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增长范文

导语：想要提升您的写作水平，创作出令人难忘的文章？我们精心为您整理的5篇国内经济增长范例，将为您的写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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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方面。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亦不尽相同。沈坤荣(1999)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195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量带来的。王德劲(2007)运用误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1952～1998年期间扩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结论。董直庆等(2007)认为，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增加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且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一些学者认为，考虑结构调整、要素投入与技术内生情况时，要素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樊胜根等(2002)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17％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结构变化，TFP带来4.2％的年增长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1％的增长。迟巍等(2007)研究发现，在1996～2004年间，一个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吸引固定资产向该地区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为内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发展。孙超等(2004)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通过计量模型直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魏巍贤(1997)应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FDI增长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与FDI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贺红波等(2005)认为，我国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表明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将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因素，认为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影响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萧政等(2002)从我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代谦等(2006)在利用我国1979～2003年数据检验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

(二)从不同视角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从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角度研究。房汉廷(1996)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力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后认为，FDI推动了我国经济加速增长。沈坤荣(1999)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都十分明显。其次，从“挤出”效应角度研究。杨海燕(2005)通过对我国1998～2003年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后认为，由于利用FDI过程中存在外资利用结构引发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国内储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对GDP增长的正向效应。杨新房等(2006)对FDI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有“净挤入”的效果，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三，从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角度研究。胡翊竑等(2001)认为，FDI有助于改善我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张海星(2005)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国内投资贡献较大，且二者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庞英等(2008)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因此，民族资本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从地理空间结构角度研究。郑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柳等(2006)通过1987～2003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从传递途径和其他效应角度研究。周春应(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R&D、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及影响强度的大小，结果表明，FDI通过不同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赵娜等(2008)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六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可通过资本积累、出口促进、投资拉动、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变迁六种具体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FDI对各种不同具体效应的时滞期各不相同。

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刘柯杰(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的提高能显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范学俊(2006)运用最大似然协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数据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银行部门在长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康继军等(2005)使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长和股市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单向动因。

(二)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或存在负相关关系

林义相(1999)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功能由于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融资，使得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唐齐鸣等(2000)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股市还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赵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场由于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的逆配置，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韩廷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陈伟国等(2008)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

四、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及改进思路

(一)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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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

    从经济学角度讲,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包括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与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传统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这些约束条件主要表现:(1)资源;(2)环境;(3)人力资本;(4)经济增长方式;(5)自主创新能力;(6)现存的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等等。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对策

    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最为突出的。

    发展方式问题,说到底是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强调发展循环经济

    资源与环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制约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这些制约的良策。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循环经济应该包括四个要点。第一,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说,要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要延长产品的寿命;尽可能不要使用一次性产品。第二,减少废物的排放。生产、消费过程中会有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首先要通过技术革新、生产进步尽量减少废物的排放。第三,把废物最大限度的转化为资源。对不得不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要进行必要的处理,对其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要尽量提炼、回收加以利用。第四,对实在不能再用、再回收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应该做无害化的处理,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要在这四个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制度建设加以保证。发展循环经济,还要大力发展新经济。例如,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的新能源开发,包括物资回收、租赁业务、修补行业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是可持续发展中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提高国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内在价值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是关于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方针和要求,表明中央对自主创新问题的高度重视。

    4、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要做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配套建设。

    首先必须将就业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稳定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应该努力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一个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因为物价的基本稳定关系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经不起物价上涨冲击的。另外,政府还要在教育上有突破性的举措;教育不仅是缩短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更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主要推动力;未来的产业大军的受教育水平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亟需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配套支持条件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为广大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政府应该加大在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

    5、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现存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如何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从而达到反制约的目的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对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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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兴起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产生的，逐渐发展成影响国家外汇平衡的重要经济点。旅游对个人而言是一种娱乐活动，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在旅游业诞生之际就同时产生了对旅游业的研究，其中包括社会学、统计学等等不同的学术层面，但无疑都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旅游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由此关于旅游经济的研究也被推向了一个高峰。我国的旅游业研究则兴盛于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开放向经济的影响，很多人在富裕起来的同时开始把国内游和出境游作为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众所周知，旅游涉及到的经济因素不仅仅是这一活动本身，还牵连到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比如住房消费和购物消费等等，因此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从旅游活动的两种主要类型入手进行分开探究，也即国内游和国外游，这两种方式对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而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正日益提升。

二、国内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旅游业方兴未艾，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一个层面。

（一） 促进国内消费，活跃国内经济

众所周知，旅途中的一项重要项目就是消费，特别是团队旅游，其给旅游地区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在旅游过程中，具体包括交通费用、住宿消费、购物消费、饮食消费等等分支，而这些消费金额既会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直接给旅游区就业人们带去经济收益。这是一个双向的收益过程，旅游者通过消费获得精神享受，而旅游区通过提供服务获得物质收益，而且其最大的贡献是以促进国内消费、活跃国内经济的方式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助力。

（二）开辟就业新门路，提供众多就业岗位

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无数的就业岗位。以江西庐山为例，在未开发以前，庐山脚下只是一些普通的住户，而开发以后附近的民居点几乎全部改造成了旅游休憩区，居民通过建造旅社和饭馆的形式为游客提供服务，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到庐山风景区投资和就业，这就在无形中解决了当地一部分的就业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其他的景区也是一样，但凡一个景区得到开发，必然会出现很多的岗位空缺，吸引有志之士到此谋业。

（三）开发旅游景点，促进地区发展

随着旅游业的勃兴，旅游景点的开发程度也不断扩大，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在经过一定的考量和评定之后，一旦被确立为景区，就有可能为当地带去可观的旅游收入。由于我国民众的旅游热情居高不下，所以也催生了一大批景点、景区的发现和开发。以每年节假日我国的旅游人流来看，旅游业正处于非常好的发展态势，而景区的开发正好为喜欢旅游的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去处，从而带动当地的地区经济发展。

三、国外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所谓国外游，主要是指以我国地区范围为旅游目的地的入境游。国外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以下方面来探析。

（一）平衡外汇收支

国外游客选择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货币兑换问题。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所以入境旅游的发展必然为我国赢得足够的外汇收入，具体的收入来源有货币兑换、刷卡消费等等，总之旅游消费不仅仅是物品与价值之间的交易过程，也是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过程，这一过程不但可以时我国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更大的作用是可以平衡外汇收支。众所周知，在入境游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出境游也获得了快速发展，这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差距，而入境游则恰恰可以时外汇收入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二）促进本地旅游企业与国外旅游企业良性竞争

不论是出境游还是入境游，由于涉及到国界的问题，所以时下最兴的通过一定的旅游中介机构来办理相关旅游业务。这就在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竞争，良性的竞争态势有助于我国企业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提高服务水平，从而实现更好的经营效益，这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在激烈的竞争坏境下，企业为了赢得更多的客户支持，往往会提升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竞争获得更多的盈利来源。

（三）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牵涉范围非常广，一个行业的发展往往带动周边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国外游对我国的贡献还有一点就是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指的是以旅游服务为中心的其他产业链条的延伸，这些不同的产业连接在一起会形成具有更大影响力的规模产业圈，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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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0-01

一、引言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论题。近年来，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尽管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但很多国家在繁荣之后表现出了经济的持续萧条，这不得不让人担忧。因此，探求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得格外重要，而对学术界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就有着广泛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梳理

近年来，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主要表现为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经典理论的经验检验，结论主要支持四种观点：倒U型曲线关系、正向关系、负向关系以及不确定关系。

国内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对我国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献较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宗胜（1995，2012）在公有制经济的框架下，研究了影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多种因素，提出了基于公有制经济的倒U型假设，论证了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两者之间倒U型关系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指出并验证了我国居民收入差别正在沿着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前半段“阶梯形”上升；史大林、王玉婷、郑扬眉（2012）在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内生人口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家庭教育―生育决策为传导机制的政治均衡模型，认为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张世伟（2007）等利用两部门经济模型进行研究后发现，在部门内部收入不平等水平固定的条件下，两部门人均收入差距越大，倒U型假说越容易成立；在两部门人均收入差距固定的条件下，部门内部收入不平等水平越小，倒U型假说越容易成立。

在实证研究方面，（1）周云波（2009）、高宏伟、王素莲（2009）、许冰、章上峰（2010）、薛嘉春（2011）、廖信林（2012）、高帆（2012）等支持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倒U型曲线的存在。廖信林等利用7个具有代表性转型国家1986-2009年的数据，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型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经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2）王小鲁、樊纲（2005）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王小鲁、樊纲分城镇、乡村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城镇、农村的收入差距符合库兹涅茨曲线，而城乡收入差距只近似具有倒U形曲线的上升段的特征，总体上，经济发展并不必然与收入差距呈倒U结果，这种关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收入差距仍将持续上升，倒U曲线的下降阶段仍远不能确证。（3）米增渝、刘霞辉、刘穷志（2012）、姚萍、李长青（2013）等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米增渝、刘霞辉、刘穷志使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增长、不平等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动态关联理论模型，分析后得出中国税收多征于穷人，富人得到了更多的补贴，收入不平等加剧，资本雇佣劳动遭遇困难，经济增长放缓，增长与不平等负向相关。（4）李实、赵人伟（1998、1999）、陈弘（2012）、王立勇（2013）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李实、赵人伟等（1998、1999）通过入户调查以及参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了各省份的基尼系数，对省内收入分配差距与实际收入水平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没有从经验上支持倒U型曲线的存在；王立勇等利用我国28个省、市1985-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差距较低和过高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是呈负向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个由负转正、又由正转负的过程。

三、简单的总结和展望

综观现有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而当收入分配差距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将会阻碍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争议主要是：（1）收入分配差距达到什么程度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是否会如库兹涅茨倒“U”曲线后半段一样下降。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钱敏泽.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假说的形成与拓展[J].世界经济，2007（9）.

[2]周云波.城市化、城乡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动――收入差距倒U形假说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2009（4）.

[3]高宏伟，王素莲.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9（12）.

[4]薛嘉春，韩建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发展趋势研究――基于ARIMA模型的预测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1（12）.

[5]廖信林，王立勇，陈娜.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吗――来自转型国际的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012（9）.

[6]史大林，王玉婷，郑扬眉.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家庭教育―生育决策的政治均衡模型[J].宏观经济研究，2012（4）.

[7]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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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006-03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以索洛-斯旺模型(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难发现,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1)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2)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1986)认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1988)则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核心作用,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1988)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1990)中,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1986)、卢卡斯(1988)认为,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1990)、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一)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而是逐渐扩散的,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微电子工业基地,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或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比如,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资源,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理由预期,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 71.08%。这说明,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尽量提高积累水平,保持高积累率,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应消除所有制偏向,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