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老龄化的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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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世界老龄问题大会规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就是“老年型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在19世纪中期最先出现在发达地区，这是该地区生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进步，死亡率、出生率下降，实现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我国在2000年的时候，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达到了7%，自此之后，该比值一直高于7%，截止2014年年末，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已经达到1.13亿，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10.06%。预计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率将达到25%（CaiandWang，2005），而65岁及以上人口老龄化率将达到14%，未来20-40年将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阶段（张文范，2002）。

人口老龄化是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变化过程，是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一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人口现象。造成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死亡率与出生率的下降，但是人口老龄化的最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聚类分析（ClusteringAnalysis）是对集中的记录进行分类，由聚类分析工具根据一定的规则，合理地进行分组或聚类，并用显式或隐式的方法描述不同的类别。聚类的目标是将数据聚集成类，使得类间的相似性最小，而类内的相似性尽可能大。这与抽样技术中以使得组内差异小、组间差异大进行分层的原则是一致的。

本文首先利用1995-2014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数据做趋势图

图1

图22014年各省份老年人口比重

由图1可以看出，1995年-2014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1995年到2010年从17.12%下降到11.9%，就2010年之后稍微上涨一点点，这于国家放开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系，但是总体来讲，出生率较之前还是很低；而同时人口死亡率的变化比较平缓，但是还是在上升，这于中国这些年的经济的崛起有关，国家发展迅速，国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从而使得人均寿命延长；而且也看到老年抚养比也是一直上升的，幅度也比较大，从1995年的9.2%上涨到13.7%，这也表示中国老年化程度的加深。

由图2可以看出，不同省份的老年人口的比重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是31个省份中老年人口比重最低的省份，为5.49%，重庆位居31个省份的第一位，老年人口比高达14.12%，从数据来看，2014年未进入老龄化，而重庆已经远远超出了7%的标准，可见，中国人口老龄化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分析这种差异程度及趋势，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中国31个省份由于区位、资源条件及历史基础等方面的原因，经济的发展有快有慢，同样，老龄化程度也是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尝试采用聚类方法中的系统聚类法，选取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老年抚养比及各省份GDP占全国的比重，运用SPSS软件，对各省份进行聚类分析。

因为数据量纲不同将影响聚类分析的结果，所以在分析之前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进行无量纲处理之后还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因为指标类型中有“极大型”、“极小型”、“居中型”和“区间型”指标。通过聚类图可将全国31个省份分成5类，具体如表1

由于本文采用的抽样方法为分层随机抽样，即每层中的抽样都独立地按照简单随机抽样进行，设总体均值的简单估计为^st，对于分层随机抽样

^st=∑Lh=1Whh=1N∑Lh=1Nhh

V（^st）=∑Lh=1W2h1-fhnhs2h

通过上述公式，得出下列结果：

^st=9.50%

V（^st）=0.00000176

该种方法计算出的结果与利用国家公布的数据：2014年年末总人口136782万人，65岁及以上人口136782万人，得出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10.06%，两者相差0.56%。

如果直接将31个省份的老年人口比重数据直接地进行简单的算术平均，即

^==1n∑ni=1yi

V（）=1n-1∑ni=1（yi-）2

则结果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平均比重为9.56%，这样计算的方差为0.00039。可以看出，两种方法得出的均值比较接近，但是分层抽样的方差明显小很多。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将聚类分析与分层抽样结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提高抽样的估计效率，这对于一些大型调查，例如全国型调查，可以在节省成本的同时提高估计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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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R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8（c）-149-02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根据全国老龄办最新消息，截至2006年6月1日零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为14 657万人，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且老龄化增长速度快，年均增长率达3.2%，几近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空巢老人”比例显著增加；18%的城市老人常感孤独；养老保障尚有较大差距[1]。世界各国从成年型到老年型社会的过度一般需50～80年，而我国只用了18年。上述情况说明，应对老龄化问题形势严峻，做好养老服务工作任务紧迫 [2]。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人口“未富先老”；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平衡。为此，对我市人口老龄化状况及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走访调查和分析。

1调查对象和方法

1.1调查对象

漯河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包括双龙、沙北、干河陈、郾城区、天桥、翟庄和万祥街等七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涉及人口35.27万，其中60岁以上人数30 307万，慢性病人9 224人。并对漯河市社区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

1.2调查方法

走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健康档案逐项统计。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调查结果

见表1，表2。

2.2结果分析

2.2.1漯河市共有4个区，9个社区服务中心，城区人口46.8万。本次调查涉及7个，调查总人数为35.27万，建档达19 096户，其中60岁以上老人数30 307人，占被调查人数的8.6%，慢性病患病人数9 224人，占被调查老年人数的30.4%。由于各个社区发展不平衡，入户调查正在进行中，社区高危人群和5种慢性病的发病率占建档户人数比例也各不相同。

2.2.2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又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社会问题，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人口老龄化必然要求用于老年社会保障的费用大幅增加，需要政府财政做出相应安排；人口老龄化使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老年人的医疗和护理问题日益突出，对社区照料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生活和参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老年消费的特殊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代际关系出现许多值得重视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研究和采取相应对策，防患于未然。正如同志指出的：“老龄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老龄工作的领导，切实做好这项工作”。同志也强调：“人口老龄化给家庭结构和社会生活带来新的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全国上下都要有充分的认识，并积极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

2.2.3解决好我国健康老龄化问题的主题思路是：加强社区卫生服务；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体系，加快社区老年服务建设；合理规划社区蓝图，使老年人能就近得到咨询、生活照料、医疗保健、护理和紧急救护等各种服务，并为老年人学习、文体、康乐、交往等社会活动的需求提供条件，逐步建成适合城乡不同特点、多层次、多功能、多项目的社区老年人服务体系，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安老、养老服务体系。

2.2.4 照管好老年人的生活，使老年人安度晚年，并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把低龄和健康老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并加入创造社会财富的行列，减少需要养护的人口，将老年人重新融入创造价值的生活主流，开发老年人人才资源。要在关怀老年人健康前提下，量才发挥，量力而行，使“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相结合。为社会、为国家继续奉献光和热，创造更大的财富。

2.2.5实现健康老龄化，可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生命质量，减轻社会和家庭负担，节省医药卫生资源，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显示老龄化紧逼中国社会[N].河南日报，20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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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90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13.01.017

1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日益受到全球各国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国际上公认，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时，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一些发达国家早在上世纪中叶就跨入了老龄化社会，如世界第一个老龄化国家法国、“老人王国”瑞典、“长寿王国”日本以及西班牙、德国等。David预测到2050年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将同样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1]。目前国内外关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不同国家或地区老龄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发展趋势分析和预测。如Karl分析了近50年来奥地利人口的时空演变规律及特征[2]，Joshua对2050年美国老龄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3]；李日邦等对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时空间分布特点及区域差异等进行了研究[10-12]。（2）老年人群相关社会问题研究。主要包括老年人贫困问题[13]，老年人日常生活行为时空分异[14-16]，老年产业发展和社会养老设施建设[17]等。（3）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Sumiko等对老年人口及年轻人口迁移对日本传统社会养老模式的影响进行了研究[4]；David、Frank等利用OECD国家相关数据，对各国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供应、居民储蓄以及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1，5]；张桂莲等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将通过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消费、储蓄、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养老保障等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8-20]；魏立华等对老年人口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21-22]。（4）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研究。如Maliki、Linda等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进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提出了建议[6-7]；绍国栋等对我国退休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23-24]；李春玲等对国内外企业年金制度的实施和现状进行了比较研究[25]；姚静等就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型进行了探讨[26-27]。已有研究对人口老龄化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但尚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总结。本文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峻、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的背景下，以已有研究为基础，选择瑞典、日本、美国、法国等几个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系统总结它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典型对策及特点；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我国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对于有效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对策

2.1 鼓励生育，应对少子化，促进女性投入劳动力市场，保证劳动力持续供应

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存在于老龄化社会，两者紧密相关且影响劳动力的供应。因此应对少子化是解决老龄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外进入老龄化较早的国家从完善刺激生育的福利待遇和保障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职工重返劳动力市场两个方面解决少子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一方面，政府采取育儿津贴和带薪假期，向离职生育期间的女性提供一定的医疗、营养和薪资等补助和津贴，刺激女性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政府加大公共福利在儿童教育、看护和医疗等方面的投入，推行并延长“爸爸月”，缩短低龄儿童父母的工时，实行父母保险（即企业给父母双方带薪假期以照顾幼儿；保证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能重回原工作岗位或者提供类似的工作等）等，以缓解家庭看护幼儿的压力，使父母双方兼顾工作和育儿的双重责任，保证女性职工能重回劳动力市场（表1）。

2.2 延长退休年龄，保证老年劳动力来源，缓解政府养老金支付压力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普遍通过延长退休年龄的方法对退休年龄制度进行了改革。延长退休年龄，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提高领取退休金的最低年龄，将现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向后延迟，相应延长工作年限；另一种是设立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即对不同退休年龄的老人给予不同数额的退休金，退休年龄越大，退休金数额也越大。日本、德国和法国等主要采用第一种方式延长退休年龄，如日本政府在2006年把领取养老金的最低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法国在2011年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2岁，德国政府计划在2011和2018年期间逐步将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28～29]。瑞典和美国等主要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如瑞典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对于提前退休的60-64岁的职工，每提前一年退休减发退休金的5%；65-70岁的推迟退休的人员，每延迟退休1个月增发退休金的0.6%；对于有经验且有能力继续工作的退休老人，政府为其提供做义工的机会并根据他们提供服务的多少增发一定比例的退休金（表2）。

2.3 完善社会服务支撑体系，推行“以居家式社区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模式

根据养老场所和居住方式的不同，养老方式可分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受老龄人口增加、女性就业率提高和年轻劳动力迁移影响，空巢老人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居家养老模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而机构养老又受到老年人经济状况和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而在现实中难被老年人接受[27]。目前国外老龄化国家的养老模式主要以居家式社区养老服务模式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体系中家庭养老发挥着基础作用，但在个人和家庭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引入社会化服务；政府负责采取相关激励政策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项目建设及服务活动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并协调参与建设和服务的各主体的利益关系；社区负责培育在宅服务人员并不断拓展服务业务范围为老年人上门提供帮助，服务内容主要有住房维修、日常照护、医疗保健和精神慰藉等[30]。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在不同国家会有所不同：如瑞典的养老服务带有很大的福利性质，服务费用主要由政府承担，但老年人如果想获得更好的服务就必须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属于“国家负担型”；美国老年人养老服务所需的资金主要由个人承担，属于“个人负担型”即“投资人同时也是受益人”，这种“个人负担型”的资金来源方式也使得美国“以房养老”的发展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表3）。

2.4 建立多样化的养老金保障体系，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

经过不断改革和调整，世界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了从单一养老保障制度向多支柱体系的转变[31]。目前这些老龄化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基本的保障制度：基本养老金制度、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金制度。其中，基本养老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基础，一般由国家按照统一政策规定向符合条件的人员支付；企业年金制度是养老保障体系的第二大支柱；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后两种制度对缓解国家养老金支付压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老龄化国家的基本养老金的资金都来源于政府，用于保障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各国也十分重视企业年金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如美国政府推出“整合企业年金计划”， 把企业年金计划提供的养老金与公共养老金制度所提供的基本养老金进行协调。目前，美国企业年金的规模已经超过了国家管理的社会养老金规模[25]。另外，美国不同运营规模的企业间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不同；日本则依据国内劳动力结构，在不同的行业实行不同的养老金支付方式和资金分配比例，从而使得养老保障体系不仅具有“多支柱”的特点，还具有“多层次性”（表4）。

2.5 开发老年人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

除应对人口老龄化对人口可持续发展、劳动力供应和社会保障体制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外，开发老年市场，发展“老年产业”是解决老龄化问题、促进经济发展的另一有效途径。国外发达国家的老年产业一般遵循“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模式，即政府建立市场规范和行业标准，并采取相关的优惠和扶持措施，按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引导企业向老年产业领域投资推动老年产业的社会化和产业化经营。目前，国外的老年产业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发展的产业，如老年餐饮、老年人用品生产（保健品、化妆品、服装、交通辅助用品、体育健身用品、生活辅助用品等）、老年房地产开发等；第二类是围绕老年养护形成的产业，包括老年公寓、养老院、老年保险、老年医疗康复用品生产、长期照护产业、医护人员培训等；第三类是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发展起来的产业包括老年大学、老年旅游、心理咨询、老年图书馆、老年电视广播节目等。另外，由异地养老和跨国养老而带动的养老产业在一些自然环境良好、适宜老年人居住的地区逐渐兴起（表5）。

2.6 注重法制建设，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保障与老年人有关的福利保障、产业发展政策等的有效实施和运行，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及相关的管理机构。目前日本与老年人有关的法律体系由《国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等三大支柱及《介护保险法》组成[32]；美国政府先后颁布《社会保障法案》（自1935年实施后经过多次修改与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养老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与救助制度等），《美国老年人法》和《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等[33]。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在于利用国家权力对法律的运行和实施进行监督和管理。如美国政府设立的专门管理老龄问题的机构包括老人问题管理署、政府老龄问题顾问委员会和社会保障总署[33]；瑞典政府设有三个“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和一个“高级公共保险法院”，当公民应该享受的社会福利待遇的权利不能实现或受到侵犯时，可以向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公民对地方法院判决不服时，还可以继续向高级法院申诉。

3 国外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策的主要特点

3.1 “开源节流”的人口政策、退休年龄和养老金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从人口和劳动力的出、入端来应对老龄化及由老龄化带来的少子化、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等问题。如鼓励生育、吸引海外移民的政策，拓宽了劳动力的来源；推行“爸爸月”和父母保险等为因生育而暂时离职的女性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保障；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或施行弹性退休年龄制度则延长了老年劳动力的工作年限，减少了老年劳动力的流出。这些措施共同减少了老年人口的比重、保证了劳动力的持续供应。在养老金保障体系方面，主要老龄化国家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建立的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金保障体系拓宽了养老资金的来源、缓解了国家支付巨额养老金的压力，也使得现有的养老金保障制度更具生命力（图1）。

3.2 “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主要老龄化国家在广泛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多支柱、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时坚持以“平等、共享，自助、互助”为原则，注重对老年人的人性关怀，尊重老年人的生存尊严、为每位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重视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基本养老金在养老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保障全民基本生活需要；同时明确规定了包括政府在内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在缴纳养老金和社会保险时所必须承担的比例，所有公民“要想获得更多的福利、享受更好的养老服务和设施，就得付出更多”，由此建立起了“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制度。

3.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政企合力，多方应对

主要老龄化国家意识到单纯依靠政府养老的压力和不足，采取了“政企合力，多方参与” 的策略来实现“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不管在发展老龄产业，建立社会服务网络、推行居家服务的养老模式，还是在建立多元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政府在积极发挥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的同时引入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的力量，构建起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和投入模式，从而保证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各项制度和社会经济等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 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经验借鉴

国外主要老龄化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不单涉及人口生育政策，还与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发展以及人们的生育意愿等密切相关，涵盖社会物质、文化和制度生活各个层面。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尚缺乏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完善的法律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在以老龄化为契机、开发老年市场形成全社会力量“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局面等方面，与国外发达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特点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在国内各地区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性有其形成的内外因条件且有长期存在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一方面要肯定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所取得的重大成效，继续把“实行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人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和新问题，在“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统筹协调，坚持科学指导，坚持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客观差异性并考虑制度的公平性和弹性，从完善各项保障制度和服务体系、以老龄化为契机促进老年产业发展经济入手，“因地制宜”地采取应对措施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4.1 “分区域、分行业”，建立适合不同区情和行情的退休年龄制度

我国自1950年颁布退休人员管理办法以来，现行的退休年龄制度仅有过两次（分别在1983年和1990年）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规定[54]。考虑到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和人口结构等各方面都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确实有再次进行改革的必要。我国是在“未富先老”和“城乡二元结构”二者并存的国情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相适应，同区域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等问题相互重叠[10，13]；从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就业的影响来看，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十分突出[24]。这些特点使得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极具特殊性和复杂性且不能在短时期内一蹴而就。大部分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制度没有进行改革的必要；但从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二三十年，我国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我国各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不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特点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为实行地区间和行业间有差别的退休年龄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客观条件[34]。因此，我国可以根据不同地区和行业的具体情况，将改革退休年龄制度与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相结合，积极探索渐进式的改革退休年龄制度的方式。针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老龄化程度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较严重的地区以及对技术和经验水平有要求较高的科、教、文和政、企高管类等行业，可以采取梯度式的退休年龄制度并适当提高退休的最低和最高年龄，鼓励老龄人口延迟退休或退休后再就业；针对处于底层、体力劳动强度较大的行业，可以采取按工龄计算的弹性退休制度，在退休年龄上给予照顾。

4.2 改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并普及企业年金制度，优化养老保障体系

就目前来看，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保障水平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人；二是全国实行的“统一标准”与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存在很大差距，所以对这些地区来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方面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外建立“无差别”的全民养老保障体系的做法采取改进措施：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重视农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各省市、地区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设立不同的缴费和待遇标准，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刺激居民参保的积极性和有关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我国养老保障体系中的第二大支柱—企业年金制度，在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相关法律法规缺失、规模小、覆盖面低和基金收益率低等问题[35]。所以，现阶段我国最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法律框架给予企业年金明确的法律地位和实施办法，以法律的形式严格界定企业年金同基本养老保障的关系，企业年金的保障范围、水平、权利和义务以及企业年金的组织和监管体系等；同时注重有关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配套立法，发挥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作用，拓宽企业年金的投资渠道、减少收益风险、提高企业年金基金的收益率[35]，以刺激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管理层的参与意愿，逐步提高企业年金制度的参与率和覆盖面。

4.3 “因地制宜”，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多方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

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使得家庭养老的功能日益弱化，养老模式的选择和转变逐渐正在成为解决我国庞大数量的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探讨的焦点。目前我国正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阶段，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家庭的养老功能都在逐步弱化，居家式的社区养老模式正在兴起[27，30，47，57]。考虑到居民传统的养老观念以及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应坚持以“充分发挥家庭、社区、机构等各方面在养老中的作用，引导多种养老模式的构建和完善”[30]为要旨，在弘扬“孝道”思想、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基础作用的同时，鼓励并扶持社区老年服务组织的发展，明确将社区老年服务体系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之中并作为政府支持和发展的重点，使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构建居家式社区养老的服务模式[27]。针对不同的地区和家庭类型有重点地采取养老抚助政策：在农村地区，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化养老的宣传力度，发挥社会和集体养老的补充作用[57]；在城市地区，以市场为导向并采取激励政策推动城市养老向居家式社区养老模式的转变；另外在有条件的城市地区可以借鉴国外“以房养老”的模式，加大“以房养老”的宣传力度和业务试点并对其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造[55～56]。最近几年来，我国“失独家庭”和“421家庭”的数目越来越多，这两类家庭的养老压力也日益明显。政府可以在社区养老服务组织和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实施一定的优惠和扶助政策鼓励慈善团体、非营利机构大力兴办公益性老年服务机构，给予上述两类家庭物质和精神照护。

4.4 做到“两个结合”，针对主要领域发展老年产业

目前我国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36]。因此，未来要加强老年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做到“理论研究与政府决策、企业产品开发和市场培育相结合”，重点对老年人的需求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老年产业特征、市场规模、基本规律及老龄化过程对市场体系的影响等进行研究，从而为政府科学决策和企业老年产品开发提供理论咨询和支持。另外，国外有相当数量老年产业是围绕居家式社区养老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与推行社区型居家养老模式相结合，以满足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和“老有颐养”为主线，充分发挥政府和企业在养老产业发展中的作用，重点在养老机构和设施建设、养老入户服务、护理、老年用产品等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领域，开发一批满足老年人需求、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产品。具体措施为：政府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推进公办示范性养老机构建设，同时提高对养老机构建设和运营的补助标准，建立健全养老机构用地、用水、用电、用气等优惠政策，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尤其是鼓励发展医养结合型护理机构以及养老护理人员培训机构和专业服务队伍的建设，以不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使老年人“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颐养”；政府或企业在以城市社区为依托建设综合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站，为居家老人提供家政服务、生活照料、康复护理、文体娱乐和精神慰藉等社会化服务的同时积极向农村社区推进，形成以点带面的联动的效应，不断拓展养老入户服务的范围。

参考文献：

[1] David E B， David C， Günter F. Implications of population aging for economic growth[J]. Oxf Rev Econ Policy： 2010，26（4） ： 583-612.

[2] Karl H，刘岩，亚历山大·威斯保尔，海尔姆特·沃施莱格. 1951年以来奥地利人口变化的空间特征[J]. 地理学报，2006，61（6）：563-573.

[3] Joshua M， Wiener， Jane T. Population ag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rogrammers[J]. International Epidemiological， 2002， 31： 776-781.

[4] Oshima， Sumiko. Japan： Feeling the Strains of an Aging Population[J]. Science， 1996， 273（5271）： 44-45.

[5] Frank T. Denton， Byron G. Spencer. Population ageing， older workers， and Canada’s labor force[J]. Canadian Public Policy， 2009， 35（35）： 481-492.

[6] Maliki. Health card and health care facilities demand among the Indonesian elderly[J].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08， 53（1）： 103-119.

[7] Linda G， Martin. Population aging policies in East A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J]. Science， 1991， 2： 527-531.

[8] Paul S L. Impacts of aging population and exchange rate management in Singapore[J].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2008， 53 （2）： 245-259.

[9] Jay S， Olshaanansky， Goldman D， Yuhui Zheng， John Q， Rose. Aging in America in the 21st Century： demographic forecasts from the MacArthur foundation research network on an aging society[J]. The Milbank Quarterly， 2009， 87（4）： 842-862.

[10] 李日邦，王五一，谭见安，等.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阶段、趋势和区域差异[J]. 地理研究，1999，18（2）：113-121.

[11] 林琳，马飞. 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及趋势[J]. 地理研究，2007，26（5）：1043-1054.

[12] 陈彦光. 中国人口转变、城市化和产业结构演变的对应关系研究[J]. 地理研究，2010，29（12）：2109-2119.

[13] 邬沧萍，王琳. 聚焦中国农村老年人贫困化问题[J]. 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增刊：1-8.

[14] 孙樱，陈田，韩英. 北京市区老年人口休闲行为的时空特征初探[J]. 地理研究，2001，20（5）：537-546.

[15] 柴彦威，李昌霞. 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常购物行为的空间特征[J]. 地理学报，2005，60（3）：401-408.

[16] 仵宗卿，柴彦威，戴雪珍，杨吾扬. 购物出行空间的等级机构研究-以天津市为例[J]. 地理研究，2001，20（4）：479-488.

[17] 宋韬，汤建中. 试析上海人口老龄化与社会养老设施的发展[J]. 人文地理，2001，16（3）：16-20.

[18] 张桂莲，王永莲. 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分析[J]. 人口学刊，2010（5）：48-53.

[19] 王合生，虞孝感. 我国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其评价[J]. 经济地理，1997，17（4）：21-25.

[20] 高建华. 基于第五次人口全国人口普查的河南省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J]. 经济地理，2005：856-859.

[21] 魏立华，丛艳国. 老龄人口旅游空间行为特征及其对旅游业发展的启示[J]. 人文地理，2001，16（2）：20-23.

[22] 苏红霞. 英国旅游者出游年龄规律研究[J]. 人文地理，2012（1）：156-160.

[23] 邵国栋，聂素芳. 人口老龄化挑战我国传统退休制度[J]. 社会发展，2007（4）：31-32.

[24] 原新，万能. 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年龄有效吗？[J]. 人口研究，2006，30（4）：47-54.

[25] 李春玲. 整合企业年金计划—美国公共养老金制度与企业年金计划[J]. 经济体制改革，2006（5）：156-159.

[26] 姚静，李爽.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成因及对策分析[J]. 人文地理，2000，15（5）：24-29.

[27] 谢琼. 中国养老模式的中庸之道[J]. 山东社会科学，2008（11）：73-76.

[28] 范围. 退休年龄比较[J]. 人口与经济，2011（5）：48-54.

[29] 王海涛. 应该从国情需要出发考虑延长退休年龄[J]. 人口与发展，2011（4）：32-35.

[30] 杨励. 推行社区服务型居家养老模式，逐步完善新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J]. 社科纵横，2007，22（6）：37-39.

[31] 陈厚义. 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养老保障制度[J]. 中国国情国力，2010（7）.

[32] 杨天博. 日本的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J]. 社会福利，2007（1）.

[33] 陈超. 美国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J]. 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7，7（2）：68-72.

[34] 林宝. 中国退休年龄改革的时机和方案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2001 （1）：25-31.

[35] 徐海霞. 企业年金的国际比较及我国企业年金制度改革的探析[J]. 改革与战略，2010，26（9）：172-175.

[36] 江海霞，陈雷. 创新老年产业发展与深化居家养老服务[J]. 特区经济，2010（6）：133-135.

[37] 任杰. 从企业年金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J]. 商业时代，2009，25：71-72.

[38] 吴轶超. 中美德日企业年金发展比较研究[J]. 经济与管理，2012（2）：82-83.

[39] 邬沧萍，王萍.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J]. 求是，2009（7）：55-57.

[40] 王吉乔，杜德斌. 我国城镇贫困化及其治理对策探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00，19（1）：64-69.

[41] 杨林生，李海蓉，李永华，王五一，谭见安. 医学地理和环境健康研究的主要领域与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31-44.

[42] 王承云.日本海外旅游业的动态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世界地理研究，2003，13（2）：93-99.

[43] 郭焕成，韩非.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597-1605.

[44] 王仲智，林炳耀. 美国“阳光带”的崛起及对中国西部城市化战略的启示[J]. 世界地理研究，2004，13（2）：40-45.

[45] 刘清芝. 美国、日本、韩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及其启示[J]. 西北人口，2009，30 （4）：73-75.

[46] 宋韬. 我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地区模式[J]. 世界地理研究，2004，13（4）：75-78.

[47] 汪昌安，李忠贵. 探索居家养老模式，提高退休人员幸福指数[J]. 价值工程，2011，36：323-324.

[48] 郭金龙，张许颖. 国际养老保障体系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J]. 国际视野，2008，17：32-33.

[49] 姜向群. 计划生育与我国人口老龄化及老年人问题[J]. 人口研究，1996，20（6）：58-62.

[50] 杨菊华. 生育政策与人口老龄化的国际比较[J]. 探索与争鸣，2009（7）：14-16.

[51] 陈茗. 日本老龄产业的现状及其相关政策[J]. 人口学刊，2002（6）：7-11.

[52] 周俊山，尹银. 老龄社会的日本老年住宅发展及借鉴[J]. 日本问题研究，2008（3）：60-64.

[53] 查建华. 中日两国老龄产业发展比较研究[J]. 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11（4）：50-59.

[54] 徐庆风. 我国实行退休年龄弹性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初论[J]. 南方人口，1992（1）：42-45.

[55] 鲍家伟.“以房养老”—种新型养老模式的探索[J]. 中国经贸导刊，2012（3）：32-33.

[56] 罗莉，王亚萍，徐洋. 以房养老模式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以武汉市城市居民以房养老状况的思考[J]. 改革与策略，2012，28（2）：116-117.

[57] 周君玉，张俊良. 我国农村养老模式的变革及其影响[J]. 财经科学，1993（4）：65-67.

[58] 王维达，童林. 老年人照顾体系的建立及其法律完善[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6（2）：103-107.

篇4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条件不断改善，国民的年龄不断得到延长，老年人口迅速增长，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处于利好态势的“人口红利”期，伴随着步入老龄化大量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如何在“人口红利”期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内把握机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出一些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措施来有效应对这些困难是目前我们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总体情况：

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我们国家目前老龄化所要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解决我们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预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期将会在2013至2015年消失；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延续到2020年左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持续到2050年。无论是什么时候结束人口红利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总有一天我国的人口红利期会结束，到时我们的社会也必然将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将会势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人口红利”期所面临的困难

1、“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与之相对应的“人口负债”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未来我们社会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结构出现，对于第三代的一个孩子来说，将来要面临六个老人的抚养问题。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会由红利型转变为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这就要求对将来的人口负债期做好准备。

2、我国老龄人口基数庞大，养老负担较重

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老龄化人口比重虽然相近，但是实际意义上的老龄人口数量却极为庞大，因此，我国将来所要面临的养老保障问题也将更加严峻，当社会上的老龄人口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养老负担加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速度如果不能进一步加快，社会养老保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那么届时我们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将会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我国高素质人才队伍不足，人民综合素质不高

虽然我国有着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并且“数量型”的“人口红利”短期期依然继续存在，但是由于我国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科技等事业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虽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我家目前依然面临着高素质人才不足的状况，人民的综合素质不高的情况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跨越性的提高，我国专业性的人才极度缺乏，各类高科技人才仍然供不应求，这些潜在的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当“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时，我们面临的人才压力也将会更大。

三、利用“人口红利”期应对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1、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创新曾经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由于近二十年制度创新减缓，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与既定的政策目标是冲突的。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即便在短期内继续拥有人口红利，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会低于传统国际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期，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低于贸易前的福利水平。中国必须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制度红利”，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专业护理人才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增加，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老龄化是我们面临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内抓住良好的发展条件，不断发展经济，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将社会这个蛋糕不断做大，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一批专业的护理人才，也将不断提高对于老年人口的服务和保障水平，为我们的老龄化问题提供更多的物质和智力支持。

3、陆续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有数据显示，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已经累计少出生至少四亿人口，这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为我们的“人口红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也不断显现，最明显的就是我国可利用的劳动力人口数随着出生人口的降低二减少，长此以往，我们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老龄化，加剧了我国未富先老的状况。因此，适当地逐步调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对人口的限制，对于我国应对今后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缓解可利用劳动力不足的状况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4、适当提高退休年龄人口，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随着社会整体平均年龄的不断提高，公民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技能不断增强，通过调研和实践，结合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延长工作期，提高退休年龄，使公民在有限的生命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对于增加和补充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减轻养老压力，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提倡社会在就业中的男女平等，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充分发挥作为社会另一半重要智力和体力资源，重视对于女性能力的利用，将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5、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公民整体素质

教育是改变人命运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快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方法，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断加大教育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重视个人不同的能力，充分发挥人创造财富的动力和能力。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对于解决“人口红利”期内以及应对“人口红利”期后出现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公民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加从容自信的应对各种社会问题。

总之，面对难得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充分抓住和利用好这个机遇期，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加快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不动摇，借助各方面的智力和技术支持，科学应对可能面临的困难，必然能够有效利用各方资源，实现我们整个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车士义.人口红利问题研究[J].西北人口，2009，（2）.

[2]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篇5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是应对老龄化问题的物质基础和前提，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又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更进一步影响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因此如何处理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对我国未来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资料表明，当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群达到总人口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群占到总人口7%，那么此国家就属于老龄化国家。根据最近2016年3月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19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会上透露，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65岁以上人口近1.42亿，占总人口的9.7%。可以确定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年型”国家行列。

建国以来我国65岁以上人口的变动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出生率下降。从1982年-2000年，我国的出生人口不断减少，而老年型人口不断增多，从4950万增长到8810万。根据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标志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在之后10年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不断增加。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将会达到2.6亿人，2050年达到4.4亿人。占总人口的1/4，所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医疗水平不断提升，使得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提升，人均年龄达到70岁，由此，我国老龄化人口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情况。

2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2.1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

我国占有世界1/4的人口，同时人口老龄化也是世界第一位。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人口有17759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54%。中国老龄人口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2.5倍、4倍、6.5倍、9.3倍和22.7倍，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六国之和。虽然我国进入老龄化国家时间较晚，但是反战速度却十分迅速。根据权威部门预计，从2010年开始，我国老龄化人口会以每年3.2%速度递增。这表明中国彻底成为老年化社会仅需要27年的时间，可以说中国老龄化仅次于日本，是所有国家中最快的。

2.2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不对等

根据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其是拥有充足的物质储备来应对未老社会的老龄化，即“先富后老”，如日本老龄化人口在达到7%的时候，其人均GDP达到1967美元，老龄化人口达到10%的时候，人均GDP达到11335美元，并且仍然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而我国在国家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缺少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问题和生产问题，因此我国目前的发展任务仍然沉重。

2.3人口老龄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均衡

（1）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0-2000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增长较为缓慢，增长率为1.8%，而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14岁以下的儿童人口在不断下降，我国的社会形态也发生变化，进入老龄化社会。第二阶段是2000-2025年，据预测，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将会飞速增长，老龄化人口将会达到总人口的18.5%，而青少年人口则不断下降。第三阶段是2025-2050，我国进入严重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将会占到总人口的27%左右。此后我国的人口比例趋于稳定。

（2）中国人口老龄化在我国的分布也存在较大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农村、沿海城市以及内陆城市，东西部差别较大。从地域分布来看，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老龄化人口自西向东不断的增多。从城乡分别来看，目前随着城市的发展，我国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而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快，所以我国的农村棉铃这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3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

3.1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生产的影响

任何社会生产发展都是以劳动力和资源为前提的，尽管现代经济对于生产要素定义有所改变，但是基础生产力仍然是资源和劳动力。我国是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口推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根据相关机构预测，随着时间推移，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社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负担。甚至有可能随着劳动人口比例下降，我国会出现劳动力短期的情况，从而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

3.2人口老龄化对于社会保障和家庭生活的影响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这种模式对于养老保障的冲击非常大。其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人口老龄化对于养老保险需求较大，而养老保障则会使得我国的社会负担加大，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比例扩大，投资率、积累率下降，减慢经济发展速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养老保障发展速度较快，1979年我国有近600万退休职工，而1989年增长到2205万人，各种费用也在不断的增加。根据预测2050年我国的退休职工将会达到1人口，每年将会支付18万亿的养老保险金。

（2）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传统家庭情亲观念有较为深刻，家庭养老模式是很多人的首要选择。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们的父辈退休的时候，就会使得家庭中的养老成员增多。但是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我们面临着社会压力和工作压力较大，就会影响对父母的照料，就会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严重的冲击，所以开发多元化的养老保险体系应对未来我国高度老龄化的社会形式是必不可少的。

3.3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产业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一般的产业发展趋势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产技术型转变。因为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与相关的时代需求和技术结果为前提。虽然老年人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随着社会创新的发展，老人的体力和精力必然不允许其进行高强度的技术开发和创新研究，对于产业的发展也是十分不利。并且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劳动力流动是产业发展的要求。而年级较大的人不愿意改变当前的生活状态也会影响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对于产业调整不利。

（2）人口老龄化将会带动消费结构的改变。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对于消费市场的需求是不同的。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很多老年产业就会出现。而老年人的需求主要是物质生活需求、精神生活需求、护理照料需求等。老年人口的需求既有共性又有其特殊性，这就决定老年产业的广泛性，老年的衣食住行及精神状况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影响。

结论

我国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充满潜力的消费市场，非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机会窗口”，丰富的老年人力资源等积极的因素，但我们应该清楚，中国的老龄化超前与现代化，和别的国家的富老同步相比，是典型的未富先老，而且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给投资、储蓄、财政等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处理老龄化问题，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关系到现代化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对老龄化问题给予高度的重视，充分认识到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制定相应的基本政策，促进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晶. 促进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J]. 宏观经济研究，2013，01：1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