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范文
发布时间：2023-10-12 15: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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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从微观角度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早期可以概括为“国退民进”，而后期特别是近来则可称作“国进民退”。对应在理论上，早期的学说主要在证明“国退民进”的有效性，而后来的一些学说在于说明“国进民退”的合理性，两种观点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它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和方法，即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是不能共生的，两者之间是一种“零和”游戏关系。显然，这是一种简单和极端的分析方法，难以对复杂的现实问题起到解释和指导作用。
事实上，国有经济经历了“退缩”期之后，现正在有序地扩张，而民营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也正在壮大和成熟，现实中已经出现了国有和民营共同成长的新局面。针对这一现实，我们需要摒弃传统思维，用新的思想来重新理解国有与民营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经济，但它们又共处于同一经济结构之中，两类经济的竞争与合作不可避免。只要满足一些条件，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可以协调共存，通过发挥其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问题是这些条件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创造这些条件呢？
社会福利、利润最大化与国有、民营之间的协调
众所周知，国有经济就是指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一种经济类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和目标主要在于弥补“市场失灵”，或者“市场创造”。美国经济学家谢泼德曾指出，对于私人公司的投资来说，一个新行业或项目可能太大或太有风险，它们将会要求政府担保、提供补贴和其它津贴，因此，直接使其成为国有企业更为合理。
从西方国家赋予国有企业目标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只有处在商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才被赋予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即使属于制造业中的国有企业也并不主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具有一定垄断性质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国有企业的首要任务是增进对国家或社会的服务，或者说，国有企业的目标主要在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所谓民营经济是指民间私人投资、民间私人享受投资收益、民间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一类经济，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一类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下民营经济的主要功能在于，为消费者提供各种日用消费品；为其它厂商提供原料、中间品和技术装备等中间产品；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推动技术进步；发现成本与创业。由于竞争和扩大企业附加价值的内在驱动，企业具有发现成本的动力，而发现成本并降低成本是创业的本质，因此，市场经济中的民营企业必然承担着创新创业的社会功能。实践证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已经实现了共存和协调。
目前我国的经济既是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也是一个转轨中的经济，我们尚不具备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为国有和私有经济在功能分工上提供的条件，我们始终面临着国有与民营经济之间矛盾重重的局面。但我们已看到了国有与民营协调发展的良好趋势。
在改革和转轨之初，国有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占有较高比重，民营经济的稀缺性决定了国有经济的主导性本身是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要求的。随着转轨的加速，民营经济的生成和扩张不仅表明社会中有一类经济开始承担起利润最大化的职责，也表明国有经济应当专注于“市场失灵”状态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
已经有理论证明，在经济增长和转轨状态下，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壮大，国有经济将其收益用于再投资时，更多地用于社会公共福利是合理的。随着人均资本拥有量的不断提高，随着民营经济不断提高的增长率，国有经济的收益更多地用于社会公共福利，而减少用于经营性的比例同样是合理的。所以，在发生了经济较快增长和经济转轨的情况下，只要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功能上实行合理分工，两类经济就可以实现共存共荣。
公共产品、私人产品与国有、民营之间的协调
经济学早已证明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有着自身的自然和社会特性。多数学者都认为，国有经济通过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来履行其使命，民营经济通过向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就是私人产品而承担自身的职责。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并不存在于同一个市场上，也就不存在竞争和对立，两者肯定可以共同存在。
然而，在转轨经济的实践中往往难以达成这种状态，通常是国有经济过于强大，不仅生产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而且还大量生产私人产品，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同台竞争。即使在经济转轨中期，这一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国有经济承担了提供过多的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这的确会使得社会分配更公平，但这是以牺牲社会效率为代价的。
根据“生产可能性边界”理论，如果在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每增加一单位国有经济提供的公共产品就必须相应地减少一单位民营经济生产的私人产品。由于投资生产公共产品的资金必须从社会中的经济组织或个人通过税收获得，而税收存在着效率的替代效应，据世界银行对几十个人均收入相仿的国家所进行的对比分析，每增加l%的税率，经济增长率下降0.36%，投资增长率下降0.66%，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O.28%。显然，如果税收过高，整个社会生产的效率就会降低。社会通过征税由国有经济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其结果就会减少人们的收入和消费，也会减少私人投资，社会的税收水平最终也会减少，社会福利不升反降。
相反，如果假定国有经济的投资为零，公共产品完全由民营经济生产，这会出现两种情况：如果是纯公共产品，由于这类产品不具有竞争性而无法定价，也无法实现消费的排他，私人生产无法实现投资的效率，投资不可能收回，私人资本最终肯定得退出，甚至根本就没有进入，最终就会出现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如果由民营经济提供更多的准公共产品，由于这类产品要不可以定价，但受益不具排他性，要不受益可以排他，但价格无法确定。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出现效率不足问题。假定民营经济对可定价的准公共产品实施了定价，维护了企业的利益，具有积极的一面，并且通过人为方式限制消费的范围。然而，从全社会角度看却就是一种效率减损；如果民营经济针对社会受益可排他而确定了受益人群，维护了企业的支出，也具有积极意义，但在难以定价的情况下，企业确定的价格往往高出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社会的不公平程度就会增加，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也会因此而下降。
因此，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有经济最好留存于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应当从竞争领域退出，而民营经济应主要集中于私人产品的生产领域，只有这样，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才可以实现协调存在。
垄断产业、竞争性产业与国有、民营之间的协调
产品是有形的或总能被人们所感知的，在有形的产品背后对应着的是产业。生产纯公共产品的产业是社会公益性产业；生产准公共产品的产业多数是自然垄断产业；生产私人产品的产业就是广大的竞争性产业。
然而，就世界范围来看，产业的所有制形式——即某种所有制在产业中的比重却很复杂。在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中，社会公益性产业由政府举办的国有组织来维持，竞争性产业是私营经济的天下，这一点具有普遍性。而不同的是在自然垄断产业，美国主要采取私营为主，政府规制的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民营化以前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主要采取国有制为主，再加一定的政府规制的模式。80年代以后，欧洲的这些国家也开始逐步采取美国模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产业都是国有制的，最典型的就是前苏联，这种模式已经被证明是没有效率的，也是不可维持的。在经济转轨国家，许多国家首先将竞争性产业实施了民营化，然而，在自然垄断产业、社会公益性产业中，依然保持着国有制模式，最典型的就是目前的中国。
然而，自然垄断又分为强自然垄断和弱自然垄断，或可竞争的自然垄断和不可竞争的自然垄断。由于目前国有经济具有政府权威、政策优先、市场垄断、资本和技术等比较优势，应当分布于原材料能源等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垄断业，而应从日益丧失竞争力的一般竞争性产业退出；民营经济具有低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企业家精神、硬预算约束、与本土市场的亲和力、灵活的生产规模调整和市场退出机制等比较优势，应当集中于广大竞争性产业领域，并且从手工业、简单加工业、贸易流通业开始，逐步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从当地市场向全国市场、国际市场扩散。只有这样，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才能实现产业上的协调发展。
控股、参股与国有、民营之间的协调
篇2
改革开放以前，政府是惟一的投资主体，财政拨款是企业资金来源的惟一渠道。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单一主体、单一渠道”的格局逐步被多元投资主体、多元融资渠道的格局所取代。但是，20多年的经济改革并没有改变融资体制的国有经济的基本导向。
国家通过金融控制继续对国有经济给予倾斜。从改革启动到80年代，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融资支持是以财政拨款和供给平价生产资料的方式进行的。80年代以后，由于预算内财政资金的萎缩和生产资料价格的放开，政府转而通过控制银行寻求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1997年以前，中央银行一直通过指令性的信贷额度计划对银行系统的信贷行为进行控制，确保融资向国有经济倾斜。在国家的金融控制下，国有商业银行在信贷决策上偏离商业原则，将贷款更多地投向国有企业。统计表明，尽管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只占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增加值的50％，但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中，国有企业所占比例却高达近80％。
进入90年代后，金融风险的积累迫使国家塑造了以股票市场为核心的证券市场，试图为国有企业寻求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将原来由信贷市场实现的货币型金融支持转换成由股票市场实现的证券型金融支持。但是，在证券市场的成长过程中，国家较多地运用了计划手段，从股票额度的确定到上市公司的甄选都是在计划框架内通过行政分配方式来运作的，基本上只有国有企业才有机会获得来自证券市场的资金。所以，融资体制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过渡，不仅没有改变其国有经济导向的基本性质，而且还使这一导向得以强化。
相对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进程而言，融资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这种滞后造成了现行的融资体制内存在多重扭曲和矛盾，有些矛盾还有进一步激化的趋势。
（一）储蓄供给主体多元化与投资主体单一化的矛盾
市场化的改革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非国有经济在成为国民收入的主要贡献者的同时，也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这一转化发端于农村的制度变革。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副产品的产量，农副产品价格的上调改变了农民的贸易条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现金流量，收入的增加使农民开始积累储蓄存款。1979—1984年间，农民储蓄存款以年增长率41％的速度增长。可是，国家对农村的直接贷款并不多。1979—1984年间农村信用社对农民、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贷款总额只占存款总额的33.9％，即使到了1991年，也才占到66.8％。由于受体制的约束，储蓄来源的格局与资金投向的内在联系被切断，结果使农民储蓄被迫纳入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的依存关系之中，农民以净贷款人身份向国有经济提供贷款。
当改革推进到城市与工业领域以后，非国有经济迅速增长。经济改革不仅改变了经济成分之间的比例关系，而且也改变了国民储蓄的结构。1979年，居民个人、企业和政府所占的储蓄比例分别为23.5％、33.65％和42.65％，到2000年则依次为64.9％、32.5％和2.6％（《中国经济年鉴（2001）》）。从整个社会来看，储蓄的供给主体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格局，国有经济部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储蓄来源，非国有经济（包括农业）事实上已经取代国有经济部门成为国民储蓄的主要供给者。
国民储蓄的主体结构已经多元化，但是吸纳储蓄的金融机构基本上为国家所垄断。为了将迅速增加的个人部门的储蓄有效地集中到国家手中以弥补国家财政资金的下降，国家建立起了一个占垄断地位的国有金融体系并牢牢控制其金融活动。银行归国家所有，就得承担由国家（政府）赋予的社会经济责任。结果，不管国民储蓄结构如何变化，储蓄向资本的转化都被锁定在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链条之上。国家财政萎缩以后，国家实际上是通过控制国有金融体系不断地为国有经济“补血”，以非国有经济的成长支撑着国有经济。
（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相冲突
国有经济有来自政府的各类形式的资金投入和补贴，还有来自国有银行和证券市场的金融支持，所以，在投资领域一直居于主体地位。就固定资产投资而论，1981—1997年，用于国有企业的信贷资金占全社会的信贷资金的比重一直在60％～80％之间。1997年非国有工业在工业固定资产净值中的比重是36.3％，国有工业的比重为63.7％。据新的统计口径，1998年，非国有工业的比重是38.6％，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的比重是72.4％（《中国统计摘要（1999）》，两者相加大于100％， 是由于存在重复计算）。
但是国有经济的产出份额却越来越小。在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企业产值所占比重1979年为78.5％，到2000年下降为23.5％；在全部城镇就业人口中，国有经济所占比重1978年为78％，到2000年下降为51％；从1999年开始，在社会新增就业人口中，非国有经济每年吸纳人员的比重都在90％以上。
非国有经济（主要指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等）的投资份额不足一半，它们只能顽强地通过“内源融资”寻求发展。据国际金融公司（IFC）1999年的调查，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 不论是初创时期还是发展时期，都严重依赖于自我融资渠道。见表1。
表1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结构（％）
融资方式
自我融资
银行贷款
非金融机构
其他渠道
经营年限
3年以下
92.4
2.7
2.2
2.7
3年～5年
92.1
3.5
0
4.4
6年～10
89.0
6.3
1.5
3.2
10年以上
83.1
5.7
9.9
1.3
总计
90.5
4.0
2.6
2.9
资料来源：格雷戈里、塔涅夫：《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
非国有企业的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一直处于非常低的水平。见表2。
表2 非国有企业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所有金融机构对非
国有企业的贷款占
8.76 9.93 10.66 13.27 12.38 12.83 14.24
贷款总额的比重
国有银行对非国有
企业的贷款占贷款
7.16 7.50 7.51
9.05 7.98 8.10 8.85
总额的比重
资料来源：樊纲：《金融发展与企业改革》，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非国有经济在投入受到严重限制的条件下，不仅获得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1978—1998年间，非国有经济在中国工业中的地位持续上升，其工业总产值1993年首次超过半数，达到53％。到2000年，非国有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占76.5％，国有工业下降到了23.5％（《中国统计年鉴（2001）》）。见表3。
表3 非国有经济、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年份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非国有经济 61.9 72.3 66.0 71.5 74.5 70.3 69.4 76.5
国有经济
38.1 27.7 34.0 28.5 25.5 29.7 30.6 23.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显然，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格局与现实的经济增长格局形成倒置，这种倒置极大地损害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抑制了整体经济增长的势头。
二、民营企业融资的体制性障碍
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现行的融资体制中具有不可拆解的性质，国有企业的社会地位和责任事实上锁定了国有银行的地位和责任，同时也决定了改革过程中金融资源的配置结构。这种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的，它很难与民营经济相兼容，所以目前民营经济的融资面临的是体制性障碍。
（一）“软”预算约束与“硬”预算约束
与财政性融资体制比较，借贷型融资体制内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预算约束：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预算约束依然较“软”，但在国有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预算约束却是“硬”的。
国有企业可以通过与国有银行之间的红市交易获得大量优惠贷款，但是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对国有企业而言，资金一到手，风险就可以外部化，甚至可以赖账不还。在这种软的预算约束下，一笔资金的注入引起的往往不是经营绩效的改善和财务状况的好转，而是更大的资金需求。国有企业因此对银行贷款形成更强的依赖倾向。对于国有银行而言，尽管金融红市使它不堪重负，但由于存在“人质”问题，一旦向国有企业提供初始贷款，就很难做到不继续提供贷款。结果，大量资金被就业、社会稳定等因素所约束而失去增值的属性。
国有企业融资强烈依赖着这种金融体制，但这种体制却与民营经济相排斥，原因是，这种体制本来就是建立在国有经济特有的预算软约束的条件之上的，而民营经济几乎与预算软约束无干。体制的排斥性一方面反映在国有银行不愿意给民营企业放贷而承担额外的风险。因为给国有企业贷款，即便还不了，责任在国有企业，如果把钱贷给民营企业，若成为坏账，则会怀疑银行经理人员是否接受了贿赂等。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宁愿将钱放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账户上，也不愿意贷给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因为钱闲置在账上，风险损失由国家兜着；如果贷出去收不回来，风险损失及其责任则由自己承担。目前，由于国有银行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如何规避风险上，因此，它们对那些预期的高回报、高风险的项目，已经失去兴趣。中央银行要求各大专业银行推行个人贷款负责制，更没有银行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了。
“软”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可以根据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为之度身定制，贷款申请和放贷也基本上是一种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这一过程耗时耗力，也只有国有企业才付得起这一过程的高额成本。“硬”预算约束使国有银行向民营企业贷款时要求民营企业符合担保条件，尽管在理论上很多资产都符合担保条件，但在实践中，只有房地产才是最主要的担保品。但土地的法定占有权基本上只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拥有，大多数民营企业并不拥有土地和楼宇的法定占有权，因此，它们难以以之做抵押，获得所需要的贷款。
（二）外源融资与内源融资
1985年实行“拨改贷”，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由此确立了一种刚性依存关系，国有银行代替国家财政以信贷的方式向国有企业注资，对国有企业而言基本不存在内源性的融资机制。所以，外源融资成为国有企业最基本的融资形式。但是，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外源融资不同，这里的银行必须服从国家的意志和社会利益目标，也就是说，国有银行在决定信贷的投向与数量方面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或者说它的信贷行为是被动的。信贷数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国有银行对项目本身的选择以及对信贷回报的考虑，而是取决于国有企业对信贷的需求，也就是取决于国家的金融偏好（张杰，2000）。
国有银行的行为目标被锁定，那么，国有银行所能做的就是履行目标所规定的职能。这种规定性表现在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就是资产由国有企业的资金需求事先给定，国有银行需要做的就是寻找与这些资产相对应的负债。从表面上看，国有银行对负债似乎可以选择，而事实上却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排斥了非金融因素进入存款市场，使国有银行之间对居民储蓄的竞争具有“兄弟竞争”性质，竞争以共同的利益目标得以维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外源融资机制先是锁定了国有银行的目标，从而限定住国有银行的选择行为，最后形成对居民储蓄的垄断。这一链条中的所有环节都是单向连接的，国家在链条的终端承担最后责任，居民储蓄蜕变成为免费资本，国有银行居于链条的中间，代表国家向国有企业传输这种免费资本。
现行的融资体制主要是为了适应国有企业外源融资的需要建立起来的，对民营企业而言，外源融资则很难通过这一融资体制来实现，因为链条的每一个环节对民营经济都具有排斥性。所以，民营企业实际上至今还不存在支持其外源融资的正式机制。外源融资的正规渠道基本上被堵截，这就意味着民营经济只得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但内源融资要受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状况的限制，依赖这种融资形式融通的资金非常有限。民营经济在发展初期的投入结构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内源融资适应的就是这种投入结构，但是，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则需要提升资本劳动比例，相应地，应当构建与之对应的外源融资机制。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限制和遇到的困境。
（三）纵向信用与横向信用
对于民营经济而言，现行的融资体制的外生性不仅表现于其国有经济导向上面，而且还表现在其信用的性质和方向上。现行融资体制的社会基础是一种纵向的信用关系，这种信用关系以国家信誉为依托，并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活动来体现。这种信用的指向是单向的，即自下而上。国家的信誉对于维持这种纵向的社会信用关系至关重要。事实上，也只有国家才有动力维护这种信用体系。迄今为止，国家通过维护纵向信用，大规模地吸收居民储蓄，并把储蓄中的绝大部分转化成为对国有经济的金融支持，从而保证了体制内产出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但纵向信用缺乏牢靠的社会基础，因为它不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也不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而是依赖于国家权威的外在强制。但国家的外在约束要受到信息成本等因素的制约，如果社会成员预期到国家约束的缺陷，就避免不了机会主义行为的盛行。所以，在这种信用体系内，内生出了大量的不良债权。赖债风气的盛行不仅加剧了金融风险，同时也增加了维护纵向信用体系的成本。
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维护其良好的内源融资机制，而且更需要塑造一种外源融资机制。与国有经济不同的是，支撑民营经济外源融资机制的是一种横向信用体系。这种信用体系植根于社会成员的自律，主要依赖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约束。现行的融资体制与民营经济不相兼容，从信用关系上说，是指纵向信用并不构成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那种主张成立国有中小金融机构以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试图将纵向信用引入民营经济的想法可能忽视了信用关系的兼容性。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过去的40年中，在很多国家和农村地区，政府通过引进正规金融制度向民间提供廉价信贷的努力似乎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世界银行（1989）认为，正式的金融安排往往无法完全满足非法人部门的需求，它们所需要的金融对正式的金融机构来说可能太小，因为许多贷款或接受一项存款的费用与交易数额的大小无关。正式的金融机构在乡村和小城镇开办分支机构，费用往往与其经办的业务不相适应。在我国的经济中，国有金融体系并不十分乐意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果追究政策背后的原因，信用关系上的排斥性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信用关系的排斥性，一些民营企业为求发展，常常使自己的身份模糊化。许多民营企业为便于经营以及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好的待遇而把自己装扮成集体企业和外资企业，结果是，由于它们没有清晰的所有权和管理组织，因而加大了银行收集和处理相关信息的难度。迄今，会计体系的资料不能在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之间共享，民营企业通过回避正规的会计体系或者同时做几本账，银行无法对这些企业的资料进行监督和审计，也不愿意接受其不可置信的经营状况的证明。所以，信用关系的排斥性是信息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金融机构和民营企业间的经济往来表面上是受信息问题的困扰，实质上是受信用关系的排斥。
目前，民营经济的发展既受横向信用短缺的制约，又受纵向信用负面的牵制。如果让民营企业挤入纵向信用体系，则不仅会加剧纵向信用体系的恶化，还会妨碍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信用困境，走出信用困境需要国家逐步退出纵向信用体系，以便为横向信用的发育和成长提供空间，这无疑需要一个漫长的时期。
三、制度的内生性与政策措施
民营经济的外源融资受到现行融资体制的排斥，但是，至少有两种因素会促使内生性的金融制度的产生，一是现行融资体制高昂的维护成本；二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前者已使国家不堪重负，若继续维持这种体制，不良债权和金融风险的积累将会危及经济安全。政府似乎已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开始对这种融资体制进行调整。例如1995年以后，政府一方面强化了贷款的约束规则，另一方面又试图鼓励自己所控制的国有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提供信贷。但是真正能诱导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的只能是民营经济自身，因为内生性的融资机制就存在于民营经济的流程之中，它是在民营经济内部的资金供求矛盾的基础上发育而成的。经验研究表明，民间正式金融机构（如城市信用社）比国有金融制度更适合于体制外产出增长的金融需要。中国80年代兴起的乡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以其实行民用民管的制度优势，将村民的储蓄与借贷活动联系在一起，有效地实行贷款监督，以低廉的交易成本给予农户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同时又保障了贷款的安全收回。长期困扰正规金融组织的难题在这里以一种自发的制度创新找到了解决途径，也证明了只有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安排才是有意义的。
现行的融资体制对于民营经济而言是外生性的，因此，不宜通过对这种体制的有限调整实现与民营经济的对接。支持民营经济的融资机制不可能从现行的融资体制中找到生长点，它只能从民营经济的资金运动中生成。那种主张由政府出面发展外生性的国有中小银行，然后通过这些银行给予民营经济以金融支持的思路，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无视实体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所有权结构不相匹配的客观事实，主张小的民营经济就需要小的金融机构为之服务，实际上是基于一种机械思维而构造的搭配关系。中国已成为WTO成员国， 中国的金融领域除了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政府还应允许国内民营金融机构介入金融领域。在放松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的同时，激励内生于民营经济的金融制度创新行为，促使民营经济首先从其内部获取必要的金融支持，让民营经济通过其内部之间的资金流动缓解资金供求矛盾，让它们在资金借贷活动中自我调试、彼此约束。民营金融机构不大会受政治因素左右，其经营将更多地服从于利润导向。新的民营银行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尚未开发的市场领域，特别是那些小型公司和刚成立的企业上，而这类企业的数目在中国民营企业中占大多数。这些民营金融机构将不会歧视现有的顾客关系，它们将在市场上塑造自己的形象，并会不断创新，以各种新的方法开展业务。内生性的金融活动开始可能是无序的，但产权的约束会将这一活动导向有序。
为了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国家需要逐步解除对民营经济的体制约束，积极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利率的自由化不会对民营企业的贷款成本构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大部分获得贷款的民营企业事实上都支付了比央行公布的利率高很多的实际利率；进一步地，让它们获得贷款对它们来说比支付高额的融资成本重要得多。国家的职责是承诺和履行产权保护的责任，为民营经济提供平等的制度保障。
提高民营企业的融资能力不仅需要企业自己的努力，而且需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以及金融机构三方面的协调和合作，一个良好的借贷人、一个运转正常的金融机构和一个公正高效的管理者缺一不可。随着融资渠道的拓展，中国的民营企业一定会在未来的经济转轨和经济增长中再创佳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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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杰.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J］.经济研究，2000，（4）。
篇3
0 引言
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一个经济体个人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相对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难以突破1万美元；同时，快速发展中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滞后、社会矛盾凸显等。
中国经济在2010年就超过了4000美元，名副其实的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根据历史经验，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条鸿沟，难以逾越；阿根廷、巴西等都已深陷其中，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所以，中国不可轻视它的存在，而要以更多准备去迎接新一轮挑战。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上，不得不提到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据统计到2010年民营经济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66%，而国有经济的贡献缩至34%；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绝对值很大，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很小。以2007年为例，民营经济的TFP达到了0.48，国有经济TFP为0.44，而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在1990年就已在0.7以上。显然，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刻不容缓。
从本质上来看，不管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新的改革发展战略，其核心问题还是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世界银行也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一直缺乏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并与产业适时的衔接是历史发展的关键，干中学与自主创新应齐头并进。所以本文认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上，着重要提高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提高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民营经济发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如王蕊、杜凤娇、汤建光（2013）通过分析我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各类企业的发展趋势及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指出了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林毅夫（2011）运用理论分析得到提高民营经济话语权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意义。周四军（2009）采用统计方法证实了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全毅（2012）从制度变革方面着手，在东亚经验下，阐述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文献回顾可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从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角度来思考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于是本文从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及对比出发，实证研究了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和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的关系。
1 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1.1 模型设置
TFP是指除了资本、劳动要素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测算TFP的方法有数据包络分析法、SFA方法、索洛残值法等；本文采用索洛残值法对我国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国民经济TFP进行估算。
假设中国经济的生产函数中的两项主要投入要素为K、L，将生产函数设定为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
Yt=AKtαLtβUt （1）
式（1）中α和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Yt、Lt、Kt分别表示t期的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对函数左右两边同时取对数有：
LnYt=lnA+αlnKt+βlnLt+lnUt
令A*=lnA； U*=lnU；于是，上式可变为：
LnYt=A*+αlnKt+βlnLt+Ut* （2）
当α+β=1时，即规模报酬不变时，可得：
Ln（Yt/Lt）= A*+αln（Kt/Lt）+Ut （3）
对式（2）和式（3）进行回归，可得到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α、β，将之进行正规化后，可得α*=α/（α+β）、β*=β/（α+β）。则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TFPt=A=Yt/（Ktα*Ltβ*）
则，第t年的TFP增长率为
tfpt=（TFPt/TFPt-1）-1
1.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所需要的的数据为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以下对其做简要说明。
1.2.1 产出数据
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产出的基本指标，并以1978年价格为不变价格。
1.2.2 劳动投入数据
劳动投入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发达国家一般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分别采用民营经济的就业、国有经济的就业、全社会总就业来衡量民营经济的劳动投入、国有经济的劳动投入、国民经济的劳动投入。
1.2.3 资本投入数据
投入资本是指所有者在企业注册资本的范围内实际投入的资本，是指出资人作为资本实际投入企业的资金数额，进一步划分为资本金与资本公积。
本文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为基本数据，利用固定资产投资流量数据和永续盘存法估算1978年不变价格的各时期资本存量。其基本公式为：Kt=（1-σ）Kt-1 +It。Kt和Kt-分别是t期和t-1期资本存量，It是t期的实际投资额，σ是几何折旧率参照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假定σ=5%。按照国际常用的算法计算基期年的资本存量K0=I0/（g+σ）其中，g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均值，K0和I0分别是基期年的资本存量和固定资本形成额。
4）本文采用的有关民营经济的数据都是在民营经济的广义含义下来提取的。
5）本文数据取自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1.3 回归结果
表1是在多个不同形式的回归结果中找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表1 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第一种回归中，所采用的回归方程为：LnYt=A*+αlnKt+βlnLt+Ut*；分别对国民经济、民营经济、国有经济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从表1的结果来看，此方法下有许多变量的t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ln（l）、ln（lg）的系数估计为负值，与我们的预期正好相反。进一步进行检验，发现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假定α+β=1，即生产规模不变，则回归方程相应地变为： Ln（Yt/Lt）= A*+αln（Kt/Lt）+Ut
由表1的结果可见，第二个回归的各项数据的指标均相当不错，因此本文以第二个回归结果为最终结果。
1.4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1.4.1 对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资本的产出弹性α=0.735，劳动的产出弹性β=1-α=0.265。则根据定义，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为：TFPt=Yt/（Kt0.735Lt0.265）
图1给出了1980-2007年的国民经济的TFP。可以看出从1980年以来国民经济的TFP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总体趋于减小。
图1 1980-2007年国民经济、民营经济、国有经济TFP对比
1.4.2 对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资本的产出弹性α=0.652，劳动的产出弹性β=1-α=0.348。则根据定义，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为：TFPt=Yt/（Kt0.652Lt0.348）
图1给出了1980-2007年的民营经济的TFP。可以看出从1980年以来民营经济的TFP趋于减少。
1.4.3对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资本的产出弹性α=0.777，劳动的产出弹性β=1-α=0.223。则根据定义，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为：TFPt=Yt/（Kt0.777Lt0.223）
图1给出了1980-2007年的国有经济的TFP。可以看出从1980年以来国民经济的TFP趋于上升。
通过国民经济TFP、民营经济TFP及国有经济TFP的折线图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从1980年开始，民营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在我国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但总体上却呈现出减小的趋势，且1980年为0.67，2007年为0.48；而且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在经济总量有了如此之大的飞跃后，全要素生产率却没有多大变化且绝对值较小。可见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上，我国完全没有利用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如果解决好了这一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很有希望的。当然，要发挥好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不得不提到导致民营经济TFP相对低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融资困难。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短期贷款占比上，2005年分别为85%、15%，到了2008年扩大到89%、11%，足见此问题的严重性。一个企业如果融资不畅，就如一个人血液不通，无法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而在中国，资源过度倾向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无经济实力何谈技术创新。
1.5 Granger因果检验
对民营经济、国有经济TFP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在滞后两阶的情况下，很明确的可以得出国有经济TFP的变化不是民营经济TFP变化的原因，反之亦然。这个结论看上去很符合实际情况，但仔细想想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怎么会没有技术溢出呢？这就是说国有经济TFP与民营经济TFP应该存在相互影响。但是，以下检验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在相信检验结果真实可靠的情况下，不难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交流很少促使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小，所以应该加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为加强它们之间的技术溢出创造条件。
2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2.1 主要结论
本文着重从民营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研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利用1980-2007年的国民经济数据分析了民营经济的作用。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民营经济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但相比其他国家，TFP绝对值还太小且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民营经济融资困难，资源偏向于国有经济，民营企业在技术发展上受挫；而且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流极少对这种情况也有加速作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变革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分配体制；着实发挥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民营经济的发展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深远意义。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文认为，帮助民营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2.2 政策建议
1）创造条件扩大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交流力度。不应让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只是在形式上存在于我国的经济之中，更要让二者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下融会贯通。
2）在政策上，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个人创业，为我国经济注入更多活力。
3）在税收上，适量给予民营企业税收优惠。这个举措将有利于民营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本存量，从而为企业发展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4）在融资上，贷款要适当的照顾到民营企业。为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一方面建议设立民营企业金融体系，完善中小企业银行与创业板市场，将更多的民间资本流入到民营企业；另一方面，也希望各发展银行着实发挥好自己的功用，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一个方便之门。
5）民营企业要加快粗放型生产到集约型生产转变的步伐。民间资本要发展，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外，民营企业也要不辜负众望，在有了足够的资本存量之后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技术投入，增强其对国民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
参考文献：
[1] 马岩.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探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国际视角[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2] 王蕊，杜凤娇，汤建光.浅析中等收入陷阱背景下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与作用[J].经济探索，2013，（2）：1-9.
[3] 林毅夫.让民营经济有更大话语权[J].IT时代周刊，2011（11）：18.
[4] 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2）：17-24.
[5] 周四军，宋光辉，周小福.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资金投入产出不对称的统计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7）：69-72.
篇4
××××年全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亿元，同比增长××，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和×；实现财政收入××××万元，增长××；引入外资实现零的突破达到×××万美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亿元，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元，增长×。以上指标均大幅超出年初计划，其他各项指标也创近年最好水平。
二、民营经济发展态势及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
几年来，管区坚持把加快非国有经济发展，作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力实施打开管区经济大门吸收区外法人加盟管区经济建设，打开国有经济大门吸收民营经济加盟国有经济的“两个打开”举措，发挥区位优势，通过落实各项优惠政策，切实解决非国有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入实施城镇化战略，依托小城镇市场建设，为各类商贸流通企业创造宽松、完善的政策和设施环境，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重点在协调土地、工商、银行等部门，为民营业户办理抵押贷款、购置经营场所，加强个体工商业主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在具体工作中，重点从规范、引导、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强化管理，加强协调与监管。成立了“个体私营经济领导小组”，配备了人员，规定了职责。建立和完善统计报表制度、例会制度、信息反馈制，并定期召开全区个体私营企业调度会，加大协调与监督力度。二是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强化对民营企业的指导。从××××年×月开始，“发展办”对全区私营企业进行摸底调查，摸清了底数，为指导企业发展、制定相关政策与措施奠定了基础。三是积极谋划发展民营企业的重大举措，在审批机制、企业保护、投资环境、资金支持等××个方面支持鼓励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四是积极引导民营企业调整结构、提升档次、加大投入、壮大规模，使我区民营经济的发展日趋活跃。
篇5
民营经济由于产权明晰、机制灵活、市场化程度高等特质，在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其角色与地位世人瞩目。
民营经济是拉动我国西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众所周知，近年来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支生力军。自党的“十五大”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进行了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国有经济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重在其功能发挥，总体上退出了一般性的竞争性领域，从而为民营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在谓之“国退民进”的近几年中，民营经济如火如荼，发展规模空前扩张，已成为繁荣西部市场、拉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据统计，目前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县(市、区)，民营企业已占其总量的80％以上，对属地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己超过60％，民营经济以年均递增20％－30％的高速增长，大大高于国有经济的年均增速。此外，民营经济还是出口创汇的有生力量，西部地区约40％的出货值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
民营经济是西部重要的产业集聚凹地在经济全球化、竞争国际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崛起。产业的集群指在创造竞争优势、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经济主体的空间活动组织形式。目前，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已在企业空间集聚的基础上强调产业内要素的有机聚合和协同，实现从“企业集聚”向“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转换。在该模式的发展进程中，企业为了获取集聚效应，定将强化产业的横向和纵向联系，建立与大学、科研机构的经常性人才交流机制。同时，政府将更加注重集聚凹地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产业服务支持体系和产业配套体系，培育优良的创新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搭建民营经济的创新支撑系统和集聚发展平台。近年来，西部地区的工业园区发展犹如雨后春笋，即是民营经济最重要的产业集聚凹地。
民营经济是西部地区创新技术的重要孵化器 民营经济产权清晰，具有明显的创业者与高回报、高风险的内在关联机制，因此可以最充分地调动新技术创业者的创业热情和聪明才智。目前，在西部地区的民营经济中，民营科技企业高达20％以上，不少民营科技企业已领先国内外，创造了良好的经营业绩，成为国内乃至国际知名的企业，跻身世界高技术产业竞争行列。
民营经济是构建西部市场体系的重要推进器 民营经济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由于产权清晰，利益驱动力强：组织层次简洁，信息畅通，市场反应灵敏且联系直接：小企业的产品和技术结构相对简单，市场应变能力特强；企业经营灵活，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制度均可自主调整。民营经济正是利用其综合竞争优势，以技术创新为先导，活跃在大多数竞争激烈的新兴领域，使得这些领域的竞争更为充分、市场更加灵活，从而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西部市场体系。
值得指出的是，民营经济分布广泛，遍布西部城乡及产业或行业，有利于合理高效利用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提高西部开发的经济效益，更好地发挥西部的经济潜力。同时，民营经济自主经营并自担风险，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有利于树立和增强西部地区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和竞争意识，促进西部地区市场体系功能的完善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优化西部大开发的市场经济环境。
民营经济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重要稳定器 在经济改革实践中，民营经济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依托。在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己渐次退出市场，但其最大难题是解决职工的下岗分流问题。而解决此难题的一条根本出路，就在于发展民营经济，增加就业岗位，通过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造重组，实现股权多元化，促进政企分开，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对国有经济转换经营机制具有决定性作用。
民营经济提供了筹融资的多元渠道资金问题是世界欠发达地区的制约瓶颈。我国西部地区概莫能外。6年来，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投入虽然巨大，但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重在交通、通讯、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公益型项目，藉此搭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平台。而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则主要通过市场化的多元渠道来筹措。而且，作为西部地区企业的自身发展，指望政府的投入既不可能也不切实际。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等先天条件明显滞后，其软环境也不尽人意。因此，西部地区的民营经济充分利用了我国民间资本的巨大潜力，将居民收入中出现的大量消费剩余赋予其资本属性。西部地区的民营经济，将社会闲散资金按市场机制多元渠道运作，从而快捷有效地解决了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民营经济在推进西部大开发中的社会责任
发展观认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升华。因此，共享改革与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精神与文化的发展，是民营经济及企业家的一种社会责任。许多民营企业家如尹明善、涂建华等“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致力于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他们积极参加光彩事业、抗洪赈灾、慈善捐资、爱心助学、修路筑桥、扶贫济困等社会慈善公益活动，这些活动倡导了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了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形象，营造了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良好社会氛围，促进了社会精神文化价值观的更新和提升。
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以重庆三峡库区为例。截至2005年底，库区共有民营经济18.96万户，全年实现增加值402.76亿元，五年年均增速达19.4％；2005年库区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当地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已提高到37.8％：民营经济固定资产投资额达109.75亿元，比上年增加30.1％，已形成固定资产净值达360.78亿元。如从社会产品的总供给角度看，民营经济确已占据大半壁江山，正逐渐代替国有经济成为社会产品供给的主导力量。如从总需求构成看，民营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则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民营经济对就业的贡献 实现充分就业向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如众所知，自1995年以来，我国传统的就业渠道就开始不断减少，并且国企大幅裁员，外资经济的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因此，在国企加快改革进
程、外资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多重压力下，加之大量民营经济长期资本匮乏，迄今仍采用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并在利用劳动替代资本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所以民营经济历史地成为西部地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主要经济力量，为社会稳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2005年末，三峡重庆库区民营经济的从业人员达172.69万人，较2000年增长了39.4％，年均增长6.9％：全年民营经济单位支付劳动报酬达159.31亿元，从业人员人均9225元，是2000年的1.62倍，年均增长10.2％。
民营经济对提高产业效率的贡献产业效率包括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两个层面。前者系纯粹的物质技术性概念，仅说明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与产出量的关系，而经济效率则是指在生产过程中选择一种能使生产成本最低、产出最大或利润最高的“技术模式”。国有和民营经济都是民族产业的主体，它们对提高产业效率的贡献直接反映在自身效率或竞争力的提高方面。在经济效率的视野下，最适合的技术将会比最高、最新的技术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因此经济效率指标更适合衡量西部地区的发展业绩。
如果从总产值与总资产的比值和总资产利润率分析，西部民营经济的产业效率水平显然优于国有经济。这就是说，民营经济的总资产增长迅速，但同时总产值增加更多，二者的比值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缺乏金融资源，迫使民营经济倾向于使用节省资本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同时，也确实真实地反映出民营经济的资产使用效率，从而揭示出产业竞争力。
民营经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现实责任第一，民营经济发展需要，催生大批城乡企业家。熊・彼得认为，企业家是实现新的生产方式组合的人。企业家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对稀缺资源协调作用进行判断性决策，实现技术创新，并在市场竞争压力和追逐利润动力下，打破组织惯性和制度刚性，实现制度创新，使企业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得以生存和成长，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换言之，企业家作为创新主体，富有创造精神。因此，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一大批企业家，他们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开拓者，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社会责任的实践者。
第二，民营经济发展期盼缩小城乡差别。经济学原理认为，任何产业如果从原材料生产到最终消费均产业化，且大部分公开的市场交换变为不公开的内部交易，亦即市场内部化，就可以避免过高的交易费用，其败益不外流，从而提高综合效益。据测算，农业在各产业中虽综合效益最高，但其产业链却又短又细，每年仅在流通环节就损失了200多亿元。此外，现买中推进的农业产业化，由于各环节的力量不均衡，尤其是农业生产作为再生产的起点甚为弱小，在客观上造就了利益的不均衡。因此，民营经济在农业领域的发展，应凭借企业的理，依靠市场的力量，做深、做强产业链，促进农业综合效益的稳定提高，增加农民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差别。
第三，民营经济成为转移城乡劳动力的载体。我国“三农”问题的本源在于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和农村。结果是，城乡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城乡差距呈拉大趋势，并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由于大量人口滞留农村，他们的素质长期得不到提高，但同时，经济发展所急需的有一定劳动技能和知识水平的中间层次的劳动者供给不足。所以，民营经济理应承担接纳并培训他们的重任，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承接载体。
第四，民营经济促进城乡资源合理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对促进城乡经济发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通过民营经济的发展，从体制和政策等方面引导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人才等各种资源要素在城乡间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
第五，民营经济应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税收是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重要来源，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收入提供了重要保障。但长期以来，人们的纳税意识薄弱，税收欠漏缺口极大。因此，在不断强化依法纳税的法制意识前提下，完备纳税制度体系，民营经济理应成为西部地区地方财政的主要税源。这也是民营经济的一种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