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城乡倒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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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生育政策反过来又可以延缓或调节老龄化进程

2.1调节老年人口，缓和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从图2可以看出，2040年以后，我国老年人口的增速和老龄化开始明显放慢，并在2055年达到峰值后逐年下降。205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2040年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72.7万，2055年达到峰值时，也只比2040年增加了1362万人，此后步入下降通道。2050年老龄化水平为23.69%、2055年达到峰值时24.79%，仅比2040年提高了1.47%，2060年下降到24.16%。2040-2060年的二十年将是我国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后面临各种挑战的20年，也是老龄化由快速发展到迅速减速并转身向下的20年。很明显，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对老龄化的抑制作用在实施后的六十年开始显现。我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进入老年时期的人口开始下降。计划生育对老龄化的加速与抑制，其作用原理是不同的:前者是通过少生减少总人口，使老年人口的比例上升，后者是因为少生而在几十年后减少老年人口，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前者发生作用是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前几十年，后者发生作用是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后几十年。

2.2调节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延缓老龄化进程调节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有两种方式，一是调节老年人口绝对数，周期很长，至少需要60年才能见效，这就是我们在上面提到的70年代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老龄化的到来，同时在60年后延缓了老龄化的进程;二是在老年人口绝对数既定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使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或下降，其效果是很快就能显现的。所以，面对老龄化不断加速的人口形势，有的人口理论工作者开始呼吁放宽生育政策，逐步开放两胎生育，使妇女总和生育率逐渐提高到更替水平，最终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生育政策什么时候开始调整?调整的幅度多大?如果现在开始放宽生育政策，人口的峰值将提高，峰值到来的时间将推迟。这些因素的改变都会给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带来深刻的影响。由于人口再生产周期很长，人口政策的调整必须着眼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必须着眼于人口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着眼于人口与社会、自然协调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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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但同时也是个挑战。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逐步开始影响到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而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方面发展比较晚，在制度和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面对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具备完善管理和改善的能力，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针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一定的解决问题的措施，为改善和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可以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规模大。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到人口老龄化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所用时间短，并且相比较一些发达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更快，铺盖的面积更广，做造成的影响更大。

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明显。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所以从整体上看经济发达的区域，老龄化现象要比经济不发达的区域明显。而受我国社会体制影响，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城乡倒置明显，农村老龄化比城镇老龄化问题更严重，增长更快。

第三，我国老龄化存在不合理，超前出现。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上才会出现的，如：日本，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精神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但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则是由计划生育控制下迅速滋长的，老龄化问题过于超前。对于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的影响更大，解决更困难。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突出，老龄化人口增长，相应的会造成离休费、退休费的增加。近年来，我国对养老保险越来越重视，养老保险制度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和发展，为我国老龄人养老，提供了基金。但由于发展时间有限，在管理上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造成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降低，人口老龄化的严重又造成支出的增加，从而出现养老基金入不敷出的局面，不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养老保险制度的推广，一方面为老龄化人群提供了更多的物质保障。而另一方面，也给在职人员造成了严重的负担。老龄化人口越来越多，养老保险金额也随之越来越多，从而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影响了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三）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主要是由国家、单位、个人进行缴纳。而老龄化程度的加快，使养老保险的筹集基金模式发生的重大的改变，以往的筹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需求和满足我国老龄化人群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要求，转换资金筹集模式是解决我国目前养老基金困难，缓解筹资压力的必然选择。

三、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措施

老龄化人口数量的增加，高龄老人比例的增长，家庭养老能力的降低等因素，是我国老龄工作面临的严峻现实。为了更加有效的发挥养老保险的作用，应针对老龄化人口的实际情况，完善改革制度，提高养老质量和推进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尽可能的解决老龄化人口增加带来的社会问题，保障我国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进一步的保障养老基金收支平衡，根据实际情况，延长退休时间和严格的控制提前退休现象的发生。

第二，缓解目前老龄化迅速发展到来的养老问题，结合当前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形式，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从而有效的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打破现如今入不敷出的局面，带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持续稳定的发展。

第三，加强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的法律保障制度，有效的解决我国当前养老保险历史隐性债务问题，做实债务问题。

最后，拓宽投资渠道，允许养老基金入市。养老保险基金的经营管理应坚持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这三点原则。养老制度的发展应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从根本上解决人口老龄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养老问题。拓宽投资渠道，将养老投资于市场，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的同时，调节养老基金的收支平衡，解决人口老龄化造成的社会问题，稳定市场。

参考文献：

[1]韩欣欣.浅议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模式[J];旅游纵览（行业版）;2011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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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农村养老保障　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农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日益提高。然而与城镇老人优越的养老保障相比，数量庞大的农村老龄人口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绝大多数都只能依靠家庭的养老方式。目前我国农村占主要地位的养老方式仍然是家庭养老，但是这种单一的、传统的养老方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今农村社会的现状。与此同时，我国农民长期游离于社会的保障体系之外，他们的生老病死基本由个人和家庭负担，多数情况下他们又无力承担。因此，农村养老问题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巨大挑战。

1农村养老面临的挑战

1.1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全国老龄办于2006年2月23日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已于1999年进人老龄社会，是较早进人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报告预测将我国老龄化过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1年到 2020年是快速老龄化阶段。中国将年均新增5%万老年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 28%，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 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 17%。第二阶段，从2021年到2050年是加速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达30%以上。第三阶段，从2051年到2100年是稳定的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 -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可见，人口老龄化将伴随21世纪始终，中国正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而且城乡倒置显著、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其中最后两个特征对于农村养老保障的负面影响更显突出。其一，人口老龄化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相比城镇，乡村人口不仅老龄化程度最高，老龄化速度最快，而且城乡老龄化差距在扩大。主要原因是随着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青壮年劳动力迁移到了城镇。其二，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出现的，伴随经济高度发达和人口转变而发生的。中国人口老龄化是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而产生的结果，它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未彻底改变，农村依然不发达的基础上出现的。

    中国老龄化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养老问题。人口老龄柱挤寸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压力巨大。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与所需的社会经济条件严重错位，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较弱，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养老负担空前沉重，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由于生产力落后导致养老资源供给不足，难以承受众多老年人口的大量消费需求。农村地区整体经济水平低下与老龄人口众多形成尖锐矛盾，引发老年保障的许多问题，使原本有限的养老资源更加紧张。

1.2农村家庭结构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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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老龄化发展迅速。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百分之七提升到百分之十四，发达国家大多用了四十五年以上的时间，而我国只用二十多年就接近了这一指标，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会保持着很高的递增速度，属于老龄化速度最快国家之一。

三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比较，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三年。

四是城乡倒置显著。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表明，城市人口老龄化水平一般高于农村，中国的情况则不同。目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一点二四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到本世纪后半叶，城镇的老龄化水平才将超过农村，并逐渐拉开差距。

五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我国则是在仍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

二、我国现有养老模式及存在弊端

目前在我国主要养老模式为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按照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办养老机构和民办养老机构两类。政府养老机构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及集体供款。资金来源单一，数额有限造成了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收养人数少、社会效益不高等问题。民办养老服务业属于新兴的公益行业，其特性是投入大、收益薄、收效慢。如果单纯按照成本核算，其创办初期基本处于亏损状况。

机构养老均存在一定弊端。比如，对在养老人的照顾并不完善，在养经济负担也较沉重。这令大多数老人难以接受；护理条件较差，大多数的养老机构仅能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与饮食服务，而只有部分养老机构可以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更为严重的是，为减轻负担，一些养老院不准自理能力差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入住，严重违背了设置养老机构来帮助不能自理的高龄老人、独居老人的初衷。

家庭养老作为中国最为传统的主流养老模式，是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资源的养老方式，形式是在家养老。但这种养老方式也随着现代生育观念、生活节奏和生存压力的改变，受到严重冲击。独生子女家庭作为21世纪城市的主流家庭，独生子女父母的这一代，既要抚养和教育子女，又要赡养和照顾护理四位老人。也就是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四二一”式的家庭结构，注定了这种方式难以为继。

三、如何解决养老问题

第一、建立基本养老保障政策体系，确保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在城市实行养老保险制度，目前的改革正在实行统一的制度，随着改革的推进，将会形成一整套政策。在农村，实行农村养老保险，目前的参保率较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成熟的政策，国家的责任没有相应的体现，仅仅依靠民政部门的努力显然政策的力度不够，需要从全国农村地区的整体考虑制定适应性强的基本养老保险政策，考虑到21世纪中中国非农人口达到50%的发展目标和趋势，要使农村养老保险在政策上能够具有向城市基本养老保险过渡的兼容性。

第二、建立医疗保险制度，分散老年人晚年的疾病风险损失。城市目前的改革步履维艰，其根本原因主要是没有高效的操作性政策，试点过程中应付改革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步伐难于适应现实需要，需要加大政策干预的力度。

第三、建立养老社会化服务政策，解决高龄老年人的照料问题。目前，部分城市已经作出政策性的安排，例如上海。但从全国城市来说，养老社会化服务没有统一灵活的明确政策，在经费、管理、组织、人员等诸多方面没有基本的安排。政府大力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养老事业，但在税收等方面缺乏可操作的鼓励性措施。农村地区的养老社会化服务由于设施、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天然劣势，目前主要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五保”政策，很难适应农村老龄化的需要。（下转第436页）

（上接第4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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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4）03-0097-05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都普遍地表现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特点，即城乡老龄化水平倒挂明显。日本2005年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4.5个百分点，韩国则超过13.8个百分点。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同样是乡村高于城市，2000年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城市高1.2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提高到2.38个百分点。①研究表明，只有当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基本完成、城市化水平大幅提高、人口因素发生改变时，农村人口老龄化高于城市的城乡倒置状况才将会发生转变，城市老年人口比例最终将超过农村。〔1〕乡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普遍高于城市的主要驱动力是持续性的大规模农村年轻劳动力乡―城转移。

然而，我们既有的养老保险政策、农村公共服务政策、农村产业政策等并未充分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现象以及西部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快速发展的实情，城乡发展差距的巨大鸿沟凸显在老年人群体上。2012年城乡养老金收入差异达到24倍，农村老年人养老风险不断加大，养老、医疗、照料等问题非常突出，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不良后果将由农村来承担。〔2〕因而，正确认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并及时调整农村政策，是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与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以西部劳务输出大省和人口大省――四川为例，分析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以及老龄人口的社会适应，探讨农村政策调整领域与方向。

一、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四川是西部人口大省，也是劳务输出大省，常年跨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保持在900万左右，农村社会承受着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

1.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位居全国第四位、西部第二位。2010年，四川省农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12.26%（居西部第二位，仅次于重庆市），在全国则处于第四位（排在重庆、江苏、浙江之后），较全国平均水平高2.2个百分点。与江苏、浙江不同，四川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人均经济总量、人口城市化水平等指标大大落后上述两省，乡村“未富先老”特征十分突出。从纵向来看，四川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从2000年的7.84%提高到2010年的12.26%，十年增加了4.42个百分点，也高于全国同期2.56%的平均增长幅度。

2. 农村人口老龄化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布差异。2010年，全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三个市分别为：资阳市（15.07%）、眉山市（14.91%）和广安市（14.4%），①南充、绵阳、自贡、乐山等人口老龄化水平均也都超过了13%，成为全省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最高的第一梯队。处于第二梯队有广元、德阳、内江、遂宁、达州等5市，人口老龄化水平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2.26%）。第三梯队成员有泸州、成都、巴中、宜宾和雅安，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低于全省但高于11%。第四梯队的攀枝花和阿坝州，已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但程度较低（10%以下）。处于第五梯队的甘孜和凉山是全省21个市（州）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两个州，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不到7%。

表1四川省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区域分布特点

农村65+人口占比市（州）≥13%资阳、眉山、广安、南充、绵阳、自贡、乐山12%～13%广元、德阳、内江、遂宁、达州11%～12%泸州、成都、巴中、宜宾、雅安7%～10%攀枝花市、阿坝州≤7%甘孜州、凉山州 3. 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基本同步。图1 是全省各市州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直观图示，全省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有明显影响，广安市等跨省转移劳动力较高的市同时也是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较高的区域。眉山、资阳两市，尽管跨省劳动力转移水平不高但紧邻成都，农村劳动力向成都的转移同样形成了较高的农村人口老龄化水平。成都、攀枝花等城市化水平较高且对农村辐射带动能力强，农村人口老龄化水而较低。随着跨省劳动力增量的逐年回落与存量劳动力的回流，因跨省劳动力转移而造成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但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转移以及省内跨区域转移，将进一步扩大农村人口老龄化形态。

四川所实施的劳务输出发展定位在成功解决了农民收入增长与农村扶贫的同时，也铸成严峻的农村人口老龄化。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四川流出人口总量达到890.5万人（位居全国第二位），流入人口只有112.9万人，净流出人口达777.7万人（位居全国第三位，排在安徽、河南之后）。从流动人口的年龄与居住地属性来看，无疑净流出人口的主力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来自农业部门的统计数据是当年跨省转移劳动力为907.23万人，大于人口普查数据），与农村人口的乡-城转移叠加，进一步推高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而且，随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年轻人还将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还将不断加深。

二、四川农村老龄人口生存现状审视

1. 老年人口以高比例参与社会劳动且集中在传统农业领域。在传统农业社会，老年人口一般不参与社会劳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的田间管理等活动，年轻人是农村社会劳动的主力军，老年人则退出一线生产而回归家务劳动，如照顾子孙、做饭等。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城镇转移，农村传统家庭结构与功能发生变迁，老年人替代转移的农村年轻劳动力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主体，农业劳动参与率随年龄增加而提高（表2）。在45岁及以上年龄组中，从事农业的比重也从81.2%（45-49岁年龄组）增加到97.6%（70-74岁年龄组）。分性别来看，男性50岁及以后年龄组从事农业的比重达到83.7%（50-54岁组）-97.5%（70-74岁组），女性为88.3%（45-49岁组）-98.4%（70-74岁组），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高龄化与女性化两大特征非常突出。

3. 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随年龄增加而减弱且城乡差距大。健康是老年人力资本的最主要指标，也是能否实现积极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四川农村老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表4）。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在70岁以后急剧下降，70-74岁年龄组健康老人比重下降到不足两成，随着年龄增长农村健康老人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相反，城市同龄组的健康老人比重均高于农村，在70-74岁组两者相差达到22.2个百分点，最低也有10.6个百分点（百岁以上老人年龄组）。与城乡健康老人的比重差异不相适应的是，同龄组老人们养老资源中个人收入占比却呈现出农村远高于城市的反向特征，也就是说，尽管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低于城市但依靠个人收入来源满足自己的养老却是农村老年人的现实选择，农村养老得靠自己，在自己不能提供养老的情况下依靠家人，反过来进一步恶化农村老人的身体健康。

三、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检视

社会适应（social adaption）是指个人的观念、行为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以适应所处环境的过程。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适应就是指农村老年人的观念、生产行为、养老策略等随着农村年轻人大量乡――城转移后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包括老年人对养儿防老观念的变化、老年人社会劳动、资源利用方式以及家庭照料等领域的改变。这种改变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而逐步强化，老年人在养老观念、家庭劳动力资源利用、土地利用结构、社区组织建设等方面均得到良好体现。

1. 养老观念适应：自养与家庭、社会养老相结合。传统农村老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养儿防老，60岁退出农业生产活动并由子女承担养老是极正常的。但随着农村年轻人的大量外出，老年人的传统观念与养儿防老观念也在发生改变，自养成为低龄老人的首选策略，但高龄老人以及失能老人仍然依靠家庭养老。现实生活中，部分低龄老人还用自己的收入反补儿女。笔者在崇州市采访过多名70岁左右的农村老人，他们不仅自己承担着看护园林的任务（常年独居在园林的护院房），还在园林下种植豆类等作物，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有一半的收入是给孙子交各类培训费与外出打工路费。老人们对子女、孙辈外出务工多持积极态度并主动承担了照顾孙辈、耕种承包地、协调邻里关系等任务。老人们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所需的数万元费用，也多来自自己的积蓄。有的老人将为子女带孩子戏称为“婚嫁服务”。

2. 农村基层组织的服务主体适应：老年人口挑大梁。农村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基层党建组织）的人口老龄化现象特别明显，成员年龄普遍偏大且文化水平较低。这种年龄结构是适应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的结果，也是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一种常态化趋势。目前推行的大学生村官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基层组织注入新的活力，但大学生村官对个人发展前景的担忧很难留住村官。因此，村级基层组织管理服务人员老龄化将是一个长期的现实，越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边缘村落，村级服务者的年龄越大。不仅如此，农村广泛实施的各类基础设施建设，其参与主体大都是老年人。

3. 土地权属改变适应：承包经营权流转加速。耕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是农民最后的保障。近年来，耕地流转速度在不断加速，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所形成的人口老龄化是重要驱动力量之一，也是农村老龄人口所做出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四川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从2010年的975.83万亩（占全省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9.1%）提高到2012年的1195.8万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20.5%），合同流转面积也从2010年的527.7万亩增加到2012年的646.5万亩。①五分之一的农村家庭承包耕地实现了流转，其中一半以上是合同流转面积（也就是规范化的土地流转形态）。以成都近郊的崇州市羊马镇为例，全镇农村承包耕地大部分被城市商业资本租赁而流转。此外，农户之间流转也比较多，流转形式各异，或转给亲戚朋友，或转给邻居。

4. 作物品种适应：商品作物取代传统大宗农作物。耕地不仅流转速度加快，利用方式也发生较大变化：传统作物被商品作物所取代。流转后的土地，以商品作物为主；未流转土地的利用形态同样发生变化：园林绿化植物、水果蔬菜等大面积种植。笔者走访的一名农户，家里4.5亩地，一亩被租用（年租金2000元，另支付地内树木3.5万元），其余3.5亩全部改为种树，原因是种水稻、小麦、油菜等传统作物太累人，一家3口又吃不了那么多粮食，还不如种树，自己带着孙儿打工挣钱。当树的市价好时，就出售一些，市价不好就留着，反正也没有指望从地里赚钱。在大邑县的一些山村，农民也将坡耕地变成了园地，栽树种竹，成片的树林竹林犹如绿色银行，源源不断地为农民提供财富。笔者还了解到，一些年龄较大的妇女，将竹子按一定规格劈成细条出售给香蜡厂赚取手工费，一天可以有20-30元的收入。随着老年人身体精力的下降，季节性较强的大宗农作物种植受到抑制，耗时少又环保的园林（观赏树、竹子等）作物受到青睐。

四、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调整方向

1. 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并达成共识。尽管社会各界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已经形成共识并提出了诸多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社会政策，但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却缺少足够重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工作重点依然保持着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优先的思路，养老公共服务设施投入城市优先，城乡差别巨大，农村承担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成本。正如前述，农村人口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老人生存状态更差，更需要社会各界给予高度重视。农村老年人口尽管在努力适应年轻人转移后的农村社会现状，但相对落后的农村基础设施、养老服务设施、养老产业以及医疗健康、居住分散等，农村养老政府投入较低，不仅养老保险未能全覆盖，而且养老资源（如养老机构的建设）严重不足，农村政府型机构养（敬）老院的养老对象为农村三无人员（五保户等），而设置在农村的市场化养老机构的定位对象又多为城市中产及以上老人服务，农村老人只能在家孤独地自我养老。因此，农村养老责任承担应有家庭与子女承担为主转向以政府与社会承担为主转变。〔3〕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乡养老资源分配，加大政府补贴型养老机构建设，主动承担起农村养老的托底责任。同时，通过多方渠道筹集农村养老资源，鼓励农村富裕阶层投资养老产业的发展。

2. 超前布局农村养老服务中心以应对村落调整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农村村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消亡，据统计中国前十年已消亡90多万个村庄，随着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村年轻人流入城市而留守老人逐渐去世，还将有更多的村庄在未来20-40年消亡。面对村庄消亡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的事实，超前布局农村养老服务中心，让农村老人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乐、愉快地安度晚年。一是充分利用农村集体废弃设施如学校、活动室以及农户废弃的房屋等，将其加以改造建成村级养老服务中心，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与交流、娱乐服务；二是完善中心村与镇的规划，在中心村建设多功能活动场地（这种场所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在中心镇规划老年服务中心与养老中心，可开展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

3. 提供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相适应的农村公共服务产品与服务。城乡均等化的公共产品供给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地方政府将农

①2012年四川省农业农村经济基本情况，http：///scnq/2661.jhtml。村公共服务作为重大的民生工程，各地都实施了医疗卫生、教育、乡村市场、乡村图书室、活动室以及信息化建设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得到较大水平的提升。但是，这些基本公共服务更多是着眼于农村正常的人口结构，是以农村整体人口为主的，缺乏人口年龄结构的针对性，尤其是缺乏乡村人口老龄化意识，老年人不能分享到这些基本的服务。对此，应针对老年人口比重提高、老年人口的农村人口主体特性，提供与老年人口服务需求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如社区养老机构建设、互助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医疗服务、社区农资服务、社区文化活动等等，应该体现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需求倾向，帮助农村社区建立老年人自助组织，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服务。

4. 大力开发低龄老人的养老服务潜力。农村低龄老年人口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也是目前农村农业生产活动的主力军。低龄老人主要是指70岁及以下老年人口（男性为60-70岁，女性为55-70岁），健康状况较好、社会劳动参与率较高，是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的重要参与主体。随着农村耕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这部分群体的农村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具有参与农村养老产业发展的先天优势。一是在农村养老服务中心提供相应的护理与照料服务。他们自身也是老人，对老人具有天然的亲和力，也熟悉老人需求，是养老服务中心最为理想的员工。二是成为农村养老产业的重要参与主体，农村养老产业不仅是养老服务中心，还包括老年人的医疗、陪护等服务型产业，也有文化、娱乐、餐饮、食品、保健等系列产业，农村低龄老人均能参与这些产业的发展。三是居家养老的服务提供者。越来越多的农村老人与子女在居住空间上出现分离，老人的日渐陪护照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居住在同一村落的低龄老人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政府则对低龄老人的服务进行补贴或购买，既可增加低龄老人收入又可减少农村高龄失能老人负担。

5. 为农村高龄农业劳动力提供相适应的农业综合配套服务。农业生产劳动者高龄化是不争的事实，农村年轻人特别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极少有农业情结并留在农村务农，即使是现在的农业职业经理人也都年龄偏大。高龄农业生产者面临着文化水平较低、现代农业生产技能不足、现代科技（电脑等）认知障碍等。据统计，四川省农业劳动力中有8.6%未上过学，48.3%的仅有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占39%，高中文化占3.7%，大专及以上只占0.4%。①鉴于此，农业部门应针对农业生产者年龄偏大、文化素质偏低的特点，提供图文并茂的技术综合服务，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开展技术培训，在服务时间、培训内容与形式上，更多体现年龄与性别特点，帮助老年农业劳动力改善农业生产技能。

6. 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农村老人定期免费健康检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法》将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60岁，60岁以上的老人有获得社会养老资源的基本权利。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农村老人的社会养老保障水平低，自养与家庭养老特点突出。2010年，四川农村65岁以上人口中，有低保的老人仅占农村同龄老人的4.8%，有55.7%的同龄老人靠家庭，34%的同龄老人靠自己。农民工市民化战略的实施以及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乡―城流动，依靠家庭养老将面临养老生存危机。政府应在养老资源的分配上给予农村更多倾斜，建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农村养老金增长机制，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在农村老人养老资源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政府应逐年提高高龄老人的经济补贴，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问题，也可以减轻流动人口的家庭供养压力。同时，建立农村老人定期健康检查制度，为农村老人提供免费隔年体检。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