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博弈本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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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股指期货是一种以股票指数作为买卖基础的期货，买卖双方根据事先约定好的价格同意在某一特定的时间进行股票指数交易的一种协定。股票指数交易和其他种类期货交易原理是一样的，即利用进出差价来获利。它具有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共同特点。例如，股指期货没有真实的资产标的；交易成本较低；市场及流动性较高，以现金方式进行结算等。市场引入股指期货主要是为了规范证券市场，使得证券市场的交易具有“有效性”。即希望在证券市场中，证券价格可以正确的反映其内在价值，从而使市场投资者可以从公共信息中获取更多有利于自己判断行情的信息，获得尽量高的利益。

从严格意义上讲期货市场并不是“零和博弈”市场，零和博弈只是期货市场中的一个特例状态。期货市场中的大小投机者都希望获得最大利益，而政府参与期货市场的博弈只是为了监管市场，抑制市场中违规的交易。国内已经有许多学者分析研究了期货市场中的一些博弈关系，包括期货市场中的风险研究。如龙梅、吉余峰（2007）提出了股指期货风险的防范与管理的措施，证明了贝叶斯网络是识别和预测估值期货风险的有效工具。田祥新（2003）提出政府为规范证券市场推出了股指期货制度，建立了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贝叶斯博弈模型，理论上证明了推出股指期货的必要性。张惠茹、李海东（2005）探讨了如何运用股指期货规避股市系统风险。张杰（2008）提出政府推出股指期货制度对我国股市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文献只从文字叙述上描述和探讨问题，或只是针对一种成本的投资商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本文建立了政府与两种成本投资者之间的博弈模型，分别考虑新旧制度对不同成本类型的投资者的影响，并求得均衡解。

模型描述

假设一：我国期货市场采取噪声交易策略的投资者比例已超出其合理范围。

假设二：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和调控，并且调控是正面的、积极的。

假设三：政府调控需要付出成本。

假设四：投资者的成本有高低之分。

参数说明：

α1（α1∈[0，∞]）：投资者投入市场的资金数额。

α2（α2∈[0，∞]）：政府股指期货对市场调控的影响力度因子。

CH：投资者属于高成本；CL：投资者属于低成本。

CN；市场引入新制度后的成本；CO：市场引入新制度前的成本。

pb：买入价；ps：卖出价。

u（α1，α2，CH）：高成本投资者的效用函数；u（α1，α2，CL）：低成本投资者的效用函数。

u（α1，α2，CN）：政府引入股指期货制度的效用函数；u（α1，α2，CO）：政府未引入股指期货制度的效用函数。

模型分析

为了讨论方便，本文只考虑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段dT内证券市场只存在一只股票的情况。在这个短暂的时间内，政府希望股票价格波动幅度尽量小，这样证券价格可以正确的反映其内在价值，市场才是有效的。而投资者希望通过买入和卖出的差价来获取利润，力求利润最大化。

（一）投资者的效用函数

投资者通过买入和卖出的差价来获取利润，故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为：

⒈投资者是高成本的前提下：

⒉投资者是低成本的前提下：

其中在时间段dT内pb、ps可以近似看做常数；α2α1是新制度带给投资者的损失。

（二）政府的效用函数

政府只是不希望投资者从投机中获取高额利润，故政府的效用函数为：

⒈新制度下的效用函数：

⒉旧制度下的效用函数：

其中b＞1，政府希望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回归价值理性，不要遭受太大损失，所以将上面效用函数中新制度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失α2α1中的影响因子指数化为α2b。

（三）利益最大化

⒈ 在以上模型中，投资者应选择α1*（CH）、α1*（CO）使期望利润最大化。

如果投资者是高成本，则α1*（CH）应满足：

其中描述给定投资者是高成本情况下，政府采取新制度的概率，描述给定投资者是高成本情况下，政府采取旧制度的概率。

如果投资者是低成本，则α1*（CO）应满足：

其中描述给定投资者是低成本情况下，政府采取新制度的概率，描述给定投资者是低成本情况下，政府采取旧制度的概率。

⒉ 政府的期望利润。

如果政府取成本CN，则α*2N（CN）应满足：

如果政府取成本CO，则α*2O（CO）应满足：

模型求解

在不影响问题本质的前提下，为了讨论方便，在以上模型中，本文取b=2；CH=kHα1；CL=kLα1；CN=kNα2；CO=kOα2；其中kH＞kL，kN＞kO，0＜kH＜1，0＜kL＜1，kN，kO均大于0；P（CN/CH）=θ（0＜θ＜1）；P（CO/CH）=1-θ；P（CN/CL）=λ（0＜λ＜1） ；P（CO/CL）=1-λ。

则有：

投资者效用函数：

政府的效用函数：

于是高成本投资者选择α*1（CH）使得期望利润最大化：

（1）

低成本投资者选择α*1（CO）使得期望利润最大化：

（2）

如果政府取成本CN，则α*2N（CN）应满足：

（3）

如果政府取成本CO，则α*2O（CO）应满足：

（4）

上述四个最优化问题的解为：

均衡分析

第一，当CH=CL=C1=k1α1，CN=CO= C2=k2α2（k1≠k2）时，即投资者只有一种成本，政府只有一种成本（不采取新制度），此时的模型是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由上式产生的纳什均衡为：

，。

第二，当0＜θ＜1，当0＜λ＜1，即出现不完全信息时，依假设kH＞kL，kN＞kO，所以有α*2NH＞α*2OH，α*2NL＞α*2OL成立。这说明政府引入股指期货，对市场调控是有效的。

第三，当θ=λ时，也就是不论投资商是高成本还是低成本，政府在采取与不采取新制度之间无差异。此时α*1H＞α*1L，这意味着此种情况下，高成本投资者比低成本投入更多的资金在证券市场中。

第四， 从均衡解可以看出，随着|ps-pb|的增大α*1逐渐减小，说明随着政府调控的影响力度因子的增大，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资金投入有所减少，也就是说政府的调控是有效的，在较短时间段内保障了市场的相对稳定。同理，随着|ps-pb|的增大α*2逐渐增大，说明市场价格波动幅度越大，投机行为越严重，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影响力度因子越大。这些结论是符合现实的。

第五，当θ=0时，；当θ=1时，我们有。同理可以得到。这说明投资商不论是高成本还是低成本，均在政府对市场进行调控后，在市场中投入更大金额。这说明政府调控的有效性。

结论

股票价格的升跌会对投资者带来系统性和非系统性两种股价风险。非系统性风险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如采取投资组合的方法得以分散和减少，但对于非系统性风险，采取投资组合的方法就显得软弱无力了，而股票指数期货交易的价格风险转移，套期保值等功能较好地防止或减少这种风险。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实际上是把股票指数按点数换算成现金进行交易，最终以现金结算，而不是用股票进行交割，这就有效地防范了系统性和非系统性风险。

规避系统风险需要运用投资组合理论，这里的组合是指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之间的投资组合，主要是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功能来达到避险的目的。股指期货就是应人们管理股票市场系统风险的需要而被设计出来的。所以为规避风险，规范证券市场中的不合理投机行为，政府采取股指期货对市场进行调控。

本文就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政府在证券市场中引入股指期货对投资者的影响做出了理论分析，分别讨论了政府采取和不采取新制度对高成本和低成本投资者的影响力度，得出一些符合现实情况的结论，对政府进行市场调控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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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清.我国推出股指期货的现实条件及深远意义[J].现代商业，2008

3.刘培杰.博弈论精粹[M].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4.龙梅，吉余峰.博弈论视角：中国商品期货市场价格风险的形成[J].山东潍坊经济，2007

5.田祥新.运用股指期货规避股市系统风险[J].广西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

6.臧玉卫，王萍，吴育华.贝叶斯网络在股指期货风险预警中的应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3

7.张惠茹，李海东.金融期货[M].科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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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0.朱国华.奇妙的期货[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篇2

相对于股票市场的载沉载浮,期货市场的惊涛骇浪更让人倍感惊险与刺激。对于投机者而言,期货市场就像一盘赌局,有人赚得盆满钵满,就一定有人输得血本无归,这是一个完全的零和博弈游戏。事实上,期货交易远远不止作为一种“赌具”那样简单。

被拉下水的实业家

许多实业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养猪、造罐头多费力气,风险却一点也不小。不如去炒生猪期货,赌对了赚到的钱远远胜过辛辛苦苦干实业。于是,为数可观的实业家被拉下水。其中几个典型的案例大家已经熟知。远些的是中航油的陈久霖,做石油期货亏掉5亿美元而锒铛入狱。近些的有中信泰富的荣智健,因澳元期货失算亏损百亿港币,荣氏家族痛失好局。还有深南电到高盛对赌国际油价。

从2003年起,陈久霖却在高盛新加坡杰润公司的“指导”下,大量卖出原油的看涨期权。国际投资机构慷慨地把钱借给陈久霖当“赌本”,然后在最要紧的关头收紧钱袋,使中航油被平仓,损失掉数亿美元。而按照理智的期货交易规则,作为消费者中航油应买进期权,通过对冲来固定成本。

如果说陈久霖多少有些嫩,比他老到许多的荣智健也跌进陷阱。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投资额高达数十亿澳元的磁铁矿项目,建成后每年还需投入不下10亿澳元,汇率波动的风险的确很大。于是,中信泰富在国际投行“悉心指导”下参与澳元兑美元的杠杆交易。随着澳元的暴跌,中信泰富面临最高147亿港元的亏损,中信集团被迫出手援救,荣氏家族黯然退出自己一手打造的实业王国。

更莫名其妙的是深南电,作为一家“足不出户”的A股上市公司,竟然想与国际原油期货市场的主要玩家高盛“对赌”油价来赚钱。双方约定,2008年3到12月期间,每月未结算时国际油价高于63.5美元时,哪怕涨得再高深南电每月仅可获得30万美元;而结算时国际油价比62美元每低1美元,深南电就要赔40万美元。从理论上看,这份有效期十个月的合约带给深南电的最高收益为300万美元,最高亏损为2.48亿美元!这就是高盛向深南电等中国企业兜售的“无风险套利产品”。好在深南电金蝉脱壳,摆脱“催命合约”,连同更阴险的第二份合约也被终止了。2009年岁末,恼羞成怒的高盛以5.46亿元的天价索赔,而深南电近三年的利润总和还不到2亿元。

除了上述三家公司之外,中远、国航、东航、南航等均在海外期货交易中连续发生巨额损失。其中东航仅在2008年前六个月就以62美元至150美元购入上千成桶原油期货。2008年,东航在燃油交易中损失62亿,使全年亏损达到128亿元,国资委不得不紧急注入70亿。

其实,资本的神奇与风险不仅仅体现在期货交易中。股权投资、房地产等光怪陆离的“资本游戏”都在时时刻刻地侵蚀着企业家的实业精神。例如中国衬衫第一品牌雅戈尔,2007年末持有中信证券等上市公司股票市值约240亿元。在A股随后的大起大落中,雅戈尔的服装业务显得那么的无足轻重,“重仓股”的一次联手涨停可带来上十亿的账面收益,卖多少件衬衫才能赚到这些钱呀?

期货等“游戏”如同精神鸦片,实业中一年的拼搏不如期货市场里一天的“好运”。谁还有心思去压成本、搞研发、打品牌?商君说“利出一孔,其国无乱”,意思是利益只应从一个孔洞流出,才能让给大家正确的导向。

事实上,期货诞生之初,它本身并不是一种“赌具”,反而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工具。那么,让我们回归期货的本质,来看看期货交易究竟该怎么玩。

期货市场交易的是风险

期货市场交易的品种越来越多,从大豆、玉米、白糖、棉花、棕榈油到股指。实际上真正被交易的品种只有一个,那就是风险。大豆、原油等商品不过是风险的载体而已。

初级商品由于自身的天然因素,一直存在生产周期长、价格波动大的特性。以大豆为例,生产期为五个月。1972年10月,芝加哥现货价格为每英斗3.33美元;1973年6月暴涨为10.87美元;2个月以后又剧降至5.62美元。这样的剧烈波动,使大豆种植者无法预期来年的损益,为了规避过大的风险可能就放弃种植。如果生产者可以按每英斗6美元的价格提前卖出自己的产品,扣除生产成本稳赚2美元,就可以将过高的风险转嫁出去。

玉米、棉花、白糖的情况也是这样。还以大豆为例,种植者只需到交易所去赌大豆价格下跌。大豆价格上涨,他的所得就是卖豆金额的增量减去输掉的赌本;大豆价格下跌,赌赢的钱可以弥补豆农的损失。这种行为叫做“衡抵”。

由于社会的需求,期货交易所获得发展迅速。美国有十个期货交易所,品种早已不限于农产品,政府债券、外币指数等都可以拿来“赌”。不仅是美国,世界上主要国家,包括中国,都设立了期货交易所。

在期货市场上被出售风险要有人买进才能成交,他们就是投机者。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绝对的零和游戏,赢家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输家。股票市场则不同,如果宏观经济向好,或者个股业绩增长神速,参加者有可能共同赢利。比如,微软、惠普或苹果的股票投资者们进行的就不是零和博弈。

大家一般对期货市场里出售风险的一方表示同情和理解,但对购入风险的投机者却嗤之以鼻。其实在道义上,双方是平等的,缺少买家的市场是不会有交易的。不仅是期货市场,社会经济中任何投机者都首先是风险的承担者。比如说,炒股、炒房、炒大蒜、炒绿豆的人,都是有风险的。

力量不均的三方博弈

我们知道,期货市场是一个分配、分担风险的地方,实业家(比如肉类加工企业和生猪养殖场)在这里“出售风险”,而投机者在这里“购买风险”。

实际上,期货应该是实业企业规避风险的工具。实业企业在商品期货市场上,买入(卖出)现货数量相当,但交易方向相反的期货合约,以控制未来现货价格波动风险的行为叫套期保值。

前面举了大豆种值者的例子,其实初级产品的需求方也需要风险的对冲。假设一个面粉厂,当小麦价格在每公斤1元时有30%的毛利润率。尽管当小麦价格走高时可以提面粉出厂价,但市场能否接受?你提价竞争对手不提怎么办?

所以,面粉厂可以每公斤1元的单价买进小麦(相当于多头),如果小麦价格上涨,可以抛出合约,以期货市场的赢利补偿现货市场价格上涨增加的成本;而当小麦价格下跌期货赔钱时,面粉厂的进货成本降低,增加的利润胜过赔在期货的钱。

面粉厂与小麦种植者刚好是一对,前者进与需求相当的合约,后者卖出与产量相当的合约。但是供求双方要交易的数量不可能在每个时点都匹配,这个空白还是需要投机者来填补。而且,投机者是不甘寂寞的,他们发明了“套利交易”。

套利是人类的普遍行为。在高工资的一线城市上班,回老家消费或买房本质上也属于套利行为。期货交易中的套利也与此类似,不论行情涨跌,投机者们都能利用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差距来进行获利。总之,期货交易的参与都可以分为商品生产者、商品需求者和投机者三个大类,它们之间的博弈错综复杂。

前面举了大豆种植者的例子很有意思,作为供应商他们应当“心忧炭贱愿天寒”,希望现货市场越贵越好。但为了衡抵价格波动的风险,种植者却要在期货市场充当空方,赌大豆价格下跌。但空方势力越强大,期货价格就越下行,必然会拖累现货行情。

篇3

石油是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全球石油资源失衡，各主要石油消费大国的经济发展都面临着严重的“能源瓶颈”。为此，这些国家都在产油区和国际石油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作为新兴的石油消费大国，我国石油消费逐年加速增长，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由于海外石油投资规模小、份额油进口量小，我国石油进口基本依赖于一般贸易方式，而进口油源地却与西方传统石油消费大国高度重叠。海外石油贸易面临多重冲突，石油贸易摩擦风险大，石油安全形势严峻。

一、全球石油资源失衡与资源争夺

石油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全球经济增长，全球石油消费需求迅猛增长。然而，全球石油的储产分布和消费极不均衡，并且探明可采储量、产量增长低于消费量增长，尤其是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需求增长。这使各石油消费大国都高度关注石油资源的供给和价格波动以及进口渠道的顺畅与否。同时，由于控制了石油资源和石油市场，将促进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在国际地缘政治中占据有利地位，进而在国际政治掌握决定性的话语权，故占有石油资源、控制运输渠道和价格就是各国博弈的焦点。石油贸易摩擦也频繁出现。

（一）全球石油资源失衡

所谓世界石油资源失衡主要是指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全球石油资源的储存、生产、消费和贸易的不相匹配。

在石油储量方面：已探明的可采储量中中东地区占61.0%；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石油储量占了全球储量的绝大部分。

在石油产量方面：尽管全球石油的产量呈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较慢且地域分布极不均衡。中东地区以占全球产量30.8%的比例在全球石油供应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在石油消费方面：全球的石油消费需求增长较快，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石油消费需求增速超过了石油产量的增速；同时，石油消费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2007年，经济合作组织的石油消费量为22.49亿吨，占全球消费总量的57.0%，而石油消费量过亿吨的8个国家的消费量总和占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的53.6%。

国际石油贸易随着消费发展而快速发展；国际石油市场供求大致平衡，但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俄罗斯、非洲等产油国与中国、印度等新兴石油消费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石油资源争夺

通过历史演进，国际石油巨头逐渐在国际石油市场中取代了国家，成为争夺石油资源的具体代表。20世纪后期以来，国际石油巨头依赖资本运作手段，强势整合石油产业链，通过大规模兼并，积极推进上下游一体化；同时依赖石油炼制技术强势扩张油品贸易和贸易渠道。当前，国际石油巨头在国际石油市场的表现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石油资源的控制权已经由国际石油巨头转向了产油国，产油国在资源控制权上占据着主导；国际石油巨头的油气资源储备增加有限，生产略有下降。“目前石油产业链战略环节所处阶段是油气资源为中心，油气资源国的市场势力是影响世界石油市场结构的最重要的因素”（王炜瀚，2008）。

其二，国际石油巨头对国际石油市场仍发挥着重要影响。2003年，即便在西方跨国石油公司的影响力不断削弱的情况下，西方五大跨国石油公司拥有的石油储量仍然达63.17亿吨，占全球探明储量38.13%。

其三，产油国拥有资源优势而国际石油巨头拥有技术和渠道优势，因而两者都是国际石油市场的主要控制者。但是，国际石油巨头依赖资本、技术和销售渠道优势，在炼油能力和油品销售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据此控制着全球的油气资源流向，左右着国际石油市场的资源和利益分配。

二、石油贸易摩擦及其成因

受强权政治影响，在石油资源争夺过程中，各国为了最大化本国利益，因而在石油贸易中摩擦不断。

（一）石油贸易摩擦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经济利益冲突，如“亚洲溢价”以及美国和加拿大软木贸易争端中加方威胁将把软木贸易与对美国的石油出口挂钩。贸易各方互不相让，最终导致石油贸易争端或以石油贸易作威胁。二是政治利益冲突，即在经济利益之外，各方出于本国战略发展需求、意识形态差异、遏制竞争他方的目的以及谋求地缘政治和国际石油市场控制权，甚至是为了国内某个集团的利益而展开激烈地争夺。其典型事件有“安大线”改道、俄罗斯和乌克兰天然气贸易纠纷。三是石油战争，各方因严重的分歧、对立而利用外交渗透或武力干预国际石油市场，利用石油贸易打击敌对国，甚至是军事占领石油生产国。两次石油危机催生了“石油武器”――以石油供给作威胁的危险开端，而两次海湾战争使大国武装夺取并控制石油资源的战略目的从隐晦走向公开。

（二）石油贸易摩擦的本质是石油战略冲突

国际石油市场的博弈仅是各国石油战略冲突的具体表现。石油战略冲突包括产油国和进口国及其内部相互之间的各种矛盾、对立。

首先，由于石油的供给和需求都极度缺乏弹性，生产国和进口国的战略冲突就是国际石油市场供求矛盾的两个方面。产油国的战略核心是在确保独立、自由的条件下，利用资源禀赋，左右国际石油市场以便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进口国石油战略的核心则是石油安全。这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石油的可获得性，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获取必要的石油资源；二是石油价格的稳定性，即无论石油价格如何波动都不致威胁国民经济安全。因此，对资源和价格的控制是冲突的焦点。当然，石油霸权战略则要求以最低代价无限获取石油资源，因而国际石油市场更加动荡。动荡又加深了对立和冲突。

其次，产油国间石油战略的协调。因为资源禀赋，产油国在短期内能够通过产量操纵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并借机改善国内经济环境和提升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地位。这是产油国的一致战略目标。但是，正是价格波动而使产油国的战略很难协调一致。因为，当油价上涨时，成员国都希望增产以获得高收益；当油价下跌时，成员国也都希望增产以获取同等石油收益，故产量控制很难在产油国之间实现长久的一致。产油国间的摩擦很难在短期内消除。

石油进口国之间的战略冲突的实质是排他性需求（垄断性需求）的矛盾。全球石油失衡使各石油进口大国的经济发展都面临石油紧缺的压力，因而都力图遏制他国的石油进口需求而最大化本国石油进口量。因此，中东就成为各国战略的核心焦点，而核心焦点的高度重叠又进一步加剧了进口国之间的战略冲突，最终使各国间的摩擦不断。

（三）经济持续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石油消费和进口量迅猛增长

最近几年，我国石油进口增长已经超越了全球石油产量增长。2007年，我国石油进口量为1.97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急升至58%；石油进口量比上年增长8.2%，比世界石油贸易增长比例高3.9%。当前，我国石油进口主要依靠石油贸易，并且进口油源地与传统石油消费国的高度重叠，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等地。

受两个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能源制约。在可预见的将来，全球能源结构不可能有本质变化，石油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能源。在石油勘探、开采技术没有重大的革命性突破情况下，能源对经济的制约愈发明显。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的能源进口需求也必将继续急剧增长，从而促进我国海外石油战略的发展。这必将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格局，并使美国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控制被削弱，最终威胁美国石油霸权战略。那么，美欧出于地缘政治利益和霸权的需要必然（现实也是）对中国加以遏制，而控制石油、干扰中国的石油进口则是其最经济、最有效、必然的对外政策选择。事实上，美国自始至终都把我国作为其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并在不同层面对我国的海外石油战略进行遏制和干扰。

三、我国石油安全战略

在WTO框架下，随着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的对外贸易持续增长，贸易顺差持续增加；因而一般商品贸易摩擦在短时期内将难以减少。因此，很难保证在某些因素影响下不会出现石油贸易摩擦和一般商品贸易摩擦相互纠合的情况。当前，全球各国都因金融危机而纷纷采取各种贸易保障措施；对原已处在贸易摩擦多发的环境之中的我国来说，则更应当审慎地处理各种石油关系，谨防这一情况出现，乃至威胁国家安全。

（一）发展对外石油合作

通过重复博弈，各国、地区石油战略将实现一个动态均衡的选择。现实是，生产国与消费国在这一状态下实现了一种次优的选择――消费国以较高成本维持相对低价的石油需求，生产国以较高成本维持相对较高价格的石油供给，即：为了维持对国际石油市场的控制，消费国增加了资金、技术和军事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军事投入；生产国则增加了卡特尔组织的维护成本和限产损失。事实上，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各大经济体的石油安全都将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对外石油合作是促进全球经济安全的最佳选择。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立足国内，发展对外能源合作的基本方针；随着海外战略的发展，与国际能源市场和各产油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与主要石油消费国合作也正逐步加强和改善。这将使我国的石油安全形势有所改观。

（二）把握当前有利时机，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扩大海外资源、国内石油储备

金融危机为我国的经济、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和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在全球协同应对危机和国际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通过收购、兼并等方式扩大在海外的直接投资，尤其是能源、矿产、金融资产和基础设施等投资；将是我国实现扩大海外资源、国内石油储备以及实现进口油源地、进口方式和渠道多元化的关键。

（三）建立并发展石油期货市场和期货交易，完善国内石油定价机制，加强在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话语权

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掌握了价格的话语权实质上是掌握了国家间利益重新分配的主动权，而石油期货价格在国际石油市场的价格体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契机，在上海成品油期货交易中心基础上，建设并完善国内石油期货市场，有效完善国内石油定价机制。这将促进国内油价机制与国际油价形成机制的相互融合，扩大国内油价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影响。

（四）发展军力，保持必要的军事力量威慑

自从石油成为战略物资时起，军事威慑就一直伴随着石油贸易，甚至一战以来的历次战争都与石油资源密切相关。产油区和石油运输关键通道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国际石油市场中激烈的竞争和对立使各国都在石油贸易中或多或少地运用军事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军事布置随着石油版图扩张。因此，发展军事力量，是保障我国石油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

石油是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全球石油资源失衡导致了国际石油市场上的激烈博弈，石油贸易冲突不断。石油贸易摩擦的本质是国家间石油战略对决，因而任何微小的误判都可能引起国家间的对立，甚至对抗。石油贸易摩擦严重威胁着国家石油安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石油消费需求急剧增长，引发了我国与全球各主要石油消费国家之间的竞争，石油贸易摩擦的风险加大。只有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手段才能有效应对和化解可能的风险。当然，贸易强国建设、石油技术进步和石油产业链的重组等方面也是保障国家石油安全有效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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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蔡希有.国际石油贸易摩擦及我国石油贸易对策的思考［J］.理论前沿，2007（1）.

［4］ 汪利锬，胡国松.国际石油贸易格局与我国的“大国”战略研究［J］.天府新论，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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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隋舵.国际石油资源博弈与中国的石油外交战略［J］.学习与探索，2005（3）.

篇4

国债期货的投资策略有很多，多数适合具有大资金的机构参与，个人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主要是趋势易。国债期货是利率期货。利率走势往往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比如在刚进入降息通道后，央行不会短期又进行升息操作，可以预期一段时间内的债市牛市行情。

套利：攫取无风险收益

期现套利对于融券有优势的机构而言是非常好的策略。

跨期套利交易是国债期货套利交易中最常见的，它是指交易者利用标的物相同但到期月份不同的期货合约之间价差的变化，买进近期合约，卖出远期合约（或卖出近期合约，买进远期合约），待价格关系恢复正常时，再分别对冲以获利的交易方式。从国外市场经验看，跨期套利主要有两种：临近交割时的跨期套利和统计套利。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种套利方式本质上都不是一种“无风险套利”，属于经验和统计意义上的套利，但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国债期货的跨品种套利，是指投资者买进或卖出一个国债期货合约，同时卖出或买进另外一个不同品种的国债期货，利用这两个不同品种国债期货合约价差变化获取利润的交易方式。套利者进行跨品种套利交易时，着眼点不在于债券现货市场上涨或下跌的整体运动方向上，而是相对于另一种国债期货合约而言，某种国债期货合约在多头市场上是否上涨幅度较大或在空头市场中下跌幅度较小，由此确定该种国债期货合约是否为相对强势合约。

套保：机构投资者首选

在没有国债期货之前，基金公司等机构在预期收益率上涨时只能通过卖出长久期的债券买入低久期的债券实现组合久期的下降，成本高周期长，但是有了国债期货之后可以直接通过卖空国债期货来实现保值。另外，有了国债期货之后，预期未来收益率会下降，可以提前通过买入国债期货来实现套期保值。这样一种灵活的多空工具，给了机构投资者灵活的管理组合的方法，必将引起机构投资者的共鸣。

投机：考验三大因素判断力

国债期货作为一种期货，同样具有投机功能，如长期的趋势交易和短期的波段交易。如果预计未来国债期货价格将上涨，可以在当前价格低位时建立多头仓位，等价格上涨之后通过平仓获利；同理，如果预计价格将下跌，可以建立空头仓位，等价格下跌之后平仓获利。

影响国债期货价格走势的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前景（GDP、工业增加值）、通胀（CPI）和资金面的松紧（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Shibor利率）。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收益率就是“要求的投资回报率”，因此“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上升，必须让对方卖得便宜些，否则就得卖贵些，即收益率和价格是一一对应的反向关系。另外，收益率往往是提前反应的，投资者需要提前判断。

A股市场影响

对于A股而言，国债期货的正式上市，对市场本身不会带来太大的所谓资金分流的影响，但肯定会对未来股指博弈的方向带来一定的引导或影响作用。正如股指期货对市场带来的冲击类似，不一定要去把握，但必须要懂得去分析看待明白其对市场的影响，国债期货上市可能会对以下上市公司产生影响，见附表。

个人参与国债期货交易准备工作

申请开户时保证金账户可用资金余额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具有累计10个交易日、20笔以上的金融期货仿真交易成交记录，或者最近3年内具有10笔以上的期货交易记录等；具备金融期货基础知识，通过相关测试；到开办了相关业务的期货公司网点办理国债期货开户手续，如果已有股指期货开户，可直接用于国债期货交易；下载期货公司软件，择机购买合约，开始投资。开仓后需有足够时间盯盘，若不在规定时限内补足保证金，将面临被强行平仓的风险。

交易要素

首批上市合约 2013年12月（TF1312）、2014年3月（TF1403）和6月（TF1406）

一手费用 按期货公司4%的最低保证金算，4万元可买卖一手合约。

保证金 暂时定为3%～5%，期货公司可能会再追加1%以上的保证金

涨跌停板幅度 为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2%，上市首日涨跌停板为4%

手续费 5年期合约暂定为每手3元，交割标准为每手5元

篇5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074-02

1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与意义

在双边寡头垄断格局下,铁矿石谈判价格需双方博弈确定。中国有70%以上的世界铁矿石贸易量,但在往年铁矿石谈判中,与之贸易地位不符的定价权缺失问题日益严重,屡次被动接受他国需方代表的协议价。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铁矿石作为钢铁业原材料,经济地位更加重要。研究季度定价对中国铁矿石价格博弈的影响有利于话语权争夺,具实际意义。

同时,季度定价于今年5月首次实行,目前关于定价模式的博弈研究多集中在年度定价机制下的双边寡头垄断格局博弈,对季度定价和其可能博弈模式的研究较少。为此该研究具理论意义。

1.2 研究理论介绍

1.2.1 价格的经济学分析

古典经济的供需定价理论中,开放经济条件下铁矿石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即需求等于供给时有市场均衡价格,使边际效用最大化。封闭条件下铁矿石供给曲线和资源约束线重合且垂直于数量横轴,对应的铁矿石贸易量Qo表示国内铁矿石刚好自给自足,该约束线左边代表国内市场,右边代表国际市场。钢铁业随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增长带动了铁矿石需求量上涨,可认为铁矿石需求曲线为一条斜率为负、逐步右移的下降曲线D,供给曲线为一条斜率为正的上升曲线S。D与S交于E,得均衡价格P和均衡贸易量Q。国际市场均衡价格对应的贸易量Qe减去Qo后为铁矿石进口量。

1.2.2 定价机制简介

世界大宗商品国际贸易定价机制一般有两种方式:由著名的期货交易所标准期货合同的价格决定,如石油、煤;由市场主要买卖双方每年谈判商定的价格决定,如铁矿石。季度定价出现之前,铁矿石定价方式有谈判首发价和卖方垄断定价两种形式。前者指在年度定价机制中,只要谈判双方代表中任一方与对方达成协议价格,就取得谈判定价。后者指作为谈判供方的三大矿山利用其占世界海上贸易量70%的垄断地位,通过控制铁矿石的供应量来决定价格,迫使势力相对分散的买方接受垄断定价。卖方垄断定价模型中,生产边际成本曲线MC即铁矿石供给曲线S,平均收益曲线AR即需求曲线D。当边际收益曲线MR=MC时有垄断定价P*,当D=S时有市场定价Pc,P*-Pc即为垄断利润。

季度定价机制则是以到中国港口口岸的现货价为基准,采用到岸价格为最后指标,每季度协定铁矿石价格作为下季度协议价。目前中国部分钢企暂用普氏指数做定价标准。

1.2.3 价格博弈模式形成原理

在铁矿石贸易双边寡头垄断格局下,古典经济的供需定价有效性减弱,需用博弈中谈判双方议价能力强弱为根据来定谈判价格。目前已形成卖方垄断下的买方博弈“囚徒困境”。若以三大矿山为“警察”,中日做“囚徒”,则有图3的四种谈判策略组合:中日都涨价,因整个市场价格上涨和供应量增加而同时获利为4;日本同意而中国拒绝涨价,或相反,则同意方获利为7,拒绝方获利为3,目前后者不太可能;中日都拒绝涨价,因市场价格降低而同时获利为6。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无论中方接受或拒绝涨价,日本最优策略都是涨价,与现实中双方无合作反而相争斗的情况相符。

1.3 研究思路

本文从背景和理论现状分析入手,得出季度定价下铁矿石谈判的中国困境,再分析季度定价对铁矿石市场相关价格和贸易参与者的影响,进而从博弈的周期、格局和信息三方面入手,研究对价格博弈模式的影响,最终给出中国提升话语权的建议。

2 季度定价分析

2.1 季度定价实质

三大矿山推行季度定价主要因为它实质上采用指数定价,价格接近现货价,却把海运成本和风险转嫁给买方,并徒增国际资本炒作的潜在风险,使得在古典经济的供需定价理论模型中,买方在铁矿石由国内自给向国际进口的转折点上,直接增加了以海运费为主的交易成本,使资源约束线右边的国际市场供给曲线向上平移,提高了进口方钢企的成本压力。

2.2 价格影响现状与分析

受季度定价影响的相关价格主要是海运费、铁矿石价格和钢材价格,对应受影响主体分别是贸易中间商、矿企和钢企。

首先,铁矿石需求本质是钢铁业的派生需求,利用2007年5月到2010年间的铁矿石进口现货矿价与上海地区螺纹钢HRB400价格的统计分析可得两者相关系数为0.829,存在较高正相关性,与文雯、郑传钧(2007)通过简单回归分析得出的每增加一万吨铁矿石会导致中国进口铁矿石价格上升0.896美元的结论相近。其次,季度定价给矿企提供更多涨价机会,上涨趋势不可避免。按照2010年部分钢企同意的96.4%涨幅加上海运费,铁矿石CIF价将超过140美元/吨,直逼现货价。而成本上升又使钢企利润空间进一步缩小,今年第二季度已出现沙钢等钢企暂停进口铁矿石而靠库存矿支撑生产的现象。同时,截止2007年底,中国的铁矿石海运主力船数量比例只占世界总量的4.2%,海运力薄弱的现状使季度定价提高了中国市场海运费的波动频率和幅度,加剧了贸易投机。

2.3 价格博弈模式变化分析

2.3.1 博弈周期

博弈周期由一年缩为一季。若以一年为谈判标准周期,则季度定价使博弈从年度定价的一次性非完全合作博弈转变为类似于重复博弈的形式,双方可根据上一季的博弈结果做出策略调整,为下一次博弈进行目标修正以获最优定价。周期缩短也使铁矿石价格向现货价靠拢,加大了价格波动频率和钢铁业风险,易受制于卖方垄断而被动接受成本和风险转嫁,进一步压缩钢企利润。

2.3.2 博弈格局

季度定价造成的海运费波动加剧、指数定价产品推广等情况,使贸易中间商和金融财团大大提高铁矿石贸易的参与积极性,可能形成第三方势力加入谈判,或通过与三大矿山构成贸易联盟、提供定制的指数定价产品、推出铁矿石期货市场等方式间接参与谈判,使双边博弈变成三方博弈。或者第三方与矿企或钢企构成联合阵营,控制对应的产业链环节以提升供需单边议价能力,造成供方势力提升下“囚徒困境”的进一步加深,或需方势力提升下困境的破除。

2.3.3 博弈信息

买方联盟下博弈信息质量的提升将使其获博弈主动权,并有机会制造卖方市场信息迷雾而间接提升需方议价能力。需方将尽力破除垄断定价,谋求市场均衡价格甚至是买方垄断定价,其前提是买方市场信息的对称与完全性,而非“囚徒困境”中不对称的信息状况。

3 对策与建议

3.1 针对博弈周期变化的建议

中国应继续加快落实提高产业集中度、实施矿源多元化战略、加强国内矿开发勘探与海外矿山投资力度、实施规范的铁矿石制以维持市场秩序等方案,减少谈判的国情劣势。其次,利用中非贸易合作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有利条件,加快资源战略步伐,寻求铁矿石资源合作新伙伴。最后,发挥中国铁矿石贸易地位的作用,主动制定季度定价国际标准,争取在中国设立定价中心以获主动权,实现“中国模式”。

3.2 针对博弈格局变化的建议

深入学习日本经验,通过海外矿山投资参股获得产业链供需环节的双边控制,实现铁矿石和钢材的内部利益动态分配,通过整理利益的调节而间接避免定价权缺失带来的成本负担和利润损失,获得谈判格局的“日本情形”。其次,构建与主要需方市场的买方联盟,提升买方垄断势力以实现双边寡头垄断定价,甚至是通过控制需求量来制定价格的买方垄断定价。卖方垄断定价中,需方平均支出曲线AE即铁矿石供给曲线S,边际价值曲线MV即铁矿石需求曲线D,当需方边际效用曲线ME等于边际成本时,需方效用最大化,取得平衡点E1,获得买方垄断定价P*和购买量Q*,相比于市场供需平衡定价Pc,可获买方垄断利润Pc-P*。这与卖方垄断下的价格情形差别很大。

3.3 针对博弈信息变化的建议

中日买方联盟或者中印、中国与海外海运商的贸易联盟将改变对应的博弈决策组合。在中日买方联盟下,双方共享买方市场完全且对称的信息,易达成在图1“囚徒困境”中的(6;6)策略选择。此外,通过降低供方所掌握的铁矿石实际需求量信息而造成需求不足或者至少不超过市场实际需求量的情况,买方可拥有比上述决策更优的方案,如图2。

图中A和B公司为铁矿石供应方,中国和日本为铁矿石需求方,分别需要铁矿石为1500和500。在未构成买方联盟时,中日需求市场信息彼此不完全不对称,相互没有合作,各自分别向A和B公司进行需求量报告,使A和B公司分别获得铁矿石市场需求量信息为1500+500=2000。因目前矿企基本构成卖方垄断,A和B获得供给市场的完全对称信息,综合得出铁矿石市场需求量为2000+2000=4000,使其无形增加了2000。因铁矿石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与钢铁业的高度相关性,使得供小于求的局面进一步扩大,促使其价格进一步攀升,给需方带来价格压力。但在买方联盟下,中日拥有较完全的需求市场信息,彼此达成购买量内部再分配共识,商定分别向A和B报出合理需求量750和250,使供给市场铁矿石需求信息与需求市场的实际需求量相符,利于买方获得卖方合理报价。可见,买方联盟对谈判价格的合理制定具一定的有效性,特别利于买方在完全市场信息下进行价格博弈,避免“囚徒困境”。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在铁矿石谈判首现季度定价之际,及时有效地对之进行研究,通过分析铁矿石贸易市场相关价格变化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季度定价对价格博弈模式的影响,针对中国市场给出相应建议以提升价格博弈能力,获得定价权。在相关研究成果不多的情况下,本文研究具有创新性和实际意义,有助于相关理论研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