在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损伤，其信息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失真。另外由于拍摄时存在角度等技术因素的限制，也会对传统手工艺的保存和使用产生影响。数字化技术为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提供了全新的采集记录手段和存储方式。

数字化存储技术也为传统手工艺的保护提供了新的保护手段，通过数据库的建立实现对传统手工艺资源的有效保护。不仅可以把一些传统手工艺的档案资料如前期手稿、照片、制作工艺的影像等，通过数字化的处理，将其保存在实物的介质中，如光盘、数字磁盘等，之后再对这些数据进行多维度的扫描，利用数字摄影以及目前最先进的三维建模等技术，将文物的图形结构保存，并且有着高精度的纹理信息。另外，多媒体网络数据库对非物质文化的完整保存也有着重要提升作用，通过数据库的保存和处理，可以使文物信息有序，方便人们对其进行检索。

现如今，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已经实施了一些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利用现代科技对手工艺进行保护。通过数字化多媒体，将那些珍惜的传统手工艺记录成档案和数据库，从而全面真实地将其中的历史价值保存下来。拿杨柳青木板年画来说，年画的成品的最主要来源是工艺师直接的手工作业。在以往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工作中，通常是用文字、照相、视频等方式来记录工艺师的制作过程。但是这些措施无法将工艺师的制作工程完整准确的记录下来。摄像在录制时只是在二维空间的有限几个角度上进行，虽然能够生成录像带和电脑光盘等方便储存的数据，但是在重现整个制作工程时，还是需要工艺师参与其中。在这方面，现代数字化技术就有着更大的优势。通过现代科技获取的信息在经过数字化处理后，能够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更加完整地记录下来。而且其方便整理和重现的特性，也可以达到传统保护所不具有的保真要求，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更长久的储存下去。

三、数字化技术为传统手工艺的展示和广泛传承提供了全新的平台

传统手工艺的数字化展示与传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利用三维场景建模，在经过渲染，最后在利用虚拟场景协调展示等动画技术，对传统手工艺品和传统手工艺的生产方式进行真实再现；第二，建立的数字博物馆。将多种媒介形式传统手工艺的信息整合在一起，通过网络、有线电视等进行传播，这样打破时间、场所的限制，综合运用现代科技，使其适应大众传媒，成为一种崭新的应用平台，充分的展示和传播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数字博物馆就是一种适合于大众传播的数字化展示平台，它有别于普通的博物馆，它不仅包括静态藏品的展示，而且还对传统手工艺的艺制、传播方式、原材料以及民间生活方式等数以万计的传统文化艺术的整个过程进行数字化的转换，转换成数据，存入网络中。

就拿天津的杨柳青木版年画来说，它与传真画像、寺庙壁画、石刻线画并称为正宗的中华民族绘画传统。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文学、戏曲、音乐、舞蹈、美术等）在创作过程中，几乎都同是要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将两者完美地高度统一。年画艺术秉承了这一传统，将巨大的魅力和无穷的艺术感染力全部融会到质朴实在的民间年画中。而当人们使用数字博物馆后，只需要点击一下鼠标，就能看到杨柳青本版年画的制作工艺。一幅完整的杨柳青年画，要经过勾、刻、印、画、裱五大工序――勾，即勾勒轮廓；刻，即将勾成的轮廓刻成版样；印，即将版样印在纸上；画，即在纸上的轮廓描绘涂彩；裱，即将成形的图画装裱起来。通过数字博物馆，使人能如同身临其境的体验整个过程。在未来数字博物馆不断地发展，大众会越来越多的接触到数字博物馆，从而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流传下了的众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互联网是一种新型的媒体，这种信息载体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所以数字化博物馆可以将其受众从单纯的博物馆参观人员扩展到全世界每个介入互联网的用户。

四、数字化保护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注重人才的全面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播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发展人才是关键，以高科技为主流的趋势不可逆转，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需要创造情感，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保护不是机械的而是富有人性化、情感化。那么我们必须加大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这尤其需要高校和科研机构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投入。而工业设计本身就同时具备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双重背景，那么为了配合实现高科技生产的目标，就更加需要专业人才不但具有较高的传统科学素质，同时要具备跨学科的专业能力，并且要融会民族、文化、艺术、信息等综合资源。这就需要我们将培养复合型高标准人才作为重中之重，将其与文化产业发展相融合，建立完整的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二）数字化技术与原生态的平衡

数字化技术虽然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传播与重建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如果过于强调数字技术的运用，也会使传统文化变得数据化和遗产化，这就会造成文化的原生状态的遗失。

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承。传承，意即传授与继承，是一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且传于后人的过程，传授者和继承者缺一不可。所以，我们在利用数字化技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定要在人文的角度给予科技以明确的方向，赋予其正确的文化立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的，不停地在发展、在变化，那么我们在应用数字化技术时，必须从重视“静态遗产”的保护，转向“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共同关注的方向上发展。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与物质文化遗产相互统一的，都代表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那么我们在利用数字化技术时，必须转变单纯关注“物质要素”的文化遗产保护方式，转而对“物质要素”与“非物质要素”同时进行关注，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方向。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型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只有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具备原生意义，那么它们才能在自己适应的环境领域中更好地生存，长久持续地发展。

（三）文化风险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在发展中国家，把数字化应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存在这一定的风险。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条件有限，需要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来支持，这样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有的内涵陈述与订正的权利。将文化资源转换为经济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一方面，这样就为他国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对一些未能发现的传统文化进行开发，使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开发的权利，造成文化遗产的丢失。

参考文献

1吴娱：《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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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

一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如果山水建筑是骨肉,文化内蕴便是灵魂。一个城市综合素质的整体表现,需要靠文化来支撑。城市文化是城市格调的最佳体现,城市的文化格调是指由一个城市的文化品格、文化地位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力量构成的一种文化状态,它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竞争力、影响力及发展模式。一个城市所具有的文化格调是在若干因素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是文化创新力、文化市场力、文化运行力和文化吸引力的合力呈现。要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除了发展城市文化产业、重视城市环境建设、打造城市文化品牌和标志、引进优秀文化人才之外,还必须注重城市文脉的传承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直接构成城市形象,直接影响城市的文化格调。因此,要有效地提升一个城市的文化格调,就需要多元化地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我们需要通过对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挖掘、整理、创造,融聚社会共同价值观念,整合凝练出能够继往开来的城市个性文化,这个性文化既包括历史积累的传统成分,又包括具有城市个性的现代元素。文化起源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与创新,通过不断的更新创造而向前发展,文化是整合和超越的结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不一样:传播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在传承中加以保护,最有效的传承方式须与现代传播手段联系在一起。应该立足现实,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在与现实的碰撞中寻找答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播可以是多种多样,但艺术传播是其中最有魅力,也是最有可操作性的,同时也是提升城市文化格调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第32届会议正式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遗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文化表现形式,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以及与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或文化场所)这三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表现的形式并非都是非物质的,物质层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要通过人格化载体、物化载体、文化空间载体、产业化载体等有形的物质载体来实现。”①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政府一定要发挥主导作用。以重庆为例,重庆要实现成为“长江上游地区文化高地”的目标,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着力构建十大文化体系,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把重庆建设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大都市,具体需要:1、构建以重庆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思想支撑体系;2、构建城市文化形象标志体系;3、构建城市文化产业体系;4、构建城市文化特色品牌体系;5、构建城市文化传播体系;6、构建城市文化人才体系;7、构建城市文化公共服务体系;8、构建城市文化保护体系;9、构建城市文化研发体系;10、构建城市文化保障体系。②其中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就是一个重要的构成,这关系到重庆人文精神的培育。人文精神对一个地区至关重要,它是地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直接反映大众的文化修养、精神状态和心理品味,能产生无穷的道德约束力和精神驱动力,是一个地域的内在形象和软实力,人文精神还是地区发展的内动力,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先进生产力,关系到重庆实现科学发展的竞争力。

“重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独特的地域风貌和精神内涵代表着重庆人民的精神气质,是重庆城市精神培育的文化资源。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精神培育相结合,是城市精神培育的重要路径和实现手段。”③即便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贫乏的城市,也能够并且应该在普通的民俗文化环节中寻找到有价值的资源并进行富有地方色彩的艺术传播。节日民俗是人类社会各个族群普遍传承的重大文化事象,它紧密地伴随着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在传承过程中又不间断地延续着、创造着、发展着,构成了一部在时间和空间活动上丰富的节庆文化史。关于节日的文化记忆的传承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诉诸于文字的,一种是活形态的仪式表演,美国社会学家贝格森把仪式划分为微型、中型、大型三个层次,最后一个层次的大型仪式便是需要与日常生活区别开来的集体的庆典仪式。④在这里就有可能给各个城市的文化工作和艺术传播留下了余地。尽管例如清明这样的民俗节日不是重庆所独有的,但重庆的文艺传播工作者就以此民俗节日为主题创作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既注重保护民间节日的活形态,又对这一民俗节日注入了时代的和地域的内涵,从而有效地凸现了重庆同时作为古代重要关隘,现代历史名都和革命英雄之城的文化特征与格调,培育并实践了自强不息、开拓开放的重庆人文精神。

这部具有独创魅力的音诗画组合,以“清明”为主题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音乐会“追思怀古、吐故纳新”,在对观众进行高雅艺术熏陶的同时,弘扬了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音乐会以“亲近传统、亲近自然、亲近生命”为线索,以音、诗、画为载体,通过交响乐、合唱、独唱、民乐演奏、配乐独诵、齐颂等多种艺术形式,梳理、传导清明与人、世的和谐关系,展现传统节日“清明”的丰富内涵,为市民献上一场人文气息浓郁的艺术盛宴。在音乐会中加入了童声合唱《放牛歌》,童声朗诵、童声小合唱让孩子们在享受艺术的同时,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除了童声合唱,现场还有交响乐《清明祭》、配乐诗朗诵《清明•思乡•春》(马思聪曲,小提琴伴奏,其中包括杜甫、韩愈、朱熹、朱自清等古今文人名篇)、民族女声独唱《风筝》、女高音独唱《清明上河图》、二胡协奏曲《红梅随想曲》、无伴奏合唱《日月共生相思魂》等。清明缅怀的哀思在现场悄然弥漫,从古代走来,经历现代,又走向未来,充盈着静穆、恬淡、舒展的神韵,尤其是原创的交响乐《清明祭》、歌曲《清明上河图》和二胡协奏曲《红梅主题随想》升华了观众对先祖、先贤、先烈的思念之情,营造了观众对传统、自然、生命的敬仰之意,同时呈现并阐释了山城重庆独特的人文和历史内蕴。

二

《清明》这一成功的艺术传播形式启示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传播设计中,应该注意几个重要原则。

(一)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进行艺术探索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有关“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新的定义中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大类: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含戏曲、音乐、舞蹈、曲艺、杂技等)。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以及与上述分类相关的文化空间。应该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与特点,对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进行更加有效的多形式、多业态综合开发,可以通过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公园等“整体保护、统一展示”的形式,开发“川剧戏台”、“故事村”等,在旅游中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劳动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又是在物质文化生活交流中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而集市、庙会、传统节庆活动是民族民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传统聚会,也是民族民间艺术大展示、大会演、大交流不可错失的良机和舞台。因此,利用集市、庙会、节庆活动,繁荣、活跃民俗民间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措施。中国的传统节日丰富多彩,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把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这6个节日列入名录,至于列入国家保护名录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从傣族泼水节到彝族火把节,从瑶族盘王节到藏族雪顿节等等,更是丰富多彩。既要在民众节日活动中保持传统节日固有的神圣性,使其合理文化内核或文化基因得以延续,又不可过度商业化娱乐化迷信化。现在的集市、庙会、节庆活动,普遍存在重视物质利益,轻视精神文化需求的倾向。如果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集市、庙会、传统节庆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必将使人赏心悦目,显示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引导已开发和正开发的遗产在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同时,逐步实现其经济价值,将我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实现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传承性和周期性是节日文化空间最突出的特征,文化记忆的形式及其在文化机制中所发生的作用,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但必须保护节日的核心价值体系。传统音乐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生存和发展与社会风俗、礼仪、节庆密不可分,某种表演艺术既可能是民间仪式、节日、庆典等集中的表演行为,也可能是商业化的戏曲、曲艺表演行为,还可能像日常的民歌传唱那样,纯粹是一种社会风俗行为,但它们大都涉及人们在特定文化氛围中开展的特殊的集体文化活动或社交行为,也就是一种个性化的生活方式。⑤

重庆的大型交响音诗画《清明》是重庆市着力打造的几大传统节日文化品牌之一,以传承中华文明,承载历史信息与古雅风韵。《清明》的艺术传播形态既丰富了人们的民俗事象,又提升了城市的文化格调,将清明节的“个体思念”提升统一到“社会缅怀”的轨迹上来,以清明为创作选题,用歌声颂扬品格,用音乐礼赞精神,用诗歌吟诵风物,用现代化舞台手段呈现国画风貌,最终起到振奋时代精神,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二)视觉文化传播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新的艺术形态

文化遗产与文化安全密切相关,民间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牢固性、积累性和继承性的特点,但也需要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加强自身的文化的创新能力,增强文化竞争力。《清明》音乐会用交响乐、诗歌朗诵、大合唱、流动画面等艺术呈现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现“清明”之美与蕴涵于“美”中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将音乐、诗歌、画面较为圆满地结合,选择了交响乐与民乐、西洋乐器与中国民族乐器相结合的方式来传情达意,投影背景还会根据不同的章节打出相应的画面,令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营造了一种意蕴悠长的氛围。视觉文化传播的涉入是当代审美文化的普泛性特征的体现。视觉文化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是以独特的传播形态来表现和完成的,广义的“视觉文化传播”意味着不是由单纯纸质文字媒介和单纯视觉媒介传播信息,而是由视听媒介或视觉媒介对广义的可视形象实施传播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传播形态,视觉文化传播引导现代社会走向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或者泛审美化。《清明》音乐会传播的不仅仅是音乐艺术,传播形态强调旋律、文字与图像的互补与互渗,既不妨碍各自独立的艺术价值,又拓展了意义的空间,在互动共生中求得艺术形态的审美增殖。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性与影像化生存。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些内容独特而内涵丰富的个性化博物馆,图片资料、录音带、光盘等现代影像媒介兼具艺术与传媒的双重身份,是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的有效方式。像川江号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单纯的被动保护是保护不下来的,必须让其文化内涵实现现代转型,把它们和视觉艺术传播进行有效结合。产生川江号子的生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原生态的川江号子已不能满足当代人的审美需求,因为任何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艺术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以渐变的表现形式才能得以持续传承。我们可以对川江号子整合包装,保留老船工的原生态歌喉,请知名导演将川江号子打造为集音乐、歌舞、现代舞台技术为一体的大型实景演出,或拍成旅游短片,或者在朝天门两江交汇处设计“川江号子水道”,拉动体验“川江号子”的旅游热,提升重庆的外部人文形象,为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的生命。通过典籍的整理传承自己的文化,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首部综合性著作《川江号子》于2008年5月出版,全书近300万字,系统地介绍了川江号子的特征与形状,包括图片、文字、影响等内容。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转化中要注意本体性危机的问题。

(三)彰显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艺术传播的地域特征

地域文化特征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一种突出的品格。这就要求充分揭示本土的文化内涵,展示其文化特征和风貌,同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强化对本土遗产的文化自觉。地域性是城市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地域性差异明显的城市文化或者说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对城市的生存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差异性这种城市文化特色其实就是一种识别标志、认同标识,它增强市民凝聚力、促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是促进城市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是城市的精神内涵,是促进城市延续传承的根本。我们要辨析城市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原因,认清城市文化地域差异对于城市的重要意义,努力维持城市个性,理解城市内涵,继承城市传统,维护城市灵魂,以保护个性,求得城市的最大发展和社会的最大和谐,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

《清明》特别截取了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情感高点“红岩精神”,来观照历史,呼应现实。巴渝文化、三峡文化、抗战文化、红岩文化以及具有重庆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打造重庆文化高地的基点。《清明》音乐会中二胡独奏《红梅随想》,时而雄壮时而如泣如诉的乐曲,诉说着对以“江姐”为代表的革命志士的讴歌和追思,宣传了重庆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首先是一种历史传承,是一代代先民的传统意识和心理状态的历史积淀和反映,更是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时代特色。城市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步发展而成的,由于地理位置、生产生活方式等的差异,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地域文化又有着不同的特色。作为地域的中心,城市承载着其所在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这是城市文化产生认同感、归宿感的基础,也是城市个性形成的根本原因。城市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是城市应保存的有价值的文化内涵,是城市市民对本民族与本地区和本城市的历史、传统、及其载体的一种成熟的看法及行为表现。虽然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使当代生活具有更多的共同性和世界性色彩,但这并不能完全取消各个地区的独特文化,相反还刺激了各地的城市文化向更具有地域性的现代化方向发展。

三

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虽然是保护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传世性的,但遗产可以统一规划,多层次、多渠道、多办法进行保护性开发,同时加强传播力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主导项目推广,提高人们对于艺术传播的关注度,促进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要从被动保护向主动保护,从单一保护向全面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整体性保护转变。历史文化是城市文化的根基,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标识,一个城市不能被代替的个性内容,就在她的历史遗存之中,一旦失去了历史遗存,与历史中断,就看不清自己的城市性格轮廓而陷入迷茫,只有不断去发现、确认、抢救、保护、发展、传播、创新历史文化遗产,才能延续文脉,传承历史,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融入现代,使城市发展走向未来。(责任编辑:郭妍琳)

① 吴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化保护与传承》,《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

② 李炳仁《文化强市:重庆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必由之路》,《重庆行政》,2007年第3期。

③ 牟延林《重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风貌、精神内涵及城市精神的培育》,《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④ 王霄冰《文化记忆、传统创新与节日遗产的保护》,《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⑤ 廖明君、杨民康《传统音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

Artistic Communication of Inheritance of No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Promotion of Urban Cultural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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