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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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当今我国社会，人们谈得比较多的、最直观的话题恐怕莫过于相对的不可控的物价突发性的大幅波动。针对此问题，我国各级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抑制物价波峰波谷式的短期互变工作，实施了许多措施。

马克思讲过，商品的价值在于凝结在其内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价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需与求关系的变动下，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可见，物价的变化，直观的来自于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变关系。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碰撞产生的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上述关系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此变化表现在物价短期不可调控性的大幅波动。据分析，其原因的显性基础本文认为是劳动力的转移。

一、劳动力大转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综合国力取得的了瞩目的成就。但是，其所附带的一些负面问题也随即而来，如：城乡差距的扩大、金字塔型的贫富结构等。因此，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缩小沿海地区与内陆的过大差距，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兴修了许多基础设施。如，通信、交通等。这些设施的成功运转为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积极的物质条件。但是，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农村传统思想与发达地区前卫潮流的碰撞。该碰撞，在本文看来正是限制劳动力回流的最大因素。

（一）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过程及其大致影响

从生物学上来讲，大自然中的生物都有趋利避害、选择更适合自我生存环境的非条件反射功能。作为生物的一员，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个高级生物的选择，除了按照自然本能外，还基于本能、根据后天所习得之条件反射功能在进行情感纠葛、思维意向等复杂方面的综合后而做的选择。

第一，新兴资本的涌入。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许多外商纷纷到华投资建厂，看中的正是廉价的、大量的劳动力以及广大的消费者。外商的进入，对于本地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它带来了新的管理模式，生产设备；挑战的是，一些陈旧的工厂在它的影响下破产或被其收购。而对于打工者来说，良好的生活环境，现代化的工厂，可观的工资收入则是他们更愿意选择进入的直接原因。

第二，工作的地缘化。工作地缘化指的是，具有共同生活方式、血缘关系、心理认同和文化相近的人聚在一起工作。他们在吸收当地文化后的背景下，相对稳当的定居于当地的一种工作、生活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城中村”。在七八十年代，一个很流行的词叫“下海”，之后才叫打工。虽然二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在二三十年前，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对于山区的劳动者来说，出去工作似乎困难重重。不过，随着通信业的普遍化，交通设施的继续完善以及电脑网络的普及，出去打工早已不是什么难事。懂点电脑的人在网上找到工作信息，联系好后，约几个友人结伴便可出行。而最直接的外出务工方式则是先前在外的亲朋好友通过电话直接叫人过去。这就避免了欺诈、虚假信息等恶劣情况的发生。同时，这也正是“城中村”形成的前提、基础。在浙江等沿海发达省市，许多制造城内部的员工，以地域、籍贯等为纽带，相互结成“左邻右舍”出租于某一地点，形成了片状的小聚居。此聚居不仅住的是年轻的务工者，而且大人和小孩也都居于其中。说得形象一点，就是等同于他们把老家搬到了此处。或者可以说，此处“变成”了该地的“新农村”。只不过，他们没有土地而已。据调查，在几年前的金融风暴影响下，某沿海省份的劳动力供过于求，一些外出的务工者有返乡的计划，而另一些则是打算转移到其他发达省市。然而，大部分的务工者仍选择留在当地。因为，他们的“家、家人”在这儿。

第三，过大的城乡差异。城乡差异因素是工作的地缘化的发展。以前，一个人在外久了，总有落叶归根的情结，甚至不想离开家乡，因为感情在这儿。这是由于万水千山的阻隔造成的离别伤感。如今，条条大路通北京。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信早已淡化了远离的孤寂、凄凉。因此，在同等时间的花费、劳动力的消耗下，比起在老家，选择外出务工不但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且还可以学到许多新鲜的知识。同时，还能把自己的父母接过去一起生活。这就是工作的地缘化的大致结构；“城中村”的原型。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核心原因正是城乡的过大差异。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追求高物质水平的生活，但大部分实是如此。所以，此现象不难理解。这在谈到第二点的最后时就讲到了一些务工人员之所以不愿离开当地的原因正是“家、家人在这儿。”不过，这个不愿离开的前提则是无明显差别的“城乡”。关于城乡差异话题，大家已不陌生。国家也早已出台了许多政策来缩小过大的城乡差异，以改善、提高农村的生产、生活水准，挽回、再次吸引这些外出的劳动力“回家”。

第四，综合的性价比。综合的性价比可以说是前面三点的深化。其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物质的性价比；另一则是情感的性价比。物质的性价比主要体现在收支的比例上，这点不难把握。然而，对情感的性价比做规律性的探索则有推论上的困难。因为这涉及到独特的个人性格、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变向的价值观等非理性因素。而对这些因素进行非理性的规定，来自于其相对的不稳定。不过，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对于他们而言，物质的性价比在综合的性价比的比重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就是劳动力流动的最直接因素。

二、劳动力转移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作为混沌学范畴中的专有名词，蝴蝶效应在其流传的时间之中也相应的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虽说如此，其基本意义仍没有发生改变。它与马克思学说中的量变到质变以及万物普遍联系论有莫大联系。

（一）商品类的物价波动

商品类的物价波动表示的并非是所有商品的价格在可预见期内发生的大的变动。而是强调在特定环境中的某类商品在可预见性的价格估计中发生逆向式的价格变化。当然，这种变化用不可预见性来表示更贴切。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供需关系的比例变化直接作用着商品价格的走向。然而，由于受到市场滞后性的影响，商品生产者不能高效的预测市场上消费者对多数商品及其种类的选择以及厂商对商品研究、发展方向与对商品生产的数量的初步估计。于是，便引发了供需关系的局部失衡，导致了同类商品在不同时段、地域中的非微波式的价格变动。这种变动不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完全决定的。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许多知名的超大型企业都在发生着破产的申请保护、连年的巨额亏损以及被外资收购或入股的尴尬局面。这点，我想他们在若干年前是始料未及的。对于企业而言，谁能在技术上引领潮流；在商品数量上大范围铺货市场；在价格上更亲民则占据市场，赢得先发制人的绝对胜利。不过，对于价格变化微妙的农副产品而言，据调查所示，产品除了考虑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以及人工投入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外，还主要对市场、产地中的产品的生产、分布、历年需求、价格等因素做分析而进行相对科学化的生产、分配。从而，迎合市场。由此可知，商品类的物价波动与劳动力中的脑力劳动有密切联系，体现在审时度势。而从另一层面上来讲，脑力劳动的对象性转移也是造成物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所在。

（二）劳动力长期的相对富集与绝对缺乏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比较丰富。不过，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劳动力正发生着商品类的聚集与贫乏。言商品类，是因为它是劳动力流动的显现牵引。在前文已初步谈到了劳动力转移的大致原因。因此，通过对商品类的价格变化的现象的把握，可以直观的看到劳动力的聚集区与贫乏区。而且，这种聚集与贫乏是长期的。这点，在谈转移原因一节已讲明。就目前国内形势来看，大部分的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都聚集在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以富士康为例，每一分厂所吸纳的劳动力少则几万，多则十几、几十万。其主要从事电子、加工及制造业等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工种。此工作相对于山区落后的、粗放型的农副产业来说，是具有明显优势的。虽然这一优势的明显不一定表现在收支的性价比上。这与劳动力的产生、成长和成熟以及劳动者的观念、想法有一定的直接关系。因此，“农民工”一词应运而生。而此现象的出现奠定、加速了城镇化。同时，相对的富集必然导致部分地区劳动力的绝对缺乏。所以，综合来看，这种现象是长期的，可能具有周期性。

（三）二者之间的互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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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8―0133―02

1、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原因

1.1　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失衡

劳动力供求直接影响劳动力价格，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导致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一是从总量上看，劳动力总量供求结构失衡。一方面，就劳动力需求而言，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其经济增长更是强劲，对劳动力的需求更是日益旺盛。2009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增量分别为2071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512万人。就劳动力供给而言，劳动力供给明显下降：2009年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高达12.5％，生育率已降低到0.2％以下，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仅为665万人，比2002年的1511万人减少了846万人，劳动力人口扩张明显放缓，供不应求现象日益明显。二是从结构上看，劳动力技能供求失衡。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我国具有一定技能的技术人才却相对短缺，加之国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明显上升，企业只有通过大幅提高对这些技能人才的薪资水平，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在经济较发达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尤为明显，这也是导致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总体劳动力价格水平上涨的原因之一。

1.2　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等因素的外部约束

一是国家政策要求提高最低工资。随着我国逐步把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至今，全国先后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平均达20.6％，大多中小企业按照国家的规定，相应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二是新劳动法的颁布助推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要求企业必须为职工购买相关保险、对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合同解除与终止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规定了企业不与员工签合同将赔付双倍工资、劳务派遣工应与其他员工同工同酬等，这也在客观上使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1.3　劳动者素质与维权意识不断提高

一是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价格是由工人为维持其自身及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在参加工作时加大了对自身教育的投入力度，受到教育和培训的年限普遍增加，总体素质有了大幅的提高，因此对工作就要求较高的回报。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待遇等有更多的诉求。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这批农民工从小生活在城市，其价值观念更加现代，维权意识明显提高，他们开始要求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要求更好的待遇以及更高的发展机会，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按照传统方式和待遇水平招聘劳动者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力。

1.4　劳动者通胀预期不断强化要求提高工资水平

受通货膨胀预期因素的影响，劳动者因通胀侵蚀其购买力而相应地要求企业提高劳动力价格，进而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而企业为消化这些成本，又会提高其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推高通胀水平，而此时劳动者会进一步要求企业增加工资，进而进一步加剧通胀水平和工资水平，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近年来，国际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国内资源品价格改革、极端天气频发与较多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价格不断上涨，2010年11月，CPI同比上升5.1％，高于上月的4.4％，创下25个月来的新高，国内面临很大的通货膨胀预期压力，劳动者在通胀预期的作用下，纷纷通过多种方式要求企业增加工资水平，从而提高了劳动力价格。

2、劳动力价格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应

2.1　劳动力价格成本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负面影响

一是直接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劳动力价格实质上是企业的成本。一般而言，劳动力成本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比如采掘业的比重就高达33％左右，由此可见，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将对这些中小企业的利润产生很大的冲击，导致其利润率水平的大幅下降。二是削弱企业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由于在技术、管理和资金实力上都还存在差距，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的成本优势上，而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无疑将削弱这种优势，必将对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产生重大影响，对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三是强化通胀压力。劳动力价格是构成CPI篮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无疑会导致物价水平的提升。

2.2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正面影响

一是有利于中小企业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使得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中小型企业利用机械化和自动化等先进设备替代劳动力投入的成本下降，为其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是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提高和改善了这部分相对低收入水平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即使劳动者能获取更多的自由，也有利于劳动者扩大对自身以及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从而进一步提高其技能水平。三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有利于中小企业走出经营管理“低成本陷阱”，注重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先进的技术，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持续拉动。

3、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的现实策略

3.1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增强政策执行的灵活性

一是出台相关扶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法律法规。劳动密集型企业具有利润微薄的特点，在劳动力价格全面上涨的背景下，政府在遵循市场优胜劣汰规律的前提下，可通过适当的税收减免等优惠的税收政策、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优惠的金融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高其利润率和竞争力。二是提高部分政策执行的灵活性。我国地域辽阔，各

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不尽完全一致，因此在政策执行时应考虑实行差别化的政策，防止一刀切，同时还应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适当地调整相关政策，防止政策执行的僵化。

3.2　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做好公共服务工作

一是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人才流动机制。要积极鼓励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并运用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强化对中介市场的监督管理，提高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的透明度，应强化和完善人才的流动机制。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出台全面、规范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规，切实解决农民工所遭受的就业歧视、欠薪、职业安全卫生差等问题，彻底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三是要加强监控，引导和监督建立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积极指导企业依法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分配共决机制和工资分配监督机制，逐步完善工会制度，积极发挥工会在劳动维权和工资协商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企业工会维权和谈判能力。四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是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根本举措。

从中小企业方面看，要有效应对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就要切实改善经营理念，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技术和知识含量，走专业化人力资本依托型的内涵式、高级化发展道路。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促进技术进步，加快产业升级和转移。一是要以促进技术进步为抓手，抓住资本要素价格相对劳动力价格开始下降的时机，加大对先进机器设备的投资力度，积极消化吸收先进的技术，同时要注重同职业教学学校的合作，培养和引进技术人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将粗放式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为集约式技术优势，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产品(服务)向技术密集型、技术含量高型转变，切实提高产品(服务)的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二是积极实行产业转移。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绝对水平相对较低，在我国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继续延续的良好基础设施、政策环境下，东部有条件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可以将产业向西部转移，通过区域之间的产业承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负面影响。

(2)强化劳动力管理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一是要转变观念，高度重视人才。要正真认识到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源，是企业发展的根基。把人的管理从简单的人事管理上升到现代真正的人力资源管理，充分尊重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切实做好人才开发、使用与管理工作，充分挖掘人的潜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更大的收益。二是要改进劳动力成本管理方法。实施劳动力业务流程自动化技术，对劳动力工作量进行科学核算，使劳动力大到一年的休假时间、小到一天的加班时间，都能完整真实记录，这样既有利于对考核的公正性，也避免减少工资发放存在的摩擦，更好地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切实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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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供求失衡推动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由于乡村城镇化、计划生育等政策效应的长期累积，适龄工作人口增量逐步减少，农村劳动力供给形势出现变化，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扩张明显放缓，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如：2010年环洞庭湖地区乡村从业人口数（指乡村人口中参与经济活动的全部人口数,该指标反映农村中实际从业人员状况。鉴于统计中暂有该项指标，我们用此指标替代农村劳动力数。）为692.1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42.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53.78万人，占比高达9.37%，比2000年上升了1.95个百分点。加之多年来生育率持续保持着0.2%以下的低水平，劳动力人口扩张明显放缓。从需求的角度看，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用工荒”现象开始出现并不断蔓延，推动了低端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农村劳动力需求市场旺盛，总体上呈现出“用工难”的状况。

二是农村劳动力城乡结构性变化带动价格上涨。随着近年来惠农政策的不断推进，农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新生代农村劳动者在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普遍对工作选择、劳动待遇有更多的诉求，更加向往城市生活，更加注重行业前景和个人发展规划，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降低，导致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比例下降，劳动力价格上涨。据监测网点――湘阴县新泉镇荷花村青年胡某反映，虽然目前农村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在农村每月也能挣2500多元，但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农村大中专生，他宁愿暂时拿1500～1600元的月薪到长沙等地做职员，也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等体力活。而且这种就业观念在其同年龄层次中相当普遍。

三是通胀高企拉动劳动力价格上涨。由于近年来物价整体上涨，劳动者因通胀侵蚀其购买力而相应产生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内在需求。同时，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及其稳定上涨的预期，使得农村劳动力价格同步提高。据岳阳市华容县、益阳市沅江市、常德市汉寿县等地的绝大部分调查农户反映，一个三口家庭的基本生活开销由前两年的450元/月涨到如今的600～800元/月不等，水稻价也由70～80元/担涨到了120～130元/担，相比之下，劳动力价格也应有所上涨。此外，前期农村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推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整体抬升了物价水平，反过来又拉动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形成劳动力价格的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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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集聚。但是，城市的高房价成为这些在城市打工但不能成为真正市民的一个重要的障碍[1]。劳动力集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而高房价作为必要的生活成本，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力。在“买房置地，有房才有家”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很多中国居民家庭背上沉重的按揭贷款。虽有了住房，但是由于房屋的不可移动，因此固化了劳动力的分布，制约了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合理流动。劳动力要素的有效流动，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基础。高房价成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进而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商品房整体销售价格持续上涨。四个一线城市更是涨幅惊人，房价年均增幅超过10%。房价的持续上涨引发广泛的“逃离北上广”的讨论。众多学者都支持房价是抑制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分散力，但是，从我国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可以看出，城市依然是吸引劳动力的重要集聚地。虽然一线及热点城市的高房价是大家的共识，且在户籍制度等严格管控方式下，但是常住人口仍然持续攀升[2]。在房价上涨速度远超工资增长速度的情况下，除了房价，还有什么因素与房价共同影响劳动力的城市选择决策呢？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把“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宜居性城市上升到战略高度。目前关于宜居性与宜居性城市的定义仍未统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基本理念，一个城市应当满足以下四个方面要求：一是保证居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不发生大的灾难性事件;二是提供健康的环境，良好的医疗条件;三是在交通设施方面，能够提供快捷舒适安全的出行方式;四是提供舒适、便利的生活条件。进一步的研究增加了城市的宜居性应包含可持续性[3]。开展宜居性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主要有，城市人居环境理论、生态城市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社会理论、安全城市理論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理论。很多学者都认为，对城市宜居性的内涵理解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根据马期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处在不同需求阶段的居民，对于城市的宜居性有着不同的定义与要求，随着需求层次的提高，对城市宜居性的要求也会不断提升。从最初的保证基本生活的吃穿住行，发展到环境友好、和谐、可持续，因此城市宜居性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原理，当经济水平提高，人们在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条件后，更加重视城市的生态环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在进行城市选择时，越来越关注城市应具备居民个人发展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文条件等。

宜居性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城市内部的社区、单个城市、城市群。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单个城市的宜居性。梳理国内外文献，众多学者对城市宜居性的内涵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七个方面[4]：一是健康性，能够远离污染，不能用绿地和新鲜空气换高工资;二是安全性，具备完善的防灾预警系统，完善的法治秩序;三是自然宜人性，有绿地、可接近的水域等：四是包容性，尊重历史和文化;五是生活便利性，公共服务设施健全，医疗、教育、购物等生活设施齐全;六是交通通达性，道路系统完善，通行便利;七是发展性，为个人的就业学习提供发展机会。

1  房价、城市宜居性与工资的内生性关系

为什么不同的城市的房价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最初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公共服务水平，后续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不仅包含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水平，还包含气候、环境、就业率、个人发展机会等。

1.1 蒂布特模型

Tiebout[5]较早关注人口流动与当地公共品供给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蒂布特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具有消費者和投票者双重身份的理性经济人，会根据个人偏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在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收益和税负及居住成本支出之间进行权衡。之后，Oates[6]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在税负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与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正相关。国内的学者基于中国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通过实证发现地方公共支出对房价有促进作用，但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1.2 空间无套利理论

根据城市经济学的空间无套利理论，劳动力在进行区域选择时，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减去住房成本的差被城市的宜居性所补偿，即空间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在城市内部的空间模型中，如果某个区位有特别的好处，那么一定存在着特别的坏处两相抵消，例如市中心的高房价被短距离的通勤所抵消。在跨城市的空间模型中，高收入为高房价或者较低的便利性所抵消。Roback[7]基于空间无套利理论，构建了特征性定价理论，得出城市宜居性的价值体现在城市住房价格中，也就是说城市的住房价格不仅包含了自身属性如建筑结构、装修等，还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 et al.[8]在Rosen&Roback的基础上通过把房地产开发商、劳动力、城市宜居性纳入一个统一模型中，从理论上论证了住房价格、劳动力实际工资、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存在内生性，城市的宜居性补偿了城市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后来的学者多基于Rosen-Roback模型，展开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气候、医疗条件、犯罪率、教育资源、就业前景等都是城市宜居性的具体内容。Rapport发现居民在进行迁移选择时偏好好的气候环境，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好的气候显著增加城市人口密度，也就是说，城市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气候有利于促进人口的集聚。Berger et al.[9]利用城市住房价格和工资方程，检验转型经济中俄罗斯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力实际工资与住房价格的差异可以被体现城市正宜居性的医疗条件、好气候，以及体现城市负宜居性的城市犯罪率、种族矛盾带来的不稳定所解释。通过建立体现消费者不同偏好的住房价格特征模型，实证发现，大城市存在诸如多样性的商品与服务、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正宜居性，同时也存在着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负宜居性;一方面，正宜居性可以部分抵消负宜居性，另一方面，城市负宜居性可以通过城市的现代化管理加以解决，因此大城市的宜居性对人口流入有很强的吸引力。后续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居民在进行城市选择时，大城市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匹配的婚姻市场等对劳动力的流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坏的宜居性如通勤成本、污染等对劳动力流入的负向抑制作用有限。部分学者基于劳动力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劳动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者对宜居性的偏好程度不同，相比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来说，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偏好大城市因集聚而带来的知识外溢性、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

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工资、房价、城市宜居性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好的宜居性对人口流入有较强的吸引力。踪家峰[10]在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Rosen-Roback模型逻辑推演基础上，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的名义工资补偿了高房价，高的城市宜居性补偿了低的城市房价调整工资，高的城市宜居性是促使人们奔向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主要原因，从而利用中国的数据支持了房价、工资、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的内生关系。张波等（2006）提出城市价值包含城市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三个层面的内容，并通过实证发现沈阳市商品住宅价格空间分布特征与沈阳市行政规划空间的各区价值的高低吻合。任宏等（2007）构建了经济实力和生活质量的12个二级指标，从时间视角的研究发现，房价中城市价值的附加值占比越来越大。陆云龙等（2009）认为住房的价值不仅凝聚了抽象的人类劳动，更重要的一部分是来源于城市价值的转移。郑思齐[11]采用中国35个城市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确对城市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支付意愿，宜居性特征越好的城市，房价水平越高。之后，利用中国84个城市的上万个微观家庭样本研究发现，住房成本的均衡水平与城市的正宜居性正相关，与城市的负宜居性特征负相关;对于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群体，高技能劳动力愿意为居住在拥有更高人力资本，更多绿化面积、道路容量和更少拥堵的城市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12]。

综合国内外研究，学者们普遍支持房价、工资和城市宜居性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

2  扩展模型：植入住房部门与城市宜居性

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中，早已将城市宜居性作为影响劳动力效用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基于Krugman提出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CP模型），把住房部门和城市宜居性同时植入核心-边缘模型，探究房价、城市宜居性影响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理。假设经济体只包含北部城市和南部城市，广义工业部门和住房部门，劳动力可以在两个城市间自由流动，广义工业品城市内交易无成本，城市间交易存在冰山成本，住房不可移动。劳动力通过合理配置自身的收入，消费可贸易的广义工业品、不可贸易的住房以及享有所在城市的宜居性，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劳动力效用最大化函数采取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约束条件为 ，其中，U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的效用函数，？兹表示北部城市的宜居性，CM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所消费的广义差异化的工业品数量指数，CH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消费的住房数量。PM、PH分别对应北部城市广义工业品组合价格和住房价格，μ为劳动力在广义工业品上的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W为北部城市劳动力的收入。

最优化后北部城市代表性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引入工业品价格指数，得到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为：

其中，W*是南部城市劳动力的收入，sn表示北部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占经济系统整个劳动力数量的比重，T为广义工业品在两个城市间贸易的广义运输成本，且T>1。

将（3）式代入（2）式，得到包含城市宜居性的代表性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

其中， 采取类似的推理方式，可以求出南部城市代表性勞动力间接效用函数：

其中？兹*表示南部城市的宜居性， 表示北部城市的房价。根据长期均衡条件下，劳动力在城市间流动的决策准则是相对效用的高低，将（4）除以（5），得到相对效用函数为：

将公式（8）式代入（6）并对等式两边求对数，得到：

对 进一步应用泰勒级数展开后化简，则公式（9）变为：

从长期均衡的角度来分析，达到长期均衡时的条件一般是两种状态，一是劳动力在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二是所有的劳动力都集聚在一个城市。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是第一种状态，即劳动力在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也就是说相对效用水平为1，即U=V/V*=1，因此ln U=0。将公式（10）变形后得到如下形式：

等式左边是北部城市劳动力数量与南部城市劳动力数量的比值。因为 ，所以， 可以发现由劳动力效用决定的两个城市的相对就业人数与相对房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向关联，但是与城市相对宜居性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这是本文在高波等[13]研究基础上的边际贡献。

可见，城市间相对房价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劳动力选择在不同的城市居住其住房成本的高低，在工资保持不变或者工资上涨速度低于房价上涨速度时，由于预算约束，促使劳动力流向房价低的城市。但是，除了工资、房价外，城市宜居性也是一个影响劳动力效用水平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越来越重视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包含在人文环境中的公共服务水平、集聚产生的知识外溢、就业的发展空间对劳动有很大的吸引力;包含空气、水等质量的生态环境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城市宜居性的相对提高，对高房价起到一定的抚平效应。这可以解释我国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虽然房价很高，但仍然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的现象。因此，在分析高房价对劳动力流动作用效果时，要考虑城市宜居性对高房价的抚平效应。

3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房价、城市宜居性与劳动力流动

3.1 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房价与劳动力流动

对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展开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通过本地市场效应、生活指数效应、市场拥挤效应从理论上阐述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以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假设经济系统只有两个区域，北部和南部;两个部门，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两种劳动力，工人和农民。广义工业品在区域内交易无成本，在区域间交易存在冰山成本;农产品在区域内和区域间交易均无成本;农民不可以流动，工人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由于随机的外部干扰，假设工人向南部集聚，就会扩大南部市场规模;由于广义工业品在区域间贸易存在冰山成本，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下向市场规模大的南部集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企业在南部的集聚，增加了差异化产品的种类，降低了广义工业品的价格指数，在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降低了南部市场的生活成本指数;在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人在外部干扰消失的情况下，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下进一步向南部集聚，加大南部市场规模。南部市场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效应，吸引企业的集聚;而企业的集聚，进一步降低南部的广义工业品的价格指数，生活成本指数效应增强，吸引更多工人集聚。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指数效应互相作用，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在解释劳动力流动时的欠缺在于没有考虑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住房因素。Helpman将住房部门植入CP模型，取代了农业部门，构建了krugman-Helpman模型。该模型中，在外部干扰作用下，工人向北部集聚将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吸引企业集聚的本地市场效应，二是在住房供给受限的情况下，推高住房价格，产生住房拥挤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增加差异化产品的种类，降低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但是住房拥挤效应推高房价，因此北部市场的完全价格指数的升降由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和住房价格共同决定。Helpman由此得出，偏好多样性差异化产品的工人留大城市但是需要忍受高房价，不能忍受高房价工人则搬到房价低的中小城市。Helpman通过构建krugman-Helpman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房价与工人流动之间的关系。后来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而且后续学者的研究发现，适宜的气候、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设施、更匹配的工作机会也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

3.2 城市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力空间均衡

空间无套利理论是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根据空间无套利均衡理论，空间位置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因此从长期均衡视角来看，劳动力的工资和空间位置的便利性，再扣除房价后，每个区位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Rosen&Roback基于空间无套利理论，构建了特征性定价理论，得出城市住房价格中隐含了城市宜居性，也就是说城市的住房价格不仅包含了自身属性如建筑结构、装修、楼层、朝向等，还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在Rosen&Roback的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劳动力、厂商、住房部门的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城市宜居性、住房数量、其他产品数量的基础上构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在这个模型中，城市宜居性、房价、劳动力工资三者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房价与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城市的宜居性上。我国学者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发现居民对高的城市质量有显著的支付意愿、城市房价与宜居性正相关。

3.3 将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

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城市宜居性是影响消费者效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忽略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可能是有偏的。因此，将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发现由劳动力效用函数决定的两个城市的相对就业人数与相对房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向关联，但是与城市相对宜居性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也就是说，高的城市宜居性有助于劳动力的流入，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即高房价对劳动力的流入的抑制作用部分被城市高宜居性所抵消。高宜居性，一方面提高了適于居住的环境和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隐含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发展空间，对劳动力的流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工资等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房价持续上涨，推高住房支出占比，高房价是劳动力集聚的重要分散力。根据消费者效用函数，高宜居性通过提高劳动力效用水平，因而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是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一种重要集聚力。

4  政策建议

城市宜居性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效用水平，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可以吸引劳动力的流入，促进产业集聚。城市宜居性水平的高低将影响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大小，进而改变均衡结果。在工资和房价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边缘区可能凭借提高城市宜居性吸引劳动力的流入，引发产业集聚，核心区也可能因为城市宜居性的下降而导致劳动力的流失和产业过度转移。随着交通运输和贸易成本的下降，“广义运输成本”逐渐接近成本临界点，劳动力更加重视充分的、均等化的公共资源配置。而在我国城市建设与公共资源的配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规模越大，级别越高，越容易获得大量的公共资源配置，越能集聚人口。因此，加强中小城市宜居性的建设是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改变城市劳动力供给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的重要手段。

4.1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篇5

一、引言

自1978年以来，我国已经发生过几次较为严重的通胀。第一次高通胀期（1985 ～1989年）——“价格闯关”所致的政策性通胀。[1]第二次严重的通胀（1993～1995年）——投资主导的投资消费需求双拉动型通胀。第三次严重的通胀（2007～2008年）——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推动。最近一次，也即2010～2011年严重的通胀，而关于其推动因素，至今也难见一致说法。尽管这几次通胀都发生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但每次通胀所面临的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却不甚相同。尤其是近些年，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更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环境等成本上升压力越来越大。其具体表现在，首先，我国住房、医疗、教育改革迫使居民生活成本出现持续性上升，长期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部分地区出现用工短缺，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福利改革举措的推进等一系列因素促使我国劳动力成本出现快速上涨。来自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自1999年至2007年，扣除物价因素后我国劳动力实际工资增速为12.95%。事实上，从图1来看，1998-2010年间，我国城镇单位职工人均工资指数也都保持着二位数的增长率，由此看来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其次，近些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性上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节能减排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措施的实施，都使得企业面临着日趋增长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上升压力。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政府、居民和企业正面临着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往的日趋频繁化，国际输入型成本对我国通胀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其中，国际大宗商品及国际原油价格的快速上升对我国成本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近些年，特别是2006年超预期的全球经济增长，使得供给严重不足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持续走高，而我国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其价格持续大幅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国内，从而导致我国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胀；另外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对国外能源和原油的依赖程度也明显提高，从图2可以看出，特别是1998年后，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保持较快的上升趋势，2009年甚至超过了50%。显然，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也对我国通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成本影响。

针对诸多内忧外患的成本压力，成本推动型通胀因此成为近些年来学术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因此，针对通胀成本推动因素的研究也随之展开。

二、文献综述

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研究，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767年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关于通胀理论的研究。200多年来，国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例如，Selden（1959）从交易方程式出发的研究，指出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上升需要通过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和交易量等中间变量发生作用，同时通过相关的检验发现，1955-1957年成本因素对美国通胀的作用力十分有限。[2]Kalecki（1971）对成本和价格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垄断程度越高，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越小，成本对通胀的传导渠道越畅通。[3]Mishkin（1984）使用总供需模型对成本推动型通胀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成本冲击之所以导致通胀，是由于政府在面临成本冲击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Kojima等（2005）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中国的工资与通胀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指出1978-2004年间我国工资上涨可能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因素。[4]

而对于国内关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有，金重仁（1987）对成本转嫁现象的研究。[5]赵昕东（1998）利用主成份方法分析了1978-1998年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对中国通胀的贡献率。[6]朱启贵（2011）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1992年以来国际油价向中国通胀传递的特征，发现国际油价向中国通货膨胀传递系数随着时间而渐进变化等。[7]范志勇（2008）关于超额工资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研究，发现2000-2007年间，货币供给而非超额工资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8]

纵观已有研究，学术界已经对通胀的成本推动型因素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其中关于输入性成本因素对国内通胀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通胀成本因素在区域上的差异，还需要做一些深入的探索性研究。本文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通胀成本推动因素的分析，综合国内外双重因素，以传导机制和地区差异等为视角，对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以期更加全面、深入地展现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特征。

三、模型、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的选择及模型的设定

结合Machlup（1960） [9]、Makochekanwa（2007）[10]、Javed.Z.H等（2010）[11]、厉以宁（2011）[12]、桑百川（2008）[13]等的分析，本文选择的成本因素为：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供给冲击等。另外，本文在将通胀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模型的同时，也将其滞后期作为重要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以凸显通胀的惯性特征。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含有因变量滞后期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上述方程中，被解释变量为CPI，代表通胀率水平，CPIt-i表通胀率水平的第滞后i期项，h和k均为相应项的最大滞后阶数。RE是反映工业企业作为中间投入所支付的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统计指标，是扣除工业企业物质消耗后的主要成本，以反映企业中间投入生产要素成本。WGI代表企业劳动力成本。参考Kojima等（2005）[4]、志勇（2008）[8]的研究，此处用按行业分地区职工平均名义工资（以下简称工资）反映企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以作为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代表性变量 。

另外，本文进一步对一些重要的输入型成本因素给予考虑，并建立下列模型。

上述方程中，CRB（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为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综合指数（以下简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根据纪敏、陈玉财（2011）的研究，本文选取CRB作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反映重要的输入型成本因素或供给冲击型因素。POIL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考虑它们对国内通胀的传导作用，本文同时选择WGI和RE作为其传导变量。另外针对变量间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使用的动态面板数据能够从时间和截面构成的二维空间来反映数据的变化规律，以控制个体异质性、减少回归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于模型（2）中的交互乘积项] ，主要是为了结合面板数据来考虑输入型成本因素对我国通胀的影响。其中交互乘积项的系数，例如δ度量CRB通过劳动力成本WGI对通胀的传导作用，再如λ度量国际原油期货价格CRB通过WGI对通胀的传导作用。这些交互乘积项是以CRB和POIL对CPI的传导机制为基础设立的，同时也可以对有关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二）估计方法

由于模型（1）（2），即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使用了CPIit-1作为重要解释变量，使得其与一般面板数据模型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选取一步系统GMM法，在Stata11.0中嵌入“xtabond2” [14]程序进行参数估计。另外，为确保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稳健型，系统GMM估计一般需要做两种主要的检验：（1）过度识别检验。检验过度识别的矩函数中工具变量是否联合有效的检验被称为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常用的有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为了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在采用Sargan检验的同时，适当参照Hansen检验。（2）随机扰动项序列相关检验。在随机扰动项vit同方差的假定下，一次差分后的随机扰动项只存在一阶自相关（即AR（1））。如果随机扰动项vit随时间存在序列相关，那么系统GMM的估计量就是非一致的，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研究，以便选择合理的工具变量。

（三）数据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996-2010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其中海南和的数据存在部分缺失，已从样本中删除），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企业中间投入生产要素价格指数、工资等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指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等变量分别来自于南华期货-博易大师软件和路透社RJ/CRB网站。另外，所有数据均为上年同比增长率数据，因此无需再进行季节性调整。

四、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1.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实证分析结果

对于模型（1），本文使用一步系统GMM估计，同时对其过度拟合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1。

表1报告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首先从各地区通胀的惯性来看，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通胀惯性更为严重，而中部地区的通胀惯性相对较小。其次，不论是中、东、西部地区，或全国范围来看，企业购进价格和工资均对通胀有较大影响。但具体地，从全国范围来看，工资对通胀的影响程度明显超过企业购进价格这一成本；另外，就东部地区来看，两要素成本对通胀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西部地区的企业购进价格和工资对通胀的影响更加显著，后者较前者高出65.5个百分点，不过这一结果仍低于全国范围内的80%。通过上述的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劳动力工资对通胀的影响程度已经超过企业中间投入生产要素价格。

2.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输入型成本因素对我国通胀的影响，本文再对模型（2）进行估计，其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企业原材料投入成本不再对通胀造成显著影响，而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名义工资依然对通胀形成较大压力，这与Kojima等（2005）[4]对中国的研究结论极为相似。另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能通过企业购进价格对通胀进行有效传导；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则难以通过企业购进价格对通胀进行有效传导，但却能通过劳动力成本有效地推动通胀上涨。

从国内和国外输入型的成本因素比较来看，国外输入型成本因素对我国通胀已经造成较大压力。

其次，从东、中和西部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来自劳动力成本的通胀压力明显超过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压力较小。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通过生产要素价格传导到中部CPI的路径并不畅通，但却对东、西部地区有显著影响。另外，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通过工资对三大地区通胀形成传导作用，但三大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并且这种传导具有大约一年的滞后性。另外，对于通胀的惯性，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东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小。由此可见，三大地区通胀的推动因素及其对通胀的传导作用存在较大的差距。

3.两种结果的对比分析

结合表1和表2来看，我们发现企业生产要素价格对通胀的影响主要源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作用，而要素价格本身对通胀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另外，劳动力成本对通胀的影响较为显著，但与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不同的是，它对通胀的影响主要源于国内劳动力成本本身，输入型因素只起到辅的推动作用。

（二）对估计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从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通胀因素开始呈现出国内外的双重压力。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特征较为明显，同时还呈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性。

首先，对于劳动力成本对通胀的推动作用而言。中、西部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其通胀遭受劳动力成本推动的特征较为明显。因此，其结果是企业可能会通过不断提高产品价格而导致通胀的加速，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拉大趋势。长此以往，这对缩小地区经济水平差距将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对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通胀的传导而言。我国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其价格的上涨必然对国内通胀产生较大影响。但实证分析中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中部地区通胀具备较强的对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能力，而东、西部地区通胀却遭受较为严重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冲击，这种显著差异是必然还是偶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本文认为，这一现象可能与中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产品、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有着密切联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中部地区并没有有效地解决东、西部地区对大宗商品超额需求所带来的问题。

最后，对于国际油价通过劳动力成本传导到国内通胀而言。这可能是由于国际油价上涨增加了职工的生活成本，而职工又倾向于提高工资，结果是企业在提高职工工资水平的同时，相应地提高了产品价格而导致通胀的发生。如果其间关系得以成立的话，则对于那些没有工资或工资收入较少的人而言，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增加的后果将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农村居民，他们处于社会生活的低层，而且所得的工资性收入相对较少，其结果是他们只能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应对通胀。因此，政府有必要对那些主要靠非工资性收入生活的居民进行相应的补贴，以帮助他们应对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冲击。

五、结论

本文利用1996-2010年的历史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型因素、传导机制和地区差异等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主要结论如下：

1.关于通胀的成本因素及其传导机制

第一，劳动力成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是诱发我国通胀的两大主要成本因素，但国际油价也会对国内通胀形成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主要通过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传导到CPI，而且存在大约一年左右的滞后效应。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主要通过劳动力成本推高国内通胀。

2.关于成本推动型特征的地区差异

我国三大地区通胀的成本推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西部通胀来自劳动力成本的压力最为严重，而东部地区压力则相对较小。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工资与东部地区存在追赶效应，结果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性上涨而推高经济水平不发达地区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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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技术进步；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

Key words： technology progress；value of labor force commodity；increasing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6-0162-02

1 技术进步使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的机理分析

1.1 劳动力商品价值模型 劳动力即劳动能力是蕴藏于鲜活人体中的体力与智力的总和。作为一种商品，它的生产也需要投入相应的资源，这些资源构成了获取劳动能力的成本。劳动力存在于鲜活人体中，而人体是个耗散结构，要源源不断的得到劳动能力，就需要投入相应的资源，因此，“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就是维持、恢复和延续劳教者的体力和脑力”。“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时间，可化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1]。生活资料的价值除了能维持劳动者本人的生活需要以外，还必须能够养育劳动者家属所需的生活资料，即“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总和，要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最后，劳动者从事工作需要一定的技能和技巧，为此需要一定的教育和培训，而这要有教育经费支出，“这种教育费，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2]。因此，劳动力商品的获取成本是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培训费用的函数。如果用V表示劳动力商品形成成本，那么V=∑PiQi+E，其中P、Q、E分别是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格、数量、及劳动力所付出的教育培训费用。i代表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种类。

1.2 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各构成因素随着技术进步的变动趋势 随着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中应用，会导致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致劳动者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呈现出的经济现象是劳动者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格会降低，即P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有降低的趋势。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种类和同种生活资料的数量会增加，即i和Q会增加。

技术进步及其在生产、生活中应用，使得社会知识存量增加，劳动者成为合格劳动力所要掌握最低的技能水平提高，由于要掌握最低技能水平提升，劳动者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进行学习和吸收，因此，其教育培训费用也会增加，即E会增加，这一点，表现为社会现实即是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及不断的学习与培训。

1.3 劳动力商品价值随技术进步而上升的机理 随着技术进步？仔及其引致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劳动力成本决定因素里，既有促使劳动力商品价值下降的因素，即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值P；也有上升的因素，即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数量Q和教育培训费用支出E，两种变动趋势相反因素的影响，必然使劳动力商品价值呈波动式变化。

在劳动力商品价值决定模型中，一方面促使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的变量多于使其下降的变量，另一方面，从变动的程度来看，随着技术进步，劳动者需要掌握的最低基本技能会越来越多，所以教育培训方面的支出即E的增加幅度会越来越大；而消费资料的生产需要资源的投入，其价格P下降的最低界限不能低于其生产成本，所以，其下降的程度毕竟有限。所以，在某一时期，劳动力商品价值会下降，但总体趋势会上升。但其上升不会是直线，而是波动式上升。

2 技术进步使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的实证分析

2.1 指标确定

2.1.1 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确定 劳动力商品价值V=∑PiQi+E，因此，确定劳动力商品价值也就是计量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与教育培训费用支出之和。由于不同类型劳动力所实际消费的生活资料的种类和数量不同，教育培训费用支出量也不同，所以，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及教育培训费用支出用社会平均值表示，即劳动力商品价值用社会平均的劳动力商品价值表示。

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格总额包括劳动者本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养育家属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一定时期全体劳动力所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可用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确定。人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必须用收入购买，而只有就业人口有收入，所以，单个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总额可近似用就业人口平均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格总额代替，即∑PiQi=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就业人口。

劳动力所需要的人均教育培训费用可用教育经费与经济活动人口的比值表示。这里只所以选择经济活动人口作为计量人均教育经费支出，是因为经济活动人口是占用教育经费的主体。

因此V=（社会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就业人口）+（教育经费/经济活动人口）

2.1.2 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可用多种指标来衡量，本文使用R&D经费支出代表技术进步的程度。

2.2 技术进步使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的实证分析

以R&D经费支出为自变量，以劳动力商品价值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琢＝000；F＝1062.436；R2=0.983；？茁=2.969；？琢=000，说明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商品价值统计相关，并以100%的把握通过假设检验；F=1062.436说明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商品价值二者所形成的回归方程的线性关系显著；R2=0.983，说明技术进步能解释劳动力商品价值变动的98.3%；？茁=2.969，说明技术进步一个点的变动，会引致劳动力商品价值2.977个点的变动，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商品价值同方向变动。我国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商品价值回归分析结果支持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力商品价值上升的假设。

3 结论和意义

3.1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上升 经济理论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商品价值会降低，这对于物质性产品而言是确实如此。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对于劳动力商品价值的影响却是个例外，劳动力商品价值不是随其下降而是上升。经济理论之所以把劳动力商品价值随劳动生产率的变动等同于一般物质商品，原因在于在论证与应用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构成要素时，产生了偏离。马克思经济理论在论证劳动力商品价值构成要素里时，认为劳动力商品价值构成要素有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培训费用支出等，但在实际应用时，把教育培训费用支出忽略了，仅考虑生活资料的价值，就是这样的忽略，才得出商品价值随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下降的普适规则。教育培训费用纳入到劳动力价值构成要素后，机理与实证分析都显示劳动力商品价值随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升高。这是一个理论上的突破。

3.2 工资下降刚性 工资下降刚性是指劳动力商品的工资只能上升不能下降的特性，对于这种现象，西方经济理论有内部人—外部人模型、合同与长期关系理论、效率理论等理论解释了此现象。这些理论都是从劳动力商品的外在因素出发，而没有就劳动力商品本身的价值考虑，其实，从劳动力商品自身形成成本出发考察，对此经济现象的解释力更强。技术进步与劳动力形成成本成正方向变动，随着技术进步、获取劳动能力的成本会不断提高，劳动力商品形成成本决定了劳动力工资最低限度，最低限度的提高，必然推动工资的提高，工资下降不可能低于其劳动力商品的成本，而劳动力成本随着技术进步一直在攀升，这样形成了工资的硬支撑，这种支撑一方面阻碍工资的下降，一方面推动着工资的上升，从而形成了工资下降的刚性，即只能上升，不能下降的特性。

3.3 工资的国民差异 在不同国家之间，工资有着差异，一般而言，发达国家工人实际工资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工资，这种现象称为工资的国民差异。对于此现象，相关解释理论也很多。从劳动力商品形成成本随着技术进步上升这一角度理解，工资的国民差异是经济技术发展差异的必然结果。世界经济、技术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对应的获取劳动能力的成本也不同，工资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价格是商品内在成本与供求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不同国家劳动能力获取的成本有差异，作为反映劳动力商品内在成本的工资，必然会因成本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来。发达国家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都要比发展中国家高，那么其国的劳动力商品价值也相对其它国家为高，由劳动力商品价值折射出的工资也比其它国家高则成为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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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工资价值导向是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能否反映劳动力价值，决定着人才资源流动的方向。

1、工资价值导向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要求商品的价格必须反映商品的价值。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格——工资同样必须真实反映其价值。如果劳动力的价值得不到合理的价格反映，建立在基础上的劳动关系不可能巩固。劳动力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必然向着能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方向流动。市场经济中人才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到工资福利、劳动条件、个人志趣、人际关系等劳动者自身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中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的货币表现形式，体现劳动者的物质利益，起着引导劳动者主观流动的作用。

2、人才资源配置的基础人才资源合理配置的含义是将合适的人才安排到社会需要的岗位上。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保证这些岗位能够提供合理反映劳动力价值的价格—工资。只有在劳动力的价值能够得到合理价格体现的情况下，人才资源才能按照价格机制的作用规律向这些岗位流动。如若不然，人才资源不仅不可能流向这些岗位，反而会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从这些岗位流失。

二、工资的供求导向是调节人才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

所谓工资的供求导向是指工资作为劳动力价格，反映着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影响劳动力资源在不同行业、岗位之间的配置。

1、工资供求导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总是向着能提供较高价格的方向流动。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也不例外。当某一行业，某一岗位的劳动力价格较高时，劳动力资源将会大量涌入这一行业和岗位；而当劳动力价格较低时，劳动力资源又会相继离开这一行业和岗位。基于工资价格形式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不同数量表现，就为劳动者而言工作的选择提供了特殊的价格信号。依据这一特殊的价格信号，人才资源按照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得以配置。

2、特殊地区工资人才资源配置国家在边远地区设立艰苦地区津贴，对于苦、脏、累、险行业及岗位设立艰苦岗位津补贴，在工资上实行倾斜政策，通过工资的供求导向引导人才向这些地区和岗位流动，保持现有人员的稳定。

3、工资分配在人才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市场经济规律在工资分配上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工资必须能合理反映劳动力价值，即劳动者所提供劳动的质和量必须得到合理的工资体现。这就要求在工资分配中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一原则，确定职工工资时，主要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按劳分配不仅体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基本精神，而且保证了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能得到合理体现，为人才资源在工资这种特殊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进行合理配置。

三、案例

某单位利用工资的调节职能，稳定了人才队伍。使企业充满了活力。主要做法是：

1、坚持制度创新，转变观念，制定了《项目、创新、贡献分配办法》，从制度上保证了分配的公平性、公开性，公正性，得到了员工的认可和支持，劳动效率显著提高。

2、调整分配重点，拉开分配差距。将原来的分配重点向苦、脏、累、险岗位倾斜，调整增加经营管理、技术等关键人才收入为主，突出管理、技术、知识的作用，分配上不搞平均主义，拉开分配差距，真正做到贡献大收入高。

3、实施技术要素参与分配，极大地调动了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他们的知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增强了企业竞争能力。

篇8

对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研究中,日本和韩国的历史经验常常被提及。通过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宽口径就业数据和人口数据对我国的失业率进行测算,并且比较日本、韩国处于刘易斯拐点的时期的失业率情况,可以测算我国失业率水平在7%左右,同日本、韩国处于刘易斯拐点时期的1%至2%的失业率水平差距较大,因此不能简单套用日本和韩国的经验。未来两年我国来自劳动力价格的通胀压力应该仍然是相对温和的,从2010年末到2011年不会发生突变,影响2011年价格水平的主要因素仍然是农产品因素。

基于统计局宽口径就业人数进行失业率测算的方法

我国当前在就业情况统计中存在多种口径,其中统计年鉴上的就业人员是最宽泛的口径,指在16周岁及以上、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这一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其次是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时的从业人员,其定义为2008年12月31日在第二、三产业单位和有证照的个体经营户在岗的从业人员,未包括上述范围之外的从业人员。再次是2008年普查中的单位从业人数,应该是剔除了第二个口径中有证照的个体户之后的从业人员。第四个口径是职工,指在国有、城镇集体、联营、股份制、外商和港澳台投资、其他单位及其附属机构工作的人员。

本文对失业率的推算中,就业人数分子选用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最宽口径的就业人员数据,而劳动力人口分母为16〜59岁(含16岁、59岁)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其计算公式为:劳动力人口=[(16〜59岁人口)-在校大学生-在校高中生]×(1-丧失劳动力残疾人占总人口比例) 。结果显示我国失业率的大致水平在过去几年保持在7%左右。

严格来说,用来估算劳动力人口的分母应该是有就业意愿的劳动力总量,其数量上会比劳动力人口总量小一些,这样可能造成7%可能高估了实际的失业率水平。这和我国4%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率相比,7%并不是一个很夸张的水平,而且在农业就业人口等方面还存在其他隐蔽性失业的可能。

日本和韩国在经历刘易斯拐点时期均呈现出失业率下降

市场比较关注的劳动力供给案例包括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日本,以及80年代到90年代的韩国,认为这两个经济体在这两段时期经历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价格出现了快速上涨。从失业率的情况来看,日本在当时失业率从2%下降到了1%,韩国失业率从80年代的4%下降到了1995年的2%,这两个经济体在经历刘易斯拐点时期所表现出的失业率的下降,同这一阶段劳动力供给相对紧张、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

日韩相应时期失业率下降和近年来中国7%的整体失业率水平完全不同。尽管当前中国出现了部分结构性的劳动力供给压力,但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将全面快速上涨。考虑到中国当前整体7%的失业率水平,2011年中国的整体劳动力价格应该仍然保持温和。另外,日本在70年代转型后失业率明显上升,韩国在1998〜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失业率水平也高于90年代。日韩的发展经验也表明,结构转型将带来失业率的上升。

谈论劳动力价格走势需要兼顾人口结构和失业率因素

当前中国高失业率和媒体报道的薪酬大幅上涨似乎是一对矛盾的现象,而事实上却不该简单地得出劳动力价格将持续快速上涨的结论。统计局公布的上半年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0.2%,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12.6%。是否出现失业率水平下降应该是关注是否将出现劳动力价格大幅上升的一个辅助指标。

7%的失业率估计可能仍然是低估的

尽管7%的失业率水平相对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数字,但是这一数据仍有被低估的可能,主要是因为,从事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隐蔽失业的。

农村隐蔽失业的失业率可能在9%左右

假定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中有1/3左右的人仅从事少量农活 ,即可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人数,这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中,有相当一大部分在本地从事非农业工作,按照统计局农调司的数据,2008年本地农民工为8501万人。因此,实际的农村隐蔽失业人口为以下计算公式:农村隐蔽失业人口=农村劳动力的1/3 - 本地农民工。

从2008年数据为可以看出,2008年我国劳动力人口83394万,就业人口77480万,本地农民工人数为8501万,农村隐蔽失业人口1773万,长期失业率为7.09%,而含农村隐蔽失业的长期失业率为9.15%。

对外出农民工数量的估计

另一个有趣的结果是,如果用劳动力总人数×农村人口占比来估算农村劳动力人数,而再用外出农民工=农村劳动力人数-第一产业就业人数来推算外出农民工数量,结果显示2008年中国外出农民工总量约为1.46亿,这一结果和统计局农调司所估计的1.40亿相吻合,加上本地农民工8500万,总的农民工数量约2.25亿。

从日本韩国经验看高失业率和高工资涨幅并存的情况很少见

不论是日本的数据还是韩国的数据均显示,失业率和工资涨幅之间的关系和菲利普斯曲线理论十分吻合,持续的高工资涨幅仅仅是发生在低失业率的情形下。尽管上世纪70年代中期存在高失业率和高通胀水平共存的时期,但这一问题应该是和当时的供给冲击和政策应对失误有关。在政府政策不出现明显失误和没有大的供给冲击下面,考虑中国7%的失业率水平,要出现持续的快速劳动力价格上涨应该是个小概率事件。

应该看到,中国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局部和特别时段的劳动力短缺,这种短缺更多的是结构性的因素或者是因为一些制度性的因素造成的,例如社会保障制度和户籍制度的缺陷使得农民工春节的回流造成每年春节后沿海地区的劳动力短缺;此外一次性的工资修正和持续的工资上涨机制对通胀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篇9

中图分类号：F2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3547（2015）12-0053-04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我国蔬菜播种面积和产量均为世界第一，2013年蔬菜播种面积为6.198万hm2，产量266.86万t，是名副其实的蔬菜大国，蔬菜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众多省市县的农业支柱产业。

了解我国蔬菜生产成本与经济效益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促进蔬菜产业进一步持续稳步快速发展。李崇光等[1]认为，蔬菜生产经济效益较高，以2009年为例，蔬菜产业对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贡献800元，比同时期粮棉油等效益高出2～10倍，但我国蔬菜生产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蔬菜生产规模较小，具体表现为资金、技术投入不足，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蔬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不利于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推广应用。卢中华等[2]认为，所谓蔬菜产业的生产效益即区域内蔬菜生产的销售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差值，其中总收入为产量和价格的乘积，总成本为生产、运输和交易成本，由此认为，对上述内容产生影响的因素就是影响蔬菜生产成本效益的因素。吴江等[3]通过对山东和宁夏地区种粮收益情况分析认为，影响种植业收入的主要因素有种植面积、农技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其中种植面积对收入影响最大。众多研究表明，农业科研投资收益虽然呈现递减趋势，但其回报率依然较高，且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势在必行。现有研究为蔬菜生产成本和效益提供了众多信息，然而大部分的研究停留在对蔬菜生产成本的统计描述分析上，缺少必要的计量分析，例如王燕等[4]根据劳动力特征、种植规模、地理位置、栽种方式等因素对温州地区蔬菜生产效益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地理位置、年龄、受教育程度和种植规模等对蔬菜经济效益的作用，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合理化建议。本文结合统计和计量方法，为蔬菜生产成本、效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

本文调查数据来源于全国70个蔬菜观测点的3 689份蔬菜生产及收益数据。

1 蔬菜生产状况及成本效益分析

1.1 蔬菜种植规模

由表1可知，此次调查中，农户蔬菜生产规模0.33 hm2以下的占64.84%，0.67 hm2以下的占82.27%，说明当地蔬菜种植呈现细碎化现象，多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

1.2 蔬菜生产成本结构

本文调查数据中的成本主要包括劳动力成本和种苗、农药、化肥等物资成本。其中成本按照如下分类：物资成本（种苗、农药、化肥、地膜、燃料、灌溉、工具材料）、人工成本（劳动力投入和劳动力价格）、农家肥投入。根据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取其生产成本的平均值，可得当地蔬菜种植的生产成本构成。

由表2可知，在全国蔬菜生产中，人工成本占据了较大部分（73.66%），这和近几年劳动力成本上升有关。物资成本中化肥、农药、种苗等占据了较大比例，其中化肥的使用量超过了农家肥的使用量。

1.3 蔬菜生产的经济效益分析

调查发现，农户每667 m2蔬菜净收入的平均值为2 304元，中位数是1 666元，这说明本地区的蔬菜生产平均效益较好，但纯收益不高，其主要原因是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这与我们选择的计算方法有关，在计算劳动力价格的时候，采用的是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价格，即用非农就业工资水平计算从事农业劳动力的价格，可能导致了系统性的偏差，但是能够在劳动力工资水平上涨的背景下，体现出蔬菜生产纯收益空间日益压缩的事实。

2 蔬菜生产投入产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2.1 蔬菜种植规模对蔬菜投入产出的比较分析

将蔬菜生产的规模进行了划分：1=小规模[0～

3 335 m2），2=中等规模[3 335～6 670 m2），3=大规模[6 667～13 340 m2]。对照分类的投入产出（表3）可以看出，随着蔬菜种植规模的扩大，每667 m2总成本递减，而每667 m2的纯收益递增，存在着规模效应。在小规模蔬菜种植的时候，由于存在类似“内卷化”情况，每667 m2的劳动力投入过多，农家肥也可自给自足，所以二者的利用较中等规模多；中等规模蔬菜种植中，劳动力和农家肥的投入相应减少，即随着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效率得到充分发挥；在大规模的蔬菜种植中，由于规模较大，可能存在着雇佣劳动力并且大量购买农家肥，减少化肥使用情况等，相应的每667 m2物资费用则随着规模递增而减少。

2.2 调查数据的建模分析

①模型建立 采用C-D生产函数模式：Y=

A（K1α1……K5α5） LβFγMδ，其中，Y为蔬菜每667 m2产量，K1为种苗投入，K2为农药投入，K3为化肥投入、K4为地膜投入费、K5为其他物资投入（工具材料费、燃料动力费、灌溉费）；L为劳动力投入，F为农家肥投入，M为蔬菜种植面积；α1……α5、β、γ、δ是各要素的弹性指标。

对上述公式两端对数化处理得到新的模型：LnY=lnA+（α1lnK1+……+α5lnK5）+βlnL+γlnF+δlnM。

②结果与分析 用SPSS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由表4回归结果可知，常数项、劳动力投入、化肥投入、农家肥投入和种植面积等通过检验。结合系数可以反映农家肥投入的贡献率达到了40.6%，化肥的贡献率达到了33.3%，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达到了18.0%，种植面积的贡献率达到7.6%，这说明当地的蔬菜生产更多地依靠肥料和劳动力精耕细作进行蔬菜生产。

③蔬菜种植收入影响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通过整理问卷，将影响蔬菜种植效益的因素分为3类：农户特征、要素投入和规模因素。其中农户特征包括农户的年龄、家庭劳动力人数和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要素投入包括种苗投入、农药投入、农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燃料动力费、灌溉费、其他费用；规模因素包括蔬菜种植面积。设蔬菜收入Y为因变量，其余影响因素为自变量，年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投入、种苗投入、农药投入、农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燃料动力费、灌溉费、其他费用和蔬菜种植面积分别用X1～X12表示，且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为线性关系时，多元线性的回归模型为Y=δ1×X1+δ2×X2+δ3×X3+δ4×X4+δ5×X5+δ6×X6+δ7×X7+δ8×X8+δ9×X9+δ10×X10+δ11×X11+δ12×X12。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5。

该模型F值为125.837，模型整体显著。表5中3种类型的影响因素中，农户特征中只有劳动力人数对生产效益呈显著正向影响，其余2个因素影响不显著。投入要素中，所有的要素均显著影响蔬菜生产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农药投入和燃料动力费呈显著负向影响，即农药使用和燃料动力费越多，蔬菜种植的收益下降，可能是因为现阶段蔬菜生产过程中存在过度使用农药和能源等行为，提高了蔬菜生产成本，使得蔬菜生产收益下降；化肥和农家肥的投入能够增加蔬菜产量，对蔬菜生产效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种苗投入、地膜和灌溉投入等对蔬菜种植效益也有正向影响，说明蔬菜生产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的产业，这个结果与预期相符。蔬菜种植面积与蔬菜收入成显著正相关，说明蔬菜生产具有规模效应。劳动力投入对于蔬菜的收益也有显著正相关，说明蔬菜生产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意味着更多的收益。另外，我们看到技术服务费对蔬菜的生产效益有21.5%的贡献率，说明科技投入对提高蔬菜生产效益有积极作用。

④小结 通过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我国蔬菜生产的贡献要素主要是肥料，即农家肥和化肥等，蔬菜产量的提高与化肥和农家肥的大量使用密不可分。但是农家肥的贡献率高于化肥的贡献率，可能是因为农家肥的价格低，而化肥价格上涨，促使菜农更多地使用农家肥。另外，劳动力的投入也是蔬菜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说明了我国的蔬菜生产依旧是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除此之外，种植面积对蔬菜生产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目前我国蔬菜种植面积普遍较小，因此，建议扩大蔬菜种植规模，以形成规模效益，从而提高蔬菜生产的产出。

3 结论

综合调查样本统计数据的建模分析和数学计量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①蔬菜种植在农民收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蔬菜的生产成本构成中，除了物资投入，劳动力成本占据较大的比重，这和目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有着较大的关系。由于农户的自我雇佣比较普遍，蔬菜种植的现金收入还是比较可观。

②我国的蔬菜生产仍以小规模的生产为主，种植面积普遍较小。同时，蔬菜产量的增长依靠肥料等生产物资投入增长、劳动力密集使用。要提高当地蔬菜的产量，也可以通过增加种子和技术等要素的产出贡献来实现。

③对蔬菜生产效益影响最为显著的因素主要有劳动力投入、种苗投入、化肥投入、农家肥投入、地膜投入、灌溉费、技术服务费、其他费用和蔬菜种植面积等因素。通过问卷调查得知，自然灾害对我国蔬菜生产效益影响较大，蔬菜种植技术、商品化程度、蔬菜销售渠道等对我国蔬菜的生产效益也有较大的影响。蔬菜种植效益的增加除了要求合理分配投入要素外，还需要关注社会环境对蔬菜生产效益的影响。

4 建议

①推进土地流转，使蔬菜种植具备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从而降低平均固定成本，增加收益。

②加大蔬菜生产者的资金支持，解决蔬菜生产的资金限制，进一步改造传统的蔬菜生产模式，使蔬菜生产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土地集约型生产方式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

③改进和推广蔬菜种植技术，提高科技进步在蔬菜生产中的贡献率。

④完善农业保险制度，降低蔬菜生产中自然灾害导致的损失率，同时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建立“公司+农户”的长效机制，构建更为顺畅和完善的蔬菜销售渠道和制度。

参考文献

[1] 李崇光，包玉泽.我国蔬菜产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与对策[J].中国蔬菜，201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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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国际贸易会成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动力，同时也就必然地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发展。中外学者虽然在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中探求了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但在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构成机制的基本因素方面，却在间接的对外贸易的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的路径之间长久地徘徊不前。于是，在间接关系背后所包涵的规定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互动协调的直接因素就日益上升成为国际贸易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的中心内容，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就业与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效应。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影响

（一）理论依据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及其发展。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基础上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t和Samuelson指出：在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及非完全专业化标准下，由于国际贸易中自由贸易程度的不断提高，以稀缺生产要素作为衡量一种商品的价格标准将不断被降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为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确立奠定了基础。随之，Jones对工资确立的研究继续深入，并得出一种商品价格的上升是在一种密集型生产要素价格上升而另一种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的情况下实现。而后，Jones和Scheinkman更将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推广到多种商品、多种生产要素的一般情形，并指出一种商品中至少有两种生产要素在价格上呈现出互为对立或互为统一的关系。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偏离及其修正。在国际贸易中，由于政策性关税的限制，使得完全自由竞争趋向为不完全竞争，于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工资的影响就会产生着波动。Baldwin指出，由于对密集型产品要素在国际贸易中的短期保护使其价格上升而相应地工资下滑，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本存量及结构变化对市场的反弹，这个影响将会被消除。因为，在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下产业密集度超高，其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就越下滑。于是，不完全竞争贸易中的进口竞争会导致非熟练劳动向外劳务输出。Davis指出，在由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贸易中，进行政策关税限制的国家在多种生产方式的要素禀赋基础上所出现的工资下滑后非熟练工人向外的劳务输出，正是与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不相符时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必然作用。

（二）实证分析

伴随国际贸易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二十年来工人相对工资差距均呈现快速扩大化趋势。例如：美国制造业相对工资差距，从1967年到1982年，由1.6降至1.52；从1982年到1996年，由1.6升至1.72；从1996年到2012年，由1.72更升至1.93。同时Xu对28个国家2002年至2012年相对工资差距的统计研究也有类似情形。在9个高收入国家有8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在11个中等收入国家有8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在8个低收入国家有4个相对工资差距上升。

究其原因，Samuelson指出国际贸易加速了企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及资源利用效率，使得以人为本的劳动力市场在上述优势下使劳动力更趋向优势企业流动，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工资水平不断提高。D.Greenawayetal在工资变化的研究中发现，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促使了技术人才向企业的涌进，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使得工资大幅上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推动作用，贸易的扩大加速了技术劳动力与非技术劳动力之间工资的差距。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涌入发达国家时促成为发达国家非技术劳动力工资的减少，同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涌入发展中国家时又对发展中国家的工资结构造成一定的冲击。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影响

（一）理论依据

就业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对国际间跨部门就业的贸易活动具有平衡性作用，此即国际贸易中由于进口竞争部门的技术不足、效益低下，从而使非技术性劳动力流向出口部门，最终为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就业结构配置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理论。

失业理论。失业情形下国际贸易的就业模型包括最低工资模型、效率工资模型、搜寻模型及工会模型等，它们与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一起，构成了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就业影响的比较全面的系统理论。Harris等所建立的最低工资模型，研究在城市最低工资高于农村的情形下，一旦城乡工资均衡时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将出现失业，并指出这是因为开放经济下城市资本密集度升高下的工资上涨，导致就业人数增多而造成的失业。于是将有城乡资本密集度逆转的趋向，最终使城市的就业人数下降。于是，Matusz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效率工资模型。模型认为，高工资部门的出口补贴将使劳动力由低工资部门转向高工资部门，而总体就业水平下降；反之对低工资部门的贸易保护将使生产要素的实际工资提高，并使劳动力的总体就业水平提高。Davidson等的搜寻模型认为，在两种生产部门和生产要素下，其中具有某类型工人的搜寻部门必须在另类型工人生产的前提下才能保证生产，否则此搜寻部门将面临失业。Gaston等的工会模型，研究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与工会保护政策对工人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国际贸易与保护政策是工会工资的关键性变量，进口较之出口而言对工会工资影响更大，工会工资高于贸易竞争工资，工会工资与就业水平呈正比例关系。

（二）实证分析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就业的影响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以要素含量法进行的实证分析，二是以回归分析法进行的实证分析。

要素含量法实证分析。这里的要素含量法就是通过对在具有一定数量的进出口商品上所投入劳动力数量的对比分析，从而估量贸易对就业的影响力。Kruegercf 对16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及就业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部门的劳动就业优于进口部门的劳动就业。同时，由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保护与生产发展呈反向关系。所以扭曲的市场要素及贸易限制的取消，将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Sghumacher对20世纪90年代欧共体六国（英、法、德、意、荷、比）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对就业影响进行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使各国就业率下降了3.1%-4.8%，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进口使自身就业率下降了0.9%-1.8%，但综合效应为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出口使得欧共体六国的密集型部门的就业下降。Naisbitt通过英国与欧共体其它国家2011年贸易对就业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贸易虽然使英国的就业减少，但只是局部地发生在服装鞋类、木材家具及纺织品行业，同时欧共体其它国家的就业减少则只是局部的钢铁、摩托及食品行业。

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这里的回归分析法是指以计量模型的规律形式对贸易与就业关系中所隐蔽的主导因素进行分析研究，从而在此基础上选取正确就业方向的方法。Revenga对美国2000-2010年38个的季度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进口价格下降是导致就业下降的主要功能因素。夏良玉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进口每增长速度10%而就业就下降0.6%。但是，这些回归分析法中所涉及的隐蔽因素，都必须建立在劳动价值的基础上。这些隐蔽因素首先是遵循要素含量法的，其次又一定要建立健全在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从而体现劳动价值的不变性与转移性。

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影响

（一）理论依据

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就是贸易导致一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的移动，即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化。而国际贸易可在劳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其劳动弹性发生变化。依据一般均衡理论模型，一国同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贸易时才有要素价格之变化，并且同任何类型国家的贸易都将导致这个要素需求弹性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可在劳动价格不变情况下劳动弹性的变化，说明工资和就业不能替代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

Hamermesh认为，劳动需求弹性决定于三个变量：一是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二是劳动与其它要素的替代弹性，三是产品的终端需求价格弹性，并且劳动需求弹性同替代弹性与价格弹性呈正比例关系。Rodrik认为，国际贸易程度的提高将使一国在进动中获取资源的种类增多而成本下降，从而使生产要素替代弹性的提升促使了劳动需求弹性的提高。接着，Rodrik还提出了劳动需求弹性三个变量的重要贡献：一是国际贸易中供求双方由于更直接交易的垂直移动，劳动需求弹性将带来更大的工资与就业变动；二是劳动需求弹性的提高将直接影响到非工资成分的增加（比如福利的增加）。此外，伴随国际贸易活动的积极发展，劳动需求弹性而非劳动价格的变动，可导致一国之内劳动需求弹性对其劳动力市场构成更为自由的需求压力，从而使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出更加积极的回应。

（二）实证分析

Slaughter在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弹性方面做过系统研究。他对美国三十年来制造行业的数据进行分析，指出美国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力弹性变量，在行业内部隐蔽的技术、制度及国际贸易要素基础上进行了回归分析。他发现，在没时间变量条件下，生产性劳动力弹性在产业中变大，达到理论的预期目的；而加入时间变量后此预期则不复存在。因此，国际贸易劳动力市场需求弹性理论部分成立，即非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加大而熟练劳动力需求弹性变化莫测微弱。2011年，Hasan等对印度制造业二十年以来的数据进行了考察，并在印度劳动法限制基础上研究，结果印证了国际贸易自由化促使劳动需求弹性升高的理论预测：贸易自由化不仅使印度制造业的劳动弹性得以增升，而且这个增升伴随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加强着，并且这个增升对要素生产率是全方位带动的，还使印度制造业的工资与就业产生了巨大波动。周申对2003-2012十年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的贸易进口促使了工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增升。并且在世界贸易自由化不断加强的过程中生产要素替代的效应更加速了中国工业劳动弹性提高的步伐，替代效应在中国贸易劳动弹性中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渠道日益丰富多彩。同时指出，即使世界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的工资及就业的影响不明显，但仍可以通过提高劳动需求弹性的作法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产生较大的压力。

结论

本文从国际贸易中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影响、就业影响及劳动需求弹性影响三个方面阐释了一种较为全面的国际贸易理论。理论从生产要素禀赋出发，以经济状况为基础，以科技发展为动力，详细阐述了工资、就业和劳动需求弹性在贸易发展机制上所应处的位置和应具的价值作用，并在实践上以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发展为背景验证了这一理论的完善性与可行性。因此倡导发达国家在此理论指导的路径上要继续深入继续拓展，从而使国际贸易中的劳动力市场转入全面、系统、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Biscourp and Kramaz.Employment akill structur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Firm-level evidence for France.Joua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1（26）

2.李礼，洪源.劳动力跨国流动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的综述[J].改革与战略，2012（8）

3.刘莹.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与中国经济发展[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7）

篇11

一、理论背景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对贫乏的农业大国。因此,根据赫―俄的要素禀赋理论,我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应该建立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基础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将其原因解释为农业劳动力素质过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等理由。这些理由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批判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而建立在新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推断的,对进一步认识我国农业劳动力要素的特征以及农业生产的优势与劣势提供了更深刻的理论依据。大量的研究表明,就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适用的。因此,本文试图继续站在古典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在赫―俄模型中加入要素收益的变量,建立起要素收益与赫―俄一般均衡扩展模型,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来分析农业比较利益对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影响,说明了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势为什么没有能转化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

二、要素收益与赫―俄一般均衡模型

一直以来,人们总是把农村劳动力的存量作为衡量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标准,而不考虑这些劳动力是否带来了农业生产上的比较优势。实际上,劳动力资源优势要转化为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还必须使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给是指在一定的劳动收益下,劳动者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能力的总和。由于目前我国的农业劳动单位用工收益仍然非常低,所以在农村中很多劳动者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动性,产生大量的年轻劳动力离开农业生产活动转而外出打工或从事其他商业活动的现象,从而引出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的现象,进一步降低了我国农业劳动力素质。正是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引起了农业劳动力供给的降低,这种供给的降低产生了农业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短缺,因此,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去衡量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资源,那么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也并不丰裕。这种情况在日本更加明显,日本是一个劳动力资源异常丰富的国家,但农业比较利益低下使其完全丧失了劳动力资源优势。

为进一步说明农业比较利益与劳动力供给对劳动力资源优势与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下面的要素收益与赫―俄一般均衡扩展模型:

SA=a+b?鄢LA+f?鄢RA

DA=c+d?鄢DW

DW=m-n?鄢P

P=LA+K

SA=DA

其中,SA、DA分别代表农业劳动力供给与需求;LA、RA分别代表农业劳动力报酬(劳动力成本)与农业劳动力收益,劳动力报酬是指单位劳动力用工作价;劳动力收益是指每一劳动日净收益;DW、P分别代表农产品的需求与价格;K表示产品价格中非劳动力成本影响因素的总和。模型假设农产品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为同一价格与需求,而要素是不能流动的。之所以称之为要素收益与赫―俄一般均衡扩展模型,是因为本模型是在赫―俄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图1的基础上增加了要素收益因素产生图2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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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赫―俄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

生产要素的需求可以从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其与要素的供需力量共同决定了要素价格。要素价格和技术水平决定了最终产品的价格。各国相对商品价格之间的差异确定了比较优势。图中清晰地表示出所有经济力量如何共同确定最终商品的价格,因此人们又称赫―俄模型为赫―俄一般均衡模型。

图2在赫―俄理论的一般均衡框架上增加要素收益与报酬因素,由要素收益与报酬决定要素供给,深化了赫―俄理论的一般均衡的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

因此,在图2的模型中,内生变量劳动力报酬(劳动力成本)LA与外生变量劳动力收益RA共同决定了劳动力供给SA,而商品的最终需求派生出要素的需求,商品的价格则由要素成本LA(要素报酬)及其他外生变量共同决定,并可知系数a、b、c、d、f、m、n均为正数。在要素供给与要素需求的均衡条件下可得到均衡商品价格P?鄢=K+■,于是?坠P?鄢?坠RA=-fn?鄢d+b。

由f、n、d、b都为正数可以得出?坠P?鄢?坠RA为负数,说明劳动力收益越高则产品价格越低,于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就越高,而如果产品的劳动力收益很低,则会提高产品的均衡价格,影响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三、实证检验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考虑劳动力收益与劳动力供给的关系以后,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势便受到了严重挑战。劳动力资源存量的优势似乎不足以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劳动收益将对劳动力资源优势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产生显著影响。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个观点,我们需要从实证角度对模型再次进行检验,检验模型采用如下的形式:

Y= c(1)+ c(2)?鄢R

其中Y为CA(Competitive Advantage)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R为单位农业劳动工日净收益。模型的数据样本采用12种农产品的横截面数据(见表1)。采用的CA指数是指考虑进口影响后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即CA=RCA-(Mia/Mit)/(Mwa/Mwt),其中Mia是t时期国家i在产品a 上的进口,Mit是国家i在t时期的总进口,Mwa是指a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总进口,Mwt是指世界市场上在t时期的总进口。

如果上文的要素收益与赫―俄扩展模型成立,则说明劳动力收益高的产品能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发挥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势,降低产品的均衡价格,进而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就是说R的系数c(2)应该能够通过为正值的检验。按照这个思路,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下:

Y=-3.058+0.137?鄢R

T -3.5843.702

Sig 0.005 0.004

F=13.705 sig 0.004

由所有的T值和F值都小于0.01的显著性,使我们的结果非常满意,我们可以接受c(2)为显著地为正值。R的系数为正数证明了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与劳动力收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这样的结果强有力的验证了本文的劳动力收益与赫―俄扩展模型的正确性,显示出劳动力收益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势的显著影响。

四、结论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过引入要素收益与赫―俄一般均衡模型,不管是理论上的推断还是实证检验上的验证,都说明了劳动力收益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资源优势的巨大影响。因此,在我国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情况下,发挥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只有提高我国农业整体比较利益,增加农业生产的净收益,提高农民收入,才能促进劳动力供给,从而发挥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进而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 杜晓君:比较优势理论与我国农业政策取向[J].沈阳农业大学学报,1995(9).

[2] 邱进: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J].经济师,2002(2).

[3] 杨小凯:比较优势理论为什么可能错[EB/OL]. 超边际经济学网站,省略.

[4] 翁克瑞、严奉宪: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何没有成为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J].中国农村经济,2003(7).

[5] :关于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几个问题[J].中国劳动,2002(6).

[6] Dominick・Salvatore:国际经济学[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7] 杨小凯、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J].经济学,2001(1).

[8] 王超: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理论分析我国纺织业的竞争战略[J]. 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4).

篇12

一　受政策因素影响较大

(一)企业受汇率政策影响较大

花卉企业的市场一般是国际市场，在我县，主要集中在港台、日本、欧州等，合同结算货币一般以美元结算。近年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处于升值状态，而大多数企业又是以合同价计算，这直接导致了企业的汇兑损失。而企业在议价能力、合同掌控能力方面又处于弱势，虽然有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但在合同议定时，企业根本没有能力去主动规避汇率升值的风险，只能被动接受汇率损失。

(二)花农种植受地方政策的影响较大

嵩明县的花农一般集中在偏远山区阿子营乡(现在已经划归昆明市盘龙区)，近年来，昆明市政府不断加大水源地保护力度，不断增加退耕还林、退耕还湖、退耕还湿(湿地)政策的力度，致使可以用于种植花卉的耕地面积锐减。在仅存的一些土地上，政府也在出台政策禁止种植烤烟、花卉、蔬菜等作物，致使一大批花农纷纷转行，或者转到元江等地继续种植。

二、受通胀因素影响较大

(一)人工成本大幅上扬

与2010年3月份相比，劳动力成本上涨了约一倍。而花卉产业，又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

(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与2010年3月份相比，薄膜、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大约上涨了10％以上。

(三)土地租金上涨

在花卉示范园区，今年的土地租金比2010年3月份上涨了1倍以上，达到了1500元／年亩。这固然是因为原来的租金是多年前签约时的价格，多年未调整价格的原因，但1500元的土地租金水平，从比较效益来看，租金成本依然比较高。

篇13

2007年我国物价一改前两年的平稳运行格局，呈现出持续攀升的态势，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从年初的2.2%一路跃升到年末的6.5%，创11年新高。全年累计CPI上涨4.8%，涨幅比上年提高3.3个百分点，通货膨胀的风险正在逐步积聚。根据2008年2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2008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7.1%，创13年来的新高。其中，城市上涨6.8%，农村上涨7.7%；食品价格上涨18.2%，非食品价格上涨1.5%；消费品价格上涨8.5%，服务项目价格上涨2.6%。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今年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难题。

一、通货膨胀概述

1.通货膨胀的含义

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学中意指整体物价水平普遍而持续的上升。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物价的上升不是指一种或几种商品的物价上升，而是指物价水平的普遍上升；其次不是指物价水平一时的上升，而是指持续一定时期的物价上升。

2通货膨胀的成因

（1）需求拉动。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是由于总需求过度增长，总供给不足引发的。（2）成本推动。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原材料价格和人工成本等的增长推动了物价水平的提升。依据引起成本增加的原因，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又可分为以下几种：工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工资的提高会使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使产品价格提升；利润推动的通货膨胀――利润推动的通货膨胀又称为价格推动的通货膨胀，是指市场上具有垄断地位的厂商为了增加利润而提高价格，或者是由产业协会统一提高价格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进口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进口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是指在开放的经济中，由于进口原料价格上升而引起的通货膨胀。（3）结构性通货膨胀。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也会出现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主要是指由于一国经济结构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

过去30年中，通货膨胀曾在我国出现多次，最典型的是1985年、1988年、1993年和2003年。但这类通胀属于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其共同特征是固定资产投资活动过分活跃，伴之而来的是消费高涨，使得社会总需求高于生产能力，导致价格上升。但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受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全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部分农产品主产国减产、对于大宗商品需求不断上升及世界生物燃料产业对粮食需求大幅增加等多种因素影响所造成的，明显不同于以往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从本质上说还在于货币发行量超过了经济活动需要的货币量。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具体成因可概括如下：

1.流动性过剩影响要素价格上涨

所谓流动性过剩是指货币投放量过多，由于过多的资金追逐有限的产品，要素价格势必要上涨。（1）能源价格上涨。2004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原油需求增长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恐怖袭击、产油国政局动荡等不确定因素频频发生，加上投机商乘机炒作，从2006年3月底开始，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60美元一路走高，一度突破100美元，［1］目前仍维持在每桶90美元左右的价位，2007年2月20日又冲破了100美元。国际原油价格的上升直接加大我国交通运输业成本，根据资料统计表明截止2007年底原油出厂价格同比上涨22.6%，汽油、柴油和煤油出厂价格分别上涨3.9%、8.8%和8.0%；提高石油产业链（包括以石油为原料的炼油企业、化工企业）产品价格的同时加大了下游的化纤、橡胶、塑料行业的原材料成本，降低其产品竞争力；增加了居民的额外生活支出，导致相关产品物价提升。（2）原材料价格上涨。从国际市场看，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性产品近几年价格都大幅上涨，巴西运往欧洲的铁矿石在2001年至2003年仅维持在30美元/吨左右，今年2007年已超过80美元/吨。2004年初，铜、铝、锌的期货价格分别约为2000美元/吨、1500美元/吨和1000美元/吨，2007年已分别达到7500美元/吨、2600美元/吨和3500美元/吨，而且黄金价格刷新了28年来最高纪录。［2］由于我国资源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受其影响，国内包括钢材、水泥、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全线上涨。（3）农产品价格上涨。2004年开始，原油价格大幅上涨，驱使全球发展生物质能源，以替代石油，由此拉动了对玉米的需求，推高了国际玉米价格。［4］同时玉米等生物燃料作物价格的上升刺激了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从而挤压了一些传统作物的种植面积，所有主要粮食的库存量均下降至历史低位。［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的《10年农业展望报告》认为，生物燃料需求不断扩大将导致全球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

近年来，我国生物燃料加工急剧扩张，增幅远远超过玉米生产的增长。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4-2006年我国深加工消耗玉米由1650万吨提高到3589万吨，年均增长29.5%，远高于玉米产量7.9%的平均增长速度。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造成地价不断上升，耕地被不断侵占，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可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全国已经有2亿多农民实现“农转非”，相应地其农产品消费从“自给型”转变为“商业型”，口粮需求持续增长。居民食品消费升级，“少吃米饭多吃肉”，人均小麦年消费量10年间下降了10公斤，人均猪肉年消费量则10 年间上升了10公斤，而生产1公斤的猪肉需要3-4公斤的粮食作为饲料，这导致对于大豆、玉米等饲料的需求不断增长。［2］

另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使得农业劳动力供给减少，农民要求更高的农产品价格来补偿失去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也是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

2.劳动力工资加速上涨

劳动力价格的上升，特别是劳动力工资超过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也是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2007年我国新增就业1204万人，比上年多增加20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快速增长态势，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比上年加快1.8%。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比上年加快2.1%。

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可以为工业发展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支持一国的工业化。然而，伴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和人口增速减缓，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不可能一直存在。据中国社科院人口所预测，劳动力供求的转折点可能在2009年出现。目前，中国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时代将结束，劳动力成本开始上升，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成了目前通货膨胀的主要来源。而且不同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速度并不一样，这样在劳动工资增长过快的背景下，生产效率进步较慢的部门将出现盈利下降和价格上升并存的局面。根据安信证券的数据研究分析表明，从2007年以来，在第三产业内部，价格上升的同时企业的盈利在下降；而第二产业是价格稳定的同时企业盈利仍然在上升。这说明目前劳动力工资的上升速度超过了第三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但仍然慢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这种情况导致了第三产业价格在2007年的全面上升。由劳动力工资上升所推动的通货膨胀可能具有较强的粘性，压力的缓解需要较长时间。［3］

3.大宗商品进口成本提升及美元贬值

目前我国许多大宗商品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进口依存度不断提高，原油、氧化铝、铁矿石、铜精矿等主要资源的进口依存度在40%以上。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高涨影响，国内相关产品价格也水涨船高。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政策动向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环境变化对国内物价波动其影响力约占70%（见《中国证券报》2008年2月13日），这一指标已远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4%～20%的范围，国际市场变化对国内物价的影响程度是非常之大。

简单地说输入型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在国际间的传递，它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由于国外商品价格的上涨而传递到国内从而导致该国国内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讲，它一般表现为由进口商品价格上升所引起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国际市场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与美元贬值及次贷危机下的减息所引起的进一步贬值有直接的关系。由于大宗商品都以美元计价，国际各大投资机构纷纷运用大宗商品投资对冲美元贬值的风险。受此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犹如服用了兴奋剂一般疯狂上涨，屡创新高。在弱势美元格局未变的情况下，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将有可能长期居于高位，推升全球通胀，而中国则面临国际输入通货膨胀的压力。针对我国通胀的成因，在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之外，还应该通过汇率、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等综合措施，控制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通胀压力。

作者单位：沈阳工程学院管理工程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