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市场经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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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做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决定。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的经济，然而作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除了具有竞争的属性外，还应具有和谐的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竞争与和谐的统一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和谐的市场经济。

一、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

1.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全面和谐的社会，其中经济的和谐是基础。因为，和谐社会的实质是要处理好社会中的各种关系,协调好人们的各种利益，使人们和谐相处, 充分激发社会活力, 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在各种社会关系中, 经济利益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首先协调好经济利益关系，满足了物质生活这一最基本的需求，人民才能更好地追求和享受其他利益。因此，社会是否和谐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利益关系是否和谐，只有从经济利益关系出发来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才有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构建的和谐社会，应该是在市场经济和谐运行的基础上，构建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理顺我国现阶段经济利益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2.市场经济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它除了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外，还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以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既要促进效率的提高，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注重社会公平；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的作用要受到社会和谐目标的约束；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效率、竞争都要受到共同富裕目标的协调和相应政策的引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竞争与和谐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经济。

3.和谐运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在促进经济增长、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其自发性、盲目性的缺陷会损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从而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带来经济增长的盲目性、收入分配的悬殊，乃至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以及其他不和谐因素。市场经济的缺陷不仅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对立，而且同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要求相对立。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虽然使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这就为市场经济消极性、缺陷的滋生蔓延提供了更多空隙，从而产生竞争无序和失范、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不和谐现象，而这一切都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迫切需要和谐机制来引导、规范、推进和保障，以维护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良好秩序。

二、发展市场经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事实上，市场经济与社会和谐有密切的联系，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不断增加和谐因素，消除不和谐因素，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1.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

2005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这些要求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属性有着共通的地方，因而是可以相容的。

首先，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个要求。发展市场经济能较好地解决民主法治的问题。因为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如果没有完善的法治保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运行良好的。同时，完善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民主作为保障。发展市场经济，能推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增强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促使国家民主法治体系的完善。市场经济越发展越容易促进国家完善民主法治，这就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次，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与和谐社会要求的公平正义具有统一性。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公平竞争的经济，它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同样的规则。尽管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同，在公平竞争中可能导致结果的不公平，但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生产者经营者都以平等的身份进入市场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实现优胜劣汰。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平等意识和公平竞争观念，从而能较好地解决和谐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

再次，发展市场经济有利于诚信友爱的建立。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通过契约为纽带来维系的，“诚信为本”是现代市场经济长期生存的法则，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调节着商品运动，一切商品的价值和质量都要通过市场来检验，这有利于树立人们的质量意识和诚信观念，为和谐社会的诚信友爱的建立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通过发展市场经济，还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要求创造必要的条件。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为了追求利益，相互竞争，不仅使社会充满着活力，而且也能很好地解决效率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不仅能优化资源配置，还能促使市场规则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这就为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另外，市场经济承认并肯定人的利益，而对人的利益的承认和肯定，有利于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2.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社会和谐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没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尽管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会自发地导致社会和谐，但社会和谐却离不开物质条件。因为和谐与贫穷落后是不相容的，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贫穷也不是和谐的社会主义。因此，社会和谐的程度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并受其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和谐的基本前提。而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式，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方法，在宏观上，它能促进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在微观上它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从而有效地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总之，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是殊途同归的，是相容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发展市场经济。

三、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和谐机制是指为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提供的利益均衡引导手段和控制杠杆。尽管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容性，发展市场经济能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和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的和谐是不能自发形成的，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去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机制。

1.坚持以人为本是根本出发点

经济运行机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人类活动与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因此，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首先从人出发，尊重人的主体地位，充分保护和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确保人的权益得以实现。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机制的核心，它要求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形成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

2.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是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仅仅依靠法律和制度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有的道德体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因此积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要着力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的关系，营造扶正去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在人类的道德体系中，诚信友爱对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要建立企业、个人的信用档案，完善现代信用体系，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3.加强法制建设是保证

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市场运行的正常秩序，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保证。要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保证公平交易、平等竞争，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界定各市场主体的产权，明确各自的活动规范，使市场活动在法律规则的框架下展开，引导人们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自觉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解决所遇到的矛盾；要坚决打击市场不法行为，真正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运行。

4.健全收入分配机制是关键

社会公平是衡量和谐社会的重要尺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和优越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表现。而合理的收入分配机制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促进社会公平，就必须健全收入分配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科学、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要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规划”方法指导下，充分考虑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制定社会普遍能够接受的分配政策；要加强收入分配的宏观调节，并以法律形式来调控收入分配差距。

同时还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因此，必须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制度，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失业者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保护，实现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满足每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竞争的经济，也应该是和谐的经济，既具有竞争机制，也应该有和谐机制，只有把竞争机制与和谐机制有机的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奠定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陈永昌:《坚持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有机统一》.《北方经贸》，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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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制度建构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强调对市场主体权利的承认,强调政府须提供并维护公正的市场规则。凡此种种都是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此类论说因为强调的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为人们所熟知。在对市场经济加以完整性勾勒的诸多向度中,有一个向度往往被忽略,这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必须有健全的市民社会作为基础。

在学理层面上,市民社会分析的是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二元关系,关注的是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说不能被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的提出与现实的制度建构,其基本目的是通过对国家权力范围的限定,以及对社会不受国家权力渗透的规定,来抵御可能为国家所主导的无所不及的政治专制,使社会和人民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自由。因此,“市民社会”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形态,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在今天强调市民社会建设,不过是对这一古老社会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然而,与这种理想观念相对立的或许历史也更为悠久的,是对国家或政府力量的绝对化强调。如英国16世纪的政治学家霍布斯就认为,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种论说受到了英国17世纪的政治学家洛克的批评,洛克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应先于或外在于国家”的社会理论,确立了有限政府和人民原则。而在洛克之后的18世纪,斯密建构了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为洛克的社会理论注入了实质性内容,即通过国家保证市民社会的经济平等和契约自由,使得洛克的社会理论可以获得实现。据此,无论是在学理脉络还是在现实制度建构上,市民社会都是先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

有必要对市民社会给出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德国当代大哲哈贝马斯提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其中私人领域是指私人企业之间自由竞争、自由提供经济产品的经济活动;公共领域是由各自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人团体,诸如各种俱乐部、沙龙、新闻传媒,乃至政治党派。在市民社会的这两种构成要件中,前者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而后者则是维护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

众所周知,若是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运行规则,会出现所谓“市场失灵”;其次,在提供如国防、道路等公共产品上,也会出现市场失灵。一般的看法是,化解市场失灵需要依赖于政府行为,但事实上,正如当代的公共选择理论深刻地分析过的,政府也会出现所谓“政府失灵”,且在很多情况下由政府来矫正市场失灵并不是最优选择,政府主导的行为往往成本太高。于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的中间地带,由社会自主解决此类问题是必然选择。如温州等地区的企业自主组织的民间商会,在约束企业的不规范行为、协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等领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真正的高效率运行,根本离不开一个良性的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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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87-02

在皮埃尔・罗桑丽隆所著的《乌托邦资本主义》中，他主要阐述了对于市场观念、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的看法，作者指出了市场经济的特性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使决策权分散化，并可以进行自动调节。而市场调节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调节，还需要具有广泛的社会调节作用的方式来完善市场经济。通过建立社会的问题论述，引出从“神建”到“人建”的转变，最终达到“小政府，大社会”，有着适当政府干预的社会。因此，我们要想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遵循历史的线索，通过学习与理解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的理论与实践的背景来进行研究。这样，通过深入了解理论背景变化的同时，开拓市场经济下的新模式，从而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有序快速的发展。

一、经济自由的解读

自由，有史以来都是一个令人向往和追求的崇高信念和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历史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历史。经济自由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关系中人们经济利益的分配与实现，而且经济自由的实现还决定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自由权利的现实状况。

经济自由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物，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变化。在15世纪到17世纪，代表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重商主义是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经济学说和政策体系。他们政策倡导带有极端的国家干预主义色彩，认为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是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并且应该落实有利于商人的政策。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但随着英、法等国已经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这一国家干预的政策已经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了，取而代之的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

在18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从幼年进入青年时代。亚当・斯密就提出了一种完美的“自由放任”的经济自由发展模式：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以谋取个人利益和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因此社会要为个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国家应该放任经济自由发展，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要让社会公共资源得到自发的优化配置。这个想法在新兴资产阶级中代表了一种信念：没有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干预，他们也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事物。这时，封建君主专制国家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障碍。但斯密的思想，对后世100多年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种背景下，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就取代了经济自由理论。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提倡自由放任为主，政府干预为辅政策的新经济自由主义，这使得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的政府干预理论得到了新的挑战。但新经济自由主义提倡的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很好地对古典和新古典学派的完全自由放任和完全排斥政府干预的经济主张进行了修正。

通过研究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得出经济自由是符合人性的，并且应是任何法律制度要加以保护的自由。

二、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一直是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经济所使用的两种手段，只是每个时期的侧重有所不同。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亚当・斯密偏重市场，到凯恩斯主义时期的偏重国家干预，又到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回归市场。这种侧重的不断变化，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后进行的，也正是在这种侧重面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使资本主义得到发展。

当经济自由主义无力面对经济危机、大萧条时，国家干预主义就应运而生，各有自己的成就和辉煌。但面对“滞胀”，国家干预主义也无能为力，此时，自由主义似乎显现出活力。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兼收并蓄，互相渗透的，国家过多的干预和一个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都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和各国的现行政策看，单一的国家干预或者是经济自由是不存在的，应该形成有着有适度国家干预和科学计划指导的，二者相融合的现代市场经济。一方面，国家干预主义逐渐承认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同时注意了将宏观经济政策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另一方面，相对于完全自由放任，适当的国家干预也得到了大多数的经济自由主义倡导者的认可。

然而在现实中，市场并不符合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所设想那样的“有效市场”，因为经济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市场参与者也远不未能够完全理性。尽管国家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优势，但在解决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全而导致合作难以达成的问题时，同样产生了相互依赖性的其他冲突和矛盾。因此，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下国家和市场的组合，在实际相互依存的人类合作中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超越这种方式，去重新认识我们熟知的“市场经济”。

三、基于市场、市民社会和国家协调下的市场经济

在青木昌彦的思想中，协调是指“经济主体间各种行为间的调整，各经济主体为了使决策能够彼此调和从而达到有效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目的，应如何共享信息和分享利用的问题”，可见，如何更有效率地获取和利用信息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同样，市场和国家在市场经济活动的协调过程中存在诸多信息失调的问题，诸多这样问题的解决就需要不被重视的社会组织来做。社会的发展需要兼顾个人与公共利益，同时也不能忽视各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团体的利益。如同马克思所说：“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在17至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西欧真正走向成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历史环境中都有着不同的内涵，可以定义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糅合国家利益、个人利益以及代表小范围内特殊领域中的集体利益的特殊工具。市民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不仅仅体现了群体和组织内的认同与协作，通过形成内部的信息共享，来降低小范围内成员间合作或者冲突的交易成本，进而降低市场交易风险。同时，市民社会组织也可以成为国家协调公共利益的有利工具，从而减少过多的国家干预，更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有序发展。

现今的市场经济，最大的目的是进行稀缺资源有效并且合理的分配，进一步来讲就是要促进人类历史的文明和普遍提高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无疑要依靠国家和市场在不同领域解决问题的不同优势，但是因为信息不完全的缺陷所制约，会出现普遍的协调失灵。这时候通过市民社会组织的协调，利用其信息和成本的优势，为平衡市场和国家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按照人类社会相互依赖性所要求的协调机制而言，市场经济实质上应该是基于市场调节、市民社会组织和国家干预这三位一体的联合协调机制。

四、我国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市场和国家干预相协调的机制来发展经济，使得国民经济水平也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十报告最新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三个平等”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这个经济理论创新是要把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定位为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这“两只手”的关系，做到不同市场主体竞争的“三个平等”。这就要我们在法律的监督下，兼顾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组织的平等协调，来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正常、有序、优质的发展。

现代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在于保障经济自由，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经济法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是经济自由行使的边界和国家干预合法性的源泉，做到有限的政府和经济的法制。所谓有限政府就是要求国家在干预市场时必须遵循有限权力原则，即行政权力的授予意味着权力行使应受到法律的限制，受到行政相对人的限制，同时也受到其他权力的限制，因而一切行政权力都是有限的。

在法律范围内，市场本身可以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必插手；而市场自身面临的无力解决的问题或者解决成本过于昂贵的问题政府要介入去帮助市场解决难题。通过市民社会组织的和市场、国家干预的协调，限制政府机关的权力，平衡各个竞争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来实现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也保证了市场的自由与竞争和政府服务于公共社会利益。这样才能从现实的角度实现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快速的发展，真正实现在十报告中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何文强.经济自由与国家干预[J].云南社会科学，2007，（1）：45.

[2]樊一发，郝士宏.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西方的理论与我国的实践[J].生产力研究，2004，（7）：22.

[3]张孝远.关于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199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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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还是权力不受限制让公众没有可靠预期。商家对政府有了可靠的预期，就会扎扎实实地在你这投资兴业，这样你当地的经济繁荣才有了扎实根基。反之，因为没有可靠预期，恐慌到一定程度，就会集体弃市了。

市场经济是按规则运作的经济，因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又是讲信用的经济，因而市场经济又是德治经济。统而言之，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与德治统一的经济。在这里，规则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规则是市场经济的法制基石，信用是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石。我国已基本上形成了市场经济框架，但是，规则和信用还是十分薄弱的环节，出现破损，造成了市场秩序的混乱。

规则是指人们有意识创建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包括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直至个别契约的正式制度。它是保证市场有效运作的基本原则，它决定着市场内部的结构和安排是否适当，市场交易和企业内部交易是否协调，从而保证社会分工、合作不断发展和扩大，使市场经济制度得以正常运转。

没有一个好的市场规则，市场就难以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同时,市场经济的基石和先决条件是要有可靠的产权。有了可靠的产权，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就发展起来了，经济繁荣也就随之而至。没有了可靠的产权，市场经济就像是被釜底抽薪了一般，很快熄火下来，交易成本会大到让大家不得不放弃交易。沈阳这次的风波就说明我们的市场基石还是很不牢靠的，一夜退到改革前不是没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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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突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经济地位是指主体所拥有的、可支配的物质财富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或经济力量博弈中所占的权力比重。在我国，农民对土地这个生产资料仅有使用权，农民拿什么作为资本去参与市场竞争，农民的经济地位怎么能与工人阶级等同，如何让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一系列问题，有待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完善。

一、农民的经济地位

农民的收入增长相对落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上世纪中，农民储蓄占城乡居民总储蓄的一半以上，1996年下降为20% ，1997 年下降为18% ，1998 年下降为13.6%，1999 年下降为10.4%。尽管农民的储蓄绝对额在增加，但大部分信贷资金流入城市。社会财富逐渐向其他人群转移，也是造成农民经济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农民的经济生活现状

农民居住在农村，生活条件基本相同，个体之间的消费也大体相同。首先，农村教育体制、医疗体制等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所需，现在农民最大的负担是子女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问题。再者，农村宅基地管理越来越严格，城市住房价格也是一直攀升；新生代农民的住房问题也给农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所有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农民的经济收入并没有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相应增加，农民的经济实力相对当今市场购买力在下降。

农业的收入整体水平还远远低于其他两个产业收入，农民和市民同属于一个市场体系下，这就使得农民开始离开农村，去城市谋求更高的经济地位。按现在的粮食价格水平，农民工工资水平，外出打工明显要比在家种地得到的财富要多。从经济学角度看，农民工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正在从农业流向其他产业，也是市场经济导向的结果。

（二）农民的经济地位

的确定，改变了中国农民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随着个体户、商品经济的出现，也改变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农民的优势就是生产粮食，靠“民以食为天”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支撑自己的经济地位。在封建主义时期，由于地主阶级把握着土地这个生产资料，使得农产品也大部分归地主所有，地主占据着社会经济的统治地位，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并没有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现行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束缚了土地这一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束缚了农民，使得农业生产率一直低于其他行业的生产率。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市场经济优化配置社会资源，这些资源却包括了土地的产品。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自由交换中，农民的生产资料没有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而他们的消费资料却要靠市场经济竞争来配置，在工业比农业发达的当今时代，无疑对农民是不公平的，在分配社会平均利润时，农民并没有得到土地应当获得的利润，这必然使得农民的经济地位低于工人。

二、农民经济地位产生的原因

（一）“剪刀差”直接造成城乡收入差距

建国以来，农产品与工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民手中抽走了大量社会财富，为工业文明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1987-19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00-1900亿元，成倍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改革开放30年了，这种“剪刀差”状况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农民的财富在整个社会中的占有比重愈渐减少，使得他们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

（二）国家对城乡建设投入差别明显

30年来，国家一线、二线城市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城市住房、绿地、公园、道路等建设已是今非昔比。而在农村,很多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水、公路的建设还停留在城市20年前的水平线上。

农村的建设主要也是以农民自己出资为主，很难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国家的建设投资待遇。现在的城镇化建设中，很大一部分农村地区商品房的售价远低于城市，而又很少有外来人口购买，农民得不到国家的投资，也就只得自己承担这部分建设成本。灌溉、电力、公路、危房改造、诸如此类的基础设置建设，耗费了农民相当一部分经济收入。这种负担也导致农民可支配财富的减少，可以说，农民的部分财富被社会变相地、不公平地抽走了。

（三）农业在市场环境下处于劣势

农业的竞争力还远远落后于工业，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农业的落后，决定了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劣势地位，这就更加拉大了农民和市民的经济地位差距。缺少竞争力，正是农产品脆弱性的表现。是在这种落后性和脆弱性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我国农民脆弱的市场心理，在市场风险面前徘徊止步，甚至退步市场，重新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改变这种劣势的市场地位，就不可能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

若干年来，我国对科技的支持主要就是工业方向，而农业的机械化生产与工业比相去甚远。农业生产率一直低于社会平均生产率，也是农民经济地位偏低的重要原因。

三、改善农民经济地位的途径

（一）保护提高农产品价格

首先，保护农产品价格。保护粮食收购价格，保护蔬菜收购价格，既能稳定农业生产，也能平衡农产品按类生产，同时也是保护农业的基础地位，缩小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价格差，不断创造农业与工业竞争的合理平台。农业经济的增收，一定要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保证农产品、工业品公平交换，保证市场不同产品间的良性竞争。

前段时间，菜农亏本卖菜，但是没有见到市场上的菜价有波动，说明我们并没有保护农民的利益，在某个角度上看，就是便宜了其他群体。这也说明，农产品参与市场的竞争，竞争的利润并没有转到农民那里，而是转到了第三产业劳动者那里了。

其次，提高农产品价格。再也不能任由“剪刀差”发展下去，市场经济的重要原则就是“等价交换”，历史的遗留问题必须不断调整、解决。把社会财富公平地分配到农民手里，改善农民长期处于劣势的经济地位。

（二）扩大农业投资比重

我国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了，我们也有这个能力。当下，农业经济效益明显低于工业、服务业经济效益，农业的竞争权利已经被排挤出市场。让农业重新回到市场，必须有政府的扶持，提升农业的市场经济地位。

在农业所需的水利、电力、交通等各个领域扩大国家投资比重，统计规划，提高农业生产率。在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中，国家也要让利于农民，大幅降低用于农业的机械设备价格，降低农业化肥、水电价格等。

（三）加速土地集约步伐

资源是由经济效益低的行业向经济效益高的行业流动。伴随着现代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必然是农业的比较经济效益低于工业和服务业。怎么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是农民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倘若看不到这一点，农民就会被迫转成工人或变得更加贫困，动摇国家的农业基础，甚至影响其他行业的经济建设。随着市场经济地进一步发展，如果不解决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问题，不提高农业的经济地位，难免会导致社会资源分配的失衡，进而带来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经济危机”。

土地这个特殊的生产资料，最大的效益生产就是土地集约度越高越好。土地集约程度和农业投入成本是成反比的，土地的集约也解放了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但是,土地的集约必须建立在工业发达、农业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工业的发展将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来吸收从农业转移的劳动力，科技种地将为人类的粮食问题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目前，国家也出台了《土地流转管理办法》，土地的流转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流转不等于买卖，土地的所有权控制在国家手中，保证土地用途不随流转而做出太大变化，进而充分发挥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流转，也给土地集约提供了一个出路，合理的土地流转是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单从地方来看，土地的流转集约有助于形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提高生产率，也有助于合理安排土地作为工业场地的用途，在区域内形成产业间的互通有无，促进发展。

参考文献：

[1]孟芳.对当前农民经济利益的几点思考[J].湖北社会科学，

2003(12).

[2]方木.还利于民 提高农民的经济地位[J].党政干部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