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的法律知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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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农民法律意识是农民以对法律现象的认知为起点，形成的关于法律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包括农民法律知识、对法的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对法律现象的认知和评价、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态度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而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正是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对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研究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关于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统计

为了解农民的法律意识状况，笔者向湖南益阳某乡八个村的部分农民发放了调查问卷共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0份。其中男性占60%、女性占40%，小学学历占30%，初中学历占50%、高中/中专学历占19%、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到法律基本知识、土地征收、婚姻法等方面的内容。部分问题的调查情况统计如下:在对“法律的作用”(多选)的认识上，有80%的人认为法律是用来管理国家的，60%的人认为法律是用来规定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20%的人认为法律就是刑法，是用来打击违法犯罪的，20%的人认为法律是用来限制老百姓的自由的。在农民法律知识的获取途径(多选)上，选择广播电视的占90%，选择书本的只占10%，选择宣传栏的占30%，选择网络的占10%，选择其它的占30%;在法律对农民的价值上，有80%的人认为法律有用，认为法律可以保护自己的权利，20%的人认为法律无用，认为法律反正还不是由当官的人说了算。在回答“当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您会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吗?”时，有50%的人认为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受损的权利，也有50%的人认为会选择村干部或村里面的老年协会的比较有名望的长者来调解纠纷，这样更经济省钱更节约时间。在对“法律与政策关系”的认识上，选择法律大于政策的占60%，选择政策大于法律的占35%，选择效力一样大的占5%。在社会现象认识的调查中，70%的人认为结婚不仅要男女两人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还需办理结婚登记证明，30%的认为只要男女二人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就是夫妻;对家长打伤孩子有60%的人认为不犯法，只是家长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而已，40%的人认为如果打伤了的话，是应该要坐牢的。在对法制宣传的调查中，50%的人参加过法制宣传，主要是集中的法律咨询、打横幅、还有宣传栏的形式，9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多组织法制宣传，并且要用多种形式特别是农民容易接受的形式进行法制宣传。在回答“在征地中政府怎么做才算合法?”时，85%的村民认为在征地过程中政府应保障农民的知情权，要把征地的事情事先告知农民并与农民协商征地补偿事宜，这样做才公平才合法，15%的村民认为，政府讲了算数，我们没有办法。

二、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

由以上调查可知，农民普遍认为法制宣传对于增强法律意识、促进人们更好地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很有必要，因而，对开展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也越来越重视，参与积极性较高。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提升，法律意识得到了加强。人民调解已经深入人心。但总的来说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是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层次的阶段，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还存在差距，法律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遥远的。农村法律知识贫乏。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农民法律意识形成的及时和理性基础。农民对法律知识掌握的多少，既影响对自己合法权利的维护，又影响自己对法律的遵守。通过调查发现，该乡部分人对法律知之甚少，或知之不全，或完全不知，对法的本质认识不清，大部分的人认为法是用来管理国家的，就连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婚姻登记行为、家庭暴力行为也不能进行一种正确的法律评价。他们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大部分是凭直观感觉从电视和广播等途径获得，想主动从书本上获取法律知识的人少而又少，因而不能形成对法的一种系统性的认识。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接触是法律内化及法律意识形成的前提，农民法律知识的有限使得法律意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以前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农民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整体而言仍然很薄弱。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部分农民对法律没有认识，不习惯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当遇到自身权利被侵害时，要么浑然不知，以“法盲”“法愚”的形态展现于社会;要么屈从于权威，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规定而不顾，“以暴制暴”。在调查中，有50%的农民在自身正当权利被侵犯时仍然没有想到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权利。农民法律信仰偏低。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然而，通过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一半认为遇到纠纷时会选择法律途径解决，而另一半则会选择采用调解等其它方式解决纠纷，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他们认为坚持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耗时耗力耗钱伤不起，成本支出往往高于收入很多。虽然大多数的人认为法律是有用的，但也有近20%的人认为法律最终还是由当官人的说了算，并坚持认为政策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法律的效力。由此可知，由于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导致一部分人视法律为无物，因而无法从内心去崇尚法律、信仰法律，从而出现了农村法律信仰水平偏低的状况。

篇2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改变，而农民对国家正式规范的认知与需求也在发生变化。这种认知和需求即表现为法律意识，它是“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总称，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①法律意识的形成与个体认知能力、生活需求、社会环境和资源获取途径等因素相关。欠发达地区是一个相对概念，是指由于历史、资源、区位、观念等原因，人们的生产率相对较低、经济水平相对滞后和技术利用率偏低的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竞争力相对偏弱。欠发达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欠发达农民的法律意识又是我国法律意识发展中最薄弱环节。

随着农村社会的向前推进，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存在内部差异，这种差异是农民个体、区域、规则和制度等因素的共生产物，需要系统的实地研究予以阐明。因此，我们对云南省A县X乡的农民意识进行了实地调查，即运用个体访谈与问卷调查的方法，发放调查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40份，回收率为92.3%。调研对象中，务农人员108人占45%，打工人员78人占32.5%，经商人员54人占22.5%。

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

农民法律意识属于群体法律意识，其以农民作为研究对象，是关于农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X乡位于云南省某国家级贫困县西南面，距县城53公里，国土面积98.05平方公里，全乡辖6个村委会124个村民小组，有农户8133户，农业人口34978人，2010年全乡经济总收入3272.19万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152元。X乡属于欠发达地区，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竞争力不强，具体表现为：较差的区位条件，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信息相对闭塞；经济收入低、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除传统农牧业生产外，主要来源于劳务输出、魔芋种植和栽桑养蚕；农业人口多、农村自主发展能力差。

法律意识的形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形成的基础。为了解X乡农民的法律知识量现状，我们选择了11种与农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规范开展调研，包括婚姻家庭法、继承法、教育法、青少年保护法、宪法、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刑法、土地法、森林保护法。调查显示，受访者“知道或听说过的法律”中婚姻家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认知程度最高。其中，务农人员人均认知法律量为2.7种，打工人员为4种，经商人员为4.8种，务农人员的法律知识量明显低于经商或外出务工人员。一言以蔽之，社会流动性大和交往范畴广的农民群体（如外出打工者、经商人员等）法律知识量更多。

法律信息是能帮助人们形成法律感知、激发法律情感、引导人们以法律为导向安排个体行为一切法律现象。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是法律意识形成的路径要求，畅通的信息获取途径不仅能增加法律知识，形成法律感知，而且促进农民法律认同心理的形成。调研中，关于“您从什么地方或渠道了解法律知识”的调查结果显示：务农人员中67%选择电视，22%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打工人员中65%选择电视，27%学校教育，8%听别人说；经商人员中61%选择电视，17%看报纸，11%学校教育，5.5%通过听别人说，5.5%学校教育和听别人说。这里的电视节目包括一切与法律相关的节目，如新闻、法治报道、庭审、法律讲堂和相关影视作品等。调研表明，在X乡收看电视节目已经成为当地农民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渠道。事实上，电视媒体成为X乡人们获取法律信息的主要途径与以下原因相关：首先，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们有购买电视的消费能力。其次，电视节目具有普适性，情节生动、图文并茂，便于人们对理解、接受相应节目中所涉及的法律规范和法治理念。同时，X乡不同经济来源受访者的法律信息获取途径有差异，其中务农人员中通过“听别人讲”的方式获取法律知识的比例较大，占到22%；外出务工人员中选择学校教育的比例较大，占27%；而经商人员是唯一出现通过阅读报纸获取法律知识的，占17%。

法律通过权利和义务双重机制调解社会关系，人民对法律权利和义务的认知构成法律意识的核心内容。但是，X乡的农民存在权利、义务认知模糊的现象，即人们有一定的权利、义务观念，但这种观念是不完整、不准确的。在X乡，权利、义务意识模糊的外在表现有三方面：其一，权利、义务内涵认知不准确，进而导致权利的怠于行使。例如，关于“您是否参加过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的调查中，34%参加过，66%没有参加过。在“您是否愿意参加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调查中，15%选择不愿意、浪费时间，17%选择不愿意、走过场，11%选择无所谓。在这里，人们之所以对村民委员会选举活动持消极心理与其对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认知不到位有关。其二，混淆权利与义务的界限。例如，在X乡关于“九年义务教育”的调查中，22%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权利，18%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义务，13%认为参加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的要求，3%认为义务教育参不参加都可以。在这里，正是由于人们对权利、义务内涵和相应行为模式认知的表浅、混淆，致使部分农民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性质认识有误。这种错误认知必然影响人们对自己或子女受教育行为的预测和安排。其三，模糊的权利、义务观念在具体法律情境中难以有效指导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关于“假设有一天，您去商店买东西，店主误会您偷拿了他的物品，纠缠您并辱骂您，还扣下了您的钱，您会采取以下什么手段解决这个问题”的调查中，20%的受访者选择“与店主理论后要回钱，理论无效可以自己或找人教训店主”。该调查反映人们在遇到具体法律纠纷时，这些模糊、片面、不稳定的权利、义务观念难以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相反，人们更倾向于调动既有的纠纷解决习惯（私力救济）来处理问题，但这种依托习惯的纠纷解决过程却可能导致新的侵权行为产生。

农民法律意识培育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意识是社会需要和法律之间的中介环节和纽带。②基于特殊的地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现状，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薄弱。

X乡农民的法律意识整体呈现表层化的状态。法律意识表层化属于法律心理阶段，是对法律的感性认知，是表面、感性、直观的认知。法律意识表层化是法律认知不系统，缺乏对法律价值和法治理念的理性认知，法律认同度较低、不稳定，难以持续有效指引个体行为。

首先，在纠纷解决机制上，人们偏好于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例如，“在遇到纠纷时您会怎样解决”的调查中，33%选择私了，30%选择找村干部调解，22%选择找关系人或中间人协商解决，11%选择到法院。其次，人们与法律间存在“想象的距离”。随着法制社会的推进，人们从出生开始就与法律发生着多重联系，农民也概莫能外。在X乡，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层、片面，人们不愿与法律发生联系，甚至出现刻意规避法律的现象。例如，47%的村民认为除非不得已，否则不愿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打交道。当然，这里的“距离选择”也有其功利的一面，即因为人们对法律认知少和运用法律能力弱，农民在法律活动博弈中居于弱势地位，致使其在行为依赖上更倾向于选择自己熟悉的方式，如习惯、道德等。这种“想象的距离”也恰恰反映了人们对法律认知的表面性。再次，守法意识的消极、外在特质，即人们遵守法律是出于对法律权威的畏惧，而非认同法律的价值。在“村民遵守法律的原因”调查中，25%认为是害怕法律惩罚，33%认为是怕惹麻烦，35%认为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在这里，选择“害怕法律惩罚”和“怕惹麻烦”在本质上都属于消极守法的表现。

同时，该乡当前的普法教育效果不佳。作为移植文化背景下的我国法治建设，从规范到法律运行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来说都是陌生的，是与农村传统社会不同、非内生性的规范系统。因此，培养农民法律意识须借助外力，如国家、社会力量等。我国普法教育是国家主导背景下的法制教育，自1986年以来已经开展多次。但在X乡，普法教育的效果不尽如人意。例如，在“您是否参加过普法宣传活动”调查中，16%表示参加过，56%没有参加，但听说过；28%不知道普法活动。在参加过普法的人员中，62%认为普法有用，能了解一些法律知识；15%认为没有用，走过场；23%认为作用一般、因人而异。调查结果表明，X乡农民参加普法教育的范围窄。同时，普法的方式也存在形式主义倾向，有村民反映：“普法等法制宣传就是印发一些纸，发给我们就完事了，还不如看电视。”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权威系统，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权威系统。法律权威属于国家的正式权威体系，法律权威的建立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但是，当前X乡的法律权威有待提高。在X乡，传统道德、习惯与法律权威有时存在冲突。我们观察了这样一个事件：一群人在X乡的大街上殴打一男一女，人群都在议论，有的叫“打的好”、更多的在议论“谁家的谁偷人了，真不要脸”、有人提议“还是喊警察吧，这样会死人的”。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开来的一辆派出所的面包车，打架的人坐上警车离开了。此次纠纷中，第三者受重伤住院。该案的处理结果是第三者向婚姻中的受害人赔偿2万元后和解结案。但是，乡间对该事件的议论没有因为结案而终止，甚至有人认为“打得不够，还应该再教训”。在此案中，人们很少意识到打人是触犯法律的，只是觉得第三者侵犯了正当的婚姻家庭关系，是违背道德且必须付出代价的丑事。法律对个体行为具有规范作用，但是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们更依赖乡土习惯、道德，一旦谁破坏了传统伦理和乡土规范，舆论就会站出来制裁这些冒犯者。

提升农民法律意识的对策

当前，我国农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改变。以X乡为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流动因素的加强松动了传统的农村结构，而旺盛的法律信息、服务的需求是推动农村法制建设的内在动力。当前，提供农民法律意识的可行对策是与农村普法活动结合起来。

扩大普法活动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环节。过去近30年间，普法教育以普及法律知识，尤其是法律常识为主。其结果是，普法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还不够，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因此，扩大农村普法教育的受益范围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基本要求，即让更多的农民有机会参与法制教育，接收法律知识和信息。在普法方式上，可采取多类结合，包括纸质宣传、公告栏宣传、普法人员讲解、观看普法影视作品等。在X乡，人们对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宣传纸质材料的方式认可度最高，达40%；播放普法影视作品次之，达31%。农村普法不能“填鸭”，而要以农民能够接受、理解且便于获取的方式开展。当然，经济投入是提高普法质量的基础，当前应在保障政府投入的基础上积极吸纳社会资金。结合X乡和其他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调研经验，当前农村普法教育的关键仍是法律知识。当然，这里的法律知识不是指所有法律的全部内容，而是与农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法律中的相关内容，且以法律常识为主。同时，在法律知识普及中还应加强对农民法制观念的培养。

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法律意识培养的内在要求。深化普法教育内涵是农村法制教育分层推进的重要策略，即让部分农民接受更高层次（拓展深度、广度）的法制教育，尤其注重培养法制观念。深化普法内涵的教育对象是农村重点普法对象，包括村小组长、会计、人民调解员、治安协防员等。这些重点普法对象是农村社会秩序中的重要角色，他（她）们的法律意识具有较强的辐射、纽带效应。例如，村小组长法律意识提高后，其在村庄事务中自觉运用法律的行为将对村民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重点普法对象法律意识提高后，能成为村庄内新增的普法力量。一方面在普法效果上，这些重点普法对象长期生活在农村，其守法、用法行为对其他村民的影响力胜于陌生的外来普法人员。另一方面，对重点普法对象开展内涵型普法具有可行性：与普通村民比较，这些重点普法对象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能更好的理解法律的内涵。与此同时，由于工作职责和个人能力的影响，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接触法律，其对法律的需求更迫切。事实上，许多重点普法对象的本职工作与法律关系密切（如村民小组长、人民调解员等）相关，他们是乡村利益分配和纠纷解决中的关键人物。对这些重点对象的法制教育应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即以培训为主，可交叉使用短期和长期培训。

加强示范型普法教育是提高农民法律意识的重要手段。法律是自觉的规范系统，其对于乡村社会是陌生、外来的。在X乡，以“收看电视”或“听他人说”为主要渠道的法律信息、知识来源具有间接性，由此形成的法律意识处于表层认知状态，甚至可能存在错误认知的情形。例如，9%的调研对象认为法院是政府管理部门，12%认为律师是国家干部。因此，示范型法制教育应当作为农民法律意识培养中的重要方式，即依托乡间内发生的法律活动、法律行为对人们开展普法教育，在真实的法律运行中产生示范教育的效果，缩短人们与法律间的距离，增强法律感知，为法律意识的形成提供助益。

首先，依托农村执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在农村，执法主体有工商、卫生、环境、土地、公安等部门。通过对生活中真实执法活动的参与、观察，人们能够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其次，依托农村的司法活动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法院的审判行为。近年在基层农村开展的巡回审判就是很好的示范型普法教育场景。这种由法律规范、法庭、程序和法律人（法官、律师等）共同演绎的真实司法场景能强化人们法律的认知，树立法律权威，进而促使人们自觉运用法律规范来安排个体生活。

综上，提高欠发达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欠发达地区农民法律意识是我国法律意识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但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必然影响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事实证明，社会需求是推动法制进程的内在动因，而经济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等发展性需要是欠发达地区农民当前普遍而迫切的需求。因此，农民法律意识的提高不能仅仅关注法律知识、观念和意识的内容，改善农民的经济收入方式、经济水平、生活质量也是提高法律意识的内在要求。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本文系2012年曲靖师范学院“法理学精品课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PKC2012001）

【注释】

篇3

一、完善当前农民工司法救助体系的必要性分析

 

1、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司法救助体系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农民工合理维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要能够拿起法律武器进行维护。虽然现有司法救助体系帮助了一些农民工得以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对于那些文化水平较低、法律知识欠缺、对司法救助一无所知、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感觉无从下手的一些农民工而言，利用司法救助体系为自己维权则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笔者接触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位同乡长期在外地打工，儿子托付给父母照管，父母年迈，加上其自身文化水平低，无力承担起抚养教育孙子的责任，孩子每天放学像一只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结果不小心触碰了村里的变压器，一只胳膊被高压电流击穿，被迫截肢。为儿子维权成了这位同乡的一件大事，由于对法律知识所知甚少，如何维权成了他面临的一大难题，寄希望于当地的司法救助，当地却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聘请律师维权却又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位同乡说，我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帮助我维护儿子权益的免费的法律救助。由此可以看出，构建农民工司法救助体系，既可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从心里上消除农民工对政府和社会无望的消极情绪，消除社会隐患。应加快构建中国农村法制社会，帮助农民工合理维权。

 

2、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司法救助体系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民主、公正和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求社会主义公民在自身权益受到非法侵犯时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法律维护。农民工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受自身法制观念淡薄、法律知识欠缺、维权资源稀缺等条件的约束，在自身权益受到非法侵犯时往往无法有效及时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以政府为首的组织为他们提供有效的司法援助，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中央党校研究员辛鸣(2014)指出：公正的深刻涵义一是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即这种制度要能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权利、权益、尊严不受非法侵犯;二是在最大多数人中间又能保证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底线生存、底线权益和底线尊严。所以，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升社会主义法治水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完善农民工司法救助体系。

3、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司法救助体系有助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打造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人民生活、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促进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农民工群体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法律知识欠缺、合法维权意识淡薄、维权可利用资源匮乏、在维权过程中容易走极端等特点，决定了他们对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用，无偿法律援助等司法救济措施的需求刚性。对以农民工为代表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有效、及时、全面、低付费甚至免费的司法救助，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改善生活、维护他们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是实现十提出的“覆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途径。刘春明(2015)研究指出，农民工由于经济、政治上的地位劣势，是社会弱势群体已形成共识，获得法律援助是他们应当享有的权利，而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则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

 

与此对应，张玲玲(2015)研究认为，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乏法律保障，政策制定上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重视不够，企业主对利润的无止境追逐导致一些企业不愿意承担农民工社会保障支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低。郑莉(2015)调研发现，在经济困难、维权自救、受人胁迫等原因驱动下，一些农民工因为“不懂法”铤而走险，采取过激甚至违法手段维护权益，他们急需司法救助。一些地方由于对农民工司法救助工作的宣传度不够，宣传不规范，当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自身力量又无法完成自我保护时，他们并不知道到哪里可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助。所以，迫切需要为农民工培育一个能够帮助他们有效维护合法的社会保障权益的司法救助体系，通过强有力的司法救助与指导，帮助农民工充分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保障权益，沐浴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温暖。

 

二、完善农民工司法救助体系的对策分析

 

徐盼(2013)研究指出，我国司法救助尚处于探索完善过程中。2000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首次就司法救助的概念做出明确解释，标志着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正式确立。但这一制度主要针对经济确实有困难的群体，至于农民工是否应该在这一群体范围，规定并没有给出明确界定。要真正提升农民工维权水平，减少因企业主拖欠薪酬、拒绝为农民工办理社会保障等问题引起的法律纠纷，营造社会关注农民工、支持农民工维权的氛围，应从如下方面进行积极探索。

 

1、在开设法律专业的高等院校设立“大学生司法公益救助志愿团”

 

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充满激情，对参与社会实践、将自己所学知识奉献社会充满渴望和热情。他们有充沛的精力、充裕的时间和充足的法律书籍资源。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司法理论，但缺乏与实际案例有机结合的社会实践，而多数高校在每年的毕业生实习课程设计中都有一笔相对固定的经费预算。尽管当前国内一些知名高校先后设立了大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但纯公益性的较少，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所以，国家应积极倡导开设法律及相关专业的本科高校成立“大学生司法救助志愿团或救助中心”,从每年的实习经费中划出专款给志愿团以经费支持，引导志愿团有步骤、有目标地开展向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全免费、全流程的司法救助活动，并使之成为一项长期、持续的工程延续下去。要明确告知每一位参与者，志愿团的活动是纯公益性的，目的是用所学的法律理论指导法律实践，在具体实践中深化所学理论。凡是参与者经过历练，理论上会得到显着提升，心灵上会得到一定的升华。

 

2、借助城市公共场所、电视台公益广告栏目大力宣传司法救助知识

 

普法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在农民工群体中普及法律知识，提升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难题。农民工文化知识水平、所处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接受法律知识的意识和能力在短期内很难得到大幅度提升。必须从农民工实际出发，探索能够有效提升农民工法律知识的途径。向农民工普及法律知识，必须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当前，在城市务工的多数农民工，生活闲暇时，他们最常见的娱乐和休闲方式就是在晚上下班后到所在城市的文化或娱乐广场等公共场所观看各种免费的文化演出，或者到一些临街超市看店主提供的免费电视。这就要求政府普法机关必须从农民工生活实际出发，制定有针对性的普法措施。例如，首先，可以在农民工光顾比较频繁的广场，在晚上定期播放农民工依法维权的普法知识宣传片，以案例回放、知识讲座、亲身说法等形式向农民工传授法律知识，提高他们的依法维权意识。其次，在农民工生活居住区张贴法律知识宣传漫画，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他们宣传法律知识，传授依法维权的意义、方式以及获取司法救助的途径和条件等。再次，中央及省、市级电视台应专门录制普及农民工依法维权知识的公益广告，在每日的黄金时间定期播放，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农民工权益的法治氛围。

 

3、设立针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日

 

设立农民工(含其他弱势群体)司法救助日，可以有效帮助农民工依法维权，减少因农民工维权不当而引起的不必要的社会群体事件的发生，以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可将每年 12 月初的第一个周末设立为“农民工司法救助日”.

 

在救助日活动期间，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司法救助参与人员、热心于司法救助的一切公民都可以走向街头、广场，在公共场合向农民工提供免费的司法救助，集中受理农民工司法救助申请，宣传司法救助常识，普及农民工依法维权知识，营造全社会关注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法治氛围，打击非法侵害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违法现象。

 

参考文献：

 

[1] 刘春明：探析政府承担农民工法律援助责任的依据[J].三明学院学报，2015,32(1)。

 

[2] 张玲玲：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人力资源管理，2015(1)。

 

[3] 郑莉：农民工依法维权仍是“老大难”[N].工人日报，2015-02-12.

 

篇4

（一）强化组织领导，科学制定规划。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调整充实了领导机构，建立了以区级分管领导为正副组长、各有关职能部门领导为成员的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各乡镇街道，区直机关和单位也普遍调整充实了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成员，形成了组织领导有力，普法机构健全，办事人员精干的良好局面。区政府在认真总结前四个五年普法工作经验和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上级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关于在全区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明确了工作目标，分解细化了任务，落实了责任措施。各乡镇街道，区直机关和单位也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制订了普法实施方案。层层召开了动员大会。

（二）注重队伍建设，发挥骨干作用。为全面落实《规划》，提升法制宣传教育水平，区政府高度重视发挥普法骨干的作用，在树立服务理念，建设一支服务型法制宣传教育队伍上狠下功夫。整合充实了普法讲师团、普法宣传员、普法志愿者和法制副校长等普法队伍。分期分批对区56名普法讲师团成员、68名乡镇街道普法辅导员、102名区直局级单位普法辅导员、村（街）600名宣传员和56名普法志愿者进行了培训，组织他们深入学习掌握有关法律法规知识，进一步提高他们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调把服务意识、服务理念自觉地融入普法工作实践中，会宣讲，会答疑解难，会调处矛盾纠纷，把单一的法制宣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普法讲师团为机关、社区、乡村、学校、企业宣讲相关法律法规80场，听讲人员达到177690人次。乡镇街道、区直单位普法辅导员共宣讲法律法规362场，使293200人次受到了法制教育。

（三）创新形式，增强实际效果。一是搞好“三项建设”。第一加强法制宣传阵地建设。全区731个村（街）全部设立了法制宣传栏，每个乡镇街道1-2个村(街)建立了法制图书角，全区编印《农民常用法律知识问答》10000余册，订购《农民法律知识读本》20000余册，村民学习法律有了方便的场所和书籍。部分村（街）还开办了“每周一法或举案说法”广播，法制宣传服务台（站）在农村成为一大亮点。第二推进民主法制村建设。以“法律进乡村”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村民自治机制得到进一步落实，使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得到有力的保障。全区已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3个、“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152个。第三注重社区、村街业余文艺队伍建设。目前，全区有业余综合文艺演出队38个，业余文化协会8个，基本覆盖全区社区、村（街）。各级普法部门与文化部门密切合作，加强了对农村业余文艺队伍的管理，加大对演出活动的支持与引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农闲时节举办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了趣味性和吸引力。二是积极开展跟进式法制宣传工作。区内成立了由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组成的法制宣传教育跟进服务小分队，为重点建设项目提供法律咨询，参与合同的草拟、审查，培训工作人员，从源头上把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项目建设中的失误。先后50余人次深入到新农村建设试点村，配合乡镇政府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答疑解难，保证了征地、拆迁等工作的顺利进行。三是开展重点时段、期间的法制宣传工作。首先是借助农村土地调整、重大项目建设时段，向群众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选择群众易于接受方式，因地制宜，因事而宜，因人施教，把集中讲解与个别解释相结合、与现场提供法律服务相结合，大大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其次是借助农村集市、各种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专项宣传活动开展宣传服务，效果十分显著。

二、取得的成效

（一）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主要体现在：区委、区政府始终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放在重要位置，定期研究。“xx区领导干部讲法报告团”经常深入基层，带头宣讲法律。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法制讲座、法律考试等制度得到很好落实。2006年和2007年度分别有1200名和1462名领导干部参加法制讲座和法律知识考核。全区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法制理论水平、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能力进一步提高。

（二）公务员法制教育得到进一步加强。全区组织了公务员《公共管理（mpa）知识精华读本》、《物权法》、《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并进行了考试，取得了良好成绩。全区1390名行政执法人员集中进行了职业道德、行政执法实务、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行政法律知识培训，全部通过考试持证上岗。司法人员通过学习培训，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不断提高。

（三）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得到了强化。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法制教育网络日益加强，全区235所各级各类学校配备了专兼职法制课教师，聘请了237名兼职法制副校长，全部实现了教材、课时、师资、大纲、考核、法制副校长“六落实”。开展了教师法律知识竞赛活动，举办了中小学生法律知识讲座。组织法律专题讲座362场，听课学生达28万余人次，举办法制报告会110余场，法治实践活动300余次，直接接受教育和参加法治实践活动的学生达5万余人次。教师依法执教水平、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以及遵纪守法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

（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学习得到了广泛开展。先后组织企业法人代表、经营管理人员参加的法律知识培训536场，24341人次接受法制教育，全区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诚信守法的理念和意识不断增强，职工的法律素质不断提高。

（五）农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扎实推进。全区以“法律进乡村”为载体，以“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坚持贴近农民思想观念，贴近农民法制水平，贴近农民行为表现，贴近农民实际需要开展普法依法治理活动。以各种形式集中开展普法活动100余次。先后对2000余名村街干部进行了轮训。村干部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家庭法律明白人”在农户中的比例日趋增多，农民的权利义务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有了新的提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认识不足，工作不到位。少数单位及领导干部对普法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普法是软任务、软指标，积极性不高，重视不够，有的甚至产生厌烦情绪。有的单位虽然制订了普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但抓落实力度不够。普法工作缺乏广度和深度，重部门法、轻公共法学习的现象比较突出。阶段性的活动较多，经常性的宣传教育较少。相关档案资料积累不全，个别单位的档案资料还是一片空白。

2、工作机制不够完善。区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偏少，其指导、协调、检查、监督等职能作用发挥不够。有些部门和单位存在普法工作人员缺、设备差、经费少的问题。有的单位普法联络员兼职过多，普法工作精力难以到位。一些部门和企业还没有普法联络员。全区齐抓共管，整体联动的普法大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普法考核机制、督查机制有待完善。

3、重点对象的普法还存在薄弱环节。一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不够系统、全面。二是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不够，存在着“盲区”，法律宣传教育手段单一，形式不活。三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还要进一步强化。一些企业普法组织机构不健全，没有普法宣传员和联络员，工作难以开展。

4、工作创新意识和超前意识不够。表现为视野还不够开阔，思路还不够宽，破解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招法不多。

四、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顺利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入手，采取必要措施，切实提高全社会对法制宣传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今年是“五五”普法中期评估之年，应对照《规划》要求，认真总结，对好的做法和经验，要继续坚持，巩固提高。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分析原因，研究相应的解决办法。要研究制定深化法制宣传教育的具体措施，强化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推动普法工作整体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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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领导，科学制定规划。区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调整充实了领导机构，建立了以区级分管领导为正副组长、各有关职能部门领导为成员的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设立了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各乡镇街道，区直机关和单位也普遍调整充实了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成员，形成了组织领导有力，普法机构健全，办事人员精干的良好局面。区政府在认真总结前四个五年普法工作经验和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按照上级有关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了《关于在全区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明确了工作目标，分解细化了任务，落实了责任措施。各乡镇街道，区直机关和单位也结合本地本单位实际，制订了普法实施方案。层层召开了动员大会。

（二）注重队伍建设，发挥骨干作用。为全面落实《规划》，提升法制宣传教育水平，区政府高度重视发挥普法骨干的作用，在树立服务理念，建设一支服务型法制宣传教育队伍上狠下功夫。整合充实了普法讲师团、普法宣传员、普法志愿者和法制副校长等普法队伍。分期分批对区56名普法讲师团成员、68名乡镇街道普法辅导员、102名区直局级单位普法辅导员、村（街）600名宣传员和56名普法志愿者进行了培训，组织他们深入学习掌握有关法律法规知识，进一步提高他们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调把服务意识、服务理念自觉地融入普法工作实践中，会宣讲，会答疑解难，会调处矛盾纠纷，把单一的法制宣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普法讲师团为机关、社区、乡村、学校、企业宣讲相关法律法规80场，听讲人员达到177690人次。乡镇街道、区直单位普法辅导员共宣讲法律法规362场，使293200人次受到了法制教育。

（三）创新形式，增强实际效果。一是搞好“三项建设”。第一加强法制宣传阵地建设。全区731个村（街）全部设立了法制宣传栏，每个乡镇街道1-2个村(街)建立了法制图书角，全区编印《农民常用法律知识问答》10000余册，订购《农民法律知识读本》20000余册，村民学习法律有了方便的场所和书籍。部分村（街）还开办了“每周一法或举案说法”广播，法制宣传服务台（站）在农村成为一大亮点。第二推进民主法制村建设。以“法律进乡村”活动为载体，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村民自治机制得到进一步落实，使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得到有力的保障。全区已创建“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3个、“市级民主法治示范村”152个。第三注重社区、村街业余文艺队伍建设。目前，全区有业余综合文艺演出队38个，业余文化协会8个，基本覆盖全区社区、村（街）。各级普法部门与文化部门密切合作，加强了对农村业余文艺队伍的管理，加大对演出活动的支持与引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利用农闲时节举办文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增强了趣味性和吸引力。二是积极开展跟进式法制宣传工作。区内成立了由律师、公证员、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组成的法制宣传教育跟进服务小分队，为重点建设项目提供法律咨询，参与合同的草拟、审查，培训工作人员，从源头上把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项目建设中的失误。先后50余人次深入到新农村建设试点村，配合乡镇政府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宣传，答疑解难，保证了征地、拆迁等工作的顺利进行。三是开展重点时段、期间的法制宣传工作。首先是借助农村土地调整、重大项目建设时段，向群众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选择群众易于接受方式，因地制宜，因事而宜，因人施教，把集中讲解与个别解释相结合、与现场提供法律服务相结合，大大增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其次是借助农村集市、各种宣传日、宣传周、宣传月等专项宣传活动开展宣传服务，效果十分显著。

二、取得的成效

（一）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主要体现在：区委、区政府始终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放在重要位置，定期研究。“xx区领导干部讲法报告团”经常深入基层，带头宣讲法律。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法、法制讲座、法律考试等制度得到很好落实。20*年和20*年度分别有1200名和1462名领导干部参加法制讲座和法律知识考核。全区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法制理论水平、依法决策、依法管理、依法办事能力进一步提高。

（二）公务员法制教育得到进一步加强。全区组织了公务员《公共管理（mpa）知识精华读本》、《物权法》、《公务员法》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并进行了考试，取得了良好成绩。全区1390名行政执法人员集中进行了职业道德、行政执法实务、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等行政法律知识培训，全部通过考试持证上岗。司法人员通过学习培训，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不断提高。

（三）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得到了强化。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法制教育网络日益加强，全区235所各级各类学校配备了专兼职法制课教师，聘请了237名兼职法制副校长，全部实现了教材、课时、师资、大纲、考核、法制副校长“六落实”。开展了教师法律知识竞赛活动，举办了中小学生法律知识讲座。组织法律专题讲座362场，听课学生达28万余人次，举办法制报告会110余场，法治实践活动300余次，直接接受教育和参加法治实践活动的学生达5万余人次。教师依法执教水平、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以及遵纪守法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

（四）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学习得到了广泛开展。先后组织企业法人代表、经营管理人员参加的法律知识培训536场，24341人次接受法制教育，全区企业依法经营、依法管理、诚信守法的理念和意识不断增强，职工的法律素质不断提高。

（五）农民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扎实推进。全区以“法律进乡村”为载体，以“弘扬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共建和谐社会”为主题，坚持贴近农民思想观念，贴近农民法制水平，贴近农民行为表现，贴近农民实际需要开展普法依法治理活动。以各种形式集中开展普法活动100余次。先后对2000余名村街干部进行了轮训。村干部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家庭法律明白人”在农户中的比例日趋增多，农民的权利义务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有了新的提高。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思想认识不足，工作不到位。少数单位及领导干部对普法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普法是软任务、软指标，积极性不高，重视不够，有的甚至产生厌烦情绪。有的单位虽然制订了普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但抓落实力度不够。普法工作缺乏广度和深度，重部门法、轻公共法学习的现象比较突出。阶段性的活动较多，经常性的宣传教育较少。相关档案资料积累不全，个别单位的档案资料还是一片空白。

2、工作机制不够完善。区普法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偏少，其指导、协调、检查、监督等职能作用发挥不够。有些部门和单位存在普法工作人员缺、设备差、经费少的问题。有的单位普法联络员兼职过多，普法工作精力难以到位。一些部门和企业还没有普法联络员。全区齐抓共管，整体联动的普法大格局还没有完全形成，普法考核机制、督查机制有待完善。

3、重点对象的普法还存在薄弱环节。一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不够系统、全面。二是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不够，存在着“盲区”，法律宣传教育手段单一，形式不活。三是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还要进一步强化。一些企业普法组织机构不健全，没有普法宣传员和联络员，工作难以开展。

4、工作创新意识和超前意识不够。表现为视野还不够开阔，思路还不够宽，破解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招法不多。

四、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确保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顺利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提高公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要从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入手，采取必要措施，切实提高全社会对法制宣传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今年是“五五”普法中期评估之年，应对照《规划》要求，认真总结，对好的做法和经验，要继续坚持，巩固提高。对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分析原因，研究相应的解决办法。要研究制定深化法制宣传教育的具体措施，强化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推动普法工作整体上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