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增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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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和动力因素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其分析大多利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其改进模型，将经济增长归因为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两方面。国内多位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要素投入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而全要素生产率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有限。由于研究期间和数据处理方法不同，研究结论亦不尽相同。沈坤荣(1999)运用增长速度方程对1953—1997年我国经济增长源泉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量带来的。王德劲(2007)运用误差校正模型分析方法估计了我国1952～1998年期间扩展的索洛模型，得出物质资本存量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结论。董直庆等(2007)认为，我国约70％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影响，即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种观点认为，资本投入增加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源泉，由于我国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且劳动边际效率较低，有关劳动投入增加的贡献相对较弱。一些学者认为，考虑结构调整、要素投入与技术内生情况时，要素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下降。樊胜根等(2002)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我国17％的经济增长来源于结构变化，TFP带来4.2％的年增长率，要素投入增加解释了41％的增长。迟巍等(2007)研究发现，在1996～2004年间，一个地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吸引固定资产向该地区的投入，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固定资本投资为内生，对经济增长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已在按照发达国家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的模式发展。孙超等(2004)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

二、关于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通过计量模型直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魏巍贤(1997)应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与FDI的关系，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FDI增长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但经济增长与FDI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贺红波等(2005)认为，我国FDI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这表明FDI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经济增长不是FDI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吸引FDI的直接原因。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将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约有90％是由FDI引起的。王成岐等(2000)运用计量模型考察了影响我国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诸因素，认为经济技术水平和政策因素均强烈影响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萧政等(2002)从我国和其他23个发展中国家总量时间序列资料的分析中发现，稳定可靠的组织机构和城市化的发展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代谦等(2006)在利用我国1979～2003年数据检验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时发现，国内投资和人力资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FDI的增长效应集中在短期，人力资本则有明显的长期效应。

(二)从不同视角研究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首先，从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角度研究。房汉廷(1996)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社会总需求的拉动力和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后认为，FDI推动了我国经济加速增长。沈坤荣(1999)认为，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都十分明显。其次，从“挤出”效应角度研究。杨海燕(2005)通过对我国1998～2003年FDI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分析后认为，由于利用FDI过程中存在外资利用结构引发的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以及国内储蓄的低效利用，削弱了FDI对GDP增长的正向效应。杨新房等(2006)对FDI对我国国内资本的“挤出”效应和“挤入”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FDI虽然对我国国内资本有“净挤入”的效果，但从资本形成的角度看，FDI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第三，从资本效应和外溢效应角度研究。胡翊竑等(2001)认为，FDI有助于改善我国资本形成质量、推动人力资源开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进步，进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张海星(2005)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效应、资本积累效应以及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和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国内投资贡献较大，且二者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庞英等(2008)在对转型期中国民族资本与FDI企业生产效率测度的基础上，具体研究其生产资源配置效率与技术效率。结果表明，民族资本的效率优于FDI。因此，民族资本是推动我国未来经济持续高效增长的主要动力。第四，从地理空间结构角度研究。郑月明等(2004)研究表明FDI在地理空间上的非均衡分布及其变动趋势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和持续增长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柳等(2006)通过1987～2003年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分析了本土创新能力与FDI技术外溢两者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在控制本土的技术创新能力之后，FDI本身产生的技术外溢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但FDI与人力资本的交互作用仍能促进经济增长；创新能力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强；本土创新能力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第五，从传递途径和其他效应角度研究。周春应(2007)研究了FDI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R&D、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等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及影响强度的大小，结果表明，FDI通过不同的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赵娜等(2008)对外国直接投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六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FDI可通过资本积累、出口促进、投资拉动、技术溢出、产业结构优化和制度变迁六种具体效应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FDI对各种不同具体效应的时滞期各不相同。

三、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

殷醒民等(2001)研究表明，我国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大、交易率的提高增加了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加快了企业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我国经济更快的增长，因而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刘柯杰(2003)的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分散风险功能的提高能显著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范学俊(2006)运用最大似然协整分析法及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三季度数据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股票市场与银行部门在长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康继军等(2005)使用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研究我国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在短期，GDP增长和股市发展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长期，金融中介发展和股市发展都是GDP增长的单向动因。

(二)我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或存在负相关关系

林义相(1999)指出，我国股票市场功能由于定位在为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融资，使得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当有限。唐齐鸣等(2000)实证研究的结论是我国股市还不能充分发挥货币政策传导功能，因此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赵振全等(2004)研究指出，股票市场由于融资利用效率低下和资源的逆配置，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韩廷春(2001)采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联机制的计量模型，运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明，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而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极其有限。陈伟国等(2008)利用VAR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探索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属于需求追随型。

四、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及改进思路

(一)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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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约束条件

    从经济学角度讲,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包括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因素及社会方面的因素,前者主要是自然方面的因素与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而后者主要指人口、文化传统与制度等方面的因素。这些约束条件主要表现:(1)资源;(2)环境;(3)人力资本;(4)经济增长方式;(5)自主创新能力;(6)现存的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等等。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发展对策

    1、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在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中,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最为突出的。

    发展方式问题,说到底是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等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2、强调发展循环经济

    资源与环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两大制约条件。而发展循环经济是破解这些制约的良策。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提出循环经济应该包括四个要点。第一,资源的高效利用。也就是说,要节约资源,综合利用;要延长产品的寿命;尽可能不要使用一次性产品。第二,减少废物的排放。生产、消费过程中会有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首先要通过技术革新、生产进步尽量减少废物的排放。第三,把废物最大限度的转化为资源。对不得不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要进行必要的处理,对其中可以利用的东西要尽量提炼、回收加以利用。第四,对实在不能再用、再回收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应该做无害化的处理,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要在这四个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制度建设加以保证。发展循环经济,还要大力发展新经济。例如,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的新能源开发,包括物资回收、租赁业务、修补行业等在内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3、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是可持续发展中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提高国民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是提升我国人力资本内在价值的重要体现。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大任务,提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这是关于我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方针和要求,表明中央对自主创新问题的高度重视。

    4、加强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要可持续发展,还需要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也就是说要做好适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配套建设。

    首先必须将就业问题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稳定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应该努力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一个社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该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因为物价的基本稳定关系到千家万户,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者,因为他们是经不起物价上涨冲击的。另外,政府还要在教育上有突破性的举措;教育不仅是缩短贫富差距最有效的手段,更是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本的主要推动力;未来的产业大军的受教育水平某种程度上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真正可持续地发展;另一方面,亟需加大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入,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如德国的经验值得借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配套支持条件是实现社会保障的真正全覆盖,为广大百姓提供底线经济安全感;政府应该加大在健康医疗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

    5、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

    现存世界经济规则及世界列强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也是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之一。如何提升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从而达到反制约的目的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对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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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兴起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产生的，逐渐发展成影响国家外汇平衡的重要经济点。旅游对个人而言是一种娱乐活动，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在旅游业诞生之际就同时产生了对旅游业的研究，其中包括社会学、统计学等等不同的学术层面，但无疑都和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旅游业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由此关于旅游经济的研究也被推向了一个高峰。我国的旅游业研究则兴盛于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开放向经济的影响，很多人在富裕起来的同时开始把国内游和出境游作为娱乐生活的一部分。众所周知，旅游涉及到的经济因素不仅仅是这一活动本身，还牵连到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比如住房消费和购物消费等等，因此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旅游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必须从旅游活动的两种主要类型入手进行分开探究，也即国内游和国外游，这两种方式对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而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正日益提升。

二、国内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的旅游业方兴未艾，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一个层面。

（一） 促进国内消费，活跃国内经济

众所周知，旅途中的一项重要项目就是消费，特别是团队旅游，其给旅游地区带来的经济增长是有目共睹的。在旅游过程中，具体包括交通费用、住宿消费、购物消费、饮食消费等等分支，而这些消费金额既会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会直接给旅游区就业人们带去经济收益。这是一个双向的收益过程，旅游者通过消费获得精神享受，而旅游区通过提供服务获得物质收益，而且其最大的贡献是以促进国内消费、活跃国内经济的方式为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助力。

（二）开辟就业新门路，提供众多就业岗位

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无数的就业岗位。以江西庐山为例，在未开发以前，庐山脚下只是一些普通的住户，而开发以后附近的民居点几乎全部改造成了旅游休憩区，居民通过建造旅社和饭馆的形式为游客提供服务，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而且还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到庐山风景区投资和就业，这就在无形中解决了当地一部分的就业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其他的景区也是一样，但凡一个景区得到开发，必然会出现很多的岗位空缺，吸引有志之士到此谋业。

（三）开发旅游景点，促进地区发展

随着旅游业的勃兴，旅游景点的开发程度也不断扩大，不管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在经过一定的考量和评定之后，一旦被确立为景区，就有可能为当地带去可观的旅游收入。由于我国民众的旅游热情居高不下，所以也催生了一大批景点、景区的发现和开发。以每年节假日我国的旅游人流来看，旅游业正处于非常好的发展态势，而景区的开发正好为喜欢旅游的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去处，从而带动当地的地区经济发展。

三、国外游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所谓国外游，主要是指以我国地区范围为旅游目的地的入境游。国外游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以下方面来探析。

（一）平衡外汇收支

国外游客选择我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货币兑换问题。由于不同国家之间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所以入境旅游的发展必然为我国赢得足够的外汇收入，具体的收入来源有货币兑换、刷卡消费等等，总之旅游消费不仅仅是物品与价值之间的交易过程，也是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过程，这一过程不但可以时我国获得更多的外汇收入，更大的作用是可以平衡外汇收支。众所周知，在入境游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出境游也获得了快速发展，这必然会形成一定的差距，而入境游则恰恰可以时外汇收入达到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

（二）促进本地旅游企业与国外旅游企业良性竞争

不论是出境游还是入境游，由于涉及到国界的问题，所以时下最兴的通过一定的旅游中介机构来办理相关旅游业务。这就在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竞争，良性的竞争态势有助于我国企业不断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提高服务水平，从而实现更好的经营效益，这对于企业发展而言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在激烈的竞争坏境下，企业为了赢得更多的客户支持，往往会提升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竞争获得更多的盈利来源。

（三）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牵涉范围非常广，一个行业的发展往往带动周边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国外游对我国的贡献还有一点就是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指的是以旅游服务为中心的其他产业链条的延伸，这些不同的产业连接在一起会形成具有更大影响力的规模产业圈，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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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0-01

一、引言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论题。近年来，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尽管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发展的势头，但很多国家在繁荣之后表现出了经济的持续萧条，这不得不让人担忧。因此，探求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变化以及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得格外重要，而对学术界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行梳理就有着广泛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文献梳理

近年来，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主要表现为对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经典理论的经验检验，结论主要支持四种观点：倒U型曲线关系、正向关系、负向关系以及不确定关系。

国内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对我国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献较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宗胜（1995，2012）在公有制经济的框架下，研究了影响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多种因素，提出了基于公有制经济的倒U型假设，论证了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两者之间倒U型关系的存在，在此基础上指出并验证了我国居民收入差别正在沿着公有经济收入差别倒U曲线的前半段“阶梯形”上升；史大林、王玉婷、郑扬眉（2012）在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内生人口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家庭教育―生育决策为传导机制的政治均衡模型，认为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张世伟（2007）等利用两部门经济模型进行研究后发现，在部门内部收入不平等水平固定的条件下，两部门人均收入差距越大，倒U型假说越容易成立；在两部门人均收入差距固定的条件下，部门内部收入不平等水平越小，倒U型假说越容易成立。

在实证研究方面，（1）周云波（2009）、高宏伟、王素莲（2009）、许冰、章上峰（2010）、薛嘉春（2011）、廖信林（2012）、高帆（2012）等支持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倒U型曲线的存在。廖信林等利用7个具有代表性转型国家1986-2009年的数据，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倒U型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经济转型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2）王小鲁、樊纲（2005）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王小鲁、樊纲分城镇、乡村以及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库兹涅茨曲线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城镇、农村的收入差距符合库兹涅茨曲线，而城乡收入差距只近似具有倒U形曲线的上升段的特征，总体上，经济发展并不必然与收入差距呈倒U结果，这种关系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收入差距仍将持续上升，倒U曲线的下降阶段仍远不能确证。（3）米增渝、刘霞辉、刘穷志（2012）、姚萍、李长青（2013）等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呈负向关系。米增渝、刘霞辉、刘穷志使用1998―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增长、不平等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动态关联理论模型，分析后得出中国税收多征于穷人，富人得到了更多的补贴，收入不平等加剧，资本雇佣劳动遭遇困难，经济增长放缓，增长与不平等负向相关。（4）李实、赵人伟（1998、1999）、陈弘（2012）、王立勇（2013）等研究结果显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确。李实、赵人伟等（1998、1999）通过入户调查以及参考统计年鉴数据，计算了各省份的基尼系数，对省内收入分配差距与实际收入水平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没有从经验上支持倒U型曲线的存在；王立勇等利用我国28个省、市1985-2008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差距较低和过高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是呈负向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个由负转正、又由正转负的过程。

三、简单的总结和展望

综观现有研究，大部分学者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收入分配差距会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而当收入分配差距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将会阻碍经济增长。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争议主要是：（1）收入分配差距达到什么程度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2）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差距是否会如库兹涅茨倒“U”曲线后半段一样下降。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钱敏泽.库兹涅茨倒U字形曲线假说的形成与拓展[J].世界经济，2007（9）.

[2]周云波.城市化、城乡差距以及全国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变动――收入差距倒U形假说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2009（4）.

[3]高宏伟，王素莲.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实证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9（12）.

[4]薛嘉春，韩建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发展趋势研究――基于ARIMA模型的预测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1（12）.

[5]廖信林，王立勇，陈娜.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吗――来自转型国际的经验证据[J].财贸经济，2012（9）.

[6]史大林，王玉婷，郑扬眉.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家庭教育―生育决策的政治均衡模型[J].宏观经济研究，2012（4）.

[7]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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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006-03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和思想内涵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哈罗德、多马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中整合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推导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这一模型虽然能够解释部分经济增长问题,但其主要还是在资本系数不变的基础上,强调经济增长理想状态实现的困难性,即所谓“刃锋”上的均衡增长问题。基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以索洛-斯旺模型(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经济增长核算中,索洛等人发现传统的要素(劳动和物质资本)并不能解释全部经济增长。为此,他们引入了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并认为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劳动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不难发现,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仍然一无所知。因此,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的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为避免“不愉快的结果”,阿罗、宇泽弘文和谢辛斯基等在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方面做了最初的尝试。他们的研究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的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但在上述模型中,一个社会的技术进步率最终取决于外生的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因此,这些模型仍没有最终解决“索洛剩余”问题,即如何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索洛剩余”又称,综合要素生产率是指同样数量规模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因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产出增加。由于这种生产率难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区分开,故称之为综合要素生产率。用简单的增长核算关系式来看,即

ΔY=Δa+αΔK+(1+α)ΔL(1)

式中,ΔY是产出增长率,ΔK是资本存量增长率,ΔL是劳动投入增长率,参数α是资本在总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Δa就是综合要素生产增长率。在实践中,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就是对上式的变换得到的余数:

Δa=ΔY-αΔK-(1-α)ΔL(2)

为了更好理解“索洛剩余”问题可以用实际的例子来理解:假设有间制鞋厂在1990年正式成立,厂长投资2万元用于购买设备,并雇佣了10名员工。此时,工厂每小时可以生产出2双鞋。在10年之后,原设备报废并且在市场上出现了更先进有便宜的设备,于是制鞋厂还是投资2万元购买新设备并仍然雇佣原来的10名员工。此时,因为员工们经过10年的工作有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并且有更先进的生产设备,所以生产效率是每小时5双鞋。2000年比1990年每小时多生产3双鞋,虽然这个制鞋厂的员工数量不变,资本投入仍是2万元,但人力资本增加和技术进步导致了产出的增加。这种生产率难以与劳动和资本之间分开,因此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或“索洛剩余”。以下是某制鞋厂的发展过程表:

舒尔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将知识与技术进步内生化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通过发掘斯密、阿林扬、熊彼特、阿罗等人的经济增长思想,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内涵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为此内生增长模型需要解释(积累的生产要素)收益递减不会发生的原因。内生增长理论家将知识、人力资本等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这就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源泉与动力。如罗默(1986)认为,知识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知识的运用并不防碍其他人对这种知识的运用,而且这种运用的成本相对较低,即知识具有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和知识产生的递增生产力不仅使知识自身形成递增收益,而且使物质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也具有递增收益,从而会导致无约束的长期经济增长。卢卡斯(1988)则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社会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具有核心作用,并且这些效应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因而会对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都产生贡献,从而使生产呈现规模递增收益,而正是这种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递增收益使人力资本成为“增长的发动机”。

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某种随机的、偶然的东西,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如同资本和劳动一样是一种生产要素,并且是“内生的”,是由谋求利润极大化的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的。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的,但技术进步或知识的全面增加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正比例。如卢卡斯(1988)通过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人力资本生产中的正反馈)来解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在罗默模型(1990)中,知识或技术进步被赋予了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罗默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思想的研究部门生产。这种技术以两种方式进入生产:一方面技术会用于中间产品,并进而通过中间产品数量和种类的增长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另一方面技术变化会增加总的知识量,通过外溢效应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生产率,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总之,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如罗默(1986)、卢卡斯(1988)认为,无意识的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理解增长的钥匙在于知识的“连续增进”。罗默(1990)、塞格斯特罗姆和阿格亨利豪伊特等人则认为,源于有意识的投资、创新和发明的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同时,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投资与资本收益率可以是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递增函数。一国既有的知识存量越大,则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越大。这不仅表明了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表明了既有的知识存量的差异决定了各国投资与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进而决定了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同。

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该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而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体现在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形式中,而如果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二、中国目前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的现状

(一)技术创新的多部门分析

在实际生活中,最终产品并不是通过一种单一的中间产品生产的,而是由很多种不同的中间产品来生产的。比如说,汽车是由轮胎、钢铁、窗口、电灯泡、传感器、电池等整合在一起而被生产出来的。为了清楚地说明创新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必须把中间产品的多样化考虑在内。具体说,新技术在经济中并不是瞬间实施的,而是逐渐扩散的,其中一个部门往往从研发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经验中获得思路。这一过程已经被一些学者,例如罗森堡等进行了描述,如美国机床技术的扩散。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一国经济的增长是由人力资本、知识或技术进步等内生变量决定的。而人力资本投资、知识积累,以及R&D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技术外部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硅谷和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硅谷原指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他克拉克县。现在硅谷已经成为半导体工业基地,微电子工业基地,高技术集中区的代名词。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王国,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世界第一流汽车公司都在这里建厂,各厂之间的最新技术不断地被模仿并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同时各厂之间又存在着竞争关系,所以形成良性的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

(二)资本积累

技术创新往往物化在耐用品中,或是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技术变迁影响生产力的途径是通过改善机器和设备的质量而进行的,比如,德朗和萨默斯曾指出,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很快。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经济中的研发部门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不仅使用许多物质资本,如计算机、精密仪器以及其他的实验设备,而且它也需要投入积累了许多人力资源,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把资本包括进来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这可以使分析更切合实际,更重要的是它面对一系列对以创新为基础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提出的挑战。从长期看,增长率将会同时受到从事研发的激励和进行资本积累的激励的共同影响。

(三)中国当前的技术创新和资本积累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创新网络构成以及制度环境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有理由预期,我国企业的创新策略选择模式应当会有自己的特点。按照目前的分类,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五大类产业,共21个细分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虽然从事不同的经营活动,但产品的高技术含量决定了它们都高度依赖技术创新,为了判断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企业,对内部研发与外购两种不同的技术创新策略所作的选择,我们首先按产业大类逐年计算了上述五项不同的技术创新支出占技术创新总支出的比重。我们取各年的平均值列于表1。

从中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过程中,同时运用了内部研发和外购两种策略,但技术外购的经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普遍高于内部研发。以医药制造业为例,内部研发经费支出只占27.18%,而两类技术外购的直接经费支出则占了 71.08%。这说明,我国企业目前的创新策略是以外购为主的。在具体外购策略的选择上,除了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之外,其他产业中的企业对以购买新设备这种方式进行的非正式技术外购的投入都高于正式的技术外购,而在正式的技术外购中,对国外技术的购买又远远超出了对国内技术的购买,购买国内技术经费所占的比重最低仅为0.24%。消化吸收作为外购策略的一种延伸其经费支出额度相对也很低。

三、完善我国资本积累积极进行技术创新

(一)正确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提高积累的质量

当前,一方面要求政府、企业和居民处理好不同层次的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在满足目前的消费水平条件下,尽量提高积累水平,保持高积累率,为经济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保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速度同步。同时,应通过建立遗产税、财产税和转移支付形式,遏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过快增长,扶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缩小收入水平的差距,应进一步处理好国民收入在国家、企业(集体)、个人之间的均衡分布关系,保证生产与生活消费的协调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高社会的资本积累质量。此外,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相关的法制建设,为公众创造一个稳定的预期环境。

(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发展金融市场

首先,应大力培育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中小金融机构,通过培育高质适量的中小银行为非国有经济提供专门的金融支持,同时,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防止国有银行的信贷投向过度向国有经济部门倾斜,只要贷款符合“三性”原则,应消除所有制偏向,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信贷市场。其次,应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加快金融市场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在建立和完善一板金融市场的同时,应尽早培育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和非国有经济部门提供融资场所,在一手抓金融改革与发展的同时,另一手则抓好金融秩序与风险的监管,保障资本积累向资本运用的投融资转化渠道的畅通无阻。

(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必须消除现行投融资的“所有制歧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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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中国经济增长有七大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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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东南亚发生危机，中国出口额出现大幅下降，投资也出现一定的下滑趋势。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出口已雄风不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消费来提供了。中国经济刚走出通货膨胀的困境，却又走进了通货紧缩的阴影。

如何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如何解决内需不足的，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围绕这一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得出了许多不同的结论。其中，“中国的紧缩问题相当严重，政府应以解决紧缩问题为主。”应该比较符合中国当前的实际。政府确实也将扩大内需，防止紧缩作为了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从1997年起，国家连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将其定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点。

本次寒假，我将扩大内需政策作为自己的对象。在假期即将结束时，将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撰写成文，对扩大内需政策作一些浅显的，姑且当作。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观点、分析过程必将显得稚嫩，还望各位老师能够加以批评指导。

首先，我们先明确何谓内需，何谓扩大内需。“内需”， 顾名思义就是指国内需求。“需求”，按照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就是指在某个时期内，在某种经济条件下，人们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商品和劳务的总和。任何厂商进行生产都必须根据预期人们的需求来定。因而需求可以对生产产生重大的，一旦需求萎缩必然导致产出的减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发展。需求的减少又会使产出显得相对过剩，供过于求导致物价水平持续走低，这又会使居民产生物价还会降低的错误预期，这种预期的存在必然使消费水平继续下滑，需求不足。如此循环往复，经济必然陷入困境。很不幸，在1997年以后，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4.8下降到了1999年的97.0。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从1995年的117.1下降到了1999年的98.6，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更是从1995年的119.9下降到了1999年的87.8。虽然国家统计局没有2000年后的统计数据，但从各大媒体的报导中可以得知，物价指数还有下降的趋势。只是个别年份或个别季度出现上扬。所以中国存在紧缩现象从数字上看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就必须跳出这一循环，扩大内需就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在具体论述扩大内需政策之前，我有必要对需求作进一步的解释和限定。需求指的是有效需求。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令D为雇主们预期由雇佣人数N所获之收益，D与N的关系即为D=f(N)，这就是总需求函数。当D在总需求函数和总供给函数的交点时，其值就称为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则贯穿于凯恩斯经济理论始终，是其理论核心。我国经济就面临着有效需求不足。另外，扩大内需之“需求”不单指居民的消费需求，还应包括厂商的投资需求，政府的购买支出需求等。

下面我将具体分析扩大内需政策。

一， 中国的经济状况必须扩大内需。

在文章的开头我已经写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在投资和出口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内需已成为中国经济能否保持较快增长的关键。内需不足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全国的物价指数持续下降，就业压力加大，都与内需不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特别是最近几年来，人们的就业形势一直不容乐观。根据菲利蒲斯曲线，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存在着反方向的关系。要抑制通货膨胀就必须牺牲一定的就业率，也就是说就通货膨胀的存在对就业来说是有利的，而紧缩的存在则会使就业率偏低。目前中国就存在这种现象。

二， 实施扩大内需政策所面临的问题。

当前中国要扩大内需，主要是依靠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来实现的。中国是人口大国，其国内市场应该是相当大的。然而这么大的市场却因居民消费水平低而未得到充分的开发。中国并不是一个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居民的收入大部分用于银行储蓄，而不是用于消费。据银行统计，目前中国的储蓄水平有八万亿之巨。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已多次降低利率，但总体上的储蓄却不降反升。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2002年3月末，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为7.9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增长幅度比上年升了0.5个百分点。1—3月储蓄存款累计增加了5051亿元，同比增加900亿元。大批的收入用于储蓄必然降低居民的消费水平，对扩大内需形成了制约。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居民偏好于储蓄？难道这是中国人天生的品质？当然不是。

我认为造成目前中国居民偏好储蓄，居民存款余额居高不下的原因在于：一是收入分配的问题，即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银行的储蓄结构就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点。在中国的八万亿储蓄中农民存款只占小部分（1998年这一比例大约为22%）另外金融部门的统计，1998年的城镇居民储蓄中约有1.8万亿分散在80%的储户手上。这种储蓄结构很明显是由收入分配问题引起的。所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着居民消费，影响了内需的进一步扩大。从经济理论上讲，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和储蓄是收入的函数，且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这样收入越高的阶层储蓄率越高，也就是说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储蓄率就越高。因此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储蓄率将提高，这就导致消费率的降低，有效需求的减少将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也抑制了投资需求。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逐渐下降，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加，而消费需求不足又制约了投资需求的增加，从而导致有效需求或总需求的不足。总而言之，导致储蓄居高不下，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少数人收入高，多数人收入低。在这方面我国的形势不容乐观。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2002年末，我国居民储蓄余额达到8.7万亿元，占总人口比重20%的高收入者拥有其中的大部分。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因此要实现扩大内需，所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

造成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配套改革相对滞后，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支出较高，信心不足。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种种问题，改革的振痛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近几年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各项改革政策相继出台。原来由政府和国有向城镇居民提供的就业、住房、医疗、养老、子女等保障相继转变为由居民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风险与费用，影响居民未来生活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由于预期支出增加，即期消费必然减少。增加储蓄成为大多数居民的必然选择。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在居民储蓄用途中子女教育、看病就医、养老、购买住房等四项用途共占66.5%。如何解决居民预期支出增加的问题，提高居民的消费信心。也是扩大内需政策的面临的一大难题。三， 实施扩大内需，政府的政策选择。

要扩大内需，政府就必须通过一定的政策加以实现。从经济上看。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无非是用两种。一是财政政策，二是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就实施紧缩性政策，即财政上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减少货币供应量。治理通货紧缩就刚好相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量。

我国面临的是紧缩，因而从1998年开始，政府就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政府增加支出和减税。由于我国的国情减税效果不会明显，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指增支。货币政策主要指中央银行的利率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等。我国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已从1998年延续至今。据国研网的《2003年货币政策展望》中透露，2003年我国仍将实施这一政策，但从货币供给目标看，2003年货币供给计划增速略高于2002年。因而稳中趋松将是2003年货币政策的主要基调。

四， 我国为扩大内需，所采取的具体政策、方针及其效果的评析。

（1） 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

增加政府支出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公共事业性开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来实现的。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1998年的财政赤字为922.23亿元，比1997年增加了339.81亿元。1999年的财政赤字为1743.59亿元，比1998年增加了821.36亿元。赤字增加的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另外从1998年到2002年五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建设，从而促进了投资的增长。同样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在国家财政主要开支项目中，基本建设支出1997年为1019.50，1998年上升为1387.74，1999年为2116.57，增幅也是相当大的。增加财政开支，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国家的经济，起到了扩大内需的效果，还促进了西部落后地区的开发。然而增加政府开支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赤字增加不利于财政的稳定，发行国债也免不了出现风险。虽然政府的赤字率还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以内，但再发展下去情况是否会发生变化呢？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另一方面，增加政府购买支出肯定会出现挤出效应。根据经济学原理，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市场利率的升高或是引起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民间部门的投资减少，这就使政府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或全部地被抵消。所以，过分依赖政府增加开支是不行的。虽然说目前找不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说明这一点，但我坚信挤出效应肯定是存在的。

（2） 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以促进居民消费及私人投资。

自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八次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并于1999年9月开征利息税，同时适度增加货币投放和信贷投放。这就是国家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是降低利率是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值得探讨的。特别是最近几次降息，我认为其效果是不明显的。原因就在于收入及储蓄结构的问题。这我在前面已经详细论述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而且降低贷款利率是否 就能增加的投资，也值得商榷。在当今我国信用体系还不完善，银行的坏帐率居高不下，能否找到既有信用又有良好偿债能力的客户是银行发展的关键。然而这样的企业又会有多少。由于体制不健全，出现了很多行政命令式的贷款，国有商业银行把大量资金贷给一些毫无生机的国有企业，导致坏帐。而一些正在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却因贷款无门而面临困境。在这种环境下，即便降低利率又能增加多少私人部门的投资呢？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情况目前正在改变。

（3） 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延长节假日。

为了刺激居民消费，国家制定了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政策，并且延长了节假日。目前我国一年有三个黄金周，分别为“十·一”黄金周，“五·一”黄金周和春节黄金周。假日经济从起步开始走向繁荣。据国家局2002年10月8日的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10月8日前的7个黄金周期间，累计出游人数高达4.6亿多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831亿元，相当于2001年全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87%。很明显，延长节假日确实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并且带动了第三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可以说这一政策确实是利国利民。至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其效果似乎不太明显。原因在于国家的加薪政策似乎太偏向事业单位，而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增加。政府承诺在十五期间平均每年为公务员加薪5%，在2001年3月，10月两次分别就基本工资加薪19.8%和15.9%后，2002年7月再次给全国公务员加薪。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工人的收入却没有明显的上升。这又产生了一个分配问题。按经济学原理说，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富人增加收入用于消费的就越少。公务员整体收入明显高于国企工人。我认为靠给公务员加薪来增加消费不如给农民减负增收，不如给城镇下岗工人增收。这样效果应该会更好。

（4） 高校扩招，启动经济。

从1999年开始，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家开始大规模地扩大高校招生。同时相应提高学费。在前面的论述中我已经说到子女的教育开支是居民进行储蓄的一大原因。为了子女的教育，很多家长是花再多钱也愿意的，根据这一情况，扩招、加收学费不失为一个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好办法，而且还能使学校获利，学生受益，并且为国家培养大批人才。但是，过高的学费，住宿费是否合适值得探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信息显示“教育支出膨胀，半数家庭难受”。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的700余位居民进行调查，有54.3%的居民认为各类教育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增长速度过快。这一结果表明半数家庭对教育支出的膨胀难以承受。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是在三个发达城市进行的，可想而知贫困地区的家庭将更难承受如此之高的教育开支。我就在我们的南京财经大学碰到过刚上一年级的贫困生。报到时欠交学费，家长表示每月所能提供的生活费不足百元。虽说学校有奖学金，助学贷款，可是如此低的助学金又能提供多少帮助。在一些报导中，有些所谓专家和学者又在高呼提高学费，促进经济增长。真不知道在看到那位新生哭红的双眼时会作何感想。

五， 扩大内需应做好配套改革。

扩大内需难，难就难在它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程。所以要扩大内需必须搞好相应的配套改革。其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重中之重，有了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人们在生活中就可以少一些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从而增加消费开支。

另外还应加强和整顿市场秩序。在一个毫无秩序的市场条件下，要人们增加消费，增加投资那是绝不可能的。目前我国的市场秩序还不完善，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于市，诚信缺乏，严重扩大内需政策的贯彻执行。只有对市场秩序整顿规范了，才有可能使人们恢复投资和消费的信心。

还有一些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总而言之，配套改革的成败决定着扩大内需政策能否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其重要性不容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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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构成情况看，城镇化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加快城镇化建设，对于扩大内需、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近几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已步入快速发展期。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增加到2012年的7.1亿，30多年来增加了5亿人，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进城的农民工。城镇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6%；农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47.4%。2012年，城镇人口达71182万人，比上年增加2103万人，城镇人口比重达52.6%，与上年相比上升1.3个百分点；乡村人口64222万人，减少1434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6960万人。

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历史看，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是城镇化中期阶段，发展速度相对较快。2002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4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00万人左右。

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并不是孤立的，常常和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是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持久动力。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同时还产生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因此，如果安排得当，城镇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率只有达到70%左右，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才会稳定下来。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刚刚超过50%，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需要近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70%的水平。因此，即便在世界经济衰退长期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城镇化仍能长期有效地支撑我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民生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持久

近年来，国家将改善民生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增强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这是在新形势下我国实施的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战略政策，意义重大。

其一，加快民生工程建设，能更快、更直接地促进广大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民生工程的建设力度，居民从中受益很大，但在一些民生领域仍存在“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好学校难”等问题，给居民家庭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和经济负担。因此，需要继续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改善民生，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

按照需求收入弹性原理，人均同样增加100元的收入，低收入群体用于直接消费的比例要大大高于中、高收入阶层。集中财力，充分借助市场化手段加快办成几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的大事实事，既是高质量扩大内需的最佳选择，又是稳当前、利长远的重大举措。

对老百姓来说，上学有好学校，就业能找到工作，生病有好医院，结婚生子有房住，老了有社保养老等等，都是大家共同的期盼。随着更多像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工程的实施，内需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居民将得到更多的实惠。

其二，民生工程建设可达到经济和社会效应“双丰收”。

多年来，我国经济主要依靠生产性投资拉动。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产生的“后遗症”较多，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所以应鼓励民间投资投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以及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以解决看病难、停车难、养老难等民生问题。

由于民生问题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家庭幸福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希望，政府将民生作为经济增长点，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又积极拉动消费。居民收入得到提高，民生状况得到改善，可以达到经济和社会效应“双丰收”。

经济增长点向内地扩散形成新动力

从区域结构看，近年来内陆地区经济增长要快于沿海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逐渐显现。内陆地区的工业、投资等多数指标的增速均快于东部沿海地区，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充分显示出我国内陆地区的潜能正在逐步释放。

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资本正在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而内陆地区的经济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跨地区的流动。

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性投资和企业的转移，已经成为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内陆地区的生产率正因为资本积累的加快而不断提高，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在缩小。未来5-10年，内陆地区对GDP增长的贡献将会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会越来越强。

一是中国地域广阔，内陆地区的后发优势比较明显。

按照国家统计局综合发展指数计算，内陆地区比沿海地区至少要落后5-10年。内陆地区如果达到沿海地区的发展和生活水平，需要增加的投资和释放出的消费能量将是十分可观的。

近年来，得益于国家投资重点和政策向内陆地区倾斜，内陆地区投资增幅出现快于沿海地区的局面，预计这一态势将会延续。今后几年国家支持投资的重点仍将是基础设施以及民生方面，并将继续向内陆地区倾斜，发展空间更大。

加之近年来内陆地区投资环境逐步改善、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增强，为内陆地区投资继续保持较高增幅创造了条件。目前内陆地区施工和新开工项目较多，计划投资额较大，按时完工在建项目仍需要大量投资，未来投资增长惯性较大。

二是内陆地区的资源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

内陆地区发展潜力巨大，战略资源非常丰富。内陆地区煤炭探明储量占全国的67%，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占全国的66%，水能可开发装机容量占全国的82%，以及风能、太阳能、特色产业优势、旅游优势、沿边开发开放优势。内陆地区的人口占全国四分之一，但消费份额占全国消费市场的份额不足18%，开发潜力巨大。

新一轮的大开发将会使内陆地区在税收方面享受更加优惠的政策，尤其是下一步的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会使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再依靠国家的巨大投资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发挥资源优势将是内陆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三是从发展机遇期看，今后10年将是内陆地区的黄金发展期。

内陆地区地域广大，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从区域发展看，加快内陆地区发展在区域总体战略中将具有优先地位，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越来越受到市场、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制约，相当一部分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必须加快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消费升级为经济提供续航动力

国际经验表明，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得到确立并逐步加强。2012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总体上进入消费加速转型阶段。

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消费升级不断加快，主要表现是居民消费由原有的简单数量增长演变为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并行，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化，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升级；由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需求升级。

目前，中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由吃、穿等生存型消费向以住、行、教育、旅游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过渡，信息消费也有巨大的空间。

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来看，汽车的消费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如2012年底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是21.5辆，而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每百户早已超过150辆，大大高于我国居民汽车的拥有水平。目前居民买新车、买好车的意愿强烈，车型的更新换代速度也在加快，今年上半年SUV销售量增长了50%左右，表明居民对汽车的更新和需求档次均在不断提速。

另据统计，2013年8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40万亿元，人均储蓄存款达3万多元。储蓄代表未来消费潜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需求结构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消费升级有望进一步加快。因此，创造良好消费环境，引导居民消费，促进储蓄向消费进一步转化，对释放消费潜力有重要意义。

通过多种因素分析，未来几年消费热点将集中在安全消费、绿色低碳循环消费、服务消费、品牌消费、信息消费、信用消费等六大方面，主要是以推动信息消费为重要突破口的消费政策将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多种因素表明，国家重点培育的信息消费，将会激发出消费新动力。

信息消费是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或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包括生产消费、生活消费、管理消费等领域，覆盖信息服务，如语音通信、互联网数据及接入服务、信息内容和应用服务、软件等多种服务形态，覆盖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等多种信息产品，还包括基于信息平台的电子商务、云服务等间接拉动消费的新型信息服务模式。

目前，信息消费已成为近年来最活跃的消费热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信息消费每增加100亿元，将带动国民经济增长338亿元。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市场规模已达1.7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近9300亿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高达8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达到1.3万亿元，拉动新增消费5070亿元。2013年上半年，全国信息消费规模呈现20%以上的高速增长。

《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规划出信息消费增长的主要目标为：到2015年，信息消费规模超过3.2万亿元，年均增长20%以上，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4万亿元，年均增长30%以上。基于电子商务、云计算等信息平台的消费快速增长，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8万亿元，网络零售交易额突破3万亿元。

从宏观来看，蓬勃发展的信息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新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重点，对内需的强力拉动作用将日益显现。信息消费具有结构层次高、绿色无污染、带动作用强等特点，是各国重点培育的新兴消费热点，随着我国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和居民对信息服务的旺盛需求，信息消费有望成为今后我国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和新引擎。

第三产业将为经济升级版发力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其快速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有利于引导居民消费结构由传统的以吃、穿等为主的生存型消费，向以住、行、教育、旅游等发展型消费过渡，也有利于降低单位GDP能耗水平，推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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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1.变量检验结果（1）单位检验根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在进行变量的协整检验前，应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单位根研究。文章采用ADF法进行检验，检验的最优滞后步长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1。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变量的水平值为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序列。因此，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下面进行协整检验。（2）协整检验分析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和JJ检验。EG检验主要检验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是否平稳，如果残差项平稳，则协整关系成立。JJ检验主要根据参数矩阵的秩确定协整向量的个数。文章选择JJ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向量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国内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个协整向量，这表明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以这些变量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2.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运用处理后的国内旅游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根据方程(2)和(3)，利用Kalman滤波算法可以得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如下。其中，变参数αt的估计值如表3和图1所示。由表3可知，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于1985-2013年在0.2766~0.4639间变动。由于αt是随机参数，在分析时一般不看其具体的数值，主要通过观察其变动趋势，来反映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从整体上看，弹性系数呈现逐渐上升趋势，由1985年的0.2766上升到2013年的0.4639。由图1可知，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在1985-1993年增长速度较快，而1994-2013年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发展趋势表明国内旅游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逐年增加。其重要意义表现为：一方面它反映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刺激最终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为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正向的持久的拉动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旅游消费水平也逐年提高，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迅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5年仅为739.1元，2013年达到26955.1元，增加了33倍，年均增长13.3%；城镇居民旅游花费1994年为848.2亿元，2013年城镇居民旅游花费为20692.6亿元，是1994年的20.8倍，年均增长17.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1994年为414.7元，2013年为946.6元，是1994年的2.2倍，年均增长4.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85年为397.6元，2013年为8895.9元，增加了18.9倍，年均增长11.1%；农村居民旅游花费1994年为175.3亿元，2012年为5583.5亿元，是1994年的28.7倍，年均增长19.3%；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1994年为54.9元，2013年为518.9元，是1994年的8.9倍，年均增长12.2%。第二，旅游产品质量和产品吸引力不断提高。随着旅游业发展的日渐成熟，旅游市场进一步规范，旅游接待条件不断改善，提供的旅游产品不断趋于多样化，各具特色的观光、度假、休闲、体育、健身、生态旅游等基本改变了国内旅游产品单一的局面。景点开发进一步加快，各地都有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景点投入运营。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内包机、城际快车、旅游专线车、旅游专列、观光巴士、“一日游”车辆等发展迅速，使得旅游交通更加方面快捷。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和旅游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这些都成为促进国内旅游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第三，旅游宣传促销声势逐年加大。与主流媒体合作的旅游宣传广告片越来越多，在电视台黄金时间循环播出，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各地的高速路、地铁站、飞机场等主要交通枢纽及客流集散地了很多大型的户外广告宣传，扩大了旅游宣传效应；城市周边景点介绍会、区域性和全国交易会基本形成体系，区域性联合促销与跨区域巡回促销接连不断；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我国网民数量和互联网的普及率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网络获取旅游信息，自助旅游需求迅速增长，网络新媒体为旅游宣传促销开辟了新的渠道。随着旅游宣传促销手段多样化，有效地引导了居民的旅游消费导向。第四，国家与地方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国家对旅游业越来越重视，“七五”时期，旅游业正式纳入了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十四届五中全会把旅游业放在第三产业中新兴产业发展序列的第一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把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一些省市明确提出把发展国内旅游业作为活跃市场、扩大内需、繁荣经济的载体，推出了一系列大型活动和配套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消费。国家于1995年出台了“双休日”制度、1999年又出台了“黄金周”休假制度，2008年开始又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小长假，使人们的闲暇时间开始增加，激发了人们的旅游热情，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外出旅游，旅游消费逐步成为一种消费时尚，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拉动了内需，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文章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1985-2013年我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JJ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是状态空间模型的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说明国内旅游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三是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表明国内旅游市场环境逐步得到改善，旅游产业发展逐步趋于成熟，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据此，也应看到目前国内旅游市场发展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旅游消费能力、旅游消费环境及旅游产品供给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从旅游花费结构看，当前我国国内旅游消费结构中食、住、行比重较大，达66%，游、购、娱仅占34%左右。从旅游消费者结构来看，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比例偏低。2013年城镇居民旅游花费是农村居民旅游花费3.7倍；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是农村居民人均花费1.8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数额远远小于城镇居民花费，因此农村旅游市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第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支不确定性制约了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展，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人们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存在不确定性，因而阻碍了旅游消费。第三，我国旅游产品开发创新力度不够，不能够完全满足旅游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第四，旅游基础设施薄弱，旅游消费环境有待改善，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内旅游消费需求的扩大。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不断促进城乡居民旅游消费一要刺激农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不仅要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服务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解决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释放旅游消费需求。同时要根据农村居民闲暇时间的特点，开发出一系列适合农村居民消费的旅游产品，也要鼓励旅行社开拓农村旅游市场，成立一些以农民为旅游服务对象的旅行社，提供低价位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二要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完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镇居民的有效购买力。三要培育发展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倡导超前旅游消费的新观念，简化银行信贷手续、给予旅游贷款者一定的折扣，建立个人信用评价体系。

2.不断完善和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层次的旅游需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需求的升级，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在迅速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依托我国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地方和民族文化特色，不断开发出市场前景广阔、竞争力强、生命力持久的旅游产品，形成以观光、休闲度假、健康、探险等为特色形成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促进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今后开发的旅游产品，一要不断适应大众游客的旅游需求，培育大众化旅游消费新热点，促进观光旅游产品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如培育和发展自驾车、房车旅游、中医药健康旅游、研发旅游和适合老年人的养生度假旅游。二要不断促进大众旅游由观光到休闲度假的转变，开发出更多的休闲度假产品，如温泉旅游、滑雪旅游、邮轮旅游、滨海旅游、山地旅游、森林旅游、生态旅游、高品位的主题公园和旅游演艺节目等休闲度假产品。三要以现代农业、工业、生物工程、航天科技为依托，推进现代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建设，形成新型的旅游产品系列。如重点支持一批有条件的乡村推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还可以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开发工业旅游产品可以更好地促进旅游和工业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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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涉及有关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的文献。LaPorta等（1997，1998）从法律的角度解释了金融发展，他们发现，普通法国家在法律条文和执行上对投资者的保护比大陆法国家更强，金融发展水平更高。Beck等（2003）进一步发现法律渊源影响金融发展的主要机制是适应机制，即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普通法系的国家实行判例法,法官随时可以根据新的情况来制造新的判例,法律对变化着的经济环境适应能力强，从而有利于金融的发展；大陆法系的国家采用成文法，法官的权限小，法律制度比较僵化，不利于金融的发展。Rajan和Zingales（2002）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如何受制于利益集团的影响。他们认为，金融发展容易受到非金融业的产业利益集团和金融业利益集团的阻碍。非金融业的产业利益集团可以依靠自己的盈利来为新项目融资，金融发展只会带来新企业的进入和竞争的加剧，故金融发展并不符合他的利益；而对金融业利益集团来说，金融发展不仅消灭了金融业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租金,也将破坏他与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形成的信用关系。其次，本文还涉及有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经验文献。在宏观层面的研究方面，KingandLevine（1993）、Levine（1998,1999）采用跨国截面的数据发现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尤其后两篇文献还将一国的法律渊源作为金融发展变量的工具变量，以便消除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逆向影响。周立和王子明（2003）基于中国部分省区的数据也表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初始金融条件对长期经济发展有影响。在微观层面的研究方面，RajanandZingales（1998）根据行业的数据证明，那些比较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更加受益于金融发展，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则探讨了企业的超额增长速度，即实际增长速度超过无外部融资的条件下的增长速度。他们发现，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水平越高，该国超额增长的企业的比例就越大。最后，本文还涉及有关城市经济增长的文献。徐现祥和李郇（2004）搜集了我国21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数据，结果发现，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Zhang等（2012）与本文的内容颇为接近，也采取了中国城市的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这篇文献没有注意到城市的行政级别对金融发展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邓伟（2011）根据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收入差距与国有经济存在一定关系，在1999年之后，越是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省份，省会城市与一般地级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大。

二、变量和数据

（一）实证模型本文需要验证的第一个假说是城市的政治地位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为正，为此设定如下回归模型。1、因变量。在模型（1）中，findev表示金融发展。我们用两个指标来反映城市的金融发展程度，一个是loan，表示城市的贷款总额/GDP，另一个是deposit，表示城市的存款总额/GDP。前一指标可以反映整个城市的融资能力，而后一指标可以反映金融对社会资金的动员能力。在模型（2）中，growth表示城市实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2、解释和控制变量。模型（1）和（2）中的pol为本文所要关注的解释变量———政治地位。在中央集权的权威体制下，城市的政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行政级别和距离政治中心的距离。本文将城市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市，包括所有的副省级以上的城市和所有的省会城市，另一级是政治地位较低的城市，也就是除第一类城市之外的普通地级市（以下分别称之为一级城市和二级城市）。如果一个城市属于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市，变量pol的值就为1，否则为0。为了了解政治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是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我们分别在不加入findev和加入findev的条件下对模型（2）进行回归，观察系数pol的系数β1的变化。如果在不加入findev的条件下β1显著为正，但在加入findev后，β1变得不再显著，而β2显著为正，就能确定政治地位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影响了经济增长。模型（1）中的X代表影响城市金融发展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如下：pgdp，人均GDP的对数。一个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一般来说，人均GDP越高，对金融的需求就越大，金融的发展水平就越高。popden，人口密度的对数。金融机构的经营存在规模经济，城市的人口密度越大，金融服务的规模经济越显著，金融发展水平就越高。soe：国有经济的比重。金融发展会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和更低的盈利水平。因此，作为对政府决策比较有影响力的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对金融发展持抵制态度，国有经济较多的城市不利于金融发展。proad，人均道路面积的对数。城市的基础设施越便利，越有利于金融机构扩张自己的业务，金融的整体发展水平就越高。law，城市政府的执法能力指数，根据法与金融学的文献，法治环境的改善有利于金融发展。模型（2）中的Y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pgdp的对数，初始的人均GDP，控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收敛效应。soe，国有经济的比重。open，对外开放度。我们用换算成人民币的FDI数额除以GDP来表示一个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3。gov，政府规模。我们用财政支出/GDP来表示，这一变量反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expfd，财政分权程度，我们用城市的人均财政支出除以全国的人均财政支出来表示。较高的财政分权程度意味着城市政府的财力较强，对经济增长就能提供更大的支持。proad，人均道路面积的对数。edu，人口平均受教育时间的对数，代表人力资本的水平。

（二）数据本文采用2000-2010年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中国目前共有286个地级以上城市。考虑到近年来资源价格上涨对一些矿产资源富集城市带来的资源红利，本文删除了51个资源性城市，这样最后得到了235个城市的样本。少数地级市在2000年之前属县级市，但因行政级别升级前后的行政区域并未有太大调整，故将它们按现在的行政级别来处理。此外，有些发展较快的城市在2000-2010年间的行政区域有所扩大，我们按现在的行政区域范围对相关变量的数值进行调整。本文的主要数据来自2000-2010年期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该年鉴同时提供了各城市市辖区和所辖地区的数据，本文关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除特别说明外，所有变量都采用市辖区的口径。金融发展指标的测算涉及城市存贷款的数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只提供了2003年之后的存贷款数据。幸运的是，《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分别提供了2000年之后的城市所辖地区和城市所辖各县市的贷款数据，将前者减去后者即可得到2000-2002年市辖区的贷款数据。但是，对于2000-2002年的存款数据，我们仍只能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得到城市所辖地区的数据。因此，2000-2010的loan均根据城市市辖区的口径来测算，而对于deposit，2000-2002年的值按城市所辖地区的口径来测算，2003-2010的值则按城市市辖区的口径来测算。国有经济的比重按城市所辖地区的口径来测算，所涉就业人数的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直接提供了各城市的名义人均GDP的数据。对于实际人均GDP的计算，我们采用城市所在省份的GDP平减指数对名义人均GDP进行折算，后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城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龄来自第5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变量的计算涉及城市的人口规模，我们均统一采用常住人口的口径。最后，2001年各城市法治水平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002》4。

（三）变量的统计特征表1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由于我们的回归方法主要根据自变量2000年初始值对因变量进行回归，故除了变量growth之外，表2只显示了各变量2000年统计特征。首先分析该表上半部分的信息，从中可以看到：第一，我国城市近十年来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年均增长率的平均值达到10.7%；第二，两个金融发展指标loan和deposit的平均值分别有1.205和1.596，说明我国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第三，从各变量的最大值、最小值及标准差来看，我国城市的发展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平衡。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城市达到了23.9%年均增长率，最慢的城市只有1.8%，金融发展水平最低的城市只有0.13，最高则达到2.81，其他发展指标如lpgdp、edu、open、proad及popden等也有很大的差异。

三、政治地位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这一部分讨论城市的政治地位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表3是分别以loan和deposit作为因变量的估计结果。由于在下一部分关于金融发展对增长率的回归中，我们均采用金融发展变量在2000年的初始值，故表3中的列（1）和（3）的回归均采用2000年的样本值。同时，为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也在该表中的列（2）和（4）分别给出了按所有变量2000-2010年的平均值和2003-2010年的平均值的估计结果。另外，考虑到城市所在省份的个体差异，我们还在回归中控制了省份虚拟变量。在表2的全部四列估计结果中，政治地位pol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显著性水平高达1%，说明政治地位更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金融发展水平。而且，在经济意义上，pol的系数最低也达到了0.586，最高则有0.948，这意味着一级城市的金融发展水平要比二级城市至少高0.586，政治地位的影响相当明显。比较列（1）与（3），或列（2）与（4）可以看出，金融发展选择loan或deposit，pol的估计系数都相差不大。最后，比较列（2）和列（1），或列（4）和（3）还可以看到，用各变量的平均值回归所得到的pol的系数要比用2000年的样本值回归所得到的结果更大，这可能是因为2000年之后政治地位较高的城市在金融发展上的优势越来越明显5。再看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soe的系数除列（3）显著为负外，其余各列都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2000年之后国有经济的比重已经大幅度减少，对于金融发展的阻碍作用已不太重要。popden和proad和系数基本都显著为正，说明人口密度的提高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金融发展。对于law的系数，除列（3）为正外，其余各列皆为负，只是不太显著，说明法治环境这一变量并不有效地解释中国各城市的金融发展。最后，人均GDP的系数基本上都显著为负，这说明金融发展并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

四、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这一部分再讨论城市的政治地位如何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本文采用对于增长实证研究常用的截面回归的方法。为消除增长率对金融发展等变量的逆向影响，所有自变量均采用2000年的初始值。为了观察政治地位是否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们先不加入金融发展变量，观察变量pol的系数是否显著为正，然后再加入金融发展变量，观察pol的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或数值是否变小，同时金融发展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与前一部分的回归类似，我们这里也控制省份虚拟变量。与前一部分的回归相对应，金融发展变量我们先采用贷款方面的指标loan，然后再用存款方面的指标de-posit，表4和5分别是相关的回归结果。

（一）回归结果表3和4的列（1）只控制了初始人均GDP，pol显著为正。列（2）则在列（1）的基础上加入金融发展变量loan或deposit，这两个变量都显著为正，而同时pol的显著性水平和数值都变小，这说明pol对因变量的影响被loan或deposit所吸收，政治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是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而实现的。与列（1）和（2）类似，列（3）和（4）在进一步控制了其他变量的基础上也显示了pol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影响了经济增长。两个表中loan和deposit的系数分别是0.01和0.02，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每提高10%，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提高1个百分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此外，对比列（1）和（3）还可以看到，在不加入金融发展变量的情况上，列（3）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pol的数值变小，但显著性水平仍保持在5%的水平。这说明城市政治地位的高低也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等方面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及与金融发展的关系那么显著。换句话说，政治地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金融发展的渠道。

（二）稳健性分析6我们从三个方面讨论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是样本的选择问题。本文剔除了51个资源性城市。事实上，即使加入这51个城市，以上基本结果仍然大致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变量edu不再显著，这可能是资源性城市的增长主要还是依赖自然资源禀赋，而不是人力资本。另外，本文的城市样本中包括了四个行政级别最高的直辖市，它们的政治地位最高，可能会强化政治地位的影响。但是，即使删除这四个城市，前面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不变。其次是金融发展变量deposit的测度问题。由于数据的缺失，我们只能按地级市所辖地区而不是从市辖区的口径来测度2000年的deposit。为此，我们再用2003年市辖区的deposit及控制变量2003年的样本值对2003-2010的增长率进行回归，只要剔除51个资源性城市，估计结果就依然保持稳健。最后是自变量2000年的初始值的可靠性问题。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金融发展等变量的数值容易波动，从而导致回归结果的扭曲。为此，我们用2000-2002年三年的平均值代替2000年的数值，重新对因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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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劲的内部需求为内地首季经济增长提供不少动力。固定资产投资继首2个月攀升26.5%后,于3月进一步上升30.3%,原因是政府的刺激经济方案开始彰显成效。消费品零售销量亦持续理想,3月份及首季实际增长分别达16.4%及15.9%。

按贡献率计算,首季6.1%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消费占4.3%,投资占2%,而净出口则为-0.2%。政府官员指出,投资仅贡献2.0%,主要是由于期内的存货下降所致。

展望未来,环境仍未有任何复苏迹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4月22日发表的最新经济报告指出,全球经济衰退将更加严峻,复苏步伐将慢于过往预测。该组织估计200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收缩1.3%,远差于今年1月份时预测的0.5%增长;至于2010年的增长,亦从原先估计的3%下调至1.9%。

然而,对中国内地而言,内部需求稳定应有助于巩固国家的经济增长。事实上,首季强劲的货币供应及信贷增长,以及将于未来数月陆续落实的众多政府项目,均预示第2季内地经济增长重上7%的可能性颇高。

广义货币供应(M2)继2008年第4季上升17.8%后,于首季跳升25.5%,远高于政府本年度17%的增长目标。同期,由于银行受政府鼓励大力扩大信贷,人民币贷款余额上升29.8%,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人民币存款余额继2008年第4季增长19.7%后,今年首季再急升25.7%;不过,由于全国各地的收入增长强劲,预计私人消费开支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今年首季,城镇地区的实际人均收入,继2008年第4季增长11.3%后再上升11.2%,而农村地区的实际人均收入,亦继前一季增长2.5%后录得8.6%的升幅。

实际利率在一段时间内维持高企

唯一值得关注的是,非食品消费价格继首2个月下跌1.0%后,于3月进一步收缩1.3%,意味通缩的阴霾至少仍会维持一段时间。整体消费物价继2月收缩1.6%后,于3月再下跌1.2%,总计首季下跌0.6%。通缩的一个后果,是实际借贷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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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凭借廉价生产要素形成的交易成本优势，以代工和加工贸易的方式，融入到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GVC）中。中国企业在GVC中，主要处于加工代工（OEM）的低端环节，专注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和组装，这种模式推动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融入全球价值链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中国的产业升级就是要在战略层面上重视从GVC中突围的问题，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刘志彪、张杰，2009）。构建国家价值链战略，并不是走闭关锁国的老路，而是重组我国现有企业的商业网络和产业循环体系，重塑国家价值链的治理结构。构建国家价值链中的领导企业就是对我国培养跨国公司提出的要求（刘志彪、张杰，2009）。国家价值链的形成，必须依靠掌握着核心技术的企业，因此，在国家价值链中的治理者必须拥有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强大的人力资本是对企业的支撑，可以用内生增长理论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

Romer（1990）、Grossman和Helpman（1991）在上世纪末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内生起源于靠自身发展而不依赖外力推动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其将知识和技术进步看做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非外生变量，对劳动率的提高有着推进作用。纵观各国现实的经济活动，发达国家都有着庞大的教育和研发体系，知识和技术增长是由这个体系决定的，该体系是整个经济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把技术知识进步看做外生变量与事实不符，在建立增长模型中，简称为R&D模型。

Lucas（1988）从人力资本角度对Romer的内生增长模型做出了贡献，他认为新技术能力取决于人力资本平均水平，Glaeser（1992）证实了劳动力平均素质与城市经济的增长呈现出较强的关联。在Barro和SalarMartin（2004）给出的产品扩展模型中，引入垄断力量，中间品部门的研发激励就回受损，从而经济增长率也随之降低。最近的一些研究则强调了有限专利长度可能是实现了社会最优化（Futagami & Iwaisako，2007）。

近来，一些文献对技术进步做出更为深入的讨论。Joanne Roberts（2002）指出对技术的应用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本，模型强调了技术和人力资本的互补性，技术和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双翼。Daron Acemoglu（2002）使R&D部门的企业能够自主选择利润最大化的技术进步方向，价格效应和市场容量决定了两类技术创新的相对获利能力，从而决定了均衡状态的进步方向。

三、内生增长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中国有很多学者将内生生长理论运用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评述，姜宁、魏守华（2009）对内生创新、本土创新、自主创新辨析做了区别，内生创新的基础是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内生创新是被包括在在新经济地理学所提出的本土创新（Feldman & Florida，2004 ）之内的。

有学者运用内生增长理论应用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比较中，李杰（2009）以空间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了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促进产业的空间聚集，而溢出效应的提高可以促进区域差距的逐步减小。也有学者从国家层面探讨经济增长问题，邵帅、杨莉莉（2011）通过四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理论阐释，结论表明，能源依赖度对我国区域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表现出显著的挤出效应，所以，企业应该有意识的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则应该着手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区域创新能力。杜希饶、刘凌（2006）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国际贸易、环境质量与经济持续增长三者的内在关系以及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余长林（2006）以内生增长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论表明人力资本结构和数量对经济产生显著影响。

产业升级转型是我国经济在未来几年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国内国外的学者中，很少将内生增长理论运用于产业发展。徐康宁、冯伟（2010）对比研究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的不同模式，提出了基于本土市场规模效应的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这种创新的模式内生于本土市场，通过合作的方式，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形成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技术创新的第三条道路主要适用于大规模制造的现代产业，可作为中国产业升级的一种战略选择。经济“偏轻”地区着力完善资源的产权和市场定价机制，推动资源节约型的重化工业发展，大力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蒋永志）。魏守华，姜宁等（2009）在对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的研究中，在溢出效应呈现负外部性的背景下，内生创新努力为产业发展的主导性影响因素。

四、结论

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模式相一致，依靠能源、资源的大量利用拉动经济增长，而这种依赖于高消耗高产出的发展模式必然遇到瓶颈，在未来的发展中，经济的增长更需要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无论是在全球价值链中，或者在国家价值链的创造中，对很多产业来说，尤其是高技术产业，OEM代工企业完向产业升级，必须经过R&D环节，从而内生增长理论及其扩展模型对此有很大的解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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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建设，逐步由“短缺经济”时代转向“过剩经济”时代，随着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和拉动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动力。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逐渐增强。旅游消费行为的兴起和发展，是一国社会、经济、文化和居民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的必然产物。

二、旅游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旅游消费是一种高层次的居民消费，从宏观的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旅游消费从属于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需求的一部分，所以，对经济增长具有与一般消费相同的拉动作用。基于此，本文以一般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为基础，结合旅游消费的特点，认为国内旅游消费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旅游消费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旅游消费总量主要从三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旅游消费作为最终消费的一部分，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拉动作用；二是旅游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导致旅游消费品生产的增长，诱发旅游业和相关行业增加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三是旅游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带动旅游业及相关行业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旅游消费结构变动也主要从三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影响消费总量，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二是旅游消费结构引发产业结构的变动，促使产业结构趋于合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三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变动引发就业结构的变动，使从业人员从生产率较低的产业流向生产率较高的产业，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三、国内居民旅游消费现状分析

近年来，随着人们可自由支配收入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国内旅游日益兴盛。本文将从国内旅游人数及旅游消费支出情况、国内游客增长率及旅游消费增长率情况两个方面对国内居民旅游消费的现状进行分析。

（一）2004-2013年国内旅游人数及旅游消费支出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除特殊年份以外，城乡居民国内旅游出游人次、旅游消费支出均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从国内游客人数来看，由2004年的1102百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3262百万人次，年均增长12.81%。其中城镇居民游客人数从2004年的459百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2186百万人次，年均增长18.93%；农村居民游客人数由2004年的643百万人次增加到2013年的1076百万人次，年均增长5.86%。从旅游总花费来看，由2004年的4710.7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6276.1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156.54亿。其中城镇居民旅游总花费从2004年的3359.0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0692.6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733.36亿；农村居民旅游总花费由2004年的1351.7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5583.5亿元，平均每年增长423.18亿。

（二）2004-2013国内游客增长率及旅游消费增长率情况

国内游客增长率和旅游消费增长率可以根据表1中的数据计算得出，其计算公式如下：

某年国内游客增长率=本年出游人次-上年出游人次上年出游人次×100%（1）

某年旅游消费增长率=本年旅游消费支出-上年旅游消费支出上年旅游消费支出×100%（2）

计算结果见图1、图2所示。

图1 2004-2013年城乡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

图2 2004-2013年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增长率

图1显示了城乡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变化情况。从图1中可以看出，各年的游客增长率上下波动起伏，有的年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游客增长率相差较大。例如2009年城镇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为28.4%，而农村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为-1.0%，相差近30个百分点；2011年城镇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为58.4%，而农村居民国内游客增长率为-8.1%，相差近68个百分点。

图2显示了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增长率的变化情况。从图2中可以看出，各年的旅游消费增长率变动幅度较大，显现先升后降的趋势，2011年以前整体呈上升趋势，2011年以后下降趋势非常明显。其中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增长率从2005年的8.8%上升到2011年的57.5%，然后又从2011年的57.5%下降到2013年的17.1%；农村居民旅游总花费增长率从2005年的20.6%上升到2011年的41.6%，然后又从2011年的41.6%下降到2013年的11.0%。

四、国内居民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前文旅游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得知，国内旅游消费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一是旅游消费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接下来将从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国内居民旅游消费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国内居民旅游消费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很多衡量指标，而这里将从旅游消费率和旅游消费贡献率这两个指标来进行分析。

1.旅游消费率分析

国内旅游消费率是指一定时期内，某国家或某地区国内旅游消费支出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它反映该国家或地区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强度，也反映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其计算公式如下：

国内旅游消费率=国内旅游消费总支出GDP×100%（3）

例如2008年国内旅游消费率=8749.3316751.7×100%=2.8%，其它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4-2013年间我国城乡居民旅游消费率保持小幅上升态势，波动较小。从2004年的2.9%上升到2013年的4.5%，仅上升了1.6个百分点。

2.旅游消费贡献率分析

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指一定时期旅游消费需求总量的增加量与当期GDP增量的比值。它反映旅游消费需求增量对GDP增量的贡献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国内旅游消费贡献率=旅游消费支出增加量GDP增加量×100%（4）

例如2008年国内旅游消费贡献率=8749.3-7770.6316751.7-268019.4×100%=2.0%，其它计算结果见表2所示。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4-2013年间我国居民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从2005年的2.3%上升到2013年的6.6%，年平均贡献率为4.45%，即GDP增长的4.45%是由国内旅游消费引起的，但总体来看，现阶段我国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较小。

（二）国内居民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旅游消费结构是指旅游者在旅游消费过程中消费的相关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按照旅游消费资料用途的不同，可以将旅游消费结构划分为吃、住、行、游、购、娱等六个方面的消费需求，而根据其重要性和必要性的程度又可以将其划分为基本旅游消费和非基本旅游消费，并将餐饮、住宿、交通、景区游览归入基本旅游消费，将购物、娱乐及其他服务归入非基本旅游消费。一般而言，非基本旅游消费被看作是衡量一地旅游消费水平的重要标志，其在旅游消费中的比重越大，比重提高速度越快，消费总量的增加就越快，旅游消费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就会越大。

1.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4-2013年间，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餐饮、交通、购物这三个部分，约占总消费支出的60%左右。其中，基本旅游消费的比重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04年的66.3%上升到2013年的77.7%，交通支出的比重上升比较明显；非基本消费的比重在下降，从2004年的33.7%下降到2013年的22.3%，其他支出的比重在2010年以后下降较快。说明这10年来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结构不太合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减小。

2.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4-2013年间，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支出主要集中在交通、购物这两个部分，约占总消费支出的50%左右。其中，基本旅游消费的比重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从2004年的48.8%上升到2013年的71.0%，餐饮支出的比重上升比较明显；非基本消费的比重在下降，从2004年的51.2%下降到2013年的29.0%，其他支出的比重在2010年以后下降较快。说明这10年来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结构不太合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减小。

城乡比较来看，农村居民非基本消费比重高于城镇居民，这说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结构要高于城镇居民。

五、结论

旅游消费的经济影响研究是旅游学界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难点问题。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简单的定量研究。理论方面，以一般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为基础，结合旅游消费的特点，构建了国内旅游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实证方面，在全面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现状的基础上，依据理论分析框架，从旅游消费总量和旅游消费结构两方面，对我国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作者单位：1.湘潭大学旅游管理学院；2，3.武汉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乙烯维护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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