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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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我国社会，人们谈得比较多的、最直观的话题恐怕莫过于相对的不可控的物价突发性的大幅波动。针对此问题，我国各级相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抑制物价波峰波谷式的短期互变工作，实施了许多措施。

马克思讲过，商品的价值在于凝结在其内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其价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需与求关系的变动下，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可见，物价的变化，直观的来自于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互变关系。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文化碰撞产生的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上述关系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此变化表现在物价短期不可调控性的大幅波动。据分析，其原因的显性基础本文认为是劳动力的转移。

一、劳动力大转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综合国力取得的了瞩目的成就。但是，其所附带的一些负面问题也随即而来，如：城乡差距的扩大、金字塔型的贫富结构等。因此，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缩小沿海地区与内陆的过大差距，国家在中西部地区兴修了许多基础设施。如，通信、交通等。这些设施的成功运转为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积极的物质条件。但是，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问题。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农村传统思想与发达地区前卫潮流的碰撞。该碰撞，在本文看来正是限制劳动力回流的最大因素。

（一）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过程及其大致影响

从生物学上来讲，大自然中的生物都有趋利避害、选择更适合自我生存环境的非条件反射功能。作为生物的一员，人类当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这个高级生物的选择，除了按照自然本能外，还基于本能、根据后天所习得之条件反射功能在进行情感纠葛、思维意向等复杂方面的综合后而做的选择。

第一，新兴资本的涌入。我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许多外商纷纷到华投资建厂，看中的正是廉价的、大量的劳动力以及广大的消费者。外商的进入，对于本地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机遇是，它带来了新的管理模式，生产设备；挑战的是，一些陈旧的工厂在它的影响下破产或被其收购。而对于打工者来说，良好的生活环境，现代化的工厂，可观的工资收入则是他们更愿意选择进入的直接原因。

第二，工作的地缘化。工作地缘化指的是，具有共同生活方式、血缘关系、心理认同和文化相近的人聚在一起工作。他们在吸收当地文化后的背景下，相对稳当的定居于当地的一种工作、生活模式。也即是所谓的“城中村”。在七八十年代，一个很流行的词叫“下海”，之后才叫打工。虽然二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但其实质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在二三十年前，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对于山区的劳动者来说，出去工作似乎困难重重。不过，随着通信业的普遍化，交通设施的继续完善以及电脑网络的普及，出去打工早已不是什么难事。懂点电脑的人在网上找到工作信息，联系好后，约几个友人结伴便可出行。而最直接的外出务工方式则是先前在外的亲朋好友通过电话直接叫人过去。这就避免了欺诈、虚假信息等恶劣情况的发生。同时，这也正是“城中村”形成的前提、基础。在浙江等沿海发达省市，许多制造城内部的员工，以地域、籍贯等为纽带，相互结成“左邻右舍”出租于某一地点，形成了片状的小聚居。此聚居不仅住的是年轻的务工者，而且大人和小孩也都居于其中。说得形象一点，就是等同于他们把老家搬到了此处。或者可以说，此处“变成”了该地的“新农村”。只不过，他们没有土地而已。据调查，在几年前的金融风暴影响下，某沿海省份的劳动力供过于求，一些外出的务工者有返乡的计划，而另一些则是打算转移到其他发达省市。然而，大部分的务工者仍选择留在当地。因为，他们的“家、家人”在这儿。

第三，过大的城乡差异。城乡差异因素是工作的地缘化的发展。以前，一个人在外久了，总有落叶归根的情结，甚至不想离开家乡，因为感情在这儿。这是由于万水千山的阻隔造成的离别伤感。如今，条条大路通北京。便利的交通、发达的通信早已淡化了远离的孤寂、凄凉。因此，在同等时间的花费、劳动力的消耗下，比起在老家，选择外出务工不但可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而且还可以学到许多新鲜的知识。同时，还能把自己的父母接过去一起生活。这就是工作的地缘化的大致结构；“城中村”的原型。而造成这种现象的核心原因正是城乡的过大差异。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追求高物质水平的生活，但大部分实是如此。所以，此现象不难理解。这在谈到第二点的最后时就讲到了一些务工人员之所以不愿离开当地的原因正是“家、家人在这儿。”不过，这个不愿离开的前提则是无明显差别的“城乡”。关于城乡差异话题，大家已不陌生。国家也早已出台了许多政策来缩小过大的城乡差异，以改善、提高农村的生产、生活水准，挽回、再次吸引这些外出的劳动力“回家”。

第四，综合的性价比。综合的性价比可以说是前面三点的深化。其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物质的性价比；另一则是情感的性价比。物质的性价比主要体现在收支的比例上，这点不难把握。然而，对情感的性价比做规律性的探索则有推论上的困难。因为这涉及到独特的个人性格、差异化的生活方式、变向的价值观等非理性因素。而对这些因素进行非理性的规定，来自于其相对的不稳定。不过，从现实意义上来讲，对于他们而言，物质的性价比在综合的性价比的比重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这就是劳动力流动的最直接因素。

二、劳动力转移所引发的“蝴蝶效应”

作为混沌学范畴中的专有名词，蝴蝶效应在其流传的时间之中也相应的运用到其他学科领域。虽说如此，其基本意义仍没有发生改变。它与马克思学说中的量变到质变以及万物普遍联系论有莫大联系。

（一）商品类的物价波动

商品类的物价波动表示的并非是所有商品的价格在可预见期内发生的大的变动。而是强调在特定环境中的某类商品在可预见性的价格估计中发生逆向式的价格变化。当然，这种变化用不可预见性来表示更贴切。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中，供需关系的比例变化直接作用着商品价格的走向。然而，由于受到市场滞后性的影响，商品生产者不能高效的预测市场上消费者对多数商品及其种类的选择以及厂商对商品研究、发展方向与对商品生产的数量的初步估计。于是，便引发了供需关系的局部失衡，导致了同类商品在不同时段、地域中的非微波式的价格变动。这种变动不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完全决定的。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许多知名的超大型企业都在发生着破产的申请保护、连年的巨额亏损以及被外资收购或入股的尴尬局面。这点，我想他们在若干年前是始料未及的。对于企业而言，谁能在技术上引领潮流；在商品数量上大范围铺货市场；在价格上更亲民则占据市场，赢得先发制人的绝对胜利。不过，对于价格变化微妙的农副产品而言，据调查所示，产品除了考虑气候、地理等自然因素以及人工投入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外，还主要对市场、产地中的产品的生产、分布、历年需求、价格等因素做分析而进行相对科学化的生产、分配。从而，迎合市场。由此可知，商品类的物价波动与劳动力中的脑力劳动有密切联系，体现在审时度势。而从另一层面上来讲，脑力劳动的对象性转移也是造成物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所在。

（二）劳动力长期的相对富集与绝对缺乏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比较丰富。不过，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劳动力正发生着商品类的聚集与贫乏。言商品类，是因为它是劳动力流动的显现牵引。在前文已初步谈到了劳动力转移的大致原因。因此，通过对商品类的价格变化的现象的把握，可以直观的看到劳动力的聚集区与贫乏区。而且，这种聚集与贫乏是长期的。这点，在谈转移原因一节已讲明。就目前国内形势来看，大部分的劳动力，尤其是年轻劳动力都聚集在沿海的经济发达省份。以富士康为例，每一分厂所吸纳的劳动力少则几万，多则十几、几十万。其主要从事电子、加工及制造业等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工种。此工作相对于山区落后的、粗放型的农副产业来说，是具有明显优势的。虽然这一优势的明显不一定表现在收支的性价比上。这与劳动力的产生、成长和成熟以及劳动者的观念、想法有一定的直接关系。因此，“农民工”一词应运而生。而此现象的出现奠定、加速了城镇化。同时，相对的富集必然导致部分地区劳动力的绝对缺乏。所以，综合来看，这种现象是长期的，可能具有周期性。

（三）二者之间的互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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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8―0133―02

1、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原因

1.1　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失衡

劳动力供求直接影响劳动力价格，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失衡，导致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一是从总量上看，劳动力总量供求结构失衡。一方面，就劳动力需求而言，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其经济增长更是强劲，对劳动力的需求更是日益旺盛。2009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增量分别为2071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512万人。就劳动力供给而言，劳动力供给明显下降：2009年年末，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高达12.5％，生育率已降低到0.2％以下，2009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仅为665万人，比2002年的1511万人减少了846万人，劳动力人口扩张明显放缓，供不应求现象日益明显。二是从结构上看，劳动力技能供求失衡。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我国具有一定技能的技术人才却相对短缺，加之国家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明显上升，企业只有通过大幅提高对这些技能人才的薪资水平，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这在经济较发达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尤为明显，这也是导致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总体劳动力价格水平上涨的原因之一。

1.2　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等因素的外部约束

一是国家政策要求提高最低工资。随着我国逐步把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据不完全统计，自2010年至今，全国先后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平均达20.6％，大多中小企业按照国家的规定，相应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二是新劳动法的颁布助推了劳动力价格的上涨。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要求企业必须为职工购买相关保险、对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合同解除与终止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规定了企业不与员工签合同将赔付双倍工资、劳务派遣工应与其他员工同工同酬等，这也在客观上使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

1.3　劳动者素质与维权意识不断提高

一是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价格是由工人为维持其自身及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在参加工作时加大了对自身教育的投入力度，受到教育和培训的年限普遍增加，总体素质有了大幅的提高，因此对工作就要求较高的回报。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待遇等有更多的诉求。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这批农民工从小生活在城市，其价值观念更加现代，维权意识明显提高，他们开始要求享受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利，要求更好的待遇以及更高的发展机会，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按照传统方式和待遇水平招聘劳动者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无法获得足够的劳动力。

1.4　劳动者通胀预期不断强化要求提高工资水平

受通货膨胀预期因素的影响，劳动者因通胀侵蚀其购买力而相应地要求企业提高劳动力价格，进而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而企业为消化这些成本，又会提高其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推高通胀水平，而此时劳动者会进一步要求企业增加工资，进而进一步加剧通胀水平和工资水平，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近年来，国际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国内资源品价格改革、极端天气频发与较多的自然灾害导致粮食价格不断上涨，2010年11月，CPI同比上升5.1％，高于上月的4.4％，创下25个月来的新高，国内面临很大的通货膨胀预期压力，劳动者在通胀预期的作用下，纷纷通过多种方式要求企业增加工资水平，从而提高了劳动力价格。

2、劳动力价格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经济效应

2.1　劳动力价格成本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负面影响

一是直接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劳动力价格实质上是企业的成本。一般而言，劳动力成本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大，比如采掘业的比重就高达33％左右，由此可见，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将对这些中小企业的利润产生很大的冲击，导致其利润率水平的大幅下降。二是削弱企业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长期以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由于在技术、管理和资金实力上都还存在差距，国际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力价格比较低的成本优势上，而劳动力价格快速上升无疑将削弱这种优势，必将对这些企业的国际竞争产生重大影响，对出口产生不利的影响。三是强化通胀压力。劳动力价格是构成CPI篮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无疑会导致物价水平的提升。

2.2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正面影响

一是有利于中小企业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使得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降低，中小型企业利用机械化和自动化等先进设备替代劳动力投入的成本下降，为其进行技术改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是有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提高和改善了这部分相对低收入水平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即使劳动者能获取更多的自由，也有利于劳动者扩大对自身以及子女的人力资本投入，从而进一步提高其技能水平。三是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劳动力价格的提高有利于中小企业走出经营管理“低成本陷阱”，注重和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引进和消化吸收先进的技术，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持续拉动。

3、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的现实策略

3.1　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增强政策执行的灵活性

一是出台相关扶持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加快发展的法律法规。劳动密集型企业具有利润微薄的特点，在劳动力价格全面上涨的背景下，政府在遵循市场优胜劣汰规律的前提下，可通过适当的税收减免等优惠的税收政策、建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优惠的金融政策，积极鼓励企业加快技术升级，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不断提高其利润率和竞争力。二是提高部分政策执行的灵活性。我国地域辽阔，各

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不尽完全一致，因此在政策执行时应考虑实行差别化的政策，防止一刀切，同时还应根据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适当地调整相关政策，防止政策执行的僵化。

3.2　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做好公共服务工作

一是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完善人才流动机制。要积极鼓励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并运用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强化对中介市场的监督管理，提高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的透明度，应强化和完善人才的流动机制。二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出台全面、规范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规，切实解决农民工所遭受的就业歧视、欠薪、职业安全卫生差等问题，彻底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三是要加强监控，引导和监督建立合理的工资决定机制。积极指导企业依法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工资分配共决机制和工资分配监督机制，逐步完善工会制度，积极发挥工会在劳动维权和工资协商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企业工会维权和谈判能力。四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是应对劳动力价格上涨的根本举措。

从中小企业方面看，要有效应对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就要切实改善经营理念，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技术和知识含量，走专业化人力资本依托型的内涵式、高级化发展道路。具体而言，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促进技术进步，加快产业升级和转移。一是要以促进技术进步为抓手，抓住资本要素价格相对劳动力价格开始下降的时机，加大对先进机器设备的投资力度，积极消化吸收先进的技术，同时要注重同职业教学学校的合作，培养和引进技术人才，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将粗放式劳动力成本优势转变为集约式技术优势，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产品(服务)向技术密集型、技术含量高型转变，切实提高产品(服务)的技术含量，促进产业的优化升级。二是积极实行产业转移。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绝对水平相对较低，在我国公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完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继续延续的良好基础设施、政策环境下，东部有条件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可以将产业向西部转移，通过区域之间的产业承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劳动力成本上升造成的负面影响。

(2)强化劳动力管理科学管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一是要转变观念，高度重视人才。要正真认识到人才是企业的第一资源，是企业发展的根基。把人的管理从简单的人事管理上升到现代真正的人力资源管理，充分尊重人才，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切实做好人才开发、使用与管理工作，充分挖掘人的潜能，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更大的收益。二是要改进劳动力成本管理方法。实施劳动力业务流程自动化技术，对劳动力工作量进行科学核算，使劳动力大到一年的休假时间、小到一天的加班时间，都能完整真实记录，这样既有利于对考核的公正性，也避免减少工资发放存在的摩擦，更好地调动劳动力的积极性，切实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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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供求失衡推动农村劳动力价格上涨。由于乡村城镇化、计划生育等政策效应的长期累积，适龄工作人口增量逐步减少，农村劳动力供给形势出现变化，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扩张明显放缓，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如：2010年环洞庭湖地区乡村从业人口数（指乡村人口中参与经济活动的全部人口数,该指标反映农村中实际从业人员状况。鉴于统计中暂有该项指标，我们用此指标替代农村劳动力数。）为692.1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42.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53.78万人，占比高达9.37%，比2000年上升了1.95个百分点。加之多年来生育率持续保持着0.2%以下的低水平，劳动力人口扩张明显放缓。从需求的角度看，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都使得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用工荒”现象开始出现并不断蔓延，推动了低端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农村劳动力需求市场旺盛，总体上呈现出“用工难”的状况。

二是农村劳动力城乡结构性变化带动价格上涨。随着近年来惠农政策的不断推进，农村生活水平逐年提高，新生代农村劳动者在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普遍对工作选择、劳动待遇有更多的诉求，更加向往城市生活，更加注重行业前景和个人发展规划，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降低，导致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比例下降，劳动力价格上涨。据监测网点――湘阴县新泉镇荷花村青年胡某反映，虽然目前农村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在农村每月也能挣2500多元，但作为一名刚毕业的农村大中专生，他宁愿暂时拿1500～1600元的月薪到长沙等地做职员，也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等体力活。而且这种就业观念在其同年龄层次中相当普遍。

三是通胀高企拉动劳动力价格上涨。由于近年来物价整体上涨，劳动者因通胀侵蚀其购买力而相应产生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内在需求。同时，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及其稳定上涨的预期，使得农村劳动力价格同步提高。据岳阳市华容县、益阳市沅江市、常德市汉寿县等地的绝大部分调查农户反映，一个三口家庭的基本生活开销由前两年的450元/月涨到如今的600～800元/月不等，水稻价也由70～80元/担涨到了120～130元/担，相比之下，劳动力价格也应有所上涨。此外，前期农村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推高了农产品生产成本，整体抬升了物价水平，反过来又拉动了劳动力价格上涨，形成劳动力价格的螺旋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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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人口逐渐向城镇集聚。但是，城市的高房价成为这些在城市打工但不能成为真正市民的一个重要的障碍[1]。劳动力集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而高房价作为必要的生活成本，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阻力。在“买房置地，有房才有家”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很多中国居民家庭背上沉重的按揭贷款。虽有了住房，但是由于房屋的不可移动，因此固化了劳动力的分布，制约了劳动力在城市间的合理流动。劳动力要素的有效流动，是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基础。高房价成为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障碍，进而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的商品房整体销售价格持续上涨。四个一线城市更是涨幅惊人，房价年均增幅超过10%。房价的持续上涨引发广泛的“逃离北上广”的讨论。众多学者都支持房价是抑制劳动力流入的重要分散力，但是，从我国城镇化率逐年提高可以看出，城市依然是吸引劳动力的重要集聚地。虽然一线及热点城市的高房价是大家的共识，且在户籍制度等严格管控方式下，但是常住人口仍然持续攀升[2]。在房价上涨速度远超工资增长速度的情况下，除了房价，还有什么因素与房价共同影响劳动力的城市选择决策呢？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把“建设和谐宜居城市”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宜居性城市上升到战略高度。目前关于宜居性与宜居性城市的定义仍未统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基本理念，一个城市应当满足以下四个方面要求：一是保证居民人身财产的安全，不发生大的灾难性事件;二是提供健康的环境，良好的医疗条件;三是在交通设施方面，能够提供快捷舒适安全的出行方式;四是提供舒适、便利的生活条件。进一步的研究增加了城市的宜居性应包含可持续性[3]。开展宜居性研究的相关理论基础主要有，城市人居环境理论、生态城市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谐社会理论、安全城市理論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理论。很多学者都认为，对城市宜居性的内涵理解还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根据马期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处在不同需求阶段的居民，对于城市的宜居性有着不同的定义与要求，随着需求层次的提高，对城市宜居性的要求也会不断提升。从最初的保证基本生活的吃穿住行，发展到环境友好、和谐、可持续，因此城市宜居性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原理，当经济水平提高，人们在满足基本衣食住行的条件后，更加重视城市的生态环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在进行城市选择时，越来越关注城市应具备居民个人发展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文条件等。

宜居性研究的对象，可以是城市内部的社区、单个城市、城市群。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本文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单个城市的宜居性。梳理国内外文献，众多学者对城市宜居性的内涵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七个方面[4]：一是健康性，能够远离污染，不能用绿地和新鲜空气换高工资;二是安全性，具备完善的防灾预警系统，完善的法治秩序;三是自然宜人性，有绿地、可接近的水域等：四是包容性，尊重历史和文化;五是生活便利性，公共服务设施健全，医疗、教育、购物等生活设施齐全;六是交通通达性，道路系统完善，通行便利;七是发展性，为个人的就业学习提供发展机会。

1  房价、城市宜居性与工资的内生性关系

为什么不同的城市的房价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最初的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公共服务水平，后续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扩展，不仅包含医疗、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水平，还包含气候、环境、就业率、个人发展机会等。

1.1 蒂布特模型

Tiebout[5]较早关注人口流动与当地公共品供给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蒂布特模型。其核心思想是，具有消費者和投票者双重身份的理性经济人，会根据个人偏好，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下，在获得公共服务带来的收益和税负及居住成本支出之间进行权衡。之后，Oates[6]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在税负不变的情况下，房价与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正相关。国内的学者基于中国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通过实证发现地方公共支出对房价有促进作用，但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1.2 空间无套利理论

根据城市经济学的空间无套利理论，劳动力在进行区域选择时，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减去住房成本的差被城市的宜居性所补偿，即空间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在城市内部的空间模型中，如果某个区位有特别的好处，那么一定存在着特别的坏处两相抵消，例如市中心的高房价被短距离的通勤所抵消。在跨城市的空间模型中，高收入为高房价或者较低的便利性所抵消。Roback[7]基于空间无套利理论，构建了特征性定价理论，得出城市宜居性的价值体现在城市住房价格中，也就是说城市的住房价格不仅包含了自身属性如建筑结构、装修等，还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 et al.[8]在Rosen&Roback的基础上通过把房地产开发商、劳动力、城市宜居性纳入一个统一模型中，从理论上论证了住房价格、劳动力实际工资、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存在内生性，城市的宜居性补偿了城市住房价格和劳动力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后来的学者多基于Rosen-Roback模型，展开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发现气候、医疗条件、犯罪率、教育资源、就业前景等都是城市宜居性的具体内容。Rapport发现居民在进行迁移选择时偏好好的气候环境，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好的气候显著增加城市人口密度，也就是说，城市因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气候有利于促进人口的集聚。Berger et al.[9]利用城市住房价格和工资方程，检验转型经济中俄罗斯住房市场、劳动力市场、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发现，劳动力实际工资与住房价格的差异可以被体现城市正宜居性的医疗条件、好气候，以及体现城市负宜居性的城市犯罪率、种族矛盾带来的不稳定所解释。通过建立体现消费者不同偏好的住房价格特征模型，实证发现，大城市存在诸如多样性的商品与服务、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更多的就业机会等正宜居性，同时也存在着如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负宜居性;一方面，正宜居性可以部分抵消负宜居性，另一方面，城市负宜居性可以通过城市的现代化管理加以解决，因此大城市的宜居性对人口流入有很强的吸引力。后续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居民在进行城市选择时，大城市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更匹配的婚姻市场等对劳动力的流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坏的宜居性如通勤成本、污染等对劳动力流入的负向抑制作用有限。部分学者基于劳动力异质性的研究发现，劳动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者对宜居性的偏好程度不同，相比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来说，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偏好大城市因集聚而带来的知识外溢性、更好的个人发展空间。

国内学者利用中国的数据，实证检验工资、房价、城市宜居性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好的宜居性对人口流入有较强的吸引力。踪家峰[10]在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Rosen-Roback模型逻辑推演基础上，基于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高的名义工资补偿了高房价，高的城市宜居性补偿了低的城市房价调整工资，高的城市宜居性是促使人们奔向北上广等大城市的主要原因，从而利用中国的数据支持了房价、工资、城市宜居性三者之间的内生关系。张波等（2006）提出城市价值包含城市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三个层面的内容，并通过实证发现沈阳市商品住宅价格空间分布特征与沈阳市行政规划空间的各区价值的高低吻合。任宏等（2007）构建了经济实力和生活质量的12个二级指标，从时间视角的研究发现，房价中城市价值的附加值占比越来越大。陆云龙等（2009）认为住房的价值不仅凝聚了抽象的人类劳动，更重要的一部分是来源于城市价值的转移。郑思齐[11]采用中国35个城市的数据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确对城市生活质量有显著的支付意愿，宜居性特征越好的城市，房价水平越高。之后，利用中国84个城市的上万个微观家庭样本研究发现，住房成本的均衡水平与城市的正宜居性正相关，与城市的负宜居性特征负相关;对于技能水平不同的劳动群体，高技能劳动力愿意为居住在拥有更高人力资本，更多绿化面积、道路容量和更少拥堵的城市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12]。

综合国内外研究，学者们普遍支持房价、工资和城市宜居性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

2  扩展模型：植入住房部门与城市宜居性

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中，早已将城市宜居性作为影响劳动力效用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基于Krugman提出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periphery model，CP模型），把住房部门和城市宜居性同时植入核心-边缘模型，探究房价、城市宜居性影响劳动力的流动，进而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理。假设经济体只包含北部城市和南部城市，广义工业部门和住房部门，劳动力可以在两个城市间自由流动，广义工业品城市内交易无成本，城市间交易存在冰山成本，住房不可移动。劳动力通过合理配置自身的收入，消费可贸易的广义工业品、不可贸易的住房以及享有所在城市的宜居性，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劳动力效用最大化函数采取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约束条件为 ，其中，U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的效用函数，？兹表示北部城市的宜居性，CM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所消费的广义差异化的工业品数量指数，CH表示北部城市劳动力消费的住房数量。PM、PH分别对应北部城市广义工业品组合价格和住房价格，μ为劳动力在广义工业品上的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W为北部城市劳动力的收入。

最优化后北部城市代表性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引入工业品价格指数，得到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为：

其中，W*是南部城市劳动力的收入，sn表示北部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占经济系统整个劳动力数量的比重，T为广义工业品在两个城市间贸易的广义运输成本，且T>1。

将（3）式代入（2）式，得到包含城市宜居性的代表性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

其中， 采取类似的推理方式，可以求出南部城市代表性勞动力间接效用函数：

其中？兹*表示南部城市的宜居性， 表示北部城市的房价。根据长期均衡条件下，劳动力在城市间流动的决策准则是相对效用的高低，将（4）除以（5），得到相对效用函数为：

将公式（8）式代入（6）并对等式两边求对数，得到：

对 进一步应用泰勒级数展开后化简，则公式（9）变为：

从长期均衡的角度来分析，达到长期均衡时的条件一般是两种状态，一是劳动力在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二是所有的劳动力都集聚在一个城市。在这里重点讨论的是第一种状态，即劳动力在两个城市的效用水平相同，也就是说相对效用水平为1，即U=V/V*=1，因此ln U=0。将公式（10）变形后得到如下形式：

等式左边是北部城市劳动力数量与南部城市劳动力数量的比值。因为 ，所以， 可以发现由劳动力效用决定的两个城市的相对就业人数与相对房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向关联，但是与城市相对宜居性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这是本文在高波等[13]研究基础上的边际贡献。

可见，城市间相对房价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劳动力选择在不同的城市居住其住房成本的高低，在工资保持不变或者工资上涨速度低于房价上涨速度时，由于预算约束，促使劳动力流向房价低的城市。但是，除了工资、房价外，城市宜居性也是一个影响劳动力效用水平的重要因素。劳动力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越来越重视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包含在人文环境中的公共服务水平、集聚产生的知识外溢、就业的发展空间对劳动有很大的吸引力;包含空气、水等质量的生态环境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城市宜居性的相对提高，对高房价起到一定的抚平效应。这可以解释我国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虽然房价很高，但仍然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的现象。因此，在分析高房价对劳动力流动作用效果时，要考虑城市宜居性对高房价的抚平效应。

3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房价、城市宜居性与劳动力流动

3.1 新经济地理视角下的房价与劳动力流动

对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展开了丰富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通过本地市场效应、生活指数效应、市场拥挤效应从理论上阐述了劳动力流动的动因以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假设经济系统只有两个区域，北部和南部;两个部门，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两种劳动力，工人和农民。广义工业品在区域内交易无成本，在区域间交易存在冰山成本;农产品在区域内和区域间交易均无成本;农民不可以流动，工人可以在区域间自由流动。由于随机的外部干扰，假设工人向南部集聚，就会扩大南部市场规模;由于广义工业品在区域间贸易存在冰山成本，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下向市场规模大的南部集聚，产生本地市场效应。企业在南部的集聚，增加了差异化产品的种类，降低了广义工业品的价格指数，在农产品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当于降低了南部市场的生活成本指数;在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人在外部干扰消失的情况下，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动机下进一步向南部集聚，加大南部市场规模。南部市场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强化本地市场效应，吸引企业的集聚;而企业的集聚，进一步降低南部的广义工业品的价格指数，生活成本指数效应增强，吸引更多工人集聚。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指数效应互相作用，形成循环累积因果机制。

新经济地理学CP模型在解释劳动力流动时的欠缺在于没有考虑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住房因素。Helpman将住房部门植入CP模型，取代了农业部门，构建了krugman-Helpman模型。该模型中，在外部干扰作用下，工人向北部集聚将产生两种效应，一是吸引企业集聚的本地市场效应，二是在住房供给受限的情况下，推高住房价格，产生住房拥挤效应。本地市场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增加差异化产品的种类，降低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但是住房拥挤效应推高房价，因此北部市场的完全价格指数的升降由广义工业品价格指数和住房价格共同决定。Helpman由此得出，偏好多样性差异化产品的工人留大城市但是需要忍受高房价，不能忍受高房价工人则搬到房价低的中小城市。Helpman通过构建krugman-Helpman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房价与工人流动之间的关系。后来的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而且后续学者的研究发现，适宜的气候、好的教育资源和医疗设施、更匹配的工作机会也是吸引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

3.2 城市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力空间均衡

空间无套利理论是城市经济学的理论基石。根据空间无套利均衡理论，空间位置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因此从长期均衡视角来看，劳动力的工资和空间位置的便利性，再扣除房价后，每个区位对劳动力是无差异的。Rosen&Roback基于空间无套利理论，构建了特征性定价理论，得出城市住房价格中隐含了城市宜居性，也就是说城市的住房价格不仅包含了自身属性如建筑结构、装修、楼层、朝向等，还包含了城市的宜居性。Glaser在Rosen&Roback的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劳动力、厂商、住房部门的城市体系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城市宜居性、住房数量、其他产品数量的基础上构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在这个模型中，城市宜居性、房价、劳动力工资三者之间存在内生性关系，房价与实际工资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城市的宜居性上。我国学者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发现居民对高的城市质量有显著的支付意愿、城市房价与宜居性正相关。

3.3 将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

基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城市宜居性是影响消费者效用的重要影响因素，忽略城市宜居性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可能是有偏的。因此，将城市宜居性植入CP模型，发现由劳动力效用函数决定的两个城市的相对就业人数与相对房价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反向关联，但是与城市相对宜居性之间存在稳定的正向关联。也就是说，高的城市宜居性有助于劳动力的流入，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即高房价对劳动力的流入的抑制作用部分被城市高宜居性所抵消。高宜居性，一方面提高了適于居住的环境和良好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隐含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发展空间，对劳动力的流入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工资等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房价持续上涨，推高住房支出占比，高房价是劳动力集聚的重要分散力。根据消费者效用函数，高宜居性通过提高劳动力效用水平，因而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是城市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一种重要集聚力。

4  政策建议

城市宜居性的提高，通过提高劳动力的效用水平，对高房价有抚平效应，可以吸引劳动力的流入，促进产业集聚。城市宜居性水平的高低将影响聚集力和分散力的大小，进而改变均衡结果。在工资和房价保持不变的条件下，边缘区可能凭借提高城市宜居性吸引劳动力的流入，引发产业集聚，核心区也可能因为城市宜居性的下降而导致劳动力的流失和产业过度转移。随着交通运输和贸易成本的下降，“广义运输成本”逐渐接近成本临界点，劳动力更加重视充分的、均等化的公共资源配置。而在我国城市建设与公共资源的配置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规模越大，级别越高，越容易获得大量的公共资源配置，越能集聚人口。因此，加强中小城市宜居性的建设是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改变城市劳动力供给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的重要手段。

4.1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篇5

一、引言

自1978年以来，我国已经发生过几次较为严重的通胀。第一次高通胀期（1985 ～1989年）——“价格闯关”所致的政策性通胀。[1]第二次严重的通胀（1993～1995年）——投资主导的投资消费需求双拉动型通胀。第三次严重的通胀（2007～2008年）——食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推动。最近一次，也即2010～2011年严重的通胀，而关于其推动因素，至今也难见一致说法。尽管这几次通胀都发生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但每次通胀所面临的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却不甚相同。尤其是近些年，内、外宏观经济环境更是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

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以及土地、资源、环境等成本上升压力越来越大。其具体表现在，首先，我国住房、医疗、教育改革迫使居民生活成本出现持续性上升，长期户籍制度的限制造成部分地区出现用工短缺，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会福利改革举措的推进等一系列因素促使我国劳动力成本出现快速上涨。来自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表明，自1999年至2007年，扣除物价因素后我国劳动力实际工资增速为12.95%。事实上，从图1来看，1998-2010年间，我国城镇单位职工人均工资指数也都保持着二位数的增长率，由此看来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其次，近些年房地产价格的持续性上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包括节能减排在内的一系列相关措施的实施，都使得企业面临着日趋增长的资源、环境等成本上升压力。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政府、居民和企业正面临着不断上升的成本压力。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交往的日趋频繁化，国际输入型成本对我国通胀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其中，国际大宗商品及国际原油价格的快速上升对我国成本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近些年，特别是2006年超预期的全球经济增长，使得供给严重不足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持续走高，而我国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其价格持续大幅的上涨必然会传导到国内，从而导致我国出现成本推动型通胀；另外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对国外能源和原油的依赖程度也明显提高，从图2可以看出，特别是1998年后，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保持较快的上升趋势，2009年甚至超过了50%。显然，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也对我国通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成本影响。

针对诸多内忧外患的成本压力，成本推动型通胀因此成为近些年来学术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因此，针对通胀成本推动因素的研究也随之展开。

二、文献综述

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研究，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767年詹姆斯斯图尔特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关于通胀理论的研究。200多年来，国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例如，Selden（1959）从交易方程式出发的研究，指出成本推动型通胀的上升需要通过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和交易量等中间变量发生作用，同时通过相关的检验发现，1955-1957年成本因素对美国通胀的作用力十分有限。[2]Kalecki（1971）对成本和价格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认为垄断程度越高，商品需求价格弹性越小，成本对通胀的传导渠道越畅通。[3]Mishkin（1984）使用总供需模型对成本推动型通胀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成本冲击之所以导致通胀，是由于政府在面临成本冲击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Kojima等（2005）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中国的工资与通胀关系进行了研究，并指出1978-2004年间我国工资上涨可能是导致通胀的重要因素。[4]

而对于国内关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有，金重仁（1987）对成本转嫁现象的研究。[5]赵昕东（1998）利用主成份方法分析了1978-1998年需求拉动与成本推动对中国通胀的贡献率。[6]朱启贵（2011）运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1992年以来国际油价向中国通胀传递的特征，发现国际油价向中国通货膨胀传递系数随着时间而渐进变化等。[7]范志勇（2008）关于超额工资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研究，发现2000-2007年间，货币供给而非超额工资增长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8]

纵观已有研究，学术界已经对通胀的成本推动型因素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其中关于输入性成本因素对国内通胀的传导机制，以及我国通胀成本因素在区域上的差异，还需要做一些深入的探索性研究。本文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通胀成本推动因素的分析，综合国内外双重因素，以传导机制和地区差异等为视角，对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以期更加全面、深入地展现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特征。

三、模型、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变量的选择及模型的设定

结合Machlup（1960） [9]、Makochekanwa（2007）[10]、Javed.Z.H等（2010）[11]、厉以宁（2011）[12]、桑百川（2008）[13]等的分析，本文选择的成本因素为：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供给冲击等。另外，本文在将通胀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模型的同时，也将其滞后期作为重要解释变量引入模型，以凸显通胀的惯性特征。因此，本文建立如下的含有因变量滞后期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上述方程中，被解释变量为CPI，代表通胀率水平，CPIt-i表通胀率水平的第滞后i期项，h和k均为相应项的最大滞后阶数。RE是反映工业企业作为中间投入所支付的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统计指标，是扣除工业企业物质消耗后的主要成本，以反映企业中间投入生产要素成本。WGI代表企业劳动力成本。参考Kojima等（2005）[4]、志勇（2008）[8]的研究，此处用按行业分地区职工平均名义工资（以下简称工资）反映企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以作为企业劳动力成本的代表性变量 。

另外，本文进一步对一些重要的输入型成本因素给予考虑，并建立下列模型。

上述方程中，CRB（Commodity Research Bureau）为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综合指数（以下简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根据纪敏、陈玉财（2011）的研究，本文选取CRB作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反映重要的输入型成本因素或供给冲击型因素。POIL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考虑它们对国内通胀的传导作用，本文同时选择WGI和RE作为其传导变量。另外针对变量间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使用的动态面板数据能够从时间和截面构成的二维空间来反映数据的变化规律，以控制个体异质性、减少回归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对于模型（2）中的交互乘积项] ，主要是为了结合面板数据来考虑输入型成本因素对我国通胀的影响。其中交互乘积项的系数，例如δ度量CRB通过劳动力成本WGI对通胀的传导作用，再如λ度量国际原油期货价格CRB通过WGI对通胀的传导作用。这些交互乘积项是以CRB和POIL对CPI的传导机制为基础设立的，同时也可以对有关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二）估计方法

由于模型（1）（2），即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使用了CPIit-1作为重要解释变量，使得其与一般面板数据模型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选取一步系统GMM法，在Stata11.0中嵌入“xtabond2” [14]程序进行参数估计。另外，为确保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和稳健型，系统GMM估计一般需要做两种主要的检验：（1）过度识别检验。检验过度识别的矩函数中工具变量是否联合有效的检验被称为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常用的有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为了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在采用Sargan检验的同时，适当参照Hansen检验。（2）随机扰动项序列相关检验。在随机扰动项vit同方差的假定下，一次差分后的随机扰动项只存在一阶自相关（即AR（1））。如果随机扰动项vit随时间存在序列相关，那么系统GMM的估计量就是非一致的，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研究，以便选择合理的工具变量。

（三）数据说明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1996-2010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其中海南和的数据存在部分缺失，已从样本中删除），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企业中间投入生产要素价格指数、工资等变量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指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等变量分别来自于南华期货-博易大师软件和路透社RJ/CRB网站。另外，所有数据均为上年同比增长率数据，因此无需再进行季节性调整。

四、估计结果及其分析

（一）基本估计结果

1.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实证分析结果

对于模型（1），本文使用一步系统GMM估计，同时对其过度拟合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其结果如表1。

表1报告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1）的回归结果。首先从各地区通胀的惯性来看，西部和东部地区的通胀惯性更为严重，而中部地区的通胀惯性相对较小。其次，不论是中、东、西部地区，或全国范围来看，企业购进价格和工资均对通胀有较大影响。但具体地，从全国范围来看，工资对通胀的影响程度明显超过企业购进价格这一成本；另外，就东部地区来看，两要素成本对通胀的影响无显著差异，但西部地区的企业购进价格和工资对通胀的影响更加显著，后者较前者高出65.5个百分点，不过这一结果仍低于全国范围内的80%。通过上述的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劳动力工资对通胀的影响程度已经超过企业中间投入生产要素价格。

2.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实证分析结果

为了进一步检验输入型成本因素对我国通胀的影响，本文再对模型（2）进行估计，其结果如表2。

由表2可知，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企业原材料投入成本不再对通胀造成显著影响，而不断增长的劳动力名义工资依然对通胀形成较大压力，这与Kojima等（2005）[4]对中国的研究结论极为相似。另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能通过企业购进价格对通胀进行有效传导；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则难以通过企业购进价格对通胀进行有效传导，但却能通过劳动力成本有效地推动通胀上涨。

从国内和国外输入型的成本因素比较来看，国外输入型成本因素对我国通胀已经造成较大压力。

其次，从东、中和西部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来自劳动力成本的通胀压力明显超过东部地区，东部地区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压力较小。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通过生产要素价格传导到中部CPI的路径并不畅通，但却对东、西部地区有显著影响。另外，国际原油期货价格通过工资对三大地区通胀形成传导作用，但三大地区间的差异并不显著，并且这种传导具有大约一年的滞后性。另外，对于通胀的惯性，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东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小。由此可见，三大地区通胀的推动因素及其对通胀的传导作用存在较大的差距。

3.两种结果的对比分析

结合表1和表2来看，我们发现企业生产要素价格对通胀的影响主要源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传导作用，而要素价格本身对通胀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另外，劳动力成本对通胀的影响较为显著，但与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不同的是，它对通胀的影响主要源于国内劳动力成本本身，输入型因素只起到辅的推动作用。

（二）对估计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从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我国通胀因素开始呈现出国内外的双重压力。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特征较为明显，同时还呈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性。

首先，对于劳动力成本对通胀的推动作用而言。中、西部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其通胀遭受劳动力成本推动的特征较为明显。因此，其结果是企业可能会通过不断提高产品价格而导致通胀的加速，而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降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拉大趋势。长此以往，这对缩小地区经济水平差距将产生不利影响。

其次，对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通胀的传导而言。我国作为大宗商品的主要进口国，其价格的上涨必然对国内通胀产生较大影响。但实证分析中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是，中部地区通胀具备较强的对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冲击的能力，而东、西部地区通胀却遭受较为严重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冲击，这种显著差异是必然还是偶然，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本文认为，这一现象可能与中部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产品、能源、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基地有着密切联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中部地区并没有有效地解决东、西部地区对大宗商品超额需求所带来的问题。

最后，对于国际油价通过劳动力成本传导到国内通胀而言。这可能是由于国际油价上涨增加了职工的生活成本，而职工又倾向于提高工资，结果是企业在提高职工工资水平的同时，相应地提高了产品价格而导致通胀的发生。如果其间关系得以成立的话，则对于那些没有工资或工资收入较少的人而言，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增加的后果将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农村居民，他们处于社会生活的低层，而且所得的工资性收入相对较少，其结果是他们只能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应对通胀。因此，政府有必要对那些主要靠非工资性收入生活的居民进行相应的补贴，以帮助他们应对国际油价上涨带来的通胀冲击。

五、结论

本文利用1996-2010年的历史数据，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通胀的成本推动型因素、传导机制和地区差异等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主要结论如下：

1.关于通胀的成本因素及其传导机制

第一，劳动力成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是诱发我国通胀的两大主要成本因素，但国际油价也会对国内通胀形成一定的推动作用。

第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主要通过企业生产要素价格传导到CPI，而且存在大约一年左右的滞后效应。而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主要通过劳动力成本推高国内通胀。

2.关于成本推动型特征的地区差异

我国三大地区通胀的成本推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西部通胀来自劳动力成本的压力最为严重，而东部地区压力则相对较小。这可能是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工资与东部地区存在追赶效应，结果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性上涨而推高经济水平不发达地区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