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建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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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X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4-0304-1

赤水河流域是长江上游的天然屏障，因它有独特的水、土壤、气候、和大气微生物等自然生态环境，沿河成就了茅台、郎酒、董酒等蜚声中外的名酒基地，因而素有“美酒河”的称誉。赤水河的环境保护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流域经济发展的优劣。笔者就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情况进行了调研，对加强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几点建议。

1 赤水河流域的基本情况

赤水河是位于长江上游重要的一级支流之一，发源于乌蒙山北麓云南省镇雄县，流经云南、贵州、四川3省，于四川省合江县城注入长江。干流全长444km。流域涉及3省的14个县（市），流域面积18932km2。河口多年平均流量309m3/s，年径流量97.4亿 m3。

2 赤水河流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由于行政管理的条、块分割，导致流域内的环境保护工作难以有效实施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最为重要的一级支流之一，位于川、滇、黔三省接壤地带。由于跨省区不同行政管理的条、块分割，导致了流域内保护规划与区域发展衔接和协调缺位，加剧了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严峻性。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流域内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环境退化、水质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下降等严重威胁。

2.2 由于流域区土地过度开发利用，导致森林植被锐减，水环境质量下降，水土流失严重

据水文站资料分析，多年平均径流量减少了约6.5％。流域区内周围水质虽然仍达到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但较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I类水质已下降许多。此外，水土流失严重，对赤水河水源和水质构成威胁。

2.3 由于周围的工业发展和生产、生活等排污污染，影响了区域内地表水环境

水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支撑作用。近几年来，流域区内的工业废水、生产和生活废水都排入了赤水河。根据省环境监测机构对赤水河干流的水质监测结果显示，2004年以来赤水河水质污染物总体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水质中的主要污染物为挥发酚、高锰酸盐、氨氮等。

2.4 防洪标准偏低，洪水灾害较严重

据资料记载，自1949年以来，流域发生较大洪灾17次，平均约3.5年发生一次。习水县在2003年“6.24”特大洪水灾害中，经济损失达6亿多元。干支流沿岸城镇防洪基础设施薄弱，或防洪堤标准偏低或未建护岸工程。

3 加强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议

3.1 坚持规划先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流域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关系的发展

3.1.1 划定赤水河流域生态功能保护区，并尽快编制保护规划 按照《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要求，抓紧编制完成《赤水河流域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并按规划切实抓好赤水河流域近期和中长期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3.1.2 建立赤水河流域重点水资源保护区，划定具体范围，切实加以保护 在科学论证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尽早制定出赤水河流域重点水资源保护区具体划分方案，并按规划将赤水河流域所属的乡镇划定为矿产资源开采控制区，严格控制矿产资源开发规模、数量，严格审批制度，防止出现大的污染源。

3.2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赤水河流域污染治理

（1）限期清理整治流域内企事业单位污染源赤水河流域内现有多家污染源单位，明确赤水河流域污染治理内容和完成时限，各级政府负责对辖区内的污染源单位下达限期治理任务，并依法关闭和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落后生产能力、设备及生产工艺。

（2）做到开发清洁能源与加强污染治理并重，合理调整城乡能源结构，抓紧研究全面推广清洁能源的方案，着力发展城市燃气和农村沼气，逐步取缔城镇经营性燃煤炉灶，尽快使广大城乡居民用上清洁能源，努力减少生产生活污水、垃圾以及其他固体废物的排放对赤水河生态环境的污染。

3.3 坚持标本兼治，大力推进赤水河流域生态建设

切实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加大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力度，下大力遏制石漠化扩大趋势；切实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加快流域内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建设，建成赤水河绿色通道和竹廊；切实加强污水排放的源头治理工作，加强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积极建设污水处理项目，要结合实施“长防”、“长治”工程，最大限度保护和改善赤水河水质。

3.4 加强环境监管，严格环境执法

通过立法确保赤水河流域水质安全，采取从严限产、强化技改、关闭停产等措施，妥善处理流域区上下游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加重污染的现象。

总之，加强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参与，既要立足实际，也要统筹兼顾多措并举切实推进。只有真正做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同步推进、共同促进，赤水河流域才能实现山常绿、水长清，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艾文,任晓冬.赤水河流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贵州农业科学,2010,10.

篇2

“长江经济带”的相关概念很早就提出了，但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长江经济带也没有发展成熟，其发展是缓慢的，其流域合作表现出“松散+同质”的特征：长江经济带尚未形成经济社会充分互动协调发展的经济带，长三角、成渝经济区、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还是以经济区、城市群的内部协作为主，城市群内部的合作程度也不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实际上就是要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形成城市群之间的互动协同发展。

从长江流域本身看，最核心的问题是生态环境问题，其中又以长江上游最为突出。纵观世界四大文明，其发祥地都是著名的大河流域，曾经辉煌一时的古代文化，它们的衰退甚至消失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极大的关系。目前，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也令人担忧，上游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尤其是水污染、土壤污染严重）、资源无序开发、水土流失等。因此，长江经济带的发展要做到“生态先行”，生态文明建设是第一位的。为强调生态建设的重要性，“长江经济带”的名称可扩展为“长江流域生态经济带”。

关于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我们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流域经济学、流域管理学、流域生态学、流域生态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并每年定期召开“长江流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系列论坛”，为长江流域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2）改变以往规划范式，推进“自上而下”的长江流域生态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避免各省市同质竞争；（3）由国家相关部委牵头统一协调制定长江上中下全流域生态环境合作（不应称为补偿）框架，并进行一体化的顶层制度设计，确保方案的可操作性；（4）构建具有世界典型意义的“长江上游（西南地区）生态经济（生态文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5）设立“三峡库区复合生态系统保护区”；（6）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强化长江上游地区“点上开发、面上保护”的刚性原则；（7）解决好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与库区居民后续安稳致富重大问题；（8）长江上游地区交通综合网络建设应该在高速铁路、货运铁路和非高等级公路上下功夫，以此来推进上游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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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改革开放政策高速发展了30多年后,如今正面临区域发展失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富差异扩大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以陆大道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国土开发的“T”型发展战略,建议将长江流域作为国家国土开发的一级轴线与沿海开发地带并列。经过了长达30多年的发展,长江经济带凭借优越的水道环境,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前沿阵地,是以打造区域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中国经济发展新支撑。长江经济带自上向下涉及9省2市,包括:贵州、云南、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和上海,2014年土地面积205.7万km2,占国家国土面积的21.27%;总人口5.84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42.7%;GDP总量为28.46亿元,占全国总量的44.71%[1]。学术界长期以来对长江经济带的开发战略研究大多停留在单个分析层面,如:彭智敏[2]关于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架构的研究;王树华[3]关于长江经济带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的研究;沈玉芳和罗余红[4]对于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陈明星等[5]对于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杨桂山等[6]关于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的建设研究。较少涉及综合要素研究,导致对长江经济带的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与上、中、下游一体化协作等方面考虑略显不住。因此,整体研究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的现状与重点对于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现状

(一)经济发展国家发展战略中,东部沿海发展轴与长江经济带发展轴、西部丝绸之路发展轴一起构成了我国新常态下的“H”型战略发展格局,长江经济带作为连接东西的唯一一条横轴,在我国区域发展由“T”型转向“H”的转变中发挥着重要的承接作用[6]。长江经济带区域分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共承载了新区,分别为下游(上海浦东新区、南京江北新区、浙江舟山群岛高新区),中游(长沙湘江新区),上游(成都天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和云南滇中新区);六大城市群,分别为:上游(成渝城市群、黔中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中游(长江中游城市群),下游(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江淮城市群)。2014年,六大城市群以45.31%的占地、承载了70.98%的人口、贡献了82.85%的GDP,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重要形态[1]。2010—2014年间,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两大国家战略的贯彻实施,长江中上游经济发展速度加快,GDP占比有所上升。

(二)产业结构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产业布局带,2010—2014年的产业变化中,第一产业占比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基本维持在49%左右,第三产业明显上升。主要是由于城镇化的脚步沿长江由下至上的推进,导致农业比重降低;工业由于经济危机和沿海产业转移的影响,虽有波动但变化不大;服务业是由于国家主导产业转型而有所增加。就整个经济带而言,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下降,第三产业占比上升;中游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先下降后上升;上游地区第一产业占比下降,第二产业占比先上升后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先下降后上升[8]。

(三)资源环境由于近30年经济的粗放式快速发展,带来了资源浪费、河流污染、空气雾霾和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据统计2008—2012年间,长江经济带PM2.5浓度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下游地区为高值区且有向中上游扩散的趋势,同时也是我国水土流失的重灾区,每年流失面积约占全国总量的30%1。2010—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COD排放量中游地区最为严重,废水排放量下游地区最严重。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应相应注重生态环境水平的提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相辅相成。中上游地区为长江经济带基础产业和重工业集聚地,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

(四)交通系统经济发展,交通先行,交通的发达程度是决定区域发展水平的刻度尺。长江经济带核心竞争力是其水运功能,坐拥3600km的航道,占全国航道比重的70%,为世界第三大流量运河。本是可以依靠其独特的运输优势,沿岸经济得以充分发展,但由于长江航道地质条件复杂,具备深水通航的地段所占比例小于30%,且通航能力分段不同,汉口上游地区可以通行3000t以下船只,汉口至南京段由于南京长江大桥限高仅可通行5000t以下船只,南京至出海口则可通行25000t船只[1]。航运功能不能充分发挥,不仅影响流域经济发展,也使得联运系统中的铁路和公路运输也相对萎缩。

三、长江经济带重点要素分析

(一)经济要素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古有民俗之说“要致富先修路”即是对交通要义的直接阐释。长江经济带区域有天然的长江水道作为支撑,再辅之以沿江铁路和东西向的国道省道、航空运输,整体协作就会起到承东启西、连南转北的交通枢纽作用,但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长江航道未得到全面开发。长江经济带区域是我国产业布局的重点地带,其中微型计算机产业比重全国80%,家电产业比重全国60%,汽车产业比重全国40%,建材产业比重全国40%,钢铁产业比重全国30%2。如此巨大的产业占比之中,超过半数的GDP是由制造业贡献,制造业为地区经济发展之基石,各地重复建设严重。据统计,长江经济带区域工业布局重复率高,其中以制造业相似系数最高,超过0.7。根据产业发展经验,产业同质化发展将会导致恶性竞争,损害区域整体经济利益。

(二)均衡要素“T”轴理论的提出要求沿海经济向内陆纵深,目的达到区域均衡发展。但2010—2014年间长江经济带与沿海经济带GDP占全国比重变化中,沿海经济仍然占比仍大于沿江经济,但存在下降趋势;沿江经济虽占比不及沿海,但上升趋势明显。长江经济带分布的城市群发育呈梯度分布,人均GDP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反映出了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的必要性,国家经济新常态下由非均衡经济向均衡经济发展任重道远[8]。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出区域发展的后劲,2014年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固定资产投资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

(三)生态要素长江流域自古就是青山碧水、风景如画,历代山水名画大多取材于此。如今优美的自然风光受到人类工业化的侵蚀,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据统计,2011—2013年间排放至长江的污水总量占全国的40%以上,其中下游地区占据流域排污总量的40%以上,中游地区占据流域排污总量的30%以上3。排污现象不仅导致长江水污染,也导致了长江流域湖泊、河流等都受到影响,产生了所谓的“跨界水污染”。除此之外,长江上游地区常年受到沙漠化的困扰,中下游地区由于高强度城镇化建设,也遭遇了水土流失的麻烦。生态保护不仅是一项利于子孙后代的举措,也是发展区域生态经济的重要手段。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利用生态进行旅游开发将会形成良性循环,以旅游开发收入补偿环境保护经费,用更好的环境保护带来更大的旅游收入。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旅游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上游地区“奇山异水、巴蜀特色”,中游地区“革命摇篮、楚国风光”,下游地区“都市文化、吴越风光”。本是各具旅游资源优势,但由于区位交通等因素,旅游产业发展程度呈现出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但随着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发展,中上游地区旅游业已呈现出加速发展之势。

(四)公平要素长江经济带城镇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地位被逐渐的削减,导致城市产业布局中以工业为主、大力发展服务业,而农业只是保证基本供应。但长江上游地区城市化率低于中下游水平,很多地区(尤其是山区)只能发展农业,又无法受到政策的照顾,造成了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巨大的阻碍。近年来,城乡二级分化呈现出增长态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的城乡差距逐渐加大。长江流域将东中西区域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区位地理环境因素,造成区域经济发展呈不均匀分布。上下游地区在生态保护方面担负着不同的职能与压力,上游地区限制工业开发、控制污水排放是惠及中下游的举措,上游地区保护生态而牺牲了经济,下游地区就有义务进行经济补偿。同理,上游污染了生态环境,下游治理污染上游必须进行补偿;下游地区发展工业产生雾霾殃及中上游地区环境也必须进行补偿。这样的生态补偿机制可以有效避免了个别地方因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环境保护的现象,也可以促使人们逐渐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由此看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协调区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四、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重点发展国家级新区带动区域均衡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国家级新区从东往西依次为:上海浦东新区、南京江北新区、浙江舟山群岛高新区、长沙湘江新区、成都天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贵州贵安新区和云南滇中新区,新区全部存在于六大城市群内部。以“以点连线、由线及面”理念为区域一体化发展指导方向,由国家级新区承接和发展国家重点产业带动区域分工协作发展,新区间的经济要素流动带动沿线发展,最终形成区域整体的一体化发展。

(二)六群联动优化配置产业布局促进分工协作发展根据区域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是强化产业集群和促进区域一体化分工协作的重要方式。长江经济带区域涉及六大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定位为国际级城市群,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高端服务业;江淮城市群定位为区域性城市群,因紧靠长三角城市群,重点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长江中游城市群定位为国家级城市群,以其优越的自然资源环境和区位交通优势,重点发展现代制造业和生态农业;成渝城市群定位为国家级城市群,西部地区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一带一路引领下的区域开发,重点发展旅游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滇中城市群为地区性城市群,因其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独特,重点发展资源加工型产业和旅游业;黔中城市群定位为地区性城市群,重点发展轻工业和资源加工型产业。

(三)建立多样化补偿机制打造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区位鼻塞、交通复杂和环境保护压力大,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和工业化的过程中,会因环境保护因素放弃经济发展机会,且为保护生态而投入社会资金。所以,为实行区域公平发展,确立生态补偿机制,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政策是促进区域生态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譬如在长江上游限制开发并具有一定资源开发条件的贫困区域,实施生态资源开发,重点发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同时加大资源开发补贴和环境保护补偿力度;对于开发能力极差并环境保护严格局域,可转移人口优先保护环境。另外,政府和企业可以合作打造多样化补偿机制,如采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排污权转让和专项补贴基金等。

(四)完善流域交通基础设施发挥长江联运交通优势深化长江流域交通一体化理念,为经济一体化发展创造条件,依托长江水运优势建立“水路—铁路—公路—空运”一体化无缝链接的综合运输系统是稳定流域经济增长的基石。参照《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2014—2020年)》,为发挥长江水运功能,尽快实现下游地区12.5m深水航道由出海口延伸至南京,中游地段完成深水航道“645”整治工程,上游地区完成重庆至宜宾段河道整治。对于规划中增加的长江航道运力之外,还应相应提升公路、铁路和航空运力,扩大“水—陆—公—空”四大联运比例,发挥长江港口运输集散能力,提升航运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参考文献]

[1]彭智敏.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架构[J].改革,2014(06).

[2]王树华.长江经济带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J].城市规划学刊,2014(06).

[3]沈玉芳,罗余红.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00(02).

[4]陈明星,陆大道,刘慧.长江经济带产业协调发展研究[J].开发研究,2007(02).

[5]杨桂山,徐昔保,李平星.长江经济带绿色生态廊道建设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15(11).

[6]王维.2000—2014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时空变迁分析[J].管理现代化,2016(04).

篇4

牵手合作，共护母亲河

1997年，民进中央与湖南、湖北两省共同研讨长江流域综合治理的问题，由此开始了民进中央围绕长江保护与发展的二十年建言献策之路。从防洪体系到沿江重化工产业规划布局；从制订《湿地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到推广种植西蒙得木、建设生态屏障；从中游洞庭湖到下游长三角，几乎每年有建议。自2007年起的第二个十年，又有了新的提升：一是平台更为规范，即一年一度的长江系列研讨会和论坛；二是合作机制更有保障，民进中央和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紧密合作，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也大力支持，集智聚力的效果更加显现；三是把对长江局部区域和某方面问题的研究，拓展为长江流域整体视野下以及“五位一体”的综合治理与系统研讨。

这十年来，我们邀请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加入，作为研讨会的又一个主办单位，研讨会正式更名为“长江保护与发展论坛”，举办地点相继在中游的江西、湖南，上游的重庆、四川，今天又到了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市。重温走过的路，这是民进围绕大局，坚持二十年开拓的建言献策领域。民进中央“关于进一步促进流域综合管理与治理的提案”被评为2012年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优秀提案，论坛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牵手合作、集智聚力，持续关注长江是民进坚定不移的情怀。

两侧施力，实现大保护

关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最新论断说明，以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的大保护战略将成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最紧迫而重大的任务”。这是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作出的重大战略调整。从大开发到大保护，体现的是生态文明的进步，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那么怎样才是大保护呢？最简单最直观的解释就是：今后在长江经济带，凡是有利于保护、修复生态环境的事要多做、快做，比如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等；凡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经济增长的事要少做甚至不做，比如修建小水电、毁林开垦、过度放牧、围湖造田等。一些重大项目如果一时看不透，或者认识不统一，那就暂时停止。对一些二选一甚至多选一的“两难”、“多难”问题，要科学论证，比较选优。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要列出负面清单。而怎样从更深的层次思考大保护的内涵，是当前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要准确界定大保护的内涵，最重要的是解决好水资源合理利用的问题。

生产、生活、生态，这三种用水，谁最优先？我认为，从理想来看，生态优先；而从现实来看，生活优先，生存是首要的。虽然要生活优先，但是要保证生活得好，那就必须保护好生态用水，从而对生产用水进行限制。这就是三者之间的关系。能实现三者之间的有效平衡，我们的大保护就有了希望。

中国81%的水资源集中分布在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长江的水量水质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联合国预测至2030年，人类水资源将短缺四成，全球至少有29亿人口将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世界银行也警告，水资源不足将对全球GDP增长产生极大影响。对于一个大国，水资源绝对不可能依赖进口。民进呼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施力。政府、企业、民众共同行动起来，综合谋划、协同推进，共谱“节、洁、留、搬”四重奏，并不断深化其内涵。

一是“节水”。城镇与乡村、生产与生活都要节水，努力实现用水零增长，进而做到负增长。农业必须大力推广节水技术，工业必须调整耗水产品产业结构，城市必须深挖生活节水潜力，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中，将供水管网新建和改造作为投资重点。二是“洁水”。防污与治污必须并举。干部的考核要有相关要求，工业园区要发挥防污治污的集聚效应，治理污染机制要创新。三是“留水”。城市要大力推广集水系统，农业耕作要降低土壤水分蒸发，要加大循环再生水推广力度。四是“搬水”。要调整海水淡化支持策略，要统筹谋划，主动布局，适当进口耗水产品。

深化改革，推进流域综合管理

国家环保部门正在编制《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目标为“切实做到生态功能不退化、水土资源不超载、排放总量不突破、准入门槛不降低、环境安全不失控”。这是针对当前长江流域的整体性保护不足导致破碎化、生态系统退化趋势加剧，污染物的排放量大导致饮用水安全保障的压力大等问题提出的顶层设计目标。

要保障长江经济带的持续健康发展，保证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必须对长江淡水资源的支撑能力有清醒认识，必须对长江经济带的生态承载量有清醒认识，必须有全流域综合管理的思路和举措。我们呼吁强化流域管理部门的管理职能，理顺长江流域监督管理机制，使权责相符；呼吁各相关部门，加快长江流域有关立法。

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提出，使其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重要引擎的地位更加明确。与此同时，保护长江的难度和压力也在增加。回顾过往，不忘初心。展望未来，风雨同行。民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责任，将坚持为长江大保护战略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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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96-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增长9%的速度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欧美发达国家近200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中国短短3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集中出现。2012年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联合的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绩效排名显示，中国排在第116位；2013年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显示，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1]。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党的十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发展思路。

由于环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和我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使得我国环境恶化程度的加深突出表现在各行政管辖区之间跨界环境纠纷的增加上，如何对跨界环境污染进行有效规制，始终是环境污染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缺乏有效监管状况下，一些地区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将不易监测的环境污染跨界转移出去。大多数地区都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方式逃避本应由自己承担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从而将成本外部化，即环境责任规避。这种现象充分揭示了由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所带来的公共事务治理困境。

d’Arge[2]和Rueff[3]较早关注了环境的跨界污染问题，而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不同国家之间对跨界水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方案上，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促成合作是研究的核心问题，基本上是围绕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博弈展开的[4][5][6][7]；Laijun Zhao，et al.[8]通过构建包括政府和居民在内的典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流域结构的转移税（Model of Transfer Tax，MTT），MTT可用来计算一个地区最佳的污染物转移税率，同时也认为转让税率可作为生态补偿标准，加强区域减排合作，实现整个流域的减排成本最小。国内关于跨界环境污染的研究更多是集中在验证PHH理论，而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的政策研究方面[9][10]；关于如何解决流域跨界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建立强有力的流域管理机构[11]；二是建立合理的水权分配原则和水权交易系统[12]；三是采取部分市场化实现水资源配置的“准市场”方案[13]。

笔者采用博弈论分析工具构建跨地区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与全局利益最大化最优选择的利益冲突；随后以长江的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博弈为例，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经验分析，探讨造成我国环境治理困难的影响因素，最后就此提出政策建议。

三、地方政府跨界污染治理的经验分析――以长江流域为例

跨流域水污染是最典型的跨界环境污染形式，基于长江流域每次发生水污染事故，大抵都要引起区域性的紧张。某种意义上，此类事故也许天生就具备某种“广泛性”和“超越性”。本部分以我国长江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例对博弈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更客观地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的跨界环境污染和治理问题。

（一）长江流域水污染概况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主峰、海拔6 221米的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流经青海、、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在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全长6 300公里。长江流域的水质状况如表1所示。

通过表1的数据可知，近10年来，全国流域的水质状况逐渐好转，这说明在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流域治理的重要性并不断通过立法和出台强制性法规来加大流域治理力度的背景下，中国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整体水质仍为中度污染水平，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有待进一步的治理[15]。长江流域的水质状况好于全国其他流域的水质状况。2004―2010年全流域水质优于Ⅲ类的比例不断上升，但在2011年整个流域的水质出现下降，之后有所上升，到达最好水平，而省域断面的水质状况在2010年之前一直优于全长江流域的水质状况，但在2011年之后，省域断面的水质状况不断下降，远差于前几年的水质水平，2011年省域断面水质优于Ⅲ类的比例仅为78.7%，远低于2010年的95%，这也直接造成了长江全流域的水质优于Ⅲ类的比例为80.9%。

另外，通过表1还可知，在2011年之后，长江流域域断面水质优于Ⅲ类的比例低于全流域水质优于Ⅲ类的比例，这表明长江流域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重污染企业设置在两地的交界处，将水污染物排污的外部成本转嫁到处于本地区流域下游的地区。其原因是我国的环保体制为属地管理，也就是说环境执法不能跨界，这使得交界处带来的水污染责任难以确定。位于上游的地方政府这样的行为选择，不仅可以将有限的环境治理资金用于其他能够更好的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中，还可以通过污染企业的税收以创造更多的GDP和财政收入。

（二）长江流域各省水污染治理状况分析

本文借鉴赵琳等[16]对长江经济带的划分，选取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9个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状况进行分析。表2显示了9个省级地方政府2010―2012年环境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和环境治理投资在环境基建和工业污染治理两方面的使用比重。

通过表2可知，长江流域各省的环境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大部分低于全国水平，各省在创造较高GDP的同时，对环境治理的投资相对不足，而长江流域各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更多的是用在了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是因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争取到更多的经济投资从而带来GDP的增加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在工业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比例则非常低，特别是在2011年和2012年，长江流域各省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方面的平均投资比重高于全国水平，而工业污染治理的平均投资比重低于全国水平。

通过对长江流域各省环境治理投资的分析，可以得到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为：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是不断加大对能够直接带来政绩和投资项目的城市环境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从而提高地区的GDP和财政收入水平。但诸如城市排水投入、园林绿化投入和市容卫生环境投入等城市环境基础建设投入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环境质量的。他们对于明显具有正外部性的工业污染治理方面则选择搭便车。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无法实现整体效用的最大化，这与本文第三部分博弈分析的结果一致。

除上述原因外，审计署于2009年10月28日的“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绩效审计调查结果中还列举了三条水污染治理中的不规范情况：一是挪用和虚报多领水污染防治资金5.15亿元；二是少征、挪用和截留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36.53亿元；三是水污染防治资产闲置和部分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能力未达到设计要求。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在我国其他领域的环境污染治理中同样会存在这三种状况，这又进一步降低了环境治理投入的效率。

通过对长江流域水污染和治理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障碍主要有：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和有限理性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在双重身份的权衡中通常会偏向地方利益，使得许多地方政府理所当然的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环境治理，各种“土政策”“开绿灯”和“行方便”大行其道，几乎不会主动地对地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污染企业整改或者关停，更有部分地方政府为降低本地区的环境治理投入而将污染转嫁到其他地区，造成更加严重的污染事故。二是跨界环境保护体系权限模糊，无法形成有效的管理。以长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为例，虽然设立了长江流域管理机构，但这些机构基本上无权过问地方政府的行政及经济事务，其主要任务是编制流域水资源的利用规划。在这种格局下，各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问题往往无法做到全流域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某些地方政府甚至还会采用一些措施阻挠或者禁止流域管理机构检查其辖区内企业的排污状况，为企业提供特殊保护，纵容其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三是跨界环境污染治理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中国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对本地区环境保护负责，但在处理跨界环境污染治理上基本上是无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依，这致使地方政府在跨界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相互推脱、争执不断，造成环境监管部门执法中的盲区，导致经常会出现“公对公，一场空”“谁都该管，谁都管不了”的局面。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多地区参与的跨界环境污染治理模型对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博弈进行了理论讨论，结果表明：跨界环境污染治理中的纳什均衡状态与帕累托最优状态相背离，两者的背离程度随着参与跨界环境污染治理的地区个数增加而增加。并通过对长江流域7省2市的水污染治理博弈的经验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因此要实现整体环境质量的提高，就需要每个地区能够真诚合作，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要切实承担起环境污染治理责任。

为避免环境治理中出现“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局面，本文建议：

1. 建立基于区域分工与合作的跨区生态补偿体系，争取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要将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政府补偿和以民间资本为主的市场补偿方式结合起来，形成“财政转移支付纵横交错，市场补偿穿插其中”的网络式生态补偿体系，以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两方面带来的问题。纵向补偿指的是中央财政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给地方政府提供生态建设专项资金。横向补偿指的是受益区政府或企业向保护区政府或企业支付生态产品的使用费，这里主要是不同区域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市场补偿是指通过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平台，实现受益区企业和保护区企业和居民自由平等交换，包括受益区企业给保护区居民和企业提供资金补偿、技术援助和项目支持等，相应地保护区居民和企业要给受益区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和服务，还包括受益区企业向国家缴纳的环境保护税费等。

2. 明确跨界环境治理产品的产权归属，引入市场机制。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以及现阶段在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和标准确定方面的限制，造成生态环境效益的经济价值准确评估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需要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对生态服务进行补偿，但某种程度上政府失灵的存在决定了市场主体参与的必要性。在生态补偿领域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利用经济激励手段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市场机制的参与有利于建立公平、高效的生态利益共享及责任分担机制。

3. 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监管。一是改进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明确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应是包含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任务的最大化社会福利目标，并逐步提高环境保护的考核比重。只有构建包含生态保护的绿色GDP政绩考核体系，将自然资源使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破坏指标纳入到政绩考核框架中，才能调节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之间的选择偏好，增强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二是增进环境治理和监管部门的独立性，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负责、环保部统一领导的环境治理与监管机构，剥离当前农业系统、林业系统、国土资源系统掌控的有关环境治理职能，实现一个部门统一管理，自下而上垂直领导，打破属地管理，实现跨界环境执法。三是环境评价引入第三方咨询机构，确保环境评估的客观性和透明度，为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提供相应的技术咨询、项目支持、交易辅导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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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主峰，是我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河，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千米。自1998年以来，长江中上游生态环境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但该流域森林覆盖率严重下降，泥沙含量增加，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枯水期不断提前，长江断流日渐逼近；水质严重恶化，危及沿江许多城市的饮用水，癌症肆虐沿江城乡；物种受到威胁，珍稀水生物日渐灭绝；固体废物污染严重，威胁水闸与电厂；湿地面积日渐缩减，水的天然自洁功能日渐丧失等危机依然存在。因此，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生态屏障建设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生态屏障建设是以人类生态安全为核心的生态发展战略，既是一个自然生态恢复与重建的过程，又是一个需要人工“加工”改造、优化的过程。笔者就构建以蓖麻为主的等高植物篱，治理长江中上游地区坡耕地的水土流失问题进行探讨。

1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现状

1.1坡耕地数量众多

据调查估算，山区每增加1人，相应增加坡耕地0.13～0.17hm2。自20世纪50～80年代，长江流域的坡耕地大约增加了40%～60%。在川中盆地丘陵区，垦殖率达到50%～70%。据近年来各省土地详查资料统计，长江流域共有坡耕地约1 066.7万公顷，占流域耕地总面积的39.0%。其中，坡度大于25°的陡坡耕地约占坡耕地总量的1/4，这些坡耕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上游的山地丘陵区。各省坡耕地的数量，以四川居首，达280万公顷，占流域坡耕地总量的26.3%，其次是贵州省，占19.2%，以下依次为重庆市占13.9%，云南省占10.2%，湖北省占7.8%，陕西省占6.6%。这6个省市的坡耕地合计占流域坡耕地总量的84%。

长江中上游绝大部分属于民族地区，还有相当一部分山区群众至今仍在为温饱而拼搏，一些山丘区垦殖率越来越高，耕种坡度越来越陡，撂荒轮歇，顺坡耕作，广种薄收，粗放经营，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土壤侵蚀量成倍增加。据统计资料，长江上游约有70%的耕地是没有水保措施的顺坡耕作，尤其是大于25°陡坡地的垦殖较为普遍。过度垦殖往往伴随着林地减少，水土流失加剧。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已经对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影响。

1.2水土流失严重

长江流域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中上游地区，中上游流域面积160万平方千米，水土流失面积51.4万平方千米，年土壤侵蚀量为18.5亿吨。据专家推测，长江全流域每年流失泥沙24亿吨，其中71%来自上游。长江输入东海的泥沙年平均5.1亿吨，相当于亚马逊河、尼罗河和密西西比河等世界三大河流的总输沙量。每年损失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达2 500万吨。水土流失是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防治水土流失已经成为长江上游生态环境建设的中心内容。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宜应从小流域开始，因地、因时、因力制宜。流域综合治理主要以生物措施为主，结合必要的工程技术措施和耕作措施。

1.3林草植被退化，物种生存条件恶化

长江中上游地区天然林比例、质量，特别是森林的生态功能一直呈下降趋势。地处长江上游的西南是天然林、成熟林减少量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四川、云南两省用材林中的成熟林蓄积量第四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1989~1993年）与第三次（1984~1987年）清查间隔期间下降了7 186.8万立方米，现有残存的天然林也多呈孤岛状，处于退化状态。

草原退化加剧，我国天然草地面积为3.93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41.41%。其中62.1％的天然草地在西部。目前，全国草地退化面积在1.35亿公顷左右，长江中上游地区占有较大比重。在退化最严重的牧区和农牧交错区，品质优良的草种日趋减少，劣草、毒草增多，平均产草量下降30%～50%。近年来农牧交错区以农挤牧、以农伤牧的问题严重，不断加剧草场的退化和土地的侵蚀、沙化。长江源头区的高寒草甸和草原退化问题也十分严重，由于超载放牧和采矿等活动，局部地区风蚀、水蚀加剧，裸地面积增加。

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使物种的生存条件也面临威胁。我国11个物种丰富、特有物种数量多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区，有6个在西部、2个在中、西部接壤处。近年来，由于乱砍滥伐、乱捕滥杀，使一些濒危物种面临灭绝之灾。

2建设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屏障刻不容缓

2.1建设长江中上游生态屏障是西部大开发的保障

长江中上游的生态重建与西部大开发有着密切的关系。西部的青海、甘肃、、云南、四川和贵州等多个省市、自治区均位于长江上游的自然生态脆弱带，是目前《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中的重点治理领域。长江上游又处于中国西部的枢纽地带，是南水北调的关键区域，可以说，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开发是西部开发的前提，长江中上游的生态重建其实就是西部大开发的生态重建。

2.2建设长江中上游生态屏障是长江流域长治久安的需要

长江中上游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后劲所在和西部地区经济起飞的龙头。为了适应国内外市场和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本区的优势资源必将得到更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同时，长江上游地区既是长江流域的生态屏障，又是我国的主要生态脆弱带之一，其战略地位与其现状极不相称。加快资源开发，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必将更增加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压力。目前，长江中上游地区已成为全国生态破坏问题最突出的地区之一。生态环境问题的困扰，又使本区已十分紧张的人口、资源、环境关系更加尖锐复杂，其质量的优劣和变化还会通过“下游效应”影响到中下游和整个流域。

3等高蓖麻复合植物篱在建设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屏障中的重要作用

3.1水土流失是长江中上游地区面临的严重问题

卜崇峰等研究表明：水土流失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限制因素。长江流域降雨充沛，多暴雨，坡面径流是导致水土流失的主要自然因素。由于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又造成一些地区的季节性水资源短缺。

同时，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长江中上游地区，森林覆盖率20世纪初约为30%，解放初期下降到20%左右，20世纪60年代初曾一度下降到10%，现在恢复到约19%。森林是土壤最重要的成土因素和最有效的保护层，破坏森林最直接的严重后果就是水土流失。因此，重建长江中上游生态环境，关键是要保护和恢复长江流域的森林植被，构成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绿色屏障”。

3.2构建以蓖麻为主的等高植物篱是防治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有效途径

等高植物篱是在坡耕地上按等高线种植草本或灌木等植物篱笆，达到防止水土流失的目的。其作用机理是：在植物篱小区内，局部的径流速度变化是导致侵蚀产沙变化的根本原因，即在植物篱条带的上坡位置，径流速度下降，而在条带的下坡位置，径流速度增加。经过流速的一减一增，使得在小区出口的径流流速及径流量下降，从而导致泥沙侵蚀本身的减少和已经侵蚀泥沙的淤积，并最终使侵蚀量大幅度下降。

由于长江中上游大部分地区属季风湿润区，降水量充足，水热条件适于林草植被生长繁衍，而且坡耕地面积大，适宜在植被稀疏的轻度或中度水土流失区构建等高植物篱来防治水土流失，发挥生态自我修复功能，促进植被恢复，提高经济收入。

目前，用于控制土壤侵蚀的等高植物篱一般有蓖麻、马桑、黄荆、香根草、新银合欢等植物。据卜崇峰等研究，黄荆、香根草、新银合欢等作为等高植物篱能够为农民所接受。但是，前述植物和蓖麻相比，其适应性和根系的庞大、发达程度均无法和蓖麻相比，经济利用价值也相差较大。

蓖麻是一种用途广泛的经济作物。蓖麻根系特别发达而且庞大，适应性广，耐旱、耐盐碱，在南北纬49°之间的广阔地带里都有种植。蓖麻在我国淮河以北地区为一年生草本植物，而在我国南方则为多年宿生，终年常青，成长为主茎高度达5～10m的小乔木，其寿命可达10～15a，其根系也更为庞大和发达。因此，以蓖麻为主栽作物，以香根草、黄花菜等为辅助作物进行立体种植，构建复合等高植物篱，技术上可行，经济上有益，生态上有效，可在防治坡耕地水土流失工作中发挥独特价值。

3.3构建等高蓖麻复合植物篱是吸引当地群众积极参与生态重建工作的重要举措

长江中上游大部分地区经济结构单一，天然林停伐后，不仅森工企业完全陷入困境，林区周边群众的家庭农业收入降低也极为突出。因此，选择适合的植物种，以适当的方式，逐步恢复生态环境和逐步提高当地群众经济收入是非常重要的。

加入WTO以后，我国粮、棉生产受到冲击，而蓖麻生产适逢良机，成为经济作物中的新宠。在我国南方地区，多年宿生蓖麻一向以零星种植为主，不占用主要耕地。据历年供需测算，如果将外贸出口量计算在内，我国每年需蓖麻籽至少40万吨，但目前缺口达70%，这些国内市场的供求缺口，为我们提供了在长江中上游坡耕地上发展蓖麻产业的难得机遇。种植蓖麻能够加快长江中上游坡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加速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在这个问题上，通过经济利益驱动当地群众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4对长江中上游地区坡耕地构建以蓖麻为主的复合植物篱的建议

4.1制订政策，建立机制，突出重点，保障利益

生态环境恢复和重建对流域内的当地政府和群众来说主要体现一种社会效益，其经济价值的体现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甚至在下一代人都可能没有经济收益。因此，国家在鼓励生态重建的时候，应当考虑相关各方的经济利益诉求，制订经济补偿政策，建立上中下游利益各方的互助合作机制，在长江上中游重点区域先期开展工作。在推进的过程中，要注意让当地政府和群众有不低于原生产生活模式的“保底”收益。只有这样，才能调动相关各方的积极性，使长江中上游的生态重建工作落到实处。

4.2因地制宜，整体规划，注重教育，强化管理

长江上游自然条件的区域差异很大，在各地区的具体实施中，应在总政策指导下，因地制宜，特别对于亚高山地区、干旱河谷区、喀斯特地区等生态建设的难点区与其他气候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区应有所区别。长江上游大部分地区属季风湿润区，降水量充足，完全可以通过构建以蓖麻

为主的等高植物篱来达到防治坡耕地水土流失的目的。当前应加强宣传教育，防止为了多得粮食和资金补助，随意扩大人工造林的面积，各地应实事求是作出规划和布局。同时，要严格执行规划和布局设计，要强化长江中上游生态重建过程中的监督和管理。

4.3引导农户，培植龙头，内引外联，产业发展

长江流域坡耕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上游的四川盆地及盆周山地、大小凉山、乌蒙山区、秦巴山地以及川东、鄂西、湘西山地。发展蓖麻产业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要强化宏观管理和信息与技术服务。

要围绕资源优势，吸引和鼓励社会各方参与龙头企业的组建；要围绕产业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地确立经营模式，明确各方（包括政府）的责权利，并签订协议与合同，形成“农民+企业+股东”三者之间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另外，可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建设等高蓖麻篱，通过企业收购产品产生的经济效益，吸引农民，促进长江中上游坡耕地蓖麻篱的规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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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5-0021-04

三江源地区位于中国西部、青藏高原腹地，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补给区和生态安全屏障。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起，三江源地区草原沙化、冰川萎缩、水源涵养功能退化等问题日趋严重，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为加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我国政府投入巨资、先后启动了两期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骨干工程和一项国家战略，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能否顺利推进，不仅对源区人民具有重要意义，更对维护三江流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立足于公共经济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建设的战略意义、工程实施效果及其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以期为建立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长效机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其生态环境功能，但实际上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一项具有多重意义的国家战略。

首先，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三江源地区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区，水资源蕴藏量超过2000亿立方米，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源自于此，有“中华水塔”之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三江流域（长江、黄河、澜沧江）省市总人口和GDP总量均占到了全国的90%以上。因此，三江源地区承载了极其重要的生命负荷和经济社会发展负荷，保护好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对于三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落实特别是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根据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被划分为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其中，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一般是关系到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的生态屏障区和自然保护区。如何平衡好这些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保护与发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难题。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三江源等生态屏障地区为流域地区乃至国家提供的是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特征，理应由公共财政（包括中央财政和下游各地区财政）来购买其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共同维护好流域和国家的生态安全。因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建设不仅对当地人民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对其他类似地区特别是我国西部广大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制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先行探索意义。

第三，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探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生态补偿提供参考和借鉴。如何进行广范围、跨区域、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是一个极少有成功案例的世界性难题。三江源在生态保护建设过程中，同样面临如何确定其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受益范围、受益大小，以及如何通过生态补偿体现其生态价值的难题，其探索和实践将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生态保护的长效投入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最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强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媒介。三江源及其所在的青藏高原是世界大江大河发育的集中地，是亚洲国家的江河之源。三江源区独特的地形，阻截了西南气流携带的大量水汽，形成了充沛的降水，对大江大河起着源头补给和初始循环的作用。同时，三江源也是最重要的世界高原生物基因库，有9个植被型、50个群系、70多科、390属、1700多种植物，其中包括重点保护植物34种；有各类野生动物396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69种；对维护亚洲生态安全和世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态外交日益成为国际外交重要内容的今天，中国可以通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以水为纽带，加强与澜沧江下游、东南亚5国的生态合作与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巩固地缘政治。同时，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在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效果评估

为确保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现其预定目标、发挥其重要作用，需要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以期为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参考。截止目前，我国先后启动了两期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于2005年启动，2013年完成。二期工程于2014年启动，保护面积和规划投资均扩大到一期工程的2倍以上（具体见表1），是一期工程的延续和深化。由于二期工程刚刚启动，本文将主要对一期工程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估。

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75亿元，覆盖范围包括青海省玉树、果洛、黄南、海南4个藏族自治州、18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5.23万平方公里，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支撑项目三大工程和退牧还草、鼠害防治、草地保护、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理等22个子项目。2005-2013年一期工程实施期间，三江源地区累计完成封山育林511万亩、退牧还草5671万亩、退耕还林近10万亩、湿地保护160万亩、黑土滩综合治理523万亩、地面及地下鼠害防治11781万亩和沙漠化防治66万亩，同时配套开展了生态移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等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生态保护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流域供水能力加强。根据监测，一期工程的实施使得三江源地区的水资源总量增加了约85亿立方米，湖泊面积增加了760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了104平方公里，草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增加了约29亿立方米，由2004年的169亿立方米提高到2012年的198亿立方米，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年出境水量比工程实施前的2004年增加了20%以上。同时，水体质量得到有效改善，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干流水质连续8年达到Ⅱ类以上。上述数据说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使该地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水量增加、水质改善，对于保护地区生态环境和保障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的水资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草原退化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提高。自2005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域内的植被明显恢复，中等覆盖度草地面积呈现稳定态势，高覆盖度草地面积以每年2378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黑土滩治理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20%提高到80%以上，大面积沙化地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不到15%提高到38%。工程区内的草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人工增雨工程对缓解荒漠化的作用尤为显著。

3.区域生态系统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2005-2012年，三江源地区森林面积增加了150平方公里，工程区域内草原植被覆盖度提高了11.6个百分点，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各种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目前仅玛多县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就已达到4万只以上，比10年前增加了1.5万只；藏野驴达到3万多头，增加了0.2万头；岩羊达到0.7万只，增加了近0.5万只。区域生态系统有所改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恢复。

4.城乡基础设施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实施以来，三江源地区共完成生态移民5.6万人，建立了86个生态移民社区，改善了23个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增加了5万亩灌溉饲草料基地，投入了3000万元生态移民创业扶持基金，解决了13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10%左右，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等民生问题都得到明显改善。

5.生态环保意识提高，生态文明理念增强。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培训和各种生态工程的建设实践，当地干部群众对加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强，传统过度放牧的“掠夺性”生产方式也发生很大改变。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析

尽管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已经初见成效，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1.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遏制。一期工程实施以后，虽然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据监测，整个三江源地区的草地仍在以每年近8万亩的速度退化和沙化，水土流失情况和荒漠化趋势依然严峻。究其原因，一是生态恢复的艰巨性与资金投入的有限性矛盾使然。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历史欠账过多，生态恢复、保护与建设的成本高、任务重、难度大，需要长期、持续和稳定的资金投入。目前，尽管国家已经陆续投入大量资金，但总体上依然存在较大缺口，环境治理的速度跟不上生态退化的速度。二是生态建设的长期性与工程项目的短期性矛盾使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但目前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是以阶段性、项目式的工程建设为主，缺乏可持续的长效机制。如国家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纷纷到期，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25号），还草补助期限仅为2年，而三江源地区的牧草生长周期很长，恢复原生草原植被大约需要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三是生态保护的整体性与具体建设的局部性矛盾使然。区域生态系统的保护建设要求整体性和协同性，但2005年启动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一期工程覆盖面积只占三江源地区的40%，尚有60%的地区未能开展协同建设。二期工程虽然涵盖了整个三江源地区，但生态保护建设资金多头管理、分散使用、政出多门现象比较普遍，生态保护建设尚未形成合力，给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整体建设带来难度。四是特殊地理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使然。如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内的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但由于高寒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那些对于水土保持更具意义的植被根系层却恢复缓慢；又如全球气候变暖使三江源地区的冰川融水增多、区域水量增加，但随着冰川消融速度加快、雪线持续退缩，从长远看，冰川对河流的补给可能经历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使三江源地区未来的持续供水能力堪忧。

2.生态移民“留不住、难致富”的难题亟待解决。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先后有5万多牧民实施了退牧搬迁，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留不住、难致富”的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生活补助低。围栏禁牧、退牧还草等措施的实施，使众多迁移牧民失去了放牧、养殖等基本生活来源，且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牛羊肉、牛奶、酥油等，由自给自足变为对外购买，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对每户牧民仅给予每亩5.5斤饲料粮、折合现金约2.5元的补助，整体搬迁牧民每户每年补贴8000元、连续发放10年，补贴标准明显偏低，不足以弥补其发展成本和生活成本的损失。二是就业能力弱。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大部分以畜牧业为生，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差，很多藏民讲不好汉语，很难找到正规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经济收入来源。三是接续产业发展难。三江源地区海拔高、气候恶劣、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产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成本高，受生态保护的限制大，当地市场消费能力不足且又远离主要市场，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发展困难，移民就业渠道十分狭窄。很多牧民特别是老一代牧民在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只好靠国家发放的退牧还草补助勉强维持生计，部分生态移民的生活水平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而且一旦退牧还草政策结束后，这些移民的长远生计将会面临更大困难。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这些移民可能存在回流的危险。

3.生态补偿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所需资金巨大，必需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形成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长效投入机制，对三江源的生态环境进行可持续的保护和建设，真正维护好其生态安全。从目前来看，三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补偿主体单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之一，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效益惠及范围广、涉及主体多，但目前其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体现其巨大生态价值的流域间、区域间、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二是补偿标准相对较低。2005-2013年，国家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累计投资75亿多元。但实际上，为保证长江、黄河的水质和流量，三江源地区每年仅禁伐和休牧就要损失数十亿元，生态补偿与三江源地区放弃发展的成本相差很大。三是缺乏持续稳定的利益补偿机制。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补偿等政策都是为了通过对生态移民进行经济补偿而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但目前这些政策大多以工程、项目的方式组织实施，具有明确的时限，缺乏延续性，存在较大变数和风险。

4.专业化管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面对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的专业化能力和管理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一是组织机构不匹配。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以来，当地政府的主要职能由经济建设转为生态环境保护，但政府的机构设置和承担职能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变。三江源办公室等管理部门大多属于负责项目实施的临时性机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保障。二是专业化人才匮乏。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专业化人才，如生态监控、草场管护、水土涵养、沙化治理、动植物保护等，同时地区建设如社区管理、产业发展等也需要一支具有现念和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而三江源地区地处偏远、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各类专业化人才都严重匮乏。三是管理措施不到位。特别是对退牧、禁牧出来的草场管理出现真空，既无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管护人员，又缺乏必要的管理措施，禁牧区草场管护问题日见凸显。

四、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对策建议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的规划目标是：林草植被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显著恢复，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环。根据上述目标，针对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当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创新生态保护模式，推动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从三江源地区以往的生态保护实践来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禁管护、围栏封育等措施对短期内减轻草场负荷、增加地面植被、遏制土壤沙化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一味强调“退、封、禁、围”，单纯使用人工修复手段，既缺乏科学性，阻隔了动物迁徙途径、割裂了食物链条；又不尊重自然规律，忽视了牛羊群、野生动物适度啃食、排便对草地牧场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强化与养育作用，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而，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采用人工手段与自然修复相结合，逐步减少人为干扰，促进并最终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动态平衡。

2.建立生态移民的多元途径，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在三江源地区，当地牧民通过千百年的游牧活动，已经成为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恶化虽然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所引发，但如果因此而因噎废食，通过大规模生态移民和简单禁牧、制造无人区，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野生动物的采食量远大于家畜，如一头藏野驴的采食量大约相当于6只羊，如果缺少人类制约，野生动物无序增长，会对草原生态造成新一轮的破坏。因此，在生态移民的实践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元的移民模式。在空间上，要根据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以及区域自然生态的不同情况，科学制定移民规划，引导牧民有序迁移，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合理确定畜牧数量，促进草畜平衡、人与自然平衡；在结构上，对于很难实现职业转换的老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定畜定量、减牧补贴、聘用为生态保护监督员等措施，让他们在合理放牧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到草原生态的保护中来。对于知识结构较新、职业转换相对容易的新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和定向劳务输出等，引导他们走出去，向周边城镇乃至外省转移和集聚，实现非农化和异地城镇化；在措施上，可以一方面加强对迁移牧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提高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和就业创业能力；另一方面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创业扶持基金、产业引导基金、低息和贴息贷款等多种优惠手段，促进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特色文化产业、民族手工业、农牧产品加工、藏药藏香等产业的发展，积极拓宽生态移民的就业创业渠道，让牧民“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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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316.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09)13-0206-01

随着森林的减少,地球出现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气温升高。中国是世界上荒漠面积较大、危害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2.622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27.2%。荒漠化治理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荒漠化的发生、发展并未得到有效控制,总体面积仍在扩大,且呈愈演愈劣的趋势。实践证明,生产建设和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是经济建设中的战略性问题。因此,我国经济发展不能走西方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应走边发展边防治的路。在治理这复杂的生态环境系统工程中林业教育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现就此探讨一下生态环境建设与林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1 我国生态环境建设与林业教育的基本情况

城市是人类主要生存聚居场所,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12.5%。人口密集,工厂林立,交通繁忙等使生态环境遭受污染和破坏。有的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使人在冬季的死亡率显著增加,噪声污染和自然资源的破坏也很严重。湖北江汉湖群,素有千湖之称,现在湖群已由原来的1 000多个减少到300多个。长江上游植被受破坏,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每年冲入长江的泥沙达6亿多吨。乡村环境的污染主要来源于农业污染及生活污染,特别是农药、化肥的使用使污染有日益加重的趋势,影响农副产品的质量,威胁人民的健康。

我国森林资源由于长期的重采轻造,忽视科学技术教育,林业科技进步在林业中的作用仅10%,致使我国森林资源减少,蓄积量下降。要改变这种状况,林业必须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这首先取决于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我国林业职工队伍素质极不适应科技兴林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一是文化程度偏低,职工队伍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3.5%,中专和高中文化的占21.7%,初中以下占74.8%。二是技术人员少,力量薄弱。研究生只占专门人才的0.54%,而无学历的却占29.6%;干部具有高、中级职称的占19.7%,工人中技工占45.5%,并且一部分人达不到现职现级技术水平。三是专业分布不合理。如森林工程、林产品加工、环境保护等专业人才数量少。另外,数以百万计的人员技术、管理知识更缺乏。同时,乡村爱护环境、爱树、护林教育不够,毁林、盗木的事情时有发生。

2 生态环境与林业教育之间的关系

我国当前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属于非物质生产力,它存在和发展的规模取决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今世界进入一体化的科学时代,科学技术内涵也深化了,科学技术和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变化了。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有些资源绝对量占世界第一,但人均量很低。如我国人均森林面积为0.11hm2,相当于世界人均面积0.85hm2的16%,在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到第133位。我国人均森林蓄积9.1m3,相当于世界人均72m3的13%。这种实际情况,决定了我国不能再靠拼资源和破环生态环境来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林产品的需要。教育、经济、环境三者的关系即是当前利益上彼此促进、互相支持的协作关系,又是近期效益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关系。其根本在教育,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来保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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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峡库区;消落带;生态环境;污染现状;潜在问题;建议

水位的涨落带又称消落带,是由于水库季节性水位涨落而使周边被淹没的土地周期性地出露于水面的一段特殊区域。它是水生生态系统与陆生生态系统的过渡地段,是一类特殊的湿地生态系统[1]。在人工调控下,三峡水库的水位涨落速度、幅度和频率与天然河道明显不同,增加了消落带的不稳定性,而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工业污染、生活污水对库区消落带的影响逐渐加大。加强消落带区域的生态保护是三峡工程发挥其作用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库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1污染现状

1.1 工业污染

三峡库区消落带最重要的污染是铅、镉污染[2],其主要来自工业废水、废渣。铅能使土壤肥效退化、土质降低,从而让农作物不能有效顺利地生长。此外,被农作物吸收后,这些有害元素将会通过生态平衡中的食物链传送到人体内。wWw.133229.cOM镉在环境中具有稳定、积累和不易消除的特点,通过食物链富集使人体产生慢性中毒。镉污染可能最终引发“痛痛病”。

有研究报道,通过多种方法评价三峡库区消落带的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状况,结果表明主要污染因子为镉,生态风险影响因子的顺序为镉>锌>铅>铜>铬,潜在生态风险因子的顺序为镉>铅>铜>锌>铬,消落带地段大部分断面存在中等潜在生态风险[3,4]。

1.2生活污水污染

由于三峡库区消落带附近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中洗菜、洗衣服、冲洗厕所等产生的污水排放量逐渐加大,造成生活用水对消落带水环境的污染逐渐加大。为了库区消落带区域的经济快速发展,必须加快库区消落带地区生活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5]。

1.3库水的影响

消落带的形成是由于库水的季节性水位涨落,这样就会使消落带地区的土壤受到很多负面的影响,主要是库水的污染物通过一系列的物理变化与化学变化不断地在土壤中富集,进而对土壤的生理性能产生影响。土壤被淹没时,土壤中的养分、污染物就会被溶解和吸附在水体中,它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被淹没的土壤中的污染物的释放量在第1天达到最大值,大约占10d内释放总量的80%～90%,随着时间的增长,释放量就越来越少。水中的有机物质及部分固体颗粒经过物理或化学变化之后到土壤中,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补充土壤的有机物质,进而改良土性。污水中也有氮、磷等有机元素,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增加土壤中养分的含量,保持肥力。但这种情况下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当污染物在土壤中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引起土壤的成分、结构、性质和功能的变化,造成土壤污染[6]。在被浸泡过的土壤上栽种的农作物的产量也明显低于正常水平[7]。水对于岩石中矿物质及营养元素的释放、运动、扩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不同的水分条件下,母岩养分的运输存在差异。根据试验研究表明,8%和12%的水分处理与自然状态下氮、磷、钾释放比较,其增幅均达显著水平[8]。因此,库水会加快库区消落带紫色母岩养分的释放,使大量的营养物质转移到水体中,从而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库区消落带主要土壤类型中,紫色土壤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紫色土壤保肥能力差也是消落带农作物产量低的一个原因。季节性的水位涨落会加剧水土流失的趋势,使土壤中的养分向水体转移[9]。

2潜在问题

2.1生态环境问题

一是易引发地质灾害。整个三峡水库大部分区域地形陡峻,河岸地层稳定性差,加上库区沿岸人多地少、人类活动频繁,是我国环境地质灾害的多发区[10]。三峡大坝的建成后,水库的蓄水量增多,库岸两侧岩石周期性地浸泡在水中,使库岸山体吃水比重加大,造成两岸坡地稳定性减弱,从而诱发滑坡、崩塌和泥石流[11],严重威胁库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库区安全。例如1998年的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时,就在库区云阳县形成了近10处崩塌和滑坡。三峡水库恢复正常蓄水后,每年11月至翌年3月有5个月的高水位,长时间江水浸泡,再加上三峡水库在春、夏两季蓄水位在175、145m近30m的落差,必然会造成沿库岸大面积坍塌、滑坡,引发地形变异[12]。二是易暴发流行性病疫。消落带是水位的涨落地带,会受到水陆的交替性污染。低水位时,垃圾、杂草等污染物直接滞留在消落带上;高水位时,水流速度慢,污染物不易扩散[13]。这2种环境都易引起各种相关的病原体、致病菌滋生,特别是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下,污染严重的消落带将成为各种相关病菌、寄生虫的滋生源及异味和恶臭的散发地,并很可能导致大规模疫情的发生和流行[14]。

2.2植被问题

植物是生态系统的生产者,为整个系统提供物质能量来源,是系统稳定的基础。科学植树种草是优化消落带生态环境的一种方式,是减轻地质灾害的有效措施,可以更好地发挥消落带植被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消落带植被的功能很多,具体的可以分为4个功能:一是减灾功能。三峡水库蓄水后,垂直距离几十米的陆地被水淹没,而库岸多是残坡积物,含水量的增加就会减少其稳定性,导致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发生;水位的升降导致干湿变化从而引起岩土体的膨胀,导致库岸失稳。二是经济功能。消落带的植树种草及后期的维护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此外,果树、蔬菜的种植可为农民创收。三是净化环境。三峡水库蓄水后,流速减缓,扩散能力减弱,水流自净能力降低,环境污染加剧。某些草本植物可以吸收水体中的一些有害物质,待到一定时段将其收割,就可将污染物带出水库。四是美化功能。草木具有美学价值,可以给人带来视觉享受[15]。目前,三峡库区的众多支流及支流入干流的库湾区可以利用的消落带区域较大。因此,有足够的消落带土地可以用于植被生态保护。

2.3渔业问题

三峡库区消落带能够有效利用的地段多位支流河口区域淹没后形成的“猪肚”形成湾,部分水域已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加之支流河道蜿蜒,水体交换受“肚头”制约,在此类水域从事养殖,若生产方式不当或生产规模失控,很容易出现局部水质富营养化污染。因此,在规划、实施消落带渔业开发时,必须根据有关部门针对各类水域确定的水质标准和区域,认真评估不同养殖方式和生产规模的影响,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以控制污染[16]。

3建议

针对三峡库区消落带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应首先对不同蓄水点消落带的形态、范围、空间分布、生态环境现状开展相应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区域消落带的自然地理特征、生态环境问题和三峡水利工程安全运行的要求,制定消落带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规划,划分功能区;并依此作为三峡库区消落带土地利用和生态保护的指导依据,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基础。在工农业的生产中一定要尽量地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鼓励企业家建立物料循环,这样就可以让污染物作为原料得到再次的利用,使已污染的区域环境尽早得取治理与生态修复。

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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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胡百万,王晓鹏.三峡库区重庆市长寿县大桥滑坡分析[j].西部探矿工程,2002(s1):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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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长江经济带 发展 环境保护

长江经济带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云南、贵州、四川和重庆等9省2市，承载总人口达到6亿，在全国经济总量前50强的城市中占据了20席的位次。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既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同时又要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现代产业走廊，可以说，创新发展是实现“保护”长江与“开发”长江的有效路径。

一、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发展历程及重要意义

近年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导致外贸增速的逐年下降，以及西部地区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普遍性的产能过剩，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建设长江经济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好处：

（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需要

根据国家战略，2020年我国要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从现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来看，长江经济带中的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已经或者基本实现了这一发展目标，而重庆、湖北、湖南等省市完全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但江西、云南、贵州等省份由于地理区位、经济基础、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等原因，和发达地区一同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国家的扶持和帮助，除了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常规手段，政策规划和导向更为关键，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二）寻找新的增长点的需要

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仅仅依赖东部的加工出口和西部的资源开发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遇到了困难和障碍，需要找到新的经济支撑带。总理就曾经指出：要着力打造东北老工业基地、中西部沿长江区域、西南中南腹地三大新的经济支撑带，这个新的经济支撑带，需要要素自由流动、产品自由贸易的一体化市场，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

（三）打破行政壁垒的需要

随着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水和大气污染的扩散性等问题的出现，区域之间以邻为壑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需要打破行政壁垒，共同合作和治理。在济上，从点化过渡到极化，再到点轴化、网络化；在环境上，需要以流域等为单位，实现综合性整体性的治理。长江经济带的建设有利于利用流域作为一个完整自然地理单元内部相似性、互补性、整体性、系统性特征，形成共同市场，实现共管共治。

二、长江经济带如何破题发展对策分析

创新驱动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就目前情况来看，长江沿边各省市均面临产业同质、产能过剩的问题，需要加快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同时还要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装备、能效环保等水平。为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要发挥产业政策导向和促进竞争功能，更好地发挥国家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2015年，国务院决定将中央财政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央基建投资资金等合并使用，发挥政府资金杠杆作用，吸引有实力的企业、大型金融机构等社会、民间资本参与，形成总规模400亿元的新兴产业创投引导基金。借此契机，上海、江苏、湖南等省市纷纷成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助推新兴产业发展。2015年，重庆市设立了约80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湖北省设立了规模2000亿元左右的长江经济带产业基金，均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为目标。

（二）实施智能制造工程

为落实《中国制造2025》，沿江各省市都将智能制造作为“十三五”时期的发展重点，并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切实推进制造业提质增效。譬如上海率先了《关于上海加快发展智能制造助推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但相比上海，沿江各省市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各有差异，因而在发展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时应有所选择、有所侧重。特别应重视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以及增材制造装备等智能制造设备以及智能化生产线的应用，以推进机械、航空、船舶、汽车、轻工、纺织、食品、电子等沿江传统优势行业的智能化改造，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三）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优先发展金融保险、节能环保、现代物流、航运服务等生产业，推动生产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必须加快发展旅游休闲、健康养老、家庭服务、文化教育等生活业。2015年10月，沿江11省市旅游部门共同签署了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合作宣言，通过整合旅游资源，强化旅游服务，形成旅游业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共同把长江旅游群整合打造成为国际黄金旅游带。

三、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协同治理的政策建议

（一）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作为指导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而贯彻始终

国家应尽早出台长江经济区总体产业规划，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考虑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的产业布局和梯度转移，运用财政补贴、信贷工具、土地供给等多种手段鼓励下游部分逐步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中上游转移，促进产业合作链条在更大范围内的展开，同时严格执行准入制度，实行区域和行业限批制度，确保“腾笼换鸟”过程中不出现污染转移。完善长江航道和沿江高铁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区域内的要素流动成本，减少产业转移的阻力。重构绩效考核制度，将环保考核目标纳入政府官员的任期成绩和晋升依据，加强对重大污染事故的问责制度，对于出现问题的地区实行一票否决制度。

（二）加快流域立法，加强沟通合作，理顺协作机制

我国的水污染防治法对流域管理有原则性的规定，但针对长江流域需要进一步细化，因此，需加快制定专门的法规章程，提高规划在流域环境治理中的地位和效力，规范沿长江各省市的行为准则，防止地方政府在水环境保护区际合作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对地方政府的非规范行为对其他地区造成的损失详细规定赔偿的标准。要参考经济发展阶段和水污染防治的目标任务不断调整相应的经济技术指标，分阶段提高长江流域的防治水平。应借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经验，成立集农业、水利、交通、生态、能源等多方发展与管理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机构DD长江经济带管理局，协同处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协作和水污染防治问题。

（三）明确各方权责，改革融资手段，建立补偿机制

首先要明确河流省市跨界断面，签署政府间水资源保护和发展合作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提出上下游之间水质水量达到协议标准的激励措施以及达不到预期目的的惩罚性措施。要逐步建立起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管理办法，对生态补偿原则、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补偿内容、补偿标准、补偿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等作出详细的安排。要建立多元化流域环境保o投融资机制，除加大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国债资金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之外，还应该通过建立环境保护基金、发行环境保护彩票、引入社会投资等方式扩大环境保护的投资来源。要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相关税收除用于环境治理外，余额用于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管网建设、河道疏浚等工程建设。

（四）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原则，分门别类对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实施不同的绿色发展政策和措施

对长江三角洲所在的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全国优化开发区，要在优化空间结构、优化人口与城镇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方式，提升创新能力的基础前提下，大力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壮大循环经济规模，广泛应用低碳技术，大幅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优化生态系统格局；把恢复生态、保护环境作为必须实现的约束性目标；严格控制开发强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净化水系、提高水质，改善人居环境。对中三角、成渝地区、黔中地区、滇中地区等重点开发区域，在搞好建成全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增长极，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点以及全国重要的人口和经济密集区的发展过程中，应事先做好生态环境、基本农田等保护规划，减少工业化、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避免出现土地过多占用、水资源过度开发和生态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努力提高环境质量。

（五）务必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是长江经济带大多数地区必须面对的问题。把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项目的优先选项，实施好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及岩溶地区石漠化治理、退耕还林还草、水土保持、河湖和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等工程，增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生态功能。要用改革创新的办法抓长江生态保护，正确处理防洪、通航、发电的矛盾，自觉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有条件的地区应率先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坚持绿色发展。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

四、结语

在经济新常态下，长江经济带必须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思路调整，就是长江经济带发展要不同于以往的要速度、要规模、要GDP，而是转变为要生态、要环境、要永续发展、要协调发展、要创新发展、要绿色发展。只有这样长江经济带才能有效的发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条巨龙。真正使这条龙能够舞动起来，摇头摆尾，实现腾飞，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就能实现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N].新华社，2016.

[2] 李彬.国外流域开发经验对西江黄金水道开发战略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11（53）.

[3] 胡荣山.世界内河航运发展经验及借鉴―上海海大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曲林迟教授一席谈[N].中国水运报，2010-08-11.

篇11

1. 国务院批复八七分水方案

1.1八七分水方案

1987年9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计委和水电部“关于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报告的通知”。这是我国首次由中央政府批准的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该水量分配方案由国务院办公厅以（1987）61号文通知各省（市、区）作为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生效前黄河可供水量的分配方案。分配方案是基于黄河地表水资源量580亿m3，可供分配水量为370亿m3，输沙水量210亿m3。

1.2分配方案的局限性

现在看来，在那个时期已经考虑到了黄河水资源承载能力，统筹考虑生活、生产用水，但并没有生态环境用水，仅协调河道内与河道外用水。方案经历了较长时段的枯水期和严重断流的考验。

但是25前各省区对于水资源需求不像现在一样严峻，同时受其局限性不可能分配的十分科学和完美，比如山西省能源发展估计需求相当大，文件称“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大部分位于黄河流域，工农业需水量较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当时分配43.1亿 m3，时至今日该省使用耗水15亿 m3，只占其分配指标的三分之一，当然有其山高水低，利用困难因素，导致山西省大量开采地下水，造成地下水位下降和水污染严重而引发生态环境问题，可以预见其未来即使扭转目前用水状况，其用水量也很难达到分配指标。

2.南水北调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2.1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不确定性

八七分水作为西线南水北调工程生效前黄河可供水量的分配方案，由于西线的不确定因素，很难说何时能够上马。西线经过了几十年的前期工作，近年国务院一度暂停了前期工作。西线主要问题在于生态环境的要求，以及长江及西南地区水资源遭遇枯水期和水利水电工程的大力发展，特别是我国政府承诺的节能减排目标，促使我国大力发展绿色水电能源，随着规划和开工建设大型水电站，生态补偿机制还没有建立，这都给西线的建设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

2.2南水北调工程中东线的确定性

随着2014年南水北调中东线的通水，我国海河和淮河流域各省区水资源短缺得到局部缓解，受水区局部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得到遏制，生态恢复有了可能。原来黄河受水区缺水状况将有所变化。

因为黄河流域自身的水资源供需矛盾问题一直很突出，特别是西北干旱荒漠地区的治理更是需要安排一定水量来保证，黄河的水资源应该首先满足本流域生产生活和西北荒漠治理的需要为前提。基于上述南水北调西线引水工程不确定性和中东线引水工程的通水，要必要对黄河“八七分水方案”进行适当调整，使其逐步趋于合理和完善。

3.各省区政府相继批复了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细化方案

黄河水量分配方案是我国大江大河中首次制定的分水方案，作用明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黄河流域各省区的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

国务院八七分水方案是省区总量，没有划分干流、主要支流，需要细化到干支流以及地市。黄河取水总量控制指标细化体系是精细调度的基础。因此，各省区政府在流域机构的协调下相继批复了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细化方案。

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细化方案的颁布实施，将有利于加强分级总量控制，在有效遏制引黄用水需求的快速增长之时，有利于避免区域水资源配置格局的失衡和协调省（区）内部用水矛盾；有利于水权转让；有利于流域与区域的统一管理；有利于黄河水资源的统一配置和调度管理。各省区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细化方案的实施，将更易显现干支流、各省区内部各市、各省区间实际用水与方案的不协调性及不合理性，将有助于“八七分水方案”的调整与完善。

4. 国务院批复第二次水资源综合规划

2010年国务院批复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到2020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6700亿m3以内，到2030年，全国用水总量力争控制在7000亿m3以内；在该规划里涉及到黄河总水量由国务院八七批复的580亿m3减少到现在的535亿 m3，也就是说现状黄河来水量比国务院批复“八七分水方案”时减少了45亿m3，即处于逐步减少趋势，而流域各省区用水量却趋于增加，这其中尚未考虑流域生态环境用水量及其趋势。

各省区政府在流域机构的协调下相继批复了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细化方案仍然是按八七分水指标进行的，以后如何协调或调整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使其适合流域和各支流水量的变化。

5.对八七分水中优化、完善与调整

结合国务院分水的背景与现状的黄河水量变化、流域各省区用水量增加以及荒漠治理和生态环境需水，在南水北调西线生效前和东中线2015年前通水后，有必要对八七分水中370亿m3做必要的完善与调整，进一步优化。

5.1青海省增加生态保护补偿水量

“三江源”地区号称“中华水塔”，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发源地，是我国最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功能区，不但对维护西北地区的生态安全十分重要，也是遏制西部荒漠化向东侵袭的天然屏障，三江源生态保护区应当建立起一个长效生态补偿机制。青海省提供了黄河水量的一半以上，当年仅分配14.1 亿m3，建议给予生态环境用水2~3亿m3或更多。

5.2宁夏、内蒙古适当增加水量

八七分水方案已经考虑了黄河最大可能的供水量，特别指出：山西省因能源基地发展的需要，增加用水量50%以上；宁夏、当前农业用水较多（但有效利用率不高，今后主要应在节水中求发展）增加用水量10%左右；河北省、天津市今后一个时期需从黄河引水接济，分配用水量20亿m3。其它沿黄各省（区）一般增加用水量约30~40%。

宁夏、内蒙古属于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国家发展侧重地区，其用水量早已超指标，并大幅度地实施了水权转换措施解决工农业、城市与农村用水矛盾，而当时并没有考虑生态环境治理用水量，为了持续发展和荒漠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议给予两自治区区各5亿m3，重点解决荒漠治理用水。

5.3河北、天津随着南水北调中东线的通水减少依赖黄河水量

八七分水方案中河北省、天津市今后一个时期需从黄河引水接济，分配用水量20亿m3。随着南水北调中东线的通水减少依赖黄河水量，建议核减河北天津的水量，以解决黄河自身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所需要增加水量。当然，随着“引黄入邯（邯郸）”2010年11月开始引黄河水，规划中河北省将来达到15亿m3。同时，北京有可能利用黄河水。

5.4山东省的用水指标水权置换方式

山东省也已超过了国务院分水指标，虽然有东线南水北调的补给，但由于山东省经济和工农业发展迅猛，用水仍依赖黄河水。建议山东省的用水需要增加指标可通过水权置换方式获取，以解决超指标用水问题，比如给予用水指标富余的陕西省、山西省初始水权不同方式的补偿机制。采用什么方式可以探索，如通过援建对口支援等方式，主要还是针对解决两省水资源利用存在问题，是否可以探索把省区内部采用水权转换解决工农业、城乡和区域用水矛盾问题，引用到流域各省区件，以解决流域内各省区存在用水指标余缺问题，或者采用递进收取水资源费，至少要对超指标用水部分加倍收取水资源费，从经济上给予制约。

5.5甘肃省用水

甘肃省也面临荒漠化治理需要更多水资源，特别是石羊河流域用水除了“引硫济金”，以及通过甘肃“景电”向民勤供水，将来黄河黑山峡河段开发如大柳树水利工程的建设“引黄济民”工程，将极大改善石羊河流域的生态。

5.6充分利用水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益

在我国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高效利用水资源，但是节约用水毕竟是有限度的，要认识到水资源年年更新的大背景，如何减少入海出境水量，是最根本的出路。

其实，水资源是天然可再生资源，每年都在不断更新。从年内角度看，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主要集中在汛期，其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0％以上，经对汛期和冬季降水统计，扣除雪山冰川融水外，中国水资源每年更新来源于海洋季风大气降水超过90%以上。根据中国水资源公报，我国每年超过2.2万亿m3河川径流水资源没有被利用入海或出境了，而这些水量主要集中在南方，特别是西南。

我国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20%，但流域之间差异很大。特别是南方河流水能资源丰富而开发利用程度低，华北地区接近100%，海河和淮河每年大约引黄河水100亿m3，而长江流域只有18%，潜力巨大。

作者通过对黄河流域预测2013年将结束自1986年以来较长时段的枯水少水年，有可能出现一个平水年较丰的时期，随着污水资源化的全面使用，结合跨流域调水以及“洪水资源化”，，2015年将是北方环境修复成为一个“拐点”。

5.7建议调整的水量首先用于生态环境建设

在我国大江大河中，我们母亲河黄河是生态环境最为脆弱、大面积环境恶化，急需治理的河流，黄河流域还是水资源时空分布差别极大、人均占有量和耕地占有量较少的河流，同时还是水资源利用千差万别的流域，怎样合理把有限的黄河水用好，在解决好流域自身发展需要同时，把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好。

黄河流域西北宁夏、内蒙一带生态环境恶化，不但影响下游，而且对我国华北地区也带来不利影响，所以两自治区生态环境治理事关重大。

建议调整的水量首先用于生态环境建设，改造荒漠化地区如河套地区相邻的毛乌素沙漠、库布其、乌兰布和沙漠和腾格里沙漠南缘。

把少量黄河水留到生态脆弱区改善生态环境，充分利用有限水量进行生态工程建设，再造“河套”和沙漠变绿洲将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李东.浅析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与水电开发率(J).中国水能及电气化，2010(5)：31~35

[2] 中国水资源公报[R].水利部，2008

[3] 李东.高坝大库是我国大江大河长治久安的工程性保障措施. 2010-11-20

篇12

建议指出，浙江是海洋大省，舟山是海洋大市，舟山乃至浙江经济对海洋的依赖度非常高。而要建设海洋强省、海洋强市，保护海洋环境是先决条件。代表们建议，一定要加大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宣传力度，增强全民对保护海洋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同时，加强对污染源的控制，切实做好污染源的这标排放。包括对重污染行业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对污水直排入海的水产企业加大整治力度，对新建的工业园区必须先行建设油污水处理装置，加大港区航行作业船舶排污的专项整治，加快城区污水处理厂和截污管线的建设，尽快使城区的雨污合流管道分离。

另外，要建立健全的海洋环境监测网络，为海洋环境质量的评价和污染事故损失的索赔提供科学的依据；建立海域污染补偿机制，开展海洋生态修复。

办事结果　坚持标本兼治打造海上花园

代表的建议引起了舟山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舟山市环保局和市海洋与渔业局共同协作，进一步加大了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为强化环保宣传力度，增强公众环保意识，舟山市环保局着重对重点污染治理工程建设进程进行跟踪报道，对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曝光，并加大处罚力度，以引导企业正确处理好开发海洋和保护海洋的关系，从而提高全社会海洋环境保护意识。

其次，从源头上控制污染排放。着重加强对城市生活污水、水产品加工业及船舶修造企业等重点污染源、环境风险企业及工业园区的污染治理；加强对化工行业、油品业等高环境风险企业的监管力度，把有毒有害物入海污染的环境风险降到最低。2008年，舟山市先后新建、改造了5座污水处理厂，污水日处理能力这8万吨以上。同时，通过对全市56家涉污企业进行关停及结构调整等举措，较大幅度地减少了陆域污染物排海量。

目前，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还在舟山成立了“舟山海洋工作站”，建成了岱山、嵊泗两个县级站和六横岛观测站，另有两个区级站和金塘、大巨岛观测站也已着手筹备。为加强对入海排污口的监督监测，强化对海洋污损事件及赤潮、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监视监测，还大幅增加了海域环境监测临时站点。据统计，监测站点已从2005年的23个，增至目前的100个，监测频次也从原来的每年1次增至每年2次。

篇13

[作者简介]贾 超（1982—），男，九江学院旅游学院讲师，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企业管理；史术光（1981—），男，九江学院旅游学院讲师，硕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江西九江 332005）

本文系2012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于反馈基模分析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系统研究”（GL1234）阶段性成果。

2008年初，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战略构想，是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为了保护好一湖清水美景，也是为了争取国家政策项目支持、加快经济社会更好发展的一大关键点。2009年12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由此成为国家战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处于京九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接地带，是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沿干线铁路经济计划带的构想之一。建立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不仅可以带来优化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发展的双赢，而且符合统筹城乡发展、造福子孙后代的科学发展要求，同时关乎鄱阳湖地区以及江西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将有利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我国东南腹地生态环境的改善。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现状

鄱阳湖是中国第一大季节性淡水湖。江西全省流域面积97%的江河水注入鄱阳湖，其中赣、抚、信、饶、修五大河流多年平均入湖水量有1285. 7亿立方米。鄱阳湖作为世界重要的生态湿地，草美花香水秀，水产物种丰富，珍稀鸟类众多，有150多种鸟类在鄱阳湖国家级候鸟保护区栖息越冬，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受季风气候影响，鄱阳湖是一个季节性变化很大的吞吐型湖泊，其年均降雨量为1636 mm、多年平均水位为12. 86m。每年春夏之交，湖水猛涨，湖泊面积有3841平方公里；冬季，湖水则剧降，湖面骤然缩小，这是鄱阳湖面积仅140平方公里，固有“洪水一片，枯水一线”的说法。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枯水期长，严重影响了鄱阳湖地区生态环境。2007年，湖水水位突破了历史最低点，持续干旱，湖区上千万人饮水困难，湿地面积缩水，越冬候鸟及其他生物的数量因为随之减少，候鸟越冬栖息环境恶化。

鄱阳湖区46个县处于江西的中北部。该区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区，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区内地形东、南、西三面高，北部低，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向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地貌以平原、低丘岗地为主。该区是我省主要商品粮、棉、油料及淡水产品生产基地，亦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和淡水养殖基地。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愈渐频繁。2007年受降雨长时间偏少影响，鄱阳湖水域面积从最高4000 km2一度减少到不足50 km2，碧波千里的湿地却面临巨大的干旱危机，而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却严重影响了鄱阳湖水生环境，水质污染严重，造成湖泊环境承载力越来越小。鄱阳湖区还属于长江中下游血吸虫病疫区，血吸虫病一直困扰着湖区群众，影响了沿湖地区经济发展；都昌、永修和星子等县的环境破坏使得大风、沙尘灾害时有发生，鄱阳湖生态调和能力下降，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有增无减。这一切都助长了鄱阳湖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问题分析

（一）污染防治任务艰巨，污染减排压力持增

随着江西省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流域内水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环境监测数据表明，部分河段水环境污染过度，尤其是城市河段，鄱阳湖部分点位已经轻度富营养化。危害空气质量污染因素有增无减，一是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炭为主而相对较高的污染物排放强度没有减弱，全省酸雨现象仍然严重。二是日益增多的机动车辆必然使机动车尾气污染开始成为污染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的重要因素，固体废物污染控制也需要加强。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后经济发展快速恢复，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全面开展，全省化学二氧化硫和需氧量都出现了较大的新增量，减排工作面临较大的压力；由于相对粗放的发展模式、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一些城市污水处理厂不能日常运行还有配套管网建设的滞后，生活化学需氧量削减量远远小于新增量；三是企业为降低经营成本，想方设法漏排、偷排，甚至不使用治污设施，将环境成本转嫁为社会成本，逃避治污责任，这无疑使得减排工作更加难以进行。四是随着污染减排工作的力度加大，可供我们利用、施展的重大工程减排措施空间越来越小，总量控制体系的改善与发展，减排考核指标也会随之更加严格、更加全面和完善。

（二）森林防护欠缺，湿地植被破坏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滥砍滥伐和不合理开发利用森林资源，以及毁林开荒、开矿、修路，一度造成环鄱阳湖区森林资源再生能力下降，森林植被和地表都遭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破坏。我省虽进行了林权制度的改革，加快绿化造林的进程，森林植被面积、森林资源有所回升，但森林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1）森林覆盖率低，仅仅是全省的2/5；（2）森林种植比例不合理？熏防护林种植面积远远小于经济林面积；（3）针阔混交林和阔叶林面积小，针叶林面积大；（4）森林总体单位面积蓄积量低森林种植不够均匀密布。由于林地资源减少、森林资源质量的持低，森林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的功效被大大消减，生态环境平衡也被破坏。

（三）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不完善

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必须要有法律法规的保证，但由于鄱阳湖区体制欠缺、管理行为不协调、经费条件制约等原因，立法滞后、执法方面不严格，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法规建设仍然难以满足现实工作的需要，如2004年3月实施的《江西省鄱阳湖湿地保护条例》，作为我国湿地保护过程中意向重要按法律成果，虽然加强了对鄱阳湖湿地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规范化管理，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条例》只对鄱阳湖湿地区域排污总量实行严格控制，却没有具体规定其上游地区排污控制量。《条例》没有明确湿地保护区管理机构对区内土地、水、渔业等资源的管理权力。《条例》没有明确对征占用湿地的行政许可事项，出现了湿地征地“无人能管”的现象。相关部门对有关法规的执行力度不够，如在鄱阳湖区虽然实行季节性轮休鱼禁港制度，加强了渔政管理，但由于湖泊面积辽阔，管理难度大，滥捕滥猎现仍然存在，使得渔业资源的保护难以全面开展。

（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作用有限

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已成为世界趋势。20世纪80年代，江西省政府对公众参与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开始了规范与鼓励。经过近30年努力与实践，鄱阳湖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度有了较大的提升。但是，总体来说，目前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主要是依靠政府力量获得的成效。公众参与在其中的贡献却十分有限。与发达省份相比，江西省民间环保组织总体规模小、团队数量少、发挥作用小。从参与方式上看，公众参与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的方式与渠道都较为有限，主要通过少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环保专家的提案、建议和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基本上都是间接、被动的参与方式，而不是直接、自觉、广泛的参与行为。从参与内容上看，目前公众参与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主要为末端参与和微观参与，主要在参与宣传教育方面较为活跃，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还有待提高？熏，例如事后举报、受害者投诉；而在预案参与和宏观参与方面则相对落后，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其价值取向、政府开发艰涩项目的决策与实施过程等方面的作用可谓微不足道，开发建设项目的决策与实施过程等影响力十分有限。从参与保障来看，目前鄱阳湖区环境保护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并没有真正形成制度，大多是由政府支持、组织和发动的，一些法律法规体系虽然对公众参与的权利作出了有关规定，但大多过于条例化，也没有明确对公众参与的保障等等，使得公众参与的制度建设基本上还是纸上谈兵。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对策

（一）加强污染防治和主要污染源物总量减排

加强主要污染源物总量减排，加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入，完善污水处理网点。通过污水处理厂的建设、推进完成2015年所有市县和重点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85%的目标，加强对企业节能减排、污水处理后再排放的监督与管理，从源头杜绝污水进入鄱阳湖的可能；抓好重点治理工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优化发展降低污水排放总量。实行重点行业环境准入管理，提高产业准入门槛，鄱阳湖地区工业企业必须按照国家要求做到持证排污和达标排放；提高污水处理科技水平，奖励企业污水处理科研发明，利用经济手段、科技手段、政策手段切实提高鄱阳湖地区污水处理率。

（二）加快林业建设，提高森林覆盖率和质量

根据建设生态江西的总要求，以绿色GDP理念为指导，控制经济活动对于环境的改变在适当范围，使经济发展的同时人们生活富裕、环境生态文明。一是推进长江防护林的建设，贯彻落实退耕还林和防沙治沙等国家政策；二加强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五河源头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工程建设，做好野生动植物的保护工作；三是加强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和森林管护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熏为实现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的目标，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措施：一、实施平原林业工程，加快绿色地带、城镇绿化、农田防护林建设等，发展鄱阳湖地区平原林业，推进村旁、宅旁、路旁、水旁植树造林工程建设；二、加快建设绿色通道工程，注重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交通沿线两侧的防护林建设，为此，要将其绿化经费直接纳入政府工程预算，同时还要加大绿化工程的财政投入；三、着力建设乡村绿色工程，激励当地农民保护家乡青山绿水的主观能动性，抓好乡村的绿化美化抓建设四季常绿、经济与生态环境共同持续发展的新农村；四、建设好城镇美化工程，进一步推动城镇美化，加快城镇基础设施的完善，注重城镇工业园区地的再绿化，扩大城镇绿化面积，采取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科学技术措施以改善城市绿化问题。

（三）完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增强公众环保意识

鄱阳湖区的生态环境既是珍贵的经济资源，又是重要的环境资源。涉及多个管理部门，同时多部法律法规体系交叉涵盖。在发展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又不能忽视环境的保护与生态的平衡。因此，需要特别注意鄱阳湖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处理，要站在鄱阳湖流域的整体角高度上，制定出一个科学、全面、系统、法定的总体规划以更好地促进鄱阳湖区生态环境的开发与保护。此外，由于鄱阳湖区面积较大，涉及的城市、县级行政范围较广，在管理过程中难以明确区分责任范围，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按照《江西省鄱阳湖湖湿地保护条例》，加强对湖区进行合理开发与保护，对一切违反《条例》的行为都要严惩不贷。鄱阳湖区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要在本行政区域内开展并落实生态环境的普查评价，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及时公布生态环境开发和利用的相关信息？熏积极指导监督生态环境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并禁止破坏生态环境项目。

从根本上说，社会公众对鄱阳湖区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程度和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支持程度是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成功的关键。提高公民的生态素质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奠定鄱阳湖生态保护的社会心理基础。而要强化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一是政府付要发挥组织、指导作用。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力军，首先要让生态环境治理意识武装政府工作人员，从上到下地推广生态环境理念，从最根本推动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二是要利用宣传教育方式，一方面，把生态环境治理知识加入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内容，让人们从小树立起环境保护理念。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宣传与培训方式，普及湖区居民的环境教育，让人们意识到，只有保护好生态环境才有可能真正地提高生活水平与质量。

[参考文献]

[1]唐兵.鄱阳湖区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问题与保障[J].安徽农业科学，2011，（6）.

[2]杨励君，刘铭富，刘良源.加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保护的建议[J].江西农业学报，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