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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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世界老龄问题大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就是“老年型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在19世纪中期最先出现在发达地区，这是该地区生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进步，死亡率、出生率下降，实现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我国在2000年的时候，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达到了7%，自此之后，该比值一直高于7%，截止2014年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已经达到1.13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10.06%。预计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率将达到25%（CaiandWang，2005），而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率将达到14%，未来20-40年将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张文范，2002）。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变化过程，是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一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人口现象。造成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死亡率与出生率的下降，但是人口老龄化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聚类分析（ClusteringAnalysis）是对集中的记录进行分类，由聚类分析工具根据一定的规则，合理地进行分组或聚类，并用显式或隐式的方法描述不同的类别。聚类的目标是将数据聚集成类，使得类间的相似性最小，而类内的相似性尽可能大。这与抽样技术中以使得组内差异小、组间差异大进行分层的原则是一致的。

本文首先利用1995-2014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数据做趋势图

图1

图22014年各省份老年人口比重

由图1可以看出，1995年-2014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1995年到2010年从17.12%下降到11.9%，就2010年之后稍微上涨一点点，这于国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系，但是总体来讲，出生率较之前还是很低；而同时人口死亡率的变化比较平缓，但是还是在上升，这于中国这些年的经济的崛起有关，国家发展迅速，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从而使得人均寿命延长；而且也看到老年抚养比也是一直上升的，幅度也比较大，从1995年的9.2%上涨到13.7%，这也表示中国老年化程度的加深。

由图2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的老年人口的比重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是31个省份中老年人口比重最低的省份，为5.49%，重庆位居31个省份的第一位，老年人口比高达14.12%，从数据来看，2014年未进入老龄化，而重庆已经远远超出了7%的标准，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分析这种差异程度及趋势，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中国31个省份由于区位、资源条件及历史基础等方面的原因，经济的发展有快有慢，同样，老龄化程度也是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尝试采用聚类方法中的系统聚类法，选取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及各省份GDP占全国的比重，运用SPSS软件，对各省份进行聚类分析。

因为数据量纲不同将影响聚类分析的结果，所以在分析之前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进行无量纲处理之后还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因为指标类型中有“极大型”、“极小型”、“居中型”和“区间型”指标。通过聚类图可将全国31个省份分成5类，具体如表1

由于本文采用的抽样方法为分层随机抽样，即每层中的抽样都独立地按照简单随机抽样进行，设总体均值的简单估计为^st，对于分层随机抽样

^st=∑Lh=1Whh=1N∑Lh=1Nhh

V（^st）=∑Lh=1W2h1-fhnhs2h

通过上述公式，得出下列结果：

^st=9.50%

V（^st）=0.00000176

该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与利用国家公布的数据：2014年年末总人口136782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136782万人，得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06%，两者相差0.56%。

如果直接将31个省份的老年人口比重数据直接地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即

^==1n∑ni=1yi

V（）=1n-1∑ni=1（yi-）2

则结果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平均比重为9.56%，这样计算的方差为0.00039。可以看出，两种方法得出的均值比较接近，但是分层抽样的方差明显小很多。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聚类分析与分层抽样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提高抽样的估计效率，这对于一些大型调查，例如全国型调查，可以在节省成本的同时提高估计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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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8（c）-149-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根据全国老龄办最新消息，截至2006年6月1日零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14 657万人，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且老龄化增长速度快，年均增长率达3.2%，几近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空巢老人”比例显著增加；18%的城市老人常感孤独；养老保障尚有较大差距[1]。世界各国从成年型到老年型社会的过度一般需50～8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上述情况说明，应对老龄化问题形势严峻，做好养老服务工作任务紧迫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人口“未富先老”；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平衡。为此，对我市人口老龄化状况及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走访调查和分析。

1调查对象和方法

1.1调查对象

漯河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包括双龙、沙北、干河陈、郾城区、天桥、翟庄和万祥街等七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涉及人口35.27万，其中60岁以上人数30 307万，慢性病人9 224人。并对漯河市社区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

1.2调查方法

走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健康档案逐项统计。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调查结果

见表1，表2。

2.2结果分析

2.2.1漯河市共有4个区，9个社区服务中心，城区人口46.8万。本次调查涉及7个，调查总人数为35.27万，建档达19 096户，其中60岁以上老人数30 307人，占被调查人数的8.6%，慢性病患病人数9 224人，占被调查老年人数的30.4%。由于各个社区发展不平衡，入户调查正在进行中，社区高危人群和5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占建档户人数比例也各不相同。

2.2.2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人口老龄化必然要求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大幅增加，需要政府财政做出相应安排；人口老龄化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老年人的医疗和护理问题日益突出，对社区照料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生活和参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老年消费的特殊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代际关系出现许多值得重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研究和采取相应对策，防患于未然。正如同志指出的：“老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同志也强调：“人口老龄化给家庭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新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全国上下都要有充分的认识，并积极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

2.2.3解决好我国健康老龄化问题的主题思路是：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体系，加快社区老年服务建设；合理规划社区蓝图，使老年人能就近得到咨询、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护理和紧急救护等各种服务，并为老年人学习、文体、康乐、交往等社会活动的需求提供条件，逐步建成适合城乡不同特点、多层次、多功能、多项目的社区老年人服务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安老、养老服务体系。

2.2.4 照管好老年人的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把低龄和健康老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加入创造社会财富的行列，减少需要养护的人口，将老年人重新融入创造价值的生活主流，开发老年人人才资源。要在关怀老年人健康前提下，量才发挥，量力而行，使“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相结合。为社会、为国家继续奉献光和热，创造更大的财富。

2.2.5实现健康老龄化，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生命质量，减轻社会和家庭负担，节省医药卫生资源，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老龄化紧逼中国社会[N].河南日报，20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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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日益受到全球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上公认，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如世界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法国、“老人王国”瑞典、“长寿王国”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国等。David预测到2050年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目前国内外关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国家或地区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测。如Karl分析了近50年来奥地利人口的时空演变规律及特征[2]，Joshua对2050年美国老龄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3]；李日邦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时空间分布特点及区域差异等进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关社会问题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贫困问题[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时空分异[14-16]，老年产业发展和社会养老设施建设[17]等。（3）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Sumiko等对老年人口及年轻人口迁移对日本传统社会养老模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国家相关数据，对各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应、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5]；张桂莲等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消费、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8-20]；魏立华等对老年人口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1-22]。（4）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6-7]；绍国栋等对我国退休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对国内外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和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25]；姚静等就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型进行了探讨[26-27]。已有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为基础，选择瑞典、日本、美国、法国等几个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系统总结它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典型对策及特点；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对于有效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对策

2.1 鼓励生育，应对少子化，促进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持续供应

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存在于老龄化社会，两者紧密相关且影响劳动力的供应。因此应对少子化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从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职工重返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解决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儿津贴和带薪假期，向离职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医疗、营养和薪资等补助和津贴，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儿童教育、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长“爸爸月”，缩短低龄儿童父母的工时，实行父母保险（即企业给父母双方带薪假期以照顾幼儿；保证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岗位或者提供类似的工作等）等，以缓解家庭看护幼儿的压力，使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重责任，保证女性职工能重回劳动力市场（表1）。

2.2 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年劳动力来源，缓解政府养老金支付压力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普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法对退休年龄制度进行了改革。延长退休年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领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龄，将现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向后延迟，相应延长工作年限；另一种是设立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即对不同退休年龄的老人给予不同数额的退休金，退休年龄越大，退休金数额也越大。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主要采用第一种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法国在2011年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德国政府计划在2011和2018年期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28～29]。瑞典和美国等主要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对于提前退休的60-64岁的职工，每提前一年退休减发退休金的5%；65-70岁的推迟退休的人员，每延迟退休1个月增发退休金的0.6%；对于有经验且有能力继续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为其提供做义工的机会并根据他们提供服务的多少增发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 完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

根据养老场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养老方式可分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受老龄人口增加、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年轻劳动力迁移影响，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机构养老又受到老年人经济状况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难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国外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发挥着基础作用，但在个人和家庭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化服务；政府负责采取相关激励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项目建设及服务活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并协调参与建设和服务的各主体的利益关系；社区负责培育在宅服务人员并不断拓展服务业务范围为老年人上门提供帮助，服务内容主要有住房维修、日常照护、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如瑞典的养老服务带有很大的福利性质，服务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老年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属于“国家负担型”；美国老年人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主要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负担型”即“投资人同时也是受益人”，这种“个人负担型”的资金来源方式也使得美国“以房养老”的发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 建立多样化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世界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养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体系的转变[31]。目前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金制度。其中，基本养老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一般由国家按照统一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的人员支付；企业年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大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后两种制度对缓解国家养老金支付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基本养老金的资金都来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国也十分重视企业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美国政府推出“整合企业年金计划”， 把企业年金计划提供的养老金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养老金进行协调。目前，美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金规模[25]。另外，美国不同运营规模的企业间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不同；日本则依据国内劳动力结构，在不同的行业实行不同的养老金支付方式和资金分配比例，从而使得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具有“多支柱”的特点，还具有“多层次性”（表4）。

2.5 开发老年人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应和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外，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是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有效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一般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并采取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引导企业向老年产业领域投资推动老年产业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目前，国外的老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产业，如老年餐饮、老年人用品生产（保健品、化妆品、服装、交通辅助用品、体育健身用品、生活辅助用品等）、老年房地产开发等；第二类是围绕老年养护形成的产业，包括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保险、老年医疗康复用品生产、长期照护产业、医护人员培训等；第三类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旅游、心理咨询、老年图书馆、老年电视广播节目等。另外，由异地养老和跨国养老而带动的养老产业在一些自然环境良好、适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区逐渐兴起（表5）。

2.6 注重法制建设，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与老年人有关的福利保障、产业发展政策等的有效实施和运行，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管理机构。目前日本与老年人有关的法律体系由《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护保险法》组成[32]；美国政府先后颁布《社会保障法案》（自1935年实施后经过多次修改与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与救助制度等），《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等[33]。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对法律的运行和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美国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老龄问题的机构包括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33]；瑞典政府设有三个“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和一个“高级公共保险法院”，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公民对地方法院判决不服时，还可以继续向高级法院申诉。

3 国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策的主要特点

3.1 “开源节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从人口和劳动力的出、入端来应对老龄化及由老龄化带来的少子化、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等问题。如鼓励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宽了劳动力的来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险等为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或施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则延长了老年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减少了老年劳动力的流出。这些措施共同减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证了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在养老金保障体系方面，主要老龄化国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金保障体系拓宽了养老资金的来源、缓解了国家支付巨额养老金的压力，也使得现有的养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图1）。

3.2 “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在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时坚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为原则，注重对老年人的人性关怀，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严、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在养老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时明确规定了包括政府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缴纳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时所必须承担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获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和设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3.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企合力，多方应对

主要老龄化国家意识到单纯依靠政府养老的压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参与” 的策略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不管在发展老龄产业，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推行居家服务的养老模式，还是在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积极发挥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引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构建起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入模式，从而保证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各项制度和社会经济等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借鉴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不单涉及人口生育政策，还与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关，涵盖社会物质、文化和制度生活各个层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尚缺乏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在以老龄化为契机、开发老年市场形成全社会力量“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局面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特点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性有其形成的内外因条件且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一方面要肯定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继续把“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问题，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协调，坚持科学指导，坚持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客观差异性并考虑制度的公平性和弹性，从完善各项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以老龄化为契机促进老年产业发展经济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应对措施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4.1 “分区域、分行业”，建立适合不同区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龄制度

我国自1950年颁布退休人员管理办法以来，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仅有过两次（分别在1983年和1990年）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54]。考虑到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人口结构等各方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确实有再次进行改革的必要。我国是在“未富先老”和“城乡二元结构”二者并存的国情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同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等问题相互重叠[10，13]；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来看，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十分突出[24]。这些特点使得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且不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没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但从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点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行地区间和行业间有差别的退休年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34]。因此，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将改革退休年龄制度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结合，积极探索渐进式的改革退休年龄制度的方式。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以及对技术和经验水平有要求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类等行业，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龄制度并适当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龄，鼓励老龄人口延迟退休或退休后再就业；针对处于底层、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可以采取按工龄计算的弹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龄上给予照顾。

4.2 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并普及企业年金制度，优化养老保障体系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人；二是全国实行的“统一标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对这些地区来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建立“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做法采取改进措施：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重视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各省市、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设立不同的缴费和待遇标准，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参保的积极性和有关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规模小、覆盖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问题[35]。所以，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法律框架给予企业年金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办法，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企业年金同基本养老保障的关系，企业年金的保障范围、水平、权利和义务以及企业年金的组织和监管体系等；同时注重有关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配套立法，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拓宽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减少收益风险、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管理层的参与意愿，逐步提高企业年金制度的参与率和覆盖面。

4.3 “因地制宜”，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多方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弱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变逐渐正在成为解决我国庞大数量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探讨的焦点。目前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阶段，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区养老模式正在兴起[27，30，47，57]。考虑到居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以及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应坚持以“充分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各方面在养老中的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30]为要旨，在弘扬“孝道”思想、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的同时，鼓励并扶持社区老年服务组织的发展，明确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并作为政府支持和发展的重点，使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构建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27]。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家庭类型有重点地采取养老抚助政策：在农村地区，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化养老的宣传力度，发挥社会和集体养老的补充作用[57]；在城市地区，以市场为导向并采取激励政策推动城市养老向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的转变；另外在有条件的城市地区可以借鉴国外“以房养老”的模式，加大“以房养老”的宣传力度和业务试点并对其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55～56]。最近几年来，我国“失独家庭”和“421家庭”的数目越来越多，这两类家庭的养老压力也日益明显。政府可以在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实施一定的优惠和扶助政策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大力兴办公益性老年服务机构，给予上述两类家庭物质和精神照护。

4.4 做到“两个结合”，针对主要领域发展老年产业

目前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36]。因此，未来要加强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做到“理论研究与政府决策、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培育相结合”，重点对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老年产业特征、市场规模、基本规律及老龄化过程对市场体系的影响等进行研究，从而为政府科学决策和企业老年产品开发提供理论咨询和支持。另外，国外有相当数量老年产业是围绕居家式社区养老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与推行社区型居家养老模式相结合，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老有颐养”为主线，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在养老机构和设施建设、养老入户服务、护理、老年用产品等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领域，开发一批满足老年人需求、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产品。具体措施为：政府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推进公办示范性养老机构建设，同时提高对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的补助标准，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尤其是鼓励发展医养结合型护理机构以及养老护理人员培训机构和专业服务队伍的建设，以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颐养”；政府或企业在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建设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体娱乐和精神慰藉等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积极向农村社区推进，形成以点带面的联动的效应，不断拓展养老入户服务的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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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条件不断改善，国民的年龄不断得到延长，老年人口迅速增长，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处于利好态势的“人口红利”期，伴随着步入老龄化大量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如何在“人口红利”期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内把握机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出一些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措施来有效应对这些困难是目前我们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总体情况：

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我们国家目前老龄化所要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解决我们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预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期将会在2013至2015年消失；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延续到2020年左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持续到2050年。无论是什么时候结束人口红利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总有一天我国的人口红利期会结束，到时我们的社会也必然将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将会势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人口红利”期所面临的困难

1、“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与之相对应的“人口负债”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未来我们社会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结构出现，对于第三代的一个孩子来说，将来要面临六个老人的抚养问题。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会由红利型转变为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这就要求对将来的人口负债期做好准备。

2、我国老龄人口基数庞大，养老负担较重

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老龄化人口比重虽然相近，但是实际意义上的老龄人口数量却极为庞大，因此，我国将来所要面临的养老保障问题也将更加严峻，当社会上的老龄人口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养老负担加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速度如果不能进一步加快，社会养老保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那么届时我们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将会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我国高素质人才队伍不足，人民综合素质不高

虽然我国有着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并且“数量型”的“人口红利”短期期依然继续存在，但是由于我国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科技等事业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虽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我家目前依然面临着高素质人才不足的状况，人民的综合素质不高的情况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跨越性的提高，我国专业性的人才极度缺乏，各类高科技人才仍然供不应求，这些潜在的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当“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时，我们面临的人才压力也将会更大。

三、利用“人口红利”期应对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1、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创新曾经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由于近二十年制度创新减缓，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与既定的政策目标是冲突的。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即便在短期内继续拥有人口红利，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会低于传统国际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期，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低于贸易前的福利水平。中国必须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制度红利”，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专业护理人才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增加，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老龄化是我们面临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内抓住良好的发展条件，不断发展经济，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将社会这个蛋糕不断做大，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一批专业的护理人才，也将不断提高对于老年人口的服务和保障水平，为我们的老龄化问题提供更多的物质和智力支持。

3、陆续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有数据显示，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已经累计少出生至少四亿人口，这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为我们的“人口红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也不断显现，最明显的就是我国可利用的劳动力人口数随着出生人口的降低二减少，长此以往，我们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老龄化，加剧了我国未富先老的状况。因此，适当地逐步调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对人口的限制，对于我国应对今后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缓解可利用劳动力不足的状况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4、适当提高退休年龄人口，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随着社会整体平均年龄的不断提高，公民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技能不断增强，通过调研和实践，结合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延长工作期，提高退休年龄，使公民在有限的生命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对于增加和补充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减轻养老压力，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提倡社会在就业中的男女平等，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充分发挥作为社会另一半重要智力和体力资源，重视对于女性能力的利用，将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5、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公民整体素质

教育是改变人命运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快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方法，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断加大教育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重视个人不同的能力，充分发挥人创造财富的动力和能力。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对于解决“人口红利”期内以及应对“人口红利”期后出现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公民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加从容自信的应对各种社会问题。

总之，面对难得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充分抓住和利用好这个机遇期，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加快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不动摇，借助各方面的智力和技术支持，科学应对可能面临的困难，必然能够有效利用各方资源，实现我们整个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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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物质基础和前提，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又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更进一步影响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因此如何处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我国未来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资料表明，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群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群占到总人口7%，那么此国家就属于老龄化国家。根据最近2016年3月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1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会上透露，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65岁以上人口近1.42亿，占总人口的9.7%。可以确定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年型”国家行列。

建国以来我国65岁以上人口的变动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出生率下降。从1982年-2000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不断减少，而老年型人口不断增多，从4950万增长到8810万。根据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标志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之后10年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将会达到2.6亿人，2050年达到4.4亿人。占总人口的1/4，所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医疗水平不断提升，使得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提升，人均年龄达到70岁，由此，我国老龄化人口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情况。

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2.1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我国占有世界1/4的人口，同时人口老龄化也是世界第一位。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有17759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54%。中国老龄人口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2.5倍、4倍、6.5倍、9.3倍和22.7倍，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六国之和。虽然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间较晚，但是反战速度却十分迅速。根据权威部门预计，从2010年开始，我国老龄化人口会以每年3.2%速度递增。这表明中国彻底成为老年化社会仅需要27年的时间，可以说中国老龄化仅次于日本，是所有国家中最快的。

2.2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不对等

根据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其是拥有充足的物质储备来应对未老社会的老龄化，即“先富后老”，如日本老龄化人口在达到7%的时候，其人均GDP达到1967美元，老龄化人口达到10%的时候，人均GDP达到11335美元，并且仍然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而我国在国家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缺少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和生产问题，因此我国目前的发展任务仍然沉重。

2.3人口老龄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均衡

（1）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2000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增长较为缓慢，增长率为1.8%，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14岁以下的儿童人口在不断下降，我国的社会形态也发生变化，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阶段是2000-2025年，据预测，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将会飞速增长，老龄化人口将会达到总人口的18.5%，而青少年人口则不断下降。第三阶段是2025-2050，我国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将会占到总人口的27%左右。此后我国的人口比例趋于稳定。

（2）中国人口老龄化在我国的分布也存在较大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农村、沿海城市以及内陆城市，东西部差别较大。从地域分布来看，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老龄化人口自西向东不断的增多。从城乡分别来看，目前随着城市的发展，我国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而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快，所以我国的农村棉铃这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3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3.1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

任何社会生产发展都是以劳动力和资源为前提的，尽管现代经济对于生产要素定义有所改变，但是基础生产力仍然是资源和劳动力。我国是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口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根据相关机构预测，随着时间推移，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负担。甚至有可能随着劳动人口比例下降，我国会出现劳动力短期的情况，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

3.2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保障和家庭生活的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模式对于养老保障的冲击非常大。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人口老龄化对于养老保险需求较大，而养老保障则会使得我国的社会负担加大，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比例扩大，投资率、积累率下降，减慢经济发展速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发展速度较快，1979年我国有近600万退休职工，而1989年增长到2205万人，各种费用也在不断的增加。根据预测2050年我国的退休职工将会达到1人口，每年将会支付18万亿的养老保险金。

（2）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传统家庭情亲观念有较为深刻，家庭养老模式是很多人的首要选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父辈退休的时候，就会使得家庭中的养老成员增多。但是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我们面临着社会压力和工作压力较大，就会影响对父母的照料，就会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严重的冲击，所以开发多元化的养老保险体系应对未来我国高度老龄化的社会形式是必不可少的。

3.3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产业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一般的产业发展趋势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产技术型转变。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与相关的时代需求和技术结果为前提。虽然老年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随着社会创新的发展，老人的体力和精力必然不允许其进行高强度的技术开发和创新研究，对于产业的发展也是十分不利。并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劳动力流动是产业发展的要求。而年级较大的人不愿意改变当前的生活状态也会影响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对于产业调整不利。

（2）人口老龄化将会带动消费结构的改变。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对于消费市场的需求是不同的。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很多老年产业就会出现。而老年人的需求主要是物质生活需求、精神生活需求、护理照料需求等。老年人口的需求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老年产业的广泛性，老年的衣食住行及精神状况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结论

我国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充满潜力的消费市场，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机会窗口”，丰富的老年人力资源等积极的因素，但我们应该清楚，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与现代化，和别的国家的富老同步相比，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而且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给投资、储蓄、财政等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处理老龄化问题，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关系到现代化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对老龄化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充分认识到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制定相应的基本政策，促进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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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

社会人口老龄化的产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对于我国来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与众多发达国家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不相同的。由于新生儿的出生率在政策实行的短期时间内大幅度下降，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迅速生成，这点和发达国家由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同时较低导致的缓慢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不同的，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来势汹汹中国面对的问题就更加严峻。随着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的少儿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并且增长缓慢，从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以来，我国就一直保持着这种低生育率。

然而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条件更好了，老年人有更好的生活条件进行养老，使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大大提高，并且随着医疗水平迅速提高，国家大量引进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新型高效的针对性医疗药品也不断地开发，为老年人生病的治疗和康复进行保障，导致死亡率大大下降。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老龄人口的人数不减少反而增加，同时面对的是低生育率，青壮年的人口数由于低新生儿率的影响逐渐减少，结合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呈现的便是我国老年人口的比重大大升高，出现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上升，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日趋严峻。

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的本身并非是问题，这只是一种社会人口比例的动态变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经的状况，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然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在逐步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后，将会给社会带来相应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源是老龄人口数量的庞大以及所占比例的较高，这对于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稳定以及文化等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3.1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

在社会中，主要劳动力无疑是青壮年群体，老年人是社会的一个帮助对象，由于身体条件的约束，老年人对于社会经济的创造较为微弱，主要依靠家庭和社会的供养。由于中国老龄化趋势发展迅速，社会财富的创造不能满足对老年人的供给，对老年人抚养金的巨大额度的支付给所占较小比例的年轻人带来巨大压力，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跟不上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为落后的状态，和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形成了巨大矛盾，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不能够满足对老年人的抚养需求，造成地方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危机。实际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高低并非直接决定老龄化带来的压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必须与经济基础相考虑，具有充裕的社会经济资源，则对于老龄化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可以轻松面对。然而我国并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条件，因此即使老龄化程度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仍要面临远远大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据研究表明，以AECI指数来对老龄化经济压力进行判断的话，中国以2.4的指数远高于按美国的-5.1，并且经专家学者研究，我国在未来40年会达到老龄化经济压力的高峰，给社会生产力带来空前的压力。

3.2 人口老龄化对政治的影响

老年人口数量以及所占比例的变化对于国家的政治和制度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国家的政策对于不同年龄层的群体之间的利益会产生巨大冲突。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大导致老年群体在我国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高，导致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政党等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势力争夺战中，老年群体成为了争取的对象。由于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步，老年人对于政治的关注度逐渐提高，其参政意识也随之不断地增强，这导致老年人参加政治事务成为政治团体中的一部分具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导致政治团队中的年龄群体有了重新的格局，因此对于老年人群体的利益有了更多的争取力量和机会，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结构都有很大的影响，有可能以牺牲未来几代人的发展潜力作为求得政治上稳定的代价，给社会的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带来威胁。

3.3 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由于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全球的资源紧张和社会经济的震荡都对人口老龄化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带来了更大的推动作用，导致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断被放大。城市化的进程使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不断地聚集到城市以谋求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这对于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城市青壮年劳动力的缺乏带来了一定的弥补，然而这对于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无疑是巨大的打击，农村中生产力极度匮乏，呈现的是极其低下的经济收入状况，农村老年人由于生产能力和生产技能的缺乏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极其微薄，并且农村中社会保障金的发放也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老年人口基数过大，老年人抚养金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并且农村人口社保额较少，在面对如今严重的“空巢”状况，农村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3.4 人口老龄化对文化的影响

自古以来，中国人传统是以孝为先，重孝道，在传统文化中具有浓重的尊老成分。在传统社会中，“孝”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成为中国家庭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核心部分，赡养父母对于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对父母多年来的养育之恩的报答。然而人口老龄化的情况导致我国在养老方面上从“用心”的重视文化和情感的模式逐步走向“用钱”的行为模式，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往往不住在一起，由于家庭观念中赡养父母的思想，子女们将金钱上的供养和帮助作为了赡养老年人的方式，和老年人情感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子女和父母之间的联系仅在于金钱供养或是帮助照看孩子，导致我国数千年来的“孝道”的意义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家庭的经济资源相挂钩。

目前社会中对于老年人的看法存在着严重的歧视，对于老年人的生存意义有了越来越偏激的看法，认为老年人的需求只是生存，对于老年人情感上的投入十分吝啬，子女对于探望老人这一基本的家庭交往都往往难以做到，甚至需要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加以规范，甚至由于老年人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子女对老人产生厌恶感，出现了漠视老人甚至虐待老人的现象的发生，导致“孝道”的严重缺失，对于我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冲击。

4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视角

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发展现象，当这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展太过猛烈到达一定阶段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需要社会对于这种变化做出及时和有效的反应，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方法来适应这种变化并对自身进行相应的调整。然而我国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不能适应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所需，导致了一系列上述老龄化问题的发生。因此必须对公共政策进行相应的调节，来有效地应对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问题。

4.1 不只停留在人口政策的调整

我国实施的计划生育等人口政策对于我国人口的调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特定时期的中国国情中，因此人们也习惯性地认为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人口政策的进一步调整，来面对新的人口年龄层次分配情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行带来的人口发展状况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采取相应的调整来面对老龄化的问题，然而人口老龄化不仅仅是生育政策的影响，还有人类寿命自身的延长方面的因素，仅仅依靠政策不足以改变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应该调整或者重构制度安排，并且整合公共政策来进行当前社会年龄结构和现有政策制度之间的协调工作。

4.2 不只调整对于老年人的政策

篇7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3002204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使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平均水平，产生“未富先老”现象。2002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8.81%，从此迈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省60岁以上人口占比13.93%，居全国第9，这一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约0.61%。2013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比9.91%，居全国第1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约023%。老龄化社会给经济产业结构转型、老龄产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给湖北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带来巨大挑战。 

国内诸多学者和研究者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研究，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王金营，梁俊香（2008）从未来人口发展面临的问题出发，对社会保障的战略设计和体系构建面临的诸多矛盾给予了分析，认为我国应该从长期的角度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善的能应对未来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社会保障体系。袁俊等（2007）从时空角度描述了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分异特征，揭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区域差异扩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张冬敏（2010）以人口扰动为切入点，分析了陕西省人口年龄结构的非正常波动，并构建人口扰动模型，测定人口波动规律，判断人口老龄化进程与人口扰动的关系。侯大强（2012）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Leslie模型对湖北省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胡芬（2011）利用灰色—线性回归组合模型预测了湖北省老龄人口。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叶宁，尹文耀（2006）研究了人口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并提出各项应对措施。杨雪，侯力（2011）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姚从容，李建民（2008）对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 

本文在老龄化问题相关研究基础上，利用灰色预测理论对湖北省老龄化人口进行预测和分析，并运用灰色关联度对湖北省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度分析，最后根据老龄化人口与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及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政策建议。 

1 湖北省人口结构现状 

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为5799万人，城镇人口有3161.03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4.51%；乡村人口有2637.97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45.49%；出生率为11.08%，死亡率为6.15%，自然增长率为4.93%；从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上看，0-14岁的有866.37万人，占14.94%；15-64岁的有4357.95万人，占7515%；65岁及以上的有574.68万人，占9.91%。2013年湖北总抚养比达33.07%，少年儿童抚养比1989%，老年人口抚养比13.18%。湖北省人口结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呈阶段性缓慢增长趋势。2001-2004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44%、2.21%、2.32%、2.40%，保持在2.21%—244%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一个阶段；2005-2009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05%、313%、323%、271%、3.48%，在2.71%—3.48%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阶段；2010-2013年湖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4%、4.38%、4.88%、493%，保持在434%—4.93%范围内，作为人口增长的第三个阶段。 

第二，人口结构中少年儿童系数比大体呈现下降趋势。2001年湖北省少年儿童系数为22.43%，而到了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4.09%和14.95%，在12年的时间里系数下降了7.48个百分点。 

第三，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系数大体呈上升趋势，人口老龄化趋势较为明显。湖北省2001年的老年人口系数为6.73%，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10.76%和9.91%，2013年比2001年提高了3.18%。2001年湖北省老年人口抚养比为9.51%，而到2013年已经达到13.18%，与2001年相比提高了3.67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抚养比增加，少年儿童系数减少，承担养老的子女减少，这将会给社会养老方式和社会保障带来更大的挑战。 

2 基于灰色GM（1，1）人口预测模型的分析 

2.1 灰色GM（1，1）模型介绍 

灰色系统理论的GM（1，1）模型适用于贫信息的不确定性问题的预测，抗噪声能力强，优于传统预测方法，该模型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生态、工程预测控制等领域。灰色GM（1，1）建模过程如下： 

（1）设一组原始数据为X（0）=x（0）（1），x（0）（2），…，x（0）（n），对X（0）作一次累加，得到生成数列为X（1）=x（1）（1），x（1）（2），…，x（1）（n），其中，x（1）（k）=∑ki=1x（0）（i）；k=1，2，…，n。

（2）生成X（1）的邻均值等权数列，且Z（1）=z（1）（k）/k=1，2，…n，其中，z（1）（k）=0.5x（1）（k）+0.5x（1）（k-1）（k=1，2，…，n）。 

（3）根据灰色理论对X（1）建立关于t的白化形式的一阶一元微分方程GM（1，1）：dx（1）dt+ax（1）=u（a，u表示待解参数），设Φ=[a，u]T，用最小二乘法求解，则Φ︿=[，]T=（BTB）-1BTY。 

令Y=x（0）（2）x（0）（3）x（0）（n），B=-z（1）（2）1-z（1）（3）1-z（1）（n）1 

（4）解出Φ后，即可得到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的解：（1）（k+1）=x（0）（1）-e-k+。 

（5）将上述结果累积还原，即可得到预设值： 

（0）（k+1）=（1）（k+1）-（1）（k）=（1-e）x（0）（1）-e-k 

2.2 老龄化人口预测及趋势特征分析 

根据《2014年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4）整理了2001-2013年湖北省常住人口数、65岁以上的人口数以及老龄化系数的数据（见表1），对湖北省2014-2060年的老年人口总数及老龄化系数进行了预测，预测结果见表2。 

由以上预测分析，可知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速度较稳，根据GM（1，1）模型预测结果，2014年65岁以上人口达619.66万人，老龄化系数为10.71%。到2060年湖北省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65岁以上人口超过全省总人口的1/4，老龄化人口将达到1601.58万人，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湖北省未来50年人口结构向老年型转变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比2014年增加了981.92万人，年均增加21.35万人，年均增长率为2.09%。从表2中的预测数据可以看出湖北省老龄化系数逐年增加，增速稳定，2011-2020年这十年的老龄化系数增速为1868%，2021-2030、2031-2040、2041-2050、2051-2060这四个十年的增速均约为18.56%。2015-2060年每年的同比增速保持在1.91%。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有区域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此外，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发展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大城市的老龄化系数反而比中小城市低，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 

3 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3.1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是通过灰色关联度来分析和确定系统因素间的影响程度或因素对系统主行为的贡献测度的一种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序列曲线几何形状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曲线越接近，相应序列之间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灰色关联分析的具体步骤如下： 

（1）确定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参考数列是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数据序列，比较数列是影响系统行为的因素组成的数据序列。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初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第一个数得到的新矩阵。均值化：矩阵中的每个数均除以矩阵所有元素的平均值得到的新矩阵。区间相对值化。 

（3）求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的灰色关联度系数ξ（Xi）。参考数列X0，比较数列X1、X2、X3…，比较数列相对于参考数列在曲线各点的关联度系数ξ（i）η（k）= 

minminX︿（0）（k）-X（0）（k）+ρmaxmax|X︿（0）（k）-X（0）（k）||X︿（0）（k）-X（0）（k）|+ρmaxmax|X︿（0）（k）-X（0）（k）| 

称为关联系数，其中ρ为分辨系数，0<ρ<1，第二级最小差记为Δmin，两级最大差记为Δmax。Xi曲线上的每个点与X0曲线上每个点的绝对差值记为Δoi（k）。因此关联度系数ξ（Xi）也可简化为下列公式： 

r（x0（k），xi（k））=miniminkΔoi（k）+ρmaximaxkΔoi（k）Δoi（k）+ρmaximaxkΔoi（k） 

（4）求关联度。r=1n∑nk=1η（k）称为X︿（0）（k）与X（0）（k）的关联度。 

（5）排关联序。因素间的关联程度主要用关联度的大小次序描述，而不仅是关联度的大小，将m个子序列对同一母序列的关联度按大小顺序排列，便组成了关联序。 

3.2 湖北省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关联度分析 

通过文献研究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以下7个变量，分别用X1，X2，…，X7表示，其中，X1为少年儿童系数（%）；X2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X3为城镇恩格尔系数（%）；X4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万元）；X5为卫生技术人员数（人）；X6为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人）；X7为城镇人口比重；X0是参考数列，表示65岁以上的人口比（老龄化系数）。2001-2013年湖北省上述各影响因素及X0的原始数据见表3。通过MATLAB软件编程计算X0与X1，X2，…，X7各个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值的大小，结果见表4。 

按照灰色关联度大小对7个影响因素进行排序，其关联序为X7>X3>X5>X6>X1>X2>X4。从排序结果可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与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最大，为0.94，相比于农村，城镇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和较好的生活环境，老年人死亡率较低，这便促使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向老龄化方向转变。城镇恩格尔系数与人口老龄化系数也有较强的关联度，为093，城镇恩格尔系数比农村恩格尔系数小，即城镇人口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较小，一般认为，恩格尔系数越小，地方越富有。城镇条件优越，生活交通较为便利，广大居民的精神生活得到充实，用于陶冶情操的文化艺术、健身等方面的支出稳步增长，从而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必将加剧湖北老龄化进程。卫生技术人员数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关联度，为0.92，医疗卫生条件越好，老年人死亡率自然会降低。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为0.91，地方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人数越多越普及，人们综合素质得以提升，懂得更多健康之道，人们更加长寿。少年儿童系数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较高，为0.87，少年儿童系数的大小对老龄化系数起决定性作用。从关联度排序可以看出人口老龄化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的关联度较小，分别为0.78和0.71，说明湖北省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湖北省未来47年的65岁以上人口数和老龄化系数，预测结果显示，2060年湖北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1601.58万人，老龄化系数将达到25.57%，届时湖北省老龄化程度相当严重。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湖北省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关联度最大，为0.94；城镇恩格尔系数、卫生技术人员数、高级中等学校招生数、少年儿童系数分别与老龄化系数有较强的关联度，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支出与老龄化系数的关联度相对其他因素而言较小。根据灰色预测模型和灰色关联度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几项建议，供相关部门参考。 

第一，建立完善的以社区服务和村镇卫生院为主的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卫生技术人员数有较高的关联度，说明卫生医疗保障是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65岁以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医疗保障的费用将增加，极有可能造成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等现象。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国家卫生服务系统，建立覆盖广、效益高、费用低的较公平的医疗保障体系。 

第二，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结果可知，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比重的关联度最大，城镇化率对于人口老龄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完善城镇化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工作十分紧要，关键要开辟农民增收渠道，减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积极推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 

第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制定政策，将老龄服务业列入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项目，创新老龄产业融资方式，鼓励民营资本和外资兴办老龄产业，多渠道筹集老龄产业发展资金，建设一支为老服务的职业化日常看护、医疗保健、心理辅导服务队伍，鼓励和号召志愿者参与到为老年人服务的过程中来。关注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需求，满足老年人的消费需求，要提前布局与养老服务相关的产业链，发掘与老年人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产业。 

第四，健全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灰色关联度计算结果表明，老龄化系数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关联度相对于其他因素较小，可知湖北省老龄化有“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未富先老”的现象。应提前做好应对老龄化和高龄化问题的准备，除了政府发力外，还应充分发挥个人与家庭、市场、非营利机构的积极性，健全养老、医疗等制度。以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为依据，制定短期、中长期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加快实现老有所养的目标。 

第五，延迟退休，挖掘老年人力资源。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是不争的事实，全国的人口老龄化也在逐渐加重，这必然使得老年抚养比增加，加重社会和家庭的财政负担。因此，延迟老年人的退休时间，让有能力的老年人为社会建设继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有研究表明，“老有所为”是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客观的要求，它可以消除劳动力的不足担忧，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延缓退休，可以增加社会劳动力，帮助更多老年人实现社会价值，同时减少家庭、社会、政府的财政压力。 

参考文献 

[1]毛凤藻.湖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19572175. 

[2]张恺梯，郭平.中国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状况蓝皮书[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56. 

[3]王金营，梁俊香.未来人口发展失衡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战略思考[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 

[4]袁俊，吴殿廷，吴铮争.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3）. 

[5]张冬敏.人口扰动下的陕西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0，（5）. 

[6]侯大强.基于Leslie模型的湖北省人口老龄化预测及分析[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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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在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数达到7%，开始跨入人口老龄化国家行列。此后十年，这一比例逐年上升。从2000以来，我国人口总量增速趋缓，而老年人口总量和比例增速却在加快。与2000年相比，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增长了2.93%和1.91% 。目前，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非常必要，但我国现有文献中有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绝大多数研究都以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导致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挑战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分析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解决问题时更多的是强调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压力和挑战。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对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应该辩证的看待，正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挑战的同时，更应该从积极的视角考虑如何实现“老年型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两种不同倾向的老龄观

所谓老龄观是指国家和社会对老年人群所持有的观念和看法，以及在所持有的观念的基础上对老龄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从多数学者与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的研究来看，我国的老龄观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倾向：

1．消极倾向的老龄观

消极倾向的老龄观从传统的老年理论研究出发，主观的把老年人群界定为生理和心理方面的弱势群体，认为老年人不再创造经济社会价值，是纯粹的社会资源消耗者和被照顾者，把老年人描绘为体弱多病、传统保守和脱离社会。在这种先入为主并带有歧视的消极图景的引导下，人们在谈到人口老龄化现象时，研究的焦点更多是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及其进一步的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以及其对社会、经济等方面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由此在研究中更多的是强调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应对。为缓解老龄社会压力而提出的措施被定义为“健康老龄化”策略。虽然“健康老龄化”概念从1987年提出到现在，其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健康老龄化”从本质上仍然是将老年群体看作是社会的弱势人群和边缘人群，其研究的出发点仍然是人口老龄化的消极影响，而忽视了老年群体对社会的积极作用。

2．积极倾向的老龄观

1997年6月，西方七国首脑丹佛会议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主张。从国内外学者对积极老龄化的解读来看，积极倾向的老龄观是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的一种乐观的认识，也是一种积极的对待老年人群的态度和准则。

积极倾向的老龄观强调对“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辩证的分析。一方面，积极老龄观认为人口老龄化无疑会对社会经济的各领域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因此是对我国未来建设发展的一个考验；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人口老龄化也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和促进。老龄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是利是弊,固然一方面要取决于老年人自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则要看社会和家庭如何回应、如何转化、如何导向。从积极的老龄观出发，老龄化社会的出现，会督促我国通过“六个老有”的养老规范来反向推动国家消费、教育医疗、“孝亲文化”、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的发展。

三、积极老龄观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策略分析

在积极老龄观的引导下，首先需要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物质、制度、观念等各种准备：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政策；探索适合的养老模式；探索灵活的人口政策；关注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关注城乡及区域老龄化差异。在此基础上，注重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积极策略的运用，最终实现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发展。积极老龄化视野下的人口老龄化具体策略有：

1．关注老年消费心理，引导老年消费需求

以消费者的年龄为市场细分变量对市场进行划分时，老年群体是一个重要的细分市场。随着我国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老年消费市场将成为潜力极大的市场。而新时代的老年消费者会具有怎样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对我国拉动内需、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老年消费者需求的研究是了解其消费心理和行为规律的起点。社会和企业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充分的关注和了解老年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等心理，采取适当的市场营销手段引导老年的消费需求。

2．发展老龄产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关注和引导老年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我国应该加快开发老龄产业并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和合作。老龄产业即为满足老年人的特殊消费需求而为他们提品和服务的产业。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为老产业将成为未来社会和企业的热门产业。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传统的老年群体为下一代“奉献”的意识会逐渐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人们生命生活质量意识的不断提高，因此老年娱乐、旅游、住宅、继续教育等新兴老龄行业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银发经济”将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3．重视“第三人力资源”的开发，探索弹性退休制度

积极老龄观认为应该消除年龄歧视的不利影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老年人口是非常宝贵的需要投资和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可以使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根据我国的国情，随着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为了实现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应该探索实行弹性的退休制度，但是在政策调整需要注意借鉴发达国家经验，采用渐进策略以及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提前退休现象。

4．重视老年继续教育，实现老年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实现老年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老年继续教育。目前我国的老年教育的主要形式是老年大学，老年大学得到了老年人的认同，为老年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而我国的老年教育也存在着教育机构数量少、教育内容单一等问题，政府和社会应该重视和持续改善我国的老年继续教育状况，帮助实现老年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5．注重老年娱乐事业，提高老年生命生活质量

仅仅从物质需求满足的角度来衡量老年人的生命生活质量是远远不够的，和谐老龄化社会更应该注重的是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和生活方式问题。政府应该在满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力求使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使其生活多姿多彩，心理健康愉悦。开发老年娱乐事业，提高老人晚年生活质量，对社会和老年群体来说一个双赢的结果。

6．倡导传播“孝”文化，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中国人自古讲究“孝悌”，在老子看来，孝慈之心是人的自然性情，不需教导就有，正如羊羔跪乳，乌鸦反哺，何况人是高等动物，更懂得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5]。然而由于前文所述种种原因，我国的“孝”文化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冲击，在金钱和利益的面前，“孝心孝行”逐步缺失。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警醒社会应该呼唤“孝文化”的回归，应该呼唤“道德良心”的回归。“孝”文化的回归，并不能依靠少数人的自律和自省，应该举全国之力，全社会之力，自上而下的进行倡导和传播，国家相关部门、媒体和公众人物、教育部门更应该肩负起舆论引导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去反省：“孝文化”缺失的大环境怎样，难道仅仅是“孝文化”离我们远去了吗？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老龄化社会的构建需要所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道德基础。

参考文献：

[1]孙钦荣.不同老龄观的老龄工作策略选择分析[ 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2）

[2]穆光宗.老年发展论―――21世纪成功老龄化战略的基本框架[ J ].人口研究，2002（6）

[3]徐萍.消费心理学教程（第三版）[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21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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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的探讨

目前，大部分学者通过分析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以来，老龄化发展加速，且进程很快。如刘思敏（2011）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快于西方的原因在于中国近三十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使得人口生育率长期低于人口的更替水平。徐文杰（2011）则进一步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决定了老年人口分布的状况，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人口老龄化也相对比较严重。

二、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的研究

1、“未富先老”。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具有“未富先老”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未富先老”是邬沧萍教授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总人口和老年人口都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又由于中国长期积贫积弱，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GDP还不到世界的1%，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阶段，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2006）；田雪原（2010）则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未富先老”的特点始终伴随着我们，制定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政策等，必须考虑到这样的特点的制约和影响；冯慧阳（2011）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认为“未富先老”的特点是更加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速度赶不上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刘士杰和原新（2011）则把“未富先老”认为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未备先老”。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备先老”的特点。如李建民，杜鹏等学者（2006）则认为“未富先老”并不是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当前的老龄人口问题也是和“未富先老”无关的，并指出老龄化挑战的真正含义是“未备先老”。而穆光宗等（2011）则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外，还具有“未备先老”，“孤独终老”的特点。

3、区域发展不平衡。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人口老龄化的一大特点。如王志宝，李国平等（2013）通过分析了近20年的人口面板数据，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差异较大，且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关联性比较高，认为经济发展是推动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4、其他特点。其他学者则从自己的角度提出了人口老龄化的其他特点。如钱凯（2010）认为人口老龄化除了具有以上两个特点外，还具有老龄人口总量“多”，老龄人口的增速“快”的特点。史佳颖等认为（2013）人口老龄化在微观层面上表现为少子老龄化，因此中国的老龄化还具有典型的少子化特征。

三、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研究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21世纪共分为三个阶段。如徐文杰（2011）认为，2001—2020为快速老龄化阶段，2021—2050为加速老龄化阶段，2051—2100为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穆光宗（2011）则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伴随着21世纪的始终，而且2030—2050年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

而有的学者则从其他角度提出了我国未来的老龄化趋势研究。如贾云竹等（2012）是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女性化的趋势研究出发，认为随着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女性各个年龄段死亡风险的进一步降低，未来我国老年人中的女性化程度将会逐渐深化。

四、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两个方面的作用结果：一方面是生育率降低，另一方面是我国人均寿命的延长。如孙一（2010）认为人均寿命的延长，出生率下降是造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原因。但是学者对这两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的看法确不尽相同。如吴红乔（2010）认为少子化是我国发生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而我国少子化的直接形成原因是由于生育率的降低；何建宁（2010）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和回归分析之后，认为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而人口密度又是影响生育率的根本原因。

有些学者则从其他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形成原因。如原新等（2009）采用假设模拟的方法再现了1982-2007年人口发展进程，考察了相关人口学变量：生育率、平均预期寿命、人口惯性作用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这三个变量中，人口惯性作用的贡献率为最大，为56. 06%；马骁骁（2010）则通过实证分析证明，在造成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原因中，经济水平和生育政策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并认为即使中国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增长对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仍要大于政策因素，但与国际相比，经济因素起到的作用仍相对较小。

五、关于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

（一）经济层面。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消费、储蓄投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等经济领域带来一定的影响。

1、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国民收入分配的影响。李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改变了经济活动中的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比例，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最终影响了整个经济的运行。何奇等（2012）认为人口老龄化正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正从积极因素转向消极因素，因此中国应当逐渐降低财政支出的规模，可将更多的财政资金分配到我国的公共教育领域。

2、关于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在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中，有关人口老龄化与消费需求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王金营等（2006）通过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时间序列分析，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了标准消费人的消费函数中，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消费水平、消费规模、消费结构均有影响，并且发现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会使人均收入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水平增加速度减小，老龄化也会降低未来消费水平和比率；王森（2010）在将人口的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的基础上，采用中国的数据进一步解决了消费函数可能存在的伪回归问题，使模型对现实的解释方面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可靠性。于潇等（2012）利用包含人口年龄结构的消费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并实证分析和讨论了中国的消费函数，对人口老龄化和消费之间关系做了进一步的研究。

3、关于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学者们对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投资的影响的观点不尽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比重的相对提高会导致国民储蓄率的降低。如杜本峰（2007）认为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从而加大了资本积累的不确定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进而导致经济发展出现系列波动；刘永平和陆铭（2008）则以中国家庭中的父母自利性假设为出发点，得出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使储蓄率下降的结论；而李中秋，王朝明（2013）同样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有负效应，且由于未富先老，城乡倒置的老龄化状况，使得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影响方面更加复杂。

有些学者不完全认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的负效应或者程度。如唐东波（2007）借助于一个简单的两期叠代的模型，揭示了人口老龄化一般会使得居民的最优储蓄增加的结论；王森（2011）则基于VAR模型的方法，使用了1979-2009年的数据，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做了定量分析，结果发现人口老龄化虽然对居民储蓄率有影响，但影响程度并不大，贡献率仅占1%左右，而居民收入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反而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比较大；毛毅（2012）则区分了当期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他是运用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当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的影响为负的，而上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居民储蓄并没有显著影响；黄润龙（2012）认为多种经济社会因素影响了居民储蓄水平，而人口老龄化是是通过社会经济变量来间接影响储蓄水平，而且认为，老年人因为消费减少及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因素，会导致储蓄随着老龄化而增加；朱礼华，赵志勇（2013）运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和日本的有关方面数据，针对老龄化的储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的储蓄效应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并且中国近20年来的经验数据也表明，老年人口比率的上升提高了国民储蓄率，但是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会展现出类似于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储蓄效应，即人口老龄化将降低国民储蓄率。

4、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一般而言，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劳动力短缺，降低劳动生产率。但有的学者认为，针对我国具体的情况，我国虽然已经进入到人口老龄化的阶段，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如祁峰（2010）认为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生育年龄的人口多，一段时间内并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但国家政府方面应该积极防范。并从老年人口与青年人口的状况对比，认为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劳动生产率。

5、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如彭秀建（2006）运用“中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宏观经济后果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的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物质资本的低增长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陆铭（2008）认为长期经济增长将随着老龄化增强而下降，但如果加快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将会大大地减缓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齐传均（2010）则从三个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人口老龄化将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人口老龄化不利于资本形成、人口老龄化将削弱全要素生产力，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方面的不利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6、其他方面的影响。吴帆、李建民（2010）从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代际关系影响角度，认为人口老龄化加深了社会代际关系的变化，从而使劳动力市场方面、社会公共资源分配方面、社会养老保障和待机利益关系格局等具体的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刘辉煌等（2012）利用因素分解和动态面板的实证分析，认为中国近年来人均碳排放量增加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并且人口老龄化和碳排放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

（二）社会层面。另有一些学者认为，人口老龄化同样也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社会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田雪原（2007）认为随着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用于养老金及医疗支出的数额和比例也随之增加，从而使得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政府预算中用于支持经济发展的工业支出则紧缩，必然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童玉芬等（2008）针对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就北京市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做了定量关系分析，认为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成明显的正相关的关系，并预测了北京市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变动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林森，张军涛（2013）认为人口老龄化会对医疗保险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参保人员的结构老化，二是医保“隐形债务”的增加，三是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增加，并参照了国外医疗保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其他影响：包玉香（2012）从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角度出发，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人口老龄化因素引入了该模型中，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区域经济的效应具有双重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等一系列结论。陈卫民，张鹏（2013）从人口年龄结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的角度出发，将人口结构引入一个生产者最优化模型当中，并经过实证研究，认为当老龄化程度较高时，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会推动通货膨胀率上升。

六、评述和建议

1、国内学者对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以及老龄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理论成果，然而，他们的观点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有的学者提到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存在着严重的区域间的不平衡，但是他们在分析这种不平衡的时候，并没有讨论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流动）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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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必然导致家庭小型化，城镇化又会使人口流动性增大，加剧了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加之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这也降低了她们照顾老年家庭成员的传统作用。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沉重，这里的养老负担不仅指养老资源的提供，更指养老职能的承担。我国持续的低生育率使家庭的养老功能逐渐缺损，造成了“少子女老龄化”现象。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性将进一步增大，使得子代和父代分市、分省而居的比例上升，家庭作为养老的基础功能进一步弱化。

2.养老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2006年全国老龄委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不同情况的老年人适用不同养老方式。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数据显示，生活能够自理的老年人占77.3%，自理有困难的占15.9%，不能自理的占6.8%。其中高龄老年人认为自己需要日常生活照料的比例为40%。虽然养老机构接纳床位数量近年增加迅速，但存在供给的结构性失衡，造成高端养老住不起，低端养老又排不上的问题。另外，近十年公办养老院数量几乎没有增加，民办养老院数量虽有增加但仍较少，且其收养和服务能力相对有限。目前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仅占全部老年人的1.3%，远低于生活不能自理老年人6.8%的比例。

3.未富先老，老年人经济收入城乡不平衡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3年我国的人均名义GDP达到6629美元，在世界184个国家中排名84，处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简言之：国家“未富”，但国民已老。除了整个国家呈现出“未富”的状态，老年人群体之间还存在收入差距大的问题。中国老年人晚年的收入一定程度上要低于发达国家的老年人，并且中国老年人群体内部又有分化，还具有城乡不均衡的特征。总体看来，城市老年人收入较高，农村收入较低。2012年，我国老年人平均收入为13517.12元，其中，城市老年人为32129.41元，农村为6558.74元，二者相差4.90倍。

二、提前布局，逐步做出政策调整，从容应对老龄化

通过对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即将面对的种种社会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我国应提前布局，逐步做出应对老龄化的政策调整。

1.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涵义是多层次的，首先是养老保险顶层设计研究，比如养老保险的收支方式、养老年金的管理运作方式。其次是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工作，比如职工领取养老保险的起始年限，养老保险的金额确定。最后，提供多方位且能满足老年人实际需求的养老产品，补充护理保险制度。为节约养老金支出，使养老保险制度健康、顺畅运行，应做好逐步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安排和实施细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2013》建议“在2014—2015年，政府应在保险精算的基础上，统筹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和劳动力市场发展，研究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法与步骤，约在2019—2020年，建立统一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社保体系。”

2.强调社区养老的重要补充作用

应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强调社区养老的重要补充作用，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未富先老，人口基数大，老年群体数量庞大，这样一个基本国情决定了政府难以包办社区养老的一切事务，必须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才能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实现社区养老的功能。

3.增加养老机构的数量

调整养老机构供应结构。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的数量必然增多，因此要及时增加适合大多数老年人经济水平的养老机构数量，避免出现养老机构供应不足、结构失调的现象，并且要丰富养老机构的功能，使其能较好的满足选择机构养老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各类养老机构要能分层次的满足不同情况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除进一步完善全方位的社区护理服务体系外，还应增建一些特别护理机构，比如：特别养老院、老人保健设施、专对痴呆症的养老机构、护理专用型特定设施、老人日托所、短托所等，使居家护理和机构护理相结合，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养老场所和服务，从而缓解了单纯依靠家庭养老或全部依靠机构养老的压力。

4.改变养老金双轨制

增加养老保障、实现“公平”养老。目前，我国的养老金制度是城乡不同的。自2009年以来，农村实行的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模式。不得不指出农村的养老金支付标准很低，很难实现“养老”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发掘新的农村养老基金的融资渠道，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努力缩小城乡养老金的差距。因此，若想实现公平养老，必须改变城市内部不同性质单位养老金制度的双轨制，还需将广大农民纳入到养老保险的范围内，实现养老保险的广覆盖，不断缩小不同地域和不同性质单位间养老金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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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在1999年，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目前，我国处于加速老龄化阶段。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60岁以上人口1.78亿，占比已达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反映出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形势对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劳动力资源由丰富走向短缺；家庭养老功能弱化；老年人社会保障体系压力增大；提高了社会负担的系数；老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为应对日益加剧的老龄化问题，《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了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要任务：重点发展居家养老服务，大力发展社区照料服务，统筹发展机构养老服务，优先发展护理康复服务等。养老服务业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个人等服务主体围绕老年人所开展的各类服务的集合。它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养老服务业包括围绕老年人的吃、穿、住、医、行、娱乐、保险等所有相关产业，具体来讲有：老年用品制造零售业、养老房地产业、居家养老服务业、养老保健医疗服务业、养老保险理财业、养老教育服务业、养老精神文化娱乐业、养老人员培训业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养老产业；狭义养老服务业专指为老年人生活保障和生活照料所开展的服务业，通常指民政部门所开办或监督管理的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等，其中包括一部分由政府主办，专门为“三无”、五保老年人服务的纯福利性质的养老事业（徐铁南，2010）。本文所指的养老服务业是指广义养老服务业。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下，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逐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目标，还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本文通过建立一种GDP支出核算法和指数平滑法的组合方法来对我国养老服务业及其对GDP的贡献进行测算，探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和对经济的影响。

研究现状

养老问题一直是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以及我国政府对养老服务的重视，我国学者对养老服务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如龙书芹、风笑天（2007）、焦亚波（2010）和周宇（2010）等对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唐咏（2010）、王婷等（2007）、曹煌玲（2011）、王佳（2011）、刘珍益（2012）等对我国发展养老服务业过程中面临的障碍及其对策性建议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养老服务体系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对于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如顾国爱等（2010）研究表明我国老龄事业发展对农村消费、投资以及第三产业发展的影响甚微，对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有待提高。辛本禄、高和荣（2012）研究表明要大力发展以物质和服务消费为导向的老龄消费产业，从扩大消费内需入手，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与重要增长极。

当前关于养老服务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方面是集中研究我国快速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模式选择问题；另一方面是集中养老服务体系发展面临的障碍及其对策性建议。而对于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经济效应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着眼于理论上的探讨，通过创新方法或建立模型进行测算和评价的实证研究则更为匮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GDP支出核算法和指数平滑模型对“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的产值及其对GDP的贡献进行实证测算，在建立一种综合预测方法的同时，分析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前景和对经济的影响，以期为政府及全社会投资发展养老服务业提供参考依据。

研究方法

（一）GDP支出核算法

GDP支出核算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包括最终消费支出（用C表示）、资本形成总额（用I表示）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用NX表示）三部分。计算公式为：

GDP=C+I+NX

本文选取GDP支出核算法对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的产值及其对GDP的贡献进行实证测算，由于我国养老服务业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不涉及进出口业务，所以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的产值可简化为城镇老年最终消费支出和城镇老年资本形成总额之和。而城镇老年最终消费支出和城镇老年资本形成总额则需要指数平滑法进行测算。

（二）指数平滑法

指数平滑法又称指数加权平均法，是由美国学者布朗（R·G·Brown）于1959年首先提出来的。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加权的移动平均法，它是选取各时期权重数值为递减指数数列的均值方法，克服了移动平均预测法没有充分利用时间序列的全部数据的信息和对参与运算的N个数据等权看待的缺点（吴小华，2007）。指数平滑法通过某种平均方式，消除历史统计序列中的随机波动，找出其中主要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且过程清晰、计算便捷，在工程、经济和管理等方面的预测中被广泛应用。常用的指数平滑法包括一次指数平滑、二次指数平滑和三次指数平滑。本文根据数据特点选取二次指数平滑法，用S表示指数平滑值，第t期一次指数平滑值记作St（1），二次指数平滑值记作St（2），计算平滑值的递推公式如（1）式所示。

（1）

其中，Yt是第t期指标实际值，α是平滑系数（0

在第t期的一次、二次指数平滑值都计算出来之后，要计算二次指数平滑的预测值，则还需要算出两个参数at和bt，其计算方法如（2）式所示。

（2）

于是，便可利用线性预测模型计算出第（t+T）期的预测值Yt+T，如（3）式所示。

Yt+T=at+btT （3）

指数平滑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数据特征选取指数平滑法。一般可根据原数列散点图呈现的趋势来确定。如呈现直线趋势，选用二次指数平滑法；如呈现抛物线趋势或经二次指数平滑处理后仍有曲率时，应用三次指数平滑法。

其次，确定初始平滑值。时间序列的观察期大于15时，初始值对预测结果的影响很小，可以第一期观测值作为初始值；若观察期小于15，初始值对预测结果影响较大，可以取最初几期的观测值的平均数作为初始值，通常取前3个观测值的平均值作为初始值。

再次，确定指数平滑系数α。平滑系数α介于0到1之间，当时间序列呈现较稳定的水平趋势时，应选较小的α值，一般可在0.05-0.20之间取值；当时间序列有波动，但长期趋势变化不大时，可选稍大的α值，常在0.1-0.4之间取值；当时间序列波动很大，长期趋势变化幅度较大，呈现明显且迅速的上升或下降趋势时，宜选择较大的α值，如可在0.6-0.8间选值，以使预测模型灵敏度高些，能迅速跟上数据的变化；当时间序列数据是上升（或下降）的发展趋势类型，α应取较大的值，在0.6-1之间。实际应用时，需根据具体时间序列情况，在大致确定额定的取值范围后，取几个α值进行试算，比较不同α值下的预测标准误差和平均绝对误差，选取预测误差最小的α。

最后，预测计算。根据确定的初始平滑值和平滑系数，应用选取的指数平滑方法进行预测计算。

城镇养老服务业对GDP贡献的指数平滑预测

（一）指标选取

根据研究目标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人均资本形成额、人均最终消费支出和城镇老年人口三个指标，根据2003-2010年的数据，通过指数平滑法测算出其在“十二五”期间的数值以及我国GDP的预测值。然后，算出我国城镇老年资本形成总额和城镇老年最终消费支出，并进一步根据GDP支出核算法，求出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产值及其在我国GDP中所占的比重。各指标间的数量关系及其含义，如表1所示。

其中，资本形成总额是指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净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两部分；最终消费支出是指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从本国经济领土和国外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它不包括非常住单位在本国经济领土内的消费支出。最终消费支出分为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

（二）我国GDP的指数平滑测算

1.指数平滑法的选取。对2003-2010年我国GDP数据画散点图，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我国GDP有着明显且稳定的上升趋势，所以对于“十二五”期间我国GDP的指数平滑测算选取二次指数平滑法。

2.指数平滑系数α的确定。由于我国GDP呈现上升趋势，根据指数平滑系数的选择方法，选取0.6、0.7、0.8和0.9进行二次平滑预测，预测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不同的α取值经平滑预测所得的结果精度相差很大。随着平滑系数α取值的增大，平滑结果越来越趋近于实际值，即误差越来越小。即随着α的增大，预测结果的准确性有增加的趋势。因此，取α=0.9对“十二五”期间我国GDP进行二次指数平滑测算。

3.“十二五”期间我国GDP的测算。按照（1）式的指数平滑递推公式，对我国GDP进行二次指数平滑测算，其计算结果及误差如表3所示。

由表3中可以算出，当α=0.9时，时间序列预测的误差百分率平均值为4.68%，预测效果可以满足要求。根据二次指数平滑预测模型（3）式，可以得到我国GDP的预测公式：Y2010+T= 400910.0+54539.8T，如2011年的预测值为Y2010+1= 400910.0 +54539.8×1=455449.8。因此，可算出“十二五”期间我国GDP的预测值，分别为455449.8、509989.6、564529.4、619069.2、673609.0亿元。

（三）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对GDP的贡献预测

参照我国GDP的指数平滑测算步骤，分别求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老年人口，根据GDP支出核算法对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产值及其对GDP的贡献进行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产出分别为30966.71、37603.47、44883.37、52806.39、61372.53亿元，占当年GDP的比率为6.80%、7.37%、7.95%、8.53%、9.11%。可见我国养老服务业在GDP中占有较大比重，并且有明显的递增趋势。随着我国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到来，我国养老服务业产值也必将快速增加，逐步影响我国的产业结构，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长期稳定的产业，应对老龄化的同时也在支撑和促进经济发展。

结论及建议

综合运用指数平滑法与GDP支出核算法预测的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养老服务业在我国GDP中占有较大比重，并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以及老龄产业的不断发展呈现递增趋势，具有很大的发展潜能。因此，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对养老服务的重视，养老服务业将得到迅速发展。

实证结果也表明，发展养老服务业不应是被动地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之视为国家发展的负担。相反，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业，以社会化方式推进，以产业化模式来实现，能够在有效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同时，增加就业，并形成产业链条，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与投资养老服务业，无论对于政府、市场、社会组织，还是家庭、个人等是一个挑战的同时，无疑也是一个不错的机遇，需要整个社会的协作。

另外，本文是通过间接的指标数据进行测算研究的，无论是研究指标、数据的获取还是测算模型的选择均有较大限制。而随着《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颁布实施，我国养老服务业也将得到迅速发展，制定专门的统计指标与有效的评价体系，以便学者对其进行各个方面的研究，从而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制定对策、引导发展，这对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将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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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珍益.论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和产业化[D].浙江财经学院，2012

篇12

人口太多还是太少

总和生育率，通俗说，就是妇女从最初进入生育期开始生育，直到退出生育期，在这个完整的35年内，按照既定的生育模式，平均每个妇女能够生育多少孩子。如果每个育龄妇女在此期间平均只生一个，总和生育率即为1，以此类推。

理论上，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人口数目不变的状态，总和生育率简单说应该是2，且新生儿性别比基本是1:1。因为只有当母亲生育了一男一女，孩子才能抵消父母一代死亡带来的人口减少。

可现实是，考虑到新生儿成活率、性别比，或者有人不愿生孩子，有的人只生一个，并且孩子无法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总和生育率的实际数字需要达到2.2~2.3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如今，世界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2.5，而中国更是已经从上世纪50年代的6，下降到1.4。

以总和生育率1，新生儿性别比1:1来计算，800位男性和800位育龄妇女将生育400个男孩、400个女孩，400个女孩未来又将生育200个男孩、200个女孩，此时，三代人口总和为2800人，而当第一代人死亡后，第四代由200个女孩生育的200个孩子作为补充，总人口数量也锐减为1400人。

因此，如果从现在起中国维持总和生育率1.4不变，千年之后，人口数量有可能不断减少至0。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段成荣表示，短期内这种趋势并不会出现。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但是总人口已经继续增长20年了，今后二三十年还会继续增加。”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人口增长有惯性，之前出生人口多，这些人逐渐进入生育年龄， 尽管平均生育人数减少了，一定时期内总量还是在增加。当然，一旦过了人口增长惯性期，人口就会进入逐渐减少的阶段。”

人们究竟应该忧心如何应对接下来50年内新增的二三十亿人口，还是警惕更久远的未来人类可能会消失？段成荣认为，纯粹的数字计算无法代替百年、千年之后人类的真实发展状况，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应对老龄化多是纸上谈兵

与人类也许面临消失的境遇相比，眼下焦点在于不断下降的生育率致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已经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日本的老年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20%，中国也达到了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梁中堂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每年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将近2000万，而达到20岁开始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约有1800万~1900万。此外，即使在劳动人口内部，四五十岁较高年龄层的人口也占到了1/3。

老龄化除了对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提出了挑战，由于高龄劳动力接受新技术速度慢，劳动转换很慢，会造成这部分人口的失业。同时，高龄劳动力不愿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给年轻人造成很大的就业竞争压力。

例如，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加速了老龄化进程，10年之间老龄化从13%上升到17%。而它在1990年的失业率为2.1%，2001年失业率上升到5.6%。同时青年失业率持续上升，2003年日本15岁到24岁年龄组的平均失业率高达13.2%。

不过，在段成荣看来，老龄化是由于寿命的延长，尤其是医疗进步、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例如饮用水卫生、克服营养不良、克服传染病和寄生虫疾病，以及降低母婴死亡率的结果。他认为，老龄化只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能一味将其定义为问题。

梁中堂也表示，尽管许多欧洲国家、俄罗斯、韩国都在鼓励生育，试图缓解老龄化的趋势，但是成效并不明显。

“现代人不愿意承担过多责任和压力，牺牲自由，不需要靠孩子成就未来，生育的意愿很难回升。”他告诉记者，生育率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下降，事实证明是一种历史规律。

因此，防止老龄化几乎已经回天乏术，当前的重点在于如何应对由此带来的养老保障问题，以及保持经济增长。但梁中堂坦言，世界范围内还未能找到良策，中国更是纸上谈兵多于实际行动。

人口与资源不是矛与盾

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有人认为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另一部分人的看法则正好相反。事实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并非非黑即白。日本、新加坡、以色列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中国，资源远没有中国充足，但却比中国富裕，环境问题远没有中国突出。同时，人口少于中国，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也大量存在。

篇13

但老龄化并不是外界强加于我们人类的。而是我们人类自身努力的结果。

关键是在老龄化的背景下，你我怎么个活法?

老龄化，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最近读了一本《揭秘老龄化》的书，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评论员费晓闻。他在书中每提到一个事例，均提供人名和所在地，每引述一个观点均标明出处，绝不信口开河，使你读起来觉得翔实可靠。

费晓闻在书中写道：

2000年世界范围内仍健在的百岁老人18万；2010年世界范围内仍健在的百岁老人45万；到2050年世界范围内仍健在的百岁老人预计有320万人。

作者进一步解读说：到2050年，日本老龄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40％，西班牙老龄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37％，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超过4亿，也占到总人口比例的30％以上。期间，到2025年，中国人口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65岁以上老人的数量却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

真难想象，当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的老龄人群的出现时，世界会变得怎么样?

作者说，到那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太爷爷”、“太奶奶”的井喷期，在主要的城市由于经济的发达，就业机会较多，还能看到年轻人的影子，那么在中小城市的马路上，公交汽车上，大多则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以至于所有房子都必须装有自动电梯，电视中一半以上都是老年人的节目……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社会年轻人的数量必然会低到不足以维系这个社会的正常运作，由此也必然会导致社会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会使人感到瞠目结舌，甚至是难以预料。

原来，老龄化问题，同全球气候变暖、石油峰值回落、世界经济震荡一样，将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这就是作者要揭秘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所在。人类不会去逆转老龄化的趋势

但我想，这老龄化并不是外界强加于我们人类的，而是我们人类自身努力的结果，多少年来，我们不是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延长自己的生命吗?

当年，古罗马人的平均寿命才25岁，到190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仅提高到30岁，而今天世界平均寿命已达到64岁，其中贫困地区婴儿的成活率不高，老年人的岁数也偏低，而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则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我们的祖先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后代能活得这么长。老龄化是我们战胜自己而取得的成果，我们不可能放弃“享受长寿”的成果，来逆转老龄化的趋势。

再说，人类既然能战胜疾病，延长寿命，就必然有能力有办法应对这老龄化的到来，一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尤其是在中国，政府一定会有办法应对老龄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

我担心的是，我们这些因现代医学和现代生活而延长生命的每个人，怎么始终活得充满活力和欢笑，而不是在老龄化社会中仰人鼻息、依人为生，更不是去承受因增加别人的负担而产生的压力。

人变老的两个原因

人活着，不可能不老。其实，人一生下来就开始慢慢地变老，只是换了一个词汇“长大”，似乎觉得更为妥切，所谓“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毛头姑娘十八变，越变越好看”，从另一面来看，都是人本身老化的结果。

科学家认为，人变老，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体内细胞日渐的衰亡导致老化，这种老化到了后期才表现在人的容颜上，早期则是反映在机体的内部，而不易察觉。

比如，30岁开始，肌腱就开始变得容易断裂。

40岁眼科的疾病开始侵扰，心脏的跳动会觉得虚弱乏力。

50岁后更年期的麻烦自然会找上门来，人的关节会变得不活络。

60岁，心血管的毛病开始凸显。时尚的化妆品，能掩盖日渐变老的脸面，但你的手背等处由于皮下脂肪减少，老化的痕迹竟然变得“伸手而来”。

人变老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外部的侵害，使得身体机能消耗和丧失。尤其是心灵的创伤，心理的不健康，天长日久都会把人击垮，所谓“健康长寿与人的心态有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变老的过程，每个人之间会不尽相同，但都遵循着大致相同的轨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无一例外。

面对老龄化我们需要的是智慧

人类社会历经艰辛，苦苦探索，才创造了让人长寿的条件，但这条件仅仅是外因而已，内因是我们每一个人追求健康的主动性和科学性。要不为什么到了2050年，全世界的老人估计在20亿，而百岁老人才320万呢?即使搭上长寿的列车如一个个都活在一张张病床上，又有什么价值呢?

人变老，是不可抗拒的；人变老，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一旦“老错了”，不可能重来。我的一个亲戚，原本不太注重运动，直到病重迈不开双腿时，才到小区的花园里行走，以致跌倒在地，满脸伤痕，此时才感悟到会走路的幸福，寸步难行的痛苦，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思前想后，我似乎有点豁然开朗：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迎接老龄社会的到来，更需要的是智慧。唯有如此，才能把握和延缓变老的过程，才能尽情地享受退休后幸福的每一天。

人的智慧在哪里?人的智慧存在于对事物的彻底了解之中。对老年人来说，智慧来自对自己的了解，智慧在于养老方式有针对性。

了解自己比了解别人更难

这些年，养生类的书铺天盖地，养生类的电视节目抢占银屏，上了年纪的人看看这也对，听听那也不错，依样画葫芦，照着一试，试对的有之，试错的更多。比如，有些中老年女美，为保持青春活力，不仅补充植物雌激素，还补充动物雌激素，心想反正已过更年期，没事。没想到结果却出了大事，得了妇科的癌症。

原因很简单，天底下的人没有一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由于家庭遗传的原因，各人的体质也不一样，只有在了解自己的基础上，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才是科学和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