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科分类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13篇公共管理学科分类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篇1

1 明确就业能力的内涵，增强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适切性

(1) 专业能力是提升学生就业能力的基础。专业能力主要指工商管理类学生已有的专业知识结构、学习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等。专业知识是学生主要通过专业课程设置及理论与实践教学各环节的学习，将外在的工商管理类专业知识内化为学生个体的认知能力，包括知觉、记忆、注意、思维和想象的能力，这是学生个体成功的完成各项工作(活动)最重要的心理条件。学生对专业学习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他的知识结构是否完善和思维习惯的优劣，而其知识结构和思维习惯又基本决定了他的就业方向，因而在专业教育中，要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结构的完善，这种完善的知识结构要有利于学生能够通过原有知识来融化新知识，进而产生新思想，逐步达到智慧的境界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为进一步增强专业技能，提升就业能力做好铺垫。学习能力是指学生从历史、现实学习知识，不断深化和完善对现实的认识，掌握驾驭新知识，具有不断创新知识的动力源，从而形成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的能力。从狭义上讲，主要强化学生的问题意识，具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取、辨析及综合利用信息的能力;学会分享与合作的能力。促使学生从自己的认知结构、兴趣特长及需求出发，广泛地汲取新知识，不断填补自己的认知结构，从而充实、完善和发展已有的认知结构;使学生完全能够自主选择和决定自己的学习活动，不断努力实现新的学习目标;使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强烈的创造欲望，以形成科学的批评性思维方式，追求具有创新性的学习成果。专业技术能力是指总体反映学生在特定职业岗位上具有的专业应用能力，旨在强调应用性和针对性，这主要依赖于合理的专业知识结构。

(2) 通用能力是提升学生适应能力的关键。这种能力是指那些与某种具体的工作没有必然关联性的通用性能力，即适用于不同的工作场景的能力。这些能力是得以圆满完成工作任务需要的最基本的部分，也是近年来用人单位一直最看重的部分，是个人最能持续运用和最能够依靠的能力。其能力是随个人工作经验和生活阅历的增加而不断发展，对工商管理类学生而言，通用能力主要包括健康的心理、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敬业精神、较强的责任心、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脚踏实地的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这些能力是要通过学习和社会实践而获得，也涵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参与实践、归纳总结、观察学习、模仿体会、专业训练、实习培训、业余爱好、娱乐休闲、社团活动等。这些能力是工商管理类专业学生在步入职场中最宝贵的财富。

(3) 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提升学生应变能力的核心。这种能力主要是反映学生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从容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它强调迁移性。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低是决定学生进入职场后是否能成为职业精英、实现持续就业的决定因素。对工商管理类学生而言，创新精神、团队工作能力、沟通协调能力、持续学习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则是学生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内容，这些能力只有在学生步入社会工作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现出来。近年来许多企业用人单位都希望毕业生在签约前来单位实习或试用，其目的就在于考查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潜质。通过我校多年的工商管理人才的培养，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工商管理类学生的这些能力是可以通过参加科技创新、社会实践调查、企业兼职等活动得以提升的。同时，从已毕业的历届毕业生我们也能发现，可持续发展能力关系到学生能否实现持续就业的愿望，也关系到学生未来事业发展的态势是否兴旺。

2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开展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实践探索

据教育部资料显示，我国工商管理类专业属于就业率较低的本科专业[4]。究其主要原因还在于毕业生适应能力不强、所学知识达不到工作要求、就业竞争力不具优势等问题。为此，兰州交通大学近年来，始终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提升学生就业能力为重任，以加强“三项能力”培养为主导，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 强固基础以优质教学资源大力提升学生专业能力

一是夯实基础、注重实践、突出应用，着力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夯实基础，主要是强化英语、数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等课程的教学，坚持四年教学不断线。在保证专业核心课程开设质量的基础上，开设一定学分的经济管理类基础课程，为学生拓展专业基础做好铺垫，强化学生学习专业基础课的质量。注重实践，以实践教学和动手能力培养为主导，将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与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实验、实践教学的学分，占总学分的1/4以上。将企业经济活动、经济运行状况通过ERP实验、会计仿真模拟、证券投资即时模拟等实验再现真实情境，对学生职业技能的训练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突出应用，以职业规划、特色培养为目标，以专业选修课为平台，进行专业人才的纵向深化培养。强化了专业技能训练，为工业、铁路运输、流通、银行等企业进行特色人才培养，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要。创新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开放实验、创新实验、学科竞赛、课题研究、社会实践等，尽可能多的为学生提供各类科研训练的支持平台，强化学生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培养，努力提升学生服务、奉献社会的能力与水平。

二是抓好专业核心课程与及教学团队建设，为学生提供坚实的专业学习支撑。多年来，兰州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工商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与教学团队建设为切入点，在已有的工商管理类专业9门核心课程中，已建成“财务管理”、“管理学”、“微观经济学”3门省级精品课，5门校级网络课程。核心课程的高标准建设为工商管理类学生专业学习提供了优质的教学资源，继而通过核心课程省级教学团队的建设，有力地推进了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先后建成了案例库、习题库、试题库、课件库等，开通了网络课堂和网上答疑系统，以优质、丰富的教学资源，极大的延伸了课堂教学的内涵，充分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三是进一步完善实验教学体系，强化学生专业应用能力的培养。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将“学思结合，知行统一”贯穿于大学的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为做到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融合，管理与工科知识的融合，形成了由“基础操作性实验、综合应用性实验、设计创新性实验”三个层次和多个模块构成的实验教学体系(图1)。该实验体系，其内容涉及24门课、193个实验项目，所占比重分别为50%、40%、10%。为满足学生学习的要求，每年都要对实验项目做出更新，及时补充、完善各专业系列实验指导书;其特征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综合性、融通性、实战性、开放性;实现了实验教学内容、技术平台、实验教学团队的一体化整合;体现了实验教学手段、教学工具、教学方法和学习组织形式的有效对接与融通。学生在校期间能够通过仿真软件的学习与训练，达到目前国内用户群最多的用友ERP管理软件、市场营销模拟软件等的熟练运用，真实了解企业运营情况，体验生产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另外，通过一系列的模拟与实训，使学生体验了从实验项目→课程内实验→独立实验→专业综合实验→小型科研课题研究→参加校、省及全国各种竞赛的创新教育的全过程，这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职业技能，还培养了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经调查，学生对专业实验教学总体评价满意，认为对他们的知识运用、团队协作能力和应用能力提高很大。

四是发挥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作用，为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创造良好的实践环境。我校省级经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拥有“管理类基础模拟”、“市场营销模拟”、“经济法案例模拟”、“会计实训仿真”、“会计手工模拟”、“电子商务”、“情景模拟”、“经济模拟”8个专业实验室，有ERP-U8管理软件、福斯特等公司的应用软件28套。该中心已成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服务平台、创新能力提升的助推器、培养研究型人才的孵化器，中心已开设24门实验课，193个实验项目，面向全校8个本科专业和3个硕士点开放，每学年约有1800余名学生在该中心完成各类实验教学任务。另外，还通过跨专业实验、选修课实验、各种模拟大赛等创新实验课的开设，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心的作用;通过校企共建3S平台，合作教学、交流学习等方式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和示范效应。目前，该中心已成为培养工商管理类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摇篮，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基地。学生在该中心完成的多项兰州交通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获得好评。

(2) 构建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保障工商管理类人才通用能力的提升

通用能力不仅是大学生不断增强学习能力的基础，而且是在大学毕业生当面临就业、晋升、转岗等多样性选择中增强竞争力。这就需要高校人才培养中，努力构建多维度的组织、管理及服务体系，这对工商管理类人才通用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一是强化相关的基础知识，为提升学生通识能力奠定基础。首先，将数学作为培养学生运算推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从事经济研究必不可或缺的一种科学分析方法予以高度重视。我校在工商管理类人才培养方案中开设了经济数学、线性代数、概率数理统计三类必修课，数学建模等多门选修课。其次，拓展英语教学。在开设大学英语、英语口语、商务(或财经)英语、经典外文文献选读等课程的基础上，还长期开展双语教学，现已形成以14名青年教师为骨干的“双语”教学团队;“国际市场营销”、“国际商务”、“国际贸易学”、“人力资源管理”等课程在内的双语教学课程群。通过双语教学的实践，使学生熟悉了国际商务运作模式，为学生进入外资企业或从事涉外业务奠定了基础。双语教学使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和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历届英语四级累计通过率在80%左右，在“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外研社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中均取得优异成绩。第三，注重学生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强化。在当今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下，无论是做出怎样的宏观决策或微观管理，都需建立必要的应用模型，这一过程都与计算机紧密相关。为突出学生计算机应用能力，在人才培养方案中，开设了计算机基础、VB 程序设计、数据库、办公自动化四门必修课，计算机网络、网页设计等多门选修课，专业实验课多数也是借助计算机模拟来实现。

二是多措并举，为提升学生的通用能力创造条件。丰富多彩的团学活动，促使学生清楚自己的社会使命。从情感教育、养成教育、自信教育、主题教育，探索体验教育、“自媒体”教育等6个方面开展教育活动，通过学校各级管理层面有效的联动机制，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强化本科生导师责任制，实现对大学生的全方位的精心指导。导师对学生的学习计划，学生选课、学习方法、专业发展方向、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都要精心指导，将其具体任务分解细化至每学期。举办各类论坛、讲座，提升学生对职业的认知度。举办“创业创富论坛”，邀请北京中铁二十二局、甘肃武威市交通局、甘肃祁连山股份有限公司、华润雪花啤酒甘青藏公司等企业的高管为学生讲授企业管理经验;邀请我校已毕业的MBA学员每年5月、10月两次进(本科)课堂，帮助进行职业生涯规划，事业成功经验分享，并开展企业发展、社会需求、能力养成等方面的讲座与交流;邀请实习企业指导教师担任学生的职业生涯导师，与学生交流沟通如何制定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采用多种方式，搭建就业能力提升平台。挑选在就业、考研、公务员、选调生、资格证书、银行系统等考试与选拔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以深入学生班级的形式进行经验交流活动;举办企业模拟招聘大赛，邀请相关企业人力资源部、高校招生就业处领导等作评委，通过制作简历、岗位竞聘演讲、专家点评等环节，培养学生的求职能力。以毕业实习带动就业，与广东智通人才、宁波人才中心、东莞人力资源局、德邦物流、红豆集团等形成了合作关系，建立就业实习基地。积极拓展就业渠道，邀请中储物流公司、西部中大建设集团、链家地产、光大银行、甘肃银行、TCL乐华多媒体事业部、兰州商业会计学校等单位来校招聘，提供就业岗位。

(3) 适切的教学方法与多样化的实践教学形式，提升学生持续发展能力

一是不断更新教学方法手段，注重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以典型“案例教学”为导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通过赴企业实地调研形成的典型案例，丰富了教学内容，已有2篇案例入选“中国管理案例共享中心”;精选选国内外经典案例，开启学生思考问题的思路，强化学生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实践证明，案例教学，能够使学生更易于掌握管理学、营销学、会计学、财务管理、统计学等课程中的相关理论与分析方法的灵活应用。以“情景教学”为载体，提高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主要通过教学游戏、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活动，让学生在模拟情境中，感受管理理念、学习管理知识。通过体验式教学，如营销学中的营销体验，会计基础实训中会计人员工作角色体验，模拟法庭、商务谈判、企业经营模拟中各种管理角色的体验等，使学生受到有益的实践与创新能力的锻炼。以“实验仿真”为依托，提高学生科学决策能力。如在筹资、投资、生产、经营、管理、决策等方面，学生借助网络数据库资源获取相关资料，运用实验教学软件进行模拟操作，使学生尽快掌握了管理决策的科学方法。总之，近几年，我校在通过不断更新教学方法手段，为学生科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二是多样化的实践教学形式，拓展学生的社会适应力。搭建差异化的实习实践平台，在实践中增强学生的发展能力。依托学校在铁路行业的优势，注重铁路系统内企业实习实践基地建设;依托学校在工科领域的专业优势，与兰州电机厂、兰州机床厂等多家传统制造企业建立实习实践基地;依靠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地方知名企业共建校政企联合实习实践教学基地。采用集中、分散与轮转相结合的实习模式，为学生提供各企事业单位不同岗位的实习实践体验机会。通过专人负责、科学考核、校内外双导师联合指导等措施保障，增强了实习的实效性。强化毕业论文全过程的监控与管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指导教师严把论文选题关，本科生导师为各专业进行“文献查阅方法与技巧”、“研究方法与学术规范”、“如何做好毕业论文”等讲座，以及论文审阅、论文中期检查、、公开答辩等，进行全过程管理，提高论文指导与写作质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科竞赛提升学生创新能力。组织企业经营模拟对抗赛、股票交易模拟大赛、电子商务大赛等重要赛事活动，通过学生的积极参，培养了学生专业学习兴趣，激发了创新潜能，提升了创新能力。积极创造条件，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升大学生的科技创新能力。近年来，我校经济管理学院教师先后承担了11项国家社科和自然基金项目、30余项省部级项目、20多项横向项目等，这些科研项目，为学生参与科技创新训练创造了条件。在近几年学生的毕业论文中，有80%左右的选题来自教师的科研项目。学生主持的“甘肃省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发展研究”等兰州交通大学“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其选题均来自于教师的科研项目的子课题另外，学校成立了学生学术科技创新与创业中心，专门负责学生科技创新工作，实施菜单式培育，为实现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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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基础

选定与夯实合理完备的价值基础是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津要所在。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的学科特色、专业内涵以及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均取决于价值基础的价值结构的合理规划、价值秩序的有效构建；另一方面，合理的价值基础不仅在理论上为公共管理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存在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正当性理据，也在实践中成为对公共管理实践做出好坏优劣等评判的基本准绳。考虑到“公共行政是政府的艺术与科学跟管理的艺术与科学的联姻。效率与经济主要属于管理理论的范畴，而社会公平属于政府理论的范畴。”同时，随着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民主参与、公民权也日益成为公共管理学走向成熟的重要理论支柱。因此，公平、民主与效率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价值基础。进而言之，正如学人江畅所言，“由于人的需要（欲望）所指向的无非是目的和手段，同时只有当一个事物作为目的或手段时它才能成为满足人的需要（欲望）的事物，因而目的和手段对于人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对于人而言的所有价值都无非是目的（性）价值和手段（性）价值这两类。”借鉴上述对价值的分类，公平应属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而效率则是手段性价值；至于民主，笔者认为兼而有之。首先，公平应当被确立为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价值基础。“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平等，强调公共管理者决策和项目执行的责任，强调公共管理的变革，强调对公民需求而非公共组织需求的回应……新公共行政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公平的对待公民。社会公平就包括旨在增强这些少数群体政治权力并改进他们经济福祉的一系列活动。”在《正义论》中，罗尔斯针对正义分配提出了著名的“差别原则”，即：“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诚然，社会公平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不平等都会消失，但是每个人的基本利益都应该得到起码的尊重与保障。公平价值赋予了公共管理伦理的内容，强调了公共组织提供的服务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权利。公共管理学研究如何合理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如何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这与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其次，民主既是一种手段性价值也是一种目的工具性价值。就前者而言，不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生活，目的都在于追求一种公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生活。近千年的人类政治实践历史已经揭示了如下政治学公理，即：相对于其他政治范式，民主是实现优良生活的最有效手段。就后者而言，民主本身已然成为一种可欲的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民主生活中所充盈的平等的理念、自由的氛围、尊重的品格、人道的魅力甚至参与的乐趣等待，已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个人与民族矢志不渝地将民主作为上下求索的价值目标。在当代共和主义思潮、尤其是公民资格理论的深度影响下，民主即参与、“民主意味着参与”，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的思想背景。民主价值、公民参与等依然成为作为公共管理理论重要补充的公共服务理论的观念圭臬。因为公共服务中公民参与的初衷是为了通过公民的参与来保障公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不论是公民参与还是享受公共服务，都是公民权的重要体现。公共服务是政府运用公共资源，根据社会公共需求，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提供的社会产品和服务。公民的参与能迅速高效的反应社会需求，从而为政府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需求提供有力参数。最后，作为公共管理学的手段性价值，“效率”是一个颇具歧义的概念。通常而言，效率可分为经济与社会两个层面，经济学效率“强调的是以最少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社会性效率“以社会价值观念为目标，规范的予以衡量的效率”。从行政学本身的应用属性来看，对于效率的一定追求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由于实际操作中对于“效率至上”原则的过分夸大，原本的“工具合理性”变为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公共管理学在合理吸收西方价值工具的同时也要警惕工具的目的化，尽量规避效率原则的弊端。不可以简单的将绩效作为评判组织优劣的标准，还要防止效率异化而破坏了社会的公平，以致出现公共权力的滥用现象。西方传统的科学管理所追求的效率原则是建立在工具理性的操作程序之上的，而当代社会的公共管理学在研究其效率的同时更应关注“人”———效率的创造者；毕竟，公共管理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效率，它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中国公共管理学早期深受传统行政学“效率至上”原则影响，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并以此指导社会实践。单纯的追求效率让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动荡不安，中国饱尝效率至上之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管理学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其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认识到行政的目的在于更好的服务；亦即，公共管理要为社会的公共利益服务。政府组织有先天的官僚特质，在参与社会利益分配时不仅会降低效率更会损害其公平性，因此公共管理学要做的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分配秩序，满足公共需求。

三、研究对象

众所周知，确定研究对象不仅是划定学科分类的重要依据，也是界定研究任务、创建学科体系的观念前提。就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建设而言，确立妥当的研究对象是其立身之本与发展之源。人类是在对利益的不断追求中发展进步的，然而人的社会性又决定人类对于利益的追求不能离开社会，也就是说面临着公共利益的分配。公共管理就是要满足社会需求，合理分配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为社会提供服务。公共管理学以公共部门管理作为研究对象，其核心是政府部门管理。公共利益的现实表现形态是公共资源。政府组织要做的是有效地组织公共资源，使其能够有效增值；合理分配公共资源，使其能够依据社会需求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政府保障对于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是满足社会和个人需求的前提。但与此同时也要防止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破坏。对于中国来说，政府以官僚组织的形式运行，在官僚体制中人治现象突出缺乏法制规范。同时，臃肿庞大的官僚机构也容易使得信息在收集、传递过程中出现失真，效率低下。这就容易导致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迟缓，也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权力过分的集中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权力有限。但我们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21世纪，长长的信息传递链条不仅容易使信息失真，而且往往会错失良机。公共服务理论认为现代政府组织的角色是帮助公民表达并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而不是“掌舵”。因此，行政机构改革势在必行。“力求使政府不走弯路，使政府专心处理公务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这也要求政府组织在进行政策制定、执行时要鼓励公民参与。民主不仅有利于公民的主人公意识、公民精神的培育，也会促进公共资源的合理流动。另一方面，随着公共管理学的推进，公民社会自治网络的形成，公共管理的主体趋向多元化，不仅包涵政府组织也包括为社会公共利益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管理是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一条路径，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也是对于政府组织管理的有效制约和监督，对于维护公民权利有重要意义。俞可平先生认为：由民间组织独自行使或他们与政府一道行使的社会管理过程，便不再是统治，而是治理……治理和善治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当前中国社会非政府组织发展极不健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公共公共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应探究如何应健全法规从制度层面保障非政府组织的合理存在，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应有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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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公共管理和公共管理学是有所不同的,前者着重研究实践活动领域,后者则着重研究理论领域。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不做严格的区分。

在我国,“公共管理”出现并广为使用只是近几年的事,虽然在解放前我国就引入了行政管理学的研究,但是在解放后,1952-1953年的全国高校调整中,撤消了政治学的有关学科,行政管理学也在其中。直至1979年底,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才得到恢复和重建。后来国务院相关研究机构,修订了学科专业目录,将行政学、公共行政学,行政管理学从政治学归划到公共管理学中。从此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体系才算正式形成。

所以在讨论公共管理的问题时,不仅仅要解读公共管理的体系构成,还要涉及行政管理学、政治学,行政学等相关的学科与行政管理关系,但国家有关部门对学科门类的编订,将公共管理学归属到管理学的门类中,似乎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定论,所以本文对这个问题不做太多的讨论。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行政和管理之间的关系、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关系还有公共管理体系这三个问题。

1.1行政和管理的关系

管理和行政体现在人类社会活动同一过程中的两方面,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即要有管理,又要有行政。而与管理不同,行政天生就具有“公共性”,一般的行政事务微观的主体要两个人以上。在传统社会中,行政就已经存在了,只是那时的行政性质和现在的国家社会行政有区别而已。而现今管理与行政遍及整个人类社会,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是等同,并列还是包含隶属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

一般来讲管理是侧重在特定的组织内,通过计划,组织、控制和分配各种资源,达到组织的目的,可以细致到具体事务的处理上;而行政则是比较宏观的,侧重于对全局的战略行动处理。马克思说,行政是国家的活动,掌握国家政务和公共社会资源活动。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国家在社会产生时位置就在社会之上,因此,国家行政具有宏观性,涉及到谁执政,如何执政等问题。当我们把行政定位在对全局重大事件的把控上,“行政管理”就有了特定内容和新的关系。

经过学者的多年研究,将行政和管理关系界定为:行政层级与行政性质成反比,而与管理性质成正比。即行政层级越高就越具有行政性质,而具有较少的管理性质。从横向上看,往往领导职位上的公务员更具行政性质,而非领导职位的公务员更具备管理性质。我国政府经常在行政管理中出现的不该管,管不了的事情,和不同部门的推诿、扯皮现象,都是由于在理念上没有清楚的划分行政管理角色所造成的。

1.2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的关系

行政在天生就具有“公共性质“,夏书章认为行政管理学,实际的英文原文就是公共管理学,从这个角度看,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表现为以下几点:

从学科分类上看,行政管理属于二级学科,公共管理属于一级学科,显然不能把他们等同看待,他们在学科内涵和外延以及研究的主、客体内容都是不同的。

从静态维度看,公共管理和行政管理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公共管理在狭义上指的是公共管理中政府的管理,而在广义上指得不仅限于政府工作;行政管理在狭义上是仅指政府的管理,而在广义上非政府的机构也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

从动态维度上看,行政管理是先于公共管理行动的,公共管理是行政管理的未来发展及展望。公共行政是在近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在未来的社会中,行政管理超越公共管理的范畴,但属于行政发展的两个阶段。公共管理是由公共行政发展而来的,在未来的社会发展构成中,公共管理中又会形成行政的形式和内容。

从价值取向上看,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在实质上是有区别的。中国行政管理学有三大学派,夏书章派,郭济学派和欧阳雄飞派。其中郭济学派的影响比较大,曾经掀起了一阵“公共管理学”热潮。但此学说认为世界上没有“公共管理一说”只有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管理,这是对公共管理学的曲解。各个学说知识讨论的侧重点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实际上,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都突出了管理的“公共”性,不同点在于侧重行政还是侧重管理。其实从实践的角度上看“公共行政管理”是既有管理又有行政,可以作为行政和管理之间的媒介。

1.3公共管理体系

以当下中国的来看,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管理是值得提倡和发展的。从政府为主体到社会为主体公共管理的历史进程中,我国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和主导作用还尚未完全发挥。公共管理是相对私人管理而言的,一方面私人行政管理是不属于国家和政府的管辖范畴,如果越界管辖会侵犯到私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私人行政和私人管理,以及非政府组织,也有公共事务,对这些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可以称作“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可非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国家机构的行政管理,它具有权威,广泛,多样的特点,第二种是私人行政和私人管理组织结合体,它其实是放大了的私人管理;第三种是非国家机构的公共组织。我国现在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效仿其他国家公共管理体系的多元化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必须要加强以政府为主导,发挥政府在公共管理的参与主体性和不可替代性,这是符合我国道德体系和社会发展水平的。

2、公共道德体系

道德可以分为社会道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等等,人们通常把社会道德称之为“社会公共道德”或者“公民道德”简称“公德”,但是本文中研究的公共道德是基于社会管理体系的,不同于公德。公共管理的体系类型决定着公共道德的体系和类型,有什么样的公共管理就有什么样的公共道德。政府行政管理必然会存在相对应的公共道德,政府公共道德属于职业道德的一种。政府在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中要履行的职能包括社会管理和阶级统治,这导致了政府公共道德的特殊性。这种既体现了社会阶级属性又体现了社会管理的综合道德,叫做行政管理的公共道德或者叫做道德的公共性。它在公共道德体系中起着表率和示范的作用,无论正负方面都影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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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单一化，无法回应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目前国内相关文献在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时候，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仍是主流，通论性教材往往侧重介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科学”研究的部分，主张公共管理研究的任务在于寻求公共管理客观事实中的经验性因果联系，通过变量之间关系的寻求，发现公共管理的一般规律。[1]与此相关，目前国内的公共管理硕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MPA）教育亦以“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研究方法”等作为核心课程或主干课程，这些课程的主导方法也是实证主义，难以凸显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事实上，公共管理研究是科学发现、技术设计（政策设计、制度设计、组织设计、机制设计等等）、公共评估、诠释和批判的统一，需要实证的、诠释的、批判的多元方法论的合理使用和组合，阐明多元方法论单独使用和组合使用的逻辑，才可能有效地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多样性。

2.程序性方法与实质性方法之间存在鸿沟。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是形成公共管理理论的哲学基础、逻辑和价值观，是公共管理知识成果中蕴含的，形成公共管理知识的途径。公共管理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则是公共管理研究过程中设计和实施研究、收集和分析资料的程序、步骤和技术。公共管理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没有截然的界限，但是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研究的逻辑，后者侧重研究的操作性程序和技术。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文献中，程序性方法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体系也较为成熟，比如：盖尔•约翰森（GailJohnson）[2]等人所著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著作。这些著作以选题、文献综述和理论建构、研究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报告撰写为经线，以定性和定量研究为纬线，共同编织起公共管理学的程序性方法论体系。不过，很少有文献探讨实质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导致了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很多困惑，比如：当我们从事一些属于技术设计类、诠释类、批判类、评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时，大多数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著作难以提供有效的指导，甚至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规范和标准衡量这些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造成了研究的方法论标准“缺位”和“越位”的现象，形成了方法论标准的单一化和有些研究没有有效方法论指导的尴尬局面。

3.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实务和咨询方法脱节。公共管理研究作为使用科学方法探讨公共管理问题答案的活动，包括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公共管理咨询三种基本形态。但实践中，三者脱节的状况较为严重：从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学者们撰写大量的论文，充斥着繁杂的统计数据和生僻的词语，往往被束之高阁。公共管理咨询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与学者们的高深研究难以接轨。造成这种脱节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对三者统一的“公约数”缺乏坚实的理论共识。事实上，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公共管理实务和公共管理咨询的“公约数”是解决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学术研究重点关注科学发现类、评估类、诠释类和批判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是公共管理实践问题解决的过程，其本质是公共管理者运用适当的途径———诸如战略设计、政策制定、机制设计等———弥合公共管理主体需求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虽然公共管理实务以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提供的相关知识为基础，但是公共管理实务的方法论框架是技术设计的方法论框架，与公共管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框架存在本质的差异。公共管理咨询所使用的方法论框架并不是单一的方法论框架，往往通过综合运用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和实践问题解决的方法论框架，为顾客提供知识、技术、理解等方面的知识和服务。

4.公共管理方法的学术关注度失衡。“公共管理方法”一词可以做广义理解和狭义理解。广义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公共管理领域中思维方法、行动方法、研究方法的总称。狭义的公共管理方法则指公共管理实践或公共管理实务活动的方法，属于行动方法的范畴，即公共管理主体进行公共管理活动过程中使用的认识工具（比如战略管理中SWOT分析模型、钻石模型、利益相关者分析）和行动工具（全面质量管理、合同外包、凭单制等等制度、机制、程序、手段和技术等管理手段）的总称。目前国内已经出版了一批侧重研究公共管理行动的技术、手段和工具的著作。但目前关于公共管理学科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仍然较少。公共管理“思维方法”的著作更是少见。这导致了公共管理思维方法、行动方法和研究方法学术关注度失衡的局面，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入手，寻求公共管理方法的共同基础，提高公共管理学科认同度。

5.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缺乏合理的标准和规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怀特（J.D.White）[3]，佩里和克雷默（J.L.Perry&K.L.Kraemer）[4]，斯托林斯（R.A.Stallings）[5]，斯托林斯和费里斯（R.A.Stallings&J.M.Ferris）[6]，贝利（M.T.Bailey）[7]，亚当斯和怀特（G.B.Adams&J.D.White）[8]等人开展了对公共管理博士论文和期刊论文的主题、研究方法、质量标准等方面的评估研究。中国台湾学者孙同文（1986）[9]、江明修（1986）[10]、詹中原（2003）[11]、吴颖年（2006）[12]等学者对台湾地区的公共管理论著亦做了文献评估分析。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内陆很多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和探讨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的规范、标准和方法论问题。比如：张成福（1996）对中国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机的关注。[13]周志忍（2004），郭小聪、肖生福（2006）等人探讨了中国行政学学科和学科整合问题。[14]袁达毅（2002）、马骏（2006）、刘亚平（2006，2008）、何艳玲（2007）等人对中国公共行政“危机”进行了分析。[15]张梦中和马克•霍哲（2001）[16]等人对公共行政期刊论文或博士论文进行了内容分析，尝试提炼出已有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学术规范。总之，公共管理知识生产尚未形成兼顾多元方法共性和个性的标准和规范。实证主义的学术规范，只适合于对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进行评价，还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纳入实证主义研究的方法论传统，需要深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认识，在公共管理多元方法的框架下，建立多样化、合理、适宜的公共管理知识生产标准和规范。上述五个问题可以归结为：公共管理多元方法之间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是什么？怎样才能有效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多元方法论，从而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逻辑合理性？随后本文将从问题类型学入手，阐明基于问题类型学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以期对这两个问题提供合理的答案。

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

在科学研究中只有那些专业共同体和整个人类的知识积累都尚未解决或无法回答的疑问才算是研究问题。问题可以定义为：“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17]问题是一个反映了主客观矛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概念。科学研究从何开始？一直是哲学和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关键主题。波普尔在《猜想和反驳》一书中总结道：“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愈来愈能启发新问题的问题。”[18]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几乎每个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和发展，都是从特定的公共管理问题开始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反映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认知矛盾。虽然诸多科学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论，但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发展历史表明，他们都会不约而同地从方法论层面上开展对“问题”的研究，探究什么是问题、问题的重要意义、问题的结构、问题的类型。“问题”成了不同流派科学哲学家交锋对话的聚焦点，他们对问题认识的深入，逐渐形成了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哲学分支领域“问题学”。[19]目前“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解决问题是公共管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问题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计划的依据；问题指导公共管理研究的观察和资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问题包括哪些类型？每种类型公共管理问题对应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无一个完美的答案。类型学（typology），或称作分类学（taxonomy），指研究者结合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一维度的简单概念，然后由简单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从问题的定义———“某个给定过程的当前状态与智能主体（人或机器）所要求的目标状态之间存在的差距”———出发，根据“差距”的本质特征对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按照近代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揭示的事实和价值二分的原则，我们可以将问题中所含的“差距”分为“事实性差距”和“价值性差距”两个维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标图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的各种类型。在图1的二维坐标中：（1）纵坐标所示的纯粹涉及价值差距的问题属于诠释类问题，对诠释类问题的解答，往往使用诠释主义的方法，形成诠释类知识。诠释类知识通过挖掘、阐发、建立和确证一种价值，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2）横坐标所示的那些纯粹涉及事实差距的问题是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探索经验世界的状态、发展、变化，寻找经验世界中存在的联系。（3）横坐标和纵坐标构成的平面中的问题既含有价值因素又含有事实因素，可将这些问题分为技术设计类问题、批判类问题和评估类问题。

1.科学发现类问题。科学发现类问题是人类主观认知与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主观认知之间、客观事实之间的矛盾而引发的疑问。对科学发现类问题的回答，往往使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框架，最终将产生对客观世界描述、解释和预测的知识。提出科学发现类问题的途径包括：寻求经验事实之间的联系和一致的解释，证实假说和现象的可靠性、寻求理论体系内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个理论和假设的不一致性，学科理论方法的移植等。

2.技术设计类问题。“实现特定目标的最优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属于技术设计类问题。技术设计类问题包含事实前提和价值前提两个基本因素。技术设计类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实前提下，确定合理的价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价值前提下，寻求实现特定价值的优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时间（时间段、历史、现状等等）和空间（国别、地区、部门等等）中进行目标比较、约束条件比较、环境参数比较、手段比较找出当前问题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战略与政策、体制与机制、措施与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3.评估类问题。该类问题与科学发现类问题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对事实、行为和态度的描述和解释。但不同的是，评估研究在对事实、行为和态度进行描述时，是建立在与特定标准进行比较基础上的描述和解释，比较的标准可以是客观的标准也可以是主观的标准。评估至少包括三个要素，即标准（criteria）、证据（evidence）和判断（judgment），评估类问题的本质是根据经验证据，寻求特定标准和经验证据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关系进行评判。

4.诠释类问题。诠释类问题是阐发、确立和建构社会现象背后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诠释研究尝试回答文化、价值和精神领域的“应该怎么样”的价值问题，与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际之间的共识和规则紧密相关。公共管理领域，人们一般通过公共管理的历史诠释、文本诠释、话语诠释和行动诠释来获取诠释类问题的答案。

5.批判类问题。在批判研究者看来，现实社会并不是实证主义所谓的纯粹的经验的堆积，而是主体被“异化”的世界，需要改变客观世界，将主体从“异化”中解放出来。批评研究以矛盾的观点和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分析现实，其目的是改变世界。批判问题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变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基础和公约数。

三、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体系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是对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的各种、各类、各层次方法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的系统化梳理。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维度。可以借鉴亚瑟•霍尔（ArthurD.Hall）提出的系统工程三维结构（时间维度、逻辑维度和知识维度）对研究的方法体系进行刻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时间维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进行的过程，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研究实施和研究成果发表等环节。公共管理研究的逻辑维包括方法论、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个层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知识维度是提出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的思维背景、认知背景和实践背景。凡是对公共管理问题解决有启发的知识都可以纳入这一维度，而不论该知识的学科界限。

2.问题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从问题学的角度来看，在研究方法体系中，问题是连接研究逻辑维度、时间维度和知识维度的共通点。首先，不同的方法论流派对问题的性质、问题的地位、问题结构看法不同，就会形成研究过程的差异。比如：诠释主义将问题看做是意义呈现的过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互作用贯穿在研究过程的始终；实证主义将问题看做是归纳和证实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中立观察是研究的起点，对结论的证实或证伪成为研究的终点；批判理性主义将问题看作是主观和客观的不一致，研究过程是始于问题，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验证，再提出新问题的过程。其次，不同的问题类型对应不同的方法论框架。（1）对于科学发现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使用实证主义作为主导的研究方法论框架。（2）对于技术设计类的公共管理问题，通常运用技术设计所特有的最优化方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一种特别的命令逻辑。”“首先，考察满足外部环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状态，然后，从此集合中找出满足目标的其它约束条件、又使效用函数最大化的特定状态。”这相当于把目标约束条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则”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则上进行逻辑运演，运演结果中的值被看成“应当”取的值。[20]（3）评估类公共管理问题会同时涉及价值因素和事实因素，在实际评估中，对事实和价值因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会导致评估研究中实证主义、诠释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分歧。（4）诠释学、现象学、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非实证主义方法论是解决诠释类问题的常用方法论。（5）批判类问题则主要使用批判主义、批判实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论。最后，研究知识通过研究问题与研究逻辑紧密相关。研究知识只有与特定的研究问题相联系，才有可能纳入特定的研究活动。（1）背景知识驱动问题的产生，各学科知识为问题解决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进新知识的产生。（2）既有的理论引导研究的进行。既有的理论在研究中不仅仅对问题的产生和问题的解答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还以理论框架、研究途径、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导资料的收集、资料分析、假设检验、分析性归纳等过程。

3.以问题类型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总体特色。以公共管理问题类型为基础，将问题作为沟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的公约数，这种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体系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公共管理问题形态差异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现形态的多样性。公共管理学术、实务和咨询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解答问题的活动，只是三者所解答问题的类型、问题的难度、问题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异。从难度上来讲，公共管理实务活动中的问题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识，或者对已有的知识进行简单地综合就能加以解决。如果问题的难度超出了常识和已有知识简单综合的范围，那么就需要诉诸公共管理咨询或公共管理学术活动加以解决。公共管理咨询提供一个或多个可供选择的较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学术研究则对问题进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阶段性的答案。从问题类型来看，公共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侧重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公共管理实务工作者侧重解决技术设计类问题；公共管理咨询则重点阐明将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转换为具体操作政策条文的基本原则。总之，在问题解决这一点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三种形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存在有机的联系，它们在知识生产体系中司职侧重不同，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知识深化的递进序列。

第二，公共管理问题类型的划分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公共管理活动中同时包含了事实因素、价值因素和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可能是科学问题亦可能是技术问题、评估问题、诠释问题和批判问题。不同问题类型在问题结构方面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对这一问题求解的方法论框架也会存在根本的差异。如果用解决诠释类问题的方法去解决科学发现类问题，应该无法获得求解答案，因为他们的求解目标和应答域都不一样。因此，准确地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制约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方向和路径。

第三，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研究方法论的差异是研究哲学层面的差异，不同的研究方法论以不同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基础，不同的方法论产生不同属性的知识，不同属性的知识亦需要通过适当的方法论获得。比如要获得诠释类的公共管理知识，就需要以诠释学的方法论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现象学、人类学、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如果要获得规律性的实证知识，则需要使用实证主义作为研究的哲学基础，使用实验法、调查法等实证方法展开研究。如果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去解答诠释类问题，就犯了研究问题和方法论不匹配的错误。总之，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论的选择。

第四，公共管理问题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公共管理问题的类型，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结构，并进一步决定了公共管理问题的解决思路、求解路径、求解方式、求解结果以及对求解结果的评价。公共管理研究设计作为研究的蓝图和规划而言，需要对问题的结构、问题的求解和问题求解结果的评价加以详细的阐述。按照问题类型的差异，可以将公共管理研究设计分为科学发现类的研究设计、技术设计类的研究设计、评估类的研究设计、批判类的研究设计和诠释类的研究设计。总之，正确的定位公共管理问题类型是选择相应公共管理研究设计类型的前提。

篇5

学科分类：根据申报项目数据代码表，填写一级学科（如：哲学、应用经济、经济理论，等）；

负责人所在单位：不具体到各院系，只填写：安徽师范大学；

填表日期：与申请人承诺日期一致，20**年2月28日前。

注：要注意封面形式上的美观，下划线中间不能断裂。

二、申请者的承诺：

申请人（签章）：本人签名或盖章，不能打印签名。

三、数据表：

1、表格粗框内填写代码（请查数据表的各项代码），细框内填写汉字（应根据数据代码表来填写）；

2、学科分类：粗框内填写二级学科代码，细框内填写二级学科名称，如，申报哲学学科伦理学专业，则在粗框内填“ZXH”，细框内填“哲学伦理学”字样；跨学科的课题，填写为主的学科分类代码。“公共管理学科”填写“政治学其他学科”代码（即ZZE），管理学其他学科选择相关的学科分类代码；

3、研究类型：基础理论研究一定要在《课题指南》中有相应的申报范围、方向或重点研究领域，申请人可按要求自行拟定题目。应用经济学科由于内容比较宽泛，原则上要按照《课题指南》规定的条目进行申报，一般不受理自选课题申报。

3、工作单位：填写“安徽师范大学ⅹⅹ学院”，不能简写；

4、主要参加者：

必须真正参加本项目的研究工作，不含项目申报人。栏目不够可加附页。

申请人应亲自联系主要参加者，确定落实以下情况：主要参加者没有以负责人名义申报本次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没有作为主要参加者参加本次国家社科基金3项（含3项）以上，即只能参加2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负责人不能作为参加者申报；

主要参加者，不能为境外、国外人员；主要参加者若无职称，如在实际部门工作人员或在读博士生，请填写行政职务或填初级以下；研究专长，按数据表的二级学科填写；青年基金项目，参加者年龄不能超过39周岁（**年3月20日以后出生）；

5、推荐人姓名：申请者为讲师或中级职称的，须填写；副高以上职称的，不须填写此栏；

6、预期成果：指最终研究成果形式，可选报1项或2项；

7、申请经费：以万元为单位，填写阿拉伯数字，注意小数点位置。今年资助力度：重点项目平均资助强度15万元，一般项目10万元，青年项目8万元；

8、预计完成时间：应用对策研究要根据需要的紧迫性来确定完成时间（1-2年，最多不超过2年内完成），基础研究一般要在2-3年内完成。项目研究开始时间的起点为：20**年6月，请以此为参照来计算预期完成时间；

四、课题论证：

1、格式：每段前空两格；论证中的序号不能太乱、太复杂；控制在4页内，注意字体不能太小，保留适当的行距；

2、论证分三个部分，每个部分有小标题，分为：1．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2．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主要观点及创新之处。3．前期相关研究成果和主要参考文献。其中第三部分分为：课题负责人相关前期成果和主要参考文献。小标题分别用黑体字突出；

3、论证应避免以下方面缺陷：论证填写简单，论证草率，内容有明显缺项的；选题过于细小分散、缺乏全国性意义或典型性，不符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方向的；无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或前期研究成果与所申报课题基本无关、研究基础薄弱的；

4、字数4000字左右（包括标点符号）；

5、申请书（非活页）中的课题设计论证，不作匿名评审要求，可以出现个人背景信息；

6、课题负责人的相关著作不列入参考文献。

六、完成项目研究的基础和保证：

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前期相关科研成果：概括发表成果篇数以及发表刊物名称、日期（成果名称不写），然后具体说明引用、转载、获奖及被采纳情况；

本课题研究时间、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体现完成项目研究的基本保证。

七、经费概算：

各类开支科目的解释具体见最新的经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其中，专家咨讯费和劳务费，重大项目不得超过项目资助额的5%，其它项目不得超过项目资助额的10%。

管理费：重大项目每项不超过5000元；其他项目不得超过项目资助额的3%，其中，年度项目中的重点项目每项不超过3000元，年度项目中的一般项目、青年项目每项不超过2000元。

八、推荐人意见：

推荐人姓名不用打印，要用笔签；

九、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审核意见：

填上“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属实；该课题负责人和参加者的政治业务素质适合承担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提供完成本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本项目的管理任务和信誉保证。”时间为：20**年3月10日

注：申请书各页的表格不能错页、乱页，表格断裂；

十、《课题论证》活页审查要点：

1、活页上方2个代码框申请人不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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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程是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的示范课程，其特点是先进性、互动性、整体性、开放性和示范性，其中以示范性最为显著 [1]。统计分析“图书档案学”专业精品课程，不仅能让该学科专业的师生理解和认识优质的专业教学资源，教师能够在实施同类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借鉴和使用这些优质的教学资源，提高学科专业的教学质量，学生也能方便快捷地共享优秀网上教学资源；另一方面，能让更多专业人员了解“图书档案学”专业精品课程的建设现状，从而积极加入到共建队伍中，在更大范围内提高学科专业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1 “图书档案学”专业精品课程建设

根据高等学校精品课程（本科）分类体系[2]，“图书档案学”专业课程主要分布在学科“管理学”下（分类代码为11）的“图书档案学”专业（分类代码为1105）。截至2011年6月1日，“图书档案学”专业的本科课程共有38门精品课程[3]，其中国家级15门、省级7门、校级16门，见表1。

根据高等学校精品课程（高职高专）分类体系，高职高专的相关课程主要分布在学科“公共事业大类”下（分类代码为15）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分类代码为1502）里。截至2011年6月1日，高职高专的精品课程有2门，分别是国家级精品课程和省级精品课程：《文献信息检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陈萍秀，2008年国家级课程）和《文书工作与档案管理》（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刘文卿，2008年省级课程）。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图书档案学”专业的精品课程数量名列前茅，尤其是武汉大学拥有国家级和省级精品课程共6门，显示其专业教学实力的优势相当突出，见表2。40门课程分布在全国16个省/直辖市，其中，湖北和北京是“图书档案学”专业精品课程数量最多的省、市，这与学科领域专门人才和院校专业设置相对比较集中密不可分。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课程是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形成的演绎，对实现人才培养目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增长，且目前高等教育课程资源分布不均衡，尤其是东西部的差距比较大，所以如果积极有效地开展精品课程建设，充分有效地利用优秀教学资源，能使以上矛盾有所缓解。另一方面，随着“图书档案学”专业在我国高等院校专业设置中的普及，部分专业教学内容也逐渐渗透到高职高专的教学领域，教学研究群体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促使“图书档案学”专业精品课程建设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应该适应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优势，提高教师的专业教学水平，满足广大学生的学习需要，使学科专业的科研教学实力逐步提升。

 

2与“图书档案学”专业相关的精品课程建设

除“图书档案学”专业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32门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课程之外，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分类体系中的本科课程如“管理学”学科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和“公共管理类”专业，“经济学”学科下的“经济学类”专业，“工学”学科下的“电气信息类”专业以及高职高专课程学科分类中的“电子信息大类”学科下的“电子信息类”等专业中都有一些与“图书档案学”专业紧密相关的课程。例如本科的校级精品课程：《文书学》（四川大学，杨戎，2004年）是属于“管理学”学科下的 “公共管理类”专业；高职高专的省级精品课程：《信息技术应用基础》（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陶进，2009年）是属于“电子信息大类”学科下的“电子信息类”专业，这两门课程虽然不是以上谈及的26门课程的所属专业，但是课程内容却与“图书档案学”专业课程极其相近。

关于“信息学”和“信息经济学”内容的本科精品课程共6门，其中国家级、省级和校级精品课程各2门，见表4。涉及“企业信息系统”内容的本科精品课程25门，其中国家级4门、省级6门、校级9门，见表5。高职高专省级精品课程2门。在高职高专课程中有两门属“电子信息大类”学科的“电子信息”专业的相关课程，且均为省级精品课程，分别是：管理信息系统（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郑春瑛，2008年）；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郭星明，2008年）。

除此之外，还有涉及“数据库的技术和应用”的课程(课程名均含关键词“数据库”)，主要属“电子信息大类”学科的“计算机类”专业和“工学”学科的“电子信息类”专业。其中，国家级精品课程含本科课程4门，高职高专课程7门；省级精品课程包括本科课程15门，高职高专课程13门；校级精品课程包括本科课程18门，高职高专课程2门。

注：除了两门校级精品课程是“经济学”学科下的“经济学类”专业，其余课程均属于“管理学”学科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注：除了带*号的5门名为“管理信息系统”的省级精品课程和校级课程是“工学”学科下的“电气信息类”专业外，其余课程均属于“管理学”学科下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

3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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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义资源科学的学科结构

借鉴资源科学学科体系的已有研究成果，我们提出广义资源科学体系结构的尝试性建构方案（表2）。广义资源科学的所有分支学科（含边缘分支学科），按照数学自然科学属性、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强弱差异，相对地区分为五个群组。从左至右，即从第Ⅰ群组到第Ⅴ群组，数学自然科学属性依次减弱，哲学社会科学属性依次增强。第Ⅰ群组学科的绝大多数是具有鲜明哲学社会科学属性的边缘分支学科，如资源数学、资源力学、资源物理学、资源化学、资源地球科学、环境资源学、资源开发工艺学、遥感遥测资源学、仿生资源学、资源勘查学、资源系统论、资源控制论、资源信息论、环境资源学等。它们是资源科学与数学、自然科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勘查学、仿生学、工艺学等）、系统科学（一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的主要学科门类或学科相互渗透而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边缘学科。资源遥感遥测学，旨在研究自然资源考察中使用的遥感遥测手段。仿生资源学，侧重研究通过仿生学途径获取资源的机理和方法。环境资源学是介于环境科学与资源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其任务是研究自然环境资源的构成、分类、特征、功能、调查、评价、开发、管理等。在交叉科学中，环境科学和资源科学都是拥有众多分支学科的学科门类，两者有着特殊的交融关系。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在“经济学”学科门类中设有二级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代码020106），在“法学”学科门类中设有二级学科“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代码030108）。由于人才培养方面这种整合式的制度安排，使作为知识体系的环境科学和资源科学在中国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环境资源学［11］与资源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相融合，形成环境资源地理学、环境资源评价学、环境资源管理学、环境资源生态学、环境资源工程学、环境水土资源学［12］、环境资源经济学、环境资源开发史等边缘分支学科。第Ⅱ群组主要是依据自然资源的类型而划分出来的一组学科，可统称为自然资源学，主要有矿产资源学、水资源学（淡水资源学）、土地资源学、湿地资源学、山地资源学、草地资源学、林地资源学、沙漠资源学、生物资源学、气候资源学、海洋资源学、空间资源学［13］、人工物料资源学、能量资源学以及热带资源学、温带资源学、寒带资源学、极地资源学等。湿地资源学、山地资源学、草地资源学、林地资源学等单设学科，原因在于湿地、山地、草地、林地等地段性资源包含多种单项自然资源，可能既包含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又包含气候资源和植物、动物等生物资源，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综合性，是矿产资源学、水资源学、土地资源学所不能完全替代的。热带资源学、温带资源学、寒带资源学、极地资源学则是按照地域气候特征分立出来的几门学科，分别研究热带、温带、寒带和南极、北极的资源特征、分布、开发利用等问题。如果将地球之外的天体也置于研究视野，这一群组还可以包含月球资源学、火星资源学、太阳资源学等学科。第Ⅲ群组由一系列“中性”学科或接近“中性”的学科构成，包括资源计量学、资源评价学、资源管理学、资源规划学、资源运筹学、资源系统工程学、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资源工程学、信息资源学、区域资源学、全球资源学等。普通资源学是资源科学的一门核心基础学科，其任务是探讨有关资源、资源科学的各种一般性、普遍性、共同性问题。普通资源学尽管以普通自然资源学作为基础和主体，但也包含着普通人文资源学的内容。随着普通资源学的逐步成熟，将来有可能从中分化出资源科学史、资源科学学等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资源计量学、资源运筹学、资源系统工程学具有一定的数学自然科学属性，但弱于第Ⅰ群组，因此暂列入第Ⅲ群组。资源地理学、资源生态学、资源工程学、信息资源学、区域资源学、全球资源学等列入这一群组，主要是因为它们既涉及自然资源，又涉及人文资源，两方面难分伯仲，既不宜归入自然资源学，也不宜归入人文资源学。例如，资源地理学既包含资源自然地理学，又包含资源人文地理学；信息资源学既研究自然信息，又研究人文信息；全球资源学既涉及自然资源，又涉及人文资源。第Ⅳ群组主要是依据人文资源的类型而划分出来的一组分支学科，可统称为人文资源学，包括财力资源学（资本资源学）、人力资源学、智力资源学、社会文化资源学、精神动力资源学、政治资源学、行政资源学、外交资源学、司法资源学、科学技术资源学、教育资源学、艺术资源学、体育资源学、人际关系资源学、旅游资源学、军事资源学等。前几门学科分别以各个基本类型的人文资源作为研究对象，而后几门学科则分别以各个社会活动领域的资源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政治资源、科学技术资源、教育资源等活动性或事业性资源，都包含着多种单项人文资源。因此，财力资源学、人力资源学、智力资源学、社会文化资源学等学科的任何一门，都无法取代对政治资源、科学技术资源、教育资源等的专门研究。旅游资源学、军事资源学等学科，虽然必须广泛涉及物质资源（建筑物、武器装备等），但始终保持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因而将它们归属于第Ⅳ群组。旅游资源学是这个群组中发展势头较为强劲的一门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中，目前可以检索到1994年以来以“旅游资源学”作为书名主题词的专著、教材36部［14］。第Ⅴ群组学科，大多属于资源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门类相互渗透而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边缘学科，如资源哲学、资源伦理学、资源政治学、资源法学、资源文化学、资源社会学、资源开发史、资源经济学、资源投资学、资源市场学等。例如，资源哲学是介于资源科学与哲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其任务是研究有关资源、资源科学的一系列哲学问题，如资源概念的内涵和本质、资源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资源的无限与有限、资源消耗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资源科学研究的方法论等。资源经济学是介于资源科学与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其基本使命是探讨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经济学问题，如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评价、资源开发利用的优化方案、资源再生增殖能力的保护措施等。在既往的发展历程中，资源经济学与归属于自然资源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发生了广泛的联系，已经形成或有望形成矿产资源经济学、水资源经济学、土地资源经济学、生物资源经济学、气候资源经济学、海洋资源经济学等二级分支学科。就体系结构而言，广义资源科学与狭义资源科学（自然资源科学）的差别，就在于后者不包含第Ⅴ群组，亦即第Ⅰ、Ⅱ、Ⅲ、Ⅳ群组的集合是狭义资源科学，狭义资源科学再添加上第Ⅴ群组，就是广义资源科学。但两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别，即第Ⅱ、Ⅲ、Ⅳ群组学科在狭义资源科学中以狭义资源（自然资源）作为研究对象，在广义资源科学中则以广义资源（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之和）作为研究对象。例如，资源政治学在狭义资源科学中，其任务是研究自然资源与政治活动的关系；在广义资源科学中，它的任务是研究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与政治活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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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现状的分析

任何学科都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形成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培养与本学科定位相一致的人才。文化产业学科从1993年开始设文化艺术管理本科目录，1998年开始设置相关的公共事业管理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央文化干部管理学院、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山西大学等高校都先后在相关专业招收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文化管理、文化艺术事业管理等本科专业方向的学生。2004年，教育部又批准了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云南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开办文化产业管理专业。2005年，中央财经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山东艺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等高校和两所独立学院也相继开办了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之后，全国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专科性大学和学院纷纷开设与文化产业、文化管理相关的专业和方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开办与文化产业管理有关的学科专业的高校已超过70所。在文化产业学科中“，文化产业管理”由于应用性强、人才培养需求突出，成为了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最多、发展最快的专业方向，相关人才培养几乎涵盖了高等教育的所有层次，有的学校培养专科、本科等应用技能型人才，还有学校培养硕士、博士等高层次人才；综合性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师范类院校（如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艺术类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专业院校（如北京印刷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都纷纷加入到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行列中。目前国内的文化产业相关学术机构和专业方向（包括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产业经济学、艺术管理、传媒管理、制片管理等等）主要分布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应用经济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众多不同的一级学科中，甚至也包含在财经院校、外语院校、旅游院校、体育院校的相关更加专业的学科中，成为了高校发展最快的新兴专业群之一。这既是教育专业自身不断整合与分化的结果，也是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产生的回应。目前各个高校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上大多处在“自选动作”的试验阶段。有关研究考察了17所样本本科院校的教学计划或人才培养方案，发现各学校的专业建设往往受到所依托学科的影响，课程设置差异很大：中央财经大学着重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相关的课程，华东政法大学则强调法学类的课程，山东大学的课程重点在如何使文化资源变为文化资本，中央戏剧学院重视剧团和剧院的管理，北京舞蹈学院重点加强国际艺术经营与交流等等。这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学校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不同特点，同时也反映了文化产业课程体系、建设体系还不够完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高校任课教师的“因人施教”和学科的“娘家”背景。正如该研究报告所说：“专业人才储备严重不足，有些专业教师尽管在学科的大背景上与文化产业管理是相契合的，但也存在一个学科转向的问题；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素质拓展三大教学体系尚不健全，尤其是实践基地的建设严重滞后于人才培养的需要。”④

三、对我国当前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建议

文化产业作为一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新兴交叉学科的历史相对短暂，学科的交叉性又使学科的边界比较模糊，但是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在社会整体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都越来越明显，这都促使要强化学科建设的自觉性和整体性，推动文化产业学学科建设的高水平发展。应该说，这种发展需要一定的学术积累和知识积淀，也需要人才培养的更长时期的探索和总结。而当下最紧迫的是：为学科建设的发展奠定基础，包括学科目录的基础、学术组织和学科平台的基础、人才培养的基础。

（一）设置相应的文化产业学科目录名正才能言顺。学科目录的制订在一定程度上是学科定位的基础性工作。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它的学科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既可以设在经济学或者管理学学科中，也可以设立在文化创意学科群中。目前文化产业学科大多分散置于各传统学科的分类下，文学、艺术学、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之中都分别自设了与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比如艺术学科中的艺术管理、企业管理中的文化产业、经济学中的传媒经济学、电影学中的制片管理、戏剧学中的剧院管理等等。艺术管理、影视制片等存在于艺术学，传媒经济、传媒经营与管理、广告学等存在于新闻传播学，体育产业管理等存在于体育学，旅游管理存在于旅游学等等。学科设置的归属比较复杂，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学科组织、学科规范和学科共同体。因而，在学科目录设置上，考虑到文化产业学科的这种重叠、交叉的特点，以及学科内部所需要的逻辑性，将文化产业学从所有学科中完全独立出来比较困难，也未必必要——因为文化产业如果脱离了各交叉学科的背景支撑，可能会更加势单力薄。因而，我们可以考虑将文化产业学的相关分支，分别设立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相关的文化创意学科中，各个不同分支相互依存，形成一种交叉性的学科集群。在这样的思路下，可以考虑在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13745-2009）》中，原来的“39630管理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管理”；“48790经济学”目录下，新增“文化产业经济学”；“45760艺术学”目录下，新增“艺术管理”“，54860新闻学与传播学”目录下，新增“传媒管理与经营（”替代原有内涵和外延都相对狭窄的“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具体学科设置如下所示。以上学科，既基本满足了文化产业学科的覆盖要求，又尊重了学科发展的传统和历史，同时也体现了交叉性的特点。而在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这一高校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指导目录中，建议可以在经济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经济学”设置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在管理学门类中，将“文化产业管理”列为一级学科；在艺术学门类中，将“艺术管理”列入一级学科；在文学门类中，将“传媒经济与管理”列为新闻传播学的二级学科。具体设置如下所示而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目录中，目前文化产业相关的方向也散见于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新闻传播学以及综合类之中，实际上也可以考虑在现有的22个大类之外，增加“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大类，将分布在各个学科中的文化产业、经营、管理相关的课题集中起来，使申报、评审的学科标准、学术评价相对一致。除马列—科社、党史—党建、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统计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新闻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教育学、体育学、心理学、国际问题研究等22大类之外，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单列，其中包含文化法规与政策、文化公共管理、公共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经济学、文化产业管理、传媒经济与管理、艺术管理、文化市场等相关内容。以上的学科划分，既满足了目前大多数文化产业学科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也符合文化产业的交叉学科特征；既考虑了学科属性上的共同性，也考虑到了学科发展的差异性；既在科研组织上可以操作，也在人才培养方向上可以定位，从而体现出既有差异又有共性的一个交叉的文化产业学科集群。

（二）成立相应的文化产业学术和教学组织学科平台是学科逐渐走向成型的重要标志，也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条件。首先，建议成立“中国文化产业学会（或研究会）”。文化产业研究和教学的快速发展，对全国性的学科协调、组织平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几年，自发组织建立的“全国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联席会议”是文化产业学科的主要信息沟通平台，联席会议除了组织信息交流活动之外，缺乏常设性的稳定的组织形态，也不能承担经常性的组织联络功能，难以对学科发展提供持续支撑。我们建议应该尽快成立全国文化产业学会，组织学术活动、集合学术力量、沟通学术信息、规范学术研究、协调学科建设，条件具备时，可以编辑出版“文化产业研究”学术期刊，推动全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发展。其次，建议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全国已有近百所大学设有文化产业相关专业和方向，培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模式、教材建设等等都需要通过全国性教学协调机构来组织交流、研讨和提供相应的指导。教育部可以尽快组建文化产业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经验交流，推进全国文化产业相关学科的教学规范化建设，组织文化产业核心课程的教材编写，强化文化产业师资的培训培养，提高文化产业人才的培养质量。

（三）探索独特的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文化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因而文化产业学科需要设计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既应该包括学历、学位教育，也应该包括职业教育、继续教育；既要培养从事管理运营的行业高端人才，从事行业研究的学术专门人才，也要培养实践性强的职业实用人才。在本科阶段，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已在管理学目录下设置了“120210文化产业管理（注：可授管理学或艺术学学士学位）”，应该说已经能够基本满足本科教育的需要，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划分为不同的专业方向，如制片管理、剧院管理、演艺经纪等等。特别是应该根据文化产业发展对学科交叉的高端应用人才的需求，增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与1251工商管理、1252公共管理、1253会计、1254旅游管理、1255图书情报、1256工程管理等并列，面向经济学、管理学、艺术学，甚至法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招收具有跨学科背景的复合人才。文化产业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强、多学科交融的应用型学科。文化产业专业硕士的培养，既符合文化产业自身的学科特点，也符合文化产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求。面向行业发展需求，开办文化产业专业硕士项目，是当下文化产业学科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适应新媒介环境进行全球传播发展，强化经济学、管理学、创意学科以及与信息学科的融合，重视实践教学、案例教学，强化产、学、研互动，推动业界、学界的密切结合，为文化产业培养高端管理人才研究生符合文化产业的学科定位和培养目标定位。建议在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积极试点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博士的培养，强化文化产业高级人才的经济学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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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概况欧美发达国家历来重视科研绩效评价工作，将其作为发展科技的重要指挥棒和保护墙。因此，由政府主导，委托高校、研究机构或者社会机构开展科研绩效评价研究，建立与科技创新相适应，引导科技与国家发展和社会民生相衔接的科研绩效评价方法和体系，成为社会学、科研管理学甚至经融学领域的重要课题，并取得了重要进展。（1）建立了政府专职机构、半政府性质的联合机构、社会机构在内的多层次、全方位评价管理体系，其中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士等欧盟国家和美国为典型代表。（2）完善建立文献计量分析、同行评议、经济回报率分析、案例分析、指标分析和案例分析等科研绩效评价方法体系。（3）设立了可行性研究，特性描述，专家论证，听证与答辩，委员会最终意见与建议报告和最终反馈意见的陈述等系统评价程序。随着第三方评价制度的形成，欧美发达国家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科研分类评价体系［2－3］。（1）实施学科分类评价。德国针对不同学科特点制订了不同的科研评价指标体系；法国、意大利等对不同的学科类别在评价时使用不同的评价方法；英国将所有学科划分为科学学科和其他学科两大类别，分别制订指标体系实施分类评价。（2）实施项目分类评价。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按照国际通例将科研项目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大类，采用分类评价的方法对科研项目实施评价。（3）实施科技人员的分类评价。建立了终身教授、非终身教授、研究员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分类职称评审制度，美国对大学教师绩效考核时还建立了系主任评价、自我评价、同行评价和学生评价4种不同层次的广义分类评价制度。（4）对大学实施分类评价。美国依据卡内基分类法，将大学分为全国性大学、地区性大学、全国性文理学院、地区性综合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工程学院及其他专门学院7个类别，并分别评价排名。

2我国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现状研究

2．1科研分类评价的理论基础与方法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基本依据和理论基础，在于同一类别要素的同质性和可比性，而不同的类别之间不存在这一属性。科学的评价应遵循按类别归类和同类别分别比较的规律和原则。同时，同一类别的要素配置或产生于科研活动的不同过程，也是分类评价的重要理论依据。科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阶段性、延续性是其显著特征，“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原则违背科学研究规律，将导致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的特征被抹去，从而产生错误导向，造成错误的资源配置，不利于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因此，从科研投入、配置和产出的全视角看，实施科研绩效分类评价，不仅必要而且依据充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由于我国高校存在的多样性、层次性、地区性和复杂性，更需要遵循分类评价这一最基本的原则。在分类评价的方法上，结合大学的类型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科类别的不同，以“不过度分散”为基准，在明确评价对象层次的基础上，根据层次特点确定分类标准，依据标准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和手段，设置不同的权重系数，既能分类实施科研绩效评价，又避免增加理解的难度和操作的复杂性［4］。

2．2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实践我国开展分类评价的实践研究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主要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法，将我国28个省市成人高校划分成5类开展评价工作［5］。此后，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实践活动逐渐增多，应用的领域和范围逐步扩大，包括对科研项目、科技成果、科研实验室、科研人员与教师队伍、医院、协同创新中心、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对象分别实施分类评价研究，而对科技人员和高校等科研机构的评价是实践研究的重点领域。其中，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关于我国大学分类评价的实践研究公认度较高。2005年该中心首次使用分类评价的方法编制大学排行榜［6］，并在“同类比较、分类评价”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完善分类评价体系。具体的分类方法是：将大学分为重点大学、一般大学、民办学院3个层次；将大学按学科属性分为科学技术类与人文社会科学类2个领域；将大学按学科类别分为综合性、医药类、师范类、理工类等8个类别，同时还按地域进行分类评价。根据大学类别、学科属性和学科类别不同，构建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设定不同权重进行评价。

3关于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思考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围绕科研绩效评价开展了系列研究，在评价理念与策略、评价方法和理论、评价客体与主体、评价机制与体系等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例如，针对以SCI论文影响因子进行评价的片面性，研究提出了h指数进而修正为w指数的研究者个体绩效评价；针对评价客体与主体为“同一体”的不足，有研究提出了基于“第三方”的绩效评价体系；基于评价方法在定性与定量、评估与激励等方面无法兼顾的缺陷，先后提出基于标杆管理和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基于循证管理，以及基于自适应层次分析法等的科研绩效评价方法［7－8］。这些进展对科研绩效评价改革与发展，引导保护和重塑创新生态，都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些进展对于科技创新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求，还远远不能满足。对于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分类评价，我国在必要性认识、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尚需深入分析和思考。

3．1加强分类评价标准和实践研究开展科研评价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不同研究水平的科研机构及其成员获得公平对待［9］，公平既是评价的目的也是基础。要加强分类评价的内涵研究，从狭义和广义的角度明确定义；要加强分类评价标准的制订，科学构建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以实现分类评价公平公正的目的。

3．2推行分类分层分级评价新模式分类评价是依据评价对象属性、特征、规律的不同而划分成不同层次、类别，基于客体层次及类别的特点建立针对性较强的评价标准、指标体系及方法等进而实施的评价活动。因此，分类评价不仅仅是简单的分类、画圈，还必须分层次、分级别。从引导和保障科技创新的视角而言，分类就是要探究科学研究活动的本质、搞清楚科学研究是什么并以此划分类别；分层就是要把握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兼顾辐射带动的方方面面并以此建立立体的评价体系；分级就是要着眼科学研究活动的全部要素，遵循科技资源的配置规律并以此划分级别。

3．3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评价需要确定评价执行的主体和评价目的，即谁根据某种或某些标准，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作出评论和判断，以及评价目的是什么。不同的主体或相同主体不同目的对同一客体观察的角度不同，那么观察的结果也各不相同。分类评价是不同评价主体和评价目的对相同客体实施的评价活动。目前我国第三方评价机构和组织还不健全，配套政策和制度建设还存在一定漏洞［10］，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以提升第三方评价结果的公信力。

3．4建立监管和约束机制科研绩效评价不仅要坚持分类评价，更要推行开放评价。要从体制机制改革上入手，着眼长远，在建立完善分类评价机制的同时，建立健全相应的监督机制，确保科研绩效分类评价的公平、公开、公正。以我国目前开展的众多大学排行榜为例，之所以有些排名引发质疑和争议，与民间或高校评价机构不能完全脱离排名利益关系，存在寻租的空间，也与制度漏洞有一定关系，需要国家政府出台相关监管和约束法律法规，使我国第三方分类评价制度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段志光，张岩波，杨利军．SCI评价指标与地方医学院校的建设与发展［J］．医学与哲学，2015，36（1）：4－7．

［2］刘莉，朱军文．欧洲高校科研评价制度的趋势及政策启示［J］．中国高校科技，2014（11）：51－53．

［3］陈群民，钱浩．国际科技创新评价机制比较及对上海的借鉴［J］．科学发展，2015（7）：61－64．

［4］张，林海，张珠，等．军医大学科研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研究与思考［J］．重庆医学，2016，45（8）：1147－1150．

［5］侯思康，陈国泉．对中国成人高等学校按区划综合分类评价［J］．金融管理与研究，1990（3）：54－61．

［6］邱均平，张洋，余以胜，等．2005年中国大学排行榜是如何产生的［J］．高教发展与评估，2005，21（4）：74－84．

［7］张耀天，贾明顺，张旭成．基于自适应层次分析法的高校科研绩效评价［J］．科技管理研究，2016，36（11）：106－110．

［8］张日颖．基于循证管理的高校教师科研绩效评价探索［J］．公共管理，2016（3）：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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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意义上的学科既是一个知识分类，又是一种学术制度。学科分类基于划分方法不同而呈现多样化，譬如按照产生时间可分为传统学科、新兴学科，按照比较视角可分为带头学科、优势学科、一流学科，按照学科属性可分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等等。在众多分类方法中，以知识生产方式及由此形成的学科界限来区分学科类别，最能体现学科的知识专业化特征。学者谢维和依据这一方法，将学科分为知识性学科、交叉性学科、领域性学科。知识性学科可以等同于单一学科，理论系统非常闭合与严密，不存在学科互涉，学科边界十分清晰。交叉性学科是通过主体学科借鉴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边界虽然淡化模糊但依然存在。领域性学科“所包含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很难简单地归结为某一个知识性学科，也不是以某一个学科为主而吸收其他学科而形成，而是以某一个现实领域为基础而形成的学科”[1]。相较于知识性学科、交叉性学科，领域性学科的知识生产形态表现为跨学科性、问题导向、应用目的等，更具有学科边界的超脱性、研究范式的融合创新性、问题阐释的多维度性，学科属性上既可能是纯应用学科，也有可能是“由应用研究语境引起”的基础学科，因此领域性学科更具有产生领先成果、原创成果的可能，这也正是领域性学科作为一类学科而存在的最大价值基础。

二、为何出现领域性学科

作为一种独特的学科形态，领域性学科的出现既是知识体系演进、学科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综合解决社会复杂问题、大学追求卓越发展等外部因素驱动催生的产物。其产生原因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学科“利基市场”为领域性学科的出现提供了空间可能。“利基市场”是一个管理学概念，意指高度专门化的需求市场，具有狭小的产品市场、宽广的地域市场、容易被忽视、持续发展潜力大、能够很好弥补消费者的需求空白、市场还没有统治者等特征，所以发现“利基市场”、实施“利基战略”是弱势企业形成竞争优势并与强大竞争者相抗衡的优先选项。学科是知识的分类，知识领域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势持续演进，如果把整个知识分类体系比作“市场”，同样存在高度专门化、很少有人涉足其中、应用取向突出的学科“利基市场”，抓住此类机会而形成的新学科，往往表现出鲜明的领先性、不可替代性特征，特别是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研究、重大社会需求研究相结合时，往往会促使新的研究领域，或者意想不到的研究方向的形成，进而培育出领域性特征非常突出的新学科，有利于弥补知识体系的某些空白之处。

2.知识生产模式Ⅱ为领域性学科的出现提供了原始动力。知识生产模式随着知识生产发展到新的阶段而发生了一些变化，吉本斯等人（1994年）将传统的以学科逻辑为主的知识生产规则称之为“知识生产模式Ⅰ”，知识主要在一种学科的、认知的语境中被创造出来，具有学术兴趣主导的情境、同质性、等级制、依靠同行评议的质量控制等特征；将以问题逻辑为主的知识产生规则称之为“知识生产模式Ⅱ”，知识在一个更加广阔的跨学科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中被创造出来[2]，知识生产具有应用情境、跨学科性、异质性和组织多样性、社会问责与反思性、更宽泛的质量控制标准等特征。当今时代知识生产处于模式I和模式Ⅱ并存格局，虽然模式Ⅱ以模式I为基础，但模式Ⅱ发展趋势更加明显。“科研选题既来自于大学和科学学科内部，又来自于它们的外部。在最完美的情况下，问题的选定生成于大学研究人员与合作项目等外部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3]意义重大的是，其产生的“知识成果――可能在传统上会被认定为是应用性的――会刺激进一步的理论发展”[4]，科学发展史上已有很多代表知识生产前沿的领域性学科因此而出现。可以确切地说，知识生产模式Ⅱ为孕育领域性学科提供了营养丰富的原始土壤，而领域性学科的发展又有助于强化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发展趋势。

3.大学追求学科“卓越尖塔”为领域性学科的出现提供了战略机遇。加州理工学院②、斯坦福大学等诸多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表明：汇聚“一小撮在某狭小领域十分精通的人才”，进行重要学科领域的研究，形成学科的“卓越尖塔”，是一所成长型高校迈向卓越的可行战略。以斯坦福大学为例，特曼（1900-1982年，斯坦福大学前校长）坦言，“伟大的教育机构是由伟大的教员铸就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有一流的学术领军人物”。他提出并倡导实施的“卓越尖塔”发展战略，“几乎立刻使斯坦福在一个非常有前途的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使斯坦福大学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成功转变成先导性大学③ 。而选定“非常有前途的领域”的原则是“同时具有科学和经济的潜力”，这个“非常有前途的领域”其实就是一个领域性学科。学科“卓越尖塔”战略已经被其他大学所效仿，很多大学面向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而实施了围绕学术领军人才建学科的战略，这有利于催生出新的领域性学科。

三、成长型高校怎样建设领域性学科：来自国内典型案例的分析

成长型高校虽然办学历史较短，但依托较强的局部发展优势、敏锐的洞察力和良好的成长性，发展道路更加灵活，能够使其在同类高校中脱颖而出。以浙江某大学为例，该校始终秉承“强优、扶特、培新”的学科建设思路，依托经济学、管理学等优势学科，积极另辟蹊径，尝试建设领域性学科，经过10余年的建设与发展，政府管制经济学作为一个典型的领域性学科，在国内已形成突出特色和优势，具有填补学术研究领域空白、丰富学科分类体系的重要价值。下面结合该学科的形成就如何建设领域性学科进行深入剖析。

1.建设领域性学科需要有关切现实问题的强烈意识。基于破解重大问题的社会需求是学科尤其是领域性学科发展的土壤，成长型高校办学具有扎根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土壤的特点和优势，学科建设应善于从微观领域的重大现实问题中发现学科“利基市场”，有意识地描?L领域性学科发展轮廓，做精做深少数有特色和关联性强的研究方向，构建起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从而实化领域性学科的学科形态。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在政府垄断行业出现了缺乏活力、效率低下等突出问题，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时有发生，需要政府不断加强管制。从上世纪90年代起，该学科的带头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政府管制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可以称之为学科利基市场），带领学科成员对电信等基础设施产业、自然垄断产业等方面的政府监管问题进行了持续观察研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研究团队，建立了有关研究、教学单位以及学术团体并开展有效的活动，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代表性论文、专著等，政府管制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形态越来越清晰。

2.建设领域性学科需要有学科研究范式的深度融合。领域性学科所要解决问题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其不可能采用单一学科研究范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视角必定是多维的。领域性学科所要生产知识的原创性、强应用、可信度高等特点，决定了其必须采用多学科研究范式相互借鉴融合基础上的跨界整合式研究方法。因此，不同学科研究范式的深度融合是促使领域性学科真正形成的催化剂。

政府管制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必要手段，管制对象范围往往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行业以及重要经济领域，管制方式表现为法规政策制定或修改完善后的施行，管制实践需要有工程技术的支持。管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政府管制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政治学、工学等学科研究范畴。基于这一认识，政府管制经济学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始终以研究团队组建、研究方向形成、研究方法选择、研究活动开展等为微观切入口，注重经济学、公共管理、法学、政治学、工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整合、理论方法互鉴。所以，政府管制学学科边界十分模糊，很难归属于某一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

3.建设领域性学科需要有开放协同的科研组织模式。领域性学科的研究选题多数提炼于实际问题，研究过程强调理论指导、政策分析、原始数据支撑、实践验证等各个环节的相互耦合，研究活动具有典型的知识生产模式Ⅱ特征，这就需要大学、政府、行业产业、科研院所等不同机构的协同配合。由此决定了领域性学科应该更多采用有组织的开放协同科研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于汇聚支持领域性学科建设的强大合力。

政府管制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得益于较早地采用了协同创新发展模式。该学科长期致力于政府监管领域的研究，整合了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公用企业五类机构，共同构建一个开放式蛛网型的协同创新研究平台。这一机制十分有利于整合资源集体攻关，及时吸纳监管问题需求、提供理论咨询、采集数据资源、配合政策试验，可以产出一批创新成果并将创新成果向各类协同单位扩散和转化，推进政府监管理念和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政府监管理论体系。这一机制促进了复合型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能够有效解决高端监管专业人才稀缺、监管专业人才的知识单一性等问题，也为学科“薪火相传”形成了完美的人才支持闭环。

4.建设领域性学科需要有扬弃创新的学科理念。一个新发现或一项新发明或一种新理论的提出，往往使某学科独具特色。领域性学科的形成源于对多学科知识的创新和重组，源于学科研究课题取得的新突破和新进展，因而需要打破学科的均衡发展理念，强化学科发展的领域性和示范性，采取非常规发展方式，集中有限资源打造学科研究领域的卓越尖塔，使其处于“人无我有”的态势。

政府监管虽然领域狭小，但监管内容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特征。政府管制经济学学科在提炼研究方向上并没有贪多求全，而是聚焦于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垄断性行业管制、环境管制、能源管制等核心方向，致力于政府管制基础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学科领域的“小”、研究方向的“精”、研究程度的“深”，三者相结合有利于迅速形成学科的若干局部优势，进而构筑起学科高峰。该学科推出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国外管制体制改革的专著、第一部系统研究国内垄断行业体制改革的专著、第一部系统研究政府管制经济学的专著，获得过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承担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等。学科形成的许多学术观点、提出的政策建议在国内产生重要影响，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基于学科的领先性，设立了国内唯一的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博士人才培养项目，设立了政府管制方面的实体研究院，形成了相关人才的培养高地、服务社会的高端智库。

当然，建设领域性学科更需要有学术嗅觉敏锐、学科构建能力突出的领军人才。与其他学科相比，领域性学科对学术领军人才的要求更高。一方面，领域性学科领军人才应该是特定研究领域的拓荒者、领先者，或者具有敏锐的学术嗅觉从而开辟新研究领域的能力；另一方面，领域性学科领军人才还应具有比较强的学术组织能力、学科构建意识、学科构建能力，这是领域性学科由“研究领域”演绎成“学科”的关键所在。

基于以上分析，领域性学科由于具有领域小、方向精、研究深等特点，更有利于形成学科特色。成长型高校集聚资源，引育学术领军人才，围绕学术领军人才建设领域性学科，完全可以成为其建设一流特色学科的优选路径，也是其迈向高水平高校的必由之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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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5.6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5-161-03

秘书是一个古老而又庞大的职业群体，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对秘书人才的培养。改革开放后，我国现代秘书教育逐渐兴起，高校和其他教育组织纷纷开设秘书学课程，且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当下我国的秘书教育还有很多不合理、不完善的方面。因此，对中外秘书教育的差异进行比较，明晰在文化背景、教育过程等方面的差距，对缩小我国秘书教育与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实现我国秘书教育的国际化、职业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外秘书教育的文化背景差异

（一）秘书价值观念的差异

在学科分类上，秘书学是管理学的分支学科，也是管理学与行政学的分支学科，因此一国的秘书文化也自然而然的受到所在国家管理文化与行政文化的影响。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发展同步的，在诸如英、法、美、德等高度现代化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私人企业管理文化深深的影响着公共管理行政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下，秘书文化价值观念也表现出更多的经济烙印，体现出职业化、契约化的特点。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要求企业进行科学化、规范化、高效化的管理，因此秘书文化价值观念也表现出了规范性、科学性。而中国经过了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传统行政文化对社会各方面包括秘书工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的管理文化以及其下属的秘书文化也更多地体现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封建正统文化的影子。因此，中国传统秘书文化表现出更多行政性，“官本位”思想某种程度上指导着秘书工作，家长制、领导意志在秘书文化中的影响比较突出。另一方面，传统儒家“仁爱”、“诚信”的优秀精华也影响着秘书文化，“贵和尚中”、“慎独内省”等优秀品质也客观上提高了秘书群体的素质，给中国秘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十分积极影响。

（二）秘书具体行为方式的差异

秘书文化价值观念外化就是秘书的具体行为方式，表现在秘书在一定环境下的工作方式、工作态度等方面。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企业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发展，企业管理也由最初的传统管理方式转变为后来的科学管理方式，至今变为综合心理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诸多学科的管理方式。公共行政部门的工作方式也受到企业管理的深层影响，在此基础上，西方国家秘书工作的分工也更趋向于具体化、专门化，职责范围比较明晰。同时，为了适应快节奏的工作特点，西方国家对秘书的实际操作能力要求较高，秘书一般都需要具备某种实际操作能力，在执行具体工作时也比较自由。而在中国，由于自古以来行政文化的强势影响，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很多还停留在低水平的传统管理模式当中，机构臃肿，部门冗杂，办事人员工作效率低下。这导致了秘书工作在具体分工上比较模糊，职责范围划分不清，进而对秘书的具体操作能力的要求也很不具体。同时由于在我国秘书更多情况下是扮演“领导的助手”角色，因此我国秘书对领导的依附更强，工作自由度相对较低。

二、中外秘书教育过程中存在的差异

（一）教育目标的差别

西方国家对秘书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现代西方秘书教育在目标上更加凸显职业化，针对性更强。如美国秘书教育分为高等院校教育，高中秘书职业教育和成人学校秘书教育三种类型，并针对具体情况对每一类型设置具体培养目标，是每一类的秘书人员都能得偿所愿。再如法国政府针对自身国家特点设置“法国国立行政学院”，招收优秀的公职人员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专门为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培养高级秘书人才。由此可见，国外秘书教育目标针对性强，面向“职业性”，培养适应现代管理和领导工作需要的秘书人才。相较之下，虽然中国秘书工作历史悠久，但是我国秘书教育起步较晚，秘书学在我国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逐步建立背景下的产物。在这种环境下，中国秘书教育目标较为多元，内涵也相对丰富。当前社会环境下，我国企事业单位对秘书的要求不仅仅是做好文秘工作，还要求秘书能够懂人际交往、协调各种关系，精通外语、会开车等多种能力，因此我国秘书教育目标已经从培养专门秘书职业人才，转为培养多面手、复合型人才。

（二）课程设置的差别

由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秘书教育紧贴职业特点，与市场经济生活联系紧密，因此，国外秘书教育的课程设置也更加反应企业管理需求，职业定向特征突出，学习人员需要学习很多专业技能。如德国“欧洲秘书培训中心”的课程设置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相关语言的学习，包括德语、英语、法语、商务英语等等；第二部分是职业技能的学习，包括英文打字、德文打字、速记能力，应用文写作等方面；第三部分是相关理论学习，包括国际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而中国秘书教育课程设置与其他社会科学结构相似，强调课程设置的系统性，理论性，学习内容覆盖面广、综合性强，呈现出一种学科化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我国秘书教育刚刚兴起之时，秘书学课程设置包括秘书学、档案学、行政管理学等专业必修课程，也包括社会学、法学等专业选修课程，还包括英语、基本原理等公共基础课程。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体系在我国的建立，用人单位对秘书的工作能力要求进一步多元化，许多高校开设了商务秘书、涉外秘书、企业秘书等细化的专业方向，课程设置也做了进一步调整，在保留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秀课程体系的基础上，课程内容包含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管理学等诸多方面，覆盖面宽，系统性强，突显学科性。

（三）教材编写的差别

在具体教育目标、课程设置的影响下，中外在对秘书学教材编写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在秘书学教材编写上突破学科体系，以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本，打破了一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本位”的传统教育理念，着重培养实际工作能力。这种实用性倾向表现在教材编写上形象具体、便于操作。这些教材没有采用空泛的理论论述，文字生动形象、案例具体，力求让学习人员掌握工作要领。此外，还对教材内容进行创新，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为提高学生的理解力和判断力提供了新的角度和视野。相较之下，中国秘书学教材在编写上相对保守，不少秘书学教材内容比较空泛死板，案例陈旧，工作实用性和职业针对性不强，难以适应市场对秘书学专业发展的要求。此外，我国在秘书教学过程中尤其缺乏实践性教材，培养学生实践操作环节非常薄弱，更难以达到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要求，这也是当前秘书教育很难吸引学生眼球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秘书教育今后的发展思路

进行中外秘书教育的比较，找出国内外在秘书教育的背景文化以及具体实施的差别，是为了让我们扩大视野，了解国际秘书教育发展潮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秘书教育的有益的培养理念和教育经验，找到自身不足，缩小差距，同时博采众长，缩小差距，推动中国秘书教育更健康、更迅速的发展。

（一）重新定位教育目标，以市场为导向，培养适应现代企业需求的高端秘书人才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文秘岗位一直是就业热门岗位，就业人员多，范围涉及企业秘书、行政秘书、私人秘书等诸多方面，对秘书人才的需求呈现出扩散泛化的趋势。只以文本写作、文书处理为主要工作的传统秘书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国际秘书联合会”给秘书做出的定义是：“秘书应是主管人员的一位特殊助手，他（她）掌握办公室工作的技巧，能在没有上级过问的情况下表现出自己的责任感，以实际行动显示出主动性和正确判断的能力，并且在所给予的权利范围内做出决定。”由此可见，新时期秘书人员需要具备传统文书工作能力、上传下达的协调能力以外，还要有一定的参谋咨询，出谋划策能力，甚至需要具备一定的外语驾驭能力、社会活动能力、法律素养和一定的涉外商务能力等。市场的这种需求标准的提高必然要求当前的秘书教育目标的改革，新时期秘书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传授职业知识和培养学生发展职业技能而不是讲授学科理论知识的传统学科教育，把“能沟通，会办事”作为秘书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培养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新型秘书人才。

（二）课程设置应该更加凸显实用性和操作性

为了实现当代秘书教育的新目标，需要对现阶段秘书课程设置进行优化，在保留秘书学概论、秘书写作、档案管理等专业课程之外，需要开设实践操作课程，培养学生在面对具体事务的处理能力。开设专门的秘书实践训练中心，模拟秘书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要求学生在具体的情境下按照秘书工作的具体要求，沟通协调，处理事务。还可以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模拟企事业单位中的各个部门，进行模拟实验。此外，当代秘书教育需要提供现代办公设备办公软件，如传真机、刻录机以及微软Office、数据库Access等等，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掌握相关技能。有条件的高校和其他教育机构还可以与当地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设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使学生在求学阶段就可以接触到全真的秘书工作环境，进入具体岗位开展相关工作，一方面可以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去，缩小学校教育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差距，增强学生就业后的适应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可以及时反馈给教学老师，提高在校秘书教育的质量。与此同时，还可以成立如秘书协会等学生社团组织，让学生自主创办课外学习活动，锻炼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

（三）及时更新，完善现有教材

根据秘书工作的现有需要，提高教材内容灵活性和实用性，编写出适应市场需要、高品质的教材。作为与秘书这一具体职业的学习教材，为了让同学能够更容易的掌握职业技能，需要避免传统教材的空泛论述，突出在工作中各项能力的具体要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所学理论实例化、问题化、具体化，如办公外出差旅安排问题、宣传文件书写问题等等。以培养实际工作能力为主线，突出以实践能力为导向，锻炼学生秘书工作的实际操作能力。教材中提到的具体工作手段要切实可行，切记模棱两可，即便是理论性较强的内容，也应该结合具体工作实际，转化为易于理解、方便上手的东西，以便可以加强对实际能力的培养，比如在教学生如何协调人际沟通方面，剑桥秘书教学提倡积极的肢体语言，将具体内容实化为“正面注视表示精力集中，扬起眉毛表示感兴趣”等诸多细节，这种方式在我们当前编写秘书学教材中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与此同时，在注重对学生进行具体行为指导之外，还应注重启发学生创新思维，在教材每一章之后设置一定数量的启发式问题，引导学生创新工作思路，探索新的工作方法，增强学生的求知欲，促使他们尽快进入职业角色。

参考文献：

[1] 姜爽、赵莹.秘书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篇12

关键词：

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学科制度；再学科化

我国高等教育学是一个年轻的发展中的学科，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一直是重要问题之一。当前讨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问题，高等教育学界有了一种紧迫感和悲壮色彩。2016年8月29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在厦门大学召开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研讨会，讨论关于促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厦门共识》。瞿振元会长用“七分紧迫、三分悲壮；十分期待、十分努力；形成共识、推动发展”24字概括了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形势和任务。自国家学科政策调整，以及有关部门按照一级学科实施学科评估和进行学科资源配置之后，高等教育学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思考高等教育学应对挑战和走出困境的对策。

一、正视当前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

在我国，高等教育学主要有两种存在形态，或者是两种形态的统一体。一是作为学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学，它与国家的学科制度有着重要关联；一是作为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它与高等教育学术共同体有着紧密关系。当前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学科危机，表现为学科政策调整所致危机与高等教育学科自身存在问题的叠加，出现了两种形态高等教育学学科危机的“共振效应”。因而与之前所经历的危机，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程度上都有重要的不同。在危机的性质上，表现为学科的建制性危机；在危机的程度上，它是关系到高等教育学生死存亡的危机。

1．当前的高等教育学危机是学科建制上的危机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国家学科制度，主要包括学科分类制度和学科审批制度。首先由国家进行刚性的学科分类，然后颁布具有学科管理功能的学科目录，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必须在学科目录下通过学科审批才能进行。亦即学科的设立需要经过国家批准，纳入学科目录体系，取得学科建制。只有在取得学科建制的前提下，学科建设和发展才能获得国家的资金支持、编制岗位和人员配备。任何学科的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都不可能脱离学科目录和国家授权审批。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主要实行的是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亦即学科设立、学科建设不需要国家授权审批，而主要由学术共同体自行决定。其学科分类的功能主要在于进行学科统计———将知识生产按照大致的学科类型（并非精准的）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看看这个学科领域的知识生产状况，以及学科知识进展情况。由此可见，我国的国家学科制度无论在学科分类上还是在学科设立上都体现出学科建设管理和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并且具有极强的刚性。与我国的国家学科制度相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学对学科制度表现出极强的依赖性。20世纪80年代初，高等教育学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作为二级学科列入学科目录，获得了学科身份和学科建制。但这并非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已经发展和成熟到足以认定为一门学科的程度，而主要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越来越需要大力发展高等教育，需要大力加强高等教育研究，从而在国家学科制度层面支持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国家学科制度的支持，高等教育学才能在学科建制内发展，特别是弥补作为知识体系高等教育学的缺陷，逐步走向成熟的高等教育学。没有国家学科制度的支持，就没有高等教育学今天。当前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危机，固然与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发展缓慢，还不具备抵御学科发展风险的能力有关，但来自外部的学科政策和学科制度调整是主要原因。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再次修订学科目录，取消了二级学科建制，明确要求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位点建设和研究生培养。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也按照一级学科来进行。2016年正式启动的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要求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科评估，并且在学科门类下实行一级学科“绑定评估”的原则。这不仅使得作为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丧失了存在意义，而且使得不少学校的教育学一级学科丧失了参加评估的机会，也就丧失了获得学科资源配置的机会。非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特别是作为教育学学科特色的高等教育学面临重大挑战。

2．当前的高等教育学危机是学科的生存性危机

我国高等教育学在近40年的发展过程中先后经历过多次危机，但这些危机是高等教育学发展过程中的危机，是发展性危机。而当前的危机则是关乎高等教育学生死存亡的危机，是生存性危机。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颁布的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的学科目录，产生了重要的“溢出效应”。学科目录本来是用来规范“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的，其功能在于按照学科分类进行学位授予（不包括学士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但这个学科目录在运行过程中被广泛用来进行学位点授权审批、学科水平评估、学科发展资源配置，甚至用来进行学校类型划分（综合性院校、多科性院校、单科性院校），进而影响大学的院系设置。二是我国现行的学科制度与中国特有的“单位制”文化和体制结合，产生了将学科嵌入“单位制”的学科建设和管理体制，形成了学校内院系设置、学科资源配置、教师人事归属、学科岗位设置、工作绩效考核和评价的基本单元。大学教师的双重归属———在学术上归属于所从事的学科（往往是国际性的），在人事上归属于所服务的大学或者院系———简化为“单位”归属。“单位”成为教师归属感和职业安全感之所系，教师的学术研究活动必须有院系性质的“单位”作为依托。院系既是学术组织又是一级行政机构。学科建设和发展必须建立在实体性的院系组织的基础之上，离开实体性的院系组织，就不可能聚集人才来开展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在学科目录的“溢出效应”和学科建设的“单位制”现实下，国家学科政策调整为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科评估和开展学科建设，极大影响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资源分配。有的高校将原来的高教所升格为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沦为教育学院的一个学科方向，稀释了高等教育学的发展环境和资源；有的高校将高教所归并到发展规划处、教务处、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发展学院等机构，导致高教所丧失了独立机构的地位；有的高校干脆就撤销了高教所。特别是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一些过去以高等教育学为学科特色的高校，由于受到按一级学科评估和学科绑定评估政策的影响，不少都放弃了参加学科评估的机会。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被降格或撤销，或者改变了高教研究机构的性质和职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失去了组织基础。作为学科建制的高等教育学消亡之后，作为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所以，当前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危机，不是过去曾经经历过的发展性危机，而是关系到高等教育学生死存亡的生存性危机。

二、“再学科化”：高等教育学的成功突围之路

面对高等教育学的生存性危机，高等教育学如何化危为机，实现成功突围，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必须重视的问题。我认为，致力于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是一种必然选择。

1．必须坚持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发展方向

在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过程中，曾经产生过“学科论”与“研究领域论”的学术争论，但“研究领域论”一直占据上风，在高等教育学界有着重要影响。“研究领域论”认为，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没有什么不好，它可以吸纳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高等教育研究，丰富高等教育学学科成果。而且美国作为高等教育研究强国，一直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产生了高水平研究成果。有没有高等教育学科，并不影响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对此，我曾专门撰文进行了分析和讨论。［1］我一直主张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必须走学科化发展道路，“学科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安身立命之本。因为在我国的国家学科制度框架下，作为“研究领域”的高等教育研究，是无法纳入国家学科制度体系的，也就无法获得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制度支持和资源投入。美国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而能取得领先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是因为美国实行的是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学科的设立和资源配置，由各学术共同体自行决定。我们不能因为美国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能取得高水平研究成果而主张在我国要放弃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发展方向。因此，在我国的国家学科制度下，高等教育学要应对当前的学科危机，绝不能放弃学科化发展思路。放弃学科化努力，无异于断送高等教育学———使我们将近40年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成果毁于一旦，使高等教育研究机构面临釜底抽薪的困局，使众多的高等教育专业研究人员丢掉饭碗。但是，坚持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化发展思路，不是要用经典学科的标准来指导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把高等教育学建设成为一门经典学科，而是要按照现代学科的特点和要求来建设高等教育学，即建设作为现代学科的高等教育学。现代学科与经典学科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经典学科是由知识演化逻辑主导的学科，学科知识呈现“树形结构”或“阶梯结构”，有严密的学科知识谱系，有清晰的知识演化路径，学科知识之间可以相互追溯；而现代学科则是由社会需求逻辑主导的学科，是由问题导向（解决社会问题和工程实践）所主导的综合性、交叉性、横断性学科。高等教育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现代学科。

2．致力于学科建制层面的“再学科化”

面对当前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危机，坚持高等教育学学科化发展方向是基础，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在学科建制层面实现“再学科化”。学科建制层面的“再学科化”主要解决如下两个问题。一是要重建作为高等教育学组织依托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如前所述，我国的学科制度与“单位制”的结合，形成了基于“单位制”的学科建设和管理体制。没有高教所等实体性机构和组织作为依托，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就如浮萍般无所维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创生和发展，是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为先声的，尽管这些高教所（室）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分化为“学科建设型”和“院校研究型”两种类型，但它们的大量涌现，的确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组织支持。当前高校的高教研究机构大量被裁撤或降格，或者被迫做出职能上的转变，已经严重威胁到专业研究人员的生存和学科归宿感。由此，必须重振和恢复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将部分高校高教研究所的基本职能定位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将另一部分高校高教研究所的基本职能定位于通过开展院校研究来为本校改革发展服务。两种职能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同时并存，在全国形成功能互补和相互支持的高等教育研究组织结构。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导致高教所在学校地位低的原因在于，高教所都致力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学科理论问题研究，忽视了对学校改革发展中现实问题的研究。这种观点只是从现象层面找原因，是有失偏颇的。如果没有高等教育学学科作为前提，没有高等教育理论作为指导，我们对高校改革发展中现实问题的研究，就会沦为就事论事的研究，就会因为缺乏专业性而不能有效指导高校的改革发展实践。因此，我们既需要从全国层面来看待高教所的作用，也需要从具体院校高教所的职能定位来看待高教所的作用。不能因为高教所没有直接为本校改革发展服务而裁撤或降格高教所，同时学校领导也要善待和善用高教研究机构。［2］二是要努力争取高等教育学取得一级学科建制。如前所述，在美国的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下，学科的划分以及相应的学科层级划分，只是具有学科知识统计的意义，不会影响某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高等教育学无论是否被列入学科目录，是否获得比较高的学科分类层级，都不影响高等教育研究的开展和高等教育学术的发展。但在我国的国家学科制度下，情况则完全不一样。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创生，得益于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高等教育学作为“二级学科”列入学科目录之中。而当前高等教育学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也在于2011年国家学科目录调整时突出按一级学科进行学位授权点审批和学科建设，使得作为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失去了制度性支持。所以，高等教育学能否取得一级学科建制，对高等教育学的未来发展有着生死攸关的影响。因此，我曾经专门撰文讨论过建设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的问题，把建设作为一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作为高等教育学“再学科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3－4］当前，部分高等教育学者对高等教育学争取一级学科建制信心不足，认为学前教育、研究生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等学科与高等教育学类似，都提出了建设一级学科的诉求，各学科之间相互攀比，不可能在教育学门类下设置这么多的一级学科。我认为，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应该充满信心。高等教育学不同于一般教育学，一般教育学主要是学校教育学，其基本理论和核心知识发源于儿童教育，具有经典学科的性质。而高等教育学则超越了“学校教育”的视界，具有充分的“社会”教育学性质，其基本理论和核心知识发源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高等教育学不仅要研究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规律，还要研究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5］因此，我们要在正确认识高等教育学具有不同于一般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的基础上，充满信心地争取高等教育学的一级学科建制。一是要深化研究我国的学科分类和学科设置，进一步促进和推动我国学科制度的改革。学科分类和学科设置本身就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内容，无论是本科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目录，还是学位授予和研究生培养的学科目录，都是以高等教育研究人员为主体而编制的。在研究和改革我国的学科分类和学科设置过程中，高等教育研究人员是大有作为的。二是就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设置而言，需要改变思维定势。目前在教育学门类下设置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等三个一级学科，并非是科学的、合理的，是有很大的调整和改进空间的。同时，要从促进“现代学科”发展的目的出发来考虑一级学科设置，一级学科的设置是为了促进学科发展，特别是促进现代学科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学科发展。要避免手段和目的的倒置，在考虑一级学科的数量时也不能因噎废食。

3．促进知识形态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

高等教育学能否建设成为一级学科，既与我国学科制度改革相关，也与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水平相关。毋庸讳言，我国高等教育学还不成熟，还不完善。当前高等教育学的危机，部分也来源于作为知识体系的高等教育学的不成熟和不完善。这就需要强化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发展高等教育学的核心知识，促进知识形态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对于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我曾在有关文章中阐明了将不同学科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整合，实现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学科化建构的思路。［6］概言之，就是要将其他学科学者所涉及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通过高等教育学者的努力，纳入高等教育学之中，实现其高等教育学科化。这里我要特别强调高等教育学“再学科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问题。作为知识形态的高等教育学，其“再学科化”的目的在于建立一个超越一般教育学核心知识和理论体系的高等教育学，而不是在一般教育学的理论框架下，或者仿照一般教育学来发展高等教育学的核心知识，用一般教育学的知识标准来衡量高等教育学的核心知识。为此，必须跳出长期影响高等教育学者的一般教育学思维，克服一般教育学独大的思维定势，在将高等教育学定位于一门现代学科的思维基点上，拓展高等教育学的核心知识领域和范围，建构符合高等教育学学科特点的，属于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学科知识和理论体系。显然，要完成知识形态高等教育学的“再学科化”，需要高等教育学学术共同体的努力，要用我们自己的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争取一般教育学界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从而为高等教育学获得一级学科建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这是高等教育学界面临的一个长期而艰巨任务。

作者：张应强 单位：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

参考文献：

［1］张应强．超越“学科论”和“研究领域论”之争———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方向的思考［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4）：49－61．

［2］张应强，唐萌．高等教育学到底有什么用［J］．中国高教研究，2016，（12）：56－62．

篇13

一、旅游学术研究轨迹

一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的出现，通常会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之加以研究，通过研究发现问题，探讨规律，提出假说，形成理论以至创建学科。旅游现象也不例外。旅游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在欧洲出现以来，也引起了各科学者的广泛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不同范围、不同深度和广度研究旅游问题。既然科学研究是创建学科的开始，因此，我们似应首先追踪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轨迹，了解学者们的工作和成果。

1．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毫无疑问，国外旅游学术研究早于中国，因为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旅游，本身就是舶来品。国外整个旅游研究进程大体上分为三个时期，即认知时期、确立时期和发展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国内学者始终十分关注国外旅游研究动向，试图从国外研究中吸取有用的成分。例如，南开大学申葆嘉教授1996年在《旅游学刊》发表系列综述《国外旅游研究进展》。申葆嘉教授认为，国外旅游研究的重要问题包括旅游经济学研究、旅游社会学研究、旅游人类学研究、旅游的环境和生态学研究、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以及旅游研究方法和方法论［1］。华东师范大学学者张立升以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95～2004年10年内的382篇文献作为样本，从研究热点、研究新视角和研究的薄弱环节三个方面综述了国外旅游研究动向［2］。文献资料表明，国外旅游学术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学者们从自身研究兴趣，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角度进行旅游研究，并非出于一个统一的组织，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进行，因此，其研究成果是一个自发形成过程。尽管从表面上看显得较为松散，但是如果用心去观察，依然能够对研究范围、研究热点、学术研究活动的规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

2．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如果用如火如荼来形容，丝毫没有夸张之嫌。应当说，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几乎和旅游事业同时起步。经过30年的努力耕耘，用成果卓著来形容也不过分。2010年，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旅游研究论文集》，包括“30年研究评论”和“旅游科学年会论文”两个部分，共收录了154篇论文，计106万字，第一部分分为旅游综合研究、旅游产业经济、区域旅游发展与规划、其他旅游研究等四个栏目，第二部分内容主要涉及旅游教育、旅游产业、旅游经济与管理、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地方旅游实践等五个领域。论文作者所代表的学科包括旅游经济学、旅游地理学、旅游管理学、旅游人类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市场学、旅游公共管理学和城市旅游等［3］。从国内旅游研究总的情况看，旅游产业研究、旅游资源规划与开发、旅游教育、旅游基础理论和旅游经济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所占比例较大，反映出国内学者研究领域的集聚程度。相对而言，应用性研究较多而基础理论性研究较少。但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基础理论性研究的数量和研究质量都在提高。其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逐渐意识到，不能长期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上，应用研究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需要从理论研究中找到根据。此外，中国的旅游研究还有一个与国情相关的特点，这就是由于中国当下实施的是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因此，包括旅游研究内的各项旅游工作都是在政府的规划和管理机制下进行，遂使旅游研究中有相当部分是为政府的旅游发展政策服务的，而且政策导向和相关的激励措施十分明显，例如研究课题经费方面的支持、研究成果评奖以至研究人员的职称晋升等各个方面。毋庸讳言，会有一些功利主义现象存在和发展，会有一些研究工作及其成果事实上未必建立在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而成为政府旅游发展政策的注解。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些区域性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不顾实际情况，千方百计地论证旅游可以成为当地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3．旅游学术研究与旅游学科的建立在旅游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在国内的旅游学术研究中，都在探讨旅游学科的建立问题。其关键性内容有:旅游究竟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框架结构如何?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位置?关于这些问题，笔者首先注意到，国内外研究的关注点似乎有较大区别:国外学者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研究兴趣，更多地关注其所研究问题本身，而国内学者则更多地关注旅游学科在整个学科体系中的地位。这种现象可能与中国文化中更重视整体而非局部、更重视综合而非分析的倾向有关。已有多名学者在其论文或著作中提出了明确的观点。例如，石培华等在《旅游学科的自省与超越》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在不断的反思中自我超越，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支撑的综合性旅游学科群，并逐渐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不断成长、潜力无限的新兴学科”。“针对独特的研究领域，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并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研究模式和方法体系”［4］。胡善风等在《关于加强旅游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一文中认为，“设立旅游学一级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一件大事”，并且将建立旅游学一级学科的客观根据总结为政府对旅游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作用的重视、旅游学科和专业建设取得的成就、旅游学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以及学术交流的增强等［5］。曹诗图在《试论旅游学科的构建》一文中认为，“旅游学科这一综合性的社会人文科学应是独立的一级学科，不应该从属于管理学科或经济学科”。“在旅游学科体系构建上可以分为基础层次、应用层次和哲理层次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旅游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和独立的学科，必须在组织机构、概念体系、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几个方面都达到学科所要求的标准”［6］。杜江、张凌云等在《解构与重构:旅游学学科发展的新思维》一文中认为，“改变现有的将旅游学科设置在工商管理项目下的不合理格局，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前瞻性的、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旅游学研究体系框架已日趋成熟”［7］。上述学者的研究及其结论有几个共同点:第一，对旅游学科的前景充满信心，这种信心行将成为鼓励学者继续从事旅游研究的较强动力;第二，看到了旅游现象运行固有的自身特点，并将其认同为旅游学科从逻辑上得以成立的重要基础;第三，清醒地认识到旅游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完善尚有许多工作待学者们继续努力。笔者以为，从旅游学术研究的开始到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一个受其内在规律性制约的、水到渠成的，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往日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法学等学科上百年的建立和发展历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对一门学科发展的信心能够促进但不能代替其发展过程。我们需要以科学的态度，以理性思维构建旅游学科。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地确认其建立基础和客观地评价其发展现状，学科的理论框架更多的是遵循科研规律的形成过程，而不是刻意设计策划的过程。在百家争鸣和大浪淘沙的过程中，有一些具有事实根据和科学根据的学说和学派逐渐得到公认从而被确立，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和发展。殊途同归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不同国家的学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研究条件下，会得出相同或十分类似的研究结论或研究成果，这是由于他们遵循了共同的旅游运行和旅游研究的客观规律。在学术研究上不能人为地、刻意地追求共识和统一，更不能借助行政手段将旅游理论统一到某一名或某几名学者的学说上，否则必然是树立学霸。方法论也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渐总结和提炼出来的，能够从本质上反映出该学科的自身规律。最后，学科建设者的科学素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科学素养的成就过程也只有在学术研究中才能实现。

二、旅游学科建立的三大基础

学术发展规律表明，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具备三大基础，这就是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在这一点上，旅游学科和其他许多学科在本质上没有明显区别，这是各学科的共性。但是，某一学科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一定有其个性，而且这一个性经常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由此看来，我们需要紧紧围绕旅游学科的个性，讨论其文献基础、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旅游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现象及其运行的形态、结构和规律，因此，旅游现象运行的个性从根本上决定着旅游学科及其存在基础的个性。

1．文献基础作为旅游学科建立基础的文献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学术研究文献。这是最重要的一类，因为建立学科主要依靠学术和理论方面研究。学术研究文献有两个突出特点。首先是文献的积累和积淀从数量和质量上看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是受旅游现象运行和发展进程及规律制约的，因此很难人为地扩张和拔高。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中国的旅游业是从1978年正式开始的。假设政府当年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要求科研机构研究理论问题，一年必须产生3000项研究成果。这种要求即使从形式上有可能做到，所谓研究成果的质量却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口号、空谈和脱离实际的“研究结论”之外，不会有任何有意义的东西。其次是文献之间有一个传承、继承和不断深化发展的关系。新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总是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之上，根据事实的发展变化提出，这里所称基础可以涉及数据、思路、假说、研究方法以至研究灵感各方面。新理论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形成的过程，从哲学上看，经常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第二大类是旅游实业界的经营管理运作文献。这类文献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旅游学科并非是一个纯理论学科，它与旅游业务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而且，从事研究和建立学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有效地促进旅游业务发展。实业界的文献涉及范围会很广，可包括统计数据、经营管理流程设计方案、业务运作情况记录、典型案例描述和分析等。这些业界的文献为旅游学术研究提出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素材，启发思路。第三大类是政府的相关法律政策文献。各国政府通常都会对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对旅游事业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因此，这类文献对旅游事业本身和与此密切相关的旅游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尤其在中国这样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的国家，政策法律文献对旅游研究的重要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2．理论基础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是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科学学说为指导进行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现象，因此作为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多种学科的理论。至于旅游学科的理论基础具体会涉及多少学科，目前尚难以最后确定，随着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总会有新的发现。但是笔者根据目前的研究成果认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哲学基础。这不仅因为哲学是众多学科之母，不仅因为旅游研究需要哲学思维的总体指导，也由于在旅游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过程中的确有一系列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例如，旅游发展中各要素、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和辩证关系、旅游发展规律。其二是社会学基础。鉴于旅游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和规律的发现，需要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作为基础和指导。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对旅游现象的分析和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三是经济学基础。在旅游运行中会出现大量经济现象，而旅游产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学问题。因此，相关经济学理论应作为旅游经济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例如，市场供需理论、产业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其四是人类学理论，特别是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理论。这主要是由于旅游运行中会出现不同文化类型和作为其核心的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接触、碰撞、冲突和交融。人类学理论正是研究和解决这类问题的主要理论。其五是环境科学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作用就是用以指导旅游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环境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最后是美学和艺术方面的理论。人们的旅游需求属于一种高层次的文化需求。随着人们旅游经验的不断积累，旅游质量的不断提高，必然会有一系列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被提到日程，除了引起旅游学者新的兴趣之外，也会引起旅游学者的研究和探讨。笔者之所以将上述几个学科的理论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理论基础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根据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旅游的研究和认识水平推测，上述问题是旅游运行所涉及的几个关键性、实质性问题;二是从国内外旅游学术研究的现状看，也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笔者以为有两种情况值得特别注意。其一，关于哪些学科是作为或应当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这里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例如，申葆嘉教授最初在旅游研究中主要以逻辑实证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逐渐进入所谓后现代主义时期，一些社会现象，尤其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单纯用逻辑实证主义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因此，他注意研究和吸收西方社会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成果，例如结构功能主义、新实用主义、现象学、符号互动等方面的理论学说，用于其旅游学术研究，后来发现许多问题从这些成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和较为满意的答案［8］。其二，在旅游学科自身的理论建立之前，学者们主要是从其他有关或可能有关的学科出发，利用这些学科的理论研究旅游问题并作为旅游研究的理论基础，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作为旅游学研究和旅游学科建立的各学科理论之间会围绕着旅游现象的规律发生整合，形成能够更为有效地分析、解释和说明问题的新理论。走完从借用到直接应用的过程，类似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学等理论在生物研究中的形成过程。

3．人才基础

以理性思维从事旅游研究和建立旅游学科还必须有坚实的人才基础，对人才基础有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需要有一支稳定的队伍。这不仅指从形式上有足够的人员，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旅游研究和学科建设工作。这些人应当有合理的分工，例如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分工、专职研究人员和兼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人才质量问题当然更是实质性问题。旅游研究的多学科性、综合性、复杂性，对研究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高尚的学术道德和为学术研究工作热诚奉献的职业精神。其中，学术道德是一个合格的学术研究工作者必须始终坚持的第一要务。第二是科学素养。旅游学术研究工作的性质和特点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必须受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系统训练，具有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和与此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论基础。能够始终如一地做到从事实本身出发研究问题和思考问题，尽量坚持价值中立，较少受个人主观臆断或个人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坚持逻辑思维。第三是文化素养。此包括旅游科学研究工作者的个人文明素养和对旅游研究所涉及的文学、艺术等相关学科的兴趣、知识和能力。最后是悟性潜质。悟性潜质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知识面和理论功底的基础上，并经常与之呈正相关关系。此外，还包括对旅游中异文化事物和因素的好奇心、兴趣和分析理解能力，而这一能力对旅游研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三、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论

旅游学科要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一门学科，不仅要有体现自身特点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之间不应是各自独立，相互无关的学说单体，必须构成从某些共同规律和原则出发，相互之间有着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框架。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学者在尝试研究和提出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笔者以为，旅游学科毕竟尚未正式形成，毕竟是一个发展中的新学科，因此，不宜过早地做出结论。较为妥当的做法是学者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一些观点和假说，经过一个百家争鸣，大浪淘沙的过程，最终使符合科学规律的结论自然形成并被公认和接受。根据笔者的理解，旅游学科的理论框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专业理论和应用理论三个层次。

1．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是旅游学科的核心性、根本性理论，其研究对象是整个旅游现象运行的结构、形态和基本规律，其适用范围为整个旅游学科。旅游学基础理论为本学科中各个分支性专业理论提供依据、原则和指导思想。首先是旅游学基本原理。需要说明的是，旅游学基本原理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目前在各旅游院校使用的教科书《旅游概论》，后者从总体上看只是对旅游或旅游业的一般性介绍，并未在学科意义上成为系统理论。迄今为止，国内严格的学科意义上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有三部著作:其一是谢彦君教授1999年所著《基础旅游学》，其二是申葆嘉教授1999年所著《旅游学原理》，其三是申葆嘉教授2010年的新作《旅游学原理》。两位学者在理论体系、方法论等方面有较为明显的不同，而申葆嘉教授1999年和2010年的两部《旅游学原理》尽管同属于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内的著作，但2010年的新作与1999年的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进展。它是作者十余年来对旅游现象及其运行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称，是旅游现象运行及其规律的系统理论陈述。第二是旅游发展史。旅游发展史之所以列入旅游学基础理论范围，在于它并不是旅游发展过程的简单描述，而是运用经济史、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方法论对旅游现象产生和发展演变过程进行纵向研究，并且从这一研究过程中探索旅游发展规律，预测旅游发展趋势，从而对各国和全球的旅游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指明方向，提供指导性理论。第三是旅游学说史。旅游学说史的作用在于对学者和学术界关于旅游问题的各种理论学说进行梳理。从这一梳理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界是如何对旅游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各种学说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特别是如何有效地指导了当时的旅游发展实践;各种学说又是在什么背景下进行了修正、完善，或者是在什么背景下失去作用而被摈弃。在旅游学说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旅游学术活动自身的规律，指导学者科学地从事旅游学术研究和旅游学科的建立。

2.专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