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多元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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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生产力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与劳动力多元化息息相关。首先，生产技术的发展如工业革命等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需要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生产工作中，当原有生产能力大幅度飞跃使得原有劳动者群体不能满足需要时，生产者的范围就会扩大。其次，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水平得到提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会对社会问题如歧视等进行讨论和解决，各种歧视问题的解决和平等的推进也是劳动力队伍发展劳动力多元化的原因。

1.2经济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例如在价格较低或气候独特的地区采购原材料，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建厂进行生产制造，在市场需求巨大或具有竞争优势的地区销售产品并不断拓展新的市场，并持有不同资本市场的产品进行投资等。这一系列行为充分体现了当今世界全球化的程度，不仅主动参与到国际市场中的企业会受到各种影响，未参与跨国经营的企业也会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及全球化的影响。

1.3人口老龄化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延长；育儿费用的提高，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生活压力的加大，造成了生育率的不断下降，种种原因导致社会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现象，而人口老龄化则带来了劳动力老龄化。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的年龄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年轻人因为深造学业等原因而越来越迟的进入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中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的比例则越来越高，这使劳动力在不同年龄段出现多样化。

1.4价值观的开放与包容

劳动力多元化中还有一种表现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所谓价值观多元化就是承认并尊重人在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意义。这也可以视为价值主体凸显的结果，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个体被巨大的意识形态所笼罩，自身的特征与个性显露不出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体真正成为价值的主体，社会越来越开放和包容，人们的主体意识便得以充分觉醒，人们从多角度能更加注重自身内在的探索，发现自身的需要定位自己的价值，使不同的价值观出现和碰撞，人们也就更加可以容纳不同的价值标准和追求。

2劳动力多元化的利弊

劳动力多元化具有诸多有利之处。首先，从历史进程看劳动力多元化通过劳动力群体的增加提升了劳动生产能力，例如女性进入职场承担工作任务等。其次，不同群体在同一组织内工作可以增加组织的活力，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氛围，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再者，劳动力多元化使具有不同背景的员工聚集在一个组织内，组织决策具有更丰富的思维和更开阔的视角，能提供创新的思路和见解，决策也会更加具有全面性和创造力。但是劳动力多元化也是一柄双刃剑。员工来自不同的背景可能导致企业内部出现小团体等非正式群体，会出现矛盾和冲突。不同背景的员工具有不同的特点，在沟通交往中要注意不同的习惯等，可能会增加沟通的时间和成本。不同群体成员都希望获得公平的对待，但每个人的衡量标准不同，这也为管理者的管理能力提出了难题。如何处理不同员工的待遇以及使举措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中均起到较好的激励效果也需要一定的管理技巧。因此劳动多元化既可以为组织带来好的发展，同时也会为组织提出新的难题。所以对劳动力多元化背景下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3多元化劳动力的管理

3.1劳动力多元化背景下的企业战略管理

企业的战略目标指明了其要发展的方向，是其生产经营活动成败的决定性因素。战略目标方向正确步骤清晰，有利于企业的全力发展和快速崛起，战略目标模糊会使企业没有努力方向而停滞不前，战略错误更会导致企业的衰败。而当一个企业为了其战略目标而采用了多元化的劳动力时，就需要对管理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采用多元化劳动力的企业一般具有国际化的经营业务或有向国际市场进发的战略目标，因此对不同背景的员工进行管理时要使每个员工都了解企业的战略目标，并将企业的目标同员工个人的目标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而在与员工进行战略目标的沟通时，应针对不同背景的员工采用不同的沟通方式，与本地员工如何沟通，与外来员工如何协调等，尽量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并将目标分解落实到每一层级和每一个体上。

3.2劳动力多元化背景下的招聘与选拔

招聘与选拔是人力资源管理落实到实务层面的第一环节，只有招聘到合适的员工后才有后期的培训、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和员工发展等后续环节。在招聘与选拔中，我们要根据所要企业的战略和目标去寻找合适的人才。并且由于企业员工具有多元化背景，因此我们在招聘员工时同样应注意应聘者在人格性格方面的特点符不符合我们的期望，如包容性、外向性和适应能力等。只有个性特征更符合多元化的氛围才能在组织中更加自在更加有归属感，其能力也能更好的得到发挥，组织忠诚度也会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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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 “农业人口大国”，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导致农业用地的相对减少，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我们称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拥有约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非常庞大的队伍。因此，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合理的职业指导服务并促使其转移就业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关乎国计民生，意义深远。本文中，笔者通过对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一些看法，以作探讨。

一、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的发展现状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包括：1、开拓多渠道农业贸易，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机会；2、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推进贸工农一体化，增加就业岗位；3、延长农业产业链，最大限度地实现农业内部充分就业；4、推动乡镇企业实现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扩大乡镇企业的就业容量。总体来看，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呈现出如下特征。

1、就地就近就业的规模不断扩大。2、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主要分布在工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领域。3、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平均就业时间少于异地转移平均就业时间。4、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可主要划分为本村非农就业、本乡外村和本县外乡非农就业。

二、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尽管在对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方面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1、就业模式单一。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向“三农”的倾斜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大部分返乡农民选择就近就地就业。而在就业方式的选择中，过多地依赖乡镇企业，就业模式非常单一。

2、就业层次偏低。当前，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多为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强度偏大，收入水平偏低，就业层次偏低。

3、就业方向盲目。大多数农民对就业方向缺乏科学认知和判断，导致就近就地就业出现明显的季节性和不稳定性。

（二）原因分析

通过对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存在问题的综合分析，笔者认为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方面：

1、相关产业发展不足以及观念滞后，无法构建多元化就近就地就业模式。首先，随着改革持续深化和经济不断发展，全省劳动力逐步由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其次，就地就近相关产业尤其是多样化服务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产生的就业岗位以及种类极其有限，很大程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充分就业和多元化选择就业。最后，农村劳动力观念陈旧，自身无法走出多元化、复合型就业道路。

2、农村教育投入不足以及后期职业培训缺失，致使就业层次偏低。由于农村教育投入先天不足加上后期职业培训的缺失，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就业层次偏低。

三、做好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的经验和做法

做好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是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环节，要解决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存在的问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方案，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具体做法如下：

（一）创新观念，鼓励农村劳动力多元化就地就近就业

1、以政府实施扶持中小型企业发展政策为契机，抓住本地各类企业的吸纳能力不断提升，就业岗位逐渐增多的大好机遇，鼓励农村劳动力多元化就业。2、积极鼓励和指导个人自主创业，积极发展多元化创业主体和多种创业形式，促进创业带动就业。3、成立灵活就业基地，方便就地就近就业。与企业进行洽谈协商，为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提供方便之门。

（二）建立培训基地，开展技能培训，培养实用技能人才

1、加强技能培训中心机构建设。包括着力加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现有职业培训的基地建设；建立健全技能实训基地；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以培训更多的实用技能人才。2、分类开展技能培训。对在岗农民工开展技能提升培训，使其进一步提高技能等级；对有创业愿望和能力的农村劳动力开展创业培训。3、积极开展多种形式培训。积极组织实施农民工技能提升培训工程、农村青年技能培训工程。

（三）加强和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专业指导人员队伍的建设，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获得针对性的专业指导

1、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专业指导人员队伍建设并进行合理的人员配备，以弥补目前该类人员的严重不足。

2、严格要求专业指导人员工作态度。作为专业指导人员，应深入农村基层，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才能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获得针对性的专业指导。

3、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专业指导人员队伍建设。不断提高专业指导人员的就业工作能力，提高就业指导工作的成效，建立定期或不定期的交流学习机制，不断提升专业指导人员的就业知识面，提高就业指导的实际工作能力。

（四）提供就业信息，加强就业服务，促进就地就近就业

建立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平台。整合网络、报纸等媒体资源，建立产业发展与劳动力需求相协调的就业信息平台，及时统计分析就业信息，提供必要的农村劳动力就业指导，实行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的及时有效，从而拓宽就业渠道。强化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完善的社会就业服务管理保障。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政策向“三农”的倾斜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大力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不断提升农民自身素质，创新观念，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针对性职业指导，开拓农村广阔的就业门路，从根本上实现多渠道、多措施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 孙书青.农民工就业现状与对策―以佛山铁塔制造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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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残疾人就业条例》与2008年新《残疾人保障法》的颁布实施，为我国残疾人就业奠定了新的法治环境。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临近，为我国残疾人就业提出了更高水平的发展要求。面对新的法治环境与时代要求，传统残疾人就业保障模式与路径理念，已经难以满足广大残疾人更高水平的就业期望。如何借鉴新的思想理念、探索新的实现路径，更加有效地帮助具有劳动能力与就业意愿、达到法定年龄的残疾人，实现就业目标与人生幸福，是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残疾人就业发展瓶颈与积极福利思想的助残理念

传统福利保障模式的时代局限。残疾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重要组成部分，先天具有巨大的生存与发展困难属性。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残疾人就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长期以来我国对于残疾人的就业帮扶理念并未发生实质性的重大突破。残疾人收入水平较低，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好转。我国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6.7%，残疾人家庭恩格尔系数为48.5%①。残疾人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需要进行重点攻关、实施精准扶贫与帮扶的重要困难群体。其中，他们在社会上面临诸多瓶颈。

社会排斥。一是公共空间的社会排斥。43.1%的残疾人社区活动参与率，直观地反映了公共空间对于残疾人的社会排斥。而高昂的残疾人用工成本，很大一部分正是由于这种公共空间的社会排斥所造成的。二是劳动力市场排斥。37.3%的符合条件的城镇残疾人就业比例，与47.3%的农村残疾人就业比例，反映了我国残疾人面临着劳动力市场排斥问题。三是社会观念排斥。对于残疾人落后的观念长期以来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对于残疾人就业的接纳程度，而对于新立法要求中残疾人融入式就业理念的落实，则更加有待政府的深入宣传与社会各界的深刻理解。

风险社会的挑战。残疾人作为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面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与风险社会的挑战，表现出更多的脆弱性。传统的政府单一责任主体、被动消极补偿式的经济福利保障模式，不但已经难以有效应对风险社会所形成的时代挑战，而且更加难以满足广大残疾人劳动者对于就业发展更高水平的期望。风险时刻存在，但风险并不同于危险，被动经历风险和主动管理风险也有着质的不同。风险社会的形成是积极福利思想形成的重要时代背景。面对风险社会的挑战，若要实现卓有成效的风险管理，不仅要帮助公民提高抗风险能力，更需要善于利用风险，激发社会活力与公民动力。

劳动力素质瓶颈。残疾人自身所承受的身心缺憾，是影响残疾人劳动力素质顺利提升的主要障碍，而良好的教育是高质量劳动力形成的根本保障。然而，我国18岁及以上残疾人，未接受学历教育和仅上过小学的比例高达73.4%；2013年6-14岁的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比例也仅为72.7%②。残疾人教育领域所形成的严重“历史欠账”，是造成残疾人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劳动力开发转移困难被动局面的根本原因。

对此，积极的福利观主张通过多元化的福利目标设置、运用多元化的福利手段解决残疾人的就业问题。并通过发展型福利的供给、系统性的社会支持与个性化的精准帮扶，为残疾人的就业发展创造优越的社会条件，帮助残疾人获得追求幸福的能力与信心。积极福利视角下的残疾人福利政策目标也不再囿于再分配领域，更加注重福利多元化。福利政策通过对初次分配过程中多元目标的影响，如劳动力的塑造、公平就业环境与多元责任主体发展环境的营造等，进而激发多元化主体的使命感、责任感，动员更加多元的社会力量投入到助残就业的事业中来。积极的平等观主张通过积极的福利政策干预，帮助残疾人获得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公共共享空间与就业发展权利，为实现残疾人的就业理想与人生幸福奠定积极平等的社会氛围。积极福利思想主张推动权利型福利向权责统一型社会福利的转型，在帮助公民提升承担责任、履行义务能力的同时，优化、丰富公民实现个人发展的路径。政府在促进福利多元化发展、要求多元主体承担更多残疾人就业责任的同时，同样需要满足多元责任主体的发展权利，给予残疾人就业多元责任主体本身足够的政策支持与发展帮扶。

积极福利视角下的残疾人就业实现路径

深化政府职能改革。积极福利视角下的残疾人就业，应该通过深化政府职能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在助残就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作用，调动社会、市场、家庭等多元力量共同分担助残就业的福利职能。以多元的社会福利取代单一的国家福利，强调社会福利并非简单的社会支出，而是要将被动恩惠式的事后福利救济，改革为事前预防发展型的福利支持与投资。通过加强政策支持、优化资源配置方法等方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残疾人就业领域，促进多元残疾人就业责任主体协同发展。在福利主体多元化的基础上，实现福利内容与福利目标的多元化，通过多元化的福利手段与福利内容，达到助残就业的专业化目标。政府在深化职能改革上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将残疾人就业服务的相关职能向专业化的助残就业服务机构转移，实现以专业的机构、用专业的方法向残疾人提供更具效率、更高水平的助残服务。最终，深化政府职能改革的目标，是将政府的履职重点聚焦于助残就业的督导职能。

保障机会平等。保障机会平等，既是积极福利视角下促进残疾人就业发展的重要实现路径，更是积极福利政策所努力追求的价值目标。要保障残疾人就业发展机会平等，首先就要消弭社会排斥，促进社会融合。通过积极的福利政策，创建友善、人性、公正的社会环境，完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对话沟通与利益共享机制，提升社会认同感与凝聚力，克服“马太效应”与社会隔阂。其次，促进积极福利多元化发展，通过福利责任主体、热菪问健⒛勘晟柚玫亩嘣化，实现残疾人就业帮扶的系统化、专业化与精准化，提高残疾人社会融入能力，保障残疾人就业发展机遇的平等。最后，“教育是另一种重要的机会，即使在教育对于获得工作来说不是那么重要的情况下，仍然是这样”。保障教育平等，既是实现残疾人平等就业的重要基石，又是机会平等的重要内容，同样更是积极福利视角下保障残疾人就业发展机会平等的重要实现路径。

积极应对风险社会。积极福利思想主张通过积极的福利政策，改善残疾人就业的社会环境，干预残疾人就业市场与残疾人劳动力的形成与可持续再生产，从而积极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积极福利视角下的残疾人就业实现路径，就是要在保持社会活力的同时，通过积极的福利政策，将风险转化为督促残疾人对自我负责、激励残疾人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理想的积极因素。积极的社会福利供给，也不仅限于社会安全网的构筑与基本生活的保障，而是致力于通过积极、进取型的福利供给，为残疾人的就业创造更加优越的发展环境与精准、专业的社会支持。并在坚持权责统一、防控道德风险的基础上，推动福利多元化的发展，通过多元发展型的积极福利供给改革，改变单一经济福利救助型的残疾人就业保障现状，更加注重发挥社会福利的社会投资功能。通过多元化的就业帮扶，提升残疾人应对风险社会的能力，以专业化的方式帮助残疾人应对风云莫测的市场变化。

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积极福利思想认为，只有帮助残疾人紧跟时代步伐、有效回应风险挑战，不断提升自身就业技能与劳动力素质，才能够在公正平等的就业环境中实现残疾人劳动就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积极的残疾人就业福利不再是单纯的失业保障与生活救济，更多强调以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的社会投入。在积极福利视角下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实践观中，残疾人是同样具有社会价值与自我实现能力的特殊社会人力资源。积极福利视角下的残疾人就业，聚焦于残疾人劳动价值属性与相对优势，通过建设“社会投资型国家”，促进残疾人人力资源的开发，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提升残疾人的市场竞争力，最终通过就业，帮助残疾人实现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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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76.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2-0109-03

Abstract： Taking the 2007-2014 panel data of publicly listed enterprises engaging in public services as a sample， the empirical 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on both the economic benefit and social benefit.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diversified operation level of the enterprises exerts prominent positive influence to the economic benefit and the influence to social benefit is different. Diversification could facilitate corporate donation， but could exert little influence to the employment rate.

Key words： public service， enterprise diversification， enterprise revenue

一、引言

经济下行促使企业间竞争加剧，如何提高经济效益是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很多企业为了分散经营风险、提高收益，将多元化经营作为发展战略。这种现象已被众多学者关注，但学者们关于多元化与企业经济效益关系的研究并未取得一致性结论。其中，有学者认为多元化存在折价效应，但在现实中大部分企业依旧选择通过多元化来扩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现象，值得深入思考。特别是，在供给侧改革与美丽中国建设的当下，公用事业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是社会的需要，这促使这类企业面临着经济效益的提升与社会责任担当的更多重任。目前公用事业企业由于存在价格单一性与政策约束性等问题，多元化趋势也显著上升，但其多元化转型能否对其经济效益增长有利？能否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提供更多的社会效益？为了回答这样的问题，本文利用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探讨多元化经营对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影响，弥补该领域实证研究的不足，同时促使公用事业企业健康发展。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一）多元化与企业经济效益

有关企业多元化发展对经济效益的研究，国内外学者由于研究方法和时期不同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Chakrabarti等（2007）研究了东亚企业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指出多数国家的企业绩效与多元化之间呈抑制作用[1]。吴晓波等（2014）以135家中国企业为样本分析表明业务多元化相关性对企业绩效存在积极的影响[2]。本文认为公用事业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也会对其经济效益产生同样的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公用事业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对企业经济效益有正向影响

（二）多元化与企业社会效益

多元化可能会使管理者更谨慎的进行决策，引导管理者注意社会各方面的动向，如改善民众的服务、生活质量及社会环境等。朱永明等（2015）认为有良好的经济效益才能更好的投身于社会效益中[3]。倪昌红等（2013）年结合我国产业实际发展，以制造业为样本，研究表明企业的多元化战略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效益，这种效应能对多方利益相关者带来益处[4]。捐赠作为社会效益的一种体现，是维持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的重要机制[5]。与此同时，袁显朋等（2015）将就业作为分析社会效应的一个层面[6]。公用事业企业实行多元化扩大了其经营范围，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从事新的业务，可能会从社会中吸纳新的劳动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公用事业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对企业捐赠有正向影响

假设2b：公用事业企业的多元化发展对人员就业有正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Wind数据库划分的公用事业企业为数据分析背景，选取2007-2014年数据为初始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与本研究相关但数据缺失的企业；（2）剔除ST类企业；（3）剔除有异常值的企业，得到76家公用事业企业，共计608个有效样本。多元化指标数据主要根据公司年报所披露的分行业收入进行手动整理汇集并计算得出。其他数据主要来源Wind和国泰安数据库，数据处理过程主要使用Stata13.1。

（二）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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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会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将TVET的发展置于人口、劳动力市场、科技进步、气候变化等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背景下进行考量，把其作为经济社会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因素，使其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这是对TVET发展的基本定位。从这一角度出发，未来需要把TVET发展置于更广泛的公共政策视野下，并把其与积极的劳动力市场、健康和社会福利、行业发展、科技及青年政策结合起来，从终身学习、创新性、可持续发展及人类幸福的视角谋划TVET发展。如大会工作文件对于2015年后TVET发展的预期中，重要一点就是，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环境问题及政治和社会变革提出的重大挑战，都意味着TVET政策和规划需要兼具能够适应不同环境的灵活性和可以应对突发事件的抵御能力，增强TVET对于新型发展方式的响应能力。

在发展理念上，将形成更加广阔的职业教育概念

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这一概念是于1999年在第二届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上提出来的，此后就成为国际通用的职业教育概念。但是，随着人们对职业教育赋予更多的职能，本次大会工作报告及多位代表都提出，未来需要进一步调整TVET的概念和范围，从一个更加广泛的角度理解职业教育。如UNESCO助理总干事唐虔指出，为进一步扩大TVET在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需要对TVET的概念形成更加多元化的理解，这包括多元化的目的、多元化的教育机构、多元化的背景和学习者等。这意味着，必须认识到正式、公共的TVET机构只是整个TVET体系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要关注在不同场所进行的技能开发实践。大会工作报告也指出，2015年后需要完善和扩大TVET的概念，以便在培养特定职业所需能力的同时，更加注重关键能力，同时让人们普遍了解TVET包含在多种不同环境下进行的正规、非正规和不正式学习。

在发展目标上，从需求驱动走向积极促进社会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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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的就业服务职能局限在单一的岗位匹配、简单的职业指导。但大多数失业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市场需求的劳动技能，或对自身职业能力缺乏了解，或心理脆弱等，低层次的服务无法满足他们的真正需求。就业服务职能的不完善还体现在地区、群体差别。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就业服务体系非常发达，形成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样化服务体系，能够灵活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就业服务还留有很深的计划烙印，服务僵化，政府垄断，而这些地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贫困人口相对较多，他们迫切的求职需求难以满足。

(二)营利性型服务驱逐非营利的现象普遍

就业服务产品种类繁多，有公益性较强的，也有可营利的。由于这些职能没有得到科学划分，致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在履行职能、财务管理等时无法实行归口管理。一方面在政府财政资金的支持下承担免费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求职服务，另一方面又开展营利性的劳务市场业务。趋利机制使得服务机构更偏好于提供可收费的服务产品，而对难以获利的服务产品不愿提供，即使在政府强制要求下，也不过是聊以塞责而已，服务的质量因而难以得到保证。

(三)管理僵化，政出多门，职能交叉，难以有效协调

公共就业服务的各项职能之间的相关性非常强。例如，短期化的职业介绍往往需要长期持续性的就业计划予以支持，而个性化的求职帮助又会成为进入培训、再培训和创业计划的关键。这需要职能部门密切配合。例如，我国针对下岗职工开展的社区就业服务，创造的岗位涉及规划、城建、卫生、公安、工商、税务、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多个部门，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对这些部门之间的职责界定不清，服务重叠，经常发生矛盾，阻碍了社区就业服务工作的开展。

(四)与私人组织合作能力低，难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供给的竞争性市场

就业服务需求具有多层次、多元化特点。就服务强度来看，有自助服务、一般服务和强化服务；就服务层次来看，有全国性劳动力调配、市场信息的传播和就业政策的解释，也有地方辖区的就业安排和指导；就服务主体来看，有政府行政性就业机构、民间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组织。这样，就业服务格局才能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但是，我国当前的就业服务市场基本还是政府为主导的垄断格局，运行效率低下，同时民间机构力量弱小且不规范，二者难以有效合作，限制了就业服务功效的发挥。

二、制度安排的思路——基于公共品理论的策略选择

从上述问题来看，其症结的根源在于缺乏对公共就业服务内涵的全面、细致的把握。理论认识上的模糊使得制度安排的具体工作难以向纵深发展，阻碍了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成功构建。由此，必须对公共就业服务这一特殊的公共品做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选择制度构建的具体策略。

(一)公共就业服务产品的特性

尽管公共就业服务的制度安排、任务、战略和组织在不同的国家千差万别，但各种职能服务产品却有许多共同的基础。下面以国际劳动组织公认的四项基本职能为支点(如表－1所示)，具体分析服务产品的特性。

1．职业介绍)——职业中介的市场化和个性化服务的公益性同时加强。职业介绍是公共就业服务的最基本职能，目的是为求职者和空缺岗位进行撮合。不管在我国还是西方国家，该职能的特性都经历了一个从政府垄断的纯公共品到多元化供给主体的市场化过程。该职能的市场化表现在互联网技术的载体之下的自助服务的普及。求职者可以利用各种自助设施进行工作的查询而不再过多依赖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人员。对于雇主而言，互联网可以为他们解决最通常的劳动力供给的需要。这些都意味着普通的职业介绍职能弱化，而高质量的职业介绍市场化能力很强，一般由私人职业介绍机构来承担。互联网技术在弱化政府某些职责的同时，针对弱势群体的个性化服务使公益性得以继续体现，这表现在对无法或不能利用自助设施的弱势群体、对不熟悉求职择业的人以及长期失业的人员进行个别辅导。

2．劳动力市场调整计划——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供给。失业的持续增长和劳动力市场的瞬息万变，使岗位匹配、直接创造和维持就业岗位等传统就业服务职能难以满足宏观势态发展的要求。因此，劳动力市场调整计划出现，并在很多国家成为替代职业介绍基本职能的主要职能。目的是利用政府干预的方式对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失衡状况作出调整，创造一种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开发新岗位的环境，以弥补政府在维持现有就业机会、创造持续性岗位中能力的不足。具体调整计划包括求职帮助、培训和教育计划、直接创造工作岗位和工作经验，以及其他各种综合计划。这些纵深领域的服务意味着服务受益群体的分化和范围的缩小，通常以小组甚至是一对一的方式出现。这些调整计划的种类繁多，有公益性较强的服务，也有需要收费的个性化服务，由服务受益群体的不同特性决定。由于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占大多数，需要政府在多元化供给中把持其主导地位。诸如教育和培训一类的服务产品更多是由私人办学机构来提供，因此政府必须与这些机构建立亲密的合作关系，通过外包、特许经营或者“代用券”制度等市场化运作的方式实现与私人机构的合作。

3．管理失业补贴——消极的政府就业政策。失业补贴作为消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公共就业服务需要对其提供三种服务：提供求职帮助或再就业服务；持续资格认证与求职认证；对失业补贴计划的总体管理。为平衡失业补贴的消极作用，帮助领取失业补贴的人员尽快重新就业，需要对其提供求职帮助，如制定求职计划、接受教育培训等，以作为继续领取补贴的条件。这要求失业补贴与其他职能特别是劳动力调整计划密切配合，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至少在补贴管理机构、公共就业服务和地方一级的一站式服务机构之间保持这种关系。

4．开发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政府和私营机构共同参与的竞争。劳动力市场信息开发职能对消除失业是间接性的，但它是自助服务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这也决定了该职能的公益性。这一性质要求公共就业服务从全国范围搜集、加工、解释并劳动力市场信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但对信息的需求也造就了私营市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务提供者，是政府和私营机构共同参与的竞争

(二)公共就业服务中政府职责的界定

对公共就业服务产品性质的分析，初步明确了政府的职责。这些服务的强度随受益群体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要想进一步明确公共就业各项服务的强度和界限，需要对受益群体的特性做详细分析。

公共就业服务的客户群体可以分为六大类：新失业者：长期失业者；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企业富余人员；残疾人、农民工、妇女群体；想提高生活标准的已就业者(如表－2所示)。其中，新失业者是指原本有工作但因技能落后、所在单位关闭或者某些个人因素被抛入失业大军，这些人缺乏渡过失业历程的经验，往往精神沮丧、求职迷茫，公共就业服务需要对其提供小范围的求职帮助，教授求职技巧，提高求职信心，或者提供培训使他们获得新的技能。对长期失业者而言，他们往往经历屡次失业打击，学习能力较差，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再就业障碍，是最难也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需要实行“个案管理方法”，提供特殊就业咨询，制定长期就业扶持计划，进行持续追踪调查。这一职能在很多国家都得到了细致纵深的发展。对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者，通常指应届毕业学生，他们掌握了最新的技能，但由于年轻而缺乏对职业的了解，公共就业服务除了对其提供职业介绍、求职咨询等外，应提供针对学生特点的直接创业计划，使他们尽快融入市场，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富余人员在我国表现为下岗职工群体，他们一般技能落后，年龄较大，知识水平较低，需要接受再培训和教育，掌握新的技能，或者提供创业计划，直接创造就业岗位实现就业。对残疾人、农民工和妇女这些比较特殊的失业群体，需要公共就业服务提供个性化或小组范围的深入咨询和教育培训，提出针对他们自身特点的就业帮助。对想提高生活标准的已就业者，可以通过收费的方式予以提供或完全交由私营机构。

通过表－2的分析，公共就业服务要承担的职责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调整计划中，对于不同群体的服务强度有很大的差别。职业介绍一般通过自助方式实现，受益群体数量和规模也最大，是最低层次的服务；个性化服务或强化服务需要对求职者的技能、能力和兴趣等进行评估，提供有针对，对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很高，需要较高层级的机构配合；这些评估会成为进入培训、再培训和创业计划的关键，而培训一类的最高层级服务需要更高级次的政府机构统一调配，使其能与私人办学机构顺利合作。

三、完善我国公共就业服务制度的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要想成功构建公共就业服务制度，平衡劳动力市场供需失衡的矛盾，降低失业率，实现和谐社会，必须完善这四大职能，并根据各职能的性质改善、调整就业机构的管理运行体制，建立起多层次、多主体、多样化的就业服务制度体系，使公共就业服务的功效得以最大发挥。

(一)完善公共就业服务职能，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就业服务体系

1．建立统一的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为求职者服务。大多数公共就业服务的客户群体所需要的求职帮助可以利用自助服务设施自行完成，互联网的普及使这一职能的价值得以充分体现。瑞典每个月通过互联网进入公共就业服务的人数相当于劳动力总数的6％。自助服务成为最基础、最活跃的服务。新技术的普及要求对该层次的服务建立统一的标准化服务，便于监督管理和高效率服务。统一的标准化服务还体现在一站式服务中心的建立，将求职帮助、就业咨询、职业分配、帮助填写失业保险申领表、教育和培训机会的信息获取等职能整合在同一场所中，确保计划和服务的一体化和综合性，使客户普遍得到服务。

2．为失业者提供一般服务。一般服务是对自助服务的补充和拓展。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弱化了传统的职业中介职能，转向提供更多的就业咨询和指导，诸如组织求职技巧的讲习班、大型职业招聘会、帮助求职者了解自己能力的职业指导、制定失业者连续性的扶持计划等一对一的深入咨询服务等。这些咨询和指导往往与职业匹配服务相结合，同时它也为求职者接受后期的教育和培训提供了指引。培训和教育使缺乏技能的人掌握新的技术，提供的方式有很多，如脱产和教室课程、在岗培训或二者结合，并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随时调整。这些调整计划对帮助失业者提高就业能力、克服再就业障碍，重新融入工作环境效果明显。

3．针对特定群体，提供特殊的强化服务。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劣势群体，包括年龄偏大、知识水平偏低、屡次就业失败的国企下岗职工、缺乏劳动技能的农民工、残疾人、妇女群体，以及因吸毒、酗酒、育婴、债务等个人问题而失业的群体等。对这些群体的就业帮助是公共就业服务公益性的集中体现。针对该群体的特性，需要发展特殊服务。(1)特殊就业咨询。需要针对他们的心理特点提供深入面谈，进行行业测试，推荐职业，甚至陪伴他们面试求职。这需要高素质的工作人员，并与社会救助等服务相配合。(2)培训教育。但因为这些群体的学习能力相对较低，培训教育比较困难，成效不显著。(3)直接创业计划。提供直接的就业岗位通常是针对该群体最直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求职帮助。一般要借助于社区、街道、中小企业等提供一些临时性、短期的岗位，建立非正规就业体系，政府提供必要的财政补贴，甚至直接参与岗位的创造，使该职能成为一项帮助弱势就业群体的基本社会保障“安全网”。

(二)构建合理的公共就业服务管理模式

1．权力下放，建立多中心的就业服务体系。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作为一种专业性、地方性较强的公益机构，应当采取政事分开、自主管理的模式，地方服务机构有自己相对自主的权利，形成在政府委托之下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在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大力开展地方机构，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优势，密切与用工单位的合作关系，根据当地的经济结构、就业结构灵活提供服务。(1)专业性设置。针对不同的服务群体，设置下岗职工再就业中心、进城务工农民就业中心、青年就业中心、临时就业中心等，充分发挥专业化优势。(2)地区性设置。根据不同地区劳动力市场人口密集度、供需状况等设置社区就业服务中心，并采取多元化主体的供给模式，由政府机构、私营组织以及非营利性组织共同参与，充分发挥信息优势，根据辖区劳动力市场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当然，保证这些服务中心之间的交流合作，政府必须承担起统一协调的职能，抵消结构调整对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影响，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2．部门整合，加强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密切合作。实现就业或再就业是一项涉及众多政府职能部门的综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协调，予以充分支持。(1)通过电子政务的建设使政府各职能部门及社会组织实现横向对接，协同开展工作，联动办理业务，使求职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务。(2)建立专业化就业市场，搭建纵向的统一就业体系，使部、省厅及区(县)、街道、社区连接，确保就业政策颁布实施、就业服务开展的连贯性和准确性。

3．打破政府垄断，提供竞争性的就业服务。就业服务领域需求的多样化为私营机构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要求政府必须打破垄断，主动与私营机构合作，建立竞争性的就业服务体系。(1)开发劳动力市场信息；(2)劳动力教育和培训；(3)可以有效监控的服务，如失业保险的管理、失业人员的管理等。可以采取的契约合作模式有外包、市场测试、“代用券制度”，以及纯粹的私有化。政府要根据不同的就业服务公益性强弱，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对公益性较强的服务在外包过程中，政府要予以资金支持，严格监控，保证弱势群体能够免费获得公平、公正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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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展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大量涌入城镇，逐步成为了推动城市化基础建设的主力军。在时代变迁中第二代农民工成为了主力军的主要组成部分，并较父辈形成了更加稳定的城市居住形态。考察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有助于理解我国就业现状如此严峻的成因。尽管，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仍处于低端就业市场，但是，已逐步呈现出对就业环境、待遇等因素的较高需求。在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发育并未完善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的上述就业偏好将极大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因如此，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纳入到了本文的探讨范围。

本文接下来，将分别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途径，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一、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

第二代农民工相比较于父辈，已逐步形成城市生活的习惯。因此，处在城镇就业的第二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城市居住稳定性。得益于父辈早期出外打工的货币收入，其在接受教育程度上普遍高于第一代。从而，这也直接影响了第二代农民工就业的岗位特征。具体而言，其就业特征如下所述：

（一）就业岗位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第一代农民工是伴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而逐步产生的，在劳动力要素市场缺失的情形下，他们大都从事着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的体力工作。在此基础上，诸多第二代农民工在读书期间，要么跟随父母居住在城市，要么在乡下完成自己的学业。这一成长经历，促使第二代农民工在选择岗位时，则突显出灵活、多元化的特征。随着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向农民工覆盖，以及劳动力市场逐步规范，便从客观因素上推动了第二代农民工多元化就业的趋势。

（二）就业理念呈现出高级化趋势

就业理念呈现出高级化趋势体现在：（1）第二代农民工更加关注岗位的发展前景；（2）更加关注岗位的工作环境，以及工资收入水平；（3）已经产生了有意识的职业规划行为。因此，他们与城镇同龄劳动了相比较，除了缺少城镇户籍之外，其它的区别并不明显。特别指出，目前农村的新型保障制度和其它优惠政策，使他们减少了加入城市户籍的意愿。

二、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

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应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配来完成。然而，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发现，上述方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一般而言，其就业渠道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方式：

（一）跟随父母的就业途径

其父母或称为“第一代农民工”，通过多年的外出打工已逐渐形成了，具有资产专用性的技能以及就业区域。他们的子女若长期跟随其身边，或是在老家接受完初中层次教育后，便在父母的影响下进入就业领域。由于，第二代农民工具有比父母更高的文化水平，在就业区域、岗位选择上都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经过一定时期的就业磨合期，第二代农民工往往在原有就业基础上，展开更高级职位的寻找。

（二）跟随老乡的就业途径

跟随老乡就业的途径，不仅源于企业方的用工需求，即，春节前委托企业员工回老家招聘员工；同时，也是农耕文化所形成的传统。跟随老乡进入就业渠道，往往存在较强的岗位忠诚度。在以乡亲为纽带的非正式组织中，组织内的领头人在就业导向上为其他组员产生着极强的示范作用。也许正因如此，领头人的岗位忠诚度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那些第二代农民工。

三、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在对第二代农民工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考察时，须将劳动力市场区分为：劳动力要素市场、劳动力岗位。通过上文的阐述，这两者所反映的特点是不同的。

（一）对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影响

劳动力要素市场作为为企业、家庭户提供就业信息的中介，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逐步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第二代农民工大都未通过劳动力要素市场进入就业岗位。不难理解，在城市劳动力就业中心这类中介中，大量充斥着的劳动力主要呈现为：大学生、其他城市人口。

（二）对劳动岗位的影响

对于劳动岗位的影响则是深刻的。由于受到不同就业环境的参照影响，第二代农民工相比较城市劳动力，具有更强的岗位满足感。这一满足感通过：较高的岗位忠诚度、较低的工资接受意愿体现出来。在此背景下，企业必然乐于招聘第二代农民工。但是，他们的就业仍处于低端层次，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内，因此，在中、高端就业岗位还未形成实质性影响。

可以预测，随着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平衡，大量第二代农民工将反乡寻找工作。这样一来，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环境会得到改善。

具体到本企业而言，在不久的将来，以“环境相对较差、劳动强度相对较大、工作内容相对简单、劳动报酬相对较低”为主要特征的两种用工形式，即劳务承包、劳务派遣将面临挑战。挑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成本的上升，二是部分岗位较难招人。因此，企业应尽早制定对策，一方面通过装备、工艺升级改造来减少用工、改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不断根据市场形势调整薪酬水平，确保用工稳定。

四、小结

在我国整体劳动力市场发育并未完善的背景下，第二代农民工的上述就业偏好将极大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应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调配来完成。然而，考察第二代农民工的就业渠道发现，上述方式并不占主要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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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人力资本投资利用机制

人类发展的历史越来越来清楚地表明，对未来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将不再是物质资本的丰脊而是人力资源存量的多少及其效用的发挥。人力资源开发涉及人力资本的投资与人才的使用。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化就是要探讨人力资本多元化投资的渠道与流动开放的人才使用机制。

一、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化

开发人力资源需要投资，任何投资都要讲回报，这就涉及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化要倡导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确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开发原则，确保劳动力市场主体的产权。

1.人力资本投资的多元化

“人力资本”是西方教育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由1979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提出。他指出，“人们获得的有用的技能和知识是一种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慎重投资的结果，这种结果同其它人力投资结合一起，是造成技术先进国家生产优势的重要原因”，“这种新型资本比特定的旧式资本更有效，教育（包括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主要是一项投资活动，是一种创造资本的方法……国民收入增长中很大一部分，指现实经济增长中实际增长率大大高于总投入增长的那一部分，可以归根于这种资本的形成。”

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明显低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皱至庄教授等人的实证分析，中国个人教育投资收益率在城镇及农村分别为3.29%和4.12%，总体教育收益率为3.34%，其中男性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分别为2.78%和4.46%，远远低于台湾地区的8.4%和16.1%。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是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的关键环节。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仅仅靠国家行不行?不行。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就必须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由政府主体向投资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方向转变。既要保证政府投资持续增加，又要更多地吸引企业和个人的投入。而建立以政府投资为基础、以个人和企业投资为主体，各有重点、相互配合、良性互动的投资体系，是实现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化的有效途径。

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公共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不可缺少的。人力资本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政府参与投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个人或企业的投资成本和风险。同时，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有较强的外部性，从而个人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同公共需求之间常常存在一定的差距，往往造成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的状况，缺少政府投资时，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数量达不到社会所需的最佳状态。发挥政府投资人力资本的基础作用，是调动个人和企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基础。政府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创造整个社会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条件，弥补个人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引导和规范个人和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

调动个人和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关键在于建立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机制，使个人和企业投资能够得到收益。(1)要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使个人或企业的知识创新、科技发明、新产品开发所带来的效益归企业和个人所有，防止不投资但通过非法手段受益的情况出现。(2)要建立风险投资机制，通过风险基金来鼓励风险投资。只有在人力资本与高科技投资收益社会化的基础上实现风险社会化，才能调动社会力量来发展人力资本与高科技投资。(3)要通过收入分配制度领域的创新来鼓励个人与企业扩大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入股、管理者和科技人员股票期权制等，是一些地区已经出现的有益的尝试。

2.明晰劳动力市场主体的产权

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是指劳动力的供需双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只有劳动者拥有对自身劳动力的产权和用人单位拥有作为法人主体的法人财产权，才能使劳动者真正享有自主择业权和用人单位用人自，从而保证劳动力交易双方能够真正按照市场规则达成公平交易。

明晰双方的产权，涉及人力资本产权的归属问题。人力资本产权是关于人力资本的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一组权利的总和。资本的所有权归投资者所有，并且凭资本的所有权获得资本的收益权。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常常是多元的，人力资本承载者往往要与其他人力资本投资者瓜分人力资本所有权。如果人力资本的所有权界定不清，就会直接影响人力资本的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行使，也会影响到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积极性。因此，应正确界定人力资本各投资主体的产权，兼顾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与回报的合理机制。以契约作为主要形式，利用“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以投资数额和服务年限等为基本依据，以此来界定人力资本产权。从而，改善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环境，避免“挖墙角”式的不正当人才竞争。

3.市场化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无论实物形态的资本还是科学进步都不能解释生产力提高的全部原因，只有人获得的能力才是生产力提高的至关重要的源泉。人类对自身的投资在不断地增长，但按照传统的经济观点看,这属于社会消费的范畴,而只有把这些开支看作是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这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教育体制,确立人力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新观念以及相应的对策。

今后不应再把我国的教育培训等看作是一种消费社会资源的事业，而要把它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特殊的产业。这一特殊产业的任务和作用，就是充分开发我国极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人力资本，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要素。

多年来，我们在强调教育培训，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时，往往从宣传鼓动角度下功夫多，从经济体制和经济利益关系上出新思路与新措施少。落实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推动人力资本积累，不仅要靠思想动员，更要靠调整经济利益关系。而人力资源投资主体的产权界定与收益分配的合理化，只有在市场化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运作秩序不规范的问题，是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政府在制定市场规则、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以及财政、税收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化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等因素。要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逐步提高，真实反映人力资本的收益高于物质资本收益的客观关系。人力资源开发需要利用市场机制，而市场的培育发展以及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市场功能的发挥，则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协调引导。要把这两方面的功能有效地运用起来，以迎接我们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二、人才流动使用的社会化

我国目前劳动力流动存在不少制度障碍。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更换工作的频率也越来越快，而新

工作主要是靠“托人”找到的。与老一辈人相比，中国的年轻人正在越来越快地变换着职业，平均5年换一次工作。日本是世界上公认的一个人才流动率非常低的国家，其平均每一个就业者换工作的次数达到了将近4次。我国城镇就业人口的流动频率只有2.3次，这表明每个劳动力平均流动的次数还不多。调查还显示，靠“政府安置”实现就业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但与此同时，通过正规“劳动力市场中介服务”来获得工作的比例也并不很高。通过个人的关系网络，也就是“托人”来实现就业的比例占到了一半以上。这表明，培育发达的劳动力市场在我国已很紧迫。为适应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所带来的就业形势改善的需要，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促进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我们应树立双赢的市场竞争观念，允许和鼓励人才依法有序地流动，保护人才在流动中可能丧失的权益。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才大市场，是人才市场发展的方向，也是人才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

1.清除体制障碍，推进劳动力结构性转移

我国的人力资源开发，不能忽视占全国总人口70%的农村人力资源。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需要认真解决的大问题。我国现有农村劳动力总量约4.5亿，占社会劳动总量的74%左右，抽样显示，当前农村每个劳动力每年的劳动时间不超过100天，其中约有40%的农民存在隐性失业。因此，应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户籍制度及相关制度进行改革，逐步给进城农民在就业、生活等方面以“市民待遇”。即使考虑城镇就业压力而不得不进行就业调控，也只能利用市场机制而非行政性手段及歧视性政策。

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也应尽快通过制度创新加以排除。具体途径，一是要使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尽快覆盖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大力规范非国有部门在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及劳动报酬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劳动者的权益，解除国有部门劳动力向非国有部门转移的后顾之忧。二是要对国有部门职工过去的劳动贡献实施合理补偿。近年来不少地方和企业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应尽快总结经验教训，出台统一的补偿办法。

不同行业间的就业结构矛盾，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是难以解决的，必须发挥政府和社会的作用，强化信息、职业培训、职业介绍等就业服务。基本就业信息、政策指导等应由各级政府无偿提供服务；职业介绍与培训服务等，可考虑结合政府机构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以现有的社团组织和有关事业单位为基础，通过政府政策支持，培育非营利性的职业介绍及培训体系。

2.人才柔性流动将成为主要方式

所谓人才“柔性流动”，是由过去人才流动中重视工作调动、户口迁入、档案调进及举家迁移等方式，转变为以人、知识、创新成果等为核心，寻求合作，注重知识与技术成果转化的流动形式，谋求科技创新尽快商品化及人才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因此，人才流动速度加快，频率增高，创新效益更利于充分发挥。例如上海为适应人才“柔性流动”特点，推出办理工作寄住证、暂住证等新举措，吸引国外留学人才、短期来华国外专家，在上海进行科技成果合作。人才“柔性流动”愈来愈被科技界与企业界所认同。而吸引和留住“柔性流动”人才，是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社会大环境外，企业还应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机制，建立技术创新项目与产品效益激励、鼓励科技进入企业产权、改善软硬件条件和协同创新运行等制度，以求人才“柔性流动”产生蓄水池效应，推进企业的快速发展。

从生产、管理的柔性化到人才流动的柔性化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某种象征。柔性流动是人才政策的一种创举，它突破了传统的户籍管理、国籍问题等种种政策难点，使人才资源得以更合理的配置。

3.市场配置是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前提条件

现代经济的开放性和劳动分工的细化决定了劳动更换、职能变动的必然性和人力资源的全面流动性，完整的市场系统不能缺少劳动力市场，因此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力资源实现自由流动和合理组合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市场配置机制的作用下，企业拥有用人自，才能根据生产需要，灵活调剂和使用劳动力，实现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也只有在市场配置机制作用下，劳动者拥有自主择业权，才可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志愿、专业、选择能发挥自己才能、获得满意报酬的就业岗位，充分激发劳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的最佳组合。人才富于创新精神和工作热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选用人才。提高人力资源开发及管理的社会化程度，就必须打破户籍、单位、行政区域的传统障碍，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流动。用人与择业完全通过劳动力市场来调节。在这种竞争机制下，就业者时刻面临生存压力，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积极进取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4.建立健全人才流动的法制体系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就业将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因此，劳资关系和劳工利益保护将成为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争议的内容，将由主要表现为劳动安全、工薪保障、社会保险金的缴付等，向因专门人才流动而引起的知识产权、商业技术秘密、客户资源的流失、劳动合同的履行、人才培训费用的支付、社会保障金的转移等转变。目前我国用来规范劳动力市场和调节处理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不仅数量上不足，而且相关内容也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在一些领域，如国有部门工资分配等方面，计划色彩仍然很浓；符合市场体制要求，涉及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及仲裁的法律法规不规范、不完善，与国际惯例有较大差距；同时，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或不公平执法等问题也相当突出。

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必须尽快由直接实施就业安置和就业管理转向依法对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劳资关系进行规范、协调和监督。一是要全面转变观念，明确角色定位；二是要加快立法步伐，尽快填补有关法律空白，尽快调整修正不符合国际惯例或不符合新形势要求的法规。三是要在全面提高执法队伍素质的基础上加大执法力度，改进监管方式、方法。在劳动力市场管理上我们必须要尽力做到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劳动监察管理必须按照国际惯例严格依法行政、依法监管，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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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412.6；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4-0030-06

一、引言

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民阶层在制度结构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分化（万能等，2009）[1]，不再是单一的同质性群体。农民分化的形式是职业分化，本质是经济分化（刘洪仁等，2005；许恒周等，2011）[2][3]。职业分化的研究以陆学艺（1989；1990）[4][5]的“阶层论”最具代表性，他按照职业差别把我国农民群体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八个阶层。经济分化也被广泛研究，主要是根据收入标准、收入来源结构、经济与就业状况等对农民群体进行划分（林坚等，2006；陈柏峰，2009；陈会广等，2010；贺雪峰，2010；张立军等）[6][7][8][9][10]。

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阶层主要发生过两次大的分化：第一次是在家庭承包制实施以后，农民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形式为主向乡镇企业流动；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农民以“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形式为主向城市流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立的阶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约有1 500万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人口城镇化率由1982年的20.9%提高到2010年的49.7%。农民阶层快速分化，伴随而来的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演变，以及农村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深入分析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才能在宏观上准确把握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才能有效预见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因而对稳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

（一）多元性

多元性是我国农民阶层分化最基本的特点。改革初期，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获得经营自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村劳动力剩余凸显，迫切需要向农外转移。此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人口迁移限制政策松动，市场化用工制度和多种所有制企业形式被采用，使我国农民阶层空前浩荡地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扩散，逐步形成了农民阶层在职业属性和收入来源上的多元化特征，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职业属性多元化。从表1可以看到，乡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乡村就业人员的比重由1978年的92.4%下降至2010年的67.4%，这是农民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表征。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往乡镇企业、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转移。1978―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由2 827万人上升至15 893万人，比重由9.2%上升至38.4%；1990―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在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由113万人上升至3 347万人，比重由0.2%上升至8.1%；同期个体经济就业人数由1 491万人上升至2 540万人，比重由3.1%上升至6.1%。另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往城镇转移，就业于不同行业和工种。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的监测数据，2010年流动人口中40.4%在私营企业，33.5%在个体工商户，12.6%在“三资”企业；39.6%从事制造业，17.9%从事批发零售业、10%从事住宿餐饮业、8.8%从事社会服务业、5.8%从事建筑业。

第二，收入来源多元化。随着职业属性的多元化，农民群体的收入来源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前农民阶层的收入途径比较单一，主要源自农业，改革开放以后，农外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且渠道多样。我们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来源结构为例进行考察。从表2可以看到，1990―2010年，农业领域的经营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占比由84.6%下降至74.1%，年均下降0.7%；而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文教卫生业等领域的经营收入年均增长率均大于农业，所占比重也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由3.1%上升至8.0%，年均增长4.8%，工业由2.3%上升至4.0%，年均增长2.9%，文教卫生业收入占比近10年年均增长4.7%。

（二）不彻底性

我国农民阶层的分化并非一次性到位，而是分阶段逐步推进；以职业为基础的分化并没有完全实现，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进城农民多数没能转为城市居民，而是奔波于城乡之间，被称为“农民工”。这些构成了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不彻底性特征，具体体现在：

第一，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我国农民的分化过程包括职业转移、地域迁移和身份变更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顺次展开、依序递进。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我国农民分化的阶段过渡充满艰辛。例如，部分农民进城后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稳定，经常流动，频繁更业，使他们无法顺利完成职业转移；多数进城农民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或无力支付昂贵的房租，只能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居住环境甚至差于农村，进城农民并没有真正完成生活空间的地域迁移；由于从事职业、居住环境、生活质量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负面特征，进城农民被边缘化，饱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缺乏社会认同，社会身份变更困难重重。

第二，分化职业的不稳定性。我国农村社会分工水平较低，非农就业机会仍显不足，农民非农化的职业分化还没有达到比较稳定的程度，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多数农民农忙时参加农业劳动，农闲时参加非农劳动。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参加非农化劳动的时间较过去已明显增多。有的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多年，由于考虑到非农职业的不稳定性，仍然在农村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增加从事非农化职业的保险系数。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10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20.8%的农民工有返回户籍所在县（市、区）就业的打算，在当地居住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打算返乡的人数比例高达24.8%，有73.9%的农民工不愿意“农转非”。

第三，分化身份的不完全性。完成职业转移的农民尚未完全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例如，已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在其他经济单位从业的农民，在户籍所在村凭“成员权”资格坐享一份集体经济收益；相当一部分非农劳动者保留着承包地，以各种方式从事着部分农业劳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户籍仍然在农村，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有的农民即使早已不务农，甚至没有土地，但依然是农民身份，未能完成市民化。从表3可以看到，我国农业户籍人口从1978年的81 029万人增加到2009年883 60的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84.2%下降到66.2%，年均减少0.8%，但是乡村人口从1978年的79 014万人减少到2009年的71 288万人，比重从82.1%下降到53.4%，年均减少1.4%，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快于农业户籍人口；同理发现，非农业户籍人口增加的速度慢于城镇人口，说明有一部分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口并没有改变户籍，完成市民化。

（三）非均衡性

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以及农民分化的多元性特点，导致农民分化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化的区域非均衡。首先，农民分化程度在地域上呈现差异。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发达，是吸纳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成为非农劳动力的输出地，农民阶层的分化程度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渐弱的状况。例如，我国非农阶层的总人口约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45%，西部地区云南省的非农阶层总人口比例不到30%，两者相差15个百分点；若与东部农村相比，差距会在1倍以上。其次，农民分化所从事的非农产业在地域上呈现差异。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统计了2010年各地区流动人口的行业分布，西部地区制造业、建筑业的流动人口分布比例分别为44.3%和8.2%，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流动人口的分布比例分别为26.9%和9.1%，高于中、西部地区。再次，农民分化后的收入分配在地域上呈现差异。同样来自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的数据显示，在各地区流动人口的收入分配上，东部地区人均月工资为2 600元，中部为2 363元，西部为2 142元，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

第二，分化的城乡非均衡。首先，农民分化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扩大。1978―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至5 919.0元，增长了44.3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人增长至19 109.4元/人，增长55.6倍；城乡收入比从2.6∶1上升到3.2∶1。其次，农民分化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地域性。从表4可以看到，北京、上海城乡收入比最小，为2.3∶1，云南城乡收入比最大，为4.3∶1；与1997年相比，2008年收入比累计上升幅度中，云南最小，仅5.7%，上海最大，达到45.8%。此外，东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2.3∶1～2.7∶1，中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2.7∶1～2.9∶1，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3.2∶1～4.3∶1，东、中部地区低于2008年全国平均水平（3.3∶1），西部地区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比升幅方面，东部地区平均为28.2%，中部地区平均为32.5%，西部地区平均为19.3%。

第三，分化的内部非均衡。首先，分化农民在收入水平上呈现差异。如表5所示，城区农户劳均纯收入最高，兼业农户次之，纯农户最少；经计算，1984―2000年，纯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6.0%，兼业农户为6.4%，城区农户为7.8%。换个角度看，如表6所示，2010年我国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与消费支出分别为1 869.8元和2 535.4元，中等收入户为5 221.7元和3 963.8元，高收入户为14 049.7元和8 190.4元，高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是低收入户的7.5倍和3.2倍。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呈递减趋势。其次，农民工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呈现差异。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统计，2010年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较低，约2 000元，金融保险地产业、仓储与交通运输业和电煤水生产供应业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较高，约3 000元；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较高，达到2 339.4元，中、西部地区较低，分别为1 976.2元、1 983.6元。

三、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

（一）农民工阶层固化

农民工是在城镇从事非农劳动，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对更高收入的追求，促使大量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镇就业，但他们不能享受附着在城镇户口上的各种经济社会权利，“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立的阶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 542万人，2009年为22 978万人，2010年为24 223万人，2011年达到25 278万人，2011年农民工数量是2008年的1.1倍，年均增长率为3.9%；从逐年增长率来看，2009年为1.9%，2010年最高，达到5.4%，2011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2009年，为4.4%。

在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并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指出，2009年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达到8 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比较注重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并且，据调查近9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随着农民工内部代际更替，农民工阶层将会越来越脱离农村和农业，越来越融入城市和非农产业。

（二）进城农民市民化

由于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滞后，农民工仍是农民“身份”，没有真正转为市民。然而，农民分化的过程是要最终实现社会身份的彻底改变，因此农民工阶层的沉淀只是农民分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是今后主要发展趋势。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多地少。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无法在城市定居，成为城乡“两栖人口”。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局面；目前我国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仅仅是帮助农民就业和增收，或者保护“农民工”权益，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人进城后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因此，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年多市民化1 000万人口（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可见，进城农民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对中长期人口流动迁移和城镇化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指出：201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9.7%，未来20年，城镇化将以较快的速度推进；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未来10年累计需转移农村人口1亿以上。如此庞大的进城农民，市民化进程将任重而道远。

（三）农村居民结构异化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进城农民市民化，乡村人口比重将会持续下降，农村居民结构也将逐渐发生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农村家庭在收入和地区分布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等方面将会存在差异。

第一，农村家庭在收入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会存在差异。从表7可以看出，2009年，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每户常住人口和劳动力逐渐减少，与2002年相比，户均常住人口有所减少，劳动力有所增加；劳动力文化程度方面，较高收入户主要是高中及以上学历，较低收入户主要是初中及以下水平，与2002年相比，高中及以上学历比重明显提升，尤其是大专及以上水平；经营耕地面积方面，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人均亩数逐渐增加，与2002年相比，较高收入户的人均亩数增加明显；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支出与2002年相比，高收入户均增长2倍以上。可以预测，随着农民分化进程的推进，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家庭结构差异将愈加明显。

第二，农村家庭在地区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会存在差异。如表8所示，2009年，从东部到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和劳动力逐渐增加，而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户均常住人口有所减少，劳动力有所增加；劳动力文化程度方面，东、中部地区主要是初中及以上学历，西部地区主要是初中及以下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初中及以上学历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尤其是大专及以上水平；经营耕地面积方面，中、西部地区人均亩数高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增加了0.3亩/人；家庭总收入和总支出方面，从东部到西部地区逐渐递减，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总收入与总支出分别增长1.6倍和2.1倍。同样可以预见，随着农民分化进程的推进，不同地区的农村家庭结构差异会逐渐扩大。

四、结论与思考

改革以来，我国农民阶层出现了分化。这使得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社会问题日益复杂。深入分析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有利于宏观把握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预见农民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包括多元性、不彻底性和非均衡性。其中，多元性表现为农民就业在单位性质、行业分布、职业类型和收入来源等方面的多元化，不彻底性体现在农民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所从事的职业不稳定及农民分化身份的不完全性，非均衡性具体指农民分化在区域、城乡和内部之间的失衡。农民工阶层凝固化、进城农民市民化及农村居民结构异化是我国农民分化的发展趋势。需要指出的是，进城农民市民化是农民分化最主要的发展趋势，但并不是所有农村居民都要市民化，已进城的农民也不是全部要市民化，他们可能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而退出城市；农村居民结构异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农民分化的必然结果，是城乡共享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

农民阶层分化是我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它为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能，具有积极意义，但农民分化所附带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诸如，农民分化过程中职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及非均衡发展是否会拉大农民的收入差距，增加农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农民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所引发的职业不稳定及社会身份的不完全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冲突和整合问题，届时社会和经济权利的配置又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农民内部阶层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使得他们的利益诉求不一致，那么是否会对农村社会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大量农民外出进城打工，是否会影响到农业生产，进而产生严重的空心村现象和空巢家庭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掌握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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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我国人造板出口的一大优势是价格，而这次金融危机也为我国人造板行业的价格优势带来了挑战。这主要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美国的次贷危机给我国人民币升值造成巨大压力，美元资本大量进入我国市场；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引起了原材料、劳动力等成本大幅上升，而使得劳动力密集型的人造板成本趋于上升。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竞争中，我国的人造板出口价格优势就渐渐失去了，我国的人造板出口市场份额也渐渐缩减。

2.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上升

金融危机在打击欧美等发达国家投资、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为这些国家人造板相关企业的生产带来巨大冲击。数据表明，美国许多地区地板分销商或通过申请破产保护，或宣布关闭业务。在此背景下，欧美等国会采取更频繁的贸易保护政策，通过反倾销、反补贴等方式对我国人造板出口企业造成压力。这种贸易保护主义的上升将进一步加深金融危机对我国人造板行业的不利影响。

3.人造板节能减排标准提高

虽然总体看来我国人造板行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较明显，但在行业内部这种影响却分布不均。那些低产能、高能耗的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而高产能、低能耗、重视节能减排的企业销量却影响较小。这也说明国际市场对人造板行业节能减排的标准日益提高，一些行业内投资者也认识到，以往传统的靠增加投入和劳动力的做法已不可行，只有单线生产能力的提高才能实现降低能耗和生产成本的多重目标。与此同时，我国人造板机械化标准技术委员会也在2009年对各项排污标准进行了修订，将原先标准提高了许多，未来人造板在节能减排的发展方向由此也可以管窥一侧。

二、中国人造板的发展方向

1.多元化出口市场

如前所述，我国人造板市场集中于欧美等发达国家，抗风险能力较弱。要实现人造板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多元化出口市场，积极开辟新性消费市场；同时，优化出口结构，增加高端产品出口，淘汰低产能出口企业。

2.人造板产业升级

金融危机是中国人造板行业升级换代的一个机遇。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许多人造板企业已经看到技术创新和节能减排对人造板的竞争的重要性，国家也提高可相应的技术和环境标准，未来人造板的发展方向必将是高附加值、低能耗、高技术含量的升级型产业。

3.人造板产业转移

人造板也会经历一个产业转移的过程，主要是地域上的转移，这主要是由于传统人造板产地的劳动力、原材料等价格不断上涨削弱了我国人造板行业价格优势，人造板行业未来会向成本更低廉的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东部和南部将主要作为研发和管理中心。这种产业转移也是人造板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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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城镇作为县域经济的载体，具有强大的经济扩散的功能。

（1）小城镇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有8亿人生活在农村，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人地矛盾突出，同时也说明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1978～1998年，小城镇镇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经由5.5%上升到13.6%；小城镇镇区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已经有30.7%上升到44.7%。到1999年，小城镇吸纳的劳动力已达8000玩人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1997-2000年对全国6.6万农户的抽样调查，1999年在跨省流动的劳动中，进入小城镇的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97年为26.3%，1999年、2000年分别提高到30.9%和31.21%。我国目前仍然有2亿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中城市自身的就业形势已经十分紧张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而小城镇由于离农村近，农民如果在就近的城镇进行转移，可以节约大量交通成本，加之小城镇的消费较大中城市偏低，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是解决就业实现收入多元化的最佳途径。而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技能、素质方面水平偏低，他们主要从事的是乡镇企业的基本工作，同时，对第三产业的就业也有巨大的潜力。

（2）小城镇是推进县域城镇化的现实基础。我国幅员辽阔，农村人口基数大， 长的过程，同时兼有多元化的特征。与特定区域的发展阶段、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区位优势、人口规模、市场潜力、资源状况相对应，城镇无论大小都在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自己的功能和作用。大型或中型城市聚集了国家主要的经济社会资源，是国际竞争的主要参与者，主导着国民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和多层次性决定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必定会经历一个漫而小城镇作为从农村发展而来的城市体系中的最基本单元，交通较农村地域方便，同时具备一定规模的基础设施，是链接大城市和农村的桥梁。

虽然我国一直强调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县制特大城市的发展。但是由于大中城市的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更加成熟，更有效率，大中城市的发展往往非常迅速且一帆风顺，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该突出大中城市而忽略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小城镇的健康发展才是由点及面的深层次覆盖，因此不能否定小城镇发展的现实意义和独特作用。从现实的角度看，社会经济活动不可能全部集中在打中城市，因为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层次不同以及区域经济实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大部分人不可能进入大中城市生活和就业，这就说明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虽然小城镇在社会经济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等角度来说并不是城市化的最优形式，但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来说却最具有配套性和可操作性。由于小城镇连接着大中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这种特殊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推动城市化最为现实的途径，同时也是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最相匹配的城市化形式。同时，小城镇的迅速崛起于大中城市的发展并不矛盾，随着小城镇的不断发展，一部分小城镇必然会逐步发展成大中型城市，也就是说，小城镇是大中城市发展的起点。

（3）小城镇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就业机会。我国县域经济的现状是：第一产业仍占主导地位，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并且农业资源的优势并没有通过第二、三产业体现出来转化为经济优势。结构调整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产业结构不清晰的根本原因是工业化、市场化和县域城镇化的水平较低。现阶段，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是提升县域城镇化、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唯有抓住这个关键环节，县域经济才可能顺利地进行结构调整和优化。

城镇化进程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脱离农业进入小城镇，这影响了农村家庭的劳动力构成和耕地配置问题，这种变化不但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间接影响到农业结构的调整、新技术的普及、等，有助于农业产业化的推进。乡镇企业逐步向小城镇集中，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了企业间的互助与合作，是企业获得了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的效应，从而增强企业竞争力，有助于特色县域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分工合作的同时，减少了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费用。同时，小城镇的发展改变了农村居民分散居住的情况，打破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扩大第三产业的需求，增加城镇的劳动力供给。

（4）农村城镇化建设有利于拉动内需，开拓农村市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出口和内需“三驾马车”，而从世界经济的波动来看，经济稳定发展最重要的是靠内需。我国80%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域，由于居住分散，收入水平有限，消费观念滞后以及半自给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对商品的需求较低，极大阻碍了农村市场的开拓。而农村小城镇的发展使农民聚集到城镇，离开了原来的土地和过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能够极大地带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有力拉动内需。

小城镇建设使农民摆脱了土地，收入实现多元化，收入水平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同时由于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减少了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数量，客观上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均土地，有利于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生产，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最开拓农村市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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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jcnkizgsc201643198

乡村是一个区域概念，是指城镇以外的其他区域，包含集镇或农村。在乡村这个区域系统内包含着经济、文化、生态等丰富内容。而我国乡村建设发展相对城市而言，发展速度缓慢且不平衡，乡村建设仍缺乏统一的合理规划，乡村建设发展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面临许多挑战。

1我国乡村建设发展的SWOT分析

11乡村建设发展的内在优势（S）

111农业经济呈现多元化

工业和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其经济效益逐渐影响传统农业的分化，农业生产开始由传统的“精耕细作”向规模化、机械化转变，由单一的种植、养殖农业经济演变成向产前、产中、产后多产业部门共同发展的多元化经济。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农业产业经济的多元化助推了农村经济的增长，农民收入得到显著提高。

112农民自身有了发展诉求

乡村经济向第二、第三产业并进，“乡镇企业”不断出现，扩大了对各种类型的农业技术型人才的需求。同时，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农村地区自主创业，确保农村经济的有序运行。此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使农村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倾向，农民逐渐冲破了传统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重新树立了创新、进取、理性、开放的新思维，对农村环境、居住条件有了新要求，迫切希望改变农村现状，农民自身对发展农村有新的诉求。

113乡村地区资源禀赋优势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乡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资源丰富，这也有利于向乡镇企业输送劳动力资源，优化乡村经济产业结构，带动乡村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乡村地区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丰富，传统文化厚重，开发潜力巨大，可以发挥自然山水风光优势和乡村文化特色，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农业，实现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带动农民增收。

12乡村建设发展的内在不足（W）

121乡村基础设施仍然薄弱

在国家政策支持和资金的投入下，乡村基础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但点少面窄，没有全面铺开，且地域差距大，大部分乡村仍然基础设施薄弱，特别在自来饮用水供给、污水处理、文化、卫生服务设施等方面，成为制约乡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田水利建设、乡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乡村公路建设、乡村能源建设、乡村邮政设施建设、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建设等都有待进一步加强，与全国的发展水平差距日益增大。

122乡村建设缺乏合理规划

目前，我国大多数乡村建设基本上处于农民自由无序的发展状态，村民往往将房屋建在交通干道旁，追求向城市看齐，不求特色、盲目攀比，随意性较大。导致村落景观布局混乱，空心村凸现，乡村建设处于缺乏合理规划的状态。另一方面，现代建筑方式逐渐取代乡村地区的传统住宅，一些地区甚至照搬城市的建设模式，在大片传统农宅重建的同时，一些见证了乡村兴衰历史的古建筑却因为缺乏保护而逐渐衰败，甚至破坏，致使乡村景观的特色渐渐消失。

123乡村建设资金筹措困难

长期以来，乡村经济相对落后，家庭负担大，乡村人口受教育水平较低，使乡村人口素质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文化水平。而有一技之长或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又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加剧了乡村农民素质低的现状，导致农民收入增长也受到一定限制。在乡村地区农户之间独立分散经营，农业带来的收入有限，农民本身贫困，想要自筹资金发展乡村经济存在很大困难。

13乡村建设发展的外部机遇（0）

131国家政策的支持

21世纪以来，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可以给予乡村地区更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用于扩大就业、增长收入，为乡村经济社会建设发展创造了更好的环境。为了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有效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仅2016年国家就颁布了52项农业优惠政策措施，包括r业支持保护补贴政策、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政策、种植业结构调整政策、推进现代种业发展支持政策等。

132农业科技革命的推动

世界农业科技革命来势凶猛，以科技为主导的现代化农业正在提质加速，未来农业的发展必然走农业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农业科技的迅速发展成为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外，国内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聚集了一批农业科研力量，在多年的农业实践中，研发、推广和储备了一大批先进适用的农业科技成果，为促进乡村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133统筹城乡发展全面铺开

统筹城乡发展，就是要更加注重农村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城市化伴随的工业化、商业化，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巨大的就业市场，有利于乡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转移，而且也为他们提供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掌握现代技术、商业信息的机会。许多农民在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乡村，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信息和资本，成为致富的能手，带领村民致富，为乡村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14乡村建设发展的外在威胁（T）

141农产品市场竞争压力加大

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世界农产品市场供应相对宽松，而经济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国家不断地放开了市场，同时也逐步地减少了对国内农产品出口的补贴和保护，农产品的进口市场关税将继续下降。我国农产品正面临国内外市场上双重挑战。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乡村地区土地分散经营，没有产生规模化经营，专业化水平较低，更多的是依赖资本和物资的投入。此外，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使农业发展更加处于不利地位，以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142乡村经济发展重工商轻农业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对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带动效应明显。但在发展过程中，更看重工商业的比重，有些地方甚至急于推进工业化，盲目招商引资，引进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的淘汰项目，导致大量农业耕地被占用，造成乡村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乡村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日益短缺，这与实现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协调发展相背而驰。另一方面，城市的吸引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许多农民放弃了原来微薄收入的耕地，导致乡村地区出现大面积荒田、荒地、荒山现象。

143城乡差距扩大激化了社会矛盾

统筹城乡发展正在不断升温，而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体系愈加明显，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的高速发展加剧了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和其他资源的汲取，给我们所呈现的是欣欣向荣的城市高楼景象和逐渐凋谢的空心村。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市土地资源紧张，房价不断上涨，而源源不断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和城市底层收入的人口都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滞后发展，农村人才和资源的流失现象，更限制了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2乡村建设发展的几点建议

21发展科技支持现代农业

发展现代农业，形成科技引领和支撑乡村发展的良好局面，应坚持以科技进步为根本动力，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充分发挥科技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未来农业发展必须依靠农业科技，走农业科技创新发展道路，才能跟上世界现代农业发展步伐。现代农业必须依靠农业信息技术创新，借助于信息技术与方法，可以突破传统障碍，建立起满足现代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产品需求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

22培育新型农民

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而目前我国农民多数直接从事着农业生产，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由于农村地区整体文化素质偏低，技术能力有限，这直接制约了我国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乡村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科技的投入和农民持续的增收，更需要具有高素质和一定技能的乡村劳动力。培养造就新型农民，就需要加大对农民的教育或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农村义务教育、技术教育和科技培训等方面的投资。让有文化素质、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扎根乡村，支持乡村建设，是乡村建设最为迫切的要求。

23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切实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进一步完善乡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实现乡村公路的硬化，完成乡村电网改造，提高自来水的普及率。进一步加强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垃圾集中处理，坚决控制乡村污染源产生；推进乡村危房整治和新式农居建设，美化乡村建筑，加大绿化，营造良好、健康、和谐的乡村人居环境，实现建筑美化、环境绿化、路灯亮化的目标。进一步改善乡村办学条件，推进乡村教育、医疗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尽快缩小城乡间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城乡统一协调发展。

24发展乡村特色经济

随着乡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乡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构建集生产、经济、生态、文化功能于一体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在当前生B经济的推动下，回归自然、绿色消费、低碳消费已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趋势，为我国乡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潜力和市场。广大乡村地区可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扶持文化休闲产业的发展。今后应加大对相关产业的投入力度，突出特色产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农业所需劳动力比例逐渐下降，剩余劳动力资源丰富，应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乡村剩余劳动力，带动乡村经济发展。

3结论

乡村经济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也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乡村建设发展过程中，既要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培训新型农民；又要不断推动农业经济多元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乡镇企业和乡村特色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国家政策和科技的投入增强乡村经济发展活力。“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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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 社会经济发展 重要性 必要性

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的支柱，企业以生产或服务，满足人们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它与人们的消费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企业的经济利益及社会效益密切关系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良好的企业经济利益和所发挥的社会效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企业是履行社会责任、创造利益的源泉，是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关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可以通过物质资本的投入创造大量的经济价值，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企业要在社会中有所发展，获得一定的效益就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不断进行革新以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市场环境中，企业人力资源的素质以及技能转化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企业是解决区域经济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是解决农民收入，建设新农村的重要力量，是推动科技创新的动力。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大量的生产工作，这就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解决的重要途径，企业的经济发展与进步可以带动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促进新农村的快速发展进步。要落实与贯彻社会的科学发展，就必须通过加快构建和谐企业，实现企业的改革稳定发展，建设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企业最大的贡献。

二、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一）促进社会创新发展

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多元化、个性化必然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又以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新的服务内容的出现为前提，在这些新的领域中企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将得到很好的表现。企业经济广泛而充分的竞争促进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特别是一些以高新技术创新为特色的企业经济的发展，不但可以改进产业结构，还能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社会产业系统的动态结构，包括技术结构、产业关联结构等。企业的发展是社会需求多元化、产业结构多元化的必然趋势。

（二）提高社会经济效益

保证市场展开广泛而充分的竞争，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地繁荣和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竞争的基本条件，要求有足够多的企业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主体。社会市场是企业生存和产生的基础，是企业的服务对象。企业是社会市场经济公开、公正、公平基本原则最积极的维护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企业的发展进步可以消除社会市场上的多种弊端，以积极地促进市场机制的健康发展。企业的竞争与发展不仅是经济繁荣的根本，也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只有企业的真正潜能受到鼓励与发展，社会经济的繁荣才能实现。企业的不断发展进步是保持社会经济公平竞争环境、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关键力量之一。

（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企业是解决社会劳动力，稳定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世界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使得在市场机制配置人力资源的情况下，失业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国也在面临着待业、就业、下岗、再就业的重大压力。有资料数据显示：我国年平均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不少于一千万人，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六左右，下岗职工有一千一百万人。据统计我国目前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职工在中小企业就业，中小企业吸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增劳动力和下岗职工，以小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更是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谐的良好局面，必须适当发展中小企业，以便于更好的解决大量的失业问题及社会稳定隐患。

（四）促进社会经济增长

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一个国家产业结构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平衡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相对规模，以及它们之间的合理分工。大企业将中小企业制造的零部件组装成现代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大企业就相对有效地利用规模经济，中小企业相对有效地利用小规模经济和多样化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促进社会的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的作用。从我国来看，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也是中小企业得以繁荣昌盛的地区。从1986—1994年以来，我国的工业企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八，其中大型企业增长率为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中小企业在同时期的增长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发展中小企业是社会生产合理分工、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必要需求。

三、结语

企业是现代社会发展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加快对企业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没有良好的企业建设，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失去了基础。一定要不断对企业进行改革、创新，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尽最大努力收获最大的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怡雯.企业竞争与人力资源的关系.现代企业文化.2011(2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