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再生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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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劳动力是商品生产的关键要素，也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要素。劳动力在参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与自然发生联系。劳动与生态或者人与自然的关系向来是经济学、哲学和生态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更是奠定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之间既是统一的也是对立的。他说: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在这种关系中，劳动都起了关键的作用，劳动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他同时又认为，人从原始的人与自然的合为一体中分离出来从而区别于动物，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于是就以一种对立的方式展开了。而且马克思注重从劳动异化的角度理解人与自然的对立性，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异化其实也是人自身的异化，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之后的许多西方者，如马尔库塞、阿格尔、威廉莱斯等人则对消费环节的生态异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是消费异化和不合理的消费方式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者如福斯特、詹姆斯奥康纳、佩拍、高兹等学者则认为，生态问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卡逊在《寂静的春天》(1962)一书中从消费过程带来的大量污染引起生态失衡、破坏自然生态价值出发，肯定了自然本身的内在价值，否定了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1972)一书则认为受生态环境破坏的影响，生产过程和经济增长将达到极限。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劳动力作为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素，通过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消费过程)与生态环境产生关联，且存在正向生态逻辑和逆向生态逻辑两条逻辑路径。在正向生态逻辑下，通过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能源的合理使用，对社会生产产生双重的正而影响，形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良性发展状态;在逆向生态逻辑下，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对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能源的不合理使用，对社会生产产生双重的负而影响，形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恶性发展状态。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在物质交换和生态制约下形成紧密相关的闭环，使得正逆生态逻辑体现得更为充分，经济和生态之间的正反馈效应更强。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通过制度创新和观念创新，如积极利用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构建生态价值补偿机制，倡导生态消费和绿色消费观，加快两型社会建设等，使劳动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逆向生态逻辑向正向生态逻辑转化，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良性发展，真正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篇2

（一）合理组织运输生产的主要手段

劳动定额跟企业的许多指标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各种相互联系的工作都是通过劳动定额在时间的配合上和空间衔接上所需要的工具。铁路拥有着绝对严整性、统一性，所以铁路运输生产的过程中必须将劳动定额手段协调成一体，使生产过程中运输的连续性得到保持，让其均衡有节奏的进行，如果生产过程环节失衡，必然是因为没有劳动定额或其定额标准不合理，而导致运输生产秩序被打乱，所以必须保障铁路的严整性和统一性。

（二）提高劳动效率的重要途径

研究减少劳动消耗和无效劳动时间，是劳动定额对劳动量的标准，也是劳动定额工作的最终目的。为了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社会所需求的财富，必须要采用合理的科学方法，制定合理的先进标准。才能在运输生产过程中拥有合理的分工和协调。想要提高劳动效率必须要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完成最大的工作量。为了避免人浮于事和工时上的浪费，需要通过对定额工作的研究，要不断加强扩大定额管理面，制定出各类职工的劳动定额，并测定出各劳动岗位的劳动强度和工作量，确定出各个环节正常生产或业务活动所需配备的各类人员数量，实现定岗定员，优化劳动力结构。这样既可保证生产和工作的需要，又可以做到人尽其才，时尽其效。

二、铁路企业劳动定额管理的现状

（一）管理观念落后

管理观念落后总共有两种原因，第一种是铁路企业基层站段不够重视劳动定额工作，由于铁路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是有特殊性的，致使劳动定额工作受到很多管理者的忽视，专职定额人员的配备也受不到重视，并且在工作中的培养和教育投入的力度上也是落后，还有一些铁路桥段的群体作业认为劳动定额没有作用，不需要讲定额只需要完成工作就行。第二种是地铁正经过跨越式的发展的需要，而劳动定额的管理人员对掌握的定额知识也就相对落后和老化，欠缺了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方面的知识，所以必然会对劳动定额基础管理工作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

（二）部分定额标准不适应运输生产和改革发展的需要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使铁路运输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过第六次大提速，大量开发运用了新的技术和新的设备，这些为劳动效率和设备运用带来了很大安全程度。而大多数的劳动定额的制定还处于传统的管理阶段，而定额也会随着依照人的想法和欲望所改变，这样定出的劳动定额标准必然会跟形势发展有所不同，这样不仅浪费着人力、工时，还影响市场经济中铁路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发展。

三、强化铁路企业劳动定额管理的措施

（一）提高劳动定额管理队伍素质

劳动定额管理人员的素质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劳动定额的管理水平，只有加强对劳动定额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指导，这样就可以真正提高企业劳动定额管理水平的技术和管理。一是可以通过进行专业理论的培训和接受新知识来加强对劳动定额人员的提高。二是可以为了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提高，可以对劳动定额人员提供外地实习机会，从而增加劳动定额人员对业务素质和传统观念的突破带来很大的提升。三是可以安排有责任心、素质高、工作扎实、熟练运输生产各岗位，并且懂管理有能力，有创新精神的人员从事劳动定额的管理工作。这样就可以为企业的整体管理水平带来很大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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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通过《资本论》揭示出：资本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同一个历史过程：资本之所以是资本，是因为劳动力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获得了价值形式变成了商品。当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仅无法消除劳动力的商品化。而且还要大力促进劳动力的商品化，这也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一、消费即生产

马克思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上产生”。而“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就是价值的创造”。因为“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货币所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购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

既然劳动力包括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那么它就同时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劳动力的物质性除了首先作为生物个体之外。更典型地体现在生产工具上，生产工具本质上不过就是物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替代和延伸。因此，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性标志，真正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这一点来看，人的工具性正是由于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工具性。生产力的提高有赖于不断地创新和物化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要求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必须先于其他所有商品发生符合社会需要的变化，以生产社会需要的商品。

劳动力的精神性使其使用价值具有多样性，除了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外。同一个劳动力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也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多样性可以使劳动力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组合。从而产生新的使用价值。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劳动力的消费。是劳动，是通过具体劳动让使用价值发生符合社会需要的变化，进而将抽象劳动凝结在新的使用价值中创造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其他商品产生的先决条件。其他任何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都是劳动力的消费的结果。都是以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有用性，所有商品都以劳动力的生产为最终归宿，这样。劳动力商品就是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产生的依据和目的。如果不能服务于劳动力的生产，所有的商品生产对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无用或不利的。同样道理。劳动力如果不能消费也是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甚至会产生危险的副作用。因为其它使用价值是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却是它们的非物质性源泉。

劳动力的消费过程是其他所有商品的生产过程。劳动力又是生产过程的发动机和控制系统，同时全部的生活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正是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从劳动力的角度上讲，生产即消费、消费即生产，劳动力的消费是其特有的生产自身的形式。一切商品的生产和消费最终都服务于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者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劳动力的消费和生产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无限循环过程的起点和终点。

因为商品的价值载体是其使用价值，所以劳动力的价值载体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劳动力的消费，是劳动，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可以看出，劳动力的价值体现在创造其他商品价值的劳动中。商品的价值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是人类劳动的结果，劳动是劳动力价值的载体，又是其他商品的价值实体；劳动力价值直接体现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其他商品价值只是间接体现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变成商品获得价值形式。这时的劳动力价值集中体现为剥削被剥削的关系。

二、劳动二重性

生产劳动力的具体劳动是什么劳动呢?很显然。除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以外，人类社会并不存在其他劳动(自动化和智能生产只是人类体脑劳动的延伸)。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就是劳动力的消费，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是生产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性活动。“处于流动状态的劳动力或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物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按照劳动价值论可以得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生产劳动力的具体劳动；它创造其他商品的价值的同时承载着劳动力的价值。

劳动力的价值实体是什么呢?当然是抽象劳动。根据价值定义，劳动力价值应是凝结在劳动力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与其他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不同。劳动力商品的消费就是生产自身的具体劳动，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它所承载的抽象劳动形成劳动力自身的价值。不过，这不是物化的抽象劳动，而是以精神性为主的活化在劳动力中的人类抽象劳动。笔者称之为活化劳动。

与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不同。劳动力的生产包括所有相关者的劳动，白始至终属于社会劳动；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需要向社会劳动转化，而劳动力的生产直接就是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统一。

劳动力是无形的特殊的劳动产品。它的非物质特性即精神能力在当代经济发展中已占据统治地位。成为衡量劳动力的标准。劳动力以外的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凝固的物化劳动，而形成劳动力价值的劳动是流动的活化劳动；劳动力价值的内容，虽然离不开劳动的物化却不是物化的劳动。因为劳动力是不断变化的。即使同一个劳动者。随着复杂劳动的不断简单化也可以持续不断地更新升级换代。所以劳动力的生产不是个体劳动，而是必然的社会劳动。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产力范畴，是价值的物质载体。商品的价值是生产关系范畴。是物化的社会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特殊的劳动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那么。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也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反映，属于生产力范畴；劳动力的价值当然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劳动力商品的内在矛盾是：使用价值一劳动力商品的工具性是解决怎样生产的问题，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价值一劳动力商品的目的性是体现为什么生产，反映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劳动力价值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对其使用价

值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同种使用价值在不同社会关系中会产生不同社会结果。

三、商品化三阶段

基于劳动力生产和消费的特殊性。笔者把劳动力商品化分为简单再生产阶段、扩大再生产阶段和自由全面发展三个阶段。

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初期发展。劳动力在这种生产关系中获得价值形式成为商品。这是以简单重复性劳动为主的劳动力再生产阶段，属于维持生存型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是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成本一必要补偿的价值部分。从劳动力商品消费角度讲。这个阶段是只注重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工具性。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的裸的剥削阶段。《资本论》中对于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论述。就是对这个阶段的劳动力商品化的理论抽象。

最能反映这个阶段特点的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量的决定的论述：“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它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低于这个限度。劳动力商品价值量不仅包括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还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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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年以来，富士康“N连跳”事件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对于富士康事件，有的学者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了分析，有的学者从工厂管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然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富士康事件归根到底是中国这种依靠劳动力密集优势的发展模式，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后，与面临着增加工人工资，减少工人劳动强度，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转变发展方式所产生矛盾的结果。表明了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迫切性。

一、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现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是物质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即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角度论述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社会观、经济观、技术观。①然而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

生产力既包括物质的因素也包括人的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具主动性、创造性的因素，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物质的可持续利用，即节约资源、保护生态，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人口的数量、人口结构的合理，要求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实现人类社会的循环再生产。

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求经济效率的提高，通过经济发展不断满足劳动力对物质、文化和生态的需要，即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公平问题。发展应是长期的、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一时的发展，即处理好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既包括代内的公平也包括代际的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后代人的发展条件，也就是说发展不能建立在对资源的掠夺式开采的基础上。当代人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后代资源的占有的基础上的，这样透支了未来的发展潜力，后代人的发展会受到阻碍。这对于后代是不公平的，这样的发展也不是可持续的。

发展的过程就是通过生产过程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的过程是人类劳动的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是人运用劳动资料加工于劳动对象，生产出符合人们需要的使用价值的过程。劳动的过程包含三个因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②从人和物的角度可以把生产过程的三种因素划分为两类，即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为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①物的因素是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人的因素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把可持续发展分为人和物的可持续发展。

物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物的可持续发展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然而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即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物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现有的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多指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的可持续发展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人是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主动性的因素，人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劳动力的质和量能够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的需求。从质上看，是指劳动力要不断地再生产以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即劳动的价值得到不断的补偿。从量上看，劳动力可持续发展是指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合格的劳动力。

从劳动力的质的可持续来看，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③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不仅包括本人的再生产，还包括繁育后代，以及劳动素养和技能的提高。

“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④“为改变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⑤劳动力的价值的总和由三个因素构成：劳动者本人必要的生活费用；养活家庭的必要费用；必要的教育和训练的费用。因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至少维持工人一定的工资，工人有足够的资金支付生活、休闲、教育、繁育后代的支出，这样才能使劳动力获得充分的发展。经济发展应该是建立在人的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对劳动力资源的掠夺式的利用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依靠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可以暂时提高经济增长速度，但是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不利于消费能力的提高，不利于生产过程的循环进行，更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量上来看，要求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满足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包括满足物质资料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人类社会再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个社会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要合理，同时要有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能投入生产过程，才能够生产出足够数量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这就要求，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和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从而使社会有充足的劳动力，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当今中国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成长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和生活成本的提高，这种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正逐步面临新的挑战。

1.劳动力数量的减少。

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然而，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中国渡过了人口生育高峰，开始面临着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的危机。目前的农村小学合并、高考报名人数逐年减少，一些地方出现的民工荒便是这种问题的集中反映。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如果不实现产业的升级，摆脱目前依靠劳动力密集产业的现状，将最终使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危险，最终使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面临危险和挑战。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将最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人口的老龄化。

建国后，由于摆脱了战乱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出现了几次集中人口的生育高峰，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批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又面临着集中的老龄化问题。建国初，为了实现工业化，在农村长期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农产品价格低廉，大部分农民没有为养老积累起足够的物质准备。而在城市则为了实现重工业的优先发展，长期实行了高积累、低工资制，甚至有的人由于国有企业改制而成为了下岗工人。而且这一批人尚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因此，这一批集中步入老龄化群体的人的养老便成了未富先老的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3.劳动力的过度利用。

由于路径依赖，很多企业长期实行低工资制，甚至不足以满足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如果工人想获得更高的工资，就要不停地加班。据报道，富士康员工的起薪只有900多元，工人为了获得更高的工资，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劳动力的再生产需要休息时间以恢复体力。对于劳动力的过度利用，如同资源的过度开采会造成资源的不可再生一样，会造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困难，给劳动力带来心理和生理的疾患。富士康事件的根源就在于过低的工资，使工人被迫延长劳动时间，超过生理承受能力。精力高度集中的劳动，使工人依附于机器，从而产生了心理障碍，最终导致了不理性事件的连续发生。

4.工资低，难以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发展。

劳动力的工资应该体现满足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要求，即马克思所说的最基本的本人生活的需要、子女生活的需要以及教育和培训的需要。然而作为中国产业工人主体的农民工的工资低，难以在工作地居住、在工作地让下一代受教育、在工作地享受医疗，难以支付教育和培训的费用，即无法实现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1997－2007年，劳动报酬占比持续下降，中国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至39.74％；中国的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上升至31.29％；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①由于无法用工资满足在工作所在地的基本生活需求，农民每年像候鸟一样，往返于城市和农村。农民工工资低，阻碍了拉动内需，阻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

三、劳动力可持续发展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集中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国内需求不旺、过度依赖出口等方面。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导致的国内出口下滑，使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更为迫切。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性。

中国经济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一、二产业比重太大，第三产业比重太小，而且第二产业内部产业层次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处于世界分工金字塔的最底部。另外，由于劳动者收入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消费占GDP的比重低。“当前中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36％，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近15％。多年来，美国的居民消费与GDP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②因此，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增长：一是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消耗为主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劳动力数量和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主要的是提升产业结构，改变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底层地位，更多地依靠拉动内需促进经济的发展。不断地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包括劳动者的文化素养、学习能力、技术水平、熟练程度、身心健康等方面，才能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对劳动力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新型工业化准备更多、更合格的、适应新的技术需要和新的产业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条件。

3.转变发展方式有利于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顺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在拉动经济中的作用，即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局面，改变过度依赖政府公共投资的局面，把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向更多地依赖国内需求上，要求劳动力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这必然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

转变发展方式对劳动力消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反过来又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劳动力消费增加以后，有利于劳动力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水平的提高、文化素养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方面，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的消费，提供了更多的收入，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四、促进劳动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必须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前提，一是要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二是要合理地利用劳动力；三是要不断提高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素质。

1.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人是生产中最具主动创造性的因素。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源泉就在于充裕的劳动力资源。由于建国后出现的两次生育高峰，造成了中国人口数量的剧增，进而造成了廉价的劳动力优势。改革开放以后，外资企业之所以选择中国，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从而依靠这个人口红利，中国承接了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第一批生育高峰的人口年龄逐渐增大，从而使中国快速进入老龄社会；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后计划生育的实行，目前青壮年劳动力数量逐渐减少，出现了整个社会“老龄化”与“民工荒”并存的现象。为了防止民工荒的加剧，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适当的时机，改变现有的人口政策，否则，中国经济就会在尚没有成功实现产业转型的时候，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缺口。

2.提高劳动者工资。富士康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人工资过低，工人被迫长时间加班，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高强度劳动使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了损害，从而使部分工人出现了心理问题，进而走向了自杀。由于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逐渐减少，也影响了内需的拉动。因此，必须通过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进而以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方式，使劳动力获得足够的收入，以解决消费、培训、教育、医疗、住房、甚至精神消费的需求。这样才能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提供更多、更合格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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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劳动关系与经济增长的科学，无论是在经济学领域还是在劳动关系研究领域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和突出作用。从我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经济增速较快，经济增长与劳动关系出现了新的形势。要想在新形势下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就必须依托劳动关系理论，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内涵，做好劳动经济学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在增速和内容上都能满足实际需求。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应认真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劳动经济学概述

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是研究劳动关系和经济发展相关内容的，对于我国而言，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联系，劳动力再生产的本质是人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为此，我们应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解读劳动力再生产行为。在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是保证生产持续进行的重要动力，只有把握劳动力利用原则，实现对劳动力的综合利用，并重视劳动力再生产，才能够达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应包括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这两方面内容。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再生产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重要的概念。为此，我们应对劳动力再生产的概念有全面的认识，应积极扩大劳动力再生产规模，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2）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包括劳动力资源的人口基础，劳动力的结构，劳动力供求的短期平衡和长期平衡。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只有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管理质量，才能提高劳动力供给，进而满足社会劳动力需求。在实体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在相适应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就会快速增长。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会造成劳动力浪费，劳动力供不应求，会制约经济发展。所以，劳动力供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从劳动力资源入手，优化劳动力结构，保持劳动力供给在短期及长期都处于平衡状态，才能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3）劳动就业，包括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就业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就业与工资的关系，待业及其类型，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目前劳动就业已经纳入了人力资源管理范畴，并成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来看，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目标就是保增长促就业。劳动就业是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劳动就业率是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指标。劳动就业率高，则表明经济发展处于良性循环，整体经济增速也比较高。在劳动就业中，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和宏观社会目标是劳动就业率的具体体现。在对劳动就业进行研究中，我们还要正确分析就业与工资的发展关系，并做好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培训，满足劳动就业需要。所以，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应认识到劳动就业的概念。（4）劳动力的宏观管理，包括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劳务市场及其管理，劳动力管理体制。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的宏观管理是重要的研究内容。在劳动力的宏观管理中，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是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重要保证。此外，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资源，需要建立专门的劳务市场对其进行管理，同时也需要配套的劳务市场管理机制加强管理和引导。在目前劳动力资源的宏观管理中，建立适合劳动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是当务之急。从这一点来看，劳动力的宏观管理要想取得积极效果，管理制度的建立是重要内容。

三、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我国，劳动关系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研究内容，还是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和重要研究内容。在当前，世界范围内，很多国家都遭遇到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不断推进，所有国家和个人都将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去；另外一方面，世界范围所有的发展契机将惠及所有国家和个人。在这个大背景下，只有培养起自己本国的效率极高、技术过硬、研发能力强的劳动人才大军在能赢得世界范围内的人才争夺竞争。所以，研究当前劳动经济学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必要、十分重要。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来看，劳动经济学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而言，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劳动经济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劳动经济学以其专业的学术特征，很好地诠释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重要性，解释了劳动力对经济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考虑到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性及特殊性，劳动经济学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来看，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理论支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2）劳动经济学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想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必须明确经济发展方向，找准经济增长点，并努力突破发展瓶颈。劳动经济学的出现，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使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对劳动力资源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将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有着必然联系，劳动经济学不但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保证我国经济能够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正确利用。（3）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来看，经济理论较多，涵盖了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其中劳动经济学由于对劳动力资源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从这一点来看，劳动经济学弥补了我国经济发展理论的空白，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我们要认识到劳动经济学的作用，以及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明确劳动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正确利用劳动经济学理论，促进经济发展。

四、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由于劳动经济学在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劳动就业和劳动力的宏观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为此，我们应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重点分析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1）劳动力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劳动经济的研究不仅仅是研究劳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是动态地研究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劳动行为之间的关系，系统研究具体到个人的劳动行为和经济行为。由此可见，劳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对劳动力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准确概括，加深了对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为此，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明确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研究，满足经济发展需求，达到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目的。（2）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众所周知，生产劳动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生产劳动活动衍生出人类社会其他所有活动，是整个社会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决定因素。在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将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对生产活动的认识从普通理论层面上升到了经济学层面，对经济活动实现了准确概括。所以，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和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的作用。（3）劳动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对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十分重要，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我们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来看待，加深对劳动经济学的了解，重视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使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取得积极进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4）劳动经济学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劳动经济的研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发展最终是要服务于人民，研究劳动关系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切实的重要意义和必要意义。从这一角度出发，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对劳动经济学引起足够的重视，应将劳动经济学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理论，重点开展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劳动经济学作为提高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重要手段，认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五、结论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好成绩，在很多行业和很多领域内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令世人瞩目。当前我国劳动关系多样，较为复杂，系统研究劳动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在当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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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熊新发，陈玉杰.劳动科学研究的特征分析——基于学术界对《劳动合同法》争论的反思[J].现代管理科学，2011（06）.

[3] 王露萱.论劳动关系的劳动经济学研究视角[J].商场现代化，2010（28）.

篇6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理顺分配关系、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近几年来，中央提出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确立资本、技术，劳动、管理等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笔者以为，要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关键是要正确理解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内涵。“按劳分配”在本质上是一种按要素所有权分配的方式。

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含义

“按劳分配”的实质就是按劳动力产权分配。产权就是资本所有权或者说是要素所有权。马克思把社会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另一部分是可变资本，前者是指生产资料，后者是指活的劳动力。产权就是这两部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传统经济学对产权的解释只是指生产资料所有权，没有把劳动力所有权包括进去。所谓按要素分配，只限于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参与分配，把劳动力排除在要素分配范围之外，实质上否定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这是和马克思的原意不相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付的货币额c，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v。”“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这里马克思很明确地指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因素。

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产权的概念，但他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看作是资本的因素，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马克思把工资和工人本身区分开来，指出“劳动分解为自身和工资。工人本身是资本、 商品。” 特别指出：“劳动是资本的要素”。这里要分清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生产要素角度来看，工人本身是资本，是因为他是劳动力所有者，劳动力就是资本的要素；从劳动力的价值角度看，工人本身又是商品，因为劳动力又被劳动力所有者当商品出卖了。这样，一方面，劳动力作为资本的要素，劳动力所有者就拥有劳动力产权。按生产要素分配生产成果，就不能把生产的两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产权从资本要素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劳动力又是商品，资本经营者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和相应的价格购买劳动力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而“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因而，工资是劳动力所有者在生产过程所耗费的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补偿。其意义，相当于其它生产资料磨损的折旧费。

劳动力作为资本要素，和生产资料、自然资源一样，都是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既然承认劳动力是生产要素，就不能否定劳动者享有和其它生产资料所有者同等权利，因而不能剥夺劳动力所有者参加分配生产成果的权利。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只是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工资是劳动力在生产中损耗的价值补偿，这和其它生产资料在生产中磨损、消耗的价值补偿以及提取折旧费用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把劳动者获得工资理解为“按劳分配”是不对的。

价值补偿和价值分配的关系

价值补偿和价值分配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不能混为一谈。价值补偿是投资的手段也是再生产的基本条件，离开价值补偿连简单再生产也不可能。分配是投资的目的，也是消费的前提，投资是为了获取利润。利润是要生产出来的，分配的对象只能是生产成果，只能是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资本要素的收益只有通过分配才能实现，通过分配才能进入交换和消费。在再生产中，首先要保证生产要素的价值得到补偿。然后根据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提取积累基金和社会必须的各项扣除之后，各生产要素所有者才能按投资的份额对利润进行分配，但不能分配成本。

价值补偿和价值分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价值补偿是补偿要素在生产过程中转移、损耗了的价值。分配属于投资收益，可分配的只能是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价值补偿作为资本的投入，是获得利润的手段；分配作为投资的目的只能在价值补偿和社会必须的扣除并获取利润之后；价值补偿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条件；而分配则是随着企业经济效益而变化的，盈利多就多分配，盈利少则少分配，没盈利就不分配。利润多少和工资没有关系，工资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属于生产成本。利润增加工资不一定会增加，同样利润减少工资也不会减少；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货币表现，工资的量是由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买卖双方是根据“等价交换”的原则；“分配”是资本所有权的实现，是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根据资本占有份额分享利润；“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或者说“按资分配”是同义反复，并不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也是生产要素”，“工人本身是资本”，“劳动力是资本的要素”，“资本就是积累的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是生产要素，都是资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区别只是死劳动和活劳动、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的区别，它们是可以换算的。

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开的，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也可以分开。资本经营者在市场上购买了劳动力，获得了劳动力的使用权，但劳动者出卖的是劳动力，不是劳动者本身，不是卖身为奴，他还是劳动力所有者。劳动力不可能离开劳动者而存在，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生产中同样有损耗，这样需要在新创造的价值中提取相应的劳动力的价值作为价值补偿，工资就是劳动力价值补偿。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进入了劳动过程创造了比原有价值更大的价值，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资本的要素，劳动力产权理应得到承认，劳动者应当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这里所说的“按劳分配”是包括死劳动和活劳动在内的产权计量尺度。各种要素（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扣除价值补偿（即成本）、扩大再生产提留的基金以及社会必须的扣除之后，按所投入生产过程的价值量，按比例对生产成果――利润的分配。直到现在，我国劳动者所得到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补偿部分，劳动力产权作为生产要素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资本所有权不仅仅是物质财产所有权，也应当包含劳动者投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所有权。劳动力是劳动者的资本。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要素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凡生产必须有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两个基本要素的结合。产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众所周知，没有生产资料或者没有劳动力都不能创造价值。特别在现代生产条件下，劳动力（生产中的人的因素）是生产要素中的主要成份，同时又是资本，而且是可变资本，使价值增值的资本。劳动力资本就是劳动者拥有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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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形成过程是价值转移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从古典经济学家到马克思对价值转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家侧重于对价值创造的研究，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价值转移的探讨。斯密没有真正接触到价值转移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没有建立科学的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理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斯密教条的限制，即斯密错误地认为商品的价值只分解为工资、地租和利润三种收人，并断言:“无论什么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从而将不变资本的价值排除于商品价值构成之外，使得他对价值转移问题一无所知。在经济思想史上，李嘉图第一次感觉到了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的区别，并正确地指出:“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劳动。李嘉图关于价值转移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在价值转移的对象中，他遗漏了不变资本中原材料的价值。此外，由于李嘉图并不真正懂得劳动二重性，因而无法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是怎样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他对价值转移的理解还远不是科学的。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第一次较为准确地阐述了价值转移和创造理论。马克思认为价值的转移和创造是同一劳动过程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是由具体劳动完成的，后者是由抽象劳动完成的。价值的转移只与具体劳动有关，价值转移的对象包括原材料在内的所有不变资本的价值;价值的创造只与抽象劳动有关，产品价值构成中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对价值转移规律的认识似乎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在价值转移的对象中他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遗漏了。笔者认为，劳动力商品与生产资料相比固然有其特殊性，但从根本上讲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与其他商品的价值决定并无本质区别，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资料的价值在生产中的运动方式也应该是相同的，即通过价值转移的方式凝结到新产品上。

一、传统劳动价值论没有对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为什么不是转移给出合理解释

对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为什么要在生产中被重新创造出来而不是转移到新产品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国内理论界的一般说法，都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确切地说，不是再生产”;而劳动力“却不是这样。当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保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每时每刻都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户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真正的再生产，不象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表面的再生产。在这里，一个价值用另一个价值来补偿是通过创造新价值来实现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同样是投人生产的旧价值，为什么生产资料的价值是被转移到产品上，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却需要被再生产出来?马克思对这种差别的解释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没有被消费，因而也不可能再生产出来。言下之意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被消费掉了，因而才需要再生产出来。

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生产消费，一种是对劳动力的消费，另一种是对生产资料的消费。马克思认为，当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后，“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即马克思认为:在生产中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消费必然会导致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消费。但是这两种消费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会导致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被消费掉，而后者却不会导致生产资料的价值被消费掉。然而关于为什么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在生产中被消费掉了，马克思却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对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为什么不是转移到产品上而是需要被重新创造出来，给出真正合理的解释。

在我国比较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这部分资本(可变资本一引者注)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因为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的价值，被工人用于购买生活资料而消费掉了。另一种解释是:“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其价值在价值增殖过程中不是再现于新产品，而是再生产出来。因为购买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进人劳动者手中即转化为他的收人，已被劳动者用于购买生活资料而消费掉，要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新价值来补偿这部分资本。这两种解释实际上认为:可变资本的价值在投人生产前就被工人的个人消费消灭掉了，或者说在生产中可变资本的价值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就不可能被转移到新产品上。显然，这种观点对待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采取了双重标准。因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支付，也可以说被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用于购买生产或生活资料而消费掉了，但为什么生产资料的价值却是转移到新产品上的呢?实际上，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付，以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所有者如何使用因出售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获得的价值，不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本质区别，因而也就不能成为解释这种差别的理由。而且，这种解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的解释，二者的差别在于对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何时“被消费掉”的认识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在生产中被消费掉了，而这种解释却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在劳动者的个人消费中就被消费掉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会随着劳动者个人消费的结束而消失，而是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物化”在劳动力上的。如马克思说“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在谈到劳动力的日价值时，马克思又说“假定平均每天所需要的这个商品量(用商品表示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一引者注)包含6小时社会劳动，那末每天物化在劳动力中的就是半天的社会平均劳动”。

二、否认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移是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相矛盾的

首先，否认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移，就会将劳动力商品与生产资料商品对立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强调劳动力商品与其他商品的一致性，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即“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其他商品的价值并无本质的不同。如马克思说“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而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为在劳动力的生产上已经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劳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然而，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这两种本质上并无区别的旧价值，在生产中的运动方式却是完全不同的:生产资料商品的价值是通过转移到新产品中获得补偿，是一个连续的、流动的过程;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却需要被重新创造出来获得补偿，是一个间断的、跳跃的过程。这种价值运动方式的不一致，事实上将劳动力商品与生产资料商品相对立起来。

其次，否认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移，就会在计算商品价值时遗漏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从而偏离了劳动价值论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工人的具体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的旧价值(即。)，一部分是由工人的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即v+m )。虽然在马克思所认为的商品价值构成(c+v十m)中包含了可变资本的价值v，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个v与投人生产中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只是在量上相等，二者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在生产中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新价值的一部分，而后者是凝结在劳动力上的旧价值。因此，无论是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新创造的价值，都没有包含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这样，马克思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就遗漏了可变资本的价值。如果我们用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考察，这种遗漏就更加明显了。假设生产资料的价值c为10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力商品的价值v为5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中投人的活劳动所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8小时。如果用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则产品的价值应为以上三者之和即10+5+8=23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如果按照以上马克思对商品价值构成的理解，产品的价值只包括转移到产品上的生产资料的旧价值(10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由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8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计18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马克思就把5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代表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遗漏掉了。这种遗漏不仅与用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相矛盾，也与马克思的以下表述相对立:“只要使用价值是有目的地用来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 三、希法亭和罗松等人关于劳动力商品价值转移的论述

西方经济学家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移问题，但是，在探讨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问题(以下简称为还原问题)的过程中，希法亭、罗松和米克等人，事实上已经部分承认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转移到新产品中的。

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庸俗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起了猖狂的攻击，他的其中一个论点是:马克思对还原问题的解答没有经验证据。希法亭正是在反驳庞巴维克这一论点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社会过程”作了富有创见的说明，另一方面用独特的方式阐述了他的劳动力价值转移理论。希法亭认为，熟练工人可看成是非熟练工人加上一定的生产技术，而这个技术中物化有“广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谓“广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生产熟练工人生活必需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加上教育培训这个工人，使他掌握技术成为熟练工人所需的全部直接的和间接的劳动时间。希法亭进而认为，学校的教师、清洁工、学生所用课本的生产者甚至校车司机等劳动者的劳动，都对熟练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作出了贡献。当这个熟练工人运用他所掌握的技术时，这些技术所包含的全部价值就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熟练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一个非熟练工人时所创造的价值;另一部分是他应用他所掌握的技术时所转移的先前物化在技术中的价值。希法亭还认为，熟练工人的所转移的物化在技术中的价值比他作为一个非熟练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大得多。

罗松和米克对希法亭这一观点基本都是赞同的。罗松指出，“一旦采用希法亭的方法，熟练劳动向非熟练劳动的还原，就可摆脱对工资水平的依赖和庞巴维克所批评的循环论证”同时，罗松对教育部门的劳动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教育部门作为一个非生产性行业虽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教育部门全体教职员工所进行的劳动，尤其是超出这些教职员工本身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剩余劳动，会物化在知识、技术之中，通过所培养出来的熟练劳动工人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米克在研究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还原问题时指出:“马克思显然认为，训练熟练劳动者所花费的劳动仿佛是蓄积在他个人身上的，当他从事实际工作时就表现出来了。”而且，米克认为熟练劳动的支出，正如希法亭所说的，“意味着同时凝结在其中的各种不同的简单劳动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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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版“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之一的《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概论》)已经于2007年秋季使用于高等学校2006级学生的教学。这套教材的出版和发行，凝聚了众多从事理论教学和研究专家的智慧和力量，确是一套高质量的理论教学教材。本人作为一名从事高校理论课教学的教师，本着使这套教材精益求精的目的，对《基本原理概论》中的有关教学内容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1.“资本循环是资本从一种形式出发，经过一系列形式的变化，又回到原来出发点的运动。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中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与此相联系的是资本依次执行三种不同的职能。第一阶段是购买阶段，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购买阶段。它属于商品的流通过程。在这一阶段，产业资本执行的是货币资本的职能。”(《概论》143页)这里的问题是，处于产业资本循环第一阶段即购买阶段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货币是属于商品的流通过程还是资本的流通过程。如果说是处于商品的流通过程，从表面上来看，或者从形式上来说产业资本家付出货币，购买到的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与一般的商品流通过程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由于产业资本家用货币购买到的商品并非是一般的商品，因为除了购买到生产资料以外，它还购买到作为劳动力的特殊商品，正是由于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殊属性，即它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产业资本家才去购买，或者说产业资本家之所以去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正是看到它具备生产剩余价值的特殊能力或属性。因而，正是由于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购买到的商品的特殊性从而使这一流通过程与一般的商品流通过程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这一流通过程属于形式上的商品流通过程，但从实质上来说它却是资本的流通过程。显而易见，教材中的表述是欠妥的。

2.“社会总产品在实物上得到替换，在价值上实现补偿，客观上就要求两大部类内部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和两大部类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更要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概论》144页)这里的问题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否扩大再生产比简单再生产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更要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实现”的说法呢?

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一原理既适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再生产。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原理，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前提，扩大再生产是简单再生产的发展和结果。只有首先满足简单再生产的要求，然后才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联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再生产其特征是扩大的再生产，但是，不管如何，不管在何种社会历史条件下，扩大再生产依赖于简单再生产，没有简单再生产，就根本谈不上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相反，这是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根据语言学的规定，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那么，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二者之间的关系用修辞结构来表达的话通常来说用并列结构就可以了，原因正如上述，一方面简单再生产比扩大再生产具有优先性，另一方面，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扩大再生产是现代社会再生产的特征，二者各有自身存在的特征和意义，因而不能一般的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所以，教材中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更要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实现”的“偏正结构”值得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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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民族要提高,这是任何民族、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正视、重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无论国家、社会还是民族其重要组成因素无疑是人--是劳动者!人的素质决定着民族的素质,民族的素质影响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此,以人为本,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理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

德国是目前世界上经济和科学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人们在探索德国科学技术与经济迅速发展的奥秘时发现,德国人所具有的文化素质和发达的职业教育是促成该国强盛的关键所在。在德国,企业界人士更是认同职业教育就是产品质量保证--是德国经济发展的柱石。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不但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而且迫切需要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我国人口多,劳动力多,特别是农民多,就业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而且必须解决好的大问题,需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城乡劳动力的就业和创业能力。

1 职业技术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

培养和训练新的劳动力必须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才能实现。一方面,职业技术教育可以再生产人的劳动能力。马克思说过“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另一方面,职业技术革新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劳动能力的性质和形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的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的确,职业技术教育正好可以把一个简单的劳动力、一般性质的劳动力,加工训练成为一个复杂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即工程师、技术人员等。

2 职业技术教育是生产力再生产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说过“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技术”,一方面职业技术教育是有传递、积累、发展和再生产科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职业技术教育具有使科学转化为生产技术的中介作用。职业技术学校(院)是使科学变为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和现实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3 职业教育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

恩格斯曾经提出并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内容,即智育、德育、美育、技术教育、体育。这里提出的“技术教育”,就是要“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职业技术革新教育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形式,因此最能有效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了“全面发展”的人,作为一种“人力资本”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把“人力资本”描述为“体现在人身上的体力、知识、技能和劳动者熟练程度的总和。”这本身就包含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之中。舒尔茨还指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能有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职业技术教育,同样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

4 职业技术教育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职业技术教育依据人的身心发展规律,传授系统的技术知识,训练科学的生产技能,有计划循序渐进地开发个体在职业方面的潜力。从而使个体获得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以及自我学习的能力,能促进个体在职业岗位上提高劳动生产率。

其次,职业技术教育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发展其智能,使劳动者提高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能力,并能使劳动力有更多的技术革新与生产创新。

第三,职业技术教育能塑造劳动者的政治观念,职业道德、专业思想,影响着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从而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

第四,职业技术教育能通过塑造劳动者的现代人格,实现劳动力的现代化,从而使劳动力能认同现代企业文化,能与现代管理要求相一致。积极配合现代管理的施行,提高现代管理的效能,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篇10

【关键词】

劳动力；收入；分配不公；成因

我国已进入“后改革时代”，社会和谐、共同富裕、关注民生和质量增长是“后改革时代”的基本特征。近年来，我国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现象日益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者报酬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据统计，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二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统计显示，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60%多下降到了2007年的50%，下降了10多个百分点。三是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从2000年到2010年，城乡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6.76%下降到12.19%，10年间下降了4.57个百分点。解决劳动收入分配不公应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从后改革时代的要求出发，重新解读马克思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本质规定性，坚持按照“提低，扩中，调高”的原则，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一、文献综述

对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研究须基于对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清晰认识。国内学者对劳动力商品价值研究的焦点集中在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构成上，形成了差异化的观点。陈永正认为，劳动力价值除马克思所说的三部分内容以外还应该加上劳动者受教育而形成的新价值，因为教育是在劳动力价值形成过程中凝结成“隐含劳动力”在劳动力支出时表现出来。谭运进则强调，马克思劳动力价值构成理论是劳动力价值的最低构成，而现代劳动力价值是一般构成，应该在最低构成上加上劳动者享受性消费资料的价值。吕君奎则认为，除马克思所说的三部分内容以外，由于活劳动投入能够形成较大的劳动力价值，因此，劳动力价值还应该再加上家庭对劳动者的活劳动投入。上述代表性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现代劳动力商品价值应包含更丰富的构成内容，应对马克思劳动力商品价值进行新的解读，这种解读既不应脱离时代背景，也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近年来，学界十分关注劳动力商品价值对劳动收入分配的影响，然而，除个别研究文献外，如伍旭中，鲜有文献专门阐述劳动分配不公的问题。一般的研究方法都是将劳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纳入到收入差距问题中考察。刘洪慧认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限制了低收入者人力资本投资的现实支付能力，延滞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抑制和制约了经济增长。杨灿明等的观点是，收入分配不公导致的社会矛盾加剧已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影响了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白重恩等的研究表明，收入格局变化的原因主要是要素分配格局变化，住户收入比重下降不是再分配阶段导致的，而是劳动收入份额大幅度下降导致的。张车伟等的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的问题不是劳动报酬占GDP份额的下降，而是这一比例水平长期过低，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低是一种不利于劳动者的收入分配格局。从上述文献不难得出的结论是，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是导致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主导原因。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劳动者报酬过低和劳动收入分配不公已是不争的事实，解决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关键点在于重新确定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厘清对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混乱认识，探求解决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现实途径。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重新确定

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定是劳动收入分配的基础和前提，确定劳动力商品价值必须清晰界定劳动力的范畴，厘清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本质规定性，重新确定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力商品价值。

1、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所谓劳动力，是“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是人的劳动能力，是人在生产使用价值时所运用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劳动力是生产使用价值的主体，如果不生产某种使用价值，那么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便不能将其自身体现为劳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是依存于资本家和资本而存在的，即如果没有雇佣劳动力的资本家存在，就不可能有劳动力商品的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指职业化的劳动者，不包括在位的农民[2]，也不包含垄断行业工作者和政府工作人员。知识分子群体是劳动力商品的核心组成部分，他们在前期通过对教育的高投入获得和掌握知识作为“人力资本”，必须通过提供和传播知识来获得相应的工资性报酬，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要的劳动力商品。农民工阶层仍然拥有一定的土地作为物质生产资料，因此，也并非一无所有地等待资本的雇佣和剥削。农民工是不在位的农民，即其已经离开了农业生产资料，作为劳动力商品进入二、三产业务工以维持生活，因此，我国庞大的农业民工群体是劳动力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获得和实现主要通过市场上公平交易的工资性收入来完成，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性收入不是市场公平交易所决定，垄断行业的收入除了工资性收入外，还有大量垄断性经营的非工资性收入，即便是考察垄断行业职工的工资性收入，也会发现，其工资性收入完全不是劳动力商品价值的体现，更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平等协作关系下的劳动者效率差异的体现，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商品不应包含垄断行业工作者和政府工作人员。

2、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定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这样描述劳动力商品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3]，即劳动力商品价值所包含的价值内核只是劳动力自身生存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构成，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维持劳动者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二是劳动者养育子女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三是劳动者受教育或训练而花费的一定量的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在法律上是有人身自由的，除了其对劳动力的所有权外，丧失了一切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穷得一无所有，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将无法生存；存在着与劳动力商品相对立的资本家阶级，工人无法改变其社会地位，只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售，不断地再生产出与资本主义生产相适应的劳动力。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不仅有生存权，还有随着社会进步而不断上升的发展权和享受权，因此，劳动力价值构成中除了包含最低构成外，还应包含劳动者享受性消费资料的价值及其子女受教育的费用价值。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决定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享有平等的支配权，劳动者之间是平等协作的关系，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的国家和企业之间尽管存在形式上的雇佣关系，却不能表现为实质上的剥削关系。尽管如此，近年来，我国垄断行业及掌握公权力的集团其收入远远高于其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分化趋势明显加剧；政府通过税收、价格等手段将国民收入大量向自己手里转移和集中；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出现了“利润侵蚀工资”，“强资本，弱劳动”现象，劳动力商品价值被扭曲，并最终导致了劳动收入分配的不公。

三、“后改革时代”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成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定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政府确定全社会劳动力商品的最低价值；二是市场决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三是劳动力自身形成及其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劳动力的个别价值。劳动力商品的最低价值不能反映劳动力商品的真实价值，其主要原因中政府人为压低了劳动力成本；市场决定了部门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但垄断行业和部门的劳动力商品价值由于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而其劳动力商品价值高于其他行业和部门；劳动力自身形成及其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劳动力的个别价值，但由于人力资本形成的投资不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原因，劳动力供求不匹配，劳动力的个别价值常常难以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供求关系所反映的劳动力商品的平均价值是确定劳动收入分配的根本基础，但是，由于“强政府”的干预、市场中的垄断因素及劳动力商品个别价值的差异性，劳动力商品价值总是偏离了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劳动力商品价值被扭曲，从而最终表现为劳动收入分配不公。

2、不完善的市场强化了劳动收入分配不公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形态的劳动力是“特殊商品”，它“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6]，市场决定部门或行业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但是，由于资本家获取超额利润的动机驱使，资本家对劳动力的耗费是“过度的”，而不是正常的。对某个部门或行业来说，一般而言，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在其进入流通之前就已经确定，因而劳动力价值相对于其所创造的新价值总是滞后表现出来的。那么劳动力商品价值在部门或行业是如何决定的呢？“劳动力价值取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与劳动力价值刚性之间这一上一下的两条曲线的交点上”[7]我们知道，不同部门的平均劳动力价值显然是有差异的，但决定部门或行业劳动力价值的这一交点必然是在政府决定的最低劳动力价值之上。不能否认，劳动者收入低下与中国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下有关，但却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真实反映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分散的劳动力不具备集体谈判能力，“强资本、弱劳动”的市场格局最终导致了劳动者收入低下。

3、劳动力生产成本上升及供求不匹配加剧劳动收入分配不公

劳动力的形成与教育的投入、营养水平的提高有密切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形成的成本是不断上升的，一则表现为劳动力的生活资料价值增加。生产高素质的劳动力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家庭和社会的事，国家提供义务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有利于保障劳动力的形成和再生产。二则是生产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大幅上升，由于生活和教育成本等的增加，劳动者所正常耗费的生活资料出现了代际消费的现象，大多数在位劳动力主要消费的只能是生存资料，而要把享受和发展资料留给下一代。与不断上升的劳动力形成和再生产成本相比，劳动力的即期收入增长是滞后的，突出反映在劳动力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居民收入在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此外，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劳动力商品供给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使劳动者很难找到自己收入合意的工作，从而其收入水平也很难达到与其成本相对等的状况。

四、“后改革时代”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治理路径

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立是解决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基础。马克思劳动力商品价值理论告诉我们，解决劳动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必须扭转“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当前，关键在于政府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环节强化“劳权”，提高劳动力的整体收入水平。

1、初次分配强化“劳权”，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

初次分配是再分配的基础和前提，初次分配的公平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再分配的效果。过去，我们一直注重通过再分配去调节收入分配，而忽视了初次分配的过程和结果。这种认识的根源是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分离和对立，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要在初次分配体现“效率优先”，在再分配中“兼顾公平”，这种偏颇的认识最终在十七大得到了纠正。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劳动者报酬偏低，与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的价值导向有关。为了拉动投资和出口，企业过度积累利润，限制了职工收入的提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政府与民争利，税负过多。因此，在“后改革时代”，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也要兼顾公平，应扭转过于偏向资本（包括限制权力资本介入分配）的收入分配机制，强化“劳权”，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行收入指数化政策，使劳动者报酬与GDP增速、物价水平保持同比增长，以确保劳动者能真正分享改革的成果。

2、再分配着力提高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

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环节，政府通过再分配调节收入差距通常有两种路径：一是政府对低收入群体的直接转移支付。如通过增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加大对农村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对城市贫困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公共就业指导和岗位供给等。二是进行税制改革和完善，强化税收在再分配中的功能。税收是最能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的政策工具，累进的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和财富集中的影响更为显著[8]。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远超GDP的增速，反映了政府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强化自身利益的倾向。因此，必须透过再分配环节，加大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在对高收入者实行累进税的同时，重点是提高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对中低收入群体减税或实行退税政策。

3、健全和完善劳动力市场，解决劳动力供求不匹配的问题

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由于我国以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机制为导向，各地方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中心目标，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亲商主义”倾向，政策向资本所有者倾斜也就理所当然；资本所有者常常以招商引资的形式享受到种种优惠政策和政府保护，相反，劳动力则由于国家人为压低成本而表现极度的供给丰富和廉价，加上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劳动力处于分散状态，没有形成良好的组织谈判机构和能力，从而在劳动力权益保障和待遇提高上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因此，必须健全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力供求信息的透明度，使劳动力供给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劳动力收入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更好地体现劳动力商品的真正价值。

【注释】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8-199.

[2]在位农民是生产资料和劳动相结合的小生产者。农民收入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产权没有得到保护.

[4][5][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8、199、47.

[7]白暴力等.马克思工资市场定位理论――资本主义市场均衡工资模型[J].当代经济研究，2010（5）.

[8]罗传捷.收入分配与财富集中理论研究用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0（6）.

【参考文献】

[1]白永秀.由“前改革时代”到“后改革时代”[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2]陈永正.教育对劳动力价值形成作用新探[J].经济学家，2003（4）.

[3]谭运进.对劳动力价值构成理论的再认识[J].经济学家，2004（5）.

[4]吕君奎.劳动与劳动力价值新论[J].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4（12）.

[5]伍旭中.劳动力价值理论与中国劳动收入分配公正：一个多层视角的解析[J].安徽大学学报，2011（6）139-145.

[6]刘洪慧.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J].经济观察，2008（6）.

篇11

正文:

人们的劳动行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也消耗和消费了一定的劳动能力。正是这种人体自然力的支出，才把自然资料变成了财富。因此劳动行为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必须具备的劳动能力。而劳动者则是其劳动能力，进而也是其劳动行为的重要载体。离开了劳动者这一载体，劳动就无从谈起。因此，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分析劳动者的行为方式、劳动力产权形式，以及劳动能力的补偿等问题及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对于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内

涵的拓展及其劳动创造价值形式的新变化是非常有帮助的。

一、劳动能力构成及其补偿

作为一个劳动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劳动能力。否则，他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劳动行为，从而也不可能成为劳动者。劳动能力总是表现为劳动者的体力与脑力的总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多次指出，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他说：“我们把劳动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体力和智力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集，第424页。）但长期以来却一直存在一种认识上的倾向，即把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往往偏重于理解为体力劳动，忽视脑力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进而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起来，并以此作为劳动者衡量的重要标志。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对人们的智力提出越来越高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从根本上纠正这一认识上的偏差

。

事实上，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表现为体力与脑力的总和，是由人类劳动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人类只有以自己的劳动来改变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料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因此，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就是以自己的目的为指向来进行的劳动，劳动的结果要服从于劳动的目的。这就需要满足两方面条件：一方面，要使自己的目的符合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另一方面，要使劳动的结果符合劳动开始之前就已确定的目的。如果不能满足这两方面条件，就会造成劳动的浪费。可见，即使在最原始的劳动形态下，只要这种劳动行为是有目的指向性的，那么大量的体力劳动中总伴着一部分脑力劳动的支付。这也就是说，“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集，第190页。），人们的劳动行为必然是脑力与体力的共同支付。作为劳动行为的人体自然

力，其体力与脑力是不可分的，共同构成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如果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割裂开来，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劳动的基本特征。

对于劳动能力构成之一的体力，人们了解得比较清楚。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的智力因素，不仅包括劳动者的文化专业知识、劳动技能及熟练程度等，而且也包括劳动者的知、情、意等社会科学知识及能力，如劳动者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创造性心理品格和创造性道德人格等。对于前者，人们比较认同；对于后者，往往被忽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条件下，劳动者的知、情、意等社会科学知识及能力对其智力发挥有着重大意义，与生产经营管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例如企业文化、团队精神、公共关系、营销心理术等，都是这方面智力因素的客观要求及实际应用。因此，上述两方面的智力因素是相互制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合，并已成为现代劳动者必须具备的重要劳动能力。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能力得以消耗，其能量转化为新的使用价值。但这种劳动能力的耗费必须得到补偿，否则劳动能力就要萎缩甚至消失，从而劳动过程就得不到延续和发展。这种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也就是劳动能力的再生产过程。一般来讲，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劳动能力的简单再生产，即只是恢复并维持原有劳动能力水平；二是劳动能力的扩大再生产，即在恢复原有劳动能力水平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提高。从短期来讲，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有可能处于一种简单再生产的状态，或在某种特定生产方式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只是维持在必要生活的最低限度，从而总体上属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类型。但从长期来讲，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必定趋于扩大再生产的状态，或从一般意义上讲，劳动能力耗费补偿总体上属于扩大再生产类型。因为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是与社会再生产过程相对应的，并且是相互作用的。社会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而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则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劳动能力是体力与脑力的总和，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也包括两个方面，即体力的补偿和脑力的补偿。这种补偿是通过劳动者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来实现的。特别是作为科学技术劳动者和经营管理劳动者，其劳动耗费的补偿更需要精神产品。而且，正如上面所讲到的，劳动者的智力因素不仅包括文化专业知识、劳动技能及熟练程序，还包括创造性思维能力、创造性心理品格和创造性道德人格，因此用于补偿和扩大劳动者脑力耗费的精神产品，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社会科学知识。由于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是通过劳动者对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消费来实现的，而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则是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因此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是其劳动能力耗费补偿的基本前提，同时也决定了劳动能力耗费补偿水平的可能性边界。在劳动能力耗费的补偿中，我们要区别体力耗费补偿与脑力耗费补偿的不同点。劳动者体力耗费的补偿，主要是保持和增强其体能。由于体能的增强是有限度的，而且劳动者超过一定年龄后其体能处于自然下降状态，增强其体能的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空间并不大，所以体力耗费的补偿基本上以体力恢复为主。如果撇开挥霍浪费等非正常因素，那么正常的体力耗费补偿总是相对有限的。劳动者脑力耗费的补偿，主要是保持和增强其智能。由于脑力耗费并不损失其智力，所以在这当中其智能的维持是次要的，更多的是其智能增强的问题。与

体能增强相比，智能增强的潜力及其空间是极大的，而且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大和知识积累增多，其智能增强呈加速度状态。因此，劳动者脑力耗费的补偿基本上以智力积累为主。从体力与脑力耗费补偿的区别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劳动力的扩大再生产主要体现在劳动者脑力耗费的补偿即使其智能不断增强上，从而劳动能力的提高也主要体现在劳动者智力水平的提高上。因此，过去我们实行

“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发展战略，对劳动者实行低收入、低消费政策，在客观上形成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耗费补偿不足，特别是抑制了劳动者智力水平的提高，导致劳动者整体素质水平不高。这种负面效应在经济活动中充分表现出来，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先进技术的广泛运用。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总结的历史教训。

二、劳动能力的变化及其表现形式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劳动的具体内容及属性的不断变化，与此相适应的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随之变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有很大的差异性。

在以小生产的产品经济以特征的传统生产状态下，当时大多数人是直接应用劳动资料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者，其劳动能力主要体现在体力的大小上，智力仅表现为经验性的技艺，基本属于体力型的劳动者。在以大机器生产体系为特征的近代生产力状态下，其劳动能力水平主要体现在体力型比重日见下降，智力型比重逐步增大，尽管有经验和技艺的劳动者仍占一定比重，但接受教育以掌握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必要。工业经济时代，劳动力成本的作用显著，产业主体的素质要求还不高，产业主体数量庞大，从事一线生产的蓝领工人多于从事管理的白领人员。在以信息、生物、新材料等技术为特征的现代生产力状态下，社会生产力中的智力成分正在变成社会经济领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劳动力成本作用越来越低，对产业主体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正如比尔·盖茨所说的，在新的企业组织中，工人不再是机器里的零部件，而是全部生产流程中的智能化组成部分。钢板焊接工人现在必须懂得一些代数和几何知识以便从计算机设计图纸中计算出焊接角度；水处理公司给装配线工人培训数学和计算机控制的生产测量技术；新的数字化相片洗印机要求服务人员了解计算机和互联网，而不仅仅是会熟使用螺丝刀。大多数人员都从事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处理与分配的活动，其劳动能力水平主要体现在具有专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上，其智力型比重居主导地位，体力型比重处于从属地位，并且白领人数远远超过蓝领人数。彼得·德鲁克在《后资本社会》一书中指出：我们在正处在知识发展时代，这时最基本的经济资源不是资产、自然资源，而将是知识。知识分子将在知识年代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由此可见，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发生着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1)劳动力中智力因素的作用逐渐提高，体力因素的作用逐渐下降。有关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比例，在机械化初期阶段是9∶1，在半机械化半自动化阶段为6∶1，在自动化条件下两者之比为1∶9。(2)智力因中现代专业科学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的作用不断上升，传统经验成规和劳动技能的作用不断下降。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在先进的工业社会里，有80%的新工作需要高科技知识人员。(3)专业科学知识和技术能力的“老化”过程与“更新”过程不断加快，从而智能增强速度不断趋于加快。这种劳动能力的变化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互动关系。在生产力较低下的发展阶段，非人力资源（尤其是土地或资金）为生产中最稀缺资源，其贡献很高，劳动者主要为简单劳动力，以体力劳动为主，智力含量低，因而人力资源在要素配置中的地位不高，其贡献率很低，而且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其贡献率增长也非常缓慢。由于社会劳动产出量有限，劳动力耗费的平均补偿水平也相对较低。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加速发展，社会劳动产出量迅速增大，劳动力耗费的平均补偿水平相应提高，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大有提高，从而使生产质量明显改善，工作中需要层次也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知识存量的充分发挥、积极性的调动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人力资源贡献率迅速提高。与此同时，由于货币市场效率提高，非人力资源稀缺性降低，对企业发展的贡献率比重下降，最后终于达到人力资源贡献等于非人力资源贡献率的临界点。此时，开始把人力资源看作一种生产要素，并围绕提高该要素的使用效率来展开企业各项管理活动。

随着知识经济的来到，知识、信息、智力日益成为核心要素资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此时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知识存量由缓慢变动而进入剧烈变动时期，人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及不可分割的载体便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源贡献率开始明显高于非人力资源贡献率，从而人力资源的发掘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随着全社会劳动者素质的普遍提高，劳动者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地位将日益上升。与此相适应，劳动耗费的平均补偿水平将趋于上升，人力资源投资与开发费用将不断增大。由于知识是人脑创造的产物，知识的本质是创新，因此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就成为这一阶段人本管理的核心，人的价值从来没有像今天得到这样高的荣誉与物质的承认。

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展示一组统计数字，表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是不同的。平均统计结果为：小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可以使生产率提高43%，中学为108%，大学为300%。这充分表明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劳动者的素质、文化程度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正因为如此。日本经济企划厅2000年6月发表的亚洲经济年度报告《亚洲经济发展与IT革命》中指出的：“有能力的、具备复杂知识和智力的人力资本对于实现新经济的持续繁荣是关键的。积累知识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部分。”当然在这种劳动能力变化与社会生产发展的互动关系中，专业化分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的片面发展，一些人成为体力劳动者，另一些人成为脑力劳动者，大多数人只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门技能、经验和知识。但从总体上讲，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趋于不断提高的。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随着技术融合、业务融合、产业融合的不断深化与扩大，对复合型人才

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将会把劳动能力的全面提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能力变化的必然趋势。

三、劳动者知识化发展趋势

劳动过程，既是劳动力把自然资源变为财富的过程，也是劳动力与科学知识相结合，实现知识积累和创造的过程。科学技术知识和劳动力联系在一起，不但能把随着在生产资源和劳动力上的旧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而且还能创造新的价值。因为真正的科学知识不是简单地从前人或他人那里移植过来的模仿性知识，而是在实践中有所发明创造的创新知识。以这样的创新知识来指导生产，一定能创造出一个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化世界来。历史上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进步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都是依赖于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进步。因此，随着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附加值是由智力而非体力创造出来，劳动能力耗费越来越依赖于智能，与此相适应的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明显表现出劳动者智能增强及其加速度发展的特征，呈现出劳动者知识化的发展趋势。最近30年来，美国企业生产一直呈上升趋势，始终保持全球第一，其工人人数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却呈递减趋势，由过去的33%降低到17%左右，据估计2010年工人人数将只有12%，2020年进一步降低到2%。目前，美国约80%的就业人员从事的不是生产物品的工作，而是运输物品、处理和制造信息、或者为人们提供服务的工作。自1996年以来，商品生产和批发部门失去的几乎所有工作岗位都被办公室工作岗位的增加所抵消了，80%的新职业是由知识密集型部门创造的。

表11998年美国私人部门的就业，按部门分解

全部就业总人数（万人）10120

服务业份额（%）79.2

制造业份额（%）18.3

采矿业和农业份额（%）2.5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SurveyofCurrentBusiness》2000年1月号，D-35页。

另外，即使都在知识密集型部门，其就业人员的分布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在80年代新兴产业大发展时期，高技术产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但是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开始下降，产值增长速度变缓，高技术服务业大幅增长。高技术产业结构重心开始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据统计，美国在1988—1996年期间，28个R&D密集的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增加了40.2万人，增加幅度为4.9%，但是其中的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59.9万人，减少幅度达10.4%，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份额从原来的69.6%下降到59.5%，减少了近10个百分点。与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数大幅度下降相反，高技术服务就业人数却呈大幅上升趋势，在1988～1996年期间，仅在计算机数据处理、管理及公共关系等四个R&D密集的高技术服务业，就新增就业机会105.6万个，增长速度达到45.6%，是高技术产业整体增长速度的10倍。由于高技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服务业就业人数在高技术产业中的份额从1988年的28%增加到1996年的39%，高技术服务业占服务业总体的比重从9.5%上升到10.2%改变了原来高技术产业由制造业一统天下的局面，也使服务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入到技术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的新发展时期。

因此，美国企业管理专家彼特·德鲁克认为，继产业工人之后，将出现一个“知识工人”的新阶层。劳动者知识化发展趋势，不仅在于宏观层面知识资源投入的增多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以及产业结构高度化带来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所提出的客观要求，更在于微观层面上知识成为各行各业生产活动的关键，致使所有企业立足于知识资本的积累、增值和实现的本质要求。在强大的竞争压力和技术革新速度日益加快的情况下，不断缩短的产品生命周期使市场的领先者都一直受到威胁。同时，消费者对质量的要求也加大了创新的压力。因为顾客不仅希望得到最新的产品，还希望以最低

价格得到最好产品。这就带来了高质量与低成本的双重压力。然而，有了知识，企业就可以确定多变的市场需求，甚至在顾客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需求之前就推出相关产品和服务。为了做到这一点，市场的领先者需要深入了解自己所能提供的服务，还要了解市场将购买什么样的服务。因此无论从卖方还是从买方的角度考虑，知识都是关键因素。

由于企业的竞争地位将取决于它利用自己知识的效率以及掌握新知识的速度，这就要求企业运用知识管理把分散的个人知识转化为企业的知识资产，以便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采取行动，赢得竞争优势。而企业知识资产的形成，则是以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与知识为基础的。如果企业员工不具备各种技能与知识，不具有知识创造的能力，企业的知识资产就无法形成。因为知识是个人思想中经验、探索、价值观和认识框架的总和。尽管可以在企业组织流程、日常工作和网络（有时在文件档案）中表现或包含知识，但知识离开了个人的头脑就无法产生。知识从来没有完全地脱离人的影响。它形成于人自身知识的原始积累，并通过个人对新数据和信息的处理而产生。从这一点上讲，企业的知识资本运营离不开劳动者的知识化。而对于劳动者来讲，不管其具体工作性质如何，都要求其工作本身就是一种知识行为。为此，知识型劳动者成为决定生产和管理运作的主体。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为了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势必要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科技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知识化的需求将越来越迫切，从而全面提高劳动者以及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术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我们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必须履行的第一要务。

四、劳动力产权：性质、形式与权能结构

作为劳动行为主体的劳动者，其自身具有的劳动能力并不单纯仅仅是生理学的范畴，更本质的是经济范畴。马克思在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对劳动力产权进行了深刻的研究。马克思认为，产权本质上是一种法权关系，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为此，马克思对劳动力产权关系的研究更注重于社会性和历史性。从生理角度看，劳动能力只是存在于劳动者身体之中，两者是合而不分的。劳动者既是劳动力的担负者，又是其本身劳动力的所有者。因此劳动力产权关系首先表现为一种自然的生理关系。然而，劳动力产权关系本质上是经济关系的体现，是与经济关系的性质紧密相联的，不能脱离经济关系孤立地、抽象地考察劳动力产权，否则就会滑向形而上学或法学幻想虚构的劳动力产权。这是因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一样，也是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这种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的分配形式、结合形式和所有权形式，都反映了经济关系的性质。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劳动力产权关系表现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法权关系，买卖双方均须承认双方都拥有所有权，并根据各自的所有权支配自己的东西。这种特定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而“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劳动力产权关系作为一种法权关系，是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上层建筑，它与社会生产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归根到底是由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劳动力产权关系变动和发展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其中最根本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

革。

在现实中，劳动力产权是一种权利的组合，包括劳动力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等。这组权利既可统一也可分离。劳动力产权权能结构就是指构成劳动力产权总体的不同权项的状况及其组合分离形式。劳动力产权权能的统一，即各项权能都属于同一个主体，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出现：一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都属于劳动者自身。也就是，劳动者既占有劳动力的实现条件——生产资料，又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其典型形式是个劳动者，如独立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土地和生产资料直接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财产和劳动力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管理权和收益权都归作为劳动者自身。二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均属于他人，并且连劳动者本身也不属于自己。这时由于劳动力产权的各项权能都属于他人，也不存在分离的问题。其典型形式就是奴隶制度下奴隶劳动力的他人所有权。

劳动力产权权能的分离，即各项权能分属不同主体，为不同的主体所行使权利，也是普遍存在的。特别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力产权权能的分离，表现得尤为明显。劳动者拥有自身劳动力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而他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也就丧失了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和使用权。但工人出卖自己劳动力只是在一定时限内，并在让渡时不放弃他对于劳动力的所有权，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只是“劳动力的暂时使用权”和“暂时支配权。”

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中，劳动力产权的权能结构也发生了某些变化。随着技术发展的方向从大型化、高速化及大批量生产的“大型技术”转变为多样化、节省资源和综合多种技术等方面，对于从事创造“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人来说，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其本人的知识和经验及价值观念。例如，图案设计家所使用的桌子和制图工具、摄影家的照像机、编制电子计算机软件所需要的小型电子计算机等生产资料，其价值并不贵，任何个人都可以买得起，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则是本人的知识和经验及价值观念。而这些东西正是同劳动力本身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其本人才能使用，他人是无法使用的。因此，这部分人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者。随着整个社会从事创造“知识与智慧的价值”的人的逐渐增多，那么自从产业革命以来持续多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离将会改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一体化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现象。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产权关系依然存在。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劳动力产权关系具有多元化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劳动者与不同所有制性质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所反映的不同劳动力产权关系。当劳动者与公有制生产资料相结合时，其劳动力产权具有双重性，即劳动力产权既属于劳动者本身，也归于社会所有。当劳动者与私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相结合时，其劳动力产权形式为本人所有权和他人支配权。当劳动者与个人所有制生产资料相结合时，其劳动力产权完全属于劳动者本身。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社会阶层构成的新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力产权多元化有密切关系。例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个体户、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以合伙制为基础）、自由职业人员的劳动力产权，均属于劳动者所有与自主关系；而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及其工人、私营企业受雇人员等的劳动力产权形式，则为本人所有权和他人支配权。在现实中，由于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因此其劳动力产权关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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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失业现象的原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的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我国有13亿人口，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总量增长过快。而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国家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实施，使一些旧的岗位无法被释放出来，特别是在一些国企、家族式经营的企业中，资源一直被占用，而新的就业岗位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从而就业岗位需求小，无法满足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上部分职业对女性的需要使妇女开始加入到工作行业中，促使劳动力供给增加。这些都导致了我国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严重不平衡，从而决定了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部分失业群体。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资本的积累过程当中，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会出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必然有所减少。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以获得利润作为生产经营的直接目的，而利润是由剩余价值转化而来。因此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要想获得利润就必须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当前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生产方式出现新的变革，过去以手工生产方式的生产逐渐被大机器所取代，人力被自然力所取代，就一般性企业而言，他们逐渐加大对生产资料的投入，不变成本比例增加，作为可变资本的劳动力比例逐渐下降，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从而导致相对人口过剩，失业人数增加。

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发展，总而促使劳动以及生产的专门化。流水线工作方式的出现促使工人的工作细化，每个人有自己专门的固定的工作，节省了劳动的非生产性消耗，工人能够在较短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但随着机器加入到流水线中，由于其程序化和机械化，劳动时间大大缩短，它的劳动生产率相对普通的人力更高，而且突破了人力的生理界限和自然界限。在一定时期内，它能够远远创造出企业家购买机器设备时所投入的资本的价值。

如今企业生产已经不仅仅满足简单再生产，为了获得更多利润，他们会扩大生产规模，实行扩大再生产，而在扩大再生产的过程中，特别是由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内涵再生产中，科技含量是关键。当前我国劳动者素质普遍较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从而导致大部分低层劳动者失业。

二、失业的影响

对绝大部分人而言，失业只会带来负面影响。就个人来说，工人失去工作也就意味着他无法完成必要劳动，从而无法实现劳动再生产。基本生活消费以及孩子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等等增加了其负担，而失业恰恰切断了他们获得收入的来源。如果在储蓄很少而又处于长时期失业的状况下，个人以及他的家庭生活将会非常艰难，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无法得到满足。

另一方面，失业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浪费。长期的闲置使劳动力一直处于消费环节而没有进行生产，劳动力作为商品，没有完成最基本的交换，劳动力无法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自身的使用价值也不能进行消费。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劳动力都接受过基础教育，为此他们也付出了相应的成本，这就相当于他们早前对自身的投资；在应该就业的时间段没有获得一份较好的工作，且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则就使意味着投资没有结果，也就无法获得这种成本所间接产生的利润。

如果把人用于学习的成本以及他们由此而获得的技能作为一种资本，那么失业就意味着这种资本没有参与到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去，反而在不断停滞中产生了损耗，包括随着时间流逝，技能与知识不熟练的损耗等。资本他们无法获得这种成本所间接产生的利润

而部分特殊失业人群比如说富二代、自由主义者等等，他们因为早前观念上的原因并不想工作。如果他们突然改变观念，加入到工作行业中，则会间接加大同期就业者的就业压力，给国家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一定影响。

但失业，对于国家以及社会的发展仍然存在积极作用。马克思认为，失业是资本积累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成为资本积累的杠杆。劳动力商品作为特殊商品依然受到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一方面，失业人口将作为一支人力资源储备军存在于我国的长期生产过程中。这既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又是社会在追求剩余价值过程中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它的存在能够满足不同时期企业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失业人口的存在给就业和生产带来了压力。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降低了劳动成本。在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从总量上看，我国的劳动力供给是远远大于劳动力需求的，企业家在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因而失业人口的存在可能会导致部分工人在选择工作时，降低自身的条件，选择工资待遇远远低于自身劳动力价值的工作。而企业家总是希望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利润，所以他们很有可能会降低工资标准来招聘员工，以较小的成本来实现今后更大的资本增值。2.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企业进行生产经营的直接目的是利润，也就是谁创造的剩余价值多，价值增值高，企业就会雇佣谁。因而对于那些工作效率低的员工，企业很有可能解雇他们而招聘一批更有能力的人才。员工为了不被解雇，只能提高自身的工作e极性，努力工作，使自身工作得到领导者的认可。

三、解决失业问题的措施

1.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加强海外投资。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生产力水平相对发达国家还较低，资本较为短缺，但我国劳动力充足，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因而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我国来说有相对的优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有机构成低，对劳动力的需求大，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国家加强海外投资，比如修公路等。一方面可以将第一部类进行海外输出，如将过剩的钢材向海外投资，有利于限制我国第一部类过快的增长速度，促进第二部类增长，这对解决我国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发展问题，实现全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海外建设能够吸引大量劳动力转向国外，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缓解我国的失业现状。

2.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

第三产业产业众多，发展潜力大，就业方式灵活，实现了劳动、技术与知识密集的相结合，所带来的价值增值高。服务业的范围广，就业层面广，因而能够解决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就业问题，大大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加快经济建设，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使社会上不断涌现更多地新产品、新的生产部门，从而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机会。

3.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

科技创新促使企业不断进行优化升级，研发新产品，使用新的生产工具，这就意味着企业经营过程中需要的的高知识、高技能型人才。而对于这类型人才来说，花费在其身上的成本远远高于生产要素的成本，从而导致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的比例发生改变，有机构成降低，相对人口过剩得到缓和，进而有利于解决人口失业问题。劳动者接受教育，虽然耗费的成本较大，但这些都将在他们今后从事的劳动中得到补偿，获得更多利润。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M].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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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所有权思想，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解剖中逐步形成的。它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范畴，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马克思在他四十多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发现了劳动力所有权这一社会存在，确立了劳动力所有权这一经济范畴。

劳动力所有权的主客体是统一的

由于劳动是人的本质规定，马克思对劳动力所有权的主、客体的规定，是建立在他对社会生产中的人的不同规定基础上的。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社会生产中的人也具有二重性。马克思说：“社会生产过程既是人类生活的物质生存条件的生产过程，又是一个在历史上经济上独特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过程，是生产和再生产这些生产关系本身，……即他们的一定的社会经济形式的过程。”他在这里指明，劳动过程是自然生产的过程，同时也是生产社会生产关系的过程，社会关系既是劳动的本质规定又是劳动的必然结果。人作为劳动过程的主要因素之一，也同样具有这两种属性。马克思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给人的性质做了这样的规定：“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因此，从一般劳动过程来看，人是单纯的劳动力。

但是马克思又给社会生产关系中的人的性质做了不同的规定，他指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可见，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人是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马克思对社会生产中人的这两种不同规定，就构成了劳动力所有权关系的主体和客体的不同规定。作为生产关系和利益承担者的人，构成劳动力所有权的主体，在劳动过程中单纯作为劳动力存在的人，成为劳动力所有权的客体。前者对后者的占有就构成了马克思劳动力所有权范畴的含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权的主体和客体是由一个人来承担的，因此，也是统一的。马克思说：“工人像每一个作为主体处在流通中的个人一样，是一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是自身劳动力所有权的主体，同时，他又是一个劳动力，是这一劳动力所有权的客体。

劳动力所有权存在于生产过程的各个领域

马克思认为，劳动力所有权不仅存在于直接生产过程，而且在社会再生产其他环节，也都有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资本家为了实现买者权利的最大效益化，会将工作日尽量地延长，有可能的话，恨不得将一个工作日化作两个工作日来使用。不过，在另一个方面，出售给买者的商品性质为买者规定了消费界限，而且工人还要为了他作为卖者的权利提出要求，他会提出把付出劳动的时间限制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在这里显然就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与权利相对抗的现象，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认同的。”工人作为“卖者”也要坚持自己的权利，为了使自己在更好的条件下让渡自身的劳动力使用权，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因此，在生产中他们要不断地为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而斗争，这些权利正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存在的。

在交换领域，“劳动力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分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而且“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在交换过程中，工人与资本家在法律形式上是平等的，一个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一个是货币的所有者，通过交换才能使资本主义生产得以进行。在分配领域，每年新创造的价值，“一部分属于或归于劳动力的所有者，另一部分属于或归于资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属于或归于土地所有权的占有者。”正因为工人对劳动力的所有权，使工人的劳动力价值可以在分配中得以实现。

在消费领域中，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因此，工人把他所有的劳动力商品出卖并换成货币这种财富的一般式，这样，工人的消费就“不是受特殊物品的约束，也不是受满足需要的特殊方式的约束。工人的享受范围并不是在质上受到限制，而只是在量上受到限制。这就把工人同奴隶、农奴等等区别开了。”工人的劳动力所有权在消费中的体现就是工人可以把他的劳动力商品换成货币，以便在必要的时候再通过交换来获得他所需要的商品。

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具有形式上的所有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对劳动力的所有权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前提。正是因为劳动者拥有劳动力的所有权，所以一方面，劳动者可以自由地把劳动力出卖。另一方面，通过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可以获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但是马克思还强调，劳动者拥有的仅仅是劳动力形式上的所有权。从法律上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力还是拥有所有权的，但随着劳动所有权的丧失，这种劳动力的所有权也在事实上转归资本家所有了。工人虽然可以选择怎样出卖他的劳动力，但是他却不能选择要不要出卖劳动力，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交换，劳动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工人就没有生活资料，无法生存下去。通过出卖劳动力，劳动者可以获得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却无法决定这个量的多少。在生产过程中，工人可以自由地使用和发挥劳动力，但是却不能参与劳动力产品的分配。因此，马克思指出：“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法律虽然承认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和平等的社会地位，但由于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劳动者自由得一无所有，他除了自身的劳动力，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劳动者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资本主义的制度是这种形式上的所有权产生的根源，一旦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分离了，劳动者及其劳动与其劳动力所有权也就分离了。相对于人身依附关系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在法律上成为自由人，成为自身劳动力的所有者，这固然是一种进步。在劳动力市场上，资本家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也是平等的。可是劳动力所有权离开生产并不是现实的，而一旦把资本主义劳动力个人所有权放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中去考察，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那种平等关系就化为乌有。由于生产的物质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去使用，供资本家剥削。这样，资本主义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就只是资本存在的一个绝对条件而已。

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劳动力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与奴隶社会奴隶主和封建社会地主对劳动者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同时占有不同的是，劳动力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当劳动力的买卖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完成以后，资本家拥有了对劳动力商品的使用权。“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谓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指的就是劳动力的所有权属于资本家，劳动虽然是雇佣工人实际从事的，但已经不属于工人了。正如通过交换获得了普通商品的使用权一样，资本家关心的不再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是其使用价值。因为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具有能够为资本家创造比劳动力自身价值更多价值的特殊性。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使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的监督权和指挥权。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因此，资本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强制手段，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