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的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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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D922.3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9-0103-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生态文明制度保障视角下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法治研究”（13YJA820008）。

作者简介：郭庆珠（1974-），男，山东菏泽人，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行政法学和规划法治研究。

一、现实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目前我国最重要的时代特色之一，与城市化相伴的是人口急剧向城市集中，公共设施、土地资源、生态环境等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尤其在大城市，上述问题已经变得非常急迫和突出，很多城市中心区的地表土地利用已经到达了极限，在此情况下，城市地下空间的建设开发成为必然。“纵观当今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把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作为解决城市资源与环境危机的重要措施、实施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化使用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1]我国某些大城市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程度已经非常高，其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所广泛认知。与此同时，某些大城市的地下空间已经成为稀缺资源。[2]

如何才能最优化利用有限的地下空间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规划通过考量现实，在对未来目标进行合理设定的基础上尽可能选择科学的手段保证相关目标的实现，它充分体现了人类理性的需求，可以防止在盲目和无序状态下可能带来的资源浪费。“从实证的视角考察，在二战后，世界各国莫不重视规划的引导、协商功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在解决有关城市的住宅开发、建筑规划、环境整治等问题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3]伴随着城市地下空间的大规模开发，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也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内容之一。基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重要性，其已成为法律调整的重要对象。在全国范围内，《城乡规划法》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都规定了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内容，但总体来看，上述法律对其规定得比较简略。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有些地方针对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开发制定了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如天津市在2008年了《天津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条例》；上海市在2013年了《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条例》等。

生态问题是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时必须予以考量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地表的开发利用而言，这个问题更应予以充分的重视，因为一般来讲地下的生态环境系统是比较脆弱的，一旦破坏，很难予以重建和回复，从一定意义上讲具有不可逆性。“地下空间本身是一个环境实体、一种自然资源。它可以被人类活动所改变或破坏。从这个方面来说，相比于地表设施，地下设施更应该强调：地下环境很难恢复到修建地下设施之前的状态。”[4]因而通过科学的地下空间规划尽可能地避免或减小对地下生态系统的改变或破坏是十分必要的。上述涉及到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立法中，也都对相关生态问题进行了规范，但是总体来看，有关规范内容还存在一定的不足，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本文拟结合我国实践对有关的法制问题进行探讨。

二、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中的生态诉求

城市化是各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必经之路，这已经被历史和各国的实践所证实，但是人类在享受城市文明和便利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甚至是忍受着快速到来的“城市问题”，这在20世纪中期的工业发达国家体现得非常明显，有人对此做了总结，认为：“城市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城市人口增长过快，超过城市承载力；城市环境恶化，污染严重；城市水资源短缺；城市生物多样性减少；交通拥挤，不利于人们的出行；城市蔓延加剧，人们的通勤时间过长，在城市的居住舒适度迅速下降。”[5]为了有效缓解“城市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生态城市理论和生态城市建设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我国一直非常重视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并把其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根据前文所述，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已经和地表城市开发一样成为城市建设的基本组成，显然其也要符合生态城市建设的理念要求，并且基于地下的特点，还应该在生态保障问题上采取更高的标准，那么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中应该体现怎样的生态诉求呢？笔者认为，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在设定未来的地下开发建设目标和蓝图时，生态导向应该是其最为核心的考量因素之一，具体而言应该彰显“适度、和谐和可持续”的生态理念。

首先，规划内容要充分考虑城市地下空间的生态承载力，满足“适度”的要求。所谓生态承载力是指某区域空间在特定时期，在不损害区域空间生态系统的功能完整及其生产力的情况下，即在其生态容量内，该区域空间复合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可持续的最大支持能力。生态承载力主要包括三个层面，即环境支持力、资源支持力和人类支持力。[6]具体来讲，就是指特定区域空间内生态环境对污染废弃物的同化、承受能力，即纳污能力；所能提供的资源消耗能力；所能支持的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能力。“适度”的生态理念要求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在设定未来的开发规模、范围和强度时应该不超越地下空间的生态承载力，即要适度保持地下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避免地下空气、水等环境污染的出现；要避免对地下空气、水等资源的过度消耗或破坏以防止可能带来的生态危机；要防止为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过度开发地下空间，比如不能为了商业化需求而进行过大强度的地下开发等。由于受到光照、通风等因素的影响或限制，相对于地表，地下空间的环境修复和资源再生能力是比较弱的，因此开发时更应慎重。同时还应该看到，有些地下生态系统的破坏甚至会对地上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如地下水资源的污染或破坏往往会对地上植被、水循环等带来诸多不利的后果。

其次，规划内容要符合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客观规律要求，注重人类发展和地下生态系统的协调，满足“和谐”的要求。基于人类本性和活动的需要，在建设开发过程中往往会追求设施的舒适、方便，但是这种追求一定要合理，要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的客观规律和生态需求相协调，不能因为一时或个别的需求而影响未来地下空间开发的潜能，比如采光、通风的设计既要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又要尽可能避免过多的占用地下空间资源或对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人类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交互性适应即为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和谐’。”[7]城市地下生态环境系统的良好运行是人类在地下空间设施中活动的基础，否则，无论城市地下设施建设的如何完善都会失去其存在的社会意义，二者的和谐共存是十分必要的。为实现这种“和谐”要求，在进行城市地下空间开发时既要注重对人类活动所需设施的开发，又要注重对地下生态环境保护设施的开发，在二者相对平衡的基础上来促进人和地下生态系统的和谐相处。同时，地下设施的规划建设要和相邻、相近设施相互协调、和谐共存，通过互联互通和共享采光、通风等方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第三，规划内容要在前述“适度”的基础上，重视系统性和公平性，保证城市地下空间生态系统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系统性和公平性”要求城市地下开发要充分照顾系统整体和未来公平的需求，保证资源、环境等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以及现代人和后代人之间进行均衡的动态传递。在生态承载力容量范围内的“适度”开发是满足“可持续”要求的基础，但“适度”开发未必一定就能保证“可持续”价值的实现，同时还必须从长远的眼光出发，满足地下开发系统性和公平性的要求，才可能有助于“可持续”开发的进行。因为地下开发具有隐蔽性和难以恢复性的特点，一旦开发就很难恢复原样，现有的开发若只满足“适度”要求而未考虑系统整体性和未来公平性要求，那么，相邻空间的开发会面临障碍，未来人们也可能很难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如一个地下单体建筑虽然满足了“适度”要求，但是若没有预留必要的通风、采光等互联互通通道，那么，要想在其基础上进行深层开发或发展其成为地下综合体可能就比较困难，后代人们进一步开发的权利显然也会被剥夺掉，换句话说会造成对相邻空间权益人利益――此为相关社会公平问题之一――和代际公平的损害。“可持续发展要求城市及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当代人在发展与消费时应努力做到使后代人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同一代人中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当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8]“可持续”的生态理念更为直接地体现了对社会、对未来负责的精神，对城市地下空间的循环利用和均衡发展有直接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三、成效与缺失：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中生态内容之考察

上文提及了几部目前我国比较成熟的规制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开发的立法，下面就以上述立法作为样本考察实定法中有关生态内容的规定：

（一）现有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中生态内容的成效

一是基本确立了“生态保障优先”的价值理念。一般来讲，一部立法会体现不同的价值需求，这就会涉及到价值取向选择的问题，在不同价值取向的指引之下，立法内容自然也会相应的有所侧重。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主要会涉及到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安全价值、社会价值和公平价值等，从实定法进行考察，上述诸多价值中，生态价值往往被放在优先考量的位置，从总体上讲，“生态保障优先”已经成为现有相关立法中最基本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选择。前述各部立法在总则中对生态保障都有相对比较明确的规定。《城乡规划法》第4条第1款规定：“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改善生态环境，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保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并符合区域人口发展、国防建设、防灾减灾和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需要。”根据该法第33条的规定，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要符合城市规划，履行规划审批手续，显然上述有关生态保障的内容对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起着当然的指导作用。《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天津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条例》和《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条例》等立法总则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上述立法都明确强调了“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和“有序、协调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契合了上文所述“适度、和谐和可持续”的生态理念，表明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实定法已经基本确立了“生态保障”价值在相关立法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更为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

二是立法中的生态规范贯穿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的全过程。法律总则中有关生态保障的价值诉求对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的全过程都有约束、指导作用，但是总则中的规定往往具有很强的原则性和抽象性，那么在规划建设的具体过程中有没有相应的生态规范？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分为不同的阶段，从整体上来讲包括规划编制和实施阶段，在这其中又可细分为规划评估、勘察、设计和施工等，有的规划还有可能会涉及到修改的问题，即规划编制完成后在实施的过程中可根据情势的变化对规划内容进行调整、修订。考察现有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有的基本上在规划建设全程都规定了生态保障的规范内容，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第7条在涉及规划编制时规定：“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编制应注意保护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科学预测城市发展的需要……”第16条在涉及规划实施时规定：“地下工程设计应满足地下空间对环境、安全和设施运行、维护等方面的使用要求，使用功能与出入口设计应与地面建设相协调。”相对而言，《天津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条例》在此方面体现的更为明显，规定的也更为具体，涉及到的规划阶段也更为全面，如该法的第11条、第17条、第24条、第32条和第33条等都规定了生态保障的内容，具体对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编制以及规划实施中的项目选择、项目设计方案、勘察、施工等不同阶段进行了规制。

（二）现有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中生态内容的缺失

一是现有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对于生态正义的维护还有待加强，相关生态理念的制度支撑有待进一步强化。随着人们对于生态环境重要性认知的深入，生态正义成为近年来人们非常重视的社会问题之一。“生态正义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公平地在主体之间分配生态权益或分摊生态责任。”[9]具体到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中的生态正义，主要是指：对地下空间资源的利用要体现公平性的要求，要保障与地下空间资源相关的各利益主体有充分的机会参与生态权益的规划配置；对地下空间资源环境造成损害的，规划建设的利益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要对因此而受损害的相关各方进行适当的补偿。从实质意义上来讲，前述城市地下规划开发中“适度、和谐和可持续”的生态诉求是与生态正义的内涵相契合的，因为满足了上述要求，则说明规划开发并没有为了眼前自身的利益而过度、任意和不顾后果地进行开发，而是考虑了同时代和后代利益主体的权益保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

虽然我国现有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基本确立了“生态保障优先”的价值理念，是对生态正义的正面回应，但总体来看，以下方面仍有待改进：首先，“适度、和谐和可持续”的理念在立法中的落实还不够具体、全面，很多立法尚未把三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往往出现规定碎片化的情况，实践中很容易导致片面理解生态正义的倾向，难以兼顾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共同需求。其次，现实实践中不公平的情况仍然比较多见，对于地下空间规划利益主体缺乏必要的规制手段，生态保障中公平、正义的维护还有待通过立法强化，尤其应该加强相关保障制度的建构，因为若仅仅在实定法中做原则性规定，而缺乏制度支撑，很可能在实践中流于虚置。因而，总体上讲如何在立法的层面强化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中与生态正义维护、生态理念转化相关的制度建设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二是现有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对于地下开发中生态保障系统性的关注不够，未能有针对性地建构有关法律制度。城市地下开发中的生态保障相对于地表开发是有一定特殊性的，最为典型的就是前者具有系统性非常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空间资源一旦被开发或环境被改变就很难回复，即使是局部空间资源开发或环境改变也很可能会对整体的生态系统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因此任何项目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都要摈弃孤立、个体开发的观念，如有可能，要尽量进行长远规划，尽可能减少目前不同规划建设之间以及目前的规划建设和未来进一步开发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比如要充分考虑分层开发的问题，当进行某一层次的开发时，要为其他层次的开发预留出生态余地。但是，从实践来看，目前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在满足生态保障系统性要求方面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下空间开发会涉及到众多行政机关的职权，如国土资源部门、城市建设部门、民防管理部门以及房屋管理部门等，导致很多情况下政出多门的状况。有的立法也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如《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条例》第5条第1款就规定“市和区、县规划国土资源行政管理部门承担地下空间开发的综合协调职责”，但由一个职能部门对其他和其地位平行的职能部门进行综合协调毕竟缺乏相应的权威性，实践中的效果也注定不会理想。立法如何从制度上回应城市地下空间规划中生态保障系统性的需求有待进一步思考和完善。

三是现有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对于生态保障中法律责任的规定还不够具体和有针对性，有待进一步完善。现有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一般都有“法律责任”部分，但考察现有的规定，很少有责任是针对生态保障来进行设计的，换句话说，目前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中因生态保障问题而对规划主体进行责任追究的内容并不多见，出于对生态价值的维护，立法在这方面显然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

四、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中生态内容的改进

在上文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笔者结合生态城市建设的实践对我国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中生态内容的改进略作探讨：

首先，要结合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的特点，改进规划编制生态信息公开以及公众参与制度，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并保障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强化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以利于生态正义的实现和生态保障理念的落实。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而政府信息公开是公民知情权实现的重要保障，也是公众有效参与和监督权力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行政机关在制定城乡规划时，必然涉及到公开的问题，我国《城乡规划法》中其主要体现为“规划草案”的公开，如该法第26条第1款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该条规定显然对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制定有约束作用，但是除此之外在其他有关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的专门立法中鲜有类似的内容和具体的实施措施，实有改进的必要。笔者认为，对于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及其涉及到的生态保障而言，仅仅公开规划草案是不够的，无助于信息公开有效性的实现。因为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尤其是其中的生态内容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若仅仅公开草案的话，由于信息量过于单薄，再加上公众本身并非专业人员，对于地下知识的认知能力有限，很可能会对公众的理解造成困难。而且地下空间开发具有隐蔽性的特点，公众难以有感性的认知，综合以上两点，仅仅公开规划草案往往很难达到让公众知晓并理解信息之目的，有效性不彰，进而会影响公众参与的效果，因此在公开草案之前或同时还应该公开地下空间规划编制所依据的基础资料（相关资料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的除外），这些资料在规划草案编制前一般由编制机关通过调查取得。我国目前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包括《城乡规划法》，基本上都没有公开基础资料的内容，笔者认为基于前述地下空间开发及其生态保障的特殊性，应该在立法中建构地下空间规划编制中的基础资料公开制度，而且应该由规划编制机关主动公开，而不需要利害关系人的申请，需要公开的基础资料主要有与城市地下开发相关的：（1）勘察和测量资料；（2）气象资料；（3）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状况；（4）城市交通资料；（5）城市市政公用设施资料；（6）城市环境资料等。[10]除了上述资料之外，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做出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也应该公开，供公众查阅、监督。另外，为了保证信息公开的有效性，如有可能的话，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编制机关应该对上述资料进行公开说明，以避免公众因有关地下专业知识的欠缺而造成误解。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并非是纯技术性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此公众的参与是必要的，公众参与既有助于监督规划权力的运行，也有助于规划利益的平衡，使规划内容更具社会性和科学性。基于地下开发中生态系统一旦受到破坏很难回复的特性，更应该集思广益，充分发挥公众参与的作用，因而强化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是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规划制定前的环境影响评价更应该如此。根据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11条的规定，只有对“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才“应当在该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笔者认为，由于地下生态系统比较脆弱，出于保护的需要，应该将所有城市地下空间规划都认定为“可能造成不良环境影响并直接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规划”，以便在公众参与下更好地监督和检验针对该地下空间规划所作出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其次，借鉴德国的“规划确定程序”，建构某一机关集中行使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权制度，以有助于生态系统性的维护和统筹协调的进行。德国的“规划确定程序”是指当规划涉及到多个行政机关职权时，可由一个行政机关编制规划草案，对于涉及到其他行政机关事项的，可通过听证或其他方式听取有关行政机关的意见，在听取意见后形成的规划草案报请规划确定机关裁决，裁决后得以确定的规划在实施的过程中再涉及到前述其他行政机关职权而需要它们核准或同意的，可得免除。通过上述制度，实际上把多个行政机关的事权集中到了规划确定机关手里，产生了集中事权的效果，避免政出多门。[11]笔者认为这一制度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以通过立法建构集中行使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权制度，即立法确定由一个行政机关编制地下空间规划草案，涉及到其他行政机关职权的，可征求其意见，在报请规划编制机关的上级机关批准后，规划实施――包括实施中的许可、确认、处罚等以及规划修订等相关职权都集中并转移给该审批机关，其他相关机关都不得再分散行使规划涉及到的相关职权。这样可以避免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中各行政机关各自为政所导致的矛盾、冲突，对于统筹协调和生态保障系统性显然是有利的。若有了上述制度建构，上文所述《天津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条例》第11条的规定――编制地下空间规划，应当符合统筹协调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关系的要求――显然就有了制度化的保障。

第三，完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立法中规划主体的责任体系，同时，可以立法建构相关的生态补偿制度。针对现有立法中鲜有因生态原因而追究规划主体责任的问题，从操作性和可行性的维度出发，可以从生态承载力的视角切入完善相关规定，比如因生态承载力评价错误导致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造成或可能造成生态系统损害的，应该责令规划编制以及审批机关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可对相关的责任人员予以行政处分等。当然，上述内容只是目前比较易于切入的部分之一，相关责任体系的整体完善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仍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同时，可以建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中的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12]根据上述定义中有关利益关系的分析，目前，可以尝试通过国家的税费政策、财政补贴、政策倾斜、技术支持、向地下开发受益方征收资源费和生态系统保障基金等方式对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区域内的利害关系人进行补偿。

参考文献：

[1]陈志龙，刘宏.城市地下空间总体规划[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6.

[2]郭庆珠.城市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化取得的法律思考[J].商业时代，2014，（9）.

[3]郭庆珠.“规划行政”：现代行政法的时代课题与挑战[J].河北法学，2008，（9）.

[4]仇.地下空间利用[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9.

[5]朱春玉.魅力城市：生态城市理念与城市规划法律制度的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4-5.

[6]李爱梅.城镇生态承载力评价方法构建与应用[J].环境污染与防治，2013，（3）.

[7]王继明.生态和谐与和谐社会的系统研究[J].系统科学学报，2010，（1）.

[8]李浩.生态导向的规划变革――基于“生态城市”理念的城市规划工作改进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14.

[9]黄明健.论作为整体公平的生态正义[J]. 东南学术，2006，（5）.

篇2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2-000-02

一、引言

目前，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乡发展和建设中积累的一些问题日益凸现，有些已经严重制约经济社会的发展[1]。突出的表现是：空间规划相互冲突、缺乏统一的空间规划管理体系、审批效率低下、规划信息不公开导致社会矛盾。

规划间相互矛盾问题的越演越烈，导致城市发展空间分割严重，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失衡，城市空间利用效率低下，无法实现空间优化开发和耕地保护的作用。实施“多规合一”是新形势下规划工作的新任务。探索从“多规分立”走向“多规合一”的有效途径是新形势下规划工作的新任务[2]。市县“多规合一”是解决市县规划自成体系、内容冲突、缺乏衔接协调等突出问题，强化政府空间管控能力和改革政府规划体制的必经之路，是对规划编制、审批、管理和实施等现行制度的规划体制改革创新，是提高规划公信力和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3]。

二、研究背景及研究区域情况

1.研究背景

党的十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推进“多规合一”工作，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推动有条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多规合一”[4]。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市会议强调：以主体功能区规划统筹各类规划，推进“多规合一”。四川省积极推进以“县”为单位的多规合一工作，其中南充市西充县纳入四川第二批县域全域规划试点之一。这些足以见证南充市在全市推进“多规合一”工作迫在眉睫。

2.研究区域概况

（1）发展概况

南充位于四川东北部，成渝经济区北部，嘉陵江中游。幅员面积12494平方公里，现辖3区5县，截止2014年末常住人口达常住人口633.38万人，城镇化率42.4%，形成油气化工、汽车汽配、丝纺服装、农产品加工4大优势产业，夺得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规划定位的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和川东北地区中心城市等桂冠，是四川第三大城市。

（2）规划编制情况

①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由发改部门组织编制的，对市域一定时期内（通常为5年）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各项内容做出具体安排的规划，是指导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纲领。内容涵盖南充市生产力分布、重大建设项目和区域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方面，为南充市的社会、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指明方向。目前，南充市已经完成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纲要。

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由南充市国土资源局主导的，在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前提下，充分考虑本地的自然、经济、社会条件，从空间和时间2个维度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工作给予详细的规定和布署。

③城乡规划

城乡规划作为我国规划体系中一种重要的法定规划，一旦通过审批将成为协调城乡空间布局、引导和调控城乡建设、保护和管理城乡空间资源的法律依据[5]。对于南充市而言，政府部门合理安排城乡建设发展空间布局的重要抓手，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关键指南，是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的重要依据。

三、规划间存在的问题

1.空间规划冲突

由于不同的规划由不同的部门负责编制，从而出发点不同、战略目标不同、依据不同，技术手段与方法不同，最终导致城市经济发展与实际社会发展空间布局不吻合，大量的资源被浪费，没有得到合理利用。比如对比南充市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规划发现，有的土地在土地利用规划里属于非建设用地，而在城乡规划里属于建设用地，由此而引发的土地利用矛盾，延迟城市的建设工期，影响城市的正常运行。

2.规划审批效率低下

第一，信息流通不畅。规划主管部门各自为政，审批手续混乱，空间管理权限重叠，信息共享不足。项目落地慢，各部门间项目协调成本高。第二，审批时间长。跨部门的行政审批制度，行政审批中互为前置，来回审批，项目的审批时间拉长，导致项目不能及时实施，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第三，重视行政审批，项目实施后的监督工作无人问津。呈现“严进、松管、轻罚”局面，项目实施的质量难以保证。同一条道路、同一区域地下管道一年修来修去的现象很普遍。

3.各规划水平不高

多次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就南充市而言，目前需要一个多专业合作的规划编制团队，统筹各规划的编制。缺乏一个统一的规划体系，造成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重复建设，脱离发展需求。规划种类繁多、规划水平稂莠不齐、各部门的规划体现部门利益、很难保证规划宗旨的实现。

4.法律依据和保障不同

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框架内，多规合一首先是谁主导的问题，目前多规间的法律关系没有理顺，缺乏健全的相关法律体系作为编制实施的有力保障[6]。土地规划法由《土地管理法》作为法律依据，法律地位相对较高。城乡规划由《城乡规划法》作为支撑，法律地位也较高。而发展规划是政府宏观政策的集中体现，只有中央政府的政策作为支撑，没有法律上的支持。可见，法律基础的不健全，多规合一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难以形成目标对象明晰的完整体系，影响规划实施的效能。

四、推进“多规合一”的途径

1.建立多规合一的问题解决机制

高度重视规划间存在的规划内容交叉、管制重叠、标准不一的问题，深入剖析问题来源，确定推进多规合一的工作重心。在现有规划的基础上，重新编制一个综合发展规划，统一规划目标、期限、规划技术标准等，内容包括宏观边界规模及功能、定性、指标管控等方面，将其作为各规划的“领头羊”，统筹制定土地利用、城市建设、综合交通、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等分项规划，进一步规范和引导各部门规划工作的有序展开，科学推进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2.成立高规格领导小组实施“三线”管控

成立人大下属的区域规划委员会或规划领导小组和机构，统筹管理多规合一空间管控规划的实施，重大项目审批及指导各专项规划的衔接和统筹。改革多规合一规划体制，提高其级别和规格，强化其权威性。利用行政手段，促进多规合一的统一和有效实施。以政府为主导，组织相关部门成立专门的“多规合一”工作领导小组，以空间布局、生态红线划定、产业发展和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为重点，有效推进多规间的有效衔接。根据国家和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拟定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相关配套政策和措施，以城市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三线”为底线，优化生态、农业、城镇的空间布局。同时，制定并完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政策和空间管控措施，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确保多规合一工作的有序展开。

3.探索市县空间规划衔接协调机制

结合市县所处的宏观环境，综合考虑现有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划目标，明确“多规合一”的核心目标，判定相应的指标体系。探索整合各类规划以及衔接协调各类规划的工作机制，提出完善市县空间规划的对策与建议，加快市县空间规划的高效实施。在遵循各类规划发展目标、法律法规的要求的前提下，合理确定规划间统一协调的规划中期年限和目标年限，促使各类规划的目标有效实施。

4.构建统一衔接的规划体系

结合十三五规划编制，拟构建“1+3+x”市县规划体系。“1”指南充市“十三五”规划纲要，“3”指城乡、土地利用和环境保护规划等空间规划，“X”指各类专项规划或行动方案。结合全市实际发展，完善城乡、土地利用和环境保护规划等三大空间规划。以一个重点领域或行业编制一个专项规划为原则，合理确定专项规划数量，精简各规划内容，促进专项规划向实施方案和行动计划转变，增强专项规划的可行性。

5.建立高效的审批程序

在构建“多规合一”协作平台的基础上，搭建业务协同办理“多规合一”信息平台，建立一套全市统一的建设项目审批与用地管理的办事规则，构建发改、规划、国土、环保等多部门联动会审工作机制。开展项目生成和审批的业务协同作业，实现业务协同管理，优化审批程序，推进项目审批流程改革。建立“多规合一”保障监督体系和反馈机制，确保项目高效推进。

参考文献：

[1]王蒙徽.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城乡区域资源环境统筹发展――厦门市开展“多规合一”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城市规划，2015，06：9-13+42.

[2].从多规分立走向多规合一[J].环境保护，2015，Z1：16.

[3]刘志平.“多规合一”第三方评估及“十三五”展望[J].探索与争鸣，2015，06：34-35.

篇3

0 引言

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坚持节约集约用地，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举措，是造福子孙后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长远大计。紧紧围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加强土地资源节约和管理工作，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相协调。

1 加强土地资源节约和管理的要点

1.1 深化认识，准确把握国土开发空间不足的现实国情。

切实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把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强化耕地保护责任制度，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从严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

我国目前整体上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产业用地需求依然强劲。城镇化水平正处于快速增长区间，今后还将不断提高，城镇用地需求将持续上升。只有切实转变土地利用与管理方式，大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走节约集约用地之路，才能应对国土开发空间不足的严峻挑战。

1.2 科学统筹，促进各类用地合理利用

切实维护群众土地合法权益，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完善征地补偿机制，规范征地拆迁管理，加大土地督察和执法力度，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1）统筹国土利用布局，促进国土高效开发。从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基本格局看，在优化发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区域的同时，选择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重点开发区域，高效集约发展一批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整体疏、局部密的国土空间利用格局。

（2）统筹各类土地复合利用，促进土地利用综合效率提高。城市建设规划布局应充分考虑耕地的生态功能，发挥耕地作为城市"绿心"、"绿带"的功能；在生态建设与维护方面，应统筹耕地保护与生态退耕关系，合理确定不同区域的退耕规模，推进建设用地的多功能复合利用。

（3）统筹城乡土地利用格局，促进城乡用地结构优化。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建立与人口城镇化进程相匹配的城乡用地协调互动机制，促进城乡用地结构不断优化。城乡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和结构优化，应按照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充分考虑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传统村落风貌保护等方面的需要，循序渐进，稳步推进。

1.3 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战略，加强节地型社会建设。

切实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管控作用，合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结构、时序，降低经济增长对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耗，走集约式城镇化道路，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供应，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完善土地使用标准。

（1）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我国国土开发空间不足的现实国情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来看，节约集约用地、建设节地型社会是未来我国加强土地管理的根本任务，必须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上升为国家战略。

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战略应在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全面加强土地资源节约利用和保护，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出一条耗地少、结构优、效率高、可持续的土地资源利用新路子。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中，全面落实节约优先战略，推进节地型社会建设。

（2）树立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国家理念。一是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共同认识；二是培育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全民意识；三是树立新型土地利用观和管理观。

总之，全面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战略实施，任务重大。需全社会共同努力，不断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理论、技术和制度等方面创新，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 完善土地管理体制的思考

切实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深化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加强土地行政管理能力建设。

2.1 强化土地用途管制，完善土地利用的空间规划管控制度

第一，完善土地利用的空间规划体系，引导产业和经济合理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第二，加强规划落实的监管体系建设，保障规划的有效实施。

2.2 尽快缩小划拨用地范围，深化市场配置土地资源制度改革

要进一步加大国有土地市场配置改革，尽快缩小划拨用地范围，不断扩大有偿使用覆盖面。对具有竞争性、取得经营收入、改革条件成熟的基础设施、市政设施以及各类社会事业用地中的经营性用地，先行实行有偿使用。近期，除军事、保障性住房、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秩序的特殊用地继续划拨使用外，其他各类建设用地应全部实行市场配置。

2.3 加大保有环节征税，完善土地财产税制度

要建立适应土地资源国情的新型不动产税制。对土地保有、流转及其收益环节的税收制度进行整体构建、系统改革。当前，重点是加快保有环节和增值环节的税收改革。

3 结语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积极主动服务，不断提高土地管理工作水平，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遵守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和法定程序，依法管地用地。要深入进行土地资源国情和土地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普及保护耕地和节约用地基本知识，使全社会都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和保护耕地的重大意义，使保护耕地、节约用地观念深入人心，广泛形成保护耕地、节约用地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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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华丽 单位：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

矿产资源规划与其他规划的关系问题矿产资源大多埋藏于地下，具有隐蔽性的特点，且矿产资源在被探明储量以前具有不确定性以及动态调整性。因此，在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上，需要与其他国土空间开发（类型）或规划做好统筹协调或衔接。包括，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开发、城乡建设、交通建设等基础设施相关规划。从二轮矿产资源规划的编制实施看，在矿产资源空间开局方面，考虑了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上级规划中区域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矿产资源分布规律和开发利用现状、资源合理配置以及环境保护等要求，采用了“反规划”和“正规划”相结合的思路，将区域划分为重点勘查（开采）区、禁止勘查（开采）区、限制勘查（开采）、鼓励勘查（开采）区。但是，从各地调研反映来看，存在以下两大问题。一是“既管好自己”和“又不影响别人”的矛盾。其他国土空间开发类型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如交通（特别是新建公路、铁路）、水利等一些规划，并没有考虑区域矿产资源条件，导致许多矿区特别是矿产资源远景区被压占，直接对未来矿产资源的勘查特别是开发利用造成影响。也就是说，矿产资源规划在空间布局上体现了其他空间规划的诉求，但却对于其他空间开发类型没有“制约”或者“排他”性作用，无法反映矿产资源在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如何在下一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中，特别是在矿产资源空间布局方面反映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动态性特征和未来发展空间“诉求”，在分区思路上值得我们深入讨论思考，并且在规划实施管理上予以重点考虑。二是说法“有形”和空间“无形”的矛盾。目前我国一些省级或者地（市）县级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源地保护区等大多只给出了大致范围和空间规模，并没有在空间坐标上具体划定，如何在禁止开发区中划定“有形”范围，在第二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中成为一个难点。

现有法规规定对矿产勘查、开发实行统一规划，但对规划定位和作用没有明确规定，规划实施制度不健全，缺乏对违反规划予以处罚的相关配套政策，特别是编制实施责任不明确，约束力不强，制约了规划的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二是规划实施监督检查力度不够，参与矿政管理的方式较为单一。目前规划具体落实方式还比较单一，多通过矿业权会审方式进行落实，在年度推进、目标考核、监督检查、违规查处等方面还比较薄弱，实施力度不够。三是基础工作相对薄弱，规划调整机制尚待完善。规划基础支撑还不能满足规划管理需要，如，许多地方对矿区（特别是历史遗留矿区）、矿业权的底数不清，对快速变化的勘查开发数据信息共享和掌握不够，一些地方特别是市、县级矿产资源管理手段和方式较为落后，对于采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科学、高效的矿产资源规划管理和开发利用监管的意识不足，规划动态调整机制还不完善，与实际管理需要有差距。基层规划管理队伍薄弱，市县级国土部门缺乏矿产规划管理人员，特别是县国土资源局大多没有设置相应的矿管股室，缺少经费，缺少人员，缺乏基础地质矿产资源普遍存在，严重制约影响了规划编制和实施工作。

各级各类，定位明确，规划体系内做好统筹衔接建议进一步深入明确把握各级规划的内容和深度，作到各级各类，定位明确。其中，全国、省级矿产资源规划侧重宏观，并对市级、县级做出宏观指导，市级、县级把握微观，特别是由于图件比例尺的限制和规划指标分解落实的微观复杂性，具体区块划分及相关指标建议通过县级规划甚至是矿区规划加以落实。省级、市县级规划尽量同步推进，压缩规划周期，体现规划的时效性和各级各类规划之间的有机衔接。采取“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工作方式，其中，省级规划管理部门应做好协调工作，在把握总体指导意见、大框架的基础上，要加强对市县级规划的指导与审查，实现各级规划同步进行，合理把握市县级规划的内容深度，增强规划的适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调整和完善规划的空间分区思路，与其他规划做好协调探索更为有效的规划分区方法和管理手段，进一步增强矿产资源规划的空间控制能力。建议根据战略性、紧缺性、一般性等不同矿种类型以及勘查、开发等不同矿业活动阶段，探索开展差别化的空间分区管理思路和协调机制，在生态（包括地质）环境保护“优先”的前提下，进一步探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划与水利、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规划之间的关系。总体思路就是，“管自己”和“管别人”相结合,在与其它规划做好衔接协调的同时，也要体现为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保留更大、更合理的规划空间诉求，以保障国家对矿产资源特别是紧缺重要矿产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探索建立规划实施年度计划制度，完善规划动态调整机制按照试点先行、总结提升、全面推行的思路，逐步探索建立规划实施年度计划制度，促进落实规划总量、空间和时序等重要内容。主动服务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资源管理需要，对各地规划实施情况建立年度评估制度，及时吸纳地质找矿新发现、新突破，并按照矿政管理的新要求进一步完善规划，规范规划动态调整条件、程序和有关要求，确保规划与实际工作衔接一致，切实发挥规划的指导和服务作用。加快规划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以规划为依据”的政府的宏观调控监督管理职能坚持政府管理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既要体现政府宏观调控意图，又不能脱离市场经济规则。强化“以规划为依据”的政府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职能，形成统筹且能使各方实际有职有责的管理体制，从体制机制上保障矿产资源规划的有效落实。其中,重点建立规划管理的统一协调机制,加快出台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审批办法，进一步明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矿产资源规划的地位和作用，为规划编制实施提供制度保障。加强各类规划及相关工作的统筹协调，实行统一归口管理，确保规划和矿政管理各环节的有机衔接。特别是加强构建与矿业权审批、投资管理相衔接的规划管理制度，设计适应矿政管理总体思路的规划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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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宝贵资源；土地属于自然产物，它具有数量局限性、位置空间性、可持续利用等诸多优势特点；当前，我国土地资源比较缺乏，那么，现阶段该采取何种有效的措施确保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呢？笔者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展土地整理工作，其对于我国实现耕地总数量动态平衡与确保粮食安全供应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开展土地整理工作不仅可以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同时还是促进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关键因素。最近几年时间里，我国土地整理事业发展良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无论是在建设，还是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 土地整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和源动力

1.1 开展土地整理是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求

从人类形成开始，土地资源就成为了其生存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产物，从那时起人与土地之间就合成了一个无法分割的综合体。人类生存初期阶段，由于没有过高的生产力水平，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只是人过分的依赖土地，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受着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后来，人类利用土地的能力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随着各种金属工具及种植农业的形成，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逐渐的，人们不再被自然生态所限制，演变为了大自然的主人，对土地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从而使得土地资源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消耗越来越大，进而给生态造成了一些严重的灾难，比如耕地面积不断缩小、土壤植被遭到破坏、草原环境劣化、自然环境污染等等。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正面临着危机，不断的促使着人们对土地资源的理性思考，现阶段，人们应重新审视人地之间的关系，同时充分考虑土地可持续利用问题。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口数量较多的国家，人多地少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们，所以，当前应在进一步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基础上，大力开展土地整理工作，以此确保我国的土地能够满足人类、建设等各个项目的实际需求。土地整理能够在不增加土地面积的情况下获取到更大的土地利用效益，它能够很好的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发展对土地资源的实际需求，并且还能够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土地生态环境给后人，其在整理农地过程中将沟、渠、路、村等进行了统一规划与管理，有效的提高了土地生态环境质量和土地利用生态效益。从上述所说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开展土地整理工作是确保可持续发展顺利进行的最佳手段。

1.2 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是建立在土地整理的功能基础之上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是确保社会经济持续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其主要指的是保持特定地区的所有土地均处于可用状态，并长期保持其生产力和生态稳定性。它的主要作用是能够保证土地的持续利用。土地利用过程中的土地关系通常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意志关系，也就是说，实际占有土地关系，具体体现在土地属于谁所有，属于谁使用方面；另一方面是物质关系，也就是说，实际占有土地数量关系，具体体现在拥有不同土地的所有者与使用者拥有土地的总体数量。在土地整理中，其对于这两种关系都比较重视，因为只有土地占有的物质关系形成了才能够充分的体现出土地占有的意志关系，只有具备了数量才能够体现出质量，最终形成物质关系。同时，在测量与合理分配土地时，也需要在土地整理的基础上方可实现。土地整理自身具有的功能作用在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产业部门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良好的发挥，对于土地资源持续发展与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 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

2.1 建立与我国国情相一致的土地规划体系

当前，应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科学合理的土地规划体系，这是土地整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要将与国有土地空间利用的整体规划进行全面的考虑，并根据规划目的与内容的不同，将国土综合开发作为主要的规划内容，将土地利用作为核心内容，将部门作为基础性的规划内容，以此构建一套健全完善的国有土地空间规划体系。

2.2 健全的法律是实现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建立一套完善的规划实施保障体系是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将规划目标全面实现的关键性指标。其主要涵盖了三个方面，分别是法律保障体系、管理保障体系、政策保障体系。法律保障的具体内容是关于土地利用编制、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管理保障是具有一套健全的规划管理体制及运作机制；政策保障主要是为了与规划目标的实施进行良好的配合而制定的相关政策。

2.3 制定一套健全的国土空间规划，推动区域间的统一发展

我国的土地利用类型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并且各个区域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土地整理过程中通常呈现出区域性与多样性。虽然土地利用类型是多样化的，但是大部分还是以农用地为主，农用地在我国整体土地中占了百分之七十；土地用地比较分散，并且各个区域的土地利用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在我国的东部与中部区域，耕地、林地、建设用地居多，而在我国西部区域则以牧草地及还未开发利用的土地居多。因此，当前应根据实际情况，将已有的规划理念进行全面的更新，建立一套完善的国土规划体系，创新规划内容，重视土地总量与产业结构的平衡，同时还要将国土空间结构调整与其开发秩序问题充分的融入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划之中，从而形成一个健全、切实可行的规划体系，推动各区域间的统一发展。

2.4 建立一批综合素质高的土地整理人员

土地整理工作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特征，因此，从事土地整理工作的人员必须要有较高的综合业务素质。具有较高素质的土地整理人员是提高土地整理质量与效益的前提所在。当前，必须进一步加强建设一批土地整理规划设计队伍，并定期对土地整理人员进行业务知识与技术培训，从而使得土地整理与管理符合当前的实际需要。另外，还应制定完善的土地整理规划师执业证书，并开展相关考试，与规范要求相符的人员方可投入到实际中工作。

3 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不可获取的一项重要的资源，其是否可持续利用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要想确保土地可持续利用，前提条件就是开展土地整理工作。本文首先论述了土地整理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途径，其次，提出了土地整理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以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杨相和;国外土地整理的启示与借鉴[J];国土经济;2002年07期

[2] 吴晓锋;关于土地整理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思考[J];华东经济管理;2004年04期

[3] 刘友兆,王永斌;土地整理与农村生态环境[J];农村生态环境;2001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