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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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下，一批批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增大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人数，成为中国建筑业、制造业的主力军，中国也逐渐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然而近几年来，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建筑业、制造业招工难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工人缺口数量巨大。各企业只能提高工资吸引更多的农民工，而加薪终究解决不了用工荒的问题。而与农民工就业情况不同的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度不断增大。一项对2012年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到毕业离校前，2012届本科毕业生签约率不足百分之五十，近七成的大学毕业生起薪竟然不到两千元，低于农民工月均收入水平。当前，我国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招工难并存，部分应届大学生工资低于农民工工资的怪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也体现了当前我国存在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农民工等普通劳动力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问题。

我国农民工长期处于社会底层，提高农民工收入，可以提升农民工社会地位，促进社会和谐。在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招工难的现状下，农民工的收入有所提高，但是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现象对社会具有不利影响，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农民工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问题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一是相当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学业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毕业后就业难，工资低的状况，将更加加重这些家庭的经济压力。二是部分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长期处于待业状态，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安定因素。三是长期的民工荒将使我国建筑业、制造业产出水平降低，影响相关产品的供给，降低社会福利。四是考大学不如当民工的怪现象使读书无用论不断滋长，很多同学、家长开始对读书改变命运的期望产生了质疑，甚至有些家长让孩子辍学外出打工。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五是普通劳动力的收入增加过于突然，企业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使得大部分普通劳动力的工作量大增，工作压力过大。六是大量农民工收入突然增加，收入增加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提升过快，收入效用的作用使得大量农民沉迷赌博，败坏农村风气。

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产生原因

第一，高校扩招增大了大学生的供给，减少了普通劳动力的供给。上世纪末，国企改革后出现的大量下岗工人将进入就业市场，需要扩大高校招生规模以缓解就业压力。我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世界上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高校扩招，可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学历，缩小与国外受教育水平的差距。另外，教育也是一种需求，高校扩招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1999年，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规模，大学录取人数不断上升，1998年录取人数为108万人，至2012年，录取人数增加至685万人。高校扩招，加上长期的唯读书论，使大量即将成为普通劳动力的青年进入大学，成为大学生。大学生的供给不断增加，普通劳动力的供给不断减少。这是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供方原因。

第二，大学生劳动力需求增长不足。当前我国产业尚处于劳动密集型粗放生产阶段，在GDP总量中，第二产业的比重最大，建筑业、制造业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消化了大部分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的剩余劳动，中国经济对大学生的需求较少，对普通劳动力的需求较大。

一般情况下，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数量，会保持在劳动力边际产出等于劳动力成本时的规模下，由于劳动力边际成本递减，在工资水平下跌时，企业会使用更多的劳动力，使边际产出等于成本。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和普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大学生工资的降低和普通劳动力工资的增加，将改变劳动力供给中高知识高技能的劳动力的比重，使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供给曲线右移，社会资源从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或者将寻求劳动力替代，增加机器投入，改造生产线，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过程将促使企业更多地招用大学生，减少使用劳动力。

然而，高校的扩招伴随着放低要求和标准的降分录取，扩招入校的学生平均素质降低。人类的智力发展呈正态分布，智商特别高和特别低的人比较少，大部分人处于中间层次，当高智商的人被招入大学以后，进一步扩招，就只能降低质量录取一般智力水平的人。大学扩招使大学教育从精英式教育变为大众化教育，大学生质量良莠不齐，不想学习而只想混张文凭等各种不良现象逐渐增多。教育管理难度加大，教育资源不足等问题突出，影响教学质量，学生学风日下，相对数量的大学毕业生水平有限，缺乏工作能力和创新能力，难于适应就业市场，这部分大学毕业生进入知识技术密集产业的就业市场时，会增大大学生劳动投入所增加的边际产出，甚至使边际产出低于工资成本，因此知识密集型产业不会因为大学生供给的增加而扩大产业规模，大学生劳动力需求增长不足。

第三，需求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失调导致了供需结构的脱节，也造成了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2009年，中国出口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出口占GDP比重快速上升。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外需比重的大幅上升主要是加工贸易出口的大幅上升，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将附加值较低的普通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转移来中国的结果。中国的出口，是对中国普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是对中国普通劳动力生产因素的出口，中国知识和技术型劳动力生产因素在世界范围内没有竞争力。同时，由于我国人均收入较低，国内购买力不足，对高附加价值的产品的需求长期被抑制，对国内产品的需求，也主要是普通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因此，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中，对低附加价值的普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服务的需求占大部分。如果低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企业转变生产模式，增加高附加价值产品的产量，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会由于需求结构不合理而不利于产业的成功转型，产业结构的失调导致了供需结构的脱节，也造成了劳动力供求结构的失衡。

二、改善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几点中长期对策

第一，保证高等教育的规模与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相适应。高校扩招开始于1999年，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开始于2002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就是扩招的结果。不得不指出的是，扩招虽然使得大学毕业生就业竞争加剧，但扩招却不是大学生就业难的真正原因，其主要原因是需求增长不足。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大学生的数量还没有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扩招规模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但不能随意超越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科技发展需要。

第二，提升大学生能力水平，提高劳动力的知识含量，促进产业向高附加值方向转型。国内高校应该采取各种可行的措施，改革高等教育培养模式，深化教学及管理制度改革，加强学风建设。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不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成才观、就业观。加强师资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专业建设，调整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结构，培养多元化人才。加快培养一批结构合理、数量适中、高知识高技能的创新型人才。增大劳动力供给结构中知识含量，推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三产业的比重标志着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应该改变偏重重工业的发展观念，转变投资方向，提高第三产业的投资比重，重视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改善当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偏高，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偏低的状况，优化产业结构促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消除产业结构不协调带来的隐患，引导国内市场需求。与此同时，在一些大量使用普通劳动力的企业中，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配置，增大机器等资本投入，采用先进生产方式，减少普通劳动力的用工数量，逐步从普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过渡为资本密集或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增大对高知识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促进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第三，调整需求结构，保证产业转型，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调节。我国内需的比重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违背了大国以内需为主的一般规律。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完善居民的市场化收入形成机制，推进收入分配从“资本偏向型”向“劳动偏向型”转变，增加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另外，提高财政资金用于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支出，完善保障体制，提升国民消费信心，有效调整需求结构。

此外，我们要鼓励与扶持高附加值产业以扩大其产品出口，实现内外需求均衡的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产业升级，提升国际贸易和出口产品竞争力，放弃单一的出口导向型战略。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出口规模，但通过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将会有效调整需求结构，保证产业转型，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调节。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只有着力解决当前的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问题，才能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蔡楚元、李俊杰：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高校内因探析及责任构建[J].等教育研究，2008（2）.

[2] 王智勇：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态势及促进就业的政策研究[J].国际经济评论，20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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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地体现为：研发及技术人员、熟练技工供给不够和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者就业困难并存，大学生就业困难和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不够一起并存，农业劳动力结构很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原因：

1.劳动力市场分割为制度性根源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区域分割使劳动力的地区迁徙受到了阻碍，城乡分割使劳动力的方位转换受到了限制，行业部门分割使劳动力的交换流动受到了阻拦。同时，不同户籍制的存在也影响到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总的来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人为设置的制度所造成的，当初设定这些制度的时代环境与今天的发展不可同日而已，制度已远远落后于现实，所以产生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2.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脱节

我国社会现在正处于加速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产业大转型。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体系逐渐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教育与市场出现了不匹配不适应的情况。在教育结构体系中，理论知识所占学习内容的比重过大，而实践性强技术性高的教育层次始终不高，最突出的表现为轻具体岗位教育而重学历等级教育。并且在教育中的专业设置上，研究性人才的培养占了大多数，应用型专业因为传统观念中所谓不体面、档次低等狭隘观念的影响，比例低人数少受重视程度不够，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同时，国家对职业技术院校的投入过少，办学软硬件条件落后于科研型院校，使得人才流动向更高层次拥挤，而学习具体实用技术的人也不断减少。长此一来造成了当前的教育结果，一方面教育结构的设置不平衡，白领专业重复开设且大批院校以此为招生卖点，造成了人才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使得人才集中于理论性、研究性的领域内，面临恶性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受轻视，专业型复合型的技术人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社会、市场对基础性的人才需求量的加大更加凸显出应用型人才的匮乏。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脱节，主要体现在当前教育结构设置的盲目性、人们对于基础性人才理解的误区上。虽然近几年我国开始重视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但是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一状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不仅浪费了巨大教育成本，人才培养的浪费，更加大了就业和市场需求度的压力，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

1.劳动力需求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

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由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所决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逐步细化，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对劳动力需求增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即除了经济发展以外，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还受其他因为的影响，这些综合因素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而需求量的增加和就业率的增加并不是同一的。需求量的增加是广泛的需求，将此需求细化，就会发现社会基础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远远高于科研型人才的需求量。而我国当前的制度性限制和教育结构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人才发展的不平衡。用“28理论”来解释的意思就是80%的人才去竞争20%的市场岗位，20%的人才又不能填满80%的市场需求空缺。

所以说，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并且要维持一段时期。

2.劳动力供给总量会从缓慢增长渐渐走向负增长

“劳动力供给总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劳动者总量”。 决定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和劳动力参与率。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劳动力需求量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另外，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几十年，虽然我国人口数量很大，但据第十三、第十四次人口普查和我国人口比例分析，我国人口总量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人口增长与死亡率将持平。更远的说，人口会出现负增长。当人口红利减弱并消失的时候，劳动力供给总量势必会随着这一趋势而缓慢增长并走向负增长。

另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这就意味着社会总人口中老年人占的比例加大，年青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那么社会可工作人数在不断地减少，相应的劳动力参与率也在降低。有调查显示，截止2010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量之间的差距非常小，不难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供给会小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此缺口并将随着时间不断拉大。

三、总结

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及供求趋势预测的分析能够得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和未来的走向。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应该一方面进行产业调整，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劳动者的培养要加大力度，把握重点和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层面上健全劳动力市场、消除各种市场分割，保证劳动力的合理应用和良性循环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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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者决定劳动供给量的过程，是劳动者根据外部经济参数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劳动力供给量，力求达到现有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因此，劳动者可获得养老金的数量及与之相关的变量无疑是影响劳动者劳动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力的需求量则是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根据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的，在不存在完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关性。鉴于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以探寻较小劳动力市场扭曲效应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模式，缓解就业压力，推动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供给

公共养老金计划为社会职工提供养老的基本生活保障，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激发劳动积极性。但在养老金计划的实际运行中，其相对影响或个别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消极的，会阻碍劳动力供给。因此，要了解公共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首要的是认识问题，是将公共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不相关的政府税收和福利支出措施，还是看作为一种强制储蓄体系。

1.不相关的税收与支出。

如果养老金计划的缴费与待遇联系较弱，就容易被简单地认为是不相干的政府强制税收和支出措施，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就会从两个层面发生影响作用：缴费支出对工作人口的影响以及养老金给付对老年人口的影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劳动者总收人中进行养老金计划缴费扣除将减少劳动者每小时的净收入。这种效应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取决于相互冲突的两种经济力量中对劳动行为选择更具影响力的一方。一方面，这些缴费的扣除，会刺激人们增加劳动供给(收入效应)，因为每小时净收入减少，创造同样的实际工资将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这些扣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增加工作时间所获得的净收益比较少，人们便不会对找工作或者延长工作时间有很高的积极性，而选择以较多的闲暇替代劳动(替代效应)。至于最终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劳动供给，则要看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差。若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则会减少劳动供给，反之，则会增加劳动供给。

这类计划还会促使劳动者为了逃避保险税而转入法纪松弛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雇主也会转移到非正规部门经营以避税。甚至一些大公司也把部分业务转包给非正规部门的小企业。这一方面会减少政府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部门缺少资本和工作培训，生产力低下，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非正规部门的扩张，破坏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目标，造成老年贫困人口的增多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养老金给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与缴费联系较弱的养老金给付无疑会增加受益者的收入，职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而不必承担总体收入大幅缩减带来的损失。提前退休减少了养老金计划的缴费收入而增加了支出，减少熟练劳动力人数，降低了国民产出。世行在1994年计算得出，在过去30年中，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劳动力市场熟练工人的供给减少了3%～6%，发展中国家则减少了1%～2%。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的国民产出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2～4%，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当于1%(假设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产率相同)。损失的gdp足以支付许多国家一半多的养老金。

2.强制储蓄体系。

如果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挂钩，人们就会将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强制性储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缴费被认为是为形成退休养老账户而进行存款的替代形式，养老金给付被视为支付这些储蓄账户的替代形式。这样，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质上会弱化。

可见，劳动供给影响取决于将公共养老金制度看做是一种强制储蓄还是一种不相干的税收或支出措施。而如何认识，不仅决定于缴费与待遇挂钩的实际情况，还决定于公共养老金制度如何表述。不同的制度表述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联系的认知或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它们可能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实质联系没有影响。例如，其他因素不变，养老金计划由私营部门或独立的非盈利组织管理，可能比政府部门的管理能更形象更有效地描述或传递着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密切联系；使用“缴费”、“个人账户”、“盈利”等词汇来描述由于个人养老金权益持续增长的结果而获得的利益，更有助于强化人们认为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看法。如果劳动者能够得到关于解释如何计算收益的资料，以及正规的能够反映账户平衡状况的报告，给付和缴费之间的联系就被比较清晰地表述出来。即使所有这些做法并未改变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实质关系，但它们削弱了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并增强人们对公共养老金政策的信赖和认同。

3.不同养老金计划的劳动供给效应分析。

一般认为，由于现收现付制切断了缴费和受益之间的市场联系，可能会导致偷税漏税以及劳动供给的扭曲，从而降低经济的产出水平。而基金制则由于在个人缴费和受益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因而其劳动供给的扭曲效应很小。因此，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能减轻劳动供给的扭曲程度。实际上，这种仅着眼于融资方式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从前面分析可知，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影响退休决策和工作年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反应。与退休决策相关的重要一点是，个人的边际养老金收益应该与个人的边际缴费率相联系，并且要使缴费者和受益者都能明确这一点。这一点对于dc型基金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db型现收现付制的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根据该原则来确定其养老金计发公式：如果工人a在整个工作期的收入是工人b的两倍，则a获得的养老金高于工人b的养老金，但没有b的两倍高。然而，如果工人a或b提前退休，其所得养老金应进行保险精算缩减。

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决策不仅取决于边际缴费率和边际收益率，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增长对整个养老金收益的影响。当缴费与收益之间存在完全的保险精算关系，且一目了然时，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最小化。这是dc型基金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也是待遇的计发严格比例于个人缴费纪录的dc型现收现付制(即ndc)所遵循的原则。

相反，设计糟糕的计划，不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gruber和wise对11个工业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和提前退休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他们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为推迟退休的人增加养老金，但其数量少于按保险精算应增加的数量，因此，为人们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年龄离开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激励。gruber和wise将其称为“税收强迫退休”，并在这一变量和老年人离开劳动力市场之间发现了很强的一致性。这种扭曲在基金制中也存在。众所周知，雇主设立的db型基金制阻碍劳动力流动，它同样为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时候退休提供激励。可见，劳动供给与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这两种组织融资的机制无关，重要的是养老金计划的激励结构。

二、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需求

一般认为，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联系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和雇主成本之间的联系。无论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何种融资方式，养老保险费的支出都会成为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公共养老金计划必然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从而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要明白一点，养老保险缴费对劳动力需求要产生重大影响，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有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封闭经济中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养老保险缴费不会对雇主成本及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任何时候，如果税收是根据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种投入的数量而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话，那末投入的所有者就必须接受更低的价格，除非他们想要减少出售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缺乏弹性的，其供给数量不会随着扣税后的实得工资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资金供给比劳动力供给更有弹性。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养老保险缴费都不能轻易地转移给资金的所有者。这样做的结果，劳动者实际上承受了由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所带来的全部负担，而不会改变雇主成本或者产品成本，不论它表面上是从雇主还是从雇员那里征收的。

雇主对于养老金计划缴费率增加最直接的反应是，减缓他们原先增加货币工资的承诺，使雇佣每个劳动者的总成本降低到如果缴费率不发生变化时应有的水平。劳动者或者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的事实，或者进行抵制。抵制会立即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对此，雇主会产生两种反映：一种是减少雇佣，使失业现象恶化。失业的增加会减缓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另一种是改变产品价格，即雇主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补偿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成本。这会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降低实际工资水平。价格压力一直会持续到实际工资降低的数额足以抵消养老保险缴费增加的影响。

如果政府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和反通货膨胀政策干预自由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则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会使雇主成本提高，从而减少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最低工资立法提供了一个工资下降的底线，从而使低收入劳动者免于承受全部或部分缴费增长的负担。于是，雇佣最低工资水平的劳动者的成本增加，使得单位劳动成本增加，结果可能会导致低工资劳动者雇佣数量的减少。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也可以通过减慢自由市场自发调整的过程，使雇主承担较高成本的时间延长。然而，高成本也可能导致高失业率。

2.开放经济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一国实行弹性汇率，那么即使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调整引起国内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也不会影响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两个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主要是由这两国不同货币的相对供求来决定的，而供给与需求主要是由贸易流通决定的，一个国家任何总价格水平的变化迟早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汇率产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作为该国的出口国之一的另一个国家的价格不会受到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会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汇市场允许自由运作的地方，养老金计划缴费不可能对雇主成本或者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自由运作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可能确保任何养老金计划缴费率的提高将转变为更低的工资水平而不是更高的商业成本。但是，在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政府劳动政策联合起作用来阻止这种转化的地方，费率的提高会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中国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及其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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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109-02

一、中部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是否来到

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中,由于传统部门中无限的劳动力供给,现代部门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长时间内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部门。直到现代部门的发展把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一个刘易斯模型式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但是,从最近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判断,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劳动力有限剩余的转变正在发生(王德文,等,2005;蔡,2005),意味着局部性和结构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将会经常出现。主要表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等现象,就是这个新趋势的端倪。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两个标志性变化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结合这两个标志性特征,我们来分析中部省份的劳动力供给情况。

2000-2008年中部六省和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平均水平。除了2000年中部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以外,中部地区其他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从2003年以来,中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速度明显减缓,说明相较全国而言中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有上升趋势。事实上由历年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中部地区由于人口基数大,且自然增长率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世纪以来,中部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平均高于全国水平0.2个百分点。从这个角度来看,中部地区的刘易斯拐点似乎还没有到来。

再从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度来分析。由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后从事的职业多为制造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本文从这几个行业进行比较。从近几年统计年鉴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林渔牧业平均工资水平与其他三大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没有明显缩小的趋势。2003-2005年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2006-2007年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下降幅度较小,与2003年水平相比,行业间的差距没有缩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似乎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不能形成一个总体良性的趋势,且各行业工资的年均增长率差距扩大,这势必进一步恶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

综上所述,针对刘易斯转折点的两个标识性变化,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从劳动力供给状况来看,中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增长仍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阶段。(2)从劳动力市场发展情况来看,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并没有明显改善。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作为传统经济的代表性部门,农业部门以不变工资率为现代部门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而中部地区目前的状况是,尽管农业工资水平近年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与其他行业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没有实现一体化。因此,从劳动力供给及劳动力市场这两个方面来说,中部地区的刘易斯转折点仍未到来。

二、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缓解就业压力

从长期发展来看,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跟上世界信息化及科技革命浪潮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部地区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产业技术层次和结构,许多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从而使各市产业结构的差距逐渐拉大,例如湖北省花大力气打造号称中国硅谷的光谷产业园以及湖南省的长沙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些措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可是产业结构的差异也引起了第二、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吸纳弹性的差异。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速和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对新增劳动力的需求是有限的,就业容量还将进一步收缩。由于历史的原因,中部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还不充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一个现实的办法就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从经验来看,世界各国的中小企业都是吸纳就业的主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增强,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伴随着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势头良好,取得明显成效。2006年中部地区乡镇企业增加值达到15653亿元,占全国的27.01%(西部地区乡镇企业5.73%),新吸纳农村劳动力111.4万人,中部乡镇企业发展对农村就业的贡献进一步上升。中小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也为当地农民创造了就业岗位,为农民就业和增收提供了有效途径。如何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也成为中部崛起过程中必须考虑的课题。

三、中部地区政府是否应该干预劳动力转移?

图中,Q代表劳动力的数量,P代表劳动力的价格。在政府没有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情况下,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一般是通过劳务中介或熟人等方式到异地就业,而且一般是提供初级工业劳动或简单的体力劳动,其价格比较低廉,劳务输出数量较少。此时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为s1,需求曲线为D1,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均衡点就为E。,原始劳务输出量是Qn,达到此均衡时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的供求均衡价格为Pn。若当地政府将待转移的劳动力组织起来,通过政府的一些中介组织或者鼓励经济市场上的中介组织带动劳动力输出,使得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最终,劳动力的供给曲线由s1上升为s2,均衡点从E1转变为E。,此时,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由Q1上升为Q,扩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但是由于供给的增加,其均衡价格由Pn降为P1,此时0Q。EP与OQ,E1P1的面积难以比较,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农村劳务输出的行为所实现的社会效益并不明显。倘若政府加大对农村教育及农民素质提高的投入,通过职业教育等培训方

式,使待转移农村劳动力具备相关专业的知识,增加其劳动技能,提升了过剩劳动力的价值内涵,从而扩大农民在城镇的就业范围。对这种提升价值后的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从D1上升到D:,均衡点从E,变更为E:,此时均衡时的劳务数量仍会增加,即Q1增至Q1,劳务价格由P1上升至P1。对于政府干预前的劳务价格P1和干预后的最终价格P2的大小比较,关键要看劳务需求增加的幅度与劳务供给的增加幅度大小关系,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么政府干预后的最终劳务价格P2将大于干预前的价格P1,反之亦然。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政府参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待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及技术指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用工单位对输出农民的需求量。

从政府职能角度来看,随着劳动力转移数量的迅速扩张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其职能要求。目前,在我国行政区域经济占主导的背景下,各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已成为当地政府的经济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在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正确的功能与作用,是当前政府调控社会经济进程中的应有的义务,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是地方政府探寻经济发展有效途径的积极探索。

四、中部地区的职业教育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对其实施职业教育和培训具有绝对的正的外部效应,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职业教育可以增加劳动力转移时获得工作的概率。而从2008年的统计年鉴中查到的资料发现,中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存在很好的基础,但是其社会功能还没有完全释放m。对比全国范围,中部地区的技工学校个数不少,基本上中部六省全部排在中上游,特别是湖北和河南的技工学校数量分别排全国第一和第四。

参考文献:

[1]王德文,蔡防,高文书,全球化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新趋势与政策含义[K].开放导报,2005,(4).

[2]蔡防.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劳动力市场新特征分析[K]//刘国光,王洛林,李京文主编.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5年春季报告.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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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日前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中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指出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并存，但是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以前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变需求的办法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要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大会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重进行“供给侧”改革，既要做加法，又要做减法。减少无端和低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促使供给和需求不断协调，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劳动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血液，对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关注和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是非常必要的。从国家统计局的网站我们了解到，2013年和2014年我国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均为4.1%，失业人口分别为926万人和952万人。目前国际通用的失业警戒线标准为：3%或4%以下为劳动力供给紧张型，5%-6%为劳动力供给宽松型，7%-8%为失业问题严重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虽然我国的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在近几年大体不变，但是失业人口总数确在上升，目前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供给紧张状况，需要采取措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进行改革，促进劳动力供需平衡。

二、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现象产生的原因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原因来解释：

（一）劳动力供给过小

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全覆盖，也就是说在我国范围内，人们在提供劳动力或者是增加劳动力时以换取报酬或者是得到更多的报酬，就会缴纳社会保险税费或者是缴纳的部分增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增加劳动力时所得到的收入可能会比增加前还要少，那么人们就会选择用闲暇代替劳动，来维持自己效益的最大化，此时，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就会减少。另外，失业金的存在会推迟一部分失业者进入劳动者队伍的时间或者是不再重新就业，因为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时的生活状态可能会比其就业时更好。最后，由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所引起的，没有培养出足够的符合企业要求的，与企业所需岗位密切相关联的劳动者，造成了结构上的不匹配。

（二）劳动力需求增大

我国的经济每年都呈现出一种较快增长的趋势，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为迅猛，对于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才需求较大。而我国虽然国民素质改善，国民教育提高，但是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劳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企业结构不平衡的现状仍然存在。并且，我国虽然企业数众多，但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小企业和小作坊，这些企业对于劳动力的吸引程度较低，造成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用部门间的分布不均。

三、 改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即意味着供小于求。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此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更多的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种“优势”虽然有利于劳动者更好的就业，但同时也会造成劳动者的松懈和消极怠工；而企业面临的不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岗位雇佣一个合适的员工的风险也会加大。这样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合理健康持续发展的，所以要提出办法和措施来协调供需之间的矛盾，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平稳发展。

首先，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我国目前的企业数量增长快速。不同于国家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企业在面临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企业内部人力资源岗位的流动，将相对富裕的合格人员调往空缺的岗位，在企业内部增加劳动力的供给。这种方法，不仅成本低廉，而且也有助于激励企业内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

其次，失业保险制度一方面提供失业保险金保障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增强失业者的再就业能力。失业金可以满足失业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同时也可能会产生“失业陷阱”的现象。即人们在失业期间所获得的资金或物品并不比其工作的时候得到的工资多或者两者相比所差无几，那么失业者就会选择继续失业而不是重新就业。所以，要在劳动力供给领域进行改革，就必须要更加完善失业保险金的相关政策，改变以往的领取方式，缩短保险金的支付周期以及放弃等额领取的方式，刺激失业者积极就业，将失业者转变为就业者，在数量上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另外，也要加强失业保险制度的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的功能。目前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就业的功能过弱。所以，针对目前的这种情况，政府相关机构可以进行策划、组织、实施，扶持一些社会机构来进行这样一项培训工作，增强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使劳动者与就业岗位之间紧密度更高，更加契合，在质量上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第三，在目前劳动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的弹性空间并不大，所以要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在合理和合法的范围内，适当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或者是增加员工的工作量，并相应地提高工资。对于多支出的人工成本，则可以通过员工效率提高所带来的产值增加进行弥补，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

第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应该要大力发展教育，将“育人”做为国家的首要任务。目前对教育体制的改革应该继续下去，加大对技术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大推广职业技术学校和专业型研究生的力度，让更多的“高材生”能够成为不仅有知识而且还有技能的人才。

第五，大力推进目前所提倡“供给侧”改革，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首先，开放生育政策，增加人口总量，进而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其次，开放户籍制度，改革外地籍人员的落户政策，使某区域成为能够留住人才的地方，从而改善劳动力的区域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改善劳动力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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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的发展形态，表现为传统部门为现代部门提供“不变制度工资”和“无限供给”的充裕劳动力。但这种状况将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亦即出现“转折”。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部门扩张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工资将保持不变，之后经济发展进程将面临第一次转折，工资水平从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升，我们称之为工资转折。但是他在这里强调了导致这一结果的内生变化和外生变化两种机制。所谓内生变化，就是指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或劳动力供给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供给乃至短缺，进而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导致工资水平上升。但在实际中，工资上升往往独立于内生因素，而由外生变化引起，如劳动力价格会因某些导致传统部门更加富裕的因素的发生，进而增加供给的机会成本而导致工资率的上升；他们可能有限制资本利润率的伦理观，如也许认为25％的边际利润是合理的，这样他们就会在生产率增加时适当提高工资(见刘易斯《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一文)。

二、如何看待“民工荒”

应当说，我国当前“民工荒”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但其背后的原因需要审慎分析。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追溯：

(1)随着中央政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的不断加强，农村税费的大幅下降、粮食价格的提高都提升了农业部门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从而提高了劳动力进入工资经济的机会成本，致使一部分劳动力回流农村，从而减少了劳动力市场的短期供给；

(2)从劳动力市场结构来看，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劳动力教育水平和素质的普遍提高，在劳动力细分市场中，表现为“金字塔”结构的整体上移。这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处于金字塔较下端的低技能和技能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带来工资上涨。事实也确实如此，民工荒伴随着大学生就业难。我国的教育体制培养了大量学历型人才，教育深化使学历型人才在市场中供过于求，而技能型人才培育不足，形成技术工人的结构性短缺。因此，当前的“民工荒”更多的是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短缺，而非劳动力的整体性短缺；

(3)从劳动力的特质和对劳动力的典型态度来看，我国劳动力供给正面临代际转换，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力。由于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对优越、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他们的就业观念同第一代农民工具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农民工对于工资偏低、长时间加班、工作条件不好等都能忍耐，但这却对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吸引力，他们对工作条件、工作待遇有更高的要求，劳动力的局部性短缺正反映出他们对于超低工资、差工作条件的无声反抗。调查表明，我国民工工资待遇10年中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12年来只有68元人民币；

(4)从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来看，刘易斯观察到依据“不变制度工资”理论，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应使工资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工资仍然保持上升，而且“城市工资的增长比我们预言的要快得多”(见刘易斯：《再论二元经济》一文)。传统工资制度总是基于劳资对立的分析框架，利益在劳资双方博弈中“此消彼长”。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企业倾向于采取诸如工资分享制、效率工资等手段来激励工人和共享企业发展成果，这无疑提高了工资水平。总之，当前中国出现的“民工荒”是短期性、结构性、局部性的，而远非长期性、整体性、全局性的，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工资形成机制上，而非绝对供给的因素。其结果是助推工资的适度上涨，而这正符合刘易斯“第一转折”的真实含义。

三、两个转折点不能混淆

针对这个第一个转折点，刘易斯如此评论，“达到第一个转折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即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工资不变的阶段，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为此，刘易斯提出了“第二转折点”的概念，“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正是在这里我们超越边界进入新古典主义体系”。所谓第二转折点是指劳动需求赶上劳动供给，此时劳动力资源将出现短缺，符合新古典的分析框架，我们称之为供求转折。当前，中国所面临的是工资转折而非供求转折。

显然，国内学术界对此的解读是存在偏差的。当前，国内学者广泛使用“刘易斯转折”这一术语，其意所指是劳动力供求关系从无限供给转向供不应求，并由此导致工资上涨。显然，混淆了第一转折点和第二转折点。刘易斯强调经济摆脱长期“不变制度工资”开始上涨的原因往往是外部因素，而非供给短缺的内部因素。也就是说，工资上涨并非意味着劳动力短缺，相反，工资上涨仍将在较长时间内伴随着劳动力的充裕供给，而这正是中国将要面临的情形，切不可将工资上涨和劳动力全面短缺相等价起来。

而且，在刘易斯的理解中，第一次转折点并非至关重要，而非当前国内诸多讨论中所视为的“洪水猛兽”――人口红利的结束，比较优势的消失、发展战略的转向等等。应当说，工资增长往往先于劳动力短缺，“自然不会跳跃”，工资水平的调节使得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是一个渐进而非突变过程，大可不必诚惶诚恐。

四、低工资不等于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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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市场供求相互关系

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形成实际是基于对劳动的供求所形成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一旦匹配成功，就进入了微观的劳动力配置领域，因为劳动提供过程与劳动需求满足的同时性，当劳动者提供的供给无法满足劳动力资源配置的要求时，就会导致在外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更佳的劳动力来提供劳动。这样内部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会间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需求。同理，由于企业提供的工资水平和环境使得劳动者无法提供充足的劳动，劳动力就会退出企业（失业）或消极怠工，劳动需求无法满足，进而企业会形成新的劳动需求，而且也可以成为一种信号，引导劳动力的供给。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供给的特点

1、劳动力供给总量在不断增加，但增幅趋缓。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张车伟，2007）。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2、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3、劳动力供给整体素质水平偏低，但随着教育水平和范围的扩大，素质水平在逐步提高。根据劳动保障部在2007年年初组织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虽然其中有2/3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近半数没有接受过任何职业培训，只接受过15天内简单培训的占25%，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仅占13%。从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发现，2007年第四季度，高中文化程度的求职者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3.9%，其中58.5%的求职者是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6.6%；大专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20.6%；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求职比重为9%。由于大量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使得劳动供给队伍的整体素质在提高。

4、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数量的势头会逐步减弱，但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增长。在农村，虽然乡镇企业和进城务工转移了2亿人，由于土地容纳的农业劳动力有限，按1.7亿计算，则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有1.2亿以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仍有存量和增量，存量大部分为中年劳动力，真正剩余的农村劳动力中50%年龄在40岁及以上，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增量主要是农村初高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因此，作为劳动供给重要来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势必会减弱，会影响到未来城镇劳动力的进一步增长。

三、劳动力需求的特点

1、劳动力需求总量在不断扩大。中国GDP连续5年持续增长10%以上，超出了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增长带来了劳动需求量的增加，按照经济增长保持8%至9%的速度，每年可新增800-900万个就业岗位，具体而言，非农GDP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在795万人到1530万人之间变化（都阳，2007）。

2、素质要求在提高。根据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数据显示，用人单位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5%，其中对职高、技校、中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占59.3%；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24.8%；对大专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15.9%；对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7.7%。从用人需求对技术等级要求看，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的55.4%，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6.6%。

3、第二产业需求比例有所增加，第三产业需求比例有所降低。我国经济增长是很大程度上靠出口拉动的，而产品更多集中于工业消费品等低值商品，在2006年对121个城市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在所有人员需求中，制造业占24.9%、批发和零售业占17.9%，住宿和餐饮业11.7%和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11.8%；在2007年表现出制造业需求增加，而服务业需求量有所下降。正是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劳动力，使得服务行业的需求比重有所下降。

4、国有企业需求变缓，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用人需求占据主体地位。从企业性质来看，经过前些年的国企改革，许多企业获得了一定的生存发展，但是总体来看，除了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以外，大部分国有企业的需求并不旺盛；相反，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需求在持续增加。

5、地区劳动力需求不平衡。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仍然吸引更多的投资，使得这些地区的劳动需求一直并未下降。但要注意到，因为工资成本在缓慢上升，再加上本地企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在中西部的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外出打工者回流的现象。因此，已有企业将投资目光转向了中西部地区，这将会给地区劳动力需求的布局带来较大的影响。

四、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求关系的特点

1、供给大于需求的态势短期内不会改变，但不排除出现拐点的可能性。通过前面对劳动力供给问题与需求总量来看，劳动力供给仍然大于需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不会改变的。但相对于新增的劳动力资源来看，中国很可能面临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都阳，2007）。

2、素质结构不匹配，高技能人才缺乏。从供求两个方面来看，低素质的人才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企业对于高素质人员的追求，特别是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职称的人才更为难得。因为在目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力水平与素质要求与企业的要求并不相配，经常出现“毕业就失业”的尴尬现象。这并不正常。而且大量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由于缺少相关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培训，使得他们更多集中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造成就业拥挤效应。因此，素质结构的不匹配是造成供求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3、地区供求结构矛盾依然突出。2004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引发的“民工荒”现象目前已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常态。从企业（行业）看，招不到农民工的主要是一些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较低的企业（行业），以民营企业居多。

五、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

1、劳动力短缺会造成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点会逐步消失。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工资大幅增长不同，我国保持了比较平缓的工资增长势头，而且比劳动力生产率的提高低很多。一旦我国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拐点以后，工资水平将会有较大程度的上涨。因此，关注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将会给未来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的视角，也是尤其需要注意的方面。

2、引导地区劳动力的跨地区配置，流动的障碍将会进一步拆除。劳动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将会引导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为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在某些发达地区将会进一步完善各种社会保障机制，提升工资水平，扫清各种障碍，为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发育提供极佳的条件，最终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人工成本的考虑，中西部地区将会吸引较多的投资，这也会促使这些地区的政府完善公共物品的供给，为劳动力的流动提供更为完善的机制。

3、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劳动力供求重要的特点即为结构不匹配，而素质结构则成为重中之重。加强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进行劳动工的培训等都会引导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关注技术工人的培养，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就会成为目前政府和社会充分考虑的事情。如何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如何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也会成为大学教育的核心。

4、引导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家庭为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关键在于投资的收益，在过去的几年，大学生的投资收益锐减，甚至有的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会造成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失败，经过几年的市场检验以后，家庭也会逐步扭转观念，不再盲目进行大学教育投资，而是投向更为有效的教育方式上。比如高技能人才的收入水平较高，投资于职业教育、专业的技术班等则有可能获得这样的回报。

5、劳动政策、人口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从我国长期的发展来看，即使劳动力人口出现了降低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发展的优势不再，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消除，因此，目前着眼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以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同时，考虑到劳动力供给本身，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与劳动政策也可能是一种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车伟：中国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吗？――也谈劳动成本优势能保持长久吗？[DB/OL].中国人口网，2007-2-5.

[2] 金玉秋：2001- 2020 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预测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5（12）.

[3] 王金营、蔺丽莉：中国人口劳动参与率与未来劳动力供给分析[J].人口学刊，2006（4）.

[4]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7年第四季度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http：//molss.省略/gb/zwxx/2008-01/22/content_222087.htm，2008-3-5.

[5] 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2006年度全年全国部分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molss.省略/gb/zwxx/2007-04/27/content_175320.htm，2008-3-5.

篇8

1.不相关的税收与支出。

如果养老金计划的缴费与待遇联系较弱，就容易被简单地认为是不相干的政府强制税收和支出措施，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就会从两个层面发生影响作用：缴费支出对工作人口的影响以及养老金给付对老年人口的影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劳动者总收人中进行养老金计划缴费扣除将减少劳动者每小时的净收入。这种效应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取决于相互冲突的两种经济力量中对劳动行为选择更具影响力的一方。一方面，这些缴费的扣除，会刺激人们增加劳动供给(收入效应)，因为每小时净收入减少，创造同样的实际工资将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这些扣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增加工作时间所获得的净收益比较少，人们便不会对找工作或者延长工作时间有很高的积极性，而选择以较多的闲暇替代劳动(替代效应)。至于最终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劳动供给，则要看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差。若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则会减少劳动供给，反之，则会增加劳动供给。

这类计划还会促使劳动者为了逃避保险税而转入法纪松弛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雇主也会转移到非正规部门经营以避税。甚至一些大公司也把部分业务转包给非正规部门的小企业。这一方面会减少政府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部门缺少资本和工作培训，生产力低下，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非正规部门的扩张，破坏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目标，造成老年贫困人口的增多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养老金给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与缴费联系较弱的养老金给付无疑会增加受益者的收入，职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而不必承担总体收入大幅缩减带来的损失。提前退休减少了养老金计划的缴费收入而增加了支出，减少熟练劳动力人数，降低了国民产出。世行在1994年计算得出，在过去30年中，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劳动力市场熟练工人的供给减少了3%～6%，发展中国家则减少了1%～2%。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的国民产出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2～4%，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当于1%(假设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产率相同)。损失的GDP足以支付许多国家一半多的养老金。

2.强制储蓄体系。

如果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挂钩，人们就会将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强制性储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缴费被认为是为形成退休养老账户而进行存款的替代形式，养老金给付被视为支付这些储蓄账户的替代形式。这样，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质上会弱化。

可见，劳动供给影响取决于将公共养老金制度看做是一种强制储蓄还是一种不相干的税收或支出措施。而如何认识，不仅决定于缴费与待遇挂钩的实际情况，还决定于公共养老金制度如何表述。不同的制度表述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联系的认知或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它们可能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实质联系没有影响。例如，其他因素不变，养老金计划由私营部门或独立的非盈利组织管理，可能比政府部门的管理能更形象更有效地描述或传递着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密切联系；使用“缴费”、“个人账户”、“盈利”等词汇来描述由于个人养老金权益持续增长的结果而获得的利益，更有助于强化人们认为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看法。如果劳动者能够得到关于解释如何计算收益的资料，以及正规的能够反映账户平衡状况的报告，给付和缴费之间的联系就被比较清晰地表述出来。即使所有这些做法并未改变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实质关系，但它们削弱了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并增强人们对公共养老金政策的信赖和认同。

3.不同养老金计划的劳动供给效应分析。

一般认为，由于现收现付制切断了缴费和受益之间的市场联系，可能会导致偷税漏税以及劳动供给的扭曲，从而降低经济的产出水平。而基金制则由于在个人缴费和受益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因而其劳动供给的扭曲效应很小。因此，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能减轻劳动供给的扭曲程度。实际上，这种仅着眼于融资方式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从前面分析可知，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影响退休决策和工作年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反应。与退休决策相关的重要一点是，个人的边际养老金收益应该与个人的边际缴费率相联系，并且要使缴费者和受益者都能明确这一点。这一点对于DC型基金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DB型现收现付制的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根据该原则来确定其养老金计发公式：如果工人A在整个工作期的收入是工人B的两倍，则A获得的养老金高于工人B的养老金，但没有B的两倍高。然而，如果工人A或B提前退休，其所得养老金应进行保险精算缩减。

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决策不仅取决于边际缴费率和边际收益率，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增长对整个养老金收益的影响。当缴费与收益之间存在完全的保险精算关系，且一目了然时，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最小化。这是DC型基金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也是待遇的计发严格比例于个人缴费纪录的DC型现收现付制(即NDC)所遵循的原则。

相反，设计糟糕的计划，不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Gruber和Wise对11个工业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和提前退休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他们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为推迟退休的人增加养老金，但其数量少于按保险精算应增加的数量，因此，为人们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年龄离开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激励。Gruber和Wise将其称为“税收强迫退休”，并在这一变量和老年人离开劳动力市场之间发现了很强的一致性。这种扭曲在基金制中也存在。众所周知，雇主设立的DB型基金制阻碍劳动力流动，它同样为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时候退休提供激励。可见，劳动供给与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这两种组织融资的机制无关，重要的是养老金计划的激励结构。

二、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需求

一般认为，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联系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和雇主成本之间的联系。无论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何种融资方式，养老保险费的支出都会成为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公共养老金计划必然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从而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要明白一点，养老保险缴费对劳动力需求要产生重大影响，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有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封闭经济中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养老保险缴费不会对雇主成本及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任何时候，如果税收是根据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种投入的数量而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话，那末投入的所有者就必须接受更低的价格，除非他们想要减少出售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缺乏弹性的，其供给数量不会随着扣税后的实得工资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资金供给比劳动力供给更有弹性。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养老保险缴费都不能轻易地转移给资金的所有者。这样做的结果，劳动者实际上承受了由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所带来的全部负担，而不会改变雇主成本或者产品成本，不论它表面上是从雇主还是从雇员那里征收的。

雇主对于养老金计划缴费率增加最直接的反应是，减缓他们原先增加货币工资的承诺，使雇佣每个劳动者的总成本降低到如果缴费率不发生变化时应有的水平。劳动者或者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的事实，或者进行抵制。抵制会立即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对此，雇主会产生两种反映：一种是减少雇佣，使失业现象恶化。失业的增加会减缓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另一种是改变产品价格，即雇主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补偿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成本。这会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降低实际工资水平。价格压力一直会持续到实际工资降低的数额足以抵消养老保险缴费增加的影响。

如果政府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和反通货膨胀政策干预自由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则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会使雇主成本提高，从而减少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最低工资立法提供了一个工资下降的底线，从而使低收入劳动者免于承受全部或部分缴费增长的负担。于是，雇佣最低工资水平的劳动者的成本增加，使得单位劳动成本增加，结果可能会导致低工资劳动者雇佣数量的减少。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也可以通过减慢自由市场自发调整的过程，使雇主承担较高成本的时间延长。然而，高成本也可能导致高失业率。

2.开放经济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一国实行弹性汇率，那么即使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调整引起国内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也不会影响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两个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主要是由这两国不同货币的相对供求来决定的，而供给与需求主要是由贸易流通决定的，一个国家任何总价格水平的变化迟早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汇率产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作为该国的出口国之一的另一个国家的价格不会受到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会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汇市场允许自由运作的地方，养老金计划缴费不可能对雇主成本或者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自由运作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可能确保任何养老金计划缴费率的提高将转变为更低的工资水平而不是更高的商业成本。但是，在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政府劳动政策联合起作用来阻止这种转化的地方，费率的提高会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中国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及其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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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生态学家认为企业的产生、成长、成熟和消亡的过程就如同一个生命的出生、长大、成熟和死亡，他们借用生态学中的生态位（niche）的概念来描述企业生存所需要的资源空间。具有多维性的生态位是从生态学借来的核心概念，生态位的多纬度本质通常被用来衡量不同资源对不同物种的效用。组织生态学家一直把企业的产品市场等同于企业的生态位，他们对各种组织种群的研究都用可识别的产品市场来定义组织种群，并用产品和地区组成的矩阵来定义企业的生态位。显然，这种定义是承接了经济学研究企业组织的传统――企业的生产职能，但是后续的研究逐渐发现仅用产品市场作为企业的生态位纬度是片面的。

企业活动同时需要得到各种各样的资源，在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的环境下，劳动力已经脱离企业生产要素链的派生需求环节而进入企业生态位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纬度。在这个纬度上，企业生态位重叠得越多，企业之间对劳动力的竞争就越激烈，因此企业能不能在劳动力这个纬度占据自己的空间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Sorensen(1999)指出企业之间由劳动力纬度引起的生态竞争对已经建立的企业间的动态竞争有重大影响。

劳动力需求的经济学与生态学解释

对劳动力的需求上劳动经济学的解释和生态学角度的解释差异：

需求主体上。都是企业，但是劳动经济认为是产品派生了劳动力需求，而生态学认为劳动力需求是企业生存的自然纬度；前者把存在的企业看作市场竞争的结果，后者把存在的企业看作对生存环境的依赖和适应。

劳动力需求的形式上。两者都把劳动力作为资源对待并且这种资源对不同的需求者存在效用的差异。但是，劳动经济学中把劳动力作为企业资源链条的一环，而生态学则把劳动力作为企业生态位的不可或缺的纬度。差别在于链条具有可修补性，而空间纬度无法修补。

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两者都认为资源支持生存，并且资源是有限的，需求的增加自然会导致竞争。然而劳动经济认为竞争的激烈程度主要由需求和供给的差距来决定，需求越多，供给越少，竞争就越激烈。而生态学认为，对劳动力的竞争是以企业的资源生态位为基础，以资源生态纬度的重叠为条件。资源需求相似的企业就成为竞争对手，资源需求差异越大在劳动力纬度重叠的越多竞争就越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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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民工回流”问题，国家统计局盛来运副司长认为2009年整个农民工的就业形势很不乐观。

据盛来运介绍，国家统计局在去年10～12月份组织开展了针对部分外出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回流在去年第四季度逐渐加快。另外国家统计局在春节期间，利用农民工大量回家过年的机会，开展了一个将近7万个样本、7000多个村的调查，发现金融危机确实对农民工的就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农民工在第四季度回流加速，但具体人数在完成数据汇总之前尚不确定，总之，人数会超过1000万。

翟燕立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数据分析认为，今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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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30多年，据有关部门统计，到201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已经下降到11.90‰，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逐渐上升到 7.11‰，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下降到4.79‰。目前我国0-4岁年龄段人口仅占总人口数的5.16%，5-9岁人口占比为5.41%，10-14岁年龄段人口占比为6.30%，15-19岁年龄段人口占比为7.17%。由此可以看出，人口年龄段越小，人口占比越低。这就意味着我国每年新生成的劳动力人口较往年有所减少，尤其是18岁左右劳动力人口历年供给量趋于减少。劳动力社会总量供给不足，就会造成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招工难”。

原因二：教育水平提升，初中毕业及以下劳务数量减少

我国中小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是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为主，从2010年12月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可以明显看出，中小企业使用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是初中与小学文化程度的。据统计，在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中，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男性农民工占比接近80%；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女性农民工占比达到87%。

随着我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推行，小学毕业后就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微乎其微，初中毕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数量，也随着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扩招迅速降低了。

在这种情况下，以初中毕业生为主要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就面临着新增劳动力迅速下降的挑战，企业之间对年纪较轻的农民工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一部分刚毕业的大专生、本科生，因为工作兴趣、专业适应、环境要求、工资福利等不匹配而不愿意从事基层劳务工作，无形中也增加了就业与再就业难度。

原因三：企业转型升级速度过慢，劳务需求仍然旺盛

由于我国中小型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全自动智能型转型升级的速度过慢，企业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仍然非常旺盛。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调查，2010年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求人倍率分别高达1.15和1.13。 在2011年第一季度，劳动力市场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求人倍率高达1.21；第二季度，也维持在1.15，这说明普工是缺乏的；当然，劳动力市场对接受过一定技能训练的职高、技校、中专毕业生的需求更为旺盛。从2010年第四季度到2011年第二季度，这一类别劳动力的求人倍率甚至高达1.35及以上，这说明技工也是缺乏的；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求人倍率低于1，近几年市场对大专文化程度劳动力的需求似乎有所增长，对本科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求人倍率仍然较低，到2011年第二季度只有0.85，这说明大学生的就业难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将仍然持续存在。由此可以看出，初中及高中阶段劳动力的供给短缺是“招工难”的主要原因。

原因四：内地用工需求提升，对外劳务输出数量减少

20世纪的最后20年，我国流动人口主要表现为从乡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到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在东部沿海地区，环渤海湾经济带、长三角地区与珠三角地区，成为农民工的主要流入地，有50%-60%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流入了这些地区。但随着我国沿海地区土地、人工成本、生产资料价格的上升，迫使一部分在沿海地区缺少竞争力的中小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迅速转移。一些高端国际产业也开始跨过东部地区而直接落户中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的实施，刺激了内地的经济增长，内地用工需求迅速提升，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模式发生了从单元集中向多元集聚的转变，农民工出现了就近就地转移的趋势。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到城市去打工，主要目的是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因此对农民工而言，哪里收入高，自然就去哪里务工经商。2010年底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民工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务工收入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农民工不愿意长途跋涉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对外劳务输出数量明显减少，这让东部地区迫切地感受到“招工难”。

原因五：农民工择业流动性强，企业雇用人员不稳定

据调查，我国东部地区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重较高，“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签约率占55.52%，“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签约率只有8.77%，中西部地区也分别为11.48%和10.44%。企业用工从过去根本就不签订劳动合同到逐渐开始签订劳动合同，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只签订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本身，不能将已经雇用的农民工稳定在企业之中。有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到期日往往是年底，合同到期之后，农民工又不得不回家过春节，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使某些合同到期的农民工不得不及早回家。很多农民工在每年12月到次年1月闲置在家，农民工一年的就业时间由12个月缩短到10个月左右，既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也对企业的正常订单生产产生很大影响。

由于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下降，周期性的“招工难”问题日趋凸显。某些企业免去了给农民工的带薪假，制造业企业为了完成订单任务，不得不使农民工每天加班加点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样增加了农民工的劳动强度，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劳动者牺牲了休闲的时间，也无法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为寻求一份劳动环境较好的工作，农民工会从从一个企业流动到另外一个企业，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外一个城市，重新选择自己的工作。农民工择业的流动性也加剧了每年春节后出现的周期性的企业“招工难”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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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年初，一场规模罕见的民工荒旋风席卷我国东南沿海城市，大量企业接到订单却因招不到工人而被迫停产，一工难求的现象随处可见。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一半之多，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近年来的民工荒现象引来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少人认为我国人口红利的拐点已经到来，我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已经打破。然而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我国目前农村劳动力将近5亿之多，按照我国目前的农耕规模和技术水平，农村只需2亿劳动力即可，也就是说我国还有3亿之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待转移，东南沿海的用工需求量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水平，所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现状仍然是供过于求，而并非民工荒现象所反映的供不应求。可见民工荒的现象并不单单是劳动力的供求问题所引起的，应该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解读它。

二、民工荒与农村劳动力剩余现象并存的原因

2010年的民工荒是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相较之往年它的影响更大，但经济危机只是起了一个助推作用，并不是它产生的根本原因，下面从经济、社会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1.区域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随着我国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逐步缩小，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增强，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企业所提供的工资待遇也逐渐赶上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内地的收益成本比大大提高，而教育部“金融危机对珠三角农民工的影响”课题项目的调查结果显示，2009年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为1677.8元，比2008年增加70多元，但月平均开支却增加了80多元，实际收入相对下降，内地与沿海收益成本比的一增一减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不愿意去沿海就业，许多农民工在内地一年下来的积攒甚至超出了在沿海打工的积攒，加之国家的扶持“三农”政策，沿海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在经济上的吸引力越来越小，所以出现招工困难的现象。

2.制度政策阻碍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长期以来，在外务工的农民较之于城镇职工一直遭受着很多不公的待遇，这在心里上给了外出务工农民很大的创伤，也影响着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的积极性，各种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户籍制度是农村劳动力面临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公待遇的制度基础。近年来，国家不断完善户籍制度，逐步减少由户籍带来的待遇差距，但它仍然是阻碍农村劳动力由“候鸟式”转移向迁途式转移转变的一大因素，使农村劳动力不能形成及时、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的供给在特定时期相对于企业用工需求具有延迟性，导致民工荒现象。

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得不到任何保障待遇，一旦失业便流落街头，使外出务工的风险性增高；农民工在企业的劳动所得得不到保障，企业拖欠民工工资、随意加班加点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极大的打击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热情。

3.新生代农村劳动力特有特点

伴随着80后和90后农民工成为农村劳动力中的主力军，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相比与以前的农村劳动力有着它独特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一、新一代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较之老一辈的劳动力要高，思想也更开阔一些，他们对自己的预期收益也更高；二、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带来的是就业观念上的改变，他们更希望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一点的工作，不愿意从事脏活、重活、累活，以前那种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已经大大减少，这种特定工作的劳动力供给减少也成为民工荒的一部分。

4.农村劳动力缺乏企业所需的劳动技能

在历年的民工荒中，总会出现很多企业招不到好钳工、好车工、好焊工，更招不到好的数控技工的情况，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技工荒现象。这主要是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有很多是没有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这种未经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村劳动力不具备企业所需的劳动技能，不能满足企业对技能型工人的需求，技工荒现象也构成民工荒的一部分。

三、解决民工荒现象的对策

1.提高农业生产率

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无不是在农业生产率提高的背景下发生的，农业生产率提高则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扩大，农业生产萧条则农村劳动力转移停滞甚至是倒退。因此提高农业生产率对扩大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具有重要意义，一来能够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后顾之忧，二来能够减少我国从事农业生产所需的劳动力，增加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基数，使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更加充分。

2.企业加快产业升级、产业转移步伐

一直以来，沿海很多企业都是依靠我国劳动力廉价、商品成本低在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以及农村劳动力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前那种低工资就能获得大量劳动力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企业应加快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步伐，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使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与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相匹配，摆脱劳动力不足对企业发展的束缚。产业升级、产业转移既与国家政策向吻合，又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企业应及早把产业升级、产业转移提上日程。

3.增强宏观调控，发挥政府职能

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面对我国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单凭市场调节显然是不能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的，各级政府应发挥政府职能，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有利条件。首先，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专门的劳动力交流场所，提供全面的用工信息，减少农民工外出就业的盲目性，无序性带来的摩擦性失业。其次，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根据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培养农民技能，减少劳动力供给和企业需求不匹配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最后，加大廉租房建设，放宽经济适用房申请条件，使农村劳动力能够实现彻底转移，为企业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供给。

四、总结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看待事物要一分为二，民工荒现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沿海企业的发展，对我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冲击，但它同时也是我国企业产业升级的“策马便”，民工荒现象与其说是企业面临的劳动力供给问题，不如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催化剂。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迟早会到来，对一味依靠廉价劳动力取得成本优势的企业将是毁灭性的打击，企业应高瞻远瞩，抓住机遇，加快产业升级，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彻底摆脱民工荒问题。

参考文献：

[1]姜卫军:关于陕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途径问题研究[D].西安：西安工业大学，2007

[2]谷延方:中古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特点----兼与工业革命时期比较[J].世界历史，2008 (4)

[3]邓燕飞:产业升级与民工荒现象解析[R].上海：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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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