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的现状和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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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4-000391-01

旅游的基本属性是文化，不管旅游的内容还是旅游的形式都承载着文化的精神。从这一层面可看出，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核心，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乡村文化的主要内容。乡村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

一、乡村旅游与非遗

最近出现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即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相结合。这种旅游方式具有文化性、地域性、典型性、稀缺性、真实性等特点，牵动效果显著，广泛影响相关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非遗作为一种文化，包含民间文学、戏剧和曲艺、音乐、舞蹈、民俗等多个种类，这些文化状态一般存在于乡村地区，比如，以北京太平鼓为代表传统舞蹈，以成都面人为代表的传统美术等。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要深入利用当地文化特色，通过当地的特色文化来吸引消费者前来观光旅游，进而起到增加乡村旅游中文化底蕴的作用，使游客在乡村旅游的过程中体验文化，最终达到乡村旅游和非遗深度结合的目标，实现在乡村旅游过程中继承和保护非遗，同时又通过非遗来带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中非遗的利用现状

当前，已经开发利用了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的利用形式主要包括：政府牵头组织策划在传统节假日、艺术节或申遗纪念日进行一系列表演活动，市场生产经营和非遗相关产品，当地居民自娱自乐等方式。尽管当前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和传承已经取得了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1.利用率低

现在只有小部分非遗等级高，具有较大的知名度，其它极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率普遍较低，知名度不高，甚至不被外地人所熟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些表演艺术种类大多以当地居民自娱自乐的方式存在，利用率较低，一般散布在各乡间村落里，不仅没有和乡村旅游相融合，也没能较好的促进当地文化建设。

2.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

随着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步伐加快，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空间产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化活动逐渐离我们远去，无人继承发展，使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在消失的边缘。比如说，通州的运河船工号子，现在唯一的传人是位于永顺镇盐滩村的已86岁高龄的赵庆福，缺少后人传承发展。并且，依靠漕运儿存在的运河船工号子，如今已失去了载体，没有了生存空间，加上人们对他缺少足够的认识和研究，面临失传。

三、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方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乡村旅游的一个新的发展创新点，可以提供乡村旅游发展的新契机。针对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现状，结合非遗的特色和类别，归纳总结出几种乡村旅游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方式。要注意，不同地区应按照当地乡村旅游的实际发展情况进行灵活选取，选择适当的利用方式。

1.展示与体验方式

非遗的展示与体验利用方式指的是将其进行展示，针对有条件实施体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适当让游客在现场进行文化体验，最终使游客参与到非遗的传承中来，并且通过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为当地旅游业吸引外地游客。对吸引力强、知名度高、级别高并且展示时间非固定的非遗文化项目，可以通过建造非遗文化主题博物馆的形式，在博物馆展示和非遗有关的物质载体，并在博物馆内进行定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场展示。在乡村旅游中适合通过体验来传承的非遗主要包括戏剧和曲艺、音乐、舞蹈和杂技等，这些项目都具有容易体验的特性，游客可以亲自体验学习这些项目，促进文化的传承。

2.旅游商品方式

以传统美术、传统医药和传统技艺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们的技艺本身不能引起游客的足够兴趣，并不能吸引游客的到来。针对这种类型的非遗文化项目，可以利用生产非遗有关的商品来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商品化方式指的是把非遗项目中的有关艺术形式经过大规模集中工厂化生产加工制造出来的商品作为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在乡村游客集中的地方进行销售该商品，达到通过售卖旅游商品来增加当地乡村旅游收入，并且实现在乡村旅游中继承发展非遗文化的目标。

3.旅游节方式

非遗与物质遗产的最大区别是无形性，要使乡村旅游充分利用这种无形的文化，就要一款合适的介质。比如，非遗文化中的民俗就需要凭借乡村旅游中的旅游节来展现起文化形式，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来传播民间文学。另外，展示时间相对来说固定、名气不高的非遗文化，也需要通过开展旅游节活动进行展示体验，使更多的旅游者了解认识这一非遗文化项目。在旅游旺季，将当地乡村旅游资源和非遗文化相结合，举办盛大的乡村旅游节，使游客在游玩过程中有机会参与旅游节，感受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旅游节活动追溯历史，使游客在乡村旅游过程中体验各地民俗。并且，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当地百姓的经济收入也不断增加，进而使他们感受到传承文化带来的好处，不断激励他们继续表演民俗，更好的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旅游节发展乡村旅游中要注意，举行乡村旅游节活动时不能太片面，非遗文化项目和乡村旅游一定要结合起来，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如果不这样，会造成旅游节活动的吸引力减少，前来观光旅游的人较少，达不到定期开展旅游节的条件。

四、总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可以实现消费者在旅游时求知识、求不同、求美景和休闲娱乐等各方面的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旅游宝贵的文化资源。按照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内容，进行科学规划与创意设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实现文化和旅游相融合，有利于做出文化品牌，传扬优良的文化传统，实现乡村旅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共赢。

参考文献：

[1]刘丽丽.北京郊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在乡村旅游中的利用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06:56-62.

[2]侯瑞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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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历史弘扬的见证，又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其保护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任何文化项目或是艺术作品。各国的非遗保护措施不同，但都以政府主导为主，成本较高，但保护效果较为显著。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保护形势除了保护项目本身外，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加大人们“文化自觉”意识来达到真正的长久保护效果。

但与其他国家的保护情况不同，我国在非遗保护上还属于起步阶段，目前我国的非遗建立的四级的保护机制，但存在着国家重视地方忽视的困境。非遗保护多依赖政府的扶持，长期处于“输血”，还没有具备独立的“造血”功能，我国非遗想要发展起来需要在保护方式和机制上进行创新。

设计与非遗的关系

设计，是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结合的产物。而非遗作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展现的正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产物。虽然我们的设计展现的是现代文明，我们试图在我们的作品中摆脱一切传统的影子，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传统文化如影随形，影响着我们今天设计的方方面面。因此，从本质来看今天的设计和非遗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设计想要服务非遗是具备非常好的先天优势，设计和非遗艺术之间可以快熟的转换，通过现在设计去包装非遗艺术，展现非遗之美，甚至使传统的非遗具备现代的魅力，都是对非遗保护方式的一种探索。

设计服务非遗的保护方式

近年来，我国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推动传统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等，明确提出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强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非遗文化通过设计走向一种生产性保护是符合发展潮流的保护方式。

而作为设计来说，非遗的产业化保护道路并不是一两个单一作品能解决的，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从非遗传承问题，到非遗作品缺乏现代市场，到全民的保护意识提升，都需要在保护方式中得到较好的处理。因此，提出设计服务非遗，必须与高校设计艺术教育相结合，走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1. 建立非遗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

高校作为国家人才的培养场所，引入非遗文化，可以在年轻人中传播传统文化，为长远的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直接提高一代人文化保护意识，为后期非遗设计作品提供较好的社会平台，特别是对高校设计艺术学生的宣传中，挖掘更多人才投入到非遗保护的行业中来，直接解决目前非遗缺乏传承人的问题，逐渐转变全民对非遗的刻板认识，形成“文化自觉”意识。

2. 建立非遗文化的研究机制

高校的设计教育围绕现代设计为主，而非遗作为我们的宝贵财富完全具备研究和发觉的价值。在高校设计中成立专门的非遗研究机制，对现有非遗艺术进行整理归纳，一方面是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做好记录保存工作，另一方面借助高校设计教育的研究优势，对我们的非遗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也是中国特色设计如何体现的一种研究方向。无论是对非遗保护还是高校设计教育都是一种双赢的模式。

3. 建立非遗文化的再设计平台

在研究的基础上，为了做到非遗的“造血”必须要能对现有非遗进行包装推广和再创造。在高校设计类师生和非遗传承人的相互合作中，可以依托高校设计师生的现代思维，加上传承人的技术支持，对传统的非遗作品进行重新的设计，从作品的使用功能，到花色图案的再变形，甚至是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引入，都是在保留传统非遗精髓前提下，使非遗作品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生活需求，为非遗作品创造新的市场。从政府依靠，走上自主自足的道路。

设计服务非遗方式中存在的不足

虽然设计服务非遗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实际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解决。首先，非遗与高校设计教育的合作，从长远来看优势明显，但就目前非遗的分布情况很多在乡村，高校资源比较匮乏，在实际的合作开展上具备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前期准备周期较长，经济效益较慢，会大大影响非遗传承人与高校合作的热情。其次，非遗名目多，依靠高校的研究和开发力度，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从少数做起，并不是一种能完全通用的保护方式。在实际运作中还需高校、非遗传承人及地方三者合作才可有效开展。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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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近几年的努力，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在传承与保护中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现行措施中有较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其主要传承人的学识、地位等背景的不同，也给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带来较大影响，导致其现状的差异.如相比于界首彩陶，寿州窑陶瓷的传承人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较高，因此在陶瓷的创新设计上有重大突破.不同的思想使他易于接受新的观念与合理的建议.另因其采用的原料来源地、各地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的差异、侧重点的不同、创新思路等的不同都会给两种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差异.但就其现有的保护措施与实施效果来看，创新思路是传承创新的首要任务.

关键词 ：界首彩陶；寿州窑；生产性保护；对比

中图分类号：TB48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2-0080-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13BG074）；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媒体与设计研究中心课题（2014MTYSJ04）；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SQRWO41ZD）

非遗文化的保护和抢救需要合作与交流，各地不可能独善其身，应打破地域的限制和行政壁垒.通过同行之间的对比，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从对方的身上发现自身的问题，从而达到相互学习、借鉴的目的.在对界首彩陶和寿州窑陶瓷的对比研究过程中，我们找到了弊端，也得出了差异，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是最终目的.

1 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传承现状与艺术特征对比

1.1 相似的地域表征

淮河在我国东南部南北分界的地理区位，大自然赋予了淮河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北方的刚烈、雄浑、苍劲，南方的宁静、轻柔、婉约.经过融合与兼容，形成了淮河文化独特的风格特征.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同属淮河流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具有相同的地域背景和人文环境.长江与黄河的千年融合赋予了淮河文化兼容并包的特性，也赋予了它们古朴大方、浑厚典雅的艺术特色.

1.2 不同的本质属性

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在起源初期都属于陶器的范畴，与瓷器有着显著的区别，如原料、质地、烧成温度等.近年来皆采用先进技术使原料配方有所改变，从而达到提高窑炉温度，使之烧成温度可以达到中温瓷甚至高温瓷的温度，以提升产品质量.粗犷且不缺乏精细是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作为北方陶瓷的共同特征，却与南方陶瓷的细腻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温润如玉的景德镇青瓷、雅致的青花等.原料、制作工艺、地域的区别造就了它们不一样的审美特性.

1.3 生产现状对比

1.3.1 界首彩陶

界首彩陶始于隋唐，盛于明清，并流传至今.以质朴典雅的艺术特色名扬海内外.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也有了改变.工业产品逐渐取代了各种手工艺品，界首彩陶的生产人员大量减少，主要传承人为卢山义的子女与老艺人王京胜.界首工艺陶瓷厂因未能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与市场定位，出现了产品积压，资金周转等问题.政府曾提出招商引资，却被一些业内人士以保护传统的名义抵制，而未取得预期成效.另外以老艺人王京胜为代表的家族作坊目前已注册公司但职工仍以家族成员为主.其它家庭式小作坊均未形成规模.随着科技的发展，各种新型手工艺品出现，界首彩陶面临巨大的挑战，在其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传承人方面.彩陶的传承主要以家庭传承和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老艺人们有精湛的技术但是缺乏科学的做陶知识，传授的是老一辈一直流传的技术和方法，使彩陶难以创新.另外，辛苦的制陶劳动与不成正比的报酬使大多数年轻人选择放弃老祖宗的手艺，外出另谋生路.随着老艺人的逐渐老去，体力与精力的不支亟需新的接班人出现时却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这将是传承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因此传承人选择范围的扩大与学校教育的结合至关重要.从历时性来看，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靠世代相传保留下来，一旦停止了传承，也就意味着消亡.

受现代工业化的冲击.陶制品因材质本身的缺陷使用笨重且容易摔碎，有很多的局限性.无法与塑料等其他新材质相比，界首彩陶也是如此.由于生产设备低下，制作周期长，人工耗费高等特点不能进行大规模生产.所以无法在数量上取胜，更不能打价格战.另外，现阶段彩陶表面的釉面因为温度等原因只能维持四五十年，质量偏低.呆板的产业结构使产业受设备、人力、物力、财力等多方面的限制，无力在市场上占一席之地.

1.3.2 寿州窑陶瓷

寿州窑曾以“寿州瓷黄”闻名于世.它创烧于南朝陈，停烧于唐末，前后历时350年.在唐代南青北白的影响下，寿州窑由于种种原因突然间销声匿迹，烧制手艺也随之失传.如今在其传承人的努力下，终于找回失传多年的技艺并发扬光大.为寿州窑的恢复烧制做出重大贡献的传承人有两个，一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沈德亮先生.年过六旬的沈师傅沈氏第五代传人，祖上曾在上窑镇创办过“沟东窑”沈氏瓷器作坊.目前沈师傅主要从事寿州窑手工技艺的发掘和传承；另一位传承人是寿州窑陶瓷研究所所长崔怀伦先生，他成立了寿州窑陶瓷研究所，主要从事寿州窑制陶技艺的挖掘、研究、传承.着重对寿州窑的黄釉瓷进行开发利用.研究所多年来硕果累累，产品在国内外重大展会上屡获大奖.目前，寿州窑研究所有科研人员七名，分工明确细致.所内现有硕士窑两座，圆形倒烟窑三座，推板窑两座，可烧制各种类型大小不同的陶艺产品，目前是寿州窑主要的生产基地.

2 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保护方式的对比

通过近几年的努力，两种非遗文化在传承与保护中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在现行措施中有较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其主要传承人的学识、地位等背景的不同，也给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带来较大影响，导致其现状的差异.如相比于界首彩陶，寿州窑陶瓷的传承人受教育程度高，社会地位较高，因此在陶瓷的创新设计上有重大突破.不同的思想使他易于接受新的观念与合理的建议.另因其采用的原料来源地、各地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的差异、侧重点的不同、创新思路等的不同都会给两种非遗的保护工作带来差异.但就其现有的保护措施与实施效果来看，创新思路是传承创新的首要任务.

2.1 宣传方式

界首彩陶：博物馆一直是向公众展示的一个良好平台.界首彩陶的精品展示厅汇集了各个时期的彩陶精品.举办展览并参加皖西北投资贸易洽谈会、深圳文博会等各地展览，展示彩陶精品与彩陶的制作技艺，让公众近距离的接触彩陶、了解彩陶.另外还建立了“界首彩陶网站”，制作专题纪录片.通过这一网络信息化平台，开展图文展示、对外宣传及学术信息、产销信息的交流，为界首彩陶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提供更便利、快捷的途径.

寿州窑陶瓷：博物馆虽为传统的一种展示方式，而淮南市博物馆却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了创新.为还原寿州窑的烧造历史，系统展示其独特的工艺成就和研究成果，分中国陶瓷发展简况、寿州窑烧造历史和成就、寿州窑生产流程和关注互动四个单元，全面展示了淮南地区隋唐寿州窑的烧造历史、工艺成就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在展厅的设计上采用黄色等明快色彩做基调，使观众一进展厅就能感受到寿州窑的特色.为烘托气氛，还采用了丰富多样的展具辅助.有照片文字展板、陆羽人物蜡像和品茶场景，滚动播出的专题片大型液晶电视，多媒体触摸屏，幻灯机等.为加深观众对寿州窑陶瓷文物形制的了解，提高观众的参与热情和兴趣，复原了寿州窑的生产场景，还特设观众互动区，复制了多种寿州窑主要器物并把它分成带磁性的碎块，让观众在观看寿州窑生产过程时可动手拼复寿州窑器物.这一环节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寿州窑陶瓷专题陈列的人性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宣传力度和公众的认知度.

2.2 传承人的保护与选择

界首彩陶：界首政府对非遗传承做了很多努力，制定了很多政策，但有些政策却因种种原因迟迟没能够实施.这给老艺人的创作带来很多困难.也降低了年轻人学习的积极性，如已制定的医保制度等.传承人的现状及素养是顺利传承的基础.目前界首彩陶在传承上没有完全打破老规矩，对于继承人的选定，应实施打破家族传承，以“师带徒”的形式，尽快培养可用之才.

寿州窑陶瓷：寿州窑陶瓷的传承在民间而并非家族传承，主要采用师徒学艺的方式传授.与界首彩陶相比，这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人才，扩大了传承力度.从崔怀伦先生的创业故事可以得知，传承人的选择很关键，层次与学识也很关键.有人认为年轻人不愿意从事陶瓷的制作是因为不愿意跟泥巴打交道.但对比同行现状就可得知，关键不在于泥巴，而在于这些泥巴所诞生的是什么层次、什么品位的东西，能不能吸引从而留住他们.

2.3 与高校等机构的合作

界首彩陶：目前界首彩陶与各地高校的合作已经开始实施，如各地艺术专业的教师利用假期在界首陶瓷厂进行创作，周边高校的学生定期参观彩陶制作基地，并现场观摩彩陶制作流程.界首彩陶还与高校合作产学研项目，有利于非遗产业化的实施.并请老艺人定期请来校举办讲座、现场示范拉坯制作等.学生兴趣浓厚，可以更加直观、深入的了解非遗知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宣传力度.

寿州窑陶瓷：寿州窑陶瓷积极与大中小学联系，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博物馆参观，鼓励他们从小了解家乡的非遗文化；与地方企业合作，设计生产各种新颖产品，得到市场的认可.如淮南市文景天宝艺术品有限责任公司，也是以生产寿州窑陶瓷为主.企业的参与加快了寿州窑陶瓷的产业化进程，也拓宽了寿州窑陶瓷的销售渠道.但就目前总的局面来看，在学校教育中，非遗宣传的力度还不够，应该在各院校尤其是高等院校设置相关的专业课程，并可设置全校的选修课，以便搜罗更多的对此感兴趣的青年人士.相关部门也可考虑把当地的非遗知识列入教科书中，使他们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载入史册.

2.4 销售模式及渠道

界首彩陶虽也通过展销、拍卖等形式进行销售，但更多的还是以公务礼仪性等用品形式走向市场，这种形式的作品销售受政策影响较大，同时也很难以商品形式走向普通民众，因此给彩陶制作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带来阻碍，也限制了彩陶制作队伍的扩大；与界首彩陶相比，寿州窑陶瓷的销售渠道相对比较完善，实施了制作销售一体化模式.寿州窑陶瓷研究所下设“淮南市寿州窑陶艺厂”，直接进行工艺品的制作，并在国际商贸城、义乌设有寿州窑陶瓷产品对外销售窗口，很好的解决了产品的销售问题.另外，寿州窑也通过网络宣传、专题报道等方式增加公众知名度，并参加展销会及比赛以扩大影响，促进销售.

2.5 创新方面

界首彩陶：近几年，界首彩陶在釉色上有了一定创新，也沿袭韩美林先生的作品风格创作出一些新颖的异型作品.但总体来讲，思路没有拓宽，没有与应用很好的结合，新的作品出现不能以界首彩陶的名义很好的进入市场流通，所以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建议通过举行彩陶创意比赛等形式汇集学院派的新思路，切实的立足现代生活的需要，进行产品档次、多元功能、产品衍生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为彩陶的设计开拓新路径.

寿州窑陶瓷：寿州窑陶瓷的恢复生产，不仅仅是找回了原有烧制的老技术、老工艺、老方法，而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创新.如寿州窑陶瓷研究所的部分作品，造型新颖，即保留了寿州窑独特的风格魅力，又与使用相结合，与现代人的需求与审美相结合，还在功能上有所突破，如获奖作品《会唱歌的龙凤壶》等.因此寿州窑的恢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研究打入国内外市场的现代产品是寿州窑生产的宗旨和目标.

2.6 界首彩陶与寿州窑陶瓷在地方产业中的应用

界首彩陶：界首彩陶作为馈赠的佳品，传统造型的产品更具地方特色，因此可以作为地方各部门的礼品用瓷，但单一的礼品瓷使销路过于狭窄.实施地方文化与产业相结合的方式，才能拓宽销售渠道，有效的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如地方旅游产品的开发.可借助政府部门已经批准的“界首彩陶民间文化生态保护区”和“中国界首彩陶村”等项目的实施推动旅游产品的开发，为彩陶的开辟销售新路径.

寿州窑陶瓷：寿州窑陶瓷借助企业，在宣传和创新上都有较大成效.淮南市文景天宝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就是采用寿州窑传承人沈德亮的寿州窑制坯技艺，大批带徒、批量烧制.在“2011年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暨中国旅游商品大赛”上，他们的寿州窑研发产品“仿青铜器文具”、“凤鸣壶”、“龙尊”等大获好评，市场前景十分好.该公司艺术总监朱志杭说：传承手工技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我们正在学习用市场的眼光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死本本，只有激发其活力，才能让其焕发出青春.如金种子集团的醉三秋，有龙窖和凤窖系列.龙凤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因此其包装选用传统的陶瓷材质体现.可在此基础上与地方特色文化相结合，把龙凤的元素体现在酒瓶的造型设计中，再选用界首彩陶或寿州窑陶瓷的材质与特色来体现.借助产品的销售传播非遗文化，以非遗文化提升产品的档次，实现双赢.包装的品位可以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如贵州茅台等知名企业都曾为酒瓶包装招募过全国的优秀设计.因此可以扩大招商与宣传，争取与各地企业实现合作关系，打造文化与生产企业相结合的产业链，把淮河流域的非遗文化推向世界.

3 结束语

非遗文化的保护热潮让淮河流域的人们对家乡的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对界首彩陶和寿州窑陶瓷研究的对比，我们发现，差异是存在的，差距也是存在的.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是共同发展的目的.这种方法不仅仅用于区域内，还可以对南方各大瓷器的保护措施进行学习，提高淮河流域的非遗文化发展，尽快实现全面彻底的产业化道路，为地方经济服务.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任重道远，我们正努力让优秀的传统艺术走出博物馆，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国人的心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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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建君.中国民间美术教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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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峰.界首戏曲人物纹饰彩陶的成因及其艺术特征[J].装饰，2012（01）.

（6）高峰.界首彩陶艺术及其文化生态情景下的保护[J].民族艺术研究，2010（03）.

（7）陈华文.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几个问题[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9）.

（8）李荣启.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途径[J].文化学刊，2012（9）.

（9）陶治强.简论隋唐时期寿州窑的发展[J].文物春秋，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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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前中国传统装饰艺术课程的教学现状

近几年来，在中国高校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计划中，专业基础教学不仅强调多种专业基础知识的综合性学习，也开始注重传统文化在课程中的渗透，中国的设计教育大多重理论轻实践、重艺术轻技术，课程设置基本上游离于经济和市场之外，虽然我国目前有许多艺术院校都是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作为艺术设计专业的主要专业基础课程来开设，但课程内容多停留在表面的装潢和美化阶段，教学脱离于市场，缺乏对传统文化应用实践技能，忽视了要通过多方位、多渠道的形式，导致课程缺乏科学性、实践性及合理性，从而导致学生的专业知识面较窄，专业素质不高，不能全面而有效地服务于企业。而在国外，类似于传统文化课程却趋向与当今现代设计应用相结合，面向企业培养实用性人才。强调理论结合实际，重视课程设置和实践技能训练，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学生艺术修养和创新能力培养，重视程度较高，这些都给我们在课程教学改革上新的启示。

2“项目导入式”植入传统装饰艺术课程的优势

从课程改革的意义来看，教育的目的不在“教”，而在“学”，把学生视为教育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强调学生获取知识、训练能力的研究性角度和方式，立足于激发和引导学生有效地自主实践学习。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使学生对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有深入地了解和直观具体的感受，将实践基地的项目课题分阶段性导入并加以训练，通过实际教学方法策略，其优势在于使学生在动手实践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认识加深理解，培养专业技能，增进对社会的了解，让学生进行亲自实践项目并操作，从项目课题中自我感知、领悟知识的衔接性，总结项目活动中的自我体会，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3“项目导入式”植入传统装饰艺术课程教学实践

立足于本院目前教学现状，依托建立武汉汉阳江欣苑“高龙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园”实践基地，利用实践基地的优势，探索出具有广泛应用价值的合作模式，使课程设置与实践基地相结合，在教学方法改革思路上立足基地特色，以较高层次理论指导教学实践，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项目课题教学中，使学生得到全方位的设计训练，做到高校的产学研一体化，促进与非遗文化产业基地合作模式，达到校企合作的“双赢”效果。下面以“湖北黄梅挑花非遗文化品牌的宣传与推广设计”项目导入分析为例，从以下两个方面阐释教学方法的实践过程：

第一，突出教学环节的实践性，强调课堂理论与实践应用的紧密结合。通过前期与实践基地进行嫁接，在课堂中导入“湖北黄梅挑花传统文化品牌VI设计”项目，从项目到推进过程中，积极辅助开发校外第二课堂，引入非遗传承人走进学校联合教学，开展相关的非遗文化讲座和技艺讲解，学生对黄梅挑花的工艺针法产生了极大兴趣，通过技艺培训学习，将其独一无二的艺术特色，结合针法入手，对其公司品牌LOGO进行设计，以黄梅挑花“十字针法”特色为设计元素，以“石”为主题涵盖了中国印章与中国结的抽象形态元素加以变形，推导出最终设计方案。

第二，突出教学方法的实践性，强调继承传统和实用创新的并重原则，将传统文化与当代设计相结合。在项目导入过程中，为解决黄梅挑花非遗文化品牌存在的产品开发单一性、技艺传承的艰难性、非遗文化市场有待进一步开发等问题，组织学生多次与文化传承人和企业进行沟通交流，加强其传统文化品牌在VI设计应用部分的实践创新，从传统的应用领域向现代产品的开发过度，将现代人们的生活观念与方式结合在一起，针对黄梅挑花设计中式风格餐桌的三件套产品的包装设计应用，包括中式桌布、杯垫及筷子包装等应用产品开发，对黄梅挑花艺术的实用领域带来有效地宣传与推广。参考文献：

[1] 李泽，赵凤娟.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基本轨迹及未来取向[J].中国高教研究，2010（03）.

[2] 肖念.中国大学教学改革逻辑的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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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情况，联合国从上世界八十年代开始就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01年，昆曲被列入世界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到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自此，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股非遗的申报热潮。我国各地也都在积极申报非遗，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止2017年底，我国共有34个项目被联合国家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遗名录，至此，我国业成为了世界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文化旅游成为当今旅游业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体验各个地方的非遗项目也成为一项热门的时尚旅游活动。如桂林的印象刘三姐，河南少林寺的音乐大典，这都是非遗与旅游相结合的成功典范。这种适度的开发，可以繁荣当地的旅游市场，同时也会为非遗项目的保护提供资金支持，这样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然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遗遭到了猛烈的冲击。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也面临着诸多难题。面对宝贵的非遗资源，如何能在保护的基础上协调和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实现“帕累托最优”。遗产地旅游开发不同于一般旅游资源开发，它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如何处理好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遗产地旅游如何进行开发等成为了非遗旅游开发的一大难点。本文在分析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现状的基础上，探讨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问题，尝试探讨开发思路与策略。

一、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现状

扬州，这座运河城市的历史可以追述至公元前486年，至今已经超过2500年。悠久的历史、便利的交通、商贸的繁荣，使这座城市不仅有繁荣的物质文明，也有丰富璀璨的文化资源。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就是其中之一。扬州是一座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扬州这座古城几度繁荣。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的兴盛。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文学家、艺术家曾经在扬州生活，留下许多名篇。唐朝诗人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更是成为流传至今的名句，每年春季也给扬州带来一波旅游高峰。我们去扬州，不仅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街巷，精巧秀丽的私家园林，还可以体验闻名中外的扬州“三把刀”，欣赏扬州评剧、清曲、弹词等。目前，扬州市拥有世界的非遗项目3个，国家级非遗项目19项，省级非遗项目61项，市级非遗项目206项。扬州非遗项目涵盖类别非常广泛。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分类具体如下表1所示。总的来说，扬州非遗资源历史文化价值较高，浓缩了扬州这座古城2500年的历史文化内涵。同时资源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性，蕴含较高的美学价值。再者扬州非遗资源具有较强的科考价值，可以作为历史、文化、民俗、文学、人类学等领域专家的考察对象。

二、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存在问题分析

1、强调非遗旅游产品的观赏性而忽视参与性。随着体验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旅游消费需求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个性化。非遗旅游资源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如果游客只是简单的观赏，是很难体会其中的价值的。现在扬州的非遗旅游资源很多以博物馆陈列的方式来进行展示。如扬州八怪纪念馆、南柯一梦传说扬州市文化馆、扬州琼花与琼花观传说广陵区文化馆等。这种陈列式的参观，再加上解说系统不完善，会使游客兴趣大减。目前，很多游客对于非遗，会有一种过于僵化、呆板的印象，这对于激发游客的旅游意愿是非常不利的。2、偏重物质化展示，忽视对文化内涵的挖掘。扬州非遗资源内容较为丰富，种类众多，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底蕴。扬州的非遗在许多方面提现出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但是在旅游开发方面，多数只注重对非遗物质化的展示，而忽视其文化内涵。扬州许多景区对于非遗的展示呈现出同质化、简单化的倾向，并没有去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因此，许多产品主要展示出的就是观光功能，文化内涵没有得到充分展示，并且没有形成文化衍生品。3、非遗宣传工作不到位。扬州非遗资源丰富，但是在宣传方面，力度明显不足。至今，我们去网络上进行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搜索，只能在扬州门户网站群的旅游与文化专栏下面找到部门内容。相较于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丰富的城市苏州就落后许多。苏州在非遗的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苏州建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网，作为一个非遗的官方网站对外进行宣传。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在2015年对外开放，包括山花博物馆、苏作博物馆等。此外，在2016年4月，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也正式开放。文化遗产馆分为光耀历史的一刻、市井生活的一天、岁时节令的一年、人生礼仪的一生、生态苏州的一城五个主题厅来多方位、多视角地演绎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苏州非遗对外展示和宣传的门户。扬州相较于苏州，对外宣传工作不到位，这不利于本地市民和游客了解扬州深邃的非遗文化资源。4、部分非遗项目存在传承危机。非遗是一种活态文化，这种文化能否传承下去主要靠继承人。扬州非遗项目众多，但是不少项目由于市场需求不多而出现了没有人愿意去学习的窘况。如扬州剪纸，这门手艺在张家已经传承了300年，其当代继承人张秀芳就表示怕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这门手艺在她这一代断档。非遗由于文化性较强，所以对传承人的要求不仅是有意愿要学，还要传承人具备文化素养、动手能力以及领悟力。扬州其他非遗项目也面临着这样的危机，如掌握扬州通草花制作技艺的仅有两位老人，扬州琉璃灯制作技艺仅剩一位家传艺人在业务时间进行创作，扬州绒花制作工厂现在已经倒闭。许多扬州非遗项目都存在着后继无人的传承危机。5、部分非遗责任主体申报积极性不高。由于非遗申报需要大量的投入，这需要在前期花费时间和金钱，一些非遗项目的保护责任主体不愿意配合。再者，非遗项目保护责任主体也担心即使申报成功了，政府的扶持资金却不能到位，这也影响了他们申报的积极性。还有一些企业由于自身发展状况欠佳，无法由个体企业承担申报工作，而由企业协会来承担。

三、体验经济视角下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

1、旅游产品突出体验性，提高游客的积极性。体验经济时代对我们开发扬州非遗旅游产品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体验经济要求我们在对非遗产品设计的时候，要注意产品的参与性。不仅要注重企业和游客之间的互动，也要调动游客的积极性，让游客和游客之间进行互动。我们应该改变现在单一的博物馆式的参观模式，可以引入一些动态的过程来增强趣味性。我们可以引入参与性的活动或者舞台式的表演来吸引旅游者。比如对扬州剪纸这项非遗产品的开发，我们可以请扬州剪纸艺术的传承艺人到现场进行表演，或者可以开发扬州剪纸技艺学习活动来增强旅游的趣味性，提高游客的参与性。还可以让参与剪纸学习的游客在学习结束之后，进行剪纸比赛，最后对他们的“成果”进行排名，对优胜者颁发证书。总之，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手段，满足游客参与、体验、学习的需求。2、深入挖掘扬州非遗文化内涵，设计非遗旅游线路和旅游纪念品。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具有较高的价值，具有扬州原生态文化的基因，同时代表了扬州鲜活的原生文化。我们在对其进行开发的时候要注意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这对于丰富我们的旅游产品，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都有重要的重要。同时，在对扬州非遗开发之时，我们除了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还应注意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如我们可以和旅行社、学校、艺术协会等合作，以扬州的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等为主题，设计非遗旅游线路和非遗旅游纪念品，开发研学、亲子、艺术爱好者等特色线路。这样的产品推向市场，可以使得这些非遗项目得到更好的宣传效果。3、多方位宣传，加大非遗宣传力度。在扬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方面，应该借势借机，抓住一切有力的机会，加强非遗产品的宣传。如政府可以利用开展“烟花三月旅游节”、“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等节日庆典的契机，充分展示扬州地方文化特色，加大对扬州非遗的宣传。政府还可以鼓励非遗传承人或者民间艺术表演团体，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盛会，进行非遗文化的展示和表演，这对于宣传、推广扬州的非遗文化也有重要的作用。再者扬州还要加快非遗数字化建设。相关部门应该组织开发便捷的数字化平台，做好非遗的资源库，对非遗的资料进行积累，保存。在这个基础上，对资料进行整合，建立专门的扬州非物质文化网站，以加大对扬州非物质文化旅游的宣传力度。4、培养和保护扬州非遗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扬州非遗保护的主体。我们应该强化非遗文化传承人的保护，不断改善传承人的待遇，同时还要增加扬州各类院校从事非遗文化的教育工作者，壮大扬州非遗的传承队伍。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扬州应该对各项非遗的传承人进行评估、确认和保护，建立传承人技艺资料库的保护制度。同时，扬州还应不断去改善非遗传承人的待遇。如淮安和徐州都已经明确民间艺人在专业技术职称评审等方面享受实业单位人员同等待遇，有特殊贡献者循序破格提升。杭州鼓励年轻人学习传统技艺，并且给学习传统技艺的年轻人发津贴，这些都是值得扬州去学习的。扬州也应该提高非遗传承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再者，扬州应该整合职校、高校的教育资源，为广泛培养非遗传承人打下坚实的基础。5、多渠道筹集、利用保护资金。扬州应逐步完善非遗旅游融资体系。政府可以采取招标、转让的方式，把非遗景区进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引入企业进行经营，提高景区的经济效益，并且利用自己的经营收入开展保护工作。同时，对于资金的使用状况，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信息系统，让大家可以随时监督非遗资金的使用情况，最终形成一个政府调节，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的新型旅游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沈娟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扬州样本[J].群众，2016(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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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

为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历史机遇，发挥好“桥头堡”作用，在“十四五”中展现新作为，作好“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为主的非遗文化产业文章，建议发展壮大我区非遗产业良好基础，依托位于安富街道的**陶文化创意产业园、**高新区广富工业园将我区打造成为文、产、旅融合发展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通过做大做强“一片陶、一匹布、一把扇”非遗文化创意产业，吸引、辐射带动泸、内、荣、永及川渝周边等地非遗资源集聚，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首个以弘扬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传统工艺美术、现代创意产业等协同发展的百亿级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推动我区逐步打造成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孵化中心、展示交流中心、人才集聚中心、非遗传承中心、文旅集散中心，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建立一条文化连接纽带，持续推动双城经济圈传统文化产业提档升级，不断提升成渝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和互联互通水平。

一、文创产业相关背景

（一）文化创意产业是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和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

文化创意产业主要包括广播影视、动漫、音像、传媒、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工艺与设计、雕塑、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软件和计算机服务等方面的创意群体。创意产业作为知识密集的新兴领域，已经成为当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重要产业。

（二）文化创意产业中心是以文化根基的新园区

创意产业中心作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具体载体，其形成包括四个基本条件：一要有与文化相关联的、产业规模集聚的特定地理区域，二要有鲜明的文化形象，三要有包括生产、发行、消费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链，四要有集生产、交易、休闲、居住为一体的多种功能。

（三）发展理念

文化创意产业具有文化性、创意性、产业性三个基本特点。根据**的具体情况和特点，建设文创产业中心路径的发展理念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方面的要求，即：落实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遵循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围绕上述基本要求，**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发展理念为：绿色、智慧、活力。

绿色主要是指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要保护好当地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做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在项目的设置和开发上走生态优美、节能低碳之路。

智慧主要是指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时代潮流与传统技术的有机结合，在项目的设置和开发上注重搭建创意经济的平台，把集聚创意人才和产业作为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活力主要是指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遵循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形成和壮大文化创意的产业链，形成新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群，为**的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升级打造新的发展引擎。

二、**打造双城经济圈文创产业中心发展优势

我区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安富境内陶产业和陶文化在全市乃至川渝两地范围内一枝独秀，具有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良好条件。

（一） 深厚的文化优势

**素来有“海棠香国”的美誉，文化底蕴深厚，自然资源丰富。特色文化、特色产品、特色产业方兴未艾，陶器、折扇、夏布等已经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且产业链相对完整，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二） 独特的品牌优势

安富是中国的三大陶都，是中国四大名陶的主产地，陶业发展历史悠久。数百年来陶文化从未间断，是川渝两地不可多得的陶文化重镇。2010年，**陶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陶列入重庆首届“巴渝十二品”。

安富作为川渝两地陆路要冲，是巴蜀文化的交流融合地，生态环境优美，人文资源丰富。辛亥文化、抗战文化、兰草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多种文化元素相互交织，五里长街、烧酒房、寨子山、鸦屿河、生态园等多种文化载体相辅相成，具有建设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先天优势。

（三） 蓬勃的产业优势

近年来，**把非遗文化产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传承，而且实现良好的开发利用，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产业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成功打造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1处，重庆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1处、示范基地4处，重庆市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6处、非遗传承教育基地7处，区级非遗传承教育基地14处。

（四） 便捷的区位优势

**是重庆的“西大门”，正好处于成都、重庆两个特大城市的“一小时经济圈内”，是成渝经济区腹心地带的一个重要战略支撑点，具有“东西传递”、“双向开发”的独特区位优势，是成渝合作的“桥头堡”，不仅可以直接辐射四川、重庆两地，还可间接辐射云南、贵州、陕西、湖北、湖南5个省市，辐射人口3.69亿人。成渝公路、成渝铁路和成渝客运专线贯穿境内，成渝客运专线建成通车后，大大缩短了**与成渝两大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至重庆20分钟、至成都40分钟）。

“潼荣高速公路”在**陶文化创意产业园内开设出口，**陶文化创意产业园距泸州深水港码头50公里，距四川第二大机场—云龙机场仅20公里，往北可融入陕西、山西高速公路网，往南可融入云南、贵州高速公路网，往东可融入湖南、湖北高速路网，地理区位优势十分明显。

与此相对的是，川渝两地已进入文化消费井喷期，但相关产业或者说集聚产业群还未形成，周边城市也处于各自为政阶段，在打造文化中心工作方面还属于空白，具有异军突起的可操作性。

三、存在问题、现状

（一）现状

目前，全区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5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30名，区级代表性传承人388名。吸引区外国家级、省市级大师设立工作室15个，吸引文化创意与经营管理人才1500余名，直接或间接从事文化产业共计7万余人。非遗文化产业初见雏形，2017年底，文化企业数2500余户，非遗及关联产业产值突破100亿元，其中三大国家级非遗及关联产业产值突破50亿元，市级和区级非遗项目及关联产业产值近60亿元。

（二）问题：

一是文、产、旅融合发展示范效应未进一步体现；二是文创产业体量小，产品体系单一，价格普遍偏高；三是集聚效应不明显，我区范围内的非遗产业分布都较为分散，未形成规模集聚效应；四是人才培养、传承问题；五是文化多创意少，产品附加值低。

四、关于抢抓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遇全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的意见建议

1.将“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中心”或“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产、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纳入我区“十四五规划”并争取纳入重庆市“十四五”规划。

2.加快实现文产旅融合发展。按照笔者的观点，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接二连三”的产业，既可以是狭义上的文化创意设计、知识版权等相关产业，又可以是将文化创意物化制造出来的相关实体制造业，是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要搭建政企共商新渠道，加大政府支持力度。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加大政府政策支持力度，构建良好营商环境。一方面政府要鼓励**本土的企业走出去，组织非遗文化企业和产品亮相国际、国内的各大展会，并给予其一定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要鼓励文创类的企业进驻**文创园区，吸引麻织品、陶器、折扇等“老字号”入驻，对入驻园区的企业给予各类补助。二是要创新城市形象传播方式，要重点考虑年轻化和时尚化的受众群体，结合年轻人喜爱的传播方式，利用“抖音”等平台策划打造非遗“网红”，同时深化与主流媒体合作，综合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作用，探索事件营销、活动营销及渠道营销等旅游营销方式，增强**文创品牌的影响力。

3.打造双城经济圈特色主题活动。以活动为载体，策划组织周边市区来荣开展特色文旅活动，提升影响力和美誉度。例如把**陶文化艺术节上升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化艺术节，并成为永久举办地，每两年常态化开展；同时用好国家级综合实践基地，常态化开展成渝两地文化交流、培训活动，整合现有文化相关技能比赛、交流活动等，将每年一次举办的**陶职业技能大赛上升为双城经济圈非遗职业技能大赛，持续吸引非遗人才、文化创业产业人才来荣交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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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G时代背景下砀山县旅游发展现状

近年来，砀山县紧紧围绕建设“皖北最佳生态旅游目的地”和“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目标，加大投入的同时，把大力推进全球化旅游发展作为全县旅游发展的总体战略。把5个新的发展理念作为指导全球旅游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策略，编制全球旅游示范区发展规划和各项专项规划，重点建设天鄂州和盘龙湖、以老黄河为依托的旅游区，将旅游带、梨树王作为核心的全球旅游新格局。着力打造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和体育的紧密结合及互动发展。在体验采摘和观赏万亩梨园的欢乐中，品味砀山独有的诗情画意，感受着砀山醇厚淳朴的民风，传播着砀山科学发展的成果。以梨为媒，也是农业观光、文化旅游、工业扶贫的有机结合。

25G时代砀山县旅游发展的优势

2.1旅游资源丰富

2010年4月，砀山县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认定为全球最大的连片果园产区。砀山县地处黄淮平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果品生产县之一，沿黄河故道两侧，分布有世界上最大的果园之一。春天是花香四溢、五彩缤纷的花海，秋天是果实累累的秋收圣地。此地因盛产砀山梨而被誉为“世界梨都”。其梨树的独特景观有着百年以上的历史文化，这也是它能吸引大量周边游客来此开展水上娱乐、观光休闲度假、采摘（买）酥梨的原因之一。砀山县历史悠久，它的北部有一条十分罕见的护城河，前有“飞流直下三千尺”，后有砀山护城河如玉带，四面绿树相环绕。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吸引着县城及周边县市的居民，是水上娱乐、欣赏地方戏曲文化、购买土特产的绝佳场所。

2.2优越的地理位置砀山

作为安徽省的北门，在史籍中是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交界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和贸易中心。砀山作为安徽省的近海地区，距连云港仅200km，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广阔的贸易市场。砀山位于东部沿海和中西部经济发达地区，资源丰富，土地辽阔，具有东西贯通、南北贯通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接受和引进来自南北、东西的人才、技术、信息和资本，实现区域互补。

2.3政府的“推陈出新”

在《安徽省旅游业“十二五”规划》中，安徽省把皖北旅游业发展作为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受政策支持，砀山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旅游业，将旅游业将作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重点，在旅游投资、税收、土地利用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相应的惠民利民政策。同时，砀山酥梨种质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和县旅游局领导对旅游开发给予了高度的热情，积极配合相关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旅游开发氛围。砀山县抓住机遇，充分利用省旅游局重视皖北旅游业发展的重大机遇，大力推进县域旅游项目招商引资，积极统筹规划老黄河旅游开发区和老黄河旅游开发区核心区作为开发重点，打造属于砀山县的独特文化旅游发展规划路径。

3砀山县旅游发展面临的困境

3.1旅游发展受限且产品单一

自2020年以来，疫情等灾害让原本热闹非凡的旅游业遭受了重大打击，花季无人赏花，果季无人采果，一片清冷寂静。虽然这种现象到现在已经有所缓解，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而且砀山旅游特色产品销售样式过于单调，包装也不够新颖，难以带动生产。砀山县以打造旅游业作为发展之路，其现有民宿、酒店的环境质量却参差不齐，大多数房间设计较老化，既没有与当地的特色文化相结合，也没有与当下发展潮流相结合，没有形成独有的风韵。砀山县虽有着与别处不一样的独特风景，但景点内可观看的元素过少，容易产生视觉疲劳[1]。

3.2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一个成熟的旅游区必须有同等水平的服务设施，旅游服务设施主要包括旅游接待中心、购物场所、卫生设施、停车场、餐饮场所和住宿场所。砀山县不缺生态旅游景点，但砀山县现有民宿和酒店发展不平衡，大部分布局不具有地方特色，甚至少数内部布局设计不合理，各景点旅游设施落后。许多景点的饮食、生活、旅游、购物和娱乐基础设施不足，道路开发不完善，面积狭隘，空地分布不均匀，停车位划分面积不足导致停车位数量较少。由于当地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偏低且安保设施及环保设施不完善，每次旅游旺季过后环境卫生问题不能及时处理，导致卫生条件下降。不少游客吐槽在砀山旅游期间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高层次特色产品也成为稀缺品，无法满足顾客的需求。而且砀山生态旅游建设基础投资体系不牢靠，基本是低投入或无投入，市场推广、销售等渠道不畅通，使游客处于停不下、游不好、留不住的状态[2]。

3.3特色文化挖掘层次过浅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文化特色，古老的黄河文化和独特的梨文化是砀山发展的文化动力。砀山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地之一，现有的黄河故道的旅游开发并不是通过其本身所存在的文化特色，而是依靠良好的地理资源、成熟的市场营销手段和砀山梨的品牌效益优势吸引游客。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景区开发过于简单化，缺乏理性的系统规划，资源开发了无新意，导致砀山的梨文化和黄河故道文化得不到更深层次的体现和挖掘。一些休闲旅游产品无法与梨文化、民俗文化、黄河故道文化、汉文化等相结合。虽然砀山旅游业取得了相当的成绩，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也都比较好，但随着人们对绿色旅游的追求，受心理暗示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游客追随大众消费，对地方特色文化及相关旅游产品的需求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产品的市场导向。

4砀山县旅游发展策略

4.1打造“文化旅游”新思路

景点作为旅游景区的主要风景区，景区内包含的景点越丰富，内涵越广，游客在旅游中所能领略的风光就越多，感受也就越深刻。旅游的意义自然而然地更上一层，游客对景区的喜爱度也会随之提升，间接地提升并带动了整个景区的名气与客流量。砀山县的旅游时间四季皆宜，景点积聚现象较好，景色独具一格。近年来，梨花节、赏花季、采梨节等活动的举办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的形式，为景区的宣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砀山县的旅游优势不言而喻。但是景区构成元素稍微单调，容易让游客感觉审美疲劳，所以砀山景区应注重丰富景区文化内涵，做好景区资源的再开发和创新[3]。

4.2加强地方特色文化与景区的结合

中华文化流传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许多名家留下的无数文化艺术的瑰宝，应当被传承和发扬。开展景区诗词文化工作有利于丰富景区文化内涵，发扬千古诗词的文化魅力，营造景区文化氛围。结合砀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景区内文化长廊，设置文化标语和立牌，对砀山县非遗文化进行介绍和展览，用非遗文化的名声为景区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文化长廊可介绍景区的成名历史路程，著名人物事迹，知名景点等。文化标语和立牌的设计可以采用国风框架，用小小的一方框架圈出不同风景，搭配不同诗句，营造出无限的意境。例如，进园先是“杨柳梨花迎客处，至今时梦到城南”或“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到了佳境便是“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和“白锦无纹香烂漫，玉树琼葩堆雪”等。建设打造“非遗一条街”和国风体验馆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微型博物馆或结合商铺，也更好地发展“网红经济”，这不仅有利于宣传非遗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还能进入以文化带动经济、以经济保护文化的良性发展循环[4]。

4.3结合当地文化打造特色民宿

优质的民宿能让住宿者更深入地体验当地生活，满足精神回归需求。其实，民宿和酒店的房间布局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调整。首先，可以通过参考设计师的建议或设计图纸，移动房间内的家具，适当增加或删除室内物件，再结合当地特色打造具有独特异域风情的文化旅游住所，促使室内环境与当地自然环境相辅相成，形成吸引顾客驻足的途径之一。其次，可以打造砀山印象主题民宿和旅馆，砀山印象主题民宿和旅馆在室内设计上可增加砀山的当地特色，添加与梨有关的设计元素，在无形中与当地政策相呼应，加深游客对砀山各景点的印象。再次，可以根据不同的游客群体设计不同风格，打破单一相似的房间风格，吸引不同消费群体，由顾客自主选择入住，加强了住户的体验感，为住户带来了更加愉悦的心情，同时也丰富了自身内涵。砀山印象主题民宿和旅馆也可与旅游公司合作，设置旅游推荐路线和旅游景点风光体验馆等特色场所，使游客切实地感受异乡文化气息。

4.4开设地方特色美食馆

“民以食为天”，近年来，美食文化来势汹汹，迅速风靡全国，不少地区都有主打美食文化的美食街和时不时开展的年度美食节。无论是美食街还是美食节，主办方都很好地利用了现在流行的“网红经济”。美食总是能更直接地使人们感受来自另一个地区的文化冲击，抚慰一个人疲惫的精神。砀山特色美食丰富，其中不乏名列砀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的美食。以地方特色美食馆为例，吸引当地美食类非遗传承人和特色菜系厨师坐镇。旅客可以通过网上预约和付款的方式，结合餐馆的宣传和优惠等活动，选择不同的就餐方式：或选择预约即时就餐，来去自如，没有行程负担；或选择先授课、后食用的方式，观看现场烹饪过程，了解特色菜品做法，使自己更好地了解当地特色菜品的来源和历史，这既有利于对美食类非遗更好地保护，也为其弘扬作出了贡献。特色餐馆不同的经营模式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吸引不同游客群体，达到不同的宣传效果。同时，特色餐馆可以结合当地特产的砀山梨，开创更多新菜品，可以很好地消耗富余农产品，节约材料运输成本，同时也可以为砀山梨打下一个新宣传。

5结语

砀山县作为“世界梨都”，有近3000年的文明史，自古便是战略要道。其“世界梨都”的美誉，也为砀山县的旅游开发提供了良好的优势。当然，其资源的调整和创新具有较大意义，通过调整和创新，可以改变民宿和旅馆内部布局不合理的现象，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住宿环境，利于舒缓旅客情绪，为旅客带来好心情。改变景区组成元素单一、内涵单薄的现状，打响文化旅游的招牌，为景区文化内涵的丰富及今后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以文化带动经济发展，有利于带动全县文明氛围的营造，打造文明县城。同时，为砀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个时代舞台，不仅是为了保护非遗文化，而且为其今后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李拥军.浅议乡村民宿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N].十堰日报，2021-01-26(4).

[2]潘艳茹.共居型民宿设计策略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7.

篇8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144-04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全球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我国以“两大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各级政府和机构纷纷投入到保护行列中来。当前，国内外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研究非常多，但将博弈论运用到其研究的相关文献较少。牟维、李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博弈探索》一文中以一个新的视角——将个人效用数字化，主张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利用博弈理论将个人意识与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结合在一起，解决其保护问题；王巨山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三方行为与博弈》中对政府、遗产保有者和社会职能机构的多方参与进行博弈；林鸿熙在《基于进化博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运用进化博弈论，研究管理者与使用者在长期演化过程中的策略趋势，继而提出相应对策建议等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相关文献中，诸多文章承认传承人和政府的重要地位，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性决定传承人在其参与中的主导地位，其物质性和保护的实体性快，定了政府在保护中的领导地位。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所保护的遗产是非实体存在，是具有活态性和无形性的文化传统，是共同体、群体的一种生活方式；其载体则是社会化的个人。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政府、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者这三方都对应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以湖南湘西地区为例，探讨基于博弈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问题。

二、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运作模式的博弈分析

在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开发的博弈过程中主要包括三类参与主体：政府监管机构、继承者和旅游企业。图1描述了三类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链，其中X1、X2分别为政府监督机构和社会职能部门所获得的非遗保护的信息，0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这其中存在政府和市场机会损失的问题，导致政府和旅游企业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都只是一种断面信息，并且落后于真实进度，但是两个部分的影响却是非常大的。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收益既有显性收益也有隐性收益，且隐性收益不能被货币化衡量，所以在保护过程中，保护既得收益决定了三方参与者的角色和策略选择。

（一）旅游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传承人保护的博弈分析

旅游企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与传承人之间存在博弈行为，这些旅游企业的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策略对非遗传承人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当旅游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时，为了使投入的成本尽早收回会对传承人采用一系列经济诱惑，使之渐渐漠视对非遗的保护。

设A为开发湘西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企业，B为该非遗继承人，在非遗旅游开发中，A有两种选择：合理开发与过度开发，即保护与不保护；B也有两种选择：保护与不保护。现做如下假设：（1）如果A和B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开发时，所得的收益分别是R1、R2；（2）如果都不保护时，所得到的收益分别为L1、L2。进行保护时，由于生存发展环境的改善使其利用空间缩小，束缚条件增多，这样往往会使投资会大于短期内所得收益，所以R1

我们首先来看A的决策情况，假定B选择传承保护，那么A选择合理开发时的收益为R1，过度开发的收益为L2，由于L1>R1，所以A的最优策略为过度开发；很明显，当B选择不保护时，A的最优策略仍然是过度开发。同理，无论A的选择哪种决策情况，B的最优决策都是不保护（L2>R2），因此，（过度开发，不保护）就构成了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L1，L2）就成为相应的均衡收益，即形成了典型的“囚徒困境”。

（二）传承人保护传承与相关政府干预管理的博弈分析

政府作为具有强制力的公共性组织，其保护遗产流失都是通过政策制定和实施来完成，特别是外部低效益的非遗文化，市场失灵的几率很大，这种市场失灵就给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提供了机会和理由。所以，相关政府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之间存在一个博弈。这种博弈属于一种监督博弈模型。这个博弈的参与人包括政府和传承人。政府的纯战略选择是管理与不管理，传承人的纯战略选择是传承保护与不传承保护。

图3概括了对应不同的纯战略组合的支付矩阵。这里，a为政府应得收益，b为支付政府收益后传承人所得收益，c为管理成本，f为传承人不合理保护而应缴的罚款。

假设c

（三）政府监督与旅游企业保护开发的博弈分析

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旅游经营市场中的监督活动是政府管理部门与旅游企业之间利益相关的博弈。企业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在政府不监督的情况下，一般将在非遗文化保护问题上采取非合作博弈，即双方之间并不趋于共商合作、共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博弈当中，假设政府有两种选择：管理式监督和转让式监督；旅游企业也有两种选择：违规利用与保护性开发。假设政府选择管理式监督的投资收益为G，选择转让式监督的收益为z，在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下，由于政府不可能估测到何种模式的经营能够确保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的保护与开发，再加上政府对旅游企业在获得开发权之后是否会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开发利用的信息也同样缺乏充分的了解。因此，我们就又可假设旅游企业违规开发所能带来的外部成本为W（即包括自然破坏所产生的成本损失和人文因素导致的成本损失）。实践中，如果在政府实行转让式监督之后企业合理保护开发，政府所得收益便为Z，否则为Z～W。为应对政府的行为选择，旅游企业一般也会通过自己的行为选择方式来处理自身对利益的安排：一是违规利用进而获得较高收益D，二是合理保护开发而获得合理经营收入H。由于博弈过程中，所有行为主体的策略选择均是理性的，因而实践中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便是转让式监督的所得一定大于管理式监督的所得（即Z>G），既然如此，我们假设Z>G，同理分析D>H，该博弈模型如下图4。

实践中，如果政府选择管理式的监督解决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则博弈结束，政府能获得收入G，而此时假设旅游企业无法进入该开发领域，所获收益为0。不过当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模式时，旅游企业开发商便会获得自己的选择机会：合理保护开发与违规利用；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合理保护开发则双方都能获得一定的收益，皆大欢喜；如果违规利用，则政府的损失为W，显然，政府选择转让式监督之后的收益大小取决于W。也就是说，如果Z-W>G，那么政府会选择转让式监督，则在此种状态下，因为D>H，旅游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违规利用。如果Z-W

三、基于博弈论的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对策

上述三方之间的相互博弈取得的最优策略，能够帮助我们预见到各种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些结论对我们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非遗保护与社会各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各界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承担一定的责任，如何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得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规避保护中的风险，实现保护开发的切实条件，下面根据博弈分析，对传承人、政府、旅游企业的行为提出几点建议：

（一）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加强合理有效的管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被称作人类记忆的背影，这些经历了上千年沧桑记忆的宝贵文化，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创造力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在不同文化宽容协调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合理的保护和开发是很关键的。因此，在进行湘西非遗开发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增强旅游企业、游客以及传承人的非遗资源保护意识，进行其有效的开发和保护。

1 政府应制定适当的参与措施

文化的传承离不开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参与，对于一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健康、有效的传承，必须加强对当地行政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同时也需要通过政府来组织开展多途径的保护开发教育，使当地居民能够参与到湘西文化的建设中。例如，开展以宣传湘西非遗保护为主题的文化活动，让当地人更多的了解自身的文化，提高居民素质，增强文化信心。

2 必须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属地合理的承载力和容量

旅游业对湘西非遗资源的开发会导致旅游者的大量来访，这不可避免地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我们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的博弈可以发现，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不会主动保护可贵的非遗资源的，这种情况势必会导致旅游开发过度或者旅游活动量之大超过了目的地的承载能力，使之环境受到严重损害。因此，针对这些问题，政府可以建立适当合理的行政管理制度，对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传承人、文化建档、维护和跟踪等内容以制度的形式规范起来，为排除规范中的非遗资源受到侵害和防止可能之侵害。首先，必须对传承人和旅游企业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以最大承载力和容量为尺度进行等级划分，过度越级的将缴纳成倍的税收，以此提高传承人和旅游企业的保护意识，对非遗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其次，必须对损害额和侵犯行为所得利益进行预算，根据不同损害情况，借助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利益所得中的30%-200%进行赔偿，损害严重者将承担法律责任，这在一定程度内也能避免承载力过度和容量过大的情况。

3 有计划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保护知识的宣传

湘西相关政府需要建立系统的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人员的培训体系，以及文化利用标准的培训。定期进行实地考察，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变化态势，再邀请知名专家进行保护方法的指导，组织学习国际、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新动向及成功的经验与方法，以及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此提高正确保护利用的能力。另外可以通过网络授课的方式，对专业保护的知识进行宣传和普及。

（二）提高传承人传承保护的积极性，增加其自豪感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进入衰亡的高峰期，同时，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遇到很多新的问题。与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靠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这些掌握着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绵不绝的核心与纽带，而现在许多领域，传承人的确立本身已成为瓶颈，所以社会各界更应该高度重视对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

1 借助政府的力量给传承人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的帮助

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帮助，能够激起传承人的传承热情，使他们能够积极地把自己的技艺传下去，增加其传承的自豪感和荣誉感，营造积极热烈的文化氛围。同时这种社会的肯定对年轻一代也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创造新的节目，适应年轻人的口味，既保持传统的演出方式又有新的内容，方便年青一代接受，增加社会关注度，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开发。

2 适当将部分传承文化纳入课堂教育

传承非遗文化对各中小学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学生通常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保护意识和好奇心，而且对于课堂老师言传身教的知识非常重视也非常信任。我们可以将学校设为传承的重要阵地，政府可以鼓励学校开设民间文化课程，致力于非遗文化在青少年中的宣传和推广。根据不同的发展状况，选择恰当的时期一步步将非遗文化引人到课堂教育中，利用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以及快速的学习能力，使之激起对传承的热情，并从中选择重点培养对象，从而加速了文化的推广，也达到了传承的目的。

（三）加强政府监督力度，增强政企合作

根据政府与旅游企业的博弈分析，如果运用管理式监督的模式来经营湘西非遗资源，一般就更需通过传承人的力量来促使对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但此行为在现实实践中是无法真正实现的。所以，在实行转让式监督的背景下，由于只有确保旅游企业合理的保护开发，政府才有可能会获得持续的收入，同时也不至于破坏到非遗资源。因此，为了引导旅游企业进行合理经营，也就必须借助于外部的力量来约束其具体的行为选择：

1 明晰权责，设立奖励制度

政府应明确规定旅游企业经营的责任和权限，并设立相关名誉与实物奖励制度，提高旅游企业的积极性，切实保证湘西非遗资源达到保护与利用的双赢局面。

2 规范惩罚制度

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惩罚性措施，主要包括拘留和罚款，需要制定统一的严格使用标准，坚决避免粗放型惩罚。对违规的人或单位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定量检测，以量化的形式标准化，再根据标准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惩罚，特别是对违规利用的旅游企业应加以重罚，以治理不规范的旅游市场，提高市场效率。

3 成立综合执法部门

综合执法部门可以帮助明晰权责，提高执法效率，当出现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时，无论是责任的承担者，还是监督者都将失去效力，切实维护湘西非遗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安全环境。

（四）旅游企业搭建“真实”文化舞台，促进非遗保护性开发

从旅游企业与传承人以及政府之间相互的博弈分析中，可以看出，旅游企业为了追求短期效益最大化，通常都是过度的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避免这种过度开发所导致的非遗产品消亡的严重后果，旅游企业应该审视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所能带来的长期隐性效益，重新认识该效益在企业的发展和建设中的巨大促进作用，为了获得更多更长期的经济利润，旅游企业势必要使湘西非遗产品的利用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必须克服短期高额利润的诱惑，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合理的开发好这项潜力十足的产品。

1 打造真实的文化旅游路线，娱乐性与教育性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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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的现状

近年来，建湖杂技坚持在传承中保护，在创新中发展，扎实培养杂技人才，大力打造杂技精品，积极创塑杂技品牌。作为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主要剧团的江苏省杂技团，其精品节目先后获全国文华奖、金菊奖、第十三届法国国际马戏节比赛铜奖、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马戏节比赛铜奖，获省级比赛奖项16余次，并两次登上央视《我要上春晚》节目。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人才培养显成效。近年来，作为建湖杂技传承的主要剧团――江苏省杂技团，扎实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为建湖杂技的传承发展储备后续力量。该团不仅内培师资，还在其他知名杂技团寻聘具有高级职称、经验丰富、掌握特殊尖端项目的教练授课，杂技学员的四项基本功取得了长足进步，节目效果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新创节目令人耳目一新，为建湖杂技的存续勃发蓄积力量。

（二）杂技惠民辐射广。据统计，2015年，建湖杂技全年完成“杂技村村到校校到”文化惠民演出288场次，完成周末剧场专场惠民演出41场次。并先后随国家文化部、江苏省文化厅、盐城市政府等出访荷兰、哥伦比亚、特立尼达、文莱、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均获得广泛好评。

（三）多管齐下塑品牌。近年来，江苏省杂技团突出创先争优打造精品力作，倾全团之力打造的音乐杂技剧《猴・西游记》在美国林肯中心商演27场次，打破了该剧场建成开放以来单一剧目演出场次、票务销售、盈利额度等多项纪录。演出期间《纽约时报》、《世界日报》、《人民日报》、《新闻联播》等多家媒体予以跟踪报道。2016年，创作了国内首部诗词歌赋杂技剧场《小桥 流水 人家》，并应邀参加了2016上海国际艺术节无锡分会场演出。

二、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建湖杂技存在从业人数不断减少，从业意愿持续低迷等问题，在保护与传承、发展与创新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品牌效应不明显。虽然建湖杂技在全国杂技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建湖县也曾多次举办烟花杂技节，国家和省、市新闻媒体也对建湖杂技多次进行报道，但与河北吴桥、山东聊城相比，建湖杂技的品牌效应还不够明显，全国各级媒体宣传还相对较少，在《中国杂技史》一书中记载还不够详尽，作为南派代表，其还没有足够史料和重大的艺术活动和精品节目来作支撑。近年来，虽然建湖杂技有一些作品在国际国内大赛中获奖，又创排了两台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杂技剧目，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建湖杂技的品牌地位，但建湖杂技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历史欠账多，品牌积淀不够，同质化现象严重，在传承的过程中偏重与对传统技艺和项目的简单重复，紧扣时代脉搏和反映当下生活的精品力作仍然不多。

（二）庞布设施简陋。由于江苏省杂技团现有规模小，功能厅房缺陷，设施设备老化等因素，建湖杂技人才队伍难以壮大、人才结构难以优化、成熟演员难挽留、新学员难招收、高层次人才难引进、新剧目难研发。省杂技团现有两处训练房屋，占地面积小，设备老旧，均难以承载新时期学员培训要求，更无法适应现代杂技节目排练需要；食宿条件简陋，平均10位学员住在20平米的宿舍内，房间条件简陋，食堂面积窄小，难以容纳现有工作人员同时就餐；无演（学）员文化活动室和专用的文化课教室，30余名杂技学员分设两个年级，一、二年级在团会议室上课，三至六年级学员挤在一个教室上课；无专业的音乐、舞美、道具、化妆等设计制作工作室，无专业工作人员，排练新作品时需要临时聘请、租用设备。

（三）杂技人才紧缺。21世纪以来，建湖县及周边地区杂技学员招生就已经存在一定困难。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业机会的不断增加，同时很多秀场、演艺公司通过高薪吸引凝聚优秀杂技人才，使得建湖当地杂技团培养的人才大量流失。成熟演员的流失，对歌舞、戏剧影响较小，但对杂技而言可能带来很多问题，因杂技成熟演员所承担的节目角色和掌握的技艺能力是长年累月的积累练习的结果，流失一人，很可能导致已经成型的节（剧）目夭折。

（四）退役杂技演员分流难。退役杂技演员中只有少部分能够转岗做教练，大部分退役演员面临二次就业的困境。由于文化底子薄、知识基础差，杂技退役演员去向面狭窄，能够从事的第二职业可选择性较少。退役演员积压较多，杂技团也经济负担重、社会压力大。从这些演员身上折射出的困境，也会导致很多年轻演（学）员对自己今后的出路尤为担忧，此种现象的出现对杂技学员招收、队伍稳定必然会产生不利影响。

三、加强建湖杂技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建湖杂技艺术，推进非遗文化更好创新与传承。针对目前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存在的问题，主要提出以下对策：

（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争取文化艺术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按照“条件具备、功能完备、管理集中”的原则，建设建湖杂技传承基地。完善基础条件，健全配套功能，对新建基础设施与建湖县文化艺术中心原有训练、演出、管理等施进行有效整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充分体现新建设施的时代性、前瞻性、实用性。强化集中管理，充实演出训练、市场运营、后勤生活等管理力量，实现规范化运行、标准化管理。

（二）加强杂技人才培养。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在职师资队伍的再教育。二要提升杂技学员文化水平。配备专业化、规范化的教学设施，配备专职文化教师，夯实杂技学员文化基础。三要强化杂技运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四要提升音乐、舞美、道具、化妆工作，构建专业化业务团队。五要以“江苏省杂技培训中心”为依托，及时制定招生培训规划，建立教学基地，使杂技传承人才的招生、培训、分配、输出形成良性循环。

（三）打造精品杂技节（剧）目。要重精品节目的研发、创新和包装，积极打造精品节（剧）目，充分发挥建湖杂技现有的1名国家级传承人和1名省级传承人的积极作用，积极组织多方面专家综合研发，提高艺术实力，创新表演形式，丰富节（剧）目文化内涵。同时要以各类杂技团为载体，成立艺术研发机构，专门对节目进行加工、锤炼和提高，努力做到杂技节（剧）目 “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

（四）重抓大型赛事机遇。建湖杂技是盐城乃至江苏一项特色文化品牌，市场经济条件下，品牌也同样需要市场。因此，在打造精品节目的同时，必须全力抓住各类大赛机遇，e极主动主动参加省、国家和国际大赛，通过在各类赛事中积蓄力量，争得名次。同时还要努力推动建湖杂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地通过杂技更多更好地认识建湖，认识盐城乃至江苏。

（五）搜集整理杂技文物资料。为了推进杂技事业更加完美的发展和创新，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色、挖掘建湖深厚的人文内涵，应组织力量，抢救性地搜集、征集、整理建湖杂技散失在民间的历史文物、实物、照片资料等，重塑建湖杂技的历史，还原其真实的面貌，为组建淮杂博物馆积累丰富的史料。同时为建湖杂技的传承、展示、创作其它形色的文艺作品积聚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巩固“杂技之乡”的地位提供有力的佐证。

（六）借助“记忆工程”保护非遗文化。“记忆工程”及数字化是非遗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也是非遗传承保护的创新之举。应该充分利用“记忆工程”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传承人老艺人的采访采集、图文影音资料的数字化处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深入建湖杂技发源地，追根寻源，收集建湖杂技的有关实物，道具、衣饰、舞台装置、家传用具、文字传承资料，杂技老艺人家谱等实物，掌握第一手资料，力争“多、古、全”，使“建湖杂技”的历史在直观上看得见、摸得着。

（七）建立杂技生态保护区。建湖杂技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做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必须具有一批传承人队伍，除专业的杂技学校教育培训外，还可以积极利用民间团体以师带徒的传统惯例，直接培养传承人。同时，积极争取文化艺术部门的关心支持，不断推动建湖杂技10多个民间杂技团的发展，在专业的杂技学习教育培训和民间杂技团杂技传承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建湖杂技生态保护区，努力使保护区成为所有杂技艺人和民间团体集聚区、南派杂技的传承区。

（八）打造杂技文化产业。要将建湖杂技做大做强，做出特色，除了建湖杂技本身的内涵发掘之外，还必须做好品牌的外延拓展工作，积极打造建湖杂技文化产业园。逐步在产业园区设立杂技大剧院、杂技博物馆、展览馆、杂技工业产业园、服装道具制作基地，力争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杂技艺术大赛，举行杂技汇演、展演，把杂技的历史发展、节目研发、传承保护、生产和演出等有机集中于杂技文化产业园中，使之成为具有影响的文化产业基地、影视拍摄基地、艺术发展交流基地、特色文化传承基地、世界杂技竞技基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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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时代杂技艺术的创新与弘扬[J]. 周小衡.杂技与魔术.2014（06）.

[4]创新视域下的现代杂技艺术发展探究[J]. 祁海洪.戏剧之家.2015（11）.

[5]中国当代杂技艺术的发展特点评究[J]. 许军，许仁.戏剧之家.2015（13）.

[6]谈杂技艺术的发展现状及创新意识[J]. 许顺奎.戏剧之家.20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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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非遗”保护及发展现状

 

“非遗”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文明和历史印记，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从目前我国“非遗”保护现状来看，其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比如口头文化、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等等都属于“非遗”的范畴。随着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逐渐消亡以及工业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从根本上关系到我国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从目前的文化保护现状来看，国家及社会都加大了对于非遗保护的重视度，强化了文化保护意识，并在短期内取得了有效的成效，但是仍然存在工作力度不够、保护观念滞后、缺乏资金支持、法律援助、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从根本上降低了非遗文化的保护效果，不利于推进文化传承。

 

二、目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指在高校大学生中广泛开展审美教育的一种形式，它通过对大学生进行艺术的培养和熏陶，使之掌握人类的艺术审美经验，受到美的感染，具备良好的审美素质，从而达到身心全面和谐地发展。

 

1.发展曲折，有待完善。从整体上来说，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呈现出在曲折中发展的态势。由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历史曲折漫长，经历了停滞—发展—退潮一再发展的阶段，致使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对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认识不足，而使之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对其重视度不够。虽然很多高校成立了公共艺术教育机构，开设了艺术教育课程和公共选修课，但其职责划分、发展定位、相应政策实施等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是制约公共艺术教育发展的根本障碍。

 

2.师资薄弱，有待提高。师资队伍自身的综合素质及专业素质需要进一步提高。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的教师大多从艺术院校或师范院校毕业，本身在校期间受专业艺术教育培养模式单一的影响，造成知识面单一、人文知识浅薄等缺陷。同时，学校也很少为教师成长、专业能力提升提供有效的培训机会和学习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教师本身的发展和成长，不利于从根本上提升个人素质，很难发挥教学价值。

 

3.教材单一，有待修订。当前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没有统一规范的教材，教师使用教材的随意性比较大，存在专业艺术院校的教材“压缩”使用和按专业教学设置课程情况，缺少对公共艺术教育本身的教学规律的研究。地方高校没有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资源，因地制宜地制定适合地方院校特色，弘扬民族文化的教材。此外，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材更新速度十分缓慢，教材中的内容都是很多年前的旧资料，无法带给学生最新颖的材料和知识，不利于突出时代化的教学特征，这就很难从根本上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学效果，不利于学生综合专业能力的提升和进步。

 

4.认识不足，有待加强。大学生认识上的偏差也制约着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大学生认为艺术教育可有可无，与专业教育无法相提并论，忽视了公共艺术教育对提高综合素质的作用，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很多学生在进行公共艺术课程的学习时，不注重提升个人的文化品位和艺术鉴赏力，而是将过多的精力放到了对于书本趣味性的关注上，从而在根本上降低了高校公共艺术课程教学效果，对于学生艺术修养的提升十分不利。

 

5.机制缺陷，有待健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的评价机制还不够健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还处在摸索阶段，组织管理、制度保障、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及教学设施等还都不尽如人意。在这种情况之下，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还不够完善，在进行课程开设、教学目标等方面无法形成统一共识，这极不利于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和鉴赏力，对于个人的发展和进步十分不利，影响了高校人才的培养速度。

 

三、高校公共艺术教育创新改革

 

1.明确公共艺术教育的价值，将“非遗”文化与公共艺术教学课程有效结合起来。公共艺术教育不像专业艺术院校那样过于注重对学生艺术技能的培养，同时也不能借用其他学科那种固定的标准衡量普通高校非艺术专业学生的艺术素质。它是在遵循普通高等教育的规律和艺术教育本身的规律的前提下，以培养大学生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基本能力为目的，以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艺术知识水平的提高为己任的素质教育。因此，应该积极明确教学目标，提升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品德修养，培育他们健全的人格和价值观，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个人的进步与成长，为他们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的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2.构建科学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构建较为系统的、特色鲜明的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推进非遗文化与高校公共艺术教育的有效统一，以此来不断强化教学效果。由艺术素养选修课程、实训课程和活动课程组成的“三类型”课程体系。根据院校具体情况和教育部关于限定选修课程和任意性选修课的指导意见，确定课程内容。确立好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的基本目标，从而来完成课程的有效设置。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价值需求来选择合理的课程，以此来不断地提升个人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化素质，促进他们价值观的培育和提升，这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和发展都有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

 

3.找准地域文化与公共艺术教育的契合点，找准地域文化与公共艺术教育的契合点，是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有效性的关键所在，也是增进人才培养的核心保证。将大学公共艺术教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有机结合，充分关注地域文化艺术的传统特色，深入挖掘地域性民间艺术资源，积极参与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把民间文学、美术、音乐等文化素材转化为艺术教育的课程资源，有计划地开展以地方文化艺术为主题的系列课程群建设。与此同时，更要充分地挖掘本校教育中的核心优势来完成教学设计，从而提升教学的对应性和高效性，这对于提升教学效果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4.培养公共艺术教育教师能力，不断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教师的能力，对于增进教学效果有着无比重要的促进意义。积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模式的灵活度和高效性。派教师向当地文化馆、群艺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请教学习;同时利用“高雅艺术进校园”等活动契机，邀请民间艺人到院校进行现场演示或开办讲座，让学生能多方位体会民间艺术;构建“双师型”的高校教师队伍，即要提升教师的文化素质和科学素质，同时还要提升他们的实践能力和应用精神，对非遗文化进行深入研讨。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断促进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

 

5.整合学院各部门、分院资源，发挥本院义乌地方文化研究所这个平台的优势，结合公共教学部、团委、义乌地方文化研究所、建筑与艺术分院，开展别开生面、类型多样的教学活动。从“大公共”出发，推广普及具有地域特色的公共艺术课程。针对不同学院的学生，来制定富有个性化的课堂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以此来更好地提高教学的有效性和效果，促进学生艺术修养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源共享，同时保留课程之间的差异性，，打造高效的公共艺术教育平台，为社会发展培育多维、立体化的人才。

 

6.开展艺术实践活动，积极开展艺术实践活动，是不断提升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效果的关键，从而促进与地域文化的传承和融合。依托学院各艺术社团、艺术节、文化节等载体，踊跃开展活动，注重公共艺术的实践。学院目前设立合唱团、舞蹈队、古筝队、戏曲协会、书法协会等24个院级社团，覆盖学院50%以上的学生。各类艺术社团、艺术节、文化节、暑期社会实践，均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与性强的艺术活动，保证了艺术活动的高参与度、高覆盖面。老师应该积极带领学生走访民间，了解我国传统文化，提升文化鉴赏力。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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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10月，主席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期间，先后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从国家层面看，该战略的实施旨在利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特质，重新打造中国与古丝绸之路和古代海上贸易路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与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民心相通、文化建设是该战略的题中之意。它不仅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带来新的平台，更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资源开发提供了新机遇。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一）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不冲突

非遗资源开发与非遗传承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存在本质冲突。就前者而言，主要指的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的商业开发。虽然资源开发的方式在当下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学界所担忧的“产业化”问题，但是从商业开发的路径看，与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方式之间是不矛盾的。

“生产性保护”是我国自加入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全面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至今，结合中国实践经验，提出的一种新的保护手段。2012年2月，中国文化部颁发的《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中专门界定：“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简而言之，其逻辑起点就是通过非遗项目的手工产品和手工产品市场的开发，利用经济效益的获取来可持续地推动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然而，由于现实开发中大量出现的去手工化、机器化生产现象，学界对于非遗资源的开发、非遗产业开发一直存有比较大的异议。这事实上不是非遗资源开发的内在问题，而是全社会对非遗资源开发的文化自觉、文化自律问题，需要由政府主导予以监督和管控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负面问题的存在，而本质上否定非遗资源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延续，重在传承，也重在发展。唯有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知与更深层次的社会消费，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

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迫切需要融入社会生活，需要广泛的社会消费，唯有如此才能催生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断传承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需要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一带一路”为非遗资源开发、走出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

从“一带一路”的战略合作框架看，它贯穿了亚、欧、非大陆，连接了东亚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沿线有65个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总人口比重的六成之多。尽管各个国家之间在种族、民族、宗教、社会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上存在各种差异，但是古丝绸之路悠久的贸易历史，也说明这些地区之间有着心灵相通的文化基础。从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来看，这些沿线国家在消费中国非遗文化上不仅有历史基础，更有广阔的市场空间。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能够开拓并抓住这些市场机遇。

（三）非遗文化走出去有利于实现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

自2013年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来，文化建设一直是该战略重要的题中之意。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明确提出，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主要发展内容，其中，民心相通成为该战略实施的文化目标。因此，如何推动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对话，在尊重客观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增加文化间的相互认知与彼此认同，则成为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省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任务。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多样性的活态表征，有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文明对话与相互认同。从文化间关系看，文明或文化的冲突在今仍真实存在。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正是为了达成多元文化主体对彼此文化的认知、尊重乃至理解，增进文化间共同情感的交流和确认。世界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不同民族、种族、族群的文化传统的延续，在其意义结构中事实上是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的。一方面，共同的文化源头或亲近的文化血缘为不同地区的文化对话提供了交流的历史基础。我们在追溯一种文化或文明的源头或流变脉络时，总会发现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没有一种文化能够保持^对的独立；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对于生命、爱情、自由、正义等价值的共同体认，是不同地区人们能够跨越民族、种族、国籍、语言进行交流并相互认同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承载了这些普遍情感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不同地区文化交流或交融的产物。丝绸之路沿线省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很多文化的形成、演变都受到古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往来的影响，或者是经由外国传入，或者在中外互通的基础上受他国文化影响从而流变演化。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地丰富了古丝绸之路文化的内涵。因此，要推进民心相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所以，“一带一路”战略的启动，事实上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战略机遇。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助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实质上就是要在新的文明周期开始的时候，与各国人民共同开启新的文明之窗。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非遗资源共享性开发的对策路径

如何抓住这一机遇，如何积极利用其战略机制，针对性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则是本文思考的主要方面。具体涉及如下几个问题：

（一）在国际开放视野下，科学规划制定非遗资源共享开发的协同机制

丝绸之路连接着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国家），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的广阔区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提出，事实上正在重塑国内沿线区域的社会地理空间关系，重塑区域之间的空间文化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文化资源，就是被重塑的空间文化关系的重要方面。沿线省份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产业培育以及非遗产品走出去等方面做好区域协同的一体化规划。

而就协同一体的规划制定看，首先要考虑资源禀赋问题。既要立足经济带整体性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系统定位，还要兼顾各区域的比较资源优势，做好战略的空间布局。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括西北五省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南四省区市重庆、四川、云南和广西。这些地区拥有非常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仅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情况，就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玛纳斯”、以及“麦西热普”，青海的热贡艺术，甘肃的“花儿”、皮影戏。而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前三批）的数量和资源类型来看，这些地区的非遗资源主要集中在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以及民俗方面，其中，尤属传统手工艺和民间美术资源的数量甚为丰富。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资源开发的现实困境，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仍需以保护为主，因此，从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依托“一带一路”经贸平台走出去的路径看，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的资源开发是比较契合的。当然，就各省份自身的战略开发选择看，还需要再分析具体名录项目的传承基础与资源开发的可行性条件，从而确定其开发重点。

除了现存资源禀赋，各省份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尤其是历史互动方式，也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沿线省份在地理、社会、经济环境上的差异客观影响了历史上贸易路线、贸易方式、贸易内容的差异。相应地，文化往来互通的方式、内涵以及层次也有差别。今天，重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不得不搞清楚古丝绸之路的跳动脉搏，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地明晰沿线省份的战略分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这就要求沿线省份积极做好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挖掘和研究工作。通过深入挖掘、整理历史脉络，理清该地区与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渊源，确定与新丝绸之路的契合方式。

在综合考虑资源禀赋、历史互动因素基础上，协同发展的对话机制更是不可或缺。没有出于顶层设计的协同机制，或者说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的协同机构、协同制度，没有跨行政区域的对话、合作乃至监督评估平台，不利于经济带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的整体规模经济，容易导致资源的重复开发、同质化资源开发的恶性竞争等一系列后果。沿线省份的政府机构应加强这方面的对话，切实推动有关非遗协同开发与走出去管理机构、制度的建设工作。

（二）在政府积极主导下，科学搭建多层次、高质量的非遗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下，推动非遗资源开发并以此促进非遗文化走出去，需要特定的贸易渠道。作为经贸战略，“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上进行了大量投入，这也为非遗产品走出去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然而，不同于工业、生活消费品，非遗产品不是大宗消费必需品，沿线国家的市场有待深入挖掘，国际化的产品展示和贸易平台是必需的。艺术节、文博会、项目推进会等平台的建设应当成为战略重点。

目前，我们已有一个综合性主题的国家级平台，即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这是由我国政府批准，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旅游局、中国贸促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面向沿线国家的国际流合作平台。2016年9月20日举办了首届“文博会”，从参与国家和代表团的数量看，规模非常大，文化和经济效应后期会逐渐显现出来。

除搭建综合性国家级文博会平台，主题类文博会、艺术节平台的建设则具有积极的补充作用。沿线省份不要在综合性平台建设上同质化竞争，而要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积极搭建特色文博交易平台，努力做好品牌建设，为当地特色非遗产品的走出去发挥实质性引导作用。

（三）在社会协调基础上，着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产业开发中社会参与的主体性和广泛性

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间民心相通、文化交流，其参与主体不仅包括政府、企业，还要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基层的文化参与。就这些区域而言，多数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主要在经济欠发达的乡村地区传承，非遗资源的商业或者产业开发对于当地民众而言，不仅是其参与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式，更是增加自身收入改善经济环境的重要途径。因此，出于保护地方文化生态、加强文化传承的考虑，要特别保障这些地区的社会参与权利并构建参与机制。

从目前看，一是要扶持、建立一定数量的民间手工艺专业村，将这些地方特有的文化资源、智力资源以及劳动力资源积极有效地整合到非遗资源产业的开发建设中，引入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战略的实质性推进中。二是继续发展并优化“农户+协会+公司”的协作发展方式。一方面，强化协会在非遗保护与非遗资源市场开发关系协调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协会统筹个体农户、个体传承人集体参与地方非遗资源开发，从而加强实现整体规模经济效应。

（四）在可持续发展原则上，牢固确立非遗资源开发的创新意识，不背离非遗传承保护基本原则，鼓励非遗产品走出去

非遗产品的开发需要创新意识。从我国古代文化艺术走出去，尤其是文化艺术商品的外销经验看，积极的文化创新、文化调适是其关键因素。既然要打开沿线国家的文化消费市场，就必须做好融入国外文化市场的准备，审美取向、价值偏好的调适，技艺的创新，包括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些都必不可少。换言之，既要保持有中国特色，也要一定程度上容易被外国消费者接受。这与非遗的传承保护是可以调和的。只有不内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不背离该非遗项目传承流变的文化特质，不改变手工生产的基本手段和工艺流程，在产品开发的外观、样式上有充分的创新空间。

从我国古代年画产业繁荣期大量外销的情形看，其中就有丰富的年画题材革新，尤其是针对外销地区的审美趣味、世俗信仰等创作了丰富的专门满足当地热门需求的年画产品。同样地，从我古代瓷器的外销经验看，也是如此。我们不能狭隘地将非遗的传承保护理解为固守现状、一成不变。诸多非遗项目流传至今，正是在不断地创新与调适的节拍中保留其社会生命力。从这一点而言，积极抓住沿线国家的市场空间，绝不是用非遗去牟取所谓的经济利益，而是要依托新市场的打开，提高非遗文化的国际认知度和接受度，通过非遗产品的社会消费来提高其创新的生命力。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谈非遗资源开发、非遗产品走出去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篇12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瑰宝之一的燕赵文化以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作为走向世界的桥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对河北省向世界展示民族形象与文化软实力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翻译的研究工作，为政府相关部门或学术研究机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另一方面，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传承，突出了传统特色文化价值与魅力，促进了文化间的传播与交流，有助于提高我省国际影响力与综合实力，为建设精品旅游项目提供实践指导。

1.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中外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文章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第一，侧重翻译技能与技巧的应用，如选择翻译规范程度、译文质量与认可度、翻译人员个体差异对文化内容的影响等；第二，以语言实际使用为契机，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功能与特点，结合具体语境，采用辩证的方法展开外宣翻译。著名翻译学家尤金・奈达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翻译应将归化和异化策略统一。第三，基于目的文化产业的实际，注重体验式外宣翻译。例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翻译，常常采用易于读者接受与认同的目标语，在译文中体现原文化的思想。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和翻译多为宏观研究，从翻译实质、目的和技巧的角度阐释翻译问题。注重翻译策略的同时却忽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与文化差异。本文借助西方学者提出的归化、异化等翻译策略和相关翻译技巧等研究成果，从语言和文化差异出发，研究跨文化视域下的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具体分析翻译中出现的不同文化信息问题。

2.跨文化意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的体现

首先，非物质文化遗产名目或项目名称的翻译集中体现跨文化意识。作为中华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河北省拥有大量文化遗产，无论是保定直隶总督署、邯郸赵王城遗址，还是吴桥杂技、衡水内画，无一不饱含古今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其中许多名胜古迹的名称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常常与朝代名称或历史事件相联系。由于中、西方文化价值存在较大差异，简单直译或仅从字面的解释难以达到预期反应和效果，不易被理解和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译者需保留中国文化本色和非遗项目的异域特色，树立跨文化意识，通过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展示历史典故，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海外宣传与传播。

此外，跨文化意识还应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本的语言描述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字资料所涉及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描写多引经据典、措辞华丽，语言概括能力较强。翻译时，译者选择文化词汇应考虑目标语读者不同的思维习惯及审美心理，在介绍历史人物时，可适当补充人物背景介绍，通过意译方式使目标群体更易理解并深入了解中国历史。针对不同文化间出现的“文化休克”现象，译者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文化信息时需将跨文化意识渗透其中，巧妙避免跨文化冲突，实现译文与原文的动态对等。

3.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翻译现状

近年来，随着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深入和“一带一路”的提出，河北省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性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在我省举行。全省各地、各级政府积极组织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与县域文化产业布局，实施“一县一业”策略，打造出例如吴桥杂技、曲阳石雕等一系列县域文化品牌。我省源远流长的原始、古朴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众多内容丰富的原生态宣传活动吸引了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此考察学习，仅张北县草原摇滚音乐节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0余万观众，外宣翻译在县域文化产业中的作用进一步得到提升。然而，翻译作为解决语言障碍的工具与中外文化沟通桥梁，在此领域却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课题组收集了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字资料，其中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资料没有外宣译文，只有少数传统手工艺品的资料介绍外宣英译，如蔚县剪纸、武强年画、唐山皮影等。通过实地走访与调研发现，各地举办大型宣传活动时，翻译工作一般由外聘译员完成。尽管外请译员具有丰富的语言文字翻译经验，但对民族、民俗文化却了解甚少，不能完全理解并表达文化遗产的深层含义。由此可见，当前我省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还远远不能满足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要求。

4.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一是并未充分重视现代化翻译手段与应用平台在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的作用。虽然近年来河北省文化产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但对于河北省非遗文化产业项目阐述、背景介绍大多单一使用中文。例如，集中展示河北省多种县域民俗文化的电视宣传片中，大多数都只有中文介绍，并未配有英文字幕或制作英文版。在网络广泛使用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选择使用互联网了解河北省文化旅游项目并将其作为其旅游、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目前除部分县域文化产业项目在其官方网站上设置了英文模块外，部分文化产业项目并没有相应介绍。例如，河北新闻网对于河北省主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项目进行了详细介绍，但并没有相应的英文介绍，这将成为制约我省文化产业对外开放的又一瓶颈。

二是河北省外宣翻译人才数量与文字资料不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宣传的大量需求。从项目组收集到的外宣翻译资料的数量和质量来看，非遗文化产业对外宣传翻译工作不容乐观。外宣翻译需求和现有高水平外宣翻译人才数量不成比例，文化产业专业翻译人才稀缺。项目组走访了文化局、旅游局、博物馆和一些民族民间艺术品销售种类比较丰富的商铺后发现，采集到的多是一些不利于保存的零散资料图片或是对某一类艺术品的笼统介绍，无法深入艺术品发展历史、制作工序、工艺特色、文化价值等细微方面。甚至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只是简单的名目列举，缺乏详细的文字描述。编辑成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物较为有限。目前尚未实行有效的外宣翻译人才引进机制支撑外宣翻译水平的提高，导致大量县域文化产业项目的外宣翻译中存在漏译误译现象。例如，在对于河北省著名红色旅游景区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的网络宣传中，虽然在其官网上设置相应英文版快，但与中文介绍进行对照，其内容被大幅删减，外宣翻译过于简单，未能详尽介绍其历史和文化背景。

三是在河北省县域文化产业的外宣翻译中，未能充分重视跨文化意识的作用。中西方语言环境和文化背景都有所不同。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策略不完全符合翻译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语言氛围中，相同词汇可能产生不同的语言联想，所表达感情会有所不同。译者在翻译的同时，多局限于语言本身，表达方式受制于汉语思维模式的束缚，没有对原文隐含信息深入理解，忽略背后文化内涵，导致原语文化词汇处理不当，译文过于片面，不够简洁规范，错译、漏译等现象时有发生，欠缺对目标群体思维、文化等审美差异的考虑，不能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其文化内涵，影响译文的信息传递。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理解和表达两方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由于译者知识面和专业素质有限，或缺少相关可供参考的工具书，或在此领域没有可咨询的专家，在未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本文化信息的情况下，对其没有处理或处理不当造成文化误译；从语言表达角度上，因文化空缺造成文化词汇不对应，或是在翻译旅游外宣文本中的文化信息时使用了不恰当的翻译策略或方法，这些都会导致文化误译现象的出现。

5.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现状的对策与建议

首先，充分认识到外宣翻译在提高河北省县域文化产业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利用网络平台不断丰富外宣翻译形式和手段。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英文版）建设要注重内容的全面性，采用超链接技术适当添加背景介绍或注释解释，搭配地图、视频、公文等内容。在介绍项目本身的同时，阐述项目背后的文化内涵及发展历史。通过开通公众平台或社交媒体向海外介绍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县域文化产业项目相关宣传网站上设置英文模块，相关管理部门应对外宣翻译质量进行严格把关，制定相应评定体系和质量标准，杜绝误译现象。

第二，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现状，更离不开我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相关部门应从政策、资金、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编写、出版，在此基础上组织专家、学者展开深入调研，进行文化遗产翻译研究，开展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翻译研讨活动，探索出一套适合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标准。由政府主导，对现有的英文翻译资料给予纠错、更正，组织相关部门专门负责翻译工作和译文质量的审核，请专家和学者一起研讨难度较大的外宣资料翻译。

第三，省内各高等院校重视外语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各高校外语人才培养应考虑地方因素和地方特色，不仅要重视语言知识、翻译知识的学习，更要注重民族文化知识教育，开辟民族文化知识课堂，结合地区对外翻译宣传的实际需要，不断探索、创新，摸索出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能真正适应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的实用型人才，解决专业翻译人才紧缺问题。

最后，培养跨文化意识，坚持“文化自觉”的原则，将归化和异化有机结合。在翻译过程中，理解原文所处文化背景及情感倾向；积极了解外国文化、语言习惯、价值观念和受众的思维模式。在内容上，忠于原文文化内涵；在语言翻译层面，遵循目标语言语言习惯和习俗，能够准确传递原文信息。

综上所述，作为河北省向世界展示民族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手段，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对文化产业对外翻译工作的研究，不仅为政府相关部门或学术研究机构提供一定理论参考与智力支持，而且以旅游为媒介既能有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壮大，彰显其独特魅力与人文价值，更能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对增强我省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具有非凡的实践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1]Bell，Roger T.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Theory and Practice[M].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0.

[2]胡兴文.中国文化走出去――面向受众的翻译出版路径[J].中国出版，2014（9）.

[3]赵春丽.河北省文化产业外译对策研究[J].海外英语，2014（3）.

篇13

“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是2014年创立的以保护古村和乡土文化为基础，以全面复兴活化古村目标的非盈利公益组织。“古村之友”利用互联网平台，注重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兼顾，实现公益和商业的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目前，“古村之友”乡村振兴集团成立了乡土精神自强、文化遗迹运营、数字乡村善联、乡村资讯智库、活动赛事大会五大事业部。以精神作为内核，推动文化、产业、人才、生态、组织“五个振兴”，旨在通过信仰重构，全面带动乡村振兴。

古村面临的困境

古村落是我国重要文化遗产，兼有物质性和非物质性，非物质性来源于古村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历史记忆等；物质性来源于乡土建筑，文物古迹，历史景观。古村最能够代表一个地区地理环境、人文风俗，其代表性远远高于古城、古镇、古塔，是农耕文明的“活化石”。古村遭到大面积破坏据统计，我国共有6819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贵州黔东南、安徽黄山、浙江丽水等市县是全国传统村落的主要集中地。传统村落集聚地均属历史悠久、文化独特、地域闭塞之地。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很多古村在城市化浪潮中显得格格不入，“拆”成了他们共有的命运。短短30年间，平均每天消失近15处文物，现在众多古建筑和文物建筑岌岌可危，90%古村落处境堪忧，尤其是市县级、未定级文物。中国延续了千年的古村落，以及在战争时代得以幸存的文物，却在和平年代快速消失了。然而我们的社会却也始终不乏有识之士，在城市化浪潮中认识到了古村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价值，于是力排众议，力挽狂澜，于危难之中挽救古村的性命。在这过程当中，古村保护的重要性也逐渐被人们认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一方面力量实在有限，保护进程难以跟上古村消失的速度。

保护的片面性

现在古村保护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共识，但是保护措施仍然不够全面科学，反而导致许多古村遭到建设性破坏。曾经人们把一些古村列入物质遗产行列，对村落的保护仅仅是修缮翻新，这样的结果是只维修了原有建筑，却留下了一个个“空心村”。家谱宗祠无迹可寻、方言俚语传播断层、活动大事无人兴办，古村的精神文化遗产消失殆尽。在中西部很多偏远地区，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失，村里常住人口不断减少，古村面临着空巢化、老龄化等现实问题，这使得传统村落丧失了其原有的生机活力。它不应该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文物保护单位”，古村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地，是农业社会最基层的单位，要把村民生活和古村保护结合起来，村落应该有“人气”。因此对于古村的保护重点是盘活，而盘活的重点是“人”。另外，古村的文化价值得不到有效的传承和挖掘。有的地方“一刀切”地进行旧村改造，急功近利地开发商业旅游，缺乏因地制宜的思想，导致风貌各异的传统村落整齐地被具有“古韵”的现代建筑取代，开发的同质化使得古村背后的文化价值流失。

“古村之友”对古村保护的借鉴启示

利用互联网技术与传统善业结合

1.打造善业互联网时代在互联网时代，可以说任何事物不和科技结合则无发展希望，与科技结合等于找到了一条在数字社会转型发展的新道路。传统善业也不例外，“古村之友”研发并使用了互联网公益PPP（Public-NGO-Private-Partnership）模式，指在公益慈善领域中借助互联网公益平台，由枢纽型公益组织牵头，在政府、企业、个人各主体之间搭建起的一种多方参与的模式，整合各方资源，扩大资金使用效益，解决了传统公益当中的单一主体运营困难的状况，保证公益项目的有效持续运行。这是继消费互联网、资讯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之后的另一种模式，即“善业互联网”。旨在让科技更多地关注人文，像改变商业一样的改变传统的善业，让天下没有难做的善事。2.开发线上平台“古村之友”开发的“爱乡宝”软件，是一个以善为媒的数字乡村平台，采用自助平台运作模式，通过个人发起家乡项目公益众筹，让每个走出乡村的游子都能随时随地助力家乡建设。另外爱乡宝平台准确定位村民和市场供需之间的矛盾。本地村民没有网购意识，也不会使用网购平台，买不到外地产品；而在外游子有购买能力却因为离家远，没时间为家乡父老购买。爱乡宝为他们搭建了城乡互助商城，精准匹配村民的需求，以游子为中介形成链接、促成交易，激发潜在消费潜力、推动村民观念升级、乡村消费升级。

培养“新乡贤”群体

“乡贤”是指乡土社会中有德行、有才能、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贤达人士，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在今天的社会中，我们需要培养一批“新乡贤”，即心系乡土，服务乡间，有公益心的社会贤达，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新乡贤群体存在，乡村内核文化凝聚力就在。“古村之友”培育支持各类新乡贤：当地村官，企业家，公益人，青年创业团队，文化教育工作者，着力构建新乡贤的义利事业生态系统，建立新乡贤公益，新乡贤产业，新乡贤理事会，新乡贤基金会等组织。利用新乡贤公益带动乡村教育，农产复兴，非遗复兴，社会公益。新乡贤产业促进民宿，手工艺，电商等产业发展；新乡贤理事会领导维权护法，合作谈判，制定村规民约。新乡贤基金会进行扶困济贫，养老助残，扶持创业。善用这一系统，不仅能帮助村落打造美丽乡村，特色小镇，还能带动乡村旅游，助力精准扶贫，提升乡村精神文明，实现义利并重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用公益善业带动当地商业，文旅，遗迹保护等事业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消费互联网，资讯互联网，产业互联网满足了大众的生存需求，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我们社会还是需要“义”的存在，让公益善业在互联网时代的下半场发挥其独特的社会作用。深圳大鹏非遗文化村的创始人杨礼深是“古村之友”成员，他带着十几人花了三年时间，把被人遗忘，年久失修的小渔村盘活了起来。他使用当地建材原址重建，尽量维持原始渔村的风貌，既保护了村落山水生态格局和乡土景观，又赋予了其新的生命力，准确把握了古村保护和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平衡点，摒弃重建等于“拆”这种非黑即白的简单思维。除此之外，他还尽力弘扬当地文化，使改造后的大鹏村成为了结合乡村民宿、非遗体验、滨海旅游、摄影基地、田园厨艺的古村综合体，既实现了旧村改造，又保护了渔村特色；既促进了商业发展，又推广了非遗文化。

结语

古村保护已迫在眉睫，我们要认识到保护当中的一些形式化、片面化的举措，深刻挖掘古村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价值，重塑现代乡土文化凝聚力，全方位地推动乡村振兴。然而单靠某一方面都难以完成这一庞大长远的任务，“古村之友”整合了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多方力量，形成了有效的乡村振兴模式，且结合互联网、高校赛事进行推广和转型升级，为古村保护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为公益事业的转型发展创造了可行途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