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7: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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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笔者研读了本学期选用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高中《音乐鉴赏》教科书,其中的第二单元《音乐的美》,使笔者感到非常欣喜。总之,笔者认为《音乐的美》这一单元的内容,填补了高中音乐鉴赏教材中音乐美学基础知识的空白。该单元将音乐美学知识作为专题内容提供给学生,将古今中外23首优秀音乐作品从音乐美学的角度加以分类。(笔者归纳见表)
一、前言
现代设计产生于西方,由工业革命带来的产物,大量的外来商品充斥中国市场,中国的商品在与外来商品竞争的同时,需要设计和包装,站在历史的角度,传统文化即是一些物质与精神的沉淀。
本文探讨当代设计的着眼点从设计的客观存在与设计师的主观意识上转移到把设计本身置于传统文化领域内,从传统的文化价值形态中进行分析中国味的视觉表现和其应用。
二、中国传统美学观
中国味的设计是以传统美学观为基础的,下面浅谈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审美的几点特质。
1.以和为美
在“美在整体”的基础上,生发出“以和为美”的审美思想,既要保持一个整体就要讲究“万物的和谐”,而和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节制”,这种节制表现在美学上就是“尚清”、“尚淡”审美追求。
2.意境之美
画外有画,景在画中,意在画外的情趣美,将含蓄之美融入意境之中,始终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家追求的目标,这种艺术境界的追求正是具备了情、景、境、形、神多方面因素,综合统一的结果。
3.神与物的统一
中国传统审美强调人的精神与审美事物的和谐统一,即“神与物的统一”,这种审美情趣也是来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神与物的统一”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的审美活动之中。
三、中国特色的视觉元素和现代设计
在传统美学观基础下,中国特色的视觉元素本文从图案,色彩,文字三方面来阐述。
1.中国传统吉祥图案
本文试以吉祥图案的审美特征为标准,将其分为以下几类。
1.1 汉语言谐音的运用
中国人逢遇喜庆吉祥,偏好讨个“口彩”。例如,一只鹌鹑与九片落叶组成“安居乐业”(鹌居落叶);鱼谐音“余”,馨谐音“庆”梅谐音“眉”、等等。
1.2 对动物生态属性的借助
自然界的各种动植物由于生态、环境、条件、遗传等因素,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生态属性,人们就借物喻志,附会象征。例如鹿的不食荤腥、性情温顺比作仁,马之顺从主人谓之义。
1.3 对有代表性事物的寓意
用代表性事物来寓意吉祥喜庆,是吉祥图案对素材较为直接的应用方式,能给人最为直观的祈福印象。例如金钱、玉石、元宝等都是属于财物象征的,将其直接应用于工艺品上,表示对富贵的追求。
1.4 吉祥文字的直接应用
文字本身就具有很好的装饰性,其各种变体或书法形式都有较强的表现张力,因此直接将吉祥文字装饰在客体上是一种很好的表现手段。常用的吉祥文字有“福”、“禄”、“寿”、“喜”四个字。
1.5 古代诗情画意的应用
古代试词歌赋历史悠久,沉淀深厚,常借用比、兴之法,借物以言志,思路广阔如野鹤行云,这些特点被吉祥图案巧借,可以营造浓厚的文化气氛。
2.汉字特色
古老的汉字通过象形、会意等六种构成手段来传达特定的表意性。加之“图形化”“符号化”的表现特质,可以说是标志的最原始形式。同时,甲骨文、篆、隶、楷等各书体不同的表征也为现代标志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素。2010年世博会会徽,就是以汉字“世”为基础设计的,其中暗含三人合臂相拥的图形,象征着“你、我、他”全人类,表达了世博会“理解、沟通、欢聚、合作”的理念,洋溢着崇尚和谐、聚合的中华民族精神。
3.传统色彩
传统色彩来源于传统艺术,包括民间和宫廷的,最能反映色彩的莫过于中国画,还有文学作品里的描述可见一斑。
4.传统元素的应用
传统装饰元素在现代设计上的应用——后现代主义设计手法的借鉴。现代设计必竟要反映出当代生活的时代面貌,当代的语言与形式,采用复古形式,照搬传统肯定是不行的。把现代与传统有机融合在一起,并能较好的反映出“传统中的现代”或“现代中的传统”,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设计理念及设计手法,是值得借鉴或采用的。
后现代主义设计中大量采用历史主义、古典主义、装饰主义设计元素,强调以历史风格、古典风格为借鉴,并从中吸取装饰营养,采用折衷手法,对历史风格采用抽出、混合、拼接、嫁接的方法,但这种折衷处理基本上是建立在现代主义设计的构造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利用历史风格、古典风格、装饰风格来改造现代主义、国际主义设计。值得注意的是,对传统的重构,不是随意地进行重新组合,而应是基于美学原则的理性思维之下的,要符合现代形式美原则。
四、结语
当代设计的发展不仅仅是设计师的个人问题而是设计师与大众的配合的问题,寻找相同的切入点,即传统文化的介入应该来说对当代设计文化具有推动作用。这或许就是传统文化对当代设计的最大意义了。
参考文献:
文学作品取材于生活,也表现了生活;塑造了人物,表现了人性:这是文学作品的特点,也是文学作品的意义。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样面对生活?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审美教育性问题。下面,笔者将从以下不同的视角进行探析。
一.文学审美性之美学视角――掌握理解美的形态与价值
文学是美学的内容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变化以及文明的不断进步,文学和美学的学科边缘在不断变化。审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审美趋于泛化,种类繁多的文学作品,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成为了美学良好的载体,无处不在地表现着美学。优美、自然主义,如朱自清的《春》;崇高,自由,浪漫,诗词,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悲惨,沉思,小说,如《狂人》;丑陋,荒诞,批判主义,如《悲惨世界》……这些丰富多彩的表型形式、作品风格中,处处揭示着美的价值,或正面,或反面,或歌颂,或批判。是对人性的教育,是对人格的教育,是对伟大和崇高的歌颂,是对丑陋的反思,是对黑暗的批判……
二.文学审美教育性之教育视角――塑造优秀人格
文学是对生活的再现,是对人的再现。文学教育的实质是对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培养。加强文学审美教育,意义重大。
文学审美的价值的教育功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会做人,以较高的行为标准要求自己,培养认真负责的态度;学会做事,形成高尚的价值观;学会认知,塑造完整的人格。文学审美教育性的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同时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性,富有感染力。在陶冶情操和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有着良好的效果。读屈原的《离骚》让人涌现无限的爱国之情,读《论语》会积极思考自己的所言、所做、所为。正是这些文学审美教育活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也塑造着我们。
三.文学审美教育性之心理学视角――感受审美体验,把握人生社会
文学审美教育性活动具有一定心理学的基础。加德纳的八种智能结构中,六种与审美有关。艺术心理学则很好地说明了审美的心理体验过程,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文学作品中,很多描绘通感的词语来源于人们生活中十分常见和熟悉的表达方式。宋代词人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简简单单的“绿”将春回大地,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非常灵动地表现给读者,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给读者以极大的美学体验。
文学审美教育性是情感的教育。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感性审美情感,主要是在认识审美活动过程中得以体现。体会艺术家将自然情感经过处理和提升之后的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的具有符号性质的审美情感。第二个层次就是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更深层次的理性道德情感,诸如善良,勇敢,崇高,伟大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所表现的爱国情怀让人动容与佩服和尊敬。美只有与善结合,才是真正的美,也只有体会到了这种美才是真正的体会美。高尚的道德需要与美好的情感相结合。
四.文学审美教育性之生命学视角――理解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学作品中塑造着形形人物,他们有着各自的性格和各自的命运,但是都可以归纳为两类:或从正面进行歌颂,例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从反面进行批判,例如《巴黎圣母院》和《双城记》。尽管角度不同,但是都给读者以思考,思考生命。我们应该敬畏生命,敬畏生命的奇迹,敬畏生命的价值。文学作品中生命意义的教育,给我们震撼,让我们更加理解什么是生命的意义,什么是生命的价值。
五.文学审美教育性之语言学视角――理解文学语言,体会文学意蕴
一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样,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理想的基础上,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审美内容。
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之一。在西藏历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仅配有文字记录的“舞谱”,还用“线”记录着“舞曲”;“卡尔”舞蹈的音乐“藏文古谱”流传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传唱着众多的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舞蹈论述中,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M],中册290页(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关于“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这一论述,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塑造出的千姿百态的“精彩工艺”。恰恰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审美对象的表现手段论述的如此精辟,充分证明了当时舞蹈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以及人们对舞蹈艺术的认识高度。同时“舞蹈艺技九”(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Z],第130页,木刻板(藏文)。)中简洁透彻地阐明舞蹈是用人体的“形”,动作语言的“声”、舞动的“情”表现生活和情感。如:“优美、英姿、丑态”都借助人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又如同说话一样用人体把“凶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用人体把“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从以上“舞蹈艺技九”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舞蹈以升华到艺术高度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形、声、情”和谐运用到舞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舞蹈的美学特色。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种类繁多的藏族民间舞蹈,也由起初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西藏古代的“舞蹈艺技九”是古印度“乐舞论”中婆罗多牟尼论述的,与藏族舞蹈无关。对此,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考证,在藏族历史上,人们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技法。“波罗多牟尼在论述‘拉斯’时只提出了八种,后经印度舞蹈家增至九种。这九种‘拉斯’主要作为卡达卡利舞演员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训练之用”(注:于海燕:《东方舞苑花絮》[M],第1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这与藏文古籍“舞蹈艺技九”中论述的内容相重合的只小胺攮、恐怖、英武”三种,其余六种则根本不同,而且古印度的“拉斯”也没有提到“形、声、情”和谐运用于舞蹈艺术中的观点。这就有力地证明藏族先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非常重视与本土的审美意识相结合,以民族审美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
二
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生活、思想情感并具备一定审美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舞蹈艺术是每个民族开创时间最早,历史延续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最能直接表现情感的一门艺术,也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民族特色,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的一门艺术。任何一个民族或部落的人们,当听到他们最熟悉的音乐或舞步声时,都会情不自禁产生兴奋情绪,并传达给身体各部位、各关节,随着舞律的变化,身体便自然舞动起来。这就是这个群体审美意识的一种本能的具体表现。由于每个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政治历史、宗教信仰、民俗民风的不同,又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风格,如不同地区舞蹈,动作的力度、软度、开度、幅度和舞律的差异,有的民族舞蹈动作的重点在人的下肢,而上身动作较小;有的民族舞蹈,上身动作较为丰富,而下身动作较少;有的地区舞蹈以大动为美,有的地区则以含蓄舞动为美。正是诸多舞蹈风格中蕴藏着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特征。
“审美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诸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能动的反映,一般通称之为‘美感’”(注:王朝闻:《美学概论》[M],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感中包含着审美意识活动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形态,如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感受等等,同时还包含欣赏活动或创作活动中的特殊的审美心理现象。
“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自然物象与主体情、意、理、等相契合而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书法是一门意象艺术,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体,借助汉字载体,表现书家的个性、情感、禀赋、学识、修养甚至瞬间感情波变,她是最简明而又最神秘的寄情艺术。
一、“意象”概议
书法艺术的意象转换,也即自然之象到书法符号之间的转换,关乎自然原理与对应规律的辩证统一体。在魏晋以前,象与意一直处于一种自治的融合状态,还未出现对“象”或“意”的单维强调。在书法领域第一个使用“意象”概念的,公推唐代的张怀瑾,其《文字论》自评书云:“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虽迹在尘壤,而志出云霄,灵变无常,务动。或擒若虎豹,有强梁孥攫之形;执蛟螭,见蚴蠼之势。深刻而形象的阐明了意象在书法创作中的核心作用,并讲述了“意与象”的辩证关系,主客体相互渗透互补而成“意象”。
二、书法形成的意象美
一幅美的书法作品,都是局部与整体和谐统一在一起的,也就是由线性语言符号到文字语言的过度。书法语言的运用,即用笔,用墨,章法等皆依附于文字这一载体,然而文字的起源也同样源于自然物象,其创造途径有二:一是描写形象;二是符号抽象。东汉许慎总结提出汉字的构造,创造的六种方式: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称之为“六书”。其中对象形的解释:“画成其物,随体诘屈”,对指事的解释:“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正是画图、符号两个方面。汉字的主要源头应该是原始图画,它不像任何具体事物,但它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当然,图画文字也不是事物客观形象的具体描绘,而是捕捉其最有特点的部分特征加以简笔勾画而已,这也就是对具体事物加以概括、夸张、抽象的意象思维过程,不像之象,便是意象。但成熟的文字体系便是由象形图画到具有象意结构的方块字体的完结,这也正是我国古人对于空间观念思维方式的完美体现,把汉字随体诘屈的图画文字演化为我国独有的方块文字,后来在为满足书家对文字语言审美的要求过程中,笔墨纸砚不断出现,同时融入创作主体的情感意识,在心理上与自然相通,“天迹心象”“物我合一”,形成我国抽象的书法艺术之美。
一般来说,我们对于书法艺术的创造过程是对客观现实事物的美的反映。自然美的观念所关系的理论范围可能是很广泛的,它的形成过程也许是很复杂的,书法艺术的诞生也是基于自然,肇于自然的。一幅完美的书法作品,必须以简单的汉字及自然物象为基础,经过书家主体意识的形象思维活动,由具象概念加以提炼发展而成为意象,再由意象发展而形成美的观念。所以,最终的意境美是由物象一表象一意象的过度。物象是指客观事物的具体形象,表象则是主体潜在意识的加工过程,意象则是书家在表象基础上渗透了主体的审美趣味,审美标准,审美思想,审美观点以及其构思过程,从而形成的意境美。
三、有象具意通雅韵之境
一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样,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理想的基础上,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审美内容。
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之一。在历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仅配有文字记录的“舞谱”,还用“线”记录着“舞曲”;“卡尔”舞蹈的音乐“藏文古谱”流传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传唱着众多的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舞蹈论述中,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M],中册290页(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关于“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这一论述,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塑造出的千姿百态的“精彩工艺”。恰恰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审美对象的表现手段论述的如此精辟,充分证明了当时舞蹈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以及人们对舞蹈艺术的认识高度。同时“舞蹈艺技九”(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Z],第130页,木刻板(藏文)。)中简洁透彻地阐明舞蹈是用人体的“形”,动作语言的“声”、舞动的“情”表现生活和情感。如:“优美、英姿、丑态”都借助人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又如同说话一样用人体把“凶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用人体把“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从以上“舞蹈艺技九”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舞蹈以升华到艺术高度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形、声、情”和谐运用到舞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舞蹈的美学特色。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种类繁多的藏族民间舞蹈,也由起初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认为古代的“舞蹈艺技九”是古印度“乐舞论”中婆罗多牟尼论述的,与藏族舞蹈无关。对此,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考证,在藏族历史上,人们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技法。“波罗多牟尼在论述‘拉斯’时只提出了八种,后经印度舞蹈家增至九种。这九种‘拉斯’主要作为卡达卡利舞演员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训练之用”(注:于海燕:《东方舞苑花絮》[M],第1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这与藏文古籍“舞蹈艺技九”中论述的内容相重合的只小胺攮、恐怖、英武”三种,其余六种则根本不同,而且古印度的“拉斯”也没有提到“形、声、情”和谐运用于舞蹈艺术中的观点。这就有力地证明藏族先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非常重视与本土的审美意识相结合,以民族审美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
二
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生活、思想情感并具备一定审美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舞蹈艺术是每个民族开创时间最早,历史延续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最能直接表现情感的一门艺术,也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民族特色,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的一门艺术。任何一个民族或部落的人们,当听到他们最熟悉的音乐或舞步声时,都会情不自禁产生兴奋情绪,并传达给身体各部位、各关节,随着舞律的变化,身体便自然舞动起来。这就是这个群体审美意识的一种本能的具体表现。由于每个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政治历史、、民俗民风的不同,又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风格,如不同地区舞蹈,动作的力度、软度、开度、幅度和舞律的差异,有的民族舞蹈动作的重点在人的下肢,而上身动作较小;有的民族舞蹈,上身动作较为丰富,而下身动作较少;有的地区舞蹈以大动为美,有的地区则以含蓄舞动为美。正是诸多舞蹈风格中蕴藏着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特征。
“审美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诸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能动的反映,一般通称之为‘美感’”(注:王朝闻:《美学概论》[M],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感中包含着审美意识活动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形态,如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感受等等,同时还包含欣赏活动或创作活动中的特殊的审美心理现象。
如前所述,藏民族在历史上已形成了比较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体系,但这一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舞蹈理论与舞蹈美学有着紧密联系,但又不能等同看待。舞蹈理论是解决什么是舞蹈,怎样舞蹈的问题,而舞蹈美学则解决舞蹈的身韵、姿态、动作、节奏和如何表达情感、体会美感的问题。
藏族舞蹈有其共性的审美特征,但是由于人们居住的地理气候差异、方言差异、服饰差异、宗教影响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藏民族的舞蹈有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众多民族民间舞蹈;有专供上层社会享用的卡尔歌舞;也有专为宗教仪式服务的羌姆舞,以及众多门派的藏戏舞蹈。以上舞种虽表现形式和手法各不相同,但
舞蹈的基本身韵、动作、姿态和技巧却很相近,音乐的基本曲式结构和节奏风格比较相仿;在服饰方面除宽、肥、瘦及色彩的区别外,样式也基本相同;另外,它们以圆圈舞为主的跳法也很相似。因此,相似或相近的身韵是形成藏族舞蹈美学特征的“根”,是相对稳定的审美感受的共同反映。藏文古籍(注:《智者入门》[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一书中把“舞蹈艺技九”变成为“诗歌写作九”,要求诗歌写作者用诗写出舞蹈者的身姿、韵律和丰富情感。同样,要求舞者也在舞蹈时表现诗情画意,融诗舞于一体,有歌就有舞,以词带情,以姿促情,使藏族舞蹈富有生命力和激情。在藏族歌谣中唱到要跳舞“就要跳天空无边无际舞”,要跳“高山不可动摇的舞”,跳起来的“卓舞的节奏快如夜空的闪电”。这就像萨班·贡嗄坚参的书中所述(注:萨典·贡嗄坚赞:《乐论》[M],第1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人们梳妆打扮,人们歌舞欢畅,那里没有悲伤,神圣的音乐至高无上”。这就是藏民族对歌舞的共同审美意识的体现,也是藏族歌舞的魅力所在。藏族舞蹈还与地域、时间、年龄、男女等不同对象各自有不同的舞姿和舞律,如前藏人的舞蹈,活泼有力、热情典雅、柔和敏捷,具有浓厚的纯农区和城镇市民特色;后藏人的舞蹈,奔放潇洒,在“扎念”琴的伴奏下步法灵巧、多变,充分展现着西部高寒人的性格特征;阿里地区的舞蹈,有着典雅稳健的舞步、优美自如的舞姿,充分体现着古象雄文化的韵味;而藏东康巴人的舞蹈,威武粗犷、豪放潇洒、矫健雄姿,充分展现着康巴人的气质特征。关于藏族舞蹈的形态美,除藏文古籍中有大量记载外,在民间歌谣中也有许多记述。如《中国歌谣集——卷“打开歌门”》章节中就记录了大量的传唱舞蹈者身姿的歌谣。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藏族舞蹈的基本审美特征。如:林芝地区果谐“祝歌舞者门面三层高”中唱到:
胸部是锅庄的仓库,今日要打开仓库门;
胳膊是卓舞的翅膀,今日我要炫耀翼力;
腰部是歌舞摇摆处,今日我要放松放松;
膝盖是锅庄的风轮,今日我要转动转动;
双脚是锅庄的滚球,今日我要滚一滚它。
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中册,第29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对舞蹈者的形态要求有:
上身动作像雄狮,腰间动作要妖娆。
四肢关节要灵巧,肌腱活动要松弛。
全身姿态要柔软,表演表情要傲慢。
举止要像流水缓步,膝窝曲节要颤动。
脚步脚尖要灵活,普遍要求英姿雄壮。
……
从以上舞蹈时对人体各部位提出的基本要求不难看出藏族舞蹈的基本美学思想。形体美、韵律美、动作的和谐运用是舞蹈美的基本特征。藏族舞蹈非常强调舞蹈时脚、膝、腰、胸、手、肩、头、眼的配合及统一运用。众多藏族古老民歌中关于具体形体要求的歌词和古籍的理论如此一致,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对舞蹈者形态、舞姿的共同审美感受。上述关于舞蹈形态的要求不是空泛的,脱离实际的,而是至今保留在众多的藏族舞蹈中,如“热巴舞”、昌都“果卓”、定日“甲谐”、贡布“箭舞”等舞蹈中,男子舞者的上身动作非常讲究,不论手持道具与否,其“上身动作像雄狮”威武雄壮,极富有高原人彪形壮汉的气质,给人以战胜一切艰难险恶环境的信念,而女子舞的上身动作则含蓄典雅,给人以健康和优美的感觉。与此同时,“果卓”、“果谐”等不少舞蹈中男女舞者的前胸或上身动作稍向前俯,这不是表现背东西的舞蹈,这一现象除了与服装的肥厚、装饰物等有关外,从舞蹈学角度分析,向前微俯与动作的大小、强弱、高低对比等关系密切。
在藏族舞蹈中用腰动作非常丰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舞蹈者,对于“妖娆”的腰、“摇摆”的腰运用的非常讲究。不管是以脚的点子为主的“堆谐”,还是讲究线条富有动感的“谐”,腰部轻软摇摆,在似动非动中给人以充分展现人体的线条美。女子的腰部动作在“热巴舞”和牧区“果卓”中表现得非常丰富。她们的各种翻身动作,侧腰、下后腰动作都把用腰做到了最佳状态。“妖娆”的腰部动作是藏族舞蹈突出的一个审美特征。另外,在民谣和古籍中,认为“膝窝”、“膝盖”是“最灵处”,“要颤动”并被形容为“风轮”、“轮子”。藏族众多舞蹈的“膝盖”动作的确是一个最具典型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动作之一,也是最能表现内心情感和舞蹈动感的表现手法之一。
正如藏文古籍所指(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第131页,木刻板。)“歌舞剧(戏)是:往事如同语言一样,用形态表达各种语言的歌舞剧,它主要靠舞蹈者手、头的各种变化,如卷羊毛时手的动作反复多次后形成优美、迷人的舞”,可见,双手的动作在藏族舞蹈中尤为重要。从对双手的基本要求看,除灵活多变外,手势还要如同“莲花印”,即双手要像盛开的莲花瓣,要有层次地旋转,在旋转中产生优美的想象。我们在观看藏族不同风格的舞蹈时会发现其双手的动作是非常丰富的,极富有活力。双手动作在藏舞包括藏戏舞蹈中已经演化成千姿百态的舞蹈语汇,如藏戏舞蹈中的手势与戏剧语汇融为一体成为藏戏不可缺少的表现手法。同样,在羌姆舞蹈中不少舞全靠手势动作来展示内容;热巴舞中的“颤肩舞”;果谐中的双手前后甩动和胸前划摆,至于“手镯舞”中海螺手镯舞的手势动作就更加丰富。藏戏舞和羌姆舞中很多手势动作直接反映生活,随着剧情、节奏的变化,手势动作也跟着变化,双手始终随舞蹈内容的变化而舞动,并为升华情感需要而创新、发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独特的审美特征。
民谣和古籍中还提到“双脚是锅庄的滚球”、“双脚是舞轮”、“脚下没有刺”、“脚步脚尖要灵活”,脚是舞蹈跳动、踏节的关键。要求舞者的脚像“轮子”、“滚球”般灵活多变,如果说手势动作是“噶尔”歌舞,脚部动作则是“卓”舞蹈,手舞足蹈就形成了舞蹈。舞蹈时要如同“脚下无刺”,踏着强有力的节奏舞起来。藏族舞蹈的双脚动作灵活轻巧,节奏鲜明,脚步热烈而整齐,如,踢踏舞步活泼、清爽,踏出的节奏热烈、坚强有力而轻重分明;果谐舞步是典型的集体舞步,舞蹈充满了劳动气息,在粗犷昂扬的歌声中步伐整齐而富有生命力;昌都果卓的“亚巴舞”步,虽没有音乐,但音乐产生在双脚有力的跺踏声中,一种振天的声响回荡在舞场上空。此外,民谣和古籍中还谈到头部动作,“头是舞的摇晃处”、“做右手势动作和向右行进时头向左看,左动作要反
姿,做下面动作时向前看”。从中不难看出不少藏舞的规范程度和形体和谐运用的美学特征。藏舞中的头部动作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绕头舞、甩头鞭舞、前后甩动舞、左右甩动舞等,这些都是舞蹈内容与形体变化紧密结合具有独特头部动作的舞蹈。
以上分别针对舞蹈者各种形体部位在舞蹈中的舞姿运用作了简要论述,至于舞蹈者的全身要求在民谣和古籍中的论述也较多,如女性“全身姿态要柔软”、“体态轻捷如身上无肉,舞姿柔软如腰上无骨,从背影看好像没有臂部,从前面看好像无腹肚”,男性“普遍要求英姿雄壮”。这些形体要求在当时可能属于理想化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审美愿望符合舞蹈艺术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先人们讲究匀称的美学思想。形体是舞蹈艺术的表现工具,那么怎样的形体才算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要求。那么,在藏文古籍和歌谣中反映出来的舞者的形体要求就体现着藏民族的审美意识,同样也是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之一。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样,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理想的基础上,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审美内容。
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之一。在西藏历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仅配有文字记录的“舞谱”,还用“线”记录着“舞曲”;“卡尔”舞蹈的音乐“藏文古谱”流传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传唱着众多的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舞蹈论述中,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M],中册290页(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关于“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这一论述,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塑造出的千姿百态的“精彩工艺”。恰恰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审美对象的表现手段论述的如此精辟,充分证明了当时舞蹈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以及人们对舞蹈艺术的认识高度。同时“舞蹈艺技九”(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Z],第130页,木刻板(藏文)。)中简洁透彻地阐明舞蹈是用人体的“形”,动作语言的“声”、舞动的“情”表现生活和情感。如:“优美、英姿、丑态”都借助人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又如同说话一样用人体把“凶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用人体把“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从以上“舞蹈艺技九”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舞蹈以升华到艺术高度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形、声、情”和谐运用到舞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舞蹈的美学特色。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种类繁多的藏族民间舞蹈,也由起初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认为西藏古代的“舞蹈艺技九”是古印度“乐舞论”中婆罗多牟尼论述的,与藏族舞蹈无关。对此,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考证,在藏族历史上,人们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技法。“波罗多牟尼在论述‘拉斯’时只提出了八种,后经印度舞蹈家增至九种。这九种‘拉斯’主要作为卡达卡利舞演员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训练之用”(注:于海燕:《东方舞苑花絮》[M],第1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这与藏文古籍“舞蹈艺技九”中论述的内容相重合的只有“愤怒、恐怖、英武”三种,其余六种则根本不同,而且古印度的“拉斯”也没有提到“形、声、情”和谐运用于舞蹈艺术中的观点。这就有力地证明藏族先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非常重视与本土的审美意识相结合,以民族审美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
二
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生活、思想情感并具备一定审美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舞蹈艺术是每个民族开创时间最早,历史延续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最能直接表现情感的一门艺术,也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民族特色,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的一门艺术。任何一个民族或部落的人们,当听到他们最熟悉的音乐或舞步声时,都会情不自禁产生兴奋情绪,并传达给身体各部位、各关节,随着舞律的变化,身体便自然舞动起来。这就是这个群体审美意识的一种本能的具体表现。由于每个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政治历史、宗教信仰、民俗民风的不同,又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风格,如不同地区舞蹈,动作的力度、软度、开度、幅度和舞律的差异,有的民族舞蹈动作的重点在人的下肢,而上身动作较小;有的民族舞蹈,上身动作较为丰富,而下身动作较少;有的地区舞蹈以大动为美,有的地区则以含蓄舞动为美。正是诸多舞蹈风格中蕴藏着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特征。
“审美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诸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能动的反映,一般通称之为‘美感’”(注:王朝闻:《美学概论》[M],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感中包含着审美意识活动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形态,如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感受等等,同时还包含欣赏活动或创作活动中的特殊的审美心理现象。
如前所述,藏民族在历史上已形成了比较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体系,但这一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舞蹈理论与舞蹈美学有着紧密联系,但又不能等同看待。舞蹈理论是解决什么是舞蹈,怎样舞蹈的问题,而舞蹈美学则解决舞蹈的身韵、姿态、动作、节奏和如何表达情感、体会美感的问题。
藏族舞蹈有其共性的审美特征,但是由于人们居住的地理气候差异、方言差异、服饰差异、宗教影响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藏民族的舞蹈有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众多民族民间舞蹈;有专供上层社会享用的卡尔歌舞;也有专为宗教仪式服务的羌姆舞,以及众多门派的藏戏舞蹈。以上舞种虽表现形式和手法各不相同,但舞蹈的基本身韵、动作、姿态和技巧却很相近,音乐的基本曲式结构和节奏风格比较相仿;在服饰方面除宽、肥、瘦及色彩的区别外,样式也基本相同;另外,它们以圆圈舞为主的跳法也很相似。因此,相似或相近的身韵是形成藏族舞蹈美学特征的“根”,是相对稳定的审美感受的共同反映。藏文古籍(注:《智者入门》[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一书中把“舞蹈艺技九”变成为“诗歌写作九”,要求诗歌写作者用诗写出舞蹈者的身姿、韵律和丰富情感。同样,要求舞者也在舞蹈时表现诗情画意,融诗舞于一体,有歌就有舞,以词带情,以姿促情,使藏族舞蹈富有生命力和激情。在藏族歌谣中唱到要跳舞“就要跳天空无边无际舞”,要跳“高山不可动摇的舞”,跳起来的“卓舞的节奏快如夜空的闪电”。这就像萨班·贡嗄坚参的书中所述(注:萨典·贡嗄坚赞:《乐论》[M],第1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人们梳妆打扮,人们歌舞欢畅,那里没有悲伤,神圣的音乐至高无上”。这就是藏民族对歌舞的共同审美意识的体现,也是藏族歌舞的魅力所在。藏族舞蹈还与地域、时间、年龄、男女等不同对象各自有不同的舞姿和舞律,如前藏人的舞蹈,活泼有力、热情典雅、柔和敏捷,具有浓厚的纯农区和城镇市民特色;后藏人的舞蹈,奔放潇洒,在“扎念”琴的伴奏下步法灵巧、多变,充分展现着西部高寒人的性格特征;阿里地区的舞蹈,有着典雅稳健的舞步、优美自如的舞姿,充分体现着古象雄文化的韵味;而藏东康巴人的舞蹈,威武粗犷、豪放潇洒、矫健雄姿,充分展现着康巴人的气质特征。
关于藏族舞蹈的形态美,除藏文古籍中有大量记载外,在民间歌谣中也有许多记述。如《中国歌谣集——西藏卷“打开歌门”》章节中就记录了大量的传唱舞蹈者身姿的歌谣。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藏族舞蹈的基本审美特征。如:林芝地区果谐“祝歌舞者门面三层高”中唱到:
胸部是锅庄的仓库,今日要打开仓库门;
胳膊是卓舞的翅膀,今日我要炫耀翼力;
腰部是歌舞摇摆处,今日我要放松放松;
膝盖是锅庄的风轮,今日我要转动转动;
双脚是锅庄的滚球,今日我要滚一滚它。
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中册,第29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对舞蹈者的形态要求有:
上身动作像雄狮,腰间动作要妖娆。
四肢关节要灵巧,肌腱活动要松弛。
全身姿态要柔软,表演表情要傲慢。
举止要像流水缓步,膝窝曲节要颤动。
脚步脚尖要灵活,普遍要求英姿雄壮。
……
从以上舞蹈时对人体各部位提出的基本要求不难看出藏族舞蹈的基本美学思想。形体美、韵律美、动作的和谐运用是舞蹈美的基本特征。藏族舞蹈非常强调舞蹈时脚、膝、腰、胸、手、肩、头、眼的配合及统一运用。众多藏族古老民歌中关于具体形体要求的歌词和古籍的理论如此一致,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对舞蹈者形态、舞姿的共同审美感受。上述关于舞蹈形态的要求不是空泛的,脱离实际的,而是至今保留在众多的藏族舞蹈中,如“热巴舞”、昌都“果卓”、定日“甲谐”、贡布“箭舞”等舞蹈中,男子舞者的上身动作非常讲究,不论手持道具与否,其“上身动作像雄狮”威武雄壮,极富有高原人彪形壮汉的气质,给人以战胜一切艰难险恶环境的信念,而女子舞的上身动作则含蓄典雅,给人以健康和优美的感觉。与此同时,“果卓”、“果谐”等不少舞蹈中男女舞者的前胸或上身动作稍向前俯,这不是表现背东西的舞蹈,这一现象除了与服装的肥厚、装饰物等有关外,从舞蹈学角度分析,向前微俯与动作的大小、强弱、高低对比等关系密切。
在藏族舞蹈中用腰动作非常丰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舞蹈者,对于“妖娆”的腰、“摇摆”的腰运用的非常讲究。不管是以脚的点子为主的“堆谐”,还是讲究线条富有动感的“谐”,腰部轻软摇摆,在似动非动中给人以充分展现人体的线条美。女子的腰部动作在“热巴舞”和牧区“果卓”中表现得非常丰富。她们的各种翻身动作,侧腰、下后腰动作都把用腰做到了最佳状态。“妖娆”的腰部动作是藏族舞蹈突出的一个审美特征。另外,在民谣和古籍中,认为“膝窝”、“膝盖”是“最灵处”,“要颤动”并被形容为“风轮”、“轮子”。藏族众多舞蹈的“膝盖”动作的确是一个最具典型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动作之一,也是最能表现内心情感和舞蹈动感的表现手法之一。
正如藏文古籍所指(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第131页,木刻板。)“歌舞剧(戏)是:往事如同语言一样,用形态表达各种语言的歌舞剧,它主要靠舞蹈者手、头的各种变化,如卷羊毛时手的动作反复多次后形成优美、迷人的舞”,可见,双手的动作在藏族舞蹈中尤为重要。从对双手的基本要求看,除灵活多变外,手势还要如同“莲花印”,即双手要像盛开的莲花瓣,要有层次地旋转,在旋转中产生优美的想象。我们在观看藏族不同风格的舞蹈时会发现其双手的动作是非常丰富的,极富有活力。双手动作在藏舞包括藏戏舞蹈中已经演化成千姿百态的舞蹈语汇,如藏戏舞蹈中的手势与戏剧语汇融为一体成为藏戏不可缺少的表现手法。同样,在羌姆舞蹈中不少舞全靠手势动作来展示内容;热巴舞中的“颤肩舞”;果谐中的双手前后甩动和胸前划摆,至于“手镯舞”中海螺手镯舞的手势动作就更加丰富。藏戏舞和羌姆舞中很多手势动作直接反映生活,随着剧情、节奏的变化,手势动作也跟着变化,双手始终随舞蹈内容的变化而舞动,并为升华情感需要而创新、发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独特的审美特征。
民谣和古籍中还提到“双脚是锅庄的滚球”、“双脚是舞轮”、“脚下没有刺”、“脚步脚尖要灵活”,脚是舞蹈跳动、踏节的关键。要求舞者的脚像“轮子”、“滚球”般灵活多变,如果说手势动作是“噶尔”歌舞,脚部动作则是“卓”舞蹈,手舞足蹈就形成了舞蹈。舞蹈时要如同“脚下无刺”,踏着强有力的节奏舞起来。藏族舞蹈的双脚动作灵活轻巧,节奏鲜明,脚步热烈而整齐,如,踢踏舞步活泼、清爽,踏出的节奏热烈、坚强有力而轻重分明;果谐舞步是典型的集体舞步,舞蹈充满了劳动气息,在粗犷昂扬的歌声中步伐整齐而富有生命力;昌都果卓的“亚巴舞”步,虽没有音乐,但音乐产生在双脚有力的跺踏声中,一种振天的声响回荡在舞场上空。此外,民谣和古籍中还谈到头部动作,“头是舞的摇晃处”、“做右手势动作和向右行进时头向左看,左动作要反姿,做下面动作时向前看”。从中不难看出不少藏舞的规范程度和形体和谐运用的美学特征。藏舞中的头部动作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绕头舞、甩头鞭舞、前后甩动舞、左右甩动舞等,这些都是舞蹈内容与形体变化紧密结合具有独特头部动作的舞蹈。
以上分别针对舞蹈者各种形体部位在舞蹈中的舞姿运用作了简要论述,至于舞蹈者的全身要求在民谣和古籍中的论述也较多,如女性“全身姿态要柔软”、“体态轻捷如身上无肉,舞姿柔软如腰上无骨,从背影看好像没有臂部,从前面看好像无腹肚”,男性“普遍要求英姿雄壮”。这些形体要求在当时可能属于理想化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审美愿望符合舞蹈艺术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先人们讲究匀称的美学思想。形体是舞蹈艺术的表现工具,那么怎样的形体才算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要求。那么,在藏文古籍和歌谣中反映出来的舞者的形体要求就体现着藏民族的审美意识,同样也是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之一。
舞蹈艺术是伴随人类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同步产生,写作硕士论文并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最早形成的艺术形式之一。同样,藏族舞蹈也在民族心理素质和审美理想的基础上,伴随着藏民族的形成发展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审美内容。
探讨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历史上如何看待舞蹈,以及如何定位舞蹈艺术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在藏族传统文化典籍“大小五明学”中把舞蹈归于“工巧明”(即工艺学),这就表明舞蹈艺术在理论上被定位于大文化范围之内,并形成具有成熟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之一。在历史上,“羌姆”等舞蹈大多不仅配有文字记录的“舞谱”,还用“线”记录着“舞曲”;“卡尔”舞蹈的音乐“藏文古谱”流传至今。在古代藏族民间歌谣中传唱着众多的有关“说舞蹈”方面的歌谣。在众多舞蹈论述中,什么是舞蹈、形体运用以及“舞蹈艺技九”等舞蹈理论是古代论述藏族舞蹈的精髓之作,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舞蹈理论部分。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M],中册290页(藏文),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中关于“舞蹈的各种动作姿态是人体塑造的精彩工艺之一”这一论述,首先把舞蹈定位于人,以及人体所做出的各种动作,塑造出的千姿百态的“精彩工艺”。恰恰是这一活生生的“工艺”,表现着当时当地人的思想情感。古人能把审美对象的表现手段论述的如此精辟,充分证明了当时舞蹈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以及人们对舞蹈艺术的认识高度。同时“舞蹈艺技九”(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Z],第130页,木刻板(藏文)。)中简洁透彻地阐明舞蹈是用人体的“形”,动作语言的“声”、舞动的“情”表现生活和情感。如:“优美、英姿、丑态”都借助人的各种生动的形态来表现;又如同说话一样用人体把“凶猛、嬉笑、恐怖”表演的活灵活现;同样用人体把“悲悯、愤怒、和善”等内心情感表现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从以上“舞蹈艺技九”的观点中不难看出舞蹈以升华到艺术高度来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形、声、情”和谐运用到舞蹈中,更进一步突出了舞蹈的美学特色。同样,随着社会的进步,种类繁多的藏族民间舞蹈,也由起初的简单模仿、无意识的自娱性逐渐发展成为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一门艺术。值得指出的是,有人认为古代的“舞蹈艺技九”是古印度“乐舞论”中婆罗多牟尼论述的,与藏族舞蹈无关。对此,经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考证,在藏族历史上,人们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不少相关的艺术理论和技法。“波罗多牟尼在论述‘拉斯’时只提出了八种,后经印度舞蹈家增至九种。这九种‘拉斯’主要作为卡达卡利舞演员的面部表情和眼神训练之用”(注:于海燕:《东方舞苑花絮》[M],第18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这与藏文古籍“舞蹈艺技九”中论述的内容相重合的只有“愤怒、恐怖、英武”三种,其余六种则根本不同,而且古印度的“拉斯”也没有提到“形、声、情”和谐运用于舞蹈艺术中的观点。这就有力地证明藏族先人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非常重视与本土的审美意识相结合,以民族审美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
二
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生活、思想情感并具备一定审美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舞蹈艺术是每个民族开创时间最早,历史延续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最能直接表现情感的一门艺术,也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民族特色,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的一门艺术。任何一个民族或部落的人们,当听到他们最熟悉的音乐或舞步声时,都会情不自禁产生兴奋情绪,并传达给身体各部位、各关节,随着舞律的变化,身体便自然舞动起来。这就是这个群体审美意识的一种本能的具体表现。由于每个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政治历史、、民俗民风的不同,又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风格,如不同地区舞蹈,动作的力度、软度、开度、幅度和舞律的差异,有的民族舞蹈动作的重点在人的下肢,而上身动作较小;有的民族舞蹈,上身动作较为丰富,而下身动作较少;有的地区舞蹈以大动为美,有的地区则以含蓄舞动为美。正是诸多舞蹈风格中蕴藏着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特征。
“审美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诸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能动的反映,一般通称之为‘美感’”(注:王朝闻:《美学概论》[M],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感中包含着审美意识活动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形态,如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感受等等,同时还包含欣赏活动或创作活动中的特殊的审美心理现象。
如前所述,藏民族在历史上已形成了比较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体系,但这一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舞蹈理论与舞蹈美学有着紧密联系,但又不能等同看待。舞蹈理论是解决什么是舞蹈,怎样舞蹈的问题,而舞蹈美学则解决舞蹈的身韵、姿态、动作、节奏和如何表达情感、体会美感的问题。
藏族舞蹈有其共性的审美特征,但是由于人们居住的地理气候差异、方言差异、服饰差异、宗教影响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藏民族的舞蹈有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众多民族民间舞蹈;有专供上层社会享用的卡尔歌舞;也有专为宗教仪式服务的羌姆舞,以及众多门派的藏戏舞蹈。以上舞种虽表现形式和手法各不相同,但舞蹈的基本身韵、动作、姿态和技巧却很相近,音乐的基本曲式结构和节奏风格比较相仿;在服饰方面除宽、肥、瘦及色彩的区别外,样式也基本相同;另外,它们以圆圈舞为主的跳法也很相似。因此,相似或相近的身韵是形成藏族舞蹈美学特征的“根”,是相对稳定的审美感受的共同反映。藏文古籍(注:《智者入门》[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一书中把“舞蹈艺技九”变成为“诗歌写作九”,要求诗歌写作者用诗写出舞蹈者的身姿、韵律和丰富情感。同样,要求舞者也在舞蹈时表现诗情画意,融诗舞于一体,有歌就有舞,以词带情,以姿促情,使藏族舞蹈富有生命力和激情。在藏族歌谣中唱到要跳舞“就要跳天空无边无际舞”,要跳“高山不可动摇的舞”,跳起来的“卓舞的节奏快如夜空的闪电”。这就像萨班·贡嗄坚参的书中所述(注:萨典·贡嗄坚赞:《乐论》[M],第1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人们梳妆打扮,人们歌舞欢畅,那里没有悲伤,神圣的音乐至高无上”。这就是藏民族对歌舞的共同审美意识的体现,也是藏族歌舞的魅力所在。藏族舞蹈还与地域、时间、年龄、男女等不同对象各自有不同的舞姿和舞律,如前藏人的舞蹈,活泼有力、热情典雅、柔和敏捷,具有浓厚的纯农区和城镇市民特色;后藏人的舞蹈,奔放潇洒,在“扎念”琴的伴奏下步法灵巧、多变,充分展现着西部高寒人的性格特征;阿里地区的舞蹈,有着典雅稳健的舞步、优美自如的舞姿,充分体现着古象雄文化的韵味;而藏东康巴人的舞蹈,威武粗犷、豪放潇洒、矫健雄姿,充分展现着康巴人的气质特征。关于藏族舞蹈的形态美,除藏文古籍中有大量记载外,在民间歌谣中也有许多记述。如《中国歌谣集——卷“打开歌门”》章节中就记录了大量的传唱舞蹈者身姿的歌谣。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藏族舞蹈的基本审美特征。如:林芝地区果谐“祝歌舞者门面三层高”中唱到:
胸部是锅庄的仓库,今日要打开仓库门;
胳膊是卓舞的翅膀,今日我要炫耀翼力;
腰部是歌舞摇摆处,今日我要放松放松;
膝盖是锅庄的风轮,今日我要转动转动;
双脚是锅庄的滚球,今日我要滚一滚它。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中册,第29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对舞蹈者的形态要求有:
上身动作像雄狮,腰间动作要妖娆。
四肢关节要灵巧,肌腱活动要松弛。
全身姿态要柔软,表演表情要傲慢。
举止要像流水缓步,膝窝曲节要颤动。
脚步脚尖要灵活,普遍要求英姿雄壮。
……
从以上舞蹈时对人体各部位提出的基本要求不难看出藏族舞蹈的基本美学思想。形体美、韵律美、动作的和谐运用是舞蹈美的基本特征。藏族舞蹈非常强调舞蹈时脚、膝、腰、胸、手、肩、头、眼的配合及统一运用。众多藏族古老民歌中关于具体形体要求的歌词和古籍的理论如此一致,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对舞蹈者形态、舞姿的共同审美感受。上述关于舞蹈形态的要求不是空泛的,脱离实际的,而是至今保留在众多的藏族舞蹈中,如“热巴舞”、昌都“果卓”、定日“甲谐”、贡布“箭舞”等舞蹈中,男子舞者的上身动作非常讲究,不论手持道具与否,其“上身动作像雄狮”威武雄壮,极富有高原人彪形壮汉的气质,给人以战胜一切艰难险恶环境的信念,而女子舞的上身动作则含蓄典雅,给人以健康和优美的感觉。与此同时,“果卓”、“果谐”等不少舞蹈中男女舞者的前胸或上身动作稍向前俯,这不是表现背东西的舞蹈,这一现象除了与服装的肥厚、装饰物等有关外,从舞蹈学角度分析,向前微俯与动作的大小、强弱、高低对比等关系密切。
在藏族舞蹈中用腰动作非常丰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舞蹈者,对于“妖娆”的腰、“摇摆”的腰运用的非常讲究。不管是以脚的点子为主的“堆谐”,还是讲究线条富有动感的“谐”,腰部轻软摇摆,在似动非动中给人以充分展现人体的线条美。女子的腰部动作在“热巴舞”和牧区“果卓”中表现得非常丰富。她们的各种翻身动作,侧腰、下后腰动作都把用腰做到了最佳状态。“妖娆”的腰部动作是藏族舞蹈突出的一个审美特征。另外,在民谣和古籍中,认为“膝窝”、“膝盖”是“最灵处”,“要颤动”并被形容为“风轮”、“轮子”。藏族众多舞蹈的“膝盖”动作的确是一个最具典型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动作之一,也是最能表现内心情感和舞蹈动感的表现手法之一。
正如藏文古籍所指(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第131页,木刻板。)“歌舞剧(戏)是:往事如同语言一样,用形态表达各种语言的歌舞剧,它主要靠舞蹈者手、头的各种变化,如卷羊毛时手的动作反复多次后形成优美、迷人的舞”,可见,双手的动作在藏族舞蹈中尤为重要。从对双手的基本要求看,除灵活多变外,手势还要如同“莲花印”,即双手要像盛开的莲花瓣,要有层次地旋转,在旋转中产生优美的想象。我们在观看藏族不同风格的舞蹈时会发现其双手的动作是非常丰富的,极富有活力。双手动作在藏舞包括藏戏舞蹈中已经演化成千姿百态的舞蹈语汇,如藏戏舞蹈中的手势与戏剧语汇融为一体成为藏戏不可缺少的表现手法。同样,在羌姆舞蹈中不少舞全靠手势动作来展示内容;热巴舞中的“颤肩舞”;果谐中的双手前后甩动和胸前划摆,至于“手镯舞”中海螺手镯舞的手势动作就更加丰富。藏戏舞和羌姆舞中很多手势动作直接反映生活,随着剧情、节奏的变化,手势动作也跟着变化,双手始终随舞蹈内容的变化而舞动,并为升华情感需要而创新、发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独特的审美特征。
民谣和古籍中还提到“双脚是锅庄的滚球”、“双脚是舞轮”、“脚下没有刺”、“脚步脚尖要灵活”,脚是舞蹈跳动、踏节的关键。要求舞者的脚像“轮子”、“滚球”般灵活多变,如果说手势动作是“噶尔”歌舞,脚部动作则是“卓”舞蹈,手舞足蹈就形成了舞蹈。舞蹈时要如同“脚下无刺”,踏着强有力的节奏舞起来。藏族舞蹈的双脚动作灵活轻巧,节奏鲜明,脚步热烈而整齐,如,踢踏舞步活泼、清爽,踏出的节奏热烈、坚强有力而轻重分明;果谐舞步是典型的集体舞步,舞蹈充满了劳动气息,在粗犷昂扬的歌声中步伐整齐而富有生命力;昌都果卓的“亚巴舞”步,虽没有音乐,但音乐产生在双脚有力的跺踏声中,一种振天的声响回荡在舞场上空。此外,民谣和古籍中还谈到头部动作,“头是舞的摇晃处”、“做右手势动作和向右行进时头向左看,左动作要反姿,做下面动作时向前看”。从中不难看出不少藏舞的规范程度和形体和谐运用的美学特征。藏舞中的头部动作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绕头舞、甩头鞭舞、前后甩动舞、左右甩动舞等,这些都是舞蹈内容与形体变化紧密结合具有独特头部动作的舞蹈。
以上分别针对舞蹈者各种形体部位在舞蹈中的舞姿运用作了简要论述,至于舞蹈者的全身要求在民谣和古籍中的论述也较多,如女性“全身姿态要柔软”、“体态轻捷如身上无肉,舞姿柔软如腰上无骨,从背影看好像没有臂部,从前面看好像无腹肚”,男性“普遍要求英姿雄壮”。这些形体要求在当时可能属于理想化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审美愿望符合舞蹈艺术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先人们讲究匀称的美学思想。形体是舞蹈艺术的表现工具,那么怎样的形体才算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要求。那么,在藏文古籍和歌谣中反映出来的舞者的形体要求就体现着藏民族的审美意识,同样也是藏族舞蹈的审美特征之一。
二、历史上每一个民族都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生活、思想情感并具备一定审美特征的艺术表现形式。舞蹈艺术是每个民族开创时间最早,历史延续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最能直接表现情感的一门艺术,也是每个民族历史发展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民族特色,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的一门艺术。任何一个民族或部落的人们,当听到他们最熟悉的音乐或舞步声时,都会情不自禁产生兴奋情绪,并传达给身体各部位、各关节,随着舞律的变化,身体便自然舞动起来。这就是这个群体审美意识的一种本能的具体表现。由于每个民族所处地理环境、政治历史、、民俗民风的不同,又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风格,如不同地区舞蹈,动作的力度、软度、开度、幅度和舞律的差异,有的民族舞蹈动作的重点在人的下肢,而上身动作较小;有的民族舞蹈,上身动作较为丰富,而下身动作较少;有的地区舞蹈以大动为美,有的地区则以含蓄舞动为美。正是诸多舞蹈风格中蕴藏着民族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特征。
“审美意识是客观存在的诸审美对象在人们头脑中能动的反映,一般通称之为‘美感’”(注:王朝闻:《美学概论》[M],第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美感中包含着审美意识活动各个方面和各种表现形态,如审美趣味、审美能力、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感受等等
如前所述,藏民族在历史上已形成了比较符合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理论体系,但这一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舞蹈理论与舞蹈美学有着紧密联系,但又不能等同看待。舞蹈理论是解决什么是舞蹈,怎样舞蹈的问题,而舞蹈美学则解决舞蹈的身韵、姿态、动作、节奏和如何表达情感、体会美感的问题。
藏族舞蹈有其共性的审美特征,但是由于人们居住的地理气候差异、方言差异、服饰差异、宗教影响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情趣。藏民族的舞蹈有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众多民族民间舞蹈;有专供上层社会享用的卡尔歌舞;也有专为宗教仪式服务的羌姆舞,以及众多门派的藏戏舞蹈。以上舞种虽表现形式和手法各不相同,但舞蹈的基本身韵、动作、姿态和技巧却很相近,音乐的基本曲式结构和节奏风格比较相仿;在服饰方面除宽、肥、瘦及色彩的区别外,样式也基本相同;另外,它们以圆圈舞为主的跳法也很相似。因此,相似或相近的身韵是形成藏族舞蹈美学特征的“根”,是相对稳定的审美感受的共同反映。藏文古籍(注:《智者入门》[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一书中把“舞蹈艺技九”变成为“诗歌写作九”,要求诗歌写作者用诗写出舞蹈者的身姿、韵律和丰富情感。同样,要求舞者也在舞蹈时表现诗情画意,融诗舞于一体,有歌就有舞,以词带情,以姿促情,使藏族舞蹈富有生命力和激情。在藏族歌谣中唱到要跳舞“就要跳天空无边无际舞”,要跳“高山不可动摇的舞”,跳起来的“卓舞的节奏快如夜空的闪电”。这就像萨班·贡嗄坚参的书中所述(注:萨典·贡嗄坚赞:《乐论》[M],第10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人们梳妆打扮,人们歌舞欢畅,那里没有悲伤,神圣的音乐至高无上”。这就是藏民族对歌舞的共同审美意识的体现,也是藏族歌舞的魅力所在。藏族舞蹈还与地域、时间、年龄、男女等不同对象各自有不同的舞姿和舞律,如前藏人的舞蹈,活泼有力、热情典雅、柔和敏捷,具有浓厚的纯农区和城镇市民特色;后藏人的舞蹈,奔放潇洒,在“扎念”琴的伴奏下步法灵巧、多变,充分展现着西部高寒人的性格特征;阿里地区的舞蹈,有着典雅稳健的舞步、优美自如的舞姿,充分体现着古象雄文化的韵味;而藏东康巴人的舞蹈,威武粗犷、豪放潇洒、矫健雄姿,充分展现着康巴人的气质特征。
关于藏族舞蹈的形态美,除藏文古籍中有大量记载外,在民间歌谣中也有许多记述。如《中国歌谣集——卷“打开歌门”》章节中就记录了大量的传唱舞蹈者身姿的歌谣。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藏族舞蹈的基本审美特征。如:林芝地区果谐“祝歌舞者门面三层高”中唱到:
胸部是锅庄的仓库,今日要打开仓库门;
胳膊是卓舞的翅膀,今日我要炫耀翼力;腰部是歌舞摇摆处,今日我要放松放松;
膝盖是锅庄的风轮,今日我要转动转动;
双脚是锅庄的滚球,今日我要滚一滚它。
藏文古籍(注:工珠·云登加措:《知识总汇》,中册,第29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年。)对舞蹈者的形态要求有:
上身动作像雄狮,腰间动作要妖娆。
四肢关节要灵巧,肌腱活动要松弛。
全身姿态要柔软,表演表情要傲慢。
举止要像流水缓步,膝窝曲节要颤动。
脚步脚尖要灵活,普遍要求英姿雄壮。
……
从以上舞蹈时对人体各部位提出的基本要求不难看出藏族舞蹈的基本美学思想。形体美、韵律美、动作的和谐运用是舞蹈美的基本特征。藏族舞蹈非常强调舞蹈时脚、膝、腰、胸、手、肩、头、眼的配合及统一运用。众多藏族古老民歌中关于具体形体要求的歌词和古籍的理论如此一致,不能不说是一个民族对舞蹈者形态、舞姿的共同审美感受。上述关于舞蹈形态的要求不是空泛的,脱离实际的,而是至今保留在众多的藏族舞蹈中,如“热巴舞”、昌都“果卓”、定日“甲谐”、贡布“箭舞”等舞蹈中,男子舞者的上身动作非常讲究,不论手持道具与否,其“上身动作像雄狮”威武雄壮,极富有高原人彪形壮汉的气质,给人以战胜一切艰难险恶环境的信念,而女子舞的上身动作则含蓄典雅,给人以健康和优美的感觉。与此同时,“果卓”、“果谐”等不少舞蹈中男女舞者的前胸或上身动作稍向前俯,这不是表现背东西的舞蹈,这一现象除了与服装的肥厚、装饰物等有关外,从舞蹈学角度分析,向前微俯与动作的大小、强弱、高低对比等关系密切。
在藏族舞蹈中用腰动作非常丰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舞蹈者,对于“妖娆”的腰、“摇摆”的腰运用的非常讲究。不管是以脚的点子为主的“堆谐”,还是讲究线条富有动感的“谐”,腰部轻软摇摆,在似动非动中给人以充分展现人体的线条美。女子的腰部动作在“热巴舞”和牧区“果卓”中表现得非常丰富。她们的各种翻身动作,侧腰、下后腰动作都把用腰做到了最佳状态。“妖娆”的腰部动作是藏族舞蹈突出的一个审美特征。另外,在民谣和古籍中,认为“膝窝”、“膝盖”是“最灵处”,“要颤动”并被形容为“风轮”、“轮子”。藏族众多舞蹈的“膝盖”动作的确是一个最具典型的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动作之一,也是最能表现内心情感和舞蹈动感的表现手法之一。
正如藏文古籍所指(注:桑杰加措:《四部医典蓝流璃注解》,第131页,木刻板。)“歌舞剧(戏)是:往事如同语言一样,用形态表达各种语言的歌舞剧,它主要靠舞蹈者手、头的各种变化,如卷羊毛时手的动作反复多次后形成优美、迷人的舞”,可见,双手的动作在藏族舞蹈中尤为重要。从对双手的基本要求看,除灵活多变外,手势还要如同“莲花印”,即双手要像盛开的莲花瓣,要有层次地旋转,在旋转中产生优美的想象。我们在观看藏族不同风格的舞蹈时会发现其双手的动作是非常丰富的,极富有活力。双手动作在藏舞包括藏戏舞蹈中已经演化成千姿百态的舞蹈语汇,如藏戏舞蹈中的手势与戏剧语汇融为一体成为藏戏不可缺少的表现手法。同样,在羌姆舞蹈中不少舞全靠手势动作来展示内容;热巴舞中的“颤肩舞”;果谐中的双手前后甩动和胸前划摆,至于“手镯舞”中海螺手镯舞的手势动作就更加丰富。藏戏舞和羌姆舞中很多手势动作直接反映生活,随着剧情、节奏的变化,手势动作也跟着变化,双手始终随舞蹈内容的变化而舞动,并为升华情感需要而创新、发展,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和独特的审美特征。
民谣和古籍中还提到“双脚是锅庄的滚球”、“双脚是舞轮”、“脚下没有刺”、“脚步脚尖要灵活”,脚是舞蹈跳动、踏节的关键。要求舞者的脚像“轮子”、“滚球”般灵活多变,如果说手势动作是“噶尔”歌舞,脚部动作则是“卓”舞蹈,手舞足蹈就形成了舞蹈。舞蹈时要如同“脚下无刺”,踏着强有力的节奏舞起来。藏族舞蹈的双脚动作灵活轻巧,节奏鲜明,脚步热烈而整齐,如,踢踏舞步活泼、清爽,踏出的节奏热烈、坚强有力而轻重分明;果谐舞步是典型的集体舞步,舞蹈充满了劳动气息,在粗犷昂扬的歌声中步伐整齐而富有生命力;昌都果卓的“亚巴舞”步,虽没有音乐,但音乐产生在双脚有力的跺踏声中,一种振天的声响回荡在舞场上空。此外,民谣和古籍中还谈到头部动作,“头是舞的摇晃处”、“做右手势动作和向右行进时头向左看,左动作要反姿,做下面动作时向前看”。从中不难看出不少藏舞的规范程度和形体和谐运用的美学特征。藏舞中的头部动作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绕头舞、甩头鞭舞、前后甩动舞、左右甩动舞等,这些都是舞蹈内容与形体变化紧密结合具有独特头部动作的舞蹈。
一、 主要内容
《翻译美学导论》中运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翻译的运做机制,讨论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翻译的审美客体与主体、翻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审美心理结构和认知图式、对翻译的指导作用以及审美再现的一般规律。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是本书的重点。
作者首先简要介绍了审美客体的定义及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认为翻译审美客体应该具有高层次的语感,“所谓审美客体,是指具有审美价值,因而能满足人的某种审美需要的审美客体。译文必须符合达意的基本范围和修辞的基本规范。”当翻译美感渗透并作用于翻译实践,译文肯定会因形形的美感而发生变化。翻译美学把翻译审美活动涉及的对象称之为审美客体。“审美客体”作者定义为“人的审美行为所涉及的客观事物”。审美客体的审美品质由哪些因素构成?或者,审美客体美在何处?作者把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分为两个系统,即“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他指出“这两个系统中存在的一切形态美都是我们的审美对象”。作者在借鉴传统译论的美学的基础上,用更加浅易的方式,来定义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那就是审美客体美在内在和外在的有机结合上,换句话说翻译的美包括内在美和外在美。对于诗歌来讲,外在美包括节奏、押韵、用词、诗行的布局安排等;内在美包括意义、思想、感情、意境等。这种两分法巧妙地把文学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能够反映审美对象的全貌。同时也使传统译论的美学渊源得到了认识、分析和细致的梳理,并成为翻译美学理论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将传统译论中一些有价值的命题,如意与象、神与形、意境、风格等命题被保留、提炼出来,在当代翻译美学理论中得到了更为科学的阐发。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中作者通过以下翻译审美活动图式来说明翻译由SL(原语)转化到TL(译语或目的语)的审美体现过程。
简图如下:
作者在本书中将翻译看作分解原语SL文本及其审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分为:观赏―品味―领悟―再现。观赏借助感知的观览为目标,意求达到文学美的第一层――声色之美。品味借助想象获得SL意象为目标,审美集中于文学美的第二层――意象之美。领悟借助理解SL的艺术意蕴为目标,审美集中于作品潜隐的理性内涵,再现借助内模仿,即模仿SL二个层级的文学美,是不可缺少的终端审美环节。翻译中的词语修饰是至关重要的,文辞之美是翻译审美再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决于译者本人的才情和语言功底。从美学语言学的角度看,审美意识主宰译文的质量,翻译分析必须重概念、判断与推理,语言表达必须灵活切意,还必须关注语篇美及谋篇的逻辑美;把握原语意义,进入到TL的审美表达,在达意、约定、传情和审美传感上达到清楚原则(Clarity Principle)、简明经济原则(Economy Principle)、表达原则( Expressivity Principle)及谋篇逻辑美原则( Entire Logic Beauty Principle)的要求,才能使翻译得到最好的审美体现效果。(刘宓庆,2005)翻译行为的目标是双语间意义的对应转换,因此,把握住SL意义,达意就成为翻译审美活动至关紧要的第一步,从基础阶段审美原则的视角来看,达意力求达至的目标是准确和适宜。“约定俗成”是相当重要的语言功能原则,作者强调基础层级翻译审美的时尚性、适应性和专业性,即行文要有时代感,TL的行文风格特征和总体风貌应与SL相适应,应广泛使用专业术语,一般以权威的专业词典或书刊为依据,行文组织完全服从于陈述专业问题,从技术上和逻辑上考虑,专业性文献的句式尽可能保留原语的句式一贯性特征。
作者系统地对“翻译艺术创造的基础层级”及“翻译艺术创造的综合层级”作了介绍,并分析文学审美的特性。作者认为“才情”是文学翻译的关键,特别是“情”,只有培养自己的情感、情志、情思才能翻译出优秀的译文。在第七章中,花费大量笔墨分析了翻译基础层级的审美原则。作者对科技翻译进行了评析。在常人看来是严肃正经、不苟言笑的科技文章在作者眼华也具有潜词上的“借”、“传”、“破”三种美学境界和造句上的“逻辑美”、“人性美”、“练达美”等三种美学特质。第八章则针对文学翻译过程美的转换和挽留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翻译方法。通过大量译文对比,有的放矢地探讨了英汉翻译中的美学问题。认为译者要“识汉语之美”、“识逻辑之美”、“识英语之美”、“识英语形合之美”,译者的“审美意识主宰译文的质量”。 第九章则是分析了六种不同的文体类型,从功能价值出发有的放矢地针对各个提出了“模仿”说和相对相融的审美原则。第十章介绍了西方的一些美学译论的经典理论,并提出了“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研究原则,立足自己的文化土壤,充分挖掘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研究其对翻译的启示。
二、理论特色和地位
作为一部系统研究翻译美学的译论专著,该书确有很多长处值得后来者学习借鉴。读完这本著作,笔者深感受益匪浅。以下笔者根据自己的学习体会,摘取要点一一评述。
1、理论创新视点鲜明
刘宓庆教授在其《翻译美学导论》一书的“结语”中种指出“本书是一本导论,因此本章中提出的针对性和相关性各点是一个提示、一种引导,学习者可以参考,幸无受此框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在理论探索方面有颇多令人耳目一新之处。
传统中国译论理论研究零散,缺乏统一的范畴和术语体系,缺乏严密论证和分析,侧重于经验的阐发和直观推论,因而表现为印象式和感悟式。总的说来就是理论上缺乏系统性,方法上缺乏科学性。西方译论用严谨的概念和范畴、条分缕析的分析方法将科学观念引入翻译研究,体现了理论性和科学性。作者克服了传统译论的不足,吸收了西方译论的研究和论证方法,条分缕析,走上了系统化、科学化的研究道路。在当代翻译美学方法论上有了很大改进,比如从对翻译审美客体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研究方法的进步。以往对翻译审美客体的分析和论述过于概括,诸如神韵、风骨、气势等论述非常模糊当代翻译美学对原文的字、词、句、篇、意象、意境等从微观的方面进行了具体客观的语言描述。作者对审美客体原文和译文的形式美和内容美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形式层包括音位层、词层和句子层;内容层的分析包括所指意义、实用意义以及语言的内部意义。这种研究和论述方法结合了文体学、修辞学、语义学和词汇学的研究成果,使翻译美学理论研究具有包容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作者还从形式系统和非形式系统两方面来分析翻译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这些研究深化了对翻译审美客体的认识,研究和论述方法更为客观、系统和科学。
2、例证新颖、分析精辟
该书被定位于“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教材”,因此不同于一般本科生英语翻译教材那样很少涉及翻译理论,相反,理论在本书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并如前所述,作者在理论探索方面有很多独到见解和突破。然而,作者并没有像一些翻译理论著作那样孤立地宣讲理论,而是将理论阐述与例证紧密结合在一起,并在理论演绎上颇多新颖之处。首先,译例都充满“美感”是其例证的一大特色。请看下例:
原文: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刘宓庆教授的译文是:
I am a cloud in the sky,
Like a shadow in your heart passing by.
Don't be surprised,
Or too elated:
In an instant it will vanish in a sign.
We meet on the sea of dark night,
You on your way, and mine out of sight.
Remember if you will,
Or, better still, forget
This encounter and the exchangeing light.(刘宓庆,2005)
1.生活服装的设计 在充分了解人和人的需求的前提下,运用造型艺术手段和造型艺术的基本法则,选用相应的材料和加工工艺,使所设计的服装与生活中的人与现实生活环境有机地、和谐地统一起来。当代生活服装的设计,其艺术参照主要在西方。
2.表演服装的设计 属塑造角色外部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充分理解剧中人物的基础上,运用造型艺术手段和造型艺术基本法则,合理地体现角色的年龄、性格等,并显示出剧定的时代、地域、季节等规定情景;其造型原则受到表演艺术(戏曲、影视等)样式、风格、流派总的风貌制约,服装必须与各自的表演艺术特色高度协调。当代表演服装的设计,一般要求“要从生活出发”,即尊重古今中外生活服装的正式性(以写实话剧和影视为甚),所以,其艺术参照是全方位的。
需要附带指出的是,当代的生活服装艺术,是一门新兴的艺术;而当代的表演服装艺术,除了传统戏曲服装外,从总体上看,也属于新兴的艺术。话剧传入中国才不过百年,而电影、电视的发展普及,也是近代的事。
作为戏曲服装设计者,应该首先掌握的是穿戴规则的以下三个原则:
1.三不分即:传统戏曲服装在应用上“不分朝代、不分地域、不分季节”,通用于一切古典戏曲剧目。
2.六有别指装扮人物外部形象时,遵循写意原则,大体上做六种区分:老幼有别、男女有别、贵贱有别、贫富有别、文武有别、番汉有别”。
3.定中变即:“定中求变”,指通过不同的服饰组合方式,在类型化基础上追求人物外部形象的个性化。所遵循的也是写意原则。其表现手法是简约指代。
总括起来说,穿戴规制体现了戏曲服装的程式性。旧时梨园流行下来一句谚语叫“宁穿破,不穿错”,其意是:穿戴的“对”与“错”,并不根据剧本所反映的历史的真实性与细节的具体性,只根据戏曲服装特有的、严格的穿戴规制――这就与话剧影视的写实化服装严格拉开了距离。
戏曲服装的设计,同样要求运用造型艺术手段(线条、色彩等),同样要求遵循造型艺术法则(统一法则、多样法则、多样统一等),其造型原则跟所有表演服装相同,同样要受到表演艺术样式、风格、流派总的风貌的制约与支配(与表演艺术特色高度协调)。戏曲服装设计,除了要遵循上述那些一般规律以外,主要还强调自身所独有的、十分鲜明的独特原理――这是由戏曲服装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所决定的。
戏曲服装艺术的内在规律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戏曲服装艺术发展史具有个体发生的品格,它是古老的中国服饰艺术历史长河伸向古典戏曲艺术领域的一条支流,在中国服饰文化和中国戏曲文化的双重作用下,民族性极强;(2)戏曲服装艺术的发展从变化的契机来看,多是靠承传来推移的,主要表现为嬗变(缓慢的、叠加式的渐变),传统性极强;(3)戏曲服装早已由生活化引向了艺术化,以可舞性、装饰性、程式性为其恒定的美学特征,其中的程式性是由戏曲表演艺术程式性支配和影响下所形成的,程式性极强;(4)服装应用上的程式一旦定制,又反作用于表演艺术,从人物外部造型方面,促成了稳定的戏曲表演的艺术形态;实际上,服装已成为了一种表演工具,与表演艺术融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所以稳定性极强。
从上述戏曲服装艺术发展规律的特点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两点:一是艺术形式的继承要素丰富;二是艺术形式的成熟稳定。正因为如此,在设计上,其创造空间必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一点,跟中国画、书法、诗词等古老的民族文学艺术完全相同。
1.2中国传统色彩从黄帝开始历尽禹、汤、周、秦等,帝王们以五行(水、火、金、木、土)对应五色(青、白、红、黄、黑),并以五行相克的天道循环理论来选择自己的崇尚的色彩,并且赋予色彩贵贱、等级的区分;中国人在儒家推行的“礼”制色彩规范中以“五彩彰施”创造重彩为主的色彩观念,隋代百官穿黄袍,施行“品色衣”;唐代则又将黄色置于崇高无上的地位,规定除了皇帝穿黄色衣外,世人不得以黄色为衣;唐代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由原来卑贱转为高贵;宋代以紫为贵,清代复尚黄色、红两色,紫禁城用大片的红色黄色作屋身,黄色作屋顶。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喜庆、吉祥的含义。中国红、银朱和朱砂等系列红色是中国色彩的一大特点,传统艺术在色彩的创造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想象力,体现在色彩的多样性,地域的鲜明性,金银的巧用化等方面。例如以“浓烈煽情的对比法”和“温情含蓄的调和法”最具特色,浓烈煽情的对比法中如红与绿,蓝与黄的强烈反差来营造一种对比力度,再用黑白,金银的间隔安插起到丰富的效果。在色彩安排的位置上也各不相同,有居中式、角隅式、散点式、满地式等;温情含蓄的调和法以相似,近似,同一的色彩配置经过不同的色彩面积和方位的安排,产生温情而含蓄,雅致而恬美的装饰效果。而中国宗教色彩主要以金、橘黄、朱、蓝为主色调,其中安插了银(白)、绿等色调,彰显高雅华贵。
1.3中国传统材质中国传统的材质有陶瓷、玉石、丝绸、剪纸、漆画等。六朝时期的青瓷,因其釉中含有较多氧化金属物氧化铁,在氧化焰中烧制成黄色,在还原焰中制成青色。六朝的青瓷产地主要以浙江地区为中心,有代表意义的事越窑、瓯窑、婺窑、德清窑。青瓷的造型多种多样,已开始取代铜器和漆器在日用品中的地位;青瓷的主要品种有:壶、尊、罐、碗、杯、盘、灯、炉、水注、魂瓶、唾壶和虎子等。陶瓷在中国传统材质中具有重要地位,隋代制成各种生活用品的陶瓷,其品种比六朝更为丰富;隋代器皿造型和六朝时期有明显变化和不同特征,出现了“龙柄双身壶”新品种。民间剪纸的审美意识是变形的,不求真实,善于夸张;不合透视,形体变形;不求物件形态毕肖,只讲简练传神;不求四肢齐全,讲究随心达意。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因为它经常采用黄、绿、褐等色釉,在器皿上构成花纹、斑点或几何纹等各种色彩斑斓的色釉装饰,所以称为唐三彩。此外也有涂蓝色釉的,出土数量甚少,故较珍贵。因此,虽然称之为三彩,实际上那个并不限于三种色釉。
1.4中国传统图案中国传统图案里的吉祥符号源于吉祥意识的产生。人类天然有追求美好幸福,祈望吉祥平安的医院。吉祥意识的产生来源于古人对生活的不安定感。先民们对人类自身疾病、瘟疫和死亡充满迷惑和畏惧,以为是魔鬼侵入体内作怪,需要借助某一物或神帮助驱鬼逐妖、消灾灭害和保佑平安。因此,人们举行宏大场面的仪式,创造出他们认为能够保佑人们的符号和形象,作为家庭、氏族的保护神,这种具有神秘宗教背景的图案形象就是图腾。中国传统图案和纹样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一种,以人物、动物、植物、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文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谚语等为题材,运用谐音寓意、象征、会意和吉祥用语等不同手法来绘成图像纹样,表现人们美好的希望和愿景。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及情感表达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图形和吉祥含义通过一定的美的形式的结合。
2中国传统视觉元素在产品设计中的应用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设计正走向世界,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制造技术的提高,工业化大批量制造的产品的统一性和用户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现代化背景下制造的产品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视觉元素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体现的价值越来越突显。优秀的具有中国精神的产品,能让产品融合中国传统的视觉元素,让产品更能符合中国消费者的使用方式和审美偏好。
2.1应用传统纹样进行装饰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被应用于许多优秀的产品外观设计里。2008年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中国举行,其火炬的设计方案以火炬接力标志、主题口号、核心图形和色彩为基础,以凤纹、祥云为创意来源,与北京奥运会景观系统协调一致。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祥云”火炬的亮相,联想正式推出了全球首款奥运会火炬典藏版笔记本电脑,这是中国制造企业第一款以奥运会火炬接力为主题设计的笔记本产品。联想这款与奥运火炬相结合的“奥运会火炬典藏版笔记本电脑”的外壳以象征千年中国印象的经典的“漆红色”色彩和“祥云”图案交相辉映,视觉效果冲击力十足。
2.2从传统形态中获得产品造型灵感中国视觉元素在产品造型设计中的应用有直接应用、提炼形象应用以及将传统的形态赋予新的材质、新的色彩加以表现,赋予产品新的功能。人们在感知这个世界时,形态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人们在认知新的事物时,往往会跟头脑中潜意识的符号进行比较。熟悉的形态、似曾相识的感觉,都能让增加产品对用户的亲和力和感染力;所以设计师需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优秀的形态,研究传统形态和用户的记忆、经验之间的关系,将传统形态转变为优秀的现代产品设计。
2.3传统色彩应用到产品设计中虽然传统色彩的等级观念在现代已经不复存在,但数千年中国传统文化赋予色彩的审美体验和文化内涵已经深入人心。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奥运会专用色彩,既能体现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又能体现现代北京的气息。这六种专用色彩分别是:中国红、琉璃黄、国槐绿、青花蓝、长城灰和玉脂白。传统色彩对于现代产品的色彩设计是一笔巨大的财富。随着高科技电子产品的研发和普及化,新颖别致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电子产品越来越受消费者的青睐。电子产品中融入中国传统美学的原理和思想也是企业打造形象、提升客户印象的途径和手段。中国创造的核心理念,也必将带动和传播更多的富有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产品设计。三星公司2011年第一次完全面向中国消费者定制的“红韵”液晶显示器产品,从市场反响看,非常受中国消费者欢迎,见图7。很多跨国制造企业非常重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为了适应中国本土的市场情况和消费者的喜好,推出中国定制的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产品。这些企业在中国市场上以中国消费者为中心,研究开发本土化的新产品,打造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为中国消费者带来特殊的使用体验。
文化和艺术是历史的两个镜像:一方面,文化隶属于不同社会阶段的艺术形态,另一方面,各异的艺术话语折射出人们精神的不同维度,文学审美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篇章之一。美学一词发轫于希腊文“aristhesis”,是指审美主体借用感官去感知客体存在而体验到的感官上的冲击和精神上的欢愉。西方美学话语的改造和对“美”的本质思考构成美学在中国发展的两大视角。王国维对美学语境的引进开拓了美学研究的先河,朱光潜从审美心理学的视域引领美学研究继续深入。但人们对学术研究的考察与反思会有两个侧面:一是历史回溯;二是未来求解。审美是生活的重要环节,其研究必然也是这样。人类的审美活动是人类创造生活的基本活动,对美的渴求更是人类一种永恒的追求之一。审美自由作为文艺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审美存在的方式,也是一种人与世界和谐的状态,即指庄子所说的“万物与我为一”。审美自由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最终通向道家所说的“道”,而自由和浪漫正是这两个维度的关键内涵和联结点,返回古典和驰向未来都彰显了自由与浪漫审美的特性和逻辑。
一、审美自由的传统与现代之辩
1.“静”与“虚”:传统审美的价值原点。在审美自由状态下,想象脱离了时空的限制,它依据主体的情感需要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陆机)“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言,视通万里。”(刘勰)在审美体验的这一过程中,创造性想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审美主体也就是生活在想象与情感的王国之中,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与审美愉快。审美自由要求审美的主体摒弃一切干扰和束缚,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审美就不可能实现,因为美总是无功利性的或者可以说没有直接的现实功利性。[1]因此要达到审美自由就必须摒弃现实功利,即做到老子所说的“虚静”。自由亦同此理。当然审美自由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它的实现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前面提到过的“虚静”正是达到审美自由的一个条件。“虚静”就是要求人们要抛却外部的干扰用心体会。做到这一点还不够,还需要在时空中有一个触发点或者叫做契机,这个触发点或者叫做契机是通向审美自由的入口,只有找到这个入口方能实现整个审美。而进入了这个时空的入口之后,也就超越了时空。[2]可见,达到审美自由还受到诸多限制,审美自由是一种不自由的自由,需要很多条件,一旦实现就可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了。
2.“道”与“行”:现代审美的实践创新。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在其一生文体研究过程中,认为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过去和未来构成当下的发展,艺术就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而创造的无限空间。[3]德国生命哲学家狄尔泰(Dilthey,Wilhelm)(1833~1911)严格区分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以其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将与人的生命和价值体验作为生命和时间的标杆,指出人类生命的特点必定表现在时代精神上,但他把生命解释为某种神秘的心理体验,在“体验”中体验到的毋宁是:我就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就在我之中。[4]其审美的最终出口在于“道”与“行”的统一,然后生命进入审美自由时状态就达到了一种“神与物游”的人与世界和谐统一的一种状态,此时由于主体与世界融为一体,我即是物,物即是我。既然如此我就可以超越时空成为任何物,任何物也可为我,主体也就是在这种自由遨游中达到“道”,所以庄子以逍遥游为名著书,正是借逍遥自在无拘无束的遨游达到“道”。同时,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是有限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时间性的存在。时间作为有限无限关系的焦点,时间是实在地流逝,不管人怎样超越,他都无法摆脱时间的流逝而驰向死亡之乡。因此,时间成为一种自身否定关系。而当人们将艺术与时间结合起来,时间成为一种自身肯定的过程。
二、审美自由的多维语境透视
1.时间论域:传统审美的运行限度。美感是人的一种本质能力,人通过艺术而追求无限,在历史的长河中拓展了人的自然生命力。他因这种无限的追求而从有限存在之中超越出来,也是人的自然生命力来创造世界和选择进步方向的一种感生动力,从而使这追求本身变成了无限。美感也必须经受住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考验,理性是延续其生命的营养,感性是它的力量源泉,力量虽然来自营养,却又是营养的扬弃。即从人类进步的观点来看,不是历史“积淀”而是“积淀”的扬弃。因此,当人在艺术中顿悟到美学的无限宏大时,会蓦然体会到西西弗斯的悲剧,不仅在于他推石上山的目标之巅,而且在于这一惩罚和承担苦难的遥遥无期。无论这种人造深化的荒诞或离奇是如何的夸张,其埋藏在人心目中的历史烙印永远无法释怀,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也更如同夸父逐日的崇高,精卫填海的悲剧之美,皆在人这一有限之生命投身于无限时间的历史长河之中。理性追求永恒,感性则迷恋于刹那,刹那之中有永恒,永恒之中有刹那,终极的意义上它们又都合而为一,从而达到瞬间而永恒的极致境界,人与世界勾连为一体。[5]人通过艺术中介向无限超越之时,时间的流向产生逆转。[6]同时,在体验生活过程中,是过去和未来相互流转,并以未来占据全部时间,任自由思想可以贯通于整个时空。经过时间的沉淀,这种经艺术而达到的超越,使体验中的人也将生命的一部分投入,使得艺术体验活动不是一种认知活动,而是审美情感的真情流露,浸染了感性个体的生命憧憬和现实境遇。
2.空间耦合:现代审美的时光超越。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人类生存的三维空间加上时间轴即构成所谓四维空间。感知个体通过超越自身的局限而与人类总体步骤相一致,也即人是以客观自然为赖以存在基础的,但个体作为感性个体的存在,只能通过活动和社会融入而获得新的自由空间。如果说个体审美的时间超越向度是朝向无限的,从而以有限厘定无限,通过时间轴进入扬弃无限而最终实现其自由而解答“历史之谜”。那么不难看出,审美主体的审美空间不断超越日常生活空间、超越向度则是成为升华状态。[7]实际上它应该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状态。在此种状态下,物我不分,和谐统一,从而可以自由的交流和对话,最终达到一种超越时空的状态。从入口进入审美自由状态以后,时空已经不再作为看待世界的维度了,因为此时人与世界已经融合为一体,不再需要时空来规范。当然这并非说审美自由状态下就没有时空,只是此时的时间被无限延长,空间被无限扩大,不再有规定性的时空,即不在时空之轴划上一系列的刻度,时空已经不再束缚人了,所以它被超越了。在空间性审美中,我们不再用时间意识去思维,现实的时间似乎停止,进入了永恒。
三、现代价值审美的多元发展与解读
1.载体传承:审美主体的多元阐释。审美活动中的精神存在特征主要体现在惊异、体验和澄明三个基本环节及其起伏运动的状态中。首先,惊异:从日常生活中的跃出。审美惊异就是人在一定的现实境遇中,由于与客体对象的直接契合所产生出来的一种迥异于日常生活经验的特殊心境,既表现为客体对主体的召唤,也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向往。其次,体验:主体对客体的客观表现进行现场观摩,同时被客体具有某种特质的实然对象所吸引,在碰撞与共生中的多元历史观中,心灵受到强烈冲击和震撼的精神领域因而达到升华。第三,澄明:走向本真的世界。只有在审美中人才以完整的“我”与完整的世界直接相遇,人与世界之间的一切遮蔽、晦暗不明均被敞开,从而使主体进入一种光明无蔽的澄明之境,一种最高的生存状态。[8]
2.和谐审美:审美的多元构思与创造。伊格尔顿曾经说过:美学的产生源自于个人与集体之间想象力的被无限放大。同时,审美原本是一种多元化的取向,这种意识形态源自于一个域外的“他者”。这个“他者”被普遍得到认可,是外化具有象征意义的“象征界”,更是本我一直在梦寐以求中探寻自身价值的“菲勒斯”。[9]这个外在的“他者”造就了审美的主客体,也造就了审美的多样性。在艺术家准备表达、操作时,心中意象并不一定已非常清晰、完善,正是靠着表达和操作运动,艺术意象才逐渐鲜明、完整并得以最后定型、完成。艺术操作与技巧是意象孕育的继续与完成。在一定意义上说,艺术操作就是艺术技能与技巧的运用与发挥,是艺术创作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环节。艺术技巧的操作在质料上留下的痕迹就是艺术的形式,它是艺术技巧运动的物态化和凝定。艺术技巧所展示的美就作为意义凝聚于形式的符号中,形式静态地表现了艺术生产的动态运动。艺术欣赏者可以通过艺术形式体会到其中蕴含的技巧的美,艺术形式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艺术家在对艺术真谛的体味与投入中,运用熟练的技巧,在审美状态中所创造出的形式,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在形式符号层次上的统一,是艺术的意义凝聚于“有意味的形式”。
四、审美思想主体间性解释与现代辩思
1.个体到大众:主体间性的包容注解。中国古典美学的基础是以“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和主客一致的思想,呈现了其古典的主体间性。“天人合一”是主客融洽,和谐统一。它是一种自然境界,也是一种社会境界,更是一种标志着知识、艺术、修养、能力已达到相当层次的审美人生境界。回归自然(客体)或返朴归真的状态,是一种宇宙情怀;“天人合一”正内蕴这种宇宙情怀,而这种宇宙情怀也正是生态美学的基本要点之一。同时,审美的多样性源自于个体所在的场域不同。不同的生活阶层会产生不同的生活习性。“美学”这个能指只存在于不同阶层争取其话语合法性的实践当中,每一次命名都会牵扯到一系列的评价体制问题。所以笔者倾向于把它看是一个话语的战场而不是“自然”的画廊,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它的多样性的由来。[10]审美境界高于一般的人生境界,它可以说是对人生境界的一种诗意的提升和凝聚,也可以说是一种诗化的人生境界。最高的人生境界往往就是最高的审美境界。宗白华将境界分为六种——“功利境界主于利,伦理境界主于爱,政治境界主于权,学术境界主于真,宗教境界主于神。”介于后二者之间,有艺术境界,即“艺术境界主于美”。这种种无限的情思和想象中,生成了包蕴着无限韵味的意蕴,从而比日常生活中一般的审美更自由无碍,实现了个体到大众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