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解老龄化的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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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老龄机构

很多国家的政府设立了老龄工作管理机构，在议会成立咨询委员会，在社会上建立老年问题学术团体，把老龄工作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例如：

英国政府由卫生部、劳动保障部和社会服务部分工负责老年人的养老、医疗和服务工作。内阁设有“补充给付委员会”，下设区域分会和地方基层分会，负责申请、调查和发放老年救助金。政府通过老龄问题学术机构定期召开老龄学术研讨会，促进学术专家、政策制定者与实践者的交流与合作。

日本总理府设有“老龄问题研究室”，厚生省设有“老人对策室”，都、道、府、县、町、乡设有“福利事务所”，主管老年福利事宜。各级政府把老龄工作列入政府工作计划，不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参加“老龄政策和老年工作研究会”。

立法保障权益

保障老有所养是老龄社会的首要任务，先期进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在应对老龄化挑战中普遍通过立法来保障老年人的养老生活。七大工业国家中政府首次为养老保险立法的时间分别为：德国1889年，英国1908年，法国1910年，意大利1919年，加拿大1927年，美国1935年，日本1941年。此外日本政府先后制定了《老人福利法》、《老人健康法》；美国还制定了《美国老人法》和《禁止就业年龄歧视法》。

鼓励生育

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资源减少，是发达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为了缓解其不利影响，一些发达国家实行鼓励生育政策，对多子女家庭给予经济补贴，设想通过提高人口出生率，减缓老龄化发展速度。例如：

法国、德国和芬兰对多子女的家庭发给家属津贴。芬兰的孩子津贴标准是：第1个孩子每月535芬兰马克，第2个孩子每月657芬兰马克，第3个孩子每月779芬兰马克，第4个孩子每月901芬兰马克，第5个及以上的孩子每人每月1023芬兰马克，对于单亲家庭的孩子每人每月加发200芬兰马克。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措施。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为了防止老年人陷入贫困，避免退休金制度崩溃，不断改革国家养老金计划。有些国家还最大限度地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并对退休人员无退休收入的配偶发给家属保险津贴。例如：

美国的《老年人和遗属保险》供养亲属津贴的标准规定：退休工人65岁及以上不享受养老金的配偶，依法领取相当于受保人退休金50%的亲属津贴；受保人死亡后，其65岁及以上的配偶，领取受保人100%的年金。

发展高科技

发达国家认为解决老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的最大动力是发展高科技。美国全国老龄问题研究所人口统计项目负责人理查德・苏茨曼认为，经济增长率远比人口老龄问题重要得多。美国发展高科技所带来的经济高增长率在减轻人口老化的压力方面很有作为。

鼓励延缓退休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危机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老龄化进一步的发展，导致发达国家社会养老保险出现了基金困难的局面，部分国家甚至陷入了养老基金入不敷出的困境。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保持养老保险制度持续发展，一些国家相继采取了提高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鼓励延缓退休的措施。

据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统计，近几年来已经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提高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的计划，其中美国每年提高2个月，计划到2007年提高到67岁。日本争取在2025年前后把领取退休金法定年龄提高到70岁。

接收国外移民

欧盟统计办公室2001年1月8日公布的资料表明，移民使欧盟的人口增加，缓解了劳动力不足的困难。1999年欧盟接收移民72万人，2000年上升到81.6万人。瑞典每年接收移民1万多人，现在外来的移民已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0%。联合国预测，不少工业国家都将面临沉重的老龄化压力，需要吸收外国移民作为新的劳动人口。

发达国家通过吸收移民来缓解劳动力不足，应对老龄化挑战的做法，已达成国际共识。预测2000年到2025年，发达国家每年平均接收移民128万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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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从1970年正式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快速推进，目前已进入超老龄社会。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完成，少子化、单身化与老龄化等因素的叠加，日本高龄单身家庭数量快速上升，并逐渐形成了“无缘社会”中的“孤族”群体。又由于地域社会变迁、家庭结构变革和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瓦解，日本社会出现了高龄者“孤独死”的现象。“孤独死”又称“孤立死”，是指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独居者，其中以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居多，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为某种原因而死亡的现象，特指发病后没人发现而死亡的情况。这是全人类社会老龄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在日本尤为突出。日本的“孤独死”现象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剧，目前已成为日本众多社会问题之一，造成了不可估计的后果。

中国在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与日本相比，中国老龄化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是具有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等特点，且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虽然低于日本老龄化水平，但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当前日本老龄化水平。另外，城乡“空巢家庭”、农村“留守老人”数量迅速增长，中国的“孤独死”现象虽然尚未演变成社会问题，但是“独居老人离世”的新闻却屡见不鲜。由此可见，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中国同样经受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考验。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既有发展中国家才有的人口问题，也有发达国家才会面临的社会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日本政府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政策，并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形成了政府性与民间性相结合，以公助和共助为基础，社区互助和高龄者自助相协作的支援体系。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孤独死”的社会压力，而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和“孤独死”现象的预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日本超老龄社会的发展现状及分析

超老龄社会是日本“孤独死”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并且给日本社会经济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日本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高龄者数量迅速增长，同时家庭形态的变革，导致高龄者越来越孤立，再加上部分高龄者长期处于看不起病的贫困线上，缺乏医疗看护，这又使“孤独死”现象最终演化为一种社会问题。

（一）高龄者数量增长迅速，日本将在半个世纪内处于超老龄社会

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但同时，日本也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达到82.7岁，其中，男性为79.4岁，女性为85.9岁，由此可见，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主要原因是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死亡率的下降。截止2014年底，日本总人口为1.27亿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3190万人，占总人数的25%。另外，从长期趋势来看，日本将继续维持“少子高龄化”的发展态势，总人口将持续减少，老龄化率会继续上升。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这一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26.9%，2050年将创下32.3%的新高。也就是说，日本将在半个世纪内长期处于超老龄社会。

（二）高龄者医疗负担重，相对贫困日益突出

医疗负担重是导致高龄者面临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政府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28.9万日元，比前一年减少1.5%，仅相当于1994年最高时的八成，同时，社会老龄化问题继续加深，家中仅有65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数量和比例达到新高，占家庭总数的大约四分之一，从收入构成来看，日本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劳动所得，而高龄者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养老金等收入，另一项调查显示，有62.3%的高龄者认为医疗负担过重，基于疾病护理等方面的考虑，而不得不进行储蓄。

相对贫困也是导致日本高龄者医疗服务需求不能满足的重要原因。一项调查显示，进入高龄期后，日本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从全年龄段来看，女性的相对贫困率要高于男性，而且这种差距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大。最大差距出现在70～74岁年龄段，女性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为26.6%，男性为17.3%，两者的差距达到9.3%。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部分生活困苦的高龄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10年，因犯罪而被的高龄者有48 145人，约是2001年的2.4倍，其中大部分是盗窃罪。同时，为了安稳度过余生，许多日本高龄者宁愿犯罪而使自己的晚年在监狱中度过。

三、日本应对老龄化的措施

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时候，日本政府制定和完善了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种制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延迟退休年龄，发展老年产业，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优良的生存环境。

（一）就业和收入

确保老年人的就业机会，创造任何年龄都可以工作的社会环境。保证老年人到65岁仍可以利用其所具有的能力和知识被用人单位雇佣；支援中高年龄者的再就业，确保多种形式的就业机会。同时，日本政府确立并实行公立年金制度，由日本年金机构进行记录和运营年金，而且，为了确保老年人得到自己的合法收入，日本政府不断整备企业年金制度，完善退休金制度。

（二）健康和福利

日本政府不断落实针对老年人的看护保险制度，普及并开发看护的相关服务；丰富看护服务，确保必要的看护服务，提高看护服务的质量；对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提供支援政策。并且，改革老年人的医疗制度，指导老年人进行健康检查和保健项目，提供区域性的住家医疗，开创多样化医疗，完善周边配套服务；制定和实施地区福利计划。

（三）学习和社会活动

促进终生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确保学校有面向社会人提供高等教育、面向地区开放学校公共机能和支援劳动者进行学习活动的职能；鼓励老年人参加社区活动，丰富老年生活。

（四）生活环境

政府帮助老年人进行购房，同时增加公共租赁房屋的供给，满足老年人多样的住房需求，让老年人有安定的落脚点。推进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设施建设，改善现有的不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基础设施。

四、日本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老龄化社会标准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7%，而我国已经10.1%，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处于老龄化逐步加深的阶段。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模式，养老问题异常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

（1）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首先，政府应该制定和完善有关老年人的法律制度，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就能保障老年人的权利和利益，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2）增加老年人就业机会。政府可以适当延迟退休年龄，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迟退休年龄可以使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且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增加老年人福利设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重视以老年人为主的服务投资，使老年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提高生活质量。

（4）鼓励生育。缓解人口老龄化，主要方法就是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就需要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已经在变化，但是与人口危机的现实相比，还是滞后。因此，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形势，逐渐的放宽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才可以缓解老龄化社会危机。

参考文献：

[1]高强，李洁琼，孔祥智.日本高龄者“孤独死”现象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人口学刊，2014.

[2]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公报[R].2012.

[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R].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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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面临的老龄化挑战

一是人口规模萎缩危及国家安全能力。发达国家生育率下降已形成普遍趋势，将出现劳动年龄人口和总人口共同下降的局面。目前，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缩减。到2030年，除美国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都将出现停滞或缩减的态势。同时，越来越多国家的总人口也将开始下降。除非移民或出生率激增，否则，到本世纪末，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总人口将会减半。目前，俄罗斯平均每位育龄妇女只生1.1个子女，使得俄罗斯民族正面临着“无人为继”的生存危机。适度规模的人口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也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人口规模萎缩趋势将威胁和破坏发达国家维持安全的能力，甚至民族的存续。

二是劳动力老化和提前退休重叠，劳动力面临长期短缺。人口老龄化还意味着劳动力老化。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与预测，1980年，西欧和日本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4.5岁和32.6岁，到2030年，假设生育率不变的话，这两个地区和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将分别飙升到45.6岁和51.6岁。在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将有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年龄大于正式退休年龄。此外，当前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存在提前退休趋势。这两方面的趋势共同推动劳动力供给日益降低，劳动力长期短缺现象逐步凸现。

三是实体经济增长潜力下降，速度放缓。一方面，全社会用于养老的经济支出加大，增加宏观经济运行负担，对经济增长形成外生性影响。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还通过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给经济增长带来内生性影响。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潜力的下降。欧盟的预测显示，在当前老龄化趋势继续延续且政策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欧盟25国的平均GDP年度增长率将从2007―2020年的2.4%降至2030―2050年的1.2%。

四是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维系，公共财政负担沉重。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金、健康保健、护理费用大幅增加。欧洲委员会预测，公共养老金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与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度相关，预期寿命每提高1岁，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例上升0.5%。近年来，英国养老金已经占到公共支出的40%、GDP的10%，每年养老金缺口达570亿英镑。与此同时，与老年人密切相关的医疗费用和长期照护费用支出也必然增加。以日本为例，1980年到1990年医疗费用增长的1/4是人口老龄化导致的，2000年到2005年，日本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支出上升了92%，使日本政府公共财政负担沉重。

五是老年群体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政治压力群体。在发达国家，老年人往往比其他年龄组的人在政治参与方面更为活跃，他们投票率普遍较高，关心公共事务，关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福利制度和公共政策，甚至为了提升政治影响力而成立专门的政党。例如，德国灰党、乌克兰养老金领取人党、俄罗斯养老金领取人政党等，已经成为影响国家政治进程的重要压力群体，也成为选举制国家各大政党争取的重要政治力量。

采取的政策措施

一、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缓解财政支出压力。针对人口老龄化给养老和医疗保障带来的挑战，发达国家普遍加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在养老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过适度降低养老金待遇水平、延长缴费年限、加强待遇与缴费之间的精算联系、发展职业年金等手段，降低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在医疗保障制度方面，主要通过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开发治疗老年疾病的低成本医疗技术和药物、扩大医疗保险基金筹资渠道、提高个人付费比例、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发展补充医疗保险、严格控制医疗服务提供成本等措施，缓解政府和社会医疗保险的财政压力。英国、荷兰、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都鼓励发展职业年金和私人养老金，为老年人提供多支柱的养老保障，有效分担了公共养老金支付压力。德国、日本、荷兰、以色列等国家，建立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效解决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失能老年人护理费用激增、医疗保险支付难以为继的问题。

二、改革退休制度，逐步延迟退休年龄。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发达国家普遍改革退休制度，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提出“寿命更长，工作更长”的思想。如美国从2002年开始，对不同出生队列的人采用不同的调整方式，把退休年龄逐步由65岁延长到67岁。英国计划先将女性退休年龄用10年时间逐步延长到65岁。德国计划把退休年龄从65岁升至67岁。

除提高退休年龄外，一些国家还采取措施鼓励人们延后领取养老金。一是奖惩并举。比如，德国现在规定，如果提前领取养老金，每提前1年减少3.6%的养老金给付，如果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再领取，每年增加6%的养老金给付。二是增高提前领取养老金的门槛。比如，意大利原来规定只要缴纳37年保费，到54―56岁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现在则改为需要缴纳40年保费，最早到57岁才可以领取养老金。

三、重视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持续增长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保障。为此，必须重视人力资本投资，加大教育、培训和研发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许多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希望借此提升人力资本。欧洲设立的2010年就业指导目标规定，要使85%的年轻人完成高等职业教育，25―64岁人群终身学习的参与率要达到12.5%以上。日本颁布了《促进终身学习的相关法》，为个人终身学习提供便利和激励。同时，一些国家还非常重视研发费用的投入。瑞典和芬兰在欧盟国家中研发投入最高，占到GDP的3.5%左右，德国研发投入占GDP的2.5%。这些国家，在老龄化程度较重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

四、制定扶持政策，强化家庭养老功能。面对失能老年人口照料服务需求快速增长、机构照料服务成本增高、政府负担日益沉重的现实，发达国家大多倡导老年人回归家庭，实行居家养老，并给予居家老年人的照料者各种支持。美国、德国、日本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喘息服务，减轻他们的压力，给他们休息调整的机会，并对照料提供者开展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此外，还包括在经济上予以支持，给予照料提供者税费优惠和现金补贴。比如，韩国政府对与老年人同住的子女实行遗产税和收入税部分减免的措施，并提供家庭津贴，使家庭照料老年人这一传统得到较好保持。在日本，子女照顾70岁以上低收入老人，可享受减税优惠等。德国在2012年实施了《家庭护理休假法》，该法规定，被护理老人的家属可以享受护理休假，确保能够安心护理亲人。家属可以获得的护理假期最长为2年。

五、鼓励生育，缓解人口过度老龄化。发达国家认识到，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为此，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发达国家开始努力提升其生育率水平，力求从根本上改善人口年龄结构，防止人口过度老龄化。各国实行的政策包括：一是采取弹性工作制、实行带薪产假，减轻女性在工作与家务间的冲突。比如，韩国政府规定，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日本职业妇女如果在家照顾幼儿，则有“留职有薪”方案，妇女可领工作时40%的薪水在家专心育儿。在法国，孕妇一共有16周产假，至少有2周可以在生育前使用，剩下的14周生育前后都可使用，休产假的政府员工拿100%工资。父亲可以有11天的陪产假，休假期间工资照拿。二是通过提供生育津贴、税收优惠等减轻家庭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如西班牙政府规定，劳动妇女所生的子女在3岁之前每个月都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100欧元补助。如果这个家庭生育第二胎，对于第二胎子女给予每年3000欧元补助。第三胎子女将获得每年6000欧元补助。 三是给予生育多子女家庭名誉奖励。如，2008年5月，俄罗斯向多生育的妇女授予“父母荣誉勋章”。四是对生育子女家庭提供诸如免费或低费的托儿服务、保姆训练等服务。瑞典规定，幼儿园收费与家长的收入挂钩，瑞典父母只需支付不多于每月总收入的3%的托育费。

发达国家虽然在鼓励生育方面开出了种种优惠，但总体收效甚微，生育率水平依然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程度仍不断提升。比如，日本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 生育率从1990年的1.57一直下降到2010年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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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状况分析

战后日本经济经历了大致四个时期的经济增长，即战后恢复阶段（1946-1955）、经济高速增长阶段（1956-1973）、低速增长阶段（1974-1991）、低迷停滞阶段（1992年以来），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人口数量也表现出明显的变化，经历从高出生率到超低出生率的转变。从劳动力层面分析，1956年日本经济迎来高速增长时期，而人口的年龄分布结构对经济增长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劳动数量的充足不仅为经济的崛起提供可靠保证，这一人口红利优势在工资成本、劳动力抚养、人力资本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此时日本老龄化率仅为5.3%；1974年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生育率的降低、生活质量水平改善使老年人寿命大大延长，1975年老龄化率上升为7.9%；2014年日本总人数达1.27亿，超过65岁的老年比重达26%，超过联合国20%的标准规定，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率最高的国家。

日本的老龄化对日本的社会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对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的重新改革、产业结构的转变等都要求对此问题引起深刻重视。首先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的降低使得日本国内劳动力大大减少，不仅对传统的公司雇佣制度造成冲击，同时也会滞后日本国内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影响日本的经济发展；老年人整体消费意愿低于其他年龄阶段的人群，对日本的消费存在一定的抑制效果。日本总人数的减少使国内消费市场持续萎缩，以至于内需刺激国民经济这一拉动作用大大降低；老年人数的增多会导致日本家庭剩余资金的减少，降低日本国内的储蓄水平，进而阻碍借贷和投资的规模，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产业结构也会随着人口年龄分布的不同发生不同的变化，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日本会相应地根据老年人的消费习惯、需求发展与之相关的行业，这种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有弊，政府的有效调节和指控也会起到关键作用。

二、日本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和日本同样作为亚洲强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复兴历程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在经济加速发展初期，都享受了充足劳动力促进经济发展作用这一保障和优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福利设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出现老年人数量大大增加及出生率逐渐降低的趋势。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针对日本本国为解决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我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推广开发老年人相关产业

截至2015年初，中国60岁以上人口量达2.12亿，占总人口数为15.5%，据估计，2040年将超4亿人，2080年之前中国都将是世界上老年人数最多的国家，规模之大，如果不能实施相应地政策充分调动老年劳动力，不仅会对国家财政造成沉重负担，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将产生极大阻碍。日本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措施之一便是推广开发与老年人相关的产业，即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的需求开发新型产业包括养老医疗保健产品、老人文化娱乐服务和日常生活交通设施等等，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都已经将其进行市场化运作。我国老年产业的推进要求政府和市场协同配合，针对城乡、区域、收入甚至性别的特点进行有效划分，而采取相应地对策。政府应该对私营企业部门开发的老年市场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强化政策保障。针对老年人机体功能衰退的趋势，设计的保健医用食品应营养丰富、保健器材应安全便捷。随着网络信息时代的发展，应加强对老年人知识的教育和娱乐文化的普及，使其跟上时代的步伐。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对大量老年人的存在起到制度保障作用，日本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本国的老龄化问题的积极效果较为明显，其中实施的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值得我国进行借鉴学习。一方面针对老年人看病难、贵的难题实行合理的老年人医疗制度改革，另一方面完善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的老年人娱乐活动设施建设。提高退休职工的薪资水平，切实保障其生活水平的提高。除了可以借鉴日本储蓄性的养老保险制度，企业还可以根据老年人特点设置相应的关于低保费、高保障的养老保险产品。

（三）充分利用现有“人口红利”，改革生育政策

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很好的保障及促进作用，合理有效的开发我国现有的人口红利，能够对我国的老龄化现象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目前我国产业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成本的上升，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不仅要大力加强对国民素质的培养，提升人力资本，发展科学技术完成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而且要注重城乡、东西部协同发展，建设新型城镇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高效发展。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完善人口战略，实行全面二胎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年化。该消息足以显示国家对人口问题的重视，对进一步缓解我国低出生率的现象以及缓解我国老龄化加快的趋势起到一定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1]韦朕韬.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兼论对中国的启示 [D].海南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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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人口发展的趋势，标志着经济与科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对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出现于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形之下，即未富先老，这和经济的发展并不协调。因此，如何保持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人口老龄化会改变人口的年龄结构，影响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于人口、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所以明确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对促进两者协调发展有重要意义[1]。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一样都具有全面性、公平性与持续性等特征，其中，全面性指的是经济的发展务必要全面，避免片面、局部、单一的发展，尤其要预防只顾发展经济而忽视全面发展人口、社会的局面出现；公平性指的是不仅要在同代人之间实现横向的机会与权利公平，还要在当代与未来多代人之间实现纵向的公平，这一点在老龄社会里显得至关重要；持续性指的是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之间有一致的持续性，人口老龄化在不断发展，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来支撑，老龄社会就很难良性运行。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是辩证的关系，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只要深入研究老年科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就能实现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措施

（一）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经济承受能力

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本质在于发展经济，不断提高国家经济承受能力，以此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后盾，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中国发展经济要重点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要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解决好经济增长效益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在保持经济以较大速度增长的同时凸显效益，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努力创造资本与技术优势，提高发展资本密集型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水平，为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提升劳动力素质水平，因为经济增长要伴随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者接受教育的程度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所以要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并重点对劳动者加强继续教育，尤其要培养其职业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水平，且如果老年人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较高，他们在就业、保健、消费等方面就具备显著优势，这对减轻人口老龄化压力、协调发展经济有利。

（二）发展老龄产业，缓解人口的老龄化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深，发展老龄产业的迫切性愈加显著，对缓解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协调发展有重要作用。老龄产业发展宗旨在于满足老年人日益增加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提高其生活水平。老年队伍在持续扩大，老年人消费总额在GDP中占据的比重也逐渐递增，且老龄产业是比重较高的第三产业，它的繁荣对调节产业结构、提高第三产业份额有明显的作用[2]。在众多第三产业中，旅游业的潜力被认为是最大的，所以各地区要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等环境优势，针对老年人大力开发旅游产品，即银色旅游。可以提供符合老年人需求的老年旅游套餐，让他们在旅游期间吃当地的饭菜、住当地的民宅，使他们在感到温馨的同时降低旅游成本，从而吸引更多老年人旅游，提高旅游经济发展水平。

（三）利用老年资源，变人口压力为动力

国家应加快开发并利用老年人力资源，让更多劳动力尚在的老年人参与发展经济，发挥出老年人的劳动潜力。对老年人力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不但能帮助解决缺乏劳动力的问题，还能增创国家财富，将一些消费人口转化成生产人口，从而把人口老龄化的压力转变成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要加强研究老年学，大力发展老年教育，让老龄化更健康。人口老龄化在中国还属于新事物，所以在老龄政策的制定、老龄工作的开展、老年教育的发展、老龄工作者的培训、代际关系的处理、健康老龄化的实现等方面都急需老年学的指导。所以只有加强研究老年学，才能为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协调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四）进一步完善老年事业发展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